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语文素材

林治波甘肃发展不起来，可能是由于以下原因导致的。首先，林治波地处西部内陆山区，交通、信息、资源等基础条件相对较差，对于区域发展所需的各项要素比较匮乏。其次，林治波经济结构不够优化，产业比较单一，以农业和重化工业为主，缺乏技术含量较高的现代服务业等新兴产业，导致经济增长缓慢。此外，区域政策的针对性和执行力度有待进一步提高，一些制度和机制的不完善，以及部分地方政府的治理不力等因素也是林治波发展的瓶颈。

林治波并未指明道姓说该网红院士是谁。但林治波直接点名批评了某部委和某位沽名钓誉的网红院士。其忧国忧民的胸怀、胆魄、气度，堪称共产党员的楷模，堪称时代的先锋。198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同年入军事科学院战史部从事军事历史研究。曾任《军事历史》杂志编辑、战史研究员,上校军衔。

人民日报社长林治波俯视pp三点水那个对四川分社点评。根据查询相关资料显示，林治波，男，汉族，1963年出生于威海，198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同年入军事科学院战史部从事军事历史研究。

林治波：中药防疫效果好，为什么不宣传，资本不让宣是错误的。根据查询2022年1月15日人民日报四川分社社长林治波：中医药的多重价值，编者按在新一轮抗击新冠病毒疫情的斗争中，我国特有的中医药防治再次以其显著功效，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重视。本号从即日起，连载林治波同志关于中医药的一组文章，以飨读者。

美国对中国的打压绞杀，证明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竞争异常激烈，保卫国家和人民利益是极其重要的。亲美势力无节制地抱美国大腿，不但没有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福祉，反而导致了无比巨大的损失，这是令爱国者痛心的。1.开放，是一个中性词，而不能视为褒义词。因为，开放有正确的，有错误的，正确的应坚持，错误的应改正。如果将开放完全视为一个褒义词，那么就会认为无论开放什么、无论怎样开放都是对的。2.开放，和其他事物一样，要有度，不足与过度均有害。3.过度的开放，比闭关自守还有害。如果说，闭关自守是慢性自杀，过度开放则是急性自杀。越开放越安全的说法，是违背常识的。殖民地是最开放的，它安全吗？连主权都没了。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以及世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付出了千千万万英烈生命的代价，就是为了把帝国主义列强赶出去，结束无节制无限度开放的被动局面。4.应进行有利的开放，避免不利的开放。通过开放，趋利避害，实现国家强盛，是开放的基本原则。5.应进行对等的开放。不能实施单方面的开放，而应实行对等、平等的开放，这也应该成为开放的一个基本原则。6.招商引资，应变为招商选资。选择那些朝阳产业、高技术产业、低污染产业和有利于促进产品外销的企业。如果外商在中国生产的产品只是内销，则我国的民族产业必受巨大冲击，汽车就是一例。这个失误在利润和产业升级两个方面给中国带来了无比巨大的损失。7.开放不可以丧失国内市场为代价。国内市场如果完全被国际垄断资本控制，则中国的本土产业和民族产业将完全丧失生存空间。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崛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依靠的只能是民族产业而不是西方跨国公司。很多人经常忘记这一点。

曹林会被林治波打击报复。曹林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自己会在微博上继续关注林治波当兰大新闻学院院长这个事情。此前，林治波和曹林在网上时有口舌之争，两人各有支持者在网上壮大声势。故曹林会被林治波打击报复。

钱学森（1911年12月11日-2009年10月31日），男，汉族，出生于上海，籍贯浙江省杭州市。1959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应用力学学科的创始人，也是中国近代力学和系统工程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奠基人。关于钱学森申请美国绿卡这件事，有如下经历：1. 1935年，钱学森作为一名公费留学生前往美国学习，后来在麻省理工学院担任讲师。2. 1943年，钱学森成为加州理工学院的助理教授。3. 1946年，钱学森被晋升为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4. 1949年，钱学森成为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并在此度过了一生。至于钱学森是否申请过美国绿卡，没有官方记载。不过，由于他是中国国籍，所以他不能申请美国绿卡。

2000年，调至人民日报评论部从事新闻评论工作，曾任评论部专栏组组长、要论组组长、评论部副主任，参与起草了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开幕社论和多篇任仲评文章。2009年11月调任人民日报社甘肃分社社长。2014年7月9日上午，历史作家“十年砍柴”在微博上爆料，原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社长林治波被任命为兰州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林治波曾因在微博上评述“大跃进”历史引起争议，后在微博上对自己的不当言论致歉。

198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同年入军事科学院战史部从事军事历史研究。曾任《军事历史》杂志编辑、战史研究员，上校军衔。先后 参加了多卷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的撰写和新版《毛泽东选集》的注释工作，是电视文献片 《使命》《彭德怀》和《万里长征》的主要撰稿人。

您说的这件事情属于谣言，这个谣言被大家所熟悉，是因为2014年时任新华社甘肃分社社长林治波在人民网发表了《人民日报记者论甘肃发展》系列文章，其中第七篇《观念是个大问题》里面的言论让广大群众误认为了“九寨沟原本属于甘肃，碧口镇原本属于四川，因为甘肃领导思想保守，目光短浅，看上了碧口水电站，于是给了四川九寨沟，换来了碧口镇。”但是碧口水电站1969年5月开工，1997年6月才竣工，可是1978年，国务院就以〔1978〕256号文件，将九寨沟划为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发九寨沟的时间远远早于碧口水电站竣工的时间。另外，省界划分不是两省之间的交易，而是由国家勘界，不可能随意更改。众多人误以为九寨沟曾属于甘肃，是因为九寨沟习俗、语言等与四川不同，现属甘肃林业厅的白龙江林业管理局前身是白龙江林区，而其管辖的南坪林业局又划归四川。所以才造成谣言愈演愈烈。

　　发一篇人民网的解读，差不多正好三千字左右，希望对你有帮助！　　“君子和而不同”的解读　　本刊特约记者 林治波　　“以和为贵”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和基本价值取向。“君子和而不同”正是对“和”这一理念的具体阐发。“和而不同”追求内在的和谐统一，而不是表象上的相同和一致。今天，“和而不同”是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法则。　　笔者以为，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有两个观点极具现实价值：一个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另一个就是“君子和而不同”。前者已被《世界人类责任宣言》确定为全球治理的“黄金规则”；后者对于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和多元世界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在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历来主张平衡和谐，“以和为贵”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和基本价值取向。“君子和而不同”正是对“和”这一理念的具体阐发。　　这句话出自《论语•子路第十三》。原话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何晏《论语集解》对这句话的解释是：“君子心和然其所见各异，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争利，故曰不和。”就是说，君子内心所见略同，但其外在表现未必都一样，比如都为天下谋，有些人出仕做官，有些人则教书育人，这种“不同”可以致“和”；小人虽然嗜好相同，但因为各争私利，必然互起冲突，这种“同”反而导致了“不和”。　　其实，“和”与“同”的概念，最早不是孔子提出来的。《国语》和《左传》中都有史伯与晏子议论“和”“同”的记载，比如史伯在《国语•郑语》中说：“以他平他谓之和。”这里的“他”有“不同”的意思，在不同中寻找相同相近的事物或道理，也就是寻求“和”的过程。史伯和晏子从哲学和自然规律上来讲“和”与“同”，孔子则将其引申到社会领域，用以阐释做人的道理，视为区别“君子”与“小人”的特征之一，可见孔子对“和”的重视。　　宋儒注重义利之辩，认为义、利水火不容，即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何晏注解的基础上，宋儒更明确地以义利观来解释“和而不同”，认为君子的“和”是“义”的结果，小人的“同”是“利”的驱使。这种解释思路一直延续到清末，比如刘宝楠《论语正义》所说的“和因义起，同由利生”，与宋儒一脉相承。　　孔子的本意是否如此，或者说，孔子是否认同后人的解释，不得而知。笔者以为，对“君子和而不同”的理解，在当今时代似应超越“义”“利”的道德范畴，而上升到思想方法和处事哲学的高度加以阐释。　　从哲学意义上讲，“和”是和谐，是统一，“同”是相同，是一致；“和”是抽象的，内在的；“同”是具体的，外在的。“和而不同”，就是追求内在的和谐统一，而不是表象上的相同和一致。　　这里，“君子和而不同”似乎可以区分为两种情况：　　就自身而言，高明的人总是与别人相协调，但并不盲目地重复或附和别人，因协调而不重复故能达成和谐；不高明的人，见到旁人的成功就一窝蜂随大流地摹仿别人，反而引起恶性竞争，最终导致不和谐。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美国开发西部的早期，曾一度形成了淘金热，各地的人们纷纷奔赴西部淘金。而一个叫史密斯的人，也想借此发财，但他不是直接像别人那样去淘金，而是去向淘金的人卖水。结果，许多淘金者空手而归，史密斯却大发一笔，从此成了富翁。他顺应了淘金的潮流，这是“和”；但他没有重复别人，这是“不同”，合起来就是“和而不同”，所以他比别人高明，发财是对高明的应有报偿。　　对他人而言，高明的人总是追求和谐，为此而包容差异，在丰富多彩中达成和谐；不高明的人，总是强求一致，因容不得差异而往往造成矛盾冲突。比如，一个乐队，想要演奏出和谐美妙的音乐，需要使用十几种乃至几十种不同的乐器，各奏其乐，各发其声，从而汇成宏大动听的交响乐。反之，如果乐队中都使用同一种乐器，其单调乏味是可想而知的。再比如，用乱石砌墙、碎石铺路，一块块乱石奇形怪状，一块块碎石各不相同，但墙一旦砌成，风格和谐统一，路一旦铺就，犹如一体天成。又比如，生物分雌雄，动物分公母，人类分男女，倘若世界上只有同一个性别，无法交媾，也就无法造就新的生命。我们的世界本来就是，也应当是一个“和而不同”的多样性的世界。　　黑格尔似乎也认识到了这个道理。他把“同一”区分为两种：一种是“抽象的同一”———“排斥一切差别的同一”；另一种是“具体的同一”———“包含差别于自身的同一”。他认为这是在哲学上区别好坏的关键，并且说：“如果思维活动只不过是一种抽象的同一，那么我们就不能不宣称此类思维是最无益最无聊的。”笔者以为，黑格尔这里所说的“包含差别于自身的同一”，用中国哲学的概念表达，也就近似于“和而不同”。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和而不同”这一两千多年前的古老观念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活力，仍然可以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一项准则和一个目标。“和而不同”，是世界多元文化共同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反之，“同而不和”就必然导致纷争乃至战争。现在，人类拥有的核武器可以在瞬息之间毁灭地球和人类自身。如果只强求“同”而不谋求“和”，矛盾冲突激化而导致核大战，那结果只能是共同毁灭，所以说，“和而不同”是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法则。　　这样看来，“和因义起，同由利生”的传统解释就显出了某种局限性。实际上，“和”可以因“义”而起，也可以因“利”而起，即便不讲“义”而仅言“利”，也应当求“和”，因为不“和”不仅不“义”，也不“利”。反过来说，言“利”未必生“同”，如果不是仅仅图一时之利、区区之利，而谋“长远之利”、“宏大之利”，就必须走“和而不同”之路。这也说明，“义”与“利”不一定是对立的关系，还是可以形成统一的。当然，由“义”而生“和”，同因“利”而致“和”，还是有所区别的，前者是自觉的、主动的，后者是消极的、被动的。　　那么，怎样才能达成“和”的局面呢？实际上，孔子已为我们指明了答案———“不同”，也就是不强求一致，不重复别人。只有在大目标不冲突的前提下，承认差异，包容差异，乃至尊重差异，才能化解矛盾，共存共荣。　　只要愿意共存共荣，就必然要磨合。磨合就是通过接触、交流、对话来建立共识，以达到“和”的目的。事实上，各国各民族不同的文明一直处于时断时续、时好时坏的磨合之中。磨合得好，才能比较顺利地从经济全球化过渡到文化上的多元一体，经过不断的磨合，最终进入“天下大同”的境界。这里的“大同”，是内在的和谐统一，而不是外在的相同一致，实质上就是“和而不同”的理想境界。　　可见，“和而不同”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宽容与文化共享的情怀，不仅具有伦理价值，还具有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处世哲学的意义。　　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这反映了我们党对执政规律、执政能力、执政方略、执政方式的新认识，也体现了我们党对中国优良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　　所谓“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应该是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从某种角度看，也应该是“和而不同”的社会。　　费孝通老先生在80寿辰聚会上，曾经意味深长地讲了一句16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是对“君子和而不同”的极好的阐释。　　《人民论坛》 (2005年 第四期)

