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历史资料？

真正中国人比外国人有礼貌，这是在全世界都公认的，礼貌的本质是什么呢？是体谅、照顾他人的情绪，中国人的礼貌是发自内心的，他们懂得自己的感情，他们会将心比心，以己及人，显示出体谅和照顾的特征。当然外国人也讲究礼貌，我个人认为，他们的礼貌是一种没有芬芳的花儿，我们中国人的礼貌是发自内心的，是一种名贵的、散发着芬芳的香水儿！正的中国人，是有着赤子之心，和成人之思，过着心灵生活的人！中国人的精神，是永葆青春的精神！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

因为辜鸿铭文化造诣非常的好，同时他也是满清时期最精通西方文化和中方文化的第一人。辜鸿铭在清朝末年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他精通“英，法，德，美”等九国语言，而且还拥有13个博士学位，和泰戈尔一同竞争过诺贝尔文学奖。虽然他如此优秀，但是始终都没有忘记自己还是中国人，他不畏惧权威，敢于直面困难，正是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深深地吸引着我们。辜鸿铭自称为自己为“东西南北”先生，因为他的一生就是“出生在南洋国家，学习确在西洋，结婚在东洋，就职在北洋”。辜鸿铭家底殷实，在清朝末期的时候他认了一个洋人当自己的义父，这个洋人义父对他是非常的喜爱，从小就给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的文学著作，让他培养起了浓厚的西方文学兴趣。后来辜鸿铭就被带去英国留学，在英国学习完了以后就去了德国，就这样辜鸿铭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完善自己，同时自己的名气也慢慢的扩大了起来。辜鸿铭回国以后，张之洞任命其为“洋文案”，本质就是外交官和翻译外国文件的。辜鸿铭虽然的有才，但是封建思想还是根深蒂固，他力求保皇，而且崇尚一夫多妻制度，还是让女人要裹脚踝，不剪掉自己辫子等等。这也说明了他有自己的原则，辜鸿铭最大的功劳莫过于翻译了古书，他翻译了我国“四大古书”中的三部，《春秋》，《中庸》，《大学》，并且还写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和《中国人的精神》这些都翻译成了英文向西方国家销售，在他写的文章里面，全部都是赞扬我国文化和中国人品质的。

都不错，最好的是1998年 中华书局出版的。

【辜鸿铭】 本世纪初，辜鸿铭先生代表北洋政府出席华府会议。某次酒会上，一个浅薄的美国女士坐在辜鸿铭旁边。望着这个形容古怪的中国老头，她一时找不到话题。在上汤时，终于忍不住，学着唐人街腔的破碎英语，一字一字地问道：“likke soupee？”（喜欢这汤吗？）辜鸿铭礼貌地点头微笑。女士认为这个Chinaman连最浅的英语都听不懂，便不再答理他了。酒过三巡，辜鸿铭起立致词，操一口流利典雅的英语，全座为之赞叹不已。辜鸿铭坐下来，也学那女士的腔调，低声问那已经羞得满脸通红的女士道：“likke speechee?”（喜欢我的演讲吗？） 辜鸿铭的趣事(一) 十岁那年，辜鸿铭跟义父母布朗夫妇到了伦敦．他按照父亲的交代，在伦敦也始终穿着长衫马褂，留着长长的辫子，永远记住自己是个中国人（当时是清末）．有一天，他坐在电车上看伦敦泰晤时报，几个同车的英国人觉得好玩，侮辱辜鸿铭．起初辜鸿铭不理他们，干脆把报纸调头来看．那几个英国人更来劲，说："看，那个中国小子连字都不认得，还看什么报纸？"．这下把辜鸿铭给惹火啦，他用纯正娴熟的英语把整段文章念出来，然后说："你们英文才26个字母，太简单，我要是不倒着看，那就一点意思都没有！"那帮英国孙子一听都傻啦，赶紧灰溜溜地跑掉． 辜鸿铭的趣事(二) 辜鸿铭他生在南洋（马来西亚的槟城），学在西洋（留学英法），娶妻东洋（有一个日本老婆，在日本有崇高的威望），仕在北洋（早年为两江总督张之洞幕僚，晚年在北洋政府外交部任职），一生精通13种语言，是一个怪杰，号称清朝最后一根辫子（至一九二八年死的时候还留着） 辜鸿铭的趣事(三) 辜鸿铭很主张男人要娶小老婆，认为这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他说男人是茶壶，女人是茶杯，一个茶壶肯定要配几个茶杯，总不能一个茶杯配几个茶壶． 美国的妇运份子特地跑到上海跟辜鸿铭争论这个问题，最后辜鸿铭问她："亲爱的女士，请问你们家的马车有几个轮子？""有四个．""用一个打气筒灌气，还是用四个打气筒灌气？""当然是用一个．""娶小老婆就是这个道理！" 辜鸿铭的趣事(四) 辜鸿铭很重视维护儒家学说的传统价值，1893年他在协助湖广总督张之洞筹备铸币厂时，有一天铸币厂的外国专家联合请辜鸿铭吃饭，大家对辜很尊重，推他坐首席．宴会上，有一个外国人问辜鸿铭：“你能否给我们讲讲贵国孔子之道有何好处？”，辜鸿铭立即说道：“刚才大家推我坐首席，这就是行孔子之教．如果今天大家都象你们西方所提倡的竞争，大家抢坐首席，以优胜劣败为主，我看这顿饭大家都吃不成了，这就是孔学的好处！” 辜鸿铭的趣事(五) 1896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六十岁生日，嘉兴才子沈曾植（进士出身，满腹经纶）前来祝寿，辜鸿铭高谈阔论中西学术制度，沈曾植却一言不答，辜鸿铭甚感奇怪，问他为何不发一言？沈曾植说：“你讲的话我都懂；你要听懂我讲的话，还须读二十年中国书！”两年后，辜鸿铭听说沈曾植前来拜会张之洞，立即叫手下将张之洞的藏书搬到客厅，沈曾植问辜鸿铭：“搬书作什么？”辜鸿铭说：“请教沈公，哪一部书你能背，我不能背？哪一部书你懂，我不懂？”沈曾植大笑说：“今后，中国文化的重担就落在你的肩上啦！” 【辜鸿铭的“春秋大义”】 据说孔子当年修订《春秋》一书，竭力维护周代礼制，字里行间褒善贬恶，拨乱反正，体现出明确的政治意图和鲜明的政治色彩，这就是后儒所称道的“微言大义”，或曰“春秋大义”。《孟子》有云：“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两千五百年后，20世纪初叶的中国和世界，也正是“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的年代。有一位谙熟欧洲文明而服膺儒家传统文化的中国 人，再次举起“春秋大义”的旗帜，在国内外发表了大量的英文著述，极力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尊严，鼓吹儒家文明的普世价值，在东、西方文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人就是辜鸿铭。 　　辜鸿铭（1857－1928）出身于华侨世家，十三岁即赴欧洲求学，十余年中游学于英法德意诸国，归国后长期担任张之洞幕府的洋文案，曾官至清廷外务部左丞。他精通英、德、法等近十国文字，尤其擅长英文写作，被孙中山、林语堂推为中国第一。1915年，辜鸿铭在北京出版了《中国人的精神》（Spirit of Chinese People）一书，汉语题名“春秋大义”。不久即被译成德、法、日等多种文字出版，一时轰动东西洋，在德国甚至掀起了持续十几年的“辜鸿铭热”。 　　《中国人的精神》是辜鸿铭最有影响的英文代表作品，全书系由作者1914年发表于英文报纸《中国评论》、以“中国人的精神”为核心的系列论文结集而成。面对当时西方列强对中华民族的欺凌和对中国文化的歧视，辜鸿铭论述的主旨就是揭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阐发中国传统文化的永恒价值。辜鸿铭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 “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评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他独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deep，broad and simple）”，此外还有“灵敏（delicacy）”。辜鸿铭从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凸显出中国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 “温良”（gentle，温文尔雅），“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 　　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鸿铭写道，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种心灵的生活”，因此，“与其说中国人的发展受到了阻碍，不如说它是一个永不衰老的民族”，一个“拥有了永葆青春的秘密”的民族。这个“像孩童一样过着心灵生活”的民族，对于抽象的、刻板的科学技术当然是没有兴趣的。辜鸿铭以此回应和解释西方人关于中国人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套话：“中国人缺乏精确性”。他形象地说：“中国的毛笔或许可以被视为中国人精神的象征。用毛笔书写绘画非常困难，好像也难以精确，但是一旦掌握了它，你就能够得心应手，创造出美妙优雅的书画来，而用西方坚硬的钢笔是无法获得这种效果的。”在辜鸿铭看来，不屑于精确的中国人，其“赤子之心” 和“成年人的智慧”有机地融为一体，达到了“心灵与理智的完美谐和”：这就是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永葆青春的秘密”。他引用“最具中国味道的英国诗人华滋华斯”的长诗《丁登寺》，展现出中国人心灵与理智完美结合而产生的那种“安祥恬静、如沐天恩的心境”。正是这种心灵状态和精神境界，赋予了中国人那种“难以言状的温良”。 　　“真正的中国人”的温良，在“真正的中国妇女”或“理想妇女”身上得到了尤为充分、完满的体现。中国男人的“温文尔雅”，在中国妇女那儿变成了“神圣的、奇特的温柔”。辜鸿铭承认，在其它国家和民族的理想妇女身上也存在着这种温柔，比如基督教的圣母马利亚，但是与中国的观音菩萨相比，中国的理想女性要在“轻松快活而又殷勤有礼”方面更胜一筹。他认为《诗经》中的《关雎》一诗描绘出了中国理想女性的三个本质特征，即“悠闲恬静之爱，羞涩或腼腆以及 ‘debonair"一词所表达的那种无法言状的优雅和妩媚，最后是纯洁或贞洁”。谈及中国女性，中国人纳妾的问题自然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辜鸿铭将这种现象的“合理存在”归因于中国妇女的“无我教”，或曰“淑女或贤妻之道”：“正是中国妇女的那种无私无我，使得纳妾在中国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并非不道德。”这显然是一种狡辩，不过这种狡辩也从另一个角度强化了中国妇女幽美而贤淑的理想形象。 　　中国男人和女人为什么会具有上述精神特征？辜鸿铭认为，这是中国的“良民宗教”长期教化的结果。所谓“良民宗教”，即指孔孟之道，其“精华”是义与礼，“特别是礼，更为中国文明的精髓”。辜鸿铭比较了中国与欧洲宗教教义之不同：“欧洲宗教要人们‘做一个好人"，中国的宗教则要人们‘做一个识礼的好人 "；基督教叫人‘爱人"，孔子则叫人‘爱之以礼"。”他自然而然地联系到当时欧洲陷于“一战”炮火的残酷现实，指出这场战争的道德根源正在于不讲礼义而崇信强权。因此，他要把中国人礼义并重的良民宗教奉送给欧洲，以制止这场世界大战，“把欧洲文明从毁灭中拯救出来”，并为战后文明的重建提供一把“钥匙”。用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去拯救西方文明，这正是《中国人的精神》一书所标举的“春秋大义”之所在。 　　历史的发展证明，辜鸿铭的“春秋大义”并没有产生“乱臣贼子惧”的实际效果，他对中国“良民宗教”的普世功用显然是过于自信了。不过，在“一战”前后的欧洲，特别是德国，由于人们身受战争苦难，对于自身文明的价值普遍感到失望乃至绝望，而对和平安宁的东方产生了某种朦胧的欣羡，辜鸿铭其人其书就成了他们心目中“希望的使者”。不仅大学里有人组织“辜鸿铭研究会”，成立“辜鸿铭俱乐部”，他的名字还广泛流传于普通民众之口。在这股“辜鸿铭热”的推动下，欧洲人对中国与中国文化的了解有所加深，辜鸿铭笔下遵 奉良民宗教、社会有条不紊的中国与温文尔雅的中国男人、幽美贤淑的中国女人的形象也广为人们所熟知，乃至成为身陷战乱之中的欧洲人心向往之的一个乌托邦。真实与否姑且不论，辜鸿铭所阐发的“中国人的精神”和他以中救西的“春秋大义”，在中国人对外传播民族文化的历程中，无疑写下了独特而醒目的一笔。 【叶公超】5岁时，家人为他延聘教习，习画写字，修读经史，间学英文。13岁时以同等学力资格考入天津南开中学。“五四运动”时，天津南开中学率先响应。16岁的叶公超参加著名的“南开救国十人团”，游行、演讲，十分活跃。时家人虑及学殖将荒薄，未等其毕业即安排他赴美留学。到美后先入中学，后辗转美、英、法几间大学，1925年获爱默思特大学文学学士学位。在此他成了著名诗人弗洛斯特(Robert Frost)的高足，并出了本英文诗集poems。后入英国剑桥大学研读文艺心理学，一年后获硕士学位。又在巴黎大学研究院作短期研究。十分幸运的是他认识了当时英国诗坛领袖、著名的诗人、批评家艾略特(T．S．Eliot)，过从甚密，受益良多。叶公超成名后，他的母校爱大授予他名誉文学博士学位。 叶公超在北大、清华当教授时，年轻气盛，一副绅士派头。大概是年代不同，对他的描述也大相径庭：一说“风度翩翩，不拘小节，春秋着西装，背部微驼，头式右分，一尘不染”(秦贤次)；一说“公超先生很少着西装，总是绸子长衫，冬天则是绸缎长袍或皮袍，下面是绸子棉裤，裤腿用线带系紧……先生的头发，有时梳得光可鉴人，有的时候又蓬松似秋后枯草。他顾盼自嬉，怡然自得。”(季羡林)学生中的崇拜者称他是“中国的约翰生博士”。他英文名叫George。他一直教西洋文学，吴晗、钱钟书、王辛笛、季羡林、常风、赵萝蕤等，他都教过。众多的学生在晚年回忆他时，几乎众口一辞,说上他的课既是享受，又有点“那个”。 叶公超上课“很少早退，却经常迟到”，有时迟达十五分钟之多。调皮的学生们以为他不来上了，喜欢悄悄地与他捉迷藏，从教室两侧的楼梯溜号，制造不上课的机会。他见怪不怪，还常常以自嘲式调侃学生：“我上趟上课来得不慢，你们却走得更快。”他是绝对的自由主义者，教学原则是熏陶，中国书院传统的身教，把教室当做师生切磋学术的场地。“要来便来，不来不勉强”。因为他的课有魅力，选修他的课者众。 “最初上叶师的课，真是上得满头雾水。他到了课堂，并非有板有眼地从翻译原理原则，及实施方法说起，总是天马行空，随兴所至，高谈阔论。最精彩处是眨着眼帘，把中外翻译家误译、错译欠通处随手拈来，挖苦不留余地。”(艾山) 他操一口京片子，“他教课以读音正确有名。”(赵捷民) “作为老师，我猜他不怎么备课……他只是凭自己的才学信口开河，说到哪里是哪里。反正他的文艺理论知识多得很，用十辆卡车也装不完的。”“如果说叶老师什么地方有点令人不自在的，也许是他那种自然而然的‘少爷"风度，当然决非‘纨绔子弟"的那一种。”(赵萝蕤) 课堂上，他喜欢信手拿些唐诗、宋词、元曲，叫学生翻译。对音律平仄他素不苛求，讲究意会神通。如死板板的“中英对照”，他便批评“这是从字典上抄来凑的字句”。他擅长启发式，一次他让学生译柳宗元的五绝《江雪》，“寒江雪尚望有鱼乎?钓的是柳氏当时的心境”，一语点睛。 有的女生说他很“师尊道严”，上课时不敢交头接耳。但多数人说他风趣、随和。一次他出的译题是李白的《怨情》：“美人卷珠帘，深坐颦蛾眉；但见泪无痕，不知心恨谁?”同学们都犯难，一位洋派的同学课堂上直呼叶公超的名字：“你叫我们翻译李白的《怨情》，不管作者李白理不白，没有交代清楚。美人心中到底恨的是谁?叫我们怎么翻呀”全场先是肃然，后是哗然。“Wait a minute!”他似笑非笑，半眯着眼回答说：“我哪儿知道她的心恨谁？”大家笑得开心时，他却一字一顿地说：“我要是知道，也不叫你们翻译了！”逗出的“笑声差点把红楼扯去一角”。 他的幽默随处可见。一次话题说到服饰，他说：“西装袖子的钮扣，现在用来作装饰，其起源乃防止大家大吃大喝了后，用袖子揩嘴巴。洋人打领带更是妙不可言，便利于让人牵着脖子走，而且要面对着牵他的人，表示由衷地臣服。”他虽然名士派头很足，对学生很随便，在街上有时学生向他打招呼，他似没看见；有时学生没看见他，他反而在马路上大喊“密斯特，密斯特”。 一次，钱钟书与许振德结伴于某岁圣诞前夕往谒，谈到平剧(即京剧)时，叶公超眉飞色舞大谈谭鑫培当年如何如何，并清唱《打渔杀家》中“昨夜晚，吃醉酒”一段，字正腔圆，还做招式，一扫师生之别。 【胡适】有件事最能说明胡适的作风，也就是他与街头小贩的友谊。袁瓞是个卖芝麻饼的，空闲时也读些有关政治的书。有许多问题使他困惑，却想不出答案，于是写信向胡适请教，问：“英国为君主制，美国为民主制，实质上是否相同﹖在组织上，英国内阁制与美国总统制，是否以英国的较好﹖”胡适不仅热情的回信，还在文章中写道：“我们这个国家里，有—个卖饼的，每天提着铅皮桶在街上叫卖芝麻饼，风雨无阻，烈日更不放在心上，但他还肯忙里偷闲，关心国家的大计，关心英美的政治制度，盼望国家能走上长治久安之路——单只这一奇事已够使我乐观，使我高兴了。”后来，袁瓞常到胡适的办公室去看他。胡适出门，总先写信通知袁瓞，以免袁瓞枉跑那么远的路去。有一次袁瓞以为自己生了鼻癌z后来才知道不是{，胡适替他写了封信，介绍他去看医院，并且表示愿意代付一切费用。　　　　胡适不是那种把自己的才能深藏起来的人，他有什么就拿出来什么。他是什么人，全都摆在那儿。从前上海的左翼作家，在鲁迅领导之下，曾向他＂围剿＂多次。鲁迅逝世后，许广平为《鲁迅全集》的出版而四处奔走，却无人愿意帮忙，不得已求助于胡适，胡适马上着手运作。他从未计较过恩怨得失，不管是友人，还是曾经反对过自己的人，他都尽全力帮助。在中国这样的国度里，发怒易，发牢骚更易，但平和待人，谦和做事，则是十分之难。 　　　　另外两个人们用来评价胡适的词，就是“善良”和“正直”，这里就必须讲到他和“末代皇帝”溥仪的故事了。溥仪读了胡适的《尝试集》和《胡适文存》，非常欣赏。15岁的他十分想见见这个新派领袖长得什么样，所以他装上电话后，一时好玩，就给胡适拨了一个： 　　　　“你是胡博士吗？好极了，你猜我是谁？”　　　　听到是一个孩子在讲话，胡适有些发懵。“您是谁呀？怎么我听不出来呢……” 　　　　“哈哈，甭猜啦，我是宣统啊！” 　　　　“宣统？好怪的名字……是……是皇上？”　　　　“对啦，我是皇上。我听到你说话了，但还不知道你长什么样儿，你有空来宫里，让我瞅瞅吧！” 　　　　不久，胡适就来到宫里拜会溥仪，这时的溥仪一身平民的打扮，桌上放着《晨报》、《英文快报》等报纸和杂志。两个人谈得很投机。溥仪最后说：“我们做错了许多事，到现在还要浪费国家的钱，心里很不安。我本想独立生活，但老人都反对，因为我一独立。他们就没有了依靠！” 　　　　胡适答应以后多找一些书给溥仪后就离去了，但是这20分钟的会见却激起了胡适对溥仪的同情。不久，这件事情就激起了轩然大波，众多批评轰然而至，最激烈者，恐怕就是鲁迅了，但是胡适却一点不把这些批评放在心上。不久，冯玉祥将溥仪逐出皇宫，几乎所有的人都拍手称快，只有胡适极力为溥仪鸣不平，谴责冯玉祥驱逐孤儿寡母是“东方的野蛮”。现在看来，在那个军阀当道的时代敢于这样做，恐怕不仅仅需要“善良”，更需要的是“勇气”。 　　

　　辜鸿铭(1857-1928)出身于华侨世家，十三岁即赴欧洲求学，十余年中游学于英法德意诸国，归国后长期担任张之洞幕府的洋文案，曾官至清廷外务部左丞。他精通英、德、法等近十国文字，尤其擅长英文写作，被孙中山、林语堂推为中国第一。 1915年，辜鸿铭在北京出版了《中国人的精神》(Spirit of Chinese People)一书，汉语题名“春秋大义”。不久即被译成德、法、日等多种文字出版，一时轰动东西洋，在德国甚至掀起了持续十几年的“辜鸿铭热”。 　 　辜鸿铭的子女后人有哪些? 　　辜鸿铭独子辜守庸，是日本小妾吉田贞子所出，倍受辜鸿铭溺爱。用守庸自己的话说，是过了一辈子公子哥儿的生活。成婚后，育有四男二女： 　　长子辜能以解放后到台湾卖文为生。1957年，辜鸿铭百岁冥诞时，辜能以组织力量出版辜鸿铭的著作。 　　次子辜营商解放后留在北京。 　　三子辜文绵解放前夕也迁居台湾。 　　第四子情况不详。 　　辜鸿铭的女儿珍东、娜娃是淑姑所生的两位千金。这两位小姐不仅聪颖明慧，学得多国语言，而且也继承了乃父的性格，骄傲、清高。

