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年鉴学派主要研究的历史时段是（）。

年鉴学派（Annales School ，有人称之为“安娜学派”）。20世纪30年代开始萌芽、40年代中期开始形成的一个法国史学流派，60年代时开始有世界性影响。年鉴派创始之前，其创始人的思想不过是倡导反对兰克模式的“新史学”思想的一部分。这是反兰克模式的前驱、德国史学家兰普莱希特和法国史学家贝尔的思想的后继者和发扬光大者。尤其是贝尔和他1900年创办的《历史综合评论》，反对事件的历史和经验的历史，被认为是孕育了年鉴派。一方面，社会时间相对于地理时间变化较快，这使其能体现历史的流变性质；另一方面，社会时间相对于个人时间变化又较慢，这又使其能满足"整体历史学"所要求的"共时性"研究取向。年鉴学派的意义：年鉴学派出现的意义在于传统史学中历史的那种一成不变的节奏已经被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三种节奏所取代，而在这三种时间中，尤其突出社会时间的重要性。全面的历史也就是一种"整体的历史"，它强调历史是包罗人类活动各个领域的"整体"，是在这些领域之间相互关联、彼此作用所形成的结构和功能关系中得以体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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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年鉴学派影响最大的当推法国历史学家亨利·贝尔（1871—1954）。贝尔于1900年创办了《历史综合评论》杂志，并在这个杂志上表明了如下一些史学观点：主张拓宽历史研究的领域，历史学家不仅要注意政治史、军事史，也要注意社会其他方面的历史。他提倡历史学家打破过分专门化所造成的历史研究的狭隘性，主动同其他学科的专家进行合作，运用历史学、历史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方法解释历史。他还坚持史学研究必须依靠理论的指导。他认为理论指导是历史学获得科学性的前提。亨利·贝尔的史学观点后来得到了年鉴学派的高度评价。有人甚至把贝尔看成是年鉴学派的真正奠基人。《历史综合评论》还直接培养了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年鉴学派的第一代人物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克就曾于1907年和1912年先后参加了《历史综合评论》的编辑工作。亨利·贝尔虽然迈出了第一步，但这一步无疑是不大胆的，他只是梦想把历史学同社会学结合起来，而对经济学却一无所知。这一遗留工作正是由吕·费弗尔和马·布洛克完成的。1929年，费弗尔和布洛克退出了《历史综合评论》编辑部，联合创办《经济与社会史年鉴》，从此开创了一个与传统史学截然不同的新史学流派──年鉴学派。

50年代以后，年鉴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开始渗透到欧美各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整个西方史学的变革。在德国，一批战后成长起来的年轻史学家接受了年鉴派的主张，创办《历史与社会》杂志，宣传年鉴派的观点，倡导作为整体的社会史研究。在英国，社会史学派和年鉴学派保持了密切联系，利用计量方法研究历史人类学和社会结构史。在美国，年鉴派的观点得到了历史学界的高度评价，著名的研究年鉴派的著作有伊格尔斯的《欧洲史学新方向》、斯多雅诺维奇的《法国史学方法：年鉴模式》，都是在70年代出版的；在纽约州立大学还成立了布罗代尔研究中心。斯多雅诺维奇认为，年鉴学派对史学研究和历史方法作出的重大贡献，在20世纪任何一个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团体能望其项背。在日本、拉美，在东欧的波兰，年鉴派都扩大了自己的影响。总之，年鉴学派所开创的新史学潮流已经遍及整个西方，乃至世界。

年鉴学派史学家主张从宏观的角度!探讨塑造人类行为的结构性因素，重点研究属于中长时段范畴的社会，经济，地理以及心态的因素，而对属于短时段范畴的政体类型、政府结构、法律制度以及政治斗争等则不屑一顾。年鉴学派之所以漠视甚至反对政治史研究!除了传统政治史自身的缺陷外。还和他们笃信的结构主义或唯物史观密切相关。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们虽然不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他们对马克思的经济或社会决定政治深信不疑，认为国家层面上的政治斗争不过是经济竞争和社会斗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已，是故他们逻辑地得出结论说，政治史不过是各种偶然事件的拼盘!是一种表面的现象。在政治现www.zhao-kao.com象的背后!才隐藏了历史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所以!费弗尔坚持，历史研究的使命不在于充当帝王将相的刀笔吏!而应该致力于探讨对社会进步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如地理、经济、社会、知识、宗教、文化等。年鉴学派的集大成者布罗代尔对被其划归为短时段的政治史，事件史和个人史嗤之以鼻。甚至断言在所有时段中!，短时段最变化莫测，最具欺骗性"。第三代年鉴学派的领军人物雅克#勒高夫在布罗代尔之后仍继续高举反对政治史的大旗，将之斥为贫乏的、一成不变的、披着迷惑人的假史学外衣的历史学"，并宣称，废除政治史在史学中的统治地位，乃是(年鉴)杂志的首要目标，也是新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

年鉴学派在法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伏尔泰。伏尔泰主张历史不应当是君主和伟人的历史，而应当是所有人的历史。他的《路易十四时代》是近代西方第一部文化史著作。19世纪上半期的历史学家基佐对年鉴学派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认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应当是人类过去的文明，这文明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19世纪中期的法国史学家米什列在《法兰西史》序言中指出，传统的由杰出人物组成的历史有两大主题：第一，在物质方面，它只看到人的出身和地位，看不到地理、气候。食物、人的影响；第二，在精神方面，它只谈君主和政治行为，而忽视了观念、习俗以及民族灵魂的内在作用。在米什列之后，还有一个提倡新史学的法国学者西米昂。他在《历史方法与社会科学》一文中指出，历史学要发展，就必须打破传统史学的三个偶像。一是政治偶像，就是把研究重点放在政治事件上，夸大战争等政治因素的重要性。二是个人偶像，即孤立地描写某个历史人物，而不把历史人物同当时的制度和社会现象联系起来。三是年表偶像，即喜欢把历史事件按年表排列，不去对典型事实进行分析。西米昂这一反传统史学的呼声，在当时法国的学术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一、兰克学派 兰克（1795-1866）是欧洲19世纪影响力巨大的一位史学大师。 曾经被腓特烈四世任命为普鲁士国家史官，编写《普鲁士王国史》，后来又用半辈子时间编写了《法国史》和《英国史》。 70岁被授予贵族爵位，82岁高龄带着一群助手学生编写《世界史》。 享年91岁，死后在家乡立纪念碑，绝对是人生赢家。 兰克学派的特点就是剥离所有的偏见，用纯粹客观的视角来陈述历史事实，注重实证。 而且以政治史为主，收集第一手的史料追求广博。 二、年鉴学派 1929年，《年鉴》杂志在法国问世，年鉴学派也从此诞生。 年鉴学派觉得传统的兰克学派已经过时了。 年鉴学派不仅研究政治史，而是研究社会总体历史；不仅收集文献史料，也收集其他史料；还提倡史学应该跨学科研究。 年鉴学派的两位创始人，费弗尔（1878-1956）和布洛赫（1886-1944），早在1929年之前就已经做了很多革新传统的工作。 三、新社会史 传统的社会史可以追溯到启蒙时代的伏尔泰。 但新社会史却是从年鉴学派中脱胎出来，20世纪50年代才成型的。 四、计量史学 计量史学就是在历史研究中使用数理统计的方式，也算不上一个严格流派。 计量史学一般以美国经济学家研究南北战争之前的南方奴隶制经济为起点，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福格尔（1926-2013），他因在计量史学方面的成就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五、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 在19世纪后期，马克思主义史学一直和西方的传统史学（以兰克学派为代表）处于完全对立状态。 兰克本人也承认：“历史科学的职能在一定程度上是政治性的。”所以兰克学派作为资产阶级御用史学，肯定和唯物史观水火不容。 马克思本人曾毫不留情地批判德国两大宗师，分别是黑格尔和兰克。 批判前者是因为唯心主义，批判后者是因为马克思认为兰克学派只是一群“收集趣闻轶事”的“历史的宫廷侍从”。 六、比较史学 历史比较方法的运用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史家希罗多德，马克思也对历史比较研究做出过较大贡献。 但比较史学的开创者，当属法国史学家布洛赫。

【答案】：A马克·布洛赫是国际知名的一代大史学家，当代最大史学流派——法国年鉴学派的奠基人之一。布洛赫在其稍显短暂的学术生涯中，为史学界留下了数部重要的学术著作。就影响而言，《封建社会》无疑是布洛赫最重要的学术作品之一。这本被著名史学家波斯坦称为“论述封建主义的国际水准的著作”，至今仍被公认为是有关封建社会研究的经典和集大成者。《圣路易》《中世纪文明》《中世纪的知识分子》的作者是法国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

年鉴派的创始人被共认是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他们在1929年初创办了《经济社会史年鉴》（后屡经更名，并于1946年定名为《经济·社会·文化年鉴》），成为半个多世纪以来持相同主张的史学家们的主要阵地，年鉴学派便因此得名。而费弗尔和布洛赫则被视为年鉴派第一代的主要代表。在费弗尔所著《为历史而战》中，基本表明了他们的主张：重理论、重解释、重综合。这些都为第二代乃至以后的年鉴派史学家的研究奠定了基本方向。费弗尔的主要著作有《腓力二世与孔德省：政治、宗教和社会史研究》、《地理历史学导论》、《马丁·路德：一种命运》、《16世纪的不信神问题：拉伯雷的宗教》。布洛克的主要历史著作有《创造奇迹的国王们》、《欧洲社会历史的比较研究》、《法国农村史的独特性质》、《封建社会》。此外布洛克还有一本历史理论方面的著作《为历史而辩护：历史学家的职责》。勃罗代尔的《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一书的出版，提出了关于三种历史时段（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的设想，成为年鉴派在历史认识论上的重要贡献。1958年，布罗代尔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题为《历史与社会科学：长时段》，全面阐述了他的长时段历史观。布罗代尔晚年主要有两部著作，第一部是《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与资本主义》。另一部著作是《法国史》，原计划写三卷，但到逝世时只完成了第一卷，题目叫《法国的特性》。厄内斯特·拉布鲁斯《18世纪法国物价与收人的变动》勒高夫《中世纪的商人和银行家》、《中世纪的知识分子》、《中世纪的西方文明》拉杜里《朗格多克的农民》《蒙塔尤：1294—1324年的奥克乡村》《罗马人的狂欢节》拉杜里还有两本关于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的论文集，分别是《历史学家的领域》和《在历史学家中间》。

所谓法国年鉴学派，是法国自1929年以来主持、编纂《经济与社会史年鉴》的几代历史学家。这些历史学家反对以兰克为代表的旧的史学传统，主张把新的观念和新的方法引人历史研究领域。他们的理论不仅震撼了法国的史学界，而且深刻影响了整个现代西方史学的发展。

进入70年代，年鉴派已出现了第四代史学家，他们则倡导“问题史学”，主张历史研究就是要回答现实提出的各类问题。总之，年鉴学派的理论、方法论及史学编纂实践都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但逐渐也从反模式的角色转变为一种模式，故亦有僵化停滞之危险。如果它真象自称的那样“学派性”不强，而只是一种倡导史学创新的“运动”，那么它的存在就会为历史学的发展继续做出贡献。

布洛赫与费弗尔同是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 A.正确 B.错误 正确答案：A

中国现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 陈寅恪,陈垣,顾颉刚,范文澜,吕思勉,郭沫若,傅斯年,钱穆,王国维,唐长孺,李济,梁思永,石璋如,陈梦家,李学勤 .等等,太多啦 西方著名历史学家 古希腊，希罗多德（Herodotus）（前484年?—前425年?），《历史》，历史之父 古希腊，修昔底德（Thucydides）（前460年?—前400年?），《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罗马，尤利乌斯·恺撒（Gaius Julius Caesar）（前100年—前44年），《高卢战记》和《内战记》 罗马，李维（Livy）（前59年—17年），《罗马史》 古希腊，普鲁塔克（Plutarch）（46年?—120年?），《希腊罗马名人传》 罗马，塔西佗（Gaius Cornelius Tacitus）（55年?—117年?），《编年史》 英国，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年—1794年），《罗马帝国衰亡史》 德国，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年—1886年） 德国，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年—1895年），《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德国，戴布流克（Hans Delbrück）（1848年—1929年），《战争艺术史》 英国，丘吉尔（Sir Winston Churchill）（1874年—1965年），《英语民族史》 法国，费夫尔（Lucien Febvre）（1878年—1956年），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 法国，布洛赫（Marc Bloch）（1886年—1944年），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 英国，阿诺尔德·约瑟·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年—1975年），《历史研究》 法国，布劳岱尔（Fernand Braudel）（1902年—1985年），年鉴学派第二代学者，《菲利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美国，费正清（John K. Fairbank）（1907年—1991年） 德国，戈洛·曼（Golo Mann）（1909年—1994年） 美国，L·S·斯塔夫里阿诺斯（L.S. Stavrianos）（1913年—2004年），《全球通史》