　　央视《新闻会客厅》8月16日播出《上将之死——张自忠将军》，以下为节目内容。　　1940年11月16日，当时国民政府各界要员臂戴黑纱，齐聚重庆梅花山，为一位牺牲的将军举行“权厝”下葬仪式。所谓的“权厝”，是指并不深挖墓穴，暂时将他浅葬，等抗战胜利后再举行隆重的国葬。在这以前，拥有过国葬殊荣的，只有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蔡元培先生一人。　　在重庆举行权厝仪式之前，中国共产党已经在延安为这位将军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题写了“尽忠报国”和“为国捐躯”的挽词。　　这位受到国共两党如此之高肯定的将军，就是当时中国军队第33集团军兼第5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张自忠上将。　　张自忠将军字“荩忱”，山东临清人。他是二战期间盟军阵亡将领中，级别最高的一位。　　史料记载，1940年5月16日，张自忠将军在战场第一线与日军短兵相接激烈交火后战死，全身共伤8处：右肩、右腿两处炮弹伤，腹部一处刺刀伤，左臂、左肋、右胸、右腹、右前额各中一弹，颅脑塌陷变形。可见最后战况之惨烈。　　1940年，世界反法西斯战场进入关键的一年。为了把中国变成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日本力图迅速灭亡中国。5月1日，日军共调集十五万兵力，企图突破湖北襄河东岸防线，进一步逼向当时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　　张自忠上将，当时负责第五战区右翼防卫，和日军展开了拉锯战。但是，襄河东岸中国军队承受不住日军的强大炮火，战线不断失守。张自忠决定，渡过襄河，亲自到第一线去指挥战斗。　　记者：“第一线是个什么概念？离日本军有多近？”　　林治波：“就像一个战士，就像一个班长一样在前面，当时因为中国军队的炮火很少，炮很少，跟日军交往的射程，那就在射程之内作战，他这个有效射程就是300米。按照常规来说，这种职务的指挥员，一般可以不上前线。”　　听说总司令亲自过河督战，河东将士士气振奋，逐步控制了局势。但是，其他部队进攻受阻，没有按张自忠的计划赶到指定地点。日军迅速调整部署，调集两个师团的兵力围攻张自忠。到5月16日，张自忠本人和他身边的数十名卫兵被日军三面被围，只有东北方向的包围圈还没有完全合拢。如果要撤退，这是最后一个机会。　　记者：“他如果这个时候走还是有机会活下来？”　　林治波：“还是有机会活下来，完全有机会活下来，因为李文田将军他们撤了，因为张自忠允许他们走，说你们走吧，我是不能走，最后他知道不行了，不行他也不撤。”　　记者：“这种杀身成仁的想法由来已经多久？”　　林治波：“他有一种意志，就是军人就是为国家打仗的，生死置之度外，这是他一贯的这样的想法。去为国家牺牲，用生命来报效国家的这种想法是从七七事变这儿来的。”　　提起七七事变，很多人想到的是国破家亡的痛苦，很多人想到的是妻离子散的辛酸，辛酸和痛苦背后是对日本侵略者和汉奸的仇恨。　　而张自忠将军内心的痛苦，多数人都体会不到。七七事变，完全改变了他的人生。　　1937年7月7日深夜，卢沟桥的枪声响起，日军开始向驻守北平的29军进攻。战至7月28日，29军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先后阵亡。29军抵抗不住，军长宋哲元奉令撤离北平，命令时任29军38师师长的张自忠代理北平市长职务，留下来处理善后事宜。　　林治波：“29军因为匆忙撤退，留下来很多一些家属，还有一些在南苑作战，大红门、小红门作战，留下了很多尸体，张自忠派人把他身体收起来，掩埋了，把留在北平的家属都做了一些安置，有的安置起来，有的需要南下的，他给了一些经费，赶紧疏散，撤退。”　　张自忠的女儿张廉云：“他不是代理职务吗？代理职务，当然要出个布告了，我后来听说有个大布告出来了，老百姓恨得不得了，看见这布告撕掉，当然对他是很不谅解了，那个时候就是爱国是忠，打仗是忠，留下来跟日本合作是奸，忠奸这点那大家很清楚的。”　　实际上，张自忠早就预见到了老百姓会有这种反应。在宋哲元要求他留在北平的时候，他是不愿意的。　　林治波：“《秦德淳回忆录》里有明确的记载，秦德淳是北平市的市长，也是29军的一个高级官员，他当时记载参加了内部会议，他是参加了的这个会议，他说张自忠不愿意，后来宋哲元发脾气，说你们都说听我的话，服从命令，怎么到关键时候不听了呢，他这个话说到这个份上，张自忠后来就留下来了，他说我不跳火坑谁跳火坑？”　　记者：他自己知道这个选择意味着什么？　　林治波：他知道，他最后送宋先生和秦先生走的时候他都掉泪了。　　在随后的几天里，舆论矛头一致对准张自忠。全国各大报刊纷纷发表文章，痛斥张自忠“卖国变节”。当时的一些大报用十分醒目的大标题配发文章，比如《自以为忠》、《张邦昌之后》等等。　　记者：“张自忠自己在那段时间里面看见过这样的报纸吗？”　　林治波：“看见过。他对身边的人，说这个事情只有我将来粉身碎骨，以事实曲直于天下。”　　一个抗日将领，莫名成了民族罪人。张自忠忍辱负重，继续着自己的使命。日军要求张自忠通电反共反蒋，遭到严辞拒绝。　　代理北平市长十天后，张自忠发表正式声明辞去代理的所有职务，几经周折化妆离开北平，来到天津，准备南下。在天津，他见到了已经分别了许久的家人。　　张廉云：“平常父亲一回来呀，家里边热闹得很，可是这次回来，悄悄的回来了，父亲就对我叔叔就讲，以后家里边的事情完全你来照顾，你跟你嫂子商议着办，可能我父亲有一点委托后事的这么一种心情，就觉得给这几个，你看，我，还有我叔叔的几个女儿，这几个女孩子一个人给一点钱作为她们的嫁妆费，将来的事情留着用，他这些事情都考虑到了，就这样把事情安排完了以后，看着天已经很黑了，父亲就走了。我们不敢送到门口，一家人涌到门口，让四邻看到。我父亲这样悄悄地戴上礼帽，穿上便装就走了。”　　记者：“您是他的女儿，他有没有跟平常一些异常的表示？”　　张廉云：“没有。你知道我们家是一个那种，不是传统道德吗，封建家庭，我们家人的这种感情都是很内涵的，不表露，说我跟父亲没有说一会儿爬到父亲肩膀上，一会儿拉着父亲，没有，我们都是一种很什么的，不是那种，含蓄得很。”　　这似乎是一次平常的告别，家人之间，父女之间没有一次拥抱，就分别了。张廉云不知道，这一别，就是永别。　　不像现代的告别，父亲没有拥抱一下女儿，女儿也没有亲吻一下父亲。张廉云不知道，这一别，就是永别。　　张自忠身负汉奸之名，前往南京请罪。就在南下途中，南京国民政府下达命令，以“放弃责任，迭失守地”为名，将张自忠撤职查办。　　张自忠到了南京之后，向蒋介石汇报了事情经过，蒋介石让张自忠先在南京休养一段时间。前方战事吃紧，自己却毫无作为，张自忠心急如焚。正在这个时候，熟知内情的第五战区长官李宗仁召见了张自忠。　　林治波：李宗仁跟他谈话之后，他表示要帮助他，他非常感激，他当时有一个表态，就是恩同再造。　　记者：“为什么说这个话？是因为背黑锅背太久了吗？”　　林治波：“张自忠非常清楚，他的生命取决于能不能让他再上抗日战场的机会，没有这个机会，这个军人他就窝囊而死，他没有机会证明自己，没有机会去报答国家，没有机会率领自己的弟兄到战场上去证明自己，这个对他来说非常非常地关键，所以这个时候对他提供了帮助的人，他认为是等于救了他，等于恩同再造，他直到最后死的那个时候，他弥留之际，他还在谈这个事情，他说对得起长官，他所谓对得起长官指谁呢？那肯定是蒋介石、冯玉祥、李宗仁，包括宋哲元。”　　在冯玉祥、李宗仁等人的劝说下，南京国民政府终于批准张自忠回到部队，暂代59军军长，而59军正是从张自忠旧部38师改编而来。身背“撤职处分”的张自忠终于有了一个洗刷自己冤屈的机会。　　1937年底，侵华日军分南北两路，从华中、华北夹攻徐州、台儿庄，形成围攻的架势。1938年1月，日军第13师团开始进攻淮河防线，张自忠奉命率领59军增援淮河守军。发起攻击前，张自忠向部下强调：“无论谁都可以打败仗，独我张自忠不能打败仗，我带领大家一起拼命保国”。　　林治波：“当时他说谁都能打败仗，就我不能打败仗，所以用必死的决心，全军的官兵知道他军长的这种心情，所以勇猛反击，连战连胜，把这13师团赶回了淮河以南。”　　日军南北夹攻徐州的希望落空，不得不调整策略，从华北分左右两翼进攻徐州。1938年3月11日，张自忠再次奉命前往山东临沂，阻击从左翼进攻的日军坂垣征四郎第五师团。而第五师团号称钢军，被日军视作铁军中的铁军。　　林治波：“打得坂垣征四郎，挡在这儿一个多月。张克侠的日记里有一个记载，说最后打得坂垣征四郎没办法，非常气愤，因为这个军队他丢了名誉了，作为一个日本的王牌部队，被挡在一个中国的杂牌军队手下，他恼羞成怒，几次，坂垣征四郎几次要自杀。”　　这一仗59军歼灭日军5000多人，日军左右两翼会师台儿庄的计划彻底破产。台儿庄的中国军队再无后顾之忧，全歼了孤军深入的日军第十师团。这就是抗战史上著名的台儿庄战役。　　张自忠重新回到部队后就立下了赫赫战功，一时声誉四起，连日军都送给他一个“当代活关公”的称号。　　1938年，张自忠率部参加武汉会战，再次歼敌3000多人。国民政府颁布命令，撤销对他的“撤职查办”的处分，自平津失守以来压在他身上的汉奸名声也不再有人提起。此后，张自忠率领部队屡战屡胜，一年多时间里，他从中将军长升任上将兵团总司令。　　1939年8月，已经是33集团军总司令的张自忠到重庆述职，专门去拜见了冯玉祥先生。冯玉祥先生对张自忠有知遇之恩，正是在冯玉祥的提拔下，张自忠从一名实习军官成长为29军的高级将领。临别时，冯玉祥目送张自忠离开，然而，接下来张自忠的举动让冯玉祥大为惊讶。　　林治波：“转过身来又回来了，回来就“噗通”一声就跪在冯先生面前，冯先生一下给惊呆了，他说荩忱你这是干什么，他当时49岁，集团军司令、上将就跪在他面前。张自忠含着眼泪跟他说，他说冯先生，我这一生是你培植了我，我活着我要像个人，像个军人，为国家尽忠，不辜负您对我的培植。我死了要像个忠魂，像个鬼雄，不辜负您这一世带兵练兵的英明，冯先生后来听了以后，他愣住了，他就不知道回答说什么好，因为他知道，张自忠给他行这么大的礼，他意味着什么呢？张自忠说完了这个话起来，跟他告别了，回到前线。”　　在重庆期间，张自忠将军还接受了《大公报》记者王淮冰的采访，他说，“华北沦陷，我以负罪之身，转战各地，每战必身先士卒，但求以死报国。记者先生，他日流血沙场、马革裹尸，你们方知我取字‘荩忱"之意。”　　每战必上最前线，几乎已经成了张自忠将军的一个惯例。前线官兵既为他的英雄气概所鼓舞，也为他的安全担心。　　林治波： “他有一个警卫营长，叫手枪营，叫杜蓝哲，杜蓝哲这个营长就给他写了封信，说自古以来，设官分职，各有专责，就是你是一个方面的统帅，你统帅了几万人，如果你一旦个人发生了问题，发生不测，那么会影响整个大局的。”　　记者：“这说得没错。”　　林治波：“张自忠说你的心意我很明白，但是我有我的考虑，他说现在我们一个五千年民族的一个国家，一个大国，遭受一个小国日本的这么样的侵略和蹂躏，他是日本人勇敢吗？是日本不怕死吗，现在我们的问题就是高级将领太怕死，你不积极带领大家去死，不去英勇作战，怎么抵抗敌人？这个胜利肯定不会像我们期望的自然就到来的，不会自然到来的，就得靠命去换。”　　胜利要靠命去换。此时，张自忠在前线与日寇拼命，搬到沦陷区上海生活的张廉云无时无刻不惦念着父亲。第三十三集团军在上海有个秘密的电台，一家人就通过这个渠道和张自忠断断续续地保持着联系。在发给弟弟张自明的电报中，张自忠除了表达对家人的思念之外，总会表示自己打算抗战之死的决心。　　1940年4月，张自忠给家里发电报，让女儿廉云、侄女廉瑜去湖北前线见面。自天津一别，将军已经有两年多没与孩子们见面了。　　张廉云：父亲打了胜仗了，让我跟姐姐去，高兴得不得了，我觉得我已经是大了，我不能够跟小孩一样，应该孝顺我父亲，应该照顾我父亲。过了几天又一个电报来了，大概这个就是4月份是几月份，就是过一个月，再带瑜，我姐姐叫瑜，瑜云来，我们就知道父亲打仗了。虽然有点儿失望，跟姐姐，我们做点什么准备，咱做点儿衣服。　　张廉云猜对了，他的父亲的确是要打仗了，张廉云没有猜到的是，父亲要打的是一场恶仗，也是他的最后一仗，父亲再也没机会看到她了。这就是节目开始时提到的那场战斗，枣宜会战。让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这位英雄最后的战斗历程。　　5月6日晚，张自忠决定过河督战，他给第33集团军副总司令冯治安写信，做最后的告别：“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死)往北迈进。无论做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或暂别或永别，不得而知”。　　张自忠渡河后，迅速和河东部队取得联络，经过3天战斗，日军后路几乎被切断。日军发现，对方有个电台不停地在向四处发报，他们断定有中国军队的高级指挥官到了前线，于是通过技术手段确定了电台的位置，迅速集中两个师团的兵力从三个方面进行包围。但是张自忠坚守不撤。　　记者：“那他为什么没有撤退？他是个将军他应该知道三面都被人包围，他应该撤退。”　　林治波：“底下劝他撤退的人很多，因为有的人为他生命考虑，有的是为了战局，将来再战考虑，像他的参谋长李文田就劝他要撤，他的参谋长徐维列也劝他撤，但张自忠很生气，我们当官的可以撤，当兵的他的生命不值钱吗？他们的生命是土坷垃吗？就我们的生命值钱吗？他说没有什么撤不撤，今天就有敌无我，有我无敌，就战后到最后为止。”　　作为第一线的最高指挥官，张自忠不撤退也有自己战术上的考虑。　　林治波：“当时被包围以后张自忠还是乐观的，当时他打电报给外围，让他的主力部队38师，180师赶紧过来，他的意思要对敌人形成一个反包围，我里边牵制，外边再包一层，这样不但是这个战局我拖住敌人，对战局非常有利，搞得好还可以打一个歼灭战，打一个歼灭战出来。”　　5月16日上午，援兵仍未赶到，而日军的三面包围圈已经合拢，开始对张自忠发起猛攻。由于张自忠身材高大而且身着黄色军服，目标明显，日军从三个方向用交叉火力向他射击。激战至下午1时，张自忠身上已经多处负伤，所部只剩几十人。当时只有战场东北角还有一个缺口，张自忠组织让军中的苏联顾问和其他非战斗人员撤离。自己还是死战不撤。　　记者：“有没有人直接跟他说，他这么一个决定可能是不明智的？”　　林治波： “当时参谋长李文田将军就跟他说，他说张总司令，说论公我是你的部下，论私我是你的朋友，他说今天这个仗这样打下去，实在是打不下去了，说还是应该撤退。他听到这种劝解，后来他也不辩论。他一点都不严厉，很温和地跟李文田说，他说你可以走了，你们都走吧，我是不能走。”　　战至下午3时，援兵仍然未到，张自忠身边也只剩下几个人。　　在日军战史资料中，这样记录了张自忠将军生命的最后一刻：第四分队的藤岗一等兵端着刺刀向地方最高指挥官模样的大身材军官冲去，此人从血泊中猛然站起，眼睛死死盯住藤冈。藤冈一等兵从他射来来的眼光中，感到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威严，竟不由自主地愣在了原地。。。。。　　林治波：后来是从张自忠的后面有人开了一枪，打到了他的头部，张自忠的表情露出一种很难受的表情来，这个时候他看到张自忠，张自忠还没有倒下的时候，他醒目过来了，他拿起枪托子朝着张自忠的头部就砸下去了。这个时候张自忠就再也站不住了，他这个时候身上已经中了七枪了，轰然倒地，像山一样。(音乐，定格，慢)　　日军战史记载，打扫时战场时日军在这个大个子军人的衣兜中发现了一支金笔，上面刻着“张自忠”三个子，并从他身边的手提保险箱中翻出了“第一号伤员证章”。日军大为吃惊，立即立正，恭恭敬敬向遗体行了军礼。随即用担架把遗体抬往三十九师团司令部。确认遗体的身份后，日军师团长村上启作命人赶制了一口棺材，将遗体庄重收敛入棺，安葬于陈家集。坟头立一墓碑，上书“支那大将张自忠之墓”。　　增援张自忠的38师过了几个小时才赶到，从几个奄奄一息的伤员那里知道了张自忠将军的下落，官兵大哭，夜袭陈家集，经过激战，把将军的遗体抢了回来。　　一代名将战死沙场，终于实现了他“身先士卒马革裹尸”的诺言。一个曾被他所热爱的国人误解、忍辱负重的抗日名将牺牲了，终于实现了他以死报国的心愿。而这个时候，他那17岁的小女儿张廉云还家在收拾行装，准备到前线看望父亲！　　张廉云：“在这个时候有一天，我看见申报有一篇小文章，说张某人战死。”　　记者：“是先看到报纸。”　　张廉云：“看到，我实在是不懂事情，那么说，你看看，父亲又打胜仗了，日本又造谣了，认为是这个，可是实际上申报有一篇很大的文章没看着，那天叔叔、哥哥、嫂子、姐姐一块都到我这屋来了，叔叔就流着眼泪说，他说，云，叔叔对你好不好，我说叔叔对我挺好的，叔叔喜欢你不喜欢，疼你不疼你，我说叔叔疼我，说着他就哭了。他说你父亲没有了，你父亲牺牲了，这个时候哥哥、嫂子、姐姐，姐姐就抱着我大哭。你想我们，我就说我一下，我这个家庭就是个父母是我的天地，是我的世界，这么一听我说我可是掉入了万丈深渊，这从来没有想到父亲会牺牲。”　　记者：您回头想一下张自忠将军对您来说他算是个好父亲吗？　　张廉云：父亲要是不牺牲的时候也是个好父亲，父亲那会儿挺疼爱我们的，我还记得大概我12、13岁的时候，我父亲有一天坐我床上，就捋着这个胳膊说，哎呀，张廉云成了大姑娘了，成了大孩子了，像这种亲切的感情，　　岁月流逝，当年的小姑娘张廉云如今已是耄耋老人，而张自忠将军离开自己报效的国家也已经六十五年了。这个本不该牺牲的将军留给后人的，除了对抗外侮、报效国家的铮铮铁骨，还有无尽的遗憾。　　张自忠将军永垂不朽！　　谨以此片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

