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也不做站长了 -
一提到北大营，都以为是沈阳事变那个北大营，但我要说的却是锦州北大营，位于锦州东北部郊区，民国时曾是张作相的军营，解放后分别是锦州步校（今大连陆军学院的前身）和炮兵11师的所在地，我70-80年代，在那里生活了11年，对北大营有着深深的眷恋之情。70年代末的大院，随处可见“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抓纲治国”这样的标语，“你ban事我放心”的宣传画普及率也很高，我们家就有一幅。但过了不久，这些就都莫名的消失了。后来才知道是华先生失势了。
大院里面风景不错，环境整洁，绿树成荫，安静有序，营房和家属住宅都是砖瓦房，道路都是板油路和水泥砖路面，比起旁边灰尘暴土且污水横流的农村和准农村的铁路系统的768（有棚户区的感觉），简直是世外桃源。每天的早中晚，大喇叭里会准时传出悠扬的军号声，飘散在大院的每个角落。当时不觉得什么，离开大院的多年后才领悟到那看似单调的军号声竟是世上最悦耳最亲切的声音。
玩
大院里治安很好，除了偶有的小偷小摸和小孩子打架，基本没有什么犯罪。但我还是不敢一个人在晚上到远处走动，一是那时路灯少到处都阴森森的，二是大院里面人少树多，风吹树动制造气氛，老感觉里面藏着坏人，所以只能老老实实待在家里。大礼堂老上映电影，最爱看战争片，解放军战无不胜，敌军抱头鼠窜，那叫一个过瘾！但印象深刻的还是恐怖片，那时人小胆子也小，看神秘的大佛和追捕，就把我吓得够呛。看印度的流浪者，那个坏蛋头子面目狰狞的喊话：去偷去抢去杀人去放火！至今仍在耳边环绕。看黑三角，凌元扮演的老太太在暗中偷窥的镜头，让我不寒而栗，更甭说把窗边站立的男尸一碰即倒的镜头，我就只有闭眼的份儿了。最登峰造极的是画皮，每当镜头里夜幕降临时，肯定就有状况发生，看这电影时我差不多是有一半时间是闭着眼睛的，心里急切盼望着白天场景的出现，有点浪费资源了。香港人拍片果然变态，只有他们才能把片子拍得如此吓人。幸亏那时没有午夜凶铃这样的片子，否则我肯定当场被吓晕。其实怪不得他们，直到现在我国还没有电影分级制度，以致我幼小的心灵在80年代的电影院里屡受摧残。
1982年，少林寺在大礼堂初映，那真是人山人海，盛况空前，从未有过这样大的视觉冲击，从没看过这么好看的电影，一下子，武打这个名词深入人心，打仗的片子只能屈居第二了。
有一次正在大礼堂里看电影，喇叭里面突然急促地通知所有干部紧急集合，我们以为出了什么大事呢，后来才知道是两伙战士在西门外的玉米地里面械斗（也就是就地取材的镐啊，锹啊什么的，管制刀具还是很难弄到的），需要大批军官前去制止，好象也没听说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每逢春节，大礼堂（或是旁边的房子）里面还有迎春文娱活动，猜谜，游戏什么的，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个转盘，每个格子上写着不同的奖品，最容易转到的是末等奖“糖一块”，这个就足以让我乐颠颠了。邻居国华的爸爸是大礼堂里面的干部，我们有时就借光偷偷溜进去，蹭看一些内部战争片，拿破仑，啊海军，山本五十六什么的。除了打仗场面，其余的看不大懂。这个场景和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很相似，看来偷看内部电影并不是我们的专利。
