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历史教育教学论文

萧功秦，湖南衡阳市人，1946年9月出生于陕西西安，1981年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 。著名历史学者、政治学者 ，中国新权威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主要代表学者 和中国新保守主义的代表学者。现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预测”专家、中国国有企业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青年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社会科学联合会委员、上海市历史学会常务理事、海峡两岸学术交流促进会学术委员、《大公报》特邀评论员、台湾大学《政治科学论丛》编辑委员 、《天下》杂志的编委成员。著有《中国的大转型》、《儒家文化的困境》、《危机中的变革：清末政治中的激进与保守》、《反思的年代》、《与政治浪漫主义告别》《萧功秦集》等专著 。萧功秦倡导中道理性、务实温和的改革观，强调中国应该防止威权体制进入路径锁定状态，主张通过渐进改革，大力发展社会自治组织，为走向中国社会主义民主体制创造条件，最终走出新权威主义。萧功秦自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被认为是中国新权威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主要代表学者，其研究成果在国际与国内学术界引起广泛反应 。曾应邀在德国、瑞士、法国、日本、美国、新加坡、台湾与香港等地大学与研究所从事访问研究。曾应邀为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阳光卫视、团中央书记处、广西自治区党委、中组部直属大型国企领导干部研习班、河南省人大常委学习班，及国内外大学作当代政治发展与二十世纪中国史的学术讲演。

1946年，衡阳人，出生于陕西西安，在衡阳萧氏家族中，属功字辈，西安古称秦，故以此取名。在四川度过儿童时代，七岁后来上海生活。初中就读于上海华东师大一附中。1965年毕业于上海虹口中学高中部。高中毕业后因为出身问题未能被北京大学录取，被分配到上海区的一家机械厂当学徒。于是在工厂开始了12年的艰苦自学。 1978年，考取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专业研究生。师从韩儒林先生。1981年毕业，获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学位。1982年起，在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1987年晋升为副教授。现兼任上海市历史学会常务理事。台湾大学《政治科学论丛》编辑委员。曾参加了1986年在南京召开的国际元史学术讨论会。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被认为是中国新权威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主要代表学者，其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广泛反应。先后赴德国波恩大学，瑞士日内瓦大学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台湾政治大学等大学进行学术访问。1998年，受美国政府邀请为“国际访问者计划访问学者”。 1999年，为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系访问学者 。2001年9月至2002年2月，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访问学者。 2004年4月至2006年11月，为台湾政治大学访问学者 。

萧功秦，湖南衡阳人，陕西省西安市出生.1981年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台湾大学《政治科学论丛》编辑委员，著有《儒家文化的困境——近代中国士大夫与西方挑战》，《萧功秦集》，《危机中的变革——清末现代化进程中的激进与保守》，《与政治浪漫主义告别，《知识分子与观念人,《中国的大转型》等专著。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被认为是中国新权威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主要代表学者，其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广泛反应。研究领域包括：当代中国政治转型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政治通史，近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史。主张保守主义，被评为新权威主义的孤独代言人。。给楼主两个链接，仅供参考: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dfzl/2012/0103/51354.html超越左右两翼，重新审视重庆模式http://blog.163.com/xiaogongqin@yeah/friends/#m=0他的博客http://site.douban.com/106701/widget/notes/91769/note/96830175/为什么我们缺少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

《家书中的百年史》（萧功秦）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链接：https://pan.baidu.com/s/1XzVWmdzVUhC2l_B32c7NpQ 提取码：sqy9书名：家书中的百年史作者：萧功秦豆瓣评分：7.8出版社：华夏出版社出版年份：2014-7页数：232内容简介：从太平天国到抗日战争，从新中国的成立到抗美援朝，从“文革”到改革，近代中国历史借由家书这一传统形式被真实地记录了下来。作者萧功秦披露了他的家族隐秘多年、不为人知的故事，并写下了部分亲友 的人生际遇 。它们共同构成一段普通家族的百年沧桑，从中也可以看到近现代中国大历史的缩影。作者简介：萧功秦，湖南衡阳人，1946年生。1981年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现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被认为是中国新权威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主要代表学者，其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广泛反应。著有《儒家文化的困境：近代士大夫与中西文化碰撞》《萧功秦集》《危机中的变革：清末现代化进程中的激进与保守》《与政治浪漫主义告别》《中国的大转型》《历史的眼睛》《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走出中国转型的困局》等。

《论大蒙古国的汗位继承危机》，《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5辑，1981年；《英宗新政与南坡之变》，《元史论丛》第2辑，中华书局，1983年；《论元代皇位继承问题》，《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7辑，1983年；《忽必烈时期儒臣的反功利思潮及其政治影响》，《上海历史学会论文集》第一集，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元代理学散论》，《中国哲学》第13辑，人民出版社，1985年；《儒家文化的困境 ——近代中国士大夫与西方挑战》，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萧功秦集》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历史拒绝浪漫--清末保守主义与中国的现代化》，台湾致良出版社，1998年；《危机中的变革——清末现代化进程中的激进与保守 》，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与政治浪漫主义告别 》，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知识分子与观念人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中国的大转型：从发展政治学看中国变革 》，新星出版社，2008年；《反思的年代》，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历史的眼睛》 ，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儒家文化的困境:近代士大夫与中西文化碰撞》（再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危机中的变革：清末政治中的激进与保守》（再版），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走出中国转型的困局 》，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 《中国转型的困境与出路》、《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创新的历史考察》《后全能主义：中国当前的政治体制》、《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从传统主流文化中汲取民族主义资源》、《中国意识形态创新的具体机制》等数十篇，论著三百余万字。十余篇文章被译成英文在国外权威刊物上发表。

一切特立独行的人格都意味着强大。——加缪《反抗军》 世间有一条看不见的规则，一个人是异数，人多了便是寻常。特立独行的人，则会不可避免的遭到周围人的排斥。 所谓的特立独行并非是染着五颜六色的发，抑或是穿着奇异亮眼的衣服。这里所指的是在人生道路的选择，或是内心深处的追求与众不同。 在当代社会里，对于物欲的渴望无疑早已成为主流，这仿佛成为了人们唯一的人生目标，倾尽一生只为金钱，渐渐地，人们也容纳不下有其他目标与追求的人了。 在学校中潜心学习的学生反而可能会被孤立，觉得他一定就是死学，或者嘲讽其为书呆子。在公园中，你兴之所至高歌一曲，素描写生，抑或是拉一曲小提琴，就会有很多人不屑的讽刺为显摆，做作。即使弹琴唱歌再动听，绘画技艺再高超，在很多人眼里还不如一个开着超跑从他身边绝尘而过的人值得瞻仰赞颂。2 如今的教育同样也逐渐功利化，同质化，且不说高中，就算是大学，也变成了一个职业培训中心，丝毫看不见精神上的启蒙与传承。它的责任似乎变成了向社会中输送一个又一个被加工组装好了的工作机器。 在萧功秦的文章中曾提过这样一个例子：看电视中的《亲情》节目，说的是一个湖南成绩优良的高中生，性格内向，喜欢哲学而不愿听从家长的意旨去考大学建筑系，他放弃了考到一半的高考，回家后老师与同学，心理医生都说他有精神病，七年前离家出走，至今未归。母亲在电视上述说着自己对儿子的思念，希望这位失踪的儿子能与她联系，并保证再也不会干预儿子以后的生活选择。在中国，几乎人人都知道高考意味着什么，所以当一个学生说自己不想高考，反而希望潜心研究哲学的时候，人人都以为他疯了。而这一切都只是因为他们并不理解这个孩子，或者是他们的追求不一致。 对他来说，学术研究胜过一切，甚至可能远甚于生命，更别提所谓的前途工作。他找到了毕生所爱，找到了存在的价值，不想为了所谓的前途金钱而学习。但理想带给他的不仅仅是人生方向，指路明灯，更是巨大的外界压力，就连医生也确诊其为精神病。在中国，一个想要潜心研究学术的人想要生存下来，得到肯定，真的有这么难吗？ 回想一下我们学习的时候，谁不是为了考试而学习，谁不是为了以后的工作而学习，谁又不是被逼着学习。但这个喜欢哲学的孩子不是，他想为自己而学，为学术而学。 孔子曾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里所说的是学之三重境界： u2022“知之者”，把学习作为一种任务，把工作视为谋生手段，能够按部就班完成任务。此为第一境界。 u2022“好之者”，能够从学习中获得成就感，能够对专业有专门的研究，能够培养健全的人格，能够趋慕生活的真善美。此为第二种境界。 u2022“乐之者”，以学习和奉献智慧为快乐，以获取爱心为快乐，以坚守信仰为快乐，能够让心灵相遇对话，让生命激情燃烧。此为第三境界。 加缪在《反抗军》里写到，一切特立独行的人格都意味着强大。但现实却是很多特立独行的人都被现实所打倒，他们在羽翼还未丰满的时候，就被拔掉羽毛。所谓的特立独行并不一定是你错了，可能是你所处的环境错了。 在《月亮与六便士》里追求理想，献身于绘画事业的斯特里克兰德在英国或法国是个不合时宜的人，就像“圆孔里插了个方塞子”。而在塔希提岛上却有各种形式的孔，什么样子的塞子都能各得其所。斯特里克兰德到塔希提之后并非脾气比过去变好了，不那么自私了，或者更富于人情味儿了，而是塔希提的环境对他比以前适合了。假如他过去就在这里生活，人们就不会注意到他的那些缺点了。他在塔希提所经历到的是他在本乡本土不敢希冀、从未要求的同情与包容。 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一个地区或是国家对于不同思想观念的包容度和其经济发展的程度是成正比的。 若将目光放的更广阔些，就可以看出很多发达地区的人们生活追求是比较多元的，他们并非只向往金钱，或是成为亿万富翁。他们中有极限运动爱好者，也有潜心于学术的研究者，或是醉心于艺术的艺术家。 也许很多人会认为，只有富人，才有资格追求理想。或者是只有经济发达之后，文化才能变得更加多元，其实这样的观点倒有些本末倒置。 萧功秦曾指出那些已经相当富裕的海外中国新侨民中产阶层仍强烈地追求实惠，在他们身上，似乎丝毫看不出有什么新的价值观出现的迹象。就拿越来越富有的台湾来说，金钱至上潮流，已经发展到越演越烈的地步。或者是拿香港来看，号称为世界上第一自由港的香港，拥有六百万高素质人口的特大都市，除了香港中文大学办了一份《二十一世纪》外，居然找不到一本本地人办的纯人文刊物。这是不是表明，香港的中国人比日本人更像是经济动物呢？ 我们的民族需要创造力，需要创新，就一定会需要这种特立独行的人。抱着功利性的目的读书，研究学术，难免浮躁。而以研究学术为己任，却能够沉下心来，达到常人所达不到的境界。进而才能了解事物的本质，只有将事物研究透彻，把握其本质，才能拥有找到同中之异的观察力，那才是创新的力量。 “一个不能宽容特立独行人生态度的民族，是很难产生天才的。”《论语》中曾有言“道高则禄来”，一个人若将一件事做到了极致，生活总会给他相应的回报。 若有真心喜欢的事，那就沉下心来，像个傻子一样去努力，别管路有多么坎坷曲折。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别问为什么，也不要管以后会碰到什么。只有走，才是最重要的。 《荷马史诗》：既然庸庸碌碌也难逃一死，何不奋起一搏呢？

