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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两个人,有众多权威专家学者考证历史上确实真实存在过,而且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也是历史上确实发生过的真实事件,并有众多历史资料及文物古迹可供佐证。如清乾隆、嘉靖时著名的经学家焦循,他在《剧说》卷二中引宋元之际人刘一表《钱塘遗事》及自己亲身见闻,说全国至少有4座梁祝墓。当代民俗学家乌丙安先生在《论中国风物传说圈》一文中指出:风物传说流传发展过程中,各民族历史名人的风物传说与各民族的风俗传说混杂揉合,人、神、仙、佛、儒、道传说互相交织,一般情况下都有一个传说的基本中心,由此中心向风物圈边缘扩张开来,形成传说特有的走向。笔者查清吴骞《桃溪客语》、清焦循《杂说》、民国冯沅君《祝英台的歌》等典籍,了解了梁祝墓、庙、读书处在全国共有9处。1.河南汝南(梁山伯与祝英台墓、故里、读书处、十八相送旧址,梁山伯故里,祝英台故里,马文才故里),2.浙江宁波(梁山伯墓),3.甘肃清水(祝英台墓),4.安徽舒城(祝英台墓),5.江苏宜兴(祝英台读书处、祝英台墓),6.河北河涧(祝英台墓),7.山东曲阜(祝英台墓),8.山东嘉样(祝英台墓),9.江苏江都(祝英台墓)。很显然,梁、祝风物圈所形成的基本走向是:东南走向:河南、安徽、江苏、浙江;东北走向:河南、河北、山东嘉祥、山东曲阜;西北走向:河南、山西、陕西、甘肃(民俗学家钱南扬语:山西、陕西亦有梁祝经过的痕迹可寻)。很显然围绕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传说应有个风物“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到底在哪里呢?
1.据魏晋史学家考证,“梁祝”故事发源于河南省驻马店市汝南县马乡镇,故里遗址现有梁祝墓、梁庄、祝庄、马庄、红罗山书院、鸳鸯池、十八里相送故道、曹桥(草桥)及梁祝师父葬地邹佟墓等。
首先,粱祝故事“河南说”早在1932年已被著名学者冯沅君提出并论证,而且得到著名学者钱南扬、容肇祖、顾颉刚等人的首肯。冯沅君提出:“梁祝传说以河南为中心,惭次向风物圈周围扩张。这个故事之所以流传得如此久远,全由人们钦佩祝英台的贞洁”。钱南扬先生说:“三年前,承沅君女士寄来关于河南方面的祝英台的传说。因时乱在中途遗失了,现把登在国学门周刊第3期上的冯沅君女士搜集的祝英台歌录入。”(1932年上海书店《民俗》第93期)冯沅君所搜集祝英台的歌:日头出来紫巍巍一双蝴蝶下山来前面走的梁山伯后面走的祝英台,走一山,又一山山山里头好竹竿大的砍下做椽子小的砍下钓鱼竿,走一洼,又一洼,洼洼里头好庄稼。是秫秫,低的是棉花、不低不高是芝麻。芝麻地里带打瓜、有心摘个尝尝吧。又怕摸着连根拔。走一河,又一河河河里头好白鹅前面公鹅咯咯叫后面母鹅紧跟着.走一庄、又一庄,庄庄黄狗叫汪汪。前面男子大汉你不咬,专咬后面女娥皇。走一井,又一井,沙木钩担柏木桶。千提万提,提不醒。
查《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河南卷》,该民歌广泛流传在河南省汝南、淮滨、罗山、信阳、南阳一带(晋朝均为汝南郡所辖之地)。该民歌中的植物、器物带有明显的河南地域特点。笔者在走访汝南县马乡镇十余位70岁以上老人,他(她)们均可以整段地传唱民歌,而且都不约而同地说是从上几辈老人口中传下来的(有录音)。我们从梁祝故事风物走向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梁祝故事的走向应是:由河南至山西、陕西、甘肃;由河南至河北、山东;由河南至安徽、江苏、浙江。毋容置疑,河南省汝南县应该是梁祝故事风物圈的中心,即故事发生的源头之地。
