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路人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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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为了躲过国民党的围剿,不得不过草地,过雪山!下面有资料:
概述
草地位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纵长500余里地,横宽300余里地,面积约15200平方公里,海拔在3500米以上。红军过的草地主要是讲现在的川西北若尔盖地区。草地,其实就是高原湿地,为泥质沼泽。它的形成原因很多,主要由于黑白两河——黑河(亦称墨曲河)和白河(亦称葛曲河)自南至北纵贯其间,起了重要作用。两河的河道迂回曲折,叉河横生,地势低洼,水流淤滞而成沼泽。经年水草,盘根错节,结络成片,覆盖潴水。
沼泽生长的植被主要是藏嵩草、乌拉苔草、海韭菜等,形成草甸。草甸之下,积水淤黑,泥泞不堪,浅处没膝,深处没顶。远远望去,似一片灰绿色海洋,不见山丘,不见树木,鸟兽绝迹,人烟荒芜,没有村寨,没有道路,东西南北,茫茫无限。人和骡马在草地上行走,须脚踏草丛根部,沿草甸前进。若不慎陷入泥潭,无人相救,会愈陷愈深,乃至被灭顶吞没。草地区域气候恶劣,晴空迷雾变幻莫测。每年的5月至9月为草地雨季,使本已滞水泥泞的沼泽,更成漫漫泽国。红军正是在这个季节经过草地的。
[编辑本段]历史
1935年8月,中共中央和红四方面军指挥部率领的右路军进入草地。行军队列分左右两路,平行着前进。左翼为林彪的红1军团,先行;继后是中央领导机关、红军大学等。右翼为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的红30军和红4军。彭德怀率红3军团殿后,走左翼行军路线。进入草地前,红军想尽一切办法筹粮。将青稞脱壳搓成麦粒,再碾成面粉炒熟,便成了干粮炒面;宰杀马匹、牦牛,做成肉干以备食用;在藏民带领下寻认野菜,供过草地之需;还要准备烧酒、辣椒或辣椒汁御寒。虽然尽了最大努力,红军筹到的粮食还是不够全军之用。每个人最多带有8至10斤,一般的带有5至6斤,有的只有3、4斤。粮食不足,使红军在过草地时付出了太多的生命代价。
红军过草地之艰难,是后人难以感受到的首先是行难。茫茫草地,一望无涯,遍地是水草沼泽泥潭,根本没有路。人和马必须踏着草甸走,从一个草甸跨到另一个草甸跳跃前进。或者拄着棍子探深浅,几个人搀扶着走。这样,一天下来,精疲力竭。过草地有三怕:一怕没踩着草甸陷进泥沼。泥沼一般很深,如果拼命往上挣扎,会越陷越深,来不及抢救就会被污泥吞噬。当年的红军,往往是一个人陷进去后,另一个人伸手去拉,用力过猛也会被带着陷进去。后来有了经验才知道,要慢慢移动身子才能上得来,或者将绑腿带缠在被陷进同志的腰间才能拉得上来。那个泥水不仅不能饮用,而且破了皮的腿脚泡过,还会红肿甚至溃烂,一下子很难好。二怕下雨。
草甸本来就难走,天下着雨,脚底下更软、更滑,稍不慎就摔倒,掉进泥沼里去。三怕过河。草地上有不少河,有的水浅好过一点,有的河宽流急很难过,如果遇着下雨更难了。身体虚弱,挨冻受饿,禁不住冰冷的河水刺激。几乎每过一条河,即使是一米深的小河,都有战士倒下。黄克诚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有一次,部队正在淌水过河,突降暴雨,河水猛涨,激流滚滚,尚在河中的人不少被大水冲走吞没。就这样,数不清的红军战士陈尸草地。
其次是食难。准备的青稞麦炒面,需要用水煮和着吃,没有水,干吃很难受,且口渴难熬。一下雨,青稞麦被淋湿了,就成疙瘩,再用开水和就成了稀面糊糊,不经饿。如果吃黏疙瘩,又难以下咽。还有不少同志在进草地之前来不及磨面,带的就是青稞麦。这样的青稞麦只能一颗颗咬着吃,带的少,就一颗颗数着麦粒吃,尽量节省多吃一两天。咬青稞麦既吃不饱,还难于消化。一般战士准备的干粮,两三天就吃完了。这时候,草地才过一半,有的甚至不到一半。还有那么长的路程怎么办?就靠吃野菜、草根、树皮充饥。有的野菜、野草有毒,吃了轻则呕吐泻肚,重则中毒死亡。这就要学会辨别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
前边的部队还有野菜、树皮充饥,后续部队连野菜、树皮都吃不上,更苦。没有能吃的野菜,就将身上的皮带、皮鞋,甚至皮毛坎肩脱下来,还有马鞍子,煮着吃。有的战士饿得实在没吃的,就将别人屙的屎里没有消化的青稞麦,或者自己屙出来的,一粒一粒挑出来,洗了再用茶缸煮着吃。吃是这样,喝也是这样。有的战士,人尿、马尿都喝过。