萧功秦(以下简称萧)：我觉得这可能和长期的教育文化传统有关，家长制的文化造成了这样的结果。比如，今天我在电视里看到这样一件事：一个幼儿园的教师，女儿也在她的班上。她的女儿和别人打架，她不去劝架，反而去打别人的孩子，足足打了十分钟。电视里把录像放出来，引起社会关注了。我想电视里那个被打的小孩，刚刚进人人生的最初阶段，就这样被教训，将来怎么让她能够用一种很自信的眼光来看世界呢?她肯定是受压抑的。我们的家庭教育，包括狼爸虎妈之类的家长制教育，也不会让孩子从小培养出自尊与自信。 中国可能有两种类型的人：一种人很得意，自我感觉特别好，这只是少数。这些人有钱，或者是执政精英，或者是所谓的商霸。另一种人处于一种被支配、被压抑的状态，或者说不自信的状态。我想你对这个问题的观察很仔细。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当你看到一个民族的大部分人眼睛里充满了从容、自信的时候，那么这个民族就处于另外一个新时代的氛围当中了。我记得改革开放初期，罗中立有一幅画像叫《父亲》，那个父亲的眼睛给人的感觉就是岁月的沧桑中充满了期待，但他的眼神中没有自信。他就是这片黄土地上必然的一个产物，我觉得画得非常透彻。 郑：刚才我说的是对所谓的普通人的观感。知识分子也感到迷茫。比如，北大的钱理群教授就说过，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但是似乎并不知道该怎么思考问题。总觉得这样说有这样说的道理，那样说也有那样说的道理常常很难作出判断，不知道自己何去何从。他还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知识分子丧失了自由思考的权利，但他们的心态非常积极，他们觉得很有盼头，今天，知识分子有了思考的权利，但却陷入了集体的迷茫之中。上海学者王晓明先生也曾说过：我觉得自己丧失了信仰，我在精神上没有根。我是一个人文学者，可我常常怀疑自己的学术立场，我为什么要采用这样的分析方法?我究竟为什么要做这样的研究?我也愿意做一个知识分子，向社会尽一份批判的责任，可我常觉得自己无话可说，因为找不到一个能令我真心服膺的批判立场。不仅我是如此，你放眼四望类似这样的立场的缺乏，这样的精神的失语，是不是也相当普遍呢?至于那种嘴上嘲骂一切，心里却一个劲儿地盘算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佯痞风气，更是把文化界精神沉沦的深度，触目地标示了出来。整个儿取消信仰和认同问题，竟然会成为流行风气，中国文化人的认同困境，实在是非常严重了。钱先生、王先生的感觉，你同意吗? 萧：我觉得，一个知识分子或者一个学者，他感到迷茫，感到有一种无根的感觉，有几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中国问题太复杂，他有一种价值关怀，但是找不到实现这种价值关怀的具体方法，所以有思想上的迷茫，有精神上找不到出路的感觉。不像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时的人刚迎来改革开放新时代，拥有那时人所特有的单纯的乐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自信。 现在，作为一个追求自由的知识分子，包括我们自己在内，一方面觉得自由是那么可爱，但是一方面觉得在中国实现这个目标又是那么的困难，许多知识分子似乎看不到把这个目标实现的具体的办法，内心就有一种焦虑感，由于思想上没有一种以理性为基础的对目标的强烈的感觉，而产生一种焦虑或迷茫，这是第一种类型。 第二种类型是另一种情况缺乏精神资源。每一个时代的中国人都有那个时代的精神资源来支撑。这种精神资源和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无论是古代的朱熹还是张栻，这些古人有崇高的志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们虽然都有自己的困境，但同时也能自得其乐。用张栻的话来说，贵在自得，他不在乎外面怎么看他。他那个资源来自他们所体认的、类似于宗教信念的儒家的信念。儒家的这种信念不是个单纯理性的东西，其中还有很多复杂丰富的感悟因素，还包括有着家族的、文化的、道德的、审美的诸多因素的支持，这种与一个民族千百年集体经验结合起来的儒家信念成为他精神资源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包括孔子所说的岁寒而知松柏之后凋、吾欲仁，斯仁至矣，种种东西，都在里边。 我们这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和所有过去的知识分子最大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在于这个根基儒家的根基没有了。我说的根是一种内在的、从生活中逐渐体验出来或者说接受下来，作为我们这个民族的集体经验组成部分的那种根，那种以古人所说的群经与礼乐文章为基础的、渗入到我们的精神骨髓中的文化的根。我们民族从五四开始，到持续到极端的文革时代的激进反传统主义盛行了大半个世纪，那是一个彻底打倒孔家店，已把几乎所有传统的东西都当成封建邪恶的东西砍除掉的时代。 到现在改革开放以后，虽然已经没有了反传统的话语统治，情况似乎要好了，然而，不利的是，那些曾经沐浴于传统的真善美价值中的先辈，已经过世，我们再也没有老一辈先贤与师长的言传身教，没有他们直接的生活榜样来影响自己。实际上，至少直到在二十世纪中期以前，这种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先辈对后辈的示范作用，在几千年的历史上没有断过，但到我们，则出现了断层，这是自孔子以来到我们以前的这八十代的中国人中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文化断裂。我们是自孔夫子以来第一代生活于文化断裂带的中国人。在我的记忆中，元朝废除科举之后几十年，那时的士大夫也有过一种断裂感，从明代方志中，你可以隐约感受到，但远不如我们今天那么严重。

（共16分）（1）“旧瓶”：君主专制政体；纲常礼教。【任答1点得满分2分】“新酒”：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每点2分，任答2点得满分4分】（2）内容：建立中华民国；颁布《临时约法》；实行责任内阁制。【每点2分，任答2点得满分4分】（3）标志：《1787年宪法》。（2分）原则：分权制衡、民主共和原则、联邦制原则。【每点2分，任答2点得满分4分】 试题分析：本题主要考查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尊重材料是做对历史题目的唯一秘籍。（1）做本题一定要注意：清王朝的开明专制化运动的时间是在19世纪60年代到1911年，严格按照这个时间去做题，就不难发现“旧瓶”当然是指维护封建制度和三纲五常之类的。新酒就是指清政府在19世纪60年代到1911年这个时间段做了哪些新的事情，自然就会答上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本题关键要牢牢抓住“19世纪60年代到1911年”这个时间段。（2）孙中山的议会民主政治模式有哪些内容？就是要回答《临时约法》的具体内容，因为孙中山的议会民主政治模式就是通过《临时约法》的具体内容来体现的。所以此问的答案要点应该包括：国家的权力属于国民全体，建立中华民国；总统制，参议院 、众议院，还有针对袁世凯而实行责任内阁制。孙中山的议会民主政治模式主要是借鉴美国的政治模式。（3）美国的近代民主政体确立的标志当然是：《1787年宪法》。《1787年宪法》是伟大的妥协，它很好的解决了美国建国初期的三对很大的矛盾，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大州和小州的矛盾、南方和北方的矛盾。《1787年宪法》的基本原则也是《1787年宪法》的基本内容，例如，三权分立原则、分权制衡、民主共和原则、联邦制原则，特别是《1787年宪法》率先实践了三权分立的原则。近代中国的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孙中山的议会民主政治模式