　　在林治波先生的一篇关于张爱玲的文章之中，林先生猛烈抨击了余秋雨对张爱玲的无尚赞美，认为一个不爱国的人，其价值是值得怀疑和唾弃的。读过之后，我虽认为，余秋雨的称赞确实有些过分勉强，但似乎对张爱玲之人，定性亦然有些片面，为此，写此文以商榷之。 　　先说余秋雨，余秋雨首先是一个畅销书作家，用我的个人观点看，是作品带有“媚俗倾向”的作家或学者。我也拜读过《文化苦旅》和他的一些作品，高中时候对他的崇拜，今天已经是荡然无存了。我觉得他的书和琼鳐的书有一点相同，就是只适合特定的人群阅读。他的文章里多的是“赞美”和“感叹”，以及飞扬的文采，而其他的很少见到。 　　从林先生引用的余秋雨对张爱玲下的评语来看，他是没有读懂张爱铃的，而我认为林先生本人，对张爱玲也有诸多片面的认识。 　　我们身处在一个浮躁的时代，很多人都在误读一些东西。常见人说喜欢三毛的书里多彩的撒哈拉旅行故事而喜欢三毛，而无法读出三毛散文里弥漫着的那种无处不在的寂寞。同样，蜡笔小新首先被很多人理解为一部教坏小孩子的脏片，其实它应该是一个优秀的适合成年人看的成人卡通才对。而很多肤浅的人如余秋雨之流，觉得张爱铃充满缤纷意境掺和着时代巨大变迁的小说里，读出的是风花雪月与缺乏人性的贫血，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肤浅的误读。 　　余秋雨称赞张爱玲的美丽灵魂，其人是否美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她才华如昙花绽放。而漂泊不定的一生确实并不美丽。经历了类似鲁迅一样的少年家境衰落的她，在后母的虐待和辱骂中抑郁的度过了童年。她恨她的父亲与后母，然而直到她出走去找自己的生母前，她都没有办法改变。很多人看她的文字会觉得她是一个有闲作家。但同时，也有人这样描述张爱玲的正义感：“张爱玲富有爱心和正义感，她作品中的这种温馨的宽容及其爱憎也表现得十分明显。她在上海外滩看见警察打人便写了《打人》：”我向来不愿意看见什么，就有本事不看见。然而这一回，我忍不住屡屡回头望，气塞胸膛，打一下，就觉得我的心收缩一下。打完之后，警察朝这边踱了过来，我恶狠狠盯住他看，恨不得眼睛里飞出小刀子，很希望能够表达出充分的鄙夷与愤然。“ 　　而对于他的第一个丈夫汉奸胡兰成，后人有如此描述：“胡氏才情横溢，曾任汪精卫的机要秘书，被称为汪家伪政权的”文胆“，历任汪伪政权政府的中央委员、宣传部次长、行政院法治局局长。舞文弄墨，他是才子，善写政论；感情上花言巧语、放浪形骸、口是心非，是个伪君子；政治上他是个亲日派。张爱玲不问政治甚至厌恶政治，由于爱才惜才致使走错了人生最重要的一步，” 　　因为张爱玲封建家庭的不幸（后母的虐待）和时局的动荡，她非常希望有一个可靠的依托，胡兰成的才情蒙住了她的眼睛，使她做了她生命中两大憾事之一——嫁给胡兰成，这段姻缘注定不会有好结局。仅两三年后，她因为胡的生活放荡而不得不离婚。 　　她的作品里，有华丽的生命，繁华的上海，和战火中的香港也有各种各样的男人与女人，中产阶级和下层少女都有，但大体上这些人都是有着各样各样自己悲苦的不幸的小人物。她写的小说里，搀杂在时代大变换的背景里，人物常常是无力抗拒命运的被动的，无望的；在表面的华丽与情爱的壳底下，是一种时代大场面下的群生的辛苦相。不断地描述各种不幸的情爱是张爱玲写人性的一种方式。我觉得她作品最完美的一部应该是《金锁记》，那是一部描述社会如何锻造出人性的丑恶的好小说。 　　虽然她少女成名，文才天下，但在哪个动荡的社会里，她仍然是一个被动的，无助的弱女子。再加上她少时封建家庭的教育和物质给养充沛的生活，她是不能对革命有太多的认识的，她不问政治，讨厌政治。所以，后来在美国工作的时候被授权写了明显意识形态分歧的《赤地之恋》，尽管她不喜欢写这样的命题作文，但为了生计也只好写下去。 　　另外有一个已经长眠地下的很出名的台湾女作家，我不太忍心提起她的名字。她在自杀前所写的那部《滚滚红尘》，同样是写汉奸，而且美化女作家对汉奸的文学作品，作品受到了舆论界理所当然的抨击，认为“没有原则”。 　　但是，今天对她的评论已经很宽容了。 　　其实，在她的《小艾》中，彷徨的张爱玲曾经透漏出对建国后新生活的渴望。比如“现在是真的为人民服务了”。然而她的观点仍然那是这样的：“我没有写历史的志愿，也没有资格评论史家应持何种态度，可是私下里总希望他们多说点不相干的话。现实这东西是没有系统的，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 　　后来她去了美国，死在了美国。 　　综观张爱玲的一生，实在是一个封建没落家庭里的悲苦的天才女子的缩影，她是一个被动的受害者，受着封建家庭的戕害和战争社会的双重戕害，从这种意义上讲，她实在是和那些为了物质利益而主动投向侵略者怀抱的汉奸有很多不同。她的祖父是李鸿章的女婿，是一个正直的儒生，弹劾贪官，评议朝政，若他九泉下有知，怕也会为自己后人有走错路至此而愤怒。而张爱玲建国后，一直未少入中国现代文学史，也是一个缺憾。我们的文学似乎连汪精卫的书信都能发表，却始终容不下张爱玲的哪怕一点篇章，而张爱玲虽错，以汉奸称之，似乎也太有些过。对于张爱玲的错误，在那个一切价值观都被打破必须重新评价的年代来说，似乎可以用白玉有瑕来评判。我记得一个获过诺贝尔奖的德国作家也曾经支持过纳粹的民族优胜理论和德国的侵略战争。坦而言之，很多名人都犯过一些回忆起来非常懊悔的重大的错误。比如张抗抗、曹禹、陈独秀等等，然而这并不影响他们成为名人。 　　有一个类似的例子，少年时期的鲁迅家境衰落的时候的遭遇，在他的一生都留下了阴影，一生几乎都是在不断的对社会变革及身边人的怀疑与不信任中度过。同样，张爱玲特殊的经历也影响了她的性格和她的一生。到今天我们可以宽容的去看鲁迅，但是却无法宽容的去看张爱玲。很多那个时代的言俗小说今天早已经不能得到，而张的小说还仍然生存着，这说明她的小说里是有一些人性中永恒的东西。我对张爱玲悲凉的一生的态度，是同情的，宽容的。我希望大家也能用宽容的心，来看待一个时代的受害者，而不要把她推到对立面上去，使之永受历史不公正的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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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苦旅读后感 余秋雨走在中华民族的土地上,用其独特的观察力和洞悉力去深思这古老民族的深层文化,用心思细腻的笔触,为这趟巡视华夏文化的「苦旅」,写本书!它不甘甜,因为里头有太多不忍与亲身体验的辛酸.苦苦的味道,为这本纪录中国千年文化的书,多写了一道滋味.未看过「文化苦旅」之前,大概也不会想到,一处处令人流连忘返的风景名胜与历史古迹在它们的背后会有如此深层的涵义;而作者运其妙笔,以干净漂亮的散文,组合,使它们成了一篇篇让炎黄子孙惊醒的文章. 走进书中的情境与思考,我们不禁严肃起来.像一群被流放的孩子,流放到一块不甚熟悉的土地,逼使我们不得不因那历史和文化的推引,走向前去.宗于我们眼前出现了莫高窟的石洞,石洞依旧壮观,实像,壁画依然不言,我们静静看着光影投射在石壁上的变化,如同它们静静地看着敦煌千年的变迁.千年前的第一刀划下,开启了千年后莫高窟的壮丽.它曾遭遇浩劫:王道士手中一串钥匙把守了千年的敦煌,却任其流落在外人手里,而中华子孙却也将之弃而不顾,那一马车,一马车的文物输往外国.多年后的今天,那神秘又充满意义的洞窟,为何能引起大家的注目 它并非外表炫丽,而是它只是一种仪式,一种人性的,及它深层的蕴藏.我们在这儿看到,美,也有宗教的天地,以及它是中国千年的标本,一样美的标本,纵使它曾经残缺,被人无情的,任意的转换. 「浅渚波光云彩,小桥流水江村」这副楹联道尽了江南小镇的魅力.江南小镇它不是经由大自然雕琢出的自然山水,而是属于华夏古老文化的人文山水.我们不曾到过此处,但书中的江南小镇却给予我们一种,回到家中那般自在,难怪历年来,许多文人遇到了政治不清明或人生不得志时,便会到此隐居起来,但在荒山结庐有着生活上的麻烦,「大隐隐于市」便成了文人来江南隐居的最好推力.其实我们对「隐」有着正反两面的看法,好的一面其一就是当中国文化受到某些因素例如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中原地区而开始凋零时,文人或学者们就会带着他们的知识修养到此处隐居起来,藉以免于战争或政治的迫害;其二生老病死与官场浮沉是文人们的失意时刻,做什么事都不顺心,此时最好的方式就是让自己的身心获得纾解,找个地方隐居,等休息够了又是一段新旅程的开始.坏处是有人会把隐居当作沽名钓誉的工具,假隐以求得一官半职,这些举动让中国特有的隐的文化开始产生变质,隐士生前的孤傲和死后的名声全然黯暗.尽管如此,我们对隐还是保有着正面看法,因为古代中国给文人发展的空间实在大狭隘了,逼得他们除了隐或许只有一死,与其这样让自己的雄心壮志殒落,我们会选择沉潜,待有朝一日能东山再起. 余秋雨曾说他常伫立前人伫立过之处,观察自然与人文环境中去思考前人的情感 ;在柳侯祠前,由一尊石像追想柳宗元的一生,从他的文采想至他的被贬,既遭贬谪,而永柳二州又是荒远之地,因此他自放于山林水泽之间,将其困厄感伤的心境,完全寄托在游赏山水之间与文章创作之中,使中国文学史上拥有了「永州八记」这样出色的山水文学,这样的一代士人的气节与傲气让后世学者不得不去尊敬他的文化意识及人格,带着崇敬和疑问来瞻仰这位大文豪. 合上书卷,我们不由自主地走向窗前,流动的车潮及人潮正自我宣示另一种文化,这里是高雄,而深埋千年文化的故土呢 也许咱们应该背起满满对中国文化的疑虑,亲自去辽阔的土地,让我们读过书后,沉重而苦苦的步伐,也走在上面.

张自忠将军最厉害。张将军和日军第一次交手是在1933年，那时候他在29军担任要职，奉命带领部队到喜峰口阻敌，和日军激战七日七夜，令日军屡遭败绩，不得不狼狈撤退。第二次交手是1938年3月的临沂血战，张将军带领59军与敌人鏖战七昼夜，击溃了号称“铁军”的日军板垣师团，让日军增援台儿庄前线的梦想破灭，保证了台儿庄大战的胜利。第三次则是1939年5月，中日两军在鄂北地区展开了一次大交锋--随枣会战，5月10日，张自忠部在田家集以西的大家畈歼灭日军辎重部队，迫使日军放弃渡河攻击襄阳（原襄樊）。第四次是1939年12月，张自忠率领右翼兵团参加冬季攻势。12月12日，张自忠率三十八师正面进攻日军，歼灭日军第十三师团第一零三旅团，于1月初配合第八十四军稳定战线，2月14日发起反攻。此次战争是抗日战争期间正面战场国民党军发动的惟一一次战略性进攻战役。这四次战役说明，张将军是抗日战争时期打仗最厉害的人，他连接四次和日寇交锋都以胜利而告终，是一位常胜将军。参考资料林治波.张自忠将军传.桂林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

1945年9月，33集团军奉命改编为第3绥靖区，隶属徐州绥靖公署，位于徐州，下辖59、77、100军，李九思任59军38师师长，军长刘振三。1946年，全国陆军整编，3－8月间，59军改番号为整编59师。李九思任整编38旅旅长，位于山东台儿庄，主要负责徐州外围守备任务和局部地区的作战任务，4月李九思后升任整编59师副师长，师长刘振三。1947年，李九思部不久调苏鲁皖边区内战前线，部分兵力参加了付山口战斗、台枣路战斗、鲁南战役等。费县防御战中，旅长翟紫封于7月7日被俘后，被国民党飞机扫射而亡。整编38旅在山东费县、枣庄地区被歼灭5200余人。李九思有部分时间在徐州养病。1948年，6月9日，在徐州成立了徐州“剿匪”总司令部，第三绥靖区隶属徐州剿总，驻江苏徐州贾汪，整编38旅驻防台儿庄、贾汪地区。整编59师参加回援津浦路战役中鲁南方向的作战。后恢复59军番号，军长刘振三，李九思任副军长。11月8日，59军贾汪起义后，李九思奉命改编59军未起义残部，陈芳芝率领未起义部队合编为新的180师，编入司元恺115军，隶属李弥13兵团。李九思调任13兵团中将副司令官，参加淮海战役。战役之初，“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派李九思飞往南京向蒋介石汇报战况，未及返防，徐州解放。淮海战败后，李九思在南京闲住。1949年4月，解放军渡江南下，南京解放，李九思并未投诚，准备转向上海，5月18日在苏州郊区一旅馆被俘，送苏州军管会教导团学习。1950年几乎被镇反，后转北京秦城监狱。1968年，李九思与黄维等人转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1972年1月在战犯管理所，曾患严重脑溢血，经治疗康复。1975年3月19日，李九思才被特赦。先住北京，任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专员。后回南京定居，任江苏省政协秘书处专员，民革南京市委委员，江苏省政协委员。晚年参加各项社会活动，写下大量颇具史学价值的资料。1984年9月16日在南京病逝，终年84岁。参考书目：关于李九思的情况，有点疑问，生于1900年，卒于1978年，应该是78岁，而后来是至1984年9月16日终！前后不相符！　1、曹弃疾《李九思生平》2、李九思《我在西北军十年》3、李九思遗稿《抗日战争杂忆》4、林治波《抗战军人之魂》5、张克侠《佩剑将军张克侠军中日记》6、《台儿庄战役资料汇编》7、曹剑浪《国民党军简史》8、李九思《缅怀诤友张克侠》9、郭汝瑰《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

孙海英，一个年近花甲的老演员，一个手无寸铁只有缚鸡之力的老头子，居然成了环球时报眼中的一种武器，而且是可以扳倒中国的武器，而且是美国用来扳倒中国的武器！环球时报发如此惊人之语，足证其一贯的叨飞盘啃骨头吃狗屎之扭曲变态狂魔精神癔症早已病入膏肓。中国这么大，又有宇宙真理，又有三个自信，又有八荣八耻，又有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领导，又有战无不胜的钢铁长城，居然可以让一个平民老头子就轻易扳倒，这国家是泥捏的还是水做的？就是泥捏的水做的，我估计孙海英老哥那一大把年纪了，也不一定能扳得倒。当时间走到2014年年末时，孙海英老哥突然成了一个超级男生，成了一个耀眼靶子。军报批他作为基督徒，没资格也演不好共产党员；环球时报说他是美国扳倒中国的厉害武器；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社长林治波发微博大呼小叫要开除孙海英党籍——呵，党籍，多么沉重的名词！对此我只想徐徐吐出一句：只有长驻于人心的党籍才是有意义有光华的党籍，仅仅只在纸面上停留而在人心荡然无存的党籍，与一张废纸有何区别呢？在我眼中，海英老哥一直是一个非常正直、非常善良的人，甚至可以说是非常老实的人。这样一个人突然一下子成了各大媒体和一些人的攻击对象，身为大国小民，我们只能夫乎何言！孙海英一辈子做什么了？至少他没贪过钱，没包过二奶，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不过是演了一些戏，最近几年偶尔发发微薄而已。但从他微薄的字里行间，我能感觉到的，永远是一颗正直的滚烫的心。再看所谓“扳倒国家”之说辞。其实中国这么大体量，这么多人口，岂是那么轻易被外国扳倒的？一个国家如果真正有了力量，真正有了自信，政府爱人民，人民因此而爱国家，还怕别人来扳吗？别人又扳得倒吗？比如以色列，谁去扳它试一试？我看谁也不敢去扳！谁也扳它不倒！这样的国家虽然小，但却是真正有力量、有自信的国家！观察美国立国以来的行为，它感兴趣的不是去扳倒别的国家，而是扳倒一些反人类的政权。迄今为止，美国在世界上扳倒过不少政权，但还从未见它绕开政权而特意去扳倒一个国家。说美国要去扳倒哪个国家，我看多少有点象在说笑话。因为美国确实没必要也不可能去扳倒哪个国家。一个小小的古巴在美国眼皮底下，他尚且没去扳倒，中国这么大的体量，又与它远隔千山万水，与它无冤无仇，它来扳你中国干嘛呢，吃饱了撑的？在现代政治学里，国家、政党、政府、政权、人民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但在中国，这些概念常常混为一谈，于是国家就长期享受着被强奸，人民就长期享受着被代表。所以，在环球时报刻意掩盖的真实语义里，所谓“扳倒国家”并非“扳倒国家”；或者说“此之谓扳倒国家”，并非“彼之念扳倒国家”——如此拗口而令人费解的表达，什么意思？你懂的！其实真正可以扳倒中国的，不是美国，也不是别的任何国家，更不是孙海英，而是那些贪得无厌的贪官、那些无恶不作的权贵和现代衙内、那些为虎作伥的奴才和鹰犬。这样一帮天天在中国吃人肉喝人血、挖国家墙角、把财富往外国搬的人，才真正会让中国变得千疮百孔、大厦将倾，让秦砖汉瓦不再、唐风宋韵灭绝、大好河山失色、资源财富一空。所谓堡垒都是从内部坍塌的，此言的确非虚。由孙海英，我还想起了其他一些人。我想起前不久因为有件事，完美先生刘德华也被人批，平民影帝、慈善大家周润发也被人批；今天因为一些言论，一个一辈子老老实实做人的老演员也被人批。常识一文钱不值，逻辑被弃如敝屐，好人全都有罪，恶徒满街乱飞，这是一个什么世道？这又发出了一个什么信号？人们该如何看待这一切？此国的当下和未来究竟会往何方去？呜呼，我说不出话，谨以此纪念孙海英老哥被环时视为美国武器的一天！

看到些这种极端新闻，我是基本不信的。一、中石油是国资委直属企业，不是高管说捐啥就能随便捐的，尽管是股份制企业，但别忘了，终究是国库里的钱；二、为什么主流媒体没有任何报道？百度搜一下，出来的相关结果都是论坛类或些非常不知名的小网站，如果是一个正常的企业捐款行为，而且数额还巨大，致少CCTV2会报道吧，哪怕觉得敏感凤凰卫视总会报道下吧，但为什么没看着呢！其实咱清楚，中国十几亿人，里面总会有那么几个极端份子，喜欢挑事儿的，无知份子就更多了。有些人就是想制造恐怖，想制造慌乱，善良无知的老百姓一不小心上当了，就真走上街头闹去，这一闹，好了，中他们的计了，人家躲在后面享受分裂咱祖国、分裂咱民族的成果，老百姓倒背上了不义的大名。同志们要冷静啊，千万不能信那些个挑唆啊！

