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人口再生产的特点谈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必要性

再从令一个角度看一下这个问题

人类对人口容量的关注与研究已有近400年的历史（Cohen 1995）。对人口容量的研究实际上是对人口与经济、资源、环境关系的研究。这种研究自本世纪中叶以来，随着人口、资源、环境关系的日益紧张，而受到普遍的重视和青睐。世界各国的专家、学者及有关机构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研究世界及各地区各国所能承载的人口数量，以寻求缓解人地紧张关系的途径。中国对人口容量的系统研究开始于80年代，但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人口问题论争和50年代的人口问题大讨论中就已经出现（朱国宏1996）。80年代以来的研究在理论、方法与实践上取得了一系列进展。进入90年代，有关人口容量的研究更加深入和细致，研究的区域也更加广泛。

人口容量或人口承载力问题是在对人口发展变化规律性的探索中十分敏感又十分重要的问题，对它的认识将影响到对人口态势的认识、对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对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的确定、对人口与环境、资源协调发展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认识和努力（顾宝昌1998；Cohen 1998）。站在世纪之末，回顾与总结中国人口容量和适度人口问题研究的成果，不仅将使我们对人口容量研究的现状有一个较明确的认识，有助于对此问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而且对增强我们对人口发展变化规律性的认识和促进可持续发展在中国的实践，都会有所帮助。本文将从人口容量研究的意义、人口容量的概念、特点及其与相关概念的关系、人口容量研究的方法以及对中国人口容量的估算等几个方面来总结已有的研究成果。在本文的最后，简要介绍了国际上有关地球人口承载力研究的主要观点和结论。

一、人口容量研究的意义

美国人口学家科恩（Cohen ，1995）在他的著作《地球能养活多少人》中注意到，在地球承载力的研究中，生态学、经济学、地理学、土壤学和农学等领域的学者们以及学术政治家们都作出了努力和贡献，而非常奇怪的是，人口学家们却一直保持着沉默。一位著名的人口学家曾对他说，人口学家们之所以回避这一问题，是因为它所包含的相互关系太复杂，至今在这一问题中所使用的标准都很主观，过去的种种努力都显得很愚蠢。另一位人口学家则认为，人口承载力的问题至今还无法回答，但随着自然和社会科学的进步，最终会得到回答。而科恩自己认为答案现在不会有，以后也永远不会有，而对人类承载力的估计的真正的价值在于其在启发认识和指导行动中所起的作用。

科恩的这段话表明，对地球人口容量或人类承载力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在不同学者之间存在着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类似的情况也存在于中国学者的研究中。中国大多数学者对人口容量的客观存在性和研究意义都持肯定态度。但也存在一些相反观点。“由于地理环境人口容量参数的不定性，使得一些专家和学者不得不承认，合理环境人口容量只不过是个类似‘虚数"的使用方便的概念”（孙峰华1991）。“有些青年学者认为，人口容量是一个人为生造的不科学术语，研究人口容量意义不大，在某种程度上讲人口容量是不存在的”（张得志1994）。

持这类观点的主要论据是：（1）国内关于人口容量的概念和研究目标都是一个最大值，而事实上，人口规模也有一个最小阀值问题。一个概念不能涵括事物的两个方面，这是不科学的体现。（2）人口容量研究的模糊性给它的研究价值蒙上阴影。人口容量比生物学意义上的动物环境容量要复杂得多。究其原因：首先，人口容量的制约因素很多，而有些社会经济因素是不可测定和预知的。其次，现实人口变化往往具有很大的滞后性、曲折性和隐蔽性。再次，人类自身对环境容量的影响远远超出一般动物种群。人类不仅可以维持超越自然生态系统的高人口容量，又有能力在极短的时间内毁灭人类自身和地球，因而使得人口容量的研究价值大打折扣，在某种程度上讲是没有实际意义的。（3）人口容量的研究结果只是一个阀门值，与现实人口规模有相当距离，人口规模不应该也不可能达到生物学意义上的环境容量极限。对于人类社会来说，社会经济因素已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区域自然环境条件，而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是难以长期预测的，这是人口容量研究者难以胜任的。（4）对当前人口容量的研究方法的科学性表示怀疑。