阿坝党史研究室的同志说,这不是杜撰的,他们访问过的老红军就是这么讲的。这在我们今天是无论如何也难以想象的。阿坝党史研究室的同志接着说:凡能吃的东西都没有了,就不得不宰杀坐骑、牦牛东骡子。彭德怀率领的3军团是殿后的,准备的干粮少,能吃的野菜之类早被前边的部队吃光了。部队要断炊了,他只好将饲养员叫来问:“还有几匹牲口?”老饲养员回答:“连军团长那匹黑骡子在内,有6匹。”彭德怀下令:“全部杀掉。”老饲养员坚决不肯杀大黑骡子,彭德怀说:“我也舍不得,现在连野菜都没得吃,只有杀了牲口,才能出草地。只要人在,牲口,敌人会送来的。”这样,把牲口杀了,他们军团部只留一点杂碎,肉全部分给各连队了。就是这点肉,救活了许多红军战士。饥饿和疾病威胁着每一个人的生命。许多同志在战场上没有倒下去,却在草地里默默的死去。死亡越来越多,后边的人无须向导,顺着络绎不绝的尸体,就可以准确地找到行军路线。
再次是御寒难。草地天气,一日三变,温差极大。早上,太阳出得晚,很冷;中午晴空万里,烈日炎炎;下午往往突然黑云密布,雷电交加,暴雨冰雹铺天盖地而来,或者雾雨朦胧;夜间气温降至零摄氏度左右,冻得人们瑟瑟发抖。红军战士过草地前,大多衣单体弱,准备的棉衣、皮衣哪能够几万人穿!为了御寒,各人穿戴五花八门:穿着厚衣的有之,穿着单衣或夹衣的更多;裹着毯子的有之,更多的是披着各种兽皮;头戴草帽斗笠者有之,顶着油布、打着雨伞者不少;脚穿皮鞋或兽皮靴子的有之,仍然穿着草鞋甚至赤脚的也不少。太冷了,有的就喝点酒或咬点辣椒驱寒。但酒辣椒都带的少,不够用,两三天后也没有了。这样在泥沼草地行军,真可谓“饥寒交迫,冻馁交加”。
阿坝的同志讲:他们访问的老红军说,在草地的几天里,脚是湿的,衣服是湿的,到了宿营地,地是湿的,柴草是湿的,身上几乎没有干过,能冻死人。饥寒、疲劳、疾病夺去了许多战友宝贵的生命。聂帅在回忆录中写道:过草地那些日子,天气是风一阵雨一阵,身上是干一阵湿一阵,肚里是饱一顿饥一顿,走路是深一脚浅一脚。软沓沓,水渍渍,大部分人挺过来了,不少人却倒下去了。
还有宿营难。草地净是泥泞渍水,一般很难夜宿。行军到了傍晚,往往要找一个土丘、河边、高地,比较干一点的地方宿营。如果找不到比较干一点的地方,就只好在草地里露宿。怎么露宿?或者就地而卧,或者坐着打盹,或者背靠背睡一会。女同志往往两人依偎在一起,这样还暖和一点。若有块油布用树枝架起遮挡风雨,就算是很好的条件了。有时晚上风雨交加,用树枝架起的油布,既遮不住风雨,也挡不住寒冷,就会在风雨淋浇之下熬过一夜。在草地里露宿还担心睡着后,跌倒或滚到深水泥沼里去,这样就没命了。因此,有时几个人轮流“值班”,以免发生不幸。
但是,夜晚太冷了,第二天一早起来,往往会看到草地上长眠着一些战士,甚至是跟自己背靠着背休息的战友。红1军团有一个班,就是这样整整齐齐地两人一组,背靠着背,怀里抱着枪支,像熟睡了的样子就再也没有醒过来。红一方面军有个收容队。过草地,每天都有掉队的。饥饿、寒冷,加上缺医少药,伤病员有增无减。当时既无医院,又没那么多担架,完全靠每个伤病员拄着棍子,尾随着部队走。每天掉队的有三四百人,其中大多数都跟上队伍,但也有不少同志跟不上。
后来打响抗美援朝第一枪,志愿军40军118师师长邓岳,当时是个红小鬼,病得迷迷糊糊,是靠拽着干部团团长陈赓的马尾巴才走出草地的。晚上露宿时,掉队的同志三五人一伙背靠着背休息。第二天,收容队同志去叫他们时,一推一摸,他们的身体完全冰冷僵硬,他们就以这样的“睡姿”离开了这个世界。特别是快走出草地的最后两天,像这样静静地长眠在草地的是成片成堆,多达几十人。
在这样极端恶劣的环境下,红军官兵怀着共同的革命理想,保持着严明的优良纪律和乐观的革命精神,发扬了令人感动的阶级友爱,没有垮掉,没有散掉,同甘共苦,以巨大的精神力量战胜了自然界的困难,终于在死神的威胁下夺路而出。肖华上将后来在《长征组歌》中写道:风雨浸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这正是当年的真实写照。
红1军团过草地是左翼前卫,在快走出草地的前一天,聂荣臻给作后卫的红3军团彭德怀发去电报,一方面将沿途经过情形和注意事项告诉他们,另一方面请他们协助掩埋前面牺牲的同志。后来,随3军团行动的周恩来回电说:据3军团收容及沿途掩埋烈士尸体统计,1军团掉队落伍与牺牲的在400人以上。
徐向前是率领右路军过草地的前敌总指挥,他在回忆录中说:一方面军一直长途跋涉,体力消耗太大,实在禁不住恶劣环境的折腾,过草地减员尤多。但一方面军究竟牺牲了多少同志,至今也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这样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也使部队减员不少。阿坝自治州党史研究室曾提供了一个资料:红军三大主力在两年数次过雪山草地期间,非战斗减员在万人以上。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在回忆录中说:红军过草地的牺牲最大,这七个昼夜是长征中最艰难的日子。走出草地后,“我觉得是从死亡世界回到了人间”。
