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顾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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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顾之争说明了什么问题

郎顾之争的十二年曲折令人扼腕。从法律的角度复盘郎顾之争,也是在拷问法律在社会变革、特别是国企改革中的角色。日前,中央深改组通过了《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要求甄别和纠正涉及产权的错案冤案,解决民营企业家历史形成的不规范以及民营企业家违法案件中司法不规范等问题。仰融、顾雏军等案件又被翻出来,一时间刷屏微信圈。然而,与仰融案不同,顾雏军案在2012年顾氏出狱并开记者会鸣冤叫屈后已经开启了新的司法程序。2014年1月,最高法院决定广东高院重新审理顾案;只是,两年多过去,再审尚不见任何动静。另一方面,相较于顾的个人际遇,人们似乎对于顾案背后的郎顾之争更感兴趣。这场被誉为“改变了中国经济以及国企改革走向”的“第三次思想大交锋”,在没有胜负结局的情况下,因顾的锒铛入狱戛然而止,左、右各派都怅然若失。每到郎顾之争周年日,便会有一些动静冒出。最戏剧性的一幕莫过于两年前,以混合所有制为标志的新一轮国企改革大幕正启,广东省社科院国有资产研究中心梁军先生撰文《郎顾争议十周年祭》,呼吁郎先生和顾先生归来,在新背景下重开国企改革讨论、寻找共识。[1]然而,彼时顾先生正忙于为自己申冤翻案,郎教授则意气风发地在各类媒体上纵论财经或点评时事,两人均无暇也无意回应。郎顾之争中两位主角命运的天差地别,以及郎顾之争带来的历经十二年而仍未弥合的社会撕裂,都凸显了这场争论的复杂性与残酷性。深改组的新政能够让郎顾之争尘埃落定吗?抑或在个案层面给出一个终局性的结论——不论是还顾先生以清白还是确定其有罪?看起来,后一个目标比前一个目标更为现实,毕竟有具体的法律程序作支撑。在法院最终裁决之前,让我们先重返郎顾之争的原点,寻觅法律在这个进程中失落的身影。一、郎顾之争的三个层次:个案、问题与主义郎顾之争发端于2004年8月9日郎咸平教授在复旦大学的一场讲演——《在“国进民退”的盛宴中狂欢的格林柯尔》。郎氏对顾雏军的格林柯尔收购科龙、美菱等一系列上市公司的质疑,叠加其对TCL、青岛海尔产权改革的批评,迅速引爆了社会各界关于国有资产流失以及国企改革的大争论,其中辩题众多,让人眼花缭乱。笔者借助秦晖教授2004年点评郎顾之争的分类,[2]将它们大致归入三个层次——即个案、问题和主义。其中,法律适用是在个案层面进行的,而全民热议则聚焦在第二、第三层次。回归郎顾之争的原点,可以发现《在“国退民进”盛筵中狂欢的格林柯尔》本是一个针对顾雏军的并购重组策略的深度点评。在个案层面,它涉及一个非常有争议的盈余管理手段——公司重组费用的会计处理。盈余管理属于灰色地带,稍有不慎就可能滑入财务造假的地界;若真有财务造假,则一方面牵涉当事人虚假陈述的法律责任,另一方面也可能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等其他问题。“国有资产流失”属于“个案”与“问题”交叉的领域。进入“问题”层面,争论的话题包括国有资产是否流失、企业家是否履行了信托责任、国退民进是否正确,等等。这个层面的争论已经不再纠结于顾氏个案的情节或数据,而是在用逻辑说话。[3]更上一层,针对前述诸问题的解决,不同的药方背后体现出不同的价值倾向,构成“主义”之争:在这个层面,有“私有化”、“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或“新威权主义”等不同观念或意识形态的交锋。从个案、问题到主义,郎顾之争引发的诸多论题呈现出一个层层递进的关系。理想状态的论辩,是双方在初始论题或低层次的论题上达成一致或者明确各自的立场后,再进入下一个论题或层次。俗话说, “摆事实,讲道理”。只有前提性的事实清晰了,才好一步一步地往下推论。同时,这也是对身陷争议漩涡之中的真实个体之基本权利的必要尊重和保护。对此,秦晖教授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秦教授是国内最早对国企产权改革中的管理层自肥给予猛烈批评的学者,但他在郎顾之争中却坚持划清自己与郎教授之间的界限,因为:“关于‘案例",我没有研究无法置喙;关于‘问题",我不仅同意还可补充,但从这些问题中推出的‘主义",我可就与郎先生大相径庭了。”可惜,在郎顾之争激起的喧嚣中,秦晖教授的清醒只是一个例外。郎教授讲演的题眼是“国退民进”,它比重组费用的会计处理这种技术细节更吸引公众眼球。于是,个案中的会计争议便迅速上升到国资流失、国退民进、私有化等论题层面,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中间的逻辑断裂,更无人关注对个案事实的忽略可能对日后的法律适用产生的消极影响。如果用一幅图来更直观地表示郎顾之争中争议主题的多层次性以及从事实基础到大词之争的泛化与混沌的过程,便是如下图这样一个不断扩展开来的同心圆,起点或者根基是顾氏收购科龙的会计处理,这也是郎教授作为公司财务学者公开叫板顾雏军的底气。依次扩展开来,有财务造假、企业家信托责任、国有资产流失、国进民退等,最外圈是私有化、新自由主义等。越到外圈,参与者越多,影响或声势也越大,但离整个争议的事实基础也越远。当最后证监会对科龙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广东高院对顾雏军定罪量刑时,有心人惊奇地发现,它们与当初郎教授对顾雏军的指控已经没有任何关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