　　林治波　　前段时间发生的一件事，大家或许记忆犹新：那就是一个没有任何生活来源的吸毒者李桂芳三岁的女儿李思怡被锁在家中活活饿死的事件。　　李桂芳因在一家超市偷窃两瓶洗发水而被押送派出所，后被确认为吸毒人员而送往戒毒所强制戒毒。其间，李桂芳多次向派出所及戒毒所提出自己三岁的女儿被独自锁在家中，竟无人理睬。十七天后，小思怡尸体发出的腐臭味才让人们发现了这个三岁小生灵的惨死。　　学者康晓光先生前往事发地调查此事，并在一篇文章中记录了对调查过程的感受。他写道：　　在我去事发地调查时，为了提高效率，我找到一位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朋友，希望他能够帮助我联系有关机构。这位朋友告诉我，李思怡事件影响很大、很恶劣，不用请示他就知道，领导不会同意他帮助我。他还说，如果他今天帮助了我，明天他百分之百就要“下课”。于是，我只好提出“最低要求”，请他给我带个路。他说那也不行。他不想为维护正义付出一丁点的代价。　　康先生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权威主义的政府应该更好些。他的意思是说，我们不是没有保护李思怡的法律和制度，而是各级官员不能尽职尽责地把这些法律和制度落到实处。因此，我们应该考虑的是如何让权威主义政府更好些。笔者以为，这一结论固然不错，但从这一现象中，我们似乎还应该得出另一个更深层次的结论，那就是“让我们的国民性更好些”。康先生的那位朋友十分清楚这件事情的是非曲直，却不肯为维护正义付出哪怕一丁点儿的代价，类似的问题还不光出在官员身上，也相当普遍地体现在我们的国民身上。　　比如，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的现象：有的人被小偷偷了，当小偷被抓的时候，被偷者居然不敢当着小偷的面承认自己被偷；或者抓住小偷的公安人员需要被偷者到派出所作一个证明，得到的也往往是拒绝的答复。在一辆长途汽车里，若发生暴徒抢劫、强奸之类的事情，车中其他乘客默不作声是常见的情形。倒不是说所有乘客都没有同情心，而是没有反抗强暴的胆量。还有这样的事情：当公共汽车里有人丢了东西，行窃者已被发现就在车里，司机要将车子开到附近派出所以便公安抓捕，车里的多数乘客会因为耽误他们一点时间而群起反对。　　前不久，笔者在由浙江义乌赴宁波的长途汽车里也亲身感受了一个类似的事件：随车的受雇服务人员违章在车里抽烟，烟灰被风刮到我的身上，将衬衣和裤子烧破了几个洞。下车时，我要求对方赔偿，岂料对方身上一文不名，我遂要求该车司机赔偿，因为那位服务人员是受雇于他的，我在车里受到的损失，他也负有责任。但司机以不是他肇的事为由拒绝赔偿，双方遂起争议。这时，车里的乘客站出来，完全不顾事情的是非，纷纷指责我耽误了他们的时间。我想，这时我如果以流氓暴徒的姿态出现，他们谁也不敢吭一声。但当他们发现你是讲理的常人时，就对你毫不客气了。这类不胜枚举的事例说明，“欺软怕硬”和“不肯为维护正义付出一丁点的代价”，并不是官员阶层特有的问题，而是带有一定普遍性的国民性问题。　　以笔者的理解，所谓国民性，就是指一个民族的成员或一个国家的国民，在精神、心理、性格、品行等方面的若干共同特性。在国民性上，中华民族有很多优点，如勤劳、智慧、平和、灵敏、吃苦耐劳、遵守纪律等等；但无庸讳言，中华民族特别是汉民族，也有许多突出的毛病，胆小怕事、见义不为就是其中之一。有的人，有怜悯之心，无为义之勇，逆来顺受，忍气吞声。有的人，遇事肯吃亏，以吃亏求息事；遇人好退让，以退让求宁人，以息事宁人为最高准则。有的人，在光天化日下需要见义勇为时，胆小如鼠，像缩头乌龟；而在阴暗的角落里捣鬼整人时，招数很多，如谋略大师。　　笔者以为，这种劣根性有两个基本来源：　　一个来源是中国几千年的小农经济。小农经济模式，需要土地的主人守着这块地，而不是到处游动迁移。“男耕女织”，“牛郎织女”，“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便是古代几千年间中国人生活的典型图景。守土者必然是爱好和平的，一切军事因素必然是防御性的，而不是进攻性的，就连中国武术的主旨也不是进攻而在防身。在这种情况下，中庸之道、以和为贵就成了中国人做人做事的基本信条，善良平和、安分守己就成了中国人十分突出的性格特征。这本来是一种优点，但优点的背面是缺点，安土重迁、安分守己必然消极保守、不思进取、不敢冒险，进而形成厌恶征战、重文轻武的风气，以致文质彬彬、弱不禁风的中国人比比皆是。欧美骑士、日本武士莫不以征战为荣，以征战为乐，就怕战争不大，惟恐征程不远。他们描写战争的文学作品，充满对战争的讴歌和对勇武的赞颂。而中国古代描写战争的诗词基本上都是诉说征战之苦，而非征战之乐。打开唐诗宋词，这类作品比比皆是。比如杜甫的《兵车行》是这样写的：“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这哪里有一点雄壮出征的气势，分明是哭哭啼啼、凄凄惨惨的告别。岑参的一首七律则是这样写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千尺冰，愁云惨淡万里凝。”这首诗所反映的是中国人一种普遍的心态：这个仗不得不打，但实在是太苦了！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　　尚文而不尚武的结果是，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文官谙于世故，武将怯于疆场，百姓见义而不敢为。　　另一个来源是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体系是极为庞大的、专横的、高压性的，个人与之相比，太渺小、太卑微、太软弱、太微不足道了，这种极大与极小、极强与极弱、极端蛮横与极其无助的强烈对比，孕育了弱势的芸芸众生以求生自保为主旨的“阴性”哲学，诸如：“树大招风”；“枪打出头鸟”；“人怕出名猪怕壮”；“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识时务者为俊杰”；“好死不如赖活着”。“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凡事莫当前看戏何如听戏好；为人且顾后上台终有下台时。”“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这种哲学的本质，一言以蔽之，就是警告人们不要做强者，不要冒头，而要卑微地生存。在这种生存哲学熏陶下的民族，必然在性格中形成一种挥之不去的劣根：轻则胆小怕事，软弱可欺，甘于压迫，逆来顺受；重则奴颜婢膝，奴性十足，内有媚骨，外显媚态。　　那么，我们的同胞中有没有见义勇为、仗义执言、路遇不平、拔刀相助的英雄好汉呢？当然有，只可惜这类人物大多出现在小说中，现实生活中有多少，不得而知。我们的同胞中有没有横刀立马、顶天立地、胆略超群、力挽狂澜的志士仁人呢？当然也有，比如荆柯、张巡、岳飞、文天祥、戚继光、谭嗣同、秋瑾、邹容、陈天华、彭德怀、吉鸿昌、张自忠、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等。只可惜，这样的人为数太少，在我们的芸芸众生中属于稀有珍品。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　　这种明哲保身、见义不为的民族性格的直接后果是，强权与暴力可以在我们的社会上肆无忌惮、横行无阻。数千年来，中国历朝历代，几乎无一不与外患相始终——陷没半壁、苟安一隅者有之；割地赔款、屈辱求和者有之；腼颜事敌、认贼作父者亦有之。五百年前的大明王朝是何等的强盛，但数百人乃至几十人的小股倭寇就可以在我们的沿海地带烧杀抢掠，横行霸道，甚至长驱北上数千里，如入无人之境。南明将领陈子龙痛心疾首地说：“今中国人民之众，土地之广，百倍于虏也。然而有一人每饭不忘虏而忧之者耶？有一人腐心切齿而欲食之肉者耶？受其凭凌而不知为耻，供其杀戮而不以为恨，则虏何惮而不来也？”确如陈将军所言，日本这个“虏”就不惮而来，升堂入室，吞没了我们半壁江山。侵华战争期间，常常是一个班或者一个排的日本兵控制一个县城好几年，没有多少人起来反抗。至于几个日本兵看管上千名中国俘虏，也是常有的事，大家都乖乖的，谁也不反抗，及至鬼子架起机枪疯狂扫射，俘虏兵们方感不妙，但悔之晚矣。　　进入二十一世纪，情况虽有好转，却未见根本改观。一个小小的韩国女老板一声令下，我们一大片中国员工就跪下了，不跪的居然只有一个人。在日本，有人视中国人为三等、四等国民，称中国人为支那人或中国猪，甚至脚踢中国孕妇，导致其流产街头；在俄罗斯，中国人屡屡被抢被杀，中国公司常常被洗劫一空；在法国，巴黎街头被歹徒抢劫最多的是中国人；在南非和南斯拉夫，中国人被打被杀被勒索成了常事；在印尼，华人和华裔更成了遭受排斥和烧杀抢掠的对象；在自己的领海或公海捕鱼的中国渔民，常常被国外军警逮捕或惨遭枪杀；中国南海海域的石油资源正在被外国公司疯狂采挖，严重缺油的我们却不敢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奋起斗争。甚至还屡屡发生外国人跑到中国来殴打中国公民、猥亵中国妇女、勒令中国人下跪、钻胯裆等等怪事。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当巴黎的歹徒被问及何以专抢中国人时，其回答是：中国人常把现金带在身上，中国人被抢后一般来说，既不反抗也不报案。这些歹徒们或许连中国的首都在哪儿都不清楚，但他们却知道中国人的弱点，并且尝到了欺负中国人的甜头。人家之所以老是欺负你，是因为欺负你总是沾便宜，杀了白杀，烧了白烧，打了白打，抢了白抢。　　一个人总要有点阳刚之气，一个民族更要有点阳刚之气。在强权与暴力面前，不能总是像缩头乌龟一样没有出息。近代中国陷于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悲惨境地，原因固然很多，但中国人性格的衰弱当为其中之一因。　　“以和为贵”是中国人的处世哲学。这种哲学对于化解矛盾，息事宁人，塑造平和宽容的民族性格，乃至于维持社会的稳定和谐，都是有益的；但是倘若我们对这一哲学的信奉过了头，就失去了平衡。阴阳平衡是事物的规律，只和而无争，断难维持长久。在中华五千年历史上，一个个横空出世的强大王朝，总是以一群英雄豪杰的强悍姿态开其端，而画上句号的，往往是一些弱不禁风的阴柔天子。秦朝的一统天下，汉朝的勇猛出击，唐朝的鼎盛气象，明朝的光复汉治，清初的开拓疆土，无一不是积极进取的结果。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也同样能够证明这一点，如果没有伟大光荣的抗日战争，如果没有横刀立马的抗美援朝战争，如果没有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卫边疆的自卫反击战争，试想中国哪里会有今天的国际地位？西方人信奉实力，在近代以来西方人主宰的世界秩序中，一个没有力量的民族不但不会赢得尊重，反而会招致侵略和欺凌。弱肉强食是动物的基本生存法则。不管人们用怎样美妙的词藻描绘人类的文明历史，实际上弱肉强食也一直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生存法则之一，侵略战争就是人类社会弱肉强食的最高形态，这就使得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也散发着血腥的气味。我们可以不喜欢这种血腥的法则，但我们却不得不去正视它、适应它。　　环视全球列强，无论美国、俄国、德国、日本，无一不是强悍尚武之国。古往今来的历史经验都说明，成就一件事情乃至振兴一个国家，仅有智慧是不够的。靠着智慧可以制定方案，而实现方案需要行动，行动无一例外地会遇到种种艰难险阻，没有披荆斩棘、一往无前的坚强意志，再好的方案也实现不了。这就如同一个人的成才一样，既取决与智商，更有赖于情商。国家亦然。国家的情商是什么？是国家意志是否坚强，民族性格是否骁勇。在这方面，日本的强大乃至韩国的振兴，都足以为我国之镜鉴。　　改革开放已经二十多年了，我们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绩，我们的综合国力有了显著增强，我们的国际地位明显提高，但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改造和完善我们的国民性，就是一个必须正视、必须进行的重大任务。道理很简单，一个缺陷太多、软弱可欺的民族，不可能强大起来。这是一个老话题，鲁迅先生和梁启超先生早就提出来过，但现实的状况告诉我们，这个历史性任务远远没有完成。　　改造国民性的第一步是弄清我们的国民性中究竟有哪些弊病，然后才谈得上改造。笔者以为，除了怯懦怕事、明哲保身、畏惧强权、逆来顺受的毛病之外，我们的民族身上还有一些明显的劣根性，比如：媚外、瞧不起自己人、不讲原则、不守规矩、重情轻理、重情轻法、重私德轻公德、好拉关系走后门、责任意识淡薄、唯官唯上、愚昧迷信、只说不练、言不由衷、不团结好内讧、不认真不细致、不讲卫生、不爱科学、不尚武、势力眼、好面子、好吃动物、无虔诚之心、好占小便宜、好起哄随大流，等等。笔者所言是否如实，读者可以思考。实际上，有些毛病别的民族也有，但往往没有我们这样突出。　　如果有读者质问：“你为什么好说同胞的缺点？”笔者在此可以梁启超先生的一段话作答：　　有忧国者，有爱国者。爱国者语忧国者曰：汝曷为好言国民之所短？曰：吾惟忧之之故。忧国者语爱国者曰：汝曷为好言国民之所长？曰：吾惟爱之之故。忧国之言，使人作激愤之气，爱国之言，使人厉进取之心，此其所长也；忧国之言，使人堕颓放之志，爱国之言，使人生保守之思，此其所短也。朱子曰：“教学者如扶醉人，扶得东来西又倒。”用之不得其当，虽善言亦足以误天下。为报馆主笔者，于此中消息，不可不留意焉。今天下之可忧者莫中国若；天下之可爱者，亦莫中国若。吾愈益忧之，则愈益爱之；愈益爱之，则愈益忧之。既欲哭之，又欲歌之。吾哭之，谁欤踊者？吾歌之矣，谁欤和者？　　笔者断不敢与梁先生相比，却有着与梁先生一样的心境。但愿笔者所言能“使人作激愤之气”，“厉进取之心”，而不致使人“堕颓放之志”。实际上，五千多年的历史本身就说明，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劫不衰、生生不息的民族，具有无比强大的生命力。唯其如此，我们有信心把自己的缺点摆出来，加以剖析、批判和改造，从而使我们的国民性变得更好。　　让我们大家都来投身于改造国民性的工作，都为改造我们的国民性作出贡献。所谓改造国民性，用梁启超先生的话说，就是“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说白一点，就是在继承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以开放的心态取人之所长补自己之所短，使我们的民族强健起来、文明起来、完善起来，使我们的国民以更加健康清新的面貌再现于世。这个任务极其艰难繁重，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也绝非少数人所能承担；但只要每一位国民从现在开始，从自己做起，点点滴滴，日积月累，持之以恒，必有所成。如此，则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方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不败；否则，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一句空话。

