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三国人物，如刘关张、曹操、孙权等谁的年龄大一些呢？

指的是清朝末年八国联军侵华的事件。清朝末期，由于列强欺凌过甚，激起中国百姓普遍的愤恨，造成义和团的兴起，以“扶清灭洋”为号召，拔电杆、毁铁路、烧教堂、杀洋人和教民。清政府听信义和团能够刀枪不入，杀光洋人，便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二十五日对八国宣战。为扑灭义和团的反帝斗争，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英、美、法、俄、德、日、意、奥八国组成的侵略联军，于1900年6月，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从天津租界出发，向北京进犯。最后导致中国陷入空前灾难，险遭瓜分。1900年，是中国农历庚子年，这场100多年前爆发的动荡也被中国人称为“庚子国变”、“庚子国难”。扩展资料：侵略者的暴行：八国联军一进北京城，就疯狂地烧杀抢掠。凡是义和团设过坛的房屋，都被焚毁。侵略军还到处屠杀中国人民，见人就开枪，以致“死尸遍地，腐烂熏蒸惨难寓目。”侵略军公开准许军队抢劫三天，而实际上直到其撤离之日，可耻的侵略者从未停止过抢劫。大量历史文物惨遭毁坏和掠夺。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几乎全部散失，其它经史子集等珍本图书，一共损失4.6万多册。经过这次洗劫，中国“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国宝奇珍，扫地遂尽。”沙俄侵略军在这次洗劫中特别凶暴残忍，皇宫中凡是拿得走的贵重物品，一概拿走，凡是拿不走的便一概打碎，据估计，八国联军所掠夺的财物总价值不少于数十亿两白银。继对北京的疯狂洗劫后，帝国主义列强又强迫清政府于1901年9月7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庚子国变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1900年8月14日 八国联军侵占北京

庚子事变指：义和团运动。义和团，又称义和拳。义和团运动又称“庚子事变”，是19世纪末中国发生的一场以“扶清灭洋”为口号，针对西方在华人士包括在华传教士及中国基督徒所进行大规模群众暴力运动。庚子战争指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火烧圆明园，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西逃签订《辛丑条约》那年称庚子国难1900年，是中国农历庚子年，这一年夏天，中国与当时世界上八个主要强国之间爆发了一场战争。这场100多年前爆发的动荡也被中国人称为“庚子国变”。在义和团运动中，起到了一定的打击帝国主义列强的作用，一定程度促进了中国人民群众的觉醒。但是由于具有笼统排外色彩和愚昧与残暴，也使得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较差。义和团运动是在19世纪末由义和团发动，主要发生在华北地区，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广泛参与的民乱运动。因清廷与外国联军的联合绞杀，义和团最后失败。这次事件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中国史学家又把这次事件称为“庚子国变”或“八国联军之役”，也有人称其为“拳乱”。部分西方国家也使用“拳乱”的名称（Boxer Rebellion）。日本则有人称为“北清事变”。

1900年是中国的庚子年鼠年。立春过后，在山东的直隶（今河北)成千上万的，练义和拳并号称义和团的农民。他们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帜，喊着要“扶清灭洋”的口号。纵火烧毁了教堂和信教教徒的房屋。很快暴行升级为随意杀人风靡全国。光是山西就有2000多名天主教神职人员及信徒被杀，而且是被杀于山西巡抚衙门的大门前。这些暴行清朝政府没有及时的制止，反而是六月份得到慈禧太后允许，义和团进驻北京。义和团进京后十分威猛，先于清军进攻天津，先后焚毁了比利时，荷兰，西班牙的使馆。使馆没了，就剩下了日，俄，英，美，法，德，奥，意，八个国家。不久，八个国家组成了联合部队。即我们说的“八国联军”对华开战。据史书记载，1900年8月4号。“八国联军”总共出兵两万人。其中日本8000人 俄国4800人 英国3000人 美国2100人 法国800了 德国200人 奥匈帝国58人 意大利53人 历史上的八国联军其实不是八国是九国联军，在英国的军队里，有400人是中国人，他们的团队叫华勇营。 就是这些中国人，英勇善战战后英国政府在山东威海还给阵亡的中国士兵竖了一块碑。中英双语，云头龙纹。 英国政府为华勇营战死的中国人立的碑，和被义和团杀了的德国公使克林德建的牌坊一模一样。 （克林德的牌坊是辛丑条约中外国要求满清政府建立的)。 不可谓不是对中国的一种羞辱。 义和团根本就不是“刀枪不入”、“枪炮不伤”，在八国联军的大炮下，义和团很快失败，慈禧带着皇帝仓皇逃到了西安。这场战争最后以由慈禧太后签下“罪己诏”也就是检讨书，与签订《辛丑条约》，赔偿人家白银结束。我们的教科书里对义和团的定义是晚清时期民间团体组织。 关于义和团是民间自发的还是官方怂恿的。他们的成因我们不做分析，那是历史学家的事。但是义和团当时的口号是“扶清灭洋”毋庸置疑。 当时义和团得到了清政府的扶持，也是不争的事实。 义和团强烈的朴素的所谓的“爱国主义”发展成为民粹暴力运动，和二战时的德国纳粹何其相似！ 对一切外来的先进进行排斥，拆毁电灯，毁坏铁路。义和团运动是引发“八国联军”侵华的重要因素之一。八国联军，我们就按教科书说的，叫八国联军吧。 可签订条约的共11个国家，还有西班牙荷兰比利时。 1899年初，毓贤任山东巡抚。这位花钱买下官的巡抚大人。 就是在山东把事情搞砸了，1900年（庚子年）平调到山西做巡抚的那位毓贤大人。 像毓贤这样昏庸无能的领导。把山东搞了个乱七八糟，异地做官又到山西。 来了山西就首先上奏清廷反对修建正太铁路。 就是人常说的；你无能不可怕，可怕的是无能还是领导。 可以想象，国家用这样的人会有什么后果？ 《庚子事变》后据教会人士统计，共有241名外国人（其中天主教传教士53人，新教传教士及其子女共188人，其中儿童53人) 2万多名中国基督教徒（天主教18000人新教5000人)在1900年夏天庚子之乱中被惨遭屠杀。 在我们的教育中，义和团是代表正义，抵抗外国的侵略，事实上是不折不扣的祸国殃民，他们受到满清政府的支持，滥杀无辜给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给国家造成巨大的损失，导致八国联军的入侵，最后又被清政府和洋人联手剿灭。下场不可谓不悲哀！ 令人不解的是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是反动腐朽买国的清政府，义和团却赋予反对封建反对帝国主义的正义行动！ 庚子年正月十六

2020年是农历庚子年，在过去的大半年里，人们经历着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除了新冠肺炎疫情，我们还见证了非洲蝗灾、澳洲大火、奥运会延期、美股四次熔断，世界经济在疫情阴霾下遭遇严重衰退。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大众心理，加剧了社会的焦虑情绪，同时也唤起了人们对于历史上与庚子年相关的记忆。例如清道光庚子年（1840）的鸦片战争、清光绪庚子年（1900）的庚子事变及20世纪50、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的农历庚子年，即1960年。于是有关“庚子多灾”之类的言论在网上广为传播。然而，庚子年在历史上真的如此多灾多难吗？如果我们再从1840年往前追溯两个庚子年，也就是1780年（清乾隆四十五年）和1720年（清康熙五十九年），当时正处“康乾盛世”，并没有“大灾”“大疫”发生。再往前追溯，1660年为清顺治十七年，1600年为明万历二十八年，也都没有出现全国性的灾难。那么，“庚子多灾”的预言是怎样形成的？这就需要先了解我国古代的纪年法。在近代引入公元纪年之前，我国古人习惯以干支纪年，并以“六十甲子”为一个周期循环，庚子年在其中位列第37，其中“庚”为十天干之一，“子”为十二地支之一。此外，干支还曾与五行等概念相结合，被用来预测吉凶、占知未来等， 在当时人的观念中，干支在不同场合、不同月份所对应的吉凶情况各有不同，但其本身并无吉凶的意涵，有类于流传至今的“黄历”，每日宜忌各不相同，是古代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用干支来纪年的方式则大约始于西汉时期。到东汉以后，干支纪年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基于这些理论，此后一批预测干支年运势的民间图书应运而生。如相传为唐代袁天罡、李淳风所作《推背图》，其中言及庚子年有谶语曰：“汉水茫茫，不统继统；南北不分，和衷和共。”颂曰：“水清终有竭，倒戈逢八月。海内竟无王，半凶还半吉。”展现出“半凶半吉”之象，明清之际的金圣叹在此批注道：“此象虽有元首出现，而一时未易平治，亦一乱也。”指出庚子年可能存在不祥的征兆。而明代万民英所作《三命通会》论及干支生死属性时说“庚金生于巳而死于子”，指出庚金发展到“子”的状态趋于衰落，这就是所谓“金沉水底”。形成于清代的谶书《地母经》，更是从农事的角度直言“庚子”将有大灾，其云“太岁庚子年，人民多暴卒。春夏水淹流，秋冬频饥渴。”描绘了农桑荒废、饿殍遍野的悲惨景象。凡此种种，都成为“庚子大坎”之类说法的某种历史渊源。除了以上几种“庚子多灾”的预言，我们同时也能看到“庚子无灾”的说法。《吴医汇讲》刊刻于清乾隆年间，被认为是我国期刊出版物的雏形，其中收录有唐立三所作《申明三年中气候相乖化疫之说》一文，文中认为疫病“每发于阳年”（指干支中带有甲丙戊庚壬、子寅辰午申戌的年份），但庚子、庚午、庚寅、庚申、戊辰、戊戌这六年除外。不论是“庚子多灾”还是“庚子无灾”的说法，实际上都体现了我国传统社会民众的认识，所预言的灾荒、兵祸是当时最为恐惧的景象，而预言的广泛传播，反映出百姓渴望掌握可能发生灾祸的信息，以期及时躲避求生的心态。对古代统治者来说也是一种警醒、警示，意在敦促其及时关注民生，安抚百姓。“庚子”蕴藏了哪些集体记忆？1900年是庚子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导致中国陷入空前灾难，陷遭列强瓜分，而9.8亿两白银的“庚子赔款”更是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庚子”成为中国人心目中具有标志性的历史符号，并影响至今。相较而言，同为庚子年的1840年也极为重要。这一年，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战败，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由于林则徐“虎门销烟”是这场战争的导火索，因此不论是时人议论还是后世著作的叙述，大多都选择使用“鸦片战争”“鸦片之战”“鸦片肇衅”等表述，强调战争的诱因鸦片，而并未将该年的干支“庚子”与时局作特别的联想。1960年的庚子年就更是如此。新中国实行公元纪年，干支纪年彻底退出了官方话语体系，因此在提及“三年困难时期”里的1960年时，也并未使用“庚子”之类的表述。在近代以来各种形式的历史叙述当中，“庚子”成为1900年前后一系列事件的总称，与“国难”“赔款”等名词连称并举。尤其在我国当代中学乃至大学的历史教育教学当中，深刻影响中国历史进程并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灾难的重大事件如八国联军侵华和《辛丑条约》签订，都发生1900庚子年前后，这无疑强化了与“庚子”相关的沉痛历史记忆。以上种种，都促使我国民众对“庚子”形成符号化的联想，也塑造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关于“庚子年”的集体记忆。2020庚子年，新冠疫情发生、南方洪涝灾害侵袭，“庚子”与“灾难”再次相遇，自然激发了民众关于庚子年的伤痛记忆。在追溯之下，1840、1900、1960等年的历史记忆又被发掘出来，“庚子多灾”之说重新被提起，这实际上是某种不安和焦虑情绪的集中反映。那我们该如何理性认识“庚子预言”？“庚子”作为干支纪年之一，随着历史的发展也被赋予了相关的种种民间传说和习俗。当代国人对于“庚子”及“庚子年”有着双重印象，一方面是民间社会根据我国传统干支、五行理论而推断出“庚子大坎”的说法；另一方面则是受到近代历史教育后产生的屈辱历史记忆。加之“子”为十二地支之魁，“子鼠”更是民间熟知的十二生肖之首，象征新一轮更替的开始，故而此年发生的事件似乎更容易引人关注。而“庚子有灾”的讨论，甚至由于2008年（戊子年）出现南方雪灾、汶川大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衍生出“鼠年多灾”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人们的精神焦虑、不安和混乱。从客观上来讲，由“庚子”引发的一系列讨论都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意蕴，我们对此应该持有理性的认识。就传统社会的“庚子预言”来看，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而这种忧患意识又促使人们保持清醒和理性，能够不畏艰难、自强不息、勇往直前。而各种自然灾害的存在、发展、消退也都是某种客观规律的反映。遭遇这些困苦和磨难，我们所能做的唯有勇于面对，积极应对，有效防范，奋力抗击。

不光现代国家，任何人类文明的组织成立之前必定要与其组织成员有契约。而古代封建中央政府的核心内容有包涵治理，维持社会的稳定的责任与义务，而这次事件居然是以政府名义下对于社会秩序的严重冲击，导致其存在正当性已经失去威信。在该次动乱之后，就发生了南方诸省东南联合自保声明，从根本上其实已经丧失了对方的管理制约。

因为回忆过去庚子年发生过的事，都感觉在庚子年都会发生很多重大事件，比如1900年的时候我们中国遇到了国难，八国联军来侵略我们国家；1960年的时候全国遭受了各种自然灾害，持续了三年之久；再到现在的2020年，开年就发生了很多不好的事情...久而久之，很多人都会对庚子年产生一个很不好的印象，感觉这一年里必定会发生很多不好的事情，其实这个说法兵不正确，我们现在所遭遇到的事情只不过是恰巧在这一年里碰到了而已，那除开这一年里遇到这些不好的事情，我们之前的生活里也发生过很多不好的事情，把我们人类犯的错归结到庚子年上...未免也太过于牵强了。所谓的庚子年就是60年为一个周期，每过60年都会遇到很多不好的事情，给人留下了一个固有印象，实际上这种事情没有科学佐证的。我们并不能把今年发生的所有不好的事情都归到庚子年身上呀，该发生的还是会发生，与其怪这怪那的还不如说是我们人类自己导致了这样的事情发生。我还记得在2012年的时候不是还流传着世界末日吗？可那也只不过是传来传去吓唬人的事情，现在都2020年了，2012年的世界末日发生了吗？并没有呀。说到底还是我们为自己找借口罢了，这种预言非常不可信，我们也是在找一个能够背锅的理由。我们民间总是会有一些人以鬼怪啊、传说啊这些事来以讹传讹，确实，有些事情是没有办法用科学去说明的，但也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玄乎呀。发生了不好的事，我们要做的是解决问题，而不是去猜想奇奇怪怪的原因来找理由。2020年的开头确实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年，但大概是为了要给我们开拓一个美好的未来，先把所有的困难交给我们解决吧。未来一定会越来越美好的，我们只需要在这个时候做好自己该做的事，那就是最大的贡献了。

庚子之乱后，慈禧从西安回銮北京，一路上，慈禧的太监把沿途的县令打了个遍，而且好多县令逃跑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来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一下。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城后，两广总督李鸿章被任命为全权大臣，负责料理北京事务。当时，慈禧已经扮为民妇一路狂奔，西逃到了西安。她给李鸿章的指示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意思是，不管什么代价，反正只要能让洋人高兴，不找我麻烦就行了。历经半年磋商后，李鸿章委曲求全地和洋人签下了《辛丑条约》，同意赔款4亿5千万两白银，洋人这才心满意足地撤出了北京城。事儿平了，慈禧却迟迟不动身回京，直到大臣们不断来“恭请两宫回銮”，并一再保证洋人全无恶意后，慈禧这才让手下人收拾行李回京。慈禧是个讲排场好奢华的人。当初西逃的时候，慈禧身边只有十几个太监随扈，一路上舟车劳顿，实在是狼狈。在慈禧看来，这无疑有损大清的威严。所以慈禧要在起驾回銮的时候把这份威严找补回来，因为现在她又是大清国的掌权人了。当然，在慈禧避祸西安的这些日子，陆陆续续又有一些从宫里逃出来的太监找来了，等慈禧回銮时，身边已云集着上千个太监。这些太监眼见慈禧重掌政权，四面八方的官员不断带着贵重的礼品来巴结。他们思谋着给这些官员使绊子，不让他们的礼品顺利送到慈禧手中，并从中捞好处。现在慈禧回銮，这些贪得无厌的太监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发财的机会。慈禧进入潼关，这也是慈禧离开西安后返京的第一站。她发现潼关县令竟不来接驾，以致连两宫车马食宿都有了问题。慈禧很不高兴，随扈太监赶紧对她说：“此间办差，一物未备，县令亦未在此伺候，请太后示下。”慈禧一查，潼关县令叫夏良才。其实。夏良才早先就提前预备下了慈禧一行人的吃喝用度及住宿，但由于打前阵的太监找他索要银两太多，他没有给。结果太监们就把他准备的一应饮食物品砸了个稀烂。夏良才眼见不能交差，又怕被太监们毒打，索性躲到乡下去避祸。按说太监竟敢打朝廷命官，这肯定要脑袋搬家，但慈禧却不以为意，反以“办事不当，贻误要差”的罪名把夏良才拘捕入狱。有了前车之鉴，后面的官员自然不敢怠慢这些太监，再说有的官员也希望能借这些太监之口，为他们在慈禧面前美言几句。因此一路上，凡是过州过县，官员们不光要准备好慈禧一行人的吃喝住行，还要给先行而来的太监打点上千两白银。并且越往前走，地方官员打点的越多。沿着黄河到了河南洛阳的一个小县城时。由于当地县令打点的银子不多，太监们很不满意，于是就非说县令准备的木炭不符宫里的尺寸，硬是生生给打了回去。县令没办法，只好东筹西借，又送了不少银子给太监才了事。当时，有外国的记者听说了这些事情，曾撰文刊登于《中外日报》上。说有百来个太监途经河南阌县，由于县令没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便挑剔车马太过简陋。县令争辩了一两句，竟被他们殴打致伤。虽说太监殴打官员的事情只是零星记载，但上梁不正下梁歪，从潼县县令夏良才开始，慈禧就很纵容太监的所作所为，可想而知，在慈禧的眼里，把她侍候舒服了的太监们是她的奴才，那些沿途的朝廷命官们如果没让她吃得开心，住得舒服，那在她眼里的价值，当然就不如做奴才的太监了。（参考史料：《庚子拳变始末记》）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因“庚子之乱”，北京贡院被焚，全国的会试改在开封的河南贡院举行，全国各地应考士子1万多人云集开封应试。农历八月初六开考第一天，因主考官管理混乱，错挂号灯，导致秩序大乱，至中午仍无法点名入场。举子愤怒痛打考官，考官逃遁，举子蜂拥入场考试。自此事件后，清廷废除考前点名之制，改由凭卷入场。参加此次会试的开封人马佛樵先生，曾写有《举子闹考记》，文中有记事诗曰：“击鼓悬灯侵晓寒，院门日午万头攒。要知众怒诚难犯，高举竹竿打考官。”生动记述了这次“闹考”的盛况。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农历庚子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仓惶出逃。侵略者在北京火烧圆明园、奸淫掳掠，满城百姓遭涂炭。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在列强威胁下签订了《辛丑条约》，以割地赔款了事，史称“庚子之乱”。 ）

庚子之乱发生后，慈禧逃到西安躲避，在避难的这一年多，慈禧对自己的施政和清朝未来的发展进行了一定的思考，在内忧外患形势的逼迫下，促使慈禧决定实施新政，并在1901年1月29日以光绪帝的名义颁布了实施新政的上谕。由于受时局所限，这道御旨并未对动员社会各阶层产生较大效果，但这道上谕却实实在在冲破了戊戌以来一直由顽固派把持大势的局面，也是清末以来，第一次由最高统治者慈禧主动发起的改革倡议，成为清末新政的发端之举。在回銮途中和回銮后，慈禧进一步推动了新政的进程，没想到这却在无形中成全了一个人，也正是这个人最终从龙椅上轰下了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他就是袁世凯。如果仔细分析袁世凯在清末为什么能崛起，应该离不开以下两个关键环节：一是靠他在朝鲜期间的突出表现，引起李鸿章注意，并得到提拔；二是庚子之乱时，他妥善稳住山东局面并积极供应落难中的慈禧，博得了慈禧的好感，最后在李鸿章临终推荐下，慈禧顺势提拔袁世凯作了直隶总督，并在实施新政过程中，进一步重用袁世凯操练新军使他最终崛起，成为清末最有实力的大臣。清末新政虽然是慈禧在颠沛流离、痛定思痛之中做出的决定，但在西安颁布的这道上谕，在发布之初，并未得到官员和民众的积极回应，朝廷从各级官员处收到的有关变法革新的奏议极少。其实出现这种情况很好理解，一则是很多人对戊戌年间慈禧打压变法派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多数官员对朝廷要实施新政的诚意很怀疑；二则是当时朝廷暂时偏安西安，京师附近动荡不安，人们对如何实施新政缺少信心。后来慈禧又下诏决定设置督办政务处，作为办理新政的“统汇之区”，并令奕劻、李鸿章等积极推动，这才促使刘坤一、张之洞等会衔上奏了著名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另外，再看袁世凯在此期间的举动，其实自从慈禧下诏要实施新政后，袁世凯便向刘坤一和张之洞请教是否尽快联衔会奏变法的想法，但刘张二人商量后，回复袁世凯等人说“不便联衔，各处单衔具奏即可”。于是，在1901年4月25日，袁世凯便单独向慈禧递呈了自己的变法奏折《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折》，这要比《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早三个月左右。这两份奏折中关于改革科举制度的思想是基本一致的，所以，这件事也很快就被推行下去，并最终终结了科举制。袁世凯作为积极响应慈禧新政上谕的官员之一，他和手下幕僚对清朝实施新政自然要进行比较深入的思考才敢上奏，后来，这甚至成为袁世凯集团在清末新政中的指导性文件和纲领，再加上刘张二人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共同构成了清末新政初期实施改革的基础。更重要的是，袁世凯通过与刘坤一和张之洞的频繁接触，无形中抬高了身价，给人留下了“袁世凯与刘坤一、张之洞平起平坐”的印象，这无疑大大提高了他的政治地位。也正因如此，所以，当李鸿章临终向慈禧推荐袁世凯继任其衣钵的时候，慈禧才能立即照准，并且在后来还让袁世凯负责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进行北洋常备军建设。这件事不得了，它使袁世凯拿到了掌控当时大清国最有实力的武装力量的权力，并最终成为最有能力推翻清朝和压制革命党的重要力量。可见，袁世凯的崛起既是那个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慈禧无形中培养的大清掘墓人之一！

制造太原教案的山东巡抚毓贤、张汝梅端郡王载漪及其兄弟载勋、载濂、载滢等皇族军机大臣刚毅内阁大学士徐桐（家住东交民巷路南使馆区附近，自称“与鬼为邻，望洋兴叹”）《辛丑条约》中第二款，鼓励义和团的大臣遭受惩罚（如两位亲王原判斩，后改为流放新疆、其他许多大臣被革职）；反战大臣、反对利用义和团的大臣加以复职或受嘉奖。附件四，光绪帝命令惩办亲王载勋等皇亲的旨意。 附件五，光绪帝命令惩办启秀等大臣的旨意。