除了家里和学校，我们最多的时间都是在花园里度过的。虽然叫花园好像花不多，也没有规整的草坪，就是用树丛隔成许多区域，里面有或高或矮的树木，面积挺大。我们经常在里面玩藏猫猫，抓特务什么的，或者爬到树上玩，或者在里面闲逛。有时趁着没人，到旁边特务连的水房里玩哧水的游戏，每次玩到挎篮背心都快湿透了，很过瘾。现在看来太不爱惜水资源了，反省一下。
军人服务社里面卖好多让我们垂涎三尺的好吃的东西，我们无不向往之。但手头零花钱有限，家长又管的很严不许我们常去，所以我们还是望洋兴叹的时候居多。我妈妈就是服务社的工作人员，里面的阿姨好像都认识我，我却只认识其中几个人，那时我特胆小特腼腆，每次都怕被阿姨们认出来（这个对她们基本没有难度），我又不愿意喊张阿姨李阿姨，所以即便很渴望到里面大饱眼福，多数时候还是止住脚步，转到旁边的花园里玩去了。让我刻骨铭心的是，有一次自己在服务社后院里等我妈下班，小手不老实，这摸摸，那碰碰，看到一个废旧锅炉上有个小铁门，上去就拨拉，结果小铁门是坏的，没有轴叶相连，我右脚的小脚趾一下子就成了小铁门自由落体的牺牲品，立刻血肉模糊，疼得我哇哇大哭。至今那个脚趾的指甲盖还是不规整的。
服务社里还有一个卖肉的小伙子叫小于子，浓眉大眼，壮壮实实，留长发，蓄长须，爱穿白尼龙袜和皮鞋，爱骑大摩托，这在80年前后绝对属于时尚达人。他喜欢欺负小孩子，在开裆裤里抓一把什么的，我们都有点怕他。前日看到别人的回忆文章，说他70年代曾被一个步校留下的更厉害的小子揍了一顿，真大快人心呐！可惜这个消息是30年后才得知的，更遗憾的是没有现场目击这一激动人心的场面。
打靶场是个好去处。在那儿我们做2件事，1.捡子弹壳，基本都是AK47的子弹壳，极少数是54式手枪的，后者就成了珍品。我还捡到过一个未发射的54手枪的子弹，可见那时管理比较疏漏。2.打靶场旁边有两排桑树林，我们喜欢去采黑黑甜甜的桑粒儿（桑葚）吃。这个都是野生的，没人管也不违法，我从学龄前一直采到小学3-4年级，都没什么事，但某一天，有同学检举作为学生干部的我有爬树采桑葚的行为，不爱护树木，不符合我的干部身份，因此被老师勒令写检讨，我感到很冤枉，不认为那是什么错误行为，但迫于压力，不得不违心写了一份检讨，好在我的文笔不错，老师只拿到一份字面上很诚恳的检讨就pass了。
四分部和我们大院是邻居，但需翻墙才能过去。小学南边围墙外有个小湖，冬天结冰，就成了我们的溜冰场，大家自制各种冰车，冰千，有一种是下面一根铁丝着地，两脚蹲在小木板上的“单轨”冰车，大孩子滑起来飞快，让我很是羡慕，可惜我一直没学会。有时还有四分部的士兵巡逻，撵我们，害的我们趴在墙头，侦查哨兵的动向，安全了才敢跳下去，象打游击似的。
加工厂离我家很近，没事就去转悠，里面有一个很大谷仓，我们去那儿抓麻雀，在这相对封闭的空间内，麻雀再不是高高在上可望不可及的东西了，我们好几次都摸到了麻雀，感觉很刺激，虽未捉到，已经挺满足了。加工厂会议室有一台彩色电视，在电视不普及的年代，那简直是个宝，我们晚上常结伴去那里看电视，每次都人山人海，本来就不大的电视，我们在后面基本看不清人物的面孔，即便如此，我们依旧兴致勃勃坚持观看。
这是一个塑料加工厂，我们北边那趟房李建伟的爸爸是厂长。我的同学匡小军的妈妈在里面上班，经常拿一些塑料制品回家加工，好像是计件的，我也曾像模像样地跟着拿小刀削掉上面的毛刺。
我去加工厂的豆腐坊买豆腐，路过的一个屋子，里面常堆放着刚宰杀完的猪肉，那肉还一颤一颤的，看得我很迷惑。
加工厂附近还有很深的水井，青蛙在井底呱呱地叫着。我们有一次烤青蛙吃，大腿肉的味道还不错。那时物质贫乏，我们对吃充满了向往，除了蛤蟆肉，我还吃过后勤部门前桃树上的树油（看起来很好看，像果冻似的，但没什么味道），学校旁的槐树花（有点甜），路边的黑天天（好吃）和癞瓜瓢（很好吃）。前面提到的桑葚自然也属好吃的行列。我妈妈在去西门外的部队医院的路上，顺手在路边摘了几个毛豆回家给我们煮了吃，味道不错，但采摘过程有点胆战心惊，毕竟是“顺”来的。
