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李鸿章

李鸿章是晚清名臣。他组建淮军；引进洋人的机器设备，与曾国藩等人主导洋务运动；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独自前往谈判，最终不割地而平息事件；在甲午战争处于不利情况时曾主动用最小代价来达成和解，说明他尽力维护中国的利益，是他爱国的表现。但避战和重视海防而愿意牺牲新疆放弃疆防；甲午战争中的指挥失误导致军舰在威海卫被全歼；中法战争胜利后反而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洋务运动和他的一系列措施并没有改变中国继续沦落，也让他的功劳并不显著。但总体评价是积极的。u25aa

对于李鸿章这个人我们的评价分为两极，有的人认为他在晚清对整个国家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但是也有的人认为他是一个卖国贼，在晚清政府即将衰败之际还同外国列强签署了如此多的对中国经济、政治、文化不利的条约。更加地使中国走向了，破败不堪局面。关于李鸿章的过失基本上是围绕着他签订《马关条约》，出卖国家主权的问题上展开的，因此李鸿章也就成了一个汉奸，清朝的走狗。其实这种评价是不公平的。首先，签订《马关条约》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应该说是慈禧的意思，李鸿章不过是一个传达命令的人，因此不能把这个罪名加到他的身上。其实李鸿章也是一个有作为的大臣的，首先他不是满洲血统，能作为一个汉人在清朝当上如此大的官是很不容易的；再者在洋务运动中，李鸿章也是一个积极的领导者，创建了很多现代的武装力量，虽然没有起到救国救民的作用，但也对中国的现代化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梁启超先生对李鸿章的评价： 若以中国之失政而尽归于李鸿章一人，李鸿章一人不足惜，而彼执政误国之枢臣，反得有所诿以辞斧钺，而我四万万人放弃国民之责任者，亦且不复自知其罪也。

作为晚清一代重臣和权臣，李鸿章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历史舞台上，一直处于古今中外、朝野满汉各种矛盾的漩涡中心。作为实力最强的洋务派淮系集团的首领、清 *** 重要的决策者和执行者之一，为了因应不可抗拒的时代变局，他在中国早期的洋务――近代化活动中，所做的事情最多，因而引起的争议和非议也最大。有人曾用八个字很形象地概括他：“权倾一时，谤满天下。” 然而，真正使李鸿章声名扫地的是甲午战败，当时弹章盈廷，国人一片唾骂。“使当日尽用其谋，知成效必不止此；设晚节无以自现，则士论又当何如？”这是近代著名思想家、也是曾经当过李鸿章僚属的严复，在李氏去世所作的挽联。它所表达的评论性意思，当主要也是就此而生发出来的感慨。今天，我们重新审视李鸿章的时候，我们不妨用公平、公正的眼光，把李鸿章放在当时那个大背景大环境中去评判。在这里，我们特别愿意征引著名近代史论家袁伟时先生的新论。在其所著《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一书中，袁先生专门用两章的篇幅集中讨论了“李鸿章的是是非非”问题，并从下述三方面为李鸿章重新作了历史定位――第一，李鸿章为庸众中的杰士。 晚清统治层从最高统治者至大小官员，总体来看是个平庸的群体。他们是处于衰败状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产儿，又在腐朽不堪的专利制度制约下活动。按照19世纪下半叶人类文化已达到的水平去衡量，这批统治者都是知识低下，目前短浅的平庸之辈。但在激烈的社会震荡中，他们中也分化出一些比较杰出的人物。李鸿章就是其中的一个。 张之洞、梁启超都认为李氏的见识超出同侪，这个论断是公允的。但这不等于说，他在一切方面都比大小官员高明。准确点说，他是甲午战争前为数不多的识见超群的清 *** 大员之一。 他较早地意识到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局，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地步。1865年他便指出：“书生坐谈误国，可为口叹！且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千古变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钧执政亦不知，岂甘视其沈胥耶！”正是基于这种不甘心自己的国家沉沦的自觉，他以推行“自强新政”即洋务运动为己任，而经过锐意考查，有些认识也颇为高明。 首先，他是最早认只开放不可逆转的大臣之一。从鸦片战争开始至1900年的60年间，对侵略者与老师一身二任的列强持什么态度，一直是朝野上下激烈争辩的问题。顽固守旧派要恪守严夷夏之辨的传统信条，对外来事物持排斥态度，既阻碍了本国的发展，又往往用一些不恰当的措施去激化与西方列强的矛盾，酿成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大祸。这些大祸的发生，西方侵略者当然有其罪责，那是要另行讨论的问题。这里我们着重看中国这一方的问题，守旧派给侵略者提供了可乘之机，也是不容讳言的事实。李鸿章则持截然不同的态度。他力主以开放的态度去处理同外国的关系，以新的观念和措施去适应“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其次，李鸿章的高明之处还在于把“借法自强”看作救国的关键所在。当时，不少大臣空喊“攘夷”而反对学习西方，与正确的救国途径背道而驰。有的大臣虽然也主张学习西方，但视野狭窄。李鸿章的洋务思想于七十年代趋于成熟。他的主张也有许多弱点，有的且是重大弱点，但在当时已属卓荦不群。 他把学西方作为救国急务，爱国赤诚溢于言表。他自觉地继承和发展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的思想，以“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为洋务自强运动的根本指导思想。和戎为的是创造一个有利于改革和建设的国际环境，而根本的出发点是变法图存。他语重心长地说：“自秦政变法而败亡，后世人君遂以守法为心传。自商鞅、王安石变法而诛绝，后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悦。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天耶？人耶？恶得知其故耶？” 作为洋务运动无可争议的领袖，李鸿章意识到自己的活动是商鞅、王安石变法的继续。他把传统的“穷则变，变则通”思想作为变革的理论依据，而整军经武，购买和仿造船、炮、洋枪则成了变法的重要内容。 当时，敌国环伺，整军经武是任何执掌国家权柄的人不能不考虑的大事。李鸿章的高明处在于他围绕国防建设提出了三个根本性的大事：一是培养全新的人才；二是全面发展工商业；三是要求宫廷节省冗费。――历史已经证明，近代中国发展的迟滞与现代事业的失败同没有贯彻这些主张有密切的关系。从整个社会看，李鸿章不一定是这些思想的首倡者，但在大臣中能全面地提出这些主张的却不多见。第二，晚清近代化事业的主要开创者。稍加考查就会知道，中国有机械制造、近代的采煤、铁路、电报、轮船运输、纺织等工业、采矿和交通运输及信息企业，无一不同李鸿章的推动、支持有关。而在办新式学堂、派留学生出洋等方面也有他不可磨灭的贡献。人们历数过这些官办企业或事业的种种弊端，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可是，我们同样无法否定一个事实：西方的机器和科学技术进入中国就是对愚昧无知的打击，就播下了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种子。招商局轮船所到之处，商品经济总有大小不等的发展。江南制造局翻译出版的几百部西书不是孕育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一代呼风唤雨的人物吗？没有洋务运动，鲁迅又怎么会跑到南京去上学呢？对19世纪以来为捍卫中国的独立和摆脱中世纪的落后状况尽心尽力的人，我们都应如实记下其劳绩和失误。李鸿章也不应例外。第三，一代先进知识分子的凝聚中心。 鸦片战争后在中西文化撞击下逐渐出现了一批新型的知识分子。他们先是集结在曾国藩周围，接着就向李鸿章靠拢。在甲午战争以前，这些对西方了解较多且程度不等地掌握了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有识之士大体上都视李鸿章为中心。他们提供了大量的信息，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李鸿章所以能显得识见超群，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汲取了许多新鲜的知识。 甲午战争前夕，孙中山谋求上进，首先想到的就是给李鸿章上书。其中固然与李氏是重要权力中心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李氏思想比较开明和开放，是各项洋务事业的主要推动者，因而对有新知识的青年颇具吸引力。在甲午战争前，不但严复、马建忠及其他留洋归来的技术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在李鸿章直接领导或势力所及的范围内服务，就是对其学西方的作为持激烈批评态度的郭嵩焘、王韬、郑观应等人，也是李鸿章的朋友或麾下的重要官员。 在任何社会中，知识要通过一定的渠道才能转换为政策或各项活动。这项转换机制是否健全对社会发展影响很大。在甲午战争前的20多年中，他在很大程度上起着转换枢纽的重要作用。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这个作用完成得不好。但这个情况却有力地证明，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仍然依附于清 *** ；同戊戌维新前后的情况不同，他们没有发展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李鸿章就是在这个大格局下，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对于李鸿章，自古评价不一。毁之者认为，他是“投降派”和“卖国贼”的典型代表；誉之者则认为，他有开放的眼光和卓越的见识，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对于李鸿章不能一骂了之。　　1901年，李鸿章在屈辱中辞世。这位晚清显赫一时的人物，身前和身后都遭诟病。在他死后一百多年的今天，人们对他的评价仍是毁誉不一。毁之者往往总是把李鸿章和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些屈辱性的事件联系在一起，诸如甲午海战的失利，《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的签订等等，由于对这些事件负有直接责任，他不可避免地成为口诛笔伐的对象，进而成了某种国家落后的象征，是“投降派”和“卖国贼”的典型代表；誉之者认为，李鸿章是近代中国的一位“爱国者”，是“晚清近代化事业的主要开创者”，是“一代先进知识分子的凝聚中心”。那么，李鸿章究竟是“爱国者”还是“卖国贼”？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我认为，对于李鸿章既不能简单做出判定，也不能用现代人的眼光去衡量他当年的所作所为，更不能一骂了事。　　要认识和评价李鸿章，必须要弄清楚两点情况。　　一是李鸿章本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转型时期。而这样一个过程，又是在中国被动落后挨打的局面下，由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鸦片和洋枪大炮军舰，逼迫中国实行所谓“门户开放”的。有志之士试图寻找出一条强国富民的理想道路。这时候，经历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国内太平天国运动，一个新兴的统治阶级改革派——洋务派，从清王朝统治集团的高层产生出来。他们接过传统儒家经世致用的旗帜，提倡和标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力图挽封建末世的狂澜于既倒。可是，限于阶级局限性，他们虽然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但只是停留在器物革新的层面上，无法触动封建社会体制的根本痼疾。　　由于洋务派的领袖人物们，掌握了从中央到地方相当大的一部分权力，所以洋务派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早期改革舞台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成为众多改革派别里的主流派；而在洋务派内部，又分成众多的集团，其中，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是这些集团里实力最强、兴办洋务成效最大的一个。李鸿章，可以说是一个伴随着近代洋务运动潮流而产生的标志性人物。由于他所具有的权力和地位，使得他成为左右晚清政局满汉中外各项决策的关键性历史人物。　　二是李鸿章究竟干了一些什么事。从1862年当上江苏巡抚起，李鸿章在晚清社会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活动了整整四十年，其时间之长、涉及的领域之广、所做的事情之多，是任何同时代的政治家所无法比拟的。他先后担任过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湖广总督，从1870年起，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一直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文华殿大学士（赏穿方龙补服），是清朝政府高层参与决策、执行决策的重要人物。在军事上，李鸿章是淮军和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开了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先河。他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支近代意义上的海军和一系列军工企业，为中国工业打下最早的基础。在经济领域，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福州船政局，李鸿章一个人就办了前面三个，后来他还办了轮船招商局、天津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等，并且率先倡导在中国修建铁路。可以说他在洋务活动中，创办最多，成效最大。在李鸿章的自强措施里，被人提到最多的是两个留存至今的近代企业——江南制造局和轮船招商局。李鸿章采取的措施是先进的，代表了未来中国发展方向的，但就他们所想达到的中国“自强”的目的来说，在当时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李鸿章的思想核心仍然是为清王朝服务，仍然希望保留封建统治和现有的政治结构，这就意味着他所倡导的“现代化”本质上是一种防御性的现代化，是没有实现可能的。梁启超谓李鸿章“只懂洋务，不懂国务”，可谓一语中的，这就是他思想中最最落后的一面，也是他个人悲剧性人生的来源。在外交领域，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他就代表清政府经办了许许多多的对外交涉：天津教案、中日建交、中法新约、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绝大部分对外条约都是由他出面签订的。以致在当时外国人的眼里，李鸿章就代表着清朝政府，甚至只见李鸿章而不见清朝皇帝。　　李鸿章去世后，当时有人用“权倾一时，谤满天下”来形容他。他虽然已去世一百余年，但仍是百年沉浮，盖棺不能论定。而对他的评价争议最大的，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国内战争中镇压农民起义，用鲜血染红自己的顶戴花翎。这当然是历史上任何一个像李鸿章这样的封建统治者都抹煞不掉的污点。值得探讨的是，在内战烽火中发迹起来的这部分地主阶级经世派官僚，在面对强敌环伺、外侮日亟的形势下，从军事近代化做起，开始了“自强应变”的洋务运动，这是时代潮流的使然。二是如何看待李鸿章的外交活动、尤其是代表清政府对外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比如马关签约，“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李鸿章从此背上卖国的骂名。可是有研究说李鸿章在谈判中的都用电报向国内最高当局请示，赔款割地，也是早经授予的，弱国无外交，李鸿章无论如何在谈判桌上辩争也是无济于事的。　　我觉得，“权倾一时，谤满天下”这八个字的评价很形象。因为李鸿章掌握了相当一部分的权力，而中国又是一个弱国，常言弱国无外交，在外交上他无论如何绞尽脑汁，总逃不脱受制于列强的命运。当然李鸿章本人在如何建设的指导思想和用人举措上，也有不可克服的缺点，讲裙带关系，任人唯亲，不敢越封建体制的雷池一步。归根结底，因为他毕竟只是封建王朝的一名忠臣。但不管怎么说，李鸿章总是他那个时代处于朝野内外各种矛盾和旋涡中心的一个关键人物。他所做的那些事情的重要性，和它对近代社会发展的影响，同样也是需要肯定的。

梁启超如何评价李鸿章：在诸葛亮之下 郭子仪之上 一提起李鸿章，更多的人会把他与“卖国贼”、“民族罪人”的字眼联系起来。然而，通过对中国近代史的学习，我对李鸿章有了自己的看法。 首先，李鸿章是影响近代中国半个世纪之久的重要历史人物，对他的评价决不能仅停留在主观印象上，而是要看其所做所为对历史发展所产生的作用。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面对列强环峙，国势危急的局面，在守旧大臣的刁难与围攻下，他清醒认识到“穷则变，变则通”的道理，掀起了“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在“自强”、“求富”的旗号下，创办近代军事工业，兴办近代民用工业，创建近代海军，建立新式学校，派遣留学生出国深造，培养人才。这其中包括1873年李鸿章开办的上海轮船招商局。就是它，在初办的三年多时间里，使外轮公司损失1300多万两白银，美国的旗昌轮船公司因不堪赔累而被招商局归并。创办民用企业与洋人争利这难道也是“民族败类”所能为?从影响上看，李鸿章所从事的洋务运动，客观上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扩张起到了抵制作用。也许会有人说洋务运动未从根本上触及封建统治制度，只是利用西方的先进技术维护封建统治，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李鸿章作为一名清廷重臣，能从封建统治阶级的位置上迈出社会变革的一步，这无疑是一个伟大的决策，是一次极大的进步。没有这样的一步，中国近代军事工业将不会得到应有的发展，中国近代民用工业将难以起步，诸多国外新文化，新技术将无以探入国门，诸多才子志士将无机会留学海外，报效祖国。可见，李鸿章的努力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把“民族罪人”的字眼贯之于李鸿章的头上，是否合情合理，不言而喻。 其次，引起人们对李鸿章是非争议最多的就是近代史上几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的签定。不能否认，诸多强加于中国人民的不平等条约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致使落后于其他国家。然而签约的始末，战争的胜负全不在李鸿章的“战！”或“不战！”的号令上，而在于当时落后的国情，衰败的国势。就拿 1884年中法战争来说，中国虽取得镇南关大捷，但从总的军事形势来看，中国仍处于劣势；法国茹费里内阁虽然倒台，但法国资产阶级对华战争政策并未改变；从当时国际形势来看，对中国造成严重威胁的主要是俄国和日本。俄对新疆的侵略，日本向朝鲜的渗透，使清政府可能会面临更险恶，更难应付的局面。不难看出，李鸿章采取的“乘胜即收”方针是认识到了把亡国灭种作为以卵击石的代价之愚蠢后所做出的选择，而决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们所说的“投降卖国”政策。 正如文章开头提到的，有的人习惯于把“卖国”二字加于李鸿章头上。要知道出卖国家的主权决不是儿戏。连国都能卖的人，自然谈不上爱国。然而李鸿章却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与保国护民的责任意识。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在清政府内部引起震动。李鸿章呈递《筹议海防折》，陈词恳切地提出了整顿海防，固我河山的见解。“自古用兵未有不知己知彼而能决胜者，若彼之所长己之所短尚未探讨明白，但欲逞意气于孤注之掷，岂非视国事如儿戏耶？”这等肺腑之言，正是出于李鸿章之内心。他决非厌战，而是渴望以最少的损失换来最大的收益。一味地死拼，有仗就打，拼上了整个国家，谁来收拾残局？ 再说清政府与11国签定的《辛丑条约》。在签定条约之前，慈禧太后早已西逃，李鸿章却被诏来与列强签定条约。李完全是代人受过，签完《辛丑条约》后不久便在一片叫骂声中辞世了。只是简简单单的一笔，只是这支笔是握在他手里，他便又一次无情地被骂为卖国贼。他在弥留之际痛苦地呼喊道：“刚毅误国！”（刚毅，慈禧太后时期的协办大学士。）一个封建士大夫满腔的报国之志因时而误，叫他怎能不恨；毕生努力却换来“卖国”罪名，叫他怎能不怨！ 总之，对于李鸿章的评价，决不能单纯地归于“卖国”，归于“罪人”。李鸿章为中国近代的发展贡献了力量。在国难当头，列强争侵的时候，他尽了一片赤子爱国之心，做到了一名封建大臣所能做到的事情。他可以不是英雄，不是伟人，但决不是罪人。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李鸿章的功与过：李鸿章一生经历了太多的国家大事，因此李鸿章也是近代史上最具争议的人，赞他的认为他是国之栋梁，是整个清朝的支柱，有人将其评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毁李鸿章的则认为其签订了大量的不平等条约，导致中国主权旁落，国土分崩离析。他是一个弱国的外交家，“弱国无外交”，国家自身的羸弱这不是靠外交家就可以弥补回来的，虽然李鸿章是一个文化上的先进分子，他主张将西方的技术学来增强国家的能力，这很符合中国的实际需求。然而最后，归根到底李鸿章只是一个封建王朝的修补匠，为这个已经风雨飘摇的大清国修修补补。是历史造就了李鸿章的辉煌，也是历史给他带来身后骂名无数，对于这样的李鸿章只能说是“惋惜”。李鸿章的一生功过难辨：他一手创建了淮军，并且作为淮军的最高统帅，他治下严格，对于军中纪律十分重视，在任职期间，李鸿章更看重能力而不是出身和文化。李鸿章很务实，不喜欢嘴上说得好听但是不知世事的人，李鸿章还很体恤民情，比起剥削贫困的农民，他更倾向于从商人手中多收一点军饷。李鸿章曾率领淮军，为剿灭太平天国做出卓越的贡献。虽然这种行为造成了过多的杀戮，但毕竟他结束了战争，给了国内一个平静发展的时机。李鸿章一生最重要的功绩是倡导洋务运动，这是中国近代化的起点，主张“以夷制夷”的他主持建造了中国第一个炼钢炉、第一支近代海军等等，这一切为了中国后来近代化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李鸿章是晚期中国政坛上少有的开明的封建士大夫。作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他首先要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兴办洋务运动都是这一阶级属性的具体体现。李鸿章较倭仁等顽固派较为开明，他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的落后，主张通过向西方学习来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并身体力行，创办江南织造总局、天津机器制造局、上海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等一批近代的军事和民用企业，客观上抵制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刺激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