当时，美政府已发现其有关部门在上报庚子之乱的损失之中，有“浮报冒报”的现象。于是向清政府减少了约1千万两白银的赔款。留下的那部分“实应赔偿”，内容包括美国出兵中国的军费赔偿及美在华商人与传教士的损失赔偿。一、庚子赔款1900年(庚子年)，义和团运动在中国北方部分地区达到高潮，大清帝国和国际列强开战，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紫禁城皇宫。1901年(辛丑年)9月，中国和11个国家达成了屈辱的《解决1900年动乱最后议定书》，即《辛丑条约》。条约规定，中国从海关银等关税中拿出4亿5千万两白银赔偿各国，并以各国货币汇率结算，按0.4%的年息，分39年还清。这笔钱史称"庚子赔款"。二、庚子赔款的原因当时，美政府已发现其有关部门在上报庚子之乱的损失之中，有“浮报冒报”的现象。于是向清政府减少了约1千万两白银的赔款。留下的那部分“实应赔偿”，内容包括美国出兵中国的军费赔偿及美在华商人与传教士的损失赔偿。为什么美国人想用退赔的庚款办学呢?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在1906年给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中声称:“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上的影响取回最大的收获。”“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因此他敦促美国政府采取措施通过吸引中国留学生来造就一批为美国从知识和精神上支配中国的新的领袖。1908年时，中美双方商定，在北京由清政府外务部负责建立一所留美训练学校。于是，1909年6月，北京设立了游美学务处。这就是清华大学的雏形。1909年8月，内务府将皇室赐园---清华园，拨给学务处，作为游美肆业馆的馆址，学务处在史家胡同招考了第一批学生，从630名考生中，录取了47人，于10月份赴美。这就是后来庚款留美学生的由来。1910年8月又举行了第二次招考。400多人应考，最后录取了70人。这第二批庚款留美学生中，后来出了一个大名鼎鼎的胡适，他当年考了个第55名。同榜中还有后来的语言学家赵元任、气象学家竺可桢等。1911年初，利用庚款而专门为培养赴美留学生的清华学校正式成立。在此后十多年间，据统计，由清华派出的留美学生就达1000多人。1928年8月17日，清华学校改名为清华大学，罗家伦出任校长。那一年开始公开招考留美公费生。1933年，又开始公开招考第一批庚款留英学生。美国的两次退款，产生了很大的国际影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也涉足于战胜国的地位，各国都表示愿与中国“友好”，以便用和平的办法维护和扩张其在华利益。所以都紧步美国的后尘，纷起退款。

表面原因是慈禧要带着光绪帝逃出京城，害怕年轻貌美的珍妃会被攻入京城的洋人玷污，于是慈禧一不做二不休，直接让人把珍妃扔进井中害死。但事实上慈禧非得弄死珍妃，与那场八国联军侵占京城是有关，可主要原因还是慈禧害怕珍妃会乘机帮光绪夺回皇权。珍妃众所周知光绪帝后宫最爱的女人便是珍妃，爱到光绪帝的眼里再也没有其他女人。要说这个珍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光绪帝这么着迷？美貌那肯定是有的了，毕竟光绪帝的后妃，除了珍妃长相秀丽以外，其他的女人真的用惨不忍睹来形容都不为过。而且珍妃除了美貌以外还非常活泼机灵，以及有自己的政治主见，也就是她非常支持光绪帝的戊戌变法，或者这么说，在光绪帝与慈禧之间的帝后相争中，她坚定地站在光绪帝这一方。所以她对于光绪帝来说，不仅是后宫的女人，还是政治联盟的伙伴。光绪帝对珍妃很信任，什么国家大事都告诉珍妃，甚至给珍妃特权，让珍妃参与到前朝的政事之中。而珍妃也非常愿意接受光绪帝给她的这些特权，并且在这些特权上极尽可能地为她们的政治目的做筹谋，比如珍妃为了筹集银两，曾经她靠着光绪帝的特权倒卖前朝官职，以及给亲族安排要职。怎么说呢，珍妃不是一个普通的后宫妃子，她的种种行为已经构成后宫干政的事实。当然当时的政治环境是光绪帝的皇权被慈禧架空，所以珍妃有可能是着急帮光绪帝夺权，因此有些行差踏错的行为。但不管怎么样，她确实是一位有野心，而且有能力替光绪帝聚集支持力量的后宫女人。庚子之乱虽然珍妃与光绪帝都在为她们的变法与夺权很努力，可惜政治斗争经验少的她们，还是被慈禧打败，最后光绪帝被幽禁后宫，而珍妃也被打入冷宫。从此以后，皇帝不是皇帝，宠妃也就只能是冷宫女人。按理说慈禧该放心珍妃，不会对珍妃下死手。但没想到一场庚子之乱，彻底打破了慈禧的安乐梦。说起庚子之乱的爆发，就不得不说一下慈禧的虎，因为这场战争的起因，是慈禧一怒之下对十一国宣战的结果，之后慈禧就被打得落荒而逃。所以逃出紫禁城这事不在慈禧的计划之中，而京城被洋人占领也不是慈禧想看到的结果。这意味着什么呢？代表皇权的慈禧不在京城之后，其他反对的势力就有可能在这场变动中，赢得外国人的支持，然后夺了慈禧的皇权。而这股势力很有可能是支持光绪帝的帝党一派。尤其是光绪帝搞过戊戌变法，也就是学习西方制度与经济，这让光绪帝在洋人眼中好感度极高。刚好珍妃就是帝党一派的典型代表，而且珍妃之前一直活跃在前朝，她与洋人说不定早有联系，所以不安分的珍妃很大可能会在这次动乱之中逃出冷宫，开始夺权。当然慈禧也可以带着珍妃一起逃走，就像带光绪帝一样，只要珍妃不留在京城，一样也可以阻断珍妃逃出紫禁城勾结洋人夺权的可能。但问题是慈禧不想带着珍妃，一是她们在逃难，不是亲近的人没必要带着，浪费人力物力。再者珍妃不比光绪帝老实，谁能保证颠沛流离的逃难之路，珍妃不会趁机中途跑了？还有就是慈禧对珍妃的恨意很重，因为她认为正是珍妃的挑唆，光绪帝才与她关系恶化如此。所以慈禧干脆弄死珍妃，这样一来什么后顾之忧都没了。简单点说呢，慈禧可以不必弄死珍妃，因为戊戌政变失败后，珍妃与光绪帝都没有夺权的可能了。但这场庚子之变却让时局变得微妙起来，只要珍妃能逃出冷宫，以她的能力以及影响力，她足以让慈禧害怕。所以慈禧才会弄死她，尽管理由很牵强，但为了自己的皇权稳固，慈禧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科举考试牵涉到万千读书人的前途。1900年本是大清举办科举乡试之年，但十分不幸的是，庚子事变爆发了，京城沦陷于八国联军之手，科举考试也被迫停止。但就在庚子事变结束之后的1901年，爆发了一场是否重开科举乡试的斗争，而这场争斗的主角正是庚子年发起东南互保运动的东南地方督抚们。一、中央地方争论再起大清立国200多年来，只有三次因动乱而暂停科举考试，分别是康熙年间的平定三藩战争、咸同时代的太平天国运动以及光绪年间的庚子之乱。但与前两次战乱结束之后立刻重开科举的惯例不同，庚子事变结束后，大清正急忙开启维新变革之门，科举考试制度正面临着被废除的命运。就是在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之下，本应重开的科举考试反而面临着被叫停的风险。古代的科举考试1901年农历三月，大清与联军的和谈已经接近尾声，就差签署合约的环节了，而在1900年被反复推迟的乡试重开也再次提上了朝廷的议事日程。如果说庚子年的科举一再推迟有战争的正当原因，那么在和谈将成的时候，重开科举应该是顺理成章的。1901年的三月，陕甘总督还曾向北京的军机处发电询问，科举是否再开，此时尚在西安的行在以及留在北京的中央部门已经就重开科举一事达成共识，只待时机便可以公布于天下了。但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两江总督刘坤一就反对重开科举，他正与地方督抚的“领袖”人物张之洞一道为大清新政而撰写《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也就是说，刘坤一的关注点在新政上。眼见朝廷重开科举的意愿是如此的强烈，刘坤一在询问张之洞之后向朝廷上奏，明确反对于辛丑年重开乡试。刘坤一二、为何反对重开科举在刘坤一的奏折中，他自然无法直言科举考试有违新政变法，他只能说，两宫还没有返回北京，大局还没有完全稳定，重开科举的时机没有到来，且京城的贡院在事变中被烧毁，无法举行考试。而此时的南方面临匪患，北方出现灾荒。总而言之一句话，现在并不适合重开科举。京师贡院但大清正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即使刘坤一没有在上奏时进行夸大渲染，也必须要重开科举了，不然将会面临朝野无数读书人的指责，于是毫无疑问，刘坤一的奏折被朝廷驳回，科举重开一事似乎板上钉钉了。刘坤一见独奏不成，就想联合多地督抚联合上奏，但这次仿佛不像之前的东南互保运动那样，申请重开科举和申请暂缓科举的督抚数量，竟然差不多一样。这说明刘坤一上次给朝廷的电报中，的确存在许多“夸大与虚假”成分。那么为什么刘坤一要冒着“欺君”嫌疑来反对重开科举呢？这个问题其实与清末新政密切相关。科举开不开，是个问题张之洞、刘坤一二人作为清末新政的总体“设计师”，对新政有着通盘的考虑，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改革教育，而科举首当其冲。要想推行教育新政，必须兴学堂、改科举，甚至废科举。但此时废科举不太现实，唯一能够推行的改科举、兴学堂又需要大量的准备时间。若在这时推行科举乡试，那么乡试之后的一连串考试，如会使、殿试等，就会使“新科举”一拖再拖，对于推行新政的二人来说是无法接受的。清末新式学堂三、东南互保的余波面对东南督抚的强势反对，中央也不甘示弱，其中留守京城的中央大员张百熙，就毫不客气地对东南督抚发起反攻诘难。张百熙认为，此时和局已定，重开科举正是“收涣散之人心，而励颓靡之士气”的最佳时机，东南督抚提出的种种理由，如长江地区的匪患会扰乱科举等，更是无稽之谈，他本人此前曾在广东担任学政，从来没有遇到过匪患扰乱科举的现象。张百熙奏折的落脚点其实很简单，就是传统的人心、士心向背问题，但这个问题却是此时历经动乱后的大清最为致命的问题。张百熙面对中央大臣发难，刘坤一等人又将如何反击呢？早在收到张百熙奏折内容的辛丑年三月，刘坤一便向东南各省督抚发电，再一次坚持自己的观点，那就是反对重开科举，张之洞随后也向各省督抚发电，为刘坤一打call。他们认为此时的京城贡院既然没有修好，顺天地区肯定是没法举办科举的，如果首都与他们的东南地区都无法举办乡试，那么第二年的会试也必定会延期，这样的话那些执意重开科举的省份又有什么意义呢？张之洞到了四月份，刘坤一与张之洞依旧坚持延期科举一年，但刘张二人显然低估了朝野内外的反对声音，可是局面已到了这个地步，已经是骑虎难下，必须咬牙坚持下去，坚持反对于辛丑年重开乡试。正巧此时袁世凯上奏，认为西方各国都以为大清守旧不懂变通，此时不如先推行新政，将改良科举与推行新政结合起来，这样或许能改善中国的形象。袁世凯袁世凯的奏折就像及时雨，正巧为东南督抚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借口”，于是在《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上报之前，刘张二人率先向朝廷递上了改良科举的奏折。东南督抚如此强势，朝廷也不得不迁就他们，准许暂缓科举一年。就这样，这场争论以部分省份恢复科举而东南暂缓科举的结果而结束。

是清华大学是美国人用庚子赔款建立起来的。1900年，农历庚子年，北京爆发了“庚子之乱”。当时，几十万号称“刀枪不入”的义和团，打杀外国人，入京围攻各国使馆、教会大学和外国人住所。义和团的举动令国际震惊，纷纷提出交涉，但清政府应对无策。不久，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第二次火烧圆明园。 第一次火烧圆明园是1860年英法联军。美国人建设清华大学的根本目的是要俘虏清华学子，这些学子掌握国家权力时候，将有力于美国。也就是说，美国早在清朝就试图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了，以通过政治和经济手段驯服中国，其手法比俄国等列强要高明的多。

应该是中国政府更替所致。1904年12月上旬，中国驻美公使梁诚就中国的赔款是用黄金还是用白银一事，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据理力争。谈话间海约翰透露出一句：“庚子赔案实属过多---”这一信息立刻被梁诚捕捉。这说明美政府已发现其有关部门在上报庚子之乱的损失之中，有“浮报冒报”的现象。梁诚非常机敏地放弃了谈判战略，不再去和海约翰纠缠赔款用金还是用银的了，而是“乘其一隙之明，籍归已失之利”。于是他不放过任何机会，在美国国会及议员中四处游说退还不实赔款。 1906年初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爱德蒙·詹姆士送呈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一份备忘录，要求美国政府加速吸引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去。同年3月6日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到白宫进谒罗斯福总统。他建议总统将中国清政府的庚子赔款退还一部分，专门开办和津贴在中国的学校。1907年明恩溥发表《今日的中国和美国》一书，他在书中指出,应该多让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去美国留学。 庚子赔款：庚子年(1900)八国联军侵华，清政府与德﹑法﹑俄﹑英﹑美﹑日等11国驻华公使，于1901年9月7日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第六款规定，赔偿各国关平银4.5亿两，年息4分（4%），分39年还清，本息合计982238150两，以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抵押，通商口岸的常关也归海关管理。这项巨额赔款使中国社会彻底沦为半殖民半封建主义社会。各国的分配率以俄国最多，计28.97%，德20.02%，法15.75%，英11.25%，日7.73%，美7.32%，意5.91%，比1.89%，其余都不足1%。还本付息定在上海办理，先由汇丰﹑德华﹑道胜﹑汇理﹑正金五银行经收。次年美国花旗银行在上海设行，参加组成银行委员会，所收本息摊交各国所定银行。清政府以关税收入仅能抵偿旧借外债，为筹还赔款计，将年额2121万余两摊派各省﹑关，从而引起田赋﹑丁漕﹑粮捐﹑契税﹑当税﹑盐斤加价﹑关税﹑厘金﹑统税和各种苛捐杂税的不断增加。在偿还该赔款时银价跌落，各国坚持按“应还日期之市价易金付给”，到1905年，镑亏积欠120万英镑(合银800万两)。4月26日清政府为支付这项差额，向汇丰银行借款100万英镑，年息5厘，20年还清，本息合计1525000镑。以关税及山西省烟酒税厘金作抵，债票按97%在伦敦发行，市价 99%～103%。这项借款实际是庚子赔款的追加负担。 　　1909年起，美国将所摊浮溢部分本利退回，充作留美学习基金，到1924年6月退回余款本利1250余万美元，作为中国教育文化基金。1917年12月起，大部庚款缓付5年，德奥部分因战败取消，和俄国缓付部分，都拨作国内公债基金。1924年5月底苏联政府声明放弃俄国部分庚款，于清偿所担保债务后，完全充作提倡中国教育款项。1925年法﹑日﹑英﹑比﹑意﹑荷等国都先后声明退回赔款余额，并订立协议，充作办理对华教育文化事业，或充作外国银行营业费用和发行内债基金之用。这种退回庚款的实际使用，大都由中外合组的管理委员会主持。 　　1911年初，利用庚款而专门为培养赴美留学生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正式成立。在清亡以后继续利用庚子赔款选拔留学生。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将其余的庚子赔款用于中国，成立“中国文教促进基金会”（或称“中国基金会”），掌管的金额为1254.5万美金，北洋政府任命了由10名 中国人和5名美国人组成的托管董事会。其中的相当部分金额以奖学金的方式提供给清华大学。1949年掌管“清华基金”的杰出教育家梅贻琦先生到台湾后，又利用这笔款项创办了新竹清华大学。 　　随后，英国、俄国等国也有庚子赔款，也是用于教育，具体多少钱无法准确核实了。

1910年3月31日，清政府抓捕了一名叫汪兆铭的刺客。经过审问得知，汪兆铭是革命党人，其行凶的对象正是摄政王载沣。载沣闻之，勃然大怒，当即要按清律将其凌迟处死。然而，肃亲王善耆却坚决反对，并一再争取对汪兆铭的宽大处理。按说，当时的清政府内忧外患，革命党人更是不断起义，大有推翻清政府的势头。此时，如果杀了汪兆铭，对于革命党人来说，那很有些“杀一儆百”的威慑。可善耆为何要替汪兆铭开脱呢？这得从善耆这个人说起。善耆是皇太极长子豪格的第十代嫡孙，是爱新觉罗家族根正苗红的宗室子弟。而且他还是“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善耆出生于同治五年。此时的清政府政权已经延续了200多年，别说宗室子弟，就是满清贵族也都只懂得提笼架鸟，玩物丧志了。但善耆是个例外。他能文善武，又多才多艺，在诸王中算是个佼佼者。此外，善耆干练开明，为人豪爽。再加上他颇具幽默的特性，所以很结交了一些朋友。不过，这些都没有用，重要的是能为清政府分忧才是硬道理。善耆是热血青年，但是迟迟没有机会表现。不过，是金子总会发光，庚子之乱给了他机会。一是，慈禧西狩时，善耆护驾有功。二是，善耆所居住的肃亲王府，在八国联军攻进城后，由于紧挨英国公使馆，所以早早被洋人占用了。慈禧念善耆护驾有功，再加上肃亲王府内的一应古董珍玩，都被八国联军洗劫一空。所以她要给善耆一些补偿，封他为崇文门正监督。这崇文门正监督就是北京城的税务总管。不光是崇文税务总局，辖下23个分局皆由其主管，一应赋税皆由他过手。慈禧一番好意，是想让善耆利用这个职务，把损失找补回去。谁知不久后，庆亲王奕劻等人却联名弹劾他。这样，半毫过错也没有的他下岗了。原来，善耆早就恨清政府吏治腐败，贪污受贿非常严重。所以他上任后，不仅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要求官吏不得贪污受贿。还对以往凡是洋人经商不纳税等条例，进行了修正。这样一来，风气大好。可是庆亲王奕劻等人的财路却断掉了。断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更何况这里面盘根错节，关系着众多人的利益。所以善耆虽然做得全不错，但上上下下的官员却被他得罪了个干净。慈禧权衡利弊，干脆让他下了岗。不过，“庚子之乱”后，清政府为了取悦洋人，对当初支持义和团的官员进行了大清洗。这样就造成朝中可用之人，青黄不接的现象。于是仅过了不到2年，慈禧再次起用了善耆。这次委任他为工巡总局管理大臣。工巡总局管理大臣负责城管、市政等方面的工作。善耆上任后，立刻对街道进行了治理和修缮。由于他住在东交民巷，也就是使馆区。那里洋人云集，但没有商业。所以经奏请批准后，他负责建了东安市场。开业之际便生意兴隆，很快就成为了一片成熟的商圈。此外，善耆还是个京剧票友。清朝时期，女人是不能出门看戏的。想看，只能在家里办堂会。善耆为了发扬京剧，特意开设了戏院。男子坐楼下，女子坐楼上。这样，既没有打破“男女授受不亲”的规矩，又让女子有了看戏的权利。所以在北京城里，善耆的名气传得很快。不过，善耆虽然在工作中采取了开明的态度，但是守旧派们，还是不能赞同。所以在一众人的弹劾下，善耆干了一年零八个月，又下了岗。1907年，善耆再次被任命为民政尚书。主管商会，教育，农会等。善耆早在“庚子之乱”后，就对在京城的日本人很有好感。因为他在“庚子之乱”回城后，发现颐和园及各王府都遭受了八国联军的掳掠，唯独紫禁城得以保全。事后一打听，是日本浪人川岛浪速与联军多有沟通，最终让联军同意“和平移交”，所以保住了紫禁城。所以，善耆和川岛浪速结为好友，并请川岛浪速做顾问，建立了新式警察机构。此外，善耆在户口、市政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多变革。不过，在他奏请撤销步兵统领衙门的时候，由于又夺了人家饭碗，再加上他的改革一直遭到守旧派的抵制，所以在守旧派的唆使下，2万多官兵联名向清政府控诉。于是，善耆再一次丢了工作。这一次一次的丢工作，让善耆愈发看出了清政府必将灭亡的危险。他一方面怒其不争，另一方面又焦虑不已，唯恐清政府在他这一辈完结了。就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党人汪兆铭被捕了。载沣把主审汪兆铭的工作交给了善耆。革命党人闹革命并非一两日了，清政府也多次镇压革命党人。但是革命党人颇有些“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意味，他们无惧砍头示众丢性命的危险，反而像春天的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善耆认为，对付革命党人不能一味镇压，而应该以“春风化雨”的方式来对付。只要博得了革命党人的好感，就不难从内部瓦解革命党。再加上汪兆铭才华出众，又风度翩翩。在把从汪兆铭那里查抄的革命书籍及他所写的革命文章看过后，善耆愈发对这个年轻人好感加剧。认为若能把此人争取到清政府这边来，必堪大用。所以，善耆不仅没有对汪兆铭动刑，反而还对他多有劝说。除此外，还允他狱中读报，生活上也颇有照顾。其实在汪兆铭被逮捕后，当时的北京城墙上，到处都有革命党人贴的恐吓信。革命党人在信中称，只要清政府敢杀害汪兆铭，他们就一定会以更猛烈的方式来报复清政府。这让本想把汪兆铭杀之而后快的载沣颇为踌躇，善耆便借着机会给载沣分析利弊，最终说服了载沣改变了主意。于是善耆便以“误解朝廷政策”的罪名，给汪兆铭判了个永久监禁。汪兆铭在狱中时，善耆时常到狱中去看望他，两人常常就时政侃侃而谈。由于政见相左，两人更多的时候是希望说服对方，所以辩论是常有的事情。那么，究竟是汪兆铭策反了善耆，还是善耆说服了汪兆铭呢？有一次，善耆私底下和人交心说，他若不是皇族之后，他也加入革命党来反朝廷了。至于汪兆铭呢，则一直对善耆尊敬有加，称他为“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后来，因着爱才之心，善耆想办法说服了清政府，恢复了汪兆铭的自由之身。1912年，共和已经成了大势所趋。眼见大势已去，清皇室成员最终都在退位条约上签了字，承认了这个事实。但善耆不签，他心有不甘，总觉得只要再想想办法，清政府依然能夺回政权。之后，善耆在川岛浪速的怂恿下，带着家眷去了旅顺，并和日本政府多有往来。一心希望能借助日本军阀的力量，光复祖宗家业。他还把女儿送给了川岛浪速当养女。而这个养女，最终成为著名的汉奸川岛芳子。多年以后，汪兆铭因蒋中正不接受议和主张，他为了重夺权力，也投敌卖国，投到了日本人的膝下，成了汉奸。也许，汪兆铭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举动，的确还是受了不少善耆的影响吧。（参考史料：《清史稿》《远去的紫禁城》等）

那么中国将走向君主立宪制！但问题是那时候根本不可能成功！庚子之乱，2w-5w八国军队入侵京城~然而东南各省竟然私自与列强签订“东南互保条约”，并认定大清中央的诏书为“乱命”！拒绝执行！而组建的几十万新军也是作壁上观！并不听从中央调动！也就是说，这时候的大清王朝（1900年）已经丧失对地方、军队的控制！中央政权名存实亡！中国逐渐走向军阀化！于是大清为了挽救国运做了最后一次努力！那就是立宪！其实目的就是想重新控制这些军阀（给你入阁机会。你听我话）！但枪杆子出政权，丧失军队指挥权的大清王朝，其实就是各军阀的一块肉！于是打着议会组成成分有问题的旗号变发动了革命！！另外，你看看东南互保条约的签订人有哪些！你就知道大清完蛋！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和闽浙总督许应骙、四川总督奎俊、铁路大臣盛宣怀、山东巡抚袁世凯，即和各参战国达成协议，称东南互保

