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车难题》是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卡思卡特（Thomas Cathcart）写的一本小书，对“电车难题”进行了讨论，引人深思。 一、缘起 第一次知道“电车难题”，是在电影《消失的凶手》中，林家栋饰演的教授向学生们抛出的一个两难问题：火车失控，一条铁轨上有五个人，另一条铁轨上有一个人，你可以扳动道闸，你会选择让火车撞向哪里？ 在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课程讲席教授”之一——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的公开课《公正-该如何做是好》的第一讲中，桑德尔教授也将“电车难题”抛了出来： 情形1：你是一个电车司机，突然发现电车失控，而在轨道前方有5名正在施工的工人，叉车失灵，在你就要撞上他们时，发现前方岔道上的轨道上只有1名工人，而你的方向盘没有失灵，这时你会开向哪一边？是撞向5人？还是开上岔道杀一保五？ 情形2：一辆电车失控，就要撞上正在轨道上的5个人了，你作为旁观者正在轨道上方的一座桥上，桥上还有一个很胖很胖的人，如果把这个人推下桥拦住电车，就可以使轨道上的5人得救，你会把胖子推下去吗？ 情形3：医院里送来了6位伤员，1位重伤，5位中度伤，医生的精力只能照顾一边，照顾了重伤患者，5为中度伤的就要死去，照顾了5位患者，重伤者则将死去，作为医生的你如何选择？ 情形4：医院里送来了5为重症患者，分别需要心肝肺脾肾的移植，而医院里现在没有可供移植的脏器，作为医生的你看到此时隔壁房间有以为来体检的健康人正在打瞌睡，你会取出他的心肝脾肺肾来救治那5位重症患者吗？ 课上，桑德尔教授分别请学生们就4中情形举手示意自己的选择。选择1还是选择5 ？在情形1中，绝大部分人选择救5人；在情形2中，几乎无人选择将胖子推下桥去；情形3中，大部分人选择先照顾5位中度伤的患者；而在情形4中，没人选择杀死他人来移植器官救5人。 同样是1VS5 ，为什么在不同的情况下，大家会作出不同的选择呢？如果是你，你会如何选择？理由又是什么呢？ 二、读书 也许你会说，这种极端的情况不可能出现在现实生活中。而在托马斯的书《电车难题》中，除了介绍了“电车难题”渊源，列出了和桑德尔教授类似的假设之外，更是展示了实实在在发生在旧金山的一起“电车难题”案中，各方的讨论。也许，我们的生活中不曾遇到过这样的艰难选择，但这样的假设实实在在地发生了。 2012年10月5日，达芙妮.琼斯为救轨道上的5人，扳动了轨道的道岔将电车导向侧线而导致名为法利的男子死亡。2013年4月1日，全民民意法庭开始审理此案。 在《电车难题》一书中，作者援引了检察官、辩方律师、陪审团讨论、电台讨论、网友评论、主教意见、大学教师讨论、教授课堂讨论等各类人发表的对该案的看法，各自阐述着自己认为琼斯女士有罪或无罪的理由，并介绍了在讨论中出现的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学者和他们的理论，比如康德、边沁、圣托马斯阿奎那、大卫休谟、乔治爱德华摩尔、彼得辛格…… 面对同样的事件，不同的人会作出不同的选择。也许，这样极致的事件不一定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但也会遇到一些“顺得哥情失嫂意”的选择或面临“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情形。两难之下如何抉择，是必学的功课，有时候在紧急关头甚至给不了你多少纠结的时间。学习、阅读、思考的好处就是帮助我们常常做好这样的训练，在日常生活中，在工作难题间，在人生抉择上都能做出当时之下最好的选择。 三、我的答案 情形1：作为司机，撞向一人显然是最优选择。 在紧急情况下，很多问题是经不起深思的，一个人的生命重要，还是五个人的生命精贵？在具体到人上时，我们不能单纯地用数字、用人数多寡来作为考量的唯一标准。如果那一个人是能给社会带来重大变革和进步的人，而那五个人是穷凶极恶的罪犯呢？如果那一个人正好是在逃杀人犯，而那五个人是社会的模范呢？生死瞬间，司机不可能考虑这么多，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牺牲一人，救下五人。 