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进化史

一言难尽

尽管存在一夫多妻甚至一妻多夫现象，但一夫一妻制仍然是人类的主流婚配形式，这个局面是社会经济条件决定的，也是人类男女性别比例决定的，更是合作抚养后代的终极博弈结果，是人类走向文明的重要阶梯。 史钧（科普作家、生物学博士、安徽科技学院副教授） 表面看来，婚姻是男人和女人的结合，本质却是精子与卵子的结合。 简单的逻辑是，在一年之中，一个男人可以和十个女人生下十个孩子，他们可以从更多的交配中获得更多的遗传回报。 而一个女人纵然和十个男人在一起，一年也只能生下一个孩子。 她们并不能从过多的交配中获取成比例的回报，所以对更多伴侣的兴趣远不如男人那么明显和迫切。 这决定了男人沉迷于风花雪月，总是试图寻找更多的女人，同时确保自己的女人不被别人染指；而女人则相对保守，她们需要得到更为可靠的男人，并用尽心意使他们不再移情别恋。 去留之间，男女各施手段，足以让人感觉乱花迷眼，如此不断博弈的结果，最终构成了不同的婚配制度。 无论对于动物还是人类，婚配制度都不是随意碰撞闪现的火花，更不是简单的排列组合游戏，而是雌雄两性生育状况与自然环境相互制约的结果。 制约婚配制度的因素 后代抚养难度是制约婚配制度的第一因素。当后代不需要雄性照料时，一夫多妻制尤其适合。 比如一只雄海豹可以占有数百妻妾，但它对后代的责任仅仅体现在提供精子，抚育后代的任务完全由雌性完成，但后代的意外死亡率非常高，很多后代都在雌性争风吃醋的打斗中被活活压死。 对于雄海豹而言，只要占领足够大的海滩，有足够强的体力赶走竞争者，妻妾当然是多多益善。 这时雄海豹的逻辑是：越是花心，后代越多。 当后代需要双亲共同照料时，雄性不得不考虑一夫一妻制。 企鹅是严格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动物，两只企鹅形成的联盟正好可以完成轮流孵蛋及寻找食物的任务，雄企鹅想要多找哪怕一个雌性都是不可能的任务，它们最好的选择就是老老实实彼此忠诚。 雄企鹅的逻辑是：稍不忠诚就意味着断子绝孙。 很多鸟类都在一夫多妻和一夫一妻之间摇摆徘徊：当食物缺乏时，雄鸟就会变得很专一，否则后代就有饿死的可能；而一旦春暖花开，食物丰盛，雌鸟完全可以单独喂养后代时，雄鸟就会毅然决然地离家出走，就算雌鸟哭破了喉咙也无济于事。由此可见，食物是制约婚配制度的第二因素。另一制约因素是获取食物的方式。 如果某种鸟的主要食物是草籽，而草籽不需要在固定场所寻找，特别是在成熟季节，草籽的供应量迅速增加，雄鸟就有理由另寻新欢。 但对于吃虫的鸟儿来说，情况则又不一样：虫子不像草籽那样容易找到，而且多大的地盘能产多少虫子基本固定，这时保卫地盘就等于保卫食物，而一只鸟保卫地盘的能力永远比不上两只鸟，所以吃虫的鸟儿大多实行一夫一妻制。 由此衍生出制约婚配制度的第四因素——地盘。 在雌鸟看来，一块优质的地盘就等于一只富有的雄鸟。 当森林中某类雄鸟之间贫富差异较大时，雌鸟会毫不犹豫地投入富鸟的怀抱，而不去管这只富鸟已有几房妻妾。 当贫富差异较小时，雌鸟私奔时就需要衡量一下得失，到底是在穷鸟身边做唯一的伴侣，还是投入豪门做众妃之一。 人类基本遵守动物的婚配原则，并受到相同因素的制约，也没有超越自然选择的掌控，这就是不同地区实行不同婚配制度的原因，都是受到当地自然资源分布情况影响的结果。 我们不能说人类是典型的一夫一妻制动物，也不能说人类是典型的一夫多妻制动物，事实上，人类实行的是假性一夫一妻制。 这种尴尬的地位是由人类的生殖特点决定的，因为男人照料后代的任务介于雄海豹和雄企鹅之间，所以男人的行为也介于忠诚与花心之间：当条件具备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实行一夫多妻制，就像所有的国王和大多数富人那样，这时他们在向雄海豹学习；而当条件不具备时，比如无法挣到足够多的金钱，甚至自己糊口都成为问题时，那他还是做一只谨慎的雄企鹅好了，认真照顾好勉强找到的伴侣和子女，才是他们最现实的任务。 