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八路军规定：不许随意捕杀汉奸！司令员还拒绝解释原因

抗日战争期间出现的大批数典忘祖、为虎作伥的汉奸，其危害性比鬼子更甚，故而每每成为抗日军民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对象。然而到了华北敌后抗战最为艰苦的1942年，八路军鲁中军区却出台了一项规定：不经军区批准，不许随便捕杀汉奸特务。

这条规定出台后，在军民中引发了轩然大波。然而，签署这个命令的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舜初却拒绝解释原因。非但如此，1945年日军投降后，老百姓们擒获鲁中著名的汉奸特务林洪洲时，准备将其绳之以法时，鲁中军区敌工部还出面将其“保”了下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1942年鲁中军区出台的那项“奇葩”规定，目的是为了保护打入日伪内部的我方情报人员。而在当年在山东地区臭名昭著的林洪洲，其真实身份是受鲁中军区敌工部派遣，渗入日军特务机关核心圈的“余则成”。

林洪洲本名郭善堂，在八路军山东纵队刚成立那会儿，曾加入过第4游击支队的募集队，从事抗日宣传工作。后来，随着山东纵队整编的深入，为减轻人民负担，募集队编制一再缩减，很多人被精简回家。其中大多数是老弱病残，或是因为这样那样的情况不太适宜继续留下的人，但也有不少人是敌工部门着眼于长期斗争而预伏下的“闲棋冷子”，郭善堂就是其中之一。这是因为募集队主要从事抗日宣传工作，并不实际参加对日伪作战，所以队员们身上的“红色”印记相对较浅，精简回家后很快就能淡化抗日经历，重新回归百姓生活。加之因宣传工作需要，募集队队员大都头脑灵活、能说会道、擅长交际，这对于打入日伪内部也是十分有利的。

1941年年底，已经精简回家一段时间的郭善堂受鲁中军区敌工部派遣，化名林洪洲，潜入泰安当起了街头擦鞋匠，并很快弄到了张“良民证”。此后，他在同为精简回家的原募集队队员侯希机的帮助下，开始为日本浅石洋行收购散布在民间的铜钱，运回日本作军工原料。

这个浅石洋行不仅是个日本掠夺我国资源的经济单位，而且还是日军驻山东部队特务机关的一个情报站。勤快的郭善堂不仅收购铜钱的业绩突出，而且平时乐于和洋行里的日籍人员打交道，甚至加入了日伪组织的“青年会”，很快就引起了以洋行经理为掩护的日本特务浅石的注意。鲁中军区敌工部还隔三岔五弄几张过期的《解放日报》让郭善堂交上去，浅石认为这是研究八路的重要资料，故而将他认为“很有培养前途”的郭善堂引荐给了日本军山东部队参谋长山田。

机灵的郭善堂顺利通过了山田对他的考察甄别，成了他麾下的中国籍特务。山田派给郭善堂的第一个任务，是想办法到鲁中根据地内部插“钉子”。为此，鲁中军区敌工部在我地方政权内特意虚拟了一个灰色角色，以配合郭善堂的潜伏行动，并紧一搭、慢一搭地通过郭善堂这条线给山田送去经过我方严格筛选、真假掺半的“情报”，进一步巩固郭善堂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

很快，山田招募了一个“对皇军忠诚而又很有办法的林桑”的消息在日军内部传开了，不但济南日本宪兵队将郭善堂纳入正式编制，驻济南的日军特务机构梅花公馆、泺源公馆、南新公馆、鲁仁公馆也竞相给郭善堂发聘书。一时间，郭善堂竟成了日伪方面炙手可热的“红人”，不仅能打骂伪军官兵，甚至还能当面顶撞日军下级军官。不过，在中国百姓中，“林洪洲”这个名字可就臭大街了。不知有多少恨得牙痒痒的热血人士必欲除之而后快。

在虎穴中混得风生水起的郭善堂并没有忘却初心，他日夜与魔鬼们周旋，想方设法通过联络员将获得日伪政治、经济、军事情报传回根据地。有一次，郭善堂的联络人之一，同样以汉奸特务身份打入日伪内部的李庆亭在传递情报途中，遭遇我鲁中泰西公安分局伏击身亡。由于郭善堂等人的真实身份只有鲁中军区敌工部的少数负责人掌握，而且我军这些“余则成”们的信息在任何我方文件中都寻不见踪迹，因此抗日军民都误以为铲除了一个危害甚大的汉奸特务，为此欢欣鼓舞，奔走相告。

然而，鲁中军区敌工部为此却是有苦难言。故而在向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舜初详细汇报来龙去脉后，军区才出台了本文开头所说的那项令军民们丈二金刚摸不到头脑的“奇葩”规定。

就在李庆亭被误杀后不久，郭善堂又不顾个人安危，送回了日军正调集兵力，准备分别从蒙阴和大汶口分进合击突袭李家楼子，妄图一举打掉我泰宁军分区指挥机关的重要情报。这份情报得到了我方从其他渠道获得情报的印证，因此预有准备的我军顺利粉碎了日军这次志在必得的突袭行动，并毙伤日伪军数百人。

气急败坏的济南宪兵队四处寻找泄密源头，最后竟将郭善堂也给逮了起来，什么老虎凳、辣椒水、电刑都给他用上了。理由是他们认为这位“林桑”平日里不嫖不赌还不抽大烟，做派和其他汉奸大不一样，因而怀疑他“暗通八路”。不过，机敏的郭善堂通过受审时的察言观色，正确判断出日军并没有掌握关于他真实身份的确凿证据，故而无论受到如何残酷的折磨都一口咬定自己是无辜的，宪兵队抓错人了。