　　http://www.gmw.cn/03pindao/renwu/2004-05/22/content_31850.htm　　辜鸿铭：“在德不在辫”　　近年来，被称之为“文化怪杰”的辜鸿铭被狠炒了一下子。这位　　先辈对纳妾、留辫子、缠足等陋俗的辩护及其通晓多种外国语言的博　　学强记等奇闻逸事到处流传，成了一些文化人茶余饭后的谈资。但是，　　在长长短短、大大小小的关于辜氏的随笔文章及著述中，你找不到多　　少真正了解辜氏的见解。对辜氏深入研究和对他准确定性的结论，更　　是无人涉及。这实在是学术界的悲哀。　　诚然，辜氏常常好发一些令人惊异、侧目的矫激之谈。在欧风西　　渐、崇洋风弥漫的校园里，辜氏身穿长袍马褂，拖着一条小辫子踽踽　　而行，在时髦青年眼中，就像是一个怪物，所以无论在当年还是现在，　　他都脱不掉腐朽的“清朝遗老”的恶谥。然而，恰恰是这个不入流品　　的老头儿，对欧美文化有过数十年的精湛研究，杰出的语言才能使他　　能深邃了解欧美文化的本来面目，亲炙西方高等教育的精髓。他以介　　绍中国传统文化，进而与西方学者交流，在欧美学界享有盛名。辜氏　　之所以后来厌弃西学，服膺于中国的孔孟之道，大力宣扬本土国粹，　　恐怕不能简单地归因于不合潮流的保守和夜郎自大。因为他是在异邦　　吃了多少年的牛奶面包，深知西方船坚炮利的物质文明的利弊，才转　　而顽固地死守“国粹”的，他确实有贯通中西、纵论中外的资格和本　　钱。西方学者从来没有小看过辜氏，许多学者对他恭执弟子礼，而中　　国人中却有不少号称博学的人物把辜氏当作学术界的滑稽丑角看待，　　言及辜氏则哈哈一笑了之。究竟谁是自以为是、盲目自大呢？这就不　　易判断了。　　要正确评价辜鸿铭其人及其学术的价值，首先要了解辜氏生活的　　时代。辜氏生活在19世纪后半叶到本世纪前30年（1928年去世），他　　才华横溢的壮年时期，正是中国在近代史上遭受列强凌辱最盛，几近　　亡国灭种的时候。他赶上了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火烧圆　　明园、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这些　　使中国人受尽灾难的历史事件。在西方饱受“人权”神圣的熏陶，辜　　鸿铭在中国看到的却是西方强盗的狰狞面目。在这种高强度对比的刺　　激下，但凡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百姓能够对吃人猛兽般的列强顶礼膜　　拜，像当今一些时髦人物那样去拼命追随西方文明吗？在当时弱肉强　　食，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在割地赔款，中华民族处在水深火热的　　劫难之时，世界上有多少天良未泯之士为中国人民的悲惨遭遇说句公　　道话呢？考察历史，可以看到，就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打得炮火连天，　　英法侵略军疯狂抢劫圆明园之后，法国人韦尔莫勒尔这位后来的巴黎　　公社战士在他编辑的报刊中刊登文章，直陈：“在中国耗费巨大的战　　争只会给法国人民带来开支的增加，而给士兵带来可怕的贫困，中国　　人的仇恨与蔑视。”英国一家报纸《人民报》指出，英国政府正“在　　中国进行赤裸裸的侵略。”呼吁“英国人民，决不允许对弱小国家发　　动这样不正义的战争”。而另一家英国报纸《自由报》也认为中英条　　约“是通过武力才得到的，并且结束了中国的独立”。这些公众舆论　　都表明英法人民对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同情和支持。当然，我们　　更忘不了法国伟大的作家维克多·雨果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信中愤怒　　控诉英法侵略军在圆明园的暴行：“有一天，两个强盗走进圆明园，　　一个抢了东西，一个放了火。这个胜利者把口袋装满，那个把箱箧装　　满，他们手拉手，笑嘻嘻地回到欧洲。这就那两个强盗的历史。在历　　史面前，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一个叫英吉利。”　　在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的战争中，法国工人办的《前进报》发表　　《铁拳》为题的社论说：“毫无疑问，中国人民运动（指义和团运动）　　的爆发，是几年以前宣布的对中国的‘铁拳"政策所引起的。”“因　　此，中国也举起了它的铁拳，这就不足怪了。”1900年12月列宁在　　《火星报》创刊号上发表《中国的战争》一文，严正指出：“中国人　　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　　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大　　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　　那些为了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6年英法对华　　的战争）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和政策的人，中国人难　　道不痛恨他们吗？”　　是的，历史事实铁面无情，公道自在人心。这些就是欧洲人民的　　公正舆论的代表，表达着全人类的良心。那么，在中国呢？岂有堂堂　　中国空无人！中国民众自然要奋起反抗，清朝爱国官兵浴血奋战，义　　和团风起云涌，誓死“扶清灭洋”，真可谓惊天地、泣鬼神！然而，　　中国的读书人、知识分子哪里去了呢？他们在干些什么呢？清廷豢养　　了一大帮昏庸的官僚在民族斗争的烽火中个个战战兢兢、卑词厚币，　　屈膝乞和，像胆怯的兔子。当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西太后张皇失措，　　抱着脑袋一股脑儿跑到了西安，躲了起来。可是，就在这民族危亡的　　时刻，有一个中国读书人拍案而起，在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　　发表了《为吾国吾民争辩》等一系列文章，痛斥列强在中国的暴行，　　抗议他们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和“治内法权”，揭露外国传教士的　　无恶不作，控诉他们利用中国人中的败类“什么都侮辱什么都伤害”，　　明言这“就是中国民众憎恶外国人的根源。”因为他们“给中国带来　　的所有灾难。”他严正地警告：“中国人民也有一种民族感情，这种　　感情一旦遭到蹂躏和伤害，他们将对此产生怨愤。”他清醒地认识到　　“像外国列强那种肯定出于知识不足的愚昧无知的物质力量，只能使　　中国人道德沦丧，陷入混乱。”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欧美奉行群氓崇拜　　和强权崇拜，放纵一帮流氓无赖到中国为非作歹，而“在上者也变成　　了群氓一伙。”他在文章中向英国女王发出呼吁，要求她向中国人民　　能抱有同情态度。当得知英国女王去世后，他又在世界上公开向俄国　　沙皇和德国亲王呼吁，以期解决中国问题，维护世界和平。他这样做，　　只有一个目的：“让中国独立，看管好在华外人，使他们规规矩矩，　　安居乐业。”（以上均见《辜鸿铭文集》（上）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　　这种要求只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最起码的要求，拿当今的热门话题　　来说，是为着维护中国人民的最基本的人权。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辜鸿铭。就是这个人在国难当头的　　时候，他敢于而且也能够在国际社会为中国人呼喊出正义的声音。这　　种中国人铁铮铮的硬骨头精神难道是可以漠视或小看的吗？确实，辜　　氏的呼吁和抗议也许显得微弱，得不到回应，而且在其言论中，他为　　义和团辩护的同时也发表了极力美化西太后的言词，对中国传统文化　　无条件地赞扬。但是这些偏激之论是在民族斗争激化，民族矛盾上升　　到社会诸矛盾中第一位时发表的，亡国灭种之祸迫在眉睫，有识之士　　忧心如焚，在这严重的特殊形势之下，我们没有理由苛求一位清廷的　　臣子必须去背叛皇权，正如我们不能因义和团运动有愚昧迷信行为就　　抹煞其反抗列强侵略的正义精神和大无畏勇气。如果像当年某些民族　　败类对侵略者的兽行不置一词，反而助纣为虐、为虎作伥，如李鸿章　　之流竭力结与国之欢心；如龚自珍的不肖之子龚半伦亲导英法联军抢　　劫圆明园（包括一些卑劣贪婪之徒亦趁火打劫），那么中华民族岂不　　是自甘堕落，成为万劫不复的奴才，没有任何希望了吗？庆幸的是中　　国人民没有被横逆来犯所吓倒，中国的知识界还有像辜鸿铭这样一个　　人能挺身而出，向全世界发出对列强滔天罪行的愤怒控诉，向全人类　　喊出正义的呼声。就此而言，不以小眚掩大德，从民族大节来判断，　　辜鸿铭不失为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他不愧为中华民族的子孙。倘若总　　是有那样一些同胞无视大节，处处抓住辜氏脑后的辫子说一些不三不　　四、轻薄无聊的话（比如在同类的问题上，就有对汉奸周作人百般宽　　容、极力吹捧的言论出现），那我们就不妨以辜氏的话严肃地回答：　　评价辜鸿铭：“在德不在辫”！　　--------------------------------------------------------------------------------------------------　　http://dadao.net/htm/culture/2001/0416/1183.htm　　解读辜鸿铭　　作者：张俊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辜鸿铭一直以它的保守主义狂言傲世，结果往往为世人所侧目。今天如果我们抛开他涉及个人生活细节方面的论调，单从民族文化和社会政治的大处着眼，社会发展的现实又使我们不得不佩服辜鸿铭的远见卓识。中国社会进入近代之后，由于辛亥革命打破旧有的社会秩序，整个中国从此陷入持续近百年的混乱中。虽然历史的每一个进步都伴随同等的痛苦，但作为生活于其中的人，尤其是像辜鸿铭这样的人文主义者，对于这样的进步是不愿看到的，也是极力反对的。因为在辜鸿铭看来，一个社会的进步与否，并不是看这个社会的工业有多发达，关键是这个社会的人文精神多大程度上给人以关怀。而西方的传入的现代工业理性给人们的只有物质的汪洋，并且物质理性根本上否定传统的社会理念，因而他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贬斥西方，弘扬中国文化。他认为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是两种不同质的文明，各自都又产生发展的历程，作为精神领域的文化，不应用物质利益来评判优劣。事实上当时的中国人，正像列夫·托尔斯泰所说的失去了忍耐性，急功近利的放弃了原有的生活方式，投身到自己没有根基的文化中去。由此带来的精神创伤是一两代人不能抚平的。即使如此，我还是希望辜鸿铭独特的人生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一，保守主义的根基　　从整个传统文化的视野来看，保守主义之所以能一脉相承，就是因为非常强调家族观念家庭文化氛围对一个人的思想有形成很重要的影响，基本上奠定了一个人一生的思想基调。　　辜鸿铭正是这样，他出生在非常正统的封建家庭，但是与同时代许多希望打破家族樊笼进步青年不一样的是，他对家庭中的家族制度、祖宗祠堂有特别的感情。因为首先这个家庭侨居南洋，因而在儒家土壤上长出了中国人特有的华侨情结，祖祖辈辈都有叶落归根的梦想。在形式上，每逢祖宗祭日，父亲总是以庄严的口吻告诉他："我们是中国人，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我们愿意在列祖列宗面前起誓，不论我们身在何处，生至何时，永远不会忘记，那里是我们祖先的家园。"（李玉刚《狂士怪杰辜鸿铭别传》）其次在语言上，这个家族在南洋近百年，一直保持家乡的"闽南汉语"。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决定着我们的思想"（安希孟《后现代对知识与真理的解构》），所以作为思想的启蒙，这些就成了成为他的保守主义的先声。因而当时人们对这样以为生于南洋学于西洋的文化大师的怪论颇为不解的时候，其实是忽略了他独有的华侨身份。最后从民族关系的角度来说，从五胡乱华到元清入主中原，中国政治的大舞台上，有许多曾试图用自己的文化来替代儒家文化，最后都以被同化而告终。事实上即使这个文化已腐朽得成为历史的发展的障碍，人们也宁可给他注入新的血液，也不会抛弃他，而中华文明也正是有这种不断的演进，才在世界文明史上获得了至上的地位，也使得每一位中国人无论身在何方都能因享受其无比的光辉而保持自己的信仰，这其实也是辜鸿铭之所以对中国文化倍加称颂的另一原因所在。因而他指出，中国文化才是最具理性最具人文主义的，他能给每个人以存在的价值，给每个社会的人以终极关怀，而这些使西方功利主义所不具有的。总之无论他的家庭启蒙，还是华侨情结，以及传统文化的现实价值都从不同的角度奠定思想的保守的一面。　　它保守主义思想的另一面却出与偶然。因为他的正规的学校教育来自西洋，从小生活在英国，对中国社会生活缺乏了解，这样西方社会生活先入之见使得他对中国社会抱有无限的好感，并且立志要用中国哲学来教化欧洲。这种文化的先后次序的差异，成为他与以胡适为代表的留洋学者思想对的根本所在。因为胡适在留洋之前对中国社会弊端有深刻体会，因而希望用西洋之学来救中国；辜鸿铭在留洋之前从没有踏上中国的本土一天，对中国社会根本谈不上了解，进入西方社会之后一直生活在贵族化的家庭环境里，贵族家庭的保守性与对现实社会批判性深深感染了他，使他对西方现代社会从开始了解就具备了深刻批判性。正是由于他对西方现代社会弊端深刻认识，他才要众人摆脱物质理性狭隘与浮躁，做一个博大、深沉、纯朴、灵敏的中国人。当然他并不是要求人们面对西方的侵略不去抗争，而是要求人们更理性的去考虑自己的言行，舍弃物质理性的浅薄，真正找到精神层次的社会脉搏。但是被压抑数千年的中国人已无暇去考虑这些道德说教，在物质利益的诱惑和西方强权的驱使下陷入了实用主义的深潭。面对这种社会现实，他深深体会到"举世皆醉我独醒"的孤独。在这种心态下，它的思想走上另一个极端。他不仅对封建制度百倍维护，而且为封建社会的毒瘤"纳妾""裹小脚"大加辩解，甚至把中华民族的罪人慈禧太后誉为"最伟大的女性"。因此它的保守主义一定程度上应归因于他的教育状况和社会生活背景。　　其实对辜鸿铭保守思想的形成起外在促进作用的是西方文化，因为保守主义作为一种相对于时代的另类思维在西方文化中也有很重要的影响。但人们在西方对于保守主义并不像中国人一样深恶痛绝，而是认为它仅表征"个人面对历史巨变和人性复杂时自感无力和谦卑，而不是黑白分明的图画或自信武断的结论。"（徐友渔《辜鸿铭的保守主义》）因而辜鸿铭在其一生中满足于自己的保守主义角色，还自称为"大清国的最后一条辫子"，主要精神支柱就在于他的西方化的精神理念。　　李玉刚先生在他的《狂士怪杰辜鸿铭别传》说，辜鸿铭十岁赴英留学，一直生活在布朗家族，受到布朗先生与老布朗先生的悉心栽培，而布朗家族在苏格兰王国具有贵族血统，因而从小就受到其他中国人在西方难以企及的完全正统的贵族化教育。而另一方面他的大学教育主攻历史、文学，并且有著名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批评家卡莱尔教授为导师，因而他就正如李玉刚所言："卡莱尔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批判家的形象，简直就成了他直接效法的伟大先贤和榜样，卡莱尔强烈的批判意识和辞锋，仿佛已经注入了他的灵魂深处。"（同上）所以当卡莱尔对中国历史文化表现出极大尊重和崇敬时，他感受到自己民族自豪感和自身的使命感。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回国后他一直坚持自己的信仰，把自己的理论依据立于历史背面，不断与社会抗争，最终在贫困交加中死去，而更为凄惨的是，他最为欣赏的女儿在他逝世之后竟投苏州一寺庙为尼，这也许是当时社会对他的保守主义所应有归宿的最好表征吧。　　最后西方当时的社会现状也是他厌弃西方文化，追求中国平静祥和文化的原因。十九世纪末以来，整个西方社会笼罩在混乱与恐惧中。经济危机吞噬着人民手中的财富，原有的社会组织重新分化组合，在物质理性与强权意识的驱使下，军国主义幽灵遍布整个欧洲。对此，人们开始怀疑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不再相信政客兜售的选票，正如卡莱尔所说的："今天的所谓欧洲，也不过是徒有民主制度，而没有民主精神。"因此辜鸿铭面对当时中国人崇拜西方社会制度时表现出极大的不满。他宁可抱残守缺，也不愿拾人残羹，最后走向保守主义也就在所难免了。　　二，辜鸿铭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体认　　辜鸿铭在他的《中国人的精神》序言中说："事实上，要懂得真正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纯朴和灵敏。"对此徐友渔先生在《辜鸿铭的保守主义》中说："他对中国人的气质、个性之类难于揣摩把握的东西，是那么细腻、灵敏，既洞若观火，又体贴入微。"赞叹之意溢于言表。　　但中国人为什么具有如此优良的品质？用辜鸿铭的话说，因为中国人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人们对社会的认知是用心去思考而不是仅用脑；人性问题上，儒家正统思想是"人之初，性本善"，因而整个社会处于一种理想状态中，在这个社会里没有个人，只有家庭，面对血浓于水的亲情，中国人的优秀品质就显现出来了。中国人之所以深沉，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无比敬仰的领袖，都有自己家庭中的可尊敬的亲人-父母兄弟，有自己"良民宗教"的"教堂"中供奉的祖先，面对先人的光辉与家人的期望，每个人都不得不深沉。　　中国人之所以纯朴，是中国几千年农业文明的结果。每个中国人都生活在对别人信任的基础上，而且中国传统"忠义"之道使人们对每一个自己所给予期望的人以信任，因而在这个相互坦诚相对的社会有机体中，人们就不会有西方的"夏洛克"式的唯利是图，完全用心灵过着纯朴的生活。　　中国人之所以博大，是因为我们有广阔的历史文明，有辽阔的疆土。在这片开阔的天地里，人们创造了辉煌，也承受了巨大的苦难，而正是这些辉煌与苦难造就了中国人博大的胸襟。　　中国人之所以灵敏是因为，一个社会，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庞杂的社会，每一个因子必须具有灵敏的品质，如果没有，则整个社会就不能正常运转。在中国这样一个非常强调关系的社会里，人们必须处理各种各样的关系，如果稍有疏忽，就会寸步难行，而这就需要人们具有灵敏的品质，历史的辉煌证明了这一点。进一步我们还可以说，正是中国文化孕育出中国人这种深沉、纯朴、博大、灵敏的品质，中华民族才能作为绵延几千年的古老民族生机依旧。正如辜鸿铭在论证："中国人的精神是一种永葆青春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所说的，"是同情的或真正的人类智能造就了中国式的人之类型，从而形成了真正的中国人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这种真正的人类智能是同情与智能的有机结合，它使人的心与脑得以调和。总之，它是心灵与智能的和谐。"（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而辜鸿铭正是基于这种精神的把握，才有他后来对中国社会一系列独辟蹊径的解剖，这可以说是当时任何中国学者所不能企及的，至少来说是令我由衷佩服的。　　辜鸿铭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论证是有一个内在逻辑的，他以中国人的精神作为突破口，对中国社会也进行了深刻解剖。这过程中虽有难以掩盖的缺陷，然而这些极端的言论也只是他个人的社会体认，因而可以说他只是忠于他自己的生活而已，我们没有必要对此有太多的不满，相反他关于社会结构的分析到是值得我们深思。　　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人们生活在不同的大小集体中，履行自己被决定的义务，而这些义务就是去处理各种社会关系。在这些关系中他接受孔子的论断：天地之道，造端乎夫妇。所以他从夫妻关系着手，而他反复论证的就是"无我"哲学，他认为："以为真正的中国妇女是没有自我的"，"在中国，理想女性并不要求一个男人终其一生去拥抱她和崇拜她，而恰恰是她自己要纯粹地、无私的为丈夫活着。"同样，中国男人的生存也是无我的，"他不仅要对他的家庭尽职，还要对他的国王和国家尽职，甚至在对国王和国家服务的过程中，有时要献出生命。"（同上）因此他论证中国男人奉行的是"忠诚教"，忠诚在儒学的经义中也是一种"无我"所以他说："外国人只有弄懂了这两种"道"或"教"，中国人民的"忠诚教"和"无我教"，他才能理解中国男人或真正的中国妇女。"（同上）也许许多人，尤其是女权主义者对此会断然否认，但是刘梦溪先生在《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中说："但一种社会制度已经分本利息、行将解体的时候，统治者原来选择的维系既定社会制度得礼法秩序及思想体系就失去了维系力，但在朝廷找不到的礼俗，民间还可以找到，也就所谓的"学在民间，道在山林"。所以从辜鸿铭的个人社会感悟来说这种无我哲学是有一定现实依据的。　　其实在辜鸿铭看来，整个社会正是有了"无我"的"良民宗教"，人际关系才有相互信赖基础上的调和。不过从西方严密的逻辑来看，这个系统是不稳定的，因为社会纷繁复杂，人人品质不尽相同，如果有一个人失信于人，应该说这个系统就会解体。事实上并非这样，一方面真正过着心灵生活的中国人不会失信于人，另一方面在儒家道德律令中，信义占据很重要的位置，在这种体系中，如果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无疑自绝于社会，作为深沉的中国人，他不会，也不敢，因为他不是为自己活着的，而是为祖先和子孙，他唯一最求得就是君子之道，而君子之道又是与信义廉耻紧密联系的，因而在传统社会里，君子之道不仅是道德律令，而且是世俗社会的法律依据。当然辜鸿铭这方面的认识并没有超出前人，不过他能在一种文化没落之际，以一种另类的批判眼光来肯定它的价值，应该说是值得我们崇敬的。　　辜鸿铭对上面社会的分析，最后还是归于文化的领域的论证。而他对传统文化的贡献主要是在西方世界的中国文化荆棘地除草开路，树立正确的中国文化形象。　　他首先从语言着手，将汉语分为口头语与书面语两大类，并认为："口头语属于没有受过教育、完全未受过教育的人们的语言，事实上是一种孩童的语言。"而书面语在分为简单修辞语文、通行的语文和高度优雅的语文三类，他认为："中国文学中的高级古典汉语，中有一天能够改变那些作为爱国者正带着一种野蛮动物的相争本能鏖战于欧洲的、尚处在自然毛坯状态的人们，使他们变成和平的、文雅的和礼让的人。"（同上）这种关于语言的说法与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主义是一致的，安希孟在《后现代对知识与真理的解构》中说："语言不可能以客观方式提供关于世界的真理，就其本性而言，语言决定着我们的思想，既然语言是一种文化创造，那么，归根到底，意义也就是一种社会建构。"基于这种认识，辜鸿铭企图通过语言的改变来改变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从而根本拯救欧洲，使西方世界摆脱混乱走向有序，是很有道理的。在特别看重心灵的辜鸿铭眼里东方文明取代西方文明是天经地义，因而他说："因为中国人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所以我说中国的语言也就是一种心灵的语言。"（同上）所以他认为西方人如果掌握了东方人的语言习惯，那么他们体认生活的维度也就由理智转向理性，由用大脑思考改为用心思考问题。（现代医学证明他的这种想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在现实生活中，正是这种思维的差别，使得东西方文化交流存在巨大的障碍，以至于中国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不能为西方人所认同，不过到是西方的文学作品能为中国人所理解，这就因为中国人品质中的博大、灵敏的缘故。基于上面的对比，辜鸿铭突出了中国文化的地位，同时显现了他对中国文化了解的深度。　　辜鸿铭在东方文化西进方面的工作不是开创性，却是标志性的。因为西方人早在进入中国之初，就极力想了解风情迥异的东方古国，然而由于文化的差异，使得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只能是断章取义、望文生义的。结果那些一知半解的传教士站在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上，在西方世界给中国塑造了极坏的形象，辜鸿铭因而对西方所谓"大汉学家"的诬蔑显示出异常的气愤，他指责道："现在外国人当中存在着一种错误的倾向，他们不会中文，也不了解儒家学说，但是却什么都研究。不但自己是谜语抽象的概念中，而且想做一名大师或汉学家。"大师"或"汉学家"仅是一个名词，也就是一个-霍普金斯先生谈到英国领事馆人员是所说的-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称之为傻瓜的代名词。"（李玉刚《狂士怪杰辜鸿铭》）正由于他对西方翻译家的不满，他才通过自己对文化得体认，重新翻译了许多文化典籍，难能可贵的是他运用西方话语，对中国文化中的"仁""义""礼"等重要概念进行了独到的翻译。　　关于"仁"的翻译,他指出:"人类所有纯真的情感均可以容纳在一个中国字中,这就是"仁"。在欧洲语言中，古老的基督教术语中的神性（godliness）一词与"仁"的意义最接近，因为"仁"是人所具有的一种神圣的、超凡的品质。在现代术语中，"仁"相当于仁慈、人类之爱。"（同上）当然这种"仁"的解释在"皓首穷经"的"宿儒"来看可能不足取，但他毕竟指出了"仁"在儒学中的地位和精神实质，这相对于"大汉学家"翟理斯博士翻译孔子"色难"为"要描述他，是困难的"要高明多，翟理斯的翻译与本义风马牛不相及。另外他在翻译"礼""义"时说："（它们）实际上就是孔子赋予我们中国人民良民宗教的精神。"（同上）他认为只有中国文明礼义并重，希伯莱文明与希腊文明授予欧洲人"礼"与"义"都是抓起一点不及其余，进而导致欧洲爆发人类迄今为止最残酷、最野蛮、最无益而又最可怕的战争。他指出中国文明正是有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教导，才没有商业主义之下的群氓崇拜、强权崇拜，并且认为："只有当我们鼓足勇气，不计私利，拒绝参加和追随那些群氓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清除群氓崇拜。"进而一针见血的指出，"今日世界上真正的，最大的敌人是体现在我们身上的商业主义精神，而不是普鲁士德国的军国主义。"事实证明辜鸿铭的这些分析是令人信服的，至少说是令西方人信服的，因为他因此在百年前的欧洲获得了一个中国人可以获得的最高荣誉。　　总之，对于传统文化的体认，辜鸿铭无论对中国人精神的把握，还是社会结构的分析，以及传统文化理念的理解，都是独到的，并且不是像人们想象中的为了辩论而辩论，他的一言一行无不表示他对文化的崇敬。　　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最后一位狂客　　辜鸿铭的一直以怪闻名于世，但如果我们透过现象的层面，我们其实可发现他更多的是狎。他的一生不断与社会潮流对抗，成为时代标准的反动派，但是他那坚贞不屈的精神和对自己文化理念的忠诚却是值得我们景仰的。　　因为