与此相反，多数学者认为人口容量是客观存在的，大有研究之必要。其主要论点是：（1）人类生存环境是有限的，地球所能提供的资源也是有限的；有限的空间、资源、环境条件对于所能容纳的包括人类在内的任何生物种群的数量、规模都有一定的客观规定性；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角度看，环境人口容量及其对人口增长和数量规模的限制作用都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朱宝树1989）。（2）正是由于人口容量研究具有一定的难度，人口容量与现实人口规模之间有一定差距，研究方法也还有待改进，才值得我们去研究。（3）人口容量的研究并不只是一个最大人口规模数值问题，人口容量的研究内容是非常广泛的；在研究人口容量的过程中可以全面系统地分析该区域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特征及其协调发展关系，为区域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居民安居乐业提供科学依据。对人口容量的理解不能过于片面和狭窄（张得志1994）。（4）对人口容量的研究有助于加深人们对控制人口必要性的认识，有助于正确理解人口与各环境因子的关系和识别危机区域（潘纪一1988）。（5）研究人口容量可以了解各地区人口压力的真实情况，揭示人口分布现状的本质，为地区人口迁移、人口再分布政策和人口与经济发展规划提供科学依据（伍理1991）。

二、人口容量的定义

关于人口容量的思想实际上是古已有之。中国历代的思想家、政治家有关保持人口与土地的平衡，使有限的土地负担一个大小适当的人口的思想，就是人口容量问题的一些最初考虑（邬沧萍，詹长智1987）。但人口容量作为一个科学概念的提出，只是也只能是最近几十年的事。50年代以来，世界人口出现了一种飞速增长的前所未有的格局，导致一系列生态和社会经济问题，像粮食短缺、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经济衰退等威胁着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自70年代以来，围绕人口容量的研究不断出现。从国外到国内，人口学家、环境学家、地理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与重视。

但是，一个首要的问题是对人口容量或人口承载力的定义。迄今为止，国际组织和学术界所下的定义多达26种（Cohen 1998）。大多数的定义在一些基本点上有共识，例如，这一概念是指在一定时期在某种可能的或期望的生活方式下所能养活的人口数；也认为必须扩展到考虑技术的作用；还认为在自然条件给生存带来问题之前，不同文化和个人不同的生活标准（包括环境质量标准）就可能对人口规模设置了极限。然而在其他方面，不同的定义差别很大甚至相互冲突。有些定义根本否认任何承载力的存在，认为人类的创造力将超越任何自然的障碍；另一些定义承认极限值是存在的，但认为这些极限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现在和未来的选择。

在中国人口容量的研究中，对人口容量概念的使用也不尽统一。有的沿用国际组织的定义，有的对这些定义加以改造。有的定义表述得较为复杂，而有的则表述得很简单。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定义存在于国内的文献中。

国际人口生态学界的定义：世界对于人类的容纳量是指在不损害生物圈或不耗尽可合理利用的不可更新资源的条件下，世界资源在长期稳定状态基础上能供养的人口大小。这种定义主要把资源作为人口容量的决定因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一国或一地区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利用该地的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及智力、技术等条件，在保证符合社会文化准则的物质生活水平条件下，所能持续供养的人口数量。该定义在强调自然资源的同时，也考虑到技术条件，比上面的定义更全面具体一些。

朱宝树（1989）在其主编的《人口生态学》一书中所给的定义为：所谓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的环境人口容量，就是指该地区的资源环境条件在能够充分合理利用和保持生态平衡的情况下，所能持续供养的相应于一定生活水平的最高人口数。该书对人口容量涵义进一步概括为：（1）资源环境条件的充分合理利用，是指相应于一定时期的生产力水平而言所能达到的开发利用程度。“充分”是指生产力发展水平所能允许的最大限度利用：“合理”则是强调不损害生态环境的平衡机制，保证资源的永续利用。（2）资源、环境的充分和合理利用确定所能供养人口的最高数及其持续性的前提。（3）环境人口容量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生活标准之上。

潘纪一（1998）在其《人口生态学》一书中对人口容量所下的定义为：在给定的环境条件下，全球或一个地区生态系统所能维持的最高人口数。作者进一步把人口容量划分为几种类型：（1）生物生理性的人口容量，即把人均消费水平压缩到最低水平，也就是只能满足人们生理必需的水平，所估算的最大抚养人口数。（2）基于现实条件的人口容量，根据现有的消费水平，参照可以预见的生活水平、生产力水平、资源储量各消费量的变动情况，以估算未来某一时点所能容纳的最大人口规模。（3）适度的人口容量是适度人口思想在人口容量研究上的反映，由于可以从多种角度考虑所谓适度人口，从而也就有着各种不同意义上的适度人口容量。