红军右路军过草地用了5天(8月21日——8月26日)。左路军大概也是6天左右。
8月21日,红军右路军开始进入草地。在草地行军十分艰难,高原缺氧,天气多变,风雨雪交加。泥泞,寒冷,饥饿,夺去了许多革命战士的生命,这种情景真是前所未见。我记得第一天3军团政治部由毛儿盖出发,走了60多里路,天快黑时,抵达一个无名草地上宿营,这里一所房子也没有,只有一些低矮的小树,袁国平和我及向仲华等,折了一些小树枝搭了一个小棚,我们几个人挤在一起过夜。下了一夜大雨,小棚无法挡雨,我们几个人被雨淋得满身透湿,无法入睡,只好背靠背挤在一起,讲故事、说笑话、猜谜语或唱歌,总算熬到了天亮。第二天完全进入草地,矮小的树木也见不着了。开始还可以看到太阳,但过一阵子,便狂风大作,忽而又下起雪来。第3天过葛丘河,河宽不到20米,但水深齐腰,水流很急,水冷如冰,徒涉时还需几人互相搀扶,否则会被急流冲走。不少战士因体弱、缺氧和寒冷,过河上岸时倒下了。第4天是在沼泽地内行走,不仅天气变化无常,而且地面完全是水草,要选择在草堆上走,如不小心,掉入沼泽坑内则越陷越深。有的同志就这样永远出不来了,不少骡马也因陷入沼泽坑内拔不出来。第5天,8月26日,终于走出草地,到了班佑、巴西、阿西地区。
红军为此牺牲了好多人
- 余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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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为了躲过国民党的围剿,不得不过草地,过雪山!下面有资料:
概述
草地位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纵长500余里地,横宽300余里地,面积约15200平方公里,海拔在3500米以上。红军过的草地主要是讲现在的川西北若尔盖地区。草地,其实就是高原湿地,为泥质沼泽。它的形成原因很多,主要由于黑白两河——黑河(亦称墨曲河)和白河(亦称葛曲河)自南至北纵贯其间,起了重要作用。两河的河道迂回曲折,叉河横生,地势低洼,水流淤滞而成沼泽。经年水草,盘根错节,结络成片,覆盖潴水。
沼泽生长的植被主要是藏嵩草、乌拉苔草、海韭菜等,形成草甸。草甸之下,积水淤黑,泥泞不堪,浅处没膝,深处没顶。远远望去,似一片灰绿色海洋,不见山丘,不见树木,鸟兽绝迹,人烟荒芜,没有村寨,没有道路,东西南北,茫茫无限。人和骡马在草地上行走,须脚踏草丛根部,沿草甸前进。若不慎陷入泥潭,无人相救,会愈陷愈深,乃至被灭顶吞没。草地区域气候恶劣,晴空迷雾变幻莫测。每年的5月至9月为草地雨季,使本已滞水泥泞的沼泽,更成漫漫泽国。红军正是在这个季节经过草地的。
[编辑本段]历史
1935年8月,中共中央和红四方面军指挥部率领的右路军进入草地。行军队列分左右两路,平行着前进。左翼为林彪的红1军团,先行;继后是中央领导机关、红军大学等。右翼为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的红30军和红4军。彭德怀率红3军团殿后,走左翼行军路线。进入草地前,红军想尽一切办法筹粮。将青稞脱壳搓成麦粒,再碾成面粉炒熟,便成了干粮炒面;宰杀马匹、牦牛,做成肉干以备食用;在藏民带领下寻认野菜,供过草地之需;还要准备烧酒、辣椒或辣椒汁御寒。虽然尽了最大努力,红军筹到的粮食还是不够全军之用。每个人最多带有8至10斤,一般的带有5至6斤,有的只有3、4斤。粮食不足,使红军在过草地时付出了太多的生命代价。
红军过草地之艰难,是后人难以感受到的首先是行难。茫茫草地,一望无涯,遍地是水草沼泽泥潭,根本没有路。人和马必须踏着草甸走,从一个草甸跨到另一个草甸跳跃前进。或者拄着棍子探深浅,几个人搀扶着走。这样,一天下来,精疲力竭。过草地有三怕:一怕没踩着草甸陷进泥沼。泥沼一般很深,如果拼命往上挣扎,会越陷越深,来不及抢救就会被污泥吞噬。当年的红军,往往是一个人陷进去后,另一个人伸手去拉,用力过猛也会被带着陷进去。后来有了经验才知道,要慢慢移动身子才能上得来,或者将绑腿带缠在被陷进同志的腰间才能拉得上来。那个泥水不仅不能饮用,而且破了皮的腿脚泡过,还会红肿甚至溃烂,一下子很难好。二怕下雨。