??在林治波先生的一篇关于张爱玲的文章之中，林先生猛烈抨击了余秋雨对张爱玲的无尚赞美，认为一个不爱国的人，其价值是值得怀疑和唾弃的。读过之后，我虽认为，余秋雨的称赞确实有些过分勉强，但似乎对张爱玲之人，定性亦然有些片面，为此，写此文以商榷之。 ??先说余秋雨，余秋雨首先是一个畅销书作家，用我的个人观点看，是作品带有“媚俗倾向”的作家或学者。我也拜读过《文化苦旅》和他的一些作品，高中时候对他的崇拜，今天已经是荡然无存了。我觉得他的书和琼鳐的书有一点相同，就是只适合特定的人群阅读。他的文章里多的是“赞美”和“感叹”，以及飞扬的文采，而其他的很少见到。 ??从林先生引用的余秋雨对张爱玲下的评语来看，他是没有读懂张爱铃的，而我认为林先生本人，对张爱玲也有诸多片面的认识。 ??我们身处在一个浮躁的时代，很多人都在误读一些东西。常见人说喜欢三毛的书里多彩的撒哈拉旅行故事而喜欢三毛，而无法读出三毛散文里弥漫着的那种无处不在的寂寞。同样，蜡笔小新首先被很多人理解为一部教坏小孩子的脏片，其实它应该是一个优秀的适合成年人看的成人卡通才对。而很多肤浅的人如余秋雨之流，觉得张爱铃充满缤纷意境掺和着时代巨大变迁的小说里，读出的是风花雪月与缺乏人性的贫血，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肤浅的误读。 ??余秋雨称赞张爱玲的美丽灵魂，其人是否美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她才华如昙花绽放。而漂泊不定的一生确实并不美丽。经历了类似鲁迅一样的少年家境衰落的她，在后母的虐待和辱骂中抑郁的度过了童年。她恨她的父亲与后母，然而直到她出走去找自己的生母前，她都没有办法改变。很多人看她的文字会觉得她是一个有闲作家。但同时，也有人这样描述张爱玲的正义感：“张爱玲富有爱心和正义感，她作品中的这种温馨的宽容及其爱憎也表现得十分明显。她在上海外滩看见警察打人便写了《打人》：”我向来不愿意看见什么，就有本事不看见。然而这一回，我忍不住屡屡回头望，气塞胸膛，打一下，就觉得我的心收缩一下。打完之后，警察朝这边踱了过来，我恶狠狠盯住他看，恨不得眼睛里飞出小刀子，很希望能够表达出充分的鄙夷与愤然。“ ??而对于他的第一个丈夫汉奸胡兰成，后人有如此描述：“胡氏才情横溢，曾任汪精卫的机要秘书，被称为汪家伪政权的”文胆“，历任汪伪政权政府的中央委员、宣传部次长、行政院法治局局长。舞文弄墨，他是才子，善写政论；感情上花言巧语、放浪形骸、口是心非，是个伪君子；政治上他是个亲日派。张爱玲不问政治甚至厌恶政治，由于爱才惜才致使走错了人生最重要的一步，” ??因为张爱玲封建家庭的不幸（后母的虐待）和时局的动荡，她非常希望有一个可靠的依托，胡兰成的才情蒙住了她的眼睛，使她做了她生命中两大憾事之一——嫁给胡兰成，这段姻缘注定不会有好结局。仅两三年后，她因为胡的生活放荡而不得不离婚。 ??她的作品里，有华丽的生命，繁华的上海，和战火中的香港也有各种各样的男人与女人，中产阶级和下层少女都有，但大体上这些人都是有着各样各样自己悲苦的不幸的小人物。她写的小说里，搀杂在时代大变换的背景里，人物常常是无力抗拒命运的被动的，无望的；在表面的华丽与情爱的壳底下，是一种时代大场面下的群生的辛苦相。不断地描述各种不幸的情爱是张爱玲写人性的一种方式。我觉得她作品最完美的一部应该是《金锁记》，那是一部描述社会如何锻造出人性的丑恶的好小说。 ??虽然她少女成名，文才天下，但在哪个动荡的社会里，她仍然是一个被动的，无助的弱女子。再加上她少时封建家庭的教育和物质给养充沛的生活，她是不能对革命有太多的认识的，她不问政治，讨厌政治。所以，后来在美国工作的时候被授权写了明显意识形态分歧的《赤地之恋》，尽管她不喜欢写这样的命题作文，但为了生计也只好写下去。 ??另外有一个已经长眠地下的很出名的台湾女作家，我不太忍心提起她的名字。她在自杀前所写的那部《滚滚红尘》，同样是写汉奸，而且美化女作家对汉奸的文学作品，作品受到了舆论界理所当然的抨击，认为“没有原则”。 ??但是，今天对她的评论已经很宽容了。 ??其实，在她的《小艾》中，彷徨的张爱玲曾经透漏出对建国后新生活的渴望。比如“现在是真的为人民服务了”。然而她的观点仍然那是这样的：“我没有写历史的志愿，也没有资格评论史家应持何种态度，可是私下里总希望他们多说点不相干的话。现实这东西是没有系统的，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 ??后来她去了美国，死在了美国。 ??综观张爱玲的一生，实在是一个封建没落家庭里的悲苦的天才女子的缩影，她是一个被动的受害者，受着封建家庭的戕害和战争社会的双重戕害，从这种意义上讲，她实在是和那些为了物质利益而主动投向侵略者怀抱的汉奸有很多不同。她的祖父是李鸿章的女婿，是一个正直的儒生，弹劾贪官，评议朝政，若他九泉下有知，怕也会为自己后人有走错路至此而愤怒。而张爱玲建国后，一直未少入中国现代文学史，也是一个缺憾。我们的文学似乎连汪精卫的书信都能发表，却始终容不下张爱玲的哪怕一点篇章，而张爱玲虽错，以汉奸称之，似乎也太有些过。对于张爱玲的错误，在那个一切价值观都被打破必须重新评价的年代来说，似乎可以用白玉有瑕来评判。我记得一个获过诺贝尔奖的德国作家也曾经支持过纳粹的民族优胜理论和德国的侵略战争。坦而言之，很多名人都犯过一些回忆起来非常懊悔的重大的错误。比如张抗抗、曹禹、陈独秀等等，然而这并不影响他们成为名人。 ??有一个类似的例子，少年时期的鲁迅家境衰落的时候的遭遇，在他的一生都留下了阴影，一生几乎都是在不断的对社会变革及身边人的怀疑与不信任中度过。同样，张爱玲特殊的经历也影响了她的性格和她的一生。到今天我们可以宽容的去看鲁迅，但是却无法宽容的去看张爱玲。很多那个时代的言俗小说今天早已经不能得到，而张的小说还仍然生存着，这说明她的小说里是有一些人性中永恒的东西。我对张爱玲悲凉的一生的态度，是同情的，宽容的。我希望大家也能用宽容的心，来看待一个时代的受害者，而不要把她推到对立面上去，使之永受历史不公正的裁决。

（ 1 ） 《日本近代哲学史纲》 （延边大学出版社， 1988年） （ 2 ）《 日美基轴与经济外交 — 日本外交的转型 》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 / 获宋庆龄基金会第二届 “ 孙平化日本学学术奖励基金 ” 专著二等奖 [ 一等奖空缺 ] ）（ 3 ）《 日本政府开发援助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年）（ 4 ）《 日本外交与中日关系 ——20 世纪 90 年代新动向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1年）（ 5 ）《彻底检证：日本型 ODA ——非军事外交的尝试》（ [ 日 ] 三和书籍， 2002年）（ 6 ）《中日关系 —— 复交 30 周年的思考》（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2年）（ 7 ）《评“对日新思维”》（与林治波合著、 [ 日 ] 日本侨报社， 2003年）（ 8 ）《 21 世纪的中日关系——从战争、友好到地区一体化的伙伴》（ [ 日 ] 日本侨报社， 2004 年）（ 9 ）《如何看中国》（ [ 日 ] ポプラ社、 2004年）（10） 《21世纪初的日本政治与外交》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年） 《再生还是衰落——21世纪日本的抉择》（2001）《中国的东北亚研究》（2001） 《面向21世纪的中日关系》（1997）《文化创造中日两国共同发展之路》（1998）《东亚地区热点问题》（1999） 《中日关系三论》（1996）《战后日本外交》（1997）《转变中的中美日关系》（1997）《合作还是对抗——冷战后的中国、美国和日本》（1997）《追求亚洲共同价值——重新评价日本ODA大纲》（英文，1997）《21世纪日本沉浮辨》（1999）《伙伴还是对手——调整中的中美日俄关系》（2000）《世纪之交的抉择——近代中日韩三国历史发展比较》（2000）《21世纪的日本——政治外交发展趋势》（2000）。《2020大国战略》（2000）《世界变化中的中美日俄》 （英文，2000）《伙伴还是对手——调整中的中美日俄关系》（2001）《21世纪：世界格局与大国关系》（2001）《中国经济改革和汽车产业》（日文，2001）

（记者林治波、银燕）截至2014年12月31日，兰州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313天，创下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成绩。2015年，兰州市将全面采用新标准发布和考核环境空气质量状况，届时将增加细颗粒物（PM2.5）、一氧化碳（CO）和臭氧（O3）3项监测指标。参考：兰州市空气优良　天数达到313天http://gs.people.com.cn/n/2015/0107/c358184-23466546.html

近来，许多报刊杂志发表的文章都提到要将2008年的北京奥运办成“人文奥运”，也讲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我就想，文化如何弘扬？从世界历史上的情况来看，文化弘扬的形式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我们是肯定不可能采用的了，但也在此一并介绍一下。 　　第一种是野蛮式弘扬，即武力弘扬，用武装实力，强迫被侵占的国家和地区接受某种文化。所谓“殖民文化”、所谓“奴化教育”，都属于这一类。这种方式是最野蛮的。日本军国主义侵占韩国以后，不许韩国人讲韩语，用韩文，必须讲日语，用日文。推行日本的生活习惯。这些都是奴化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说，日本军国主义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目标，实际上就是要将日本文化“弘扬”到各国去。纳粹屠杀犹太人，就是为了“弘扬”日耳曼文化，企图取代犹太文化。希特勒发动战争，进攻苏联，也是为了将日耳曼文化“弘扬”到苏联去。也要“弘扬”到法国、英国和许多欧洲国家以及世界各地，从而实现日耳曼文化在全世界的广泛“弘扬”。现在拉美国家使用欧洲语言，就是当年殖民文化的遗迹。欧洲人主要是英国人占领美国，用屠杀驱赶的办法，在美国的大地推行欧洲文化，而印第安人的文化就被边缘化。孟子讲以力服人，不能使人心服。武力弘扬表现出的是霸权主义。霸权主义是不得人心的。文化都有优点与缺点，一种文化有某些先进之处，并非一切都比别的文化强，也不是都适合于所有国家。因此，应该由本国人向外国学习那些适合本国情况的优秀文化，而不是全盘照搬。 　　第二种是文明式弘扬，即积极推广、主动介绍式。将本国的传统文化梳理、整理出来，积极主动地向外国介绍推广。将许多重要典籍翻译成各种外文，发行到世界各国去，让外国人在阅读中了解本国的文化，从而达到弘扬的目的。这大概是世界上最为流行的弘扬文化的方式。效果如何，另当别论。佛教弘法，唐代印度僧人到中国弘扬佛法，中国僧人到日本弘扬佛法，明初郑和下西洋，是弘扬中华文化。无论效果如何，都是比较文明的行动，无可厚非。日本人自认为很珍贵的文化遗产如茶道，经常积极主动地向外国人推销，为了提高推销的效果，专门雇佣一些外国人，特别是白种人来充当茶道表演中的各种角色。有一次，我作为外国人被请去喝茶。喝茶的地方是历史悠久的著名茶铺———裹千家。一群外国人围成一圈，出来介绍茶道的是荷兰人，端茶的有大胖子美国人，还有中国北京人和其他国家的人。这给我的印象是日本人还是很重视茶道的，还保存着茶道的精粹，而且颇受各国人的认可。住的时间长了，我发现日本青年好像对茶道不感兴趣。他们处于激烈竞争的快节奏的时代，没有时间去品尝茶味，只是为了解渴，买了瓶装冷饮茶，像喝其他饮料一样，咕噜咕噜下去，比《红楼梦》上说的“牛饮”都豪壮。至于茶叶的种类和特色，茶具的讲究与应用，泡茶的程序和操作，茶道的这一切，他们全然不懂，也不想知道。本国人不感兴趣不太了解的文化精粹，如何能让外国人认可呢？中国传统文化也是这样，向外国人宣传儒学如何好，有哪些优秀伦理内容，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人如果没有兴趣，如果某些政府官员对此还带着批判的眼光，或者言行举止都没有儒学的痕迹，谁能相信呢？本国人不相信，如何让外国人相信？自己不喜欢，如何让别人喜欢？ 　　第三种是无为式弘扬即无为示范式。各国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努力做好社会各方面的工作，第一是富了，第二是强了，第三是每个人都受到很好的教育，都很有教养，社会风气好，人民多数感到幸福满意，令各国各民族的人民都羡慕。这就是孔子所说的“近者说，远者来”。又说：“修文德以来之”。自己的事情做好了，对别人就有吸引力，有魅力，人家就会主动来学习。这样，自己的优秀文化也就弘扬出去了。唐朝时，中国高僧玄奘到西天取经，即到古印度学习佛法。日本派遣大批人到中国学习文化，包括佛教。近代中国人到日本、到欧洲学习西方文化。现代中国人到苏联学习。当今各国派遣留学生，也都是主动“来学”的典型。文化传播有“来学”与“往教”的区别。主动向外介绍，就是往教的方式。《韩诗外传》卷三·第十四章载：“礼有来学无往教。致师而学不能学，往教则不能化君也。”“来学”与“往教”，效果有很大区别。 　　野蛮霸道式的弘扬不得人心；文明介绍式的弘扬收效甚微；无为示范式的弘扬是得人心的最有效的弘扬。社会是发展的，文化也要发展，社会的发展，对于文化有新的选择。 　　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如何弘扬？可以而且应该向外国人宣传介绍中国文化，但是，我以为更重要的是要让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在本国得到充分弘扬，要贯穿于教育的各个环节，要让所有人都能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对传统文化有较多的了解，并能在实际行动中贯彻落实，取得好的效应。这就会吸引很多外国人来学习、研究，实现弘扬文化的目的。说得更具体一点，现在，许多外国人都来中国旅游，对中国文化有兴趣的外国人，往往要到曲阜参观孔庙。如果曲阜市民对儒学毫无了解，在行为上也不够文明，社会风气也体现不出“礼仪之邦”，那么，向外国人介绍儒学如何优秀，谁能相信呢？各国官方代表团前来访问，曲阜市长出面接待，如果市长是一个“儒盲”，言行举止都与儒学相去甚远，那么，其结果如何，不言自明。因此，地方官应该是本地文化的半个专家，应该了解本地方的历史地理、人情风俗，应该读当地的地方志，所谓“入乡随俗”吧。现在讲2008年北京要办“人文奥运”，是不是也应该从这方面着手做点准备呢？观察一个人，“听其言，观其行”，观察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自然也要“听其言，观其行”。有言有行，言行一致，这才有说服力。我没有别的本事，提一个参考意见，也算我为奥运尽了一点心力。

　　历史上的李鸿章　　林治波 [2006-10-17]　　历史上的李鸿章，绝非《走向共和》中美化的那样忍辱负重、功勋卓著，而是一个没有操守、乏善可陈的历史丑角。　　这几年，有些电视剧拍得很好看，剧情起伏跌宕，表演功夫到家，观众不但爱看，看过之后还街谈巷议，赞不绝口，誉之为突破性的力作，如《雍正皇帝》、《走向共和》等等。但是，被精彩剧情所掩盖的历史观与思想倾向上的严重问题却被人们忽略了。比如，一个开历史倒车、闭关锁国、大兴文字狱的专制暴君，却被《雍正皇帝》吹捧为勤政为民的贤君，一个妥协卖国、劣迹斑斑的李鸿章却被《走向共和》美化为忍辱负重、功勋卓著的功臣。　　对李鸿章的肉麻吹捧，笔者开始不知其意，后来看了《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并得知作者正是《走向共和》的策划人之一，方才明白了他们的思想倾向和用意所在：凡是办洋务尤其是对外妥协的买办人物，他们都要加以美化，反之则加以丑化，为此不惜歪曲历史。　　其实，历史上的李鸿章，绝非《走向共和》中美化的那样忍辱负重、功勋卓著，而是一个没有操守、乏善可陈的历史丑角。　　北洋舰队丧师黄海　　李一生最大的“功业”就是办洋务，而最大的洋务就是购买洋舰，组建北洋水师。为了这支北洋水师，清政府总计花费了上亿两白银，装备了当时亚洲最大的铁甲舰，而结果却一败涂地。李夸耀北洋水师“攻守多方，备极奇奥”、“发十六炮，中至十五”，而在实战中命中率却极低。据统计，黄海海战中日舰平均中弹11.17发，而北洋各舰平均中弹107.71发，北洋舰队火炮命中率不及日本联合舰队1/9。北洋水师之败，除了训练无素，还归咎于李鸿章的“弃战保船”战术，而这一战术的本质是李将舰队视为自己的私人武装，愚蠢自私的“弃战保船”非但未能保住船，反而使舰队在威海港内束手待毙，被日军全歼。如不是李鸿章的愚蠢和自私，甲午之败绝不至于如此之惨、如此丢人。清臣文廷式气愤地慨叹：北洋水师“糜费千万却不能一战。”　　甲午战争失败以后，倘李鸿章等人有胆有识、意志坚定，不向日方求和，而将首都迁至西安，与日本作持久战，也不至于签订《马关条约》那样至为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因为，经过甲午战争的消耗，以当时日本的国力是无法与中国作持久战的，西方列强也不会坐视日本深入并独占中国腹地。总之，中国的甲午之败虽有其必然性，但败得如此之惨，进而给中国造成如此之深重的伤害，李鸿章难辞其罪。有人以清廷腐败、国力衰弱为李辩护，但即便在那样的时代，也有左宗棠力挽狂澜、平定新疆的佳绩，故而李的妥协误国并不是时代局限和客观条件所能完全解释得了的。　　再说说李的用人。在官场上，李着重培植的人是自己的儿子李经方和干儿子盛宣怀，其任人唯亲几乎不加遮掩。甲午战争中，李用了两个同乡，一个是陆军统帅叶志超，一个是水师提督丁汝昌。这两个人，一个贪生怕死，临阵脱逃，致使入朝清军陷入群龙无首的乱局；一个不懂海军，平庸无能，致使北洋舰队丧师黄海，一败涂地。　　“宰相合肥天下瘦”　　那么，李的品德如何呢？许多材料证明，李从办洋务中发足了洋财，成为“富甲海内”的大官僚大买办。留美的洋务要员容闳说李“绝命时有私产四千万两以遗子孙”，时人风传“宰相合肥天下瘦”，可见李在民众中的口碑之差。1895年，翰林院张謇等联名向朝廷奏参李鸿章，揭露说：“……倭来船则放之，倭运开平煤则听之，倭谍被获，非明纵则私放……军械所历年所储枪炮多被监守盗卖。……有银数百万，寄存日本茶山煤矿公司，伊子又在日各岛开设洋行之所……”李鸿章作为朝廷大员，对于日本的侵略听之任之，只顾自己发财致富，李氏父子既然是这样的人，难怪日本在甲午战后与中方谈判赔款条约时，点名要和李氏父子谈，而拒绝清廷派遣的其他人选。　　最能说明李鸿章品行的事情，是其1896年作为祝贺俄皇加冕的中国专使赴沙俄时，与俄方签署出卖中国东北利益的《中俄密约》并接受巨额贿赂。美化李鸿章的人一再否认此事，而证据只是沙俄财政部长维特回忆录中的一句话：“说李鸿章受了俄国政府的贿赂，我必须说明这个谣言是毫无根据的。”但沙皇东宫档案资料却证明，维特没有说实话，李鸿章与俄方签订《中俄密约》并受贿确有其事。密约签订后，维特和李鸿章订下私人协议，只要《密约》能够顺利执行，李某便能得到300万卢布（约合190万美元）的酬谢。　　国内有人对李鸿章在当时寄给总理府的电报中数次替俄国恫吓清朝感到迷惑不解，其实一点也不难理解，李受了贿，怎能不吃里爬外？据华俄道胜银行董事长德米特里·乌赫托姆斯基回忆录《对清国战略上的胜利》记载：“《中俄密约》签字后的第二天，财政部办公厅主任罗曼诺夫与乌赫托姆斯基、总办罗启泰在一份向李鸿章付款的协定书上签字。协定书规定，头一个100万卢布在清帝降旨允准修筑中东铁路后付给，第二个100万卢布在签订铁路合同和确定铁路路线后交付，第三个100万卢布则等到铁路工程全部竣工后才支付。这份议定书并没有交给李鸿章本人，而是作为绝密文件由俄国财政部收藏起来。”这笔钱作为一个专项基金存在华俄道盛银行，归财政部总务厅管理支配，名字就叫“李鸿章基金”。据记载，俄方先后三次给李鸿章、李经方父子支付款项，其中一笔是俄国专使吴克托穆亲王到北京交给李鸿章的。据《沙俄财政部档案汇编》记载，李鸿章一共接受了沙皇俄国170.25万卢布的贿赂（有李鸿章派人提取款项存条和当日提款的记录）。据《我所知道的李经方——北洋杂闻录》记载，由于没有得到俄方许诺的全额款项，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曾抱怨说：“俄国人花小钱办大事，最不讲信义，老爷子为了他们挨了多少骂，最后跟打发要饭的差不多”。　　其实，在此之外，李鸿章还接受过俄方另一笔贿赂：1898年3月22日，沙俄给李和总理衙门张荫桓各50万元贿赂（张荫桓实得25万），旨在催促中方尽快签署《旅大租地条约》和稍后的《续订旅大租地条约》。李鸿章在俄国人指定的时间之内完成了“任务”，使辽东半岛实际成为俄国独占的殖民地。可见，李鸿章受贿卖国有多方铁证。维特的否认是为了掩饰沙俄政府行贿的不光彩行为，并不足信。　　撇开其他的事情不论，单此受贿卖国一项，即足以证明李鸿章品质之败坏。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当时的另一位官员许景澄在负责中东铁路交涉过程中，俄国人曾许以1．5万两银子作为每月的办公费，可以由许随意支取，以便在中东铁路上攫取利益，被许严拒，许且把已到账的1万两银子上交总理衙门。这件事情说明两点：一是沙俄惯于行贿伎俩，许当时不过是三品顶戴，俄方尚加以贿赂，对重臣李鸿章行贿以谋取在华利权是毫不奇怪的事情；二是许、李相比，形同冰炭，如隔云泥，三品顶戴尚知爱国拒贿，保全人格，而李身居首辅大臣之尊居然为钱财而出卖祖国利益，真是无耻之尤。了解李人品的清廷官员在其使俄之前即有所担忧，如张百熙在给慈禧太后的奏折中说道：“李鸿章决无御侮于樽俎之心……李鸿章此行，必阴托于俄矣。”事情的发展果被张氏不幸言中。　　至于生活上，有人吹捧李鸿章简朴，也是站不住脚的假话。事实恰恰相反，李热衷于享用洋酒、咖啡和高档洋货。据梁启超的《李鸿章传》记载：李“每膳供双鸡之精汁，朝朝经侍医诊验，常上电气。”连《走向共和》的导演都承认李鸿章生活奢侈，喝的水都是从荷兰进口的。　　某些人对李鸿章的吹捧，说句不好听的，是拿着鸡毛当令箭，拿着王八当圣贤，这是对历史的歪曲，对观众的欺骗，也暴露了一些人的思想本质。　　《人民论坛》 ( 2006年第20期 )

