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他们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最重要的思想武器.“西方马克思主义”正是通过对当代资本主义异化现象的揭露和对异化新特点的分析,得出当代资本主义是一个不合理的、畸型的、病态的社会的结论的.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异化理论作实事求是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学说的基本性质.
一
异化本属哲学范畴,最早将异化概念引入社会政治学说中,作为考察社会政治问题“概念工具”的是卢卡奇.早在20年代,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就已通过对物化与商品生产内在联系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必然性.他认为,物化是商品社会固有的现象,它必然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而发展；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正是一个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社会,商品交换的原则成为社会活动的最基本原则,一切社会关系,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披上了“物—物”关系的外衣.因此,商品交换以及由此产生的物化,便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异化成了描述当代资本主义的“普遍的社会存在范畴”.卢卡奇还分析了物化在主、客观两方面的表现形式.从客观方面看,物化表现为：一个充满客体的世界拔地而起,控制这些客体的规律虽然正逐渐被人们所认识,但人们仍将它视为与自己力量相对立的异在的隐蔽的力量.尽管人们能掌握其规律,但却无法通过自己的活动来改变这一客观的过程.从主观方面看,在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地方,一个人的活动成了与他自己相疏远的东西,这种活动变成了附属于社会自然规律的人类以外的客观商品,人的活动是按消费品那样独立于人的方式进行的.总之,卢卡奇指出：“物化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一个人所面临的必然的直接的现实性.”[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从50年代开始,资本主义进入一个相对的稳定发展时期,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各西方国家普遍推行了福利国家政策,人民生活水平也有较大提高.面对这种情况,有些西方学者（如自由主义者、民主社会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进入了第二个“黄金时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是一个合情、合理的社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则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并没有消除异化现象,反而深化、扩大了异化.
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不仅马克思所描述的那几种异化形式仍然存在并继续发展着,而且伴随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又产生出许多新的异化形式；异化不仅表现在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之间、社会与个人之间、人的理性与本能之间、意识与无意识之间,而且还表现在人们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之中.在列斐伏尔看来,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尤如一张巨大无比的网,笼罩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任何人都无法逃避：“异化就这样扩展到全部生活,任何个人都无法摆脱这种异化.当他力图摆脱这种异化的时候,他就自我孤立起来,这正是异化的尖锐形式.”[②]
另一个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萨特则干脆宣称,异化是现代人无法摆脱的命运.他认为,任何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无法逃脱“他人目光”的注视而不得不“自我欺骗”,这就是异化的最普遍形式,所以萨特称异化是人类一种无法克服的“本体论形象”.
60年代,卢卡奇在《社会存在本体论》一书中重申了他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必然性的观点.他引述了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中关于人的存在的双重性的一段话：“在政治国家真正发达的地方,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前一种是政治共同体中的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把自己看做社会存在物；后一种是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别人看做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成为外力随意摆布的玩物.”[③]卢卡奇认为,马克思所说的人的这种双重性,正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特性必然使市民及其理论成为资本无限统治的工具,从而导致人的全面异化.卢卡奇写道：“资本主义的这一特性必然导致人同自身的全面异化.”“资产阶级的纯经济越发展,异化就在资产阶级中不断加深,这是不言而喻的.实利主义的资产阶级越是强烈地力图在全部生活环节上得到承认,超越市民理想,异化就越深刻.”[④]
根据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必然性、普遍性的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断然否认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性.他们认为,一个合理社会的标志,不仅仅是一个物质丰裕、生活舒适的社会,更主要的应是一个能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有助于人的个性的全面发挥的社会.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恰恰相反,它导致人格的扭曲、人性的丧失,因而是一个畸型的、病态的社会.他们使用了许多概念来说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性质,如“不健全的社会”（弗洛姆）、“患了社会健忘症的社会”（拉塞尔·雅各比）、“总体异化的社会”（列斐伏尔）、“单面性的社会”、“病态社会”（马尔库塞）等.用马尔库塞的话来说：“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和关系（它的结构）所具有的特点,使得它不能使用现有的物质手段和精神手段使人的存在（人性）充分地发挥出来,这时,这个社会就是有病的.”[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正是这样的一个病态社会.
二
“西方马克思主义”不仅肯定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仍然是一个异化的、病态的社会,指出了异化与资本主义的必然联系,而且着力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异化所具有的新特点.