张志良（1993）在《人口承载力与人口迁移》一书中，给出的人口容量定义为：在某区域的某一预见时段，以不损害区域环境质量和破坏资源的永续利用为前提，在保证符合其社会文化准则的物质生活水平条件下和正常的经济发展速度下，地区的消费资料所能持续供养的总人口和生产资料所能容纳及满足个人福利的全体人口正常发展目标下的人口数量。

王道隆、吴定光（1988）提出可容人口量的概念，认为可容人口量是指环境、自然资源允许承受人口的最大限度。这一概念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强调了人口容量是以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平衡与稳定，保证自然资源特别是非再生性资源的永续利用为前提。他们进一步将可容人口量分为三类：可容人口极限，即环境和自然资源对人口的平均负荷力降低到人类必要生存条件最低水准的人口容量；可容人口饱和值，即环境和自然资源对人口的平均负荷力与其必要生存条件基本相适应的人口容量；以及可容人口适度值，即环境和自然资源对人口的平均负荷力与人类最佳生存条件一致的适度人口量。他们认为，只有第三种人口容量类型是最理想的人口容量模式，是人类应该追求并努力付诸实践的目标。

王学军（1992）认为，地理环境人口承载潜力是指在一定时间、一定空间内，由地理环境各组成要素（其中包括土地资源），人类本身的数量、素质、分布、活动以及区际间的人员、物质、能量、信息交流所决定的，保持一定生活水准，并不使环境质量发生不可逆恶化的前提下，生产的物质及其他环境要素的状况所还能容纳的最高人口限度。他将地理环境人口承载潜力的基本思想总结为时间限定性、空间限定性、区域开放性、人类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综合性以及不易定量性。

曲格平、李金昌（1992）在《中国人口与环境》一书中写到：人口容量又称人口承载量，一般理解为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下或一定地区的资源所能养活的最大人口数，所以有时又称之为人口最大抚养能力或最大负荷能力。另外一种理解是，把人口容量看成一定自然资源条件下的最理想人口数量或适度人口数量。他们认为，一定生态环境或一定地区的资源所能养活的最大人口数，是人口容量的极限状态，这个极限状态受到多种条件的制约，所以在正常情况下是难以实现的。因此，应把适度人口数量作为人口容量的基本内涵。

毛志锋、任世清（1995）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人口容量的定义适应了当代和未来社会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对能源这一重要资源的利用需求，以及人口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对人口容量的影响，但忽略了生态平衡与资源环境利用保护准则下对人口容量的制约。尽管强调了人口容量的时空界定，但忽视了社会经济系统或人类生态系统开发条件下的资源超越辖域空间的流动。对国内有的学者着重于土地平面垦殖方面人口承载力的探讨，他们认为所确定的不同时空的人口容量不仅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更重要的是淡漠了对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之间相互促进的探讨。有鉴于此，他们从生态角度提出了以下定义：人口容量是指在一定时期内，能够保障生态环境物质能量循环相对均衡和不断满足人口生活消费水平提高条件下，地球或某一开放疆域的自然资源在长期稳定合理开发利用基础上所能抚养的人口数量。

综上所述，所谓人口容量就是某一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所能供养的人口数量。由于考虑的范围、时期、条件和目标不同，人口容量也就具有了不同的涵义，所以在对人口容量进行研究时关键是要明确人口容量的具体规定性。在不同的假定条件下，人口容量的值就会有很大差别。影响人口容量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地域的开放程度。一个封闭系统和开放系统的人口容量是有很大区别的。在一个开放系统中，资源的互补可以大大提高一个地区的人口容量。而一个封闭系统中，由于某一种资源的匮乏会使得其人口容量大为降低。（2）时间规定性。一个地区短期内的人口容量会高于保证其长期发展的人口容量，但短期内对资源环境的过度开发和利用，会造成未来人口容量的降低。因此，人口容量应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上，不能只考虑短期效应。（3）生产力水平的高低。不同的生产力水平下，对资源的利用程度和产出水平会有很大差别，因此，人口容量会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在确定未来人口容量时必须考虑到技术进步的作用。（4）生活水平的高低。在同样的产出水平下，不同的生活水平需求会有完全不同的人口容量。很显然，人口容量会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而降低。（5）分配方式与社会制度。不同的分配方式将导致人口容量的差别，一个平均分配资源和财富的社会的人口容量无疑大于一个贫富差距很大的社会。（6）不同目标下的人口容量。如果仅仅考虑维持人们的最基本生活需要，那么得出的就是一个地区所能抚养的最大人口数量。如果要达到一个理想的或最优的目标，则实际上得出的是适度人口数量。（7）承载人口的基础。人口容量既可以从单一的因素分别考察，如土地资源、淡水资源、矿产资源等，也可以从自然环境系统综合考虑；既可以只考虑自然系统，也可以加进社会经济系统，因而有土地人口承载力、矿产资源承载力、环境人口容量等一系列人口容量的研究。考虑因素不同，研究结果自然大相径庭。只要自己持之有据，也就不乏其意义。

