赎罪日战争

1967年10月17日清晨，苏伊士运河上，杀声阵阵，炮火连天，战斗激烈进行。在沙龙师的配合下，阿丹师利用背对阳光的有利时机，再次发起全线攻击，经过5小时激战，击毁埃及坦克近200辆，打通了运河走廊。沙龙看到以色列军队经过苦战，终于使以色列的第一批驳船驶往运河，在苏伊士运河上架桥的愿望趋于实现。沙龙立刻决定把坦克调去增援和加强他在西岸的部队。经以色列各部队通力合作，一座固定桥梁终于在6月17日架设完毕。恰好国防部长达扬前来视察，在国防部长达扬指挥下，以色列主力部队的三个旅开始大批渡河，与业已渡河的沙龙师汇合，成为“赎罪日战争“的转折点。

　　戴维营合约 原本希望藉由战争夺回西奈半岛的萨达特，则对和平的进展缓慢而感到洩气;在1977年11月，他做出了史无前例的举动——前往以色列访问，成为了第一个访问以色列的 *** 国家领导人(这同时也等于承认了以色列的存在)。 萨达特的访问加速了和平运动的进展，美国总统吉米·卡特邀请萨达特和贝京前往戴维营(Camp David，美国总统的行宫)与会，会议从1978年9月5日—17日，最后谈判成功，以色列与埃及在1979年签署了以色列-埃及和平条约(Israel-Egypt Peace Treaty)。以色列从西奈半岛撤出所有军队和殖民者，以交换与埃及的正常关系与长久的和平。 许多 *** 国家对此非常不满，埃及被从 *** 国家联盟里驱逐。事实上直到那时为止，埃及还一直被当成“ *** 国家里的领导者”。 第四次中东战争最大的影响便是，在战争结束时签署的和平协议是自1948年的战争以来， *** 国家与以色列首次公开进行对话。 对于 *** 国家而言(尤其是埃及)，从六日战争以来一直承受的战败感得以克服，并让他们能平等的与以色列进行谈判。然而，战争中埃及只在西奈战线获得一小部分土地，以色列却在戈兰高地以及运河西岸获得更多的土地，这场战争使 *** 国家了解到他们无法在军事上击败以色列，也因此使以阿间的和平得以展开。 这场战争震惊了整个以色列，之前六日战争的大胜让以色列军过度自信，一直以为以色列在中东拥有优势军事实力。而战争初期的挫败造成以色列国内心理上的恐慌。以色列承受了比例极高的人员伤亡，以人口比例而言，以色列在三周内便承受了美国十年越战的伤亡比例。 　石油危机 为了报复美国支援以色列， *** 石油输出国组织(OAPEC)、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里的 *** 国家，由沙特 *** 领导，在10月17日决定每个月减低石油产量5%，并威胁彻底禁运。然而尼克森还是在10月18日向美国国会请求提供了以色列超过15亿美元的军火。到10月20日，沙特 *** 宣布对美国实行石油禁运，其他 *** 产油国紧接着加入，并且扩大到对荷兰以及其他一些支持以色列的国家禁运，造成了1973年石油危机。虽然禁运是对于这场战争的反应，现在则有证据显示萨达特早在8月已秘密前往沙特 *** 以组织这次禁运。 　　政治余波 以色列群众对以色列 *** 的 *** 活动在战后4个月展开。 *** 由Moti Ashkenazi所领导，他是“布达佩斯堡垒”的指挥官—也就是那个唯一死守到最后未被埃及军攻克的巴列夫防线上最北边的堡垒(Rabinovich,499)，愤怒的群众非常不满以色列 *** 在战争中的表现(尤其是针对莫夏·戴扬)。以色列最高法院为此展开了调查，调查为何战争爆发前未能及时备战，和战争开头几天内的挫败。 特别委员会在1974年4月2日发布了初步的调查报告，六个人必须为战争前期的挫败负责： ·以色列国防军的参谋长大卫·埃拉扎尔(David Elazar)被提议免职，委员会认定他必须承担“对战争前的准备工作和战争情势发展的责任”。 ·情报机关首长Eli Zeira和他的副手Aryeh Shalev被提议免职。 ·Amam军事情报部的埃及情报工作小组负责人Bandman中校、和南方地区情报首长Gedelia中校，被提议调离情报机关。 ·南方战线的指挥官史密尔·葛农(Shmuel Gonen)，被提议除役现役(Rabinovich,502)。他被迫在报告发布后的1975年1月30日离开军队。报告中指责他“他无法达成他应履行的职务，并应对我军在战役中的危险处境负责”。 与公众的不满不同的是，这份报告“因为受到压力，报告调查的是主要是执行者的责任，而不是 *** 高层的责任，然而那已经超出他们能力所及”。然而梅厄总理和莫夏·戴扬显然必须负起责任，公众要求他们辞职(尤其是戴扬)的声浪越来越大(Rabinovich,502)。 最后，在1974年4月11日，梅厄总理辞职了。她的内阁也一起总辞职，包括已经请辞两次而被梅厄挽留的戴扬在内。原本担任埃拉扎尔的顾问的伊扎克·拉宾，在6月继位成了新 *** 的总理。

朝鲜发射卫星在国际上引发强烈反响，美日韩认为朝鲜是借机测试弹道导弹技术。关于朝鲜导弹技术的研发，不少国际媒体认为要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埃及向朝鲜转让两枚苏制飞毛腿近程导弹。远隔千山万水的朝埃两国是怎么走到一起的?这要归功于那场“冷战中的热战”———中东战争。 1973年8月15日，以色列突然宣布朝鲜军人出现在埃及并投入到反以行动中，在国际社会掀起轩然 *** 。由于埃及和朝鲜均矢口否认，外界一时难辨真伪，但不久发生的“赎罪日战争”证实了以色列人的说法。 1967年，以色列通过“六日战争”打垮了与之为敌的埃及等国。1970年，矢志复仇的埃及总统纳赛尔含恨离世，继任者萨达特发誓夺回失地。由于不满苏联一再言而无信，拒不兑现当初许诺提供给埃及的武器，1972年7月，萨达特郑重宣布：“结束所有苏联顾问和苏联部队在埃及承担的任务。” 苏联人撤走后，埃及空军陷入困境，萨达特和空军司令穆巴拉克开始寻找能提供帮助的国家，这时朝鲜进入了他们的视线。埃及人对1968年朝鲜扣留美国“普韦布洛”号侦察船和1969年击落美国EC-121侦察机钦佩不已，况且朝鲜人民军也从苏联进口先进武器，尤其是注重空军建设，并派志愿飞行员前往越南参战。据韩国《独立新闻》报道，1973年3月，朝鲜人民武力部部长张正恒应邀访埃，穆巴拉克和埃及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沙兹利陪同其视察了苏伊士运河前线，并借机提出派朝鲜飞行员来埃及的问题。 考虑到参战对双方都有利，埃及空军得到加强的同时，朝鲜飞行员也能获得宝贵的战斗经验，朝鲜国家主席金日成表示原则同意。经过磋商，张正恒与沙兹利签署了军事援助协议书。同年4月，穆巴拉克回访朝鲜，拜会了金日成，双方详细讨论了派飞行员的具体计划，金日成还提出可向埃及派出一支军事顾问团。 1973年6月，由1500人组成的朝鲜军事顾问团秘密开赴埃及，协助埃及防空军操作位于西开罗基地的地空导弹。由于这些人身着便服，伪装成赴海外打工创汇的朝鲜劳工，一度骗过美国、韩国和以色列的情报机关。而在这支庞大的顾问团启程前，朝鲜空军援助团一行39人早就在埃及投入战斗了，他们中间有20名飞行员、8名地勤引导员、5名翻译、3名行政人员、1名政委、1名军医和1名炊事员，领队是时任朝鲜空军参谋长赵明禄。