　　人物档案 　　中文名：辜鸿铭 　　外文名：Tomson 　　字：汤生 　　号：立诚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祖籍：福建泉州府同安县 　　出生地：马来西亚槟城州 　　出生日期：1857年7月18日 　　去世日期：1928年4月30日 　　妻妾：正妻淑姑（中国）；妾室吉田蓉子（一说吉田贞子，日本人） 　　子女：儿子辜守庸，女儿珍东、娜娃 　　毕业院校：爱丁堡大学、德国莱比锡大学 　　主要成就：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翻译“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大学》；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中国人的精神》。 　　辜鸿铭是晚清著名文人，号称“清末怪杰”，他既精通西方文学，也在东方文学中学有所成，学贯中西，整个下半身都致力于对中国文化的宣传，认为只有中国的文化才能拯救现在这个黑暗的世界，所以致力于向西方宣传东方文化。 　　1857年7月18日，英国人布朗先生在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的橡胶园里迎来了一个新生命，这个人就是被称为“清末怪杰”的辜鸿铭。辜鸿铭是一个混血儿，父系血脉是一位中国人，母系血脉则是一位西洋人。辜鸿铭的祖辈从中国福建泉州府惠安县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父亲辜紫云在布朗先生的橡胶园里当总管，有一口流利的闽南话，会讲英语和马来语，而他的母亲则会讲英语和葡萄牙语。在这样一个语言环境下长大，使得辜鸿铭天生就对语言有一种敏感性。再加上布朗先生对他犹如子女一般的教导，是他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的基础。 　　年幼的辜鸿铭在多元化的环境长大，耳濡目染的都是西方的知识，对于自己的家乡并不熟悉，只偶尔能从父亲这边知悉一二。再加上他十岁的的时候，布朗夫妇将他带去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英国，辜鸿铭更是对自己的国家陌生无比。尽管在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告诫他，要他铭记自己是中国人。年幼的辜鸿铭虽然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并将这个身份牢牢记在耳中，但自己的国家到底是什么样的，他还是不清楚。直到19世纪80年代以后，他才开始了解中国文化，并且疯狂的对自己国家的文化着迷。 　　1881年，已经在西方拿到多个博士学位，回到故乡一年的辜鸿铭，遇到了自己人生中的转折点。他在这一年与马建忠的谈话，改变了自己的一生。从这一年开始，有的思想发生重大改变，开始潜心学习中国文化。1883年，开始在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开始，他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不仅着手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论语》、《中庸》、《大学》三本书，并且还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中国人的精神》等书。此后他的一生都围绕着宣扬中国文化，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他先西后东，由西到东，成为一个彻底的爱国主义者，被称为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

1857年7月18日，辜鸿铭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马来西亚的槟城州）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泉州府惠安县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1870年，14岁的辜鸿铭被送往德国学习科学。后回到英国，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1877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此时，辜鸿铭获文、哲、理、神等十三个博士学位，会操九种语言。他在德国人举办纪念俾斯麦百年诞辰会上所作的即席演讲，博得一片喝彩。他还会用拉丁文作诗。民初上海愚园路廊壁上镶嵌的拉丁文的诗，系辜鸿铭手笔。后来，蔡元培去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已是声名显赫的知名人物；而40年后，当林语堂来到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著作已是学校指定的必读书了，在林语堂的《京华烟云》一书中曾提及辜鸿铭。14年的留学生活使富有天赋的少年辜鸿铭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1880年，辜鸿铭结束自己14年的求学历程返回故乡槟城。1881年，遇到马建忠并于其倾谈三日，思想发生重大改变，随即辞去殖民政府职务，学习中国文化。1883年，开始在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开始，他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里，他还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后来又翻译了《大学》。1885年，辜鸿铭前往中国，被湖广总督张之洞委任为“洋文案”（即外文秘书）。张之洞实施新政、编练新军，也很重视高等教育。他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二十年，主要职责是“通译”。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自号“汉滨读易者”。1891年，俄皇储来华，赠其镂皇冠金表。1893年11月29日，在辜鸿铭鼎力谋划并拟稿，再呈张之洞审定，于光绪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以《设立自强学堂片》上奏光绪皇帝，筹建由国人自力建设、自主管理的高等学府——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得到钦准。自强学堂正式成立后，蔡锡勇受命担任总办（校长），辜鸿铭任方言教习，成为自强学堂一代名师。1898年，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晤访。1901年，清廷曾以“游学专门”名誉赐他为“文科进士”。1905年，辜鸿铭任上海黄浦浚治局督办。从1901至1905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1906年，与俄国作家托尔斯泰书信往来。1908年，宣统即位，辜任外交部侍郎。1909年，英文著本《中国的牛津运动》（德文译本名《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1910年，他辞去外交部职务，赴上海任南洋公学监督。1911年，辛亥革命后，辜辞去公职。1913年，和泰戈尔一起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1915年在北京大学任教授，主讲英国文学。《春秋大义》（即有名的《中国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同时，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锐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义》德文版出版了，在正进行“一战”的德国引起巨大轰动。1917年，蔡元培执掌北大时，提出了“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用人主张，创中国大学昙花一现的鼎盛时代。辜鸿铭被邀请教授英国文学。1920年，英国作家毛姆来访。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来访。1923年，蔡元培辞去北大校长职务，辜鸿铭也紧随辞职。不久，经人推荐到一家日人办的英文报馆当总编。1924年，辜鸿铭赴日本讲学三年，其间曾赴台湾讲学，由台湾远亲鹿港辜家的创始人辜显荣招待。4月23日，印度诗哲泰戈尔访华，辜鸿铭与梁启超、蔡元培、胡适、梁漱溟、熊希龄、蒋梦麟等前往北京前门车站迎接。同年，见溥仪。1927年，辜鸿铭从日本回到故国。不久妻子淑姑去世。日本人推荐他做新组建的“安国军政府”大帅张作霖的顾问。张作霖对这位穿前清服饰，留小辫的老古董很奇怪，直截了当地问：“你能做什么事？”辜鸿铭怔怔地看着这位大帅，丝毫也找不到当年张之洞总督那待人如宾的影子，乃拂袖而去。1928年4月底，奉系军阀张宗昌内定辜鸿铭为山东大学校长，辜鸿铭也有意前往执掌。但染了感冒，请了法国医生来看，不见好转。3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我特别喜欢辜鸿铭这个角色，我认为辜鸿铭在觉醒年代中是一个特别的存在，新中国的启蒙发展，需要像陈独秀这样的思想进步的人，也需要像辜鸿铭这样的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者。记得辜老在《中国人的精神》说:中国人有一种精神，是“一种源于同情心或真正的人类智慧的温良，既不是源于推理，也非产自本能，而是源于同情心，来源于同情的力量”。面对陈独秀等人大肆宣扬外国主义，辜老先生不屑一顾，因为他心中认为，中国人就要用中国人的精神来拯救自己的国家，他认为中国人在思想上有很多的弱点缺陷，但是我们拥有外国人永远都无法拥有的东西，那就是温良。温良二字，完美的概括了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的精神，温良不是懦弱，不是胆怯，不是不敢与他人抗争，而是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就非常的谦和，这是我们从古代以来就拥有的文化特性。而也正是因为温良，我们中国人有人性，有温度，有包容之心，这也是为什么文明古国最后只剩下了中国。辜老先生在觉醒年代中表现得十分的狂妄但是她有狂妄的资本，他作为我们中国的文学家，思想家，具有非常多的著作，在面对陈独秀等新势力时，一辈子接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古老先生，一时间无法接受，但是他无法接受的也仅仅只是他们的思想，对于他们的文学上的价值是非常钦佩的。在与美国的谈判中，辜鸿铭老先生，甘愿让胡适做第一谈判者，自己当第二谈判者，也可以看出他对于新文化的让步，看出他的爱国之心。在陈独秀离开北大的时候，辜鸿铭老先生亲自前去送他，并表达了自己的惋惜之情，这也能够看出它的爱惜人才之心。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辜鸿铭都非常的受人喜欢。

辜鸿铭是中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位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 ，也是一位曾经享有世界声誉的文化名人，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由于时代的误解和政治禁忌，在国内辜鸿铭被世人遗忘了数十年之久。 与之相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和战后的一段时间里， 辜鸿铭在西方世界可谓是红级一时。 在当时欧洲人的眼里，辜鸿铭是一位精通西方文化并能高论东西文明是非的东方大哲，是东方文化的代言人。那么，他何以在德国影响如此之大呢？ 一、辜鸿铭是何许人也？ 1、辜鸿铭出生 辜鸿铭(1857—1928)出生于 马来西亚槟榔屿一个华侨世家， 曾祖父辜礼欢为英属马来半岛的华人首领。由于辜鸿铭的父亲曾帮助英国商人布朗管理一个橡胶园，其勤勉忠厚，深得布朗先生器重。而因为 辜鸿铭母亲为西洋人且自幼即曾接受西式教育 ，由于聪明伶俐，为布朗夫妇喜爱， 被收为义子。 大约在十三岁时布朗夫妇回苏格兰老家， 辜鸿铭被带往英国读书 。通过在英国的学习，年仅21岁的他就已经拿到了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之后， 辜鸿铭又到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地游学 ，期间还曾入德国大学学习自然科学知识。 1880 年，二十四岁的辜鸿铭留学生活结束后返回槟榔屿老家。 不久，便受命到殖民 *** 工作。在一次游船上受人引荐，他便进入张之洞幕府，担任张之洞的外交顾问秘书。一干就是20 余年，张之洞对他多有赞誉。 2、辜铭鸿与德国的关系是如何开始的呢？ 通观迄今的研究材料，虽然矛盾之处甚多，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 辜鸿铭接触德国文化是从背诵德国经典名著开始的。 布朗先生为了培养辜鸿铭，要求他用背诵名著的方法先掌握英、德、法、拉丁语等重要语言，进而涉猎西方的文化、历史、哲学和政治思想。学习德语并了解德国文化，当然也是从背诵德语经典著作开始。 一般认为是歌德的《浮士德》，传记资料对此一般都有记载，相关的传记作品也都演义了辜鸿铭背诵《浮士德》的情形 。辜鸿铭虽然极为推崇歌德，但他研读的德语经典作家显然远不止于歌德。 从辜鸿铭在文章著作中自由引用歌德、海涅、席勒、诺瓦利斯等文学家，康德和费希特等德国古典哲学家以及俾斯麦等政治家来看， 他研读背诵的德语经典著作相当广泛，涉及文学、历史和哲学等领域。 遗憾的是，虽然关于辜鸿铭家世出身的材料已基本详实，他归国之后的活动经历也大致条理清晰，但对于 他早年在欧洲的生活及学习情况，人们所知甚少。 有人认为辜鸿铭在德国获得过博士学位，也有人觉得他获得过工科文凭。事实上在分析辜鸿铭的德国文凭问题虽然疑点多多，但有一点似乎没有疑问，即 辜鸿铭在德国大学学习的是自然科学。 这其实正反映了十九世纪后期欧洲的社会现实：那时的德国充分利用欧洲最新的自然科学成果，再加上普法战争中所获得的巨额战争赔款， 虽然起步比英法两国晚了不少，但发展速度却十分惊人， 在科技创新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果也远远超过欧洲的其他国家。 因此，辜鸿铭在学习了解欧洲的自然科学知识时选择德国，是顺理成章的事。从现有的资料看，辜鸿铭游历过的德国城市有柏林、莱比锡、魏玛、耶拿等地，其中，魏玛和耶拿更是德国的文化圣地，尤为辜鸿铭所青睐。 这种游历和广泛涉猎无疑有助于他逐渐形成自己对德国文化的整体看法。 二、为何受到德国人的追捧？ 在十一年的留学生涯中，辜鸿铭对欧洲的历史、政治、社会民情、哲学思想等方面都有所涉猎，但 他用功最勤而且也最拿手的还是西方的语言文学 。所以，辜鸿铭对德国的接受主要是在思想文化方面。德意志民族的文化精神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让他折服的是 歌德的人格魅力和道德理想。 在辜鸿铭眼里，德意志文化精神最终归结到一点，这就是德意志民族的道德禀赋， 他们对秩序的热爱和对不义的憎恨。 正因为如此，辜鸿铭才把德意志民族推到了 “欧洲现代文明合法的、正统的保护人” 的位置上，对德国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 辜鸿铭曾经享誉西方多年，尤其在德国拥有极高的威望。 不过，辜鸿铭在德国获得的这种盛誉并非一蹴而就。德国人，主要是知识界人士，对辜鸿铭的认同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其前后的发展脉络也基本清晰。 1、初出茅庐 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期 ，辜鸿铭在德国已经引起了个别知识分子的注意。不过，德国国内的反响显然不够强烈，也不够深入，德国知识分子对辜鸿铭的关注只是零星的、间接的。换句话说，辜鸿铭在德国已初步知名，只不过名气还不够大。 最先引起德国知识分子注意的，是辜鸿铭文章中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 在《尊王篇》中，辜鸿铭反复强调的一句话就是， 列强在中国面对的是一个注重道德修养的高度文明的国家。 显然，辜鸿铭此时的爱国言辞是以他文化民族主义的思考为底蕴的。可以说，辜鸿铭最初主要是以一个 爱国主义者和文化民族主义者 的形象出现在德国人视野里的；这种融合了爱国主义热情和文化民族主义思考的控诉，比较容易吸引西方知识分子的眼球。 至于德国知识界初步关注辜鸿铭的原因，除了他文章中所显示出来的精深的西学修养、高超的外文水平、爱国主义的凛然正气以及上面所说的文化民族主义控诉这几个一般原因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背景原因： 基于对中国长期的军事侵略及经济和文化渗透。 当时的西方世界普遍弥漫着一种轻视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社会心理 ，他们已经习惯了对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歧视，也习惯了中国人对此的沉默。在这样的时刻，辜鸿铭忽然站了出来，以纯正漂亮的英语直斥西方，西方人自然容易感到新奇。 2、红极一时 辜鸿铭在德国真正大为知名缘于《清流传》 德 文本在德国的出版 。1911 年，辜鸿铭的英文著作《清流传》（英文名《中国牛津运动故事》）由著名汉学家卫礼贤译为德语并在德国出版，定名为《中国对欧洲思想的抗拒》，著名记者兼作家阿尔方斯·帕凯作为编辑者为这本书写了一篇长序。 随着《清流传》德文本的出版， 辜鸿铭的著作由于德国读者的加入而开始拥有更为广大的读者群。 这样，辜鸿铭的思想观点终于引起了更多德国知识分子的关注，并在他们中间激起了强烈的反响，而 辜鸿铭在德国的名气也迅速扩大， 这从德国媒体对辜鸿铭及其著作的连续报道上就可以看出来。 而之后，辜鸿铭的代表作 《中国人的精神》 由德国知名作家施密茨翻译并在德国出版，继《清流传》之后再次在德国知识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这不仅表现在不断出现的评论文章和各抒己见的观点，还表现在该书售磬很快， 应读者要求，1917年即再版。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及战后的数年中， 辜鸿铭在德国的声望达到了极点 ，用“如日中天”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在这场热潮中，不仅大多数德国知识分子对辜鸿铭格外钦佩，就连部分普通的德国百姓也知道他的名字。 三、为何早前的辜鸿铭无人问津？ 辜鸿铭在国内开始被广泛且大量的研究并挤身于国学大师之列的时候，已经是二十世纪后期了。 还是随着学术思想的解放和文化热的兴起，辜鸿铭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这之前，对辜鸿铭的研究要么是不客观，要么就是报刊杂志的简评，要么就是非学术的政治上的批评。 辜鸿铭的学术思想长期少人问津，原因有多方面。首先，从创作角度看， 辜鸿铭终生向西方宣扬东方文化，著书立说主要面对西方读者， 因而著作多以英文写成，文章也大多发表在国内的英文报刊、日本的英文报刊以及欧洲的报刊杂志上。正因为著作以外文写就， 辜鸿铭当时在国内的影响面也就有限。 其次， 虽然辜鸿铭在西学方面造诣精湛，但他的国学水平在当时学者的眼里仍可怀疑 。毕竟辜鸿铭是归国之后近而立之年才开始用功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治学方法上又不拘于训诂考据，虽然他天赋超群，但底子终究还是有所欠缺。还有一点就是辜鸿铭偏激的性格、怪僻孤傲的言行以及顽固的保皇立场，使得人们对他的印象主要是怪诞和保守。 经过五四一役， 辜鸿铭作为顽固的前清遗老和封建卫道士的形象更是在国人眼中定了型。 在无数才智之士寻求富国强国之路的时代大潮中，辜鸿铭的复古立场确实不合时宜，因而不能期望辜鸿铭的学术思想能够得到客观和全面的评价。 四、总结 辜鸿铭在德国的影响是一个历史的过程 ，他走红德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辜鸿铭在西方、特别是在德国的声誉日隆，他越来越多地被人视为一个有着深刻洞见的哲学家。无论怎样通过上述的分析都可以表明， 辜鸿铭是一位学贯中西的文化名人。 文化(14)德国(24)歌德(1)

简谈大师辜鸿铭的“啰嗦” 大家知道，大师辜鸿铭先生的英文是无可挑剔的。连语言大师林语堂先生也对辜鸿铭先生的英文深表钦佩：“在我国人中，辜鸿铭的英文文字确乎超越出众，凡二百年未见出其右者，不论遣词用字功夫，皆属上乘而无疑问”。 但是，最近在网上的一些评论中，却看到一些人觉得辜鸿铭先生的英文有些啰嗦。愕然之余，细想之后，也多少理解了这些说法的依据。因为辜鸿铭先生在其文章，譬如《中国人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他自译为《春秋大义》）一文中，不断地重复使用一些词语，这难免给人留下啰嗦的印象。 不过，正如那句名言“一千人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There are a thousand Hamlets in a thousand people"s eyes. 或If there are a thousand readers, there must be a thousand Hamlets.等 )。即使同一篇文章，不同的读者会从不同的侧面读出其不同味道，并产生不同感受。我个人读辜鸿铭先生的文章，刚开始时，也曾短暂地有过啰嗦的感觉。但细读细思之后，不但不觉得啰嗦，反而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写作手法。这种遣词造句手法，与其说是啰嗦，倒不如说是一种强调和引导。后来，读的越多，越觉得后一种看法更为贴切。 那么，或许有朋友会问：“为什么能这样说呢？依据在哪里呢？道理又在哪里呢？” 至于说依据和道理，由于我不是专业的研究者，一时的确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论据。这里，我只是粗浅地谈谈自己的感受，供大家参考。 首先，我们不妨先设想一下辜鸿铭先生所处的时代。众所周知，那是上世纪的初期。那时的中国，可以说是落后的代名词，是受人欺辱的时代。那时的西方国家，不仅对中华文化无知，而且还充满了对中华文化的误解与偏见。要想对这些人，深入浅出地讲明讲透中华文化的精深与博大，而且是在短短的几篇文章，或一个演讲中，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从常理上讲，对你面对一些无知而且充满偏见和误解的人时，要想说明问题，一些重复和强调，不仅需要，而且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你能细读辜鸿铭先生的文章，你可能会发现，他的重复，绝对不是拖沓和冗长，而是层层推进，层层上升。如同盘山公路，虽说是一圈圈循环，但却是一圈圈上升。往往，不知不觉间，在这些不断的循环往复中，在你不断领略沿途风光的过程中，慢慢地把你带到了山顶。打开了你的视野，扩展了你的心胸，如同唐代诗人杜甫的《望岳》中诗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从这个角度看，只有当你站在中华文化的顶峰时，你才能会发现西方文化的不足和瑕疵之处。正是辜鸿铭先生的文章，起到了这种效果。因此，他的文章在当时西方社会所引起的震惊和轰动，其实也是不难理解的。 也正是这种写作手法和功力，也就是说，在不断的重复与强调中，如剥丝抽茧，层层展开，慢慢上升，最后直至顶峰核心。才能使得辜鸿铭先生把中华文化这一庞大课题，在几篇不长的文章中，面对大量对东方文化无知的西方人，引经据典，博古论今，把中华文化讲述得这么全面完整，清晰透彻，浅显易懂。从整体效果上看，这哪里是啰嗦，这其实可以说是简洁与精炼，是全面而深刻。 为了更好的说明这一写作风格，我们不妨多看看其所写的一些文章，进一步体会其精髓。譬如，在《中国人的精神》一文的序言中，辜鸿铭先生在谈到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和中国人的区别时，他说： “The American people, I may be permitted to say here, find it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the real Chinaman and the Chinese civilisation, because the American people, as a rule, are broad, simple, but not deep. The English cannot understand the real Chinaman and Chinese civilisation because the English, as a rule, are deep, simple, but not broad. The Germans again cannot understand the real Chinaman and the Chinese civilisation because the Germans, especially the educated Germans, as a rule, are deep, broad, but not simple. The French, well,—the French are the people, it seems to me, who can understand and has understood the real Chinaman and the Chinese civilisation best. The French, it is true, have not the depth of nature of the Germans nor the broadness of mind of the Americans nor the simplicity of mind of the English,—but the French, the French people have to a preeminent degree a quality of mind such as all the people I have mentioned above as a rule, have not,—a quality of mind which, above all things, is necessary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real Chinaman and the Chinese civilisation ; a quality of mind viz: delicacy, For, in addition to the thre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al Chinaman and Chinese civilisation which I have already mentioned, I must here add one more, and that the chief characteristic, namely delicacy; delicacy to a preeminent degree such as you will find nowhere else except perhaps among the ancient Greeks and their civilisation”. (注：Chinaman 是那个年代对中国人的称呼方式?还是因有歧视含义，作者有意反用之以讥讽？本人不得而知，有研究的朋友不妨指点） 再如，同样在《中国人的精神》一文序言中，辜鸿铭先生在谈到文明时，他说： “Now in order to estimate the value of a civilisation, it seems to me, the question we must finally ask is not what great cities, what magnificent houses, what fine roads it has built and is able to build; what beautiful and comfortable furniture, what clever and useful implements, tools and instruments it has made and is able to make; no, not even what imstitutions, what arts and sciences it has invented: the question we must ask, in order to estimate the value of a civilisation,—is, what type of humanity, what kind of men and women it has been able to produce. In fact, the man and woman,—the type of human beings—which a civilisation produces, it is this which shows the essence, the personality, so to speak, the soul of that civilisation”. 看完这些，不知道你是觉得他啰嗦呢？还是觉得他在层层展开呢？我想，当你刚读一点时，你也许会感到他啰嗦，而当你越读越多时，你可能会越来越感到他是在引导，在强调，在层层展开，在步步推进。 如果你能赞同这些，我们不妨继续，当辜鸿铭先生谈到中国人的缺点时，他是这样说的： “ The real Chinaman may be coarse, but there is no grossness in his coarseness. The real Chinaman may be ugly, but there is no hideousness in his ugliness. The real Chinaman may be vulgar, but there is no aggressiveness, no blatancy in his vulgarity. The real Chinaman may be stupid, but there is no absurdity in his stupidity. The real Chinaman may be cunning, but there is no deep malignity in his cunning. In fact what I want to say is, that even in the faults and blemishes of body, mind and character of the real Chinaman, there is nothing which revolts you. It is seldom that you will find a real Chinaman of the old school, even of the lowest type, who is positively repulsive”. 看到这里，你嘴角会不会自然浮出微笑呢？当一个人文采斐然时，即使他的诡辩，或者，他的强词夺理，都会显得那么地可爱并且符合逻辑。 另外，辜鸿铭的另一个写作特点，就是在他的文章中，不断地，大量地引经据典，大量引用名人名言，而且通常是拉丁文，德文，法文等多种文字的原文引用。这些引用，不仅显示了他的博学，而且恰到好处。常常，这些引用，不但增强了他的文章的可读性与说服力，而且这些引用本身就能发人深省，令人回味无穷。譬如，他在《中国人的精神》一文的序言中，所引用歌德的一段话： Goethe says: "What a long way mankind must have travelled before they came to know how to deal gently even with sinners, to be merciful to law-breakers, and to be human even to the inhuman. Truly they were men of Divine nature who first taught this and who gave their lives for it in order to make the realisation of this possible and to hasten the practice of it. " 当你看到这里，你是否能想起电影“阿甘正传”中的那首歌呢？那首美国五、六十年代的流行男歌手Bob Dylan唱的歌— “Blowing In the Wind”。这里，请允许我将原歌词贴出： 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 　　How many seas must a white dove sail 　　Before she sleeps in the sand ? 　　Yes, how many times must the cannon balls fly 　　Before they"re forever banned ?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 in the wind. Yes, how many years can a mountain exist 　　Before it"s washed to the sea ? 　　Yes, how many years can some people exist 　　Before they"re allowed to be free ? 　　Yes, how many times can a man turn his head 　　Pretending he just doesn"t see ?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 in the wind. Yes, how many times must a man look up 　　Before he can see the sky ? 　　Yes, how many ears must one man have 　　Before he can hear people cry ? 　　Yes, how many deaths will it take till he knows 　　That too many people have died ?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 in the wind. 我们不知道这首歌词的作者是否受到歌德的影响或启发，但是，我们不难发现这里的意义相通之处，特别是当我们读其第一小节时。由此，我们也不难能得知，所有文明的相通之处，其根本不过是人性而已。这也许是辜鸿铭先生或所有贤能之士想告诉我们的：文明来自人心。 总之，如果你能从整体上去体会辜鸿铭先生的文章，而不是在具体的字句上挑剔，你可能会发现，辜鸿铭先生的文章，其实并不啰嗦。因为他需要论述的内容过于庞大与精深，而他的读者又对他论述的主题过于无知和误解。所以，他只好使用简单，清晰而且深刻的话语来引导，来强调。这其实是一种写作风格，而正是这种写作风格，才使得他在他的不长的文章中，把他的论述主题讲述得如此地清晰透彻，从而获得了读者的认同并取得了成功。当时一位西方主教鄂方智，谈及辜鸿铭的英文造诣，曾经说过：“他用英文所写的文章，以英国人看来，可以和维多利亚时代任何大文豪相比，且毫无逊色之感”。如果我们能从整体效果上来看，这句评价其实是很中肯的，并不过分。