这种情况，在战时更是不胜枚举。 1940年11月14日，英国工业重镇考文垂遭到德军轰炸，损失惨重。然而，英国政府实现已经收到情报，得知德军将要轰炸考文垂的时间和目的。然而，为了保密，为了不让德军知晓英国人已经破译德军密码的消息，丘吉尔作出了艰难抉择，放弃考文垂，不采取任何防御和转移措施。“牺牲一座城市，这个代价是大了些，但与整个大英国相比，它算不了什么？”“我们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选择。诸位应知道，战争中情报有多么大的价值。为此，我认为，除正常防卫外，不对考文垂作任何特殊安排，就像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我相信，当胜利那一天，人们会理解我们的决定。” 考文垂的牺牲掩盖了英军已经破译德军密码的实事，帮助英国人在后来的战斗中走出困境，一步步占尽先机，在赢得不列颠空战后，又先后取得了大西洋海战、北非反击战的胜利。 1943年7月，潜伏在胡宗南身边的熊向晖将“闪击延安”的情报传递给了党中央。在“闪击延安”计划实施的前五天，胡宗南收到了来自朱德的明电，原文引用了熊向晖送出的情报。作为第一个看到明电的人，作为要亲手将这份电文送到人，熊向晖明白、理解这份明电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是党中央万般无奈下的一步险棋，是全局和局部的关系，是冒着有可能牺牲他这个谍报人员来维护整个党的利益。他必须十分镇定地交给胡宗南，并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幸运的是，胡宗南并没有怀疑熊向晖，泄密事件以抓了两个和熊向晖不想干的人收场。 在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做出这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作为电车司机，只能选择人少的一边，而无暇考虑其他。 情形2：如果是我，我不会推胖子下桥去阻止电车。 胖子作为站在桥上的旁观者，和同样作为旁观者的我来说，是一样的，我没有权利要求胖子杀身成仁牺牲自己去救桥下轨道上的5人。如果我把胖子推下桥去，就是谋杀，是打着救人旗号的谋杀。如果我真的这么伟大，真的要救人，为何自己不跳下去阻挡电车呢？而如果我没有胆量这么做，也就更加不能亲手杀死一个毫不相干的人来进行所谓的营救。 所以，我不会推胖子下桥，只能无奈的看着轨道上的5人，在意外丧生。因为，如果我不在桥上，胖子不在桥上，意外依旧发生。很多时候，我们必须接受这样的无奈，接受无力感，我们不是上帝，我们不是神仙，我们不是超人，只能接受血淋淋、赤裸裸的现实。 如果拓展开去电车难题有很多变体和可能性，如果情形1中另一个岔道上的人是你认识的人，甚至是你的亲人呢？如果旧金山电车案中，琼斯女士发现站在另一条岔道上的人不是法利先生而是她的亲人，她会如何行事？这么多的如果告诉我们，选择很难，正是因为选择太难了，那些在地震中救了很多孩子而耽误了救自己的孩子的人、那些在危急时刻舍己为人的人是真的伟大、真的英雄。 四、思考的意义 在《电车难题》一书中，作者并未就这一难题给出确切的、完美的答案。 他说，“也许电车难题和现实生活中的某个特定抉择之间的区别，也值得进行道德上的思考。虽然现实生活中不大可能遇到电车难题那样的抉择，但是学会将个人权利和最多数人之幸福区分开来，也许会实现道德抉择中的一个因素。……我们是否有时会以道德论证来为直觉寻找理由？当然如此。但缜密的道德论证是否也能改变我们对某一行为是否正确的直觉？回答同样是肯定的。……也许一切恰如约吉贝拉（Yogi Berra）所言，电车遇岔路，取之（When you come to a fork in the road ,take it.）。而且，也要说得出理由。” 也许这就是思考的意义所在，“思考——给出答案”，无论答案正确与否，这个过程就是有意义的，我们的思维、判断、能力，就是在这样的训练中得到提升。 愿我们在不断的思考和给出答案的过程中，突破思维的界限和舒适区，精进向前。 无戒学堂日更第315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