眼见为实，不要道听途说子虚乌有之事。不信谣不传谣，让谣言不攻自破。

今天早晨，一打开电视，所有的频道全都是同一个主题，那就是甘肃舟曲发生的特大泥石洪流。在报道中，最令我感动的是一个年仅12岁的小女孩，她的名字叫何洁。灾难发生时，她正和弟弟在舅舅家，眼看着对面村的房屋一个个都倒塌了，于是，舅舅背起了年迈的外婆往外面跑，她把正在熟睡的弟弟一把拉到自己的背上，顾不得穿鞋，就朝门外奔去。刚走出大门，泥石洪流就把门轰到了。索性两人都没有生命危险。脱离险境后，她还主动要求参加志愿者。为了不给救援部队添麻烦添麻烦，她就主动干起了打扫卫生的工作。所有的人都夸何洁是个懂事的孩子。何洁小朋友的事迹深深触动了我，为此我也想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微薄的力量。我把自己积攒很久的零花钱通通拿出来捐给了灾区的人民，希望他们可以感受到我的一份关心。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面对无情的天灾，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民通过捐钱捐物来表达对舟曲人民的问候。8月15日，天安门广场上聚集了来自各个地方的人民，共同哀悼舟曲特大泥石流灾害的遇难同胞。希望舟曲的人们能够坚强起来，重新建设起新的家园。舟曲加油！中国加油！

2010年8月7日22：00，在人们本该安然入睡的时候，巨大的灾难瞬间笼罩了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泥石流冲进县城，并且形成了堰塞湖，目前已经造成一千多人死亡，数百人失踪。

您说的这件事情属于谣言，这个谣言被大家所熟悉，是因为2014年时任新华社甘肃分社社长林治波在人民网发表了《人民日报记者论甘肃发展》系列文章，其中第七篇《观念是个大问题》里面的言论让广大群众误认为了“九寨沟原本属于甘肃，碧口镇原本属于四川，因为甘肃领导思想保守，目光短浅，看上了碧口水电站，于是给了四川九寨沟，换来了碧口镇。”但是碧口水电站1969年5月开工，1997年6月才竣工，可是1978年，国务院就以〔1978〕256号文件，将九寨沟划为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发九寨沟的时间远远早于碧口水电站竣工的时间。另外，省界划分不是两省之间的交易，而是由国家勘界，不可能随意更改。众多人误以为九寨沟曾属于甘肃，是因为九寨沟习俗、语言等与四川不同，现属甘肃林业厅的白龙江林业管理局前身是白龙江林区，而其管辖的南坪林业局又划归四川。所以才造成谣言愈演愈烈。

不是甘肃的。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九寨沟县境内，地处青藏高原、川西高原、山地向四川盆地过渡地带，南距成都市300多公里，是一条纵深50余千米的山沟谷地，总面积64297公顷，森林覆盖率超过80％。国家农林渔业部的一个工作组对九寨沟进行了综合考察，并得出了＂九寨沟不仅蕴藏了丰富、珍贵的动植资源，也是世界上少有的优美风景区＂的结论。同年著名林学家吴中伦教授对九寨沟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扩展资料：价值意义九寨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岷山大熊猫的核心和走廊。九寨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核心地区之一，具有典型的自然生态系统。动植物资源丰富，具有较高的生态保护、科学研究和审美旅游价值。该地区生物多样性丰富，稀有物种突出。九寨沟因其高山湖泊、瀑布、七彩森林、雪峰、蓝冰和藏族风情而被誉为“九寨沟六大奇观”。被誉为“童话世界”和“水景之王”。九寨沟也是以钙化湖泊、滩溪、瀑布景观、喀斯特水系和森林生态系统为主要保护对象的国家地质公园，具有很高的科研价值。

　　在林治波先生的一篇关于张爱玲的文章之中，林先生猛烈抨击了余秋雨对张爱玲的无尚赞美，认为一个不爱国的人，其价值是值得怀疑和唾弃的。读过之后，我虽认为，余秋雨的称赞确实有些过分勉强，但似乎对张爱玲之人，定性亦然有些片面，为此，写此文以商榷之。 　　先说余秋雨，余秋雨首先是一个畅销书作家，用我的个人观点看，是作品带有“媚俗倾向”的作家或学者。我也拜读过《文化苦旅》和他的一些作品，高中时候对他的崇拜，今天已经是荡然无存了。我觉得他的书和琼鳐的书有一点相同，就是只适合特定的人群阅读。他的文章里多的是“赞美”和“感叹”，以及飞扬的文采，而其他的很少见到。 　　从林先生引用的余秋雨对张爱玲下的评语来看，他是没有读懂张爱铃的，而我认为林先生本人，对张爱玲也有诸多片面的认识。 　　我们身处在一个浮躁的时代，很多人都在误读一些东西。常见人说喜欢三毛的书里多彩的撒哈拉旅行故事而喜欢三毛，而无法读出三毛散文里弥漫着的那种无处不在的寂寞。同样，蜡笔小新首先被很多人理解为一部教坏小孩子的脏片，其实它应该是一个优秀的适合成年人看的成人卡通才对。而很多肤浅的人如余秋雨之流，觉得张爱铃充满缤纷意境掺和着时代巨大变迁的小说里，读出的是风花雪月与缺乏人性的贫血，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肤浅的误读。 　　余秋雨称赞张爱玲的美丽灵魂，其人是否美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她才华如昙花绽放。而漂泊不定的一生确实并不美丽。经历了类似鲁迅一样的少年家境衰落的她，在后母的虐待和辱骂中抑郁的度过了童年。她恨她的父亲与后母，然而直到她出走去找自己的生母前，她都没有办法改变。很多人看她的文字会觉得她是一个有闲作家。但同时，也有人这样描述张爱玲的正义感：“张爱玲富有爱心和正义感，她作品中的这种温馨的宽容及其爱憎也表现得十分明显。她在上海外滩看见警察打人便写了《打人》：”我向来不愿意看见什么，就有本事不看见。然而这一回，我忍不住屡屡回头望，气塞胸膛，打一下，就觉得我的心收缩一下。打完之后，警察朝这边踱了过来，我恶狠狠盯住他看，恨不得眼睛里飞出小刀子，很希望能够表达出充分的鄙夷与愤然。“ 　　而对于他的第一个丈夫汉奸胡兰成，后人有如此描述：“胡氏才情横溢，曾任汪精卫的机要秘书，被称为汪家伪政权的”文胆“，历任汪伪政权政府的中央委员、宣传部次长、行政院法治局局长。舞文弄墨，他是才子，善写政论；感情上花言巧语、放浪形骸、口是心非，是个伪君子；政治上他是个亲日派。张爱玲不问政治甚至厌恶政治，由于爱才惜才致使走错了人生最重要的一步，” 　　因为张爱玲封建家庭的不幸（后母的虐待）和时局的动荡，她非常希望有一个可靠的依托，胡兰成的才情蒙住了她的眼睛，使她做了她生命中两大憾事之一——嫁给胡兰成，这段姻缘注定不会有好结局。仅两三年后，她因为胡的生活放荡而不得不离婚。 　　她的作品里，有华丽的生命，繁华的上海，和战火中的香港也有各种各样的男人与女人，中产阶级和下层少女都有，但大体上这些人都是有着各样各样自己悲苦的不幸的小人物。她写的小说里，搀杂在时代大变换的背景里，人物常常是无力抗拒命运的被动的，无望的；在表面的华丽与情爱的壳底下，是一种时代大场面下的群生的辛苦相。不断地描述各种不幸的情爱是张爱玲写人性的一种方式。我觉得她作品最完美的一部应该是《金锁记》，那是一部描述社会如何锻造出人性的丑恶的好小说。 　　虽然她少女成名，文才天下，但在哪个动荡的社会里，她仍然是一个被动的，无助的弱女子。再加上她少时封建家庭的教育和物质给养充沛的生活，她是不能对革命有太多的认识的，她不问政治，讨厌政治。所以，后来在美国工作的时候被授权写了明显意识形态分歧的《赤地之恋》，尽管她不喜欢写这样的命题作文，但为了生计也只好写下去。 　　另外有一个已经长眠地下的很出名的台湾女作家，我不太忍心提起她的名字。她在自杀前所写的那部《滚滚红尘》，同样是写汉奸，而且美化女作家对汉奸的文学作品，作品受到了舆论界理所当然的抨击，认为“没有原则”。 　　但是，今天对她的评论已经很宽容了。 　　其实，在她的《小艾》中，彷徨的张爱玲曾经透漏出对建国后新生活的渴望。比如“现在是真的为人民服务了”。然而她的观点仍然那是这样的：“我没有写历史的志愿，也没有资格评论史家应持何种态度，可是私下里总希望他们多说点不相干的话。现实这东西是没有系统的，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 　　后来她去了美国，死在了美国。 　　综观张爱玲的一生，实在是一个封建没落家庭里的悲苦的天才女子的缩影，她是一个被动的受害者，受着封建家庭的戕害和战争社会的双重戕害，从这种意义上讲，她实在是和那些为了物质利益而主动投向侵略者怀抱的汉奸有很多不同。她的祖父是李鸿章的女婿，是一个正直的儒生，弹劾贪官，评议朝政，若他九泉下有知，怕也会为自己后人有走错路至此而愤怒。而张爱玲建国后，一直未少入中国现代文学史，也是一个缺憾。我们的文学似乎连汪精卫的书信都能发表，却始终容不下张爱玲的哪怕一点篇章，而张爱玲虽错，以汉奸称之，似乎也太有些过。对于张爱玲的错误，在那个一切价值观都被打破必须重新评价的年代来说，似乎可以用白玉有瑕来评判。我记得一个获过诺贝尔奖的德国作家也曾经支持过纳粹的民族优胜理论和德国的侵略战争。坦而言之，很多名人都犯过一些回忆起来非常懊悔的重大的错误。比如张抗抗、曹禹、陈独秀等等，然而这并不影响他们成为名人。 　　有一个类似的例子，少年时期的鲁迅家境衰落的时候的遭遇，在他的一生都留下了阴影，一生几乎都是在不断的对社会变革及身边人的怀疑与不信任中度过。同样，张爱玲特殊的经历也影响了她的性格和她的一生。到今天我们可以宽容的去看鲁迅，但是却无法宽容的去看张爱玲。很多那个时代的言俗小说今天早已经不能得到，而张的小说还仍然生存着，这说明她的小说里是有一些人性中永恒的东西。我对张爱玲悲凉的一生的态度，是同情的，宽容的。我希望大家也能用宽容的心，来看待一个时代的受害者，而不要把她推到对立面上去，使之永受历史不公正的裁决。

　　在林治波先生的一篇关于张爱玲的文章之中，林先生猛烈抨击了余秋雨对张爱玲的无尚赞美，认为一个不爱国的人，其价值是值得怀疑和唾弃的。读过之后，我虽认为，余秋雨的称赞确实有些过分勉强，但似乎对张爱玲之人，定性亦然有些片面，为此，写此文以商榷之。 　　先说余秋雨，余秋雨首先是一个畅销书作家，用我的个人观点看，是作品带有“媚俗倾向”的作家或学者。我也拜读过《文化苦旅》和他的一些作品，高中时候对他的崇拜，今天已经是荡然无存了。我觉得他的书和琼鳐的书有一点相同，就是只适合特定的人群阅读。他的文章里多的是“赞美”和“感叹”，以及飞扬的文采，而其他的很少见到。 　　从林先生引用的余秋雨对张爱玲下的评语来看，他是没有读懂张爱铃的，而我认为林先生本人，对张爱玲也有诸多片面的认识。 　　我们身处在一个浮躁的时代，很多人都在误读一些东西。常见人说喜欢三毛的书里多彩的撒哈拉旅行故事而喜欢三毛，而无法读出三毛散文里弥漫着的那种无处不在的寂寞。同样，蜡笔小新首先被很多人理解为一部教坏小孩子的脏片，其实它应该是一个优秀的适合成年人看的成人卡通才对。而很多肤浅的人如余秋雨之流，觉得张爱铃充满缤纷意境掺和着时代巨大变迁的小说里，读出的是风花雪月与缺乏人性的贫血，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肤浅的误读。 　　余秋雨称赞张爱玲的美丽灵魂，其人是否美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她才华如昙花绽放。而漂泊不定的一生确实并不美丽。经历了类似鲁迅一样的少年家境衰落的她，在后母的虐待和辱骂中抑郁的度过了童年。她恨她的父亲与后母，然而直到她出走去找自己的生母前，她都没有办法改变。很多人看她的文字会觉得她是一个有闲作家。但同时，也有人这样描述张爱玲的正义感：“张爱玲富有爱心和正义感，她作品中的这种温馨的宽容及其爱憎也表现得十分明显。她在上海外滩看见警察打人便写了《打人》：”我向来不愿意看见什么，就有本事不看见。然而这一回，我忍不住屡屡回头望，气塞胸膛，打一下，就觉得我的心收缩一下。打完之后，警察朝这边踱了过来，我恶狠狠盯住他看，恨不得眼睛里飞出小刀子，很希望能够表达出充分的鄙夷与愤然。“ 　　而对于他的第一个丈夫汉奸胡兰成，后人有如此描述：“胡氏才情横溢，曾任汪精卫的机要秘书，被称为汪家伪政权的”文胆“，历任汪伪政权政府的中央委员、宣传部次长、行政院法治局局长。舞文弄墨，他是才子，善写政论；感情上花言巧语、放浪形骸、口是心非，是个伪君子；政治上他是个亲日派。张爱玲不问政治甚至厌恶政治，由于爱才惜才致使走错了人生最重要的一步，” 　　因为张爱玲封建家庭的不幸（后母的虐待）和时局的动荡，她非常希望有一个可靠的依托，胡兰成的才情蒙住了她的眼睛，使她做了她生命中两大憾事之一——嫁给胡兰成，这段姻缘注定不会有好结局。仅两三年后，她因为胡的生活放荡而不得不离婚。 　　她的作品里，有华丽的生命，繁华的上海，和战火中的香港也有各种各样的男人与女人，中产阶级和下层少女都有，但大体上这些人都是有着各样各样自己悲苦的不幸的小人物。她写的小说里，搀杂在时代大变换的背景里，人物常常是无力抗拒命运的被动的，无望的；在表面的华丽与情爱的壳底下，是一种时代大场面下的群生的辛苦相。不断地描述各种不幸的情爱是张爱玲写人性的一种方式。我觉得她作品最完美的一部应该是《金锁记》，那是一部描述社会如何锻造出人性的丑恶的好小说。 　　虽然她少女成名，文才天下，但在哪个动荡的社会里，她仍然是一个被动的，无助的弱女子。再加上她少时封建家庭的教育和物质给养充沛的生活，她是不能对革命有太多的认识的，她不问政治，讨厌政治。所以，后来在美国工作的时候被授权写了明显意识形态分歧的《赤地之恋》，尽管她不喜欢写这样的命题作文，但为了生计也只好写下去。 　　另外有一个已经长眠地下的很出名的台湾女作家，我不太忍心提起她的名字。她在自杀前所写的那部《滚滚红尘》，同样是写汉奸，而且美化女作家对汉奸的文学作品，作品受到了舆论界理所当然的抨击，认为“没有原则”。 　　但是，今天对她的评论已经很宽容了。 　　其实，在她的《小艾》中，彷徨的张爱玲曾经透漏出对建国后新生活的渴望。比如“现在是真的为人民服务了”。然而她的观点仍然那是这样的：“我没有写历史的志愿，也没有资格评论史家应持何种态度，可是私下里总希望他们多说点不相干的话。现实这东西是没有系统的，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 　　后来她去了美国，死在了美国。 　　综观张爱玲的一生，实在是一个封建没落家庭里的悲苦的天才女子的缩影，她是一个被动的受害者，受着封建家庭的戕害和战争社会的双重戕害，从这种意义上讲，她实在是和那些为了物质利益而主动投向侵略者怀抱的汉奸有很多不同。她的祖父是李鸿章的女婿，是一个正直的儒生，弹劾贪官，评议朝政，若他九泉下有知，怕也会为自己后人有走错路至此而愤怒。而张爱玲建国后，一直未少入中国现代文学史，也是一个缺憾。我们的文学似乎连汪精卫的书信都能发表，却始终容不下张爱玲的哪怕一点篇章，而张爱玲虽错，以汉奸称之，似乎也太有些过。对于张爱玲的错误，在那个一切价值观都被打破必须重新评价的年代来说，似乎可以用白玉有瑕来评判。我记得一个获过诺贝尔奖的德国作家也曾经支持过纳粹的民族优胜理论和德国的侵略战争。坦而言之，很多名人都犯过一些回忆起来非常懊悔的重大的错误。比如张抗抗、曹禹、陈独秀等等，然而这并不影响他们成为名人。 　　有一个类似的例子，少年时期的鲁迅家境衰落的时候的遭遇，在他的一生都留下了阴影，一生几乎都是在不断的对社会变革及身边人的怀疑与不信任中度过。同样，张爱玲特殊的经历也影响了她的性格和她的一生。到今天我们可以宽容的去看鲁迅，但是却无法宽容的去看张爱玲。很多那个时代的言俗小说今天早已经不能得到，而张的小说还仍然生存着，这说明她的小说里是有一些人性中永恒的东西。我对张爱玲悲凉的一生的态度，是同情的，宽容的。我希望大家也能用宽容的心，来看待一个时代的受害者，而不要把她推到对立面上去，使之永受历史不公正的裁决。