这批提前赴埃的朝鲜飞行员大都是有2000多个飞行小时的“老油条”，作战经验丰富，他们一到前线就开始指导埃及友军展开训练，并沿苏伊士河防线进行战备飞行。 在拟定收复西奈半岛的“白德尔”作战计划时，赵明禄与萨达特、穆巴拉克举行了多次联席会议，研究压制占优势的以色列空军的方案。赵明禄提议，借鉴“六日战争”时以色列空军曾用过的奇袭方案，即埃及战机不直接飞向苏伊士运河东岸，而是先北上绕经地中海，从海上经低空飞行向西奈腹地渗透，这样就能避开以军防线的正面，正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经过一番精心准备，1973年10月6日，“赎罪日战争”打响第一天，在朝鲜顾问团的协助下，埃及空军出动由200架战机组成的攻击编队，按照计划好的路线，成功渗透到以军基地轰炸，猝不及防的以军损失惨重。韩国《京乡新闻》援引以色列国防部公报称，驻埃及的朝鲜飞行员还驾驶8架米格-21战斗机，击落了以军多架F-4E战机。 尽管“赎罪日战争”最终以 *** 国家与以色列打成平局告终，但以此为契机，埃及与朝鲜的关系上升到“血盟”的程度，穆巴拉克还与金日成建立了深厚友谊。“赎罪日战争”后，埃及倒向美国一边，并与以色列单独媾和，得罪了苏联，但朝鲜依然忠诚地为埃及军队建设提供帮助。作为感谢，1977年，埃及向朝鲜转让了两枚R-17E(飞毛腿-B)导弹和至少一辆9P117发射车。这些武器全是当年苏联援助埃及的。埃及的礼物被朝鲜货轮运回南浦港，转交给第二经济委员会下属的平壤“1月25日机械厂”(对外名称“平壤养猪厂”)进行仿制，仿造出来的导弹被命名为“华城-5号”，首批6枚样弹于1984年4-9月进行操作演习，成功和失败各为三次。 1981年萨达特遇刺后，穆巴拉克继任总统。在中东，埃及成为美国的坚定盟友，但在朝鲜半岛，埃及拒不承认美国的盟友韩国。穆巴拉克曾向朝鲜官员表示：“我要坚守与金日成主席的盟约，誓死不与韩国建交。”1983年4月6日，在欢迎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访朝的仪式上，金日成主席表示：“1973年战争时，朝鲜与埃及像兄弟般并肩战斗。”直到金日成去世后的第二年，即1995年，在等到朝鲜最大的伙伴中国与韩国建交后，穆巴拉克在与朝鲜新领导人金正日沟通后，才与韩国建立外交关系。

　战争转折 埃及在西奈半岛上取得了巨大胜利后，战术上就发生的极其重大的错误：他们没有乘胜追击，给了以色列一个得以喘息的机会。以色列接受了大量的美国军援，并集中兵力遏制住叙利亚的进攻，同时使用美国提供的卫星应用于战争，他们观察到了埃及的第二和第三集团军之间存在一个缺口，很快，以色列军队利用这个缝隙打入了苏伊士运河，导致了埃及军队(第三兵团)被围，战局被逆转。 　　海上的战斗 以色列和叙利亚发生的拉他基亚海战(Battle of Latakia)， 是一场具技术性革命的海战。以色列的胜利证明了，体积小而速度快、并且配备了电子反制设备的飞弹快艇的潜力。战斗发生在叙利亚的港口拉他基亚外，在战斗中，以色列飞弹快艇引诱叙利亚快艇在最远的射程时就发射飞弹，接着以金属箔片和雷达干扰技术使这些飞弹全部落空，等叙利亚快艇射光了飞弹后，以色列快艇便追上去在适当的距离内发射飞弹，结果击沉了好几艘叙利亚快艇。 在这场海战和其他几场小型海战后，叙利亚和埃及海军就一直停留在他们位于地中海的港口内直到战争结束，使以色列得以掌握地中海的海运航道，这使得以色列得以取得大量由美国船只运载来的军火补给(其实以色列有96%的补给是经由这样的船运所取得的，而非经由空运)。 在战争中，以色列海军还对埃及港口发动了几次小型的袭击，以摧毁那些可能用于运载埃及突击队至以色列战线后方的埃及船只，不过这些行动对整场战争的影响并不大。 　　