草甸本来就难走,天下着雨,脚底下更软、更滑,稍不慎就摔倒,掉进泥沼里去。三怕过河。草地上有不少河,有的水浅好过一点,有的河宽流急很难过,如果遇着下雨更难了。身体虚弱,挨冻受饿,禁不住冰冷的河水刺激。几乎每过一条河,即使是一米深的小河,都有战士倒下。黄克诚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有一次,部队正在淌水过河,突降暴雨,河水猛涨,激流滚滚,尚在河中的人不少被大水冲走吞没。就这样,数不清的红军战士陈尸草地。
其次是食难。准备的青稞麦炒面,需要用水煮和着吃,没有水,干吃很难受,且口渴难熬。一下雨,青稞麦被淋湿了,就成疙瘩,再用开水和就成了稀面糊糊,不经饿。如果吃黏疙瘩,又难以下咽。还有不少同志在进草地之前来不及磨面,带的就是青稞麦。这样的青稞麦只能一颗颗咬着吃,带的少,就一颗颗数着麦粒吃,尽量节省多吃一两天。咬青稞麦既吃不饱,还难于消化。一般战士准备的干粮,两三天就吃完了。这时候,草地才过一半,有的甚至不到一半。还有那么长的路程怎么办?就靠吃野菜、草根、树皮充饥。有的野菜、野草有毒,吃了轻则呕吐泻肚,重则中毒死亡。这就要学会辨别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
前边的部队还有野菜、树皮充饥,后续部队连野菜、树皮都吃不上,更苦。没有能吃的野菜,就将身上的皮带、皮鞋,甚至皮毛坎肩脱下来,还有马鞍子,煮着吃。有的战士饿得实在没吃的,就将别人屙的屎里没有消化的青稞麦,或者自己屙出来的,一粒一粒挑出来,洗了再用茶缸煮着吃。吃是这样,喝也是这样。有的战士,人尿、马尿都喝过。
阿坝党史研究室的同志说,这不是杜撰的,他们访问过的老红军就是这么讲的。这在我们今天是无论如何也难以想象的。阿坝党史研究室的同志接着说:凡能吃的东西都没有了,就不得不宰杀坐骑、牦牛东骡子。彭德怀率领的3军团是殿后的,准备的干粮少,能吃的野菜之类早被前边的部队吃光了。部队要断炊了,他只好将饲养员叫来问:“还有几匹牲口?”老饲养员回答:“连军团长那匹黑骡子在内,有6匹。”彭德怀下令:“全部杀掉。”老饲养员坚决不肯杀大黑骡子,彭德怀说:“我也舍不得,现在连野菜都没得吃,只有杀了牲口,才能出草地。只要人在,牲口,敌人会送来的。”这样,把牲口杀了,他们军团部只留一点杂碎,肉全部分给各连队了。就是这点肉,救活了许多红军战士。饥饿和疾病威胁着每一个人的生命。许多同志在战场上没有倒下去,却在草地里默默的死去。死亡越来越多,后边的人无须向导,顺着络绎不绝的尸体,就可以准确地找到行军路线。
再次是御寒难。草地天气,一日三变,温差极大。早上,太阳出得晚,很冷;中午晴空万里,烈日炎炎;下午往往突然黑云密布,雷电交加,暴雨冰雹铺天盖地而来,或者雾雨朦胧;夜间气温降至零摄氏度左右,冻得人们瑟瑟发抖。红军战士过草地前,大多衣单体弱,准备的棉衣、皮衣哪能够几万人穿!为了御寒,各人穿戴五花八门:穿着厚衣的有之,穿着单衣或夹衣的更多;裹着毯子的有之,更多的是披着各种兽皮;头戴草帽斗笠者有之,顶着油布、打着雨伞者不少;脚穿皮鞋或兽皮靴子的有之,仍然穿着草鞋甚至赤脚的也不少。太冷了,有的就喝点酒或咬点辣椒驱寒。但酒辣椒都带的少,不够用,两三天后也没有了。这样在泥沼草地行军,真可谓“饥寒交迫,冻馁交加”。
阿坝的同志讲:他们访问的老红军说,在草地的几天里,脚是湿的,衣服是湿的,到了宿营地,地是湿的,柴草是湿的,身上几乎没有干过,能冻死人。饥寒、疲劳、疾病夺去了许多战友宝贵的生命。聂帅在回忆录中写道:过草地那些日子,天气是风一阵雨一阵,身上是干一阵湿一阵,肚里是饱一顿饥一顿,走路是深一脚浅一脚。软沓沓,水渍渍,大部分人挺过来了,不少人却倒下去了。
还有宿营难。草地净是泥泞渍水,一般很难夜宿。行军到了傍晚,往往要找一个土丘、河边、高地,比较干一点的地方宿营。如果找不到比较干一点的地方,就只好在草地里露宿。怎么露宿?或者就地而卧,或者坐着打盹,或者背靠背睡一会。女同志往往两人依偎在一起,这样还暖和一点。若有块油布用树枝架起遮挡风雨,就算是很好的条件了。有时晚上风雨交加,用树枝架起的油布,既遮不住风雨,也挡不住寒冷,就会在风雨淋浇之下熬过一夜。在草地里露宿还担心睡着后,跌倒或滚到深水泥沼里去,这样就没命了。因此,有时几个人轮流“值班”,以免发生不幸。
但是,夜晚太冷了,第二天一早起来,往往会看到草地上长眠着一些战士,甚至是跟自己背靠着背休息的战友。红1军团有一个班,就是这样整整齐齐地两人一组,背靠着背,怀里抱着枪支,像熟睡了的样子就再也没有醒过来。红一方面军有个收容队。过草地,每天都有掉队的。饥饿、寒冷,加上缺医少药,伤病员有增无减。当时既无医院,又没那么多担架,完全靠每个伤病员拄着棍子,尾随着部队走。每天掉队的有三四百人,其中大多数都跟上队伍,但也有不少同志跟不上。