大院北边的金屯和西边768（六百户），是我们经常光顾的场所。吸引我们的主要是那里的百货商店。768的大一些，有几层楼吧，金屯的小，只是一个农村的商店。但只要有食品的和鞭炮卖，对我们就是莫大的诱惑。清楚记得，在768的百货商店外面的卖糖稀的小摊，大冷的天，我买了几分钱的糖稀，用两根小棍（肯定是没消毒的且被反复使用的）搅几下，就放到嘴里吃，忽然刮来一阵大风，把糖稀的粘涎吹到我的衣服上，嘴里没吃到多少竟都被衣服“饱餐”了，好心疼啊。那边还有日杂店，是我们春节前买烟花爆竹的好去处。常买的有2分5一个的细细的牛皮纸包的二踢脚，画着孙悟空的浏阳我儿，还有当时刚上市的6毛钱一个的闪光雷。在大院北大门去往金屯商店的路上，有一家卖拍儿（piaji）的小铺，常吸引我驻足，现在家里还有当时扫货的成果：厚厚一摞崭新的画拍儿，从岳飞传（这个制作得最精美）到隋唐演义，挺新挺全的，都是整版的，没舍得剪成小圆片。这东西绝迹好多年了，不知现在到收藏市场上能否卖个好价钱。
西门外有一条铁路，沿着铁路向北走一段路，有一个小的金属加工厂，我们曾去里面偷铁片，就是形状尺寸与老式扁状雪糕棍儿类似的一种铁片，到现在都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我曾拥有一大把这样的铁片，也玩不出什么花样来，只是手里有大量别人没有的东西，就是一种炫耀的资本。我记得那个工厂的围墙不矮，我在外面放风，大我2岁的邻居国华跳进去拿铁片，他刚得手跳出来，远处就有门卫追来，吓得我们落荒而逃。他们还有人把长铁钉的尖头部分放到铁轨上，等火车的轮子压过，尖头就变成扁扁的菱形，象杨二郎使的方天画戟一样，手里又多了一个别人没有的宝贝，甭提多美了。但我当时胆小，又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直觉告诉我这么做是不对的（不确定能否造成翻车），所以一直没有亲自实践过。
老英雄
大院最知名的人物就数郅顺义了，董的老乡兼战友，本身也是全国战斗英雄，并不完全靠董的光环。他孙子郅军和我是同班同学兼好友，我常去他家玩。他家是师级干部的联排别墅，二层楼，楼上楼下，很气派，最主要是自己家里就有水厕，让我们无比羡慕。
老英雄家里有数本有关董事迹的连环画，使我对英雄怎么炸碉堡有了直观的感受。他家还有一个好玩的东西——电话，我无限向往之，好几次忍不住拿了起来，里面立刻传出接线女兵的声音，请问首长要接哪里，我一句话不敢说，慌张地把电话塞回去，还心有余悸地担心人家会按图索骥追查过来，马上借故离开了他家。那时只有大院的高干才有电话，在我们眼里电话机属于奢侈品，很神秘。他家还经常有新鲜的东西，他老叔是空军，拿回来一些飞机模型和机枪子弹壳给他玩，我看了很喜欢，借机玩玩摸摸。好多新鲜玩意我是第一次在他家看到的，比如魔棍，比如方便面，那时的方便面包装上印有一只鲜艳诱人的大虾，令我垂涎，里面却找不到虾的影子，令我迷惑。那时的油料包和现在的不一样，是装在一个小虾塑料模型里的色拉油，我们把它弄破后尝了尝，竟然没有一点虾的味道，挺失望的。
老英雄的待遇还在于去澡堂可以享受单间的待遇，而我们大人小孩都挤在一个大池子里面，更衣室还离得挺远，脱得精光后穿上笨重的木拖鞋，冻得哆哆嗦嗦的走向大池子。我爸有时挺活络的，不知走什么关系，带我哥俩进到单间区域蹭过几次澡，有一次遇上换班的管理员或者上级领导什么的，在走廊里大声吆喝着要驱逐不符身份者，我爸久经沙场，没当回事，把我哥俩吓得躲在插紧的门后大气不敢出。