最近，有的学者（童玉芬1998）从可持续发展角度进行了最优人口探讨的尝试。她提出，区域可持续发展最优人口是指最有利于区域达到可持续发展目标要求的人口条件（包括人口数量、人口增长率、人口结构、人口质量、人口分布等条件）。可持续发展最优人口是适度人口的扩展，但是在可持续发展的新观念下，人口的适度就不能纯粹是为了经济的增长，而是为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衡量人口的适度与否，应该从是否最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衡量。

三、人口容量的特点

人口容量与一般动物的环境容量在某些方面具有相类似的特征，如生态系统的初级生产能力是决定环境容量的基础；由于环境条件和种群规模及适应性的变化，环境容量具有强烈的变动性等。随着人类生态系统的产生和发展，人口与环境的的相互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口容量呈现出不同于一般动物环境容量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朱宝树1989）：

1.人类在人口容量上的主观能动性。一般动物种群只能被动地受制于既定的环境容量。一般说来，在自然环境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只有当某一动物种群的适应能力提高的时候，该种群的环境容量才会扩展，当种群规模过度增长时，环境容量会发生缩减。一般动物种群对环境容量的影响是很有限的，而且是生物学属性的反映。而人类对环境容量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其生物学属性所及的范围。人类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极大地增强了适应周围环境的能力，其人口容量已经大大高于自然生态系统所能维持的人口容量。同时人类的活动也可以导致人口容量的人为缩减。

2.人口容量与现实人口规模之间关系的不稳定性。在自然生态系统中，除非发生大的环境变化或外来干扰，多数动物种群在一定环境中的数量规模一般都已趋向于与环境容量保持基本平衡的状态。人类种群虽然已经增长了几百万年，但无论是种群规模本身，还是地球环境的人口容量，都尚未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

3.人口容量对现实人口制约作用的不确定性。一般动物的环境容量只是指生物学上的最高数量，可以根据动物的生物生理需要及环境可以满足的程度而加以确定，即环境容量对动物种群规模的制约作用比较直接和明显。而人口容量的确定要比一般动物错综复杂的多。一方面，人口容量的制约因素增多，不能只从环境和人口两个侧面来考察；另一方面，人口容量不是直接对人口规模发生制约作用，环境人口容量制约下的现实人口变化往往具有很大的滞后性、曲折性和隐蔽性；另外，人口容量制约下的人口变化也并不单纯表现为人口数目的增减变化，人口的增减也不仅仅取决于环境容量的制约。

四、人口容量、人口承载力与适度人口的关系

1.人口容量与人口承载力。在人口容量与人口承载力的关系问题上存在两种观点（伍理1991）。一观点种认为，人口容量和人口承载力是同一个概念，两者之间没有根本区别。另一种观点倾向于把两者加以区分。认为承载力指的是一定的净生产力和消费结构下给定土地可能支持的最大人口数，相当于草场的载畜量，而人口容量是指承载力与社会经济因素相结合的产物。

土地人口承载力不能和土地人口容量相提并论（刘卫东1992）。土地人口承载力是指在未来不同的时间尺度上，以预期的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及与此相适应的物质生活水平为依据，一个区域利用其自身的土地资源所能持续稳定供养的人口数量。土地人口容量则是在一定面积土地上容纳的人口数量。土地人口承载力相对稳定，它受土地生产能力与人的生活水平所制约，受人的行为影响小，比较客观。土地人口容量则受人口政策、人的生育行为和人口迁移等因素的影响较大，主观性强，它可以大于或小于土地的人口承载力。就一个封闭的区域系统来说，土地合理人口容量应小于土地人口承载力，以保证扩大再生产的进行。对于开放的区域系统，经济贸易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土地合理人口容量可以小于或超过土地人口承载力。

