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旦华

一共有4个孩子

一共有4个孩子

这位知友，据报道，朱旦华和方志纯没有生育子女。

一次火灾引发的心灵震颤——回忆朱旦华老人2008年11月中旬的一天，正在全面整修的江西省政府大院一角，一座三层住宅的一楼突然起火，当时家中无人，大门紧锁，现场施工人员不得不破窗而入进行灭火。好在救火及时，只烧毁朝北的一间书房，但其它房间由于浓烟弥散及消防液体的浸泡，墙壁和天花板都变成了黑色，地板翘起，家具和被褥都被烟尘及污水浸染。据了解，这家的主人就是早已退下来的江西省政协副主席，现已98岁高龄的老人——朱旦华。幸亏失火当时老人住在医院，不然的话，仅是有毒的浓烟雾汽对她都可能是致命的。据现场调查，这次火灾的原因，责任完全是省政府房管处负责的楼上装修严重违章作业，电焊火花掉到一楼所引起的。我在读高中时，就多次从这个院子的大门外展览路骑车经过，只听说是省长大院。望着高高的围墙，红漆的大门，威武的哨兵，总给我一种既神秘又好奇，还参杂着某种莫名的，想说又说不出的感觉。这大院里住的都是省级高官，想必里面环境优雅，设施豪华，是我等南昌草民绝对可望不可及的殿堂。由于朱旦华老人的家已无法居住，她的亲属及身边的工作人员，只得将家中的物什收拾到一些废旧纸箱中，准备搬到附近一间空房临时存放，以便对房间进行必要的重新维修。这次被迫不得已的搬家，省里并没有派人帮忙，应好心朋友的要求，我单位的老总亲自率领十来个人赶来帮助搬运。我也就第一次跨进了这座神秘的大院。走进老人的家中，眼前的景象令我们惊讶得目瞪口呆：除了一台新的平板电视机（据说是她儿子的一位朋友刚刚送给老人的98岁生日礼物），再没有一件象样的家具。沙发、桌椅、橱柜都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东西，早已破旧不堪，加上烟薰水浇，即使扔在马路上都不会有人捡回去；窗帘是由薄到半透明的最便宜的的确凉蓝布拼轧起来的，上面居然还有不少手缝的补丁……难道这真是1937年只身奔赴延安并被党中央派往新疆工作，后被军阀盛世才投入监狱，受尽磨难，文革期间又被诬为叛徒嫌疑，接受批判审察下放劳改，最后从江西省政协副主席位置上退下来的朱旦华老人的家吗？就连我单位一个小小科长的家都比这里强得多了啊！然而，挂在客厅墙上，已经被浓烟薰得黑糊糊的两幅照片，却说明了一切：一幅是毛泽民烈士和朱老抱着两岁儿子的合影，一幅是江西省原省长方志纯同志的遗像。这两个人曾经是朱老一生中最亲密的战友和革命伴侣。毛泽民烈士是毛泽东主席的弟弟，1922年入党，曾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任国家银行行长，他参加了长征，负责保管运送党中央及中央红军的全部钱财，红军到陕北后，他任国民经济部部长，手握共产党中央和工农红军的全部家当，却从来没有为自己多花过一分钱，1943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在新疆。方志纯同志是方志敏烈士的堂弟，1925年的党员，方志敏烈士于1935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在南昌。方志纯同志继承了堂兄那篇历史名篇《清贫》所述的真正共产党人的作风：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据说1993年他去世时，全家的积蓄只不过四万元人民币。“同志们幸苦了，来喝点水吧。”一位高个子満头银发的老人提着一大包矿泉水走过来。向我们老总一打听，此人是这个家庭年约八十的老司机，他是这次搬家的总指挥。我主动靠上去和老司机攀谈，从他那没有牙齿的嘴里，又从我们老总的嘴里，我得知了有关朱旦华老人更多的情况：省委为了照顾老干部，在风景优美的青山湖畔修建了一片副省级以上干部的别墅楼房，给朱旦华老人分了一套省级干部的别墅楼，老人家只需花10万元左右，就可买下属于自己的别墅楼，朱旦华老人给当时的省委书记孟建柱同志写信，说感谢省委对老同志的关心，但明确表示自己不要，还说把这个指标分给更需要的老同志吧。省里曾派人来作朱老的工作，说这套房子可以作为遗产留给子女，劝她还是买下来。朱老却回答说：我参加革命时，连自己的命都交给党和人民了，根本没有想过自己还要什么财产。至于说给子女留下遗产，毛泽民烈士为革命事业不惜献出生命的精神，方志纯同志一心为人民利益奋斗，一生正气，两袖清风的精神，就是留给子女最好的遗产。据说，孟建柱同志要求有关部门要好好照顾老人的晚年。