老英雄是有名的好丈夫，对农村出来下肢瘫痪的原配夫人很好，两人一直相伴到终老，令人佩服。好多媒体报导过他们的事迹，因为高干里面不嫌弃糟糠之妻的实在太少了。
我小时候写的作文，不止一次写到大清早看见老英雄在马路上打扫落叶，激起自己爱劳动做好事的热情云云，坦白地说，我一次都没看见，都是想当然的结果，但这丝毫不能掩盖老英雄的伟大。
上学
大院里的小学叫向东小学，之前之后好像叫过五七小学和北大营小学。我在那里一直读到四年级上学期结束。
小学和幼儿园连在一起，空中看呈一长方形。好像原来是地主大院（张作相的姨太太的府邸？），也有说是日本人盖的。幼儿园那部分雕梁画栋，木板地面，很漂亮。我上学后曾去跟小朋友们蹭看了一场锦州木偶团的木偶表演，十分喜欢，有时去他们院里的滑梯玩，也很开心。可见我上学头几年的爱好还是脱离不了幼儿园时期的“低级趣味”，也可能是因为我一天幼儿园都没上过，始终对其充满了好奇和向往。
入学前还有个小测试，拿出一些图片让我认，其中一个图片，我看了看，说是卖鞋的，还有衣服，而没有准确说出商店这个标准答案，算是一个缺憾，其余的都答对了。其实全部答错对入学也不会有什么影响，毕竟大院就那么几个学生。
1-2年级的班主任是年纪较大的和蔼可亲的刘亚兰老师，我们乖乖地背着双手坐在长条板凳，她洪亮的声音就在耳旁萦绕。至今仍清楚记得她带领我们拍手加蹦跳做上上下下的徒手操的场景，她高大的身影动作起来不失灵活。
刘老师培养了我两个习惯：一是摘录优美词句以便今后写作文用，二是记录每一课的多音字并组词，这两项我都坚持到了小学毕业，只是当时毕竟太小，脑筋不够灵活，把每一课都有的N多的“的地得”，皆不厌其烦的一一写下它们，每次都把我累得够呛。
上语文课最喜欢的就是分角色朗读，每次我都把手举得高高，心中祈祷自己分到角色的对白不要太少。有一次在全校面前和一位女生分角色朗读小燕子的课文，我当小燕子，她当妈妈，感觉被她占了便宜，心中略为不爽。
我的语文成绩一直不错，作文也屡受好评。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描写某国庆节在市里看到的阅兵式，文末写道“在回来的路上我还沉浸在阅兵式的精彩场面里…”，被老师评为神来之笔，其实我也是引用的。
这个作文还贴在黑板上供大家阅读。
我们那时还学珠算，上下学的路上，大算盘在书包里哗啦哗啦直响。当时那套“三下五去二”什么的口诀背的很熟，手指也打得飞快。可惜现在全都忘掉了。
学校还举办过一次查字典比赛，赛场上一个个把蓝塑料皮的新华字典翻得飞快，我差一点就满分，因为一个多音字，我匆忙中只写下第一个读音所在的页数，把第二个读音给忽略了，因此屈居第二。
一次春节表演节目，我和别人说相声，段子是新少年上面的，借猫和老鼠来宣传多吃蔬菜避免夜盲症什么的，其中有一句“打着手电多么好”我仍印象深刻。为此我还下功夫背了好多天台词，比背课文都卖力气。
课间我们常玩占城的游戏，画两个大框，分成两伙分据其间，要从中间过道通过，被对方推到城里就出局，哪边最后幸存人员把对方的角落占领即告胜利。还有跳格子，踢口袋，跳绳，撞拐子，迈步，都是我们的最爱。
我小学时是班长，3年级开始又当上了大队长。各方面都很积极，上交的蓖麻籽和蛹壳的数量都名列前茅。我们班老师还号召大家储蓄零花钱，我存的钱也最多（多管家长要呗）。因为我家离学校较近，我还负责明天早上开门。比较痛苦的就是严冬的早上，一片漆黑中我6点多就到了学校，整个校园就我一个人。我静静地坐在教室里，听着暖气管里哗哗的水声，想着这个学校和幼儿园曾经闹鬼的故事，不免有些害怕。