后来打响抗美援朝第一枪,志愿军40军118师师长邓岳,当时是个红小鬼,病得迷迷糊糊,是靠拽着干部团团长陈赓的马尾巴才走出草地的。晚上露宿时,掉队的同志三五人一伙背靠着背休息。第二天,收容队同志去叫他们时,一推一摸,他们的身体完全冰冷僵硬,他们就以这样的“睡姿”离开了这个世界。特别是快走出草地的最后两天,像这样静静地长眠在草地的是成片成堆,多达几十人。
在这样极端恶劣的环境下,红军官兵怀着共同的革命理想,保持着严明的优良纪律和乐观的革命精神,发扬了令人感动的阶级友爱,没有垮掉,没有散掉,同甘共苦,以巨大的精神力量战胜了自然界的困难,终于在死神的威胁下夺路而出。肖华上将后来在《长征组歌》中写道:风雨浸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这正是当年的真实写照。
红1军团过草地是左翼前卫,在快走出草地的前一天,聂荣臻给作后卫的红3军团彭德怀发去电报,一方面将沿途经过情形和注意事项告诉他们,另一方面请他们协助掩埋前面牺牲的同志。后来,随3军团行动的周恩来回电说:据3军团收容及沿途掩埋烈士尸体统计,1军团掉队落伍与牺牲的在400人以上。
徐向前是率领右路军过草地的前敌总指挥,他在回忆录中说:一方面军一直长途跋涉,体力消耗太大,实在禁不住恶劣环境的折腾,过草地减员尤多。但一方面军究竟牺牲了多少同志,至今也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这样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也使部队减员不少。阿坝自治州党史研究室曾提供了一个资料:红军三大主力在两年数次过雪山草地期间,非战斗减员在万人以上。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在回忆录中说:红军过草地的牺牲最大,这七个昼夜是长征中最艰难的日子。走出草地后,“我觉得是从死亡世界回到了人间”。
红军右路军过草地用了5天(8月21日——8月26日)。左路军大概也是6天左右。
8月21日,红军右路军开始进入草地。在草地行军十分艰难,高原缺氧,天气多变,风雨雪交加。泥泞,寒冷,饥饿,夺去了许多革命战士的生命,这种情景真是前所未见。我记得第一天3军团政治部由毛儿盖出发,走了60多里路,天快黑时,抵达一个无名草地上宿营,这里一所房子也没有,只有一些低矮的小树,袁国平和我及向仲华等,折了一些小树枝搭了一个小棚,我们几个人挤在一起过夜。下了一夜大雨,小棚无法挡雨,我们几个人被雨淋得满身透湿,无法入睡,只好背靠背挤在一起,讲故事、说笑话、猜谜语或唱歌,总算熬到了天亮。第二天完全进入草地,矮小的树木也见不着了。开始还可以看到太阳,但过一阵子,便狂风大作,忽而又下起雪来。第3天过葛丘河,河宽不到20米,但水深齐腰,水流很急,水冷如冰,徒涉时还需几人互相搀扶,否则会被急流冲走。不少战士因体弱、缺氧和寒冷,过河上岸时倒下了。第4天是在沼泽地内行走,不仅天气变化无常,而且地面完全是水草,要选择在草堆上走,如不小心,掉入沼泽坑内则越陷越深。有的同志就这样永远出不来了,不少骡马也因陷入沼泽坑内拔不出来。第5天,8月26日,终于走出草地,到了班佑、巴西、阿西地区。
红军为此牺牲了好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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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位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纵长500余里,横宽300余里,面积约15200平方公里,海拔在3500米以上。红军过的草地主要是讲现在的川西北若尔盖地区。草地,其实就是高原湿地,为泥质沼泽。它的形成原因很多,主要由于黑白两河——黑河(亦称墨曲河)和白河(亦称葛曲河)自南至北纵贯其间,起了重要作用。两河的河道迂回曲折,叉河横生,地势低洼,水流淤滞而成沼泽。经年水草,盘根错节,结络成片,覆盖潴水。沼泽生长的植被主要是藏嵩草、乌拉苔草、海韭菜等,形成草甸。草甸之下,积水淤黑,泥泞不堪,浅处没膝,深处没顶。远远望去,似一片灰绿色海洋,不见山丘,不见树木,鸟兽绝迹,人烟荒芜,没有村寨,没有道路,东西南北,茫茫无限。人和骡马在草地上行走,须脚踏草丛根部,沿草甸前进。若不慎陷入泥潭,无人相救,会愈陷愈深,乃至被灭顶吞没。草地区域气候恶劣,晴空迷雾变幻莫测。每年的5月至9月为草地雨季,使本已滞水泥泞的沼泽,更成漫漫泽国。红军正是在这个季节经过草地的。