朱老对子女及身边工作人员曾说过：从报刊上看到，一些过去自己心目中十分崇敬和尊重的老同志去世后，他们的子女为了争夺遗产闹得不可开交，甚至闹上了法庭，真给他们的父辈丢脸，也给我们共产党脸上抹黑呀。好象老一辈人革命一辈子，就是为了给自己子女弄这点财产？实在太令人寒心了！等我死后，全部交公。我在银行还有点存款，等我死后全部用于我的后事花销，不要给组织再增加负担。我问老司机：“朱老的子女能接受她的决定吗？”老司机笑了笑，指着旁边一位正忙着指点保姆在捆好的旧纸箱上做标记的人说：“你去问他，他就是朱老的儿子老李。”我没有当过记者，始终没敢直接去向老李问这个问题。当老李帮我们放倒一个三合板钉的大立柜，准备抬出门时，我问他：“为什么整个大院所有房子都在重新整修，唯独你们家不整修呢？”老李说：“能住就行了，老太太说不愿意浪费国家的钱。要不是这把火……”他摇摇头，没再往下说。我说：“价值二百多万的别墅不要，老房子整修又怕浪费国家钱财，这样的干部现在打着灯笼都没处可找！”一个同事说：“这把火烧的，不重新整修也不行了。我看呐，恐怕是连老天爷都看不过去了。”抬立柜另一头的同事大声嚷了句：“应该请那些贪官们来帮助朱老搬家，要他们看看，共产党的官应该是什么样的！”老李抬头看了我们一眼，没说一句话，又去忙别的了。回到单位，我就从网上查找朱旦华、毛泽民、方志敏、方志纯的相关资料。当晚，我失眠了。下午在朱老家里的情景，一幕幕像放电影似的从我眼前闪过，虽然我从来没亲眼见过朱老，但又好象那么熟悉，那么亲切。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无论是在敌人的监狱里还是在自己的家里，她心里只有国家利益，只有人民利益，她就是这样既普通又伟大的人。从朱旦华老人，我想到了毛泽民，想到了方志纯。又从毛泽民想到了毛泽东，从方志纯想到了方志敏。正是由这样一批人组成的共产党，才能够率领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才能够率领中国人民建设起一个繁荣昌盛的新中国。我小时候，在课本上就读过方志敏的《清贫》，那是他牺牲前，在敌人牢房里亲笔写下的共产党人的“正气歌”，是秘密托人经鲁迅先生之手转给了党组织。文中最后一段说：胡锦涛同志在西柏坡曾提醒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艰苦朴素的作风，朱旦华老人不正是这种作风的优秀代表吗？

1951年1月2日，中央机要办公室主任叶子龙将写着毛岸英牺牲的电报送给了毛泽东。毛岸英在1950年11月24日牺牲的，当时主席的身体状况不好，战事紧急，周恩来总理决定先不将此事告诉主席。 毛主席知道长子牺牲的噩耗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真正开怀笑过。3月2日深夜，身心俱疲的毛泽东乘上了前往石家庄的专列，开始了一个多月的修养。 主席没有责备过任何人，所有的痛苦都压抑在心中。那段时间，毛主席家中的氛围是宁静而压抑的，没有人知道该如何劝解这位深沉的老人。一直到1951年9月底，家中来了一位小客人，这里才重新有了欢声笑语。 这位小客人就是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的儿子，毛远新。 毛远新一直住在南昌，母亲朱旦华来北京参加全国妇联会议，就将他带到了北京。康克清大姐一见到这个孩子就喜欢地不行，马上和朱旦华说："开会带个孩子不方便，就让孩子住我们家吧。"康克清把毛远新带到了毛主席家中，毛远新和李讷年龄相仿，一直叽叽喳喳说个不停，主席听到了孩子的笑声，从里屋走出来，看到了毛远新，立刻抓住毛远新的手问个不停。 半个月后，全国妇联会议结束，朱旦华去朱老总家接毛远新，带他去和伯伯告别。毛远新想要留在北京育英小学念书，育英小学是党中央从西柏坡迁到北京的，毛远新刚开始也在那里就读，里面有很多毛远新熟悉的老师和同学，学校迁走以后，他在新学校一直不适应。主席对毛远新说："住在我这里，你就容易成为温室的花朵，和妈妈回南昌，见见风雨，长些世面。"毛远新马上抢白："我又不住你这里，我住在学校，怎么就成温室的花朵了？" 主席假装严肃说："嗬！你还知道温室的花朵什么意思？"毛远新嘴巴噘得老高："不知道，听你的意思，反正不是什么好东西。"一句话，把主席逗得哈哈大笑。 自从毛岸英牺牲之后，毛主席从来没有这般开心。主席身边的人希望毛远新能够留下来多陪伴陪伴主席。于是，毛远新如愿回到了原来的育才小学念书，寒暑假的时候，主席会派人将毛远新送回南昌。 1955年，干部实行工资制之后，朱旦华要给毛远新寄生活费和学费。毛主席摇摇头："泽民牺牲了，远新就是自家的孩子。" 是啊，毛泽民走了十年了。朱旦华从撕心裂肺、不能接受，到慢慢平静下来，辛苦拉扯孩子长大，和毛泽民之间的爱情，全部融化成对孩子的疼爱。