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国本

不仅明朝。还有之前的大宋~~其实都是君与臣之间的斗争！为话语权的斗争！这也是汉人王朝，君失君权！文臣治国带来的缺陷！

很大原因是积弊太深。从万历开始，明皇朝就开始倒退。到了崇祯时候，武将基本被迫害，文官有各自为政，内忧外患，明王朝灭亡。万历失败的原因，很大程度是因为体制的问题。宦官专政，从正德皇帝就已经开始了，正德皇帝对于宦官，还是很信任的，重用锦衣卫，除掉宁王。由此，宦官开始掌权。到了万历时候，宦官已经掌握了锦衣卫的大权，锦衣卫听从宦官命令，诛杀东林党。东林党一帮文人，毫无反抗之力，失败是意料之中的。

这问题比较复杂。简单来说明朝政治权利是以皇权与大臣互相制衡的，而宦官通常是皇帝找来对抗大臣的，是否有权取决于皇帝本人的意愿。魏忠贤能成功一来是因为他获得了天启的信任，作为执行皇帝意愿的代理人，拥有皇权的支持；二来大臣内部因为党争造成了分裂，抗不过东林党的其他派别大臣借助魏忠贤背后的皇权与东林党抗衡，也就被称作阉党了。能从皇权和大臣两边得到支持是魏忠贤成功的原因。至于万历，因为争国本挑战的是大臣所拥有的对礼法的解释权，所以他是一个人在和整个大臣集团对抗。万历对宦官参政防范极严，所以手下也没有魏忠贤这样的宦官。这就造就了他孤家寡人的状态。同时他的母亲李太后也不支持他的行为。他本人在立谁为太子上有所犹豫，所以仔细看实录的话，他从来没有提出过不立长子而要立福王为太子，只是一直在拖延。没有明确的目标，就无法获得明确的支持者，这样自然就难以成功。

原句为“家屏以争国本去位,帝意雅不欲用。”《明史·陈有年传》王家屏是因为“争国本”一事被辞官的，因此品德高雅的皇上不想再起用他。

“争国本”影响巨大，一定程度上说，造成了明朝末年君臣的相互对立，间接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他们是一个先后关系！就是电视剧有续集一样！也就是争国本是本质，3案是个表现！　　争国本”、“东林党”与“明末三案”　　争国本是明万历年间围绕皇位继承展开的争论。神宗王皇后无嗣，王恭妃于万历十年(1582年)八月生子常洛，是为皇长子。郑妃于十四年正月生子常洵。神宗宠爱郑妃，进其为皇贵妃，且迁延不立常洛为太子，于是朝廷内外纷传神宗将废长而立爱。二月，户科给事中姜应麟首先抗争，主张「册立元嗣为东宫，以定天下之本」，因此被贬。此后朝臣多次奏请，均被神宗加以贬斥。二十一年神宗拟把皇长子常洛、皇三子常洵和皇五子常浩一并封王，日后再择其善者为太子，结果朝臣大哗，神宗迫于众议收回前命。此事一直争论不已，前后延续达十五年之久。二十九年十月，在孝定李太后的直接干预下，常洛才被立为皇太子，群情始安。争国本的官僚多是后来的东林党人，因此它又是东林党争的一项内容。　　东林党是明代晚期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集团。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顾宪成等修复宋代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钱一本等讲学其中，「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形成广泛影响。在朝在野的各种政治代表，三吴士绅，一时聚集在他们周围，时人称之为东林党。他们主张开放言路、实行改良时政等意见，得到社会广泛支持，同时也遭到宦官及其依附势力的激烈反对。明末党争中，东林党的主要对手是齐楚浙党。万历后期，双方从争国本为首，以三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为余波，相争不已。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专政，形成势力强大的阉党，齐楚浙诸党争相依附之，对东林党人实行血腥镇压，企图将其一网打尽，许多东林主要人物被迫害致死。明思宗继位后，对东林党的迫害才告停止。但东林党与阉党的斗争，一直延续到南明时期。　　明末三案即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对加剧明末之党争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梃击案：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一男子名张差，手持木棍，闯进太子朱常洛居住之慈庆宫，击伤守门太监，至前殿时被执。经审讯，供系郑贵妃手下太监庞保、刘成指使。朝臣或疑郑贵妃欲谋害太子。神宗和太子不愿深究，以疯癫奸徒罪杀张差。随后毙庞保、刘成于内廷。　　红丸案：泰昌元年(1620年)，光宗即位后不久即患重病，司礼监秉笔兼掌御药房太监崔文升进泻药，服后病益剧。鸿胪寺丞李可灼又献红丸，自称仙方。光宗服二丸后去世。朝臣群起弹劾崔、李二人，亦有疑郑贵妃指使下毒者，遂引起争论，是为「红丸案」。大学士方从哲从中调护，事久决不下。天启二年(1622年)，崔文升发遣南京，李可灼遣戍。魏忠贤擅权时翻案，擢崔文升总督漕运，免李可灼戍。崇祯元年(1628年)，魏忠贤败，崔文升始发遣南京。　　移宫案：光宗时，太子朱由校由李选侍抚养。泰昌元年(1620年)光宗死。李氏欲居乾清宫，以把持朝政。都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等，为防其干预朝事，迫其移宫鸾宫。朱由校(明熹宗)即位后，此事引起争论，成为官僚派系斗争的内容之一。　　三案　　明代晚期宫廷中发生的梃击、红丸、移宫三起政治案件的总称。