　　在林治波先生的一篇关于张爱玲的文章之中，林先生猛烈抨击了余秋雨对张爱玲的无尚赞美，认为一个不爱国的人，其价值是值得怀疑和唾弃的。读过之后，我虽认为，余秋雨的称赞确实有些过分勉强，但似乎对张爱玲之人，定性亦然有些片面，为此，写此文以商榷之。 　　先说余秋雨，余秋雨首先是一个畅销书作家，用我的个人观点看，是作品带有“媚俗倾向”的作家或学者。我也拜读过《文化苦旅》和他的一些作品，高中时候对他的崇拜，今天已经是荡然无存了。我觉得他的书和琼鳐的书有一点相同，就是只适合特定的人群阅读。他的文章里多的是“赞美”和“感叹”，以及飞扬的文采，而其他的很少见到。 　　从林先生引用的余秋雨对张爱玲下的评语来看，他是没有读懂张爱铃的，而我认为林先生本人，对张爱玲也有诸多片面的认识。 　　我们身处在一个浮躁的时代，很多人都在误读一些东西。常见人说喜欢三毛的书里多彩的撒哈拉旅行故事而喜欢三毛，而无法读出三毛散文里弥漫着的那种无处不在的寂寞。同样，蜡笔小新首先被很多人理解为一部教坏小孩子的脏片，其实它应该是一个优秀的适合成年人看的成人卡通才对。而很多肤浅的人如余秋雨之流，觉得张爱铃充满缤纷意境掺和着时代巨大变迁的小说里，读出的是风花雪月与缺乏人性的贫血，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肤浅的误读。 　　余秋雨称赞张爱玲的美丽灵魂，其人是否美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她才华如昙花绽放。而漂泊不定的一生确实并不美丽。经历了类似鲁迅一样的少年家境衰落的她，在后母的虐待和辱骂中抑郁的度过了童年。她恨她的父亲与后母，然而直到她出走去找自己的生母前，她都没有办法改变。很多人看她的文字会觉得她是一个有闲作家。但同时，也有人这样描述张爱玲的正义感：“张爱玲富有爱心和正义感，她作品中的这种温馨的宽容及其爱憎也表现得十分明显。她在上海外滩看见警察打人便写了《打人》：”我向来不愿意看见什么，就有本事不看见。然而这一回，我忍不住屡屡回头望，气塞胸膛，打一下，就觉得我的心收缩一下。打完之后，警察朝这边踱了过来，我恶狠狠盯住他看，恨不得眼睛里飞出小刀子，很希望能够表达出充分的鄙夷与愤然。“ 　　而对于他的第一个丈夫汉奸胡兰成，后人有如此描述：“胡氏才情横溢，曾任汪精卫的机要秘书，被称为汪家伪政权的”文胆“，历任汪伪政权政府的中央委员、宣传部次长、行政院法治局局长。舞文弄墨，他是才子，善写政论；感情上花言巧语、放浪形骸、口是心非，是个伪君子；政治上他是个亲日派。张爱玲不问政治甚至厌恶政治，由于爱才惜才致使走错了人生最重要的一步，” 　　因为张爱玲封建家庭的不幸（后母的虐待）和时局的动荡，她非常希望有一个可靠的依托，胡兰成的才情蒙住了她的眼睛，使她做了她生命中两大憾事之一——嫁给胡兰成，这段姻缘注定不会有好结局。仅两三年后，她因为胡的生活放荡而不得不离婚。 　　她的作品里，有华丽的生命，繁华的上海，和战火中的香港也有各种各样的男人与女人，中产阶级和下层少女都有，但大体上这些人都是有着各样各样自己悲苦的不幸的小人物。她写的小说里，搀杂在时代大变换的背景里，人物常常是无力抗拒命运的被动的，无望的；在表面的华丽与情爱的壳底下，是一种时代大场面下的群生的辛苦相。不断地描述各种不幸的情爱是张爱玲写人性的一种方式。我觉得她作品最完美的一部应该是《金锁记》，那是一部描述社会如何锻造出人性的丑恶的好小说。 　　虽然她少女成名，文才天下，但在哪个动荡的社会里，她仍然是一个被动的，无助的弱女子。再加上她少时封建家庭的教育和物质给养充沛的生活，她是不能对革命有太多的认识的，她不问政治，讨厌政治。所以，后来在美国工作的时候被授权写了明显意识形态分歧的《赤地之恋》，尽管她不喜欢写这样的命题作文，但为了生计也只好写下去。 　　另外有一个已经长眠地下的很出名的台湾女作家，我不太忍心提起她的名字。她在自杀前所写的那部《滚滚红尘》，同样是写汉奸，而且美化女作家对汉奸的文学作品，作品受到了舆论界理所当然的抨击，认为“没有原则”。 　　但是，今天对她的评论已经很宽容了。 　　其实，在她的《小艾》中，彷徨的张爱玲曾经透漏出对建国后新生活的渴望。比如“现在是真的为人民服务了”。然而她的观点仍然那是这样的：“我没有写历史的志愿，也没有资格评论史家应持何种态度，可是私下里总希望他们多说点不相干的话。现实这东西是没有系统的，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 　　后来她去了美国，死在了美国。 　　综观张爱玲的一生，实在是一个封建没落家庭里的悲苦的天才女子的缩影，她是一个被动的受害者，受着封建家庭的戕害和战争社会的双重戕害，从这种意义上讲，她实在是和那些为了物质利益而主动投向侵略者怀抱的汉奸有很多不同。她的祖父是李鸿章的女婿，是一个正直的儒生，弹劾贪官，评议朝政，若他九泉下有知，怕也会为自己后人有走错路至此而愤怒。而张爱玲建国后，一直未少入中国现代文学史，也是一个缺憾。我们的文学似乎连汪精卫的书信都能发表，却始终容不下张爱玲的哪怕一点篇章，而张爱玲虽错，以汉奸称之，似乎也太有些过。对于张爱玲的错误，在那个一切价值观都被打破必须重新评价的年代来说，似乎可以用白玉有瑕来评判。我记得一个获过诺贝尔奖的德国作家也曾经支持过纳粹的民族优胜理论和德国的侵略战争。坦而言之，很多名人都犯过一些回忆起来非常懊悔的重大的错误。比如张抗抗、曹禹、陈独秀等等，然而这并不影响他们成为名人。 　　有一个类似的例子，少年时期的鲁迅家境衰落的时候的遭遇，在他的一生都留下了阴影，一生几乎都是在不断的对社会变革及身边人的怀疑与不信任中度过。同样，张爱玲特殊的经历也影响了她的性格和她的一生。到今天我们可以宽容的去看鲁迅，但是却无法宽容的去看张爱玲。很多那个时代的言俗小说今天早已经不能得到，而张的小说还仍然生存着，这说明她的小说里是有一些人性中永恒的东西。我对张爱玲悲凉的一生的态度，是同情的，宽容的。我希望大家也能用宽容的心，来看待一个时代的受害者，而不要把她推到对立面上去，使之永受历史不公正的裁决。

　　在林治波先生的一篇关于张爱玲的文章之中，林先生猛烈抨击了余秋雨对张爱玲的无尚赞美，认为一个不爱国的人，其价值是值得怀疑和唾弃的。读过之后，我虽认为，余秋雨的称赞确实有些过分勉强，但似乎对张爱玲之人，定性亦然有些片面，为此，写此文以商榷之。 　　先说余秋雨，余秋雨首先是一个畅销书作家，用我的个人观点看，是作品带有“媚俗倾向”的作家或学者。我也拜读过《文化苦旅》和他的一些作品，高中时候对他的崇拜，今天已经是荡然无存了。我觉得他的书和琼鳐的书有一点相同，就是只适合特定的人群阅读。他的文章里多的是“赞美”和“感叹”，以及飞扬的文采，而其他的很少见到。 　　从林先生引用的余秋雨对张爱玲下的评语来看，他是没有读懂张爱铃的，而我认为林先生本人，对张爱玲也有诸多片面的认识。 　　我们身处在一个浮躁的时代，很多人都在误读一些东西。常见人说喜欢三毛的书里多彩的撒哈拉旅行故事而喜欢三毛，而无法读出三毛散文里弥漫着的那种无处不在的寂寞。同样，蜡笔小新首先被很多人理解为一部教坏小孩子的脏片，其实它应该是一个优秀的适合成年人看的成人卡通才对。而很多肤浅的人如余秋雨之流，觉得张爱铃充满缤纷意境掺和着时代巨大变迁的小说里，读出的是风花雪月与缺乏人性的贫血，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肤浅的误读。 　　余秋雨称赞张爱玲的美丽灵魂，其人是否美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她才华如昙花绽放。而漂泊不定的一生确实并不美丽。经历了类似鲁迅一样的少年家境衰落的她，在后母的虐待和辱骂中抑郁的度过了童年。她恨她的父亲与后母，然而直到她出走去找自己的生母前，她都没有办法改变。很多人看她的文字会觉得她是一个有闲作家。但同时，也有人这样描述张爱玲的正义感：“张爱玲富有爱心和正义感，她作品中的这种温馨的宽容及其爱憎也表现得十分明显。她在上海外滩看见警察打人便写了《打人》：”我向来不愿意看见什么，就有本事不看见。然而这一回，我忍不住屡屡回头望，气塞胸膛，打一下，就觉得我的心收缩一下。打完之后，警察朝这边踱了过来，我恶狠狠盯住他看，恨不得眼睛里飞出小刀子，很希望能够表达出充分的鄙夷与愤然。“ 　　而对于他的第一个丈夫汉奸胡兰成，后人有如此描述：“胡氏才情横溢，曾任汪精卫的机要秘书，被称为汪家伪政权的”文胆“，历任汪伪政权政府的中央委员、宣传部次长、行政院法治局局长。舞文弄墨，他是才子，善写政论；感情上花言巧语、放浪形骸、口是心非，是个伪君子；政治上他是个亲日派。张爱玲不问政治甚至厌恶政治，由于爱才惜才致使走错了人生最重要的一步，” 　　因为张爱玲封建家庭的不幸（后母的虐待）和时局的动荡，她非常希望有一个可靠的依托，胡兰成的才情蒙住了她的眼睛，使她做了她生命中两大憾事之一——嫁给胡兰成，这段姻缘注定不会有好结局。仅两三年后，她因为胡的生活放荡而不得不离婚。 　　她的作品里，有华丽的生命，繁华的上海，和战火中的香港也有各种各样的男人与女人，中产阶级和下层少女都有，但大体上这些人都是有着各样各样自己悲苦的不幸的小人物。她写的小说里，搀杂在时代大变换的背景里，人物常常是无力抗拒命运的被动的，无望的；在表面的华丽与情爱的壳底下，是一种时代大场面下的群生的辛苦相。不断地描述各种不幸的情爱是张爱玲写人性的一种方式。我觉得她作品最完美的一部应该是《金锁记》，那是一部描述社会如何锻造出人性的丑恶的好小说。 　　虽然她少女成名，文才天下，但在哪个动荡的社会里，她仍然是一个被动的，无助的弱女子。再加上她少时封建家庭的教育和物质给养充沛的生活，她是不能对革命有太多的认识的，她不问政治，讨厌政治。所以，后来在美国工作的时候被授权写了明显意识形态分歧的《赤地之恋》，尽管她不喜欢写这样的命题作文，但为了生计也只好写下去。 　　另外有一个已经长眠地下的很出名的台湾女作家，我不太忍心提起她的名字。她在自杀前所写的那部《滚滚红尘》，同样是写汉奸，而且美化女作家对汉奸的文学作品，作品受到了舆论界理所当然的抨击，认为“没有原则”。 　　但是，今天对她的评论已经很宽容了。 　　其实，在她的《小艾》中，彷徨的张爱玲曾经透漏出对建国后新生活的渴望。比如“现在是真的为人民服务了”。然而她的观点仍然那是这样的：“我没有写历史的志愿，也没有资格评论史家应持何种态度，可是私下里总希望他们多说点不相干的话。现实这东西是没有系统的，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 　　后来她去了美国，死在了美国。 　　综观张爱玲的一生，实在是一个封建没落家庭里的悲苦的天才女子的缩影，她是一个被动的受害者，受着封建家庭的戕害和战争社会的双重戕害，从这种意义上讲，她实在是和那些为了物质利益而主动投向侵略者怀抱的汉奸有很多不同。她的祖父是李鸿章的女婿，是一个正直的儒生，弹劾贪官，评议朝政，若他九泉下有知，怕也会为自己后人有走错路至此而愤怒。而张爱玲建国后，一直未少入中国现代文学史，也是一个缺憾。我们的文学似乎连汪精卫的书信都能发表，却始终容不下张爱玲的哪怕一点篇章，而张爱玲虽错，以汉奸称之，似乎也太有些过。对于张爱玲的错误，在那个一切价值观都被打破必须重新评价的年代来说，似乎可以用白玉有瑕来评判。我记得一个获过诺贝尔奖的德国作家也曾经支持过纳粹的民族优胜理论和德国的侵略战争。坦而言之，很多名人都犯过一些回忆起来非常懊悔的重大的错误。比如张抗抗、曹禹、陈独秀等等，然而这并不影响他们成为名人。 　　有一个类似的例子，少年时期的鲁迅家境衰落的时候的遭遇，在他的一生都留下了阴影，一生几乎都是在不断的对社会变革及身边人的怀疑与不信任中度过。同样，张爱玲特殊的经历也影响了她的性格和她的一生。到今天我们可以宽容的去看鲁迅，但是却无法宽容的去看张爱玲。很多那个时代的言俗小说今天早已经不能得到，而张的小说还仍然生存着，这说明她的小说里是有一些人性中永恒的东西。我对张爱玲悲凉的一生的态度，是同情的，宽容的。我希望大家也能用宽容的心，来看待一个时代的受害者，而不要把她推到对立面上去，使之永受历史不公正的裁决。