更让她感动的是毛主席对他们一家人的挂念，她和毛家的亲情，和毛泽民的爱情在日常琐碎的事情之中，在家人之间的鼓舞和支持之中越来越浓烈。 1911年12月26日，朱旦华出生在浙江慈溪。那时候清王朝已经被辛亥革命推翻，中华民国还没有成立，朱旦华常说："我出生在一个没有朝代的年代，出生日期是和毛主席一样的。" 朱旦华早年在上海务本女中读书，抗战爆发之后，她前往延安陕北公学学习。1938年，她被分配到了省立迪化女子中学担任教导主任。几乎同时，毛泽民受中央派遣，来到了新疆出任财政厅厅长的职务，化名为周彬。 毛泽民本来是因为胃病恶化被中央安排到苏联治病修养的，而在取道新疆之时，中苏边界出现了严重的鼠疫，毛泽民不得不在新疆逗留。 新疆军阀盛世当时想要借助苏联的力量对付蒋介石，提出要加入苏联共产党，他向中国共产党请求派遣干部在新疆进行革命。党中央为了团结力量，派遣了不少优秀干部协助盛世才，毛泽民就是其中一位。 毛泽民有着丰富的管理经验，来到新疆之后，马上就发现了新疆财政秩序的问题所在。1939年年初，在新疆省政府的会议室之中，毛泽民正在做"改革新疆财政，建立全疆财政预算、决策制度"和"杜绝中饱私囊"的实施办法。毛泽民做完报告之后，全场官员都在叽叽喳喳讨论着，有人点头同意，也有人质疑反对，意见一时间无法统一起来。 盛世才长期把持着新疆是的财政，占有着庞大的财富。如果真的大刀阔斧改革财政，必然会触及到盛世才和其党羽的利益。在众多窃窃私语的质疑者之中突然站起来一名年轻的姑娘，她大声说道："我赞成周厅长的主张。" 姑娘看起来年纪不大，但伶牙俐齿，有理有据，清楚阐述了改革的必要性。她一段话说下来，会场的形势马上发生了扭转。会议最后，毛泽民的报告正式通过。毛泽民看着这位姑娘随着人群离开现场，他却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 几天之后，在新疆"八办"负责人会议之上，毛泽民悄声询问中央代表邓发："那天，在督办府政务会议上，那位女委员……"毛泽民只是佯装不经意的一问，听者却留了心。邓发笑道："她叫朱旦华，是迪化女中的教导主任，还没有结婚，我给你搭个桥？" 邓发知道毛泽民和钱希均的感情已经走到了尽头。钱希均和毛泽民的矛盾日渐加深，她想不通为什么毛泽民不去抗日战场，而留在了新疆和军阀搞统战。事实上，两人因为三观不同、感情不和已经分居两地，钱希均根本不懂毛泽民在做什么，也不想去沟通理解，她向组织提出了离婚，要求立刻离开新疆，前往抗日前线工作。 毛泽民自认为自己脾气大，不会体贴人，但邓发这些身边的同志，还是希望他身边有个妻子照顾，毕竟毛泽民那时候还有病在身。 迪化女中的教师班子之中，朱旦华是最勤恳努力的，几乎没什么时间考虑恋爱结婚的事情。当邓发找到朱旦华说起这事儿时，朱旦华的脸马上红了起来。 朱旦华很崇敬毛泽民，她听了好几次毛泽民的报告，所以才能在上次的会议上有条不紊得"舌战群儒"，抓住毛泽民报告的关键。朱旦华知道毛泽民是位理财专家，在革命年代，她全身心投入工作之中，没有往这一方面想过。邓发作为中央派遣到新疆工作的最高领导人，找朱旦华就此事谈话，朱旦华知道这件事的分量有多重。 邓发告诉朱旦华，周彬同志其实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并且反复叮嘱她，找对象，一定要找可靠的。在邓发的撮合之下，朱旦华和毛泽民的恋爱过程非常顺利。 1940年5月，毛泽民从苏联回到了新疆，两人在新疆省政府的大礼堂上举行了非常简朴的婚礼。新郎穿着一件旧西服，而新娘穿的是她来到新疆这些年买的唯一一件新裙子。 迪化女校的歌咏队来到了会场，为新人歌唱了一首他们自己创作的歌曲： 两人的婚房在财政厅的一间普通的屋子里，家具都是旧家具，毛泽民只有一个旧皮箱和一只旧藤条包，里面除了常年跟着他的旧衣服，就是一些书籍。而朱旦华只有一只从延安带来的包和一台手摇缝纫机。 1941年春节过后，朱旦华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45岁的毛泽民乐坏了，给儿子起名为毛远新。 1942年春夏，蒋介石连连发动反共事变，皖南事变之后，摇摆不定的盛世才觉得中国共产党要"垮台"，苏联要失败，他马上另找靠山，决定投奔蒋介石。 8月，蒋介石派宋美龄和朱绍良前往迪化拉拢盛世才，蒋介石答应给他八大要职。盛世才在新疆掌握党、政、军、财的大权，还获得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和第八战区副司令的职位。他很快就撕下了虚伪的面具，背叛了曾经提出来的新政策，在新疆大肆抓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 1942年秋季的开学典礼之上，迪化女中的教师们发现朱旦华不见了。