正面评价史学界正面的评价认为，他与曾国藩等人主导洋务运动是其进步的表现。他也有外交上维护中国的事迹，如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独自前往谈判，最终以义和团叛乱挟持清廷为外交借口[32]，不割地而平息事件。《清史稿·李鸿章传》评价说：“中兴名臣，与兵事相终始，其勋业往往为武功所掩。鸿章既平大难，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疑谤之起，抑岂无因哉？”曾国藩曾说“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俞樾）拼命著书”。李鸿章热衷官场，亦深得朝廷倚重，历数十年而不衰，显然得益于他的为官之道。梁启超《李鸿章传》对他的评价是：“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吾欲以两言论之，曰：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33]孙文上书李鸿章时，曾这样说李鸿章：“我中堂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难险阻，尤所不辞。如筹海军、铁路之难，尚毅然而成立，况于农桑之大政，为民生命脉之所关，且无行之难，又有行之人，岂尚有不为者乎？”近代史学家唐德刚（安徽合肥人，李鸿章同乡）认为其“内悦昏君，外御列强”，是自有近代外交以来，中国出了“两个半”外交家的其中一个，（另外周恩来是一个，顾维钧是半个。）美国总统格兰特称李为当时世界上四大伟人之首，与当时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法国总理甘必大，德国宰相俾斯麦齐名。1896年，美国《纽约时报》认为美国民众对李访美反响热烈是因为“都想一睹清国总理大臣的风采，因为此人统治的人口比全欧洲君主们所辖子民的总和还多”国宾礼遇“不仅表明了他个人的崇高尊严，同时也表明了大清帝国的伟大。”[34]1896年，李鸿章访俄，俄罗斯帝国财政大臣维特评论对李鸿章的印象时说：“我认为李是一个卓越的人物，当然他是中国人，没受过一点欧洲教育，但受过高深的中国教育，而主要的是他有一副出色的健全的头脑，善于清晰地思考。正因为如此，他在中国历史上，在治理中国方面起过重要的作用，这就不足为奇了。当时治理中华帝国的实际上就是李鸿章。”[35][36]负面评价李鸿章与守旧的清流派翁同和长期不和。翁同和曾出上联“宰相合肥天下瘦”讥讽李鸿章，被李以下联“司农常熟世间荒”回击。梁启超认为李“居位之高之久，却乃使庞然硕大之支那降为二等国。”1895年因马关条约签订，台湾割让给日本，台湾省籍的士绅打算拥清抗日，爆发了乙未战争，随即败于日本。台湾客家大老丘逢甲在乙未战争后写下一诗：“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扁舟去作鸱夷子，回首河山意黯然。”其中前两句意在讽刺李鸿章。张伯驹曾著有《红毹纪梦诗注》一书，回忆自7岁以来，70年间所经历过的菊坛史料，吟哦成诗199首收录其内。诗中记载，《马关条约》签订后，招致民间物议沸腾。当年在燕京唱苏昆曲的，有一个饰演丑角的名演员刘赶三，一日在舞台上演戏时，就敢公开嘲骂李鸿章，冒出一句另加的台词：“拔去三眼花翎！” 恰遇李鸿章的侄子也在场看戏，听后大怒，立即上台打了刘赶三好几个耳光，经人劝阻方罢。刘赶三遭此侮辱只能是敢怒而不敢言，抑郁在心，不久竟因而弃世。时人就此事而作联嘲讽曰： 赶三一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 由于“赶三一死”和“李二先生”有些对不上，经过辗转相传后，就变成了杨三。另有说法曰，刘赶三小名“羊三儿”，故讹传为“杨三”。也有说法是“杨三”指的是，苏州籍的名丑杨鸣玉。清朝和法国的战争结束后，签订条约放弃对越宗主权，左宗棠评价李鸿章是：“对清朝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37]有传闻说俾斯麦得知李被称为“东方俾斯麦”后说：“我可不想被人称为欧洲李鸿章。”

1、对于李鸿章其人，西方人多有推崇，把他与伊藤博文、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并列为“世界三杰”。李鸿章的老对手伊藤博文也不得不承认，大清国这位洋务大臣大有过人之处，称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2、梁启超对李鸿章的评价则正反两面都说：此人“有才气而无学识，有阅历而无血性”；他是晚清“庸中的杰士”，但“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3、后世也多有诟病李鸿章作出的错误决策，如过于重视海防而放弃塞防；1885年在对日胜利的情况下签订的《中日天津会议专条》，给予日本派兵进入朝鲜的权利；与日本的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指挥失误导致军舰在威海卫被全歼。即使这些事件受制于客观条件，但他依然要为这些误国行为承担责任。另外在早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他杀人过多，这也是一大污点。扩展资料李鸿章为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进士，早年随业师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与捻军起义，并受命组建淮军，因战功擢升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累加至文华殿大学士，封一等肃毅伯。期间着手办理洋务，创办了北洋水师。甲午战争失败后，作为特使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后被启用为两广总督。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李鸿章参考资料：中新网-另一面的李鸿章

清朝时，李鸿章签订了30多个不平等条约，之前有没有收回扣？（回扣是西方贯用的贿赂手法，暗中回扣给代表之人让他让利），尤其是不平等条约《中法越南条约》，但李鸿章的巨额财富说不清，道不明。礼部侍郎上奏了一份供词。李鸿章曾串通日本间谍。无风不起浪，因此联想，李鸿章遭遇日本人枪击，子弹入骨，这情节跟台湾总统陈水扁非常像，用苦肉计转移视听，尺度刚好不致命。然后日本配合减白银一亿两，天衣无缝。因此李鸿章再次坐稳宰相之位。后来跟俄国签1896年《中俄密约》时，沙皇以300万卢布贿赂李鸿章。最后只付50万卢布 ，从收买合作关系变为打赏了，因为清朝已经不值得尊重了。李鸿章气愤难耐，临签约时，拒绝与俄方签约。李鸿章甲午战争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统管海陆军，任用手下非船政大学毕业丁汝昌为海军提督（总司令），理由陆军比海军勇猛，必须由陆军之人带领海军，其私心之重，可谓司马之心路人皆知。因为丁汝昌的原因，北洋水师成了李鸿章的私家军。丁汝昌不但没有基本海战常识，还把陆军的歪风带到海军，舰队在平时训练中弄虚作假，水手纪律松懈。舰艇机器维护极差，煤炭用的是劣等货，钱到那里去了？军火采购也存在严重问题，李鸿章亲戚包办军火采购，炮弹质量问题很大，根本就不能用来发炮。在甲午战争正式爆发前严重错判局势。看看北洋陆军豪无气节，未打争先恐后逃亡，致使北洋海军腹背受敌全军覆没，北洋陆军跟北洋海军比，有天壤之别，不说就知道谁之错。窃钩者诛， 盗国者侯，淋漓尽致！问题是，李鸿章成立北洋水师处心积虑，把它变成了自己的私家军，那算什么功劳？那只能算掠夺他人之功，那懂得珍惜水师成立之不易，没有亲身经历，那知道培养水师人才之辛酸。北洋水师一步到位，班底全部来自福州船政，除了水师提督（总司令）丁汝昌之外，他本身海军知识和管理一片空白。国内舰船也是来自福州船政造船厂，李鸿章不过是借用左宗棠和沈葆桢的功劳，来标榜自己洋务的成就而已。不要忘了，福州船政创立人是左宗棠，经营人是沈葆桢。李鸿章本身没有知耻近乎勇的隐忍，没有与时俱进的触角，更没有为宰相的胸襟，显而易见是，争权夺利，诿过于人，粉饰洋务，粉饰贪赃，这些才是李鸿章的真能力。否则北洋水师怎么可能全军覆没。除了私心之外，中国随便任何一位庸碌之才也不可能让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李鸿章是有才，因其私心过重成了低劣之才，连庸碌之才也不配。

清朝时，李鸿章签订了30多个不平等条约，之前有没有收回扣？（回扣是西方惯用的贿赂手法，暗中回扣给代表之人让他让利），尤其是不平等条约《中法越南条约》，但李鸿章的巨额财富说不清，道不明。礼部侍郎上奏了一份供词。李鸿章曾经串通日本间谍。但无风不起浪，因此联想到，李鸿章遭遇日本人枪击，近距离子弹入观骨下非致命点，只开一枪，枪威力偏小。这情节跟台湾总统陈水扁非常像，用苦肉计转移视听，尺度刚好不致命。然后日本媒体配合减白银一亿两，天衣无缝。因此李鸿章再次坐稳宰相之位。李鸿章当时绝对有必要演这一出戏。日本减少赔款的原因不过是世界列强干涉而已，《马关条约》签订仅仅六天后的4月23日，俄罗斯、德国和法国联手，就为了自身利益不受侵犯，迫使日本把辽东还给清政府。日本减少一亿两是急着签约，三国介入有可能拿不到钱。后来跟俄国签1896年《中俄密约》时，沙皇以300万卢布贿赂李鸿章。最后只付50万卢布 ，从收买合作关系变为打赏了，因为清朝已经不值得尊重了。李鸿章气愤难耐，临签约时，拒绝与俄方签约。 李鸿章甲午战争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统管海陆军，任用手下非船政大学毕业丁汝昌为海军提督（总司令），理由陆军比海军勇猛，必须由陆军之人带领海军，其私心之重，可谓司马之心路人皆知。因为丁汝昌的原因，北洋水师成了李鸿章的私家军。丁汝昌不但没有基本海战常识，还把陆军的歪风带到海军，舰队在平时训练中弄虚作假，水手纪律松懈。舰艇机器维护极差，煤炭用的是劣等货，船速减了三分之一，钱到那里去了？军火采购也存在严重问题，李鸿章亲戚包办军火采购，炮弹质量问题很大，根本就不能用来发炮。在甲午战争正式爆发前严重错判局势。看看北洋陆军豪无气节，未打争先恐后逃亡，致使北洋海军腹背受敌全军覆没，北洋陆军跟北洋海军比，有天壤之别，不说就知道谁之错。窃钩者诛， 盗国者侯，淋漓尽致！问题是，李鸿章成立北洋水师处心积虑，把它变成了自己的私家军，那算什么功劳？那只能算掠夺他人之功，那懂得珍惜水师成立之不易，没有亲身经历，那知道培养水师人才之辛酸。北洋水师一步到位，班底全部来自福州船政，除了水师提督（总司令）丁汝昌之外，他本身海军知识和管理一片空白。国内舰船也是来自福州船政造船厂，李鸿章不过是借用左宗棠和沈葆桢的功劳，来标榜自己洋务的成就而已。不要忘了，福州船政创立人是左宗棠，经营人是沈葆桢。李鸿章本身没有知耻近乎勇的隐忍，没有与时俱进的触角，更没有为宰相的胸襟，显而易见是，争权夺利，诿过于人，粉饰洋务，粉饰贪赃，这些才是李鸿章的真能力。否则北洋水师怎么可能全军覆没。除了私心之外，中国随便任何一位庸碌之才也不可能让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李鸿章是有才，因其私心过重成了低劣之才，连庸碌之才也不配。

李鸿章是晚清四大名臣之一，初时被曾国藩所赏识，也一直是曾国藩的学生，也在曾国藩的培养下逐渐强大了起来，不仅为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到后来也在曾国藩的支持下创立了淮军，从此之后不在是曾国藩的幕僚，而是一军的主将，与曾国藩共同将太平天国平定。李鸿章在创立淮军的时候就注意接受西方的先进思想，所创立的淮军也是用洋人为教练，练习枪支弹药等。在曾国藩逐渐隐退并精力不济的时候，李鸿章很好的顶住了大清朝失去曾国藩所漏下的天，对大清朝起到了更强大的支持作用。之后的剿灭捻军，以及在两江总督的任上发展起洋务运动，对大清国的军队以及装备都进行了一定的更新。可以说李鸿章对于清朝是做出了突出贡献的，并奉献了自己的一片心力的。但是可惜不知道是因为他活的太长是幸，还是他活的不够长是大清朝的不幸。大清朝从甲午战争之后，国力更是一衰不起，在列强的凌辱之下，不断的有不平等的条约，都看到大清朝这块肥肉，都想来瓜分一口。而大清朝这个千疮百孔的国家实在不是以李鸿章一人就可以挽救的，他也曾发出心血搞洋务运动，愿意国家富强，可是不行，他甚至建造了号称“亚洲第一水师”，但也在甲午战争失败了。签订条约不是李鸿章想签的，他与秦桧等之类的卖国求荣之人大不相同，他是想效忠朝廷，效忠大清朝的，挽国家于即倒的。每次的签订做为一个老人他的心里很不好受，但是为了存续大清，他没有任何办法，奕欣也曾想要去签订，但他挡住了，只说道“我已年老，骂就让天下人骂我吧”！面对衰败的国家，一个老人实在无力举起身上的重压。

