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批青年团员贺衷寒，湖南岳阳人，1900年生，父亲是乡间颇有影响的大绅士，家境富裕。贺衷寒6岁启蒙，在私塾读书，聪颖好学，《四书》、《五经》过目成诵。因喜爱读梁启超文章，常以天下事为己任，又能言善辩，被同学称为小梁启超。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贺衷寒义无反顾地投入了这场伟大的运动中。由于他口才出众，又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因此被全校学生推选为代表。1920年秋，董必武和陈潭秋在武汉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思想激进崭露头角的贺衷寒被吸收参加，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青年团员。1921年春，贺衷寒赴上海学习俄文，在这里他结识了好几位早期中共领导人。同年10月，受中国共产党派遣，作为武汉学生代表，他参加以张国焘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翌年1月在伊尔库茨克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因与张国焘发生冲突，后被开除团籍。大会结束后，贺衷寒留在苏联进行了长达7个月的考察。1922年，贺衷寒自苏联回国，在武昌一所中学教书，曾参加著名共产党人恽代英开办的“共存社” ，后因意见不合而退出，自办“人民通讯社”，从事各种大胆报道，并发表评论，抨击军阀，揭露政治腐败，积极鼓吹革命。不久，“人民通讯社”被武汉当局查封。他前往长沙，再创“平民通讯社”，并改名忠汉为贺衷寒，继续批评时弊，提倡民主，主张社会革命。敢与张国焘理论一次，张国焘为一点小事借题发挥，大骂代表团的成员，说要不是我张国焘，你们一辈子也别想到莫斯科来，要是不服从领导，我就一个个把你们开除回去。别人都知道张国焘是发发脾气，不见得就要开除谁，都一笑了之。贺衷寒却忍不下这口气，当即对张国焘说：“张先生，我们都是中央书记处选派来开会的，你凭什么要开除我们？依我看，你这个团长当得不耐烦了倒是可以不当，我们另选一个就是。”张国焘一听，犹如火上加油，勃然大怒，拍着桌子说：“滚！你给我滚！”贺衷寒一点也不示弱，马上回敬说：“要滚你先滚！”说着就要上去跟张国焘动拳头。其他代表连拉带劝，才避免矛盾进一步激化。又因是在异国他乡地盘上，张国焘一时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先忍下这口气。回国后，张国焘立即向陈独秀告状，终于以目无组织的名义于1922年春将贺衷寒开除团籍。贺与张的正面激烈交锋，导致贺被张借故开除团籍。对张国焘的刻骨之恨让贺连带恨上了共产党，改变了其一生的政治选择。如果按各自最初轨迹运行，“黄埔三杰”会全部成为共产党人。但张国焘的刺激，使贺衷寒成为蒋介石麾下最得力的反共干将。投身入黄埔军校贺衷寒自长沙流落到武汉，当了一件旧棉袄，到各报社和师友处走动一番，借了一些债，在最繁华的黄波街附近，租了一间廉价屋，撑起了“先锋通讯社”的门面。时间不长，“先锋通讯社”即被警察厅查封，法庭几乎每天都传讯他。他债台高筑。一天，他回到租屋，觉得寒气逼人，随手抓起几张报纸揉成一团，点着了火，放在火盆里，驱除寒气。想到自己屡屡碰壁，壮志难酬，不禁潸然泪下。在泪眼中，他看到一篇标题字很大的关于董必武引导青年的文章，这文章是他去年年底采写的。“哎哟！”他拍拍脑袋，自言自语道，“我怎么将德高望重的董必武先生给忘了呢？何不去找找他碰碰运气！”一阵冲动，驱使他立即出门，夜访董必武。凭记忆，七拐八弯，贺衷寒总算摸到了董必武的住处。听到敲门声，董必武打开门一看，站在门外的竟是贺衷寒，操着双手，身子瑟缩着，面颊冻得通红通红的，便怜惜而又热情地说：“快请进屋！快请进屋！”董必武给贺衷寒泡了一杯热茶，贺衷寒顿觉三春之暖，便声泪俱下，历数了自己和通讯社被查封的遭遇。董必武感叹道：“一个青年学子创办通讯社的确不易。革命是需要文武两条战线的，但笔杆子只能唤起民众，说它能横扫千军，那是一种夸张的浪漫的说法，俗语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要打倒军阀，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归根到底还要靠军队，要靠武装。你去苏俄考察，俄国十月革命就是无产阶级武装革命。我们中国的辛亥革命不也是武装起义吗？光用笔杆子写文章，把满清王朝骂得一塌糊涂，批得体无完肤，皇帝老儿也决不会自动退位去当个百姓的！”“先生所言极是，但我目前究竟该如何办呢？”贺衷寒恳切地问道。“国民革命不仅需要文化运动、工人运动，尚须军人运动。中山先生提出‘以俄为师"，现在在广州大本营黄埔岛上创办陆军军官学校，正在招收新生，你是个有为青年，何不去投考呢？”“我的志向、长处在文，先生，你能不能介绍我去大本营的宣传部门觅一差事？”贺衷寒显得有点无奈，小心翼翼地提出了这个要求。“现在广州已聚集了许多像你这样的热血青年。可以预料，这所军校在不久的时间内，必将造就出一批精英。”“可我对军事一窍不通。”“凡事皆学而知之，哪有生而知之？何况军校课程设计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凭你的基础，大可不必担心学业。”“能否免考入学？”“我可以把你的情况介绍给廖仲恺。”“那就太好了！”贺衷寒转忧为喜。董必武一挥而就写好一封信，交给贺衷寒，嘱咐道：“你直接到军校筹备处找廖仲恺或者邓演达。”