而当时的学校校长邱毓芳是盛世才的夫人，所有教职工都不敢公开谈论这件事情，生怕传到了盛世才耳中，这些不满的言论和情绪就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杀身之祸。 9月17日，盛世才以"督办请谈话"为名，将陈潭秋、毛泽民等共产党领导人的妻子儿女们秘密软禁。紧接着，他将昔日向中央申请过来帮助新疆建设的共产党人及其家属全部关押，朱旦华带着仅仅1岁的毛远新进了牢房，从此经历了3年9个月暗无天日的日子。1943年2月，盛世才将朱旦华和丈夫隔离开来分别关押。这是朱旦华和丈夫最后一次见面。 朱旦华焦虑万分，她见不到毛泽民，不知道他的胃病有没有复发？他动手术的刀口疼了没有？在监狱里，同志们吃的都是掺了砂石的霉馍，朱旦华时时担心毛泽民的身体，一边照看着孩子，一边在深夜之中流泪。 后来，朱旦华听闻监狱之中是允许探监的，逢年过节还可以给犯人送一些吃的或者用的。而毛泽民几位领导根本不允许探视，就连他们关在什么地方朱旦华都不知道。 每一个春节、端午和中秋，在女牢的同志们都会准备衣物送到男牢之中。朱旦华每次都会准备7份，再写上简单的祝福的纸条。男牢之中也有单身的同志，他们也需要节日的祝福。 其实算起来，朱旦华和毛泽民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朱旦华还有很多话没有对毛泽民说。在每次送去东西的时候，朱旦华都会提前很久设计好，把他们母子俩对毛泽民的思念和她对毛泽民的爱恋表达出来，她制作食物，缝补衣服，希望毛泽民在收到的那一刻可以感受到她说不出口的千言万语。可是，这些东西送过去了，朱旦华依旧收不到关于丈夫的任何消息。 毛泽民、陈潭秋等高级领导人被囚禁在新疆第二监狱之中，遭受了种种酷刑，盛世才威逼利诱，要他们承认正在策划所谓的"阴谋暴动"。而毛泽民宁死不屈，在监狱之中指着盛世才斥责他背信弃义。 1943年春节，朱旦华终于收到了一张字条。朱旦华拿在手上仔细辨认，看了许久才敢确定，这确实是毛泽民的亲笔签名"周彬"。毛泽民不敢询问朱旦华的情况，对自己糟糕的监狱生活只字不提，只写了一行字"高腰皮鞋及捆肚子的绑带"。这是毛泽民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给朱旦华写字条，朱旦华看着这些字，泪水忍不住夺眶而出。 那几日，朱旦华几乎天天流泪，那几个字给予朱旦华的信号是那么让人不安。高腰皮鞋，肯定是毛泽民的脚已经被铁镣给磨破了，铁锈不停摩擦着脚上的伤处，好了破开，破开了又结痂。他一定是疼得吃不消了，才和朱旦华要一双高腰皮鞋，挡住脚镣给他带来的痛苦。毛泽民的腹部开刀之后一直留着一块大伤疤，在剧烈运动或者变天的时候，他的伤疤就会经常隐隐作痛，如果是受了重刑，他更是疼痛难忍。监狱的生活条件恶劣，毛泽民能想到的缓解办法，就是用绑带绑住腹部，压迫止痛。 朱旦华一针一线缝着绑带，针脚扎得很密实。朱旦华找到了高筒皮鞋之后，想到毛泽民一向喜欢穿布鞋，又日夜赶制，缝了一双布鞋。她找到一顶帽子，在帽子的衬布之中夹了一张纸条。她握住小远新的手，写了"爸爸好"，又简单告知他妇女和孩子们都在一起，希望男牢之中的同志们能够放心。 把准备好的东西送过去，毛泽民就又没有了回音。那时候的毛泽民已经被敌人折磨得体无完肤，从5月份开始，除了酷刑，敌人还对他们实行了"轮轴转"的办法，被审者24小时都不能睡，一闭上眼就会被化学药物被熏醒。在毛泽民意识模糊的时候，敌人甚至想要抓住他的手在预先写好的"坦白书"上面按手印，毛泽民坚贞不屈，始终未能得逞。 1943年9月，盛世才接到了蒋介石的通知，要求他前往重庆参加会议。为了向蒋介石邀功，盛世才在临行之前下了命令，要求将毛泽民、陈潭秋等共产党领导人杀害。27日深夜，刽子手将毛泽民击晕之后又用绳子勒死，同日遇难的还有陈潭秋、林基路两位烈士。 烈士们的遗体被敌人装进了麻袋之中，埋葬在迪化北疆六道湾荒无人烟的山坡之上。几天之后，盛世才又下令下属将所有的遗骸挖出来，挨个拍照，将照片送给蒋介石请赏。 身在监狱之中的朱旦华对丈夫的牺牲一无所知。那年中秋节，朱旦华送去了一条火腿，没有看见回条。1944年的春节，朱旦华送去了衣物，依旧是石沉大海…… 不安感越来越强烈，朱旦华要见毛泽民，强烈的信念让她一直坚持和敌人斗争着。在新疆第四监狱之中。为了能够将所有人团结起来，她们在狱中组织成立了学习干事会，坚持斗争，争取集体无罪释放回到延安。为此，朱旦华冒着生命危险，做了很多秘密工作。 一日中午，监狱为了镇压女监狱难友的反抗，将所有的大人和小孩全部拉了出来，集中在监狱的大院之中。那日正值盛夏，烈日炎炎，一名女难友一直被绑在树上，一名看守一直殴打她。