现在是拿不到的、我们考生都没拿到成绩、怎么可能有卷子？过几天吧~就快有了

　　学者新论：张爱玲：一个不值得赞许的人物　　读余秋雨《中秋》有感 林治波　　这些年来，余秋雨先生的文章风靡海内外，尤其是《文化苦旅》一书，堪称精美之作。但最近读过《霜冷长河》的《中秋》一文后，有点与余先生不同的感想。虽然是已经过去了的事情，但还是愿意写出来供大家讨论。　　文章谈的是张爱玲，余先生是这么写的：　　“我握着话筒慢悠悠地读着（一位女诗人的自拟讣告），突然串进来一个国际长途。外国一家著名的华文报社打来的，编辑小姐劈头就说：‘余先生，您知道了吗，张爱玲死了。一个人死在美国寓所，好几天了，刚发现，发现在中秋节前夕。我们报纸准备以整版篇幅悼念她，其中安排了对您的采访。您知道，她的作品是以上海为根基的，因此请不要推托。发稿时间很紧，您现在就开始讲吧。"我说：‘这事来得突然，请让我想一想，半小时后再打来。"”　　半小时后，电话铃声响了，余先生拿起话筒说了这样一段话：　　“她死得很寂寞，就像她活得很寂寞。但文学并不拒绝寂寞，是她告诉历史，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还存在着不带多少火焦气的一角。正是在这一角中，一颗敏感的灵魂，一种精致的生态，风韵永存。我并不了解她，但敢于断定，这些天她的灵魂漂浮太空的时候，第一站必定是上海。上海人应该抬起头来，迎送她。”　　不难看出，这段文字表达了余先生对张爱玲的深切理解和赞许之情。对一个死去的人，即使并无好感，讲几句好话，写几句颂词，乃人之常情，无可厚非，这就如同不能把墓志铭和悼词里的话完全当真一样。事实上，海内外各种各样的二十世纪文学经典排行榜早已把张爱玲的作品列在了极为显著的地位，街头地摊上的《张爱玲传》和《天才奇女张爱玲》之类的书籍更是把这位“文学才女”抬上了天，书中的种种吹捧简直到了美丑不分、令人肉麻的程度。对此，笔者是不屑于置评的。但是，如今余先生竟也加入了赞美张氏的行列，并且那番赞语绝非客套，而是字斟句酌，一往情深。这不免使笔者感到有话要说。　　张爱玲是个什么人？有人知道，也有人不太知道。　　60多年前，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被推到了灭亡的边缘。成千上万的中华优秀儿女挺身而出，奋起抗战，用热血和生命捍卫祖国独立民族尊严。然而，也有一小撮寡廉鲜耻之人屈膝投敌，甘当傀儡，他们认贼作父，为虎作伥，天良丧尽，人格荡然。这些人，就是“汉奸”。汉奸是中国人的耻辱，是中国文化的耻辱，是中国人中最丑恶、最卑鄙的混帐王八蛋。对这些民族败类，凡是有肝肠有血性的中国人恨不能食肉寝皮，除之后快。然而，张爱玲却不这么看。日本人打过来，她不参加抗战；上海沦陷了，她不去后方。这倒也罢了，最不该的是竟投入汉奸胡兰成的怀抱，喜气洋洋地做了汉奸之妻，还在上海的汉奸小报上喁喁情话，充当“顺民文学”的主将，并借此成名。　　胡兰成何许人？一个文化汉奸。汪精卫叛国投敌后，胡被汪网罗到帐下，开始时充当汪的侍从秘书，后来又升任汪伪宣传部政务次长、汪伪中央执行委员，并兼汉奸报纸《中华日报》总主笔，成为汪的“文胆”。发表在《中华日报》上的卖国社论，多出自胡氏手笔。汪精卫臭名昭著的卖国“三演讲”，以及后来的几次对日献媚宣言，也都有胡的参与。这些文章，竭力为日寇的“大东亚圣战”歌功颂德，为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喝彩叫好，而对抗日军民则极尽诬陷诽谤之能事。但张爱玲居然对胡氏的种种罪恶置若罔闻，毫不在意。直到抗战胜利，胡兰成以叛国罪遭国民政府通缉，张爱玲仍与胡氏藕断丝连，甚至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知情不举，偷偷跑到胡兰成隐匿的温州，与胡幽会寻欢，并给胡以巨额资助。　　这，就是张爱玲，距汉奸仅一步之遥的张爱玲，只忠于汉奸不忠于祖国的张爱玲。　　对于张爱玲的思想和历史，想必余先生是知情的。问题是，用那么高雅优美的词汇来描述和评价这样一个人，是否过于奢侈无度了？笔者以为，那段话里值得商榷、推敲之处不少。　　先说说张爱玲的“寂寞”。　　在同一篇文章里，余先生对此还有一番阐释：“在中外文学史上，身前寂寞、身后热闹的故事很多，却很少有张爱玲那样，满世界在为她而热闹，她却躲着，躲得谁也找不到她，连隔壁邻居也不认识她。这种自我放逐、自我埋没式的寂寞，并非外力所迫，而是一种深刻的故意。”“与她相比，真正可怜的倒是文坛上那种浮浅的得意、琐碎的企盼、无聊的激愤、颓丧的失落。”可见，对张爱玲的“寂寞”余先生是赞许有加的，而且为了突出张氏的“寂寞”之美，余先生不惜打倒文坛一大片。但是，张爱玲的“寂寞”果真那么值得赞美吗？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什么事情都有个真与假，隐士也不例外。依笔者之见，假隐士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成名以前不做隐士，而是筚路蓝缕，苦心经营，千方百计地向世人显示甚至卖弄自己的那点才华（张爱玲自己就主张“成名要趁早”，可见其成名之心是多么急切！），而待其声名鹊起之时，则做起隐士来。这样反而更引人注目，更招人尊敬，以致愈隐愈显，如日中天。从这个意义上，假隐士的自我放逐、自我埋没确是一种“深刻的故意”，只不过“故意”得太做作、太矫情、太虚伪，一点也不坦诚，一点也不自然。　　值得钦佩的倒是那些真的儒者，他们以积极的人生态度传道行善，入世济众，对弱者慈悲为怀，对寇仇横眉冷对，以自己的学识和能力维护着社会的运转，捍卫着国家的利益。值得钦佩的还有那些真的隐士，他们是真正的智者，看破红尘，与世无争，超凡脱俗，修养高深。令人厌恶的是那些假的隐士，这种人既想出大名，又故作清高状，既脱不开尘世的诱惑，又刻意摆出一副脱俗的模样，对这种人，最好的方法就是不理睬他们。如果像苍蝇逐臭似地跟来追去，则正中假隐士的下怀，因为他们所刻意追求的正是这个效果。　　再谈谈余先生所谓的“火焦气”。　　说到火焦气，笔者首先想到的是抗战文艺。自古以来，中国绝大多数的文人们是富于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的。诗圣杜甫身经安史之乱，饱尝战争之苦，一生诅咒战争，渴盼和平。然而，即使这样一位“非战”诗人，对于异族的侵略也是抱着同仇敌忾之志，在民族气节上毫不含糊。且看他的诗句：“男儿生世间，及北当封侯，战伐有功业，焉能守旧丘？”“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可见，杜甫的诗作充满了“火焦气”，这种火焦气所洋溢的不是逞强好战的匹夫之勇，而是慷慨激昂的豪壮人格、气冲霄汉的爱国情怀。抗战期间的情形也大抵如此。面对凶恶残暴的侵略者，老舍、田汉、冼星海、吴组缃、郭沫若、郁达夫等一大批有肝胆有血性、不愿做亡国奴的文人们，以笔为枪，为抗战奔走呐喊，造就了声势激越、熠熠生辉的抗战文艺。抗战文艺的本质决定了它必然带着浓烈的“火焦气”，简直是火光冲天，豪情万丈。这种浓烈的火焦气使得抗战文艺既不细腻，也不优雅，更不适合某些文人雅士的口味和情调，但祖国需要它，人民喜爱它，时代呼唤它。《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松花江上》、《八百壮士》、《塞上风云》、《屈原》、《放下你的鞭子》、《四世同堂》等等，这些闪烁着民族精神的鸿朗雄昂的伟大作品，激励着中华儿女为保卫母亲而同侵略者展开殊死战斗，为打败日本军国主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并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不朽的财富。比起那种无病呻吟、不知廉耻的“顺民文学”来，带着“火焦气”的抗战文学不知要高出多少倍！　　关于“精致的生态”。　　这也是余先生所赞许的。张爱玲的生态的确精致不凡：高级的化妆品、名贵的时装、考究的食物、气派的洋楼、优雅的举止，还拍摄了数不清的美人照，如此“精致的生态”与黎民百姓的生活大相径庭，同艰苦卓绝的抗日军民相比，更有云泥之隔。张爱玲出身豪门，家财万贯，又充当“顺民文学”的主将，自然稿费多多，财源茂盛，这是她能够在平民百姓流离失所、食不果腹的岁月里维持“精致生态”的物质基础。在胡兰成与她断绝关系之时，张爱玲还一往情深地给胡寄去30万金元券。当时的30万金元券是什么概念？相当于那时一个中学教师83年的工资！张爱玲的阔绰和慷慨由此可见一斑。只可惜，她的财富没有一分一毫用之于抗日救国，也没有一分一毫用之于扶危济困。只有对自己、对汉奸的关爱，而没有对祖国、对民众的关爱，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致的生态”？试想，在中华民族存亡绝续的岁月里，倘若中国人都不去抗击日寇，不去保家卫国，而都在那个不带“火焦气”的角落里追求张爱玲式的“精致的生态”，那我们的国家会成为什么样子？在那个国难当头、血火交织的特定环境里，张爱玲的这种“精致的生态”是不是太可耻了？！　　关于“敏感的灵魂”。　　这是余先生用来描绘和评价张爱玲的另一个词汇。可以肯定，作为小说家的张爱玲是敏感细腻的，但她所敏感的决不是祖国的安危、民族的命运和人民的苦难，不仅不敏感，反而迟钝得无以复加，简直到了麻木不仁、冷若冰霜的程度。那么张爱玲对什么敏感呢？在那个时代背景下，除开祖国的安危、民族的命运和人民的苦难，张爱玲所敏感的只能是自己的那点鸡毛蒜皮。运笔至此，不禁想到了郁达夫先生。郁达夫也有一颗敏感的灵魂，对情感的敏感、对命运的敏感、对人与社会的敏感，都体现在他的作品和日记当中。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郁达夫曾封闭于“小我”的圈子、沉湎于情感的泥潭而几乎不能自拔，男欢女爱、悲情愁绪一直充斥和纷扰着他的生活。然而，当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中国开始了全国抗战，郁达夫陡然之间就像变了一个人，完全摆脱了情感的纠葛，超越了小我的局限，成为一名奋起捍卫祖国母亲的仁人志士，祖国的命运、民族的尊严、同胞的安危成了他生活和作品中至高无上的主题。张、郁相较，对比何其鲜明，反差何等强烈！余先生奢谈什么张爱玲“风韵永存”，请问那是一种什么“风韵”，它凭什么永存？　　余先生说：“我并不了解她，但敢于断定，这些天她的灵魂漂浮太空的时候，第一站必定是上海。上海人应该抬起头来，迎送她。”并不了解却又敢于断定，显然不合乎逻辑。一个对祖国、对民族冷若冰霜的人，对家乡上海又能好到哪里去？不错，张爱玲生长于上海，成名于上海，她的小说文情并茂，细腻精巧，在语言表达和写作技法上确有过人之处，但仅凭此就能把张爱玲视为上海的骄傲吗？如果揭穿其“画皮”，把此人的真面目暴露于上海人面前，那么上海人还能以这种人为骄傲吗？如果余先生自己愿意“抬起头来，迎送她”，那是个人的权利，但就不必要求上海人民都跟着“抬头迎送”了吧？　　有位朋友曾对笔者说：“时过境迁，人家都死了，就不必那么斤斤计较了。”笔者以为，这个道理讲不通。如果大家把这个人忘记倒也罢了，问题是成千上万的海内外读者对此人敬若神明，迷恋至深，已然形成了一个名为“张迷”的群落。在这些人的眼中，张爱玲是一好百好，俨然成了美的化身，成了文学的化身，而其对待祖国和民族的态度可以忽略不计，这实在是本末倒置。一个对祖国如此冷漠的人物，竟会赢得如此之迷恋与崇拜，这种现象既令人迷惑，又发人深思。　　立身既败，万事瓦裂。无论评价一部作品还是一个人物，均应着眼立身之大节而不能只看细枝末节。什么是大节？对待祖国民族的立场和态度就是大节。大节之大，莫此为甚。以这个观点衡量，张爱玲大节有亏，不是一个值得称许的人物，更不配博取后人如此之厚爱。海内外舆论之所以对张爱玲及其作品赞颂有加、好评如潮，原因恐怕就在于只看重个人才气和写作技巧，而完全撇开了大是大非的评价标准。在笔者看来，一个不甘屈辱、为国奋斗、好帮乐助的人，即使衣衫褴褛、污垢满身、目不识丁，也是高尚可敬的；而像张爱玲之流只顾一己之私，没有任何民族观念和爱国情感的所谓“文学才女”，尽管出身名门、衣着考究、才华了得，却也是丑陋不堪的，愈看愈丑，且散发着腐臭的气息。　　“热爱自己的祖国是理所当然的事。”这是海涅的诗句。“谁不属于自己的祖国，那么他也就不属于人类。”这是别林斯基的名言。从道德角度看，爱国是对公民的第一位和最起码的道德要求。不爱国，是最大的不道德；背叛祖国，是最大的罪恶。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中国要彻底摆脱鸦片战争以来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地，就必须使自己强大起来，这是每一个中华儿女至高无上的责任。对于那些在国难当头之秋，对民族安危视若无睹、对祖国命运不肯承担任何责任的人，如张爱玲之流，我们是应当弃之如敝屣，还是敬之若神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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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期。《中学生思维能力培养探讨》就取自于中学生学习报教研，该篇日期为8月20日，第14期内容。该论文要求主题鲜明、立意清晰、内容健康积极。《中学生学习报》是全国综合教辅类报刊质检第一名。本刊一贯坚持高质量、高品位的编辑宗旨，坚持“服务教学，质量第一”的原则和理念，设有创新课堂，体育建设，教改教研，教学管理，教育研究，理论前沿等栏目。以教育管理工作者、教科研人员、一线教师为主要读者对象。

　　绝大部分想要到美国读本科的高中生，多需要参加SAT和托福考试。SAT和托福考试各有各的特点，我们在备考的时候，可以在一起复习，但是考试的时候，究竟哪个先考，哪个后考呢?　　由于托福考试是语言考试，所以在一般的考生看来，为了应对更难的SAT考试，应该先参加托福考试，首先掌握词汇和英语的思维方式等特点。有这种想法的人很多，所以很多SAT考生都是在SAT考试之前已考过了TOFEL的。　　对于没有参加托福考试的考生，建议先考SAT。　　SAT和托福相比，SAT词汇量要高于托福，而且相对托福而言SAT的难度更大。据多方考证SAT取得高分的情况下，托福取得高分的可能性很大，反之，则不一定。　　SAT阅读比托福的难已是众所周知的了，如果搞定SAT的阅读，TOFEL阅读也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了。　　语法是中国学生的强项，因此托福中的语法以及SAT写作部分的句子改进和改错难度不大(即语法)。虽然，托福写作和SAT写作是两种要求和风格不同的写作，但毕竟都同属英文写作类还是可以互相借鉴的。也就是说，无论什么写作，句子都要写好，写句子的技巧是一样的。　　在备考SAT和托福考试的时候，都会对词汇方法有所要求，想要更有效率的备考SAT和托福词汇，考生可以从下面的几份参考书入手。　　《红宝书》算是经典的了，此外还有一些国外的SAT参考书中也会包含SAT的核心词汇，例如Barron"s的《How to Prepare for the SAT I》中列出了3500个基本的SAT词汇，KAPLAN的SAT Premier Program 2006 Edition的附录中给出的词根记忆表、近义词群、和词表也非常适用，不过那本NEWSAT 词汇必备。　　可以选择托福词汇和红宝书同时进行，方法是挑出红宝书中重复的托福词汇;再把托福词表中红宝书的同义词写在红宝书上;然后双管齐下。亦可以选择托福词汇加上刚才提到的Barron"s 3500和Kaplan的词汇表。　　以上就是对SAT和托福考试，究竟哪一个先考比较好的问题的回答，非常详细。大家在备考SAT和托福考试的时候，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准备SAT和托福考试的先后顺序。

漫画和动画的内容有很多地方不一样，漫画感觉拖沓一点，动画的剧情更紧凑一点。个人觉得TV版比较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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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敬轩2007精选专辑《My1stCollection》专辑名称:My1stCollection(2CD+KaraokeLiveDVD)歌手名称:张敬轩出版日期:2007年12月28日语言:国语,粤语出品商:环球唱片专辑曲目:CD11)酷爱2)笑忘书3)孤单公园4)Blessing5)迷失表参道6)骚灵情歌7)余震8)老了十岁(Remix)9)孤单公园(X"masRhythmEnhancedMix)10)我的天11)手望[守望版](王菀之合唱)12)放榜13)从何唱起(伦永亮合唱)14)感情用事15)遇见神[向生命致敬院线主题曲]16)笑忘书(RadioMix)17)公园前CD21)MyWay(国)2)HurtSoBad(国)[电影歌“拥抱每一刻花火”]3)过云雨(国)4)断点(国)5)DearU(国)6)总在我身旁(国)featSecretGarden7)期待(国)8)无能为力(国)9)绝顶爱情(国)(duetwithFather)10)分手前的雨天(国)11)春天(国)12)如果我13)HurtSoBad(国)(NotSoBadRemix)14)MyWay(国)(电台版)15)天使的礼物(Live)16)日与夜(王菀之合唱)(Live)17)没有你还是爱你(L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