是万历末年以后最高统治集团内部争夺权力的激烈斗争的反映。　　梃击案 明神宗时，郑贵妃有宠，意欲立其子福王朱常洵为太子，事未成(见争国本)。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初四，有一男子手持枣木棍，闯入太子所居之慈庆宫，击伤守门官，直至前殿，被内监所执。经巡城御史刘廷元审问，知其为蓟州村民张差，但其语无伦次，形似疯癫。移刑部后，郎中胡士相等也欲以疯癫定罪，但刑部主事王之寀私讯后，认为另有隐情，在刑部司官复审中，张差供认系受郑贵妃宫中太监庞保、刘成所指使，于是中外皆怀疑郑贵妃欲谋杀太子，以扶立福王。郑贵妃大窘，向太子极力表白。后神宗、太子均不愿追究，下令磔张差于市，杀庞保、刘成于内廷了事。　　红丸案 万历四十八年，明神宗朱翊钧卒，八月，光宗即位。郑贵妃进美女四人，并请立光宗宠妃李选侍为皇后，选侍亦为贵妃请立太后。数日后，光宗患病。内医崔文升进泻药，病情加重。乃召阁臣方从哲、韩■等入受顾命。光宗闻鸿胪寺丞李可灼有药，即传入诊治。可灼诊病后进一红丸，光宗用药后称稍有好转，可灼复进一丸，光宗服后即去世。光宗死后，中外汹汹，以可灼误下药剂，恐有情弊，但首辅方从哲却拟旨赏可灼银五十两。于是议者蜂起，礼部尚书孙慎行、左都御史邹元标等上疏，指责方从哲曲庇，崔文升杀君，且语涉郑贵妃。后崔文升被发遣南京，李可灼亦遣戍边地。　　移宫案 光宗死后，年仅十六岁的皇长子朱由校(即熹宗)当立。抚育他的李选侍与心腹太监李进忠(即魏忠贤)密谋，企图挟皇长子据乾清宫，以操纵朝政。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等知其谋，乃入宫拥皇太子登舆，至文华殿，转移入慈庆宫。两日后迫使李选侍从乾清宫迁至哕鸾宫，并拥朱由校即位。　　三案发生后，一时争议颇大，但对立双方各有其是。因主梃击、红丸、移宫的代表人物王之寀、孙慎行、邹元标、杨涟、左光斗等均系东林党人，故天启初魏忠贤专权后全面翻案，免李可灼戍役，擢崔文升总督漕运，又起用争移宫的御史贾继春等。与东林党对立的齐、楚、浙诸党官僚尽附魏忠贤，结成阉党，怂恿魏忠贤汇集三案谕旨及争执之词，撰成《三朝要典》。企图一网打尽东林党人，三案遂成为魏忠贤杀人的口实，所以有三大案之名。

从几个方面看 一 明朝的背景 明朝和宋朝之间夹杂着元朝人入主中原的背景，这对汉人来说是耻辱的，尤其在士大夫看来。所以，这点可以在崇祯时不愿直言南迁中看出。二 文化氛围 宋以来儒学昌盛是不争的事实 明朝也是重文轻武，武将地位不高，有才的人还是走仕途的多，所以，为皇帝谏言献策成为一种表现自己的方法。并且，儒学的兴盛，导致文官对大礼仪和争国本中涉及的名分尤为关注。三 明朝的皇帝 明朝的皇帝性格多怪异，可能和基因有关，看朱元璋的性格可知，所以叛逆者多，贤明者少，后世的皇帝，生于深宫，做事不顾大局，没有策略和必要的暂时的隐忍。四 明朝的制度 明朝也是中央集权鼎盛的一个时期，秦汉时大臣可立于朝堂，宋明以来，只有跪着说话，见微知著，可知大臣的地位，与皇帝的心理底线。五 问题的复杂 大仪礼是要给自己的爸爸给个皇帝的名分，争国本就是要立幼不立贤，这个问题有点家事国事的味道，当然大臣看来这是国事，从国本这个字眼看出它的分量，而任性的皇帝以此为借口，用家事来堵着大家的嘴，也有树立自己的权威的意思，不光是他们俩，朱棣当年也用家事来敷衍方孝孺。可见，这种心态早已有之。有人会争到底是国事还是家事，但我要表明的是问题的性质上参杂了这俩方面，所以会争论不休。以上是我的浅见，不对的请指教。谢谢

一个是为死去的爹要待遇，一个是为活的这儿子要地位。你说是死的重要是还是活的重要？大礼仪事件正德十六年，武宗朱厚照驾崩了，但是他没有儿子继承皇位，于是异地藩王朱厚熜白捡了皇帝来坐，虽然是天下掉馅饼，可还是一波三折。首先就是入门的问题，其实很简单，朝廷和太后按照太子之礼迎朱厚熜继承明武宗朱厚照法统登皇帝位，按礼法，太子入宫需走东华门，居住在文华殿。朱厚熜可不是一般人，能被一堆藩王里面选出来继任皇帝位，肯定智商是够用了，朱厚熜非常聪明的意识到了朝廷和太后的意思，这是让他来继承孝宗的血统，继承武宗的法统，此时自己只是个太子身份。朱厚熜不干了，直接怼了回去，我是来继承皇帝位的，不是来当太子的；既然是皇帝，那我就应该走大明门，住奉天殿。他的意思也很明确，是朝廷和太后选我来做皇帝的，不是做太子，要不，你们就另选其他人吧，我还是回我的兴陆当藩王。这入门的问题其实就是后面大礼仪事件的开端，也是整个事件的症结所在。以当时内阁首辅杨廷和为首的朝廷百官只能接受了朱厚熜走大明门，入奉天殿。朱厚熜顺利登基称帝，史称嘉靖。嘉靖登基后，想给自己的爹争个名份，追谥个皇帝号，入太庙，享祭祀。这下群臣是坚决不同意了，这里面涉及一个法统问题。大明自朱元璋开国建朝，明确的规定皇位传承的法统制度，他颁布的《皇明祖训》规定：“凡朝廷无皇子，必兄终弟及，须立嫡母所生者。庶母所生，虽长不得立。”这意思很明确了，皇帝有儿子，必须立嫡子为皇帝，没有了儿子，那么皇帝就从自己的亲弟弟里面选年长的当皇帝。朱厚熜算是朱厚照的堂弟，如果嘉靖皇帝要把自己的爹上个皇帝谥号，入太庙，那么这大明的传统法统就变了，也就成了异地藩王登基，而大明的正宗血缘法统断绝。嘉靖皇帝不愧是大明最聪明的皇帝，也正好太后驾崩，他应用各种政治手腕还是顺利的办成了这件事儿。大礼仪事件虽然是嘉靖大获全胜，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但是对整个大明的国祚和影响其实是有限的，无论是嫡出，庶出来当皇帝，毕竟后来皇帝位的传承还是从朱厚熜这一支传下去的，其实无非是太庙里多了个木牌子而已。争国本嘉靖的孙子万历皇帝同样遇到了和他爷爷一样关乎法统传承的问题，史称争国本。