具体实行何种婚配制度，当然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一夫一妻制蕴含的进化玄机 人类男女出生比大致维持在1∶1左右，新生男婴略多于女性，不过由于种种原因，男性死亡率略高于女性，到达成年以后，只要不出现战争等意外，仍然会维持1∶1的比例。 仅从数学上考虑，一夫一妻制是比较合理的社会制度，那是满足两性交配需求的最低配置。有时一夫一妻制有着最简单的解释，当找不到更多的妻子时，当然只好采取一夫一妻制。 这种理想的制度可以保证所有男女都能找到自己的另一半，大大降低雄性竞争的激烈程度，是能耗最低的婚配形式。 所以，尽管存在一夫多妻甚至一妻多夫现象，但一夫一妻制仍然是人类的主流婚配形式，这个局面是社会经济条件决定的，也是人类男女性别比例决定的，更是合作抚养后代的终极博弈结果，是人类走向文明的重要阶梯。 一夫一妻制在动物界非常罕见客观而言，一夫一妻制在动物界非常罕见，就像买股票一样，把所有钱都押在一只股票上肯定是比较冒险的投资。 很多动物都明白这样的道理，人类不可能搞不清其中的奥妙，所以一夫一妻制原本是非常奇怪的事情，除非人类能从中得到更多的进化好处。 有人从理论上推测，认为一夫多妻制只能保存更强的基因，而一夫一妻制却可使人类保存丰富的基因多样性，比如艺术气质和数学才能，以及善良、诚实等性状，都可以得到遗传，从而也保证了人类行为的多样性。 那正是思想多样性的基础，有活力的社会才能发展出伟大的文明，并最终使人类摆脱强者为王、赢家通吃的动物时代，为道德和文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文化的进步反过来又促进了一夫一妻制，这才是人类上升的重要通道。 要不是处于一夫一妻时代，很多哲学家可能根本找不到女人，他们在婚姻市场并没有强大的雄性竞争力。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总体而言，一夫多妻制对个体有利，而一夫一妻制对社会有利，可以为更多的人提供更好的发展空间。 这种逻辑虽然美好，表达的却是群体的长远利益。问题是站在纯粹的进化论角度来看，自然选择往往以个体为单位，而且只考虑眼前利益，从不考虑将来会怎样，任何进化都没有理由为未来社会做出周全的安排。 所以，保存基因多样性并不能成为一夫一妻制的重要理由，也不足以成为驱动一夫一妻制的根本动力。 真正的进化动力必须对自然选择做出最直接的反应，其中不存在任何计划性和预见性，或者为群体利益着想的道德感。 基因多样性和文明的进步，只是一夫一妻制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另一些激进人士认为，人类实行一夫一妻制是错误的选择，只有一夫多妻制才是应对自然选择的有效策略，激烈的雄性竞争有助于筛选出更加强大的胜利者，得到的后代也更加优秀，而一夫一妻制似乎无法起到这种筛选作用。 这一观点似乎被野外观察所证实，许多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动物都面临着灭绝的危险，进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文明社会实行一夫一妻制可能并不符合自然选择的需要。 必须指出，一夫一妻制并不完全是人为力量干涉的结果，而是同样受到了自然选择的影响。 任何人为的意图如果与自然选择相违背，都必然会遭到自然选择的惩罚。 自然条件下的一夫一妻制动物更容易灭绝，可能只是假象。 几乎所有一夫一妻制动物都面临着相似的困境，一是食物资源贫乏，二是后代抚养困难，它们正是受到这两条因素的制约而实行一夫一妻制。 也就是说，濒临灭绝并不是一夫一妻制的结果，而是导致一夫一妻制的原因。 一夫一妻制是应对环境变化的重要措施，是挽救濒危物种的重要途径，而不是罪魁祸首。 