李鸿章（1823.2.15～1901.11.7），本名章桐，字渐甫（一字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安徽合肥东乡（今肥东县）磨店人。因行二，故民间又称“李二先生”。有《李文忠公全集》。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清政府在整个长江下游地区已失去最后一支经制军主力。曾国藩最初属意派曾国荃领兵东援，但曾国荃一心要攻下天京，建立首功，而不愿往。随后，曾国藩又函请湘军宿将陈士杰出山，但陈亦以“母老”力辞，曾国藩最后转商于李鸿章，李欣然应命，于是开始了淮军的招募与组建。 李鸿章首先通过张树声招募了合肥西乡三山诸部团练。接着，又通过前来安庆拜访的庐江进士刘秉璋与驻扎三河的庐江团练头目潘鼎新、吴长庆建立联系。潘、刘自幼同学，又同为李鸿章父亲李文安的门生，吴长庆的亡父吴廷香也与李文安有旧交，自然一呼而应。同治元年（1862年）春节过后，淮军最早的部队树（张树声）、铭（刘铭传）、鼎（潘鼎新）、庆（吴长庆）四营即陆续开赴安庆集训。与此同时，李鸿章还命令三弟李鹤章回合肥故乡招募旧部团练，响应投军的有内亲李胜、张绍棠，昔年好友 德模、王学懋，以及父亲李文安的旧部吴毓兰、吴毓芬等（这些东乡团练与西乡周盛波、周盛传兄弟的“盛”字营，均属第二批成军的淮勇，后由陆路陆续开赴上海）。 首批四营淮军抵达安庆后，曾国藩极为重视，亲自召见各营将领加以考察，并亲为订立营制营规。曾国藩担心新建的淮军兵力太单薄，还从湘军各部调兵借将，其中整营拨归淮军的有：1、属于湘军系统的“春”字营（张遇春）和“济”字营（李济元）；2、太平军降将程学启“开”字两营；3、湖南新勇“林”字两营（滕嗣林、滕嗣武）以及后到的“熊”字营（陈飞熊）和“垣”字营（马先槐）；4、曾国藩送给李鸿章作为“赠嫁之资”的亲兵两营（韩正国、周良才）。其中，以桐城人程学启部“开”字两营作战最为凶悍，士卒多系安徽人（丁汝昌当时即在该部）。这样，李鸿章初建的淮军，就有了14个营头的建制（每营正勇505人，长夫180人，共685人）。同治元年（1862年）二月，曾国藩在李鸿章陪同下，检阅已到达安庆集结的淮军各营，淮军正式宣告建军。随后，上海士绅花银18万两，雇英国商船7艘，将淮军分批由水陆运往上海。由于“济”字营留防池州，因此乘船入沪的淮军共计13营约9000人。李鸿章本人于三月十日随首批淮军抵沪，半月之后，被任命署理江苏巡抚，十月十二日实授，次年二月又兼署通商大臣，“从此隆隆直上”，开始了他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的四十年。 李鸿章受任之初，形势极为严峻。当时上海是全国最大的通商口岸，华洋杂处，是江南财富集中之地；淮军抵达时，正值太平军第二次大举进攻，能否守住上海并徐图发展，是摆在李鸿章面前的最大考验。李鸿章牢记恩师的教诲“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吏治洋务皆置后图”。而由上海官绅组建的“中外会防局”，一心指望外国雇佣军抵御太平军，对洋人百般献媚，他们和外国军队对淮军不以为然，“皆笑指为丐”。面对这种情况，李鸿章激励将士说“军贵能战，待吾破敌慑之”。不久，淮军果然于当年下半年独立进行了虹桥、北新泾和四江口三次恶战，李鸿章亲临前线指挥，成功守住了上海，顿时令中外人士对淮军刮目相看。曾国藩赞赏李鸿章“殊为眼明手辣”。 清廷于同治五年（1866年）十一月初一，改命李鸿章为钦差大臣，接办剿捻事务.捻军覆灭后，清廷开复李鸿章迭次降革处分，并赏加太子太保衔，授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 在湖广总督任上，李鸿章一度奉命入川查办四川总督吴棠被参案。他和吴棠是在皖办团练时期的“金石至交”，又深知慈禧对吴“圣眷颇隆”，因此曲意回护，以查无实据结案。会武昌后，于同治九年（1870年）初，奉旨督办贵州军务，镇压苗民起义。尚未成行，复以甘肃回民起义军入陕，清廷因左宗棠远在平凉不及兼顾，又改命援陕。但李鸿章实在不愿与左宗棠共事，故一再拖延，直至六月下旬才抵西安。七天后，因天津发生教案，列强军舰麇集大沽口，奉密谕“酌带各军克日起程赴近畿一带相机驻扎”。匆匆赶赴直隶。 后因成功了解天津教案，被任命为直隶总督，旋兼任北洋通商事务大臣。同治十一年（1872年），加授武英殿大学士。自此，李鸿章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任上秉政达25年，参与了清政府有关内政、外交、经济、军事等一系列重大举措，成为清廷倚作畿疆门户、恃若长城的股肱重臣。随着李鸿章地位、权利的上升，他一手创建出的淮军，陆续被清廷派防直隶、山东、江苏、广西、广东、台湾各地，成为充当国防军角色的常备军；而以他为领袖，由淮军将领、幕僚以及一批志同道合的官僚组成的淮系集团，成为当时实力最强的一个洋务派集团，并在其带领下，开始了中国早期的洋务——自强——近代化运动。 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李鸿章不仅建立了一支用西式装备武装起来的军队，还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同治二年（1863年），李鸿章雇用英国人马格里会同直隶州知州刘佐禹，首先在松江创办了一个洋炮局，此后，又命韩殿甲、丁日昌在上海创办了两个洋炮局，合称“上海炸弹三局”。同治三年（1864年），松江局迁到苏州，改为苏州机器局。 同治四年（1865年），李鸿章在署理两江总督任上，鉴于原设三局设备不全，在曾国藩支持下，收购了上海虹口美商旗记铁厂，与韩殿甲、丁日昌的两局合并，扩建为江南制造局（今上海江南造船厂）。与此同时，苏州机器局亦随李鸿章迁往南京，扩建为金陵机器局（今南京晨光机器厂）。同治九年（1870年），调任直隶总督，接管原由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局，并扩大生产规模。于是，中国近代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中，李鸿章一人就创办了三个（另一个是左宗棠、沈葆桢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已如他自己所言“练兵以制器为先”。尔后，在引进西方设备进行近代化生产的实际操作中，他又进一步得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反映出其认识的深化。 19世纪70年代出任直隶总督后，责任愈巨，视野愈阔，综观世界各国的发展，李鸿章痛感中国之积弱不振，原因在于“患贫”，得出“富强相因”，“必先富而后能强”的认识，将洋务运动的重点转向“求富”。 同治十一年（1872年）底，他首创中国近代最大的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现任朱其昂为总办，后以唐廷枢为总办，徐润、朱其昂、盛宣怀为会办。由此奠定了“官督商办”政策的基调。其后，在整个七八十年代，李鸿章先后创办了河北磁州煤铁矿（1875年）、江西兴国煤矿（1876年）、湖北广济煤矿（1876年）、开平矿务局（1877年）、上海机器织布局（1878年）、山东峄县煤矿（1880年）、天津电报总局（1880年）、唐胥铁路（1881年）、上海电报总局（1884年）、津沽铁路（1887年）、漠河金矿（1887年）、热河四道沟铜矿及三山铅银矿（1887年）、上海华盛纺织总厂（1894年）等一系列民用企业，涉及矿业、铁路、纺织、电信等各行各业。在经营方针上，也逐渐由官督商办转向官商合办，从客观上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面对清廷内部封建顽固派的重重阻挠，李鸿章曾雄辩地提出“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他认为在追求自强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总纲，也就是在列强环伺，外侮日甚的环境中，尽最大可能利用“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为中国的洋务——自强建设赢得尽可能多的和平时间。为此，他一生以外交能手自负，处理过许多重大的对外交涉。 同治十年（1871年）七月二十九日，在办理完天津教案后不久，李鸿章代表中国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这是一个双方平等互惠的条约，但李鸿章从签约过程日本人的姿态中，看出日本“日后必为中国肘腋之患”。果然，十三年（1874年），日本出兵侵台，李鸿章积极支持清政府派沈葆桢作为钦差大臣率舰队赴台湾巡阅，并调驻防徐州的淮军唐定奎部6500人分批前往台湾。此事最后虽以签订《中日台事条约》而暂时平息，但后来日本还是于光绪五年（1879年）乘隙吞并了琉球。 在与日本交涉的前后，李鸿章还分别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与秘鲁签订了《中秘通商条约》；光绪二年（1876年）与英国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前者旨在保护华工；后者则是因“马嘉理案”导致的中英间的严重交涉。李鸿章在英国公使威妥玛以下旗宣战的要挟下，巧妙地利用国际法挽回决裂之局。在他建议下，清政府派郭嵩焘赴英国道歉，郭氏遂成为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但条约也因增开了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四个通商口岸，并允许英国人可以进入西藏，损害了中国主权。 光绪九年（1883年），中法战争在越南境内初起，清廷命李鸿章统筹边防战事。李鸿章则认为“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他先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签订“李宝协议”，旋为法国政府反悔，继与法驻日公使洽谈未果；当战争进入胶着状态时，慈禧改组军机处，主和舆论渐起。李鸿章在光绪十年（1884年）四月十七日与法国代表福禄诺签订了《李福协定》，五月，随着法军进攻谅山，协议又被撕毁，直至清军在广西和台湾战场分别取得胜利后，李鸿章才最终与法国代表巴德诺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结束了战争。法国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中越边境对法国开放等特权。因此，时称“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客观上讲，无论是日吞琉球，还是法占越南，李鸿章都深切意识到，列强的威胁来自海上。因此，从七十年代起，就开始提出“海防论”，积极倡议建立近代化的海军。同治十三年（1874年），李鸿章在海防大筹议中上奏，系统提出以定购铁甲舰、组建北、东、南三洋舰队的设想，并辅以沿海陆防，形成了中国近代海防战略。中法战后，鉴于福建船政水师覆败，清政府决定“大治水师”，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成立海军衙门，醇亲王总理海军事务，李鸿章为会办。利用这个机会，北洋水师建设成军。 成军后的北洋海军，拥有舰艇25艘，官兵4千余人，在成军当时是亚洲最强大的海上力量。与此同时，李鸿章加紧旅顺、大沽、威海等海军基地的建设，以加强海防。但是，清廷文恬武嬉，内耗众生，户部迭次以经费支绌为借口，要求停止添船购炮，自此，北洋海军的建设陷于停顿、倒退的困境。光绪十年（1884年），朝鲜爆发“甲申事变”，对朝鲜时存觊觎之心的日本，乘机出兵。时候，李鸿章与日本专使签署《天津条约》时，规定朝鲜若有重大事变，中日双方出兵需要事先知照。为甲午战争爆发结下祸胎。 光绪二十年（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帮助镇压，李鸿章过于听信驻朝专员袁世凯的报告，认为日本“必无他意”，遂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军1500人赴朝。不料，日本此后立即向朝鲜派兵，在朝日军增至8000余人，事态趋于严重。李鸿章为设法避免战争，曾通过英、俄两国出面斡旋，但为日本拒绝。无奈下，只得增派军队入朝，和日本相抗衡。六月二十三日，日本军舰在丰岛发动突然袭击，击沉中国运兵船“高升”号，甲午战争爆发。 八月十六日，驻朝陆军在平壤与日军激战数昼夜后溃败，总兵左宝贵战死，统帅叶志超等逃回国内。八月十八日，北洋舰队与日本海军主力在黄海大东沟附近海域遭遇，经过近五小时的鏖战，中国军舰沉没4艘，日本舰队亦遭重创。此后，清军在鸭绿江、九连城等战场与日军激烈交战，但终未能挡住日军的攻势。最终，旅顺、威海等重要海军基地失守，北洋水师覆灭。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八日，李鸿章受命，作为全权大臣赴日本议和。尽管行前清廷已授予李鸿章各地赔款的全权，但他仍期望“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与日方代表反复辩论。在第三次谈判后，李鸿章于会住处的路上遇刺，世界舆论哗然，日方因此在和谈条件上稍有收敛。三月十六日，李鸿章伤稍愈，双方第四次谈判，日方对中国赔款2亿两白银，割让辽东半岛及台湾澎湖等要求表示不再让步，日方和谈代表伊藤博文谓，李鸿章面前“但有允与不允两句话而已”。事后日方继以增兵再战进行恫吓。李鸿章等连发电报请示，光绪皇帝同意签约，命令“即遵前旨与之定约”。二十三日，《马关条约》签字。 马关条约签订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康有为等发动公车上书，掀起维新变法的高潮。李鸿章虽然也视马关签约为奇耻大辱，发誓终生不再履日地，并倾向变法。但在“国人皆曰可杀”的汹汹舆论下，成了清廷的替罪羊。甲午战后，李鸿章被解除了位居25年之久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投置闲散。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春，俄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李鸿章奉命作为头等专使前往祝贺。在此之前，俄国会同法、德发起三国还辽成功，清廷上下视俄国为救星，包括李鸿章、翁同龢、张之洞在内的元老重臣均倾向联俄。清政府的外交政策也由“以夷制夷”转向“结强援”。同年四月二十二日，李鸿章在莫斯科签订了《中俄密约》，中俄结盟共同对付日本，并同意俄国修筑西伯利亚铁路经过中国的黑龙江、吉林直达海参崴。 此后，李鸿章率随员先后访问德、荷、法、比、英、美、加诸国，由于系亲身游历，他对西方社会制度产生由衷的赞叹，并在演讲中一再大声疾呼：“五洲列国，变法者兴，因循者殆”。回国后，面临方兴未艾的戊戌变法运动，他慨然以“维新之同志”自许。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慈禧一再下令捕杀康、梁余党，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却说：“我决不做刀斧手”。 李鸿章出任粤督期间，北方爆发了义和团运动，英、法等国组成八国联军进行干涉，慈禧携光绪逃至西安，北方局势一片混乱。而东南地区的实力派疆臣如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则在盛宣怀联络下，倡导东南互保，即不卷入清廷这次对外宣战，以保东南半壁不陷入混乱中。李鸿章对此表示支持。 在此期间，经由革命党人陈少白和李鸿章的幕僚刘学询牵线，李鸿章一度有意与自日本前来策划“两广独立”的孙中山晤面，但由于双方互存戒心而作罢。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十二日，为收拾八国联军之役的残局，清廷再度授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并连续电催其北上。李鸿章乘轮船至沪后，以身体不适为由迁延观望，部下及亲属也都劝其以马关为前车之鉴，不要再北上，以免又成为替罪羊。直至七月三十日，北方局面实在无法收拾，慈禧在逃亡途中电催李鸿章北上。一个月后，李鸿章抵京收拾残局，向八国联军求和。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二十五日，李鸿章、奕劻代表清廷签署了《辛丑条约》，赔款4亿5千万两。 签约后两个月，被李鸿章倚为强援的俄国政府再度发难，提出“道胜银行协定”，试图攫取更大权益，并威逼李鸿章签字。“老来失计亲豺虎”，气恼交加，李鸿章呕血不起，于九月二十七日去世，临终时“双目犹炯炯不瞑”，带着无尽的遗憾，走完了他78岁的人生历程。 【对外妥协热衷乞和】 ——《烟台条约》—— 1874年，英国公使威妥玛在“马嘉理事件”后，提出了一系列无理要求，遭到拒绝。威妥玛到天津向李鸿章施加压力。李鸿章被其嚣张气焰吓倒。他致函总理衙门说：“中外交涉，先论事理之曲直，此案其曲在我，百喙何辞？威使气焰如此张大，断非敷衍徇饰所能了事”。李鸿章要求清朝政府全盘接受威妥玛的无理要求。威妥玛的气焰愈加嚣张，几次中断谈判，做出一副准备开战的架势。清朝政府屈服了。 1876年8月，李鸿章与威妥玛会商。9月，签订了《烟台条约》。该条约使英国取得了侵略云南和西藏的有利条件。 ——海防与塞防—— 1864年，新疆的金相印向中亚的浩罕国请兵援助。1865年，浩罕派阿古柏入侵南疆。1867年，阿古柏宣布成立“哲德沙尔汗国”。1870年，阿古柏又侵入北疆。英国和俄国为了各自的利益，都竭力扶植阿古柏，新疆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1874年，日本出兵侵略我国台湾。严重的局势迫使清朝政府必须拿出相应的对策。这样，在清朝政府内部产生了“塞防”和“海防”的激烈争论。 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力主放弃新疆，他向那拉氏奏称：新疆各城自乾隆年间始归版图，无论开辟之难，即无事时岁需兵费尚三百余万，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已为不值。······况新疆不复，于肢体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心腹之大患愈棘。 在李鸿章看来，国土并不重要，似乎新疆只是个应该及早卸掉的包袱。他要集中全国的财力经营“海防”，以巩固他自己的北洋地盘。 陕甘总督左宗棠则力主收复新疆，认为“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宜以全力注重西征，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1875年5月，清朝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西征军一年共需军费800万两，当时国库空虚，西征军的经费主要依靠各省协饷，而海防经费也多来自各省协饷。由于李鸿章时时处处与西征军争饷，这就使得左宗棠不得不挺起腰杆，与李鸿章作斗争，这样才为西征军创造了一个起码的物质条件。 1876年4月到1878年元月，西征军光复了整个新疆，消灭了阿古柏政权，粉碎了英俄分裂中国的阴谋。 ——中法战争—— 1883年4月，清朝政府见中法关系日益紧张，曾命令李鸿章速往广东督办抗法事宜。李鸿章公开抗命拒绝督战，并大骂清朝政府说：“若以鄙人素尚知兵，则白头戍边，未免以珠弹雀。枢府调度如此轻率，殊为寒心。”他热衷于与法国谈判，大肆鼓吹“我不先开衅，则衅亦无自而致矣。”他还鼓吹中国必败论，说：中国“兵单饷匮”，“海防空虚”，“即使一时战胜，未必历久不败，一处战胜，未必各口皆守”，“断不可轻言于战”，而应“遇险而自退”，力保“和好大局”。李鸿章的言行，瓦解了中国官兵的斗志，使中国坐失备战的时机。 1883年年底，法军向驻越中国军队发动进攻，挑起了中法战争。1884年3月，逼近中越边界，6月进犯凉山。 1884年7月15日，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孤拔率舰队以“游历”为名，强行驶入福建马尾军港停泊。清朝政府在主战派的督促下，命令李鸿章调拨北洋船舰增援福建，但李鸿章为了保全自己的实力，反令北洋海军全部驶入旅顺“避难”，并答复清朝政府说，“北洋无船可拨”。 1884年8月上旬，法国远东舰队副司令利士比率3艘军舰进犯台湾基隆。被刘铭传率军击退。 法国不甘失败，决定扩大侵华战争。8月23日，孤拔命法舰偷袭福建水师，福建水师在马尾海战中全军覆没。8月26日，清政府被迫对法宣战。 9月中旬，孤拔率主力舰队再犯台湾，刘铭传率台湾军民在淡水大败法军。 法国侵略者为迫使台湾军民投降，全力封锁台湾。刘铭传电请李鸿章派军舰来解围，而李鸿章却以法舰“毁闽船不过数列”为理由，不敢出兵。大陆人民痛恨李鸿章见死不救，不断冒着生命危险向台湾运送物资；香港的中国商人也拒绝卖给法人食物，搬运工人拒绝运送法货，船坞工人拒绝修理法国战舰，并计划将法舰焚毁。还有5000军民克服重重困难，冲破海上封锁线，胜利到达台湾。台湾军民在全国人民的声援下，粉碎了法军封锁台湾的阴谋。 1885年3月，老将冯子材率清军在镇南关击败法军，并乘胜收复了凉山。 李鸿章闻讯后，立即向那拉氏献策：“当籍凉山一胜之威，与缔和约，则法人必不再妄求”，“乘胜与和，极为体面”。欲将前线官兵血站得来的胜利战果，作为媚外求和的筹码。那拉氏接受了李鸿章“乘胜即收”的建议，下诏停战撤兵。清政府的一纸停战令，断送了广大军民在战场上用血肉换来的胜利。 1885年6月9日，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在天津正式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条约中承认法国侵占越南；中国以后需要修建铁路时，应向法国人商办。这样，清朝政府的外交在李鸿章的主持下，军事上的胜利却换来了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这在世界历史上还是绝无仅有的奇闻。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法国在战场上没有得到的东西，在会议桌上都得到了，打了胜仗的中国竟屈辱求和了。这种奇特的结局，使帝国主义更加张牙舞爪有恃无恐，增大了侵吞中国的野心。 ——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 甲午战争前夕，国内要求清朝政府备战增援，阻止日本侵略。李鸿章却置舆论于不顾，一心把希望寄托在外国的“干预”上。 俄国与日本在争夺朝鲜和中国东北问题上有直接的利害冲突。李鸿章就把主要希望寄托在俄国身上。俄国公使喀希呢一再向李鸿章表示：“俄韩近邻，断不容日妄行干预”，并说“使华以来，唯此件交涉与俄关系甚重，务望彼此同心力持”。李鸿章得到沙俄方面口头上的一些援助，以为沙俄一定会出面干涉，觉得有恃无恐，所以一面连电负责朝鲜事务的袁世凯，指示他“仍静待，勿妄动”，“要坚贞，勿怯退”；一面又电叶志超，要他“切勿多事”，“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即谁理诎，切记勿忘”。驻朝清军在李鸿章的指使之下，不做丝毫战争的准备。但不久，俄国考虑到日本有英美等国的支持，同时，日本又作出了尊重俄国在朝鲜的“利益”的保证，因此决定不准备用武力来干预日本的行动。李鸿章依靠沙俄进行“干预”的梦想落空后，仍不死心，又先后找到英、美、德等国进行“调停”，但也都碰了壁。李鸿章这种到处寻找外国帮助，不依靠本国军民积极备战的路线，终于使中国蒙受了被日本打败的奇耻大辱。 1897年7月25日，日本陆军向驻守朝鲜牙山的清军进攻，甲午中日战争爆发，牙山战败。9月15日，日军对平壤发动总攻，血战之后，平壤失守。 1894年9月17日，北洋舰队在鸭绿江口的黄海海面遭到日本舰队的攻击，双方展开激战。黄海大战历经5个多小时，北洋舰队给日舰以沉重打击，旗舰失去了指挥能力，另外两艘日舰受了重伤起火燃烧，其它日舰在暮色中先后退走。北洋舰队损失军舰5艘，但主力尚存。 北洋舰队虽然损失惨重，但主力还在，经过休整后，仍然可以再战。但李鸿章畏敌如虎，视舰队如私产。他担心再战会损失更大，下令北洋舰队躲进威海军港“保船避战”，不准出击。这正好给日方提供了笼中捕虎的机会。 经过平壤、黄海两战，日军步步得逞，很快占领了朝鲜全境，迫使驻朝清军全部退回中国。然后，日军从海上和陆上分两路进攻中国。1894年11月，日军进攻旅顺。旅顺是北洋水师的重要基地，人称“东亚第一要塞”，一旦落入敌手，将是不可弥补的损失。丁汝昌到天津找李鸿章请战，请求率舰队保卫旅顺。李鸿章在日本的军事威慑面前，根本无意出战。他斥责丁汝昌道：“汝善在威海守汝数只船勿失，余非汝事也！”事隔几天，旅顺失守。昏庸的清朝统治者反而责怪丁汝昌失职，给他一个革职留用的处分。丁汝昌忍受着精神上的巨大压力，统帅水军，联络旱营，布置威海防务，严阵以待，警惕着日军对威海的最后攻击。 1895年初，日军避开难以突破的威海正面，绕道东南，在荣成湾登陆，其目的在抢占陆上工事，从背后攻击北洋舰队。丁汝昌急电李鸿章，请求趁敌人立足未稳，予以迎头出击。李仍旧不准出战，还声称：“如违令进战，虽胜亦罪！”丁汝昌不能主动出击，丧失了最后一个取胜的机会。他只能在军港内做尽可能的准备。经过激战，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丁汝昌自杀殉国。 1895年3月14日，李鸿章前往日本。3月20日，李鸿章在马关春帆楼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外相陆奥宗光开始谈判。在谈判中，日本咄咄逼人的强盗嘴脸和李鸿章俯首听命的奴才丑态都表现得淋漓尽致。伊藤博文限令清朝政府在一个月内办完交割台湾手续。李鸿章说：“头绪纷繁，两个月才比较宽裕。台湾已是日本口中之物，何必着急？”伊藤回答：“还没有咽下去，饿得厉害！” 1895年4月17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这个条约使中国人民更加坠入了苦难的深渊。台湾和大陆骨肉分离。 消息传到台湾，台湾人民若午夜闻轰雷，奔走相告，聚哭于市，哭声达于四野。他们联名发布檄文，表示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 日军从登陆台湾那一天起，就不断遭到抵抗，徐骧、吴汤兴、姜绍祖等杰出的义军领袖率领台湾人民，与刘永福的黑旗军并肩作战，为保卫神圣领土台湾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病逝于北京—— 1901年9月，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辛丑条约》。全国人民无比愤怒，两个月后，78岁的李鸿章在全国的唾骂声中病死在北京贤良寺。临死时，他还奉劝那拉氏要“外修和好”（对外投降），“内图富强”，不要“再好勇斗狠”（同外国作战）。他向那拉氏推荐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宣称“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之右者”，把卖国的衣钵传给了袁世凯。 李鸿章一生靠侵吞公款、接受贿赂积累的财富达4000万金，比清朝年税收的1/2还要多。他忠实地为清朝最高统治者和帝国主义效力。他死后，慈禧太后接连两次下令，表彰他的“功绩”，赐以“文忠”的谥号，晋封他为一等侯爵，还让各地为他立祠。同时，帝国主义各国公使，八国侵略联军的头目，纷纷前来吊唁。这些活动也更说明李鸿章的行径获得了慈禧太后和帝国主义列强的欢心。