万历登基后，皇后无子，他的第一个儿子是偷腥王姓宫女所生，是为皇长子朱常洛，但是万历并不喜欢王氏，如果不是自己的亲妈李太后逼迫，甚至都没有给王氏一个嫔妃的封号，万历更喜欢郑贵妃，和郑贵妃生的儿子朱常洛。由于没有嫡子，无法确立太子，万历皇帝就打算废掉皇后，立郑贵妃为皇后，名正言顺的立朱常洵为太子，这算盘打得精，但是皇后非常的贤德，又深得李太后喜爱，想废后基本不可能，那就等皇后死吧，那就更没谱了，皇后的命比万历的都长。拖，万历使出杀手锏。但是朝中大臣不答应啊，这大明的江山传承很重要，都什么时候了，还不确定太子，难道要等你爷爷的故事重演，等藩王入京吗？于是关于立皇长子奏章铺天盖地，万历开始还解释，说什么皇后嫡子什么的，万一要是皇后生下儿子了呢，这就是哄鬼了，皇后都多大岁数了，还能生儿子？经过十几年的争斗，其中斗掉了几任内阁首辅，万历皇帝实在架不住了，终于立了皇长子朱常洵为皇帝，万历年间的争国本事件才落下帷幕。争国本事件的本质就是确定大明王朝合法继承者的法统问题，而这个位置的不确定，伤害最大的是国之根本太子朱常洛，他没有得到皇帝的足够重视，以及系统的学习，在未来的皇帝岗位上干得并不是很出色。当然，争国本事件更是间接的导致了明万历年间的朝中党争升级，甚至万历皇帝后期的惰政原因其实就是争国本事件令万历心力交瘁，朝中又党争激烈，加上万历身体有疾，把张居正积攒下来的政治本钱挥霍得干干净净。大明实亡于万历，而灭亡的起点就是争国本事件。所以，题主所说的“大礼仪”和“争国本”对大明的伤害更大，个人更趋向于“争国本”事件。

“争国本”是万历年间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之一,间接引发了明末几十年的党 争,甚至对南明的灭亡也有一定影响.直到万历末年福王之国,争国本才算告一段落.争国本导致万历消极怠工,给明朝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国家的根本是什么？在现代人看来，当然是人民的利益。但在古代，“国本”一词，大多数情况下指的都是储君之位。太子不定，国本不稳。这不仅是皇帝的家事，更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万历年间，朝臣和皇帝就为此拉锯了近二十年，史称“争国本”。张居正去世两个月后，朱翊钧的长子出生，取名朱常洛。但升格为父亲的皇帝对这个孩子一点也不喜欢，甚至还很嫌弃。原因很简单，这是他脑子一热临幸宫女后所得到的意外产品。朱翊钧相比于那个土里土气的皇长子生母王恭妃，以及包办之下成婚的王皇后，朱翊钧更喜欢又漂亮又懂事的郑贵妃。很快，他们之间爱情的结晶、皇三子朱常洵就诞生了。喜不自禁的朱翊钧对这个孩子倾注了无限的父爱，其具体表现就是想把朱常洵立为太子。朱常洛根据封建时代的嫡长子继承制，除非郑贵妃做皇后，不然这个太子无论如何也轮不到朱常洵来做。朱翊钧没有那个魄力废掉王皇后，但却又想打破礼法的束缚把朱常洵立为太子。想法很好，问题是，外朝的大臣们能干吗？深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的文官们当然不会同意。早在朱常洵出生以前，身为首辅并且还是皇帝老师的申时行就要求立朱常洛为太子。朱翊钧以皇长子岁数太小为由推脱了过去。但是很快，朱常洵一出生郑贵妃就升为皇贵妃，而诞下皇长子数年的王恭妃却没有获得升迁，这就让大臣们一致怀疑是不是皇帝想废长立幼了。宫女出身、朱常洛生母王恭妃册立郑贵妃为皇贵妃当日，就有言官率先发难，直言这种做法是在忽视皇长子及其母亲，要求皇帝收回成命，其言辞相当激烈。万历勃然大怒将其贬到外地。不想立刻就有数位官员接连上书要求皇帝收回成命，万历将他们全部赶出京城，以示惩戒。尽管处理官员的手段有些严厉，但是万历还是做了一些让步，表示其立储一定会按照嫡长次序来。就这样过了几年，申时行再次旧事重提，要求皇帝立皇长子为太子。万历表示会让皇长子出阁读书，事情似乎有了转机。首辅申时行结果拖了几个月，万历口头许诺的出阁读书还是没有明文批示。内阁成员一商量，干脆以全盘辞职相要挟。万历深知自己离不开这些辅臣的帮助，便下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诏令：一年之内如果没人再提国本的问题，就立皇长子为太子；如有人提，六年以后再说！万历这么干，是因为他深知一定会有人按不住性子要提这桩事。果不其然，很快汤显祖（就是《牡丹亭》的作者）上书，言官群起而呼应，不仅大提国本，还捎带着攻击了首辅。结果，立储的问题就真的拖到了六年以后，而首辅申时行也只好被迫辞职。起到极坏作用的汤显祖申时行的离去意味着没有人在皇帝和朝臣之间起到缓冲剂的作用，双边矛盾愈发激烈。皇帝连续罢黜十二名官员，甚至连礼部尚书都被拖到午门廷杖，结果不仅没有让大臣们屈服，反而让仅剩的阁臣王家屏直接辞职走人，形势非常的尴尬了。王家屏无奈之下，朱翊钧只好宣布他打算将皇长子、皇三子和皇五子并封为王，再从中选取优秀者为太子。此时的首辅王锡爵出于和稀泥的目的，表示应当将皇长子交给皇后抚养，以确立嫡子身份。皇帝很高兴，打算批准这个提议。王锡爵然而这种做法立刻遭到了其他大臣们的反对。顾宪成指出，这表面上看起来是在给皇长子拔高身价，实际上是在表明皇长子做太子合法性不足，留下了十足的隐患。于是大臣们一边抗议“三王并封”，一边痛斥王锡爵无能。万历也只好把这个自以为绝计的提议废止了。王锡爵离任以后，赵志皋继任首辅。由于他性格温和懦弱，结果成了当时举国上下的出气筒。大臣们骂他不作为，皇帝嫌弃他顶不住。四年以后，争国本事件愈演愈烈，赵志皋却死在了工作岗位上。终于，在皇长子十九岁那年，皇帝终于将其立为太子。然而促成争国本事件走向终点的并不是官员的力量，而是被儿子闹得实在看不下去的李太后出面质询万历为什么不立朱常洛。万历虎头虎脑地来了一句：“他是宫女的儿子。”话一说出口他就后悔了，因为他忘了自己的母亲原来也只是个宫女。李太后在李太后的勃然大怒之下，以及时任首辅沈一贯的敦促下，万历只好一万个不情愿的把皇长子立为太子。至此，持续了近二十年，逼退四个首辅的“争国本”事件终于落下了帷幕。浙党领袖沈一贯然而这一事件的余波却根本没完。二十年来，明朝的文官们逐渐养成了一个恶习，那就是为了“国本”之类的清谈而奋不顾身地论战甚至搞斗争，全然不顾京城之外的事情。从近处来看，万历三大征的每一场战争都打得不甚漂亮，就与文官在内斗而无暇顾及战事有关。至于长远来说，由争国本所间接导致的党争局面，更是直接把明朝带往了一个万劫不复的深渊。