延：延请，邀请。补充：延待幕中翻译：邀请他到幕府任职出自：《唐才子传》原文： 鹏，豫章人，家徐孺子亭边，林园自乐，师韩、柳为文。大中、咸通间，才名藉甚。鹏工诗，蓄锐既久，自伤年长，家贫不达，颇亦忿忿，故多寓意讥讪。当路虽赏清丽，不免忤情，每为所忌。如《金钱花》云："青帝若教花里用，牡丹应是得钱人。"《夏云》云："无限旱苗枯欲尽，悠悠闲处作奇峰。"《偶题》云："可惜青天好雷电，只能惊起懒蛟龙。"坐是凡十上不得第。韦岫尚书独赏其才，延待幕中，携以游蜀。又欲纳为婿，不果。是年力荐，夏课卷中献诗有云："一夜绿荷风剪破，嫌它秋雨不成珠。"岫以为不祥，果失志。时遭广明庚子之乱，鹏避地游荆襄，艰难险阻，南返。中和，客死于维扬逆旅，主人贤，收葬之。有诗一卷，今传于世。译文： 来鹏,豫章人,家住在徐孺子亭边上.他以林园自赏自乐,写文章仿效韩愈、柳宗元的风格.在大中、咸通年间,他的才名很高.来鹏长于作诗,已经等待锐进很久,他感伤自己年纪老大,家里贫穷,身未显达,很有些忿忿不平,所以诗中多含讥讽嘲笑之意.当政者虽然欣赏他诗风清丽,但也感到抵触,所以来鹏常常被忌恨.如来鹏的《金钱花》诗写道：“青帝若教花里用,牡丹应是得钱人.”《夏云》诗写道：“无限旱苗枯欲尽,悠悠闲处作奇峰.”《偶题》诗写道：“可惜青天好雷电,只能惊起懒蛟龙.”因为这些诗句,来鹏一共十次应进士举都没有登科.惟独韦灿尚书欣赏来鹏的诗才,邀请他到幕府任职,又带他到蜀中,还想收纳他当自己的女婿,结果未成.这一年,韦帕向朝廷极力推荐来鹏.来鹏当年夏课诗卷所献诗有两句说：“一夜绿荷风剪破,嫌它秋雨不成珠.”韦帕觉得很不吉利,来鹏果然落榜了.当时遭逢广明庚子之乱,来鹏为避乱游于荆州、襄州一带,备尝艰难险阻,回到江南.中和年间,来鹏远离家乡死在扬州的一个旅馆中,旅馆主人贤德,将他遗体收葬.来鹏有诗集一卷,流传至今。

1900年（庚子年），义和团运动在中国北方部分地区达到高潮，大清帝国和国际列强开战，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紫禁城皇宫。1901年（辛丑年）9月，中国和11个国家达成了屈辱的《解决1900年动乱最后议定书》，即《辛丑条约》。条约规定，中国从海关银等关税中拿出4亿5千万两白银赔偿各国，并以各国货币汇率结算，按4%的年息，分39年还清。这笔钱史称“庚子赔款”，西方人称为“拳乱赔款”。美国退款1904年12月上旬，中国驻美公使梁诚就中国的赔款是用黄金还是用白银一事，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据理力争。谈话间海约翰透露出一句：“庚子赔案实属过多。”这一信息立刻被梁诚捕捉。这说明美政府已发现其有关部门在上报庚子之乱的损失之中，有“浮报冒报”的现象。梁诚非常机敏地放弃了谈判战略，不再去和海约翰纠缠赔款用金还是用银的了，而是“乘其一隙之明，籍归已失之利”。于是他不放过任何机会，在美国国会及议员中四处游说退还不实赔款。1906年初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爱德蒙·詹姆士送呈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一份备忘录，要求美国政府加速吸引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去。同年3月6日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到白宫进谒罗斯福总统。他建议总统将中国清政府的庚子赔款退还一部分，专门开办和津贴在中国的学校。1907年明恩溥发表《今日的中国和美国》一书，他在书中指出，应该多让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去美国留学。 在明恩溥等人的推动、鼓吹下，罗斯福给国会提出了一个谘文，指出：“我国宜实力帮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巨数之国民能以渐融洽于近世之境地。援助之法宜招导学生来美，入我国大学及其它高等学社，使修业成器，伟然成才，谅我国教育界必能体此美意，同力合德，赞助国家成斯盛举。” 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通过罗斯福的谘文。同年7月11日，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向中国政府正式声明，将美国所得“庚子赔款”的半数退还给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留下的那部分“实应赔偿”，内容包括美国出兵中国的军费赔偿及美在华商人与传教士的损失赔偿。 当时为什么美国人想用退赔的庚款办学呢？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在1906年给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中声称：“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上的影响取回最大的收获。”“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因此他敦促美国政府采取措施通过吸引中国留学生来造就一批为美国从知识和精神上支配中国的新的领袖。 1908年10月28日，两国政府草拟了派遣留美学生规程：自退款的第一年起，清政府在最初的4年内，每年至少应派留美学生100人。如果到第4年就派足了400人，则自第5年起，每年至少要派50人赴美，直到退款用完为止。被派遣的学生，必须是“身体强壮，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恰当年龄”，中文程度须能作文及有文学和历史知识，英文程度能直接入美国大学和专门学校听讲，并规定他们之中，应有80%学农业、机械工程、矿业、物理、化学、铁路工程、银行等，其余20%学法律、政治、财经、师范等。 美国用心良苦的教育计划，成效卓然。考取庚子赔款（胡适是第二批）而留美的中国学生，在后来的几十年间成了中国学术界最闪亮的明星，而他们的言传身教，又深深地影响了后来者。 到了30年代，美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而同时，美国人在中国建立了12所教会大学，这其中包括赫赫有名的燕京大学。教会医院则出现了协和医院，洛克菲勒基金会则资助了中国学者们的农村调查与考古行动。 英国退款1926年初，英国国会通过退还中国庚子赔款议案（退款用于向英国选派留学生等教育项目），即派斯科塞尔来华制定该款使用细则。当时，胡适是“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中方顾问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苏俄政府宣布放弃帝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包括退还庚子赔款中尚未付给的部分。俄国人在中国的特权也将取消，而所有这些的交换条件只有一个：北洋政府承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1924年5月，两国签订《中俄协定》，其中规定退款用途，除偿付中国政府业经以俄款为抵押品的各项债务外，余数全用于中国教育事业，由中苏两国派员合组一基金委员会（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负责处理。法国退款法国庚款退还余额总数为39.158万余法郎，折合美金为7.555万余元。此项余额总数，按照协定自1924年12月1日起，至1947年止。逐年继续垫借中法实业银行，作为该行发行五厘美金公元担保。而中法实业银行即以此项美金债权，充作四项费用之用：1．换回远东债权人所持之无利债券；2．办理中法间教育及慈善事业；3．代缴中国政府未缴清之股本余额；4．拨还中国政府所欠中法实业银行贷款。 1920年初，李石曾与蔡元培、吴敬恒，利用庚子赔款，创办中法大学于北京。先生任董事长，蔡元培任校长。同年冬，蔡元培与先生再度赴法，与法国里昂市长赫礼欧，里昂大学医学院院长雷宾等，合作设立里昂中法大学协会，决定在里昂成立中法大学。其他国家退款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法、俄等协约国劝说中国参加协约国对德作战，借此打击德国在远东的利益。为此中国曾向各国提出缓付庚子赔款，希望延付10年，日、意、俄等国都表示同意。1917年8月，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当年即停付德国之赔款。1919年凡尔赛和约第128款规定德国放弃1917年3月14日以后的赔款，德国赔款即告终止。奥匈帝国瓦解后，奥地利和匈牙利分别于1919年和1920年放弃所占奥匈帝国赔款也至此结束。俄国的庚子赔款，先后经过缓付、停付，最后声明放弃。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中国开始考虑停付俄国庚款。1920年苏俄政府下令取消内外国债，冻结存款。1924年中俄双方签订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苏俄政府表示抛弃俄国部分之庚子赔款，并声明该款所担保的各种优先债务清偿后，完全充作提倡中国教育款项之用。至此，俄国赔款也告结束。比利时在1925年订立中比协定退还庚款。意大利于1933年订立中意协定，退还庚款。荷兰在1926年将庚款全部还给中国，但指定用于水利事业65%，文化事业35%。日本的退款，发生的波折和争执较大，日本始终坚持以挪用庚子赔款的手段，在华搞所谓的“文化事业”，1923年至1936年的部分事业略具亲善旨意。从中可以看出美国与日本在侵华中的矛盾。日本的退款中国无一团体申请到补助。其次是用于留日学生的补助。三是用于日本在中国设立的学术研究机构及中日文化交流。1936年以后则用于侵华战争。实际数目《辛丑条约》的赔款总数在10亿两以上，后来由于形势的发展，经过延付、停付及退还，实际赔款并没有达到这个数目。据历史资料统计，至1939年1月15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出通告宣称停止支付庚子赔款为止，1902-1938年这37年间，庚子赔款总计实付之数为6.64亿海关两，扣除美英等国退款等，中国实际支付给帝国主义的赔款数额共五亿七千六百多万两，约占总数的58%。清华基金的由来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将其余的庚子赔款用于中国，成立“中国文教促进基金会”（或称“中国基金会”），掌管的金额为1254.5万美金，北洋政府任命了由10名 中国人和5名美国人组成的托管董事会。其中的相当部分金额以奖学金的方式提供给清华大学。由于这样的一种特殊的经费来源和运作模式，清华从创建伊始，在诸多方面就已经具备了自己的一些特别的优势和办学条件，也因此而有别于国内的其他大学。这样的环境也给了梅贻琦治校在客观上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提供了必要的办学条件。国外的历史学家评论道：“清华其成功的一大秘诀是，当其他院校求助于军阀政权不稳定的施舍时，清华的年度预算是有保障的。”这种观点虽暗含夸大美国所起的作用之意，但基本还是公允的。 由于清华的经费来源较为充裕，使其办学亦有相当的自主性，这些条件又对治校方面自然产生一些影响，促进了清华在学校的管理制度方面和运行机制上逐渐地形成一套独立的、具有清华自身特点的东西，并由此产生了一些特殊的体制和风格，乃至后来清华校风与学风的逐步形成，都与此有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而这种特征较明显的反映出来的一个例证，即是20－30年代初期，清华大学出现的几次大规模的学校风潮。其中，清华校长多次易人，竟有十几任之多，甚至出现清华几年没有校长，由校务会议维持的尴尬局面。今日运作情况1949年，清华校长梅贻琦前往美国处理“清华基金”保管运用事宜。1956年，清华在台建校，梅贻琦借用清华基金利息补贴教授薪水，并兴建宿舍。清华基金的经费来源，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代管庚子赔款的红利等。新竹清华大学校长陈力俊介绍，即使到当前，新竹清华大学每年还收到庚子赔款支票。他说，外界常以为清华基金是两岸清华各取一半，但根据他和北京清华校长顾秉林的确认，证实这笔基金仅拨给新竹清华。

在中国民众中，人人皆知“中华民族”一词，但是这一词汇的由来呢? “‘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族名……以此类推，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不以血统言，可决知也。故欲知‘中华民族"为何等民族，则于其民族命名之顷，而已含定义于其中。” “中华民族”一词一问世，立刻得到知识界精英们的广泛认可。 它很快流传开，成为一个民族通向世界的响当当的身份证。——这应该是作者杨度没有想到的。 杨度生于湖南湘潭，本名杨承瓒，字皙子，祖上是世代务农的乡绅之家。 太平天国运动时，杨度之祖父入湘军，官至正四品的都司;杨父曾入曾国荃营中效力。 杨度九岁时，父亲病故，他被伯父杨瑞生收养。回籍后，以“才男”之名，被本省硕儒王闿运收为弟子。 王闿运，人称“湘绮老人”，素抱帝王之学。杨度师承这位国学大师，自幼立下大志，随时准备成为一代帝王之师。 “庚子之乱”后，慈禧太后意识到兴办新政的重要性，随下令派人与湘绮老人商讨派遣少年留学生之事宜。 杨度不顾恩师的反对，毅然自费赴日，成为黄兴等人的同窗。 那一年，杨度二十七岁。 留学日本第二年，清 *** 痛感人才匮乏，接受新派人士的提议，下诏举行“经济特科”。 湖南才子杨度经人推荐，在紫禁城参加了殿试。发榜下来，杨度的成绩在一百八十六位“拔尖人才”中，名列一等第二名，仅次于广东人梁士诒。 不幸的是：慈禧太后召见军机大臣时，听说殿试的人员中，多有“新党”混入，随下令通缉。杨度被老乡出卖，只好潜逃出京。 再到日本时，他因被通缉而名声大震。他写的《湖南少年歌》，一时间打动了无数仁人志士。 其中“若道中 *** 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一句，更是激励了包括 *** 在内的多少湘籍热血青年的心! 杨度创作的另一首诗歌《黄河》，由沈心工谱曲，成为清末各学堂必唱的一首爱国歌曲。 “长城外，河套边， 黄沙白草无人烟。 饮酒乌梁海，策马乌拉山，誓不战胜终不还。 君作铙吹，观我凯旋。” 20世纪末，中国音乐界评选“二十世纪经典歌曲”，它因其意义深远，排名第一，列李叔同《送别》之前。 此时的杨度，能写一流歌词，更有一流政见。 1905年，奉旨出洋考察的两位大臣找到杨度，请他撰写东西洋各国 *** 情况的文章。杨度此番受托，不啻是另一次展示思想锋芒与非凡文采的“殿试”。 他的《中国 *** 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 *** 程序》两篇重要文件，获得朝廷首肯，成为清廷立宪的蓝本。 不久，他便以“精通宪法，才堪大用”被张之洞和袁世凯联名保荐，官职四品京堂候补，入 *** 编查馆行走。 杨度终得“金榜题名”，成为清国 *** 第一人。连当时名满天下的梁启超也背地里赞他为“国士”。 何谓国士? “国士乃见解超前，韬略过人的时代先驱，他首先是思想家和政治家，其次才是文学家或别的什么家。国士的‘证书"是靠当时的舆论和历史两位‘评委"共同颁发的。” 入仕后，杨度一直感念袁世凯的知遇之恩。 一年后，光绪与慈禧相继过世，袁世凯被新政载沣怀疑与“戊戌变法”的告密有关，被判了个“开缺回籍养疴”。 袁世凯带着家眷仆人，惨淡返乡。众门生及军界故旧皆避嫌不来送行。但有两位内阁高官不避人嫌，赶到月台话别。其中之一就是杨度。 之后，他在敏感时期，仍亲去老袁的洹上村探望。恰遇朝廷派人准备重新启用袁世凯。杨度力劝老袁不要应命，应观事态发展。 这一招果然灵验。老袁称病“不肯授命”，朝廷只好把前线指挥权全部交于老袁，后又授其内阁总理大臣之职。 袁世凯重组内阁时，杨度一跃成学部副大臣，即新政前的各部侍郎，正二品的高官。 辛亥年(1911年)12月9日，袁世凯接受南方独立各省代行大元帅黄兴的建议，全力促成了清廷逊位，作为条件，他如愿当上民国大总统。 “帝王学”传人杨度明白：晚清时期，他要辅佐的人，只能是袁世凯。 民国四年(1915年)，被七嘴八舌的议会政治弄得郁闷不堪的袁世凯，动了变更国体的邪念。 是年七月，长子袁克定宴请梁启超，杨度作陪。席间，小袁谈了共和体制的缺点，表露出更改国体之意。梁当场反对，杨度却一下子摸准了袁氏父子的脉。 8月，大总统的洋策士古德诺写了一篇《共和与君主论》，明白下了结论：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 暗中筹划的杨度知道机会来了。他前往 *** 觐见大总统，请示建立一专门“研究国体问题”的机构。 在老袁的默许下，杨度与几位有影响人士，成立“筹安会事务所”;自任理事长，将早已写好多日的《君宪救国论》抛了出来。 “多数人民不知共和为何物，亦不知所谓法律以及自由、平等诸说为何义。” 杨度认为：正是由于国民的政治素养太低，才有了目前的混乱政局。欲强国富民，唯一的途径是走“君宪”制。 杨度的雄文，挠到老袁的最痒处。 他亲赐“旷代逸才”的匾额给杨度，等于给各地官吏指出了前进的方向。各地的反对之声因袁的明确表态，迅速变向。 很快，京城大街上就出现众多请求变更国体的 *** 团。许多 *** 团中，甚至出现“车夫 *** 团”、“乞丐 *** 团”。 各民意代表，只需在“君主立宪”的票上写“赞成”，或“反对”，投入箱中，就可领几百元的车马费。——这一闹剧，以各省代表人数“全票”通过，赞成君主立宪。 然而，如此倒退行径，必然遭到全国一片反对声。 随着云南护国军的讨伐声越来越近，北洋军旧部也加入反叛行动，再加上东交民巷(各国外交部所在地)拒绝承认新帝国，老袁内外交困，只得匆匆宣布取消帝制。 袁世凯创立的“ *** ”只存活了八十三天。6月6日，袁世凯在一片诅咒生中命丧黄泉。 据袁氏第七子回忆：父亲临死时，曾大呼“上当”;还有传言，说老袁咽气前，恨恨地说了句“杨度误我。” 袁世凯过世第二天，杨度前往 *** 吊唁，留下那副令人击节的挽联：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黎元洪主政后，筹安会六君子，成为过街老鼠。杨度被迫窜至天津租界避祸。 至此后，他远离政坛，潜研佛经与书法。后来，孙中山与北洋军阀反目遭炮轰。杨度一度出山，襄助孙中山和 *** 躲过大劫难。 之后加入 *** ，成为孙中山器重之人。不幸，孙氏三年后病故，有功之臣杨度再遭冷落…… 时间到了1931年，一个深秋的夜晚，潘汉年通过良友图书公司找到当时的地下党夏衍。 两人乘出租车来到一家小洋房里，潘把一位五十多岁的绅士介绍给夏衍。 他们似乎很熟络，彼此没有太多寒暄。两人交谈了一阵，内容所涉及的人物名字，夏衍全都不了解。 临走，中年绅士把一盒雪茄烟交给了潘汉年，似乎是临别礼品了。 出了门，潘汉年反复告诫夏衍，此人乃知名人物，秘密党员，他会告诉我们许多有用的事情，你绝对不能对他怠慢。 夏衍和那位中年绅士来往半年后，他才坦然告知：“我叫杨皙子，杨度。”这一下可真让夏衍大吃一惊。 杨度，当年的帝国祸首，军阀 *** 的座上宾，上海滩无人不畏的青帮头子杜月笙的清客，竟然是本党同志!这一幕简直太传奇了! 民国二十年(1931年)9月17日，杨度溘然归西，享年五十六岁。 “市井有谁知国士?”是杨度自叹的诗句，也流露出作者的伤感心境。 他一生纵横捭阖，想通过帮助非常之人，成就救国大业;或许是性格中的缺憾，或许是他将理想寄托于君宪制，而非共和制，错选了方向。 但是杨度在“毁家纾难”上，其功德之深厚，无愧“国士”之名。 当年，为搭救朋友李大钊，他把京城的住宅“悦庐”卖了;数年后，为了救济李大钊及同案烈士们的遗属，又把青岛的洋楼卖了。 失去私宅的杨度，不得不靠杜月笙提供的住房，外加600元月薪，再加自己卖字画的润笔过活。民国初年的“旷代逸才”，屈尊为杜氏“门客”，吃嗟来之食。 然而，当你知道他已经被周恩来发展成 *** “特科”的成员，利用他的名士身份，在与新朋故交的谈天、饮茶、搓麻将之时，猎取无价的情报，再转给潘汉年等人。你又能做何种感想? 能把危机四伏的间谍工作挥洒成一种优雅生活的主，恐怕也只有杨度这等名士吧。 在明为杜府秘书、暗为 *** 间谍的岁月，杨度先后在上海加入“中国互济会”等慈善组织，捐款甚巨。 “中国互济会”营救了当时不少遭政治迫害的受难者、被关押的政治犯，以及很多流浪各地街头的 *** 领导者的子女。 只可惜杨度这些可歌可泣的功德，在新中国成立后，在人人自危的一系列运动中，逐渐地被埋没了。

英国皇家铸币厂雕制铸币钢模，币面图样正中光绪元宝满、汉文四字，左右年份“庚子”上端为铸造机关“京局制造”四字，下端计重“库平七钱二分”，背面图样中为一大清龙图，上、下端分别为英文“PEKING”和重量。有资料记载，因京局毁于“庚子之乱”，原铸版未发行，七钱二分主币，京局并没有正式运行，只试铸了很少量的贰角及壹角样币。除雕刻师在英国制作的二枚光边样币之外，存世均为后铸版，于是京局银币有了原铸和后铸版之分。