1935年8月,中共中央和红四方面军指挥部率领的右路军进入草地。行军队列分左右两路,平行前进。左翼为林彪的红1军团,先行;继后是中央领导机关、红军大学等。右翼为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的红30军和红4军。彭德怀率红3军团殿后,走左翼行军路线。进入草地前,红军想尽一切办法筹粮。将青稞脱壳搓成麦粒,再碾成面粉炒熟,便成了干粮炒面;宰杀马匹、牦牛,做成肉干以备食用;在藏民带领下寻认野菜,供过草地之需;还要准备烧酒、辣椒或辣椒汁御寒。虽然尽了最大努力,红军筹到的粮食还是不够全军之用。每个人最多带有8至10斤,一般的带有5至6斤,有的只有3、4斤。粮食不足,使红军在过草地时付出了太多的生命代价。
红军过草地之艰难,是后人难以感受到的。
首先是行难。茫茫草地,一望无涯,遍地是水草沼泽泥潭,根本没有路。人和马必须踏着草甸走,从一个草甸跨到另一个草甸跳跃前进。或者拄着棍子探深浅,几个人搀扶着走。这样,一天下来,精疲力竭。过草地有三怕:一怕没踩着草甸陷进泥沼。泥沼一般很深,如果拼命往上挣扎,会越陷越深,来不及抢救就会被污泥吞噬。当年的红军,往往是一个人陷进去后,另一个人伸手去拉,用力过猛也会被带着陷进去。后来有了经验才知道,要慢慢移动身子才能上得来,或者将绑腿带缠在被陷进同志的腰间才能拉得上来。那个泥水不仅不能饮用,而且破了皮的腿脚泡过,还会红肿甚至溃烂,一下子很难好。二怕下雨。草甸本来就难走,天下着雨,脚底下更软、更滑,稍不慎就摔倒,掉进泥沼里去。三怕过河。草地上有不少河,有的水浅好过一点,有的河宽流急很难过,如果遇着下雨更难了。身体虚弱,挨冻受饿,禁不住冰冷的河水刺激。几乎每过一条河,即使是一米深的小河,都有战士倒下。黄克诚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有一次,部队正在淌水过河,突降暴雨,河水猛涨,激流滚滚,尚在河中的人不少被大水冲走吞没。就这样,数不清的红军战士陈尸草地。
其次是食难。准备的青稞麦炒面,需要用水煮和着吃,没有水,干吃很难受,且口渴难熬。一下雨,青稞麦被淋湿了,就成疙瘩,再用开水和就成了稀面糊糊,不经饿。如果吃黏疙瘩,又难以下咽。还有不少同志在进草地之前来不及磨面,带的就是青稞麦。这样的青稞麦只能一颗颗咬着吃,带的少,就一颗颗数着麦粒吃,尽量节省多吃一两天。咬青稞麦既吃不饱,还难于消化。一般战士准备的干粮,两三天就吃完了。这时候,草地才过一半,有的甚至不到一半。还有那么长的路程怎么办?就靠吃野菜、草根、树皮充饥。有的野菜、野草有毒,吃了轻则呕吐泻肚,重则中毒死亡。这就要学会辨别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前边的部队还有野菜、树皮充饥,后续部队连野菜、树皮都吃不上,更苦。没有能吃的野菜,就将身上的皮带、皮鞋,甚至皮毛坎肩脱下来,还有马鞍子,煮着吃。有的战士饿得实在没吃的,就将别人屙的屎里没有消化的青稞麦,或者自己屙出来的,一粒一粒挑出来,洗了再用茶缸煮着吃。吃是这样,喝也是这样。有的战士,人尿、马尿都喝过。阿坝党史研究室的同志说,这不是杜撰的,他们访问过的老红军就是这么讲的。这在我们今天是无论如何也难以想象的。阿坝党史研究室的同志接着说:凡能吃的东西都没有了,就不得不宰杀坐骑、牦牛东骡子。彭德怀率领的3军团是殿后的,准备的干粮少,能吃的野菜之类早被前边的部队吃光了。部队要断炊了,他只好将饲养员叫来问:“还有几匹牲口?”老饲养员回答:“连军团长那匹黑骡子在内,有6匹。”彭德怀下令:“全部杀掉。”老饲养员坚决不肯杀大黑骡子,彭德怀说:“我也舍不得,现在连野菜都没得吃,只有杀了牲口,才能出草地。只要人在,牲口,敌人会送来的。”这样,把牲口杀了,他们军团部只留一点杂碎,肉全部分给各连队了。就是这点肉,救活了许多红军战士。饥饿和疾病威胁着每一个人的生命。许多同志在战场上没有倒下去,却在草地里默默的死去。死亡越来越多,后边的人无须向导,顺着络绎不绝的尸体,就可以准确地找到行军路线。
再次是御寒难。草地天气,一日三变,温差极大。早上,太阳出得晚,很冷;中午晴空万里,烈日炎炎;下午往往突然黑云密布,雷电交加,暴雨冰雹铺天盖地而来,或者雾雨朦胧;夜间气温降至零摄氏度左右,冻得人们瑟瑟发抖。红军战士过草地前,大多衣单体弱,准备的棉衣、皮衣哪能够几万人穿!为了御寒,各人穿戴五花八门:穿着厚衣的有之,穿着单衣或夹衣的更多;裹着毯子的有之,更多的是披着各种兽皮;头戴草帽斗笠者有之,顶着油布、打着雨伞者不少;脚穿皮鞋或兽皮靴子的有之,仍然穿着草鞋甚至赤脚的也不少。太冷了,有的就喝点酒或咬点辣椒驱寒。但酒辣椒都带的少,不够用,两三天后也没有了。这样在泥沼草地行军,真可谓“饥寒交迫,冻馁交加”。阿坝的同志讲:他们访问的老红军说,在草地的几天里,脚是湿的,衣服是湿的,到了宿营地,地是湿的,柴草是湿的,身上几乎没有干过,能冻死人。饥寒、疲劳、疾病夺去了许多战友宝贵的生命。聂帅在回忆录中写道:过草地那些日子,天气是风一阵雨一阵,身上是干一阵湿一阵,肚里是饱一顿饥一顿,走路是深一脚浅一脚。软沓沓,水渍渍,大部分人挺过来了,不少人却倒下去了。