不久以前，我们去看一位从美国回上海探亲的朋友。这位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二十年前赴美国留学，他谈到多年以来在美国生活，感触最深的是，在美国的中国人的生活追求，与西方人相比，有一个相当大的区别，那就是旅美中国人无论事业成功与否，无论属于哪一个阶层，似乎都非常重视物质生活方面的追求。只要中国人在一起，无论是台湾人、香港人、大陆人还是多年旅居美国的华侨，都非常实际，讲求生活的享受与安乐，中国人平时谈话的内容不外乎是房子、汽车。在世俗生活的享受方面似乎有很强的从众心理，不像西方人在人生追求方面那么多元化。在西方，确实有不少人只关心自己的物质生活，但也确实有为数不少的人在追求其他东西，例如有的人喜欢冒险，而在日常物质享受方面则相当随便，有的人成了事业上的亿万富佬，但生活却十分朴素，始终开一部普通的车子。钱赚得再多也不会想到买什么高级轿车。他们对于别人以何种方式生活，追求什么，物质生活得如何好，可以完全不在乎。每个人都以自我为中心，追求自己觉得值得追求的价值。换言之，中国人的人生追求相对而言则十分单一，而且很在乎别人如何看自己。既然社会上以物质生活为中心，在从众心理的支配下，人们也就自然会去摆阔，以此来显示自己的成功。西方人的生活追求则比较多元化。甚至连日本人也比中国人生活价值的多元化追求方面要丰富得多。这位朋友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文化问题，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在人生目标追求上中西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反差，我过去也隐约感觉到了。就拿我所接触到的文科研究生与大学生来说，就我多年教学所知而言，其中相当强烈地出于对本专业由衷的热爱而选择这一专业的学生实在并不多。前不久我见到一位来上海开会的美国女教授。十八年以前，我在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就与这位研究中国历史的留学生成为好朋友。她现在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一所不太有名的大学任教。她说，她希望的是提早退休，这样，她就可以有足够多的时间来自由地研究中国文化与历史。因为她现在上课太忙了，最缺少的是自由支配的时间。她还说，她生活很简朴，只要再积一些钱，提前退休以后的生活不会有问题。这种把学术视为生活中最重要的价值追求的生活态度，在美国并非少见。在美国大学里，人文学科的助理教职的收入并不那么有吸引力，然而往往会有数十个博士或博士后宁愿不要去公司赚大钱，而要前来应聘，大学教职竞争非常激烈。我曾向一位美国朋友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既然获得一个大学文科教职是如此困难，为什么在美国还是会有那么多人选择去读文科学位呢？这位朋友告诉我，这是因为他们确实有志于哲学、历史、文学与艺术专业，确实以此种学科当作为自己由衷的爱好，他们才会做出这种选择。当下中国人的价值追求的单一化、同质化，我在日常生活中就有深切的体会。记得有一天晚上，我的自行车坏了，正在车摊修车时，放在车架上的一本《西方哲学史》的书名给一位路旁休息的中年人看到了，他好像是突然发现外星人似的惊讶地看着我，并自言自语地说：“哈！哲学！现在是什么时代了，居然还有人在读哲学！”这件事至少可以说明两点，一是这位市民周围确实长期以来没有人对于纯粹属于人文领域的事物有兴趣，否则他不会把我看成异类，并如此真切地感到惊讶。其次，他非常自然地认为，所有的人都理应追求与他所追求的同样的价值。他无法理解别人追求一种与他不同的价值是合理的、自然的。他的表现正是他的人生态度的一种最自然的反应。我用这个例子只想以此来说明，中国人在人生价值方面，确实相当普遍地存在着一元化、、板块化、同质化现象，中国人的价值观分化程度很低。用这个例子可以从反面来说明，什么是“特立独行”的生活态度。另一个例子是，去年有一天，我的一个发了小财的初中同学请我和其他几位同学吃饭，在开往一家大饭店的出租车上，他突然大发感叹，说我们当中最可怜的就是笔者本人了，他说这是因为笔者现在还在拼命读书。在他看来，在当今中国读历史书又能赚多少钱？对此我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才好，我确实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对他的想法提出反驳，因为这实在不是一个简单的常识问题，而是一个不同的生活价值态度问题。这个例子之所以特别有意义，是因为这位朋友在中学时期是全校最杰出的优等生，他的作文常常被语文教师当作全校高中生的范文印出来让大家欣赏。而现在他却非常真切地把金钱与享受，作为人生唯一值得的追求的价值来确认，并相当自然地认为，可以以此作为唯一的尺度，对别人幸福与否或可怜与否来进行评价，丝毫不觉得这样做有什么不妥。至少这个例子可以说明，这种一元论的拜金主义、功利主义、世俗化的价值观如同潮水一样已经渗透在我们活着的一代人中。以至于这种价值优势已经取得可以指点江山、臧否人物的霸权地位了。再有一个例子是，去年七月我在旧金山硅谷参加了一个中国新侨民举办的家庭聚会。我满以为这些旅居海外的朋友会由于我这位刚从国内的老乡的到来，而问及有关中国的一些话题。然而在整个聚会中，人们谈的只是各自如何赚钱，刚买不久的房子又涨价了，附近什么地方的托儿所最便宜，等等。人们几乎完全没有注意到一位中国大陆来客的存在。也根本没有想到问问自己的故乡有什么新鲜有趣的事情，中国有什么变化，中国有什么问题，未来会怎么样。回来的路上，我对此十分感叹，询问带我来参加这次聚会的朋友，这是为什么，我的朋友一时也回答不上来，只是说，“这里大多数中国人圈子谈的都是这些。不谈这些他们还有什么可谈的？”为什么会这样？是由于中国人的国民性中缺乏超越性的价值追求？是由于中国文化中有问题？还是是一时的、过渡性的现象？有人说，这是由于中国人长期以来太穷了，穷怕了。所以会以十倍的努力来追求自己从来没有真正享有过的东西。因为人毕竟是有欲求的动物。从古北新区访友返回家后，我通过电话向我当年的一位中学老师谈及这个问题，这位老师用杰克伦敦的一部小说里的情节来说明这一点：当一个落水者在海水中被救起时，这个被救者会不自觉地把船上的水与食品偷偷藏到怀里去。因为他在海水中实在渴怕了。正因为如此，这位老师认为，将来中国人富了以后，一切都会变的。人们的追求会多元化的。但这种解释却不能说明，为什么那些已经相当富裕的海外中国新侨民中产阶层仍然如此强烈地追求实惠，在他们身上，似乎丝毫看不出有什么新的价值观出现的迹象。就拿越来越富有的台湾来说，金钱至上潮流，已经发展到越演越烈的地步。就拿香港来说，我在香港作了三个月的访问学者，使我最惊异的一大发现是，号称为世界上第一自由港的香港，拥有六百万高素质人口的特大都市，除了香港中文大学办了一份《二十一世纪》外，居然找不到一本本地人办的纯人文刊物。这是不是表明，香港的中国人比日本人更像是经济动物呢？有人说中国人的价值同质化这种现象与大一统的儒家价值有关，因为儒家文化与其他文化相比，例如与伊斯兰文化、东正教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相比，由于没有宗教作为自己的形而上的存在基础，儒家缺乏强烈的宗教情怀，缺乏超越功利的价值。深受儒家影响的中国文明，因而与其他文明相比，无疑是一种世俗化程度最高的文化。然而，当我们追溯到孔子的思想中去时，却会发现孔子恰恰是一个具有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的人。孔子本人是有强烈的超越功利的价值追求的。例如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在儒家先贤那里，对形而上的道的信仰与追求是相当执着而且强烈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一个像颜回那样的有精神信仰的君子，会生活得相当充实并具有人格力量。孔子从来对超功利的艺术与精神领域的追求看得远比物质上的收获更重要，他说过“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他还意识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在他看来，贵在自得之乐，一个人的追求才具有真正的动力。他对音乐的热爱可以使他“三月不知肉味”的地步。在《论语》中，人们可以找到这方面的许多言论。另一方面，孔子对“道”的追求又并没有使他成为禁欲主义者，他从来没有单纯地拒绝过物质上的享受。他并没有像后世的佛教徒那样，一般意义上反对“富且贵”。他只是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无宁说，他主张在现世生活中，在追求崇高的超越性的“道”同时，仍然保持着一种有节制的世俗物质生活。这是一种相当乐观的、积极向上的、既有精神追求又有物质享受的人生图画。一个以原典意义上的儒家作为安身立命的基础的君子，他希求的是在精神与物质方面达到的平衡和谐状态。这使我想到了我的祖父。直到六十代年初期过世，可以说他属于中国最后一代的受儒家影响的老式读书人。根据家人的回忆与我小时候对他的依稀的记忆，他是一个乐天的老人，自命为“谑翁”，喜欢喝酒，喝得过量也会发酒疯，对人非常善良。读书甚勤，拥有万卷藏书，购书成为生活中最大的爱好。每次发薪水就用来购书，购书之后往往是身无半文。反过来还要向子孙辈“借钱”。吃的则基本上是粗茶淡饭。高兴时会眼泪纵横。对子女又非常宽容，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就鼓励自己的女儿（即我的姑妈）去读易卜生的《傀儡家庭》，去追求自由恋爱，他从来不以自己的意志要求他人。朋友很多，见到别人有难总会尽力相助。记得我小时候，哥哥笑话祖父填写表格时把“宗教信仰”一栏填写为“信仰儒教”，哥哥说，“儒家怎么能算是宗教呢！”现在想来，祖父正是在精神上最接近于孔子原本意义上的那种儒者了。他对他所理解的“道”的诚挚信仰，与对现世生活的热爱、对现世价值的享受有机地结合到一起，并达到和谐的地步。他从来没有压抑自己的个性，用“发舒”这两个字来形容这位谑翁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他的这种自由舒展的个性与他的人生意义的追求结合到一起，形成一种乐天的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态度的意义就在于，对天道的尊崇，使一个人可以摆脱那种单纯的物质金钱的追求，而对现世人生的热爱与乐天的态度，又使人不至于变成“道”的殉葬者而不自知。我想，这种和谐的生活，可以产生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的人格，一种不是刻意包裹与修饰自己，以迎合世俗生活的人生风格。一种有着丰富的精神追求的，达到“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人生境界。可惜这一种类型的儒者与我们之间已经出现无法接合的断层。现在想来，人们从五四反封建的文学作品中见到的近代以来的士绅形象已经脸谱化了：中国的儒家士绅阶层是专制的，不开化的，僵化而封闭的，生于儒家士绅统治家族社会，只有打倒它或者离家出走一途。巴金《家》里的那个士绅老家长的形象实际上是被高度符号化了，自五四以来，几乎就成为中国旧家长制度的象征。其实，中国士绅阶层本身在在外部文化的冲击下也处于转化过程中，分化出不同的类型。士绅中的专制家长当然不在少数，但并不是没有其他类型，至少在我们家里，就出现了从传统士绅中转化出来的一种新类型。在一定的条件下，儒家文化在与外部文明的融合中未必不能衍化出一种能够容纳超功利的精神价值追求的、容纳特立独行的人格的、通达发舒的新类型。可惜的是，这种自然的转化由于种种因素而在中国没有实现。二十世纪以来，士绅文化终于彻底消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带了革命特色的农民文化。而农民不得不为稻梁谋的生活处境，使这种文化注定具有相当实用性与功利性特质。当然，这一点肯定不能解释我们提出的问题的全部，但也许可以解释部分。当然，从总体上来看，中国的儒家主要的历史趋势不是走向发舒，而是走向“律则化”。我们自五四以来批判的，实际上是意识形态化的儒家，即把儒家的“道”变成官学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变成为统治者的工具，变成一种硬化了的“君尊臣卑”的纲常伦理。其结果就是儒家自身的异化。这种由于政治化而异化的最典型例子是东汉时期的“二十四孝”，一个为了使双亲有饭吃而把儿子活埋的孝子，成为中国文化中的典范与英雄，这无疑是一种为了某种被阉割了的“道”而牺牲人性的文化，这是一种失去了人性与道之间的和谐平衡的文化，这种“道”又如何对子孙后代具有吸引力呢？人们又如何会在对这种意识形态化的“道”的精神向往中，感受到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呢？一旦这种“道”对人们的强制与约束力瓦解了，失去精神追求的人们又怎么可能不走向极端世俗化呢？一种重发舒的、通达而多少富有人性味的原典儒家，如何在西汉以后演变为“重一道同风”的、以律则化的方式来限制人的自由发展的官学化的儒家？这可以说自五四以来就是中国知识分子最感兴趣的问题。我想可能有两个关键点。虽然这两点也许都是老生常谈。首先，在孔子那里，作为社会人伦的“道”，被历朝统治者解释为“上尊下卑”的等级秩序的“道”，从而失去了原典中的道的本性。其次，把人欲追求与对道统的尊顺不是有机地结合，而是完全对立起来。在《礼记》中有一段话最为清楚地表明了这种对立：“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祈土地，而立义以为土地。不祈多积，多文以为富。这种思维方式与价值判断，把忠信、立义视为与世俗欲求完全对立的东西来遵顺，无疑是把儒家变成禁欲主义，而这种禁欲主义并不是为了实现超功利的审美追求，而是要实现一种现世政治目标，即实现统治秩序的机械般的稳定。这种禁欲甚至还及不上西方禁欲主义宗教中的“彼岸世界”对人性的吸引力。很难想象这种官学化的儒家，怎么能使人们获得一种发舒的自由的生活。于是，中国文化的周期变动就显示出这样的特点，禁欲式的“律则化”对人性的压抑，形成机械式的人格特质。这种格式瓦解后，则呈现为不受精神力量制约与节制的逐利趋势。在乱世时代，这种物质追逐表现为没有章法的不开化的利己主义，在一个商品化的世俗承平时代，则表现为“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而无论在禁欲主义的格式化约束力有效的时期，还是在其失效的时期，无论在乱世还是承平时期，国民人格的表现都体现为同质化，中国有的是贤臣、烈妇，营利之徒或官学化的儒生，但就是没有特立独行的自由人格。当今中国，是一个可以让人们自由逐利的时代，其人格特征更多地是表现为后一种类型。在当今时代，一个没有被超越性的宗教终极关怀浸润的民族，一个缺乏精神自主性价值的民族，一个长期受僵化甚至异化了的制度与律则支配，而并不理解自由主体性的民族，在市场化、电视文化的影响下，从意识形态的教义中脱逸出来的思想解放的冲动消失以后，只能导致人文精神的缺乏，对超然的、超越功利的审美追求的缺乏，务实的传统品格传承下来，也只有逐利一途。文化的解释是以一个民族长期生存过程中形成的深层结构为基础的。这种深层结构在意义在于，人们不自觉地受一种约定俗成的思维习惯与价值态度的支配而不自知。正如人们说话时，对支配这种语言的内在的语法结构的存在并不自觉一样。一个民族很难摆脱长期形成的深层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其实，我们现代中国人中并不是没有特立独行的人，每一个民族的文化中总有一些超越性价值的因子。（这些超越性价值未必只有知识分子精英们才能理解，并去身体力行的。）只是我们没有去发掘它们。我们历史中有过屈原的浩渺无涯的想象力，有过《史记》中的豫让那种充满悲剧性格的侠义英雄，有过竹林七贤的真潇洒，有过李白的真浪漫。只是这些文化因子在宋元以后逐渐消失了，消失在金榜题名与洞房花烛的世俗追求之中了，或者说逐渐处于休眠状态了。难道到了今天，我们芸芸众生注定只能把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机视为唯一的生存方式？我们当代很多人至少在理论上对价值多元化还是肯定的，但这也许主要还是受惠于西方文化中的那些“超越性价值”的影响与启发，而不是来源于对自己文化中被我们已经遗忘了的文化基因的回归。希腊文化中的普罗米修斯，西方人的那种“无止境的追求”的浮士德精神，爱因斯坦推崇的“热爱是最好的老师”以及那种“孩子般的”“对宇宙秩序超功利的好奇心”，约翰克利斯朵夫式的英雄主义，美国小说中的海鸥乔纳森利文斯顿，对“飞得尽善尽美就是天堂”的那种人生理解，都曾在不同时期给我们中国知识分子以超越功利的审美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人生启示。中国人什么都不缺，智慧、毅力、勤勉、奋发、这些东西都有，缺少的就是一种对人生的浪漫主义态度，我们应该感谢西方文明在这些超功利的价值方面给予我们的激刺与启迪。如果我们能从原典儒家的思想精华中汲取更多的养份，并把它与我们从西方文明中撷取的超功利的价值精华结合起来。我们也许可望获得一种更为丰富、更富有激情、更具有色彩的生活。事实上，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乃是创造之母。而有没有这种多元化的生活态度与人生哲学，有没有对生活本身的富于诗情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我们生活方式的丰度与深度，决定这个民族对人类的文明是否能提供更多的具有原创性的东西，决定我们的生命有没有一种立体感。一个终日在电视机旁的看“会动的图画”的两脚动物是不会有原创性的。附记不久前，看电视中的《亲情》节目，说的是一个湖南成绩优良的高中生，性格内向，喜欢哲学而不愿听从家长的意旨去考大学建筑系，他放弃了考到一半的高考，回家后老师与同学，心理医生都说他有精神病，七年前离家出走，至今未归。母亲在电视上述说着自己对儿子的思念，希望这位失踪的儿子能与她联系，并保证再也不会干预儿子以后的生活选择。这一事件确实发人深思，喜欢哲学而不愿考大学，这件事如果发生在前面提到的西方国家，决不会有人认为是精神不正常。而在中国，文化价值是如此的一元化，凡是与这种占统治地位的人生价值态度不吻合的，人们就会把这种价值态度视为异类。人们无法理解：这个学生成绩那么好，放掉大学不考，不是精神病是什么？这种一元价值观，在文革时期是如此，在世俗化的今天同样是如此。不同的只是价值观的具体内容前后时代有所不同而己。这种情况似乎自古就是如此。记得多年以前读研究生时，我读到过一部明代县志，其中记载，在元代中期，由于多年不行科举取士，以至当地儒家的礼仪皆已失传，而当地却有一个乡村绅士，事事处处依古礼行事，在当地传为笑谈。由于可见，在中国古代，也是一元的价值态度占统治地位。一个不能宽容特立独行人生的态度的民族，是很难产生天才的。天才就是那些具有常人所没有的思想与行事方式的人们。他们对于社会的意义在于，他们以全部的心思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中去，并经由这种超越来达到常人难以达到的境界。只有在那种境界中，才有可能发现常人难以发现的事物的本质。可以说当下读哲学系的人中，很少有人像这位高中生那样具有真正的哲学家的禀赋。这一件事令人深思，它也许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我们这个民族为什么创造力不发达，为什么我们社会缺乏人文科学的人才，为什么我们的生活没有丰富的色彩。写火热的人生，讲震撼的故事。微信公众号：奇奇漫悦读（ID:qiqimanyuedu）