一夫一妻制仍然存在雄性竞争，他们必须竞争才能得到更优秀的雌性。 更重要的是，雌性也因一夫一妻制而陷入激烈的雌性竞争，这是一种双倍的竞争，是比一夫多妻制更具有活力的婚配制度，在相同身体条件下和相似的环境中，必然带来更高的遗传回报。 我们可以从灵长类动物南美绒猴那里进一步窥视一夫一妻制蕴含的玄机。 亚马逊丛林中的南美绒猴是世界最小的猴子，成年绒猴只有人的手指长度那么高，体重比一个鸡蛋还轻，被人捧在手中时，如同孙悟空在如来佛的指掌间来回跳跃。 正因为身材太小，所以面临着与人类相似的生育困境，它们细小的产道很难产下大小合适的婴儿，只得采取一个非常巧妙的策略——把胎儿一分为二，生下两个较小的胎儿，每个只有花生米大小，这样就可以避免分娩困境。如此一来，它们的后代与人类婴儿一样，都需要长期的精心抚养才能成活。 但因为身材太小，母亲根本难以承担额外的能量消耗，所以只在哺乳时才会抱一抱孩子，它们必须节省能量以生产更多的奶水。 这给雄性施加了强大的压力，如果它们也偷懒，孩子们就完蛋了。 两个孩子已经够它们折腾的了，雄性不可能同时养活更多的孩子，这也就意味着它们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寻找更多的雌性。 这种奇趣的小动物只能实行严格的一夫一妻制。是生育方式决定了婚配制度，而不是婚配制度决定了生育方式。 这是理解一夫一妻制的重要逻辑，人类面临的生育困境与南美绒猴非常相似，因而也必须采取相似的婚配制度，否则将无法成功养活后代。 这些才是构成一夫一妻制的进化基础。只有存在进化基础，彼此忠诚才有生物学意义，人类的种种美德才有科学依据。 爱情也是一种生物性需求 婚配制度与后代成熟快慢之间也有一定关系，结果影响了原因，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其逻辑却异常清晰：后代越是早熟，雄性就越容易腾出手来外出寻花问柳。 所以，后代早熟型的动物必然远离一夫一妻制。那些一出生就可以独立打天下的动物，它们的父母当然没有理由天长地久地待在一起，因为缺少长相厮守的情感纽带。 单靠母亲就可以养活的后代对婚配制度具有同样的影响，它们都不足以成为维系家庭关系的核心。 只有成熟较晚，同时又需要父母共同照料的后代，才是家庭生活的重要内容，它们成长的时间越长，则家庭关系越坚实。 人类由于生育困境的影响，后代依赖父母的时间最长，所以晚熟现象最为典型，对婚配关系起到了直接作用。 稍有责任心的男人都知道，至少要把孩子抚养到成年才能离开家庭，但往往到了那时，他们早已失去了当初的雄心壮志。 这就是很多男人感慨“身不由己”的由来，他们被困在自己设置的围城中不能自拔。 针对抚养后代造成的困局，雄性的解决之道是争取更长的寿命，在后代成年以后仍然存在寻花问柳的机会。 但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寿命与生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一般而言，生殖越早，死得也就越早。 有一种雄性螨虫在母亲肚子里就开始和姐妹们交配，结果刚出生就死了。 似乎生殖才是生物的终极任务，生存只是达成这一任务的途径。 问题是具体到了某一生物时，无不千方百计地延长自己的寿命，完全不爱惜生命的物种必然遭到自然的淘汰，那样也就无从谈起生殖。 所以，在生存和生殖这两大任务之间形成了某种博弈。 更早的生殖和更长的寿命，是所有生物面临的两大选择。 折中方案是尽量推迟生殖时间，自觉实行晚婚晚育，当然，这不是由社会舆论或法律决定的，而是由生物内在的发育机制决定的。 当雄性有足够的生长时间强化身体时，也就意味着有强大的力量战败更多的竞争对手。 男人是推迟生殖的典范，当很多哺乳动物不到1岁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交配时，男人却把可交配年龄推迟到了10岁以后。 