光绪二十六年(1900)七月，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慈禧仓皇出逃前夕，珍妃死于宁寿宫外的玻璃井中，但珍妃是否坠井而死，一直众说纷纭。 珍妃，姓他拉氏，满洲镶红旗人，才色并茂，颇通文史，光绪十四年(1888)进宫，后晋封为珍妃。光绪帝与珍妃感情甚好，但慈禧与珍妃一直有嫌隙，后因珍妃支持光绪戊戌变法，受到慈禧太后怨恨，最后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七月，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慈禧仓皇出逃前夕，将珍妃溺死于宁寿宫外的井中，但珍妃是否坠井而死，一直众说纷纭。 第一种说法，珍妃生了天花，慈禧不得已派人把珍妃推下井。 这一说法主要来自太监小德张过继孙张仲忱在《我的祖父小德张》一文中的叙述。他转述了小德张的回忆。据他回忆，小德张谈起珍妃时说，当年八国联军进城后，慈禧也来到了御花园旁，在养心斋前换上了便装。各宫妃嫔陆续到来，光绪皇帝也由瀛台过来，换上了青衣小帽。这时，慈禧把珍妃叫来，让她换好衣服一起走。此时的珍妃已被囚禁了整整三年。不大一会，珍妃披散着头发，穿着旗袍来了。老祖宗大怒说：“到这时候了，你还装模作样，洋人进来，你活得了吗?赶紧换衣服走!”珍妃说：“皇阿玛，奴才面出天花，身染重病，两腿酸软，实在走不了，让我出宫回娘家避难去吧!”慈禧不同意，仍然叫她走，珍妃跪在地上就是不走。这就为慈禧把珍妃扔到井里提供了借口，因为珍妃生了天花没体力逃难，投井是不得已而为之…… 第二种说法，慈禧遣人杀害说。 庚子之乱，八国联军即将打进北京城，此时珍妃已在西二长街百子门内牢院中囚禁六年，就在慈禧仓皇“西狩”前夕，托宫女带信给姐姐瑾妃，让她无论如何想办法留住皇帝在京主持大局。言外之意是可借机摆脱太后控制，收回权柄。谁知所托非人，信件落入二总管崔玉贵之手，转呈给了慈禧。于是慈禧盛怒之下，令其自尽，珍妃不从，才由崔玉贵将她沉入井中。另据《清朝野史大观》记载，八国联军兵临城下，慈禧等人收拾行装准备逃出紫禁城，珍妃进言说皇上是一国之君，应该留京，太后一怒之下命李莲英将其推入宁寿宫外大井中。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即珍妃究竟因何被囚禁，是因为她“赞襄新政”吗?通过正史野乘，可以得出结论，她之被囚，绝非因为“赞襄新政”。从时间上来说，她之被囚在光绪二十年，而戊戌变法迟至四年之后的光绪二十四年才发生，她虽生长在得风气之先的广州，并受教于文廷式，但思想也不会先进到康梁的程度吧?如果她在光绪二十年即因“赞襄新政”被囚，岂不成了康梁之前驱，吾国思想与革命之启蒙者?珍妃利用光绪卖官鬻爵是事实，但她对慈禧的揽权干政，使光绪不得一展抱负的不满，也是显然的。慈禧之杀珍妃，不是因她“习尚奢华”，“屡有乞请”，也不是因她“赞襄新政”，而是因为她策划使光绪留京。光绪若能留京主持大局，则慈禧“西狩”便成流放，永无回京之望! 第三种说法，珍妃自己投井自杀。 这一说法主要来自当事人的口碑资料。据《我所知道的慈禧太后》一书记载，隆裕曾经告诉作者的爷爷，说：“很多人都说是我嫉妒告她黑状，所以老太后派人把她推到井里去了。其实事情是这样的：当时被八国联军打败后，洋人军队打到了北京。在完全没有取胜希望的情况下，老太后西行。当时的情况非常紧急，因为谁也不清楚这帮洋人最后会干什么，会不会像烧圆明园那样，把紫禁城也烧了?当然西行带不了那么多人，因为人多了就会成为负担。但是因为当时光绪是皇帝，而我是皇后，同时又是老太后的亲侄女，要带也只能带我和皇上走。而其他的一些亲属就地回娘家躲避，妃子们也不例外。可是当时的珍妃非常气盛，不服从老太后的指挥，并当场顶撞了老太后。在那个紧急时刻，珍妃一直对老太后说：‘我是光绪的妻子，我要跟着去。您有偏见，皇后是您的侄女，所以您带她走。所以我也请求你带我走。"这就让老太后非常难堪。从另外一层上讲，本来老太后就对珍妃平日的作为有点不高兴，再加上这些紧急时刻的顶撞，老太后气得脸色发白，直打哆嗦。在皇宫里，大清朝几百年来从来没有人敢于这么顶撞太后，即便是皇上都从来没有过，何况一个珍妃。老太后也是一个非常要脸面的人，所以气得当时抬脚就走，珍妃一直跟着老太后说自己的理由，于是就来到了距离珍妃住所不远处。珍妃这时候还不死心，对太后说：‘我是光绪的妻子，就要跟皇上在一起，不在一起，宁愿死。活着是皇家人，死了是皇家鬼。"老太后一听，就更加生气，本来火烧眉毛的事情，哪还有时间吵架啊，于是就对珍妃说：‘你愿意死就死去吧。"当时离说话的地方不远处就有一眼井，于是珍妃紧走两步，说：‘那既然这样，我就死给你看。"于是直接就奔井口去了。老太后一看情况不对，这孩子跟我顶撞两句，怎么还真的去死啊。于是对崔玉贵说：‘赶紧去拉住她。"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晚了，当崔玉贵跑过去的时候，珍妃已经跳下去了。老太后一看没办法了，内忧外患啊，于是没来得及管她，就走了。” 据此，此书指出，珍妃不是慈禧杀的，那些传言都是错误的。其实事情远远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因为慈禧和珍妃都死了，所以人们就随意把一些屎盆子尿盆子都扣到了慈禧的脑袋上。与其他观点不同的是，此书的作者甚至指出，因为珍妃非常有才干，又非常聪明漂亮，所以慈禧非常喜欢珍妃。在慈禧看来，珍妃就是一个年轻的慈禧，这些都让慈禧对珍妃有着一种别样的感情。 珍妃之死无疑是清代后宫又一未解之谜，珍妃之死，正史的记录都语焉不详。野史和口述史料的记录详细，但可信度不及正史，且版本很多。自杀还是他杀至今仍不得解。

1909年清政府成立了游美学务处，负责直接选派学生游美，同时着手筹设游美肄业馆。1910年11月，游美学务处向外务部、学部提出了改革游美肄业馆办法。其中提到，因已确定清华园为校址，故呈请将游美肄业馆名称改为“清华学堂”。12月，清政府学部批准了这个改革办法。之后，清末兼管学部和外务部的军机大臣那桐于宣统辛亥年（1911年）为清华学堂题写了校名。我们今天看到的清华学堂大楼大门外，正额“清华学堂”四字即为那桐手书。 　清华学堂大楼分西部、东部两期建成。其西部建于1909～1911年，学校同期兴建的还有二院（在清华学堂以北、电机馆的西边，现已拆除）、三院（在大礼堂以北，现已拆除，在其原址扩建新图书馆）、同方部等一批建筑。俟这批建筑基本竣工后，清华学堂于1911年4月29日在清华园开学，这就是清华历史的开端。周诒春校长到职后积极筹备改办大学，在任职期间（1913年8月～1918年1月）又盖了一批适应未来大学需要的高标准建筑（清华著名的“四大建筑”——大礼堂、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均始建于周诒春任内）。其间，1916年清华学堂大楼向东进行了扩建，扩建后总建筑面积达4560平方米。当时清华学堂是清华园内第一座“大楼”，虽然高不过两层，但因四大建筑那时还未落成，故在当时的校园建筑中已是鹤立鸡群了。清华学堂大楼西部建成后成为高等科学生的教室，东部建成后曾是高等科毕业班的学生宿舍，所以历史上也称“高等科”。高等科宿舍的设施相当华丽舒适，有闪闪发亮的打蜡地板，能抵御北方风沙的双层拉窗。据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的梁实秋先生回忆：“临毕业前一年是最舒服的一年，搬到向往已久的大楼里面去住，别是一番滋味。这一部分的宿舍有较好的设备，床是钢丝的，屋里有暖气炉，厕所里面有淋浴有抽水马桶。不过也有人不能适应抽水马桶，以为做这种事而不采取蹲的姿势是无法达成任务的……”在这里，当时清华学校的学生在毕业留洋前，已可以预先领略一下西方的生活方式了。

分际的词语解释是：界限；分寸。紧要关头。犹情分。犹程度；地步。分毫。分际的词语解释是：界限；分寸。紧要关头。犹情分。犹程度；地步。分毫。结构是：分(上下结构)际(左右结构)。拼音是：fènjì。注音是：ㄈㄣㄐ一_。分际的具体解释是什么呢，我们通过以下几个方面为您介绍：一、引证解释【点此查看计划详细内容】⒈界限；分寸。引《史记·儒林列传》：“臣谨案_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清薛福成《庸_笔记·轶闻·曾文正公挽联》：“如此措辞，既合分际，亦颇善於斡旋。”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一篇：“史家成见，自汉迄今盖略同：目_亦史之支流，固难有超其分际者矣。”李_人《天魔舞》第十七章：“足以显示自己实在是一个纯洁青年，并不是一见异性就忘乎其形，连什么分际都不顾的。”⒉紧要关头。引《水浒传》第十二回：“两个又斗了十数合，正斗到分际，只见山高处叫道：‘两位好汉不要斗了！"”《古今小说·史弘肇龙虎君臣会》：“二人拳手_打，四下人都观看。一肘二拳，三翻四合，打到分际，众人齐喊一声，一个汉子在血_里卧地。”⒊犹程度；地步。引明汤显祖《牡丹亭·诊祟》：“呀，小姐脉息到这个分际了。”《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十：“那朝云也是偶然失言，不想到此分际，却也不敢违拗，只得伏侍元普解衣同寝。”《老残游记续集遗稿》第六回：“我这些年替庙里挣的功德钱虽不算多，也够赎身的分际了，无论何时走都可以。”⒋犹情分。引《儿女英雄传》第二五回：“这还算安老爷、安太太一年的水磨工夫，才陶熔得姑娘这等幽_贞静；又兼看着九公有个师徒分际，褚大娘子有个姊妹情肠，才得这样款款而谈。”二、国语词典分别的界限。三、网络解释分际分际，汉语词汇。拼音：fènjì基本解释：意思是界限；程度。也犹言不可开交，难解难分。《史记·儒林列传序》就有记载。在《水浒传》等小说中，武将单挑有时会用到”分际“一词，犹言不可开交，难解难分。并不是指部分读者臆想出的武将打斗时出现高下之分，更不能理解成打斗的双方将要分出胜负。关于分际的诗句痛念你平生分际两源分际远漂流知分际关于分际的成语茫无涯际安安分分遭遇际会际地蟠天仓卒之际蟠天际地茫无边际弥留之际关于分际的词语仓卒之际交际花不着边际际会风云际地蟠天无际可寻蟠天际地茫无边际际遇风云遭遇际会关于分际的造句1、财色不沾是马英九的正字标记，长期跟马的金当然也不敢_越分际。2、在印度，公私分际难以捉摸。3、所以在照顾，应用，持有上要有所分际。4、这种分际在“庚子之乱”中由隐而显，也投射在想象与虚构层面的小说叙述中。5、随著公私部门合作情形的增加，两者之间的分际逐渐模糊。点此查看更多关于分际的详细信息

丁韪良在中国生活了66载（1850-1916，期间大约有4年时间不在中国），期间历经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民国建政等重大历史变迁。他曾在宁波宣教十年，先后担任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30多年，是当年在华外国人中首屈一指的“中国通”，他不仅会说流利的中国官话，更熟谙中国的经史子集，能用中文写流畅的文章供中国士大夫阅读。他集宣教士、教育家、翻译家、著作家和外交家于一身，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中西文化的桥梁。作为一个宣教士，其使命本是传播基督教信仰，但因他多年从事教育、翻译等实际工作，并长期担任北京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使他有意无意之中在中国近代政治、教育和外交等方面，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丁韪良同时也是一位饱受非议的宣教士，他究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还是敌人，这个问题迄今还存在着很多争议。目前在中国大陆许多教科书和著述中，把丁韪良定性为“反动的美国传教士”、“帝国主义分子”，或“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代表人物”，有的甚至把他斥为“帝国主义强盗”或“杀人犯”等等。但这样的定性与攻击往往具有简单化倾向，在许多问题上很难经得起推敲。不可否认，丁韪良的一些言行和主张确实叫人争议。早在宁波时，他就已涉足政治与外交等事，最为人所诟病的两件事是：1. 参与《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两份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并把“传教条款”纳入约内；另一件事，就是他痛恨乃至咒骂义和团运动，以及于“庚子之乱”之后所发表的一些过激言论，比如主张列强划分势力范围，提出“以华制华”的策略，并建议由美国割据海南岛，以增强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力等等。凡此种种，皆激起爱国华人的哗然与愤慨，许多人感到不可思议：作为一个基督教宣教士，他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呢？当如何看待他此等言行呢？但随着对丁韪良其人其事研究的深入，不少史家、学者对丁韪良在当时历史大环境下的所做所为越来越表示同情与理解，再纵观他一生的言论与作为，以及他对当时中国的影响，就不难看出他对中国的功远远大于过。他有污点、瑕疵，但瑕不掩瑜。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人之有限，也受历史的局限。人无完人，再有智慧也难以超越局限，岂能无过？丁韪良作为美国公使的翻译参与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谈判与起草，这是历史把他推到了这个地位上。试问，当时像他这样的“中国通”能有几人？有谁能比他更能胜任此职呢？作为一个美国人，站在本国政府立场上看问题；作为一个宣教士，希望其宣教活动能在“约”的保护下进行，这些都是很自然的事。当然他无法预料到此举之不幸。退一步讲，一个善良、正直的宣教士和国际法专家参与两约的签订，总比一个唯利是图的政客甚至蛮不讲理的恶棍要好得多，至少他不会胡来。所以说，丁韪良的参与对中国来说，焉知非福呢？1900年，义和拳之乱爆发后，无知、暴虐的拳民们涌入北京，外国使领馆、教堂、西式学校都成为他们的攻击目标。丁韪良主持的西式学校，以及京师大学堂都在被攻击之列。5月，义和团在京师大学堂门口张贴了告示，威胁要将学校里的师生全部杀光。73岁的丁韪良先躲入美国公使的宅邸，后又和所有在京外国人躲入英国大使馆中。6月20日，京师大学堂的一位英国教习，走出使馆与义和团交涉，竟被杀害。暴民们把他的头割下来，挂在一个街口。当时义和团所杀的不仅是西方人，只要和西方人有关的，只要是沾洋边的就杀，沾洋边的就抢，而且连妇孺也不放过。作为一个宣教士，当丁韪良看到他的教友们大量被屠杀，而且杀得非常惨烈的时候，一定会受到极大的刺激。这位一生在中国推动国际法的老者，亲尝中国罔顾国际法而带来的苦果，他心中的失望与愤怒可想而知。日后丁韪良伤心地写道：“我不由自主地羞愧、脸红，心想我倾其一生奉献给这个国家，到头来一文不值。中国人从我所教授的《万国公法》中，最后什么都没有学到”。任何身临其境的人，都会对中国感到绝望，特别像丁韪良这样一直对中国很好的人，绝望会更大。所以他后来在愤慨与绝望中说出的一些过头的话，是可以理解的。另一个常常被人提起的例子就是丁韪良在北京被围期间参与了抢劫，如同强盗一般，甚至说此事就记载在他所著的《北京被围目击记》一书里。关于此事，许多人不顾原文中的上下文，断章取义，或者以讹传讹。难道一个当时担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获得二品顶戴的高级官员，真的会脱下“道袍”，参与抢劫吗？凡认真阅读过《北京被围目击记》一书的人，所得出的结论恐怕就不一样了。丁韪良确实老老实实地记录了自己的一次“抢劫”：“惠志道牧师和怀丁牧师负责的教徒们急需粮食，我为了他们的利益干了一点小小的抢劫。我听说在内城京师大学堂附近有一家被遗弃的粮店。我们到那里去发现有相当数量的小麦、玉米和其他粮食。于是我们把这些粮食搬运到好几辆骡车上，我们运走的粮食不少于二百蒲式耳。我高声叫喊店主，告诉他把账单送到时，我会付给他全部粮款。但是唯一的答复就是我的回声……”（《北京被围目击记》）。如果了解了这场“抢劫”的前因后果与作者对这件事来龙去脉的叙述，那么即使是最严厉的道学家也会承认这是富有正义的“抢劫”。原来在当时的“义和团之乱”中，大约有三千多中国基督徒避难于英国公使馆中，很多人已濒于饿死的边缘。丁韪良得知情况之后，便自告奋勇地为其他宣教士带路，去无人看管的粮站进行了“抢劫”，以便搭救三千多被义和团围困的中国基督徒的性命。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有谁依然认为这是一种可耻的抢劫呢？“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并不是仅仅流行在中国的理念，而是全世界都接受的美德。这件事恰恰衬托出丁韪良等美国宣教士们以人为本和珍视生命，跟所谓的“强盗”和“抢劫”完全是两码事。而有些人因受极左思想的影响太深，根本不把几千名中国人的生命当成一回事。丁韪良是一个背景比较复杂的历史人物，随着时代的变迁，他在作品中所表达的各种观点也都在不断地修正和改变，唯一不改的就是他对于中国未来的看好，以及对中国人民的友好和热爱。他对中国有种特殊的、非常深的感情，甚至超过我们许多中国人。如果感情不深的话，他不会把自己毕生的精力都花在这个国家上。过去人们往往从政治的角度出发，来看待、批判和评价他，给他扣了许多顶骇人听闻的政治大帽子，可以说许多是不实之词。许多对丁韪良的“反动的美国宣教士”“帝国主义强盗”、“西方外交家”这样的定位大都依据他在1900年“庚子之乱”以后发表的文章，或其所写的《北京被围目击记》这本书。把对一个人一生的评价与定位围绕一本书或者几篇文章显然是有失公允的。事实上，在中国生活了长达62年之久的丁韪良写了大量的文章与专著向世界介绍中国，翻开丁韪良关于中国的主要著述，将会看到他对中国的观察、理解与同情，不仅在当时的宣教士中是一个异类，即使在今天读来，其对中国文化理解之透彻至今让人叹服。为丁韪良最好的辩护就是把他的主要作品忠实地翻译出来，让广大读者有机会阅读到他的著作本身，以便能让读者在其作品文本的基础上，而不是根据些学术权威的观点，来做出自己的判断。与此同时，大家也可以在阅读中通过这位世纪老人和亲历者的独特视角，来反思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和人物，或领略中国文化和社会的错综复杂性。

刘秀的东汉能建立，一方面，是他本身卓越的军事才能，争执才能。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天下人依旧思汉。这，和之后刘备略微类似。刘备只是很旁支很旁支的皇室子弟，但是，却凭着皇叔的身份，招揽人才。人心思汉。尤其是巴蜀一代，受到黄巾的影响较小。相反，清朝是彻底失去人心。比如，在庚子之乱前，人们听到孙文起义的消息，大多是谴责。但是，庚子之乱之后，清朝失去人心，听到孙文失败的消息，纷纷惋惜。除了少数的遗老遗少，在大部分人心中，清朝都已经过去。

首先需要纠正一个观点，满清不是被革命党的“辛亥革命”搞掉的，“辛亥革命”充其量只是满清灭亡的导火索。满清灭亡最直接的原因是北洋新军的首领袁世凯拥兵自重逼宫，而根本原因则是满蒙贵族的腐败导致各方面的权力已经渐次落到了许多汉族封疆大吏手中。满清的掘墓人袁世凯本身就是洋务运动代表人物、清末汉臣之首李鸿章的政治继承人。清朝末代北洋大臣：袁世凯满清的统治者满族皇室本就来源于人口占比极少的少数民族满族。满清的开创者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之所以能够建立起割据政权并最终入关是许多历史的巧合与机遇共同作用产生的结果。否则，单靠国小民贫的后金政权是无论如何也吃不下土地广袤、人口众多的明朝。入关后的满清政权能够坐稳江山靠的也是学习汉学、任用许多优秀的汉族知识分子。人口只有几十万的满族人若不依靠汉族精英治理国家，恐怕汉人一人一口唾沫都能把他们淹死。彼时满清皇室还积极进取、虚心汲取汉学精髓，广大汉族仕人尚且满意其表现。清朝初年著名汉臣：范文臣但当历史迈入公元19世纪下半页，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曾经横扫天下的满洲八旗军早已经腐朽的不堪一用，国家又面临西方殖民者入侵而割地赔款、残破不堪。当国内的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满清贵族们的无能就表现得更加明显了。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咸丰皇帝和后来的慈禧太后重用了以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等人为代表的汉族官员，给予这些人充分的财政权和军权以镇压太平军。太平天国运动最终被这些人成功地镇压了下去，但清朝中央政府的权力也从此被逐渐架空。轰动一时的江南“刺马案”就充分显示了清朝统治者面对已经崛起的汉族军阀势力的无力，这曾经在看重朝廷权威的清朝是不敢想象的事情。张汶祥刺杀两江总督马新贻发生在1900年的“庚子之乱”更使地方军阀和满清中央政府的关系到达了冰点。政治手段强悍如慈禧太后，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也已经难以直接调用南方各省的官员和军队进京勤王。以李鸿章、张之洞为首的东南督抚提出的“东南互保”实际已经等于和中央政府彻底翻脸了。只不过基于相互需要(清政府需要东南各省的税赋和李鸿章等能臣支撑局面，后者需要拥有其权力的合法性)，双方在名义上仍保持以君臣相称。但慈禧死后，载沣和宗社党这些缺乏执政经验，甚至不学无术的皇族贵胄们怎么可能能够继续号令得了野心比李鸿章等人更大的袁世凯

1 鸦片战争1840-1842 2 洪杨匪乱1850-1864 3 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 4 洋务运动1861-1894 5 中法战争1883-1885 6 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 7 戊戌变法1898 8 庚子之乱1900 9 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1901-1911 10 辛亥革命1911 11 民国成立和清朝灭亡1912 12 二次革命1913 13 护国战争1915-1916

信阳一古寺，苏轼在此留下千古诗篇，每年有上万人参拜，门票免费净居寺，位于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晏河乡杨帆街道往西3公里，大苏山之南，小苏山之北，又名“梵天寺”。净居寺，是中国第一个佛教宗派——天台宗的始祖庭。北齐天保五年（公元554年），高僧慧思来到光州（今光山县）大苏山结庵，开坛说法，“数年之间，归从如市”。公元560年，释智顗冒着战火慕名千里投奔大苏山，师从慧思7年，苦心修习“法华三昧”，精研《法华经》，一日突然开悟，心思豁然开朗，这就是佛教史上著名的“大苏开悟”。唐中宗神龙二年（公元706年），律宗大师道岸（光州人，在长安为孝和帝顺，各大寺院纲维总务，荐福寺建造者）率弟子鉴真等从长安返回故乡光州，为追念天台“二圣”（慧思、智顗），亦为报恩家乡，在大苏山建造了气势恢宏的寺院，始名净居寺。史料记载，净居寺的建造体系完整，风格古朴典雅。净居寺分三进两院，一进天王殿，二进观音殿，三进大雄宝殿，东、西两院以寺庙中心线呈对称分布。鼎盛时期（唐、宋）僧超千人，房过千间，殿、堂、楼、亭、台、塔、廊等古建成群。苏东坡在此地写出了著名的《游净居寺诗并叙》，后人将他的诗文刻在石碑上，成了重要的历史文物了。苏东坡发配到黄州后，还念念不忘净居寺，先后几次回到净居寺，在那里流连山色，谈佛论经，读书阅读，低吟浅唱。后来，人们把苏轼在净居寺时读书的草庐辟为“东坡读书堂”。后来，因历史原因，净居寺三次毁于兵火，屡毁屡建。唐广明庚子之乱（公元880年），寺毁于兵火。宋乾兴（公元1022年）复建，真宗赐额“敕赐梵天寺”，故又名梵天寺。元季毁，明初修葺。于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颁藏经于寺。清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释慧门募修。由于净居寺蕴含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深厚，国学大师季羡林、任继愈，中国社科院名誉学部委员黄心川、杨曾文，武汉大学著名哲学家萧父、唐明邦，著名教授段德智、麻天祥、孙昌武等或亲来考察，撰文题字，或为净居寺重建复兴奔走呼吁。新中国成立之后，相关部门对净居寺进行多次修缮，日韩佛教人士也多次到此进行参拜。2014年，当地开始对净居寺毁损房屋进行大修、重建。2016年底：“紫云塔”复原工程完工。重建后的紫云塔高七层27米，下设塔刹和地宫，塔基直径12米，底面积113.04平方米。采用为宋代徽派建筑形式，为八角叠檐，外廊内旋梯，仿象牙式塔，采取钢混结构，表体嵌石。现如今，到净居寺参观，能看到寺前挺拔而立的五株古柏，还有一棵年逾千载的银杏，树高7丈余，干粗三、四人围，冠枝遮盖面约一亩，树上寄生一檀一柏，人称“同根三异树”。寺正前方的“白莲池”四面皆山，中介一池，池中碧波荡漾，植莲花，荷叶扣盖，辉映蓝天，素有“四水归池”之说。另外，此处还有大苏山、苏东坡读书堂、苏山夜雨等20多处景观。走

1900年，也就是光绪二十六年，北京爆发了“庚子之乱”。当时，几十万号称“刀枪不入”的义和团入京围攻各国使馆。不久，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慈禧太后弃都而逃。1901年，李鸿章被迫与各国签订耻辱的“辛丑条约”，同意向十四国赔偿白银四亿伍千万两，分三十九年付清。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庚子赔款”。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授权罗斯福总统退还中国“庚子赔款”中超出美方实际损失的部分，用这笔钱帮助中国办学，并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双方协议，创办清华学堂，并自1909年起，中国每年向美国派遣100名留学生。这就是后来庚款留美学生的由来。1909年、1910年和1911年，在北京三次从全国招考庚款留学生。当时对考生的要求除了通晓国文、英文外，还须“身体强健，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第一次招考是1909年8月举行的， 630人应考。先是初试，考国文、英文和本国史地，取68人；再复试，分别考物理、化学、博物、代数、几何、三角、外国历史和外国地理诸科。连初试带复试，一共考了七八天。最后放榜，录取了47人。这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同年10月赴美，赴美时，另外加上了3名贵胄子弟，共50人。他们所学专业大多是化工、机械、土木、冶金及农、商各科。后来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就是其中之一。1910年8月又举行了第二次招考。考试仍分初试、复试。初试先考国文、英文，其中国文试题古色古香，为：“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说”;而英文试题则颇为时髦：“借外债兴建国内铁路之利弊说”.复试则考了西洋史、植物学、动物学、生理学、几何和世界地理等科。400多人应考，最后录取了70人。这第二批庚款留美学生中，后来出了一个大名鼎鼎的胡适，他当年考了个第55名。同榜中还有后来的语言学家赵元任、气象学家竺可桢等。一年后，即1911年，又招考了第三批、也是最后一批庚款留美学生，一共有63人。三批庚款留美学生的派遣为中国培养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中国近代科学发展中的许多新学科的创建者大多来自这些留美学生。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覆灭。中国进入了军阀混战的民国时代。