郭善堂就这么硬生生扛过了整整一周的审讯，以至于宪兵队队长山本不得不怀疑自己“神经过敏”，最后不得不亲自向“林桑”道歉，并摆酒压惊。活着走出“阎王殿”后，郭善堂又受山本派遣前往东都镇活动。

虽说此时鲁中军区已经出台了未经军区批准不能随意捕杀汉奸的规定，但这规定只对我方党政军机关、部队有约束力，广大对此“想不通”的百姓却不太买账。结果，郭善堂在东都镇意外地遭到痛恨汉奸的当地农民暗算，被打成重伤，差一点就丢了性命。不过如此一来，反倒打消了日军对他尚存的一点怀疑，从此对他信任有加。郭善堂也没有因为“里外不是人”而心灰意冷，而是继续积极地为党工作。他不仅积极搞情报，而且还利用日军对他的信任，积极营救落入敌手的我方重要干部，并多次设计处置叛徒。

有一次，冀鲁豫军区敌工部部长武思平潜入济南活动时不幸被捕。但武思平扛住了审讯，没有出卖组织和同志，也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而是坚称自己只是个与八路军有往平的生意人，此次是受八路之托来济南采购根据地紧缺物资的。

组织上获悉武思平被捕后，动用各种关系展开营救。其中就包括指示郭善堂借参加审判的机会，将组织上制定的营救计划传递给武思平。郭善堂成功完成了任务，并取得了武思平的信任。武思平随后依计而行，假装表示愿意前往济南集贸市场指认八路军物资采购人员，以此“将功折罪”。刚开始，日军对武思平严加防范，在指认现场及往返途中布下了大批特务。但再鼓而衰、三鼓而竭，几天下来日方的监控渐渐松懈下来。武思平遂在我方营救分队的接应下成功脱离监控特务视线，顺利返回了根据地。

不过，革命队伍中并不全是武思平、郭善堂这样的意志坚定者。1943年，曾任泰安县县委副书记兼县委组织部部长的刘根明，因乱搞男女关系之事败露，害怕受到组织处理而叛变投敌，向泰安日本宪兵队队长宾川供出了大量我方机密，致使根据地遭受重大损失。

于是，像《潜伏》中的廖三民一样，郭善堂也很快收到了鲁中军区敌工部的“除虫”指示。一天，带着特务队在集市上四处晃荡的郭善堂与鲁中军区敌工部人员合演了出“双簧”。“目光如炬”的郭善堂在人群中揪出了一个八路军，当场从他身上搜出了封信，然后在押解过程中故意制造机会让其成功脱逃。最后，郭善堂只得“悻悻地”带着这封信找宾川队长复命。

这出戏演得颇真，随行的汉奸特务们都没瞧出破绽，个个在宾川面前绘声绘色地描述自己如何奋力追捕，奈何集市上人太多，八路又太狡猾，以至于功败垂成。宾川拆开信一瞧，发现是鲁中军区敌工部负责人写给刘根明的，祝贺他迅速取得了日军信任，并表示已经收到了他发回来的情报，勉励他再接再厉，争取更大胜利。

刚开始，宾川并不十分相信这封信的内容，因为刘根明供出的根据地机密已经得到了证实，而且根据他提供的线索日方也捕杀了我方几个重要干部，如果刘根明真是“假投降，真潜伏”，那八路军方面下的本钱也未免太大了些。况且这信得来的过程太过戏剧性，内容也未经过加密处理，怎么看都有些“小儿科”。

不过，宾川虽然将信将疑，但却架不住郭善堂在一旁“拱火”。于是，宾川决定给刘根明上刑，算是考验考验他。可还没等日本宪兵动真格的，这软骨头就熬不住了，立即顺着审讯者的口风编瞎话，说自己是受鲁中军区敌工部派遣打入日军内部的。不过，他同时表示自己要真心悔过，为“皇军”效犬马之劳。

既然当事人自己都招了，宾川也就深信不疑了。于是，他要求刘根明作“双面间谍”，给根据地送假情报。但刘根明出了审讯室就后悔了，觉得一切都与自己原先预想的不一样，如今落得两面不讨好，里外不是人。于是，他悄悄给鲁中军区写了封悔过信，请求同志们宽恕，今后愿意竭诚为人民做事，以求立功赎罪。

从这一点来说，刘根明还真不是做“双面间谍”的料。他也不想想，自己都“招”成那样了，日本人会不监控他吗？于是，刘根明的悔过信不出意外地被宪兵队截获了。这一次，日本人直接将他做战俘处理，塞进闷罐车运往东北挖煤服苦役，从此不知其所终。虽说此次“除虫”行动没能让刘根明立刻毙命，但如此结局也将其危害性降低到了最低限度，我方目的也算达到了。

郭善堂的真实身份，直到抗战胜利，1945年，当不明真相的群众愤怒地要惩办他这个汉奸时，八路军鲁中军区敌工部才对外公布：这是自己人。解放战争时期，归队的郭善堂担任了我山东军区政治部保卫部科长，继续在隐蔽战线上为党和人民工作。解放后，组织上出于各方面考虑，让郭善堂改名罗国范，继续留在军中做保卫工作。他的最高职务是北京军区保卫部部长，上世纪80年代以副军职待遇离休。

2021年10月7日，这位传奇特工离世，享年10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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