“争国本”是万历年间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之一，间接引发了明末几十年的党争，甚至对南明的灭亡也有一定影响。直到万历末年福王之国，争国本才算告一段落。争国本导致万历消极怠工，给明朝的衰落埋下了伏笔。然而，阅读“争国本”的来龙去脉，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按照儒家传统的“春秋大义”，朱常洛本来没有理由被立为太子，朱常洵的资格至少不比常洛逊色。以下完全按照儒家经学义理进行探讨。群臣拥立朱常洛为太子，理由是“立嫡立长”的儒家宗法制度。按照群臣的主流意见，当时的王皇后没有嫡子，那么长子常洛理所当然应该立为太子。儒家义理真是如此吗?我们看看《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章:“桓幼而贵，隐长而卑，其为尊卑出微，国人莫知。隐长又贤，诸大夫扳隐而立之。隐于是焉而辞立，则未知桓之将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则恐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隐之立为桓立也。隐长又贤，何以不宜立?立适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桓何以贵?母贵也。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以上主要论述为何鲁隐公不能正式即位，只能摄政，等待桓公长大后归政于桓公，理由就是“桓幼而贵，隐长而卑”。关于为什么隐公的出身不如桓公，有几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隐公和桓公的母亲都是侧室，但桓公之母的地位略高;另一种说法认为桓公的母亲原本是侧室，但后来扶正为正室--这种扶正行为，在当时是不符合周礼的，所以桓公究竟是不是出身更贵，还有待争论。无论如何，《公羊传》最后提出了一条有力的理论:“立适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意思是说，在立嫡子的时候，要优先立年龄较大的;在立庶子的时候，要立出身较贵的，即其母地位较高的。对“立子以贵不以长”的理解，历史上有些争论，有人认为这一条仅限于在嫡子和庶子之间比较，“贵”是指的嫡子。但是《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认为桓公之母并非正室，《左传》也仅仅提到桓公之母被违法礼法地被扶正，不应当被视为“元后大子”。主流经学家认为，“立子以贵”的“子”是指庶子，即在没有嫡子的情况下，按照庶子出身的贵贱来确定太子。朱常洛出生的时候，母亲王氏仅仅是宫女;出生之后，母亲仅仅晋升为妃。而朱常洵出生的时候，母亲郑氏就已经是妃了，此后晋升为贵妃，地位始终高于常洛。按照《公羊传》的这条春秋大义，朱常洵立为太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奇怪的是，深受儒家传统教育的万历皇帝竟然根本没有想到援引《公羊传》的这条春秋大义为自己辩护，也没有暗示大臣援引此条为朱常洵张目。群臣上书只顾叫嚷“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却没有注意到“无嫡立长”在儒家经学里根本不成立，应该是“无嫡立贵”。为何在争国本事件中，从来没有人提到这一条可能对常洛一派文臣造成毁灭性打击的春秋大义呢?是万历读书太少，文臣不愿提到，还是满朝文武根本就没读懂春秋大义呢儒家只不过是表面理由 深刻理由就是背后的权利斗争 我支持你了， 即使你没有道理 我还是支持你 不然一朝天子一朝臣 接下去死的还不是我 所以我管你儒家还是基督 既然选定阵营 就不能动摇了

“争国本”是万历年间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之一,间接引发了明末几十年的党争,甚至对南明的灭亡也有一定影响.直到万历末年福王之国,争国本才算告一段落.争国本导致万历消极怠工,给明朝的衰落埋下了伏笔.然而,阅读“争国本”的来龙去脉,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按照儒家传统的“春秋大义”,朱常洛本来没有理由被立为太子,朱常洵的资格至少不比常洛逊色.以下完全按照儒家经学义理进行探讨.群臣拥立朱常洛为太子,理由是“立嫡立长”的儒家宗法制度.按照群臣的主流意见,当时的王皇后没有嫡子,那么长子常洛理所当然应该立为太子.儒家义理真是如此吗?我们看看《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章：“桓幼而贵,隐长而卑,其为尊卑出微,国人莫知.隐长又贤,诸大夫扳隐而立之.