，但真的遇到大风雨，破屋必然原形毕露，又岂是一个半个“裱糊匠”所能补补贴贴说起晚清权臣李鸿章，人们总是会想到“卖国贼”、“千古罪人”这样的评价。但是，当我们平心静气、理性来思考李鸿章所处时代大厦将倾的尴尬境地的时候，我们发现，李鸿章无法也不能承担晚清对外交往失败的悲剧后果。 理想与现实的两难 中西冲突，是两个独立发展的文明体系的冲突。这样的冲突既是局势上的冲突，也是士大夫内在观念的冲突。因此，晚清外交的两难本质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困境。把李鸿章放到中西对比的世界环境中去评价，有助于深刻理解李鸿章和晚清的命运。处在中国传统外交体制解体的历史悲剧中，李鸿章是晚清中国官僚集团中较为清醒和理性地对待“千古变局”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力图建立中国对外关系的新的明确的原则和适应性的方式，但他的思想充满着矛盾：他认识到时代变局需要中国变革，而又无法从体制上乃至文化上采取根本的变革；他实现了从崇拜皇权到推崇国权的政治价值观的转变，证明他本质上仍是一位现实主义的外交家，但他在外交操作上的现实主义与晚清外交面临的两难：既要维护帝国的传统外交体制??天朝礼治体系或朝贡体系的传统理想，又要适应完全对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国际关系体系的现实，便构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 两难之下，对李鸿章对外交涉的评价，必须对他的鲜明的时代意识予以充足的关注。客观的说，在晚清权臣中，李鸿章是最具洞察力的。李鸿章对时局有明确的看法，并为此提出著名的“千古变局”的命题。在1865年、1872年和1874年他在致友人的信及若干奏折中，多次强调，中外之局势是“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深切认识到中国必须开放，与西方竞争。这才有了后来洋务运动的兴起。 李鸿章的变局观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没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就提不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命题，也就不会有对时局的冷静思考。 塞防与海防之争：李鸿章的现代海权意识 1875年，清廷内部出现塞防和海防之争。当时清廷面临着双重危机：西部新疆几乎完全丧失，东面日本正凯觎台湾。实际上这还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是财政预算，二是国防思想的现代化。前一个问题又和左文襄(左宗棠)与李中堂(李鸿章)的个人权力有关。在爱国情操之外，两人多少都有些本位主义，左宗棠督师西北，而新疆是西北要塞，力争收复新疆自然是“份内”之事。而当时国家财政不可能同时打赢两场战争。左宗棠后来出师新疆相当一部分还是靠自筹资金。不过，左宗棠比李鸿章的理论似乎更有煽动性，他主张塞防和海防并重。能否可行姑且不论，仅从政治斗争上，他就比主张海防建设的李鸿章高出一筹。以恭亲王奕 为主的朝廷中和了二者的争论，李鸿章被委任为北洋大臣。而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的建设，是中国国防现代化的开始：一方面改变了传统上注重内陆防御的战略，另一方面，现代化海军的建设，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洋务运动)的重要契机，这一点，又是塞防论所不能达到的。另外，李鸿章认为日本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敌人，这一点对当今的中国人仍然具有警醒的价值。当然，如果把政策的重点完全放在海防上，也不一定能够战胜日本。毕竟，经过明治维新而走上现代国家之路的日本，无论在体制上、经济上、战略上，还是军备上，都已经甩开清朝甚远。 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清王朝首要和紧迫的任务是如何重新建立起有效的国家安全防御体系。在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之后，究竟哪一方是国防战略的重点，战略重心应设立在什么位置？这个问题引起了清王朝众多政治家的广泛争论。这次争论的结果初步改变了中国已经延续千年的国防战略格局，对中国近代国防的重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这次国防大讨论为转机，近代中国的国防开始实现了战略性的转移??海防成为国防重心。这就是海防和塞防之争的历史价值。 左宗棠和李鸿章的观点在当时具体的个案上发生了争论，但并不能就此认为二人完全在长期的国防上持相反观点。作为洋务派的重要人物，左、李二人在军队现代化上的观点是一样的。左宗棠大力创设和扶持福州船政局就证明了他的海防意识。而李鸿章也不是只搞海军。 出访欧美：鲜明的现代意识 《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为千夫所指，失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等职务。1896年2月，为祝贺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同时也为“联俄制日”，李鸿章作为钦差头等全权大臣出访俄国。不久他便前往欧美做了一次环球访问。《中俄密约》的签字，使李鸿章相信“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但实际却开启了列强争相打开中国的大门。不过，对于这趟经历，他得出的根本结论是：“至于根本计，尤在于变法自强。” 1896年6月他到达柏林。为讨教强国之策，李鸿章专门赶到汉堡附近拜访已经下台的俾斯麦。对于“东方的俾斯麦”的来访，俾斯麦提供了建立强国的要诀：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显然，这符合李鸿章的改革取向。但是，这并非是中国自强的根本之计。 1896年8月28日李鸿章抵达纽约。正在海滨度假的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特地赶来会见李鸿章。纽约港到处挂起了大清帝国的龙旗，可谓礼炮轰鸣，万人空巷，受到了“史无前例的礼遇”(《纽约时报》)。李鸿章在回答美国记者提问时也展现了一个卓越的外交家的敏锐的国权意识和现代意识： ??他抨击美国的排华法案。适逢美国国会已通过了排华法案《格利法》。李在抨击这个法案时，“眼睛射出灼人的光芒”。他说，“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你们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吗？这不是自由！” ??他认识到国际经济的互利性质。当记者问到对华投资时，李鸿章认为，在华投资是双方互利的事，并表示清政府非常欢迎任何资本前来投资，建立当代工业企业。他同时说：“对于铁路、电讯等事务，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我们神圣的权利。” ??他对于妇女的教育问题表达了开明的立场。美国记者问及“阁下赞成妇女受教育吗？”时，他说：“在我们清国，女孩在家中请女教师提供教育，所有有经济能力的家庭都会雇请女家庭教师。我们现在还没有供女子就读的公立学校，也没有更高一级的教育机构。这是由于我们的风俗习惯与你们(包括欧洲和美国)不同，也许我们应该学习你们的教育制度，并将最适合我们国情的那种引入国内，这确是我们所需要的。” ??他认识到报纸或者新闻媒体应该揭露真相。他说：“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也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这，就是李鸿章，一个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徘徊矛盾的人，一个处于夹缝中的人。戊戌变法的健将梁启超曾评价李鸿章到，“吾……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李氏认为自己不过是个“裱糊匠”。适逢内忧外患，从里到外都烂透了的清王朝，“裱糊匠”将一个破屋(清王朝)装饰一新嘘嘘人尚可。偶有小风雨修修补补也能看得过去支撑起来的呢？

李鸿章与洋务运动的评价问题，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颇具争议的问题。李鸿章由于参与过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签订《马关条约》，相当一段时期被视为汉奸、卖国贼。与李鸿章一生事业有着密切关系的洋务运动，也一度被视为与外国侵略势力相勾结的产物。改革开放以后，有关李鸿章与洋务运动的评价问题，虽然出现了一些新观点、新看法，但进步与反动、爱国与卖国等等的根本分歧，依然十分尖锐。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对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评价，归根到底是要看它们在历史发展中的客观地位和作用。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基本动力；重要历史人物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不应该根据一些道德的、政治的主观标准，而必须从其历史活动对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效果上进行评价。李鸿章的一生事业，从其1862年出任江苏巡抚开始，到1901年签订《辛丑条约》，可以说，与洋务运动相始终。他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开创了许多“第一”：第一个创办大型近代军工企业——江南制造总局，第一个创办近代民族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个创办近代煤矿企业——开平矿务局，第一个创办近代通信企业——天津电报总局，他还是中国铁路事业的奠基人。除了实业领域之外，在近代教育、军事、文化等事业也有许多开创性的建树。所以，对于李鸿章评价的肯定与否，与洋务运动的评价，密切相关，难以分割。毫无疑问，中国近代化的起步，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只能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和经验；而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在中国的扩张，也要求中国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发展和近代化的设施。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僚所进行的洋务活动，在一定程度符合西方列强的需要，构成了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西方外交史家所谓的中外“合作”的基础。但这并不能说，洋务派官僚是为了迎合列强的这种需要而办工厂、造铁路、建电报的，相反，他们是抱着维护清王朝统治明确目的而学习西方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方式的。要实现这种政治目的，一方面要抵御列强侵略，另方面要镇压民众起义。19世纪70年代以后，国内民众起义基本平息，对于列强侵略的抵制方面也就日益突出了。从70年代到90年代，清政府进行了三次大的战争，平定阿古柏、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平定阿古柏势力，粉碎了沙俄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阴谋，左宗棠起了重要作用。中法战争，在中越边境上主要是李鸿章的淮军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场战争也是打胜的。甲午战争，以中国惨败而告终，世人以此作为“洋务运动破产”的明证，有失偏颇。平定阿古柏、中法战争，洋务企业制造的新式枪炮、轮船等等，是起了十分重要作用的；没有北洋海军，清政府就根本没有本钱与日本打一场近代化的战争。以甲午战争的失败，证明洋务运动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注定要破产的，缺乏理论依据，也没有说服力。说洋务运动是洋务派官僚搞的一场与列强相勾结的“卖国”运动，也不能说明左宗棠、李鸿章这些洋务派官僚为什么要与列强在战场上如此大动干戈。我们认定洋务派搞洋务，目的在于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这是根据他们自身的大量言论和行为对于他们主观动机的判断。但是，历史人物的主观动机，虽然会影响他们的历史活动效果，但客观历史活动本身的地位和作用，不会以他们的主观动机为转移，我们对他们的历史评价也不能简单地依其主观动机作为归宿。生产方式现代化的进程一旦起步，其客观进程就不可能再依洋务派官僚的主观愿望而运行，反而更加深刻地加深了清王朝统治的危机。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引进外国机器，一下子雇用了二千多工人，造就了中国第一代工业无产阶级的主体。蒸汽机的使用，手工采煤不敷应用，又迫使他采用机器采煤，建立开平煤矿；机器采煤的巨大生产力，又使凭借人力畜力的传统运输业无法应付，推动了铁路的建设。19世纪80年代，因为天津大沽之间军用电报使用的便利，又使李鸿章推动了全国电报网的建设，到甲午战争爆发前，全国从内地到边疆的所有省会城市都有了电报。也就是说，在三十年中，李鸿章的洋务事业，仅就经济建设层面而言，奠定了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能源、交通等一些基础性条件，推动了其他洋务企业和民间企业的建立，有力地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新兴工人阶级的10万产业大军，主要集中在洋务企业；甲午以后中国民间投资热潮的涌现，新兴资产阶级的形成，也与此前洋务运动打下的工业基础有着密切关系。洋务学堂培养的学生、派遣留学生、出版翻译的科学书籍传播等等，对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层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由洋务运动所造成的物资流、信息流、资金流乃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发展壮大，深刻地动摇了建立在小生产方式上的封建专制政体的根基，这不能因为与洋务派搞洋务的主观政治动机而轻易否定，也不能因为甲午战败而一笔抹煞。任何历史人物，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在历史限定的舞台上扮演其历史角色的。洋务派官僚们的主观动机与他们所发动的洋务运动客观发展背道而驰，是由包括李鸿章在内的洋务派官僚的历史局限性造成的。这些历史局限性，既包括洋务派官僚自身的教育背景、社会地位和政治立场等主观条件，也包括小生产方式、封建专制政治体制、官场社会氛围以及社会意识形态等等客观条件。在这些主客观条件的局限下，洋务派官僚只能借助传统政治和主流意识形态所能容纳的方式，诸如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形式，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口号，引进西方的先进生产力。洋务运动的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内在的矛盾，实际上是整个封建体制与先进生产力之间深刻矛盾的反映。而正是由于洋务派积极主动地引进了先进的生产力，使得中国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脱离了传统社会朝代更替的轨迹，走上了由洋务而维新变法、由变法而新政、由新政而立宪、由立宪而共和的新轨道。