徐桐是晚晴的理学家，也是最著名的清末保守派之一，他极端的憎恶洋人。并且顽固守旧、嫉恶西学，在义和团运动爆发时，他主张联合义和团抵抗洋人，是主战派。他最出名的还是在八国联军打入北京时，他和他的儿子徐承煜想要殉国时发生的事。庚子国乱时，当时作为主战派的徐桐已经六神无主了，天朝上国竟然在杂毛洋人的手下坚持不了几天，洋人眼看就要打进北京了，这个该怎么办？最后就在慈禧太后都化妆跑了的时候，徐桐和他的儿子也都收拾东西准备逃跑，但是联军已经封锁了北京，没法跑了。这个时候整个北京城听说洋人打进来了，那是一片降藩。到处都是欢迎洋人的标语，身为顽固的守旧派，并且当时官拜体仁阁大学士的徐桐，认为这是奇耻大辱，本这为国殉葬的决心，徐桐就拉着儿子徐承煜回到家中，然后让老仆人在大厅的房梁上结了两个绳套。为何是两个？因为这不，另一个是为自己儿子准备的，然后他就把儿子徐承煜叫到大厅说道：“我是首辅，国家凋敝如今，身无寸尺之功，愧对君上，理当为国殉葬节。”说完就看了儿子徐承煜几眼，因为徐承煜身为刑部左侍郎，能到这个位置的还能不知道自己父亲是啥意思？徐承煜就赶忙说道：“爹你放心，这是你一生的大事，儿子肯定陪你上路。”说完徐承煜就扶着80高龄的父亲，上了踏脚的骨牌凳子，徐桐决然地踮起脚把那颗满头白发的头伸进了绳套里，然后两眼还看着站着的自己的儿子，那意思是说：“儿子赶快上来啊，我们一起上路，别耽搁了！”徐承煜这时候只好表态：“爹，你先走，儿子一定会陪你下去的。”说完动作麻利地一脚踹倒了凳子，然后就成就了他父亲的“大节”。而他自己却脱掉官服，然后匆匆地换上普通百姓的衣服，悄然遁去。但是没跑掉，刚出巷子就被日本人抓住了。然后在议和的时候，作为主战派的徐承煜被拉到菜市口一刀枭首，据说得知自己要被斩首的前一天，更是大呼小叫，眼泪横流，一直折腾到了第二天，那贪生怕死的无耻样子，让人看了厌烦。小伙伴们有啥看法，欢迎留下评论哦！

珍妃生于光绪二年，13岁时与姐姐一同应召入宫。光绪二十六年，发生了庚子之乱，慈禧、光绪逃离皇宫，珍妃被逼堕井身亡。珍妃正值青春年华之时，适逢戊戌变法。戊戌变法强烈地冲击了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统治，为社会进步带来了一线曙光。被变法气得发疯的慈禧太后，将光绪皇帝囚禁起来，珍妃也受牵连被幽禁深宫。珍妃的命运与戊戌变法有着直接的联系，这种观点表达了对珍妃的赞誉。一些人就此津津乐道，称珍妃如何支持变法维新，竭力帮助光绪实施变法。并说光绪支持主战派，宣布对日作战，主要是受珍妃的思想影响。但许多人对珍妃却另有所见。珍妃入宫前是八旗族深闺中的小姐，进得宫后，是深居宫禁的嫔妃宠妾，在讨好、取悦皇帝的伎俩上，自有一番功夫，如若说在政治上成熟，有改革、变法的远见卓识，就让人难以置信了。倒是一出卖官的丑剧，对珍妃其人多少有些了解。光绪二十年，珍妃凭光绪的恩宠，硬让光绪答应两名无能之辈进入官场。后来经调查发现，这两人是在珍妃放卖官爵时，用钱买下的官位。结果东窗事发，珍妃因此被贬为贵人。因手头拮据，卖官敛财，珍妃也够丢脸面的了。戊戌变法失败后，主张变法的众君子被格杀勿论。看来珍妃并未犯下同样的杀头之祸。珍妃之死，到底是同戊戌变法有关，还是源于受皇帝的恩宠，这要在情理上作客观的分析。但不管怎么说，珍妃是被逼而死似成定局。

古代中国是最早铸币的国家，而货币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夏商西周时期，此后经过上千年的发展，在明朝和清朝的时候，更是形成了以白银作为主要货币进行流通。但在目前来说，我国白银储量位居世界第六，相较于世界第三的国土面积，因此白银储量并不算是丰富。当然在明清之际，因为技术落后的缘故，所以对于白银的大量需求，自身也是很难供给的。可是在明清两朝，白银不仅满足了自身需求，而且使得中国成为了泱泱大国，尤其清朝前中期，国库充盈，国力强盛，这离不开大量的白银储备。那么在晚清之际，科技的落后导致清朝被列强大肆掠夺，也使得清政府不得不赔款，当然这个数目是庞大的，那么这些白银又是哪里来的呢？一、贸易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善于经商，虽然商人的地位在古代并不高，但是这却丝毫没有减少中国人对于经商的热情。例如在两宋之际，虽然饱受外族侵略，但是大宋朝的财政收入却没有落下，而宋朝对外政策，也是极其有趣，比如很多人宁可对外赔款，也极少开战，因为多数大臣都认为，打仗比给钱还要费事，可见中国人的经商头脑。当然清政府执政中国的二百多年，中国的变化是巨大的，在前一百多年和世界并没有差距，但是西方工业革命的开始，却使得大清和世界拉开了差距。当然清朝虽然在科技方面拉开了差距，但综合国力毕竟很强，有着很多国外必不可少的物资，因此即使从道光开始签下的《南京条约》算起，再到《辛丑条约》截止，总共赔偿给外国13多亿两白银，但是凭借庞大的贸易逆差，清政府虽然背负如此庞大的债务，却没有垮台，而在同时，清政府俨然成为了列强眼中的肥肉。虽然我泱泱中华国力雄厚，但也经不住如此挥霍，尤其慈禧老佛爷一句:“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堪称是无耻至极。不过这些赔款，其中有一些返还给了我国，这便是庚子之乱后的赔款，而在美国带头下，这些款项支持了不少我中华学子走出国门学习新知识，尤其清华大学的筹建，更是离不开这一笔战争退款。回到正题，我国能够拥有如此庞大的白银储备，国人善于经商贸易，增加了国家税收，这只是一个原因，但还有一个原因也很重要，这便是商人的贡献。二、商人团体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比较著名的商人团体，例如晋商、徽商等等，直到晚清时期，这些商人团体的势力还是庞大的，可以说，他们手里拥有的财富，丝毫不比国家的少。而在清政府给列强赔款的时候，这些商人确实捐献了不少，当然清政府很聪明，采取各个省份摊派的做法，哪个省份发达，就得多募集，哪个落后，可以少募集，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商人团体也出了不少力。说的这里，我还想多说一句，其实晚清乃至于北洋时期的商人，他们大多数都是很爱国的，或许他们不参与政治，但却不代表他们不关心国家，所以中国古代对于商人的轻视，这是一个不正确的行为，应该给予商人应有的尊敬。而晚清之际到辛亥革命之后的北洋时代，因为国内局势的不稳定，好多商人都远走海外，在东南亚、甚至于美国旧金山一带聚集，凭借着勤劳和智慧，他们创造了大量财富，并且又不忘本，例如国父孙文先生，就是在这些华侨的支持下，才有了和清政府抗争的资本。事实证明，中华民族自身确实有着强大的创造力，因为勤劳、务实，这些优秀的品质，从华夏文明诞生以来，就成为了中华民族的标志，希望我们永远将这种精神传递下去，给民族做出更大的贡献。

俄日作战是说干就干的，根本没顾及提供场地的清朝，那么清朝被忽视，他们为啥还没脾气。实际上是因为清朝有心无力。日俄战争发生的时间是1904年至1905年。在此之前的十年里，中国经历里两场大的变故。一个变故就是发生在1894年至1895年间的甲午战争，另一个变故是发生在1900年间的庚子之乱。这两个跟头，应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栽的两个最大的跟头。清政府已手无缚鸡之力了。世界格局动荡不安，谁也不想让谁强大是各国心声。于是，当沙俄提出要侵占东北，美英等国就按耐不住了，他们担心，沙俄对东北的侵占，为“黄俄罗斯”计划打下了伏笔，英国侵略的西藏紧邻新疆，这让英国感受到巨大威胁；而沙俄对东北的窃据，也让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难以推行，因此美国也很生气，都想打沙俄，结果，只想赚便宜不想吃亏的英美达成的默契是支持日本干，这种办法可以让他们坐收渔翁之利。有了这样的“大环境”，日本就举全国之力和沙俄在清朝东北打了一年半的惨烈战争，最终以死伤38多万人，耗费军费17亿日元的巨大代价，消灭了沙俄两大舰队，造成27万人死伤，让沙俄同意撤出东北。日本原以为拼命打下了的战争，之后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利益，但事实证明：日本想多了。沙俄没有战后赔款，清朝日本虽然接管了沙俄的全部在华权益，但清朝只出让了绿旅顺等几个据点以及南满铁路权益。这点利益对胃口极大的日本来说连鸡肋都不如。当然，这也与英美不想日本做大做强有直接关系。

最近高晓松参加了一场阵容豪华的网络直播，这场直播叫“名人读名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等高大上的平台共同推出。这是一场事前策划方认为只会成功不会失败的节目，结果令人瞠目结舌。在网友的冷嘲热讽中，高晓松狼狈翻车，尴尬的中断了直播。其实原定的剧本挺严肃的，就是让有态度的“前浪”给“后浪”们推荐名著。高晓松怎么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后浪会直接过来砸场子，原因是什么呢？我想他可能挺纳闷的，其实只要了解一下高晓松的价值观历史观，就明白网友们的态度了。比如他说：“台湾是的固有领土并不准确”“人在全世界最爱占便宜”、“人全世界最不严谨”“四大发明全是假的”“美国在土地上没有杀过人”“和美国最大区别就是潜规则”这些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都是他在脱口秀里发明的。当然我今天不是一一驳斥，我仅仅驳斥其中一条——高晓松说：“对最好的就是美国，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建立清华。”然而，庚子赔款的真实目的，就是为了培养高晓松这样的知识分子，连当时的人都看的清楚，不知道为什么百年后的人反而糊涂了。说到庚子赔款，就不得不提起当年所签订的《辛丑条约》了。1900年英、美、德、法、意、奥、日、俄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组成“八国联军”入侵，镇压义和团运动，火烧圆明园，迫使与翌年9月在北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赔偿俄、德、法、英、日、美、意、奥八国及比、荷、葡、瑞、挪六个受害国的、损失费等相项，合计银4.5亿两，年息四厘，分三十九年按条约所列办法及汇率，折合各国货币还清，本息合计982238150两，以关税、常关税、盐税做抵押。1900 八国联军侵华时 北京故宫外行进的美国军队这便是著名的“庚子赔款”。各国分配率为：俄28.97%、德20.02%、法15.75%、英11.25%、日7.73%、美7.32%、意5.91%、比1.89%、其余各国均不足1%。美国按比例分得32939055两，合美金24440779.81美元。清廷原以白银支付赔款，1904年，一些国家因金贵银贱，要求以黄金支付。美国原独倡用银支付，但后来也有所动摇。为此，清廷驻美公使梁诚于当年12月拜会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指出：“用金用银出入虽属不多，然现今为赔款罗掘俱穷，一概还金，势须加增租税，民间难于负担，仇洋之念将日益高涨，大局很可能受到动摇，祸患何堪设想。”海约翰貌似被说动，沉默了一阵，来了一句："庚子赔款实属过多........."梁诚敏锐地捕捉到美国政府认为庚子之乱各国损失“浮报冒报”而“实属过多”的信息，立即放弃支付赔款方式的话题，转而请求美国带头减少赔款数目。海约翰表态：“所言确有至理，自当极力代谋，唯总统甫得蝉联，举动不宜过骤，易徐图之，必将得当以报。”最终，美国拟将赔款减至11655492.69美元，大概减少了一半多。这一数额，美国明确“实应赔偿”，其内容包括美国出兵及美在华商人，传教士的损失赔偿。而这个数目与美元原所分赔款24440778.81美元的差额，计12785286.12美元，则“有条件”地退还。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必须声明，我们没有必要为美国人感恩戴德。打个比方：强盗将你家的财产劫掠精光了，看你可怜，又给你留下了一点生活费，你用不用对他感恩戴德？另外，强盗给你留一点生活费，是看你可怜，动了隐恻之心。当年的美国却未必是这样。美国是怕你饿死了，以后不能再从你身上榨取更多的财富，所以才给你留的生活费——这才是深谋远虑，这才是真正可怕。为什么我会这么说，为什么在1905年这个节骨眼上开始有了“退”庚子赔款之议呢？原因是这年爆发了抵制美货运动，美国对华贸易量减少了百分之四十，其中纺织品出口下降1/2，石油下降1/3。为了避免竭泽而渔、焚薮而田，美国才同意议“退”还庚子赔款。这起因是因为美国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这也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将种族歧视合法化的法案，早就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必须明确，这个“退”并不是退还现金，或者剩余的钱不用再还，而是钱要继续交，由美国支配使用，拿来培养赴美留学生，实际就是培养自己未来的代言人。对美国人来说，在树立一个公正友善的形象，有助于维护他们的在华利益，获得的好处会远远大过那点儿赔款额。章太炎一眼看穿，美国此举实际上是“鼓铸汉奸之长策”。美国外交官柔克义将这一信息告诉大清驻美公使梁诚后，梁诚马上表示反对，他认为这笔退款的用途应该是无任何附加条件的，一旦退款后这就是内政，该怎么用，美国不应干涉。清廷驻美公使梁诚1905 抵制美货运动 美国人的讽刺漫画欧式建筑的清华园

　　庚子退款始末及用途　　1901年9月7日，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牢记的日子，这一天，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此条约共12款，19个附件。清政府共计向侵略中国的列强八国以及比利时、西班牙、荷兰共十一国赔偿九亿八千二百余万两。由1902年起至1940年止，按照条约所列办法及汇率，折合各国货币偿付，是为“庚子赔款”。其中俄、德、英、法四国所得最多。　　1902年1月，美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武装的镇压并不能消除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反抗。美国出于其国家长远利益，由纽约时报透露向中国退还美国庚款之“溢款”（超出美国所受损失之数目）部分。1904年12月，中美两国在美国谈判退款事宜时，美国主张以退还之款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和发展在华教育福利事业。1907年12月，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咨文国会退还部分庚款，经两院讨论通过，次年5月25日，批准生效。并通知清政府声明在更换执政人员时，都不能将该款移作他用。从1909年起，美国每次收到届时应付之庚款时，即取出其中一部分交还中国政府，作为中国兴学专款。当时决定两个项目：办清华学校和资助中国留美学生。　　1909年6月，北京设立了游美学务处，这就是清华大学的雏形。1909年8月，内务府将皇室赐园———清华园，拨给学务处，作为游美肆业馆的馆址，学务处在史家胡同招考了第一批学生，从630名考生中，录取了47人，于10月份赴美。1910年送出学生70名，同时还录取了143人备取生，入肆业馆短期训练，随时送往美国。1911年考选了63人赴美。　　1924年6月，美国将庚款之余额，全部退还，作为中国兴办教育和其他文化事业资金，并组成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由蒋梦麟为董事长，董事14人。他们是：颜惠庆、张伯苓、郭秉文、范源濂、黄炎培、顾维钧、周诒春、施肇基、丁文江（以上华籍）孟禄、杜威、贝克、贝诺德、顾林（以上美籍）。具体管理该全部退款。基金董事会举办了多种事业。自1926年至1930年间，在南京的东南大学、成都大学、东北大学、武昌大学学校，设立物理学、化学、植物学、动物学及教育心理学的科学教习。设置了科学研究教授席，科学研究补助金、社会调查所、华美协进社、静生生物调查所、国立北平图书馆。　　美国的两次退款，产生了很大的国际影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也涉足于战胜国的地位，各国都表示愿与中国“友好”，以便用和平的办法维护和扩张其在华利益。所以都紧步美国的后尘，纷起退款。法国和意、比、荷各国也效仿美国办法退还部分庚款。1920年初，李石曾与蔡元培、吴敬恒，利用法国的庚子退款，创办中法大学于北京。李石曾任董事长，蔡元培任校长。同年冬，蔡元培与李石曾再度赴法，与法国里昂市长赫礼欧(Herriot)，里昂大学医学院院长雷宾(Lepine)等，合作设立里昂中法大学协会，决定在里昂成立中法大学。　　苏联于1922年9月，声明放弃庚款余额。1924年5月，又谈判达成协议，完全归还庚款余额，也声明此款只能用于中国教育事业。并设立特别委员会管理该项余额。英国从1912年开始退还，亦坚持此款项用于中国教育事业。　　日本亦“退还”庚款“溢款”部分。美、法、意、比、荷、英、俄七国退还中国之庚款“溢款”总数，约在海关银三亿两左右，对兴办教育事业颇有效果，应当肯定。如果各国不坚持将此款用于教育、文化事业，清政府、北洋政府以至于国民政府一定会将其挥霍净尽，或为贪官私吞，不会完全用于中国教育事业。　　1917年中国对德宣战，德、奥两国之庚款停止，1920年，德、奥两国放弃庚款。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欠日本之庚款停付，并进而废除对日庚款。1943年1月11日中国与美、英签订条约，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自然也包括《辛丑条约》，庚款也予以取消。　　所有上述庚子赔款的下落，在1949年以后，曾被我们描述成为美国及其它列强对中国的文化及精神侵略。

太平天国运动由反孔到尊孔主要原因：拜上帝教不足以支撑其政权。儒家思想在中国2000年的传承中根深蒂固，而西方的上帝在国人心中基本没有什么印象，由此使其政权缺乏理论根基和群众的广泛支持。应明确太平天国运动仍属于农民阶级斗争，缺乏科学理论指导，难以摆脱阶级和时代局限性。拜上帝教在运动初期起了动员组织作用，但随着起义规模的扩大，其难以适应建设农民政权的需要，而农民阶级深受孔孟传统思想影响，运动后期洪秀全不得不借助尊孔方式维持政权。

因为庚子年义和拳之乱把慈禧在人们心中的完美形象都打破了。据说在这件事爆发之前，慈禧太后曾自比维多利亚女王，还觉得自己比她在处理国事上的能力强多了。但是因为在义和拳这件事上没有处理好，把慈禧她自己的名声都毁了，所以慈禧不喜欢别人再提这件事。慈禧太后一直觉得她自己是比维多利亚女王还聪明的人。我们都知道维多利亚女王在位的时候，是英国最强的日不落帝国时期，当时的英国在经济和文化方面都达到了未有过的繁荣。因为这样维多利亚女王还享有欧洲的祖母的荣誉。慈禧太后知道这些后，把自己于之对比了一下后，说出来她还不及自己的一半的言论。她认为，英国的强大，是众人智慧的结晶，不止是女王一个的成就。反之再看看大清朝，慈禧在朝廷大事上是独裁的，不止是皇帝，就是那些大臣在她眼里也不过是附和她的决定的傀儡罢了。如果没有义和拳之乱发生，慈禧太后觉得大清朝会在她的掌控下发展的更好的。在事情发生之前，大清朝可以说是还算太平，但是义和拳的发生把这一切都打破了。就慈禧自己说，在事情发生之前，她是反对禁止义和拳发生的，但是因为听取了瑞王的话，没有管这个事情，所以才有了后来义和拳之乱，最后还有了自己和皇帝不得已逃出皇宫的事件。这样一来慈禧太后在百姓中的名声才是一落千丈，就是因为义和拳之乱，所以可想而知，慈禧太后对这件事有多避讳了。

当时为什么美国人想用退赔的庚款办学呢？ 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在1906年给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中声称：“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上的影响取回最大的收获。”“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因此他敦促美国政府采取措施通过吸引中国留学生来造就一批为美国从知识和精神上支配中国的新的领袖。