隐于是焉而辞立,则未知桓之将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则恐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隐之立为桓立也.隐长又贤,何以不宜立?立适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桓何以贵?母贵也.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以上主要论述为何鲁隐公不能正式即位,只能摄政,等待桓公长大后归政于桓公,理由就是“桓幼而贵,隐长而卑”.关于为什么隐公的出身不如桓公,有几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隐公和桓公的母亲都是侧室,但桓公之母的地位略高；另一种说法认为桓公的母亲原本是侧室,但后来扶正为正室——这种扶正行为,在当时是不符合周礼的,所以桓公究竟是不是出身更贵,还有待争论.无论如何,《公羊传》最后提出了一条有力的理论：“立适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意思是说,在立嫡子的时候,要优先立年龄较大的；在立庶子的时候,要立出身较贵的,即其母地位较高的.对“立子以贵不以长”的理解,历史上有些争论,有人认为这一条仅限于在嫡子和庶子之间比较,“贵”是指的嫡子.但是《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认为桓公之母并非正室,《左传》也仅仅提到桓公之母被违法礼法地被扶正,不应当被视为“元后大子”.主流经学家认为,“立子以贵”的“子”是指庶子,即在没有嫡子的情况下,按照庶子出身的贵贱来确定太子.朱常洛出生的时候,母亲王氏仅仅是宫女；出生之后,母亲仅仅晋升为妃.而朱常洵出生的时候,母亲郑氏就已经是妃了,此后晋升为贵妃,地位始终高于常洛.按照《公羊传》的这条春秋大义,朱常洵立为太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奇怪的是,深受儒家传统教育的万历皇帝竟然根本没有想到援引《公羊传》的这条春秋大义为自己辩护,也没有暗示大臣援引此条为朱常洵张目.群臣上书只顾叫嚷“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却没有注意到“无嫡立长”在儒家经学里根本不成立,应该是“无嫡立贵”.为何在争国本事件中,从来没有人提到这一条可能对常洛一派文臣造成毁灭性打击的春秋大义呢?是万历读书太少,文臣不愿提到,还是满朝文武根本就没读懂春秋大义呢儒家只不过是表面理由 深刻理由就是背后的权利斗争 我支持你了,即使你没有道理 我还是支持你 不然一朝天子一朝臣 接下去死的还不是我 所以我管你儒家还是基督 既然选定阵营 就不能动摇了

崇祯和他哥哥天启的爷爷，就是明朝第十四代皇帝、赫赫有名的荒唐皇帝万历，也就是明神宗朱翊均。他们的父亲，则是老太子短命皇帝、光宗朱常洛。朱常洛生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八月，为恭妃王氏所生，因当时中宫王皇后无子嗣，所以他是正牌的皇长子，也是理所当然的太子人选。然而，最得神宗宠爱的郑贵妃却于万历十四年生下了朱常洵，万历因此有意改立常洵为太子，导致常洛迟迟不能被立为太子。此传闻一出，朝野舆论顿时一片哗然。户科给事中姜应麟首先发难，要求万历“册立元嗣为东宫，以定天下之本”（1），结果被贬为广昌典史，随后同因此事被贬的还有吏部员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孙如法。此后，六部和首辅等无数大臣多次奏请立常洛为太子，绝大多数官员都被神宗以各种罪名贬斥。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年正月，神宗加快了改立进程，下手诏给大学士王锡爵，要将皇长子常洛、皇三子常洵和皇五子常浩一并封王，以后再择其中善者为太子。王锡爵既怕得罪神宗，又怕被朝臣攻讦，于是耍了个滑头，上疏请由皇后抚育长子，如此长子就是嫡子。然而神宗只以前谕示朝臣，继续准备行三王并封之礼，顿时朝中大哗。因为王锡爵这么一说，等于明指朱常洛还需要补办手续，质疑了朱常洛做太子的合法性，因此大臣们纷纷指责王锡爵阿谀顺上，王锡爵无奈自劾请辞，而神宗也迫于众议收回了前命。此立储事，前后纷争凡十五年之久，至万历二十九（公元1601年）年十月，在孝定李太后的干预下，虚龄已二十的朱常洛才终于被立为太子，但神宗同时也封了常洵为福王、常浩为瑞王、常润为惠王、常瀛为桂王。此后，福王又不赴封国长期逗留京师，于是大臣们又纷纷开始上书要求其按祖制离京赴封地居住，这其中以大学士叶向高、礼部右侍郎孙慎行争执得最为强项。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三月，在朝臣的压力下，福王终于之封国。此次立储风波，最终以朝臣们表面上大获全胜而暂时告一段落。这场政治纷争，由于牵涉到未来的皇帝人选——太子，即所谓的“天下之本”和“国本”，因此又被称为“争国本”。在这场皇帝、后宫和大臣之间的对抗中，明廷的朝臣们集体表现出了大约是中国历史上士大夫们最后的一次风骨。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明神宗驾崩。年近四十的老太子朱常洛，终于登上了那张由大臣们千辛万苦为他争来的皇帝龙椅。常洛于八月初一日继位，是为光宗。然而到十二日，就突然患了重病，十四日，谕册立东宫，准备于次月九日举行仪式。二十九日，病甚，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红丸”供服食。九月初一日，光宗朱常洛一命呜呼。