评价李鸿章的两个前提 要认识和评价李鸿章，必须弄清以下两个前提： 一是李鸿章本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转型时期。而这样一个过程，又是在中国被动落后挨打的局面下，由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鸦片和洋枪大炮军舰，逼迫中国实行所谓“门户开放”的。正是在这样一个大变局当中，社会上各个阶层、各种身份的中国人，提出形形色色的说法和方案，试图寻找出一条强国富民的理想道路。这时候，经历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国内太平天国运动，一个新兴的统治阶级改革派——洋务派，从清王朝统治集团的高层产生出来。他们接过传统儒家经世致用的旗帜，提倡和标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力图挽封建末世的狂澜于既倒。所以，这样的一个改革派，也可以称之为封建统治的“补天派”，因为他们虽然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但只是停留在器物革新的层面上，无法触动封建社会体制的根本痼疾。 由于洋务派的领袖人物们，掌握了从中央到地方相当大的一部分权力，所以洋务派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早期改革舞台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成为众多改革派别里的主流派；而在洋务派内部，又分成众多的集团，如中央的奕讠斤、文祥集团；地方的曾国藩、左宗棠两个湘系集团以及后起的张之洞集团，其中，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是这些集团里实力最强、兴办洋务成效最大的一个。李鸿章，可以说是一个伴随着近代洋务运动潮流而产生的标志性人物。由于他所具有的权力和地位，使得和同时代的慈禧、赫德三个人交织构成了左右晚清政局满汉中外各项决策的关键性历史人物。 二是李鸿章究竟干了一些什么事。从1862年当上江苏巡抚起，李鸿章在晚清社会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活动了整整四十年，其时间之长、涉及的领域之广、所做的事情之多，是任何同时代的政治家所无法比拟的。他先后担任过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湖广总督，从1870年起，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一直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文华殿大学士（赏穿方龙补服），是清朝政府高层参与决策、执行决策的重要人物。在军事上，李鸿章是淮军和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开了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先河。他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支近代意义上的海军和一系列军工企业，为中国工业打下最早的基础。在经济领域，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福州船政局，李鸿章一个人就办了前面三个，后来他还办了轮船招商局、天津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等，并且率先倡导在中国修建铁路。可以说他在洋务活动中，创办最多，成效最大。在李鸿章的自强措施里，被人提到最多的是两个留存至今的近代企业——江南制造局和轮船招商局。江南制造局采取中国人担任领导，聘请外国技师；而轮船招商局作为民用的服务企业，则是纯粹的华人企业，它的章程里特别规定，不接受外国资本。相比之下，江南制造局由于模仿生产西方的船只兵器，受国外的影响更大，而轮船招商局由于采用了股份制，在组织结构上更先进。它所采用的洋为中用的模式，甚至一些具体的组织生产的方式，一直为后来的民族工业所袭用。从细节和局部上看，李鸿章采取的措施是先进的，代表了未来中国发展方向的。但就他们所想达到的中国“自强”的目的来说，在当时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李鸿章的思想核心仍然是为清王朝服务，仍然希望保留封建统治和现有的政治结构，这就意味着他所倡导的“现代化”本质上是一种防御性的现代化，是没有实现可能的。梁启超谓李鸿章“只懂洋务，不懂国务”，可谓一语中的，这就是他思想中最最落后的一面，也是他个人悲剧性人生的来源。在外交领域，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他就代表清政府经办了许许多多的对外交涉：天津教案、中日建交、中法新约、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绝大部分对外条约都是由他出面签订的。以致在当时外国人的眼里，李鸿章就代表着清朝政府，甚至只见李鸿章而不见清朝皇帝。其实，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李鸿章就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缩影，不了解李鸿章，就不能深入了解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也不能深入研究中国近代史。 盖棺尚不能论定 李鸿章去世前曾留下这样的遗诗：“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李鸿章去世后，当时有人用“权倾一时，谤满天下”来形容他。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对他的评价是：“敬李之才”、“惜李之识”、“悲李之遇”。他虽然已去世一百余年，但仍是百年沉浮，盖棺不能论定。而对他的评价争议最大的，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国内战争中镇压农民起义，用鲜血染红自己的顶戴花翎。这当然是历史上任何一个像李鸿章这样的封建统治者都抹煞不掉的污点。值得探讨的是，在内战烽火中发迹起来的这部分地主阶级经世派官僚，在面对强敌环伺、外侮日亟的形势下，从军事近代化做起，开始了“自强应变”的洋务运动，这是时代潮流的使然。借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革命的镇压者变成了它的遗嘱执行人。二是如何看待李鸿章在主持洋务活动中的“卖国”，洋务又分经济建设和外交活动两大类，随着近年来海内外研究的进展，学术界对他在洋务———近代化建设方面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效基本予以肯定；而对于外交活动、尤其是代表清政府对外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则众说纷纭，褒贬不一。其中疑点最大的，是他在签订《中俄密约》和中东铁路交涉时，是否收受过俄方的贿赂问题。前不久，长期研究张荫桓的学者马忠文先生，经过旁搜博证，写出《旅大交涉中李鸿章、张荫桓“受贿”的疑点》，予以廓清，认为李张二人不可能接受贿赂。此事尚待进一步求证。再比如马关签约，“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李鸿章从此背上卖国的骂名。可是目前的研究显示，李鸿章在谈判中无论大事小事，都用电报向国内最高当局请示，所谓“商让土地”即割地之权，也是早经授予的；至于赔款数额，根据甲午战争史权威戚其章先生研究，由于我方密电码早在战前就被日方破译，因而二万万两赔款的底线早被日方掌握，李鸿章无论如何在谈判桌上辩争也无济于事，这只是科技不如人，落后必然挨打的铁证。 我觉得，“权倾一时，谤满天下”这八个字的评价很形象。因为李鸿章掌握了相当一部分的权力，而中国又是一个弱国，常言弱国无外交，在外交上他无论如何绞尽脑汁，总逃不脱受制于列强的命运。当然李鸿章本人在如何建设的指导思想和用人举措上，也有不可克服的缺点，讲裙带关系，任人唯亲，不敢越封建体制的雷池一步。归根结底，因为他毕竟只是封建王朝的一名忠臣。但不管怎么说，李鸿章总是他那个时代处于朝野内外各种矛盾和旋涡中心的一个关键人物。他所做的那些事情的重要性，和它对近代社会发展的影响，都十分明显地摆在那里！ 他是一个弱国的外交强手，也是经济天才；军事上内战属强者，外战属庸者（不完全是弱者），军事思想不如他的后辈先进；文化上是奉行“中体西用”的代表——这点个人比较欣赏，这才是真正的“拿来主义”，比“全盘西化”和“闭关自守”都来得符合实际；官场生存方面，也属于强者，一直能立于政治的中心；政治理念上，他只能属于封建王朝的卫道士，根本不是什么新时代的代表——他就是自己评价自己的那种“为破屋子修修补补的裱糊匠”，根本不会想到把那间“破屋子”完全推倒了，再建一座新的。 梁启超说得好：“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李鸿章作为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者，长期蒙受“卖国贼”之评价。近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史料出现，这位备受争议的清末重臣的地位也逐渐获得一些较为公正的评价。 正面的，他尽力维护中国的利益，洋务图强，然而无法改变中国落后的现实。对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他曾据理力争，然而无奈国家羸弱，不得不接受屈辱的要求。他与曾国藩等人主导洋务运动是其进步的表现。他也有外交上维护中国的事迹，如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独自前往谈判，最终不割地而平息事件；在甲午战争处于不利情况时曾主动用最小代价来达成和解等，都是他卫国有利的一面。 负面评价主要来自于他曾作出的错误决策，后人也多对此诟病。如过于避战和重视海防而愿意牺牲整个新疆放弃疆防；1885年在完胜日本的情况下签订的《中日天津会议专条》，给予了日本可以派兵进入朝鲜的权利；与日本的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指挥失误导致军舰在威海卫被全歼；中法战争胜利后反而签订了不平等条约等。虽然这些不利条约和做法受制于各种客观条件，但他依然要为这些事件的误国行为承担很重的责任。另外在早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他杀人过多。这也牵涉到湘军和淮军的整体评价。洋务运动和他的一系列措施并没有改变中国继续沦落，也让他的功劳并不显著。《清史稿·李鸿章传》评价说：“中兴名臣，与兵事相终始，其勋业往往为武功所掩。鸿章既平大难，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疑谤之起，抑岂无因哉？” 曾国藩曾说“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俞樾）拼命著书”。李鸿章热中官场，亦深得朝廷倚重，历数十年而不衰，显然得益于他的为官之道。 梁启超著 李鸿章的政敌梁启超对他的评价是：“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吾欲以两言论之，曰：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 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时，曾这样说李鸿章： “我中堂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难险阻，尤所不辞。如筹海军、铁路之难，尚毅然而成立，况于农桑之大政，为民生命脉之所关，且无行之难，又有行之人，岂尚有不为者乎? ” 左宗棠因湘淮派系之争，以及对国防政策之歧见，与李鸿章素来不睦，甚至势同水火。在中法战争以签订有利于法国的中法天津条约结局之后，左宗棠对当时主和的李鸿章作出以下批评：“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在是否收复新疆的问题上他也与李鸿章相左，最终事实证明左宗棠收复新疆是值得肯定的；而李鸿章希望放弃新疆的做法虽然是依其重视海防的道理，但依然是误国的决策。 李鸿章对自己作为尝作出以下的总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尤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评价李鸿章作为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者，长期蒙受“卖国贼”之评价。近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史料出现，这位备受争议的清末重臣的地位也逐渐获得一些较为公正的评价。 正面的，他尽力维护中国的利益，洋务图强，然而无法改变中国落后的现实。对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他曾据理力争，然而无奈国家羸弱，不得不接受屈辱的要求。他与曾国藩等人主导洋务运动是其进步的表现。他也有外交上维护中国的事迹，如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独自前往谈判，最终不割地而平息事件；在甲午战争处于不利情况时曾主动用最小代价来达成和解等，都是他卫国有利的一面。 负面评价主要来自于他曾作出的错误决策，后人也多对此诟病。如过于避战和重视海防而愿意牺牲整个新疆放弃疆防；1885年在完胜日本的情况下签订的《中日天津会议专条》，给予了日本可以派兵进入朝鲜的权利；与日本的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指挥失误导致军舰在威海卫被全歼；中法战争胜利后反而签订了不平等条约等。虽然这些不利条约和做法受制于各种客观条件，但他依然要为这些事件的误国行为承担很重的责任。另外在早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他杀人过多。这也牵涉到湘军和淮军的整体评价。洋务运动和他的一系列措施并没有改变中国继续沦落，也让他的功劳并不显著。 《清史稿·李鸿章传》评价说：“中兴名臣，与兵事相终始，其勋业往往为武功所掩。鸿章既平大难，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疑谤之起，抑岂无因哉？” 曾国藩曾说“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俞樾）拼命著书”。李鸿章热中官场，亦深得朝廷倚重，历数十年而不衰，显然得益于他的为官之道。 李鸿章的政敌梁启超对他的评价是：“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吾欲以两言论之，曰：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 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时，曾这样说李鸿章: “我中堂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难险阻，尤所不辞。如筹海军、铁路之难，尚毅然而成立，况于农桑之大政，为民生命脉之所关，且无行之难，又有行之人，岂尚有不为者乎? ” 左宗棠因湘淮派系之争，以及对国防政策之歧见，与李鸿章素来不睦，甚至势同水火。在中法战争以签订有利于法国的中法天津条约结局之后，左宗棠对当时主和的李鸿章作出以下批评：“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在是否收复新疆的问题上他也与李鸿章相左，最终事实证明左宗棠收复新疆是值得肯定的；而李鸿章希望放弃新疆的做法虽然是依其重视海防的道理，但依然是误国的决策。 李鸿章对自己作为尝作出以下的总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尤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打字不易，如满意，望采纳。