更有作者（刘斌，艾南山1993）从协调论的角度对土地承载力与人口容量进行考察，并运用系统论的一般方法对其进行系统分析，认为土地承载力与人口容量所处系统不同、所处系统的层次不同。所处系统的性质与特点不同，它们是两个既有本质区别，又有内在联系的概念。

《人口承载力与人口迁移》一书认为，人口容量、资源承载力、土地承载力是既相互区别又相互统一的概念。该书认为，资源承载力就是环境人口容量。土地承载力是资源承载力的特例，它与资源承载力的区别在于抽取了自然资源中的土地资源作为研究重点。土地承载力的核心是指在自然、社会、经济因素的制约下，一定地区产出的食物能养活多少人口。在人口容量与人口承载力的关系上，该书作者认为人口容量有特定的涵义，而人口承载力则是泛指的名称，凡是人口为主体，资源、环境、经济为客体的，并能承载人口数量的，如人口容量、环境人口容量、经济适度人口、资源承载力、土地承载力等都统称为人口承载力。

笔者认为，人口容量与人口承载力并无本质区别，它们都是从英文“Carrying Capacity”一词而来。人类环境并不存在纯粹的自然环境，而是与社会环境交织在一起，即使从概念上硬行把两者区分开来，在实际操作中也很难界定，只能造成人为的混乱。因此，笔者倾向于对二者不作区分。

2.人口容量与适度人口。按一般理解，人口容量是指一个地区的资源、环境所能承载的最大人口数量，即偏向于最高人口的涵义。而适度人口则是指一定目标下的最适宜人口，即最优人口。但确定人口容量时，如果把消费水平定在一个期望的数值上，则此时的人口容量也就等同于适度人口。因此，人口容量与适度人口在概念上是有区别的，但在一定条件下，两者也可以互相转换，适度人口也可以说是某一定意义上的人口容量。

五、人口容量的研究方法与步骤

根据不同的定义和研究目的，人口容量的研究方法也不尽相同。目前，国内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张志良1993；董玉祥1988）：

1.单因子分析法。此种方法一般把人口容量理解为最大负载能力，从而根据农业生产所提供的粮食或某种资源的食物生产能力进行环境人口容量的估算，尤以依据粮食生产进行估算的方法应用最为广泛。此方法考虑的因子较少，操作简单，在人口容量估算时应用较多。但此法没有考虑到人口对农业生产或资源利用的反馈以及农业的投入与整个经济相关部门间的反馈作用，因而是一种非常粗略的估计方法。

2.土地资源分析法。这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在1979年召开的《未来人口的土地资源》专家咨询会议上提出的研究方法。它以土壤评价为基础，依据资源、生态特点划分出不同的农业生态区，并给出各类农业生态区的三种农业产出水平（低、中、高），根据各种作物的不同要求求出各种作物的产量并换算成蛋白质及热量，然后再与每人每年需要的蛋白质与热量进行对比，即得出环境人口容量。对草地畜牧业也以同样方法换算。

3.资源综合平衡法。1973年由澳大利亚的研究者提出并得到广泛应用。这种方法综合考虑土地、水、气候资源等因素，避免了单因子分析法的某些不足。通过分析各种环境资源对人口发展的限制，利用多目标决策分析，进行综合研究，从生态系统角度全面进行估算，从而得出比较精确的结论。

4.投入产出法。这种方法以投入产出技术为手段，根据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水、肥等实际投入状况及其发展趋势，推测土地的现状及未来生产潜力，从而计算土地承载力。这种方法考虑了实际生产情况，因而更接近实际，对预测一定时间尺度的土地生产能力表现出一定的可信度。