与雄性热衷于推迟性成熟相对应，雌性有着相反的表现，它们更倾向于提早性成熟，因为它们是性选择游戏中的选择者，早熟明显有利于获得更优秀的雄性，这就是先下手为强原则。 雄性倾向于推迟生殖年龄，雌性倾向于提早生殖年龄，这就是两性二熟现象，是自然选择和性选择双重作用的结果。 这一结果导致在人类的婚配实践中，普遍出现女人比男人年龄小的局面，事实上强化了女性对男性的依赖，由此也出现了典型的情感专一现象，用文学语言表达就是：忠诚与爱情。 现实的问题是，如果女人身体进化的目标是为了拴住男人，那么她该如何拴住特定的男人，而不是每晚拴住一个不同的男人呢？ 这涉及男女双方为什么会彼此忠诚，特别是没有完成生殖大业的青春期男女，一旦坠入爱河，确实有为了对方死去活来的故事发生——罗密欧与朱丽叶、梁山伯与祝英台，都不是凭空编造的神话，而是某种世俗现象的写照。 除了人类豢养的宠物，很少有动物像人类这样对另一个体如此难分难舍，其根源正是直立行走带来的生育困境。 早产的婴儿不得不长期待在母亲身边，所以必须进化出相应的生化机制，对母亲产生深深的依赖，他们从感情上再难离开母亲。 当不得不离开时，就必须找一个人来填补情感空缺，这个人当然就是未来的人生伴侣——人类通过延伸的依赖性强化了配偶关系。 现已证明，人类大脑在适当激素的刺激下，确实会产生情感专一效果，此类激素被统称为爱情激素，其中包括我们熟知的多巴胺和内啡肽等小分子物质，它们是人类情感生活的小小黏合剂，也是爱情专一性的生物学基础。 一夫一妻制下的恋爱行为在本质上可以起到交配前选择的作用，那样就没有必要再进行盲目的精子战争，或者说避免乱交。 所以，恋爱阶段会不断刺激身体分泌催产素，进而激励大脑中的奖励系统，恋人的关系可因此得到强化。 双方在交往阶段爱闹小脾气也是重要的相处策略，那是对恋人个性的反复探底，其作用类似于动物打闹游戏，一旦婚后真正出现了矛盾，就可以用类似的方法加以解决，而不是直接提出离婚。事实上，小打小闹对维持稳定的夫妻关系至关重要。 恋爱时，人体内的睾酮含量会发生奇怪的变化。 坠入爱河的男性，睾酮含量将急剧下降，而在女性体内则会明显上升。 也就是说，恋爱中的男人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女性化趋势，女性则呈现男性化倾向。这使得男人更加善解人意，容易讨好女人，女人则容易冲动以便驱赶情敌。 双方性格互补更有利于建立持久的伴侣关系，彼此更加忠诚，这就是一夫一妻制的激素保障机制。 为了确保婚配制度不受干扰，南美绒猴也进化出了激素保障机制。 当出现意外的雌性诱惑时，光棍雄绒猴体内的睾丸激素水平会迅速升高，而已婚的雄绒猴则毫无反应，从而在激素水平上保证了一夫一妻制不会轻易崩溃。 人类也有类似的生化反应机制：单身男人面对桃花运时，睾丸激素水平也会迅速升高，但已婚男人的反应就不是那么明显，不过仍没有达到雄绒猴那样凛然不为所动的程度。 有贼心没有贼胆正是已婚男人的真实写照，他们必须衡量瞬间冲动可能引发的严重后果，如果确认出轨不会对后代抚养造成严重影响，有些男人仍然会冒险偷腥。 越是安全的偷腥行为越受男人欢迎，所以妓女在很多国家已经合法化。 这种生化机制事实上是对男人的保护，见到谁都蠢蠢欲动的男人当然不会有好下场。中国人有句古话，叫作“朋友之妻不可欺”，正是类似的机制在起作用。 研究人员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某个男人面对朋友的妻子时，睾丸激素的分泌水平并不会出现明显升高的迹象，因为那些见了朋友妻子就垂涎三尺的色狼早已被他们的朋友手刃于床下了，活下来的当然就是能控制自己欲望的男人。 他们向来对江湖古训奉若圭臬，这是道德层面的自然选择。 人类的道德并不是有意设计出来的，而是血淋淋的自然选择淘汰出来的。 一夫一妻制这种简洁明了的婚配制度，使得大家都不需要枉费心机去吃醋猜测。理论上而言，你的后代就是你的后代，你无可推托，你必须负责。 