钱理群回忆导师王瑶，印象最深的是那个著名的烟斗。王瑶从来不给我们上课，第一次见面就打招呼说，你们平时没事不要来找我。一个星期只准我们去他家一次。他的生活习惯是凌晨三四点睡觉，因此每天上午谁都不能上他家去。大概下午三四点钟，才开始接待来人。所以我们一般都是四点以后去的，坐在那里海阔天空地闲聊，想到什么就谈什么。其实很少谈学术，大多是谈政治，谈思想，谈文化，谈人生。先生一边抽烟，一边悠悠地说，谈到兴处，就哈哈哈地发出王瑶式的笑声。有时会突然沉默，烟雾缭绕之中隐现出先生沉思的面容。我们只静静地听，偶尔插几句话，更多的时间里是随着先生沉思。所以我们几个弟子都说，我们是被王瑶的烟斗熏出来的。王瑶的指导方法也很特别，就是平时放任不管，一入学开一个书单，以后就不管了，你怎么读、怎么弄他通通不问。 萧功秦在1978年考上研究生以前，从来没有读过大学。高中毕业以后，在上海市郊的一家机械厂当工人。萧第一志愿报考的是南开大学郑天挺先生的明清史专业，由于批卷老师粗心大意，少加了背面的成绩，他最终没有被南开大学录取。试卷传到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研究室，大家发现了批卷错误，导师韩儒林很同情他。虽然萧填的元史是第二志愿，专业考的是明清史而不是元史，但是韩和一些老师商议之后，还是决定收下这名弟子。过了很多年，萧功秦还能强烈感受到当时那种幸福的感觉，说在人生关键的时候，韩老师改变了我的命运。韩知道萧的学术气质和学术兴趣与自己的学术风格和专长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于是就主动对萧说：我这一套方法你不一定有兴趣，也不一定学得好，学了也可能会忘记。你还是走自己的路吧，有什么问题不懂可以来问我，我可以尽力帮助你。没有问题就自己看书。这样你总可以找到自己的路子的。 秦晖在成为兰州大学赵俪生的研究生之前，没有受过多少正规的教育。在文革前上过六年小学，不到16岁就初中毕业下乡插队了，在农村的九年多生活经历被他戏称为早稻田大学生涯。秦晖视力很差，右眼失明，左眼只有0.2的视力，因为体检不合格，被录取时遭受阻力颇大。当时赵俪生力排众议说：如不招秦晖，我就一个也不招了。还说：秦晖就是失明，也可以成为又一个陈寅恪。金雁在回忆导师赵俪生时说：赵先生曾以爱犊之心把他u2018文革u2019后首次招的七名研究生喻为u2018七只九斤黄u2019，基础课、选修课讲授辅导全由先生一人包揽，一副掏心掏肺恨不能立马把自己所有的知识都传授给他们的架势，看着他们眉里眼里都是笑，对他们的进步和特长更是充满了鼓励赞赏。 梅振才回忆在北大学习时，曹靖华作新生报告，举了很多著名人物的例子，说明要获得成功，必须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曹提倡学习要有啃钢条的精神。从此，啃钢条就成了他们那批同学的口头禅、座右铭。梅所在研究所的年轻人，都希望请曹作报告，曹马上来信：座谈，当欢迎，望提问，能答者，答；不能答者，u2018交白卷u2019。总之，希望搞u2018群言堂u2019，不演独角戏。翟厚隆成为曹的研究生，辅导课每周一次，每次一至两小时，是自由谈话式教学或辅导。在北京东四附近的一个胡同的四合院里，翟厚隆可以自由地观赏各种花卉，可以无拘无束地坐在曹先生的客厅里跟他聊天，听他讲过去的经历和感受。有一次，曹问起他们的学习情况，得知他们每周还要到俄国老师祖别兹教授的家里上课，而且每周课时可能还多些，于是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回去跟系里说，每周四上午到我这里，下午再到哈德门去，就不要安排两天的时间往城里跑了。 刘士杰报考了赵景深的研究生，有一天，下了课，赵走下讲台，到刘的座位跟前悄悄说：你被录取了。刘自然是惊喜万分，但是赵却笑着用手示意不要声张。分配时，刘却发现自己被分到一家文学研究所，感到很纳闷，就去问赵为什么不要他这个弟子。赵说：你想到哪里去了!我并不是不要你，只是我没有分配权。文学研究所是文学研究的最高学府。你研究生毕业后，也未必有这么好的单位。正好你师兄邓绍基来母校招生，我就把你推荐给他了。文学研究所条件好，你在那里一定会得到更好的深造。说完亲笔写信给邓绍基让关照刘。刘想学昆曲，赵说：文学研究所的俞平伯先生也办了一个昆曲研习社，你可以参加他的那个昆曲社。说着，又写了一封给俞平伯的信交给他。临别，赵从书柜中取出自己的著作《曲论新探》送给刘，在扉页上。用清丽的笔迹题字：士杰弟正之。赵景深。 汪曾祺回忆西南联太的教授，感觉他们都很爱才。罗常培就常说，他最喜欢两种学生：一种，刻苦治学；一种，有才。他介绍一个学生到联大先修班去教书，叫学生拿了他的亲笔介绍信去找先修班主任李继侗先生，介绍信上写的是该生素具创作夙慧。一个同学根据另一个同学的一句新诗(题一张抽象派的画)的愿殿堂毁塌于建成之先填了一首词，作为诗法课的作业交给了王力先生，王先生的评语是自是君身有仙骨，剪裁妙处不须论。 金岳霖主张学生有自己的见解，而且鼓励他们发表自己的见解。有一次在一个逻辑讨论会上，有人提到了当时享有盛名的哥德尔的一本书，金岳霖说要买来看看。他的一位学生沈有鼎马上对金先生说：老实说，你看不懂的。金先生闻言，先是哦哦了两声，然后说：那就算了。在选读金岳霖课程的学生当中，殷海光喜欢金的逻辑，另外一个同学喜欢的则是黑格尔。期末，两人各就自己喜欢的领域写了读书报告，结果殷海光的分数却低于写黑格尔的那个同学。他气冲冲地跑去找金，问他这分数是怎么打的。金岳霖告诉他：你的思路虽和我相同，但你的功夫没有他深。殷海光认为，这种客观和公平在中国文化分子中是少有的。

⑴触动了既得利益者，树敌太多；变法力量有偏激之处，内部意见分歧。（6分）⑵萧功秦：缺乏成熟的改革心理、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实际的活动能力、灵活多变的战略。其分析的视角是变法者个人的素质。（5分）梁启超：立足于整体的社会环境。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小。（4分）⑶缺陷：是当事人的陈述，容易加进主观色彩（偏见），影响历史真实。（2分）注意：重视史料的甄别、辨伪、互证，多方面收集史料，尤其要收集正反两方面的史料。（3分） 略

每个人都是一本书，出生是封面，死亡是封底。我们虽无法改变封面前和封底后的事情，但书里的故事，我们却可以自由书写。学者萧功秦曾感叹：“中国人的价值追求太单一了，大家都像一个经济动物，金钱成了衡量一切的标准。”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情况？原因很多，但一个重大原因，就是我们缺少了死亡教育。“北医”教授王一方讲过两个遭遇：一位高级干部，好喝酒，一喝就两瓶茅台，犯两回病都被抢救回来了。第三次犯病，没救回来，死了。其儿子不依不饶，找医生大闹：“他怎么会死呢？我从没想过我爸会死。”王一方说：“你怎么会从没想过你爸会死呢？不管你爸是谁，你都应该知道，他总有一天会死。”还有一个老人，已经96岁。去医院检查后，非要医院给个说法。王一方只好实话实说：“你可能不行了。”老人火冒三丈，要打王一方：“说话不吉利。”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死是一个很忌讳的词。平日里，大家一般不会讨论死亡这个话题。很多人都是大限已至时，才第一次认真思考死亡。《西藏生死书》说：我们是一个没有死亡准备的民族。我七岁时，外婆意外中风去世。去世前三天，我被带到她病床前。没有一个大人告诉我，外婆已经生命垂危，我完全不知道，那是最后一面。我被匆匆带去，又被匆匆带走。直到外婆下葬后一个月，我才知道她死了。至今，我还记得当时的愤怒和哀伤，从小跟着外婆长大的我，恨了父母整整半年。那一个月，我趁父母不注意时，就会把外婆遗照藏在书包里，背着上学。我用这种方式进行自我欺骗：“外婆还在。”大人们以为把我和死亡隔离是对我的保护，却不知道这种做法对我造成了多大的伤害。“人为什么要死亡？”“人死后会去哪里？”“为什么死掉的是他，而

C 试题分析：根据所学，ABD与甲午战争无关，A项鸦片战争中国开始沦为两半社会，割地赔款、丧权辱国；B项六七十年代受外商企业和洋务企业影响，近代民族工业产生；D项鸦片战争后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思想家开始掀起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本题选C项，甲午战争后列强加紧对华侵略，加剧了中国的民族危机，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等开启了制度变革的探索历程。

乡村现代化的回顾与前瞻论文参考文献 　　在学习和工作中，大家都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论文吧，论文写作的过程是人们获得直接经验的过程。那么你知道一篇好的论文该怎么写吗？下面是我整理的乡村现代化的回顾与前瞻论文参考文献，欢迎大家分享。 　　参考文献 　　[1]吉尔伯特罗兹曼[美]：《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3]陈光金：《中国乡村现代化的回顾与前瞻》，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 　　[4]哈罗德。伯尔曼[美]：《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 　　[5]泰格、利维：《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学林出版社，1996版。 　　[6]高鸿钧：《伊斯兰法：传统与现代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7]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8]张国华、饶鑫贤：《中国法律思想史纲》，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9]朱景文：《比较法社会学的框架和方法一一法制化、本土化和全球化》，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0]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1]强世功：《法律移植、公共领域与合法性—国家转型中的法律》(180-1980年). 　　[12]贺w方：《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法学卷），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3]屈春梅：《清末司法改革对皇权司法制度之影响》，历史档案，2001年第2期。 　　[14]萧功秦：《危机中的变革—清末现代化进程中的激进与保守》，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 　　[15]谢晖：《私法基础与公法优位》，《法学》，1995年第8期。- 　　[16]张正平：《我国法制现代化的十大趋势》，《法商研究》，1996年第1期。 　　[17]张涵：《民事法学研究评述》，《法学研究》，1996年第18卷第1期。 　　[18]吴德星：《法治的理论形态与实现过程》，《法学研究》，1996年第18卷第5期。 　　[19]公王样：《法制现代化的概念架构》，《法律科学》，1998年第4期。 　　[20]李有星：《论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评价标准》，《浙江大学学报》，1996年9月。 　　[21]赵朴英：《关于实现法制现代化的思考》，《河北法学》，1998年第3期。 　　[22]张爱球：《法制现代化的概念解读》，《扬州大学学报》，2000年9月。 　　[23]秦国荣：《论中国法制现代化过程中的几个重大关系》，《由东社会科学》，2005年5期。 　　[24]刘作翔：《中国法制现代化历史道路》，《西江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25]汪太贤：《试论实现中国法治的模式选择》，《学习与探索》，1999年第2期。 　　[26]汪进元：《法治模式论》，《现代法学》，1999年第2期。 　　[27]池海平：《论我国现阶段法制的危机与变革》，《江汉论坛》，2004年第2期。 　　[28]刘笃才：《中国法制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走向法治之路—20世纪的中国法治变革》，中国民主 　　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 　　[29]世伦、姚建宗：《略论法制现代化的概念、模式和类型》，《法制现代化研究》(第1卷)，南京师范大学 　　出版社，1995年版。 　　[30]叶传星，《论法治的人性基础》，《人津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 　　[31]刘旺洪，《国家与利会：法哲学研究范式的批判与重建》，《法学研究》，2002年第6期。 　　请继续阅读相关推荐：毕业论文 应届生求职 ;