他的年号“泰昌”，要到明年元月初一才开始，今年依然是万历四十八年。这位终于媳妇熬成婆的大明老太子、新皇上，在位时间仅一月而已。由于光宗是服用了李可灼所进的“红丸”后暴毙，所以当时的朝臣和后来的史家们，均认为这其中有明显的宫廷斗争迹象，光宗之死极为可疑，所以此事又被称为“红丸案”。“红丸”与朱常洛登基前发生的“梃击”两案，貌似尘埃落定其实悬而未破，又可说似未破而事已明，乃是两件疑点多多的疑案，这两案与另外一件事件脉络均十分清楚但却没有确凿证据的“移宫”案，并称明代宫廷三大案，这三大案和之前的“争国本”事件，都和朱常洛有关，且对后来明季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对抗神宗谋立朱常洵这长长十五年的“争国本”过程中，为了阻止神宗废长立幼的企图，明廷的大臣士大夫们轻者辞职还乡以示不满，中者因上书抗争而被斥责、杖打、罢官、降职、削籍，重者则被下狱问罪。然而他们还是一拨接一拨持之以恒地与万历抗争，其抗争之烈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长，在中国历史上大约也是仅见的。那些书呆子士大夫们此种前赴后继，看起来好象永无穷尽的疲劳轰炸，是有优良传统的，这一传统手段终于使得神宗不胜其烦，可又无可奈何，于是他干脆一赌气对此事一概不理睬，同时也不上朝不见朝臣不理朝政——朕不和你们争了，皇上我罢工了。后世人都说，明之亡亡于万历，此言固为是，但是他不上朝罢工二十六年、三十一年不出宫门这等做法，其实不是他首创，那是学他爷爷明世宗朱厚骢的，也就是嘉靖皇帝。罢工这事，嘉靖早就干过了，他在二十六年的时间里，只上过四次朝。而外边那些大臣前赴后继永无穷尽的疲劳轰炸，也一样不是首创，同样是学自他爷爷手上的那些大臣们。嘉靖帝登基的时候是十六岁，他是因为正德皇帝没儿子才做了皇帝的。他的名声应该是不错的，不然也不会立他做皇帝。但是，就因为这嘉靖皇帝是以正德帝的同辈兄弟身份登基，乃是庶出旁支继任大统，于是就闹出了一件大事。其实这事要搁到现在说，真是一点没什么大不了，但在那时节，简直是天都要塌下来了，于是酿出了一件大案。当时的朝臣士大夫们，说他们食古不化也好，说他们有原则也好，总之，他们认为“为人子者为人后”，所以要嘉靖认他的伯父、正德皇帝的老子孝宗为父，他自己的生父兴献王则只能叫皇叔父。嘉靖当然不愿意了。我做了皇上，却居然连亲生父母都不可以认了，那还了得？当下大怒道：“父母可更易若是耶！”嘉靖皇帝这句话，着实是有为人子的道理的，可大臣们认为这不是做皇上的道理。于是，当嘉靖在即位的六天，说要为他的亲生父母上“皇帝”“皇太后”尊号时，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朝臣们的强硬反对，随后就发生了明代著名的宫廷事件“议大礼”。提出“为所后者为父母”“为人后者为之子”这一主张的，是以首辅杨延和等人为首的一大批朝臣，人数占了绝对优势。而另有一小部分人，在思虑很长时间之后则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认为可以“继统不继嗣”，可以尊兴献王为“皇考”，并把他加在宪宗与武宗之间，号睿宗，这一系以南直隶的张骢等人为代表。说老实话，这个主张确实相当不错，一下解决了所有的不合理问题。显然，张骢的主张一定会受到嘉靖的支持。但是那些有原则的士大夫们显然也不愿意妥协，于是这“议大礼”一议就足足议了三年，不但没有议出个所以然来，还把事越闹越大，朝廷内外的派系之争也越来越严重，嘉靖皇帝自然也越来越恼火。那些朝臣在这个时候，都忽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嘉靖皇帝长大了，快二十岁了，已经会有自己的手段了。于是，杨廷和几个反对力量骨干被罢免，张骢进入内阁，嘉靖帝正式下诏，宣布采用张骢的建议。这一下，大明朝头上的那片天，可真的塌下来了。虽然皇上的爹不是大家的爹，可皇上要认自己亲生父亲为父亲这一行为，却让明廷的士大夫和朝臣们个个如丧考妣，痛不欲生。一日早朝罢，吏部侍郎何孟春对大家道：“宪宗朝，百官哭文华门，争慈懿皇太后葬礼，宪宗从之，此国朝故事也。”他刚说完，被罢免的内阁大学士杨廷和之子翰林修撰杨慎，又对百官振臂呼道：“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而另有编修王元正、给事中张翀等几个人，却把群臣拦在金水桥南道：“今日有不力争者，必共击之！”这话听起来可是很有些威胁的意味，似乎有点像在耍黑社会。不过，这也是有“传统”可循的。要知道这几位大臣把闹事的地点选在左顺门，可不是随便选的。正统末年，朝中的大臣们正是在这里，将奸宦王振的党羽马顺等人堵住群殴，将那几人生生打死当场，连当时的代理皇帝都弹压不住。而支持嘉靖皇帝主张的张璁和桂萼两人，在奉诏进京的时候，也曾差点被以杨慎为首的一群人设计，在左顺门前打死。幸亏这二人一个谨慎，躲了几日悄悄地进宫去了，另一人则得人指点躲进了武定候郭勋府中，这才幸免于难。杨慎等人敢于如此设计，要在光天化日之下于皇宫内群殴杀人，正是因为此地有此先例可循，所以才会放胆而为。到时候即使他们打死了这二人，有司也未必能定他们的罪。现在可以想象一下，王元正、张翀两人说“今日有不力争者，必共击之！”这个话是什么意思了，这也一样是有光辉传统的。明代的士人们，真是聪明。事事都可以找到传统和先例，只要有传统，什么事都可以那么地理直气壮，包括在紫禁城内群殴杀人，乃至强迫当今皇上不许认自己亲爹而去改认伯父为父亲之类，都是那么地符合祖制礼仪和大义凛然。不知道是因为被“仗节死义”的理想所驱使，还是为王元正、张翀他们“不力争者必共击之”的话语所威胁，又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总之，当时共有二百三十二名大臣们一起跪在左顺门外，齐齐放声号啕大哭。