但时刻不要忘记，男女关系注定是双向防卫系统。 男人在被女人紧紧拴住的同时，也必须拿出极大的诚意来感动女人不要红杏出墙，否则头顶绿云翻滚倒是小事，花费巨大的时间和精力来养育别人的孩子才是大事。 男女双方为维系稳定的配偶关系，在相互讨好与相互提防的双重作用下，彼此都变得越来越性感，猥琐与丑陋很难找到市场。 人类就这样与其他动物分道扬镳，慢慢变成了现在的模样：高昂的头颅、光滑的皮肤……人类的配偶关系就此成了动物界的一朵奇葩。 正是这种稳定的配偶关系，推动着人类不断进步，最终走向文明，并由此而长盛不衰。 虽然文明偶尔会给人类带来伤痛，甚至使得大规模屠杀成为可能，但文明之花仍将在废墟之上一再绽放。 追溯这一切的根源，竟然全部得益于数百万年前的直立行走。 直立行走使得人类具备了长途奔跑能力，为了散发奔跑产生的过多热量，人类脱去了满身毛发，露出了光滑的皮肤，显示了不同的肤色。 我们通过狩猎获得了更多的营养，进化出了更大的脑袋，但这却给女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育困境。 她们为了解决抚养后代的问题，不得不发展出隐蔽排卵和持续发情的策略，从而留住男人和她们组建家庭，然后通过不断的博弈，出现了一夫多妻制和一妻多夫制社会，但最重要的婚配形式仍然是一夫一妻制，正是这一婚配制度，为人类文明的萌芽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隐蔽排卵是留住男人最有效的手段。男人完全搞不清自己的女人什么时候才会受精，所以最好的策略是一直守在她身边，才能确保女人生下她的孩子，她也才有信心将这个孩子抚养长大。可以看出，人类几乎所有的生物学性状都不具有独创性，在其他动物那里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但很多动物只是拥有一些零散的能力和琐碎的片段，比如有的直立行走、有的隐蔽排卵、有的存在生育困境等。 这些片段并没有汇聚成奔向文明的滚滚洪流，所以它们仍然停留在动物层次。 只有人类，在短短数百万年的进化过程中，在直立行走的触发下，以雷霆万钧之势积聚力量，终于被自然选择之手塑造成了万物之长，成为自然界唯一具有文明精神的动物。 文明是人体进化的必然结果，也是人体进化的文化延伸，现在已经成为引领人类进化的另一种重要力量，正以不可思议的力量推动着我们不断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使得人类得以不断对抗自然选择的盲目驱动，通过法律与道德持续约束人们的诸多行为。 这些制约因素都将产生新的进化压力，由此而不断塑造人类的未来。而这一切都与数百万年前人类迈出直立行走的第一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回首人类走过的艰难历程，可以这么说，文明的进化与发展才是直立行走的终极目标。

对人类起源问题，人们众说纷纭。考古学认为，人类起源至今已有300万年，但美国学者根据基因测定的结果排序推算，人类起源到现在只有14万年。另外，由于人类同时具有陆生和水生两类动物的基因，对人类究竟产生于陆生动物还是水生动物也争论不休。笔者认为，人类是由陆生动物感染了携带水生动物基因的病毒，两类基因重组并产生突变的结果。人类的“源祖”或“近亲”已被自然选择所淘汰，结果人类成了没有“本家”的独门小户。根据人类与哺乳动物的相似程度，可以肯定二者有共同的“源祖”。无论如何，人类是地球生物长期演化的结果，而绝不是天外来客。 一、周口店猿人并不是现代中国人的祖先 传统观点认为，全世界的人种起源于几个相互独立的地域，从最初进化为人类至今已有三百万年的历史。早就有人对这一观点表示怀疑。他们感到，最早进入农业文明的北非、西亚、南亚和东亚的文明，相差不过一两千年。如果这些地区的原始人类都“独立”起源于二、三百万以前，那么他们在无数世代中几乎没有任何进步，却都在最近一万年进入文明社会，时间差距不到其全部历史的千分之一，实在不可思议。