索绪尔认为，语言虽然只是人类使用的符号之一种，却是不成比例的超大符号体系，语言学研究的应当为符号学提供模式，因此，符号表意的根本原则是任意性。二十世纪前期，“索绪尔式语言学迅速成熟”、在六十年代，当结构主义符号学潮流涌成一个声势浩大的运动时，语言学为之提供了一个系统清晰，根基牢固的理论框架。三十年代的布拉格学派、六十年代的巴黎学派提出的符号学体系，大都建构在索绪尔原理之上，他们的符号学实际上是“语言学式的”符号学。语言学模式，使符号学难免落入结构主义的封闭格局。索绪尔理论很难摆脱封闭系统观。 这种模式考量所有的符号类型，而不以语言学为模式。由此发现符号表意的理据性不同，这个出发点促使符号学向非语言式甚至非人类符号扩展；更重要的是，皮尔斯模式提出了符号意指的一系列三分式，使符号向无限衍义开放。二十世纪大部分时期，虽然有莫里斯、米德等人的坚持，皮尔斯模式还是受到冷落。到七十年代，符号学界“重新发现”皮尔斯。西比奥克，艾科等人，把符号学推进到后结构主义阶段。皮尔斯理论成为当代符号学的基础理论，成为符号学最重要的模式。有论者甚至认为符号学发展到当代，索绪尔的贡献只能说“相当微小”，“符号学之父”竟然已经被符号学近年的发展边缘化了。 巴赫金开创了从形式研究文化的传统，有人称之为“语言中心马克思主义”，但他的成就长期湮没无闻；六七十年代洛特曼、伊凡诺夫等人为首创立的莫斯科—卡尔图学派，发扬光大之。这一派坚持用符号学研究社会和文化，尤其是他们的“符号场”理论，从大处着眼研究文化，摆脱了形式论常有的琐碎。但是这一派的理论模式主要借鉴自信息论与控制论，尤其是普利高津的耗散理论，技术色彩浓厚。如何处置科学模式与人文思索之间的张力，至今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以上四个模式都为现代符号学理论做出了贡献，也各有符号学进一步发展必须摆脱的弱点。符号学从先前模式中一次次脱茧而出，它的成熟是符号学界自我学习，自我改进的结果。当今符号学的出发点，应当是皮尔斯理论，而不是索绪尔理论，这点无可否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