1911年初，利用庚款而专门为培养赴美留学生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正式成立。在清亡以后继续利用庚子赔款选拔留学生。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将其余的庚子赔款用于中国，成立“中国文教促进基金会”（或称“中国基金会”），掌管的金额为1254·5万美金，北洋政府任命了由10名 中国人和5名美国人组成的托管董事会。其中的相当部分金额以奖学金的方式提供给清华大学。1949年掌管“清华基金”的杰出教育家梅贻琦先生到台湾后，又利用这笔款项创办了新竹清华大学。 随后，英国、俄国等国也有庚子赔款，也是用于教育，具体多少钱无法准确核实了。 以下是详细资料。 1900年，中国的庚子义和团运动引致八国联军武力干涉。1901年9月7日上午，清廷全权代表奕匡和李鸿章与11国代表签定了《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第六款议定，清政府赔偿俄、德、法、英、美、日、意、奥八国及比、荷、西、葡、瑞典和挪威六“受害国”的军费、损失费4亿5千万两白银，赔款的期限为1902年至1940年，年息4厘，本息合计为9亿8千万两，是为“庚子赔款”。其中俄国以出兵满洲，需费最多，故所得额最大，为1亿3037多万两。中国当时的人口大约45000多万人，庚子赔款每个中国人被摊派大约一两银子。 《辛丑条约》中规定，清政府向西方八国共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美国应得到其中的3200多万两，折合美金2400多万元。 1904年12月上旬，中国驻美公使梁诚就中国的赔款是用黄金还是用白银一事，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据理力争。谈话间海约翰透露出一句：“庚子赔案实属过多---”这一信息立刻被梁诚捕捉。这说明美政府已发现其有关部门在上报庚子之乱的损失之中，有“浮报冒报”的现象。梁诚非常机敏地放弃了谈判战略，不再去和海约翰纠缠赔款用金还是用银的了，而是“乘其一隙之明，籍归已失之利”。于是他不放过任何机会，在美国国会及议员中四处游说退还不实赔款。 1906年初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爱德蒙·詹姆士送呈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一份备忘录，要求美国政府加速吸引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去。同年3月6日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到白宫进谒罗斯福总统。他建议总统将中国清政府的庚子赔款退还一部分，专门开办和津贴在中国的学校。1907年明恩溥发表《今日的中国和美国》一书，他在书中指出,应该多让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去美国留学。 在明恩溥等人的推动、鼓吹下，罗斯福给国会提出了一个谘文，指出："我国宜实力帮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巨数之国民能以渐融洽于近世之境地。援助之法宜招导学生来美，入我国大学及其它高等学社，使修业成器，伟然成才，谅我国教育界必能体此美意，同力合德，赞助国家成斯盛举。" 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通过罗斯福的谘文。同年7月11日，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向中国政府正式声明，将美国所得“庚子赔款”的半数退还给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留下的那部分“实应赔偿”，内容包括美国出兵中国的军费赔偿及美在华商人与传教士的损失赔偿。 当时为什么美国人想用退赔的庚款办学呢？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在1906年给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中声称：“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上的影响取回最大的收获。”“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因此他敦促美国政府采取措施通过吸引中国留学生来造就一批为美国从知识和精神上支配中国的新的领袖。 1908年10月28日，两国政府草拟了派遣留美学生规程：自退款的第一年起，清政府在最初的4年内，每年至少应派留美学生100人。如果到第4年就派足了400人，则自第5年起，每年至少要派50人赴美，直到退款用完为止。被派遣的学生，必须是“身体强壮，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恰当年龄”，中文程度须能作文及有文学和历史知识，英文程度能直接入美国大学和专门学校听讲，并规定他们之中，应有80%学农业、机械工程、矿业、物理、化学、铁路工程、银行等，其余20%学法律、政治、财经、师范等。 同时，中美双方还商定，在北京由清政府外务部负责建立一所留美训练学校。于是，1909年6月，北京设立了游美学务处，这就是清华大学的雏形。1909年8月，内务府将皇室赐园---清华园，拨给学务处，作为游美肆业馆的馆址，学务处在史家胡同招考了第一批学生，从630名考生中，录取了47人，于10月份赴美。这就是后来庚款留美学生的由来。 1910年8月又举行了第二次招考。400多人应考，最后录取了70人。这第二批庚款留美学生中，后来出了一个大名鼎鼎的胡适，他当年考了个第55名。同榜中还有后来的语言学家赵元任、气象学家竺可桢等。 1911年初，利用庚款而专门为培养赴美留学生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正式成立。在此后十多年间，据统计，由清华派出的留美学生就达1000多人。1928年8月17日，清华学校改名为清华大学，罗家伦出任校长。那一年开始公开招考留美公费生。1933年，又开始公开招考第一批庚款留英学生。 美国的退款，产生了很大的国际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北京政府于1917年8月对德奥宣战，并停付庚款。大战平息后，中国也涉足于战胜国的地位，各国都表示愿与中国“友好”，以便用和平的办法维护和扩张其在华利益，所以都紧步美国的后尘，陆续放弃或退回了庚子赔款余额。退款被广泛地应用到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和实业中。只有日本分文不退，用这笔钱财发展军备，建立教育，遂速成为20世纪的强盛帝国。 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将其余的庚子赔款用于中国，成立“中国文教促进基金会”（或称“中国基金会”），掌管的金额为1254·5万美金，北洋政府任命了由10名 中国人和5名美国人组成的托管董事会。其中的相当部分金额以奖学金的方式提供给清华大学。由于这样的一种特殊的经费来源和运作模式，清华从创建伊始，在诸多方面就已经具备了自己的一些特别的优势和办学条件，也因此而有别于国内的其他大学。这样的环境也给了梅贻琦治校在客观上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提供了必要的办学条件。国外的历史学家评论道：“清华其成功的一大秘诀是，当其他院校求助于军阀政 权不稳定的施舍时，清华的年度预算是有保障的。”（4）这种观点虽暗含夸大美国所起 的作用之意，但基本还是公允的。 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清华人”几近三分之一。1949年掌管“清华基金”的杰出教育家梅贻琦先生到台湾后，又利用这笔款项创办了新竹清华大学。 由于清华的经费来源较为充裕，使其办学亦有相当的自主性，这些条件又对治校方面自然产生一些影响，促进了清华在学校的管理制度方面和运行机制上逐渐地形成一套独立的、具有清华自身特点的东西，并由此产生了一些特殊的体制和风格，乃至后来清华校风与学风的逐步形成，都与此有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而这种特徵较明显的反映出来的一个例证，即是20－30年代初期，清华大学出现的几次大规模的学校风潮。其中，清华校长多次易人，竟有十几任之多，甚至出现清华几年没有校长，由校务会 议维持的尴尬局面。 美国用心良苦的教育计划，成效卓然。考取庚子赔款（胡适是第二批）而留美的中国学生，在后来的几十年间成了中国学术界最闪亮的明星，而他们的言传身教，又深深地 影响了后来者。 到了30年代，美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而同时，美国人在中国建立了12所教会大学，这其中包括赫赫有名的燕京大学。教会医院则出现了协和医院，洛克菲勒基金会则资助了中国学者们的农村调查与考古行动。 1926年初，英国国会通过退还中国庚子赔款议案（退款用于向英国选派留学生等教育项目），即派斯科塞尔来华制定该款使用细则。当时，胡适是“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中方顾问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和]命成功后，苏俄政府宣布放弃帝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包括退还庚子赔款中尚未付给的部分。俄国人在中国的特权也将取消，而所有这些的交换条件只有一个：北洋政府承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1924年5月，两国签订《中俄协定》，其中规定退款用途，除偿付中国政府业经以俄款为抵押品的各项债务外，余数全用于中国教育事业，由中苏两国派员合组一基金委员会（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负责处理。 法国庚款退还余额总数为39·158万余法郎，折合美金为7·555万余元。此项余额总数，按照协定自1924年l2月1日起，至1947年止。逐年继续垫借中法实业银行，作为该行发行五厘美金公元担保。而中法实业银行即以此项美金债权，充作四项费用之用：1．换回远东债权人所持之无利债券；2．办理中法间教育及慈善事业；3．代缴中国政府未缴清之股本余额；4．拨还中国政府所欠中法实业银行贷款。 1920年初，李石曾与蔡元培、吴敬恒，利用庚子赔款，创办中法大学于北京。先生任董事长，蔡元培任校长。同年冬，蔡元培与先生再度赴法，与法国里昂市长赫礼欧，里昂大学医学院院长雷宾等，合作设立里昂中法大学协会，决 定在里昂成立中法大学

不是的庚子赔款的退款所退的都是本金余款，已经支付赔款和利息是没有退还的庚子年(1900)八国联军侵华，清政府与德、法、俄、英、美、日等11国驻华公使，于1901年9月7日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第六款规定，赔偿各国关平银4.5亿两，年息4厘，分39年还清，本息合计982238150两，以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抵押，通商口岸的常关也归海关管理。这项巨额赔款使中国社会经济进一步半殖民地化。各国的分配率以俄国最多，计28.97％，德20.02％，法15.75％，英11.25％，日7.73％，美7.32％，意5.91％，比1.89％，其余都不足1％。还本付息定在上海办理，先由汇丰、德华、道胜、汇理、正金五银行经收。次年美国花旗银行在上海设行，参加组成银行委员会，所收本息摊交各国所定银行。清政府以关税收入仅能抵偿旧借外债，为筹还赔款计，将年额2121万余两摊派各省、关，从而引起田赋、丁漕、粮捐、契税、当税、盐斤加价、关税、厘金、统税和各种苛捐杂税的不断增加。在偿还该赔款时银价跌落，各国坚持按“应还日期之市价易金付给”，到1905年，镑亏积欠120万英镑(合银800万两)。4月26日清政府为支付这项差额，向汇丰银行借款100万英镑，年息5厘，20年还清，本息合计1525000镑。以关税及山西省烟酒税厘金作抵，债票按97％在伦敦发行，市价 99％～103％。这项借款实际是庚子赔款的追加负担。 1909年起，美国将所摊浮溢部分本利退回，充作留美学习基金，到1924年6月退回余款本利1250余万美元，作为中国教育文化基金。1917年12月起，大部庚款缓付5年，德奥部分因战败取消，和俄国缓付部分，都拨作国内公债基金。1924年5月底苏联政府声明放弃俄国部分庚款，于清偿所担保债务后，完全充作提倡中国教育款项。1925年法、日、英、比、意、荷等国都先后声明退回赔款余额，并订立协议，充作办理对华教育文化事业，或充作外国银行营业费用和发行内债基金之用。这种退回庚款的实际使用，大都由中外合组的管理委员会主持。 1911年初，利用庚款而专门为培养赴美留学生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正式成立。在清亡以后继续利用庚子赔款选拔留学生。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将其余的庚子赔款用于中国，成立“中国文教促进基金会”（或称“中国基金会”），掌管的金额为1254·5万美金，北洋政府任命了由10名 中国人和5名美国人组成的托管董事会。其中的相当部分金额以奖学金的方式提供给清华大学。1949年掌管“清华基金”的杰出教育家梅贻琦先生到台湾后，又利用这笔款项创办了新竹清华大学。 随后，英国、俄国等国也有庚子赔款，也是用于教育，具体多少钱无法准确核实了。 以下是详细资料。 1900年，中国的庚子义和团运动引致八国联军武力干涉。1901年9月7日上午，清廷全权代表奕匡和李鸿章与11国代表签定了《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第六款议定，清政府赔偿俄、德、法、英、美、日、意、奥八国及比、荷、西、葡、瑞典和挪威六“受害国”的军费、损失费4亿5千万两白银，赔款的期限为1902年至1940年，年息4厘，本息合计为9亿8千万两，是为“庚子赔款”。其中俄国以出兵满洲，需费最多，故所得额最大，为1亿3037多万两。中国当时的人口大约45000多万人，庚子赔款每个中国人被摊派大约一两银子。 《辛丑条约》中规定，清政府向西方八国共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美国应得到其中的3200多万两，折合美金2400多万元。 1904年12月上旬，中国驻美公使梁诚就中国的赔款是用黄金还是用白银一事，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据理力争。谈话间海约翰透露出一句：“庚子赔案实属过多---”这一信息立刻被梁诚捕捉。这说明美政府已发现其有关部门在上报庚子之乱的损失之中，有“浮报冒报”的现象。梁诚非常机敏地放弃了谈判战略，不再去和海约翰纠缠赔款用金还是用银的了，而是“乘其一隙之明，籍归已失之利”。于是他不放过任何机会，在美国国会及议员中四处游说退还不实赔款。 1906年初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爱德蒙·詹姆士送呈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一份备忘录，要求美国政府加速吸引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去。同年3月6日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到白宫进谒罗斯福总统。他建议总统将中国清政府的庚子赔款退还一部分，专门开办和津贴在中国的学校。1907年明恩溥发表《今日的中国和美国》一书，他在书中指出,应该多让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去美国留学。 在明恩溥等人的推动、鼓吹下，罗斯福给国会提出了一个谘文，指出："我国宜实力帮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巨数之国民能以渐融洽于近世之境地。援助之法宜招导学生来美，入我国大学及其它高等学社，使修业成器，伟然成才，谅我国教育界必能体此美意，同力合德，赞助国家成斯盛举。" 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通过罗斯福的谘文。同年7月11日，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向中国政府正式声明，将美国所得“庚子赔款”的半数退还给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留下的那部分“实应赔偿”，内容包括美国出兵中国的军费赔偿及美在华商人与传教士的损失赔偿。 当时为什么美国人想用退赔的庚款办学呢？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在1906年给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中声称：“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上的影响取回最大的收获。”“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因此他敦促美国政府采取措施通过吸引中国留学生来造就一批为美国从知识和精神上支配中国的新的领袖。 1908年10月28日，两国政府草拟了派遣留美学生规程：自退款的第一年起，清政府在最初的4年内，每年至少应派留美学生100人。如果到第4年就派足了400人，则自第5年起，每年至少要派50人赴美，直到退款用完为止。被派遣的学生，必须是“身体强壮，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恰当年龄”，中文程度须能作文及有文学和历史知识，英文程度能直接入美国大学和专门学校听讲，并规定他们之中，应有80%学农业、机械工程、矿业、物理、化学、铁路工程、银行等，其余20%学法律、政治、财经、师范等。 同时，中美双方还商定，在北京由清政府外务部负责建立一所留美训练学校。于是，1909年6月，北京设立了游美学务处，这就是清华大学的雏形。1909年8月，内务府将皇室赐园---清华园，拨给学务处，作为游美肆业馆的馆址，学务处在史家胡同招考了第一批学生，从630名考生中，录取了47人，于10月份赴美。这就是后来庚款留美学生的由来。 1910年8月又举行了第二次招考。400多人应考，最后录取了70人。这第二批庚款留美学生中，后来出了一个大名鼎鼎的胡适，他当年考了个第55名。同榜中还有后来的语言学家赵元任、气象学家竺可桢等。 1911年初，利用庚款而专门为培养赴美留学生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正式成立。在此后十多年间，据统计，由清华派出的留美学生就达1000多人。1928年8月17日，清华学校改名为清华大学，罗家伦出任校长。那一年开始公开招考留美公费生。1933年，又开始公开招考第一批庚款留英学生。 美国的退款，产生了很大的国际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北京政府于1917年8月对德奥宣战，并停付庚款。大战平息后，中国也涉足于战胜国的地位，各国都表示愿与中国“友好”，以便用和平的办法维护和扩张其在华利益，所以都紧步美国的后尘，陆续放弃或退回了庚子赔款余额。退款被广泛地应用到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和实业中。只有日本分文不退，用这笔钱财发展军备，建立教育，遂速成为20世纪的强盛帝国。 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将其余的庚子赔款用于中国，成立“中国文教促进基金会”（或称“中国基金会”），掌管的金额为1254·5万美金，北洋政府任命了由10名 中国人和5名美国人组成的托管董事会。其中的相当部分金额以奖学金的方式提供给清华大学。由于这样的一种特殊的经费来源和运作模式，清华从创建伊始，在诸多方面就已经具备了自己的一些特别的优势和办学条件，也因此而有别于国内的其他大学。这样的环境也给了梅贻琦治校在客观上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提供了必要的办学条件。国外的历史学家评论道：“清华其成功的一大秘诀是，当其他院校求助于军阀政 权不稳定的施舍时，清华的年度预算是有保障的。”（4）这种观点虽暗含夸大美国所起的作用之意，但基本还是公允的。 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清华人”几近三分之一。1949年掌管“清华基金”的杰出教育家梅贻琦先生到台湾后，又利用这笔款项创办了新竹清华大学。 由于清华的经费来源较为充裕，使其办学亦有相当的自主性，这些条件又对治校方面自然产生一些影响，促进了清华在学校的管理制度方面和运行机制上逐渐地形成一套独立的、具有清华自身特点的东西，并由此产生了一些特殊的体制和风格，乃至后来清华校风与学风的逐步形成，都与此有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而这种特征较明显的反映出来的一个例证，即是20－30年代初期，清华大学出现的几次大规模的学校风潮。其中，清华校长多次易人，竟有十几任之多，甚至出现清华几年没有校长，由校务会 议维持的尴尬局面。 美国用心良苦的教育计划，成效卓然。考取庚子赔款（胡适是第二批）而留美的中国学生，在后来的几十年间成了中国学术界最闪亮的明星，而他们的言传身教，又深深地影响了后来者。 到了30年代，美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而同时，美国人在中国建立了12所教会大学，这其中包括赫赫有名的燕京大学。教会医院则出现了协和医院，洛克菲勒基金会则资助了中国学者们的农村调查与考古行动。 1926年初，英国国会通过退还中国庚子赔款议案（退款用于向英国选派留学生等教育项目），即派斯科塞尔来华制定该款使用细则。当时，胡适是“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中方顾问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苏俄政府宣布放弃帝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包括退还庚子赔款中尚未付给的部分。俄国人在中国的特权也将取消，而所有这些的交换条件只有一个：北洋政府承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1924年5月，两国签订《中俄协定》，其中规定退款用途，除偿付中国政府业经以俄款为抵押品的各项债务外，余数全用于中国教育事业，由中苏两国派员合组一基金委员会（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负责处理。 法国庚款退还余额总数为39·158万余法郎，折合美金为7.555万余元。此项余额总数，按照协定自1924年12月1日起，至1947年止。逐年继续垫借中法实业银行，作为该行发行五厘美金公元担保。而中法实业银行即以此项美金债权，充作四项费用之用：1．换回远东债权人所持之无利债券；2．办理中法间教育及慈善事业；3．代缴中国政府未缴清之股本余额；4．拨还中国政府所欠中法实业银行贷款。 1920年初，李石曾与蔡元培、吴敬恒，利用庚子赔款，创办中法大学于北京。先生任董事长，蔡元培任校长。同年冬，蔡元培与先生再度赴法，与法国里昂市长赫礼欧，里昂大学医学院院长雷宾等，合作设立里昂中法大学协会，决定在里昂成立中法大学。

发生时间: 1901年—1925年 所属年代: 清代 发生地点: 上海 北京 中国清政府偿付八国联军侵华的赔款。 庚子年(1900)八国联军侵华，清政府与德、法、俄、英、美、日等11国驻华公使，于1901年9月7日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第六款规定，赔偿各国关平银4.5亿两，年息4厘，分39年还清，本息合计982238150两，以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抵押，通商口岸的常关也归海关管理。这项巨额赔款使中国社会彻底沦为半殖民半封建主义社会。各国的分配率以俄国最多，计28.97％，德20.02％，法15.75％，英11.25％，日7.73％，美7.32％，意5.91％，比1.89％，其余都不足1％。还本付息定在上海办理，先由汇丰、德华、道胜、汇理、正金五银行经收。次年美国花旗银行在上海设行，参加组成银行委员会，所收本息摊交各国所定银行。清政府以关税收入仅能抵偿旧借外债，为筹还赔款计，将年额2121万余两摊派各省、关，从而引起田赋、丁漕、粮捐、契税、当税、盐斤加价、关税、厘金、统税和各种苛捐杂税的不断增加。在偿还该赔款时银价跌落，各国坚持按“应还日期之市价易金付给”，到1905年，镑亏积欠120万英镑(合银800万两)。4月26日清政府为支付这项差额，向汇丰银行借款100万英镑，年息5厘，20年还清，本息合计1525000镑。以关税及山西省烟酒税厘金作抵，债票按97％在伦敦发行，市价 99％～103％。这项借款实际是庚子赔款的追加负担。 1909年起，美国将所摊浮溢部分本利退回，充作留美学习基金，到1924年6月退回余款本利1250余万美元，作为中国教育文化基金。1917年12月起，大部庚款缓付5年，德奥部分因战败取消，和俄国缓付部分，都拨作国内公债基金。1924年5月底苏联政府声明放弃俄国部分庚款，于清偿所担保债务后，完全充作提倡中国教育款项。1925年法、日、英、比、意、荷等国都先后声明退回赔款余额，并订立协议，充作办理对华教育文化事业，或充作外国银行营业费用和发行内债基金之用。这种退回庚款的实际使用，大都由中外合组的管理委员会主持。 1911年初，利用庚款而专门为培养赴美留学生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正式成立。在清亡以后继续利用庚子赔款选拔留学生。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将其余的庚子赔款用于中国，成立“中国文教促进基金会”（或称“中国基金会”），掌管的金额为1254·5万美金，北洋政府任命了由10名 中国人和5名美国人组成的托管董事会。其中的相当部分金额以奖学金的方式提供给清华大学。1949年掌管“清华基金”的杰出教育家梅贻琦先生到台湾后，又利用这笔款项创办了新竹清华大学。 随后，英国、俄国等国也有庚子赔款，也是用于教育，具体多少钱无法准确核实了。 以下是详细资料。 1900年，中国的庚子义和团运动引致八国联军武力干涉。1901年9月7日上午，清廷全权代表奕匡和李鸿章与11国代表签定了《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第六款议定，清政府赔偿俄、德、法、英、美、日、意、奥八国及比、荷、西、葡、瑞典和挪威六“受害国”的军费、损失费4亿5千万两白银，赔款的期限为1902年至1940年，年息4厘，本息合计为9亿8千万两，是为“庚子赔款”。其中俄国以出兵满洲，需费最多，故所得额最大，为1亿3037多万两。中国当时的人口大约45000多万人，庚子赔款每个中国人被摊派大约一两银子。 《辛丑条约》中规定，清政府向西方八国共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美国应得到其中的3200多万两，折合美金2400多万元。 1904年12月上旬，中国驻美公使梁诚就中国的赔款是用黄金还是用白银一事，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据理力争。谈话间海约翰透露出一句：“庚子赔案实属过多---”这一信息立刻被梁诚捕捉。这说明美政府已发现其有关部门在上报庚子之乱的损失之中，有“浮报冒报”的现象。梁诚非常机敏地放弃了谈判战略，不再去和海约翰纠缠赔款用金还是用银的了，而是“乘其一隙之明，籍归已失之利”。于是他不放过任何机会，在美国国会及议员中四处游说退还不实赔款。 1906年初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爱德蒙·詹姆士送呈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一份备忘录，要求美国政府加速吸引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去。同年3月6日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到白宫进谒罗斯福总统。他建议总统将中国清政府的庚子赔款退还一部分，专门开办和津贴在中国的学校。1907年明恩溥发表《今日的中国和美国》一书，他在书中指出,应该多让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去美国留学。 在明恩溥等人的推动、鼓吹下，罗斯福给国会提出了一个谘文，指出："我国宜实力帮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巨数之国民能以渐融洽于近世之境地。援助之法宜招导学生来美，入我国大学及其它高等学社，使修业成器，伟然成才，谅我国教育界必能体此美意，同力合德，赞助国家成斯盛举。" 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通过罗斯福的谘文。同年7月11日，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向中国政府正式声明，将美国所得“庚子赔款”的半数退还给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留下的那部分“实应赔偿”，内容包括美国出兵中国的军费赔偿及美在华商人与传教士的损失赔偿。 当时为什么美国人想用退赔的庚款办学呢？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在1906年给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中声称：“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上的影响取回最大的收获。”“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因此他敦促美国政府采取措施通过吸引中国留学生来造就一批为美国从知识和精神上支配中国的新的领袖。 1908年10月28日，两国政府草拟了派遣留美学生规程：自退款的第一年起，清政府在最初的4年内，每年至少应派留美学生100人。如果到第4年就派足了400人，则自第5年起，每年至少要派50人赴美，直到退款用完为止。被派遣的学生，必须是“身体强壮，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恰当年龄”，中文程度须能作文及有文学和历史知识，英文程度能直接入美国大学和专门学校听讲，并规定他们之中，应有80%学农业、机械工程、矿业、物理、化学、铁路工程、银行等，其余20%学法律、政治、财经、师范等。 同时，中美双方还商定，在北京由清政府外务部负责建立一所留美训练学校。于是，1909年6月，北京设立了游美学务处，这就是清华大学的雏形。1909年8月，内务府将皇室赐园---清华园，拨给学务处，作为游美肆业馆的馆址，学务处在史家胡同招考了第一批学生，从630名考生中，录取了47人，于10月份赴美。这就是后来庚款留美学生的由来。 1910年8月又举行了第二次招考。400多人应考，最后录取了70人。这第二批庚款留美学生中，后来出了一个大名鼎鼎的胡适，他当年考了个第55名。同榜中还有后来的语言学家赵元任、气象学家竺可桢等。 1911年初，利用庚款而专门为培养赴美留学生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正式成立。在此后十多年间，据统计，由清华派出的留美学生就达1000多人。1928年8月17日，清华学校改名为清华大学，罗家伦出任校长。那一年开始公开招考留美公费生。1933年，又开始公开招考第一批庚款留英学生。 美国的退款，产生了很大的国际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北京政府于1917年8月对德奥宣战，并停付庚款。大战平息后，中国也涉足于战胜国的地位，各国都表示愿与中国“友好”，以便用和平的办法维护和扩张其在华利益，所以都紧步美国的后尘，陆续放弃或退回了庚子赔款余额。退款被广泛地应用到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和实业中。只有日本分文不退，用这笔钱财发展军备，建立教育，遂速成为20世纪的强盛帝国。 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将其余的庚子赔款用于中国，成立“中国文教促进基金会”（或称“中国基金会”），掌管的金额为1254·5万美金，北洋政府任命了由10名 中国人和5名美国人组成的托管董事会。其中的相当部分金额以奖学金的方式提供给清华大学。由于这样的一种特殊的经费来源和运作模式，清华从创建伊始，在诸多方面就已经具备了自己的一些特别的优势和办学条件，也因此而有别于国内的其他大学。这样的环境也给了梅贻琦治校在客观上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提供了必要的办学条件。国外的历史学家评论道：“清华其成功的一大秘诀是，当其他院校求助于军阀政 权不稳定的施舍时，清华的年度预算是有保障的。”（4）这种观点虽暗含夸大美国所起的作用之意，但基本还是公允的。 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清华人”几近三分之一。1949年掌管“清华基金”的杰出教育家梅贻琦先生到台湾后，又利用这笔款项创办了新竹清华大学。 由于清华的经费来源较为充裕，使其办学亦有相当的自主性，这些条件又对治校方面自然产生一些影响，促进了清华在学校的管理制度方面和运行机制上逐渐地形成一套独立的、具有清华自身特点的东西，并由此产生了一些特殊的体制和风格，乃至后来清华校风与学风的逐步形成，都与此有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而这种特征较明显的反映出来的一个例证，即是20－30年代初期，清华大学出现的几次大规模的学校风潮。其中，清华校长多次易人，竟有十几任之多，甚至出现清华几年没有校长，由校务会 议维持的尴尬局面。 美国用心良苦的教育计划，成效卓然。考取庚子赔款（胡适是第二批）而留美的中国学生，在后来的几十年间成了中国学术界最闪亮的明星，而他们的言传身教，又深深地影响了后来者。 到了30年代，美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而同时，美国人在中国建立了12所教会大学，这其中包括赫赫有名的燕京大学。教会医院则出现了协和医院，洛克菲勒基金会则资助了中国学者们的农村调查与考古行动。 1926年初，英国国会通过退还中国庚子赔款议案（退款用于向英国选派留学生等教育项目），即派斯科塞尔来华制定该款使用细则。当时，胡适是“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中方顾问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苏俄政府宣布放弃帝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包括退还庚子赔款中尚未付给的部分。俄国人在中国的特权也将取消，而所有这些的交换条件只有一个：北洋政府承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1924年5月，两国签订《中俄协定》，其中规定退款用途，除偿付中国政府业经以俄款为抵押品的各项债务外，余数全用于中国教育事业，由中苏两国派员合组一基金委员会（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负责处理。 法国庚款退还余额总数为39·158万余法郎，折合美金为7.555万余元。此项余额总数，按照协定自1924年12月1日起，至1947年止。逐年继续垫借中法实业银行，作为该行发行五厘美金公元担保。而中法实业银行即以此项美金债权，充作四项费用之用：1．换回远东债权人所持之无利债券；2．办理中法间教育及慈善事业；3．代缴中国政府未缴清之股本余额；4．拨还中国政府所欠中法实业银行贷款。 1920年初，李石曾与蔡元培、吴敬恒，利用庚子赔款，创办中法大学于北京。先生任董事长，蔡元培任校长。同年冬，蔡元培与先生再度赴法，与法国里昂市长赫礼欧，里昂大学医学院院长雷宾等，合作设立里昂中法大学协会，决定在里昂成立中法大学。