5.系统动力学方法。这一方法最先由罗马俱乐部创立，并在《增长的极限》一书中用于研究人类的未来。1984年苏格兰的资源利用研究所首次将其应用到环境人口容量的研究中。它基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环境人口容量的定义，综合考虑人口、资源、环境、社会经济发展之间众多因子的相互关系，建立系统动力学模型，通过模拟不同发展战略，得出人口增长、资源承载力与经济发展相互间的动态变化及其发展目标。此法能把包括社会经济、资源和环境在内的大量复杂因子作为一个整体，对一个区域的人口容量进行动态的定量计算，这是其他方法所不及的。而且这种方法能模拟各种决策方案的长期效果，并对多种方案进行比较分析而得到满意的方案，与优化有同等的效用，是目前为止区域人口容量研究较先进的方法（董玉祥1988）。

在确定人口容量的研究目标和方法后，一般按以下步骤研究人口容量：（1）首先确定估算人口容量的地域范围和时间界限；（2）列出该地域内的自然、社会生态系统中制约人口容量的各因子，并确定主导的制约因子；（3）研究一定时间上的这些主导限制因子的改变程度；（4）研究一定时间上的区际联系的性质和规模；（5）充分考虑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消费层次的人群的消费习惯和消费量；（6）在分析各个单要素的基础上，进行调整和综合，作出定量的估算（伍理1991）。

对中国未来适度人口数量的估算研究（田雪原，陈玉光1981；宋健等1981；胡保生等1981；桂世勋1986；孙峰华1991；毛志锋1995），学者们以不同的环境要素为依据，采用了以下一些方法：

1.从制约劳动者就业数量的最基本的物质要素出发，预测生产性固定资产和劳动者技术装备程度在若干年后的变化发展状况，计算当时能较好地保证劳动者合理就业和劳动生产率迅速增长的适度人口数量；

2.从制约人口生存的最基本的资源要素出发，预测这些重要资源在若干年后的发展变化状况，建立在指定饮食水平上的理想人口数量以及相应食品构成的8个平衡方程，将这些方程联立起来，组成一个变系数非线性不定方程组。这8个平衡方程的物理意义分别为：描述供求植物蛋白平衡方程；描述供求动物蛋白平衡方程；描述供求脂肪平衡方程；描述供求糖类平衡方程；描述供求水产平衡方程；描述供求奶类平衡方程；描述供求牛羊肉平衡方程；描述可用来生产食品的土地与保障总人口食物需求所必需的土地平衡方程。

3.从制约和影响人口规模的各种有关因素出发，采用多目标决策技术和分解综合的办法，分别研究每一个因素的局部影响，从而估算未来的最优人口规模。鉴于每个因素都存在着一个在多大程度上可能实现而又令人满意的问题，该方法引进了“可能（满意度”指标。考察每一类因素的“可能（满意度”，在几种不同的假设条件下，计算多种方案的“可能（满意度”的数值，提出若干年后合理的人口规模。

4.从制约和影响人口规模的各种有关因素出发，预测这些因素在未来的发展变化状况，根据本国的情况，参照其他国家各种因素对理想人口的承载量，确定各种因素负担的理想人口数量。然后将各因素承载的理想人口数量计算算术平均值，作为最终估计值。

5.在对人口、社会、经济、资源和环境的拓扑关联的分析基

人口再生产的特点是：

第一，人口再生产是通过男女之间结成一定的婚姻关系，组成家庭进行的。家庭是人口再生产的实现单位。在历史上，人类的婚姻形式和家庭形式虽然经历了很多变化，但家庭总是生殖单位。

第二，人口再生产的周期较长。人口再生产的周期是指母女两代人之间的平均间隔时间。这个时间最短也有十五、六年。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妇女生育年龄有向后推迟的趋势，这将使人口再生产的周期延长。

第三，人口再生产具有明显的惯性，它表现为凡是长期不断增长年人口都有一种继续增长的趋势，而长期不断缩减的人口，则具有一种继续缩减的趋势。

而根据我国的人口基本特点来说是人口基数大，增长快

所以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有利于使人口再生产的周期延长

即父代与子代之间的间距增长一点

《世界上最奇怪的政策》

何亚福

从许多方面来看，中国的人口政策堪称世界上最奇怪的政策，例如，一方面，宪法规定各民族一律平等，但另一方面，人口政策却规定生育权因民族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一方面规定男女平等，但在农村，头胎如果是男的就不能生第二胎，头胎如果是女的就能生第二胎，等等。但这些都不是最奇怪的，最奇怪的是在哪一方面呢？