在我看来，为李鸿章定位，以下三点是不能忽视的： 第一，庸众中的杰士。 晚清统治层从最高统治者至大小官员是个平庸的群体。他们是处于衰败状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产儿，又在腐朽不堪的专制制度制约下活动。按照19世纪下半叶人类文化已达到的水平去衡量，这批统治者都是知识低下，目光短浅的平庸之辈。但在激烈的社会震荡中，他们中也分化出一些比较杰出的人物。李鸿章就是其中的一个。 张之洞、梁启超都认为李氏的见识超出同侪，这个论断是公允的。但这不等于说，他在一切方面都比所有大小官员高明。这是不可能的。准确点说，他是甲午战争前，为数不多的识见超群的清政府大员之一。 他较早地意识到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局，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地步。1865年间，他便指出：“书生坐谈误国，可为□叹!且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千古变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钧执政亦不知，岂甘视其沈胥耶!”李鸿章：《复朱久香学使》(同治四年七月十三日)，全集《朋僚函稿》卷六第37页。正是基于这种不甘心自己的国家沉沦的自觉，他以推行“自强新政”即洋务运动为己任，而经过锐意考查，有些认识也颇为高明。 首先，他是最早认识开放不可逆转的大臣之一。同治元年(1862)他便指出“华夷混壹局势已成，我辈岂能强分界画。”李鸿章：《复沈幼丹中丞》(同治元年三月初二日)，同上卷一第9页。从鸦片战争开始至1900年的60年间，对侵略者与老师一身二任的列强持什么态度，一直是朝野上下激烈争辩的问题。顽固守旧派要恪守严夷夏之辨的传统信条，对外来事物持排斥态度，既阻碍了本国的发展，又往往用一些不恰当的措施去激化与西方列强的矛盾，酿成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大祸。这些大祸的发生，西方侵略者当然有其罪责，那是须另行讨论的问题。这里我们着重看中国这一方的问题，守旧派给侵略者提供了可乘之机，也是不容讳言的事实。李鸿章则持截然不同的态度。他力主以开放的态度去处理同外国的关系，以新的观念和措施去适应“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李鸿章：《筹议海防摺》(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第11页。 例如，一些外国人在中国各地经商、传教、办医院、办学、办报等等，其中有些败类胡作非为。各地与外国人的冲突层出不穷，反入城和驱赶洋人的事件时有发生。李鸿章反对外国人各种违反法纪的行为，但他也不赞成用简单粗暴的驱逐等办法去对待外国人。他说：“庚申(1860年)以后，夷势内向，薄海冠带之伦，莫不发愤慷慨，争言驱逐。局外之訾议，既不悉局中之艰难……但欲逞意气于孤注之掷，岂非视国事如儿戏耶!”李鸿章：《筹议海防摺》(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第11页。如果这个警告真正得到重视，不但可以减少大小不等的中外纠纷，也许义和团与八国联军那样的大灾难亦有可能避免。 又如，有清一代共开放了三十四个通商口岸。用现在的眼光看真是少而又少(目前仅广东就有40多个对外开放的口岸)。可当时清政府和外国却为此弄得唇焦舌痹，甚至不惜兵戎相见。李鸿章对此大不以为然：“人皆震惊于添口之多……西洋各国到处准他人寄居贸易，而仍日益强盛，可知其病不在添口而在不能自强。”李鸿章：《复刘仲良中丞》(光绪二年九月十四日)，全集《朋僚函稿》卷十六第30页。历史已经证明，正确的是李鸿章而不是冀图闭关锁国之辈。 其次，李鸿章的高明之处还在于把“借法自强”看作救国的关键所在。当时，不少大臣空喊“攘夷”而反对学习西方，与正确的救国途径背道而驰。有的大臣虽然也主张学习西方，但视野狭窄。李鸿章的洋务思想于70年代趋于成熟。他的主张也有许多弱点，有的且是重大弱点，但在当时已属卓荦不群。 例如，他把学西方作为救国急务，爱国赤诚溢于言表：“如泰西各国皆起于弹丸之地，创造各样利器，未及百年而成就如此之精……中国在五大洲中自古称最强大，今乃为小邦所轻视，练兵、制品、购船诸事，师彼之长，去我之短，及今为之而已迟矣!若再因循不办，或旋作旋辍，后患殆不忍言!”李鸿章：《筹议海防摺》(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第24页。他自觉地继承和发展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的思想，以“外须和戎，内须变法”李鸿章：《复王壬秋山长》(光绪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九第43页。为洋务自强运动的根本指导思想。和戎为的是创造一个有利于改革和建设的国际环境，而根本的出发点是变法图存。他语重心长地说：“自秦政变法而败亡，后世人君遂以守法为心传。自商鞅、王安石变法而诛绝，后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悦。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天耶?人耶?恶得知其故耶?”李鸿章：《复王壬秋山长》(光绪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九第43页。作为洋务运动无可争议的领袖，李鸿章意识到自己的活动是商鞅、王安石变法的继续。他把传统的“穷则变，变则通”思想作为变革的理论依据，而整军经武，购买和仿造船、炮、洋枪则成了变法的重要内容。 当时，敌国环伺，整军经武是任何执掌国家权柄的人不能不考虑的大事。李鸿章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围绕国防建设提出了三个根本性的大事： 一是培养全新的人才。 他是奉命筹议海防的大臣之一，而在覆奏中异于他人之处在于三次尖锐地指出人才培养的变革是成败关键。他说：“若不稍变成法，于洋务开用人之途，使人人皆能通晓，将来即有防海万全之策，数十年后主持乏人，亦必名存实亡。”“尤以人才为亟要，使天下有志之才，无不明于洋务，庶练兵制品造船各事可期逐渐精强。”这里提出的“人人皆能通晓”或“无不明于洋务”，显然不是对原有科举制度补苴罅漏所能达到。因此，他猛烈抨击“所用非所学，人才何由而出”!“以章句弓马施于洋务，隔膜太甚”!“小楷试帖太蹈虚饰，甚非作养人才之道”!可是，鉴于前此局部改变科举的建议均一再受阻，他不敢提出立即全面废除这一腐朽制度的主张，只好委婉而明确地要“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改变“士大夫趋向”，建议“凡有海防省分，均宜设立洋学局”，“多方诱掖”，令“与正途出身无异”。李鸿章：《筹议海防摺》，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第24、12、23页。这是一个冀图推广西学，改变士大夫价值取向的计划。 二是全面发展工商业。 他认为除了发展造船制械等军事工业外，纺织品等日用货物“既不能禁洋货之不来，又不能禁华民之不用……曷若亦设机器自为制造，轮船铁路自为转运”，而矿藏则“择其利厚者次第开挖，一切仿西法行之，或由官筹资本，或劝远近富商凑股合立公司。”与此同时，还应支持“设厂造耕织机器”的建议。李鸿章：《筹议海防摺》，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第20、21页。 三是要求宫廷节省冗费。 就在这个奏摺中，他两次提出“伏愿我皇上顾念社稷生民之重，时势艰危之极，……节省冗费”。“停宫府不急之需，减地方浮滥之费，以裨军实。”李鸿章：《筹议海防摺》，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第12、22页。 历史已经证明，近代中国发展的迟滞与现代化事业的失败同没有贯彻这些主张有密切的关系。从整个社会看，李鸿章不一定是这些思想的首倡者；同时，下面我们还有机会讨论他的文化、经济思想，会看到其中也包含着一些致命的弱点。但在大臣中能全面地提出这些主张的却不多见。在这次筹议海防的大讨论中，只有郭嵩焘的眼光比他深邃。参阅本书(一)《从林则徐到郭嵩焘》。 我无意引述那些著名的反对学习西方的顽固分子的言论以证明李鸿章的高明，尽管那类言论比比皆是。甲午战争中名噪一时的王文韶，当时任湖南巡抚，他在讨论中说：“机器渐行，则失业者渐众，胥天下为游民，其害不胜言矣。……故臣渭机器局除制造军用所需外，其余宜一概禁止，不得仿制各项日用器具，是亦无表中所以固本之一端。”《湖南巡抚王文韶奏》(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一百。如果说他是内陆省份的巡抚，情有可原的话，曾任福州船政大臣多年的沈葆桢，不愧是办洋务的名家了，光绪元年升任两江总督、南洋通商大臣，在任期间所办德政之一，是花钱将外国人修的吴淞铁路买回来后竟下令拆掉!直到光绪五年(1879)他仍认为：“查铁路以便转输，电线以通文报，均非不适于用。然创举必视民情。台湾则可行，以其为民情所安也；他处则难行，以其为民情所骇也。”《光绪五年九月二十日两江总督沈荷桢奏摺》，《洋务运动》(一)第18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以这样的认识去管理全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借法自强”在他权力所及之处自然成为一句空话。 又以鼎鼎大名的左宗棠来说，史家们素来誉之为洋务运动的重要领袖。他创办福州船政局及附属学堂，是官办企业和学堂中之佼佼者，确实功不可没。他的认识如何呢?1866年他向朝廷报告英、法等国“恃以傲我者，不过擅轮船之利耳”，广东的抬枪“较之洋人所推来福炮更捷而更远大”，“其信线一种，则运思巧而不适于用……此外奇巧之器甚夥，然皆美观而不适于用，则亦玩艺而已”!，因此，那些均不必学。基于这样的认识，外商运来器材，要架设线路，开办电报，他竟阔气地“给以价值，收其器具，见(现)尚存福州府库也!”左宗棠：《覆陈筹议洋务事宜摺》(同治五年五月十三日)，《左宗棠全集》奏稿三第68-69页，岳麓书社1989年长沙。 与李鸿章把兴办洋务看作救国大计的认识相反，从70至80年代，左宗棠却除了自己举办的项目外往往持否定态度。1878年，他在给陕西巡抚的信中写道：曾纪泽“绝口不谈洋务，或亦心知其不然耶?”左宗棠：《致谭钟麟》(光绪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左宗棠未刊书牍》148页，岳麓书社1989年。同郭嵩焘、王韬、郑观应等人哀其抓不住根本的批评不同，这是以“不谈洋务”为高的错误见解。他对购买军舰也不以为然。1879年他写道：“幼丹(两江总督沈葆桢——袁)之明岂尚不知铁甲固无所用之耶?”左宗堂：《致徐理卿》(光绪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左宗棠未刊书牍》第173页，岳麓书社1989年。翌年，他又说：“铁甲轮船英人本视为废物……船坞为各国销金之锅，罄其财而船终无用，李(鸿章)与丁(汝昌)独无所闻，亦不可解也。”左宗堂：《致徐理卿》(光绪六年四月十六日)，《左宗棠未刊书牍》第177页，岳麓书社1989年。我无意在这里全面评论左宗棠。“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就兴办洋务而言，左与李比，无疑望尘莫及。 又以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騄来说吧。直到1888年他仍振振有词地说“铁路宜于边地，不宜于腹地”，致使李鸿章不得不为之宣讲常识：“铁路设于腹地，有事则运兵，无事则贸迁，经费方能措办。若设于荒凉寂寞之区专待运兵之用，造路之费几何?养路之费几何?无论中国外国焉得此不竭之财以供铁路之用耶!”不少官员更等而下之，说修铁路有“资敌”、“扰民”、“夺民生计”三大害。哭笑不得的李鸿章只好说：“耳食之言，每致误事，传播外国，贻笑堪虞!”“鸿章老矣，报国之日短矣，即使事事顺手，亦复何补涓埃!所愿当路大君子务引君父以洞悉天下中外真情，勿徒务虚名而忘实际，狃常见而忽远图，天下幸甚!大局幸甚!”李鸿章：《议驳京僚谏阻铁路各奏》(光绪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全集《海军函稿》卷三第18、25、21页。 正是当政群臣的平庸才显出李鸿章的杰出。 还应指出，为了推动洋务自强运动，对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李鸿章也有所考虑。70年代起，由于在要不要学西方及向西方学什么等问题意见分歧，引起了长时期的关于道器关系的议论。王韬、郭嵩焘等对道器统一论作了深刻的分析。李鸿章也于1876年以道器统一的观点去开导那些食古不化之流。他说：“其风气所趋，不能不然者，道也；而道之所寓者，器也。……设令炎帝、轩辕复生乎今世，其不能不从事于舟车枪炮机器者，自然之势也。今之议者动引古圣，啜糟粕而去精华，务空谈而忘实践，失之弥远。”他认为只有“于外人所长，亦勿设藩篱以自隘，斯乃道器兼备。”李鸿章：《答彭孝廉书》(丙子)，《李文忠公遗集》卷五第12-13页。他没有像王、郭等人那样，由道器统一而触及政制、伦理等根本问题，而使自己的诠释停留在较低的层面上；但他以此论证打开国门学习西方的合理性，仍然是值得称许的。同时，据现有材料看，他实际上已经认识到中国当时的礼义教化也不如西方，落后的不仅是枪炮舟车。光绪二年(1876)正月，他同日本公使穆丽交谈。穆丽说：“以鄙见论之，亚细亚洲教化非不美也，然以顶善之教化比之欧罗巴洲，亚细亚不过十分之三，欧罗巴不在七分之下也。”李鸿章的答复是：“此论甚公。”《日本穆丽钦差直督李中堂面谈大略》，《万国公报》398卷第684页。对东方文化落后现状的认识远非闭目塞聪之流可比拟。 进入80年代以后，他甚至注意到了西方思维方法变革的历史经验，力图从中汲取教益。他说：“阿(里斯多德)氏以前人之说为无可疑，即据之以推新理，故其学不及贝(根)氏。”《王佐才课卷批语》，《格致课艺汇编》(己丑)第6页。褒扬培根，贬抑阿里斯多德，无非是他反对泥古，渴望从实际出发研究新事物成为一代新风的求变心理的折射。与此同时，他渴望有中西哲学和各项学术融合的新的文化诞生。 种种迹象都表明，他的思想已经不完全受中体西用论的桎梏。在当朝大臣中，有如是认识者真如凤毛麟角。 第二，晚清近代化事业的主要开创者。 稍加考查就会知道，中国有机械制造、近代的采煤、铁路、电报、轮船运输、纺织等工业、采矿和交通运输及信息企业，无一不同李鸿章的推动、支持有关。而在办新式学堂、派留学生出洋等方面也有他不可磨灭的一份。人们已经历数过这些官办企业或事业的种种弊端，这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可是，我们同样无法否定一个铁的事实：西方的机器和科学技术进入中国就是对愚昧无知的打击，就播下了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种子。招商局轮船所到之处，商品经济总有大小不等的发展。江南制造局翻译出版的几百部西书不是孕育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一代呼风唤雨的人物吗?!没有洋务运动，鲁迅又怎么会跑到南京去上学呢?!对19世纪以来为捍卫中国的独立和摆脱中世纪的落后状况尽心尽力的人，我们都应如实记下其劳绩和失误。李鸿章也不应例外。 第三，一代先进知识分子的凝聚中心。 鸦片战争后在中西文化撞击下逐渐出现了一批新型的知识分子。他们先是集结在曾国藩周围，接着就向李鸿章靠拢。在甲午战争以前，这些对西方了解较多且程度不等地掌握了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有识之士大体上都视李鸿章为中心。他们向他提供了大量的信息，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李鸿章所以能显得识见超群，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从他们身上汲取了许多新鲜的知识。甲午战争前夕，孙中山谋求上进，首先想到的就是给李鸿章上书；其中固然与李氏是重要权力中心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李氏思想比较开明和开放，是各项洋务事业的主要推动者，因而对他这一类有新知识的青年颇具吸引力。于是，在甲午战争前，不但严复、马建忠及其他留洋归来的技术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在他直接领导或势力所及的范围内服务，就是对其学西方的作为持激烈批评态度的郭嵩焘、王韬、郑观应等人，也是他的朋友或麾下的重要官员。 在任何社会中，知识要通过一定的渠道才能转换为政策或各项活动。这项转换机制是否健全对社会发展影响很大。在甲午战争前的二十多年中，他在很大程度上起着转换枢纽的重要作用。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这个作用完成得不好。但这个情况却有力地证明，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仍然依附于清政府；同戊戌维新前后的情况不同，他们没有发展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李鸿章就是在这个大格局下，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我说李鸿章是庸众中的杰士，其中包括李氏本人也不脱平庸的意思。这突出地表现在1896年他到俄、德、法、英、美五国及加拿大走一趟以后，认识仍不见有大的提高。他说：“今游于各大国者四阅月，忽经新气之感动，此心意一往而深。……泰西格物之功效，致力之材能，某皆默而识之，学而不厌。他日身归故国，后半生无涯之大事，将重整其旗鼓，忝颜而将中军；且较诸前半生之仅效微劳者，冀于中国尤有裨益。”蔡尔康等：《李鸿章历聘欧美记》第175页，岳麓书社1986年。一个年过七旬的老翁经受重大挫折后尤有此雄心壮志，令人感动。可是，他想到的仍然是科学技术和军事，仍不明白离开良好的社会运行机制，这些是无法真正学到手的。就这一点而言，他仍然是东方的庸人。 不过，时代变化。一批新的杰士正在崛起，洋务运动和洋务思潮不再是晚清变法自强的主流。李鸿章已被历史大潮冲刷到一旁。这个衰朽王朝正在加速沉沦。李鸿章却眼睁睁看着它坍塌而无能为力。

被评为世界三大伟人　　李鸿章、格兰特、俾斯麦被称为19世界的世界三大伟人。格兰特是美国总统，他是军人出身，早年的时候百战百胜，有着“常胜将军”之称。俾斯麦是德国的铁血宰相，是带领德国走向强盛的风云人物。那么李鸿章，这个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卖国贼的人又是何德何能可以和他们相提并论呢?接下来看看李鸿章做了什么，李鸿章带领着手下不到1万的新兵击败了太平天国的10万大军，守住了上海，他一手创建的淮军在后来维护清王朝安定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是洋务运动的核心，当时的李鸿章在外国人的眼中比中国的皇帝更有名。　　李鸿章和俾斯麦合影.jpg　　李鸿章和俾斯麦合影　　现在的历史书上李鸿章被写成了一个卖国贼，其实真正了解过那段历史的人都不会这么片面的去解读李鸿章。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杰出的人才之一，如果没有李鸿章，清朝至少要早灭亡20年，国家的灾难只会更多。在当时李鸿章很受外国人的尊敬，外国的使节在紫禁城中一直都是趾高气昂的，唯有在拜访李鸿章的时候会恭敬有礼，而且李鸿章出访外国的时候受到的待遇要远超其他的国家领导人。　　纵观李鸿章的一生可以说他已经做到了极致，换上谁去都不会比他做得更好了，如何没有他，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至少要延迟十数年，辛亥革命或许都不会发生，他也是很无奈的一个人，尽管他的能力完全不弱于人，但是面对当时的局面却没能力挽狂澜，救大清于乱世之中。　　比较一下这三个人，他们都曾经位高权重，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还为国家的统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以说19世纪世界三大伟人之称实至名归。 　　李鸿章后人　　李鸿章一生风风雨雨，从不得志到走向巅峰，最后又难以避免的走向衰亡。而他的后代也深受他的影响，从享受余荫到后来走出先辈的阴影，走出自己的生活。　李鸿章照片.jpg　　李鸿章照片　　李鸿章一生有过有过3个儿子，都从事过外交行业，李鸿章的爱女嫁给了清朝的名臣张佩纶，是著名作家张爱玲的祖母。李鸿章家族的第四第五代子孙，大多都没能享受到祖辈的余荫，还有不少因为李鸿章这么个祖先而受到歧视，只能靠着自己的艰苦创业来改变生活环境。　　到了现在李鸿章的后代有着很多的人才，很多都靠着自己的打拼闯出了名头，其中有着不少的亿万富翁。　　李鸿章被外国人认为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杰出人物，被很多外国人所推崇，德国的铁血宰相曾这么说：他和李鸿章是当代最伟大的政治家。被人称为是中国俾斯麦。可惜两人境遇却是不同，俾斯麦铁血政策拯救了德国，而李鸿章却做了清王朝的裱糊匠，没能挽救国家。而在李鸿章死后，他的后代却一直生活至今，并且在海内外都有他们的足迹。

李鸿章是晚清名臣更是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核心力量。在洋务运动期间，他带领洋务派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核心指导思想对中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改变了中国几千年的重农轻商的理念，利用官办工厂在一定程度上抵御了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开创了中国近代化的先河。 在洋务运动发展的过程中，清朝政府内部有两大派别：顽固派和洋务派。顽固派的核心思想如下：国家稳定的根本在于国家内部的礼节和礼仪，不能把国家发展的着力点放在权谋欺诈上，我们国家地大物博，人才鼎盛不应该学习洋人的理念。而洋务派的核心思想如下：“师夷长技以制夷”利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先进理念，创办学堂，建设政府自己的兵工厂，建立自己的军队，达到“自立自强”的目的。 在慈禧太后认可洋务运动后，洋务派便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在全国开展向西方学习的浪潮。把八字的核心思想进行拆分，“中学”学的是清政府的政权统治，也就是保存清朝皇帝政治制度和封建统治;“西学”学的是西方列强在工业、农业、军事等方面的先进科学技术。“中学”和“西学”相互结合，共同巩固清王朝的封建统治。 洋务运动虽然最后没有取得李鸿章等领导者预期的效果，但是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尝试，在洋务运动的初期确实为中国近代化文明带来了一线希望。在洋务运动中，李鸿章的经济管理思维在现在看来虽然有着比较大的局限性和封建性，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着推动性作用，作为现代的企业经营者也应该议古论今为当今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 来源：企业科技与发展

李鸿章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首先，他与奕、曾国藩、张之洞等人开展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其次，他代表中国政府与外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外国商品大量进入中国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总而言之，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化道路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

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领袖之一.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李鸿章就认识到了中国科学技术的不足,并在此后与曾国藩、左宗棠的人发起了洋务运动.设立的轮船招商局、兵工厂都对后世产生了很重要的作用. 李鸿章不是一个好的外交家.面对西方列强以及日本时,所依仗的还是合纵连横的中国古法,而不是世界上通行的以国家利益为前提的外交法则,结果使中国在与西方先进国家交流的时候损失了很大的利益!