两声欢呼，一声倒彩——《万历十五年》三十载印象记 　　 　　 　　1986年，徐友渔等人到英国留学，大使馆发了一本书，说：“你们以前学习的历史不完全代表真实的历史……现在国门打开了，如果你们和外国人说话，是会闹大笑话的。”这事让徐“一辈子都能记得住”，因为“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以前对中国学生灌输的历史知识是多么地片面、多么地有问题、多么地苍白无力！” 　　时至今日，虽然灌输式历史教育依旧存在，但历史阅读却已发生巨大的变化。在这一改变中引潮流之先的，是一本篇幅不算很大的历史书：美籍华人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自1978年黄委托朋友联系国内出版社算起，至今三十年，这本书毁誉随之而誉日盛。回顾本书三十年印象，借黄仁宇的话来说，是“两声欢呼和一声倒彩”。 　　 　　两声欢呼 　　第一声欢呼来自于中文版出版过程中的关键人物。 　　第一位应属黄仁宇1937年就读长沙临大的校友俞哈维。俞任职IBM，还是华人赫逊河中部联谊会的会长。他可能是最早看过《万历十五年》的人，并在联谊会上讨论过这本书。 　　1978年夏，俞到中国，黄委托他寻找《万》的出版商。要知道，该书英文版（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因其风格独特而在英美出版界处处碰壁，中文版是黄一个秘而不宣的希望。这个希望不曾落空，俞在北京的亲戚黄苗子愿意将之推介给中华书局。 　　1978年的中国刚从文革的阴影中走出，能否接受一个外国人的著作尚是问题，此问题可以严重到关系所谓的“政治立场”。黄苗子于1979年5月23日致信中华编辑傅璇琮推荐《万》稿，虽然傅提出“原则上接受出版”，但“怕肯定得太过分，出政治问题”，而一位书局领导则认为“何必出外国人的书”，“不宜接受”。幸亏副总编辑赵守俨一语定乾坤，《万》稿才得以出版。 　　可据黄仁宇自述，早在1979年3月27日，俞电话告知他中华“原则上同意出版这本书”。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黄苗子受托推荐书稿的事情还有两人知晓，金尧如和陈翰伯。这两位都是阅历丰富的老革命，金任职商务印书馆（1978年底改任香港《文汇报》总编辑，后因故去国），陈为出版局代局长。金对黄说，只要稿子可用，就尽快出版，“这样做将对国外知识分子有好的影响”，而且陈也同意他的主张。金、陈两位的意见自然分量较重（傅的审稿报告也说：“对于外籍学者，国内能出一本书，能产生好的影响。”），也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黄仁宇能提前得悉中文版的命运。 　　第二声欢呼当然始自《万历十五年》出版之后。1982年5月，《万》上市。人们初读之下，可谓有“惊艳”之感。读者群从一开始就显示出广泛性：从学者到学生，从作家到企业家，都从《万》中读出了味道。 　　一般人的印象，《万》问世之初没有在大陆史学界引起什么积极的反响。这不太准确。社科院研究员刘志琴（1960年复旦历史系毕业）说，这本书“在中华书局出版不久，我就读了这本著作，并深深地为这新颖的题材和写法而吸引”，“这本书像是闯出来的一匹黑马，不容得人们不正视。怎样评价这本书一度成为明史学界颇有争议的话题”。能在学界成为一个话题，可见是引起了多大的关注，内中必有一些肯定性的意见。日本就实大学教授李开元回忆：“八十年代,我初读《万历十五年》时,惊异于历史还可以这样表现,俯心低首引为模范表率,与诸位致力于新史学的同道相互激励,有意一起来开创新的史学的未来。”这是一群活跃在北京高校的青年学者，有李零、阎步克、刘北成、高王凌等人，在八十年代中期“史学危机”的呼声中曾试图在史学研究方法和思路上有所突破。随着时间流逝，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公开谈论《万》，如商传、萧功秦、赵世瑜、樊树志、毛佩琦等，很多人还不止一次推荐。可以说，《万》在大陆史学界逐渐得到认同。 　　八十年代高校里的学生，尤其是研究生，很多人对《万》“一见钟情”。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学勤那时在陕西师大历史系读研究生，他说：“初读《万历十五年》，如受电击，至今记忆犹新。”科技史学者江晓原的回忆更有意思：“1982年我正在读硕士研究生……我读了许多前人的论文，不幸的是它们经常令我昏昏欲睡……‘难道我也要以写这样的东西为业吗？"我多次暗暗自问，感到有些沮丧。就在这彷徨犹豫之际，《万历十五年》出现了，它象一盏指路明灯，让我看到，学术文本其实还可以这样写！这坚定了我选择学术生涯的信心。”华东师大紫江特聘教授许纪霖曾对媒体坦言，他在读政治思想史研究生时读到《万》，“就在我从事学术研究刚刚起步的时候，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我几乎是模仿着这本书来写自己的处女作”。一直以来，黄仁宇的书往往是大学课堂上的推荐读物，比如上海师大02级历史春季班就有学生在老师的推荐下读《万》和《中国大历史》，笔者也是在九十年代初上大学时因老师推荐《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而知道黄的大名。 　　实际上，这本书对学者而言，影响所及并不限于历史专业。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梁治平总结自己的学术之路时谈《万》：“他的书绝没有大陆一些历史著作中常见的那种傲慢、自负，甚至张牙舞爪、盛气凌人。我欣赏黄氏的学者风范，因此，当我在1987年夏天着手写《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一书时，有意将我在《万历十五年》中感受到的那种史学精神贯彻到自己的历史叙述中去。”北大中文系教授谢冕在其学术叙录中也谈到《万》启发了他心中中国百年文学的构想，并不止一次介绍给学生读。 　　八十年代《理论信息报》曾调查“作家最近读什么书”，当时最红火的文学作品仅仅出现一次，而《万》却同时列在两个作家的书目中，可见《万》在面世初期就已具有可观的影响力。有两位读《万》的作家不能不提：王小波和王朔。王小波评《万》，幽默中不乏严肃：“旧的好书总比新的烂书好”，《万》“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前辈是怎样作人做事的。……儒学的罐子里长不出现代国家来”。 　　可能谁都难以想到，给人玩世不恭之感的王朔也是《万》的拥趸。王朔说，他年轻时以为历史不过是故纸堆，再加上“学习《中国革命史》带来的后遗症”，所以“对历史书望而却步、敬谢不敏”。迟至1995年他才因谢冕的推崇而买了一本《万》，孰料一读之下，大为感慨。他写读后感说，《万》“像一扇窗，打开了我的视野”。更为难得的是，他明白了为什么我们的历史书不好看，是因为“僵化的思想局限了人们的视野。……高度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消磨了历史学者的个性和勇气，是他们对历史学方法缺乏反思和创新精神，因而造成历史学著作的死气沉沉”；他还反思一些人常常挂在嘴边的“稳定意识”，即便有其苦衷在，但若“为了稳定安全而一味地采用保守措施，实是一种逃避和牺牲”——他不无忧虑地追问：“在现今这个我们自称着繁荣稳定、歌颂着太平盛世、表面上生机勃勃的社会，用黄先生锋利的刀一划，是不是也会发现皮下种种腐烂的肌肤和筋络？……看传统政治对经济影响的历史教训，我们还想借着安定团结的幌子拖延逃避几日？”他提醒人们：“我们的改革，自经济政策的修补开始，渐至结构调整，至经济体制，然而最终总会落在政治体制。”虽然他说自己“见识短浅……只能随便说说，表明自己看书后确实思索了而已”，但笔者认为这是一篇相当到位的读后感，甚至比其文学作品更值得我们重视。 　　企业家读《万》，别有风景。明基公司曾文祺从学生时代起读《万》，二十年间读了五遍。他把《万》与组织管理结合起来读：“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当我们观察身边周遭组织里的这些人，从他们日常的做法、想法、看法当中，可以看到企业未来的兴衰，从而培养出一种对未来的洞察力。”从《万》中汲取智慧的企业家还有：统一集团罗智先、中国宽带基金田溯宁、万科王石等。 　　近年来，历史写作热闹一时，其间也不难发现向《万》致敬的作者，我们比较熟悉的有吴思、李亚平、易中天等人。他们的作品销量可观，但平心而论，都很难拥有《万》书这样深远的影响力。至于其他历史写作者更不足论，大多数仅仅是将旧史书中的故事俗讲一遍而已，流于权谋心术之类——帝王将相们往往精于此道，弄得中国史充满了阴冷感；从历史学权谋，对培育公民有害无益。 　　二十多年来，《万》越卖越火，跟口碑效应不无关系。早年读《万》的年轻一代如今不乏专家闻人，《万》因他们的推荐而频频见于报端，而网络更方便了读者交流，这都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接触这本书。目前当当网上三个版本的《万》，销售以数万计，而读者评论已有八百六十多条，绝大多数好评。普通读者的欢呼，真实可感。《深圳商报》评论说：《万》“三十年来的一版再版，就像一杯功夫茶，经过长时间的发酵和累积，影响力从学界到民众逐步传播扩散。” 　　 　　一声倒彩 　　从学界到普通读者，对《万》喝倒彩的，虽然不如欢呼多，但也大有人在。 　　上海师大教授萧功秦回忆，《万》“出版后不久,我曾求教于一位史学前辈如何评价此书,那位师长淡淡地说,那个人不过是个解放前的记者而已”。黄仁宇1964年密歇根大学历史系博士毕业，这位前辈却视而不见。 　　不以学术研讨为依归，而拿出身背景来褒贬，大概是大陆史学界的某种特色。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王春瑜所撰《琐忆黄仁宇》一文便是因此而引来多位网友的反驳。王、黄二人的分歧，与其说是二人脾性的不同，毋宁说是两种社会特质的冲突——一个提倡敦厚温柔，论资排辈习惯浓厚；另一个崇尚个性至上，儿子可以直呼父名。 　　笔者寓目的学术层面上的批评文章当属潘叔明、许苏民《<万历十五年>对李贽著作的误读》（《东南学术》2000年第5期）。该文对《万》书李贽一章的史料运用问题提出了有价值的驳正，但不足以据此推翻本章的论述。 　　近期，中央民大教授陈梧桐写有《<万历十五年>质疑》，指责黄仁宇的历史观“不科学”，源自中国“停滞论”，并以论带史，违背史学研究原则，乃至将黄对个别史料的误读斥为歪曲、篡改史料，称《万》“作为学术著作尚不够格”。通篇读来，情绪多于理性，“篡改”、“不够格”云云显系夸大之词。 　　鲁迅说：“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以笔者多年的编辑经验，其说甚是，所以笔者赞成有的放矢的批评，不敢苟同上纲上线的批判。笔者还以为，凡事拿“科学”来贴标签，本身就不科学。英国物理学家James Jeans和A.Eddington认为，科学本没有一个客观标准，物理世界不过是人们思想中的构造，因为人的“认识是主观形成的”。美国科学家莫里斯u2022戈兰撰《科学与反科学》更是全面揭破了科学界存在的冲突、神话和欺骗，写出了把科学当作宗教来崇拜的可笑和荒唐。美国作家科林u2022埃文斯在《证据》中描述了许多大案中所谓“医学和科学证据”如何导致法院误判。说到底，是人在活动，而不是天使。历史观是一个主观性更强的范畴。君不见，长期以来我国的历史研究却在所谓的科学历史观指导下弄得雷池遍地，了无生气，历史教科书更是“只剩下四大发明，赵州桥，陈胜吴广，再加上个张骞通西域”，让人们“与自己的历史中断了精神上的联系”（萧功秦语）。有鉴于此，南京师大附中张建波认为《万》具有“优美的文笔，别样的历史解释，宏大的历史观念，深切的现实关怀”，“特别是能激发我们老师和学生思想的渴望”，呼吁“老师和学生都应该读读《万历十五年》”，希望“教科书不再是一种思想主宰”，“学生经过教育成为具有独立精神的人”。 　　国内学者反感中国“停滞论”，固然出自民族情感，但反驳乏力。大致说来，落后论是从国际比较而来，而进步论则着眼于自身今胜昔——自家以马拉火车代替步行，而人家却已进入了磁悬浮时代，如何比较更有利于改进？ 　　与中国传统史观倾向于道德褒贬不同，黄仁宇的历史观着重从技术上解释历史，其中的核心词汇“数目字管理”常被误解。连称赞《万》的学者名流也不例外，如葛兆光与田溯宁都将之等同为“数字化管理”，王小波视之为统计数字，并质疑“数字可以是假的”。网友“维舟”撰文论证这是一个伪命题。该文旁征博引，把“数目字管理”解释为“标准化管理”，论证由此会带来集权化以否定之。这些理解望文生义，或强作解人。黄仁宇研究明代财政时，早就强调明代官员窜改数字以及因袭成例的习惯，而有些地方的明初土地清册居然沿用到民国年间。《万》展现的就是一个封闭的官僚阶层如何扼杀了任何积极的因素，“不容许、不提倡各地方不平衡的发展”，黄对集权化的弊端不可不谓认识深刻。 　　实际上，黄的“数目字管理”是指整个社会资源均可如实计算，整合进一个记录系统（核心是正规的产权制度），可以自由流动和交换：“如果社会可以接受财产权绝对且至高无上，一切就可以加加减减，可以继承、转移及交付信托。因此，物质生活的所有层面，不论是私人或公共，就可以在数字上处理。财富的可交换性利于财富的累积，创造出动态的环境。”这是真正的商业社会，市场不是原始的“自我实施型市场”，而是现代的“社会规划型市场”，不仅有可靠而界定清晰的财产权利和个人权利，而且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强取豪夺——每一件资产及其增减都能及时更新在案，并可任意分割、组合，迅速转化为资本；政府保护财产与交易安全，但不许任意介入财产分配。在这样的社会，不提倡道德高调，而是鼓励个人创造，财富积累快速惊人，但贫富差距逐渐缩小；司法独立公平，信息真实透明，贪官与奸商难以生存；人们拥有权利，但不乞求特权。（可参阅曼瑟u2022奥尔森、凯斯u2022Ru2022孙斯坦、赫尔南多u2022德u2022索托等人的著述。） 　　尽管黄仁宇一再对改革开放的中国敷设高层与低层机构之间的法律与经济联系表示乐观，但笔者未敢轻许。漫步北京街头，随处可见“如实申报普查资料，真实反映经济全貌”的标语，可以想象我们离“数目字管理”仍有相当距离，而民间广为流传的谚语“数字出官，官出数字”，也表明今天与传统中国还有着几分相似。 　　这篇印象记已经很长，最后交待一下题目的由来。1952年9月，黄仁宇进入密歇根大学主修新闻学。在系主任威斯理u2022莫勒的“法律与新闻”课堂上，气氛轻松活泼，黄总结说：“在美国，三声欢呼还不够好，应该是两声欢呼和一声倒彩。”这是一种自由、平等、开放、多元的氛围——何时我们的历史课堂也能如此而一改灌输之习呢？