贺衷寒接过信似有难言之隐。董必武望望一向心高气傲的贺衷寒，“先生还有何话要说？”“我，我……”一向有铁嘴之称的贺衷寒却语塞了，且声音低微、颤抖。董必武心里一下子有数了，便进内室，不一会手捧10块光洋走出来：“先生，这是给你的盘缠，你明天就启程，早些到穗，以防夜长梦多！”对董必武的热情推荐又慷慨解囊资助，贺衷寒着实感动不已，顿时热泪盈眶，哽噎着说：“董先生，大恩不言谢，我这就收拾启程，三日后必到广州！”贺衷寒手持董必武的亲笔介绍信一到广州便去拜访廖仲恺，廖仲恺安排贺衷寒参加广州复试，择优录取。贺衷寒以优异成绩被黄埔军校录取。仕途低落终失败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南京，在国民党高层领导内部，迅速形成了以何应钦为首的“讨伐派”和以宋美龄为首的“和平解决派”。此时，贺衷寒乘机活跃起来，成为复兴社和黄埔系对事变表态的中心人物。他与亲日派何应钦秘密勾结，发动170余名青年将领通电“讨逆”，坚决主张进兵“讨伐”张、杨和轰炸西安，并以黄埔同学会的名义，一致拥护何应钦暂代陆海空军总司令，负“讨伐张、杨叛逆”之总责。贺衷寒之所以要这样做，那是在打他的小九九：如蒋介石被释，则可得“勤王”之功；若蒋介石被害，则又可成为拥何（应钦）继位的元勋。岂料，正当他们紧锣密鼓地闹着要出征的时候，传来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消息，贺衷寒顿时泄了气。蒋介石回到南京，得知在这场闹剧中“戏中有戏”，便对贺衷寒等人极为不满，一见贺衷寒就破口大骂，骂得他失声大哭。聪明反被聪明误，贺衷寒后有一段时间因此失去蒋介石的信任，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训处长的职务也被罢免了。1937年6月，蒋介石派贺衷寒赴欧美考察军事、政治、经济，明显含有放逐之意。淞沪抗战爆发，贺衷寒奉召回国。1938年2月，在武汉设立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陈诚任部长，周恩来、黄琪翔任副部长，下设三个厅。贺衷寒任第一厅中将厅长，主管部队的政治工作，后又兼任该部秘书长；康泽任第二厅厅长，主管民众组织训练；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主管宣传文化工作。在此国共合作期间，贺衷寒因其反共本性使然，不顾国难当头，跟陈诚、康泽等人沆瀣一气，与周恩来、郭沫若明争暗斗，干出一系列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来。1938年初，蒋介石决定解散包括复兴社、改组派、CC派等国民党内的一切小组织，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并亲自兼任三青团团长。贺衷寒先后担任过三青团临时中央干事、中央干事会常务干事及中央组织处书记长等职。同年秋，他随军委会政治部由武汉迁往重庆。1939年，贺衷寒为蒋介石所派，任西北慰问团团长，前往延安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实情，以为国民党实施“限共、溶共、防共”政策“对症下药”。贺衷寒在延安与毛泽东进行了数次会谈。其实，贺衷寒与毛泽东早就相识了。贺衷寒对青年毛泽东曾崇拜得五体投地，而毛泽东对早年的贺衷寒也印象颇佳，尤其是当年贺衷寒不畏强暴，采写并发表《黄庞案之真相》的文章，着实让毛泽东赞赏不已。可曾几何时，这个满嘴革命的有为青年，纵身一跳，便跃进了独夫民贼蒋介石的怀抱，让毛泽东大失所望。这次在延安两人相见，已无任何共同语言了。从延安回到重庆，由于他不愿与共产党协调合作，便辞去了军委会政治部所有职务，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外，身上已没有任何公职。1941年春，贺衷寒任国民党行政院国家动员委员会人力组主任。1942年9月，调任行政院社会部劳动局局长，任职6年。其间，曾于1941年至1945年兼任《扫荡报》社社长，进行抗日反共宣传。1942年10月至1943年6月，林彪代表毛泽东由延安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1943年6月14日，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将军设宴为周恩来、林彪饯行，邀约与黄埔军校有关系之教官及同学数人作陪。据蒋介石身边的亲信唐纵在其日记中记载：“……席间，君山与周恩来均因酒醉，言词态度各不示弱。各同学均担心彼二人不要破脸。”周恩来酒量过人，难得有醉酒的时候，那次宴会是否是真醉，因无明确记载，姑且不去谈论。这日记是提及的因酒醉而与周恩来“言词态度各不示弱”的君山，即为贺衷寒。由此亦可见贺衷寒狂妄自大，目无师长，且历来敌视中共之一斑。1947年，贺衷寒担任行政院社会部政务次长。这年6月，人民解放军开始战略反攻，蒋介石命令贺衷寒代表国防部赴西北担任宣慰任务，负责调解胡宗南与“二马”（马步芳、马鸿逵）的关系，要他们积极合作“剿”共。可“二马”见国民党大势已去，根本不把宣慰团放在眼里，贺衷寒只得怅然而归。贺衷寒担任人力组主任、劳动局长、社会部政务次长期间，接触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并就此潜心研究中国“积弱”的“病根”，企图为挽救危在旦夕的蒋家王朝“切脉”、开“处方”，但蒋家王朝病入膏肓无法摆脱失败的命运，他也不得不随蒋介石逃往了台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