这一事实很容易使人想到，人类起源的时间可能比三百万年要晚得多，也许只有数万年。考虑到世界各地不同人种喜怒哀乐的表情几乎都相同（都用点头表示肯定，用摇头表示否定更具有探讨价值），可以肯定他们有共同的祖先。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他们可能是最近几万年才从某一中心地域逐渐扩散到世界各地的。如果考古学家在世界不同地区发现的距今几十万年到二、三百万年前的化石可以算作是“人”的化石的话，那么这些“化石人”的后代肯定已不存在。在几千年前的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创造了古代文明的埃及人、巴比伦人、印度人和中国人，肯定不是这些“化石人”的后代。 《生活时报》2000年11月7日报道，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选择了来自世界上22个不同地区的1000多名男性，对其Y染色体进行分析，同时还对来自母系的遗传物质也进行了排序。结果发现，不同人种有一位共同的女性始祖，这一女性生活在距今14.3万年前，男性始祖则生活在5.9万年前。人类大约在4.4万年前走出非洲，向全世界迈进。面对这一最新科学研究成果，考古学家却宣称，基因研究的成果只是一种可能，它不能作为否定考古结论的证据，只有考古学成果才具有最终证据的意义。 其实，考古学家的这一立场是颇为可笑的。平心而论，不怀偏见的学者甚至中学生大都愿意相信基因研究的成果而对考古结论产生怀疑。信不信由您，反正笔者认为，生存于几十万年前的北京周口店的古代猿人（更不要说170万年前的元谋人），并不是我们中国比三皇五帝还早的祖先。那么，现代人类究竟是如何产生的？考古学发现的那些古代猿人的后裔哪里去了？ 二、生物变异的长期积累不能产生新物种 19世纪科学研究的一大成果是达尔文提出了进化论。进化论可以解释许多生物现象，所以很快被人们接受。达尔文认为生物适应环境的有利变异长期积累能够产生新物种，进化在本质上是渐进的，人是由类人猿（猿猴）长期发展进化而来的。 一百多年来科学的发展大大充实和完善了进化论，也纠正了达尔文的不少错误看法看法。近几年更有生物学家指出，达尔文的进化论从来没有被证明，而是被人相信了。我们知道，现代类人猿与人类有很大差异（类人猿都有尾巴而人类没有尾巴）。按照渐进进化的观点，从类人猿进化到人应当有许多中间环节（例如尾巴逐渐缩短直至消失），这些环节都应当有相应的化石给予验证。但事实上，一百多年来考古工作发现的几百万块各种各样的化石，都没有证实这些中间环节的存在。化石研究得出的更为一般的结论是，任何生物的进化都是跳跃的而不是连续的。这一结论使人对猿猴“逐渐”进化为“人”的看法产生怀疑。据说有一位科学家为了搞清生物的变异能不能积累，把刚生下的小白鼠切去尾巴，它们雌雄交配生下第二代后还切去尾巴……一直连续试验到50多代，但每一代都象它们的祖先一样生有尾巴，并没有产生“无尾白鼠”这一新物种。这一试验结果虽然不能完全否定生物通过渐进产生进化的观点，但无疑会使人们对“生物变异长期积累产生新物种”的说法产生怀疑。从遗传原理看，这一试验实际上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无论连续多少世代切去小白鼠的尾巴，其生殖细胞中仍然含有能够成长为尾巴的基因，“无尾”的“特征”不具有遗传下去的能力。 三、人类不是杂交的产物 自从达尔文提出人类起源于猿猴的观点以后，逐渐被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所接受。由于人类生活于陆地上，而陆生动物中又数猿猴（类人猿）与人类的相似性最大，所以只要认为生物是进化而来的，也就只能将人类的源祖归结为猿猴。但是不少人认为，就人类生来无尾无毛、成年后两性间从正面发生性行为等特点来看，人类更类似于水生动物，所以断言人类不是起源于猿猴而是起源于水生动物。