一时间皇极殿上只听得外边传来震天哭声，把个紫禁城内搞得有如正在办丧事一般。嘉靖皇帝听见哭声，自然龙颜震怒，当即下旨令众大臣退去，那知道这些大臣们抱定了今天要“仗节死义”的念头，就是不退，嘉靖又下令要他们退，他们还是不退。于是这一而再再而三地来回拉锯，双方就对峙到了中午。嘉靖皇帝终于真的火大了。已经十九岁的嘉靖帝，下令将这些大臣们就地执行廷杖，以示惩戒。关于廷杖这一处罚手段，《明史》《刑法志》说：“……上书者以大臣当诛不宜加辱为言。廷杖之刑，亦自太祖始矣。”可见这廷杖，正是大明太祖武皇帝重八和尚引入朝堂的，也是大明朝的传统之一，而且这还不是纯粹的惩戒手段，还是一种含有羞辱意味、专门用来对付朝廷大臣的传统刑罚。嘉靖皇帝的此令一下，但见左顺门外，大批精壮锦衣卫蜂拥而出，如狼似虎般地扑将上去，摁住一个大臣就开始扒裤子，刹那间，百数十名大臣的下身被扒了个精光。在明晃晃的正午太阳照耀下，广场上那几百瓣白花花的屁股分外地耀眼夺目。锦衣卫们抡起棍杖，呼啸而下，一时间血肉和板子共舞，惨叫与报数声齐飞。就在这劈啪声中，大明朝读书人的斯文和尊严，再次被抽打在他们屁股上的板子彻底剥了个干净。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体打大臣的屁股事件，这通板子一共打死了十八位大臣，八位大臣当场下狱。此后，嘉靖皇帝对打板子这办法上了瘾。因为他发现，对那些读书人，砍他们脑袋反而成全了他们忠臣和诤臣的名节，还杀他们不得。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讲什么道理，先拉下去扒了裤子打一通屁股再说，舍此之外实在没有什么既可以泄愤又不让他们得名声的法子，因此嘉靖一朝廷杖大臣数量之多，是中国历史上排名第一的。等到了万历朝，由于神宗皇帝的罢工罢得比较彻底，压根就不搭理大臣，所以竟然是大明朝打大臣屁股最少的一朝，几乎没什么人挨过他的板子。而最让人哭笑不得且很有讽刺意味的是，最后终结廷杖这个极具羞辱性质的刑罚，从此保全了大明朝朝臣和士大夫们体面的，却是这些士大夫恨之入骨的魏忠贤（3）。不过魏忠贤虽然替他们保全了尊严，但却会剥夺他们的性命，不知此为幸耶亦或为祸耶？且先按下打屁股这节不表，再来说皇上罢工的事。皇上罢工这等做法，对庙堂社稷危害之严重已无需多说，单说因此出现的其他各种情形，就足够令人匪夷所思，其荒唐程度堪称中国历史之最。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礼部尚书王家屏因大旱上疏曰：“陛下又深居静摄，朝讲希临。统计臣一岁间，仅两觐天颜而已。间尝一进瞽言，竟与诸司章奏并寝不行”（4），因此愤而辞职。不过这位尚书大人其实脑筋是不大灵光的，因为他自己都说了：“诸司章奏并寝不行”，那么他就应该想到，这封辞职信肯定也会遭遇同样命运，呈上去之后必然是有如泥牛入海，一去无踪影。神宗的罢工，固然让臣子们连辞职都辞不成，但更严重的是那些大小衙门里因病因事造成的职位空缺，也因此无法及时补缺，这导致了当时国家机器的零部件乃至大部件都严重缺损。到了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十月，首辅叶向高上任时，由于神宗长期不理朝政，此时朝中“大僚或空署，士大夫推择迁转之命往往不下，上下乖隔甚。”叶向高在几道疏章中这样说道：“自阁臣至九卿台省，曹署皆空，南都九卿亦止存其二。天下方面大吏，去秋至今，未尝用一人。陛下万事不理，以为天下长如此，臣恐祸端一发，不可收也。”“今六卿止赵焕一人，而都御史十年不补，弹压无人。”看看，内阁和各部委的秘书及科员都没了，“曹署皆空”，全都是光杆司令。不过，即便是光杆司令，也没几个了，南直隶的九卿只剩下了两个，六部尚书也只剩下了一位，这国家机器还怎么运作？神宗罢工时间有多长不大好计算，据《明实录》说，万历四十三年御史翟凤翀在一份奏章中曾说道，皇上您老人家不见我们大臣已经二十五年了。一般来说，大家认为他罢工了二十六年。说老实话，翟凤翀这话是有点冤枉神宗了。其实神宗皇帝还是在接见大臣的。虽然他闹罢工不上朝办公了，可如果你官够大又够敬业又有耐心，还是可以去皇宫见他的，譬如大学士叶向高跑个几十次大约就可以见上一面，不过就是难度大些而已。神宗罢工不上朝，大臣有什么事得跑去神宗的住处等接见，这也是自然。谁叫你们不让神宗立福王为太子呢？万历是抱定了你不让我舒服，我也不会让你们快活的想法，咱们就这么耗着，看谁耗得过谁。于是这一耗就是二十六年，神宗终于把大臣们耗得老死病死了不老少，病退和父母去世要守孝离任也不老少，多少也算出了口气。不过因此大明朝官职出现的空缺之多，也蔚为壮观，别说是中国历史之最，就是在世界史上也是没有哪一人哪一朝可比的。叶向高的奏章中，还说道本朝因为“都御史十年不补，弹压无人”，所以朝廷风纪一落千丈。其实，神宗这么做也很有他自己的道理。御史乃是言官，干的是纠察风纪的工作，例如上面说的那位翟凤翀就是例子，你看他都管到皇上上班考勤打卡这件事上来了，难道神宗还会和自己过不去，再去多弄几个御史出来？显然不可能，门都没有。不过大官可以不任命，但基层干部还是要的，不然大明朝的赋税和收入可就成了问题。可即使这样，那也还得要大臣们先去求神宗才可以，不然一样不给办。譬如当时由皇帝自己考选的科道七十多人的任命，就是靠着叶向高连上几十道疏奏，这才在二年后姗姗来迟。其实为一件事写个几十封上疏，还还不算是多的，为同一事上奏章的最高记录，大约也是由叶向高创造的。他为了补阁部的空缺，曾经连上一百多道疏奏。他和神宗两人的这份执着劲，都很令人叹为观止。