辜鸿铭的妈妈是是葡萄牙人。辜鸿铭（1857—1928），字汤生，号汉滨读易者、读易老人、冬烘先生，自称“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祖籍福建厦门，出生在马来半岛西北侧的槟榔屿。父亲是橡胶园总管，母亲是葡萄牙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当之无愧称得上学贯中西的人我认为还有不少，林语堂没问题，蔡元培、梁实秋、陈寅恪、胡适、赵元任、钱钟书等等都有这资格。学贯中西这个词并没有严格的限定范围，可惜的是如今虽然对外的文化交流的多得多了，称得上学贯中西的大师却难有了，将来怕也很难出现。摘两小段文章如下：“……近现代中国却出了许多学贯中西的大家，胡适、蔡元培、冯友兰、赵元任、林语堂、张申府、杨联升、洪煨莲、傅斯年、张奚若、费孝通……举不胜举，都是中外文具佳。……”“……清末民初开始的中国现代学术，……出现了许多了不起的人物，像严复、蔡元培、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以及廖平、梁漱溟、胡适、傅斯年、顾颉刚、辜鸿铭、熊十力、马一浮、钱穆、鲁迅、郭沫若、冯友兰、金岳霖、杨联、萧公权、唐君毅、牟宗三、董作宾、方东美、张君劢、张东荪等一大批学术人物，……用“博通古今、学贯中西”八个字概括他们，一点也不错。…… ”

　　一、综合类　　1费孝通《乡土中国》(小册子，易读但思想深刻）　　2冯友兰 《中国哲学简史》（小书，易读且信息量大）　　3黄仁宇 《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易读，观点独特）　　4林语堂 《吾国与吾民》（易读）　　5辜鸿铭 《中国人的精神》（怪杰的一部具有世界影响的名著)　　6萨孟武 《水浒传与中国社会》《〈西游记〉与中国古代政治》《〈红楼梦〉与中国旧家庭》(轻松有趣但思想深刻）　　7钱穆《 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竖版有点不好读，但读完后收获大）　　8杜亚泉《杜亚泉文存 》（百年前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其思考的深度远远超过当今一般人）　　二、新儒家系列　　9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一期新儒家代表人物作品）　　10徐复观 《中国人性论史》《中国艺术精神》《中国思想史论集》（二期新儒家代表人物作品）　　11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二期新儒家代表人物作品）　　12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海外新儒家作品）　　13杜维明《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海外新儒家作品）　　三、学术专著　　14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15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魏晋玄学论稿》　　16 汤一介 《汤一介学术文化随笔》　　17任继愈 《中国哲学史论》　　18冯天瑜 《中华元典精神》 19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　　20王学泰 《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　　21 韦伯《儒教与道教》　　22费正清 《美国与中国》 《中国：传统与变迁》　　23剑桥中国史 （共15卷）　　24李约瑟 《中国科学技术史》　　25史景迁《皇帝与秀才：皇权游戏中的文人悲剧》　　26罗威廉《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

他说的很对。这个观点，也是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义》）一书中的中心思想。辜鸿铭在这方面，比梁研究的更深入些。辜鸿铭认为，中国文化，一开始就成熟了。达到了智慧的巅峰。而西方人，则一直在和他们的愚昧博斗。辜鸿铭认为，西方文化，核心特征就是相信不可信的东西。以至于启蒙运动之后，很多有头脑的西方人，和他们的蒙昧主义传统做文化切割，不得不搞出来实用主义这个文化手术刀。而辜鸿铭对实用主义的评价，就是冷冷一笑：依然还是在相信不可信的东西嘛。对于西方人指责，儒家思想，是死的智慧，是几千年停滞不前的，没有发展过的智慧，辜鸿铭的回答是：都到顶峰了，还怎么继续发展？好比如，你爬山都登顶了，还怎么往上爬？他对西方文化和西方人那种居高临下的歧视，让很多西方人吃不消。英国作家毛姆就领教过，心理的阴影面积被搞出来很大一块。在他眼里，西方人就是猿猴。碰巧猿猴捡了个现代科技这个大杀器，暂时的打了中国人一个措手不及。对此，辜鸿铭说，中国人历来，都是很擅长机械制造这个领域的，只要中国人学习了西方的科技，总有一天，会超过西方人，并能征服他们。辜鸿铭的这本书，很有洞见。至少，他预言正确了两件事：1、中国将在工业文明方面，赶上西方。以至于超过，并征服他们。2、德国才是欧洲精神和文化的真正继承者，英法将成为破落户。这是一本写于1915年的书。简直很穿越。很多事情，都被他预测到了。可能，习惯于跪舔西方的中国人，也就是文化意义上的亡国奴，认为辜鸿铭是自吹啊，是穿越大五毛啦。等等。建议开喷之前，请诸跪舔帝，狭隘的国产西方中心主义者，能心平气和的看看这本书。我放个在线阅读的链接：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梁漱溟和辜鸿铭，都是在西方中心主义语境下，新文化运动将中国本土文化连根拔起的悲怆文化浩劫中，发出了这种东方主义文化贵族的声音。辜鸿铭，应该算是中国最后一位儒士。他一辈子，都在捍卫这个文化道统。在他之后，兴起的新儒家这个潮流，已经没有道统可以捍卫了，他们放弃了战斗，选择了投降，在一种文化半殖民地里苟且偷生，为了混一碗学术饭，可耻的干起了西学东渐的营生。这个话题发挥起来，能写好几天。先简单的说这么多吧。（学习螳螂拳，不是人要变成螳螂，而是模仿螳螂的动作就行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强调的是学长技，不是学习夷本身，变成山寨夷狄。）（清儒的底线，不外乎中国已亡，中华不可再亡。曾国藩奋起与拜上帝教的妖邪太平天国死拼，宁做满清功狗也不惜。辜鸿铭，宁可保满清，也不要接受全盘西化，都是基于此前提。）（清儒，有先天缺陷。所以，他们承担不起恢复汉室江山的重任。他们保留的只是文化的薪火不灭。至于复国，他们做不到。）（看完辜鸿铭的那本书，再评论吧。书里有详细的论述，为什么说儒家智慧已经到了巅峰。）（你懂逻辑吗？看过《逻辑哲学导论》没？我不跟不懂逻辑的人讨论逻辑。）（咄咄逼人还语无伦次的知乎用户如过江之鲫啊。）（西方的制度很落后。如果你指的是政治上的代议制的话。那只是群氓政治。会导致一个社会，智力低下。）以上内容源时间：2015-09-05白云先生官方微信公众号：至道学宫

辜鸿铭中国精神的观点:博大、纯朴、深沉。博大、纯朴、深沉，这就是辜鸿铭先生眼里中国人的精神。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三种优秀的精神特质。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温良，不是温顺，更不是懦弱。我们中国人之所以有同情的力量，中国人的全部生活，是一种情感生活。是一种来自人性深处的情感，是心灵的激情和人类之爱的情感。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是：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它既有成年人的智慧，又能够过着孩子般的生活。辜鸿铭简介：辜鸿铭（1857年7月18日—1928年4月30日），名汤生，字鸿铭，号立诚，自称慵人、东西南北人，又别署为汉滨读易者、冬烘先生，英文名字Tomson。祖籍福建省惠安县，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学博中西，号称“清末怪杰”，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西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是清朝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他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创获甚巨。

辜鸿铭中国精神的观点：博大、纯朴、深沉。博大、纯朴、深沉，这就是辜鸿铭先生眼里中国人的精神。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三种优秀的精神特质。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温良，不是温顺，更不是懦弱。我们中国人之所以有同情的力量，中国人的全部生活，是一种情感生活。是一种来自人性深处的情感，是心灵的激情和人类之爱的情感。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是：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它既有成年人的智慧，又能够过着孩子般的生活。辜鸿铭介绍男，外文名Thomson，名汤生，字鸿铭，号立诚，自称慵人、东西南北人，又别属为汉滨读易者。祖籍福建省同安县，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他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辜鸿铭翻译了四书之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并著有《清流传》（又名《中国的牛津运动》）和《春秋大义》等书。

辜鸿铭中国精神的观点：博大、纯朴、深沉。博大、纯朴、深沉，这就是辜鸿铭先生眼里中国人的精神。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三种优秀的精神特质。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温良，不是温顺，更不是懦弱。我们中国人之所以有同情的力量，中国人的全部生活，是一种情感生活。是一种来自人性深处的情感，是心灵的激情和人类之爱的情感。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是：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它既有成年人的智慧，又能够过着孩子般的生活。辜鸿铭介绍男，外文名Thomson，名汤生，字鸿铭，号立诚，自称慵人、东西南北人，又别属为汉滨读易者。祖籍福建省同安县，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他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辜鸿铭翻译了四书之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并著有《清流传》（又名《中国的牛津运动》）和《春秋大义》等书。

辜鸿铭中国精神的观点：博大、纯朴、深沉。博大、纯朴、深沉，这就是辜鸿铭先生眼里中国人的精神。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三种优秀的精神特质。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温良，不是温顺，更不是懦弱。我们中国人之所以有同情的力量，中国人的全部生活，是一种情感生活。是一种来自人性深处的情感，是心灵的激情和人类之爱的情感。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是：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它既有成年人的智慧，又能够过着孩子般的生活。辜鸿铭介绍男，外文名Thomson，名汤生，字鸿铭，号立诚，自称慵人、东西南北人，又别属为汉滨读易者。祖籍福建省同安县，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他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辜鸿铭翻译了四书之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并著有《清流传》（又名《中国的牛津运动》）和《春秋大义》等书。

辜鸿铭中国精神的观点：博大、纯朴、深沉。博大、纯朴、深沉，这就是辜鸿铭先生眼里中国人的精神。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三种优秀的精神特质。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温良，不是温顺，更不是懦弱。我们中国人之所以有同情的力量，中国人的全部生活，是一种情感生活。是一种来自人性深处的情感，是心灵的激情和人类之爱的情感。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是：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它既有成年人的智慧，又能够过着孩子般的生活。辜鸿铭介绍男，外文名Thomson，名汤生，字鸿铭，号立诚，自称慵人、东西南北人，又别属为汉滨读易者。祖籍福建省同安县，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他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辜鸿铭翻译了四书之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并著有《清流传》（又名《中国的牛津运动》）和《春秋大义》等书。

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经典原句：1、古老的中国式人性，最打动人的一点是，真正的中国从不野蛮、不残忍、也不凶恶，没有任何刺激你的东西，如果用一个词形容，则“温顺”。2、真正的中国人也许是粗糙的，但粗糙中没有粗劣，也许是丑陋的，但丑陋中没有丑恶，也许是庸俗的，但庸俗中没有侵略和喧哗，也许是愚蠢的，但愚鑫中没有荒谬，也许是狡猾的，但狡猾中没有狠毒。3、中国人过着一种情感或者人性友爱的生活，一种灵魂的生活，以至于可能优势过分地忽视了这个由身体和灵魂构成的世界上的人维持其感观灵敏性。4、中国人是有着孩童般的精神和成熟头脑的人。5、中国人过着一种精神的生活，它不像头脑或智力是一件坚硬、呆板、严格的仪器，用精神去思考，不可能做到像头脑或者智力的思考一样稳定而严格，中国人缺少精确。6、中国人有礼貌，他们知道自己的感受，这使他们很容易对他人的感受表示体谅，中国式的彬彬有礼，不像日本人的礼仪那样经过精心的准备，却令人愉悦。7、中国人有极好的记忆力，他们记忆事情是用心而不是用脑，心灵具有同情的力量，能产生像胶水愉悦的作用，比坚硬而干巴巴的头脑或者智力能更好的保留事物。

我认同辜鸿铭关于中国人精神的观点。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真正的中国人，是有着赤子之心和成人之思，过着心灵生活的人，中国人的精神，是永葆青春的精神，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与其说中国人的发展受到了阻碍，不如说它是一个永不衰老的民族”，一个“拥有了永葆青春的秘密”的民族。对一个中国人来说，死亡就像是即将开始的一段漫长旅途，在幽冥之中，或许还有有与亲人重逢的可能。辜鸿铭介绍名汤生，字鸿铭，号立诚，自称慵人、东西南北人，又别属为汉滨读易者。祖籍福建省同安县，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他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辜鸿铭翻译了四书之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并著有《清流传》和《春秋大义》（又名《中国人的精神》）等书。

中国人的精神就是温顺但又不怯懦，正直但又不屈服，勇敢但又不鲁莽，这就是中国人的精神。《中国人的精神》是文学大家辜鸿铭老先生的著作，并且在书中，辜鸿铭也给出了答案，所言中国人的精神。那中国人的精神是古老的中国式人性，最打动人的一点是，真正的中国从不野蛮、不残忍、也不凶恶，没有任何刺激你的东西，如果用一个词形容，则“温顺”。中国人的精神有：真正的中国人也许是粗糙的，但粗糙中没有粗劣，也许是丑陋的，但丑陋中没有丑恶，也许是庸俗的，但庸俗中没有侵略和喧哗，也许是愚蠢的 ，但愚蠢中没有荒谬，也许是狡猾的，但狡猾中没有狠毒。中国人过着一种情感或者人性友爱的生活，一种灵魂的生活，以至于可能优势过分地忽视了这个由身体和灵魂构成的世界上的人维持其感观灵敏性，中国人是有着孩童般的精神和成熟头脑的人。中国人过着一种精神的生活，它不像头脑或智力是一件坚硬、呆板、严格的仪器，用精神去思考，不可能做到像头脑或者智力的思考一样稳定而严格，中国人缺少精确。中国人有礼貌，他们知道自己的感受，这使他们很容易对他人的感受表示体谅，中国式的彬彬有礼，不像日本人的礼仪那样经过精心的准备，却令人愉悦。中国人有极好的记忆力，他们记忆事情是用心而不是用脑，心灵具有同情的力量，能产生像胶水愉悦的作用，比坚硬而干巴巴的头脑或者智力能更好地保留事物。

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经典原句举例如下：1、古老的中国式人性，最打动人的一点是，真正的中国从不野蛮、不残忍、也不凶恶，没有任何刺激你的东西，如果用一个词形容，则“温顺”。2、真正的中国人也许是粗糙的，但粗糙中没有粗劣，也许是丑陋的，但丑陋中没有丑恶，也许是庸俗的，但庸俗中没有侵略和喧哗，也许是愚蠢的，但愚鑫中没有荒谬，也许是狡猾的，但狡猾中没有狠毒。3、中国人过着一种情感或者人性友爱的生活，一种灵魂的生活，以至于可能优势过分地忽视了这个由身体和灵魂构成的世界上的人维持其感观灵敏性。4、中国人是有着孩童般的精神和成熟头脑的人。5、中国人过着一种精神的生活，它不像头脑或智力是一件坚硬、呆板、严格的仪器，用精神去思考，不可能做到像头脑或者智力的思考一样稳定而严格，中国人缺少精确。6、中国人有礼貌，他们知道自己的感受，这使他们很容易对他人的感受表示体谅，中国式的彬彬有礼，不像日本人的礼仪那样经过精心的准备，却令人愉悦。7、中国人有极好的记忆力，他们记忆事情是用心而不是用脑，心灵具有同情的力量，能产生像胶水愉悦的作用，比坚硬而干巴巴的头脑或者智力能更好的保留事物。

真正的中国从不野蛮、不残忍、也不凶恶，没有任何刺激你的东西。真正的中国人也许是粗糙的，但粗糙中没有粗劣，也许是丑陋的，但丑陋中没有丑恶，也许是庸俗的，但庸俗中没有侵略和喧哗，也许是愚蠢的，但愚蠢中没有荒谬，也许是狡猾的，但狡猾中没有狠毒。《中国人的精神》是辜老的一部具有世界影响的名著，所言中国人的精神，比较中西方文化、中国人西方人的差异，并阐释中华文化较西方文化优越的观点，用自己的笔维护了中国文化的尊严，改变了部分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只有“中华文明”才能拯救世界的灯塔。清末民初，中国有许多“个性”十足的文人，辜鸿铭辜老是最出名之一，改革风气席卷全国，留辫子、裹小脚等旧陋习逐渐消失，他却“背道而行”，蓄起一条油光谁亮的长辫子；骂胡适、骂慈禧太后、骂洋人……辜老的一辈子，没有不敢骂的人，如此“愤世嫉俗”之人，骨子里爱中国人，极力推崇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人有极好的记忆力，他们记忆事情是用心而不是用脑，心灵具有同情的力量，能产生像胶水愉悦的作用，比坚硬而干巴巴的头脑或者智力能更好的保留事物。《中国人的精神》出版于1915年，此时的中国“西学兴起”，蔚然成风，但辜鸿铭却言只有“中华文明”才能拯救欧洲文明，拯救世界的灯塔，并言之凿凿。或者这正是中国人的精神的力量。

《觉醒年代》第十一集辜鸿铭先生的演讲《中国人的精神》：“我的辫子是有形的，顶在头上；你们的辫子是无形的，藏在心里！” 辜鸿铭先生对中国的民族文化是自信的，推崇的。他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与推崇不是守旧的，而是基于对中国文化的深刻认知与深沉的爱。拳拳爱国心彰显在他对中国文化的认可与爱国立场的坚定不动摇。人物简介：辜汤生（1857.07.18－1928.04.30），字鸿铭，号立诚。祖籍福建省惠安县，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学博中西，号称“清末怪杰”，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他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创获甚巨；并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原名《清流传》）和《中国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义》）等英文书，热衷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文化和精神，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西方形成了“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的说法。

我认同辜鸿铭关于中国人精神的观点。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真正的中国人，是有着赤子之心和成人之思，过着心灵生活的人，中国人的精神，是永葆青春的精神，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与其说中国人的发展受到了阻碍，不如说它是一个永不衰老的民族”，一个“拥有了永葆青春的秘密”的民族。对一个中国人来说，死亡就像是即将开始的一段漫长旅途，在幽冥之中，或许还有有与亲人重逢的可能。辜鸿铭介绍名汤生，字鸿铭，号立诚，自称慵人、东西南北人，又别属为汉滨读易者。祖籍福建省同安县，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他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辜鸿铭翻译了四书之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并著有《清流传》和《春秋大义》（又名《中国人的精神》）等书。

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内容如下：辜鸿铭在书中把中国人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对比，指出中国人同时具备深刻、博大、简朴和灵性四种美德，并主张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解决西方社会存在的问题并对其进行改造。本书力图捍卫中国传统文化，出版后在西方社会引起巨大反响，先后被译为德语、法语、汉语等多种语言，并多次再版。德国因为本书而掀起数十年的辜鸿铭热。相关赏析：这本书是1915年出版用全英文写成的《中国人的精神》，辜鸿铭用自己的笔维护了中国文化的尊严，改变了部分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而且此书写于上个世纪初的一战期间，正当欧洲文明陷于危机，辜鸿铭的目的很明显，为陷于危机的欧洲，甚至整个世界文明指出一条出路。目的，是去尝试解释中国文明的精神并揭示其价值，在辜鸿铭所处的那个几乎是要全盘否定东方文化的历史条件下，针对一种极端的思潮，或许只有用另外一种极端去予以抵制，才能达到一种真正的平衡。

《中国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义》，是辜鸿铭最有影响的英文代表作品，全书由作者1914年发表于英文报纸《中国评论》、以“中国人的精神”为核心的系列英语论文结集而成。是东西方文化比较的早期代表作品。辜鸿铭论述的主旨就是揭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阐发 中国传统文化的永恒价值。 辜鸿铭在书中把中国人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对比，指出中国人同时具备深刻、博大、简朴和灵性四种美德，并主张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解决西方社会存在的问题并对其进行改造。本书力图捍卫中国传统文化，出版后在西方社会引起巨大反响，先后被译为德语、法语、汉语等多种语言，并多次再版。德国因为本书而掀起数十年的辜鸿铭热。内容精选1、辜鸿铭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 “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独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 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 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deep，broad and simple）”，此外还有“灵敏（delicacy）”。辜鸿铭从这一独 特的视角出发，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 对比，凸显出中国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 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 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 的精神特质。 2、“中国人的精神第一个就是绅士性（gentle），绅士性并不是天性软弱，也不是脆弱屈服，而是没有强硬、苛刻、粗鲁和暴力。3、 我曾听一位外国朋友这样说过∶作为外国人，在日本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发讨厌日本人。相反，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发喜欢中国人。这位外国友人曾久居日本和中国。 4、辜鸿铭写道，中国人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因此，“与其说中国人的发展受到了阻碍，不如说它是一个永不衰老的民族”，一个“拥有了永葆青春的秘密”的民族。 这个“像孩童一样过着心灵生活”的民族，对于抽象的、刻板的科学技术当然是没有兴趣的。

温良是一种源于同情心或真正的人类智慧的温良——既不是源于推理，也非产自本能，而是源于同情心——来源于同情的力量。温良是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亦名《春秋大义》）中提出来的一种中国人的精神力量。中国人之所以有这种力量，这种强大的同情的力量，是因为他们完全地或几乎完全地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中国人的全部生活是一种情感的生活——这种情感既不是来源于感官直觉意义上的那种情感，也不是来源于你们所说的神经系统奔腾的情欲那种意义上的情感，而是一种产生于我们人性的深处——心灵的激情或人类之爱的那种意义上的情感。中国一向被视为礼仪之邦，那么其礼貌的本质是什么呢？这就是体谅、照顾他人的感情。中国人有礼貌是因为他们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他们完全了解自己的这份情感，很容易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显示出体谅、照顾他人情感的特征。中国人最优秀的特质是当他们过着心灵的生活，象孩子一样生活时，却具有为中世纪基督教徒或其他任何处于初级阶段的民族所没有的思想与理性的力量。换句话说，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是：作为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它既有成年人的智慧，又能够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真正的中国人就是有着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过着心灵生活的这样一种人。简言之，真正的中国人有着童子之心和成人之思。中国人的精神是一种永葆青春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同情或真正的人类的智能造就了中国式的人之类型，从而形成了真正的中国人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这种真正的人类的智能，是同情与智能的有机结合，它使人的心与脑得以调和。总之，它是心灵与理智的和谐。如果说中华民族之精神是一种青春永葆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那么，民族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心灵与理智的完美谐和。

我认同辜鸿铭关于中国人精神的观点。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真正的中国人，是有着赤子之心和成人之思，过着心灵生活的人，中国人的精神，是永葆青春的精神，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与其说中国人的发展受到了阻碍，不如说它是一个永不衰老的民族”，一个“拥有了永葆青春的秘密”的民族。对一个中国人来说，死亡就像是即将开始的一段漫长旅途，在幽冥之中，或许还有有与亲人重逢的可能。辜鸿铭介绍名汤生，字鸿铭，号立诚，自称慵人、东西南北人，又别属为汉滨读易者。祖籍福建省同安县，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他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辜鸿铭翻译了四书之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并著有《清流传》和《春秋大义》（又名《中国人的精神》）等书。