社会学与史学作为社会科学的分支，进入20世纪以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社会潮流的不断发展变化，其自身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自然科学的突飞猛进，使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更加科学化，同时也影响了社会科学的研究。人们要求社会科学的研究也像自然科学那样，更加求实，更加精确。与此同时，人类面临诸多现实的社会问题，也要求社会科学为其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发挥它们的实用功能。在此背景下，社会学和史学的研究愈来愈重视学科的科学性和实用性，由此产生了一些重要的学派和思潮，对当时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现代西方社会学的发展趋势西方社会学是19世纪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进入20世纪后，由于各种社会新问题不断涌现，促进社会学研究从内容、方法到基本理论都有了重大变化。其研究领域日益扩展，众多的分支学科齐头并进，各种流派异彩纷呈，实用倾向更为加强；理论研究更侧重于社会结构分析、社会心理分析、社会文化分析等，呈现出多样性和多元化的发展趋势。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使社会学研究的方法和手段有了极大的改进，社会统计、定量分析和数理分析等引起社会学家的高度重视。在西方社会学理论研究中，欧洲的主要贡献是在社会学的发展早期，涌现出了孔德、斯宾塞、涂尔干、韦伯等一大批社会学宗师，他们的理论对以后社会学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学的发展趋势是美国社会学发展独占鳌头，在五十到六十年代美国社会学的优势几乎到了舍我其谁的程度。根据七十年代初的统计，全美拥有可授予社会学博士学位的部门和结构已达100个以上，芝加哥、哈佛、哥伦比亚、加州柏克莱、密歇根等大学的社会学系与社会学研究机构更是闻名于世。全美社会学专业杂志有数十种之多，各种基金会与私人财团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巨额经济资助，社会学受到广泛重视。但是，不管是在欧洲还是在美国的众多社会学理论流派中，还没有一种理论可以左右整个社会学界。西欧的社会学一般认为西方社会学的奠基人是19世纪的法国人孔德（1798—1857年），他首先使用了“社会学”一词，并用研究自然界的科学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随后，英国的斯宾塞、法国的涂尔干、德国的韦伯等都对社会学的完善与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埃米尔·涂尔干（1858—1917年）被人看成是现代社会学的真正创始人之一，他使现代社会学成为正式的大学课程。1887年，法国主管高等教育的部门正式同意涂尔干在波尔多大学文学院开设一门正式课程。1906年，他在巴黎大学被任命为全法国第一位社会学教授。涂尔干是实证主义社会学的代表。他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事实”．所谓社会事实就是发生在社会集体层次上的现象，即“个人每时每刻都遵守的、存在于个人之外的集体行为和思维方式之现实”。他认为社会本身是一种实体，具有不能用个人的行动来说明的独特性质。主张把社会事实看作物理、化学、生物、心理等事实一样的存在，因此，他主张对社会事实应当用研究其他自然现象的方法来研究，而不应当像研究哲学那样从某些抽象的假定进行推演。马克斯·韦伯（1864—1920年）是理解社会学的主要代表。他同涂尔于的看法相反，认为客观存在的只是每个具体的个人及其社会行动，社会作为实体并不存在。因此，对社会的研究只能从作为客体存在的个人及其社会行为出发，而不能从社会结构或社会本身出发。由于个人的行动与主观的意图、动机、目的、意志、兴趣等紧密相关，所以要解释个人的行动，就必须首先“理解”它，主观理解是社会学知识的独特特征。在社会学研究领域中，韦伯不主张采用实证等自然科学的方法，而主张采用主观的理解方法。以涂尔干为代表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和以韦伯为代表的理解社会学，是现代社会学的两大重要流派，对以后的西方社会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的社会学深深影响了美国的社会学。由于受战争的影响，许多社会学家流亡到了美国，推动了美国社会学的发展。二战后，出现了美国的社会学深深影响欧洲社会学的局面。这一时期，欧洲的社会学的研究方向也发生了变化，战前欧洲社会学家特别注重理论研究，战后转向重视现实问题的研究，专业分工也愈来愈细。美国的社会学美国的社会学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由欧洲传人的。由于当时美国社会正经历大转变，出现了大量社会问题，急需社会学家加以研究与回答，从而促进了美国社会学的发展。耶鲁、芝加哥等大学相继开设了社会学课程。1905年还成立了美国社会学学会。社会学传人美国不久，就受到实用主义思潮的影响，过分重视实用问题的研究，忽视理论的研究。美国的社会学家竭力倡导社会学的研究应该密切结合当前的社会问题，由此出现了城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微观社会学研究的繁荣。四十年代初，美国社会学界深感缺乏理论指导是无法提高研究水平的。于是，他们开始重视社会学中的理论研究，并涌现出一些新的理论。哈佛大学的帕森斯较早地开始了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并提出了结构一功能主义理论。在他的影响下，六十年代中期以后，交换论．冲突论、符号相互作用论、现象学社会论、结构主义社会论、新结构功能主义等新理论纷纷出现。这些理论对欧洲等地区的社会学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结构一功能主义是帕森斯1944年在《系统理论的现状和前景》一文中首先创造的一个术语。它主张从理论的角度全面地研究整个社会，重点研究社会的结构及其组成部分在功能上的相互关系。1957年，帕森斯在《社会制度》一书中把结构一功能主义发展为社会系统理论，认为人在社会行动的过程中有选择的能力，但是这种选择受到支配社会结构的各种规范和价值观的制约。因此，必须用结构一功能主义的理论作指导，研究整体的社会系统。以后，帕森斯的学生默顿修改完善了他的理论，认为要全面整体地研究社会系统是做不到的，而只能建立中等规模的理论，分析一系列的有限度的经验现象。结构一功能主义在五六十年代风行美国，但在六十年代下半期，该理论观点受到众多的批评，因为他们过分强调了社会的均衡、整合，忽视了社会冲突和社会变迁。现代西方史学的发展趋势现代西方史学发初于叨世纪初。当时西方传统史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历史学的政治借鉴作用逐渐降低，人们由过去的重视经验、重视过去转向重视现实和未来，大量新兴学科排挤了古老的历史学，促使一些历史学家开始探索史学变革的道路；另一方面，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文明带来的灾难，又使流行于史学界的相信科学和理性将给人类带来幸福美好未来的进步观念发生了根本动摇。历史学家需要对人类的前途和文明的未来做出新的说明和解释。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历史学从内容、方法到基本理论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五十年代中后期，情况更为明显，这使历史学从“人文学”转向了“历史科学”。现代西方史学把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数学、系统论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进行跨学科的“科学式”的或“法则归纳式”的研究；在方法论上，开创了计量史学、比较史学、心理史学、口述史学等新的史学研究方法；在研究领域上，开展或发展了新社会史学、新政治史学、新人口史学、新家庭史学、新经济史学等新学科研究领域；在学派上，出现了许多有影响的新流派。在20世纪出现的西方史学新流派中影响较大的是文化形态史学、年鉴学派、新社会史学派。计量史学等。文化形态史学文化形态史学始创于20世纪初，其代表人物为德国的斯宾格勒和英国的汤因比。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1880—1936年）是德国著名的历史哲学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时候，他正式出版了一部以比较文化形态学为理论体系的历史哲学著作——《西方的没落》，全面阐述了他的文化形态史学理论，在当时劫后余生的欧洲人民中引起了巨大反响。斯宾格勒认为全人类的历史是不存在的，只有各个文化的历史。他列举了世界史上存在过的8种自成一体的高级文化：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希腊罗马文化（古典文化）、伊斯兰文化、玛雅文化、西欧文化，经过对它们的比较研究，他得出的结论是：每一种文化都有一个兴衰的过程，犹如一年四季的变化，每种文化都有它的春夏秋冬，发展到如今，前七种文化或已死亡或已僵化，唯独西欧文化尚存生机，但它已经处于没落阶段。阿诺德·汤因比（1889—1975年）是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花费了40年的心血写成了12卷的辉煌巨著《历史研究》，继承。修改和发展了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学理论，使之在西方广泛传播，影响遍及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汤因比认为：“历史研究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单位既不是一个民族国家，也不是另一极端上的人类全体，而是我们称之为社会的某一群人类。”这样的单位就是具有独特的文化形态的社会，汤因比称之为文明，他认为全世界曾经存在过的文明共37种。汤因比修改了斯宾格勒的文化演变的“四季说”，发展为起源、生长、衰落、解体和灭亡的“五阶段说”，他不同意斯宾格勒的西方文明已在劫难逃的悲观主义论调，认为人类文明的起源和生长的法则是人类对各种挑战的成功应战，如果处理得当，西方文明仍可保持活力。年鉴学派年鉴学派诞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法国，其创始人为费弗尔和布洛赫。该派因创办《经济与社会史年鉴》杂志而得名。他们倡导拓宽史学研究的内容，提出“总体历史”的概念，就是把社会作为一个总体的、相互联系的有机结构来认识，关注人类的全部活动。他们认为历史著作不是描述性地重现过去，而是应该提出问题并作出系统的分析与阐述，历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应该是“人”。二战后，年鉴学派的新一代代表进一步完善了年鉴学派的理论。1949年费尔南·布罗代尔出版了一部影响巨大的著作《地中海与菲力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使史学研究开辟了一种新的视野，创立了一种新的观念，即人们所说的三个时段的观念。布罗代尔的著作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地中海地区的地理环境；第二部分论述了16世纪时地中海地区的经济状况；第三部分论述了该地区的政治、军事史，尤其是西班牙、土耳其争霸地中海的过程。他在这里分成三个层次来论述，体现了不同而又相关的三种历史时间：地理时间（长时段）、社会时间（中时段）、个别时间（短时段）。他还提出了与此相应的三个概念：“结构”、“情势”、“事件”。他试图更全面、更深入地反映地中海地区当时的人类生活情景。他认为“结构”是长期发生影响的因素；“情势”是相当一段时间（中时段）发生影响的因素；“事件”是指一些突发事变，产生短时间影响的因素。布罗代尔用三个时段的理论去完善年鉴学派的“总体历史”理论，这些理论后来被许多西方史学家所采纳，从而使年鉴学派成为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一个史学流派。六七十年代，这一学派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宽，并翻新了研究方法。年鉴学派是20世纪国际史学界最有意义和成就的一个学科发展典型，对于历史科学的进步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新社会史学派新社会史学派是六十年代末在美国出现的史学流派，其主要代表人物和代表作有：哈佛大学塞恩斯特鲁姆的《贫穷与进步》、迪莫斯的《小联邦》、格雷文的《四代人》、洛克里奇的仁个新英格兰村镇人查尔斯·蒂利的《社会学与历史学的结合》等。这些著作的共同特点和方法是用社会科学概念和计量方法，把社会作为历史研究的基本对象并以此为研究的组织原则。如格雷文认为，新社会史派是通过仔细而详尽地考察特定地区的个人、家庭和团体经历，来探索社会的基本结构和特征。八十年代中期后，新社会史派在经历了20余年的鼎盛期后，其影响力日趋降低。计量史学计量史学作为一种研究历史的方法，可以追溯到古代中国的《史记》，也可在近代找到应用的实例，但它真正作为一门现代史学派别发挥影响，是在叨世纪中期。二战后，由于科技革命和经济的繁荣，为欧美史学家既提供了计量工具又提供了使用这些工具的环境，使他们能把现代计量手段和方法与历史研究相结合。当代不同的史学流派都在不同程度上使用了这种研究方法。计量史学作为一种方法，促进了史学研究精密化，改变了许多传统观念，弥补了定性抽象分析的不足，拓宽了研究领域。深化了研究层次，简化了手工繁重劳动，有利于集体协作项目的开展和完成。计量史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大致包括三种功效，一是制作反映计量模型，即用模拟的历史现象和过程来揭示历史进程的规律性；二是制作反事实模型，即制作没有发生过但有可能发生的历史进程模型，用以探寻历史进程的多样性；三是广泛使用计量分析方法，如平均数、相关和回归分析、趋势计算、随机变量和概率论等等，其目的是求得历史结论的科学化、精密化。

名不副实。山东大学儒家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历史学者汪荣祖认为，布罗代尔领军的史学，被译为“年鉴学派”，名不副实，只能音译为“安娜学派”。“安娜学派”主张以社会科学治史，强调社会科学的史学化，更符合布罗代尔领军的史学。

年鉴是人类记录自己在劳动实践中取得的系统的知识，特别是从地球角度年复一年、周而复始地观察天体运动而取得的天文知识的最早出版物。年鉴的编纂始于欧洲。英国哲学家培根在其1267年出版的《大著作》中已使用外国年鉴中有关天体运动的材料，这说明至少在13世纪中叶欧洲已有类似年鉴的出版物。当时欧洲一部颇有影响的年鉴是由德国数学家、天文学家雷格蒙塔努斯(1436～1476)于1457年编纂出版的，主要记载时令节气、天文气象等。 以后， 德、英、法、意、美等国曾出版了数以千计的各类年鉴，著名的如《世界年鉴》、 《咨询年鉴》、《惠特克年鉴》和《政治家年鉴》等。我国的年鉴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成书于14世纪40年代的《宋史·艺文志》中，就有《年鉴》一卷，可惜已经失传。解放前我国曾陆续出版过一些综合性年鉴(如《中国年鉴》、《世界年鉴》、《申报年鉴》)、地方年鉴(如《上海市年鉴》、《台湾年鉴》)专业性年鉴(如《中国经济年鉴》、《中国电影年鉴》)。其中《中国年鉴》于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是当代出版史上一部综合性年鉴。我国年鉴出版工作大发展是在80年代。1980年首先破土而出的是《中国百科年鉴》、《中国出版年鉴》和《世界经济年鉴》等。到1981年，就出现了“年鉴热”，年鉴品种猛增到二十多种。

法国是社会学的故乡，年鉴学派史学是经济史与社会学结合的典范。孔德的社会学原理已于1838年问世，而当时法国流行的还是兰克学派历史主义的史学。兰克的再传弟子G.莫诺德(1844-1912)于1876年创刊《法国史学杂志》，专刊考证文章，不谈社会理论，发行30余年。1893年，涂尔干的《社会分工论》出版。涂尔干认为，社会活动不能还原为个人行为，反之，个人行为只有放在社会行动中才能得到解释。又倡比较研究法，认为这是研究社会行动的最好方法。这两者均深深感动新的历史学家。1900年，亨利"贝尔(1872-1954)创办《历史综合评论》，提倡将各种科学融入历史研究，尤其是社会学、心理学、地理学。爱因斯坦曾为该刊撰稿，而年鉴学派的创始人L.费弗尔(1878-1956)、M.布洛赫(1886-1944)均先后参加该刊工作。1929年，费弗尔和布洛赫共同创刊《社会经济史年鉴》(Annals à historíe)，1942年扩大篇幅，改名《经济"社会"文化年鉴》（Annals economique, sociétés , civilisations），声誉日隆，迄今仍在发行。Annals原意历史、编年史，并非指年刊。该刊聚集了大批史学家尤其经济史学家，被称为年鉴学派。年鉴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F.布罗代尔(1902-1985)，以卓越的著作完成了总体史学体系，饮誉世界，成为当代最伟大的史学家之一。

比国内大多数历史学家所信奉的历史唯物论高明，但也被国内大多数的历史学家们批评，批评的原因很简单：不姓马。但嘴里批评，心里其实说不定很佩服人家。其实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年鉴学派，在很多方面和老马的历史唯物论有相通之处，特别是三时段理论，强调地理时间（长时段）对历史的方向性作用，和老马的社会物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方式决定思维方式，怎么看都有似曾相识的意思，但三时段理论显然更为机智，让纷纷扰扰的历史事件看起来不那么毫无联系。

以下哪些说法属于年鉴学派中的地理观（） A.地理环境与人的生活存在复杂的联系，是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B.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地理环境的作用，历史学家不考虑地理环境就不能研究社会的发展。C.地理环境以盲目的残酷性统治着人类的命运D.人类不仅可以利用自然，而且可以按照人类愿望来改造自然，征服自然。正确答案：地理环境与人的生活存在复杂的联系，是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地理环境的作用，历史学家不考虑地理环境就不能研究社会的发展。

[1]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43页。 [2]赵世玲：《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现状——访加拿大学者布赖恩·帕尔默》，载《当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困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325页。 [3]赵世玲：《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现状——访加拿大学者布赖恩·帕尔默》，载《当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困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326——327页。 [4]刘为：《有立必有破——访英国著名史学家E. P.汤普森》，《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第110页。 [5]刘为：《历史学家是有用的——访英国著名史学家E. J.霍布斯鲍姆》，《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4期，第64页。 [6]载于美国《经济史杂志》1957年第4期。

鉴诫史学范型、叙述性范型即兰克式范型、年鉴学派范型。根据西方史学史查询，西方史学的三大范型是鉴诫史学范型(指的是从古希腊至近代初期的西方史学)、叙述性范型即兰克式范型、“结构·功能”范型即年鉴学派范型。西方史学是研究西方史学发展历史的学科。

(1)阶级斗争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①阶级斗争的含义。阶级斗争是指经济利益根本冲突的对抗阶级之间的斗争。 ②阶级斗争的根源：阶级斗争的根源在于以经济利益为轴心的阶级利益的对立。 ③阶级斗争的形式：经济斗争、政治斗争、思想斗争。其中，政治斗争是最高形式。 ④阶级斗争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其一，阶级斗争的作用，突出地表现在社会形态的质变过程中。当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反动的统治阶级总要利用国家政权来保护腐朽的生产关系，而革命的阶级只有通过革命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才能实现社会形态的质变。 其二，阶级斗争的作用，还表现在同一社会形态内部发展的量变过程中。被统治被剥削阶级每一次反抗反动的统治阶级的斗争，都会在不同程度上打击统治阶级的反动统治，从而程度不同地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社会基本矛盾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阶级斗争是推动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但它们并不是毫不相干的两个动力系统。社会基本矛盾在阶级社会中表现为阶级矛盾，它对阶级社会的推动是通过阶级斗争实现的。 (2) 社会革命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①社会革命的实质 社会革命是指革命阶级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用先进的社会制度代替腐朽的社会制度，解放生产力，促进社会发展。社会革命是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 ②社会革命的根本问题 社会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国家政权从反动阶级手里转移到革命阶级的手里，是实现社会革命的首要的和基本的标志。 ③社会革命的根源 社会革命的根源存在于社会基本矛盾之中。当腐朽的生产关系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腐朽的上层建筑严重阻碍经济基础的变革，从而使社会基本矛盾尖锐化的时候，革命的阶级便要运用社会革命的手段来解决社会基本矛盾。 ④社会革命的作用 其一，社会革命是实现新社会代替旧社会的根本手段。社会制度变革的根源在于社会基本矛盾之中，但是，要想解决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必须通过社会革命这一决定性的环节。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才能建立新的社会制度，最终解放生产力，推动社会发展。 其二，社会革命广泛地发动了人民群众，极大地发挥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动性、积极性。 其三，革命阶级在革命斗争中受到锻炼和改造，成为建设新社会的基础性力量。