还有宿营难。草地净是泥泞渍水,一般很难夜宿。行军到了傍晚,往往要找一个土丘、河边、高地,比较干一点的地方宿营。如果找不到比较干一点的地方,就只好在草地里露宿。怎么露宿?或者就地而卧,或者坐着打盹,或者背靠背睡一会。女同志往往两人依偎在一起,这样还暖和一点。若有块油布用树枝架起遮挡风雨,就算是很好的条件了。有时晚上风雨交加,用树枝架起的油布,既遮不住风雨,也挡不住寒冷,就会在风雨淋浇之下熬过一夜。在草地里露宿还担心睡着后,跌倒或滚到深水泥沼里去,这样就没命了。因此,有时几个人轮流“值班”,以免发生不幸。但是,夜晚太冷了,第二天一早起来,往往会看到草地上长眠着一些战士,甚至是跟自己背靠着背休息的战友。红1军团有一个班,就是这样整整齐齐地两人一组,背靠着背,怀里抱着枪支,像熟睡了的样子就再也没有醒过来。红一方面军有个收容队。过草地,每天都有掉队的。饥饿、寒冷,加上缺医少药,伤病员有增无减。当时既无医院,又没那么多担架,完全靠每个伤病员拄着棍子,尾随着部队走。每天掉队的有三四百人,其中大多数都跟上队伍,但也有不少同志跟不上。后来打响抗美援朝第一枪,志愿军40军118师师长邓岳,当时是个红小鬼,病得迷迷糊糊,是靠拽着干部团团长陈赓的马尾巴才走出草地的。晚上露宿时,掉队的同志三五人一伙背靠着背休息。第二天,收容队同志去叫他们时,一推一摸,他们的身体完全冰冷僵硬,他们就以这样的“睡姿”离开了这个世界。特别是快走出草地的最后两天,像这样静静地长眠在草地的是成片成堆,多达几十人。
在这样极端恶劣的环境下,红军官兵怀着共同的革命理想,保持着严明的优良纪律和乐观的革命精神,发扬了令人感动的阶级友爱,没有垮掉,没有散掉,同甘共苦,以巨大的精神力量战胜了自然界的困难,终于在死神的威胁下夺路而出。肖华上将后来在《长征组歌》中写道:风雨浸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这正是当年的真实写照。
红1军团过草地是左翼前卫,在快走出草地的前一天,聂荣臻给作后卫的红3军团彭德怀发去电报,一方面将沿途经过情形和注意事项告诉他们,另一方面请他们协助掩埋前面牺牲的同志。后来,随3军团行动的周恩来回电说:据3军团收容及沿途掩埋烈士尸体统计,1军团掉队落伍与牺牲的在400人以上。徐向前是率领右路军过草地的前敌总指挥,他在回忆录中说:一方面军一直长途跋涉,体力消耗太大,实在禁不住恶劣环境的折腾,过草地减员尤多。但一方面军究竟牺牲了多少同志,至今也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这样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也使部队减员不少。阿坝自治州党史研究室曾提供了一个资料:红军三大主力在两年数次过雪山草地期间,非战斗减员在万人以上。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在回忆录中说:红军过草地的牺牲最大,这七个昼夜是长征中最艰难的日子。走出草地后,“我觉得是从死亡世界回到了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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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我来告诉你,主要是当时国民党贯彻‘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展开对共产党的围剿,同时共产党以王明为首的共党领导犯左倾错误,导致反围剿失败,无奈,展开了两万五千里长征,过草地避开国民党尖锐部队,北上...(手机打字很累,望楼主采纳)
- 北有云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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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为了躲避国家民党围剿,不不走偏远的草地雪山
- cl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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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they couldn"t win the GM party.