朱旦华带领着众人围上前，大声斥责："不许打人，不许侮辱妇女，否则我们全部绝食！"打人的看守们被震慑住了，生怕所有人反抗起来发生意外，不得不答应和他们谈判。谈判过后，所有被关押的党员和家属们才有了一点"放风"的时间。 1944年，盛世才被蒋介石调离新疆，前往南京担任农林部长。一日，朱旦华带着生病的毛远新去监狱外的医院看病，在医院之中，她看到了曾经迪化女中的学生张玉贞。 张玉贞虽然家境贫苦，但思想进步，学习成绩优异，朱旦华对她印象非常深刻。看到曾经敬重的老师被折磨成这个模样，张玉贞下定决定帮助她。朱旦华组织女牢的同志们将所有被关押的人员名单列了下来，用浆糊写在一块白布上面，偷偷交给张玉贞，叮嘱张玉贞一定要交给党组织。 张玉贞冒着危险前往延安，因为困难重重，她不得不改道去了重庆，在那里找到了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将名单郑重交给了周恩来的秘书魏传统。今天，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之中，还收藏着这块关系着100多名同志性命的"求救信"。 在监狱之中，朱旦华其实已经收到了不确定的噩耗，那是毛泽民牺牲一年之后，有人说毛泽民另外2位领导已经被杀害了。3位领导人的夫人联合决定，由朱旦华执笔，给国民党当局写下了一封字字血泪的《抗议书》。这封抗议书送上去如石沉大海。 1945年，抗战终于胜利。蒋介石派遣张治中到新疆担任军事委员会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女牢的同志们以"第十八集团军留守人员"的名义给张治中写信，要求恢复自由，并为狱中患病的同志们治病。 张治中看到信后，邀请她们派代表谈判，在谈判桌上，朱旦华多次提出一定要知道"周彬"等三位同志的下落。张治中却说三位同志的档案根本没有找到，生死不明。 中共中央一直在坚持不懈得和国民党政府交涉，要求释放新疆的延安人员，一直到1946年6月，朱旦华等人才终于从监狱之中走了出来，其中还有23名儿童。张治中安排了8辆卡车，将他们送离迪化，这100多名同志，这才终于离开了盛世才的冤狱。 一个多月之后，朱旦华母子才在延安见到了毛泽东，亲人们才总算团聚。毛远新那时候已经5岁了，被送到了延安保育员之中，朱旦华被分配到了中央妇委工作。 朱旦华没有放弃寻找毛泽民，是生是死，她一定要知道他在哪里。朱旦华强忍着悲痛，请求毛泽东一定要追查到毛泽民等三位同志的下落。她含着泪，哽咽道："只要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也不能放过。"毛泽东点点头，也许是怕朱旦华伤心，他始终没有说什么。 朱旦华等着真相，一直到了解放初，陷害毛泽民的刽子手李英奇、季元普等人相继落网，毛泽民等烈士被杀害的详细经过才被公布。人们找到了掩埋烈士的地方，将英雄的遗骸挖出来，造好了烈士墓，修筑了烈士陵园。 1983年，在新疆人民纪念陈潭秋、毛泽民和林基路烈士牺牲40周年时，人们发现了白发苍苍的朱旦华。她带着鲜花，在毛泽民的墓前饮泣呜咽。在新疆，朱旦华见到了曾经在监狱里互相扶持的狱友，见到了曾经手把手教授知识的孩子们……在监狱之中，她曾经在心中一遍一遍呼喊毛泽民的名字，希望在男牢的丈夫能够听见。今天，中国解放了，新疆也富裕了，在这里默默守望着这片土地的毛泽民，终于可以安眠了吧。 毛远新没有对父亲的回忆，和所有人一样，他只能从母亲的回忆之中和博物馆的文物之中去寻找父亲留下来的痕迹。在纪念馆，毛远新看到了陈列的文物之中，有一张国民党给父亲判罪的文件，上面写着清晰的罪名"危害民国"，毛远新不由自主得浑身颤抖，眼眶湿润。 毛远新多次前往新疆，修缮毛泽民烈士故居。在好友的资助之下，邀请沈阳鲁迅美术学院的教授为毛泽民制作了一尊铜像，赠送给了纪念馆。他曾为父亲设计了一封邮折，封面是那尊铜像，背面是两张照片。 一张照片上，毛泽民和兄长毛泽东，弟弟毛泽覃和母亲文七妹并列站在一起；另一张，是毛泽民生前最后一张照片，照片上，毛泽民和妻儿在一起幸福合影，上面的毛远新才一岁。从韶山到天山，毛泽民走完了他光辉的一生，留给朱旦华和毛远新的，是漫长的思念。

朱旦华长的漂亮。新浪看点曾这样评价朱旦华：年轻时候绝对是一个大美女，人长得十分秀气。朱旦华于2010年去世，活了99岁。他们家最漂亮的还是朱旦华的女儿李莉。所以说朱旦华长的还是很漂亮的。

毛远新（现用名：李实）是中国第一任国家领导人的弟弟毛泽民和中共地下党员朱旦华的儿子。