导言：西方史学理论的发展及演变概貌 西方史学源远流长、恢弘博大，在其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几次大的历史性的转折和变迁。 第一次转折：西方史学的创立。发生在公元前的古希腊时代。历史与神话分离，产生了体现人本主义精神的古典史学。 第二次转折：产生于公元前五世纪前后。西方史学从古典史学的人本主义转向基督教的神学史观。 第三次转折：开始于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西方史学从基督教的神学史观转向资产阶级史学的人文主义史观。 第四次转折：发生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史学理论的演变更为激荡复杂，产生了与传统史学相对峙的新史学思潮。 第五次转折：发端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后，标志着当代西方史学的形成。 第一节：古典史学（公元前的古希腊时代） 1、希罗多德与“社会文化史”传统的开创。 人本意识、世界史眼光和存真存疑的批判原则，奠定了西方传统史学的优良传统。 2、修昔底德与“政治军事史”传统的确立。 将人类历史独立于天神之外的历史观念，成为西方建立科学的历史学的基础。 3、古典史学思想的发展特征： （1）倒退的、循环的历史观念。 （2）人本主义思想。 （3）“世界主义”思想。 （4）尚未取得相对独立的学科地位。 第二节：基督教史学（公元5世纪——14世纪的黑暗时代） 基督教史学理论的价值： 1、系统提出了历史“统一性”和世界史的观念。 2、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历史直进观”和“历史进步论”。 3、提出善恶冲突推动历史进步的“历史动力观”。 3、创立体现历史线形发展的公元纪年法。 代表人物：奥古斯丁、攸西比厄斯。 第三节：近代资产阶级史学（14世纪——19世纪末） 一、人文主义史学（文艺复兴时期14——17世纪） 人文主义史学理论的特征： （1）恢复古典史学的人文主义精神。 （2）重新强调历史的垂训意义。 （3）重视历史叙述的体例。 重要流派：“修辞学派”、“博学派”。 二、理性主义史学（启蒙时代17世纪——18世纪末） 理性主义史学理论的特征： （1）强调人类的理性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2）主张探索历史的发展规律，以理性的眼光来审视历史和评判历史。 （3）提倡突破狭隘的政治军事史，注意广义上的社会文化史。 （4）提出系统的历史进步理论。 代表人物及其著作：伏尔泰《论世界各国的民族精神、礼仪和风俗习惯》、孔多塞《人类精神进步史纲》、康德《从世界主义者角度看世界历史观念》、维柯《新科学》 三、浪漫主义史学与历史主义（十九世纪） 浪漫主义史学理论的特征： （1）强调历史的连续性和继承性。 （2）关注历史发展的个性和独特性。 （3）提倡用情感来取代理性，反对用抽象的理性原则来概括历史。 （4）注重伟大人物和政治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 历史主义是浪漫主义史学的一个最重要内容。历史主义的鲜明特征： （1）人类历史是有机发展的过程，有着不可割断的历史连续性。 （2）对历史现象要以同情的、理解的态度加以研究，进行历史的分析，具体了解个历史时期的特点，承认它们存在的合理性。 （3）世界历史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不能用一般性的世界历史模式代替各民族具体的历史研究。 维柯的《新科学》开创了世界历史主义。 赫尔德的“文化的历史主义”。 兰克与“政治的历史主义”。四、历史哲学 （十八世纪以后） 所谓的“历史哲学”，即是对历史进行哲学的思考。指的是人们对于历史不应该只以堆积史实为能事，还应该达到一种哲学的或理论的了解。 近现代的历史哲学一词，专指西方唯心主义的历史哲学。唯物主义的历史哲学则一般通称为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 在唯心主义方面，历史哲学一词的涵义和内容，也随着科学观念和哲学观念的变化而经历长期不断的演变，其演变的趋势是从思辩的走向分析的。大体上，前者要回答的问题是：历史演变的规律或规划是什么？而后者要回答的问题是：历史知识或理解的性质是什么？ 思辩的历史哲学——重要探讨整个人类历史的特征、意义模式和规律等。是试图在一大堆貌似杂乱无章的历史事实的背后，寻求出理性的原则、规律和意义来。（前面所述各派大体上都属于思辩的历史哲学。） 思辩的历史哲学特别关注的问题： （1）历史运动的模式。认为人类历史是不断进步的。 （2）历史发展的动力。看法不一，或认为是人的理性，或认为是复杂的人性，或认为是英雄人物。 （3）历史进程的目的和意义。认为历史发展有明确的目的和终极意义。 代表人物：维柯、伏尔泰、赫尔德、康德、黑格尔，以及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 分析的历史哲学——着重阐释历史学研究本身特有的性质、方法、价值或作用。其出发点是：要理解历史事实，首先就要分析和理解历史知识的性质。历史哲学的任务应该应该就是（或者至少、首先而且主要的就是）对历史的假设、前提、思想方法和性质进行反思。 分析的历史哲学关注的问题，更多的是历史认识是什么，而不再是历史本身是什么；更多的则是人们是怎样在认识历史的运动的，而不再是历史自身是怎样运动的。对于分析的历史哲学来说，更重要得多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对历史本身的探讨和解释，而是对历史学的探讨和解释。 代表人物：布莱德雷、狄尔泰、克罗齐、柯林武德、波普尔等。 四、实证主义史学（十九世纪后半期） 实证主义史学理论的特征： （1）主张依照自然科学的模式建设历史学，力图使史学成为像自然科学那样追寻“一般法则”的科学。 （2）努力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反对历史研究的“个体论”倾向。 第四节：当代西方史学（20世纪以来） 一、当代西方史学形成的特征： 1、从传统的“叙述型”转向“分析型”。即用“问题史学”代替“叙事史学”。 2、从研究“显要人物”（精英人物）的活动为中心，而转向研究普通人和“社会底层的力量。 3、从狭隘的政治军事史转向探求社会历史的“总体”与“结构”。 4、从个人在故纸堆中扒梳史料的手工业方法转为运用现代自然科学的最新技术。 5、坚持史学研究采取跨学科的方法，借鉴和吸收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 二、当代西方史学的发展脉络、主要流派及其理论： （一）“新史学”的开端 法国卡尔。兰普勒特最早提出“新史学”这一口号；法国亨利。贝尔创办《历史综合评论》；美国鲁滨逊与“新史学派”的建立。 （二）法国年鉴学派（三个发展阶段） 1、创建阶段（1929——1945年）。代表人物是费弗尔和布洛赫。这一阶段奠定了年鉴学派的基本理论： （1） 反对传统史学迷信史学和史料的倾向。 （2） 提倡“总体史学”。即强调历史研究的对象包含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3） 反对历史研究以精英人物为中心，大力倡导“从下往上看的史学”，主张着重研究下层的普通大众的历史。 （4） 主张史学要按科学的程序提出问题，回答问题，用“问题史学”代替“叙事史学”。 （5） 坚持史学研究采取跨学科的方法，借鉴和吸收其他学科的方法来研究历史。 2、第二发展阶段（1945——1968年） 是年鉴学派“制度化”和深化阶段。代表人物为布罗代尔（1902——1985）。 布罗代尔理论代表作：《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菲力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 布罗代尔的基本思想是“三段论”（历史时间的理论）：认为历史时间可以分为相互联系的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分别表述三个不同层次的历史运动，而其中的长时段历史也就是结构史，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长期的决定性的作用。只有借助于长时段历史观，才能够更深刻地把握和理解人类生活的全貌。 3、第三发展阶段（1968年以后） 打出“新史学”的旗号，从此被称为“年鉴——新史学派”。代表人物是勒高夫、诺拉、夏蒂埃、勒韦尔。 年鉴——新史学派着重研究的理论、方法和领域： （1）继承了长时段理论，着重研究各种结构和变化缓慢但长期起作用的事物。认为只有通过长时段才能把握和认识推动历史前进的潜在力量。研究领域是历史人类学和精神状态史。 （2）重视历史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 （3） 进一步拓宽历史研究的领域，更潜心于细小的课题。 （4）重新强调政治的作用，承认事件的重要意义。 （三）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 即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代表人物有多布、希尔顿、希尔、霍布斯鲍姆、汤普森。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共同性与理论特征： （1）熟悉马恩著作，信仰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从事历史研究。但对历史唯物主义有自己独立的理解和解释，并有所修正。 （2）发扬了英国经验主义的史学传统，强调对历史特殊性的认识，坚持历史学是研究历史事实发展过程的科学。 （3）强调研究下层人民的历史。 （4）注重总体史研究。 （四）当代西方比较史学 西方比较史学的研究著作大致上归纳为四类： （1）“各文明体系的比较”研究。即如斯宾格勒、索罗金和汤因比那样的宏观比较。 （2）“主要是对文明的某种中心题目进行比较研究，如比较宗教式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大都是一些比较具体的历史现象的比较。 （3）通过比较而“研究历史过程”，“它们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从‘可选择的生产方式"的比较研究到一个单独的行业实现工业化的速度和程度的比较；从革命这个永远受欢迎的题目的比较研究到限定仍很明确的过程的比较研究（例如现代教育制度的普及）。着重历史比较尤其与经济学、社会学或人类学的某些学派有密切的联系”。 （4）“机构的比较”。如教会、党派、银行之类的组织和机构的比较。 比较史学的特点：它不像写作通史或断代史的历史学家那样在连续叙述人类的发展中寻找历史的意义，也不像历史哲学家那样在寻求全面的总体模式中获取历史的意义，而是从整个人类历史中一直在撞击着人类的那些永恒的问题中寻找历史的意义。为此，比较史学按照某种规范和范畴，从人类历史中挑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对象，侧重探讨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及某种情况下的特殊规律，亦即寻求历史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以阐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异同。 （五）当代西方心理史学 心理史学是历史学与心理学的嫁接而产生的一门新学科，它借助与运用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来探索人类过去的种种行为，进而更全面与更深刻地阐明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 心理史学分为精神分析的心理史学和非精神分析的心理史学。 精神分析的心理史学 ——是用精神分析法和历史学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个体和群体的生活，其理论的一般特征：（代表人物是埃里克森、李夫顿和克胡特） （1） 以新精神分析学说作为理论基础。即坚持弗洛伊德古典精神分析学说的原则，强调潜意识的驱力和先天潜能的主导作用。同时强调自我的的自主性，认为自我具有自己的能量来源，强调文化和社会因素（主要是家庭环境、养育方式）对人格的重大影响。 （2） 反映了一种“心理决定论”的历史观。即用历史人物的心理特征解释一切行为。 （3） 模式归纳。即习惯套用心理学模式的归纳，缺乏因果解释的科学研究（有些原理根本无法验证）。 非精神分析的心理史学 ——反映了当代西方心理史学的变化趋势：（代表人物温斯坦、普拉特、埃尔金斯、阿瑟尔、霍弗、拉森） （1）由“心理因素决定论”向“外在环境决定论”转变。 （2）方法论的突破。即不再仅仅是将心理学理论作为解释历史现象的史学方法，而把历史上的心理现象本身作为研究对象。也就是说，不再局限于从心理学角度解释个人和群体的历史行为，而是把历史上的个人和群体心理的发生、发展、演变的原因，及其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影响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对象的变化，使心理史学不知不觉变成了历史心理学和心态史学了）。 （3）社会学对心理史学的渗透。强调不是心理驱力决定外在现实，而是外在现实决定心理状态。（）行为主义心理学在心理史学的应用。强调了人的行为完全是环境决定的，即便是那些看起来像是本能的行为实际上也是对外部世界的反应。 （4）认知心理学在心理史学中的应用。强调了人的认知模式会影响和决定人们的心理和行为。（六）当代西方计量史学 计量史学也就是把数学方法特别是数理统计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的一套方法。 当代西方计量史学的特征： （1）运用电子计算机。它的使用，使系统收集、利用史料及进行统计分析成为可能，并向研究者提供了处理大量情报资料和分析多变量现象的能力。 （2）进行统计分析。但不是指以往史学研究中那种描述性的统计，而是一种高级的推理统计学和多变量解析领域的分析，对此非用电子计算机不可。 （3）制作数学模式。借用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中的理论模式，以数理形式来表现历史文化现象。 （七）文化形态史观 文化形态史观是当代西方思辩的历史哲学的主要代表。其代表人物是斯宾格勒（著作《西方的没落》）和汤因比（著作《历史哲学》）。 其主要理论特征：是用“幼年、青年、成年、老年”（斯宾格勒）或“起源、生长、衰落、解体”（汤因比）四大阶段的生命周期来概括人类历史或文化的全部过程及其一般模式。 强调两点： 第一：所谓的历史就是文化或文明。这一结论旨在肯定，文化或文明才是人类历史的真正载体，而历史的意义即寓于作为人类历史之基本现象的文化或文明之中。因此认为，历史哲学与史学研究所应阐释的主要对象既不是纯粹的精神观念，也不是表层的政治、经济现象，而是作为一种历史整体的文化或文明。 第二、所有的文化或文明都是具有同等价值、属于同一时代的。这个结论的重点在强调，各种文化形态或文明社会原本就是自成一体、各有根据的，而决无孰优孰劣或孰高孰低之分。确信历史哲学与史学研究所面对的世界历史指的是整体，而不是某个选定的部分。因此，理应放弃狭隘的欧洲文化中心论和偏颇的民族主权国家观，转向一种整体性的、深层次的文化形态或文明社会比较研究。 参考书目： 《西方史学史》，张广智主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 《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何兆武陈启能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年9月版。 《西方新史学评述》，庞卓恒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10月版。