the then wonn"t beat Japanese.
Underst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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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下,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从而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但国民党蒋介石仍顽固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调动100万大军“围剿”红军和各苏区,其中以50万兵力直逼中央苏区。在“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下,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最终失败,红军从而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如果继续采取毛泽东为红军制订的战略战术原则,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大规模‘围剿"是有可能的。”徐占权解释说,一方面,蒋介石虽然调集了50万兵力、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新战略,但同时也面临着财政拮据、抗日反蒋运动日益兴起、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日趋尖锐、各帝国主义国家由于在华利益不同与蒋的冲突不断加剧等严重问题。另一方面,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的人民群众经过多次反“围剿”斗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苏区得到巩固和扩大,经济迅速发展,红军和地方武装迅速壮大,为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然而,“左”倾冒险主义断送了这样的有利局面。1933年初,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一味命令红军和地方武装“以革命的进攻来粉碎反革命的进攻”,竭力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进攻路线。
完全脱离中国实际情况的进攻路线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徐占权认为,这种完全脱离中国实际情况的进攻路线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反对实行“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博古、李德等人无视敌强我弱的现实,照搬外国经验,反对人民战争,主张纯粹依靠主力兵团的所谓“正规”战争。黎川战斗中,红军防守兵力薄弱,毛泽东认为应放弃黎川、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但“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要部队死守黎川、不能丧失苏区的一寸土地,命令红军主力在敌军主力和堡垒之间连续寻战近两个月,结果不但未能收复黎川,反而使部队遭受很大损失。
第二,反对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主张实行“左”倾关门主义。正当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陷入被动之时,国民党第19路军将领联合李济深等国民党内反蒋力量,在福州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与国民党政府决裂。“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拒绝了毛泽东向敌人后方进攻的建议,并坚持“福建人民政府”不是革命的而拒绝支援19路军。
第三,反对运动战,主张实行阵地战。李德提出的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理论,限制了红军的机动性,使得红军不能积极、主动地调动敌人,而只能守株待兔式地等敌人出碉堡而实行“短促突击”。在历时18天的广昌保卫战中,红军毙伤俘敌2000余人,自身却伤亡5000余人,约占参战人数的五分之一。彭德怀曾批评说:“这种主观主义,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
第四,没有适时举行战略转移,而是继续主张同强敌拼消耗。广昌保卫战失败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虽然讨论过战略转移问题,但由于意见不一致,特别是共产国际模棱两可的表态,致使军委未能果断作出决策,红军奉命展开分兵作战、全线抵御,结果为敌所制,陷入了更加被动的境地。
第五,仓促举行战略转移,致使第五次反“围剿”最终失败。在中央苏区难以继续支撑红军抗敌的情况下,“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才被迫放弃在苏区内抵御敌人的原计划,决定于1934年10月底或11月初,沿红6军团前进的路线实行战略转移,准备到湘西北与红3军和红6军团会合,而后从外部实行反攻、恢复中央苏区。然而,在敌人于9月底向苏区中心区发起总攻时,他们既没有胆略利用敌人暂时不敢长驱直入的间隙让红军进行休整和补充,也没有采纳毛泽东让红军主力牵制敌军至湖南的建议,而是被敌人的气势吓倒,仓促决定放弃中央苏区,提前一个月实行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从瑞金出发,率领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及两个军委纵队共8.6万余人,开始战略转移。至此,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宣告失败,中央红军长征开始。之后,红25军,红四方面军,红2、红6军团,也相继撤出鄂豫皖、川陕、湘鄂川黔苏区,踏上了长征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