赔偿各国关平银4.5亿两，年息4厘，分39年还清，本息合计982238150两，以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抵押，通商口岸的常关也归海关管理。这项巨额赔款使中国社会经济进一步半殖民地化。各国的分配率以俄国最多，计28.97％，德20.02％，法15.75％，英11.25％，日7.73％，美7.32％，意5.91％，比1.89％，其余都不足1％。还本付息定在上海办理，先由汇丰、德华、道胜、汇理、正金五银行经收。次年美国花旗银行在上海设行，参加组成银行委员会，所收本息摊交各国所定银行。清政府以关税收入仅能抵偿旧借外债，为筹还赔款计，将年额2121万余两摊派各省、关，从而引起田赋、丁漕、粮捐、契税、当税、盐斤加价、关税、厘金、统税和各种苛捐杂税的不断增加。在偿还该赔款时银价跌落，各国坚持按“应还日期之市价易金付给”，到1905年，镑亏积欠120万英镑(合银800万两)。4月26日清政府为支付这项差额，向汇丰银行借款100万英镑，年息5厘，20年还清，本息合计1525000镑。以关税及山西省烟酒税厘金作抵，债票按97％在伦敦发行，市价 99％～103％。这项借款实际是庚子赔款的追加负担。 1909年起，美国将所摊浮溢部分本利退回，充作留美学习基金，到1924年6月退回余款本利1250余万美元，作为中国教育文化基金。1917年12月起，大部庚款缓付5年，德奥部分因战败取消，和俄国缓付部分，都拨作国内公债基金。1924年5月底苏联政府声明放弃俄国部分庚款，于清偿所担保债务后，完全充作提倡中国教育款项。1925年法、日、英、比、意、荷等国都先后声明退回赔款余额，并订立协议，充作办理对华教育文化事业，或充作外国银行营业费用和发行内债基金之用。这种退回庚款的实际使用，大都由中外合组的管理委员会主持。 1911年初，利用庚款而专门为培养赴美留学生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正式成立。在清亡以后继续利用庚子赔款选拔留学生。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将其余的庚子赔款用于中国，成立“中国文教促进基金会”（或称“中国基金会”），掌管的金额为1254·5万美金，北洋政府任命了由10名 中国人和5名美国人组成的托管董事会。其中的相当部分金额以奖学金的方式提供给清华大学。1949年掌管“清华基金”的杰出教育家梅贻琦先生到台湾后，又利用这笔款项创办了新竹清华大学。 随后，英国、俄国等国也有庚子赔款，也是用于教育，具体多少钱无法准确核实了。 以下是详细资料。 1900年，中国的庚子义和团运动引致八国联军武力干涉。1901年9月7日上午，清廷全权代表奕匡和李鸿章与11国代表签定了《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第六款议定，清政府赔偿俄、德、法、英、美、日、意、奥八国及比、荷、西、葡、瑞典和挪威六“受害国”的军费、损失费4亿5千万两白银，赔款的期限为1902年至1940年，年息4厘，本息合计为9亿8千万两，是为“庚子赔款”。其中俄国以出兵满洲，需费最多，故所得额最大，为1亿3037多万两。中国当时的人口大约45000多万人，庚子赔款每个中国人被摊派大约一两银子。 《辛丑条约》中规定，清政府向西方八国共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美国应得到其中的3200多万两，折合美金2400多万元。 1904年12月上旬，中国驻美公使梁诚就中国的赔款是用黄金还是用白银一事，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据理力争。谈话间海约翰透露出一句：“庚子赔案实属过多---”这一信息立刻被梁诚捕捉。这说明美政府已发现其有关部门在上报庚子之乱的损失之中，有“浮报冒报”的现象。梁诚非常机敏地放弃了谈判战略，不再去和海约翰纠缠赔款用金还是用银的了，而是“乘其一隙之明，籍归已失之利”。于是他不放过任何机会，在美国国会及议员中四处游说退还不实赔款。 1906年初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爱德蒙·詹姆士送呈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一份备忘录，要求美国政府加速吸引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去。同年3月6日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到白宫进谒罗斯福总统。他建议总统将中国清政府的庚子赔款退还一部分，专门开办和津贴在中国的学校。1907年明恩溥发表《今日的中国和美国》一书，他在书中指出,应该多让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去美国留学。 在明恩溥等人的推动、鼓吹下，罗斯福给国会提出了一个谘文，指出："我国宜实力帮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巨数之国民能以渐融洽于近世之境地。援助之法宜招导学生来美，入我国大学及其它高等学社，使修业成器，伟然成才，谅我国教育界必能体此美意，同力合德，赞助国家成斯盛举。" 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通过罗斯福的谘文。同年7月11日，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向中国政府正式声明，将美国所得“庚子赔款”的半数退还给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留下的那部分“实应赔偿”，内容包括美国出兵中国的军费赔偿及美在华商人与传教士的损失赔偿。 当时为什么美国人想用退赔的庚款办学呢？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在1906年给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中声称：“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上的影响取回最大的收获。”“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因此他敦促美国政府采取措施通过吸引中国留学生来造就一批为美国从知识和精神上支配中国的新的领袖。 1908年10月28日，两国政府草拟了派遣留美学生规程：自退款的第一年起，清政府在最初的4年内，每年至少应派留美学生100人。如果到第4年就派足了400人，则自第5年起，每年至少要派50人赴美，直到退款用完为止。被派遣的学生，必须是“身体强壮，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恰当年龄”，中文程度须能作文及有文学和历史知识，英文程度能直接入美国大学和专门学校听讲，并规定他们之中，应有80%学农业、机械工程、矿业、物理、化学、铁路工程、银行等，其余20%学法律、政治、财经、师范等。 同时，中美双方还商定，在北京由清政府外务部负责建立一所留美训练学校。于是，1909年6月，北京设立了游美学务处，这就是清华大学的雏形。1909年8月，内务府将皇室赐园---清华园，拨给学务处，作为游美肆业馆的馆址，学务处在史家胡同招考了第一批学生，从630名考生中，录取了47人，于10月份赴美。这就是后来庚款留美学生的由来。 1910年8月又举行了第二次招考。400多人应考，最后录取了70人。这第二批庚款留美学生中，后来出了一个大名鼎鼎的胡适，他当年考了个第55名。同榜中还有后来的语言学家赵元任、气象学家竺可桢等。 1911年初，利用庚款而专门为培养赴美留学生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正式成立。在此后十多年间，据统计，由清华派出的留美学生就达1000多人。1928年8月17日，清华学校改名为清华大学，罗家伦出任校长。那一年开始公开招考留美公费生。1933年，又开始公开招考第一批庚款留英学生。 美国的退款，产生了很大的国际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北京政府于1917年8月对德奥宣战，并停付庚款。大战平息后，中国也涉足于战胜国的地位，各国都表示愿与中国“友好”，以便用和平的办法维护和扩张其在华利益，所以都紧步美国的后尘，陆续放弃或退回了庚子赔款余额。退款被广泛地应用到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和实业中。只有日本分文不退，用这笔钱财发展军备，建立教育，遂速成为20世纪的强盛帝国。 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将其余的庚子赔款用于中国，成立“中国文教促进基金会”（或称“中国基金会”），掌管的金额为1254·5万美金，北洋政府任命了由10名 中国人和5名美国人组成的托管董事会。其中的相当部分金额以奖学金的方式提供给清华大学。由于这样的一种特殊的经费来源和运作模式，清华从创建伊始，在诸多方面就已经具备了自己的一些特别的优势和办学条件，也因此而有别于国内的其他大学。这样的环境也给了梅贻琦治校在客观上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提供了必要的办学条件。国外的历史学家评论道：“清华其成功的一大秘诀是，当其他院校求助于军阀政 权不稳定的施舍时，清华的年度预算是有保障的。”（4）这种观点虽暗含夸大美国所起 的作用之意，但基本还是公允的。 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清华人”几近三分之一。1949年掌管“清华基金”的杰出教育家梅贻琦先生到台湾后，又利用这笔款项创办了新竹清华大学。 由于清华的经费来源较为充裕，使其办学亦有相当的自主性，这些条件又对治校方面自然产生一些影响，促进了清华在学校的管理制度方面和运行机制上逐渐地形成一套独立的、具有清华自身特点的东西，并由此产生了一些特殊的体制和风格，乃至后来清华校风与学风的逐步形成，都与此有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而这种特徵较明显的反映出来的一个例证，即是20－30年代初期，清华大学出现的几次大规模的学校风潮。其中，清华校长多次易人，竟有十几任之多，甚至出现清华几年没有校长，由校务会 议维持的尴尬局面。 美国用心良苦的教育计划，成效卓然。考取庚子赔款（胡适是第二批）而留美的中国学生，在后来的几十年间成了中国学术界最闪亮的明星，而他们的言传身教，又深深地 影响了后来者。 到了30年代，美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而同时，美国人在中国建立了12所教会大学，这其中包括赫赫有名的燕京大学。教会医院则出现了协和医院，洛克菲勒基金会则资助了中国学者们的农村调查与考古行动。 1926年初，英国国会通过退还中国庚子赔款议案（退款用于向英国选派留学生等教育项目），即派斯科塞尔来华制定该款使用细则。当时，胡适是“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中方顾问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和]命成功后，苏俄政府宣布放弃帝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包括退还庚子赔款中尚未付给的部分。俄国人在中国的特权也将取消，而所有这些的交换条件只有一个：北洋政府承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1924年5月，两国签订《中俄协定》，其中规定退款用途，除偿付中国政府业经以俄款为抵押品的各项债务外，余数全用于中国教育事业，由中苏两国派员合组一基金委员会（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负责处理。 法国庚款退还余额总数为39·158万余法郎，折合美金为7·555万余元。此项余额总数，按照协定自1924年l2月1日起，至1947年止。逐年继续垫借中法实业银行，作为该行发行五厘美金公元担保。而中法实业银行即以此项美金债权，充作四项费用之用：1．换回远东债权人所持之无利债券；2．办理中法间教育及慈善事业；3．代缴中国政府未缴清之股本余额；4．拨还中国政府所欠中法实业银行贷款。 1920年初，李石曾与蔡元培、吴敬恒，利用庚子赔款，创办中法大学于北京。先生任董事长，蔡元培任校长。同年冬，蔡元培与先生再度赴法，与法国里昂市长赫礼欧，里昂大学医学院院长雷宾等，合作设立里昂中法大学协会，决 定在里昂成立中法大学快给分

1911年初，利用庚款而专门为培养赴美留学生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正式成立。在清亡以后继续利用庚子赔款选拔留学生。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将其余的庚子赔款用于中国，成立“中国文教促进基金会”（或称“中国基金会”），掌管的金额为1254·5万美金，北洋政府任命了由10名中国人和5名美国人组成的托管董事会。其中的相当部分金额以奖学金的方式提供给清华大学。1949年掌管“清华基金”的杰出教育家梅贻琦先生到台湾后，又利用这笔款项创办了新竹清华大学。随后，英国、俄国等国也有庚子赔款，也是用于教育，具体多少钱无法准确核实了。以下是详细资料。1900年，中国的庚子义和团运动引致八国联军武力干涉。1901年9月7日上午，清廷全权代表奕匡和李鸿章与11国代表签定了《辛丑条约》。《辛丑条约》第六款议定，清政府赔偿俄、德、法、英、美、日、意、奥八国及比、荷、西、葡、瑞典和挪威六“受害国”的军费、损失费4亿5千万两白银，赔款的期限为1902年至1940年，年息4厘，本息合计为9亿8千万两，是为“庚子赔款”。其中俄国以出兵满洲，需费最多，故所得额最大，为1亿 3037多万两。中国当时的人口大约45000多万人，庚子赔款每个中国人被摊派大约一两银子。《辛丑条约》中规定，清政府向西方八国共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美国应得到其中的3200多万两，折合美金2400多万元。1904年12月上旬，中国驻美公使梁诚就中国的赔款是用黄金还是用白银一事，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据理力争。谈话间海约翰透露出一句：“庚子赔案实属过多---”这一信息立刻被梁诚捕捉。这说明美政府已发现其有关部门在上报庚子之乱的损失之中，有“浮报冒报”的现象。梁诚非常机敏地放弃了谈判战略，不再去和海约翰纠缠赔款用金还是用银的了，而是“乘其一隙之明，籍归已失之利”。于是他不放过任何机会，在美国国会及议员中四处游说退还不实赔款。1906年初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爱德蒙·詹姆士送呈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一份备忘录，要求美国政府加速吸引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去。同年3月6日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到白宫进谒罗斯福总统。他建议总统将中国清政府的庚子赔款退还一部分，专门开办和津贴在中国的学校。1907年明恩溥发表《今日的中国和美国》一书，他在书中指出,应该多让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去美国留学。在明恩溥等人的推动、鼓吹下，罗斯福给国会提出了一个谘文，指出："我国宜实力帮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巨数之国民能以渐融洽于近世之境地。援助之法宜招导学生来美，入我国大学及其它高等学社，使修业成器，伟然成才，谅我国教育界必能体此美意，同力合德，赞助国家成斯盛举。"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通过罗斯福的谘文。同年7月11日，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向中国政府正式声明，将美国所得“庚子赔款”的半数退还给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留下的那部分“实应赔偿”，内容包括美国出兵中国的军费赔偿及美在华商人与传教士的损失赔偿。当时为什么美国人想用退赔的庚款办学呢？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在1906年给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中声称：“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上的影响取回最大的收获。”“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因此他敦促美国政府采取措施通过吸引中国留学生来造就一批为美国从知识和精神上支配中国的新的领袖。1908年10月28日，两国政府草拟了派遣留美学生规程：自退款的第一年起，清政府在最初的4年内，每年至少应派留美学生100人。如果到第4 年就派足了400人，则自第5年起，每年至少要派50人赴美，直到退款用完为止。被派遣的学生，必须是“身体强壮，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恰当年龄”，中文程度须能作文及有文学和历史知识，英文程度能直接入美国大学和专门学校听讲，并规定他们之中，应有80%学农业、机械工程、矿业、物理、化学、铁路工程、银行等，其余20%学法律、政治、财经、师范等。同时，中美双方还商定，在北京由清政府外务部负责建立一所留美训练学校。于是，1909年6月，北京设立了游美学务处，这就是清华大学的雏形。 1909年8月，内务府将皇室赐园---清华园，拨给学务处，作为游美肆业馆的馆址，学务处在史家胡同招考了第一批学生，从630名考生中，录取了47 人，于10月份赴美。这就是后来庚款留美学生的由来。1910年8月又举行了第二次招考。400多人应考，最后录取了70人。这第二批庚款留美学生中，后来出了一个大名鼎鼎的胡适，他当年考了个第55名。同榜中还有后来的语言学家赵元任、气象学家竺可桢等。1911年初，利用庚款而专门为培养赴美留学生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正式成立。在此后十多年间，据统计，由清华派出的留美学生就达1000多人。 1928年8月17日，清华学校改名为清华大学，罗家伦出任校长。那一年开始公开招考留美公费生。1933年，又开始公开招考第一批庚款留英学生。美国的退款，产生了很大的国际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北京政府于1917年8月对德奥宣战，并停付庚款。大战平息后，中国也涉足于战胜国的地位，各国都表示愿与中国“友好”，以便用和平的办法维护和扩张其在华利益，所以都紧步美国的后尘，陆续放弃或退回了庚子赔款余额。退款被广泛地应用到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和实业中。只有日本分文不退，用这笔钱财发展军备，建立教育，遂速成为20世纪的强盛帝国。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将其余的庚子赔款用于中国，成立“中国文教促进基金会”（或称“中国基金会”），掌管的金额为1254·5万美金，北洋政府任命了由10名中国人和5名美国人组成的托管董事会。其中的相当部分金额以奖学金的方式提供给清华大学。由于这样的一种特殊的经费来源和运作模式，清华从创建伊始，在诸多方面就已经具备了自己的一些特别的优势和办学条件，也因此而有别于国内的其他大学。这样的环境也给了梅贻琦治校在客观上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提供了必要的办学条件。国外的历史学家评论道：“清华其成功的一大秘诀是，当其他院校求助于军阀政权不稳定的施舍时，清华的年度预算是有保障的。”（4）这种观点虽暗含夸大美国所起 的作用之意，但基本还是公允的。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清华人”几近三分之一。1949年掌管“清华基金”的杰出教育家梅贻琦先生到台湾后，又利用这笔款项创办了新竹清华大学。由于清华的经费来源较为充裕，使其办学亦有相当的自主性，这些条件又对治校方面自然产生一些影响，促进了清华在学校的管理制度方面和运行机制上逐渐地形成一套独立的、具有清华自身特点的东西，并由此产生了一些特殊的体制和风格，乃至后来清华校风与学风的逐步形成，都与此有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而这种特徵较明显的反映出来的一个例证，即是20－30年代初期，清华大学出现的几次大规模的学校风潮。其中，清华校长多次易人，竟有十几任之多，甚至出现清华几年没有校长，由校务会 议维持的尴尬局面。美国用心良苦的教育计划，成效卓然。考取庚子赔款（胡适是第二批）而留美的中国学生，在后来的几十年间成了中国学术界最闪亮的明星，而他们的言传身教，又深深地 影响了后来者。到了30年代，美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而同时，美国人在中国建立了12所教会大学，这其中包括赫赫有名的燕京大学。教会医院则出现了协和医院，洛克菲勒基金会则资助了中国学者们的农村调查与考古行动。1926年初，英国国会通过退还中国庚子赔款议案（退款用于向英国选派留学生等教育项目），即派斯科塞尔来华制定该款使用细则。当时，胡适是“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中方顾问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和]命成功后，苏俄政府宣布放弃帝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包括退还庚子赔款中尚未付给的部分。俄国人在中国的特权也将取消，而所有这些的交换条件只有一个：北洋政府承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1924年5月，两国签订《中俄协定》，其中规定退款用途，除偿付中国政府业经以俄款为抵押品的各项债务外，余数全用于中国教育事业，由中苏两国派员合组一基金委员会（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负责处理。法国庚款退还余额总数为39·158万余法郎，折合美金为7·555万余元。此项余额总数，按照协定自1924年l2月1日起，至1947年止。逐年继续垫借中法实业银行，作为该行发行五厘美金公元担保。而中法实业银行即以此项美金债权，充作四项费用之用：1．换回远东债权人所持之无利债券；2．办理中法间教育及慈善事业；3．代缴中国政府未缴清之股本余额；4．拨还中国政府所欠中法实业银行贷款。1920年初，李石曾与蔡元培、吴敬恒，利用庚子赔款，创办中法大学于北京。先生任董事长，蔡元培任校长。同年冬，蔡元培与先生再度赴法，与法国里昂市长赫礼欧，里昂大学医学院院长雷宾等，合作设立里昂中法大学协会，决 定在里昂成立中法大学在美国的带领下各国纷纷退还赔款,用于中国教育和文化交流事业，唯有日本一分未还