其次,查1932上海书店《民俗》钱南扬先生语:祝英台的故事在民间自有它特殊的势力,而在文人学士中当然也会引起同情。故事的发生不在情节的动人,而在祝英台一死的贞烈。宋元明清的志乘中都称祝氏为“义妇”。甘肃清水县志中也把祝氏的传说收在“贞节”里。如果由于祝英台的“贞洁”才使得梁祝故事发展及流传,那么可以肯定地说,越是靠近风物圈中心,人们越是崇尚祝英台。如果运用这一观点去分析梁祝故事走向图,可以明白无疑地看出靠近风物圈中心的祝英台墓多,远离风物圈中心就出现了“梁忠义王”墓或“梁祝读书处”等与贞洁疏离的遗址。所以,河南汝南县马乡镇不但有祝英台墓,而且还为祝英台立了一座“白衣阁”,称祝英台为“白衣菩萨”,成为贞洁之神的化身。而在周围的山西、河北、安徽、江苏、浙江均有祝英台墓,或祝英台读书处。以此亦可以断定,汝南县应为粱祝故事发展的中心。
第三,中国古代四大传奇孟姜女、梁祝、白蛇传、蓝桥会,其故事均发生在河南省。从文学作品的传承和相互联系的角度看,梁祝故事发生在汝南县亦属必然。查《中国戏曲曲艺词典》,有《五世姻缘》戏剧,该剧目为河南豫剧传统剧目,该剧写孟姜女与范杞梁的爱情悲剧未果,投胎转世为梁山伯与祝英台;后梁祝爱情仍以悲剧未果,投胎转世为白娘子、许仙;白娘子与许仙爱情未果,又投胎转世为魏世秀与蓝瑞莲,蓝桥会仍以悲剧终;魏世秀与蓝瑞莲又投胎转世为商琳与秦雪梅,亦没有结果。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原民间文学创作者在创作中是把梁祝作为中原文学牵链中的重要一环,是中原文化艺术中一部极为重要的艺术作品。著名学者黄朴生《祝英台与秦雪梅》(1932年《北大国学周刊》10期)中指出:祝英台故事之外,复有所谓秦雪梅故事者,梁祝故事之第二期也。民众悯梁之痴,祝之苦也,于是秦雪梅故事以生。梁山伯一变为商公,祝英台一变为秦雪梅,此故事与前相仿。民众意欲梁祝之团圆也,故有秦雪梅之故事,其结果与梁祝故事相同。钱南扬先生语:据我个人推想,祝英台的故事吸收了秦雪梅故事的情节,井由祝英台故事演变成秦雪梅故事,两个故事是并行的(载1932年上海书店《民俗》第93期)。
文学创作中的借鉴、吸收与传承的艺术特性,决定了梁祝故事与孟姜女、白蛇传、蓝桥会、秦雪梅这一集中于中原的故事群。同时也决定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无疑应发生在地处中原的汝南县。晋干宝《搜神记》中韩凭妻裙化蝶是形成梁祝化蝶故事的重要艺术借鉴手段.
1932年著名学者钱南扬先生著述:据传说,化蝶有两种说法:—是裙化蝶;二是魂化蝶。考化蝶的故事发生很早,晋干宝{搜神记》云:宋大夫韩凭,娶妻美,宋康王夺之,凭自杀。妻阴腐其衣,与王登台,自投台下,左右揽之,着手化为蝴蝶。后世配梁山伯与祝英台化为蝴蝶,当由此演化而来。至于魂化蝶事,干宝著《搜神记》也有一则云:晋乌伤万辉夫.义熙中,在妇家宿,三更,有两人把火至阶前,疑是凶人,往打之。欲仗下,悉变成蝴蝶,缤纷飞散。就是魂化蝶的传说,也是从韩凭妻裙化蝶衍化而来。明彭大翼山堂肆考羽集卷三十四云:俗传大蝴蝶必成双,乃梁山伯祝英台亡魂。又曰韩凭夫妇亡魂。李义山诗:“青陵台畔日光斜,万古贞魂倚暮霞。莫许韩凭为蝴蝶,等闲飞上别枝花。”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搜神记》只说韩愚妻衣化蝶,而此地不但从“衣”变“魂”,看李义山诗已有“莫许韩愚为蝴蝶”之句,则由韩凭妻牵连到韩凭了。可见韩凭夫妇化蝶的传说,在唐朝已有了,到宋朝乃转变为梁祝的魂化蝉。二是明彭氏的说法,乃以梁祝魂化蝉为主,李氏说韩愚而不说梁祝,可见唐朝化蝶的传说,还是韩凭所占有的。彭氏以梁祝为主体,可见到了明朝梁祝的势力甚大,已取而代之。钱南插先生十分明确地断定:梁祝化蝶皆由韩凭妻化蝴蝶衍化而来。