社会学与史学作为社会科学的分支，进入20世纪以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社会潮流的不断发展变化，其自身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自然科学的突飞猛进，使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更加科学化，同时也影响了社会科学的研究。人们要求社会科学的研究也像自然科学那样，更加求实，更加精确。与此同时，人类面临诸多现实的社会问题，也要求社会科学为其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发挥它们的实用功能。在此背景下，社会学和史学的研究愈来愈重视学科的科学性和实用性，由此产生了一些重要的学派和思潮，对当时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现代西方社会学的发展趋势西方社会学是19世纪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进入20世纪后，由于各种社会新问题不断涌现，促进社会学研究从内容、方法到基本理论都有了重大变化。其研究领域日益扩展，众多的分支学科齐头并进，各种流派异彩纷呈，实用倾向更为加强；理论研究更侧重于社会结构分析、社会心理分析、社会文化分析等，呈现出多样性和多元化的发展趋势。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使社会学研究的方法和手段有了极大的改进，社会统计、定量分析和数理分析等引起社会学家的高度重视。在西方社会学理论研究中，欧洲的主要贡献是在社会学的发展早期，涌现出了孔德、斯宾塞、涂尔干、韦伯等一大批社会学宗师，他们的理论对以后社会学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学的发展趋势是美国社会学发展独占鳌头，在五十到六十年代美国社会学的优势几乎到了舍我其谁的程度。根据七十年代初的统计，全美拥有可授予社会学博士学位的部门和结构已达100个以上，芝加哥、哈佛、哥伦比亚、加州柏克莱、密歇根等大学的社会学系与社会学研究机构更是闻名于世。全美社会学专业杂志有数十种之多，各种基金会与私人财团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巨额经济资助，社会学受到广泛重视。但是，不管是在欧洲还是在美国的众多社会学理论流派中，还没有一种理论可以左右整个社会学界。西欧的社会学一般认为西方社会学的奠基人是19世纪的法国人孔德（1798—1857年），他首先使用了“社会学”一词，并用研究自然界的科学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随后，英国的斯宾塞、法国的涂尔干、德国的韦伯等都对社会学的完善与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埃米尔·涂尔干（1858—1917年）被人看成是现代社会学的真正创始人之一，他使现代社会学成为正式的大学课程。1887年，法国主管高等教育的部门正式同意涂尔干在波尔多大学文学院开设一门正式课程。1906年，他在巴黎大学被任命为全法国第一位社会学教授。涂尔干是实证主义社会学的代表。他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事实”．所谓社会事实就是发生在社会集体层次上的现象，即“个人每时每刻都遵守的、存在于个人之外的集体行为和思维方式之现实”。他认为社会本身是一种实体，具有不能用个人的行动来说明的独特性质。主张把社会事实看作物理、化学、生物、心理等事实一样的存在，因此，他主张对社会事实应当用研究其他自然现象的方法来研究，而不应当像研究哲学那样从某些抽象的假定进行推演。马克斯·韦伯（1864—1920年）是理解社会学的主要代表。他同涂尔于的看法相反，认为客观存在的只是每个具体的个人及其社会行动，社会作为实体并不存在。因此，对社会的研究只能从作为客体存在的个人及其社会行为出发，而不能从社会结构或社会本身出发。由于个人的行动与主观的意图、动机、目的、意志、兴趣等紧密相关，所以要解释个人的行动，就必须首先“理解”它，主观理解是社会学知识的独特特征。在社会学研究领域中，韦伯不主张采用实证等自然科学的方法，而主张采用主观的理解方法。以涂尔干为代表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和以韦伯为代表的理解社会学，是现代社会学的两大重要流派，对以后的西方社会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的社会学深深影响了美国的社会学。由于受战争的影响，许多社会学家流亡到了美国，推动了美国社会学的发展。二战后，出现了美国的社会学深深影响欧洲社会学的局面。这一时期，欧洲的社会学的研究方向也发生了变化，战前欧洲社会学家特别注重理论研究，战后转向重视现实问题的研究，专业分工也愈来愈细。美国的社会学美国的社会学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由欧洲传人的。由于当时美国社会正经历大转变，出现了大量社会问题，急需社会学家加以研究与回答，从而促进了美国社会学的发展。耶鲁、芝加哥等大学相继开设了社会学课程。1905年还成立了美国社会学学会。社会学传人美国不久，就受到实用主义思潮的影响，过分重视实用问题的研究，忽视理论的研究。美国的社会学家竭力倡导社会学的研究应该密切结合当前的社会问题，由此出现了城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微观社会学研究的繁荣。四十年代初，美国社会学界深感缺乏理论指导是无法提高研究水平的。于是，他们开始重视社会学中的理论研究，并涌现出一些新的理论。哈佛大学的帕森斯较早地开始了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并提出了结构一功能主义理论。在他的影响下，六十年代中期以后，交换论．冲突论、符号相互作用论、现象学社会论、结构主义社会论、新结构功能主义等新理论纷纷出现。这些理论对欧洲等地区的社会学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结构一功能主义是帕森斯1944年在《系统理论的现状和前景》一文中首先创造的一个术语。它主张从理论的角度全面地研究整个社会，重点研究社会的结构及其组成部分在功能上的相互关系。1957年，帕森斯在《社会制度》一书中把结构一功能主义发展为社会系统理论，认为人在社会行动的过程中有选择的能力，但是这种选择受到支配社会结构的各种规范和价值观的制约。因此，必须用结构一功能主义的理论作指导，研究整体的社会系统。以后，帕森斯的学生默顿修改完善了他的理论，认为要全面整体地研究社会系统是做不到的，而只能建立中等规模的理论，分析一系列的有限度的经验现象。结构一功能主义在五六十年代风行美国，但在六十年代下半期，该理论观点受到众多的批评，因为他们过分强调了社会的均衡、整合，忽视了社会冲突和社会变迁。现代西方史学的发展趋势现代西方史学发初于叨世纪初。当时西方传统史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历史学的政治借鉴作用逐渐降低，人们由过去的重视经验、重视过去转向重视现实和未来，大量新兴学科排挤了古老的历史学，促使一些历史学家开始探索史学变革的道路；另一方面，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文明带来的灾难，又使流行于史学界的相信科学和理性将给人类带来幸福美好未来的进步观念发生了根本动摇。历史学家需要对人类的前途和文明的未来做出新的说明和解释。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历史学从内容、方法到基本理论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五十年代中后期，情况更为明显，这使历史学从“人文学”转向了“历史科学”。现代西方史学把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数学、系统论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进行跨学科的“科学式”的或“法则归纳式”的研究；在方法论上，开创了计量史学、比较史学、心理史学、口述史学等新的史学研究方法；在研究领域上，开展或发展了新社会史学、新政治史学、新人口史学、新家庭史学、新经济史学等新学科研究领域；在学派上，出现了许多有影响的新流派。在20世纪出现的西方史学新流派中影响较大的是文化形态史学、年鉴学派、新社会史学派。计量史学等。文化形态史学文化形态史学始创于20世纪初，其代表人物为德国的斯宾格勒和英国的汤因比。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1880—1936年）是德国著名的历史哲学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时候，他正式出版了一部以比较文化形态学为理论体系的历史哲学著作——《西方的没落》，全面阐述了他的文化形态史学理论，在当时劫后余生的欧洲人民中引起了巨大反响。斯宾格勒认为全人类的历史是不存在的，只有各个文化的历史。他列举了世界史上存在过的8种自成一体的高级文化：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希腊罗马文化（古典文化）、伊斯兰文化、玛雅文化、西欧文化，经过对它们的比较研究，他得出的结论是：每一种文化都有一个兴衰的过程，犹如一年四季的变化，每种文化都有它的春夏秋冬，发展到如今，前七种文化或已死亡或已僵化，唯独西欧文化尚存生机，但它已经处于没落阶段。阿诺德·汤因比（1889—1975年）是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花费了40年的心血写成了12卷的辉煌巨著《历史研究》，继承。修改和发展了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学理论，使之在西方广泛传播，影响遍及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汤因比认为：“历史研究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单位既不是一个民族国家，也不是另一极端上的人类全体，而是我们称之为社会的某一群人类。”这样的单位就是具有独特的文化形态的社会，汤因比称之为文明，他认为全世界曾经存在过的文明共37种。汤因比修改了斯宾格勒的文化演变的“四季说”，发展为起源、生长、衰落、解体和灭亡的“五阶段说”，他不同意斯宾格勒的西方文明已在劫难逃的悲观主义论调，认为人类文明的起源和生长的法则是人类对各种挑战的成功应战，如果处理得当，西方文明仍可保持活力。年鉴学派年鉴学派诞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法国，其创始人为费弗尔和布洛赫。该派因创办《经济与社会史年鉴》杂志而得名。他们倡导拓宽史学研究的内容，提出“总体历史”的概念，就是把社会作为一个总体的、相互联系的有机结构来认识，关注人类的全部活动。他们认为历史著作不是描述性地重现过去，而是应该提出问题并作出系统的分析与阐述，历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应该是“人”。二战后，年鉴学派的新一代代表进一步完善了年鉴学派的理论。1949年费尔南·布罗代尔出版了一部影响巨大的著作《地中海与菲力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使史学研究开辟了一种新的视野，创立了一种新的观念，即人们所说的三个时段的观念。布罗代尔的著作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地中海地区的地理环境；第二部分论述了16世纪时地中海地区的经济状况；第三部分论述了该地区的政治、军事史，尤其是西班牙、土耳其争霸地中海的过程。他在这里分成三个层次来论述，体现了不同而又相关的三种历史时间：地理时间（长时段）、社会时间（中时段）、个别时间（短时段）。他还提出了与此相应的三个概念：“结构”、“情势”、“事件”。他试图更全面、更深入地反映地中海地区当时的人类生活情景。他认为“结构”是长期发生影响的因素；“情势”是相当一段时间（中时段）发生影响的因素；“事件”是指一些突发事变，产生短时间影响的因素。布罗代尔用三个时段的理论去完善年鉴学派的“总体历史”理论，这些理论后来被许多西方史学家所采纳，从而使年鉴学派成为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一个史学流派。六七十年代，这一学派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宽，并翻新了研究方法。年鉴学派是20世纪国际史学界最有意义和成就的一个学科发展典型，对于历史科学的进步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新社会史学派新社会史学派是六十年代末在美国出现的史学流派，其主要代表人物和代表作有：哈佛大学塞恩斯特鲁姆的《贫穷与进步》、迪莫斯的《小联邦》、格雷文的《四代人》、洛克里奇的仁个新英格兰村镇人查尔斯·蒂利的《社会学与历史学的结合》等。这些著作的共同特点和方法是用社会科学概念和计量方法，把社会作为历史研究的基本对象并以此为研究的组织原则。如格雷文认为，新社会史派是通过仔细而详尽地考察特定地区的个人、家庭和团体经历，来探索社会的基本结构和特征。八十年代中期后，新社会史派在经历了20余年的鼎盛期后，其影响力日趋降低。计量史学计量史学作为一种研究历史的方法，可以追溯到古代中国的《史记》，也可在近代找到应用的实例，但它真正作为一门现代史学派别发挥影响，是在叨世纪中期。二战后，由于科技革命和经济的繁荣，为欧美史学家既提供了计量工具又提供了使用这些工具的环境，使他们能把现代计量手段和方法与历史研究相结合。当代不同的史学流派都在不同程度上使用了这种研究方法。计量史学作为一种方法，促进了史学研究精密化，改变了许多传统观念，弥补了定性抽象分析的不足，拓宽了研究领域。深化了研究层次，简化了手工繁重劳动，有利于集体协作项目的开展和完成。计量史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大致包括三种功效，一是制作反映计量模型，即用模拟的历史现象和过程来揭示历史进程的规律性；二是制作反事实模型，即制作没有发生过但有可能发生的历史进程模型，用以探寻历史进程的多样性；三是广泛使用计量分析方法，如平均数、相关和回归分析、趋势计算、随机变量和概率论等等，其目的是求得历史结论的科学化、精密化。

　　20世纪历史学的进步，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历史学向其它人文社会科学的借鉴并与之融合。法国年鉴学派标新立异的新史学正体现了历史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结合，特别是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结合，构成了年鉴学派显著的学术特色。如今历史人类学及与其密切相关的微观史学正流行世界，体现着学术研究的新潮流。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历史人类学也传入我国，一些学者并付诸实践。 　　一、历史人类学的起源与发展 　　历史人类学的萌芽可以追溯到1782年法国历史学家勒格朗·多西的《法国私人生活史》。但在历史学学科范畴内，历史人类学滥觞的真正源头应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法国年鉴学派所提倡的社会史。正是年鉴学派所开创的对上个世纪影响久远的社会史，孕育了历史人类学的胚胎。历史人类学在年鉴学派的开创者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那里即受到了重视。马克·布洛赫把“人”以及对人的“理解”作为历史研究的中心位置。吕西安·费弗尔提出了“心态”的概念，这对历史人类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心态史研究乃从语言、文字入手，并以长时段的历史时间作为其历史观察的主体架构，强调新态本身的不易变动性。以贾尔南·布罗代尔为代表的年鉴学派的第二代学者继续进行历史人类学研究。他们除了承继第一代学者的学科整合和对非政治史的关心等传统之外，不再满足于只对日常生活习俗的挖掘，发展出“长时段”与“结构”的历史。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年鉴学派进入了以雅克·勒高夫为代表的第三时期。与前两代学者相比，第三代年鉴学派学者在学科整合的路上走得更远，加上英国、意大利等国“新史学家”的努力，世界历史研究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历史人类学至此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学术潮流。总之，历史人类学研究体现了年鉴学派长时段和整体史学的追求，这种研究具有微观史学的特点，仪式、社区与文化认同的研究占有重要的地位。 　　二、历史人类学的概念与理论方法 　　至于何谓历史人类学？历史人类学能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目前学术界尚无定论。人类学者认为历史人类学即人类学的“历史化”，也就是将文化概念放到过程中去考察，也可以说从文化的角度考察历史，实现民族志方法与历史方法的结合，体现人类学的文化论与历史学的过程论的协调，以克服传统历史观的局限性。而历史学者则认为，这个从名词上看似乎应该属于人类学分支的学科，至今在人类学中还没有成熟的发展，主张应以开阔的视野和开放的心态来看待历史人类学，而不是陷入无休止的争论的泥潭。人类学有理论眼光，而历史学注重细节和过程，两者有相互补充之处。人类学的历史化是将文化概念放到过程中去考察，而历史学的人类学化则是借用人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历史人类学是“历史学研究的人类学取向”和“人类学研究的历史学取向”，它是试图调和历史学宏大的理论关怀和建构与人类学那种“小地方大问题”、“小社区大社会”的微观研究旨趣，借鉴历史学的深厚的文献收集与解读和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深厚描写”的田野调查方法。简单的说，历史人类学就是历史学家向人类学家借田野调查方法，而人类学家则向历史学家学习处理文献资料的方法。当然，作为历史工作者，这里所谈论的历史人类学是站在历史学的本位立场，出发点是历史学。因此，在它研究中，历史学的方法仍是根本，人类学的方法则是辅助。 　　三、历史人类学在中西方的实践 　　1924年，布洛克出版了《创造奇迹的国王》一书，这是一部将人类学引入历史研究领域的拓荒之作。他应用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方法，从那时的宗教礼仪、风俗时尚以及医疗水平等容易被一般历史学所忽视的史料入手，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角度对这个“奇迹”的产生、发展和消失过程进行了综合的考察，从而揭示出了当时普遍的社会心态。他首次将人类学方法引入历史研究领域，也在于他在研究社会文化、心态的同时，十分注重历史运动的整体性。正是这一人类学、社会学方法论在史学上的运用，使得布洛克的方向与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结构主义潮流相结合，从而获得了旺盛的生命力。马克·布洛克的后继，首推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迅猛的有关习俗的研究，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历史人类学。这类研究的对象虽有所不同，但具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把集体行为及其变更与文化模式联系起来，集体行为体现着文化模式，文化模式赋予集体行为以意义”。进入20世纪70年代“历史人类学”的名称也出现了，从此历史人类学就成为当代法国史学研究的主流之一。年鉴—新史学派从各方面发掘和开拓历史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他们的目的是要考察集体或一般心理状态在社会文化关系中的作用以及与历史行为的关系。第三代年鉴学派的许多学者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相关课题的研究中，从而产生了一大批重要的学术成果。 　　而在中国，华南地域社会史的研究具有历史人类学的特色。从80年代初开始，有不少海外学者到闽粤研究区域社会史，华南的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的一些青年历史学者与他们合作，从事田野调查。这些学者受到海外学者的学术影响，发生了人类学的转向。20世纪70年代，“华南研究”或“华南学派”受到研究香港地域社会和文化两项研究计划的催发而兴起。90年代，在美国耶鲁大学萧凤霞教授等人的推动下，召集包括国内广东、福建和安徽的年轻学者，开始进行华南地域社会和国家意识形态的比较研究，华南研究进入了一个发展期。先后举办了一系列的研讨会、田野工作坊和讲座，并出版《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成立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使华南研究有了自己的研究基地和发表园地。2001年，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的成立和运作，使华南研究的影响越来越大，“华南学派”的名称亦逐渐为国内外学术界所熟识。而随着历史人类学在我国的影响越来越大，华南学派已经不满足于将目光停留在华南一隅。20世纪末，陈春声和刘志伟就曾提出“超越岭南”的看法。他们相信，只有超越华南，华南研究才不会沦为传统意义上的地方历史，才能不断地刺激和启发我们重建关于中国历史和社会的理解”。 　　四、结语 　　科大卫在《告别华南研究》中说到：不能犯以往古代中国社会史的错误，把中国历史写成是江南的扩大化。只有走出华南研究的范畴，我们才可以把中国历史写成是全中国的历史。我们最后的结果，也不能是一个限制在中国历史范畴里面的中国史。我们最终的目的是把中国史放到世界史里，让大家对人类的历史有更深的了解。所以历史人类学会走的更远。