政府能力尤其是政府有效能力的行使能促进政府的权威。 第一, 有效能力能增强政府的权力。政府权力的本质是民众通过一定的方式转交给政府的由政府来代理行使的。尽管随着时代的发展, 从社会管理的微观领域中撤出从表面上减弱了政府的 权力, 但是在宏观领域上, 社会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对政府权力的依赖性。所以政府权力并不是像我们肉眼看到的因为其撤出许多领域而削弱了其权力, 而恰恰相反, 政府正是因为转移了领域 进一步增强了权力。这是由于政府有效能力对社会产生巨大推动作用而导致的。所以在世界各国, 政府无论是在经济领域( 通过指定国家经济发展的宏观目标和基本实现方式) , 还是在社会 保障促进人民生活方面都成为总的领导人和总设计师。政府宏观领导能力的增强, 必然加强民众对政府更多权力的赋予。第二, 政府能力的提高必然增加政府的威望。当然这种能力特指的是政府的有效能力。有效能力是在“政策适用、执行依法、绩效双赢”的条件下形成的。这种能力的提高, 必然增强政府政策的可信度, 执行的法制度和民众获利的最大化, 也必然增强政府的权威, 从而加强政府的合法性和号召力。 1.政府角色的重新定位。政府必须从微观领域中完全撤退出来, 着眼于大局, 立足于发展, 树立健康科学的发展观, 当好引路人和服务员的角色。这就必然要求: 第一, 政府要重新界定自己和社会、市场间的关系。把一些社会权力和社会职能向市场、社会和企业转移。通过社会中介组织完成大量技术性和服务性的社会工作, 把一些政府“管不了”更“管不好”的事务交给社会。第二, 政府要重新自我定位。实现政府的公共服务从政府本位、官本位向社会本位和民本位转变。政府要树立“以公众为中心, 以公平为基础, 以市场为导向, 以效益为目标”的行政服务理念, 以社会效益为最终指标, 使政府能更好地服务于人民, 服务于社会。 2.完善政府的税收体制。这是增强政府汲取能力的关键措施。只有完善我国的税收体制, 才能为政府宏观调控, 增强政府有效权力提供物质保证。第一, 完善和健全我国的税收制度。使政府的行政税收行为都能做到有法可依, 禁止行政职能部门“乱摊派”和“乱收费”的行为。建立健全纳税人听证和问责制度, 把税收制度和行为都纳入到法律的框架中来。第二, 建立健全税收信用制度。通过银行、市场和社会三方面进行信用管理, 对于按时依法纳税的个人和法人给予信用性奖励, 通过提高其信用度 来增强其知名度。对进行逃税和不依法纳税的个人和企业建立“黑名单”制度, 定期向社会公布, 从而降低它的信用度。 3.必须加强政府的组织水平和自身建设。第一, 要确保政府依法行政。政府要更加重视对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的立法 , 加强对公众关注的热点、难点的立法 。 行 政 管 理 的 各 个 领域, 各个方面的法律法规都必须加强和完善。要强化落实行《行政 诉讼法》《行 政 复 议 法》《国 家 赔 偿 法》《行 政 许 可 法》等 , 从而加强对行政机关及公务员行政行为的制约, 提高国家公务人员的执法水平。第二, 要加强对政府的监督。要从人大、社会和党三方面加强对政府行为的监督; 要从增加社会民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来制约政府的行为; 要建立健全对政府违法行为的确认和追究制度, 从而保证政府权力运用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第三, 加强政府的人力资源管理。要严格依照我国《公务员法》的规定把政府公务员培养成有效的公共管理者; 要加大公务员制度的改革, 在一些领域和部门中实行“政府雇员”制度, 减少“永业性”公务员的数量, 降低政府成本, 也确保政府组织内部人员血液的更新, 保持组织活力; 要在公务员中树立行政伦理观念, 把社会绩效作为公务员考核、晋升的最重要的依据, 从而保证公务员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从而使其成为社会和民众真正的服务员。 三、提高我国政府能力, 塑造政府权威 随着改革开放规模和力度的进一步扩大, 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可以说是一日千里, 在这种条件下, 必然要求政府有效能力的增强和政府权威的扩大。顺应这种潮流, 我国政府采取了很多的措施来加强政府能力和增进政府权威, 并取得了一些成绩。然而, 我国政府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全力推动下, 政治体制、行政体制改革发展的速度相对迟缓, 政府的有效能力增长缓慢, 这也从深层次阻碍了经济和社会的改革发展。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 一方面政府成长缓慢, 另一方面社会和经济发展要求紧迫。在这种情况下, 政府不得不盲目扩大权力, 加上腐败的泛滥, 必然导致无效政府能力的泛滥增长, 而这进一步损害了政府的权威。这种无效强制性的集权能力的增长引起了广大学者的担忧。 曾经在中国主张权威主义的萧功秦在《战略和管理》杂志上警告中国必须谨防部分地区产生的“苏丹式政权”。萧功秦对此的解释是: 当权者运用自己长期积累的裙带人脉关系网, 通过用人唯亲来从事腐败活动, 他认为导致这种政权的原因是意识形态的弱化和权威政治下的低政治参与, 使体制对官员的约束能力逐渐弱化 。出现这种无效能力增长的根本性原因有两个: 第一, 政府角色的转变。由传统型的统治型政府过渡到现代服务型政府。政府虽然退出微观决策领域, 还权给社会, 而其宏观性的社会服务职能却没跟上, 在这个环节上出现了权力和权威的断层。 第二, 腐败的大量产生, 尤其在经济领域, 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国有资产是政府有效经济能力以及政府权威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它一方面决定着政府掌握社会资源的多少, 另一方 面影响着政府向社会汲取能力的大小。从深层次上削弱了政府的调控能力。在这种情形下, 政府又不得不面临着许多社会任务, 这样就必然导致政府无效能力的增长和权威的下降。 要解决这个问题, 就必须把政府利益同社会利益统一起来, 从而增强政府的有效能力, 进一步加大政府宏观计划和决策执行力。