一个。毛泽民和妻子朱旦华有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就叫毛远新。朱旦华同志生于1911年12月，浙江省慈溪县人，1937年11月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11月历任延安陕北公学学员、新疆迪化女中教务主任。

人这一生要做无数个大大小小的选择，这些选择看似微不足道，却悄无声息地改变着一个人的人生轨迹。有些选择会让一个人从低谷走向人生巅峰，有些选择却会让一个人抱憾终身，从此活在后悔和遗憾中。 1937年7月中旬，贺子珍作出了一个选择：离开延安，离开毛主席，到苏联治病、求学。这个选择，断送了她和毛主席长达10年的夫妻情分，让她在漫长的岁月长河中，只能和孤单作伴。 1947年贺子珍回国，提起当年的决定，她不止一次地说： “我好悔！” ，只可惜，时光不会倒流。 朱旦华是毛主席的弟弟毛泽民的遗孀，早在延安时期就和贺子珍相识。贺子珍回国后，两个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贺敏学是贺子珍的哥哥。 贺子珍心里的那份懊悔，对毛主席的那份深情，贺敏学和朱旦华可能是最了解实情的人...... 1958年，贺子珍到南昌疗养，向江西省委提出想在南昌常住。因为这里是她的故乡，她对这里的一切是那么热爱，那么熟悉。而且朱旦华和现任丈夫方志纯也生活在这里，这一切使贺子珍感到非常亲切。 方志纯时任江西省委书记，得知贺子珍的请求后，立刻组织相关领导开会讨论。 会上，大家一致认为，要尽一切可能保障革命老同志的生活。 于是，江西方面同意了贺子珍的请求。 方志纯为贺子珍安排了一栋二层楼房的小院，地址在南昌三纬路20号。这里环境清幽，住户少，院子中有几棵梧桐树，郁郁葱葱，既赏心悦目，又能把庭院包裹得严严实实，避免人打扰。贺子珍一眼就看中了这座院子，在三纬路20号安顿了下来。 为方便贺子珍静养，江西省委还配备了 服务员、炊事员、秘书等工作人员。她的行踪和身份一律对外保密，身边的人称呼她为“姨妈”，这个称呼一直延续到贺子珍去世。 贺子珍的小院离朱旦华家只有10分钟的路程，两家人常常相互串门。贺子珍经常到朱旦华家做客，两个人谈论革命时期的往事，不亦乐乎。 有趣的是，警卫员给贺子珍倒的茶，她从来不喝。到吃饭的时间，朱旦华和方志纯邀请她留下来一起吃。贺子珍也总是摇摇头，表示她吃过了。 贺子珍的这份拘谨，朱旦华看在眼里，却完全由着她的性子。作为朋友，她亲眼目睹了贺子珍这些年，由哈尔滨辗转到天津，再由天津辗转到上海，又由上海辗转到江西，像漂泊无依的浮萍，过着寂寞孤单的生活。朱旦华心里只有心疼，只想给她更多的理解和关心。 有一次，两个人聊起 “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 ，贺子珍神情忧伤，仿佛一下子被拽回到几十年前。她望着窗外的梧桐树，动情地说道： 聊着聊着，贺子珍想起了30多年前的种种......尤其是1937年夏天发生的一切。 那是1937年，贺子珍跟随毛主席到达延安，到了延安她发现自己的文化水平跟不上，这让她有很深的思想包袱。 毛主席和贺子珍都是性子急的人。但毛主席风趣幽默，能和广大年轻人、知识分子打成一片，受到延安年轻人们空前的尊敬和爱戴。 男青年、男知识分子喜欢和毛主席侃侃而谈，贺子珍是欢迎的；女青年、女知识分子和毛主席交流的时间一长，贺子珍就会“闹”。哪怕中央领导们的夫人出面劝阻，告诉贺子珍这是工作，再正常不过，她也听不进去，和毛主席的隔阂越来越深。 毛主席给足了贺子珍面子，没有当场发火，回到家，苦口婆心地提醒贺子珍，她的行为已经违反了组织纪律，需要做出深刻的检讨。 可是贺子珍接受不了，一心认为毛主席嫌弃自己没有文化，说什么都不肯承认错误，还撂下狠话：要离开延安，到苏联治病、学习，绝对不让毛主席小瞧了自己。 和朱旦华聊到这里，贺子珍脸上浮现出一丝酸涩的笑容，又自责地说： “我是乡下人，没有见过世面。”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贺子珍内心的不平衡，让她和毛主席产生隔阂，一气之下远走苏联，从此她的悲剧人生拉开了帷幕。 在那次谈话中，贺子珍还对朱旦华提起毛主席的“三次挽留”，哪怕已经过去了20年，她的语气中还是满满的自责。 要到苏联，需要先到延安，从西安坐车到兰州，再坐车到迪化，在新疆办出境签证到苏联。贺子珍到达延安后，毛主席托人带去口信，让她不要一意孤行，取消去苏联的计划。 毛主席的每一字、每一句都是希望夫妻之间能够互相谅解，消除嫌隙，重新来过。可惜，贺子珍还是固执己见，坚持要到苏联。 1937年11月25日，贺子珍到达兰州，毛主席又发来电报，请她不要去苏联，返回延安。贺子珍心意已决，没有理会。 1937年12月25日，贺子珍乘坐苏联飞机从兰州到达迪化，当天下午又继续飞往莫斯科，到达苏联已经是12月底。 