不过，“水生动物说”无法解释人类何以由水生变为陆生。于是有人想到人类或许是水生动物与陆生动物杂交后产生的。 这一想法是非常可笑的，因为只有连最基本的生物学常识也不具备的人才会设想到杂交。从形体上说，水生动物与陆生动物相差很远，自然状态下水生物种与陆生物种几乎不存在雌雄交配的可能；退一步说，即使偶然出现雌雄交配，由于亲缘关系太远，它们也不可能生出杂交后代；再退一步说，即使能够生出杂交后代，这些后代也不可能具有继续繁衍的能力，因而很快会趋于灭亡。我们知道，人们让大牲畜中形体相似、亲缘关系接近的马和驴交配，产生了比马和驴都强壮的新的物种骡子；印度动物园的工作人员让形体相似、亲缘关系接近的狮子和老虎交配生出了“狮虎”。但是用杂交方法所得的这些“新”物种，却都丧失了生殖能力，结果骡子和狮虎都无后而终。因此，从杂交角度探讨人类的起源，是一条没有出口的死胡同。 四、基因组合与突变产生人类 既然人类不可能是杂交的产物，那就只能是基因突变的结果。现代生物学认为，只有基因突变后产生的新物种，才能够保持生育能力并把新特点遗传给后代。基因突变在生物界颇为多见，人类中也不乏其例，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北美曾经存在过的“螃蟹家族”了。 几百年前，移民北美的一位英国妇女患病痊愈以后，所生男孩、女孩全都长着象螃蟹爪一样的四肢，他们生活在正常人之中，因生理缺陷而遭人歧视，于是迁居到偏僻的深山里生活。由于不能正常婚配，他们只好同胞兄弟姐妹互为配偶而生儿育女，结果其后代也都生长着同样的四肢。几代以后，他们竟繁衍发展成近200人的一个“螃蟹家族”。这时“螃蟹家族”中偶然有人生下一个完全正常的男孩（大概是返祖现象，回复到正常人类），当男孩十几岁时，家族让他融入社会，去过正常人的生活，于是他走出深山到附近城市并与一个正常女子结婚。令人吃惊的是，他和正常女子所生小孩却又长着螃蟹爪一样的四肢，那正常女子异常气愤，一怒之下把孩子摔死了。这一悲惨的消息传到“螃蟹家族”以后，全族人放声号哭，埋怨老天对他们太不公平，共同发誓从此永不结婚生育。几十年后，“螃蟹家族”就从地球上消失了。 我们从“螃蟹家族”产生和消亡的事例能够得到哪些启发呢？ “螃蟹家族”的产生，肯定是那位英国移民妇女在患病后，其生殖细胞基因突变的结果。科学已经证明，病毒有将基因从一种生物“传递”给另一种生物的能力，所以那位妇女很可能是感染了携带“螃蟹”基因的病毒才使生殖细胞产生基因突变的。既然正常人类能够突变为“螃蟹家族”，那么其他物种也可以眼突变为人类。由于人类既具有水生动物基因也具有陆生动物基因，那就说明是由某种病毒将水生动物和陆生动物的基因“传递”、组合了起来。如果这一设想正确，那么被感染的物种就应当是人类的直接“源祖”。那么哪个物种可能是被感染者呢？由于水生动物在陆地上无法生存，而不少陆生动物却喜欢到水中游泳和嬉戏，所以陆生动物（在水中）感染携带水生动物遗传基因的病毒的可能性较大，人类的直接源祖应当是陆生动物。人类生活于陆地的事实也表明，其源祖应当是陆生动物。因为如若水生动物是人类的源祖，那么他们又是何时演化到陆地生活的呢？ 从生物演化的角度看，基因突变后所产生的特点，可能有利于生存竞争，也可能不利于生存竞争。由于由基因突变产生的新物种在原物种中都被看作“异类”，原有物种的“排异反应”使它们很难生存下来，结果绝大多数都被自然选择所淘汰。就“螃蟹家族”来说，在新的环境中他们本身有生存能力，但却由于不容于正常的人类社会，而被迫退出了历史舞台。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最早产生的“人”也象“螃蟹家族”一样在与自然界其它动物的竞争中不具有生存优势，他们也会很快被自然选择所淘汰而成为生物史上的匆匆过客。但极其幸运的是，人类实际上具有超乎寻常的适应能力和生存竞争优势，结果经过短短数万年的繁衍，竟然迁移扩散到世界上所有可以生存的角落，成为地球上无可争辩的主宰。 