李鸿章正面的，他尽力维护中国的利益，洋务图强，然而无法改变中国落后的现实。对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他曾据理力争，然而无奈国家羸弱，不得不接受屈辱的要求。他与曾国藩等人主导洋务运动是其进步的表现。他也有外交上维护中国的事迹，如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独自前往谈判，最终不割地而平息事件；在甲午战争处于不利情况时曾主动用最小代价来达成和解等，都是他卫国有利的一面。负面评价主要来自于李鸿章曾作出的错误决策，后人也多对此诟病。如过于避战和重视海防而愿意牺牲整个新疆放弃疆防；1885年在完胜日本的情况下签订的《中日天津会议专条》，给予了日本可以派兵进入朝鲜的权利；与日本的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指挥失误导致军舰在威海卫被全歼；中法战争胜利后反而签订了不平等条约等。虽然这些不利条约和做法受制于各种客观条件，但他依然要为这些事件的误国行为承担很重的责任。另外在早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他杀人过多。这也牵涉到湘军和淮军的整体评价。洋务运动和他的一系列措施并没有改变中国继续沦落，也让他的功劳并不显著。

张謇评论某人时说：“以四朝之元老，筹三省之海防，统胜兵精卒五十营，设机厂、学堂六七处，历时二十年之久，用财数千万之多……曾无一端立于可战之地，以善可和之局。”张謇评论的是李鸿章。（2019·随州）李鸿章晚年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对这句话理解正确的是，洋务运动治标不得力，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

说起晚清权臣李鸿章，人们总是会想到“卖国贼”、“千古罪人”这样的评价。但是，当我们平心静气、理性来思考李鸿章所处时代大厦将倾的尴尬境地的时候，我们发现，李鸿章无法也不能承担晚清对外交往失败的悲剧后果。 理想与现实的两难 中西冲突，是两个独立发展的文明体系的冲突。这样的冲突既是局势上的冲突，也是士大夫内在观念的冲突。因此，晚清外交的两难本质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困境。把李鸿章放到中西对比的世界环境中去评价，有助于深刻理解李鸿章和晚清的命运。处在中国传统外交体制解体的历史悲剧中，李鸿章是晚清中国官僚集团中较为清醒和理性地对待“千古变局”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力图建立中国对外关系的新的明确的原则和适应性的方式，但他的思想充满着矛盾：他认识到时代变局需要中国变革，而又无法从体制上乃至文化上采取根本的变革；他实现了从崇拜皇权到推崇国权的政治价值观的转变，证明他本质上仍是一位现实主义的外交家，但他在外交操作上的现实主义与晚清外交面临的两难：既要维护帝国的传统外交体制??天朝礼治体系或朝贡体系的传统理想，又要适应完全对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国际关系体系的现实，便构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 两难之下，对李鸿章对外交涉的评价，必须对他的鲜明的时代意识予以充足的关注。客观的说，在晚清权臣中，李鸿章是最具洞察力的。李鸿章对时局有明确的看法，并为此提出著名的“千古变局”的命题。在1865年、1872年和1874年他在致友人的信及若干奏折中，多次强调，中外之局势是“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深切认识到中国必须开放，与西方竞争。这才有了后来洋务运动的兴起。 李鸿章的变局观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没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就提不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命题，也就不会有对时局的冷静思考。 塞防与海防之争：李鸿章的现代海权意识 1875年，清廷内部出现塞防和海防之争。当时清廷面临着双重危机：西部新疆几乎完全丧失，东面日本正凯觎台湾。实际上这还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是财政预算，二是国防思想的现代化。前一个问题又和左文襄(左宗棠)与李中堂(李鸿章)的个人权力有关。在爱国情操之外，两人多少都有些本位主义，左宗棠督师西北，而新疆是西北要塞，力争收复新疆自然是“份内”之事。而当时国家财政不可能同时打赢两场战争。左宗棠后来出师新疆相当一部分还是靠自筹资金。不过，左宗棠比李鸿章的理论似乎更有煽动性，他主张塞防和海防并重。能否可行姑且不论，仅从政治斗争上，他就比主张海防建设的李鸿章高出一筹。以恭亲王奕 为主的朝廷中和了二者的争论，李鸿章被委任为北洋大臣。而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的建设，是中国国防现代化的开始：一方面改变了传统上注重内陆防御的战略，另一方面，现代化海军的建设，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洋务运动)的重要契机，这一点，又是塞防论所不能达到的。另外，李鸿章认为日本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敌人，这一点对当今的中国人仍然具有警醒的价值。当然，如果把政策的重点完全放在海防上，也不一定能够战胜日本。毕竟，经过明治维新而走上现代国家之路的日本，无论在体制上、经济上、战略上，还是军备上，都已经甩开清朝甚远。 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清王朝首要和紧迫的任务是如何重新建立起有效的国家安全防御体系。在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之后，究竟哪一方是国防战略的重点，战略重心应设立在什么位置？这个问题引起了清王朝众多政治家的广泛争论。这次争论的结果初步改变了中国已经延续千年的国防战略格局，对中国近代国防的重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这次国防大讨论为转机，近代中国的国防开始实现了战略性的转移??海防成为国防重心。这就是海防和塞防之争的历史价值。 左宗棠和李鸿章的观点在当时具体的个案上发生了争论，但并不能就此认为二人完全在长期的国防上持相反观点。作为洋务派的重要人物，左、李二人在军队现代化上的观点是一样的。左宗棠大力创设和扶持福州船政局就证明了他的海防意识。而李鸿章也不是只搞海军。 出访欧美：鲜明的现代意识 《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为千夫所指，失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等职务。1896年2月，为祝贺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同时也为“联俄制日”，李鸿章作为钦差头等全权大臣出访俄国。不久他便前往欧美做了一次环球访问。《中俄密约》的签字，使李鸿章相信“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但实际却开启了列强争相打开中国的大门。不过，对于这趟经历，他得出的根本结论是：“至于根本计，尤在于变法自强。” 1896年6月他到达柏林。为讨教强国之策，李鸿章专门赶到汉堡附近拜访已经下台的俾斯麦。对于“东方的俾斯麦”的来访，俾斯麦提供了建立强国的要诀：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显然，这符合李鸿章的改革取向。但是，这并非是中国自强的根本之计。 1896年8月28日李鸿章抵达纽约。正在海滨度假的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特地赶来会见李鸿章。纽约港到处挂起了大清帝国的龙旗，可谓礼炮轰鸣，万人空巷，受到了“史无前例的礼遇”(《纽约时报》)。李鸿章在回答美国记者提问时也展现了一个卓越的外交家的敏锐的国权意识和现代意识： ??他抨击美国的排华法案。适逢美国国会已通过了排华法案《格利法》。李在抨击这个法案时，“眼睛射出灼人的光芒”。他说，“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你们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吗？这不是自由！” ??他认识到国际经济的互利性质。当记者问到对华投资时，李鸿章认为，在华投资是双方互利的事，并表示清政府非常欢迎任何资本前来投资，建立当代工业企业。他同时说：“对于铁路、电讯等事务，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我们神圣的权利。” ??他对于妇女的教育问题表达了开明的立场。美国记者问及“阁下赞成妇女受教育吗？”时，他说：“在我们清国，女孩在家中请女教师提供教育，所有有经济能力的家庭都会雇请女家庭教师。我们现在还没有供女子就读的公立学校，也没有更高一级的教育机构。这是由于我们的风俗习惯与你们(包括欧洲和美国)不同，也许我们应该学习你们的教育制度，并将最适合我们国情的那种引入国内，这确是我们所需要的。” ??他认识到报纸或者新闻媒体应该揭露真相。他说：“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也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这，就是李鸿章，一个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徘徊矛盾的人，一个处于夹缝中的人。戊戌变法的健将梁启超曾评价李鸿章到，“吾……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李氏认为自己不过是个“裱糊匠”。适逢内忧外患，从里到外都烂透了的清王朝，“裱糊匠”将一个破屋(清王朝)装饰一新嘘嘘人尚可。偶有小风雨修修补补也能看得过去，但真的遇到大风雨，破屋必然原形毕露，又岂是一个半个“裱糊匠”所能补补贴贴支撑起来的呢?

1、李鸿章尽力维护中国的利益，洋务图强，然而无法改变中国落后的现实。对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他曾据理力争，然而无奈国家羸弱，不得不接受屈辱的要求。 2、他与曾国藩等人主导洋务运动是其进步的表现。他也有外交上维护中国的事迹，如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独自前往谈判，最终不割地而平息事件；在甲午战争处于不利情况时曾主动用最小代价来达成和解等，都是他卫国有利的一面。 3、但后人也多诟病李鸿章曾作出的错误决策。如过于避战和重视海防而愿意牺牲整个新疆放弃疆防。 4、1885年在完胜日本的情况下签订的《中日天津会议专条》，给予了日本可以派兵进入朝鲜的权利。 5、与日本的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指挥失误导致军舰在威海卫被全歼；中法战争胜利后反而签订了不平等条约等。

毛泽东评价说他"水浅舟大",意思是，李鸿章有大才，可惜啊，当时的时代背景让他无法施展，正所谓生不逢时。"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浅薄者流亦知省哉。"曾国藩：才可大用。曾国藩作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牛人，眼光很毒辣。梁启超评价李鸿章：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晚年的李鸿章，曾说过一段话，也许能让我们略微了解一下当时的处境，“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风小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虽然后世之人对于李鸿章，往往都认为其是一个卖国贼，签订了如此多的不平等条约，同时还有人认为他在和法国签订条约的时候，收受了贿赂，但在当时他的名声极好，极受重视。到了现在，也有许多人为他平凡。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慈禧太后视其为”再造玄黄之人“，而西方人也将其称为”东方的俾斯麦“。可见李鸿章的个人能力和人格魅力，是受到世界各方共同赞许的。

李鸿章是谁，想必大家都知道他是谁，没错他就是领导了洋务运动的李鸿章。那么纵观他的一生来看， 李鸿章的功与过 都有哪些？作为后人应该如何来正确评价李鸿章呢？想要了解这些内容就来看看下面这篇文章吧。 如何评价李鸿章 对于李鸿章的评价先来看看前人是怎么评价他的吧。梁启超曾经是这样评价李鸿章的，他说李鸿章生出当时那样的环境下，做出这样的举动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当时清朝太过腐败了，一个国家、朝廷已经衰弱了，李鸿章即便再有能力也无法改变当时的国势，所以不能把中国政治的衰败都归结在他一人身上。 李鸿章剧照 而日本的一位首相曾经这样评价李鸿章，李鸿章是唯一一个有能耐跟世界列强争长短的人。 不过在了解了李鸿章的功与过之后，对他的评价也可以更加的客观。在太平天国运动上，李鸿章压制运动的发展有助于国家的统一和团结，确保社会的稳定，但是他杀了投降之人的行为是不可取的。在洋务运动上，大部分的举措是值得赞赏的，但是他在后期为了保存北洋水师的实力而放弃了边疆的行为体现出了李鸿章的视眼还是太过于狭隘了些。 李鸿章一生中的行为有功有过，对于他的评价也是有好的一面也存在不好的一面，只有在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的情况下再对他进行分析，才能够客观、正确地来评价李鸿章这个人。 李鸿章的功与过有哪些 在李鸿章长达78年的人生中，他有立下很多功绩，但同时他也有不少过失的地方。最初的时候，李鸿章压制了太平天国运动，使得国家不会处于一个内忧外患的困境当中。虽然说压制太平天国运动不是民心所向，但是对于国家统一、一直对待外敌是有重要意义的。 李鸿章图片 当时的清朝可以说已经是站在了灭亡的边缘上了，但是因为李鸿章他看到了西方科技的先进性，提出了要向他们学习发展机器、海军等方面的想法，他创办洋务、创办军工业、创办煤矿，提倡大家把西方一些先进的机器应用到民用企业当中去，这对于清朝时候的工业、商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另外在他的领导下，修建了中国首条商业铁路，对于交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而创建北洋水师，是他一生中很重要的成就。 当然李鸿章一生中有功绩自然也有过失的地方，比如说他在太平天国运动中也曾杀过投降的人，这样的行为显示了他不讲仁义的一面。而在后期，李鸿章代表清 *** 与其他国家签订了很多不平等的条约。而这些条约的存在也体现了清 *** 的腐败。 通过李鸿章他的功和过来评价他，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我认为李鸿章并非是中华民族的罪人，他也是睁眼看世界的人，也是想要拯救中华民族的人，他只不过是替清朝背了黑锅而已。他虽然在中路甲午战争中失败，但是归根结底不是他的原因，而是慈禧太后以及那些贪官，他们那些军费。是的，我国没有良好的船只和武器，最后我国在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中国为什么会犯甲午战争中失败？首先是因为中国的装备与日本相比太差，就是中国想要与日本同归于尽，但是只有中国残亡，而日本的军舰确实好好的。那么清王朝为什么不花钱去购买好的武器装备？这是因为这笔军费被慈禧太后用于修建颐和园，大清王朝就快要灭亡了，而这些打光棍，人们却依旧在享受，依旧压榨着百姓，最后使得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污点，一个大国败给了一个弹丸之地，这是一个多么大的耻辱。李鸿章在签订马关条约中做出的努力李鸿章与日本的谈判者伊藤博文，两个人是旧相识。十年前伊藤博文到中国来拜访李鸿章，而李鸿章去傲慢对待伊藤博文，三年后，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两个人又重新碰面，这时候出来是伊藤博文傲慢对待李鸿章。而李鸿章为了能够减少做出的赔偿，被日本人打伤之后，带伤出席谈判，为了能够减少赔偿数目。这个男人，为了自己的国家，不惜放下自己的自尊，被别人打上之后，要不月求公道，反而是为了能够减少赔偿数目。李鸿章替皇家背了黑锅李鸿章从小就非常聪明，她24岁的时候就考中了军事，后来弃文从武。他目光长远，主动请求清王朝进行洋务运动，他还创办了北洋水军，这是东方第一支现代海军，在世界上也有非常大的影响力。但是由于中日甲午战争，由于慈禧太后的贪图享乐，是他不得不背上这让中国耻辱的黑锅，他去谈判签订了马关条约。

李鸿章是晚清伟大的人物，他继承老师曾国藩的事业，开启中国看世界的眼光，他是一个真正看世界的中国文人与官吏。他的看世界当然比林则徐来得伟大。林则徐也是看世界的文人与官吏，但他属于旧时代的文人与官吏，所以他所开启战争的目的是企图将外人全部驱逐出中国，最后以失败告终。李鸿章所要进行的事业是想让中国工业化，军事化，教育化，但他只成功了一半。中国确实在他的倡导下进步了，而且进步非常大。在实业方面并不比日本小。到一八九O年时，中国海军在东亚是领先于日本。工业也领先于日本。这在西人当时的文章中可以看到对他的热情评价。日本领先于中国在于立宪，在于常备军制，在于国民的热情，和国内政局的二十多年的稳定。

snshi 太保 最佳答案 - 由提问者2年前选出拿这一观点评价李鸿章，我们不难得出下面的结论：李鸿章作为晚清封建官僚，尽管其主观动机是为了维护清朝专制统治，但他在任期间，以“练兵制器”为核心，引进西方军事技术和民用技术，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了一定的抵制作用，因此其可说是中国近代化的第一人，但和当时世界资本主义化的潮流相比，他顽固维护清朝封建专制统治，只学技术，不学制度、思想和文化，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的落后状态，因此其进步的作用是有限的。另一方面，李鸿章在对外战争中，战略失误，指挥失当，对甲午战争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战后代表清政府签订卖国的《马关条约》，尽管是被迫的，但客观上确实是丧权辱国，因此说其是卖国贼也毫不过分。总之，李鸿章尽管是晚清有一定作为的封建政治家，他领导的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但他向西方的学习存在着本质的局限性，不可能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同时他对外卖国，是清朝主要的卖国贼之一。 过去多年来我们的历史书打着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旗号，其实却对历史人物求全责备，存在着严重的脸谱化倾向。比如对李鸿章，单纯强调他反动卖国的一面，对其领导的洋务运动也基本上全盘否定，看不到它对中国近代化发展的促进作用，因此是片面的。但另一方面，我们在看到李鸿章进步性一面的同时，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对李鸿章的卖国也大加谅解，说成是“不得已而为之”。评价历史的主要标准是看其客观效果，但同时也要了解其主观动机（尽管是第二位的）。尤其是历史文艺作品，历史的客观性决定了它对历史的评价应遵循客观性原则，文艺的情感性又决定了它必须同时揭示历史人物复杂的动机。如此我们才能看到一个丰满的有血有肉的人物。依次来衡量《走向共和》一剧，我们看到编导把李鸿章描绘成一个忧国忧民的人物，完全看不到他作为一个封建官僚，维护清朝专制统治和个人私利的一面，这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另一方面，对李鸿章的洋务运动也大加赞扬，看不到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历史局限性；甚至对其卖国行为，也以浓重的笔墨为其辩护。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历史是为现实的政治服务的，她是一个女人，想给她怎样打扮就给他怎样打扮。当年中共领导农民打土豪，斗地主，而李鸿章是地主阶级的代表，又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因此当然要把李鸿章之类的地主反动派踏翻在地。时代发展到了今天，中共要学习西方技术，进行改革，也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不过内容换了，当年李是坚持封建专制统治和封建文化，只学西方军事和民用技术；当今中共是坚持一党专政（四项基本原则），只学习西方的经济体制。历史真是惊人的相似！物换星移，当年对李鸿章的评价就不合时宜了，因此要翻案！美化李鸿章的意图昭然若揭！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他被视为中国开放第一人，兴办洋务运动，第一个把电报引入中国，废除了延续几千年的驿递制度，在天津办起电报总局大楼；主持修建了中国第一条自建铁路，尽管这条从唐山到胥各庄的唐胥铁路全长只有11公里。同时，他又被称为卖国贼，代表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对于李鸿章的功过是非，一直是众说纷纭。毛泽东评价他“水浅而舟大”，梁启超在为他撰写的传记中说:“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李鸿章自己则形象地称他是“大清朝这座破屋的裱糊匠，处于内忧外患的夹缝里，不能挽大厦于将倾”。到底该如何评价李鸿章，李鸿章的故里——安徽省合肥市专门成立了李鸿章研究会，在其故居办展览介绍李鸿章生平、进行李氏家族变迁的学术研究等，试图用历史的眼光、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重新审视这个历史人物—— 　　李府半条街 　　李鸿章因出生于合肥，故有“李合肥”的绰号。作为晚清时期的军政重臣，曾影响了近代中国整整四十年。当年，随着李鸿章日渐显赫，李氏家族房产遍布安徽的合肥、芜湖、六安和上海等地，李氏家族在合肥繁华的东大街(今淮河路)建有庞大的建筑群，上了年纪的人仍用“李府半条街”来形容当年李家住宅的恢宏气势。李鸿章家族住宅建于19世纪末，历经百年的风风雨雨，依然保留独有的风貌。如今在其原址修复重建的李鸿章故居，规模已不到原来的十二分之一。 　　李府自南向北依次分为大门、过厅、中厅、走马楼。在李府中厅的正中是座屏风，上方高悬一块匾额格外醒目，上书“钧衡笃祜”四个字，钧衡，比喻国家宰相一类重臣；笃，是厚的意思；祜是大福，意思是李鸿章官显福厚。这四个字是李鸿章七十大寿时光绪皇帝御笔所赐，以褒奖他对大清帝国的功绩。在这里布置的《晚清军政重臣——李鸿章》展览共包括五个部分:李鸿章的青少年时代、李鸿章与淮军、李鸿章与洋务运动、李鸿章与外交、毁誉参半的一生等。李鸿章，字子黻，号少荃，道光三年(1823年2月15日)出生于书香门第，24岁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咸丰三年(1853)始办团练，后入曾国藩幕府，显露出军政才能。咸丰十一年(1861)编练淮军，并以此逐渐形成淮系集团。他参与镇压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因功先后任江苏巡抚、两江总督等，封一等肃毅伯。同治九年(1870)起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成为影响清廷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关键人物。19世纪60年代起主办洋务，引进西方科技，修铁路、通电报、设江南制造总局和轮船招商局等军工民企，建立北洋水师，培养新式人才等，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扩张，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和思想基础。 　　开创中国多个“第一” 　　李鸿章自幼天资聪颖，八九