贺子珍到达苏联后，毛主席亲自写了一封信，信写在毛主席用过的手帕上，信中说 ：“我们难道就此分手了？” 贺子珍让人捎回一封诀别信： “就此分手。” 贺子珍的决绝，彻底断送了她和毛主席长达十年的夫妻情分。从此夫妻二人桥归桥，路归路。可谁能想到，到达苏联没多久，贺子珍就后悔了，可惜这时候，已经没有回头路可以走...... 贺子珍在苏联待了整整十年，其中的辛酸和艰难只有她自己知道。后来每次提起在苏联的时光，她就忍不住泪流满面，难过地说： “我不想再回忆这些。” 1947年贺子珍回国，她想要开始新生活，可一直忘不掉毛主席，还曾对战友说： “我想见一见毛主席，说句话，握个手就行。” 可是她的愿望一直没能实现。 朱旦华明白贺子珍心里的懊悔，以及她对毛主席的深情厚谊。可是作为旁观者，她只能尽可能地安慰她，不让她陷入悲伤的情绪中。 有一天，江西省有关部门筹办了一场工业展览，朱旦华邀请贺子珍一同参观。二人乘车来到展览地点，进大门时，看到门口摆着一座毛主席立像。 看到立像的那一刻，贺子珍便愣住了，脚似有千斤重，再也不肯向前走，只顾静静地看着，没过一会儿就泪流满面。 朱旦华看着这一幕，心里由衷地难过，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劝说，只能在心里责怪自己： “应该先来看一下，就不会让她触景伤情了。” 眼看展览就快开始了，朱旦华不得不说：“子珍，我们进去看展览。”贺子珍还是不肯进去，说：“不。我就在这里看。”说完，还是呆呆地看着立像，过了好半天，才自言自语地说： “我好悔！” 朱旦华也忍不住流下眼泪，只好陪着贺子珍呆在原地。那天回去的路上，两个人什么话都没有说，心里却好像有千斤重...... 毛主席曾说： “贺子珍跟了我这么多年，受了很多苦，但她是对我最好的一个女人。” 贺子珍当年的诀别信，毛主席一直保留在他的铁箱子里。 毛主席每次南巡路过南昌，都会住在省委招待所1号楼，与贺子珍的家三纬路22号只有几百米的距离，可是，两个人没有机会见面。 1949年，阎长林带着李敏去看望贺子珍，交谈中，贺子珍聊起和毛主席的往事，感慨万千。回京后，阎长林把贺子珍说的话一五一十地告诉毛主席，毛主席说：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 1953年，毛主席和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长谈，让贺敏学劝贺子珍再婚，贺敏学为难地说： “子珍妹妹曾经讲过，她一生只爱一个人，不会再婚了。你是知道的她的性格的，她决定了的事情不容易改变。” 毛主席听完后，重重地叹了口气。毛主席一直记挂着贺子珍，虽然不再是夫妻，但作为昔日的同志、战友，他希望贺子珍能够迎接新生活。 1959年夏天的一天，贺子珍接到省委通知，由朱旦华和杨尚奎的夫人水静陪她上庐山度假。贺子珍没有意料之中的那么高兴，她过惯了勤俭节约的日子，不喜欢铺张浪费，更不愿意花公家的钱，第一时间拒绝了组织上的安排。 后来，在水静和朱旦华的极力劝说下，贺子珍同意和她们一起上庐山。 在庐山的第一个夜晚，是朱旦华陪着贺子珍度过的。 第二天，朱旦华和水静陪贺子珍游览庐山的各个景点。看着眼前的高峰、瀑布、幽谷、溪流，贺子珍神清气爽。那一天，贺子珍的心情格外轻松，高兴了一整天。 到了晚上，朱旦华对贺子珍说： “我们去会见一个人。” 贺子珍满脸疑惑，问道：“谁？”朱旦华卖了个关子，说：“见了你就知道了。”贺子珍没想到晚上还有安排，心里直打鼓，又充满期待。 没过多久，轿车便来接贺子珍等人。车辆在庐山上缓缓行驶，最后在一处别墅的庭院停了下来，朱旦华扶着贺子珍下车。而此时，一位警卫员早早就在门口等候，看见贺子珍后，立刻迎过来搀扶着。 警卫员和水静一左一右扶着贺子珍迈上宽大厚实的木楼梯，缓缓登上二楼，走到一间大厅里，只见毛主席坐在大厅的沙发上。 毛主席见到贺子珍，立刻站起身，笑着和她打招呼，请她坐下。然后对水静说：“谢谢你，你可以走了。” 这时候，卫士封耀松端来两杯水，放在毛主席和贺子珍面前。毛主席对他说：“这里没你的事了，你也走吧。”就这样，屋子里只剩下毛主席和贺子珍。 他们面对面坐在两把藤椅上，中间只隔着一张茶几。 这短短的距离，两个人整整走了22年。 那一刻，贺子珍仿佛在做一场梦。她怎么都想不到，有一天还能见到毛主席，还能和他说说话、聊聊天。贺子珍心里抑制不住的激动，只顾着流眼泪，一句话都说不出口。 毛主席见状，温和地说：“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光哭，以后见不到了，又想说。”他很关心贺子珍的生活，问道： “你这几年生活得怎么样？身体都好吧？” 