五、人类同源设想的科学性 基因突变极其偶然，同种生物的两个个体（大致）在同一时期发生相同基因突变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所以进化史上很难找到相同的基因突变，所以我们很难设想在地球的不同地域，某种生物的几个个体都发生了相同的突变而各自产生了人类。 从这一角度看，可以说美国科学家基因排序所获得的成果，完全证实了科学推理得出的这一设想，它对科学地阐明人类起源具有重大意义。换句话说，人类都起源于同一个女性始祖的结论，与基因突变的一般原理完全吻合，也与“螃蟹家族”的那一位源祖妇女的情况类似。不同的是，“螃蟹家族”的源祖妇女所生男孩、女孩的肢体都发生了同样的变化，人类女性始祖基因突变的结果却是，所生女孩发生了身体变化，而所生男孩在许多世代中（好几万年）都没有进化。男性后来是怎样进化过来的？我们不知道。假如也是由于病毒感染，那么根据基因突变的偶然性，最早必然也是只有一个男人的基因发生突变，在突变后他的男性后代也具有了相同的形体变化，于是男性、女性都进化为真正的人类。这样，最初感染病毒的那一男性，就应当是人类的男性源祖。 但也可能发生另一种情况，即仍然是某一女性的基因发生突变（第二次突变），此后她象螃蟹家族的始祖一样，所生男孩、女孩都进化为真正的人类了。这样，人类就没有唯一的男性始祖，而只有唯一的女性始祖了。不过第一次基因突变的那位女性始祖，也就不能称为“人类”直接的始祖了。 六、人类“源祖”早已灭绝 我们知道，“爱滋病”病毒正在对人类生存造成严重威胁。在美苏对抗时代，两国互相指斥对方进行的生物武器研究制造了这一病毒。但在清除政治因素后得知，这一病毒可能是由非洲猩猩传染给人类的。据说，这一病毒本身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而是存在了多少万年。它们对非洲猩猩的肌体并不具有破坏作用，但到人类身上却发生了毁灭性的危害。最近几年，人类为治疗爱滋病人和控制疾病蔓延调动了一切可能的手段，但成效仍然不大。有人甚至认为，“爱滋病”病毒是迫使人类基因产生突变的生物动力，如果肌体不能产生使该病毒不起作用的突变，人类或许会被这一病毒彻底毁灭。 尽管这一看法有点过分耸人听闻，但仔细想来，也并不是没有道理。假定人类早感染该病500年，那时人类没有任何科学手段来认识和抵制它，那就很有可能被这一可怕的病毒迅速毁灭，从而使地球再次成为野生动物的世界，除非某些个体产生基因突变，产生自然抵御爱滋病毒的能力，从而进化为更高的物种……笔者由此想到，现代人类起源时，也许是某种病毒消灭了过去已经生存了二、三百万年的接近于现代人的“前人类”（化石人），只是因为某个个体基因突变后，病毒对其肌体不再具有（毁灭性）作用，结果这一个体的后代生存了下来，这就是真正的人类。那些未产生基因突变的“前人类”，都被无法抵御的病毒消灭了（一个也没有剩下），数万年的自然进化史又湮没了它们的生存痕迹，结果现代人类就难以找到自己的“源祖”或“近亲”了，于是有人认为人类起源于陆生动物（“正题”），有人认为人类起源于水生动物（“反题”）。 由于“正题”和“反题”都不能完满解释人类何以具有水生和陆生两类动物的特点，人们又无法将它们统一为令人信服的“合题”，于是又有人提出人类起源于外来生物。其实，“外来生物说”解释问题倒简单明了，但仔细想来，这是一种“取消主义”，它使人们放弃了对人类起源进行科学解释的努力，这种说法还不如干脆借助于宗教教义把人类的产生归于上帝。而要从事科学研究，我们就不能满足于这一说法。笔者以为，虽然人类不可能确切“证明”自身起源的过程，但根据科学发现和探讨的成果勾画出人类进化最有可能经历的道路则是完全可能的，这一天已经为时不远了。

《禁曜日》第31话—第34话：阿尔法（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