笔者查清嘉庆元年(1796)《汝南府志):汝南县秦属颖川郡,汉置汝南郡,隶豫州,领县 37。查《晋书)、《中国小说史略》,得知中国第一部志怪志异小说《搜神记》的作者干宝,字令升,汝南郡新蔡人也。干宝为何著得搜神记呢?清嘉庆元年《汝宁府志》卷二九“杂志”载:干宝,新蔡人。父有所宠婢。父亡,母生推于墓中。宝兄弟小,不之审也,后十余年,母丧开墓,而婢伏棺如生。载还,经日乃苏。言其父常取饮禽与之,恩情如生。宝时为著作郎,感父妾再生事,因撰《搜神记》20卷。很显然,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与自己的生活环境、社会实践、人生经历等因素关系极为密切,《汝宁府志》卷四云:汝宁负山面淮,控扼颖蔡,居天下之中。自古以来“汝南先贤、名流接迹占籍中州”。春秋战国孔子有“众多颖蔡弟子从之”,秦相李斯,辅秦王扫六合,一统中国,乃上蔡人。另外,根据汝南郡史料记载,当地曾经流传的有山神、河怪、鬼狐、龙的故事,有老子骑鹤升仙处,小和尚醉酒升仙处、董永遇仙处等传说。这些都构成了梁祝传说的丰富文化积淀。从文学传承学的角度来看,梁祝故事流传在汝南是必然的。
可以说韩凭妻裙化蝶,干宝父妾死而复生,众多贞女、神怪升仙传说等民间故事群是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诞生的丰厚沃土。梁祝故事最初的情节按钱南扬先生推想:“有一个女子乔装成男子,到学堂里去念书,后来爱上了一个男同学,却又不肯说出自己是个女子。父母不知就里,将她另许了人。及到男人知道她是个女子,要想订婚,可已经迟了。结果,两个人郁郁而死。”可是,这么一种简单的情节太平常了,不能满足听者的好奇心,于是就有了类似“干宝父妾入墓”、“韩凭妻裙化蝶”的增饰附会,因为所有故事的发生地皆在一处,极易联系在一起。于是梁祝故事就有了人墓、化蝶的情节增饰。
2.据山东省济宁市文物局副局长、济宁市梁祝研究会会长、著名的梁祝文化专家樊存常先生考证, 梁山伯与祝英台包括马文才,历史上确有其人,他们之间的故事为历史真实事件,而且他们的籍地都在孔孟之乡。唐武德年间(公元618-626年)济宁市邹县(今微山县)马坡,有梁祝合葬墓,并立有“梁山伯祝英台之墓”的石碑,元代济宁市梁祝读书处邹县峄山上有梁祝石像,陈云琴游峄山写有七绝《万寿宫梁祝像》云:“信是荣情两未终,闲花野草尽成空。人心到此偏酸眼,小像一双万寿宫”。马坡是祝、马的故里,在古邹邑西邻微山湖北岸的马坡村,唐武德年间(公元618-626年)济宁市邹县(今微山县)马坡有梁祝合葬墓,并立有“梁山伯祝英台之墓”的石碑,明朝皇帝钦差大臣、南京工部右侍郎、前督察院右副都御史崔文奎巡视济宁马坡时发现唐朝修建的老梁祝墓破旧不堪,奉旨重修梁祝墓,墓碑历经淤积长期深埋,2003年10月27日,山东省济宁市梁祝文化研究会和微山县人民政府,隆重举行了“重修梁山伯祝英台墓记碑”的复出仪式,这是全国现有九处梁祝墓中,惟一的一块墓碑,立碑人崔文奎身份为明朝皇帝钦差大臣、南京工部右侍郎、前督察院右副都御史,为中国历史上见证梁祝故里官方人物之中官位最高、职位最重、权威性最大的一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刘魁立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贺学君女士,山东省民俗学会原会长李万鹏先生,山东省民俗学会副会长、山东大学民俗研究所所长叶涛先生等专家学者参加了出土仪式。此碑的出土,引起了新闻媒体的极大关注,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社》、《大众日报》、《齐鲁晚报》等众多的国内新闻媒体与韩国、日本、新加坡、美国等外国新闻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在很短的时间内,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轰动,引起了世人的极大关注。这是全国现有九处梁祝墓中,惟一的一块墓碑,全文843个字,与神话传说戏曲截然不同,不仅载明了二人合葬的地方,还点明了地方官员指令二人合葬的原因。根据碑文记载得知,作为独生女的祝英台,女扮男装外出到邹城峄山求学读书,自九曲村过吴桥东遇梁山伯,二人偕同,峄山授业,昼则同窗,夜则同寝,三年衣不解,可谓笃信好学者。一日英台思乡回家,山伯得知真相,往其门拜访,别后不一载,疾终于家,葬于吴桥东(据邹县志载此桥在明隆庆年间被淹没),英台眼见马家迎亲将至,苦思山伯,情深意切,遂舍身取义,悲伤而死,乡党士夫谓其令节,从葬山伯之墓。
