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江山

《唐会要》记载到，李唐皇室“起义晋阳，遂登皇极，经伦天下。”在隋朝末年的乱局中，时任太原留守的李渊和他的儿子李世民等人揭竿而起，逐鹿群雄，最终夺得天命，建立了令后世华夏子孙无不向往的锦绣盛世。可是回看这段历史，我们却会发现史家的观点多自相矛盾之处。在《旧唐书》和《新唐书》两本正史中，唐高祖李渊被描绘成了一个优柔寡断，只会沉溺酒色的老不修，只是碍于时事，才在儿子李世民的反复劝说下被迫造反。但在许多学者眼中，事情却另有解释。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王夫之在其笔记《读通鉴论》中定言：“人谓唐之有天下也，秦王之勇略志大而功成，不知高祖慎重之心，持之固，养之深，······非秦王之所可及也。”他认为秦王李世民年少轻狂，只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冲劲，却不理解自己老父亲的苦心。相反，唐高祖李渊统筹全局，稳扎稳打，乍一看好像没什么亮点，但一算总分还应当是全场的MVP。那么对于大唐建立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会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呢？往事终不可考，只能抽丝剥茧，溯游而上。历史记载的疑点大多会落在资料来源和编写者的身份上面，那我们就先从两本《唐书》的编撰说起吧。01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旧唐书》成书于五代时期的后晋，那时的中原大地烽火不休，经历了安史之乱和黄巢起义后，无论是官府还是民间的藏书都“十无一二”，保存较为完好的初唐历史资料就只剩下国史和实录了。与通常由后一个朝代编写的官修史书不同，国史和实录都是由本朝人所撰的。无论在哪个时期，像齐太史和晋董狐那样头铁得让人佩服的史官都是大熊猫，“不虚美，不隐恶”这句话对更多的人来说就是一顶好看的帽子，真到了决定要脑袋还是要帽子的时候，扔走帽子那可一点都不含糊。写到皇帝的丑事你总得遮掩遮掩吧？要是铁了心地想当直男，最好的结果可能就是被皇帝轻飘飘地夸一句：“你是个好人。”，然后被扔到琼州去教土人识字了。此外，编撰初唐实录的人并不是世代相承的史官，而是大家都熟悉的两位名人——房玄龄和许敬宗。老房那就不说了，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和李世民好得都快穿一条裤子了；老许也不用多提了，千载骂名，有这么好的拍皇帝马屁的机会他一定也不会放过的。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我们假设坐稳了天下的唐太宗和他的臣子们篡改了历史，抹杀了李渊在晋阳的功绩，夸大了自己在其中发挥的作用。那么他又为什么需要通过贬低自己的父亲来宣传自己呢？“虎父无犬子”、“你好我好大家好”的记载不才更能彰显皇室的威仪吗？02父子兄弟反目为仇这么做的原因，在于李世民和李渊这对父子的关系已经无可调和。可以说，从皇权的正统性这个角度上来看，两人已经陷入了一种“零和博弈”的状态。李渊的光辉照地更耀眼一点，李世民的形象就会更灰暗一分。是什么事情让这对血浓于水的父子走向了相爱相杀的境地？说起来，想必大家都不陌生。对，那就是集杀兄、杀弟、囚父、篡位为一体的唐代大型伦理剧“玄武门之变”。该剧融合了亲情、爱情、权力、血腥等众多刺激要素，一波三折，卖点很大。在后世，玄武门之变的恶劣性质被贞观之治的辉煌所遮掩了，但要回到当时，这简直就是可以遗臭万年的人伦惨剧。