视角：看问题角度、观点。视角，视线与显示器等的垂直方向所成的角度，观察物体时，从物体两端（上、下或左、右）引出的光线在人眼光心处所成的夹角。物体的尺寸越小，离观察者越远，则视角越小。正常眼能区分物体上的两个点的最小视角约为1分。

年鉴那个比较好办由年鉴派第二代领导人布罗代尔在其巨著《地中海》中提出。把历史的时间分为三种不同的时段，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长时段指一些在历史的发展中几乎察觉不到变化却又一直存在的“结构”，比如地理中时段是“局势”分析的场所，涉及几种不同的结构之间的交汇，（这个有点复杂说实话），比如人口，价格短时段是指事件，比如政治

历史观是很细节的东西，不是说一个把历史归到科学或者归到艺术就解决的，或者说，这样贴标签对历史学研究没有任何意义，这是一种“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的思维，而这种思维在学术上是最不可取的，也就是这种思维造成了所谓的“史学危机。科学和艺术，也许不应过分地对立起来。据说很多科学家认为科学研究中是有美感体验的，而达芬奇的艺术同样可以说渗透着强烈的科学精神。历史（当然指的是有关历史的著述，德语中的Historik和Geschichte能将历史著述和历史本身区分开，有的语言则不能）这个词最初在希腊语中的意思是研究，但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中，历史比诗歌更加远离真实；如果按现代标准，中世纪的史学离科学当然很远，很多是记载毫无条理可言，因为很多僧侣觉得，任何事态都是神的意思，无需解释也无力解释；在近代的笛卡尔那里，历史的地位是非常低的，只是记载鸡毛蒜皮的小事，年复一年地讲述人类的愚蠢。按通行的看法，作为一个正式的学科，历史学诞生于19世纪上半叶德国的大学中，即使在那个时候，兰克还是需要同黑格尔哲学作一番斗争。二战前，德国的一些学者对19世纪德国的史学评价很高，有名的例子如F. Meinecke的《历史主义的兴起》。然而，作为支配19世纪德国史学思潮的历史主义，其内涵中有很多是与科学精神，至少与自然科学精神相违背的。它强调的是“个体”，认为每个时代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性（显然这是有政治动因的）；历史理解中重要的是”移情“等精神性体验；大体而言，”历史学的世纪“中的历史学是排斥规则的，即每个历史个体与他者都不可通约。这种史学研究的范围也很狭窄——政治军事外交等国家行为，关注的是国王将军外交官们。19世纪末，德国史学界发生了一场兰普雷西特辩论，兰普雷西特主张应考察一些历史深层次的力量，如集体心理等，并探讨一些规则性的现象。但他在辩论中遭到失败。德国学术界占支配地位的看法是，历史学所从属的”文化科学“，其考察对象和理解方式不同于自然科学。我有一个朦胧的看法，兰普雷西特的某些主张，可能汇入了后来德国的社会学之中。一些人认为，兰普雷西特对20世纪新史学的代表流派——年鉴学派产生了影响。年鉴学派最初致力于摆脱19世纪史学的桎梏，并主张大力借鉴其他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当然，M. Bloch等学者对历史学的对象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比如他认为，历史的核心对象是人，时间之流中的复数的人，而这样的人的行为和动机至为复杂，所谓理性经济人、政治人等等说法，对历史学而言都是片面的——可能很多时候这类假设是其他社会科学的基本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学很具综合性，但也离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很遥远。很多学者都曾提及，历史学面临的一大问题是语言上的困难。比如，自然科学，甚至很多社会科学，都有一套比较严密和清晰、整个专业圈子都大体能够接受的概念和话语表述体系，而历史学的语言，几乎完全借用自日常用语，经常是不明确的、带有情感色彩的。有关封建主义等基本概念的争论就是这种现象的一个表现，可是史学工作者又不得不使用这样的概念和语言。当涉及不同民族的语言时，问题就更大了。最近几十年的”语言转向“和后现代思潮，对历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后现代思潮，大多是不利于历史学的科学诉求的。不过，以上是对笼而统之的历史学，它的内部还有分支，比如经济史，很多人在利用过计量等方法；但计量方法对于艺术史可能就没有那么大的价值了。因此所谓”科学“和“艺术”的比例在史学分支之间应该是有差别的。总体我认为，历史研究在方法上应当是科学的，而在历史学是在对历史的研究方法进行“形而上”的讨论。所以我认为它是偏哲学的。艺术之说我不大同意，因为历史学本身的性质和使命，应当是拒绝粉饰或加工的。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它和新闻有相似之处。新闻的性质和使命，同样是应当拒绝粉饰或者加工，但是受困于各种主客观因素，多少会有改变。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该是那个样子的。

计量史学在西方大约萌芽于19世纪末，这主要是受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统计学的发展，1851年在欧洲召开了第一次国际性统计学会议，19世纪90年代又成立了国际统计学会；二是统计学开始广泛应用于经济研究领域，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马克思的《资本论》。1882年，德国学者伊纳马·斯坦格发表了一篇论文叫做《历史与统计学》，这是最早的关于计量史学的著作。从此以后，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开始进行历史计量研究的尝试，特别是20世纪上半期的法国年鉴学派起了突出的作用。50年代以后，计量史学的研究重心从欧洲转向北美，应用范围也从经济史和人口史扩大到政治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等领域。电子计算机成为历史计量研究的主要手段。历史计量研究的方法也日趋复杂，从一般的描述性统计过渡到相关分析、回归方程、趋势推论、意义度量、线型规划、动态数列、超几何分布、投人产出分析、因子分析、马尔科夫链等数学模型、模糊数学，还有博奔论和对策论、曲线拓扑理论等。在计量数学的基础上，形成一系列新的历史分支学科，如新经济史、新政治史、新人口史、新社会史等等。　五十年代计量史学最近几十年在西方各国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美国发展最快。1958年，康拉德和迈耶合作出版的《内战前南部奴隶制经济学》被认为是美国计量史学的第一部代表作，随后出现了一大批专门从事历史计量研究的计量史学家。七十年代这些史学家往往鼓吹科学的历史学，同社会科学关系密切，大都自称为“社会科学史学家”，1975年还专门成立了“社会科学历史学会”。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当代最有声望的计量史学家大都生活在美国，如L·本森、M·柯蒂、R·富格尔、C·蒂利等，他们的著作都具有相当的水平。美国计量史学的另一个特点是非常注重历史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如60年代初，密执安大学成立了一个美国政治史资料库，利用电子计算机贮存了所有关于美国总统、州长和议会选举的档案材料。成立学会1963年，美国历史协会成立了一个“历史计量资料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仅收集美国的计量资料，而且收集欧洲、亚洲、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计量资料。1972年，它还组织出版了10卷本的《计量史学研究丛书》，在世界上引起很大反响。在法国，计量史学主要以年鉴学派为中心展开，60年代中期以后，计量方法已成为年鉴学派治学的主要手段。在联邦德国，70年代成立了一个“历史与社会学研究计量与方法协会”（简称QUANTUM）。英国的计量史学则主要受美国影响，1964年成立了一个以计量研究为主的“剑桥人口与社会结构史研究小组”；1972年，英国史学家R·弗拉特出版了《历史学家计量方法导论》，被列为目前国际计量史学的经典性著作。80年代以后计量史学的国际合作逐渐加强，美国、苏联、法国等国的计量史学家在80年代初联合成立了“历史学应用计量方法国际委员会”，每隔一、二年便召开一次国际讨论会。计量史学的理论研究得到重视，现在人们已经不再探讨历史研究是否采用计量方法的问题，而是去探讨采用什么样的计量方法、怎样应用计量方法、计量方法导致什么样的结果这一类问题。还有一些历史学家开始从哲学和逻辑学的角度去分析历史计量方法的实质和作用。计量史学进一步普及，计算机已成为欧美历史学家不可缺少的工具，电脑的应用和高等数学也成为高校历史系学生的基础训练。

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1886——1944），法国历史学家，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1886年7月6日出生于法国里昂。1904——1908年他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学习；1908年——1909年在莱比锡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1912年之后，在蒙彼利埃和亚眠的中学任教。1920年他以题为《国王与农奴》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后，先后在斯特拉斯堡大学（1921——1936）、巴黎大学（1936——1940）等著名学府担任教授。