根据碑文记载和实地考察,传说中的梁祝故事原地为宜兴市。其理由是:在时间上马坡石碑是记录梁祝故事最早的。不要说该碑根据外纪所记,即便是立于正德十一年,也大大早于晚清时期的《宁波府志》、《宜兴志》;从地理方位来看符合实际,梁祝合葬墓位于马坡村西南,距北面祝英台所在的九曲村约三公里,而距东南梁山伯所在的薄梁村约十公里,如果祝英台到峄山求学过吴桥与山伯相遇是合情合理的。
关于梁祝故事的产生年代问题,樊存常认为,根据梁祝墓祭碑碑文推测,此故事最早应产生于汉代。三国魏晋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没有产生此类故事的社会背景,选官制度也不可能让梁祝去追求读书做官之路,唯有社会安定,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汉代才有梁祝故事产生的土壤。济宁为中国汉代碑文出土文物最多的城市,全国大部分汉碑出自济宁,作为孔孟故里的济宁,汉墓众多、规模之大,陪葬品之多在全国闻名,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嘉祥武氏家族墓群、曲阜九龙山汉墓群、任城王汉墓群等,这些都是当时注重厚葬的社会风俗的反映,另外,而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关考古专家在对梁祝墓周围的墓地进行勘探发掘时,发现有很多汉代墓葬,并出土有陶罐、泥人、动物兽等。据此,可进一步推断此墓为梁祝汉代合葬墓。以上均为“梁祝觅踪”节目组电视台采访马坡梁祝墓的真实现场视频报道。同时祝英台所在村庄九曲村发现了大量汉代石碑,微山县马坡乡政府党委宣传干事吴琦,是梁祝文化研究的发烧友,一直在当地民间探访搜集梁祝的有关材料,至今已经有10多年。就在“梁山伯祝英台墓记”碑出土后,吴琦又发现了新的重要线索,他从九曲村找到了一小块残破的汉代石碑,上面刻有几个祝姓字样。这块小碑令他很兴奋,这说明汉代九曲村的确曾经有祝姓人氏生活过。这是梁祝为济宁汉代人极为有利的证明。
3.江苏宜兴的梁祝文化研究者长路晓农则认为,从历史记载看,梁祝故事的文字记载最早在宜兴。江苏学术界、史志界、旅游界的多位专家认为:从宋咸淳《毗陵志》至明代冯梦龙的传奇小说中,都有大量文字及其他证据显示,梁山伯和祝英台系宜兴人氏。
4.梁祝文化研究专家、宁波市鄞州区文联主席麻承照说,根据他对《鄞州县志》的研究,梁山伯应是鄞州人,祝英台应是上虞人。
5.梁祝传说产生于晋朝。现存最早的文字材料是初唐梁载言所撰的《十道四蕃志》。到了晚唐,张读所撰的《宣室志》作了文学性渲染,可见其大致轮廓:“英台,上虞祝氏女,伪为男游学,与会稽梁山伯者同肄业。山伯,字处仁。祝先归。二年,山伯访友,方知其女子,怅然如有所失。告其父母求聘,而祝已字马氏子矣。山伯后为鄞令,病死,葬鄮城西。祝适马氏,舟过墓所,风涛不能进,问知山伯墓,祝登号恸,地忽逢裂陷,祝氏遂并葬焉。晋丞相谢安奏表其墓曰义妇冢。”
6.现存较早、也较完整的是宋代明州(今宁波)知府李茂诚的《义忠王庙记》,文中说梁山伯生于公元352年农历三月初一,死于373年农历八月十六,终年21岁,未曾婚配;祝英台出嫁在374年暮春;梁山伯庙(又名“义忠王庙”)修建于397年。如记载可靠,“梁祝传说”当产生在公元374年至397年这20多年内,完全形成则在宋代到清末。此后比较重要的文献记载,还有明代冯梦龙的《李秀卿义结黄贞女》,清代邵金彪的《祝英台小传》,后者出现了化蝶的结局。
7.1997年7月,宁波的梁山伯庙出土一座晋代墓葬,墓的位置、规格和随葬器物与志书记载的梁山伯鄞县县令身份和埋葬地相吻合,被认为是可信的实物资料。
8.其他史籍记载:
1.唐初(公元705-732年)梁载言《十道四番志》记载:“义妇祝英台与梁山伯同冢,即其事也”。