无论是作为一个儿子或是一个亲王，李世民的所作所为都违背了人伦孝道，也破坏了皇权的继承法则，是对皇朝统治底层代码的一次直接挑战。作为兄长的李建成和作为弟弟的李元吉对劳苦功高的李世民咄咄逼人，事事打压，站在今天的我们有理由为他鸣不平。但在古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可不只是一句怨怼的话，而是像欠账还钱一样是一条再正确不过的普世真理。臣子可以愤懑，但不可以不从。无论怎么遮掩，玄武门之变实际上就是一次大逆不道的造反行为，李世民堵不住天下人的口，对不住自己的良心，也担心自己的儿子走向同样的老路。因此，李世民需要修改史书，通过贬低自己父亲和兄弟的成绩，来增加自己篡位行为的正当性。《资治通鉴》记载，李世民在李渊死后十六天，还未出殡之时就急忙召见史官，下令道：“朕之为心，异于前世帝王，欲自观国史······公可撰次以闻。”这摆明了就是强抢啊！李渊的形象也就此被抹上了重重的黑灰，在《唐实录》中，整个老李家的优良基因好像都集中在了李世民一个人的身上——他爹怂，他哥傻，他弟狠，就只有他忧国忧民能文能武洁白地像朵天山上的一朵雪莲花。玄武门之变也就从篡位变成了“朕之所为以安社稷利万民耳”（《唐会要》）的崇高行为。由此看来，正史记载中晋阳起义成了李世民一个人的carry一点也不奇怪。那么，李渊究竟又在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他真的担得起王夫之说的“非秦王之所可及”（《读通鉴论》）这句评价吗？03“高皇创图，势若摧枯”无论李渊的功劳大小，李世民在晋阳起兵中也绝不会是个关键的角色。这是因为当时的他仅有十八岁，除了有着唐国公李渊的儿子这个身份以外并没有什么其他的价值。事实上，当时晋阳本地的士绅贵族们拥护的也是李渊而非李世民，《旧唐书》中提到，晋阳长姜谟因为“唐公有霸王之度，以吾观之，必为拨乱之主”而主动归附。可见有“王霸之气”的是李渊而非李世民。即使是李世民自己，在提到晋阳起兵时，也只说自己“结纳豪杰”、“劝举义兵”，做了很多重要的事情，并没有吹嘘没了父亲自己也能大干一场这种浑话。事实上，在晋阳起兵的前后，李渊的所作所为都深深契合了“静若处子，动若脱兔”的兵法，也证明了他并非正史中记载的庸碌之辈，而是老谋深算的下棋人。当时的突厥趁着中原大地陷入混乱之际屡次叩边，唐国公李渊的辖地也遭到了其的数次侵犯。隋炀帝杨广把李渊这个他并不喜欢的表哥扔到太原，恐怕也存了这份不让他好过的心思。然而，李渊却做到了转祸为福。他一方面给突厥可汗送去密信寻求支持，一方面以抵御突厥为借口大肆招兵买马，扩充自己的势力。最后甚至用“与突厥人勾结”这样的借口杀掉了隋炀帝派来监视他的王威和高君雅，太原的军民们还深信不疑。这波游刃有余贼喊捉贼的操作，决然不是一个只会饮酒纵乐的庸官做得出来的。李渊游走于突厥蛮族和隋末朝廷之间，既扫除了异己，又消除了后患，使得自己能够从容不迫地起兵逐鹿。事实上，在晋阳之战后不久，李渊又玩了一招类似的。他一面打出“尊隋”的大旗，一面与以李密为首的瓦岗起义军私信交好。在瓦岗军和隋朝官军撕地难舍难分之时，自己则乘虚入关，一举攻克长安。由此看来，李渊坐观天下，运筹帷幄，在晋阳起兵和大唐的建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绝不是任人摆布的傀儡，而是一头咆哮山林的猛虎。话已至此，大唐的建立该归功于谁这个问题已得到了回答。玄武门之变后的李世民为了给自己添金，选择了给父亲抹灰。这对英雄父子之间的恩怨情仇，让跨越千年的我们读来也不禁扼腕叹息。李世民在生前不断遮掩，但终归绝不了天下人之口。在他驾崩后不久，他的儿子李治就说漏了嘴：“高祖发自晋阳，拨乱反正；先朝躬擐甲胄，缵（意为‘继承"）成大业。”晋阳起兵的真相，已经不辨自明了。