　　西方社会学史上的几个标志性时代　　一、创始初期的社会学: 原创体系大师辈出的时代　　社会学的产生, 是特定时代精神的一种表现形式, 是特定社会意识的一种反思结果。作为一门学科的社会学诞生于西方,具体而言, 是19 世纪初期的欧洲。对于社会学的产生, 启蒙运动确立了基本的思想源泉和知识动力, 法国大革命成为主要的政治动因, 而工业革命则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基础。　　社会学诞生于一个激剧变迁的时代,从问世的那天起, ①它就是在参与现代社会的设计与建构的过程中逐步成长起来的,因此, 社会秩序如何成为可能, 是社会学从其开始就思考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作为社会学创始人的孔德(A. Comte) 把他心目中具有最高学科地位的社会学划分为社　　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两大部分, 这种划分其实不仅只是表达了纯学理上的意义,而且似乎也蕴含了作为社会学创始人对这门学科所赋予的使命: 将社会稳定与社会发展作为关注的核心。　　这一时代产生了一大批(也是第一批)著名的社会学大师及其经典的社会学理论:孔德的社会发展三阶段理论, 马克思( K.Marx) 的资本主义理论, 韦伯(M. Weber)的合理化理论, 迪尔凯姆( E. Durkheim)的社会团结理论, 斯宾塞(H. Spencer) 的社会类型理论, 托克维尔(A. Tocqueville)　　的民主社会理论, 帕累托(V. Pareto) 的精英循环理论, 滕尼斯( F. Tǒnnies) 的社区与社会理论, 齐美尔( G. Simmel) 的形式社会学说① 等等。他们富于原创性和体系性的学说具有三个较鲜明的特征: 一是宏观取向, 重点考察社会结构的广泛领域与面貌, 而非细小的社会现象与过程。二是变迁关怀, 关注人类社会在历时维度上的演替轨迹与发展规律。从实质内容上看,这一时代社会学大师们集中关注的主题就是现代性的发生学。三是问题意识, 他们均不同程度地预见到了现代性进程中所可能隐含的各种阴暗面相, 然而, 从总体上看, 他们所充满的乐观精神使他们相信现代时期开创的机会面相将会超过它的消极特征。　　这个时代的社会学大师们所提出的学说, 在很大程度上处于社会理论② 层次,这一情形无疑与两个因素有关: 一是, 他们处在人类知识发展从总体性哲学向具体化学科的演变阶段; 二是, 他们对现代性这个宏伟目标的构想需要涉及极其广泛的知识层面。　　由于原创型、体系型社会学大师的辈出, 尤其是这个时代所存在的“价值领域的诸神斗争”, 因此, 导致了社会学自诞生之日起一直就是一门存在着多重范式的学科。　　值得特别提及的是, 作为社会学发源地的欧洲, 产生出了后来一直影响着整个社会学发展进程的三大经典性作家———马克思、迪尔凯姆、韦伯, 从而形成了社会学的三大传统: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学、迪尔凯姆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和韦伯的理解社会学。与此相关, 社会学中形成了三种　　基本的方法论: 唯物史观方法论、实证主义方法论和反实证主义方法论。　　总之, 这个时代的确为后来的社会学发展创下了雄厚的基业, 为后继者们不断地开发、加工和创新提供了一种取之不尽的思想资源。　　二、帕森斯范式主导的社会学: 第一次综合的时代　　就西方社会学发展在地理布局上的表现而言,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是以学科发源地之欧洲的社会学传统的发展为主导地位的。到两次大战之间, 社会学传入美国,随即在美国完成了社会学的本土化。此后,西方社会学发展的中心区域便由欧洲转移到了美国。随着芝加哥学派和制度学派的兴起, 人际互动、邻里关系、社区发展和越轨犯罪等等一时成为研究重点, 库利(C. H. Cooley) 、米德(G. H. Mead) 、帕克(R. E. Park) 、凡勃伦(T. B. Veblen)等成为了代表人物。　　在从经典社会学向当代社会学转折的过程中, 帕森斯(T. Parsons) 是一位关键性人物。帕森斯的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 他完成了对经典社会学理论的一次综合和创新。在20 世纪30～50 年代, 他努力将相对隔离的欧洲经典社会学理论———主要包括韦伯、迪尔凯姆、帕累托、马歇尔(A. Marshall) 等人的思想进行了系统分析, 对功利主义、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方法论进行了重审, 在综合的基础上,提出了具有社会学意义的社会行动理论(以取代心理学主义的行为理论) 。他致力于回答现代社会秩序何以形成这一问题。在社会系统理论中, 他强调共享价值的一致是社会秩序形成的基本因素。将社会系统视为以制度化价值体系为标志, 认为其核心是规范化的角色关系。在帕森斯看来,社会系统又是更加一般的行动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后者包括四个基本亚系统: 有　　机行为系统、人格系统、社会系统和文化系统。这些亚系统分别满足他提出的著名的AGIL 四个功能必要条件。他认为任何系统必须执行适应、目标达成、整合、模式维持的功能。AGIL 模式可用来分析小至两人之间、大至两个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帕森斯看来, 社会系统受文化模式和人　　格系统的渗透, 他在致力于说明所有行动系统的性质时, 提出了一套度量这些系统特征的概念, 即“模式变量”, 表明了行动者在互动情境中必须明确地或隐含地采取的选择。情感涉入与情感中立、自我取向与集体取向、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先赋性与自致性、专一性与扩散性。尽管这些　　模式变量的直接作用主要在于分析人际层面的互动, 以说明互动情境中行动者的主观取向。但帕森斯认为, 它们还可用于分析社会结构层面和文化层面, 也就是说,每一种模式变量都能运用到人格(需求意向的选择) 、社会系统(角色期待的选择)和文化(价值取向的选择) 三个层面的分析上。帕森斯系统性地提出了结构功能主义的宏大理论, ① 成为一种完整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　　帕森斯的理论核心就是关注社会的稳定、整合与均衡。在他的工作中, 人们似乎又可在某种程度上看到了孔德赋予社会学的使命。帕森斯不仅通过他的模式变量将现代性的量度具体化了, 而且他还以乐观态度描绘了一种似乎具有普适性② 的现代性的理想模式。　　由于帕森斯的强劲影响力, 结构功能主义很快成为了社会学的“正统共识”, 变为占据引领地位的理论和学派。结构功能主义进一步在西方社会学界得到普遍传播,当时广泛开展的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社会变迁和现代化研究, 基本上都是按照结构功能分析模式进行的, 以至于“结构功　　能分析”几乎成了“社会学研究”的同义语。这是社会学开始具有一种主导范式的时代。　　帕森斯另一方面的贡献就是促进了社会学一些具体研究领域的定型。如果说经典社会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理论的话, 那么, 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理论表现出了从社会理论向社会学理论转变的特征。不仅如此, 除了帕森斯本人的开拓性努力之外, 他在哈佛大学培养出的一批著名社　　会学家, 也做出了非同寻常的贡献, 墨顿(R. K. Merton) 、斯梅尔瑟(N. Smelser) 、戴维斯( K. Davis) 、莫尔(W. E. Moore)等等, 对现代社会的结构、变迁、分层、组织和家庭等诸多领域进行的探讨, 不仅进一步丰富了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流派, 而且促进了社会学学科一些专门研究领域的　　逐渐成形。　　三、后帕森斯社会学: 第一次分裂而多元并存的时代　　　帕森斯学说对于当代社会学发展的推动作用还从相反的方面表现出来, 即他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成了战后西方社会学界论战的靶子, 不同学派的许多社会学家都以帕森斯学说作为挑战对象, 力图在批判结构功能主义的过程中发展自己的理论体系。广泛地说, 对于战后西方社会学的　　“危机”意识, 逐渐引发出了后帕森斯社会学的诸种流派。　　古尔德纳(A. W. Gouldner ) 1970 年出版的《西方社会学危机的来临》, 与米尔斯(C. W. Mills) 1959 年出版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共有的基本思想取向就在于,代表着社会学激进主义思潮, 他们都以敏锐的问题意识, 对传统社会学奉为指导性方法论的实证主义展开了批判。在他们看　　来, 西方社会学危机的最主要表现就在于:以实证主义为原则和方法指导下发展的社会学必然出现想象力的枯竭, 因为把一切研究对象都定量化的结果, 无疑将忽视对于作为社会行动主体的人的生命价值和主观意义的理解及其阐释。　　从20 世纪60 年代起到70 年代下半期,在对“正统共识”的广泛怀疑与攻击中,　　西方社会学的发展进程步入了一个后帕森斯时代, 更准确地说, 是反帕森斯时代, ①这是一个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强势地位丧失, 并随后呈现出理论流派或研究范式多元化的时代。　　正是出于反对结构功能主义对均衡论的过分强调, 达伦多夫(R. Dahrendorf ) 、科(L.Coser) 创立了冲突理论, 达伦多夫注重的是权力和权威而不是资本分配在社会冲突中的作用, 而科塞以强调冲突的正功能为基础试图建立一种将冲突与整合进行统一的学说。　　旨在重新恢复社会学中人的地位, 霍曼斯( G. Homans) 、布劳( P. Blau) 提出了社会交换理论。霍曼斯试图用心理学原理来解释人类的社会行为, 并用经济学的交换范畴来分析一切人际互动。布劳则力求把交换理论从微观个体层面的运用扩展到宏观社会层面, 尤其是大规模的复杂组　　织。　　米德(G. H. Mead) 强调心智、符号及其意义对于人际互动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 布鲁默(H. Blumer) 提出了“符号互动论”这一名称, 并与库恩(M.Kuhn) 进一步把它发展成为强调社会结构是互动中的人们的产物, 并将人视为自我生成的能动者的理论。戈夫曼( E. Goff2man) 则从拟剧的角度并基于理性人假设来阐发符号互动论。　　由舒茨(A. Schutz) 创立的现象学社会学, 旨在探讨日常生活世界的建构以及行动者主观意义的形成。另外两个代表人物伯格( P. Berger ) 和卢克曼( T. Luck2mann) 将微观层次的现象学理论与宏观层次的经典社会学理论进行了结合, 并努力运用于经验研究层面。　　加芬克尔(H. Garfinkel ) 基于现象学社会学、符号互动论和语言哲学, 所创立的常人方法学着力于反对以往社会学的概念、工具和统计技术等对社会现实真正本质的扭曲, 而旨在探索日常生活环境本身所产生的而非外在所强加给社会世界的意义, 从而把社会行动者视为社会世界的能　　动创造者。　　在这个后帕森斯社会学时代, 不仅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一统天下的格局得到了改观, 呈现出诸多理论流派的兴起, 而且在方法论上反实证主义的倾向重新受到重视,进一步出现了多元化特征。在社会学各种流派中, 现象学、语言学、符号学、文化学等学科方法得以并存发展。　　四、新的综合: 个性并存与相互借鉴的时代　　　进入20 世纪80 年代, 针对后帕森斯社会学时代诸种学派纷呈林立的局面, 社会学各主要理论传统的代表人物都纷纷指出了现实的分裂局面对社会学发展的不良后果, 而一些权威性的社会学家在重返古典的基础上力图对当代的多元化理论进行综合和创新。　　吉登斯(A. Giddens) 所创立的结构化理论, 一方面批评忽视人的自主性、能动性, 将社会结构视为独立于个人行动之外的功能主义理论, 另一方面也批评忽视社会结构对个人及其行动所起的制约作用,并将社会结构还原为个人行动的主观社会学派。他的理论宗旨就在于要清除这两种理论取向之间的二元性质, 而代之以“结构二重性”。　　哈贝马斯(J . Habermans) 提出的沟通行动理论指出, 自启蒙运动以来, 人类的技术旨趣一直居于理解旨趣和解放旨趣之上, 相应地, 科学知识始终凌驾于解放知识和批判知识, 其结果是, 导致了以权力和金钱为主要操纵媒介的系统对于生活世界的侵蚀。他以建构行动理论来重塑合理性命题, 认为沟通行动比目的行动、规范调节行动和戏剧行动更具有合理性, 它不仅涉及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而且是依据三种有效断言的言谈活动进行的。具有真正合理性的沟通行动因此内含　　着促进生活世界振兴的解放潜力。　　亚历山大(J . Alexander) 面对结构功能主义所受到的各种各样的批评, 决心发展“新功能主义”, 他认为帕森斯的分析模式为社会学理论的一种新综合提供了惟一可行的基础。一方面, 他在原来的功能主义内部进行了批判和继承; 另一方面, 他注重向互动论、交换论、冲突论、现象学　　社会学、常人方法学等吸取养分, 力求在功能主义中将它们整合起来, 建立起一种新的多维综合性的一般理论。新功能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早先功能主义只见结构、不见能动的性质。　　布尔迪厄( P. Bourdieu) 的实践理论,力图解决法国思想传统中两种倾向之间的矛盾: 一是萨特的存在主义, 过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 而忽视客观现实的制约性; 二是列维- 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 过分强调社会构造和观念形态的影响, 而忽略人的实践的能动性。这两种倾向导致了社会结构与个人能动之间的对立。为了寻找主观论与客观论的结合点, 布尔迪厄从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中受到启迪, 并通过赋予场域、惯习等基本概念以独特意涵, 从而发展出了自己的实践理论, 使实践成为　　社会客观条件与个人能动作用之间的中介。柯林斯(R. Collins) 提出的新冲突理论, 旨在反对结构功能主义仅注重均衡性,以及早期冲突理论在社会变迁动力上强调冲突, 但研究内容却停留在宏观层面的问题。以建构一种以冲突概念为核心的综合性的社会学一般理论为目标, 柯林斯主张吸收其他理论传统, 他将交换论、符号互动论、拟剧论甚至网络理论等微观社会学的思想结合进冲突理论范式之中, 为原来宏观性质的冲突理论构建了一个微观理论的基础, 实现了微观层面与宏观层面的结合。　　值得提到的是, 与上述广泛综合性努力有所不同, 卢曼(N. Luhmann) 则进行着一种独特范围内的综合性探索。他致力于发展的系统功能主义理论, 主要受系统论和控制论启发, 并在一定程度吸取着胡塞尔现象学等理论资源。在他看来, 这种理论的第一要旨就是应该提供一种更完善和更复杂的对世界的理解。作为帕森斯的学生以及经典社会学大师的合格继承者,卢曼致力于发展出一种社会学的宏大理论。尽管他的整个工作是以功能主义为基础的,但是, 卢曼进行了创新, 他的许多工作可以看作是对于在不同状态下和社会不同部分中的复杂性的一种分析。　　总的看来, 在这个时代, 社会学重大发展的取得不是表现为具体研究领域的突破, 而是表现为综合性的理论体系的建树,它是以一些大师级人物的出现为特征的。其间, 人们又多多少少地看到了社会学重回到社会理论层面的某种身姿。　　五、后现代论争: 全面反思与重建的时代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 西方社会学领域的一场重头戏无疑就是后现代论争, 即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的大论战。后现代的概念最早发端于文学艺术领域, 后来(就主要智识动力而言) 在一些哲学思想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一种后现代主义思潮, 其中, 尼采( F. Nietzsche) 、海德格尔(M.Heidegger) 哲学以及后结构主义哲学起了最直接的促进作用。后现代主义崛起于20 世纪70 年代, 并在80 年代达到其顶峰, 它的影响从最初的文艺、哲学领域日益向人文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渗透, 社会学也不例外。　　由于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力图打破既存学科之间的界线而倡导一种新的超学科话语( supradisciplinary dis2course) , 并且开拓出了一些新的研究题域,因此, 人们很难再以传统的学科分界标准来严格划分或判断后现代主义对社会学领域所带来的影响范围, 比如用原有的社会学学科基本框架来廓清后现代理论中哪些方面属于社会学而非其他学科的内容, 或者哪些方面属于其他学科而非社会学的内容。由此可能引发的一个后果是, 社会学的疆域似乎在扩大的同时又缩小了, 或者在缩小的同时又扩大了。也许这正体现了华勒斯坦等人所谓的“开放社会科学”的实质。　　如果从社会哲学、社会理论和社会学理论三者之间的关系来说, 鉴于后现代主义长于哲学、文化层面的研究而疏于结构或制度层面的分析等特征, 似乎可以这样认为: 它对社会学研究的影响更多的是促进了一种较接近社会哲学的社会理论, 而非接近严格学科意义上的社会学理论。　　后现代主义所带来的社会学界的反应是不同的。就社会学中后现代论争而言,实际上包括了以下四个方面人物的思想及其立场: 一是竭力主张后现代性的人, 如鲍德里亚(J . Braudrillard) 等; 二是徘徊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人, 如鲍曼( Z.Bauman) ; 三是坚持反对后现代性的人, 如哈贝马斯; 四是反对后现代性但却欢迎后现代社会某些型构的人, 如吉登斯、贝克(U. Beck) 。　　鲍曼是现代性的批判者和后现代性的预言家, 他认为, 当人们不再相信现代意识形态制造的宏大承诺之后并且经由重建现代性的转折, 后现代性这一社会状况就到来了, 它已经登上现代性的舞台并成为了主角。在后现代这个无根的陌生世界中,原有的权威和规则都已经失效, 为新问题提供答案的责任落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鲍曼揭示了这样一种困境: 人类如何才能实现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相互超越。　　鲍德里亚的社会理论具有激进迈向后现代的特征。在他看来, 社会学只能描绘社会性的扩展及其变化。它的存在取决于积极、确定的社会性假设。以后现代境况的出现为表征的现代事物的失序、各种界限的崩溃以及整个社会的内爆, 导致了“社会性的终结”, 因而社会学也就成为多　　余的了。　　被誉为20 世纪最后一位理性主义者的哈贝马斯, 面对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和现代思想的挑战, 以大无畏的气概与后现代主义的大将们展开了论战, 以捍卫启蒙和现代性。哈贝马斯力挽狂澜, 主张“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 启蒙理性之光尚有潜能亟待开发。现代性内在地具有一种取向于未来的本质特征。在他看来, 现代性或韦伯所说的理性化, 虽然自启蒙起即设定方案, 却在实践中一再出现偏差, 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未能按照科学、道德、艺术各自不同的范式去发展合理的理性化制度。所以, 解决现代性问题的出路不是彻底否定理性化, 而是应该重建新的理性方案。　　吉登斯认为, 当今时代仍处在现代性的范畴之内, 不过, 却是一种与理想型的现代性或者更确切地说早期现代性颇有差异的高度现代性(high - modernity) 或晚期现代性(late - modernity) 状态。同时他指出, 由于现代性极端化带来的诸种高风险后果已使关于“进步”的宏大叙事落空,解决现代性问题的途径已非导致这些问题的规则与资源所能提供, 一些可能超越现代性限制的新社会型构正或多或少地以背离现代性原有基础的方式萌生, 因此, 吉登斯把作为未来发展之一种可能图景的后现代体系称为具有浓厚现实主义成分的乌托邦。然而这种社会型构不是后现代性,而是现代性具有未来取向性质的一种表现。　　在贝克看来, 第一次现代化持续到20世纪70 年代, 此后就进入了第二次现代化。由于第一次现代化进程中所形成的基础都已丧失, 人们从此生活在一个全新的时代。他认为, 对此需要完全不同的概念来解释现实, 即需要社会学转换范式才能达成。贝克发展了反身性现代化( reflexive modern2 ization) 的理论。他认为简单现代化或正统现代化意味着由工业社会形态对传统社会形态首先进行抽离、接着进行重新嵌合,反身性现代化意味着由另一种现代性对工业社会形态首先进行抽离、接着进行重新嵌合。　　不论是后现代性的反对者还是拥护者,应该说他们的思想在实际上都从不同的角度丰富了对于现代性和社会学的认识, 尤其是促进了现代性病理学的发展。而在社会学界越来越成为共识的是将所谓的后现代化看作现代化的一个特殊阶段, 其中一个突出的事例是: 试图超越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无休止论争, 吉登斯、贝克和拉什(S. Lash) 致力于发展以区别于简单现代化或传统现代化的反身性现代化理论范式。后现代主义从正式登场之日起就引起了一阵20 世纪晚期世界思想领域里的巨大波澜, 尤其是诱发了一场许多世界一流思想家卷入其中的大论战。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后现代主义的一些知识成分正在向许多学科领域渗透, 对这种症候的细心解读也许会让人们觉得将后现代主义视为一种思想泡沫或者转瞬即逝的话语旋风的看法未免过于轻率。人们固然可以不同意后现代主义的某些立场和观点, 但却不能忽视它的问题意识以及它表达问题意识的一些不乏创见的方法。更何况一些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的思想中也内含着建设性的向度, 如晚近时期兴起的建构性后现代主义派别就鲜明地表现了这种性质。后现代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对高度现代性或晚期现代性中的问题作出了敏锐反应, 因此,后现代社会理论以及整个后现代理论的研究, 不论是对于社会学学科的发展, 还是对于现代化事业的进展, 都将是大有裨益的。　　目光深邃的社会学家看到, 后现代论争并非一种时尚, 它对社会学的影响正在或早或迟、或隐或显地呈现出来, 主要表现在: 一是, 后现代理论对现代性的批判,引起了社会学家对于人类社会未来发展进程的一些维度进行重新思考和定向; 二是,后现代理论对社会学传统的批判, 引起了社会学家重新审视和建构一些最基本的理论预设。这一切都可能使得后现代理论的一些概念和范畴被吸收到社会学主流体系当中。值得注意的是, 后现代论争所提出的问题似乎使社会学理论又重返社会理论、甚至社会哲学。　　西方社会学发展至今所经历的几个重大的标志性时代, 主要是知识形态及其特质变化的表征, 当然, 这些变化及其表征形式既是持续回应社会变迁的结果, 也是学科发展的逻辑结果。就其主题而言, 社会学诞生至今实质上就是在回答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什么是现代性? 如果略加细分,可以说, 整个学科演进历程中体现着这样三个重大主题: 一是, 对现代性及其发展方案的构想; 二是, 基于社会变迁结果对现代性的反思; 三是, 对社会学传统的反思、批判与重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现代性与社会学是一种“异面同体”之物,从一个方面看, 现代性是社会学的社会形态, 而从另一方面看, 社会学则是现代性的知识表征。第一个时代的人属于社会理论家; 到了第二、第三个时代出现了学科　　意义上的社会学家; 到了第四、第五个时代, 又出现了重返社会理论的某种趋势,产生了一批重要的社会理论家。尤其是晚近时期出现的后现代论争提出了一些与第一个时代相似的问题, 即什么是社会, 什么是现代性以及什么是社会学? 而要对这类问题作出可能的回答, 必须诉诸社会理论和社会哲学层面的探索。