谈戊戌，论启蒙，都不能不忆及严复。历史人物及其解读者都是复杂的。于是，千人笔下千严复。多元文化，千姿百态，赏心悦目。不过，如果能让越来越多的读者对某一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有大体一致的认识，对了解历史真实不无助益。窃以为在众多严复思想评说中，有几个歧见值得探索：1.严复与自由主义的关系；2.严复与民族主义的关系；3.为什么会有两个严复？严复与自由主义哈佛大学教授本·史华兹30多年前在其名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中一再断定：“严复信奉的‘自由主义"”（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3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严复的英国式自由主义”（同上，230页。）进入90年代，萧功秦教授则说：“一些国外的权威学者把严复称之为‘中国自由主义者"可以说是极大的误解。正是严复，认为中国长期专制传统以及由此形成的国民性，作为中国的既存现实，使中国不能通过自由主义的方式来实现富强。……如果仅因为严复称赞过西方自由主义而把他当作自由主义者，而无视这位思想家所主张的现代化过程中的权威政治论，那无疑是本末倒置。”（萧功秦：《“严复悖论”与近代新保守主义变革观》，《萧功秦集》，20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后面，包含着颇为有趣的问题。问题的复杂首先来自自由主义极难精确界定。自由主义有不同的流派，且在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时期，它的表现形式也各异。但异中有同，有一个基本点是广大自由主义者普遍认同的：维护经济活动自由、政治自由和思想自由等个人权醅使之免受蜕缁崛Φ？（这是乱码）不必要的侵犯。个人和公共权力的关系始终是自由主义者关注的焦点，而其出发点则是维护个人的价值和尊严。因此，严复与自由主义的关系也应以此为基准去考量。甲午战败后，严复破门而出，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震动一时的文章。从思想史的角度去考察，严复这些文章的历史性贡献是在近代中国第一次突出地把自由当作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别和富强的关键。早在70年代，王韬、郭嵩焘等人已经看出当时清帝国的所谓变法自强没有抓到根本，现代西方的本、体或道是其政治和经济制度。严复比他们高出一筹之处，是进一步指出了这些制度的建立，离不开人的自由。从上一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初，由严复提出而为梁启超等大力张扬的启蒙纲领是：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严复是遵循怎样的内在理路得出这个结论的？他首先确认一个前提：要救中国，实现富强安定，非学西方不可：“夫士生今日，不睹西洋富强之效者，无目者也。谓不讲富强，而中国自可以安；谓不用西洋之术，而富强自可致；谓用西洋之术，无俟于通达时务之真人才，皆非狂易失心之人不为此。”（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一册，4页，中华书局1986年。）那么，“西洋之术”的真谛是什么？“夫与华人言西治，常苦于难言其真。……其命脉云何？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斯二者，与中国理道初无异也。顾被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一册，2页。）说到底，西方富强的真谛在“自由”。进一步要追问，中国究竟应该怎么办？“夫如是，则中国今日之所宜为，大可见矣。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反是则乱。顾彼民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诚优者也。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严复：《原强修订稿》，同上，27页。）在这里，自由的内涵得到进一步的阐释。在严复看来，自由是与自利和自治密不可分的。他笔下的自利，不是向杨朱复归，而是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个人的行为出发点，亦是现代伦理的出发点。而自治则是政治民主的基石之一。他所说的自由是一个全面的概念，是在伦理、经济、政治、思想和学术等领域要求破除对人的束缚，全面实现现代公民的基本权利。在以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和三纲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意识形态的清帝国，公开鼓吹把来自西方的自利、自由、自治作为救国的根本道路，不但当时石破天惊，而且深刻地揭示了百年来包括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内屡败屡战的启蒙思潮的核心。显然，事情并不如萧教授所说，严复仅是“称赞过西方自由主义”。逐步革除宗法专制的束缚，实现人的自由是严复这一时期思虑的中心。作为杰出的启蒙思想家，他深刻了解中国的现实，不指望一步到达自由之域，而以民力、民智、民德的救治为根基。如何“鼓民力”？他认为应从为害最大的鸦片、缠足的禁止开始。而“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讲西学的要点则有二：一是一定要废除科举旧制，包括八股、策论等等在内，让设学堂、讲西学与士子的荣途结合起来。二是要像西方那样“其教子弟也，必使自竭其耳目，自致其心思，贵自得而贱因人，喜善疑而慎信古”（严复：《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一册，29页）即确立自我的中心位置。至于新民德，则首先要改变自秦以降“大抵皆以奴虏待吾民”（同上，31页。）的不自由状态，同时确立国民以私为本的治国之道。他写道：“顾处士（炎武）曰：‘民不能无私也，圣人之制治也，在合天下之私以为公。"然则使各私中国奈何？曰：设议院于京师，而令天下郡县各举其守宰。是道也，欲民之忠爱必由此，欲教化之兴必由此，欲地利之尽必由此……欲民各束身自好而争濯磨于善必由此。呜呼！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同上，31—32页。）上述情况表明，深悉中国的国力及“民力、民智、民德无一事及外洋者”的严复，在他的前期思想中，明确地表示议会制和各地的民主自治是救治中国的不二法门，也是开民智、新民德的必由之路。这个主张的理论基础是珍视个人价值，用来自西方的自利、自由取代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与此同时，他高喊“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严复：《辟韩》，同上，36页。）以主权在民的契约论否定宗法专制中国视作天理的三纲。总之，这一时期的严复不愧是中国最早的自由主义者和与之一体两面的个人主义者。他不仅衷心赞叹西方的自由主义，而且真心实意地用这个理论剖析中国的痼疾和设计救治之道。因此，史华兹教授肯定严复的自由主义不无根据，而萧功秦教授的反对意见则与实际情况相距甚远。论者肯定严复浴醐（乱码）是自由主义者，是以严氏的思想有前后期之分为前提的礁鍪逼诖？致可以（乱码）1906年为界。史、萧两人则认为严的思想是前后一贯的。不过，史氏在坚持认为严氏“内在的思想实质是前后一致的”（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202页。）同时，也承认“说他在最后10年内‘背离西方退回到传统"是有些道理的”（同上，207页）“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我们才看到了严复明确否定西方的态度。”（同上，223页。）这实际是肯定严复思想前后有别。与史氏不同，萧功秦教授断言：“在严复本人的思想中并不存在以往被学术界普遍认为‘早期的改革倾向"与‘后期的保守倾向"之间的断裂，他所主张的渐进变革思想可以说是‘吾道一以贯之"的主线。”（《萧功秦集》，20—21页。）任何人或人群从身体发肤到思想文化，前后总不乏关连之处，绝无“全盘反传统”之可能。但这并不等于可以抹煞发展过程有巨变而呈现阶段性。严复毕生讲进化，向往渐进，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正如他1909年给著名思想家胡礼垣的复信中所说，他的思想有今、故之分，其标志恰恰在对待平等自由的态度：“来教谓平等自由之理，胥万国以同归……顾仆则谓世界以斯为正鹄，而中间所有涂术，种各不同。……窃附于立言之私，乃高者既不足于谕时，而偏宕者反多以益惑。……先生所欢喜赞叹者，无乃以今吾为故吾乎？”（严复：《与胡礼垣书》，《严复集》第三册，594页。）显然，“晚年见道”的严复已悔“故吾”力倡“万国以同归”的自由平等之理。而萧教授强调严氏思想无前后期之分，目的也在于割断严复与自由主义的联系，使之成为权威政治的偶像。早期的严复是不是中国新权威主义者的开山祖和保护神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此时的严复确实对光绪皇帝有过幻想：“夫民既不克自为，则其事非陛下倡之于上固不可矣。”（严复：《拟上皇帝书》，《严复集》第一册，68页。）问题是他要皇帝倡导什么？综观他在1895—1905年间的全部言行，人们可以看出这么一个轮廓：1.中国必须学西方，而且应该坚持体用一元，从根本上学西方。这个体就是西方政治上的民主制度，经济上的自由竞争和人际关系上的个人主义。2.他把来自西方的思想，综合改造成为我所用的两根主要思想支柱。一是以斯宾塞、赫胥黎的思想为资源的进化哲学，坚持发展的综合性和渐进化。另一是亚当。斯密和穆勒的古典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3.在行动上他坚持两条原则：一是既坚持全面学习西方的理想，又从实际出发，选择若干最迫切的事项为改革的突破口。后者尤以废八股、兴西学为重中之重。用他的话来说是：“天下理之最明而势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然则变将何先？曰：莫亟于废八股。”（严复：《救亡决论》，同上，第40页。）而在他看来，废八股与兴西学是不可分的：“然则救之之道当何如？曰：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则庶乎其有鸠耳。东海可以回流，吾言必不可易也。”（同上，43页。）在戊戌变法中，康梁亦深受这个观点的影响。窃以为断言严复主张全面学习西方时不知所措，存在所谓单项引进与全面引进的“深刻的两难矛盾”或“严复悖论”，与严复当时的认识出入颇大。二是以渐进的改革为主，多种手段并用。信奉进化论而又深知自由在社会正常运作中的价值的严复，很自然地认同渐进的改革。他肯定光绪皇帝这一类君主的作用，但这是与扩大自由与实行议会民主相联结的。换句话说，君主仅是实现自由与民主的工具。这是早期的严复与以自由、民主为俎豆拜倒在权威脚下的新权威主义者的差别所在。而当严复高喊“今之所急，非自由也，而在人人减损自由，而以利国善群为职志”（严复：《民约平议》，《严复集》第二册，337页。）之时，已是1914年，历史潮流早已把他冲涮到边缘，昔日弄潮儿，已化为历史记忆。还应补充说明，早期的严复，既寄希望于皇帝，也不拒绝运用其他手段。除了著文、办报、译书，以开民智自任外，他还勇敢地参与了1900年的中国国会活动。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庚子中国议会及其政治行为，有几个明显的特征：一、民间和民主色彩；二、行动方式不拘一格；三、组织上兼收并蓄。"其不拘一格的行动方式表现‘在争取和利用督抚的同时，又设法联合革命党，运动江湖客。"不失为‘以民权兴民政"的开端。”（桑兵：《论庚子中国议会》，《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2期。）严复是这个民间自行组织的国会的副会长。现有材料表明，包括联络会党和革命党，准备动武的情况，严复都有所了解。仅以他曾寄希望于皇帝而断定他是皇权主义者或新权威主义的开山祖，显然过于勉强；正如我们也不能以他曾出任中国国会副会长而目之为革命党人一样。上述情况表明，严复与光绪皇帝的关系不足于否定那时的他信奉自由主义。一个更为引人深思的问题是史华兹教授提出的：追求富强与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关系。“在近代世界里，没有一个社会不具备国家力量而能幸存下来。不过，事实依然是，凡在价值观念被认为是达到强盛的手段的地方，这些价值观念就很可能是靠不住的、无生命力的和被歪曲了的。”（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235页。）对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乃至中国人说来，百年中国梦无疑是富强二字。但这确实是一把两刃剑。历史已严酷地一再昭示：当国家被欺凌、奴役，多数中国人也形同奴隶。但当盲信为了国家富强而可以牺牲个人的自由和社会生活民主化的时候，多数公民固然屈辱困顿，所谓富强也必然是一场代价惊人的噩梦。不过，作为启蒙思想家的严复却开启了中国自由主义的两个传统：一是珍视国家独立和富强。严复是在清帝国面临瓜分危险时拍案而起的。结束国弱民穷的惨境，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尊严是严氏一切活动的焦点。后来的胡适、储安平、徐复观、殷海光……无不念兹在兹。自由主义本来有多种形态，被压迫民族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驱使他们不能不关心国家命运，这是他们有别于发达国家的自由主义者的突出特征。二是珍视个人自由与寻求国家民主化相结合。要是说生活在民主制度健全的国家中的有些自由主义者可以选择“独善其身”的生存方式，仍然在宗法专制或其余威下挣扎的人们不为民主而抗争，就不可能拥有个人的基本自由。这是严复把自治与自利、自由并列，把民主选举地方官和“设议院于京师”视为“进吾民之德”的关键的主要原因。而当他念念不忘“今日最难问题，即在何术脱离共和”（严复：《与熊纯如书》三十八，《严复集》第三册，646页。）之际，则早已告别自由主义，与光大他前期思想的新文化运动格格不入了。回顾20世纪中国，自由的诉求总与民主运动相结合，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无不是民主主义者。这两个传统正是中国自由主义的特点。这些特点是由中国社会和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不理解这些特点必然对中国自由主义者产生种种误解。有的坚持自由主义的学者把对富强、民主的追求视之为与自由主义本性有深刻的内在矛盾。而有的新权威主义者则夸大其对国家命运的关注而抹煞其自由主义的本质。两方面的误读，都来自对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被压迫民族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任务在自由主义思想家身上的影响缺乏足够的重视。严复与民族主义萧功秦教授一再断言：严复“始终主张从儒学传统中寻求凝聚‘国性"的资源”（《萧功秦集》，20页……—）“用严复的话来说，传统的儒家思想与价值乃中华民族藉以凝结为‘国性"的基础，”“在他看来，‘国性"乃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灵魂，而一个失去自己的文化灵魂的民族，即使在种族竞争时代存活下去都不可能，那就更不用说去实现富强的目标。”所谓“国性”则以儒家的“群经”为载体。（同上，33页。）后期的严复曾提倡尊孔读经，这是不争的事实。值得讨论的是：严复是不是“始终”尊儒，认为“有必要从传统主流文化中汲取民族凝聚力”的历史人物？他真是认为以儒家“群经”为载体的“国性”是民族生存和实现富强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吗？这是个事实判断的问题，让我们还是从严复自己的文字中去寻求答案吧。用世界主义观察中国，这是严复前期思想的重要特点。“二百年来之天运人事皆为其通而不为其塞。汽机电气既用，地球固弹丸耳。……而谓五洲上腴如中国者，可深闭固拒以守其四千年之旧俗，虽至愚者，知其不然矣。”（严复：《如后患何》按语，《严复集》第一册，79页。）他所以能引领90年代的启蒙思潮，与继承和发扬魏源、王韬、郭嵩焘等先驱勇于迎接世界一体化的历史潮流的思想密不可分。因此，同众多先驱和同时代的思想家一样，这一时期的严复不但绝无固守“国性”——传统文化和“群经”的封闭态度，且要求用现代的普世标准——“天下之公理”去对待民族文化。用他的话来说是：“至于近世三百年，舟车日通，且通之弥宏，其民弥富；通之弥早，其国弥强。非彼之能为通也，实彼之不能为不通也。通则向者之礼俗宗教，凡起于一方，而非天下之公理，非人性所大同者，皆岌岌乎有不终日之势矣。”“这个趋势，迎之则福，抗之则灾。灾福不同，而非天下之公理，非人性所大同，其终去而不留者，则一而已矣。”（严复：《法意》按语，《严复集》第四册，989—990页。）富强的关键在用开放的态度迎接和坚持人性大同的天下之公理，而摈弃与之相反的不符合人性和公理的各种文化因素。在他看来，西方的现代文化就体现着这种人类之公理。因此，他同时反复强调，要富强非学西方不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不过是上述观点的必然延伸。中国的问题安在？“今日请明目张胆为诸公一言道破可乎？四千年文物，九万里中原，所以至于斯极者，其教化学术非也。”（严复：《救亡决论》，同上第一册，53页。）“呜呼！用诗书礼乐之教，奖柔良谨畏之民，期于长治久安也；而末流之弊，乃几不能自存。”（严复：《法意》按语，同上第四册，864页。）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弊端的揭露真可谓入木三分。前期的严复正为包括“群经”在内的传统文化误国害民痛心疾首。此时的严复坚决反对“保教”，认为孔教不必保，文化只能在开放状态中通过自由竞争汰劣存优。任何国家都没有固定不变的所谓“国性”。同时，所谓“国性”也是个难以明确界定的概念。如果把它界定为国家的特性，则这首先取决于经济、政治制度，也体现在文化制度和主流思想文化体系。前期的严复关心的是如何变革这些贻误民族生机的腐朽现实，而没有也不可能致力于保存这些所谓“国性”。如果把“国性”理解为国民的特性，则严复备感哀伤的是中国的民力疲NEE0（乱码？？？），民智卑下，民德已薄，不适应激烈竞争的现代世界；而这正是数千年法制教化和其他因素层递积累的恶果。他关注的依然是变革而不是保存这些所谓“国性”，并视之为国家富强必不可少的基础。把严复描绘为“始终”主张维护所谓“国性”的人，实质是冀图把他打扮成鼠目寸光的民族主义者。而这正是前期的严复坚决反对的。时贤不是冀图以“国性”或“民族文化”为名的民族主义为“凝聚力”的基础吗？看看严复是怎么说的吧：“是以今日党派，虽有新旧之殊，至于民族主义，则不谋而皆合。今日言合群，明日言排外，甚或言排满；至于言军国主义，期人人自立者，则几无人焉。……虽然，民族主义遂足以强吾种乎？愚有以决其必不能者矣。”（严复：《社会通诠》按语，《严复集》第四册，926页。）时至今日，确已满汉一家，排满没人说了，“合群”译为“凝聚力”，“排外”换成“说不”，不够响亮的依然是“期人人自立”的声音！那么，民族主义的实质是什么？严复说得好：“夫民族主义非他，宗法社会之真面目也。”“中国之不兴，宗法之旧为之梗也。”“使中国必出以与天下争衡，将必脱其宗法之故而后可。……彼徒执民族主义，而昌言排外者，断断乎不足以救亡也。”（严复：《读新译甄克思〈社会通诠〉》，同上第一册，148、151页。）面对前期严复的睿智，时贤不应有所警觉吗？严复诚然提倡过尊孔读经，但那是什么时候，当时他在思想文化界扮演的是什么角色，这都是众所周知的。不必要的重复似有对读者不够尊重之嫌，此处就省略不谈了。为何有两个严复从走出海军学校登上思想文化舞台起算，以1906年前后为分界线，严复的思想起了重大变化。这个变化以《政治讲义》和《述黑格儿惟心论》两篇重要文献的发表为标志，就某些重大观点而言，前后判若两人。1.在哲学上从机械唯物论的提倡者转为服膺唯心论。他的结论是：“考汗德（TXTkant ）TB所以为近代哲学不祧之宗者，以澄澈宇宙二物，为人心之良能。其于心也，犹五官之于形干，夫空间、时间二者，果在内而非由外矣，则乔答摩境由心造，与儒者致中和天地位（为）万物育之理，皆中边澄澈，而为不刊之说明矣。黑格儿本于此说，故惟心之论兴焉。”（严复：《述黑格儿惟心论》，《严复集》第一册，217页。）东西唯心论汇合为“不刊之说”，这是他哲学思想的一大转变，也是理解他后期思想的重要关键。2.从个人主义转向国家至上。对严复说来，对国家命运的关注是始终不渝的。但在前期，他以个人主义为必由之路，1906年以后，则国家吞噬了个人。用他的话来说是：“观于历史，凡有男女淫佚，易内窃妻，与夫民恤己私，各立于独，其国种未有不陵夷衰微者也。”（同上，212—213页。）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里对独与私的否定。一个曾把自利、自由、自治看成生死攸关的思想家竟作如是观，此中巨变耐人寻味。3.由追求自由转为寻求干预。在前期，深感中国民智、民德、民力低下的严复，认定救亡的不二法门在解除束缚把中国人推向自由竞争的道路。他写道：“顾富强之盛，必待民之智勇而后可几；而民之智勇，又必待有所争竞磨砻而后日进，此又不易之理也。”（严复：《拟上皇帝书》，《严复集》第一册，65页。）以欧洲为例，“盖其所争，不仅军旅疆场之间而止。自农工商贾至于文词学问一名一艺之微，莫不如此。此所以始于相忌，终于相成，日就月将，至于近今百年，其富强之效，遂有非余洲所可及者。”（同上，66页。）这是一条以西方为典范，改革社会制度，促进民智、民德、民力提高的道路。此时，他介绍和宣扬斯宾塞、穆勒和亚当。斯密的理论，说的也是这个道理。在政府或社会权力（如宗教或名教）与个人的关系上，他力主限制前者对后者的干预。时至1905年夏，他在上海演讲政治学，调子就有了变化。这次讲演的讲稿《政治讲义》成了其思想前后递嬗的重要记录。他仍然肯定立宪和议会民主，认为这是宣泄民意、政府权力正常更迭并保持皇室不倾的重要制度。诠□胰τ敫鋈说墓叵瞪锨那牡仄鹆肆礁鲋匾？（乱码）的变化：一是突出强调的民智、民德、民力低下对自由的制约。“乃明政府当问之事，相时为之，初无限制，而民之自由亦以智、德、力三者程度为高下，初无可为典要者。”（严复：《政治讲义》，《严复集》第五册，1294页。）提高民众智、德、力的途径则着眼于教育，而非过去视为关键的社会制度的改革了。二是关注的焦点从保护个人自由转向强调政府的干预。他说：“须知政府者，一国主权者。使主权而诚完全无缺，其于一国之事，固无所不当问。而问之者为一人，为一众，为通国之人，所不论矣。近世政治家……曰某事某事，若宗教之皈依，若社会之言论，无虑数十端，皆政府之所不宜过问，而务听其民自便者……然自吾术言，则言此者，将以适一社会一时代之用乎，抑以为至理定法，各国之所宜共由耶？苟如前言，其说庶几可用，若如后义，则大谬不可行也。”（严复：《政治讲义》，《严复集》第五册，1293页。）曾是自由主义者的严复到了写下这些文字时，竟以国情特殊为极权主义张目了。要是说《政治讲义》的观点还有明显的过渡性质，1906年以后则权威主义、减损自由、开明专制之类的观点便屡见不鲜了。第四，对中国传统主流文化从否定到赞扬备至。前期的严复通过深入的考查和中西对比，对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学术教化的弊端深恶痛绝，视之为中国贫弱和发展迟滞的重要根源。他对传统文化并不完全否定。他欣赏《老子》、《庄子》和王安石的智慧。他从中读出：“老子者，民主之治所用也。”（严复：《〈老子〉评语》，《严复集》第四册，1092页。）“故今日之治，莫贵乎崇尚自由。自由，则物各得其所自致，而天择之用存其最宜，太平之盛可不期而自至。”（同上，1082页。）“治国宜听民之自由、自化”，“治国宜顺自然，听其自由，不可多所干涉”。（同上，1118、1119页。）与他当时的自由主义思想相一致，致力的是从传统的非主流文化中寻求自由、民主资源。但在后期，他的观点有180°的大转变。请听这么一段高论：“往自尧舜禹汤文武，立之民极，至孔子而集其大成，而天理人伦，以其以垂训者无以易……为国家者，与之同道，则治而昌；与之背驰，则乱而灭。故此等法物，非狂易失心之夫，必不敢昌言破坏。乃自西学乍兴，今之少年……乃群然怀鄙薄先祖之思，变本加厉，遂并其必不可畔者，亦取而废之……不佞每见其人，辄为芒背者也。”（严复：《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严复集》第一册，第168页。）令人目瞪口呆的是这个与三家村冬烘先生无甚差别的高论居然出自严复之口；而所贬斥的恰恰是他自己在甲午以后开始的启蒙大业。这个巨变的原因在哪里？窃以为应从社会因素、学术缺失和人格缺陷三个方面去寻找。严复思想前后期的分水岭在对待自由和民主的态度。他曾反复申述政治学的一个“公例”：“凡国成立，其外患深者，其内治密，其外患浅者，其内治疏。疏则其民自由，密者反是。”（严复：《政治讲义》，《严复集》第五册，1292页。）换句话说是：“政治宽严，自由多少，其等级可以国之险易，内患外忧之缓急为分。”（严复：《政治讲义》，《严复集》第五册，1298页。）严氏在1905年说的这些话，不但有为大转变作自我辩解的味道，也涉及中国学术界讨论多时的所谓救亡与启蒙——自由、民主的关系问题。把这些话放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下去解读，其含义就会比较清晰。19、20世纪之交两次启蒙或自由、民主运动的高潮都出现在救亡的紧急关头，严复也是因此登上其思想文化事业的两座高峰的。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是比鸦片战争更为严重的外敌入侵。前者震惊了包括严氏在内的一大批先觉者，迫使他们直截了当地说出要救国就要学西方，就要建立自由、自利、自治和设议院的社会制度。后者则使更多的知识分子清醒地认识到，把传统教化——华夷之辨发挥到极致的爱国主义会造成如何巨大的灾难，而缺乏民主的决策程序更是造成这一浩劫的决定性因素。于是，体制内外正在迅速形成和扩大的知识分子群体和开明官僚掀起了输入西学、建立新的教育体系的热潮；建立新的司法制度，制定现代法律体系以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工作正在逐步展开；立宪的呼声日益强烈……在皇帝的“上谕”、所颁法律和大臣的奏章中，“自由”、“平等”、“立宪”和公民