战争停火 　　受困的埃及第三军团 1973年10月22日，在美苏间的谈判结束后，联合国通过了停火决议。下令以色列与埃及间的战斗立刻停止(但法律上来说不包括以色列和叙利亚间的战斗)，停火命令于12个小时后的以色列时间下午6:52生效，但战斗直到夜晚才慢慢停止。事实上仅利用人造卫星的图片是不可能判断双方的前线位置的。 在下令停火时，以色列部队距离他们的目标只有几百公尺—最后一条连接开罗和苏伊士运河的道路。当天晚上，埃及军在许多地区违反了停火令，击毁了9台以色列坦克。为了报复，大卫·埃拉扎尔向高层请求继续向南方攻击，莫夏·戴扬同意了，以色列部队继续向南进攻，占领了最后一条道路，彻底包围了苏伊士运河东方的埃及第三军团。 隔天早晨，引发了一阵外交上的慌乱。苏联的侦查飞机证实了以色列部队正在朝向南方推进，于是苏联指责以色列违反停火令。在电话中，基辛格质问梅厄夫人：“我们怎么知道在沙漠中停火线到底在哪里?”梅厄夫人回答：“我们终究会知道的”稍后基辛格才知道埃及的第三军团已经被包围了。 因此美国不断向以色列施加压力，不希望以色列摧毁埃及第三军团，甚至威胁将支持联合国要求以色列退回战线的决议，于是以色列只好答应提供受困的埃及第三军团非军用的补给物资(食物及清水)。在与以色列大使Simcha Dinitz的电话中，基辛格告诉以色列大使，想彻底摧毁第三军团是一个“并不存在的选择”。 　　北部战线的缓和 在北部戈兰高地的战线，叙利亚军已经准备好发起另一次大型的反击。除了叙利亚的5个师外，还有伊拉克的2个师，以及其他小规模的包括约旦在内的 *** 国家部队。苏联的支援也补充了之前在戈兰高地的损失。 然而，在攻势展开的前一天，联合国发布了停火令(只及于埃及和以色列)，“埃及于星期一 [10月22日] 接受了停火令，使阿萨德陷入进退两难的局面。停火令并没有及于叙利亚，但连带的效力却不能被忽视。一些叙利亚将军主张维持攻击计划，并认为这样埃及将会感激叙利亚并也会继续战斗…其他人则认为继续战争将会让以色列有藉口彻底摧毁埃及第三军团，到时埃及无法继续作战，以色列就能将军队主力北调全力对付叙利亚，甚至进攻大马士革。” (Rabinovich,464-465) 最后，阿萨德决定取消攻势，宣布叙利亚接受停火令，而伊拉克 *** 也下令伊拉克部队返国。 　　战后议和 有组织的战斗到1973年10月26日全都结束了。不过战线上仍偶尔会发生冲突，同时仍然维持军事紧绷的局面。受困的埃及第三军团被切断了所有补给，因此成了以色列的人质筹码。 埃及的国家安全顾问Hafez I *** ail传递消息给基辛格—只要以色列同意让第三军团获得非军用的补给物资(食物及清水)并彻底停火，埃及愿意直接和以色列进行对话。 最后，基辛格拿了一份谈判出的提议给萨达特，萨达特几乎没有任何争论便签署了。以色列的检查哨将被联合国接管，允许非军用的补给物资通过，并且会开始交换战俘。接着在日内瓦展开了会议，最后各方都签署了休战协议。在1月18日，以色列签署协议将部队撤回运河以东，直到1974年3月5日撤回了所有的以色列部队。 基辛格的穿梭外交终于在1974年5月31日达成了脱离战争状态的协议，双方互相交换战俘，并且由联合国在边界设立缓冲地带，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UN Disengagement and Observer Force)创立并驻扎在戈兰高地以维护停火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