当然也有高兴的时刻，天蒙蒙亮时，行走在学校北边寂静的树林中，忽然听到匡匡的声音，抬头一看，高高的树枝上，一只啄木鸟正卖力地啄着树干，我不由得驻足观看。以前只是在书本上读到的动物，此刻就活生生在头顶的树上捉虫，真的很开心。
我们班级搞小红花评比（学习+劳动+综合），我的小红花一直最多，排在第二位的经常是一位叫王小华的女生。我曾经跟老师去市里参加一个太和区的少先队活动，在那里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鼓乐队的表演，就是所有小学生在重大活动最常演奏的那个曲子，我当时的感觉是两个字：震撼，具体一点就是热血沸腾，激动啊。可见我们的小学有多么闭塞了，连个鼓乐队都没有，也极少有和外校接触的机会。我这个学生干部才偶尔有这么一次“开眼”的机会。回去的路上，老师给我们发了干面包吃，那时已过中午，饥肠辘辘中这面包可真香啊，但有一点缺憾，没有水或饮料，吃到后来有些干噎，如果有水或饮料就太完美了。
我们那时还号召学雷锋做好事，我自然不能落下。冷风瑟瑟的一天，我带领几个同学去部队的猪圈打扫卫生，可是那儿一个战士都没有，只有几头脏兮兮的猪紧张地盯着我们手中的笤帚。我们既怕猪咬我们，它的窝也确实下不去脚，只好在外围草草扫了几下就回去了，没有目击者也就没有表扬信，只是我的作文多了一个真实的素材而已。
大院的学校还有一个其他学校没有的特色，就是“向阳院”，即部队派几个品学兼优的战士做我们的假期辅导员，带着我们进行各种活动，最好玩的就是去东面的紫荆山远足。我们背上军用水壶，带点饼干面包之类的干粮，排队徒步很远的路程去紫荆山，那里林深草茂，有好多大院见不到的小动物，我们经常捉几只蝈蝈回家玩。每次参加这个远足我们都很兴奋，虽然全程走下来很累人。
每年清明节，我们都要穿上白衬衫蓝裤子，列队步行至锦州烈士陵园的很有张力的梁士英雕像下，祭扫烈士墓，我们把这也当做远足，因为能看到外面的天空，能吃到平时吃不到的饼干。可见我们当时多么容易满足。
我们小学还发生过一件我记忆深刻的大事，就是大院里的两个孩子去靶场旁边的一个小湖边游泳或是玩耍，其中一个不慎滑入湖水深处再也没有上来，后来大家很形象地形容那是一个炒锅型的湖底，所以很容易就滑进去了，等到孩子们慌乱地喊来战士进行救人，捞出的只是一具冰冷的尸体。这件事对学校的触动很大，全校开大会进行批评教育，我清楚记得那个湖边幸存的孩子，站在众人面前，把头深深埋在胸前，听着校领导在大喇叭里面的批评的场景。批判会的中心思想就是再也不允许去野浴，这个原则我遵守至今。
我还负责收集一些同学的假期作业，送到老师家里批阅，这样做的好处是既是能督促大家按时写作业，又能减轻老师开学全部批阅的负担。那时没有补课，家庭作业也不多，所以我们放学后的快乐时光很多，不是现在的孩子能想象的。
每个年级只有2个班，每班不到30人，因为就这么多干部子弟，真正的小班教学啊，呵呵。老师都是干部的家属，有师范背景的优先，否则文化高一点也成，总之就是拼凑起这么个摊子，解决了干部子女入学难的问题。但弊端也是很明显的，一是受规模和性质所限，教学设备缺乏，连篮球架和足球门都没有，师资力量不足，与外界交流不够，整体教学水平偏低，只是比周边农村如金屯的学校强一些，和市里的小学根本没法比，二是因为大院里没有中学，所以小学五六年级的孩子大多各找门路，去西边的铁路系统中小学或更远的市里的学校读书，以便能跟上人家的进度并早日适应那边的学习生活。这样一来，向东的五六年就剩下很少的几个学生，真的是人心惶惶，晚景凄凉。我还好，4年级就成功“出逃”，没机会体验长途跋涉去外面借读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