学博中西，号称“清末怪杰”，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热衷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文化和精神，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他一生事迹的意义及其重要性在于沟通中西文化并诉诸于翻译事业。为了让西方人了解中国的孔孟哲学，精神道义，他勤于写作。辜氏一生著述颇丰，且多用流利的英文写成，其目的即在于使西方人了解，并通过了解进而尊重中国文化。辜鸿铭精通英、德、法等近十国文字，尤其擅长英文写作，被孙中山、林语堂推为中国第一。辜鸿铭所阐发的“中国人的精神”和他以中救西的“春秋大义”，在中国人对外传播民族文化的历程中，无疑写下了独特而醒目的一笔。扩展资料：精通西学的辜鸿铭，在潜心精研国学后，有了一个比较，就此产生了一个持守终生的定见。他以为儒家学说之仁义之道，可以拯救弱肉强食竞争中出现的冷酷与毁灭。他相信，正被国人摒弃的传统文化，恰是拯救世界的良方，而儒学即是这个文化精髓所在。故他不仅自己顶礼膜拜，更不遗余力推向世界，以为肩起强化中国、教化欧美的重任。《中国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义》，这是辜鸿铭向西方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作。该书1915年在北京首次出版，并很快由德国学者奥斯卡·A·H·施密茨（Oscar.A.H.Schmitz）译成德文，一时轰动西方。书中力阐中华民族的精神和中国文明的价值，鼓吹中国文化救西论。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辜鸿铭

在《觉醒年代》第11集。《觉醒年代》第11集，辜鸿铭在北大的演讲《中国人的精神》，可谓经典。第11集里，辜鸿铭在北大演讲《中国人的精神》，句句在理，饱含情感，直击人心。这位获得过13个博士学位，精通九国语言的先生告诉我们：他就是要堂堂正正的做一个中国人。辜老先生头顶一根辫子，面对众人嘲笑，依然不畏惧，他说:我知道你们在笑什么，我的辫子是有形的，顶在头上，你们的辫子是无形的，藏在心里。只有让他们看到我们中国人有着他们于众不同的文明与精神，他们才会在心里对我们有着真正的尊重。辜鸿铭简介辜鸿铭（1857年7月18日—1928年4月30日），名汤生，字鸿铭，号立诚，自称慵人、东西南北人，又别署为汉滨读易者、冬烘先生，英文名字Tomson。祖籍福建省惠安县。他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创获甚巨；并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原名《清流传》）和《中国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义》）等英文书，热衷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文化和精神，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中国人的精神》（辜鸿铭）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链接：https://pan.baidu.com/s/1kjbU8d41VbXrxdJOD78WXg提取码：1234书名：中国人的精神作者：辜鸿铭译者：黄兴涛豆瓣评分：7.4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年份：2020-9页数：336内容简介：《中国人的精神》是全面反映辜氏文化思想的代表作。本书的主旨是揭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鼓吹儒家文明救西论。它是一战前后世界范围内兴起的东方文化思潮的代表作之一。本书从文化思想史的角度看，对于中国精神生活的“揭示”，关于中国文化道德精神价值的阐述，都很有意义。本书为双语对照版，采用1922年英文版为底本，全面还原辜氏的英文笔法和写作风格。中文译文采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黄兴涛教授译本。给读者提供全面的阅读体验。此外，辅文随附两篇辜氏演讲及多篇胡适、李大钊、芥川龙之介、毛姆等人评述辜鸿铭的短篇文章，让读者能更深入地了解这位清末怪杰。作者简介：辜鸿铭，1857年—1928年，名汤生，号立诚。生于南洋马来西亚槟榔屿，祖籍福建。学者、翻译家、文论家。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等多种语言，学博中西。代表作有《尊王篇》《中国的牛津运动》《中国人的精神》等，英译有《论语》《中庸》《大学》等儒家经典。热衷向西方宣传东方文化和维护国家形象，在国际社会拥有很大影响力。

我认同辜鸿铭关于中国人精神的观点。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真正的中国人，是有着赤子之心和成人之思，过着心灵生活的人，中国人的精神，是永葆青春的精神，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与其说中国人的发展受到了阻碍，不如说它是一个永不衰老的民族”，一个“拥有了永葆青春的秘密”的民族。对一个中国人来说，死亡就像是即将开始的一段漫长旅途，在幽冥之中，或许还有有与亲人重逢的可能。辜鸿铭介绍名汤生，字鸿铭，号立诚，自称慵人、东西南北人，又别属为汉滨读易者。祖籍福建省同安县，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他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辜鸿铭翻译了四书之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并著有《清流传》和《春秋大义》（又名《中国人的精神》）等书。

　　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辜鸿铭何许人也？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辜鸿铭，字汤生。1857年7月18日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英国的炮舰1840年就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辜鸿铭的义父布朗先生对他说：“你可知道，你的祖国中国已被放在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到了英国，在布朗的指导下,辜鸿铭从西方最经典的文学名著入手，以最朴拙的死记硬背办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1877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后来，蔡元培去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已是声名显赫的知名人物；而40年后，当林语堂来到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著作已是学校指定的必读书了。14年的留学生活使富有天赋的少年辜鸿铭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　　完成学业后,辜鸿铭听从当时在新加坡的语言大家马建忠的劝说,埋头研究中华文化,并回到祖国大陆，继续苦读中国典籍。他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二十年，主要职责是“通译”。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自号“汉滨读易者”。　　辜鸿铭博通西欧诸种语言、言辞敏捷的声名很快在欧美驻华人士中传扬开来。他给祖先叩头，外国人嘲笑说：这样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饭菜了吗？辜鸿铭马上反唇相讥：你们在先人墓地摆上鲜花，他们就能闻到花的香味了吗？他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在轮船上用纯正的德语挖苦一群德国人。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想见辜。毛姆的朋友就给辜写了一封信，请他来。可是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辜来。毛姆没办法，自己找到了辜的小院。一进屋，辜就不客气地说：“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一句话，让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毛姆立时极为尴尬，不知所对。　　同时作为东方文化的捍卫者，辜鸿铭的声誉也逐渐显赫起来。辜鸿铭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对学生们公开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四夷之邦。”在那样的时候，他还嘴硬，叫西方为“四夷之邦”，为此，许多人仅仅把他当成一个笑料的制造者，却忽略了他内心的痛苦，忽略了他对东方文化的积极思考，忽略了他对这片土地命运的深切关注，也忽略了他曾做出的坚定而绝望的挣扎。　　自1883年在英文报纸《华北日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开始，他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里，他还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后来又翻译了《大学》。他的工作是创造性的，古老的东方理论中还加入了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在他之前，中国的古经典从来没有好的译本。　　从1901至1905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1909年，英文著本《中国的牛津运动》（德文译本名《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1915年《春秋大义》（即有名的《中国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同时，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锐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义》德文版出版了，在正进行“一战”的德国引起巨大轰动。　　辜鸿铭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评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他独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此外还有“灵敏”。　　辜鸿铭从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凸显出中国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鸿铭写道，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辜鸿铭生活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只要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就只能是病弱的，任人宰割的。如果你是清醒的，你要抗争，就需付出分外沉痛的代价。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祖国,辜鸿铭为中华传统之断落而忧患，为炎黄文明之涂炭而忧患,他在笔记《张文襄幕府纪闻》中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自尊与忧患的深层叹息。　　辜鸿铭狂放的姿态，是他带泪的表演，是以狂放来保护强烈的自尊。当时西方人见到中国街市当中，遍挂“童叟无欺”四字，常对辜说：于此四字，可见中国人心欺诈之一斑。辜顿时语塞，无以自遣。实际上，因为眼界比同时代的人要开阔许多，那种不幸辜鸿铭比任何人都体会得更清楚、更深刻。由此，他不惜用偏执的态度来表达自己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他学在西洋，却喜欢东方姑娘，尤其喜爱中国姑娘的小脚。他的夫人淑姑是小脚，他一见钟情、终身不负。民国建立后,他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用偏激的行为方式--留辫子,穿旧服,为纳妾和缠足进行头头是道的辩解,来对抗整个社会弃绝中华传统的畸形走向。辜鸿铭一生主张皇权，可他并不是遇到牌位就叩头。慈禧太后过生日，他当众脱口而出的“贺诗”是“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袁世凯死，全国举哀三天，辜鸿铭却特意请来一个戏班，在家里大开堂会，热闹了三天。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梳着小辫走进课堂，学生们一片哄堂大笑，辜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　　附： 《中国人的精神》（节选）　　我曾听一位外国朋友这样说过：作为外国人，在日本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发讨厌日本人。相反，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发喜欢中国人。这位外国友人曾久居日本和中国。我不知道这样评价日本人是否合适，但我相信在中国生活过的诸位都会 同意上述对中国人的判断。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久，就越喜欢中国人，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中国人身上有种难以形容的东西。尽管他们缺乏卫生习惯，生活不甚讲究；尽管他们的思想和性格有许多缺点，但仍然赢得了外国人的喜爱，而这种喜爱是其他任何民族所无法得到的。我已经把这种难以形容的东西概括为温良。如果我不为这种温良正名的话，那么在外国人的心中它就可能被误认为中国人体质和道德上的缺陷——温顺和懦弱。这里再次提到的温良，就是我曾经提示过的一种源于同情心或真正的人类的智慧的温良——既不是源于推理，也非产自本能，而是源于同情心——来源于同情的力量。那么，中国人又是如何具备了这种同情的力量的呢？　　我在这里冒昧给诸位一个解答——或者是一个假设。诸位愿意的话，也许可以将其视为中国人具有同情力量的秘密所在。中国人之所以有这种力量、这种强大的同情的力量，是因为他们完全地或几乎完全地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中国人的全部生活是一种情感的生活——这种情感既不来源于感官直觉意义上的那种情感，也不是来源于你们所说的神经系统奔腾的情欲那种意义上的情感，而是一种产生于我们人性的深处 ——心灵的激情或人类之爱的那种意义上的情感。　　下面让我们看看中国人是否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对此，我们可以用中国人实际 生活中表现出的一般特徵，来加以说明。　　首先，我们来谈谈中国的语言。中国的语言也是一种心灵的语言。一个很明显的 事实就是：那些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其儿童和未受教育者学习中文比成年人和受过 教育者要容易得多。原因在于儿童和未受教育者是用心灵来思考和使用语言。相反， 受过教育者，特别是受过理性教育的现代欧洲人，他们是用大脑和智慧来思考和使用语言的。有一种关于极乐世界的说法也同样适用于对中国语言的学习：除非你变成一 个孩子，否则你就难以学会它。　　其次，我们再指出一个众所周知的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事实。中国人具有惊人的 记忆力，其秘密何在？就在于中国人是用心而非脑去记忆。用具同情力量的心灵记事 ，比用头脑或智力要好得多，后者是枯燥乏味的。举例来说，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儿 童时代的记忆力要强过成年后的记忆力。因为儿童就象中国人一样，是用心而非用脑去记忆。　　接下来的例子，依旧是体现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并得到大家承认的一个事实— —中国人的礼貌。中国一向被视为礼仪之邦，那么其礼貌的本质是什么呢？这就是体 谅、照顾他人的感情。中国人有礼貌是因为他们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他们完全了解 自己的这份情感，很容易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显示出体谅、照顾他人情感的特徵。中 国人的礼貌虽然不象日本人的那样繁杂，但它是令人愉快的。相反，日本人的礼貌则是繁杂而令人不快的。我已经听到了一些外国人的抱怨。折衷礼貌或许应该被称为排 练式的礼貌——如剧院排戏一样，需要死记硬背。它不是发自内心、出于自然的礼貌 。事实上，日本人的礼貌是一朵没有芳香的花，而真正的中国人的礼貌则是发自内心 、充满了一种类似于名贵香水般奇异的芳香。　　我们举的中国人特性的最后一例，是其缺乏精确的习惯。这是由亚瑟·史密斯提出并使之得以扬名的一个观点。那么中国人缺少精确性的原因又何在呢？我说依然是 因为他们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心灵是纤细而敏感的，它不象头脑或智慧那样僵硬、 刻板。实际上，中国人的毛笔或许可以视为中国人精神的象征。用毛笔书写绘画非常困难，好像也难以准确，但是一旦掌握了它，你就能够得心应手，创造出美妙优雅的书画来，而用西方坚硬的钢笔是无法获得这种效果的。　　正是因为中国人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一种像孩子的生活，所以使得他们在许多方面还显得有些幼稚。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即作为一个有着那么悠久历史的伟大 民族，中国人竟然在许多方面至今仍表现得那样幼稚。这使得一些浅薄的留学中国的 外国留学生认为中国人未能使文明得到发展，中国文明是一个停滞的文明。必须承认 ，就中国人的智力发展而言，在一定程度上被人为地限制了。众所周知，在有些领域 中国人只取得很少甚至根本没有什么进步。这不仅有自然科学方面的，也有纯粹抽象 科学方面的，诸如科学、逻辑学。实际上欧洲语言中"科学"与"逻辑"二词，是无 法在中文中找到完全对等的词加以表达的。　　象儿童一样过着心灵生活的中国人，对抽象的科学没有丝毫兴趣，因为在这方面心灵和情感无计可施。事实上，每一件无需心灵与情感参与的事，诸如统计表一类的 工作，都会引起中国人的反感。如果说统计图表和抽象科学只引起了中国人的反感， 那么欧洲人现在所从事的所谓科学研究，那种为了证明一种科学理论而不惜去摧残 肢解生体的所谓科学，则使中国人感到恐惧并遭到了他们的抑制。　　实际上，我在这里要指出的是：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并非他们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所有处于初级阶段的民族都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正如我们都知道的一样，欧洲 中世纪的基督教徒们也同样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马太·阿诺德就说过："中世纪的 基督教世人就是靠心灵和想象来生活的。"中国人最优秀的特质是当他们过着心灵的生活，象孩子一样生活时，却具有为中世纪基督教徒或其他任何处于初级阶段的民族 所没有的思想与理性的力量。换句话说，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是：作为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它既有成年人的智慧，又能够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因此，我们与其说中国人的发展受到了一些阻碍，不如说她是一个永远不衰老的民族。简言之，作为一个民族，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就在于他们拥有了永葆青春的秘密。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最初提出的问题了——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真正的中国人就是有着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过着心灵生活的这样一种人。 简言之，真正的中国人有着童子之心和成人之思。中国人的精神是一种永葆青春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中国人永远年轻的秘密又何在呢？诸位一定记得我曾经说过：是同情或真正的人类的智能造就了中国式的人之类型，从而形成了真正的中国人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这种真正的人类的智能，是同情与智能的有机结合，它使人的心与脑得以调和。总之，它是心灵与理智的和谐。如果说中华民族之精神是一种青春永葆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那么，民族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心灵与理智的完美谐和。

我认同辜鸿铭关于中国人精神的观点。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真正的中国人，是有着赤子之心和成人之思，过着心灵生活的人，中国人的精神，是永葆青春的精神，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与其说中国人的发展受到了阻碍，不如说它是一个永不衰老的民族”，一个“拥有了永葆青春的秘密”的民族。对一个中国人来说，死亡就像是即将开始的一段漫长旅途，在幽冥之中，或许还有有与亲人重逢的可能。辜鸿铭介绍名汤生，字鸿铭，号立诚，自称慵人、东西南北人，又别属为汉滨读易者。祖籍福建省同安县，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他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辜鸿铭翻译了四书之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并著有《清流传》和《春秋大义》（又名《中国人的精神》）等书。