第一,当代异化对人造成的结果,主要是一种心灵的折磨、精神的痛苦.“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如果说,在马克思的时代,异化主要表现为劳动异化,异化对工人所造成的结果,主要是肉体上的痛苦（如物质生活的贫困、高强度的体力劳动等）,那么,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对人所造成的结果,则主要是心灵的折磨、精神上的痛苦.马尔库塞认为,当代西方社会的确是一个“富裕社会”,不仅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者资本家过着奢侈的生活,而且社会各阶层的物质需求也能够得到基本满足.但是,马尔库塞认为,这种状况并没有给西方人带来真正的幸福,相反,这种丰裕的物质生活是与巨大的精神痛苦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因为,其一,人们承受着“多余压抑”所带来的额外的紧张和负担.这种多余的压抑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使人无时无刻不感到巨大的精神压力.其二,人与物的关系被完全颠倒,人甚至已沦为物（商品）的奴隶.在当代,由于人们把社会所强加的“虚假需求”当作自己的真正需求,拼命把追求外在的物质享受、占有更多的消费品当作自己生活的全部内容,这样,物与人的关系就被完全颠倒了,人成为商品的奴隶,因而感到精神更加痛苦.其三,人彻底丧失了自我,成了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伴随当代资本主义“一体化”过程,人丧失了自己的个性,失去了自己真正的自我,成了一具只有躯壳、没有灵魂的东西,这也必然导致人的巨大的精神痛苦.这种精神痛苦,比因物质匮乏、异化劳动所导致的肉体痛苦,更加深重,更加强烈.如果说,肉体的痛苦还有望得到解除的话,那么,这种精神痛苦则已“病入膏肓”,无法解除,这正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一个本质特征.
第二,当代异化正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新的控制手段.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如果说,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控制主要地是强制的形式（如政治专制、暴力镇压以及饥饿等）,而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统治者的控制形式有了明显的变化,传统的强制形式已退为次要,异化则成为主要的、更加有效的控制手段.现在,统治者巧妙地利用、甚至制造各种异化的形式,借助科学技术,对人的心理系统进行操纵和控制.这种控制通过两个途径进行：一是通过社会生产的自动化,使每个人都屈服于技术分工,社会中的每个个体都像零件一样被结合到社会这部大机器中,任何人都无法摆脱这种“零件”的命运.二是制造“虚假的需求”,并借助各种广告媒体、社会催眠术等手段,强迫人们去接受,把“社会的需求和政治的需要必须变为个人的本能的需要”[⑥],而一旦人们接受了这种“虚假的需要”并改变了自己的专能结构,人们也就“不自觉地和自觉地接受和屈从于制度的控制和操纵”[⑦]了.因此,异化成了更加有效的控制手段.
第三,当代异化具有“总体性”的特征,已发展成为一种“总体异化”.“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在19世纪,异化主要存在于劳动生产领域,所以马克思对异化的分析和揭露,也主要局限在劳动生产方面.而在当代,异化已超出劳动生产领域,扩展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异化的受害者,也不仅仅是无产阶级,还包括资本家、官僚、经理、职员以至普通居民.弗洛姆在《健全的社会》中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各阶层都饱受异化之苦.例如,工人仍然是受异化之苦最深重的阶层,他的人性被严重扭曲,创造性被完全窒息,在科学管理的幌子下,工人甚至被剥夺了自由思想和活动的权利,工人在现代社会的地位不过是一个被动的零件,一个“机器原子”.作为工人之对立面的资本家,情况也好不了多少,“资本家作为人,他是除了金钱以外别的什么都没有的人”.经理们的状况又如何呢?弗洛姆断言,“经理的作用也是一种异化”[⑧],他们是“既无爱也无恨完全无人格”[⑨]的机器零件,“是这一非人格机器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同雇员进行个人接触的人”[⑩].至于行政部门,从行政官吏到普通职员,“在今天的异化程度,甚至超过熟练的手工劳动者的异化程度”.而就整个人类而言,“在今天,全人类都成了它自己创造出的核武器的囚犯,成了同样是它自己创造出的政治制度的囚犯”[①①].
总之,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异化所具有的这些特点,是马克思生活时代所不具有的,因此认为,马克思所创立的劳动异化理论,已不足以分析和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这就为他们“修正”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提出种种异化理论,作了理论的铺垫.