　　1、社会学和历史紧密联系，彼此密切相关，不能脱离历史和历史社会学，不能从社会学隔离。 葛教授霍华德表示：“历史是过去的社会学和社会学是目前史”。约翰说：“没有社会学没有历史没有根无果，社会学史”。 　　2、历史社会学是一门新兴的社会学分支，其主张者强调对社会现象的研究必须考量历史因素，社会现象本质上就是历史过程中社会互动的结果，关注现代社会的历史来源和历史变迁，具有历史学与社会学这两门学科的双重属性，是一门社会学和历史学之间的边缘学科。 　　3、社会史学是在社会学方法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一门历史学的分支学科，主要研究人民大众在历史上的社会活动，法国年鉴学派是西方社会史学的主要代表。

　　美国称霸前，英国是靠经济上战胜主要对手西班牙，殖民经济极大地扩张，形成“日不落帝国”而称霸世界的。　　其历史渊源：　　16世纪中期继位的伊丽莎白一世拥护英国国教，与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对抗，她支援试图脱离西班牙统治实现独立的荷兰，而且为英国海盗颁发“抢劫特许状”，允许他们自由抢劫西班牙的商船。　　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被激怒了，他派出23 000名士兵乘坐130艘船组成“无敌舰队”向英国发起进攻，却在英吉利海峡惨败于英国舰队。这就是1588年的英西海战。　　教科书告诉我们，西班牙在这次海战后失掉了大国地位。但这仅仅是表面现象，其实根本原因是两国经济实力的逆转。　　英国和刚刚独立的荷兰分别在1600年和1602年相继设立了东印度公司，开始了真正的亚洲贸易和殖民地经营。　　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经营和英国截然不同，这一点以后经常会被提及。西班牙、葡萄牙的殖民地经营是富于极端掠夺性的，他们奴役当地人和奴隶开采金银、种植甘蔗和咖啡，各殖民地除了单一的经济作物，所有的衣食都依赖进口，没有形成独立的经济体系。　　但是英国为了摆脱贸易赤字，选择了与西班牙完全不同的道路，建立起以种植园为中心的殖民地产业。英国在获取的广袤殖民地上，驱使殖民地人和从非洲掠来的奴隶们种植棉花，促进棉纺织业发展，建立大型牧场生产羊毛，引进小麦发展面粉制造业。西班牙、葡萄牙虽然挖掘矿山掠夺了金银，开垦了甘蔗园和咖啡园，但最终没能在殖民地大规模创建各产业园区。最终这些是由英国完成的。　　西方国家势力的大规模扩张是工业革命的结果，而工业革命起源于英国的纺织业，这是世界史上公认的说法。众所周知，1700年前后，印度纺织的一种平纹白布在英国非常流行，最终竟致使英国的纺织业者不断破产，于是英国政府禁止进口这种白布，后来干脆禁止民众穿这种白布制成的服装。据说，英国同时还拼命地制造各种织布机仿造这种白布，结果导致了工业革命，并最终帮助英国统治了世界。　　修正这种学说的是沃勒斯坦和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法国年鉴学派，以及受年鉴学派影响的历史学家们。　　他们主张“与其说是工业革命，倒不如说是新大陆的发现、对亚洲的侵略以及对世界经济的控制，导致以英国为中心的欧洲取得了世界霸权”。　　当然，由于工业革命的先导作用，英国掌握了纺织业的技术，并且通过在殖民地生产棉花和羊毛控制了“衣”，这是英国国力增强的一个重要方面。　　英国先是控制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地，不但在那里安置了从非洲掠来的奴隶，还迁入了英国国民，让他们种植谷物和饲养牲畜，并从欧洲引进美洲大陆本来没有的小麦进行大规模种植，就这样，美洲成了欧洲的“大粮仓”。19世纪英国的世界扩张战略就是最大限度地控制新大陆和欧洲之间的贸易。　　结果，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中心的产业在英国曾经的殖民地——北美洲地区扎下了根。那么南美洲怎么样了呢？西班牙、葡萄牙残酷杀戮南美洲当地居民，“杀鸡取卵”式的掠夺金银，奴役奴隶并抢夺农田，但其统治下的国家除了砂糖和咖啡以外根本没能形成像样的产业。　　唯一例外的国家是西班牙的殖民地阿根廷，最终农业得以发展。阿根廷农业之所以能有特别的发展是因为在英国控制贸易的情况下，西班牙把阿根廷定位成欧洲，特别是英国的粮食生产基地。　　英国占据着印度、锡兰或者说缅甸的广袤土地，利用当地人或者源源不断地从非洲运来的奴隶作为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在种植园种植经济作物，英国也逐渐垄断了粮食生产和粮食贸易。　　这令世界经济出现了新的状况。　　即使是现在南北美洲的经济差距也仍然色彩鲜明地反映着旧宗主国的经营方针。而当时，殖民地产业的发达与否更加导致了其宗主国经济实力的差异。　　也就是说：英国正是因为在殖民地发展了农业和畜牧业，经济才超越了西班牙。　　在工业革命以前，工业制品在贸易中所占的比例是微乎其微的，日常交易的商品多数是“食品”和“衣物”。当然，羊毛、棉花之类的服装原料是非常重要的，然而比它们更重要的是砂糖、咖啡、红茶之类的食品，控制“食品”方面的交易即是控制着世界经济。这就是英国继西班牙、葡萄牙开辟大航海时代之后所做的事情。　　当时的英国控制了包括新大陆在内的全球市场，但是贸易的核心仍是农产品和衣料。英国通过累积“食品”和“衣料”所获得的贸易利益增强了国力，从而扩张了殖民地并确立了世界霸主地位。

傅衣凌，中国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经济史学主要奠基者之一。其研究方法更接近于法国年鉴学派的经济社会史。傅先生在成名作《福建佃农经济史论丛》（邵武，协和大学，1944）的题记中说：“我常想十数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至今尚未有使人满意的述作，其中的道理，有一大部分当是由于史料的贫困。……因此，大家尽管在总的轮廓方面，颇能建立一些新的体系，惟多以偏概全，对于某特定范畴内的问题，每不能掩蔽其许多的破绽，终而影响到总的体系的建立。所以近来一般的社会经济史家颇积极地提倡经济社区的局部研究，以为总的体系的鲜明的基础。本书即是站在历史学的立场上，考察福建农村的经济社区的一个尝试。这一块园地，目前虽尚在试作期间，不过我相信当不会使大家感到完全失望的。本书的内容，虽侧重于福建农村经济社区的研究，然亦不放弃其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形态之总的轮廓的说明……”他所指的“近来一般的社会经济史家”，其意应包涵年鉴学派及受其影响的史家，但傅先生并非直接取法于年鉴学派，而是根植于中国社会史论战和农村性质论战后的中国学术文化土壤。 希望能帮助到你_u02c6

　　从中外历史研究的走势看，都是政治史先行，经济史和文化史接踵而来，社会史最后登场。国史研究中亦莫能外。与当代政治史、当代经济史和当代文化史的研究相比，当代社会史研究不但滞后，而且薄弱，是个亟须填补的空白。因此，国史研究要在这方面花大力气，全方位、多视角，深入研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列宁语），包括社会存在前提如时段、疆域、气候、山川、资源、生态环境、自然灾害、生产力水平等，社会结构如人口、婚姻、家庭、宗族、阶级、阶层、群体、社区等，社会生活如物质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等，社会功能如教育、就业、收入分配、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社会体制与机制、社会管理、社会安全等，考察不同时期解决社会矛盾的成败得失，梳理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始末。这里需要明确的是，当代社会史研究与社会学研究应有区别。当代社会史研究的任务不是为社会建设遇到的新矛盾、新问题提供化解思路和谋求对策，而是为社会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和理论支撑，属于基础研究。即使这样，当代社会史研究也是大有文章可做，有大文章可做。实践必将证明，当代社会史是个前景广阔的新领域，研究者在这个领域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从“大社会”着眼，站在洞察社会变革的新的历史起点上，高屋建瓴，明确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长期的、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过程，是使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整体和谐发展的历史过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把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过程的社会建设作为当代社会史研究的主题和主线。这样，就能保证当代社会史研究起步伊始，便立足围绕大局、服务社会的新取向和高起点，打造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和中国话语体系的当代社会史，避免唯西方社会史研究马首是瞻，生吞活剥别人的理论、方法以至话语，错走食洋不化的弯路，要择善而从，为我所用。执西方社会史研究之牛耳的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核心人物勒高夫，在《新史学》中谈到他们苦心经营的新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时指出：“在很多方面（如带着问题去研究历史、跨学科研究、长时段和整体观察等方面），马克思是新史学的大师之一。”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把群众在历史上作用放在首位，这与新史学重视研究生活于一定社会生活中的普通人也不谋而合”。勒高夫以年鉴学派的视角和感受说出如此令人振聋发聩的话，对于中国的社会史研究者用什么理论指导当代社会史研究，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从“小社会”入手，坚持以人为本，关注民生，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切入点，围绕有关“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理论和实践回溯历史，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的方法、步骤和措施，从正反两面总结经验，提炼和升华带有规律性的认识，善者从，欠善者改，不善者戒。从特定意义上说，社会建设的历史，就是关注、重视、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广大人民谋取根本利益的历史。　　譬如，就业是民生之本，涉及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着力解决的社会问题。研究不同时期统筹解决城镇新增劳动力就业、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大学毕业生、退役军人就业，特别是零就业家庭和就业困难人员就业等，就是当代中国劳动就业的专题史。　　又譬如，社会救助是民生之需，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延伸和补充。研究新中国怎样对贫困居民实行救助，完善城市低保、农村五保供养、特困户救助、灾民救助、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等，就是当代中国社会救助的专题史。　　再譬如，医疗是民生之急，是城乡居民健康从业的保障。研究新中国怎样健全城乡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整合城乡医疗卫生资源，落实经费保障措施，特别是向农村倾斜，解决广大农民“看病难”的问题，就是当代中国医疗卫生服务史。　　再譬如，教育是民生之基，是民族振兴的关键。研究新中国如何重视学前教育、关心特殊教育、普及中小学教育、发展职业教育、提高高等教育、扶持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教育等，就是当代中国教育的专题史。

想要看懂这部剧，你首先得读几本书。征伐与权谋，世情与人心，异鬼与巨龙，遑论连篇累牍的宫闱秘史与英雄挽歌。在维斯特洛和周边大陆、岛屿上滋衍的奇幻故事，行进正酣。小说《冰与火之歌》及改编电视剧《权力的游戏》，也是应者景从。纷繁的人物与诡谲的剧情背后，难免会引出深层的疑问：浩荡恢廓的冰与火世界，究竟从何而来？读完这份事关欧洲史的书单，对其来有自的《冰与火之歌》，会有更真切的洞察。小说作者乔治·R·R·马丁曾在大学期间辅修中世纪史，整部小说连载至今，也满是欧洲历史的隐喻与映射。以最粗率的思维审视，维斯特洛是一张混编的欧洲地图：北境王国是以俄罗斯为代表的东欧地区，素来幅员辽阔，气候凛冽。多恩领则完全是伊比利亚半岛的写照，有西班牙和葡萄牙热烈、浓郁的气息。艾林谷的鹰巢城以山峦和绿树著称于世，从地貌而言像是中欧。连接北境、凯岩城和艾林谷的河间地，是德国、尼德兰、比利时一带。风暴地则连版图都和狭长的意大利大体相类。至于铁群岛上淹神的子民、大海的战士，无疑是斯堪的纳维亚的维京海盗。如果上述还只是推测，日前开播的《权力的游戏》第五季到何处取景，就愈见玄机。多恩的阳戟城和流水花园选址西班牙塞维利亚，小指头和珊莎从艾林谷奔赴临冬城的沿途，则是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的风光。种族的驱策与融合，王朝的更迭与代谢，在欧洲大陆上历经了怎样的进程？与冰与火的世界又有何种程度的相似？两部入门书籍颇可参照。从宏观的视野推敲，L·S·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更注重“全球史观”，关照文明与文明的互动。第三编“欧亚大陆的中世纪文明”，对维斯特洛的镜像有过粗疏却明晰的表述。相应地，约翰·赫斯特撰写的《极简欧洲史》，亦是浅近的读本。顺着希腊和希腊化世界、罗马文明的线索，讲到中世纪旷日持久的征战，正是冰与火世界的背景。而书中交代的宗教、王权交互影响，也是马丁竭力呈现的主题。当然，“通史”的着墨难免蜻蜓点水，“极简”也存在以偏概全的隐忧，更详尽的书籍聊作补充，显得颇为必要。朱迪·本内特和沃伦·霍利斯特合著的《欧洲中世纪史》是美国大量高校的通行教材。凝视基督教世界的发展，也不忽视拜占庭、伊斯兰的辐射，对英国、法国等早期国家的形成也专成章节，可供参详。而诺曼·戴维斯的《欧洲史》，虽饱受翻译质量的争议，却以极高的信息量钩沉了中世纪的欧洲沿革。“剑桥插图史”系列关于中世纪三卷本以及德国、大英帝国、法国的分册，也涉及具体事件的条分缕析。假如与欧洲的对比还只是概览，仔细分辨，马丁对英国史的借鉴就更为细致入微。他曾在公开场合表示，《冰与火之歌》的早期构想，受到英国历史尤其玫瑰战争的启发，而小说人物的原型，也多少有历史的投影。以七大王国的贵胄为例，故事开场的国王劳勃·拜拉席恩，年轻时是挥舞战锤大杀四方的猛士，连同艾林家族和史塔克家族，推翻了坦格利安家族数百年的统治。可坐上铁王座之后，这位不善文治的国王却沉湎酒色，在狩猎时为一头野猪所杀。这和亨利八世的纵情与故世极度相似。一世枭雄，凯岩城主泰温·兰尼斯特，更像是13世纪下旬统治英国的“长脚”爱德华。在历史上，爱德华一世被称作“勇敢的狮子”，而雄狮，恰是兰尼斯特的家徽。虽然王族末裔丹妮莉丝·坦格利安是女性角色，却与历史上的亨利七世相仿佛。亨利·都铎有流亡经历，此后又横渡海峡意图复国。在法国的援助下，亨利七世最终重夺英格兰的王位。在七大国的恩怨情仇之中，有一位出身草莽，却智计出人的阴谋家培提尔·贝里席，由财政大臣跻身鹰巢城领主，人送外号“小指头”。从历史上看，这与亨利八世的近臣克伦威尔如出一辙。正如小指头背叛了凯特琳·史塔克，克伦威尔也是违逆了盟友安妮·博林之后逐渐上位。关于这段往事，希拉里·曼特尔知名的历史小说，2009年布克奖获奖作品《狼厅》有过极为精彩的述说。今年1月，同名英剧热播，同样口碑上佳。马丁坦陈，约克家族和兰开斯特家族领衔的玫瑰战争，为《冰与火之歌》提供了素材与养料。在劳勃和奈德·史塔克相继过世之后，兰尼斯特家族扶持了乔弗里，史坦尼斯和蓝礼作为拜拉席恩的顺位继承人举起王旗，罗柏替父兴兵自领北境之主，铁群岛的巴隆·格雷乔伊也试图趁乱称王。五王之战的烽火，正像是玫瑰战争中亨利六世、爱德华五世和理查三世相继殒命，十余位王子先后身死的翻版。据记载，仅在陶顿战役中，就有近3万人丧生。这段历史在迈克尔·亚历山大的《英国早期历史中的三次危机》有过详尽描述。玫瑰战争如何演绎王权的演变与困境，君臣关系、政治制度、税收体系、宗教势力如何博弈，也得到了充分的阐释。相形之下，外研社英汉双语百科书系《中世纪英国》更聚焦于1066年至1485年之间的王朝更迭，版图的扩张与收缩、王朝的倾覆与重建，勾勒出晓畅的线索。肯尼斯·摩根主编的《牛津英国史》，则在更广阔的维度上点明了英国中世纪历史的源流与方向。如果对深究历史事件背后的共性与规律感兴趣，年鉴学派创始人马克·布洛赫的大书《封建社会》，也是不可多得的参考。除了历史，《冰与火之歌》还聚焦人性、权谋、战争之外的奇幻世界。马丁表示，他是泰德·威廉姆斯《回忆、悲伤与荆棘》的粉丝，作品也受到威廉姆斯的启发。而关于超验的段落，如何处理魔法元素，是写作奇幻故事最棘手的地方。为此，马丁反复咀嚼托尔金的作品，并谨慎地处理魔法与故事的关系。没有上述书籍牵系的历史、宗教、文化，《冰与火之歌》难以成就今日洋洋洒洒的面貌。若是能通晓欧洲史、英国中世纪史的来龙去脉，理解维斯特洛和布拉佛斯也就更为深刻。纪实与虚构的边界，从来在读者自身。兼具近观与远看的焦距，恢廓的史诗方能展现别样的韵味。这样看世界有点意思，微信公众号：傅踢踢 微信id：futeetee