1900年庚子赔款，赔白银给列强咯，人家才不嫌钱多咧，

　　1911年初，利用庚款而专门为培养赴美留学生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正式成立。在清亡以后继续利用庚子赔款选拔留学生。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将其余的庚子赔款用于中国，成立“中国文教促进基金会”（或称“中国基金会”），掌管的金额为1254·5万美金，北洋政府任命了由10名 中国人和5名美国人组成的托管董事会。其中的相当部分金额以奖学金的方式提供给清华大学。1949年掌管“清华基金”的杰出教育家梅贻琦先生到台湾后，又利用这笔款项创办了新竹清华大学。　　随后，英国、俄国等国也有庚子赔款，也是用于教育，具体多少钱无法准确核实了。　　以下是详细资料。　　1900年，中国的庚子义和团运动引致八国联军武力干涉。1901年9月7日上午，清廷全权代表奕匡和李鸿章与11国代表签定了《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第六款议定，清政府赔偿俄、德、法、英、美、日、意、奥八国及比、荷、西、葡、瑞典和挪威六“受害国”的军费、损失费4亿5千万两白银，赔款的期限为1902年至1940年，年息4厘，本息合计为9亿8千万两，是为“庚子赔款”。其中俄国以出兵满洲，需费最多，故所得额最大，为1亿3037多万两。中国当时的人口大约45000多万人，庚子赔款每个中国人被摊派大约一两银子。　　《辛丑条约》中规定，清政府向西方八国共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美国应得到其中的3200多万两，折合美金2400多万元。　　1904年12月上旬，中国驻美公使梁诚就中国的赔款是用黄金还是用白银一事，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据理力争。谈话间海约翰透露出一句：“庚子赔案实属过多---”这一信息立刻被梁诚捕捉。这说明美政府已发现其有关部门在上报庚子之乱的损失之中，有“浮报冒报”的现象。梁诚非常机敏地放弃了谈判战略，不再去和海约翰纠缠赔款用金还是用银的了，而是“乘其一隙之明，籍归已失之利”。于是他不放过任何机会，在美国国会及议员中四处游说退还不实赔款。　　1906年初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爱德蒙·詹姆士送呈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一份备忘录，要求美国政府加速吸引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去。同年3月6日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到白宫进谒罗斯福总统。他建议总统将中国清政府的庚子赔款退还一部分，专门开办和津贴在中国的学校。1907年明恩溥发表《今日的中国和美国》一书，他在书中指出,应该多让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去美国留学。　　在明恩溥等人的推动、鼓吹下，罗斯福给国会提出了一个谘文，指出："我国宜实力帮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巨数之国民能以渐融洽于近世之境地。援助之法宜招导学生来美，入我国大学及其它高等学社，使修业成器，伟然成才，谅我国教育界必能体此美意，同力合德，赞助国家成斯盛举。"　　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通过罗斯福的谘文。同年7月11日，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向中国政府正式声明，将美国所得“庚子赔款”的半数退还给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留下的那部分“实应赔偿”，内容包括美国出兵中国的军费赔偿及美在华商人与传教士的损失赔偿。　　当时为什么美国人想用退赔的庚款办学呢？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在1906年给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中声称：“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上的影响取回最大的收获。”“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因此他敦促美国政府采取措施通过吸引中国留学生来造就一批为美国从知识和精神上支配中国的新的领袖。　　1908年10月28日，两国政府草拟了派遣留美学生规程：自退款的第一年起，清政府在最初的4年内，每年至少应派留美学生100人。如果到第4年就派足了400人，则自第5年起，每年至少要派50人赴美，直到退款用完为止。被派遣的学生，必须是“身体强壮，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恰当年龄”，中文程度须能作文及有文学和历史知识，英文程度能直接入美国大学和专门学校听讲，并规定他们之中，应有80%学农业、机械工程、矿业、物理、化学、铁路工程、银行等，其余20%学法律、政治、财经、师范等。　　同时，中美双方还商定，在北京由清政府外务部负责建立一所留美训练学校。于是，1909年6月，北京设立了游美学务处，这就是清华大学的雏形。1909年8月，内务府将皇室赐园---清华园，拨给学务处，作为游美肆业馆的馆址，学务处在史家胡同招考了第一批学生，从630名考生中，录取了47人，于10月份赴美。这就是后来庚款留美学生的由来。　　1910年8月又举行了第二次招考。400多人应考，最后录取了70人。这第二批庚款留美学生中，后来出了一个大名鼎鼎的胡适，他当年考了个第55名。同榜中还有后来的语言学家赵元任、气象学家竺可桢等。　　1911年初，利用庚款而专门为培养赴美留学生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正式成立。在此后十多年间，据统计，由清华派出的留美学生就达1000多人。1928年8月17日，清华学校改名为清华大学，罗家伦出任校长。那一年开始公开招考留美公费生。1933年，又开始公开招考第一批庚款留英学生。　　美国的退款，产生了很大的国际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北京政府于1917年8月对德奥宣战，并停付庚款。大战平息后，中国也涉足于战胜国的地位，各国都表示愿与中国“友好”，以便用和平的办法维护和扩张其在华利益，所以都紧步美国的后尘，陆续放弃或退回了庚子赔款余额。退款被广泛地应用到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和实业中。只有日本分文不退，用这笔钱财发展军备，建立教育，遂速成为20世纪的强盛帝国。　　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将其余的庚子赔款用于中国，成立“中国文教促进基金会”（或称“中国基金会”），掌管的金额为1254·5万美金，北洋政府任命了由10名 中国人和5名美国人组成的托管董事会。其中的相当部分金额以奖学金的方式提供给清华大学。由于这样的一种特殊的经费来源和运作模式，清华从创建伊始，在诸多方面就已经具备了自己的一些特别的优势和办学条件，也因此而有别于国内的其他大学。这样的环境也给了梅贻琦治校在客观上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提供了必要的办学条件。国外的历史学家评论道：“清华其成功的一大秘诀是，当其他院校求助于军阀政 权不稳定的施舍时，清华的年度预算是有保障的。”（4）这种观点虽暗含夸大美国所起 的作用之意，但基本还是公允的。　　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清华人”几近三分之一。1949年掌管“清华基金”的杰出教育家梅贻琦先生到台湾后，又利用这笔款项创办了新竹清华大学。　　由于清华的经费来源较为充裕，使其办学亦有相当的自主性，这些条件又对治校方面自然产生一些影响，促进了清华在学校的管理制度方面和运行机制上逐渐地形成一套独立的、具有清华自身特点的东西，并由此产生了一些特殊的体制和风格，乃至后来清华校风与学风的逐步形成，都与此有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而这种特徵较明显的反映出来的一个例证，即是20－30年代初期，清华大学出现的几次大规模的学校风潮。其中，清华校长多次易人，竟有十几任之多，甚至出现清华几年没有校长，由校务会 议维持的尴尬局面。　　美国用心良苦的教育计划，成效卓然。考取庚子赔款（胡适是第二批）而留美的中国学生，在后来的几十年间成了中国学术界最闪亮的明星，而他们的言传身教，又深深地 影响了后来者。　　到了30年代，美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而同时，美国人在中国建立了12所教会大学，这其中包括赫赫有名的燕京大学。教会医院则出现了协和医院，洛克菲勒基金会则资助了中国学者们的农村调查与考古行动。　　1926年初，英国国会通过退还中国庚子赔款议案（退款用于向英国选派留学生等教育项目），即派斯科塞尔来华制定该款使用细则。当时，胡适是“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中方顾问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和]命成功后，苏俄政府宣布放弃帝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包括退还庚子赔款中尚未付给的部分。俄国人在中国的特权也将取消，而所有这些的交换条件只有一个：北洋政府承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1924年5月，两国签订《中俄协定》，其中规定退款用途，除偿付中国政府业经以俄款为抵押品的各项债务外，余数全用于中国教育事业，由中苏两国派员合组一基金委员会（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负责处理。　　法国庚款退还余额总数为39·158万余法郎，折合美金为7·555万余元。此项余额总数，按照协定自1924年l2月1日起，至1947年止。逐年继续垫借中法实业银行，作为该行发行五厘美金公元担保。而中法实业银行即以此项美金债权，充作四项费用之用：1．换回远东债权人所持之无利债券；2．办理中法间教育及慈善事业；3．代缴中国政府未缴清之股本余额；4．拨还中国政府所欠中法实业银行贷款。　　1920年初，李石曾与蔡元培、吴敬恒，利用庚子赔款，创办中法大学于北京。先生任董事长，蔡元培任校长。同年冬，蔡元培与先生再度赴法，与法国里昂市长赫礼欧，里昂大学医学院院长雷宾等，合作设立里昂中法大学协会，决 定在里昂成立中法大学

近代史上，中国政府第二次有计划地大规模向海外派出留学生，是本世纪初的庚款留美学生的派遣。 1900年，也就是光绪二十六年，北京爆发了“庚子之乱”。当时，几十万号称“刀枪不入”的义和团入京围攻各国使馆。不久，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慈禧太后弃都而逃。 1901年，李鸿章被迫与各国签订耻辱的“辛丑条约”，同意向十四国赔偿白银四亿伍千万两，分三十九年付清。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庚子赔款”。 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授权罗斯福总统退还中国“庚子赔款”中超出美方实际损失的部分，用这笔钱帮助中国办学，并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双方协议，创办清华学堂，并自1909年起，中国每年向美国派遣100名留学生。这就是后来庚款留美学生的由来。 1909年、 1910年和1911年，在北京三次从全国招考庚款留学生。当时对考生的要求除了通晓国文、英文外，还须“身体强健，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 第一次招考是1909年8月举行的， 630人应考。先是初试，考国文、英文和本国史地，取68人；再复试，分别考物理、化学、博物、代数、几何、三角、外国历史和外国地理诸科。连初试带复试，一共考了七八天。最后放榜，录取了47人。 这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同年10月赴美，赴美时，另外加上了3名贵胄子弟，共50人。他们所学专业大多是化工、机械、土木、冶金及农、商各科。后来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就是其中之一。 1910年8月又举行了第二次招考。考试仍分初试、复试。初试先考国文、英文，其中国文试题古色古香，为：“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说”；而英文试题则颇为时髦：“借外债兴建国内铁路之利弊说”。复试则考了西洋史、植物学、动物学、生理学、几何和世界地理等科。400多人应考，最后录取了70人。 这第二批庚款留美学生中，后来出了一个大名鼎鼎的胡适，他当年考了个第55名。同榜中还有后来的语言学家赵元任、气象学家竺可桢等。 一年后，即1911年，又招考了第三批、也是最后一批庚款留美学生，一共有63人。 三批庚款留美学生的派遣为中国培养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中国近代科学发展中的许多新学科的创建者大多来自这些留美学生。 19ll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覆灭。中国进入了军阀混战的民国时代。 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二次大规模向海外派遣留学生的计划也因这一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而又一次中断。 19ll年初，利用庚款而专门为培养赴美留学生的清华学校正式成立。在此后十多年间，据统计，由清华派出的留美学生就达1000多人。 与此同时，自1912年起，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渐渐形成了高潮。由吴敬恒、蔡元培、汪精卫等人组成的“留法俭学会”，利用当时法国因欧战而急需劳工的机会，组织中国青年赴法，以工求学。勤工俭学的计划立即得到了青年们的热烈响应，赴法人数逐年增加。到1920年左右，在法的中国学生已达2000多人。 从20年代中到30年代末，中国社会在经过近百年的战乱之后，终于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时期。… 1928年8月17日，清华学校改名为清华大学，罗家伦出任校长。 那一年开始公开招考留美公费生。1933年，又开始公开招考第一批庚款留英学生。 抗日战争的爆发使中国的留学事业再一次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从当年政府留学生派出的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出这种冲击的强烈程度。从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出，自1932年起，留学人数逐年增加，并于1935年，达到高峰1033人。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政府宣布了留学限制的暂行办法，留学人数立即锐减，于1941年跌至谷底，全年只有57人。 1942年，抗日战争接近尾声，政府开始放宽留学政策。先是废止了留学限制规定，然后在1944年举行了英美留学奖学金考试。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抗日战争结束。 1946年7月，举行了全国公费留学考试。一时应考者多达4463人。而这一年，留学总人数也已回升到730人。 但是，紧接着，中国又经历了另一场天翻地覆的大变化。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个新时代就要开始。 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中国近代留学的历程，不能不令人深深感叹。容闳的幼童留美计划因清朝统治者的愚昧和腐朽而毁于一旦；庚款留美学生的派遣由于革命爆发而被迫中止；30年代的留学事业又备受战争的冲击。近百年的留学史几乎没有多少风平浪静的时候。

1904年12月上旬，中国驻美公使梁诚就中国的赔款是用黄金还是用白银一事，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据理力争。谈话间海约翰透露出一句：“庚子赔案实属过多。”这一信息立刻被梁诚捕捉。这说明美政府已发现其有关部门在上报庚子之乱的损失之中，有“浮报冒报”的现象。梁诚非常机敏地放弃了谈判战略，不再去和海约翰纠缠赔款用金还是用银的了，而是“乘其一隙之明，籍归已失之利”。于是他不放过任何机会，在美国国会及议员中四处游说退还不实赔款。1906年初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爱德蒙·詹姆士送呈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一份备忘录，要求美国政府加速吸引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去。同年3月6日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到白宫进谒罗斯福总统。他建议总统将中国清政府的庚子赔款退还一部分，专门开办和津贴在中国的学校。1907年明恩溥发表《今日的中国和美国》一书，他在书中指出，应该多让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去美国留学。在明恩溥等人的推动、鼓吹下，罗斯福给国会提出了一个谘文，指出：“我国宜实力帮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巨数之国民能以渐融洽于近世之境地。援助之法宜招导学生来美，入我国大学及其它高等学社，使修业成器，伟然成才，谅我国教育界必能体此美意，同力合德，赞助国家成斯盛举。”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通过罗斯福的谘文。同年7月11日，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向中国政府正式声明，将美国所得“庚子赔款”的半数退还给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留下的那部分“实应赔偿”，内容包括美国出兵中国的军费赔偿及美在华商人与传教士的损失赔偿。当时为什么美国人想用退赔的庚款办学呢？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在1906年给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中声称：“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上的影响取回最大的收获。”“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因此他敦促美国政府采取措施通过吸引中国留学生来造就一批为美国从知识和精神上支配中国的新的领袖。1908年10月28日，两国政府草拟了派遣留美学生规程：自退款的第一年起，清政府在最初的4年内，每年至少应派留美学生100人。如果到第4年就派足了400人，则自第5年起，每年至少要派50人赴美，直到退款用完为止。被派遣的学生，必须是“身体强壮，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恰当年龄”，中文程度须能作文及有文学和历史知识，英文程度能直接入美国大学和专门学校听讲，并规定他们之中，应有80%学农业、机械工程、矿业、物理、化学、铁路工程、银行等，其余20%学法律、政治、财经、师范等。美国用心良苦的教育计划，成效卓然。考取庚子赔款（胡适是第二批）而留美的中国学生，在后来的几十年间成了中国学术界最闪亮的明星，而他们的言传身教，又深深地影响了后来者。到了30年代，美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而同时，美国人在中国建立了12所教会大学，这其中包括赫赫有名的燕京大学。教会医院则出现了协和医院，洛克菲勒基金会则资助了中国学者们的农村调查与考古行动。 法国庚款退还余额总数为39.158万余法郎，折合美金为7.555万余元。此项余额总数，按照协定自1924年12月1日起，至1947年止。逐年继续垫借中法实业银行，作为该行发行五厘美金公元担保。而中法实业银行即以此项美金债权，充作四项费用之用：1．换回远东债权人所持之无利债券；2．办理中法间教育及慈善事业；3．代缴中国政府未缴清之股本余额；4．拨还中国政府所欠中法实业银行贷款。1920年初，李石曾与蔡元培、吴敬恒，利用庚子赔款，创办中法大学于北京。先生任董事长，蔡元培任校长。同年冬，蔡元培与先生再度赴法，与法国里昂市长赫礼欧，里昂大学医学院院长雷宾等，合作设立里昂中法大学协会，决定在里昂成立中法大学。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法、俄等协约国劝说中国参加协约国对德作战，借此打击德国在远东的利益。为此中国曾向各国提出缓付庚子赔款，希望延付10年，日、意、俄等国都表示同意。1917年8月，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当年即停付德国之赔款。1919年凡尔赛和约第128款规定德国放弃1917年3月14日以后的赔款，德国赔款即告终止。奥匈帝国瓦解后，奥地利和匈牙利分别于1919年和1920年放弃所占奥匈帝国赔款也至此结束。俄国的庚子赔款，先后经过缓付、停付，最后声明放弃。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中国开始考虑停付俄国庚款。1920年苏俄政府下令取消内外国债，冻结存款。1924年中俄双方签订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苏俄政府表示抛弃俄国部分之庚子赔款，并声明该款所担保的各种优先债务清偿后，完全充作提倡中国教育款项之用。至此，俄国赔款也告结束。比利时在1925年订立中比协定退还庚款。意大利于1933年订立中意协定，退还庚款。荷兰在1926年将庚款全部还给中国，但指定用于水利事业65%，文化事业35%。日本的退款，发生的波折和争执较大，日本始终坚持以挪用庚子赔款的手段，在华搞所谓的“文化事业”，1923年至1936年的部分事业略具亲善旨意。从中可以看出美国与日本在侵华中的矛盾。日本的退款中国无一团体申请到补助。其次是用于留日学生的补助。三是用于日本在中国设立的学术研究机构及中日文化交流。1936年以后则用于侵华战争。 1909年所设立的“庚款奖学金”以后开始，中国学生大批来美留学。原来美国国会于1908年通过一条法案，决定退回中国在1901年（庚子）为八国联军赔款的余额——换言之，即美国扣除义和团之乱中所受的生命财产等实际损失和历年应有的利息以后的额外赔款。美国决定退还赔款之后，中国政府乃自动提出利用此退回的款项，作为派遣留美学生的学杂费。经过美国政府同意之后，乃有庚款的第一批退款。1924年，美国国会二度通过同样法案，乃有庚款的第二次退款。这样才成立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简称“中华基金会”。这当然又是另一件事了。由于庚款的第一批退款，经过中美两国政府交换说帖之后，乃有第一批所谓“庚款留学生”赴美留学。第一届的四十七人之中包括后来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以及其他后来在中国科技界很有建树的许多专家。第二届七十人是在1910年在北京考选的，然后保送赴美进大学深造。另外还有备取七十人，则被录入于1910年至1911年间所成立的“清华学校”，作为留美预备班。 宋旭轩曾对庚款留学史作过一番简明扼要的记述。据宋文，美国于1909年至1917年间退款实额如后：1909—1910：每年843094.90美元1911—1914：每年541198.78美元1915：724993.42美元1916—1917：每年790196美元1909—1917：合计6156370.34美元 据胡适口述，以“庚款”作中国学生留美费用，系出自中国政府“自动提议”，亦与宋文所引伯顿（CorneliusH.Patton）之言不符。 其实，早在美国政府同意用庚子赔款建立“留美预备学校”之前，庚子赔款就已经用在中国高等教育。1901年9月，清政府与八国代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议定，清政府赔偿俄、德、法、英、美、日、意、奥八国及比、荷、西、葡、瑞典和挪威六“受害国”军费、损失费4亿5000万两白银，是为“庚子赔款”。　在山西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积极筹划，利用庚子赔款的一部分，建立了山西大学堂。1840年之后，西方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自清军入关以来闭锁的国门。西方的文化思想与生活、生产方式迅速传入中国。其中，传教士作为传播的媒介载体、西方在中国的代表，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因其宗教理想与当时的政治背景相互结合，其身份变得极其特殊。19世纪末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义和团运动。山西也发生了杀死传教士和教民的山西教案。 1901年，在义和团运动中，山西仇杀天主教主教、教士130余人，教案特别严重。在处理教案问题中，在山西传教的英国耶稣教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 （RichardTimothy）于1901年3月曾向清廷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与奕劻提议，以“庚子赔款”中的一部分白银用于在太原创办一所近代中西大学堂，选拔全省优秀学子入学，学习近代学十年为止，设立学堂，教导有用之学，开导晋省人知识。李提摩太向英方提出，从庚子赔款中拿出50万两返还山西，用于建立一所西式大学，以“克服人们的无知和迷信――这种无知和迷信正是导致对外国人的屠杀的主要原因。今天的山西大学还有李提摩太的雕像。 清华基金的由来中美双方商定，在北京由清政府外务部负责建立一所留美训练学校。于是，1909年6月，北京设立了游美学务处，这就是清华大学的雏形。1909年8月，内务府将皇室赐园---清华园，拨给学务处，作为游美肆业馆的馆址，学务处在史家胡同招考了第一批学生，从630名考生中，录取了47人，于10月份赴美。这就是后来庚款留美学生的由来。1910年8月又举行了第二次招考。400多人应考，最后录取了70人。这第二批庚款留美学生中，后来出了一个大名鼎鼎的胡适，他当年考了个第55名。同榜中还有后来的语言学家赵元任、气象学家竺可桢等。1911年初，利用庚款而专门为培养赴美留学生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正式成立。在此后十多年间，据统计，由清华派出的留美学生就达1000多人。1928年8月17日，清华学校改名为清华大学，罗家伦出任校长。那一年开始公开招考留美公费生,1933年，又开始公开招考第一批庚款留英学生。美国的退款，产生了很大的国际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北京政府于1917年8月对德奥宣战，并停付庚款。大战平息后，中国也涉足于战胜国的地位，各国都表示愿与中国“友好”，以便用和平的办法维护和扩张其在华利益，所以都紧步美国的后尘，陆续放弃或退回了庚子赔款余额。退款被广泛地应用到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和实业中。只有日本分文不退，用这笔钱财发展军备，建立教育，迅速成为20世纪的强盛帝国。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将其余的庚子赔款用于中国，成立“中国文教促进基金会”（或称“中国基金会”），掌管的金额为1254.5万美金，北洋政府任命了由10名 中国人和5名美国人组成的托管董事会。其中的相当部分金额以奖学金的方式提供给清华大学。由于这样的一种特殊的经费来源和运作模式，清华从创建伊始，在诸多方面就已经具备了自己的一些特别的优势和办学条件，也因此而有别于国内的其他大学。这样的环境也给了梅贻琦治校在客观上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提供了必要的办学条件。国外的历史学家评论道：“清华其成功的一大秘诀是，当其他院校求助于军阀政权不稳定的施舍时，清华的年度预算是有保障的。”这种观点虽暗含夸大美国所起的作用之意，但基本还是公允的。由于清华的经费来源较为充裕，使其办学亦有相当的自主性，这些条件又对治校方面自然产生一些影响，促进了清华在学校的管理制度方面和运行机制上逐渐地形成一套独立的、具有清华自身特点的东西，并由此产生了一些特殊的体制和风格，乃至后来清华校风与学风的逐步形成，都与此有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而这种特征较明显的反映出来的一个例证，即是20－30年代初期，清华大学出现的几次大规模的学校风潮。其中，清华校长多次易人，竟有十几任之多，甚至出现清华几年没有校长，由校务会议维持的尴尬局面。 今日运作情况1949年，清华校长梅贻琦前往美国处理“清华基金”保管运用事宜。1956年，清华在台建校，梅贻琦借用清华基金利息补贴教授薪水，并兴建宿舍。清华基金的经费来源，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代管庚子赔款的红利等。新竹清华大学校长陈力俊介绍，即使到当前，每年还收到庚子赔款支票。他说，外界常以为清华基金是两岸清华各取一半，但根据他和北京清华校长顾秉林的确认，证实这笔基金仅拨给新竹清华。

　　庚款留美生第一届、第二届名单　　首批录取47人名单：　　程义法 邝煦堃 金 涛 朱 复 唐悦良　　梅贻琦 罗惠桥 吴玉麟 范永增 魏文彬　　贺懋庆 张福良 胡刚复 邢契莘 王士杰　　程义藻 谢兆基 裘昌运 李鸣龢 陆宝淦　　朱维杰 杨永言 何 杰 吴清度 徐佩璜　　王仁输 金邦正 戴 济 严家驹 秉 志　　陈 熀 张廷金 陈庆尧 卢景泰 陈兆贞　　袁钟铨 徐承宗 方仁裕 邱培涵 王 健　　高仑瑾 张 准 王长平 曾昭权 王 琎　　李进嶐 戴修驹　　第二批录取72人名单：　　杨锡仁 赵元任 王绍礽 张谟实 徐志芗　　谭颂瀛 朱 菉 王鸿卓 胡继贤 张彭春　　周厚坤 邓鸿宜 沈祖伟 区其伟 程闿运　　钱崇澍 陈天骥 吴家高 路敏行 周象贤　　沈 艾 陈延寿 傅 骕 李松涛 刘寰伟　　徐志诚 高崇德 竺可祯 程延庆 沈溯明　　郑达宸 席德炯 徐 墀 成功一 王松海　　王 预 谌 立 杨维桢 陈茂康 朱 进　　施赞元 胡宣明 胡宪生 郭守纯 毛文钟　　霍炎昌 陈福习 殷源之 符宗朝 王裕震　　孙 恒 柯成茂 过宪先 邝翼堃 胡 适　　许先甲 胡 达 施 莹 李 平 计大雄　　周开基 陆元昌 周 铭 庄 俊 马仙峤　　易鼎新 周 仁 何 斌 李锡之 张宝华　　周 均 胡明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