三
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如此普遍,如此深刻,那么原因究竟何在?对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探讨,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
（1）科学技术是产生异化的万恶之源.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和“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看来,科学技术是异化之源,主要理由是：第一,科学技术的发达,提高了生产劳动中的机械化、自动化程度,从而也增强了工人劳动的“破碎化”,使工人服从于片面的劳动分工,这是劳动异化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也使工人更依附于生产过程,从而更失去自己的独立性、自主性.第二,科学技术创造了一个富裕的社会,人们的物质匮乏消失了,人的需要得到满足了,但与此同时人也失去了反抗的权利,失去了说“不”的理由,成了现存社会制度的驯服工具,导致“没有反对派”的异化政治.第三,科学技术被利用,并已成为制造“虚假需求”的重要工具.异化作为一种新的控制手段,是通过制造“虚假需求”而实现其对人的本能和需要的操纵的.而在此过程中,科技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正是它提供了几乎是“无限”的生产能力,以满足人们的几乎是难填的“欲壑”.也正是借助各种新奇的技术手段（电视、声色广告等）,才能使人在无意识中将虚假需要变为自己的需要.第四,科学技术又使得人的异化、人的不自由成为“合理”,即将异化“合理化”.哈贝马斯就说过：“在这个世界上,技术也使人的不自由变得非常合理,并证明技术使人不可能成为自主的,不可能决定自己的生活.”[①②]
（2）匮乏是产生异化的根本原因.“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萨特认为,人类社会存在所面临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匮乏,匮乏指人类生存所需要的物质资料缺乏,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匮乏决定了异化的不可避免性,是产生各种异化的基础.萨特多次谈到这个问题,他说：“正是在人同人的、通过物的中介的,以及在人同物的、通过人的中介的具体而综合的关系中,我们能发现一切可能的异化的基础.”[①③]“物质匮乏是过去和现在人们之间对抗的根源.”[①④]萨特从人与物、人与人的关系两个方面,分析了物质匮乏是如何产生异化的.从人与物（自然界）的关系来看,人为了克服匮乏,便必须劳动（实践）.这样,一方面,人通过劳动（实践）赋予物质存在以意义,使之适应人的需要,这是“外在性的内在化”.另一方面,物质存在也要求人完全适应它所指示和需要的处理方法,这是“内在性的外在化”.在这个双向过程中,人必然被染上物的惰性而失去自由的自发性,人类劳动也就成为惰性的,萨特称之为“实践—惰性”.这种“实践—惰性”使人与物的关系颠倒过来,人类劳动的对象反客为主,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统治着人,这就产生了人与物关系的异化.从人与人的关系来看,也正是因为匮乏,一个人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其他所有人的威胁.人为了生存,就必须消费,当一个消费掉某物,便意味着所有其他人不可能再消费该物了.这样.人的存在这一事实,对其他所有人来说便是一种“经常危险”,人对其他所有人来说都是“非人的人”.
（3）“生存两歧”是产生异化的根本原因.这种观点的代表是弗洛姆.弗洛姆认为,自19世纪初以来,人们已经注意到人的异化这一事实,各种学说、各派思想家已开始努力寻找产生异化之源.在19世纪初,人们倾向于从政治方面去寻找,把缺乏政治自由看作异化之源；19世纪中叶的社会主义者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者则强调经济因素的重要性,认为异化产生于人被当作剥削和利用的对象；一些人道主义者如托尔斯泰、布克哈特则把人们精神贫乏、道德低下视为异化之因；20世纪的弗洛伊德独辟蹊径,从人的本能冲动受压抑这一事实找到了异化之因.在弗洛姆看来,这些见解均有一些合理性,但又都失于偏颇,“这种只分析一方面而又排除其他方面的解释是不可靠的,也是不足取的.”[①⑤]那么,产生异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弗洛姆认为是人的“生存两歧”.所谓“生存两歧”,指的是人的生存所面临的深刻矛盾,弗洛姆认为,人的生存本身就包含了一系列深刻的矛盾,其中生与死的矛盾是最基本的矛盾（即两歧）,它引发了其他“两歧”,如无限思维能力与有限生命的两歧,无限发展潜能与有限的实现能力的两歧,等等,这一系列“两歧”使人总是“处在永恒的、不可避免的矛盾状况中”.[①⑥]由于这些“两歧”根植于人的生存之中,人是无法消除的,但人却试图以各种方式反抗它,这就出现了异化.弗洛姆认为,从最初形态看,异化是一种为反抗“生存两歧”而产生的一种变了样的心理体验：“异化是一种体验椊式,在这种体验中,个人感到自己是陌生的人,或者说,个人在这个体验中变得使自己疏远起来.他感觉不到自己就是他个人世界的中心,就是自己行动的创造者——他只觉得自己的行动及其结果成了他的主人,他只能服从甚至崇拜它们.”[①⑦]
四
应当怎样评价上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呢?