听到毛主席体贴的问候，贺子珍的情绪平静了许多，她上上下下打量着毛主席，关切地说： “我好多了，你的身体倒大不如前了。” 毛主席说：“66岁啦，老了，忙呀，比过去打仗还忙！” 接着，毛主席询问贺子珍在苏联的情况，贺子珍一五一十的作出回答。毛主席不住地叹了口气，说： “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走呢？你到了兰州，我打电报给谢觉哉，请他劝你回头，可你就是不回头。” 说这句话时，毛主席表情哀伤。贺子珍的眼泪又忍不住留下来，哽咽得说： “都是我不好，我那时太不懂事了。” 说完，两个人沉默了好久。 一个多小时后，毛主席站起来说： “时间不早了，我们明天再见面，再谈谈。” 可是第二天，毛主席忙于公事，很早就下山了。贺子珍只好跟着朱旦华返回南昌。 贺子珍和毛主席只交谈了一个多小时，即便是相对无语，那也是他们十年间，一同南征北战，出生入死的默契呀。 贺子珍年轻时性格强硬、倔强，有自己的主意，一旦作出决定，四头牛都拉不回来。而几十年后，她卸下了往日的锋芒，对毛主席说：“都是我不好。”这五个字，字字恳切，道尽了她内心的懊悔。可惜一切都不可能从头来过...... 自那次庐山之行后，贺子珍就喜欢上了庐山，1960、1962、1966年她都曾上庐山静养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是因为在这里，她感觉离毛主席近了一步。 可谁能知道，这一次匆匆一见，竟是永诀...... 在外孙孔继宁的印象中，外婆贺子珍常常坐在院子里，抽着烟，望着远处。贺子珍回国后，毛主席的每一次问候，甚至每一次物品的馈赠，都让她没办法平静下来，心头无法平静的思绪，让她常常陷入哀伤之中。 后来，贺子珍自己承认，她每次对着毛主席的肖像，一坐就是半天、一天，很久都不愿意说一句话。 1976年毛主席逝世，贺子珍想见毛主席最后一面，去北京参加追悼会，却没能成行。从那以后，贺子珍最大的愿望就是能瞻仰毛主席遗容，看一看曾经与她生死相依、风雨同舟的人。 1979年6月，中央同意贺子珍的请求，允许她参观毛主席纪念堂。9月3日，中央派专机把贺子珍接到北京，住在解放军总医院。 出发去纪念堂之前，大家都纷纷叮嘱贺子珍： “姨妈，到了毛主席纪念堂，不能发出任何响动，更不能大声哭，这是纪律！姨妈，你一定要答应哦，不能哭，要听组织上的安排！我们就在您的身边。” 贺子珍点点头，作为党的老同志，她是最遵守纪律、最听话的人。 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贺子珍一行人从解放军总医院出发。一路上，她紧紧地握着早就准备好的手绢。 到了人民大会堂，贺子珍坐着轮椅，从纪念堂北门进入。女儿李敏和女婿孔令华代替她献上一个心形花圈，缎带上写着： 永远继承您的革命遗志，战友贺子珍率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敬献。 花圈的形状、缎带上的字，都是一家人共同参谋，贺子珍做最后决定的。心的形状，代表贺子珍和女儿一家对毛主席深深的思念和眷恋。 照相完毕，众人来到瞻仰厅。这时候，升降机缓缓升起，贺子珍终于见到了毛主席的遗容。 距离上一次庐山相见，过去了整整20年。 出发前，贺子珍在心里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看看毛主席的遗容，不能哭。可是，曾经的革命伴侣，曾经的战友、同志静静地躺在这里，看不到她的身影，听不出她心底的哀悼。贺子珍的泪水不听使唤，还是不由自主地流下来。她只能一边细看，一边用手帕擦拭眼泪。 整个瞻仰过程只有10分钟，期间，贺子珍没有说一句话。离开纪念堂后，贺子珍坐上轿车，她的目光还一直朝毛主席纪念堂的方向深深凝望，她是不是想说： “我走了，润之。” 回家后，贺子珍对外孙女孔东梅说： “外公只是睡着了。他不是神，他是人，他也需要睡觉。” 也许在贺子珍心里，毛主席一直没有离开过，他的音容笑貌一直被她永远铭记...... 后来，外孙女孔东梅回忆说： “外婆当时70多岁，人世间少有的 情感 ，在那一刻迸发出来，她没有嚎啕大哭，但她的心里，我相信是非常复杂的。” 1984年，贺子珍病逝于上海，享年75岁。她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也有着刻骨的孤单与寂寞。在人生的后半程中，贺子珍一直生活在遗憾和悔恨当中。 她是一位坚强的女性，也是一位勇敢的母亲，更是值得尊敬的革命老前辈。如果没有那次毅然决然地“出走”，她的人生是不是会有另一番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