纵观人类历史，没有一个国家或民族能够脱离外界而孤立地存在，它必定要在与其他国家的不断交流中生存和发展。当不同民族精神之河的洪流奔涌到一起的时候，它们必将相互碰撞并不断汇合。十九世纪末的中国社会正是处于这样一个中西文明冲撞交汇的特殊时期，不仅有西学东渐的浪潮，也有东学西渐的暗流。在这两股潮流的碰撞中，翻译始终发挥着它不可替代的桥梁作用——让中国人放眼世界，让西方人了解中国。但每当人们谈起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译坛，想到的只是严复、林纾这些致力于翻译西学，向国人传输西方文明的译界名人，而往往忽略了还有一些竭力向西方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们。清末民初，中国人之将汉籍译成外文者，比较闻名的有辜鸿铭、张庆桐和苏曼殊。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无疑是辜鸿铭。 作为我国近代少有的精通中西文化的学者、翻译家，辜鸿铭倾毕生精力于阐扬传播东方文化，在当时的国际上享有盛誉，西方人对他甚为推崇，尊之为东方文化的"圣哲".但由于他的著译多为英文且行事守旧狂放，因而国人对他亦或不甚了解，亦或心存偏见。事实上，他在我国翻译的贡献，特别是他把中国古籍经典译成外文的成就，绝不亚于近代任何一位翻译家 ，理应在中国的翻译史册上留下一笔。 传奇一生辜鸿铭，名汤生，字鸿铭，号汉滨读易者、读易老人，后以字行。欧洲留学期间以Koh （ Kaw ） Hong Beng 为名，辜鸿铭的闽南语发音，回国后改用Ku Hung-Ming 立身著说。辜氏祖籍福建同安，1857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一个华侨世家。其曾祖父辜礼欢曾为英属马来半岛的第一任华人首领。父亲辜紫云在槟榔屿一英国橡胶园内担任司理，母亲为葡萄牙人。橡胶园主布朗先生与辜紫云交谊深厚，并认辜鸿铭为义子。辜鸿铭 13岁时，布朗夫妇回苏格兰老家，携之同行，带他到英国读书。在苏格兰首府爱丁堡，辜鸿铭开始接受系统而正规的西洋教育。先是在当地的英国学校就读，后于1873年至1874年间考入爱丁堡大学文学院攻读西方文学专业。1877年春，他以优异成绩通过拉丁语、希腊语、数学、行而上学、道德哲学、自然哲学和修辞学等多门学科考试，荣获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接着，他到德国留学，入莱比锡大学，学习土木工程，获工科文凭。之后又赴巴黎，在巴黎大学学习法文。1880年，他学成归来，返回槟榔屿，不久到新加坡英国海峡殖民政府辅政司任职。 三年后，辜鸿铭巧遇归国途径新加坡的马建忠，两人一见如故，长谈三日。在马建忠的劝说鼓励下，辜鸿铭决定做一个真真正正的中国人，旋即辞去殖民政府职务，回到槟榔屿老家，剃发蓄辫，开始"中国化"的第一步，并开始补习中文，学习中国文化。 1885年，辜鸿铭正式回国，并应邀入张之洞幕府，担任洋文案，深得器重，闽粤相随二十年。1905年，上海"黄浦浚治局"成立，辜鸿铭被聘为督办，在职三年。宣统复辟时，任外交部侍郎，晋郎中，后擢左丞。1910年1月，清廷列其为"游学专门一等"，赏给文科进士，位仅次严复，列第二。同年，他辞去外交部职务，就任上海南洋公学监督。 辛亥革命后，他表示效忠清王朝，辞去公职，前往北京。1915年，北大聘之为教授，主讲英国文学。1917年张勋复辟，他出任外交部次长。复辟失败后，他回到北大教书。"五四"前后，他和林纾一样属于保守派，主张尊孔敬道，并用英文撰文反对新文化运动。1924年他应日本大东文化协会的邀请赴日本讲学三年，讲述东方文化，其间曾应辜显荣之邀到台湾讲学。1927年秋，辜鸿铭从日本回国。1928年4月3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学贯中西辜鸿铭在中国近代是个出名的怪人，不仅在于他不平常的身世经历，乖张偏颇的奇行怪论，还在于他的学贯中西，"生平长于西学，而服膺古训". 辜鸿铭天生聪颖，勤学好思，有极高的语言天赋。他在欧洲游学十一载，精通英语、德语、法语、拉丁语、希腊语、意大利语等多种语言文字。其中，英、德、法三种语言掌握得尤为精湛娴熟，能说能写一样流利。其英语造诣更是登峰造极，令人仰止。辜鸿铭一生主要用英文著述，他的英文文章写得很漂亮，纯粹的维多利亚风格，连英国人也点头赞叹，认为可以比英国的文章大家卡莱尔、阿诺得等。林语堂在《辜鸿铭集译《论语译英文》序》中曾这样称道辜鸿铭的英语水平："英文文字超越出众，二百年来，未见其右，选词、用字，皆属上乘。"这种语言上的高深造诣不仅为辜鸿铭了解西方文化而且为他日后的译著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辜鸿铭在爱丁堡大学学习期间师从英国文化保守主义的领袖——托马斯。卡莱尔（ Thomas Carlyle），深受其影响，成为浪漫主义的忠实信徒，厌恶欧洲工业革命造成的种种社会弊病，慨叹于欧洲道德的沦丧，文明的衰退。辜鸿铭在欧洲求学期间，阅读了大量西方著作，涉及文学、哲学、宗教、自然科学、政治等诸多方面。他对弥尔顿、莎士比亚、歌德卡莱尔、爱默生、阿诺得等人的作品和思想深入的了解。后来，辜鸿铭常在文章中或与人争辩时引用这些人的言论，一则增强说服的力度，二则表明中西文化乃有相通之处。此外，辜鸿铭还遍游英、法、德、意、奥等国，认真详细地考察欧洲的政治、经济、文化，体验各国的风物人情、社会习俗。对于西方文明的种种弊端，可谓颇多了解。正如德国教授奈尔逊（H.Nelson）所说的那样："……他广泛地集西方文化于一身并加以了消化吸收；这个人熟悉歌德就像一名德国人，熟悉卡莱尔、爱默生和别的盎格鲁。撒克逊作家就像一名盎格鲁。撒克逊人；这个人他通晓《圣经》就像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正是缘于这种精湛的西方文化修养，辜鸿铭在后来对比中西文化、批判西方的中国学和汉学家时才能得心应手，从容不迫。 虽然辜鸿铭一生的前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国外度过，但他后来的中文水平也不可小觑。在回国之前，辜鸿铭几乎是个中国文化盲。他只在欧洲留学期间读过一些由传教士或汉学家写的或翻译的作品，而这些极为肤浅的作品并不能使他窥见中国文化的精妙之处。辜氏对中国文化第一次真正的接触感悟是通过与马建忠的晤谈。学识渊博的马建忠为他讲述祖国的文物典籍，剖析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唤醒了他内心深处的中国情结。辜鸿铭深受鼓舞，决定回到传统文化的怀抱中。他先回到槟榔屿，从衣食住行各方面进行中国化的初步调整。1882年，他转往香港，在那里住了三、四年，继续学习中文，闭门苦读经史子籍。其间，他还专门到上海拜师学习古籍经典。经过几年的认真学习钻研，辜鸿铭进步神速，中文已有相当基础，但还无法参透深奥的古代典籍，谈不上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他第一次真正系统地研习中文是在当了张之洞的洋文案之后。在传统文化氛围极浓的张府里，聚集着一批国学根底深厚的幕僚，张之洞本人也是个旧学造诣很深的学者。辜鸿铭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认真请教。他从查中国字典，读《论语》开始，二十年勤学不辍，博览经史子籍，诗歌词赋，"沉酣寝馈其中，积有岁年，学以大成".尽管辜氏日后承认"大成"是过誉之言，但是此时他的中国水平已今非昔比，并著有两本中文著作：《张文襄幕府纪闻》（1910）和《读易草堂文集》（1922）。此外，他还辑有《蒙养弦歌》并自费刊行。罗振玉在《读易草堂文集》序中就赞他的汉语文章为"天下之至文，沈疴之药石，非寻常学者可以等类齐观者也。"他对儒家经典更是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在这之后的几十年里，他一直浸*于儒家学说的研究，并且最终成为一代儒学大师。 在研习儒家经典的过程中，辜鸿铭发现传统儒教与卡莱尔倡导的浪漫主义有相通之处，他认为中国文化中包含着可以治疗西方现代化社会弊病的良方，只有中国文明才能力挽西方文明于既倒。于是乎，他满怀热情、孜孜不倦地向西方社会大力弘扬中国数千年的悠久文化，为沟通中西文化作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 著书立说 辜鸿铭的仕途生涯不足一谈，他一生事迹的意义及其重要性在于沟通中西文化并诉诸于翻译事业。为了让西方人了解中国的孔孟哲学，精神道义，他勤于写作。辜氏一生著述颇丰，且多用流利的英文写成，其目的即在于使西方人了解，并通过了解进而尊重中国文化。 辜鸿铭的英文著作主要包括：1. Papers from a Viceroy"s Yamen： A Chinese Plea for the Cause of Good Government and True Civilization.封面上有赵凤昌亲笔手书的中文书名《尊王篇》。该书于1901年在上海出版，乃是辜鸿铭自和义和团运动以来，陆陆续续发表于《日本邮报》等报刊上的系列英文政论文章结集而成的合集。这些文章分析了义和团运动产生的原因，指出义和团运动完全是外国传教士的不正当活动和西方列强的殖民政策所引起的。辜鸿铭还在书中公开对西方文明及其没落进行大肆的评价。该书出版后，欧洲人争相购买传阅，当时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清史稿》本传中说："辜氏以英文撰《尊王篇》，申大义，列强知中华以礼教立国，终不可侮，和议乃就。" 2. ET nunc， reges， intelligite！ The Moral Cause of the Russia-Japanese War（《当今，皇上们，请深思！日俄战道德原因》）它从1904年12月10日起在《日本邮报》上连续发表，1906年结集于上海刊行。主要讨论日俄战争在道义方面的根源，兼及中西文明问题，并批评俄日双方的政策。 3. 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中国牛津运动故事》），为辜鸿铭为纪念张之洞而作，1910年首次在上海出版。书中他将张之洞比作英国19世纪的红衣主教纽曼（Cardinat Newman），把张之洞领导的维护中国纲常名教的清流运动和纽曼在英格兰教会攻击自由主义的牛津运动作了对比研究，指出张之洞的清流运动和纽曼的牛津运动都是反对和攻击同一个敌人——现代欧洲高度物质文明的破坏力量。 4.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国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义》），这是辜鸿铭向西方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作。该书1915年在北京首次出版，并很快由德国学者奥斯卡。A.H.施密茨（Oscar.A.H.Schmitz）译成德文，一时轰动西方。书中力阐中华民族德精神和中国文明的价值，鼓吹中国文化救西论。全书分为绪言、导论、正文和附录四个部分。导论阐述"良民宗教"（The Religion of Good-Citizenship）；正文第一章论"中国人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第二章论"中国女子"（The Chinese Woman），第三章论"中国语言"（The Chinese Language），第四章论"约翰 .史密斯在中国"（John Smith in China），第五章论"一个的汉学家"（A Great Sinologue），第六、七两章论"中国学"（Chinese Scholarship）；附录论"崇拜群众的宗教"或名"战争与出路"（The Religion of Mob-Worship or the War and the Way out）。 此外，辜鸿铭还常在英文报刊上发表文章，《字林西报》（又名《华北日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日本邮报》（Japan Weekly Mail）、《北京日报》（Beijing Daily News）、《密勒氏远东评论》（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华北正报》（North China Standard）、《泰晤士报》（The Times）等英文报刊都是他批判西方，阐扬"周孔之道"的阵地。 辜鸿铭的文章发表之后，西方人既惊讶又非常佩服，德国人和日本人尤其如此，为了让更多的国人了解这位东方圣哲的思想和学说，他们把辜鸿铭的文章著述分别译成德文和日文。1920年在德国莱比锡出版了由奈尔逊教授翻译的辜鸿铭的论文集Vox Clamantis（《呐喊》，又名《哀诉之音》）。德国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则编译了辜鸿铭文集《中国对于欧洲思想之反抗：批判论文集》，该书主体为《中国牛津运动》。辜鸿铭在日本讲演的论文由日本大东文化协会集结成《辜鸿铭讲演集》于1925年在日本刊行。1941年日本人萨摩雄次在日本编译出版了《辜鸿铭论集》，主要篇目是从《辜鸿铭讲演集》和《中国人的精神》中选译出来的。 翻译实践 作为翻译家，辜鸿铭的贡献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将我国经典古籍《论语》、《中庸》、《大学》等译成英文，在清末民初的中书英译中最享盛誉；另一方面是将外国诗歌等翻译成中文，主要有威廉。柯伯的《痴汉骑马歌》和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咏》，成为近代中国向国内译介西方诗歌的先驱。 中国四书五经的翻译最早始于明末清初。当时来华的外国传教士和汉学家把《诗经》、《易经》、《论语》、《老子》等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移译成多种文字传到欧美，有拉丁文、英文、意大利文、法文等译本。要把中国古代经籍译成西方文字，就得同时精通对译的两种语言，能够透彻理会两国文化，并非一般人所能担任。而这些传教士和汉学家大多数只是粗通汉语，因此翻译出来的作品中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有的甚至是积字成句、积字成篇，根本无法从整体上体现中国文化的精奥之处。到了近代，翻译孔孟著作最出名的要属理雅各（James Legge）。理雅各是个有名的汉学家，汉语造诣很高。在王韬的协助下，他把中国"十三经"中的十部经书译成英文，统称为《中国经典》（ The Chinese Classics），在西方享有很高的声誉，到现在，仍被许多西方人视为标准译本。但由于英汉两国语言、文化、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因此理雅各的翻译虽较之以前的译著相对准确，仍不免有误解曲解、死译硬译、断章取义的现象。辜鸿铭早在1884年发表的《中国学》一文中就指出：理雅各翻译《中国经典》的工作不过是应时之需，虽然数量惊人，但并不都令人满意。辜鸿铭认为正是这些传教士和汉学家歪曲了儒家经典的原义，糟蹋了中国文化，并导致西方人对中国人和中国文明产生种种偏见。为了消除这些偏见，他决定自己翻译儒家经典。1898年辜鸿铭在上海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译著《论语》（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 A New Special Translation， Illustrated with Quotations from Goethe and Other Writers），1906年又推出了第二本译著《中庸》（The Universal Order or Conduct of Life），后来他又翻译了《大学》（Higher Education），但是没有正式出版发行。他在《论语》译序中声称：我们只想在此表达一个愿望，希望那些有教养有思想的英国人在耐心读过我们的译作之后，能够反思一下他们对中国人已有的成见，并能因此修正谬见，改变他们对于中英两国人民与人民、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态度。 今天，当我们重读辜氏的翻译作品时，我们仍可以从中领略到他翻译的特殊风格，理解到他的翻译方法、翻译态度和翻译观点。 辜鸿铭翻译儒经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意译法，即采用"动态对等"的方法，使译文在表达思想方面起到与原文相同的作用，而不是原文与译文之间字栉句比的机械性转换。在《论语》译序中，他就明确指出他的翻译目的是"让普通英语读者能看懂这本给了中国人智力和道德风貌的中文小册子"，因此他努力"使孔子及其弟子的谈话方式，就像有教养的英国人在表达与这些中国俊杰同样的思想时一样。"在《中庸》译序中，他进一步阐明他的翻译观点："彻底掌握其中之意义，不仅译出原作的文字，还要再现原作的风格。"辜鸿铭在具体的翻译工作中，确实努力实践着这一翻译宗旨。例如： 1.《论语。学而第1》中子贡与孔子的一段对话。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者也。"辜鸿铭译为："A disciple of Confucius said to him，" To be poor and yet not to be servile； to be rich and yet not to be proud， what do you say to that？"" It is good， "replied Confucius， "but better still it is to be poor and yet contented； to be rich and yet know how to be courteous."" 句中"谄"字译得尤为精彩，servile 远比flatter 更能表情达意。而且整个译句简洁明了，既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又与原句语体风格相互呼应。 2.《论语。子罕第9》中记载颜回赞叹孔子之道高且深的那段话："仰之弥高， 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辜将之译为："The more I have looked up to it the higher it appears. The more I tried to penetrate into it the more impenetrable it seems to be. When I have thought I have laid hold of it here， lo！ it is there. But the Master knows admirably how to lead people on step by step. He has enlarged my mind with an extensive knowledge of the arts， while guiding and correcting my judgment and taste. Thus I could not stop in my progress， even if I would." 辜氏的这段译文很好地保持了原文言简意赅的特点。"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译成"The more I have looked up to it the higher it appears. The more I tried to penetrate into it the more impenetrable it seems to be" ， 对仗工整，用词洗练到位。"When I have thought I have laid hold of it here， lo！ it is there" 一句则将颜回慨叹孔子之道高深不可捉摸的语气栩栩如声地传递出来，让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辜氏将"欲罢不能"译成"Thus I could not stop in my progress， even if I would"， 充分挖掘了原文的内涵和神韵并将之生动地再现出来。 辜氏再现原作风格的努力还体现在以诗译诗，即把《论语》、《中庸》等中出现的诗歌片段同样用诗歌的形式表现出来。由于辜氏精通中英文，所以译得颇为成功。如《论语。微子篇第18》中楚狂接舆之歌："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尤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辜氏是这样译的： "O Phoenix bird！ O Phoenix bird， "Where is the glory of your prime？ "The past， ——t is useless now to change， "Care for the future yet is time. "Renounce！ Give up your chase in vain； "For those who serve in Court and State "Dire peril follows in their train." 全诗分为三节，共7行，每行8个音节，双行押韵，读后琅琅上口。全诗的关键"Renounce！ give up your chase in vain"， 把接舆对于孔子没有于乱世之际隐退的不理解和惋惜之情充分地表达出来。 辜鸿铭翻译儒家书籍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是引用歌德、卡莱尔、阿诺德、莎士比亚等西方作家和思想家的话来注释某些经文，这在儒经翻译还是第一次。辜氏在《论语》译序中解释了其用意："为了让读者彻底理解书中思想的含义，我们引用了欧洲一些非常作家的话，作为注释。通过唤起业已熟悉的思路，这些注释或许可以吸引那些了解这些作家的读者。"近代中国于西方的文化交流虽然是双向的，但"西学东渐"的势力始终要比"东学西渐"强大得多，且西方人在对东学进行选择时总是带着殖民者高高在上的蔑视态度，因此，与东方文化的隔膜甚深。在这种情况下，辜氏的儒经注释法对于帮助西方读者理解中国文化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除了引用欧洲名家作注之外，辜氏还在注释中将书中出现的中国人物、中国朝代与西方历具有相似特点的人物和时间段作横向比较。如将颜回比作圣。约翰，子路比作圣。彼得，尧比作亚伯拉罕等。对于夏朝这样一个时间概念，辜氏作了这样的比拟：夏朝之于孔子时代的人就如希腊历史之于现代欧洲人。这样的比较未必恰当，但却有助于那些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的西方人更好地把握儒家经典的内容。 辜鸿铭所译的《论语》、《中庸》等较之以前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的儒经译本有了质的飞跃，可以说是儒经西译的一个里程碑，但由于思想和时代的局限性，他的译作中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之处。 辜氏译经的缺点在于过分意译。其表现之一就是在把握大意的前提下，随意增添许多原文没有的内容。如对"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学而第1》）一句的翻译。辜氏的译文为："It is indeed a pleasure to acquire knowledge and， as you go on acquiring， to put into practice what you have acquired. A greater pleasure still it is when friends of congenial minds come from afar to seek you because of your attainments." 其中"as you go on acquiring"， "greater"， "of congenial minds"和"because of your attainments"都超出了原文的内容。表现之二 是将译文中出现的大量中国人命、地名删掉。如在《论语》中，他只保留了颜回和仲由的名字，而孔子的其他弟子则直接翻译为"孔子的一个弟子"或"另一个弟子".虽然他这样做的动机是好的："为了进一步除去英语读者会产生的古怪感和奇异感，只要有可能，我们就删除其中的专有名词。"（见《论语》译序）但对于帮助西方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这一点，并没有好处，因为儒经中出现的中国人名、地名往往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容，删掉之后就会改变原文的文化色彩和民族色彩。翟林奈（Lionel Giles）在他自己的《论语》译本（The Sayings of Confucius）中就指出辜氏的这种做法只会使刻画人物形象的力度大打折扣，而人物塑造正是《论语》的引人之处。 对于辜氏英译儒经，曾存在过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一种是赞美推崇，一种是否定批评。持前一种观点的以林语堂为代表。林语堂在《从异教徒到基督教徒》一书中这样评价道："他（辜鸿铭）了不起的功绩是翻译了儒家《四书》的三部，不只是忠实的翻译，而且是一种创造性的翻译，古代经典的光透过一种深的了然的哲学的注入。他事实上扮演东方观念语西方观念的电镀匠。他的《孔子的言论》，饰以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有关儒家书籍的翻译，得力于他对原作的深切了解。"持否定态度的则以王国维为代表。王国维曾认真研读过辜氏翻译的《中庸》，并著书《辜汤生英译〈中庸〉后》一文指陈其中大小弊病若干条，认为辜氏的翻译尝试乃一大失败。 不管人们对辜氏译经活动的评价如何，我们都应该承认他对中华文化的阐释宣扬功不可没。他所译的《论语》，泰西购者近万部，流传甚广；所译的《中庸》曾被收入在《东方智慧丛书》中。辜氏也因此在西方声名大噪。他以极大的热情和创造性把中国传统文化介绍给西方世界，在中西文化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我认同辜鸿铭关于中国人精神的观点。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真正的中国人，是有着赤子之心和成人之思，过着心灵生活的人，中国人的精神，是永葆青春的精神，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与其说中国人的发展受到了阻碍，不如说它是一个永不衰老的民族”，一个“拥有了永葆青春的秘密”的民族。对一个中国人来说，死亡就像是即将开始的一段漫长旅途，在幽冥之中，或许还有有与亲人重逢的可能。辜鸿铭介绍名汤生，字鸿铭，号立诚，自称慵人、东西南北人，又别属为汉滨读易者。祖籍福建省同安县，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他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辜鸿铭翻译了四书之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并著有《清流传》和《春秋大义》（又名《中国人的精神》）等书。

　　1、力主保存我国的旧文化，甚至连辫子、小脚、姨太太等也在他的保存范围之列。　　2、可参考文章依据：　　怪 诞 辜 鸿 铭　　梅 子 杜若铭　　辜鸿铭原籍福建同安，1857年出生于马来亚槟榔屿，母为欧洲人，晚年自称东西南北老人——生于南洋，于欧洲，娶于日本，官于燕京。辜鸿铭12岁时，随养父布朗赴欧留，接受系统的西方教育，获爱丁堡大文硕士位，后又荣获文、哲、理、工、神等博士位13个之多，精通英、德、法、拉丁、希腊等多种语言。32岁回国后，精研中国术，穷四书五经之奥并曾涉猎群籍。他认为我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为世界文化之冠，首将许多典籍译成西文，传播国外。他说：“英国人博大而不精深，德国人精深而不博大，唯有中国既博大而又精深！”他仇视所有崇洋媚外的思想，不但力主保存我国的旧文化，甚至连辫子、小脚、姨太太等也在他的保存范围之列。　　1915年4月，蔡元培聘请辜鸿铭任北京大教授，讲授英国文。辜氏在北大非常出名，不仅因为他贯中西，也不仅因为他能操一口流利的外语，还因为他奇特的外貌和许多特立独行的做法。周作人曾这样描写道：“北大顶古怪的人物，恐怕众口一词的要推辜鸿铭了吧。他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成为北大门前的一道风景。”　　辜鸿铭每授课时，到教室之后首先对生宣告：“我有三章约法，你们受得了的就来上我的课，受不了的就趁早退出。第一章，我进来的时候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要我先出去你们才能出去；第二章，我问你们话和你们问我话时都得站起来；第三章，我指定你们要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不能坐下。”同们认为第一第二容易办到，第三却有点难，可是大家慑于辜先生的大名，都不敢提出异议。　　辜鸿铭一向恃才傲物，目中无人，能被他看得上的人寥寥无几，但他对蔡元培却颇为敬重。他曾在课堂上对生讲：“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做了前清的官员以后，到现在还是保皇。”五四运动后，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蔡元培被迫辞去北大职务，北大教授们在红楼开会，主题是挽留蔡元培校长。辜鸿铭也登上讲台，赞成挽留蔡校长。他的理由很特别——“校长是我们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弄得大家一怔，然后哄笑起来。　　辜鸿铭在北大当教授，并没有把传道授业解惑当回事，授课时间全在嬉笑怒骂中过去，但他的嬉笑怒骂全是问。他的课上座率极高，以怪论耸人听闻，以嘲骂语惊四座，以诡辩独擅胜场，那些青年子直听得两眼发直。胡适初至北大任教时，辜鸿铭根本没把这个二十七八岁的留美博士放在眼里。他批评胡适讲的是美国中下层的英语，与高雅不沾边。胡适开哲课，更让他笑掉大牙。他说，欧洲古代哲以希腊为主，近代哲以德国为主，胡适不会拉丁文，又不懂德文，教哲岂不是骗小孩子?“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辜鸿铭经常将孟子的这句名言挂在嘴边，他雄辩滔滔，亦诡辩滔滔，其雄辩与诡辩经常如山洪暴发，势不可扼，难以阻截，当之者莫不披靡。有一次，辜鸿铭在宴席上放言：“恨不能杀二人以谢天下！”有客人问他二人是谁，他回答说：“严复和林纾。”当时严、林二人均在场，严复涵养好，对辜鸿铭的挑衅置若罔闻。林纾则是个暴脾气，当即质问辜氏何出此言。辜鸿铭振振有词，拍桌叫道：“自严复译出《天演论》，国人只知物竞天择，而不知有公理，于是兵连祸结。自从林纾译出《茶花女遗事》，莘莘子就只知男欢女悦，而不知有礼义，于是人欲横流。以说败坏天下的不是严、林又是谁?”在座者面面相觑，林纾也无从置辩。　　1927年秋冬时节，辜鸿铭被拟定为山东大校长，可惜未能上任，即于1928年4月30日病逝。　　3、人物简介：　　辜鸿铭（1857.7.18-1928.4.30），字汤生，号立诚，自称慵人、东西南北人，又别署为汉滨读易者、冬烘先生，英文名字Tomson。祖籍福建省同安县，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学博中西，号称“清末怪杰”，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　　他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创获甚巨；并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原名《清流传》）和《中国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义》）等英文书，热衷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文化和精神，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1、庄子曰：‘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孟子曰；‘养其大体为大人，养其小体为小人。"人谓袁世凯为豪杰，吾以是知袁世凯为贱种也！（辜鸿铭评袁世凯）2、小人办外事。（辜鸿铭评袁世凯）3、现在的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一个是我。我不跟他同进退，中国的好人不就要陷入孤掌难鸣的绝境吗？（辜鸿铭五四运动时与蔡元培共同进退）4、孔子的思想，就好比加减乘除，几千年前是三三得九，几千年后依然是三三得九。（辜鸿铭反驳日本伊藤博文）5、诸君互相推让，不肯居上坐，这就是行孔子之教。（辜鸿铭推崇孔子）6、蔡先生点了翰林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而我自从跟张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以后，到现在还是保皇，这种人哪儿有第三个？（辜鸿铭五四运动时与蔡元培共同进退）7、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辜鸿铭评慈禧生日）8、张文襄学问有余而聪明不足，故其病在傲；端午桥（端方）聪明有余而学问不足，故其病在浮。文襄傲，故其门下幕僚多伪君子；午桥浮，故其门下幕僚多真小人。（辜鸿铭评张之洞和端方）9、把现在在场的这些政客和官僚，统统拉出去毙掉，中国的政局就会安定些。（辜鸿铭评当时内政）10、最通俗的语言并不一定是最好的。在这世界上，面包和果酱要比烤鸡消耗得多。但是，我们决不能只因为后者比较稀少，而说它没有前者那么美味可口富于营养价值吗？就认为我们都该只吃面包和果酱吗？!（辜鸿铭评文学）扩展资料：辜汤生（1857年7月18日－1928年4月30日），字鸿铭，号立诚。祖籍福建省同安县，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学博中西，号称“清末怪杰”，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1867年，赴英留学；1912年，参加宗社党保皇；1917年，被聘为北京大学英文系教授。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辜鸿铭的大师“疯”范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辜鸿铭：把政客和官僚统统拉出去毙掉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历史散叶113：辜鸿铭推崇一夫多妻制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辜鸿铭常批袁世凯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辜鸿铭：现在的中国只有两个好人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辜鸿铭

厚德载物:重视品德像大地一样能容养万物。 形容品德像地一样容纳百川。 旧指道德高尚者能承担重大任务。恒古今:从古代到现代。连起来就是，重视品德像大地一样能容养万物，从古至今都是这样。

他的专长就是英语语言研究，是学校writing center里面最权威的advisor，也是最负盛名的英文写作老师。他给出的评价很全面，说这些文字看起来有点太正式了，而且现代人可能听不习惯（即便是英语母语者也会有相同的感觉）。但写信人对英文的掌握让人印象深刻。有些不影响理解的小错，写信人能非常娴熟地使用英语习语，行文的节奏声韵很自然，能够运用比喻，而且对词汇的掌握水平很高。这个老师说他个人认为，写信的人应该是一位很有才华的人。

商务印书馆的《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这种是不是你想要的？《红楼梦辨》俞平伯 《中国韵文史》龙榆生 《吴梅词曲论著四种》吴梅 《国故论衡》章太炎 《中国俗文学史》郑振铎 《马氏文通》马建忠 《中国民治论》鲍明钤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王亚南 《比较宪法》王世杰 钱端升 《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 《中国经济思想史》唐庆增 《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王国维 《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吴景超 《北平生活费之分析》陶孟和 《论社会学中国化》吴文藻 《通货新论》马寅初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 《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傅衣凌 《中国厘金史》罗玉东 《汉魏六朝诗论丛》余冠英 《中国中古文学史 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刘师培 《中国文学批评史》郭绍虞 《甲骨文字释林》于省吾 《汉语语音史》王力 《九朝律考》程树德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瞿同祖 《新唯识论》熊十力 《论逻辑经验主义》洪谦 《科学与玄学》罗志希 《中国艺术精神》徐复观 《中国史纲（一、二卷）》翦伯赞 《国史大纲》钱穆 《春秋史》童书业 《中国通史简编》范文澜 《秦汉史》吕思勉 《史学要论》李守常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唐长儒 《中国史学史》金毓黻 《西夏史稿》吴天墀 《台湾通史（上下）》连横