20世纪30年代开始萌芽、40年代中期开始形成的一个法国史学流派，60年代时开始有世界性影响。年鉴学派是一个史学流派，得名自法国学术刊《经济社会史年鉴》，以采取社会科学的历史观著称，其创始人是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年鉴学派结合了地理学、历史学与社会学，依循社会科学的历史观，看重地理、物质等因素对历史的影响，也衍伸出心态史的研究。基本信息中文名年鉴学派外文名Ecole des Annales创始人费弗尔、布洛赫代表学者布劳岱尔、勒高夫、雷凡尔等所属领域历史学、地理学、文化学、经济学

年鉴学派（Annales School ，有人称之为‘安娜学派" ） 20世纪30年代开始萌芽、40年代中期开始形成的一个法国史学流派，60年代时开始有世界性影响。年鉴派创始之前，其创始人的思想不过是倡导反对兰克模式的“新史学”思想的一部分，是反兰克模式的前驱、德国史学家兰普莱希特和法国史学家贝尔的思想的后继者和发扬光大者。尤其是贝尔和他1900年创办的《历史综合评论》，反对事件的历史和经验的历史，被认为是孕育了年鉴派。--百度百科

（Annales School ，有人称之为‘安娜学派" ） 20世纪30年代开始萌芽、40年代中期开始形成的一个法国史学流派，60年代时开始有世界性影响。年鉴派创始之前，其创始人的思想不过是倡导反对兰克模式的“新史学”思想的一部分，是反兰克模式的前驱、德国史学家兰普莱希特和法国史学家贝尔的思想的后继者和发扬光大者。尤其是贝尔和他1900年创办的《历史综合评论》，反对事件的历史和经验的历史，被认为是孕育了年鉴派。

年鉴学派出现的意义在于传统史学中历史的那种一成不变的节奏已经被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三种节奏所取代，而在这三种时间中，尤其突出社会时间的重要性.全面的历史也就是一种整体的历史，它强调历史是包罗人类活动各个领域的整体，是在这些领域之间相互关联、彼此作用所形成的结构和功能关系中得以体现的。要反映出这个整体，要反映出其内部的结构－功能关系，因果性的思维逻辑是不能胜任的，必须借鉴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方法，从横向关系进行研究。这种研究方法是共时性的，与传统史学的那种历时性的研究方法截然不同。因此，摈弃传统史学的观念和方法，就十分合乎逻辑。但共时性的研究需要一个相对静止的操作平台，社会时间扮演了这个角色。一方面，社会时间相对于地理时间变化较快，这使其能体现历史的流变性质；另一方面，社会时间相对于个人时间变化又较慢，这又使其能满足整体历史学所要求的共时性研究取向。

真正使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成为一股潮流的，是法国的年鉴学派（参见该条）。1929年《经济社会史年鉴》的创刊，就象其名字所表明的那样，不仅是年鉴学派诞生的标志，也是新史学诞生的标志。它表明新史学反对那种狭隘的外交政治史，倡导一种“总体历史”观念。布洛赫把《年鉴》的名字加上“社会”，正是因为这个词能包括历史的整体，“历史就是整个社会的历史”。年鉴派第一代学者关于地理历史学、封建社会史的研究，第二代学者如勃罗代尔对地中海的研究，第三代学者如拉迪里的《蒙达犹》等，都是总体史的代表作。 在此前提下，新史学在本体论上把历史学视为一门关于人的科学、关于人类过去的科学，这就是说它是一门科学，又是特殊的科学。这就决定了它在认识论上既承认历史认识的主观性和相对性，却又尽量避免意识形态甚至历史哲学的干扰，它极力反对汤因比式的宏观史学，而主张从第一手材料出发的扎实研究。而在方法论上，它一方面倡导“问题史学”，即首先提出问题，然后再围绕问题提出假设、确定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则倡导多学科合作，即吸取其他相邻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如心态史学、数量史学、结构史学、地理史学、历史人类学等等便都是这种总体的或综合的方法论的产物。还需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重视理论概括（比如探索规律），强调阶级、人民群众、经济因素等等思想日益给予历史研究以影响，亦构成了新史学的组成部分。 在西方新史学的形成过程中，除了法国以外，美国的新史学潮流也起了不小的作用。其倡导人是鲁滨逊（James Haryey Robinson,1863——1936年）。鲁滨逊曾在德国弗赖堡大学留学，接受传统史学的训练，但同时深受当时欧洲史界对传统史学批判的影响；回国后先后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和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执教。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的25年间，逐渐形成了以鲁滨逊为核心的新史学一派，他的史学观点集中见于1912年出版的《新史学》一书。鲁滨逊首先反对传统史学局限于政治史的狭隘性，主张“新史学”应包含人类过去的全部活动。《新史学》开宗明义地指出：“从广义来说，一切关于人类在世界上出现以来所做的或所想的事业与痕迹，都包括在历史范围之内。大到可以描述各民族的兴亡，小到描写一个最平凡的人物的习惯和感情。”[1]鲁滨逊特别不满的是：“但是直到现今政治史仍然保持着它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一般人仍然把过去的政治事件，看作是历史的主要内容。”[2]鲁滨逊十分强调史学的功用或“实用价值”，主张研究历史是为了帮助人们了解现在和推测未来。他说，历史“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我们的同类以及人类的种种问题和前景。这是历史最主要的功用，但一般人们所最忽略的恰恰就是历史所产生的这种最大效用”[3]。鲁滨逊还反对传统史学的封闭性，强调史学家要利用关于人类的新科学知识，寻找“新同盟军”，要具有广博的知识，而不能像传统史学那样把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隔离开。这些“新同盟军”包括广义的人类学、史前考古学、社会心理学、动物心理学、比较宗教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等。鲁滨逊写道；“假使把历史学的新同盟军好好加以利用，那么，不仅历史研究的范围可以大大加强和深化，而且在史学园地里将会取得比自古以来更有价值的成果。”[4]鲁滨逊一生培养了许多门生，其中不少人后来在关国史学界很有地位。鲁滨逊领导的新史学运动由此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一、兰克学派兰克（1795-1866）是欧洲19世纪影响力巨大的一位史学大师。曾经被腓特烈四世任命为普鲁士国家史官，编写《普鲁士王国史》，后来又用半辈子时间编写了《法国史》和《英国史》。70岁被授予贵族爵位，82岁高龄带着一群助手学生编写《世界史》。享年91岁，死后在家乡立纪念碑，绝对是人生赢家。兰克学派的特点就是剥离所有的偏见，用纯粹客观的视角来陈述历史事实，注重实证。而且以政治史为主，收集第一手的史料追求广博。二、年鉴学派1929年，《年鉴》杂志在法国问世，年鉴学派也从此诞生。年鉴学派觉得传统的兰克学派已经过时了。年鉴学派不仅研究政治史，而是研究社会总体历史；不仅收集文献史料，也收集其他史料；还提倡史学应该跨学科研究。年鉴学派的两位创始人，费弗尔（1878-1956）和布洛赫（1886-1944），早在1929年之前就已经做了很多革新传统的工作。三、新社会史传统的社会史可以追溯到启蒙时代的伏尔泰。但新社会史却是从年鉴学派中脱胎出来，20世纪50年代才成型的。四、计量史学计量史学就是在历史研究中使用数理统计的方式，也算不上一个严格流派。计量史学一般以美国经济学家研究南北战争之前的南方奴隶制经济为起点，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福格尔（1926-2013），他因在计量史学方面的成就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五、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在19世纪后期，马克思主义史学一直和西方的传统史学（以兰克学派为代表）处于完全对立状态。兰克本人也承认：“历史科学的职能在一定程度上是政治性的。”所以兰克学派作为资产阶级御用史学，肯定和唯物史观水火不容。马克思本人曾毫不留情地批判德国两大宗师，分别是黑格尔和兰克。批判前者是因为唯心主义，批判后者是因为马克思认为兰克学派只是一群“收集趣闻轶事”的“历史的宫廷侍从”。六、比较史学历史比较方法的运用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史家希罗多德，马克思也对历史比较研究做出过较大贡献。但比较史学的开创者，当属法国史学家布洛赫。

一、兰克学派兰克（1795-1866）是欧洲19世纪影响力巨大的一位史学大师。曾经被腓特烈四世任命为普鲁士国家史官，编写《普鲁士王国史》，后来又用半辈子时间编写了《法国史》和《英国史》。70岁被授予贵族爵位，82岁高龄带着一群助手学生编写《世界史》。享年91岁，死后在家乡立纪念碑，绝对是人生赢家。兰克学派的特点就是剥离所有的偏见，用纯粹客观的视角来陈述历史事实，注重实证。而且以政治史为主，收集第一手的史料追求广博。二、年鉴学派1929年，《年鉴》杂志在法国问世，年鉴学派也从此诞生。年鉴学派觉得传统的兰克学派已经过时了。年鉴学派不仅研究政治史，而是研究社会总体历史；不仅收集文献史料，也收集其他史料；还提倡史学应该跨学科研究。年鉴学派的两位创始人，费弗尔（1878-1956）和布洛赫（1886-1944），早在1929年之前就已经做了很多革新传统的工作。三、新社会史传统的社会史可以追溯到启蒙时代的伏尔泰。但新社会史却是从年鉴学派中脱胎出来，20世纪50年代才成型的。四、计量史学计量史学就是在历史研究中使用数理统计的方式，也算不上一个严格流派。计量史学一般以美国经济学家研究南北战争之前的南方奴隶制经济为起点，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福格尔（1926-2013），他因在计量史学方面的成就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五、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在19世纪后期，马克思主义史学一直和西方的传统史学（以兰克学派为代表）处于完全对立状态。兰克本人也承认：“历史科学的职能在一定程度上是政治性的。”所以兰克学派作为资产阶级御用史学，肯定和唯物史观水火不容。马克思本人曾毫不留情地批判德国两大宗师，分别是黑格尔和兰克。批判前者是因为唯心主义，批判后者是因为马克思认为兰克学派只是一群“收集趣闻轶事”的“历史的宫廷侍从”。六、比较史学历史比较方法的运用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史家希罗多德，马克思也对历史比较研究做出过较大贡献。但比较史学的开创者，当属法国史学家布洛赫。

年鉴学派，批评学派

中世纪的“黑暗时代”的评价主要源于年鉴学派的研究。（） A.正确 B.错误 正确答案：A

古希腊，希罗多德（Herodotus）（前484年?—前425年?），《历史》，历史之父 古希腊，修昔底德（Thucydides）（前460年?—前400年?），《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罗马，尤利乌斯·恺撒（Gaius Julius Caesar）（前100年—前44年），《高卢战记》和《内战记》 罗马，李维（Livy）（前59年—17年），《罗马史》 古希腊，普鲁塔克（Plutarch）（46年?—120年?），《希腊罗马名人传》 罗马，塔西佗（Gaius Cornelius Tacitus）（55年?—117年?），《编年史》 英国，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年—1794年），《罗马帝国衰亡史》 德国，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年—1886年） 德国，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年—1895年），《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德国，戴布流克（Hans Delbrück）（1848年—1929年），《战争艺术史》 英国，丘吉尔（Sir Winston Churchill）（1874年—1965年），《英语民族史》 法国，费夫尔（Lucien Febvre）（1878年—1956年），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 法国，布洛赫（Marc Bloch）（1886年—1944年），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 英国，阿诺尔德·约瑟·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年—1975年），《历史研究》 法国，布劳岱尔（Fernand Braudel）（1902年—1985年），年鉴学派第二代学者，《菲利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美国，费正清（John K. Fairbank）（1907年—1991年） 德国，戈洛·曼（Golo Mann）（1909年—1994年） 美国，L·S·斯塔夫里阿诺斯（L.S. Stavrianos）（1913年—2004年），《全球通史》

以下哪部历史书籍是借用了年鉴学派的观点。（） A.《中国中古政治史论》 B.《国史探微》 C.《中国土地制度史》 D.《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 正确答案：D

古希腊，希罗多德（Herodotus）（前484年?—前425年?），《历史》，历史之父 古希腊，修昔底德（Thucydides）（前460年?—前400年?），《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罗马，尤利乌斯·恺撒（Gaius Julius Caesar）（前100年—前44年），《高卢战记》和《内战记》 罗马，李维（Livy）（前59年—17年），《罗马史》 古希腊，普鲁塔克（Plutarch）（46年?—120年?），《希腊罗马名人传》 罗马，塔西佗（Gaius Cornelius Tacitus）（55年?—117年?），《编年史》 英国，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年—1794年），《罗马帝国衰亡史》 德国，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年—1886年） 德国，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年—1895年），《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德国，戴布流克（Hans Delbrück）（1848年—1929年），《战争艺术史》 英国，丘吉尔（Sir Winston Churchill）（1874年—1965年），《英语民族史》 法国，费夫尔（Lucien Febvre）（1878年—1956年），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 法国，布洛赫（Marc Bloch）（1886年—1944年），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 英国，阿诺尔德·约瑟·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年—1975年），《历史研究》 法国，布劳岱尔（Fernand Braudel）（1902年—1985年），年鉴学派第二代学者，《菲利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美国，费正清（John K. Fairbank）（1907年—1991年） 德国，戈洛·曼（Golo Mann）（1909年—1994年） 美国，L·S·斯塔夫里阿诺斯（L.S. Stavrianos）（1913年—2004年），《全球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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