众所周知，一种政策制定出来以后，政策的制定者是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遵守这项政策的，至于实际上是否所有的人都能够遵守，那是另外一回事了。但中国的人口政策却不是这样的，这项政策的制定者并不希望所有的人都能遵守这项政策，而是希望一部分人违反这项政策。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下面来分析一下。

首先解释一下“政策生育率”这个名词。政策生育率是指人口政策允许平均一个妇女终身生育的孩子数。郭志刚等几位人口专家对各地区不同的生育政策以及人口分布情况进行比较细致地分析计算后，得到全国平均政策生育率为1.465；而人口专家曾毅统计，全国有63.1％的夫妇只被允许生一孩，35.6％的夫妇被允许生二孩，1.3％的夫妇被允许生三孩，由此计算的政策生育率只有1.382。也就是说，现在中国的政策生育率是1.4左右。

政策生育率是1.4左右，那么，政府是不是希望把中国人口的生育率保持在1.4左右呢？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蒋正华在1997年的联合国关于生育问题的国际会议上（当时蒋正华任国家计生委副主任）指出：中国政府希望保持低生育水平，但并不希望其下降得过低，即最好将总和生育率保持在1.8至1.9之间。2006年4月，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报告认为：“全国平均总和生育率在未来30年应保持在1.8左右，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可见，计生委和人口学界认为中国的最佳生育率是1.8左右。

那么，1.8是不是最佳生育率？我们知道，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是2.1，如果高于2.1则人口增长，如果低于2.1则人口减少。长期保持1.8的生育率意味着人口不断减少，最终会导致人口的消亡。退一步来说，即使假定1.8是最佳生育率，那么，现在中国的政策生育率是1.4左右，并不符合“最佳生育率”的要求。这会导致什么结果呢？我们来分析一下在这种政策生育率条件下可能出现的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在政策生育率是1.4的情况下，如果所有的人都遵守这项政策，那么实际生育率会在1.3左右（因为有大约10%的不孕症）。1.3的生育率属于超低生育率，一个国家如果长期保持1.3的生育率，这个国家的老龄化程度必然极为严重，而且人口迅速萎缩。1.3不是人口的可持续发展的生育率，所以，如果所有的人都遵守这项政策，对于这个国家来说绝对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第二种情况，在政策生育率是1.4的情况下，如果有一部分人遵守这项政策，而另一部分人不遵守这项政策（即存在所谓“超生”的情况），使得实际生育率达到1.8，虽然将来仍会存在老龄化问题和人口萎缩问题，但比起1.3的生育率来说，灾难程度大大减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超生对于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来说是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但问题又来了：超生既然缓解了人口危机，超生者却受到征收“社会抚养费”的重罚，这等于是国家惩罚对民族有功的人。

现在政府一方面把政策生育率定为1.4左右，而另一方面又说最佳生育率是1.8左右。那么，政府是不是把达到“最佳生育率”的希望寄托在一部分人的超生身上？是不是希望有一部分人违反政策？这种政策难道不是世界上最奇怪的政策吗？因此，如果政府认为最佳生育率是1.8左右，那么政策生育率也应该定为1.8左右，而不应像现在那样把政策生育率定为1.4左右。

政策生育率如果定为1.8左右，那么，放开二胎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有人说，如果放开二胎，政策生育率就是2.0左右了。事实上，考虑到不孕症和单身人口，放开二胎的政策生育率也就相当于1.8左右。又有人说，即使放开二胎，也仍然会有超生，所以生育率可能会突破2.0。事实上，虽然放开二胎也仍会有超生现象，但同时也有很多夫妇自愿只生一个，甚至还有一些夫妇是丁克，而且只生一个和丁克的夫妇肯定多于超生的夫妇，所以平均的生育率仍然不会超过1.8。

1990年代以后进行的多次生育愿望调查显示，人们的平均生育愿望不超过1.8个孩子。例如，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家庭经济和生育研究”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城市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65左右，农村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89左右；1997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的全国人口和生殖健康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城市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56左右，农村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80左右。在这种情况下，放开二胎的生育率也不会超过1.8。

更进一步来说，在人们的平均生育愿望不超过1.8个孩子的情况下，还有必要实行计划生育吗？打个比方，如果一个国家的成年人的平均身高不到1.8米，国家却要成立一个“身高控制委员会”，把这个国家的成年人的平均身高控制在1.8米左右，这纯粹是浪费纳税人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