1928年4月3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袁振英（1894-1979），曾用名震瀛、震英，广东东莞人，先祖袁崇焕。1915年毕业于香港黄仁书院。同年秋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1919年在菲律宾当教员，并组织全菲律宾华侨工党，鼓吹无政府工团主义。1920年2月回到香港，任香港《晨报》兼广州《新民国报》编辑。其间为声援广东学生反对二十一条、抵制日货斗争，参加了“广东游东记者团”，赴日本、朝鲜等地进行宣传活动。1920年8月参加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同月22日，与俞秀松、施存统等八人发起成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9月1日应陈独秀邀请参与编辑《新青年》，担任“俄罗斯研究”专栏主编，另外还参与共产党纲领草案的讨论，并在上海外国语学社教英文。同年底，随陈独秀到广州，任陈独秀和吴廷康的粤语翻译。1921年1月，出任广东省第一中学（今广州广雅中学）校长，力排众议倡导并实行中学男女同校。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为该组织成员之一。《新青年》迁至广州后，继续负责该刊“俄罗斯研究”的编辑和撰稿。以“震瀛”为笔名，撰写、翻译了大量文章、译作，介绍和宣传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仅在《新青年》“俄罗斯研究”专栏，就发表了译作24篇。1921年8月前往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学习，从此离开了党组织。1924年9月回国后，大部分时间主要从事教育教学工作，曾先后在广州中山大学、武汉中央军校、暨南大学、山东大学、勷勤大学、香港华南汽车工程学校、广东大学、江南汽车工程学校、崇焕中学等学校任职。著有《易卜生社会哲学》、《性的危机》、《近代婚姻与家庭的改造》等著作。1928年初，因“共产党嫌疑”被国民党广东当局监禁一年多。建国后，在周恩来的帮助下，在广东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广东省文史馆工作。1979年1月去世。袁振英家乡广东省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对袁振英的研究非常热心。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陈立平同志、南京三江学院院长助理郭彬同志、江苏省委党校教授李继锋同志广泛搜集资料，做了很多考证、研究工作，费了很多心血，终于写出了《袁振英传》一书，大致上描述了袁振英一生的经历。由于迄今对袁振英的研究还是空白，没有现成的成果可以利用，所有的材料都要四处去采访、寻找、挖掘，所以研究的难度是很大的，本书的轮廓当然也就显得比较粗疏。但作者们所做的工作毕竟填补了袁振英研究的空白，让我们对袁振英有了更多的了解；同时，也丰富了对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特别是一大历史的研究。因此，该书的价值是应该给予肯定的。我作为中央党史研究室分管全国地方党史工作和人物研究工作的负责人，对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和几位作者所做的工作表示肯定、祝贺和感谢。希望继续努力，加强这一课题的研究，不仅可以加强对袁振英生平的研究，还可以加强对他的思想与中共早期思想理论关系的研究，加强对袁振英与其他著名历史人物关系的研究，加强对与袁振英有关的一些党史问题的研究。只要坚持不懈，一定会取得更多更新的研究成果。以袁振英为例，我希望，全国党史部门在继续深化对党史和近现代史主要脉络、主要人物、主要事件研究的基础上，可以逐步拓展视野，进一步开展和加强对像袁振英这样特殊人物和事件的研究。我相信，通过这样的研究，一定会发掘出很多很有价值的新材料、新内容、新认识、新天地来。主义者袁振英是一个十分认同马克思主义的颇为特殊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一生的思想，都矛盾地徘徊于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1921年3月，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开始分道扬镳，袁振英并没有在这个大转变中离开共产党。对此，袁振英作了解释：我和陈独秀等在上海组织了共产党小组，又在《新青年》杂志“俄罗斯研究”专栏担任了主编一职，“这就拯救我于无政府主义的泥坑了”。袁振英后来解释，他离开共产党的原因主要是对共产党领袖陈独秀不满。1920年7月到1921年8月，无论在上海还是在广东，袁振英都与陈独秀有着异常密切的关系。他们既有师生之渊源，又是社会主义的同志，也是工作上的伙伴，甚至共居一室，朝夕相处。那时袁振英被陈独秀倚为左右手，在广州时，社会上的一些人也视袁振英是“陈独秀的高足”。去法国留学前，袁振英对陈独秀的不满并没有明显的爆发。但在1921年3月以后，他们两人的关系逐渐疏远。到广东以后，袁振英除了做翻译，并没有在党务方面有过明显活跃的表现，他承认：“我自从做了‘省一中"校长以后，因为事忙，便与他完全脱离关系。”不再追随陈独秀，袁振英始终没有后悔，并自傲地说：“我自己有自知之明，知人之明，先知之明，不跟陈独秀走，如果跟着他走，那么解放后就得像李季、刘仁静一样，在《人民日报》上一同登悔过书了！”袁振英对陈独秀的不满主要有三点：第一，认为陈独秀对社会主义理论所知不多，不懂得什么叫马列主义、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这是有事实依据的，陈独秀是在与魏金斯基相处的日子里才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向社会主义者的转变。而无政府主义从学理上归属广义的社会主义思潮，袁振英从1912年就皈依无政府主义，研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他由于熟悉英文，可以直接看到西方的社会主义经典著作，对社会主义概念的了解是陈独秀当时无法赶上的。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之时，有不少理论问题尚未弄清楚，也没有制订正式的党纲。有人提出应该尽快将党纲和政纲搞起来。对此，陈独秀表示：我们不必做中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开始就发表一个《共产党宣言》，我们只是要做边学边干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生，现在可以先将中国共产党组织起来，党纲和政纲留待正式成立以后再去决定。第二，认为陈独秀私德不俭，品德低下。袁振英回忆：在北京大学时，已经听说陈独秀是个不道德主义者，据同学云：“常见陈独秀往打茶围”，所以蔡校长便要求陈氏参加了最低的一级，即“不嫖”、“不赌”、“不饮”、“不吹”等。我在这个时候便开始觉得陈独秀是一个不道德主义者了。还有一点，就是我后来又发现陈独秀另恋小姨，把妻子置诸脑后，所以弄到儿子延年、乔年等衣食无着，更无法读书，迫得到法国勤工俭学去了。“这又使我觉得陈独秀是一个忍心害理的人”。袁振英认为这些虽然都属于私德，但也是不道德的。第三，认为陈独秀贪财。袁振英说：‘北大"时，……我译了俄国女无政府主义者高德曼(Emma goldman)的《结婚与恋爱》(此文是提倡自由恋爱的)一文，登在《新青年》杂志；胡适编辑《新青年》的‘易卜生(挪威著名戏剧家)专号"，又要我作《易卜生传》(平生和著述)。当时《新青年》杂志是由上海群益书局出版，稿费是由该局发给的。但陈独秀把稿费据为己有，不发给我们(解放前伪省府委员兼省立法商学院院长黄文山的稿费也是一样)。这又可以见得陈独秀的为人了。凡是利己损人的人，结果一定众叛亲离，身败名裂，一败涂地，不可挽救，可哀也矣。”在上海活动期间，袁振英发现陈独秀在经济方面作风依旧。多年以后，袁振英仍然愤愤不平地说：“我的薪水只支回一百兀稿费，其他一切任务都是义务的，可是陈独秀还要扣除我每月廿五元膳宿费(一半是宿费)。其实机关的房钱已经由公家付给，陈独秀的扣除谅又是入了私囊。因为陈氏又爱上了小姨，费用越发多了。当时又生了一子一女。他在‘北大"时，已经剥削了我们的稿费，这回的行为也是意中事，不是诬告的。”袁振英因此不愿追随这样的领袖，“我的确知道陈独秀不能做共产党的领袖，也不能做我的领袖，所以我存‘民十"(1921)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时，便退出了共产党。”他后来甚至说过一句非常过激的话：“老实说，如果我有此权力，我一定杀陈独秀，以免他误党误国。”北大第一怪人1915年9月，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举行，由当时的代理校长、工科学长胡仁原主持。他作了一个简短的开场白后，作为英文门教授的辜鸿铭便首先站起来发言了。这是袁振英第一次见到辜鸿铭，发现这位教授“背后拖着小辫子，身上穿了‘乾嘉道"（指清代的乾隆、嘉庆、道光三个时代）间长袍马褂，头上又戴着陈旧的破帽，脚上又穿着布靴。统统是肮脏的、龙钟的状态。委实令人讨厌和可笑”！与袁振英同时入学的哲学门学生冯友兰也看见辜鸿铭宽袍大袖地端坐在主席台上，他们作为新生一起聆听了他别开生面的即席演说。据冯友兰回忆说，当时辜鸿铭的演说并不带稿子，也没有什么章法，基本上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完全是即兴式的。那次他的发言很长，感情也很激动，主要是骂当时的政府和社会上的新鲜事。辜鸿铭语带嘲讽地说：“现在做官的人，都是为了保他们自己的饭碗。但是，一定要知道，他们那些人的饭碗，可跟咱们普通人的不同。他们的饭碗实在是大得很哩!那里不仅可能装洋楼，装汽车，还可以装姨太太。”说着，突然又变了一个话题道：“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简直变得越来越不像样子了，真可谓怪事多多。但看啦，现在的人写文章，不但句子不通，就连所用的名词都不通。譬如，就说今天很流行的‘改良"这个词吧，以前的人都说‘从良"，而没有说‘改良"的。既然已经是‘良"了，你还改什么?”这位辜鸿铭被他的北大同事周作人认为是北京大学第一怪人，他是“英文门”最知名的教授，也正是袁振英的英文教师，现在很多人都以为是1917年蔡元培主长北京大学之后才聘任他的。其实，这是一种误会。据现有资料来看，至少在1915年，辜鸿铭便已经是英文门教授。至于蔡元培出任校长之后对辜鸿铭所做的，只是继续续聘而已。共和之后，还留着发辫，这是前清遗老的标志，象征着政治上忠于已经退居紫禁城一隅的大清宣统皇帝——爱新觉罗·溥仪。欧美人知道辜鸿铭，是因为读了他翻译成英文的中国经典著作。在他们看来，辜鸿铭的独特发辫不止带有政治效忠的色彩，更是中国古典文化的化身。他对中国传统文明的百般维护与他英文水准的出类拔萃，这两点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便成了令人倍感兴趣而又深为困惑的谜。就像辜鸿铭的北大一位同事所说的,“一个鼓吹君主主义的造反派，一个以孔教为人生哲学的浪漫派，一个夸耀自己的奴隶标帜（辫子）的独裁者：就是这种自相矛盾，使辜鸿铭成了现代中国最有趣的人物之一”。美国学者艾恺，在他直接用汉语写作的《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一书，曾这样评价辜鸿铭：一战之后，“在战时与战后欧洲悲观与幻灭的氛围中，与泰戈尔、冈仓等成为东方著名的圣哲者的，是辜鸿铭，不是梁漱溟或梁启超”。但国共两党相继执政以后，长期按意识形态与政治标准评判人物，辜鸿铭遂长期被定位成最顽固冬烘的历史人物，而其真实的一面已不为人所知，作为学生，袁振英对辜鸿铭的片段回忆让我们窥见这位“辫子教授”更鲜活的真面目。课堂内外：“辫子教授”印象袁振英可以轻松地接近这个看似冬烘的怪物老师。他回忆说：“我在北大，由民国四年至民七到了毕业，差不多没有一天不同他见面。”辜鸿铭特立独行，标新立异，和一般人并不亲近，但与袁振英等几个学生倒来往密切。他曾把自己的许多著作印给学生们。其中代表作便是《春秋大义》，也就是名为《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书封面的四个字是当过大清王朝外务部大臣的梁敦彦题写的，梁敦彦常在辜鸿铭生活困难的时候资助他。袁振英说这书，“那时定价五元，常存[在]北京外国饭店出售”。袁振英将这本有辜鸿铭签名的书珍藏了许多年，最后却在战乱中遗失了。除了校园里、课堂上的接触，袁振英等还登堂入室，到辜鸿铭在东椿胡同的寓所做客。袁振英回忆说：“他常常请我们到他家里谈天，他的女儿也常常同我们的同学跳舞和打台球。因为他说跳舞是西洋一种很要紧的礼仪，很像我们中国古代的进退左右的礼仪一般。”也许看到袁振英是广东人，辜鸿铭在交谈中，对近代领风气之先的广东人赞誉有加，“说只有广东人才遗留了中国民族的真性情——节气，刚烈……其他各省都是不及的!”当时这一席话听得从小就崇拜袁崇焕、英雄主义情结浓厚的袁振英眉飞色舞。两人聊到兴头上，辜鸿铭甚至常用起粤语骂人的粗话——“丢那妈”。课堂上的辜鸿铭也让袁振英着迷。这位老师常常教学生念英文本的《千字文》，念着“Dark skies above the yellow earth”等句子。音调很足，口念足踏，全班摇头晃脑地合唱。毕业近二十年的时候，袁振英还回忆道：“现在想起来，也很觉可笑。看他的为人，越发诙谐滑稽，委实弄得我们乐而忘倦，这也是教学的一种方法，所以学生也很喜欢。”1917年，新派的胡适也到英文门任教，风头盖过了辜鸿铭，但在袁振英所在的班上，辜鸿铭称“很得学生爱戴，胡适之先生也比不上”。这个印象也得到袁振英同班同学李季的验证。李季翻译出版过《社会主义史》和《马克思传》等影响重大的著作。1918年毕业后，胡适曾安排他在北大代英语课，但他对胡适却没有好感，后来更是不断写书批判胡适的思想与学术，却大赞辜鸿铭乃“全中国英文学巨擘”，“为人极严正、刚直、廉洁，不独擅长外国文学，并精研西洋的历史，素为世界有名的学者所推重”。李季对此特别记述说：“自C去而辫子先生来，我们不啻‘拨开云雾见青天"。”李季认为北大几年间，自己与辜鸿铭“关系最深，得益也最大”。频繁的接触中，袁振英发现辜鸿铭的记忆力特强，在少年时代所学得的诗歌，终身还不忘。袁振英便问其缘由，辜鸿铭就告诉他说：“外国人用脑记忆(remember by brain)，中国人用心记忆(remember by heart)。”这玄而又玄的解释让当时的袁振英听得一头雾水。辫子教授精通国内多种方言与多国语言，特有的语言天才也是最让学生佩服的。袁振英满怀景仰地赞叹道：“他说得很好的广东话、福建话、上海话、北京话，……他又精通英德法各国文言；希腊、拉丁等死语，也可同他人谈话。(当时有一教拉丁文的德国教授，也常常同他说拉丁语)听说他总共懂得九国文字，不过他的著作还有许多译本寄给他，但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哪一国文字；又听说他讨了—个日本姨太太，他的日本话也很好！”辜鸿铭的记忆力及语言天分和他的成长环境有极大的关系。1857年7月18日，辜鸿铭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马来西亚的槟城州）一个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迁居南洋，他的父亲辜紫云是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生为混血儿，辜鸿铭自幼就表现出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辜鸿铭虽然热爱并捍卫中国传统文化，但他汉语基础并不过硬，这点倒是和在香港求学较久的袁振英有同命相怜之处。袁振英和他们的同学都发现辜鸿铭的一个弱点，就是汉字写得并不纯熟，“辜先生本来不大懂汉文，与严几道一样，大家都是后来学的。不过他在黑板写的中文，常常漏去一撇或一划，很不好。”辜鸿铭的另外一个北大学生罗家伦在回忆中也同样提及这一点。所以，辜鸿铭的英译汉的成就远不如他的汉译英的作品有影响。袁振英举例说：“他平生很喜欢由汉译英，刚刚同他的同乡(闽人)严复和林纾相反。他只有《痴汉骑马歌》一本诗是由英译汉的。”“《痴汉骑马歌》英译汉，译为五言诗，很不错；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早已绝版了。”外表看似古板的辜鸿铭在不苟言笑的袁振英的眼里是个非常机智慧、风趣、诙谐、幽默的老头。袁振英称辜鸿铭“常常很喜欢说笑活，大概老人家的性情有些类似小孩子吧”。20世纪30年代，袁振英在提倡幽默文字的林语堂所办的杂志《人间世》曾经撰文纪念辜鸿铭，在署名“震瀛”的这篇文章中，袁振英给了辜鸿铭有趣的评价：“辜先生不但是幽默的老前辈，并且是中国留学生的老前辈。”辜鸿铭是公开赞成一夫多妻的，他一个最出名的比喻流传甚广：“人家家里只有一个茶壶配上几个茶杯，哪有一个茶杯配上几个茶壶的道理？”袁振英还列举了辜鸿铭所持的理由：“辜先生主张纳妾的理由，他以为男子到死还可以传种，女子到了四五十岁便失其效用了。并且各种冒险的事情多是男子担任，所以男子死得多，弄到女多男少。并且从生理学来讲，世界的统计，生一百个男孩子，就有—百零五个女孩子，所以女子一定多于男子。如果实行一夫一妻，—定世界上有许多怨女！”有趣的是，辜鸿铭还身体力行，娶了不止一个老婆，可这位教授平生也最怕老婆。袁振英曾经举了这样一个例证，“辜先生怎样怕老婆，现在举出一个例：北京多叫化子，有一次叫化子又来到门前,他照常例又给了钱，给他的太太便拿饭碗向他的头颅掷去,因为老太婆反对这种无度的慈善事业，如尼采一般”。辜鸿铭也并不隐瞒这些，和袁振英这帮学生谈到这些事的时候，便带着自嘲的口吻“告诉我们：‘老婆不怕，还有王法么。"这是他的幽默”。对辜鸿铭的机智，袁振英举出了许多例子：“—个人问他：‘为什么中国的方言那么多?"他反问：‘为什么欧洲的方言那么多？因为中国土地大，人口多，实等于全欧洲！"”辜鸿铭的幽默并不只表露在日常生活中，也用来显示自己的政治态度。他用特立独行的行为、戏剧化的效果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脑后留着的那根细长的辫子。共和时代依旧拖着辫子，是辜鸿铭留给北京大学校园的古怪印象，他因此被看作顽固的冬烘先生。袁振英对辜鸿铭留辫子、穿长袍马褂有段有趣的记载：“在亡清时代，辜氏是一个维新派，不过在宣统逊位的时候，他还是西装剪发，他便马上戴上了假辫子，穿回长衣马褂，叫黄包车夫拉着巡游北京城．结果给警察拉到警区去！这可以见得他的幽默，同时也见得他的反抗社会！”当翻译1920年7月到12月，为陈独秀充当翻译，要担当《新青年》一个新办栏目“俄罗斯研究”的主要编译者，要为《共产党月刊》与《劳动界》撰稿，还要为《上海俄文生活报》提供英文译稿，参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担任外国语学社的英语教师。此外，他还曾远往武汉争取另外一个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恽代英加入共产党组织。1920年底，陈独秀与袁振英从上海来到了广州。他们当时都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袁振英对这次回广州，最初的态度并不积极，当时，他正把精力专注在《新青年》杂志“俄罗斯研究”栏目的编辑和文章的译述上。对两人南下的原委，袁振英后来在回忆中写道：“‘民九"（1920）粤军入粤，赶走了莫荣新（桂系）。孙中山先生要我担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校（广雅）校长。我因为上海的工作重要，不肯回来。后来陈炯明又要陈独秀来粤担任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职。俄国的同志也要来粤，想解决‘联孙"和‘联陈"的问题。他们都不懂广州话，要我传话，所以便一齐来到广州。”显然袁振英回到广州是要出任广东省第一中学的校长，并担任共产国际代表的翻译。陈独秀出任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同时他的另外一个使命是创建广州共产主义小组。袁振英后来也成为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但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广东省第一中学的管理上。1921年1月，袁振英正式出任广东省第一中学校长。1921年，袁振英在广东省第一中学率先实行男女同校。后来还有广州执信中学、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湖南岳云中学。继小学和大学后，女子在中等学校终于开始获得了与男子享受同等受教育的权利。去法国留学后去法国留学。1924年，袁振英从法国留学回来以后，在广东大学担任教授。北伐战争开始以后，他到武汉担任武汉中央军校教官，与恽代英等共事。袁振英与拔英、擢英兄弟3人，均为留法学生，都曾任大学教授。建国后，袁振英是广东文史馆馆员，1979年去世。1894年7月生于东莞县温塘乡。1915年6月考入北京大学西洋文学系。1918年6月，在《新青年》杂志第4卷第6号“易卜生专号”上发表著作《易卜生传》。1920年7月，在上海遇到陈独秀，帮陈独秀组建共产党组织。同年8月，参加中共发起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参与创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充当陈独秀和俄共(布)远东局代表魏金斯基的翻译，参与重建广州共产党活动，成为广州共产党组织成员之一。同年8月，公费到法国里昂中法大学读书。1979年1月，因病去世。1952年12月，经周恩来总理的介绍，一个失业两年之久的人来到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一年后，此人被调往广东省文史馆做馆员。馆员的工作虽然清淡，但却是终身制的。从失业到终身都有工作，周总理的这次介绍使这个人的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个人就是袁振英，袁崇焕的后代，东莞温塘人。周恩来为什么要给袁振英介绍工作?袁振英和周恩来是什么关系?在一份于1955年填写的《广东省文史馆工作人员登记表》中，袁振英写有自己和周恩来的关系:法国同学。袁振英的女儿袁昌淑女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听我父亲说，他在法国留学期间，收到过一份通知，是中国旅欧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的通知书，署名为周恩来。我父亲说他此前和周恩来并不认识。当时他由于很忙，后来就没有参加成立大会。”如果那时周恩来和袁振英并不相识，那么，周恩来为什么要寄一份通知给袁振英呢?关于这一点，袁振英曾对女儿说，他留学前在《新青年》上发表过多篇文章，可能周恩来看过他的文章后记住了他的名字，所以就给他寄了一份中国旅欧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的通知。主编“俄罗斯研究”专栏如果上述说法成立，那么，袁振英究竟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什么文章给周恩来留下深刻印象?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陈立平称，袁振英曾在香港读书，英文功底比较扎实，1915年秋天，袁振英考上北京大学文科学院，是该校唯一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发表译文和著作的学生，其才能得到陈独秀的赏识，这些都为袁振英后来在《新青年》上发表“红色文章”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1920年7月，袁振英来到上海，陈独秀见到他，要求他“帮忙一切”，于是他留在上海协助陈独秀，并为《劳动界》、《新青年》、《共产党》等刊物撰稿，担任《新青年》、《共产党》月刊的编辑。《新青年》从第8卷第1号起，特设“俄罗斯研究”专栏，介绍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苏维埃俄国的经验，袁振英担任这一专栏的主编。袁振英在这个专栏发表译文24篇，占到这个专栏文章总数的三分之二。当时每月袁振英只能拿到100元稿费作为工资，还要扣除膳宿费，生活比较清贫，但他坚持用笔杆宣传马列主义。事实上，《新青年》从第8卷第1号起公开宣传马列主义并不是偶然的，中共发起组成立后的主要活动之一，就是通过创办刊物宣传马列主义。陈立平在《袁振英在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的作用》一文中认为，袁振英在《新青年》“俄罗斯研究”这个“树旗帜”的专栏上传播马列主义所发挥的作用，是当时任何一个共产主义者无法相比的。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换句话说，那时的袁振英，实际上在为中共发起组工作。那么，中共发起组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呢?1958年9月5日，袁振英填写了一份干部登记表。在这张登记表里，袁振英清楚地写着“曾参加共产党小组民九”的字样。民九是指中华民国九年，也就是1920年。根据史料的记载，袁振英于1920年8月加入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于1920年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组织，历史表明，它并不是上海地方性的党组织，而是全国各地以及国外中共党组织创立的中心，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根据陈立平的研究，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先后参加中共发起组的人总共16个，袁振英是其中一位，陈独秀是这个小组的书记。1920年冬天，广东省政府聘请陈独秀和袁振英到广东教育界任职，陈独秀借机在广州宣传社会主义和发展共产党组织。当时去广州的还有共产国际的魏金斯基，他和陈独秀一样，都不懂粤语。袁振英和陈独秀既是师生，又一起共过事，而且能讲粤语和英语，所以他就成了陈独秀和魏金斯基身边的传话人，充当他们的翻译。在广州，由于陈独秀和袁振英的这种密切关系，袁振英被当时许多人称为“陈独秀的手足”。自评一生有功无过然而，就在中共一大召开前两个月，袁振英赴法国里昂大学留学。此后，他再也没有过组织生活，自动脱离了党组织。从里昂大学博士院毕业后，袁振英就回到国内，主要从事教学、编译和文史研究工作。袁昌淑女士回忆到:“解放后，我父亲失业了，没有办法维持生活，不得已于1952年给周总理写信。同年12月，我父亲被安排到广东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1953年调往广东省文史馆。”对于周恩来的帮助，在《袁振英传》中有这样一段表述:“袁振英曾经说过，周恩来知道他的为人，所以才会介绍他工作。这些都归结于周恩来惊人的记忆力和对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关怀，这也是对袁振英参与建党之功的一种补偿。”1979年1月，袁振英因病去世。在生前，他评价自己为“共产主义马前卒”，并说“我的一生对于人民是有功无过的”。

推荐一本好书：《小王子》推荐一本好书理由：这个故事很美，这个很精彩，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很多人生真谛。在暑假里我读了《小王子》的书，我被它深深地打动了，长时间地沉浸在小王子的世界里。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写了我因飞机出了故障，停在了大沙漠里，这让我遇到了小王子，故事一开始就很有趣地开场，讲述了小王子从B612号小行星来，他去了很多小行星，最后因为追求人生的真谛而在地球上消失了。我想每个人心中都有最重要的事，而且每个人最重要的事各不相同，小王子认为照顾他的花是最重要的事，国王觉得掌控宇宙是最重要的事。爱慕虚荣的人想要有许多崇拜者，追忆过去的酒鬼需要成天喝酒解闷，专心数星星的商人、埋头于书本的地理学家、点灯人都在干着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事，但是他们好像没有弄懂自己真正想要什么。让我们看来觉得他们做的事情很可笑，其实细想起来我们在生活中也会出现像他们一样的问题，也会犯一样的毛病。最后小王子驯养的狐狸用自己的言传身教告诉了小王子本质的东西是用眼睛看不见的，要用心去体会。我很喜欢小王子，因为他那么纯真、善良、敏感。他为了追求生活的真善美，不顾牺牲自己的生命。他细心地关爱他的玫瑰花，让我们记起生活中的责任，他的故事讲述了人生的哲理，告诉我们：要忠诚地对待自己最爱的东西，获得幸福是要付出代价的。朋友们当你想到了天上的五亿零一百多万颗小铃铛，是不是感到非常的幸福和快乐呢？

辜鸿铭的《中国人的精神》（《春秋大义》）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陈独秀《独秀文存》、《陈独秀文章选编》