评价李鸿章的两个前提 要认识和评价李鸿章，必须弄清以下两个前提： 一是李鸿章本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转型时期。而这样一个过程，又是在中国被动落后挨打的局面下，由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鸦片和洋枪大炮军舰，逼迫中国实行所谓“门户开放”的。正是在这样一个大变局当中，社会上各个阶层、各种身份的中国人，提出形形色色的说法和方案，试图寻找出一条强国富民的理想道路。这时候，经历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国内太平天国运动，一个新兴的统治阶级改革派——洋务派，从清王朝统治集团的高层产生出来。他们接过传统儒家经世致用的旗帜，提倡和标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力图挽封建末世的狂澜于既倒。所以，这样的一个改革派，也可以称之为封建统治的“补天派”，因为他们虽然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但只是停留在器物革新的层面上，无法触动封建社会体制的根本痼疾。 由于洋务派的领袖人物们，掌握了从中央到地方相当大的一部分权力，所以洋务派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早期改革舞台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成为众多改革派别里的主流派；而在洋务派内部，又分成众多的集团，如中央的奕讠斤、文祥集团；地方的曾国藩、左宗棠两个湘系集团以及后起的张之洞集团，其中，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是这些集团里实力最强、兴办洋务成效最大的一个。李鸿章，可以说是一个伴随着近代洋务运动潮流而产生的标志性人物。由于他所具有的权力和地位，使得和同时代的慈禧、赫德三个人交织构成了左右晚清政局满汉中外各项决策的关键性历史人物。 二是李鸿章究竟干了一些什么事。从1862年当上江苏巡抚起，李鸿章在晚清社会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活动了整整四十年，其时间之长、涉及的领域之广、所做的事情之多，是任何同时代的政治家所无法比拟的。他先后担任过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湖广总督，从1870年起，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一直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文华殿大学士（赏穿方龙补服），是清朝政府高层参与决策、执行决策的重要人物。在军事上，李鸿章是淮军和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开了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先河。他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支近代意义上的海军和一系列军工企业，为中国工业打下最早的基础。在经济领域，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福州船政局，李鸿章一个人就办了前面三个，后来他还办了轮船招商局、天津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等，并且率先倡导在中国修建铁路。可以说他在洋务活动中，创办最多，成效最大。在李鸿章的自强措施里，被人提到最多的是两个留存至今的近代企业——江南制造局和轮船招商局。江南制造局采取中国人担任领导，聘请外国技师；而轮船招商局作为民用的服务企业，则是纯粹的华人企业，它的章程里特别规定，不接受外国资本。相比之下，江南制造局由于模仿生产西方的船只兵器，受国外的影响更大，而轮船招商局由于采用了股份制，在组织结构上更先进。它所采用的洋为中用的模式，甚至一些具体的组织生产的方式，一直为后来的民族工业所袭用。从细节和局部上看，李鸿章采取的措施是先进的，代表了未来中国发展方向的。但就他们所想达到的中国“自强”的目的来说，在当时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李鸿章的思想核心仍然是为清王朝服务，仍然希望保留封建统治和现有的政治结构，这就意味着他所倡导的“现代化”本质上是一种防御性的现代化，是没有实现可能的。梁启超谓李鸿章“只懂洋务，不懂国务”，可谓一语中的，这就是他思想中最最落后的一面，也是他个人悲剧性人生的来源。在外交领域，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他就代表清政府经办了许许多多的对外交涉：天津教案、中日建交、中法新约、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绝大部分对外条约都是由他出面签订的。以致在当时外国人的眼里，李鸿章就代表着清朝政府，甚至只见李鸿章而不见清朝皇帝。其实，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李鸿章就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缩影，不了解李鸿章，就不能深入了解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也不能深入研究中国近代史。 盖棺尚不能论定 李鸿章去世前曾留下这样的遗诗：“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李鸿章去世后，当时有人用“权倾一时，谤满天下”来形容他。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对他的评价是：“敬李之才”、“惜李之识”、“悲李之遇”。他虽然已去世一百余年，但仍是百年沉浮，盖棺不能论定。而对他的评价争议最大的，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国内战争中镇压农民起义，用鲜血染红自己的顶戴花翎。这当然是历史上任何一个像李鸿章这样的封建统治者都抹煞不掉的污点。值得探讨的是，在内战烽火中发迹起来的这部分地主阶级经世派官僚，在面对强敌环伺、外侮日亟的形势下，从军事近代化做起，开始了“自强应变”的洋务运动，这是时代潮流的使然。借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革命的镇压者变成了它的遗嘱执行人。二是如何看待李鸿章在主持洋务活动中的“卖国”，洋务又分经济建设和外交活动两大类，随着近年来海内外研究的进展，学术界对他在洋务———近代化建设方面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效基本予以肯定；而对于外交活动、尤其是代表清政府对外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则众说纷纭，褒贬不一。其中疑点最大的，是他在签订《中俄密约》和中东铁路交涉时，是否收受过俄方的贿赂问题。前不久，长期研究张荫桓的学者马忠文先生，经过旁搜博证，写出《旅大交涉中李鸿章、张荫桓“受贿”的疑点》，予以廓清，认为李张二人不可能接受贿赂。此事尚待进一步求证。再比如马关签约，“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李鸿章从此背上卖国的骂名。可是目前的研究显示，李鸿章在谈判中无论大事小事，都用电报向国内最高当局请示，所谓“商让土地”即割地之权，也是早经授予的；至于赔款数额，根据甲午战争史权威戚其章先生研究，由于我方密电码早在战前就被日方破译，因而二万万两赔款的底线早被日方掌握，李鸿章无论如何在谈判桌上辩争也无济于事，这只是科技不如人，落后必然挨打的铁证。 我觉得，“权倾一时，谤满天下”这八个字的评价很形象。因为李鸿章掌握了相当一部分的权力，而中国又是一个弱国，常言弱国无外交，在外交上他无论如何绞尽脑汁，总逃不脱受制于列强的命运。当然李鸿章本人在如何建设的指导思想和用人举措上，也有不可克服的缺点，讲裙带关系，任人唯亲，不敢越封建体制的雷池一步。归根结底，因为他毕竟只是封建王朝的一名忠臣。但不管怎么说，李鸿章总是他那个时代处于朝野内外各种矛盾和旋涡中心的一个关键人物。他所做的那些事情的重要性，和它对近代社会发展的影响，都十分明显地摆在那里！ 他是一个弱国的外交强手，也是经济天才；军事上内战属强者，外战属庸者（不完全是弱者），军事思想不如他的后辈先进；文化上是奉行“中体西用”的代表——这点个人比较欣赏，这才是真正的“拿来主义”，比“全盘西化”和“闭关自守”都来得符合实际；官场生存方面，也属于强者，一直能立于政治的中心；政治理念上，他只能属于封建王朝的卫道士，根本不是什么新时代的代表——他就是自己评价自己的那种“为破屋子修修补补的裱糊匠”，根本不会想到把那间“破屋子”完全推倒了，再建一座新的。 梁启超说得好：“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李鸿章是晚清重要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的一生经历了中国晚清时期的许多重大事件，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李鸿章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在晚清时期担任了许多重要职务，包括军机大臣、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等。他在这些职务上表现出色，成功地处理了许多复杂的政治和外交事务。他的才干和智慧使他成为了清朝政府的重要支柱之一。李鸿章是一位有远见的外交家。他在晚清时期积极参与了许多重要的外交活动，包括与英国、法国、俄国等国家的谈判。他以灵活的态度和卓越的谈判技巧，成功地维护了中国的利益和尊严。他还提出了一些具有前瞻性的外交思想，对中国近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当然，李鸿章也有一些不足之处。他的某些决策和行动存在偏差，比如在与日本谈判的过程中，他过于软弱和妥协，没有坚持自己的立场，最终导致了《马关条约》的签订。此外，他在处理一些重要问题时过于妥协，忽略了对中国利益的坚持，也令一些人对他的评价产生了质疑。李鸿章是一位具有争议性的历史人物。他的成就和缺点都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和思考。尽管他在某些方面存在偏差和不足，但他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

对于清朝末期来讲，李鸿章是个绕不开的名字。他对于晚清来说，可谓是支柱型的人物了。那么，当今的我们，怎么来评价李鸿章呢？我认为，他可以说是晚清时期非常典型的少有的开明的封建主义官僚。作为地主阶级代表人物之一的他，首先要维护的就是地主阶级们的权益，所以他镇压太平天国，兴办洋物。他非常清晰的意识到中国的落后，希望通过向西方学习来强兴国家，并且身体力行。但由于他忽略了中国的落后主要还是缘于政治制度的本身，而最终并没有实现他的强国梦。在对外战争中，他的妥协，指挥失当，以及在战后签定的《马关条约》，虽然是被迫的，却也令他从此背上丧权辱国的罪名。一、李鸿章所处历史环境我们经常说，评估历史人物最好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李洪章登上清朝外交舞台是1860年的事了。当时，外国人敲开了中国的大门，并签署了许多不平等条约。更重要的是，顽固的封建势力拥有强大的权力，并拼命捍卫即将崩溃的专制统治，外交便成了内政的延伸。从这方面来说，李鸿章的舞台本来就不够，所以即使他有高超的技巧，也不可能跳出封建独裁圈。但是，李洪章也是一个聪明人。早年他就积极推动洋务事业，并在中国现代工业发展史上赢得了许多“第一”。仅凭这一点，他的地位就应该高于那些顽固子弟。二、辱国条约李鸿章《马关条约》等条约的签订，也因此将他和丧权辱国联系在了一起。但小编认为，签定条约实际上李鸿章只是实施者，他并不是决策者，或者不是最终决策者，真正的决策方应该是清政府。李鸿章的悲哀，恰恰是因为他正处于中西方第一次融合的浪潮中。他有一种无法摆脱的封建气味，并且他已经开始具有世界意识和创新思想。当整个国家仍然处于无知和落后的状态时，就不可避免地要为人苛责。对于像李洪章这样能直面世界潮流的人，我们仍然给他一些公平的评价。

李鸿章，他既是“晚清四大重臣”之一，致力于洋务运动的洋务派领袖，也是“宰相合肥天下瘦”的贪婪腐败之徒。对待他，要把他的功绩和错误分开来看。李鸿章他这个人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人，不是什么名垂千古的忠廉之臣，但是很有能力。也称得上是为了维护清王朝最后一丝尊严而尽心竭力。只是可惜腐朽的封建社会和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之间毫无可比性，他无论怎么努力也是枉然。伊藤博文在《马关条约》签订后得意洋洋地向李鸿章炫耀国力，李鸿章无可奈何地说清王朝已是回天无力，伊藤博文也是点头承认如果换成他恐怕还不如李鸿章，足可见李鸿章的能力。但是他为人贪腐，颇为百姓诟病，就连官吏士族也不屑与他为伍；再加上他多次主持签订卖国条约，更为世人所恨。但这还真不是他的错，毕竟是慈禧说了算的，李鸿章只是个靶子就是了。在和平年代，李鸿章会是个能臣、贪官，但还算不上秦桧一样的大奸臣，死了也就赐个谥号就完了；但是在那个耻辱的年代，李鸿章，也挺不容易的。

李鸿章是近代史上最难以被评价的人，敬他恨他的人都有，梁启超曾言“敬其之才，惜其之志，悲其之遇”，生在这个落魄的帝国之中，李鸿章只落下了“卖国贼”这一千古骂名。那么历史上真实的李鸿章一生有什么样的经历呢?李鸿章的一生又有哪些功与过呢?李鸿章简介李鸿章，生于安徽合肥，原名章桐，字渐甫、子黻，号少荃(泉)，谥文忠，享年87载，乃清朝末期重臣，清末近四十年的国家大事无不与其有关，他一手创建了淮军和北洋水师，倡导了洋务运动，李鸿章曾经代表清廷签订了《中法新约》《辛丑条约》《马关条约》等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李鸿章的功与过李鸿章一生经历了太多的国家大事，因此李鸿章也是近代史上最具争议的人，赞他的认为他是国之栋梁，是整个清朝的支柱，有人将其评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毁李鸿章的则认为其签订了大量的不平等条约，导致中国主权旁落，国土分崩离析。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系统地评价一下他的功过。李鸿章的一生功过难辨，他一手创建了淮军，并且作为淮军的最高统帅，他治下严格，对于军中纪律十分重视，在任职期间，李鸿章更看重能力而不是出身和文化。并且李鸿章很务实，不喜欢嘴上说得好听但是不知世事的人，李鸿章还很体恤民情，比起剥削贫困的农民，他更倾向于从商人手中多收一点军饷。李鸿章曾率领淮军，为剿灭太平天国做出卓越的贡献，虽然这种行为造成了过多的杀戮，但毕竟他结束了战争，给了国内一个平静发展的时机。李鸿章一生最重要的功绩是倡导洋务运动，这是中国近代化的起点，主张“以夷制夷”的他主持建造了中国第一个炼钢炉、第一支近代海军等等，这一切为了中国后来近代化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人骂李鸿章是“卖国贼”，并不只是因为李鸿章签下的那些条约，更是因为李鸿章的一味求和的思想和很多错误的决策，他一心想着“和平发育”，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李鸿章在对外交涉时主张议和，妄图争取到一个和平的发展环境，然而却没有清楚的意识到世界列强是不会坐视中国的发展壮大，他们只会不断的挑起战争来进一步的侵略中国，在这样的情况下，李鸿章想要和平是极不现实的，其艰难可想而知，而且李鸿章在决策上，也又严重的失误之处，主要表现在李鸿章在指挥中日甲午战争中出现失误，导致北洋水师大败;中法战争明明胜利了却和失败没有什么区别等等。对于李鸿章，个人觉得他是一个弱国的外交家，“弱国无外交”，国家自身的羸弱这不是靠外交家就可以弥补回来的，虽然李鸿章是一个文化上的先进分子，他主张将西方的技术学来增强国家的能力，这很符合中国的实际需求。然而最后，归根到底李鸿章只是一个封建王朝的修补匠，为这个已经风雨飘摇的大清国修修补补。是历史造就了李鸿章的辉煌，也是历史给他带来身后骂名无数，对于这样的李鸿章只能说是“惋惜”。u200b

对于清朝末期来讲，李鸿章是个绕不开的名字。他对于晚清来说，可谓是支柱型的人物了。那么，当今的我们，怎么来评价李鸿章呢？我认为，他可以说是晚清时期非常典型的少有的开明的封建主义官僚。作为地主阶级代表人物之一的他，首先要维护的就是地主阶级们的权益，所以他镇压太平天国，兴办洋物。他非常清晰的意识到中国的落后，希望通过向西方学习来强兴国家，并且身体力行。但由于他忽略了中国的落后主要还是缘于政治制度的本身，而最终并没有实现他的强国梦。在对外战争中，他的妥协，指挥失当，以及在战后签定的《马关条约》，虽然是被迫的，却也令他从此背上丧权辱国的罪名。一、李鸿章所处历史环境我们经常说，评估历史人物最好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李洪章登上清朝外交舞台是1860年的事了。当时，外国人敲开了中国的大门，并签署了许多不平等条约。更重要的是，顽固的封建势力拥有强大的权力，并拼命捍卫即将崩溃的专制统治，外交便成了内政的延伸。从这方面来说，李鸿章的舞台本来就不够，所以即使他有高超的技巧，也不可能跳出封建独裁圈。但是，李洪章也是一个聪明人。早年他就积极推动洋务事业，并在中国现代工业发展史上赢得了许多“第一”。仅凭这一点，他的地位就应该高于那些顽固子弟。二、辱国条约李鸿章《马关条约》等条约的签订，也因此将他和丧权辱国联系在了一起。但小编认为，签定条约实际上李鸿章只是实施者，他并不是决策者，或者不是最终决策者，真正的决策方应该是清政府。李鸿章的悲哀，恰恰是因为他正处于中西方第一次融合的浪潮中。他有一种无法摆脱的封建气味，并且他已经开始具有世界意识和创新思想。当整个国家仍然处于无知和落后的状态时，就不可避免地要为人苛责。对于像李洪章这样能直面世界潮流的人，我们仍然给他一些公平的评价。

成为第27位粉丝1、评价：虽然李鸿章代表清朝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正面来讲，他尽力维护中国的利益，洋务图强，然而无法改变中国落后的现实。对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他曾据理力争，然而无奈国家羸弱，不得不接受屈辱的要求。他与曾国藩等人主导洋务运动是其进步的表现。他也有外交上维护中国的事迹，如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独自前往谈判，最终不割地而平息事件；在甲午战争处于不利情况时曾主动用最小代价来达成和解等，都是他卫国有利的一面。但是：李鸿章曾作出的错误决策，后人也多对此诟病。如过于避战和重视海防而愿意牺牲整个新疆放弃疆防；1885年在完胜日本的情况下签订的《中日天津会议专条》，给予了日本可以派兵进入朝鲜的权利；与日本的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指挥失误导致军舰在威海卫被全歼；中法战争胜利后反而签订了不平等条约等。虽然这些不利条约和做法受制于各种客观条件，但他依然要为这些事件的误国行为承担很重的责任。另外在早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他杀人过多。这也牵涉到湘军和淮军的整体评价。洋务运动和他的一系列措施并没有改变中国继续沦落，也让他的功劳并不显著。2、个人简介：李鸿章晚清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安徽合肥人，世人多尊称李中堂，亦称李合肥，本名章铜，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作为淮军、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领袖、晚清重臣，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曾经代表清政府签订了《越南条约》《马关条约》《中法简明条约》等。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慈禧太后视其为“再造玄黄之人”，著有《李文忠公全集》。与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并称为“中兴四大名臣”，与俾斯麦、格兰特并称为“十九世纪世界三大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