2.南朝梁元帝时(公元552-554年)《金楼子》一书中有记载。明代徐树丕《识小录》中记叙:“按,梁祝事异矣!《金楼子》及《会稽异闻》皆载之”。(二书已失传)
3.晚唐(公元851年)张读《宣室志》记载:“英台,上虞祝氏女,伪为男装游学,与会稽梁山伯者同肄业,山伯,字处仁。……问知山伯墓,祝登号恸,地忍自裂陷,祝氏遂并埋焉。晋丞相谢安表其墓曰‘义妇冢"”。
4.北宋徽宗大观年间(公元1107-1110年)明州(今宁波)郡守李茂城写的《义忠王庙记》记载:“神喟然叹曰:‘生当封候,死当庙食,区区何足论也。"后简文帝举贤,郡以神应君,诏为鄮令。”
5.南宋乾道五年(公元1169年),张津《乾道四明图经》称:“义妇冢,即为梁山伯祝英台同葬之地也。在县西十里接待院之后,有庙存焉。……按《十道四蕃志》云:‘义妇祝英台与梁山伯同冢",即其事也。”
6.南朝齐武帝时(公元483-493年)《善卷崇记》:“齐武帝赎英台旧产建寺”
7.唐初(公元705-732年)梁载言《十道志》记载:“善权山南,上有石刻曰‘祝英台读书处"。”
8.北宋咸淳四年(公元1268年)《咸淳毗陵志》记载:“祝英台读书处,号‘碧鲜庵"。皆有诗云:‘蝴蝶满园飞不见,碧鲜空有读书坛。"俗传英台本女子,幼与梁山伯共学,后化为蝶。然考《寺记》,谓齐武帝赎英台旧产建,意必有人第,恐非女子耳”。
9.明代作家冯梦龙(公元1574-1646年)《古今小说》记载:祝英台为宜兴人,梁山伯为苏州人。并说祝英台是哥嫂将其许于马家,文中还有地裂、入坟、化蝶之说。
10.中国的梁祝故事,流传到国外至今发现的最早要属近邻朝鲜、韩国了。新近研究发现,在五代十国至宋代(918一1200年)时期,唐代著名诗人浙江余杭人罗邺的七律诗《蛱蝶》,已被高丽王国时代人辑人了《十抄诗》,其中有“俗说义妻衣化状”的诗句,指的就是梁祝的故事,并且衣化为蝶。到中国宋代,高丽人编辑的《夹注名贤十抄诗》,不但收入了罗邺的《蛱蝶》诗,而且在注释中加上了一段《梁山伯祝英台传》。这是至今看到的最早流传到国外的梁祝故事,而且从“女扮男装”到衣裳“片片化为蝴蝶子”,比较全面完整地叙述了梁祝传奇故事。可见,梁祝文化走向世界,历史久远。而且以后几乎传遍了整个朝鲜半岛。
9.此外,关于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两个人,有其他版本传言:梁是明代人,祝是南北朝人,两者相隔千年。祝本是侠女,劫富济贫,曾三去马太守家盗银,最后中马之子马文才埋伏死于乱刀之下。百姓将其厚葬并在坟前立碑,年久,该碑下沉于地下。梁为浙江宁波府鄞县县官,清正廉洁,中年丧妻,无子,死后入葬时刨出祝之墓碑,众惋惜之余又不忍拆除祝墓,可是,为梁择地而葬又似不妥,故合葬,立碑,黑者为梁,红者为祝……从此敷衍出动人的传说,据查证,此记载最初版本为82年报刊山海经搜集的浙东民间百姓口头故事,并非历史资料记录,该文作者曾于86年从慈溪给编者来信说:“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两个朝代的人,祝英台是女侠,梁山伯是清官,两者墓穴碰巧在一块的传说故事”是年轻时曾做小贩的同村的民间医生讲给他听的,而这位乡村医生又是从宁波中山公园听一位老人讲的这个故事。当时公园内有好几个人在讲梁祝爱情故事,这个鄞县老翁摇摇头说:‘都是乱话!"这位乡村医生便上前动问:‘ 老伯,他们讲的是乱话,那真话究竟是怎样的呢?"鄞县老翁便讲了这个故事。”,因此该文作者便将这位宁波公园老翁讲述的故事刊登在了报刊山海经上,而事实上根据晋代谢安有感于梁祝故事上报朝廷,封祝英台墓为“义妇冢”的历史事实以及早在唐朝、宋朝、元朝均有众多权威史籍及名家的文学著作明文记载两人姓名及生平事迹,且梁祝传说早已于唐宋年间传入高丽,宋朝高丽史籍中明文记录两人姓名及生平故事的情况看来,此“梁祝属于两个朝代”的说法并非历史文献记载,而是民间百姓的主观臆想,其可信度有待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