首先,“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异化特性的确定是正确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加之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运用国家干预手段,推行福利政策,就使得西方社会经济有了较迅速的发展,国内阶级矛盾有所缓和,西方社会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但“西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表面现象所迷惑,而能够透过繁荣、丰裕、富足的表面现象,看到它本质上的不合理性.与某些自由主义者、民主社会主义者的观点——他们抓住福利国家给人民带来的某些实惠而为资本主义大唱颂歌,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说成是尽善尽美的“人间天堂”,是一个“理性化的社会”、“人道化的社会”,甚至冠之以“人民资本主义”的桂冠——相比,“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见解无疑是合理的、进步的.尤其是马尔库塞的“病态社会”论,可以说是入木三分,相当深刻.某些资本主义的批判者,虽然也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异化现象,看到其种种弊端,但往往把这些弊端归于资本主义功能不健全,纯属“异常情况”；换言之,在他们看来,只要适当调整,使资本主义机器恢复正常运转,便足以消除这些弊病.马尔库塞恰恰相反,他把资本主义产生的这些弊病,视为其社会功能正常的表现,是一种“正常情况；并认为,资本主义机器运转越正常,其“病症”就越重.这一观点,对于对资本主义制度抱有幻想的人,确实可能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
其次,“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异化新特点的分析,也有一定深度.异化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必然现象,必然会伴随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异化也必然具有不同的特征,不了解这些新特征,也就不可能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有全面的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分析的这几个新特征,还是比较符合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他们承认,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人民的生活和劳动状况已大有改观,异化造成的恶果,主要地已不是肉体上的物质上的痛苦,而主要是心灵上、精神上的痛苦.这相对于以前我们单纯从“饥寒交迫”、“水深火热”的角度来认识、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显然更具说服力.尤其是他们注意到,在当代,借助科学技术的“中介”,异化已成为统治阶级的一种新的控制手段,这就不仅仅把异化看作一种必然的、自发的现象,而且把它看作一种社会的、人为的现象了；他们认识到在当代西方社会,异化现象之所以扩大、深化,与统治阶级的推波助澜是分不开的.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西方马克思主遗”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象批判的局限性.首先,“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论述当代异化现象时,往往把它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社会联系在一起,与工业社会联系在一起,甚至把它与科学技术、人的理性联系在一起,这就存在着将异化永恒化、本体化的趋势,必然得出当代资本主义制度消灭以后,社会主义社会也仍然存在着异化,社会主义也同样是一个畸形、病态社会的结论.东欧的一些“新马克思主义者”,正是沿着这一思路,提出“社会主义异化论”的,这显然混淆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是我们不能同意的.
其次,“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异化的认识,除了将之“永恒化”外,还存在着将之“泛化”的趋势,即将资本主义的各种弊病、各种社会问题,都归结为异化,通通贴上异化标签.最明显的是萨特,他将人类在改造物质世界的实践活动中,与客观事物所发生的关系,也看作是一种异化关系（即所谓的“实践—惰性”）,至于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萨特看来,更是无时无处不存在异化关系（即所谓“他人目光”、“自我欺骗”）.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都有这种“泛化”异化的倾向.我们认为,这种将异化“泛化”的做法,无助于正确认识异化,更无助于寻找正确的消除异化的途径.后面我们将会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异化和人道主义理论的许多误区,都与这种“泛化”的做法有关.
最后,如果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揭露、批判当代资本主义异化现象时,表现出一定的革命性的话,那么,当他们进一步分析产生异化的根源时,却陷入误区.他们脱离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抽象地谈论异化,并错误地把产生异化的原因归纳为科学技术进步、物质资料匮乏、人类生存状态等,这就如同医生看病时,病症说对了,病根却找错了,当然也就开不出对症的药方.这不仅把他们异化理论的革命性抵消了,而且在客观上起到了为资本主义制度开脱罪责的作用.因此,尽管他们提出了许多异化理论,涉及政治、经济、消费、社会关系、日常生活诸领域,但总给人以隔靴搔痒、没有击中要害之感,无法为人们指出一条正确的消除异化之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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