辜鸿铭何许人也？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９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 最尊贵的中国人 ”。 辜鸿铭，(1857年7月18日－1928年4月30日)，字汤生。1857年７月18日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马来西亚的槟城州）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英国的炮舰1840年就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辜鸿铭的义父布朗先生对他说：“你可知道，你的祖国中国已被放在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到了英国，在布朗的指导下,辜鸿铭从西方最经典的文学名著入手，以最朴拙的死记硬背办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1877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后来，蔡元培去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已是声名显赫的知名人物；而40年后，当林语堂来到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著作已是学校指定的必读书了，在林语堂的《京华烟云》一书中曾提及辜鸿铭。14年的留学生活使富有天赋的少年辜鸿铭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 完成学业后,辜鸿铭听从当时在新加坡的语言大家马建忠的劝说,埋头研究中华文化,并回到祖国大陆，继续苦读中国典籍。他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二十年，主要职责是“通译”。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自号“汉滨读易者”。 辜鸿铭博通西欧诸种语言、言辞敏捷的声名很快在欧美驻华人士中传扬开来。他给祖先叩头，外国人嘲笑说：这样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饭菜了吗？辜鸿铭马上反唇相讥：你们在先人墓地摆上鲜花，他们就能闻到花的香味了吗？他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在轮船上用纯正的德语挖苦一群德国人。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想见辜。毛姆的朋友就给辜写了一封信，请他来。可是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辜来。毛姆没办法，自己找到了辜的小院。一进屋，辜就不客气地说：“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一句话，让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毛姆立时极为尴尬，不知所对。 同时作为东方文化的捍卫者，辜鸿铭的声誉也逐渐显赫起来。辜鸿铭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对学生们公开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四夷之邦。”在那样的时候，他还嘴硬，叫西方为“四夷之邦”，为此，许多人仅仅把他当成一个笑料的制造者，却忽略了他内心的痛苦，忽略了他对东方文化的积极思考，忽略了他对这片土地命运的深切关注，也忽略了他曾做出的坚定而绝望的挣扎。 自1883年在英文报纸《华北日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开始，他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里，他还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后来又翻译了《大学》。他的工作是创造性的，古老的东方理论中还加入了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在他之前，中国的古经典从来没有好的译本。 从1901至1905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1909年，英文著本《中国的牛津运动》（德文译本名《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1915年《春秋大义》（即有名的《中国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同时，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锐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义》德文版出版了，在正进行“一战”的德国引起巨大轰动。 辜鸿铭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评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他独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此外还有“灵敏”。 辜鸿铭从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凸显出中国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鸿铭写道，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辜鸿铭生活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只要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就只能是病弱的，任人宰割的。如果你是清醒的，你要抗争，就需付出分外沉痛的代价。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祖国,辜鸿铭为中华传统之断落而忧患，为炎黄文明之涂炭而忧患,他在笔记《张文襄幕府纪闻》中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自尊与忧患的深层叹息。 辜鸿铭狂放的姿态，是他带泪的表演，是以狂放来保护强烈的自尊。当时西方人见到中国街市当中，遍挂“童叟无欺”四字，常对辜说：于此四字，可见中国人心欺诈之一斑。辜顿时语塞，无以自遣。实际上，因为眼界比同时代的人要开阔许多，那种不幸辜鸿铭比任何人都体会得更清楚、更深刻。由此，他不惜用偏执的态度来表达自己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他学在西洋，却喜欢东方姑娘，尤其喜爱中国姑娘的小脚。他的夫人淑姑是小脚，他一见钟情、终身不负。民国建立后,他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用偏激的行为方式--留辫子,穿旧服,为纳妾和缠足进行头头是道的辩解,来对抗整个社会弃绝中华传统的畸形走向。辜鸿铭一生主张皇权，可他并不是遇到牌位就叩头。慈禧太后过生日，他当众脱口而出的“贺诗”是“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袁世凯死，全国举哀三天，辜鸿铭却特意请来一个戏班，在家里大开堂会，热闹了三天。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梳着小辫走进课堂，学生们一片哄堂大笑，辜平静地说：“ 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 。”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 辜鸿铭生平喜欢痛骂西方人，反以此而见重于西方人，不为别的，就为他骂得鞭辟入里，并总能骂在要穴和命门上。故很多西方人崇信辜鸿铭的学问和智慧，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 当年，辜鸿铭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的六国饭店用英文讲演“The Spirit of theChinese People”(他自译为《春秋大义》)，中国人讲演历来没有售票的先例，他却要售票，而且票价高过“四大名旦”之一的梅兰芳。听梅的京戏只要一元二角，听辜的讲演却要两元，外国人对他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辜鸿铭在西方人面前表现出来的优越感源自于他的机智与幽默。某天，辜鸿铭在他位于北京椿树胡同的私邸宴请欧美友人，点的是煤油灯，烟气呛鼻。有人说，煤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明亮，辜鸿铭笑道：“我们东方人，讲求明心见性，东方人心明，油灯自亮。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功夫。”你说这是谈佛理，谈哲学，还是故弄玄虚？反正他这一套足够唬住那些洋鬼子。 辜鸿铭辩才无双。中日甲午海战后，伊藤博文到中国漫游，在武昌时，与张之洞有过一些接触。辜鸿铭是张的幕僚，作为见面礼，他送了伊藤一本自己刚出版的《论语》英译本。伊藤早知辜氏是中国保守派中的先锋大将，便乘机调侃他道：“听说你精通西洋学术，难道还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两千多年前，却不能行于二十世纪的今天吗？”辜鸿铭见招拆招，回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纪，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伊藤听了，一时间无词以对。 在北大，受蔡元培、黄侃、洋教授的青睐，但却是西化分子的死对头。对于胡适等人的白话文运动给国人带来传统文化断层上的灾难，曾经早有预见，但最终，民国政府还是在小学课本废除了文言文，给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巨大损失。辜鸿铭，作为一个出生在马来西亚的华侨，用自己的努力捍卫着中华民族的尊严，是他，促使世界第一个孔子学院的诞生，近代中国的人物，也唯有他，是最受到世界各国学者文人的尊敬的人物，然而在他的祖国中国，却屡屡被自己的同胞和学生嘲笑唾骂误解着，我们不能不遗憾那样的时代里，我们的大多数青年的幼稚和愚蠢。 1928年4月30日，辜鸿铭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分类: 艺术 问题描述: 对于辜鸿铭我并不是很理解，一直觉得他是一个很怪僻，很孤独的人，大家怎么认为？！我想或许是不理解他才这么认为的。他起的作用无非就是把中国的古典文化翻译并传播到外国去，这种是也并不是他一个人可以做，历史上也很多人都这么做了，为什么没有他影响那么大呢？ 具体说说辜鸿铭倡导的心灵生活究竟是什么？具体说说！ 谢谢 解析: 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辜鸿铭何许人也？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他倒读英文报纸以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辜鸿铭，字汤生。1857年7月18日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英国的炮舰1840年就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辜鸿铭的义父布朗先生对他说：“你可知道，你的祖国中国已被放在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到了英国，在布朗的指导下，辜鸿铭从西方最经典的文学名著入手，以最朴拙的死记硬背办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1877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后来，蔡元培去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已是声名显赫的知名人物；而40年后，当林语堂来到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著作已是学校指定的必读书了。14年的留学生活使富有天赋的少年辜鸿铭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 完成学业后，辜鸿铭听从当时在新加坡的语言大家马建忠的劝说，埋头研究中华文化，并回到祖国大陆，继续苦读中国典籍。他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20年，主要职责是“通译”。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自号“汉滨读易者”。 辜鸿铭博通西欧诸种语言、言辞敏捷的声名很快在欧美驻华人士中传扬开来。他给祖先叩头，外国人嘲笑说：这样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饭菜了吗？辜鸿铭马上反唇相讥：你们在先人墓地摆上鲜花，他们就能闻到花的香味了吗？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想见辜。毛姆的朋友就给辜写了一封信，请他来。可是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辜来。毛姆没办法，自己找到了辜的小院。一进屋，辜就不客气地说：“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一句话，让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毛姆立时极为尴尬，不知所对。 同时作为东方文化的捍卫者，辜鸿铭的声誉也逐渐显赫起来。辜鸿铭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对学生们公开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四夷之邦。”在那样的时候，他还嘴硬，叫西方为“四夷之邦”，为此，许多人仅仅把他当成一个笑料的制造者，却忽略了他内心的痛苦，忽略了他对东方文化的积极思考，忽略了他对这片土地命运的深切关注，也忽略了他曾做出的坚定而绝望的挣扎。 自1883年在英文报纸《华北日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开始，他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几年里，他还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后来又翻译了《大学》。他的工作是创造性的，古老的东方理论中还加入了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在他之前，中国的古经典从来没有好的译本。 从1901至1905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1909年，英文著本《中国的牛津运动》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1915年《春秋大义》（即有名的《中国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同时，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锐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义》德文版出版了，在正进行“一战”的德国引起巨大轰动。 辜鸿铭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评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他独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此外还有“灵敏”。 辜鸿铭从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凸显出中国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鸿铭写道，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辜鸿铭生活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只要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就只能是病弱的，任人宰割的。如果你是清醒的，你要抗争，就需付出分外沉痛的代价。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祖国，辜鸿铭为中华传统之断落而忧患，为炎黄文明之涂炭而忧患，他在笔记《张文襄幕府纪闻》中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自尊与忧患的深层叹息。 辜鸿铭狂放的姿态，是他带泪的表演，是以狂放来保护强烈的自尊。当时西方人见到中国街市当中，遍挂“童叟无欺”四字，常对辜说：于此四字，可见中国人心欺诈之一斑。辜顿时语塞，无以自遣。实际上，因为眼界比同时代的人要开阔许多，那种不幸辜鸿铭比任何人都体会得更清楚、更深刻。由此，他不惜用偏执的态度来表达自己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他学在西洋，却喜欢东方姑娘，尤其喜爱中国姑娘的小脚。他的夫人淑姑是小脚，他一见钟情、终身不负。民国建立后，他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采用偏激的行为方式——留辫子，穿旧服，为纳妾和缠足进行头头是道的辩解，来对抗整个社会弃绝中华传统的畸形走向。辜鸿铭一生主张皇权，可他并不是遇到牌位就叩头。慈禧太后过生日，他当众脱口而出的“贺诗”是“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袁世凯死，全国举哀三天，辜鸿铭却特意请来一个戏班，在家里大开堂会，热闹了三天。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梳着小辫走进课堂，学生们一片哄堂大笑，辜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

晚清末年，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辜鸿铭何人？这是一个没在中国长大，却时刻不忘自己是中国人的中国人；这是一个接受西方教育，却热衷于推广东方文化的学者；这是一个走在时代前列，却一直留着古董辫子的老古板。 辜鸿铭可谓一代“怪杰”，他精通八九门语言，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娶在东洋，仕在北洋”。 那个年代，学界，不，是整个中国，这个东亚都弥漫着一种“西方中心论”。洋人的东西都是最好的，洋人的学说都是正确的，东方的东西都是落后的，糟粕的。可这个从小在国外长大的辜鸿铭却不是这样，精通西学的辜鸿铭，在潜心精研国学后，有了一个比较，就此产生了一个持守终生的定见。他以为儒家学说之仁义之道，可以拯救弱肉强食竞争中出现的冷酷与毁灭；他相信，正被国人摒弃的传统文化，恰是拯救世界的良方，而儒学即是这个文化精髓所在。故他不仅自己顶礼膜拜，更不遗余力推向世界，以为肩起强化中国、教化欧美的重任。他以英文发表的《中国学》，几乎就是一篇国学宣言。此后他所著述的《中国札记》、《中国的牛津运动》、《春秋大义》（即《中国人的精神》）等，所翻译的“四书”中的三书《论语》、《中庸》、《大学》等中国传统典籍，卖力向世界传播儒家学说，鼓吹东方文化，在西方引起极大反响。应该说在此之前，还没谁更系统、完整、准确地向域外有意识地传输国学典籍。 1857年7月18日，辜鸿铭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马来西亚的槟城州）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泉州府惠安县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img p="" 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 “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直到1885年，辜鸿铭第一次“回”到了中国。 在中国，有两个地方对于辜鸿铭来说是有些特殊的。一个是他的祖籍，一个就是他任教北大，生活了五年的北京。 关于辜鸿铭的祖籍，实在不是我卖关子，而是一桩悬案。关于辜鸿铭的祖籍，因一直缺乏有说服力的考证材料，往往基于猜测而莫衷一是，大致有福建漳州海澄、厦门同安、泉州惠安、泉州晋江数说。“漳州海澄”一说大概依据槟榔屿华人移民大多来自漳州海澄，如《槟榔屿华人史图录》即称槟榔屿辜氏家族来自“漳州海澄”，但并无历史文献加以证实；后三种说法——厦门同安、泉州惠安、泉州晋江——较为流行。近现代史学者黄兴涛说：“关于辜氏的祖籍是福建，这没有分歧，但在具体所属地区上则有不同说法，除了‘同安"说外，还有‘厦门"说和‘晋江"说，辜氏曾自称‘厦门辜汤生"（TomsonAmoy）。‘晋江"说最早出自王森然，见北京图书馆馆藏《辜鸿铭评传》稿本，现有关晋江人物志，也有把辜鸿铭列入的，但持‘同安"说的人较多，最早的有《清史稿》和辜氏好友罗振玉的说法，我个人认为同安说较确。”（黄兴涛《文化怪杰：辜鸿铭评传》）黄兴涛的判断是对的，但依然缺乏考证支持。 闽人历来重视家谱，但辜鸿铭家族自数代前便已迁居南洋，其家谱在福建已不传。但换一种思路，遍寻与槟榔屿早期华侨有关的中英文史料，或许可以找到一些线索。实际上，20世纪最初数年，伦敦的阿诺德·怀特和任职海峡殖民地首府新加坡的H.A.卡特怀特就一直在为包括英国海峡殖民地在内的英属马来亚编辑一部资料可靠而翔实的志书《英属马来亚志》，而负责撰写其中人物志的H.C.罗宾逊（H.C.Robinson）为马来亚雪兰莪博物馆馆长，不仅熟悉地方掌故，还热衷搜集本地望族的资料（如家谱一类）。该地方志于1908年在伦敦出版，其中人物志在“KohSeu2043angTat”下列出了槟榔屿辜氏家族四代谱系。“KohSeangTat”即辜鸿铭的堂兄辜尚达，为槟榔屿辜氏家族第四代族长，靠鸦片起家，成为槟榔屿首富和名流。 <img p="" 罗宾逊记录的槟榔屿辜氏家谱一开始就明确了这个家族的祖籍地：“来自 中国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关辜厝村 ”。 “同安关”为“同民安关”之简读。同民安关为阻隔福建南北的小盈岭的唯一关隘，向为兵家必争之地，也是从同安前往泉州府的商旅士子的必经之路。到清朝为防范“海寇”而实行“迁海令”，将沿海之民内迁数十里，小盈岭关隘更成了“断绝山海之勾连”的重地，不仅设有驿站税口，还部署了兵卒把守。 “同名安关”本为“同民安坊”，为南宋大儒朱熹任同安主簿时于小盈岭隘口修筑，作为南安同安两县界标。坊额所嵌“同民安”石匾即出自其手书。石坊于清雍正年间圮毁，至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同安马巷秀才林应龙倡议改建已颓塌之石坊为关，并撰《改建同民安坊为关劝捐序》，得到同安知县吴镛的大力支持，遂于同民安坊故址设关隘，以“卫民固圉”（吴镛《改建同民安坊为关记》）。 惠安县螺阳镇上坂村 却不是出于什么考证，2004年2月10日，辜鸿铭在台湾的堂侄——原海基会会长辜振甫的太太严倬云女士回闽寻根时，为惠安螺阳辜氏宗祠题字：脉承惠安。自此，惠安也就成了比较靠谱的那一个。去年七月，惠安县螺阳镇上坂村辜鸿铭纪念堂（即辜氏宗祠）内举办了纪念国学大师辜鸿铭诞辰 160 周年活动。 不论具体在哪里，其实于辜鸿铭本人而言并不多么重要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祖辈的迁徙难觅其究竟，所谓祖籍，也不一定就是“根”，时间长了，不过是一个乡愁时的符号。而北大，给了辜鸿铭一个乡愁的具象。 北大任教六年，辜鸿铭居住在东城区柏树胡同26号。柏树胡同26号，旧时的门牌是椿树胡同30号。据房屋档案记载，该院在胡同西段南侧凹进去的小夹道内，占地面积为130余平方米；街门面西，是一个随墙“小门楼”；院内的三间北房是起脊瓦房，一间南房是灰顶平台，建筑面积共计60平方米。20世纪80年代，柏树胡同26号与相邻的院落一起被征用，改建成王府井旅馆。 据北京晚报的一篇文章介绍,辜鸿铭的故居“在胡同西段南侧凹进去的小夹道内,占地面积为130余平方米；街门面西,是一个随墙‘小门楼"；院内的三间北房是起脊瓦房,一间南房是灰顶平台,建筑面积共计60平方米。20世纪80年代,柏树胡同26号与相邻的院落一起被征用,改建成王府井旅馆”。从24号院门进去找寻,24号楼和30号楼之间还留有一片植有草木的停车场,也不知这里是否就是辜鸿铭当年踩过的土地。现在的柏树胡同,没有柏树,更没有椿树了,倒是有不少槐树,而辜鸿铭故居连同其门牌号码也一起消失了。 <img p="" 但辜鸿铭的确是一位我们不应忘却的历史人物。查辜鸿铭的年谱,1907年他随同张之洞进京任职外务部,到后来任教北大,最后于1928年去世,期间除了在上海、青岛、日本短住外,他生命后期的20年差不多都在京居住。一些著名人物包括国际著名作家毛姆、芥川龙之介、泰戈尔,都拜访过椿树胡同(现为柏树胡同)他的“晋安寄庐”。但由于从五四运动开始,辜鸿铭作为保皇派、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被批判,其学者地位和价值长期被忽略,其故居自然难以保护留存,现在胡同铭牌上能留一名,也算是难能可贵了! 辜鸿铭的辫子是民国初年中国的一道“独特风景”。周作人在《北大感旧录》中对这道“风景”作了生动的描写：辜鸿铭“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成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说在民国十年前后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时代，马路上遇见这样一位小城市里的华装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张大了眼睛看得出神吧。尤其妙的是那包车的车夫，不知是从哪里乡下去特地找了来的，或者是徐州辫子兵的余留亦未可知，也是一个背拖大辫子的汉子，同课堂上的主人正好是一对，他在红楼的大门外坐在车兜上等着，也不失车夫队中一个特殊的人物。” 梁实秋对此描写得更生动：“先主喜征逐之乐，顾不修边幅，既垂长辫，而枣红袍与天青褂上之油腻，尤可鉴人，粲者立于其前，不须揽镜，即有顾影自怜之乐。” 有人说辜鸿铭的辫子情结代表了他的保守、顽固。这只是说出了部分道理。实际上，辜鸿铭保守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1921年，辜鸿铭对英国文学家毛姆说：“你看我留着发辫，那是一个标记。我是老大中华的末一个代表。”他把“文明的西方”称为“四夷之邦”，他的“另类形象”是对现代文明的“另类反动”。辜鸿铭说：洋人绝不会因为我们割去发辫，穿上西装，就会对我们稍加尊敬的。我们且不去评价辜鸿铭的如何“另类”，单就他的勇于抗争、勇于坚守，便是今日中国人所不及的，因为抗争和坚守在今日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文人中已经绝种了。 但他的“另类形象”为时人所不容，也遭来许多嘲弄。当年，辜鸿铭拖着辫子在北大讲课，引来学生哄堂一片。辜鸿铭却对学生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类似的话后来他在台湾也说过。在台湾讲学过程中，“当他老兴勃发时，便会叨叨不绝的谈些令人捧腹的话，衣冠很奇特，老是穿着一套蓝布长衫；戴着红顶的瓜皮帽子，还留着一条长辫，初看起来，谁相信他是一个中国留学外国的老前辈呢？他有时还痛骂着人家：‘你们以为穿着西装，留着时髦头发，便够摩登吗？"” <img p="" 辜鸿铭不仅学问超群，作为北大的教授，他的课也深受学生欢迎。辜鸿铭的教学，同样很怪。如果用今天的眼光看，他是在课堂上哗众取宠。他的古怪离奇的风格和搞笑的作派在今天肯定是不合格的教师，肯定要被“下课”的。 我们随便举几个例子：辜鸿铭在北大第一次遇到胡适，就发生了冲突。要知道，胡适是杜威的弟子，获得36个博士头衔，他的新潮思想使得年轻的留美博士一夜爆得大名，正是红得发紫的时候。可辜鸿铭与胡适一见面，劈头就问：“你是干什么的？”胡适说：“在北大教书。”辜鸿铭说：“我们是同事。”又问，“是教什么的？”胡适说：“教西洋哲学史。”辜鸿铭于是改用拉丁语和胡适说话。胡适说：“对不起，我不会拉丁语。”辜鸿铭说：“古代哲学以希腊为主，近代哲学以德国为主，胡适不懂德文，又不会拉丁文，教哲学岂不是骗小孩子？”他还批评胡适学的是美国中下层的英语。胡适挺窝火，从此，这两位大师就结下梁子了，经常打口水仗和笔墨官司。 辜鸿铭在北大上课时，总是带一童仆为他装烟倒茶。他上课是不用教材的，即使有教材，那也是摆设。因为他头脑里装的知识实在是太多了，他的思想太活跃了，死的教材怎么能让他看得上？他上第一节课，脑后拖着一根辫子，穿着脏兮兮的长衫，引来学生爆笑不止。他在第一节让学生翻开page one（第一页），一直到学期结束，他还是让学生翻开page one。他讲英国诗，海阔天空，任意驰骋，幽默诙谐，嬉笑怒骂。讲到得意处，他要么唱段小曲，要么掏出几颗花生糖果大嚼。因此，他的课总是最受欢迎。他对学生要求极严，每次上课都要先跟学生约法三章：（一）他一进教室，学生必须起立敬礼；下课后，他先离开，学生再走；（二）学生如果背不出书，不许坐，一直站到下课；（三）能够受得住约束的听课，不能的可趁早退堂。他给学生布置的英文作业，也挺绝，居然让学生用英文翻译《三字经》、《千字文》。 作为教师，他形象和作派是不合格的，但他教给学生最多的知识。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比循规蹈矩的教师，要优秀，更遑论那些照本宣科、了无思想的教师了。辜鸿铭之能够在中国大学之翘楚的北京大学当教授，自然归功于校长蔡元培。没有蔡元培，即无辜鸿铭。今日中国大学教授何其多，但大师却无一人。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缺少蔡元培式的教育家当大学校长，恐怕是重要的原因。 辜鸿铭推崇儒家学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且能言善辩，处处体现着他的机智与幽默。“他在北大教的是拉丁文等功课，不能发挥他的正统思想，他就随时随地要找机会发泄”。有一次，他在椿树胡同的家中宴请欧美友人，局促而简陋的小院已够寒酸，照明用的还是煤油灯，昏暗而又烟气呛鼻，而且，这帮欧美友人也不清楚“晋安寄庐”的真实含义。于是，就有人说:“煤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明亮。”辜鸿铭知道:“我们东方人，讲求明心见性，东方人心明，油灯自亮。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工夫。”辜鸿铭的一番高论，还真把他的欧美友人给唬住了。 如今，还有不少人会谈起辜鸿铭的小辫子和他爱小脚的奇怪癖好，却忘记了在那个礼崩乐坏，风雨飘摇的时代里，这个长相并不十分中国的固执老头对这世界发出声音，他反对崇尚利益的西方哲学，让东方文明在西方世界开花，美国当代著名汉学家艾恺在用中文写成的《文化守成主义论——反现代化思潮的剖析》一书中评价说：“在战时与战后欧洲悲观与幻灭的氛围中，与泰戈尔、冈仓等成为东方著名的圣哲者的，是辜鸿铭，不是梁漱溟或梁启超。在那时代，辜氏极受欢迎，他的书是欧洲大学哲学课程所必读，译成了多种欧洲语言。西方多位哲学家引用其书为重要权威；西方客人竞相走访，敬聆教诲。” 如今想想，只剩下疏狂之举被后人铭记的辜鸿铭，何尝不悲哀呢？如果说常人的乡愁是一个具象，那辜鸿铭的乡愁，大概是一个叫“中国”的理想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