　　是昭陵六骏　　昭陵六骏（国宝级文物）　　唐贞观十年（公元636）　　高171—175厘米　　六骏原列于唐太宗昭陵北阙，依次为“特勤骠”、“青骓”、“什伐赤”、“飒露紫”、“拳毛騧”、“白蹄乌”。其中“飒露紫”、“拳毛騧”二骏1914年流失国外，现存美国费城宾夕法尼西亚大学博物馆，其余四块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　　六骏是李世民在打江山时驰骋疆场时所乘过的六匹骏马，他们都为大唐帝国的奠基立下了丰功伟绩。唐太宗李世民于贞观十年（公元636）十一月昭令画家阎立本先画出六骏的图形，再由雕刻工艺家阎立德依形复制刻于石上，由当时的大书法家欧阳询将唐太宗亲自书写的四言赞美诗并由殷仲容用隶书刻在原石上角，刻成后，放置在昭陵北麓的祭坛之内。　　“昭陵六骏”不仅造型高超，就是其名称、色泽和战斗经历都有一段十分动人的故事。　　“特勒骠”，毛色黄白，嘴微黑。“特勒”是突厥部落的官名，此马可能是突厥某特勒所献。公元619年，李世民与宋金刚作战时的乘骑。李世民对它的赞语是：“应策腾空，承丰半汉，天险催敌，乘危济难。”　　“青骓”，毛色苍白，公元621年李世民在河北献县虎牢关与窦建德作战时曾乘骑。马身在冲锋陷阵时被敌人射中五箭，前一后四。浮雕中的马呈疾驰飞奔状。李世民对它的赞语是：“足轻电影，神发天机，策兹飞练，定我戎衣。”　　“什伐赤”，“什伐”为波斯语，“马”的意思。毛色纯赤，来自波斯，是李世民与窦建德在虎牢关作战时曾乘骑，身中五箭，可见战斗之激烈。李世民对它的赞语是：“浬涧未静，斧钺申威，朱汉聘足，青旌凯归。”　　“拳毛騧”，毛色黄，嘴黑，许洛仁在虎牢关所献。李世民乘骑此马曾在河北洛水与刘黑阔进行过激烈的战斗，马连中九箭而死。李世民对它的赞语是：“月精按辔，天马横空，孤矢载，氛埃廓清。”　　“白蹄乌”，此马周身乌黑，四蹄俱白。公元618年深冬，李世民在陕西长武平定薛仁时的乘骑。据说李世民乘此马在追歼薛仁时，一昼夜间奔驰二百多里。时刻画面上白蹄乌昂首怒目，四蹄腾空，鬃竖立迎风，可想当年在黄土高原上奔驰的神态。李世民对它的赞语是：“依天长剑，追风骏足，纵辔平陇，回安定蜀。”　　“飒露紫”，毛色紫红。公元621年，李世民曾骑着这匹马与王世充交战与洛阳。李世民对它的赞语是：“紫燕趋跃，马腾神骏，气砻三川，威陵八阵。”　　在此六骏中，惟有“飒露紫”这块石雕上有一人像，形似牵马人。这个人就是唐朝大将丘行恭。李世民与王世充在洛阳邙山交战时，李世民乘骑的“飒露紫”在激战中身上连中数箭。在陷入困境的紧急时刻，大将丘行恭赶到，张弓四射，拼命厮杀才将敌人拦住，将自己所骑的马让给李世民，并为“飒露紫”拔出箭头。然后自己徒步手持长剑继续与敌作战，掩护了李世民安全突出重围。在浮雕中，此马身中数箭，两眼下垂，臀部稍缩，显示出刚下战场的疲倦神情；而丘行恭身穿战袍，佩刀箭囊未卸，正在俯首为马拔取胸前血箭。战马紧紧偎依在战将胸前，相依为命的形态，真是栩栩如生。唐太宗李世民为了表彰丘行恭的功绩，将他特意雕在六骏石刻之中。　　昭陵六骏是一组纪念碑式的浮雕，内容反映了真实的历史故事。浮雕选用精细的汉白玉大理石为材料，每块高2.5米，宽3米，采用高浮雕的形式将六匹骏马生动地再现在石板上。其中三匹做立状，三匹为奔驰状，姿态英俊，神韵飒爽，造型生动，眉目传神，真可谓“秦王铁骑取天下，六骏功高画亦忧”。鲁迅先生将六骏誉之为“前无古人”的杰作。　　近来学术界提出关于昭陵六骏的真伪问题，其实是现存无论是唐代原作,还是宋代仿刻已不太重要，昭陵六骏的艺术地位，是我国雕刻史上的一座峰碑。国内现存的昭陵四骏均人为破坏,被打分成多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