神宗此种对朝政不闻不问，拒不任命空缺职位的的做法，除了严重影响国家机器运转危害国计民生之外，还使得大臣们用奏章大骂皇上这一行为成为一时风气，而且相当部分言官们安然无事没有挨板子不说，有的还会继续升官，这也可算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奇观。例如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兵科给事中田大益在奏章中指责神宗“驱率狼虎，飞而食人，使天下之人，剥肤而吸髓，重足而累息，以致天灾地坼，山崩川竭。”据说神宗见了之后大怒，但依然将此份奏章留中不发，既不处罚也不辩论，就是不搭理，让大臣无可奈何。田大益见皇上不理自己，于是在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又上了一道奏章，这次他骂得更凶了，这份骂皇帝的奏章，倒真是很值得装裱一番，挂上墙供后人观摩，其文曰：陛下专志财利，自私藏外，绝不措意。中外群工，因而泄泄。君臣上下，曾无一念及民。……臣观十余年来，乱政亟行，不可枚举，……陛下中岁以来，所以掩聪明之质，而甘蹈贪愚暴乱之行者，止为家计耳。不知家之盈者国必丧。如夏桀陨于瑶台，商纣焚于宝玉，幽、厉启戎于荣夷，桓、灵绝统于私鬻，德宗召难于琼林，道君兆祸于花石。覆辙相仍，昭然可鉴。陛下迩来乱政，不减六代之季。田大益先是骂神宗率禽兽飞而食人，剥肤吸髓，后来干脆说他无一念及民，大兴贪愚暴乱之行，其乱政的能耐即使和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夏桀、商纣、东汉桓、灵等六位暴君、昏君相比，也毫不逊色。这种对皇帝肆无忌惮的骂法，通常只有在敌对双方的言词交锋中见到。譬如讨伐檄文，又或者是一位忠臣义士对敌方君主的破口大骂，而身为一个在朝大臣对本朝皇帝做如此骂的，这大约在中国历史上可算绝无仅有了。但是，这位对皇帝破口大骂的田大益，不但没有因此获罪，后来甚至还因做官的资历长，论资排辈地升任了太常少卿，最后安然卒于任上。田大益大骂皇上而没有受到任何处罚甚至丢脑袋的原因，据《明史》说是因“帝倦勤，上章者虽千万言，大率屏置勿阅故也。”（6）对此种说法，余以为颇可存疑。盖因此前田大益说万历“驱率狼虎，飞而食人”的那份奏章，《明史》中可是明明白白白说神宗见到了的，并且还因此大怒，所以将奏章留中不发。至于他的后一道奏章，有可能神宗没见到，可即使如此，这田大益的免祸，似乎就不能说全因神宗不看奏章之故了。需要注意的是，在此次“争国本”事件中，和万历帝抗争得最强硬的一批名儒士大夫，后来大多成了东林党人，并且成为了中坚分子。明季的东林党起自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当时被革职还乡的顾宪成，在常州知府欧阳东凤、无锡知县林宰的资助下，与其弟顾允成修复了始于宋代的东林书院，和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等名士在那里讲学，并于“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支持他们的部分当地士绅、朝野政治人物及周边城市的乡土势力聚集在一起，其中又以江南士人为多，渐渐成为了一个以东林书院为中心的松散型政治集团，这引起了其他政治权利集团的注意和攻击，即《明史》所谓之“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由是东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7）当时东林党人的主要对手，是万历身边的宦官们和依附于其的齐、楚、浙党，由于这个集团的主力是宦官，所以又被称为“阉党”。相对而言，东林党人的政治主张要求政治清明，致力于维护社会安定、促进生产力发展，因此得到了当时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支持，但也遭到了和万历有近水楼台之便的“阉党”的激烈反击。到了天启中期，宦官魏忠贤终于一枝独秀获取了天启的宠信，形成了继奸宦刘瑾之后明朝势力最强大的一个“阉党”集团，齐楚浙诸党也争相依附。他们和东林党人的斗争，也开始从朝议疏章之争一变为生死之争，达到了斗争的顶峰。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东林党人杨涟因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被捕，与左光斗、周顺昌等人下狱被杀。魏忠贤为彻底消灭东林党，随即主使编写了《三朝要典》，并借“红丸”“梃击”“移宫”三案毁东林书院，东林党中坚分子顾大章、高攀龙、魏大中等人也先后被迫害致死。齐楚浙党则乘机效仿，将东林党人名单在全国张榜，一榜上百人到五百多人不等，上榜者生者削籍，死者追夺，魏忠贤党羽又做《东林点将录》，把著名的东林党人分别冠以《水浒》一百零八将之绰号，以为手册，试图彻底消灭东林党。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对东林党人的血腥迫害，直至崇祯帝登基消灭魏忠贤集团，为东林党人平反昭雪后才得以停止。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两党的斗争就此结束了，实际上崇祯二年的袁崇焕冤案，就是这一政治斗争的延续。东林党和阉党之争，是明朝最厉害的党争，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党争。双方的争斗自万历年间开始，一直持续到南明灭亡，而且始终是晚明朝野政治格局和权利斗争中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