课字笔画名称 点、横折提、竖、横折、横、横、横、竖、撇、捺。有关课的造句如下：1、比起去学校上课，网络课堂更加实惠，所以你就能节省下一部分钱和你所认识的新朋友外出聚聚了。2、因此，大学英语教师应积极营造轻松和谐的课堂气氛，激发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全面提高学生的听力水平。3、其间更有气球表演、气球人巡游、气球课堂、碰碰球闯关活动。4、大学课堂一学生迟到，老师愤怒：你都瞧瞧几点了，学生：1880点；老师：我是问你什么时候；学生：收盘时；老师：赶紧出去；学生：套牢了，出不去！5、甚至人们从励志书或者课堂上得到的力量，也会很快的消失不见。6、4月20日,周一,可是14岁的刘小明却没有出现在早自习课堂上。7、另外,他一有机会便邀请学者教授来复旦附中做讲座,戴厚英、萧功秦等作家学者曾来他的语文课堂上讲课。8、对于每一篇短论，你必须进行提案与起草，以从课堂的工作小组以及我这方面得到回应。9、有底线者，可以连结以便得知课堂上所看的影片更进一步的资讯，那些影片的资料已经被整理到网络电影数据库。

中国公路特点一普遍性要想富先就修路，在改革开放时期这句话一直提醒我们要注重交通的重要性，正是因为如此我国的公路遍布全国各地，在海拔3000到5000米的青藏高原也能实现公路的普及，很好的证明了我国铁路分布在全国各个地区。二 经济性在我国公路发展历程同时见证着我国经济发展，正是因为公路的修建，全国合个地区连接在了一起，经济的发展有了很大的起色。在北方能吃上新鲜的荔枝菠萝蜜，在南方能吃到新鲜的蔬菜，这些都是公路带来的贸易往来和经济发展。三科技性在公路的修建上，我国创新的使用了水泥碎石路面和砂石路面使公路的坚固程度和使用寿命大大提高，同时还有一套完整的公路保养方案，如：种植防护林，对路基番浆进行换土，破解地方及时用沥青填补等。这里的每个方便都体现了我国公路的超前性和科技性

（1）材料一：传统文化的影响。材料二：变法者的心智和变法策略（或者变法者主观方面的局限性）。材料三：整体的社会环境。（3分）（2）（任意回答一例史实，即可，2分）材料一：守旧势力强烈抵制和反对新政措施。材料二：百日之内颁布大量改革上谕（或光绪帝大幅度调整礼部官员，激烈反击）材料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环境：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力量薄弱。（其他史实，言之成理，即可。）（3）①原因：中国在向西方学习时没有科学地把握中国国情，只是照搬日本经验。（1分）②根本原因：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民族资产阶级力量不够强大。（1分）③“要义”：推翻旧的幕府统治，建立新的天皇政权；大刀阔斧地推行切实可行的变法措施。（2分）（4）改革的成功是社会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必须多方面的积极地为改革的成功创造有利的社会条件。（答出一点即可，如果学生从某一观点概括其现实意义，言之成理即可。）（1分） 本题考查的相关知识点是：探讨中国近代化道路的曲折性，明治维新的主要过程和基本内容。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与变法的历史意义：①从时代背景分析，变法运动是在中华民族遭遇空前危机的情况下开始的，尤其在甲午战争失败于邻国日本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瓜分豆剖，亡国灭种绝非耸言危听。《马关条约》签订时出现的“公车上书”成为变法的开始。所以变法图强救亡图存是变法的直接目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变法是爱国的，是进步的。②从变法的内容看，政治上要求实行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度，经济上要求发展资本主义，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看，从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看，推行资本主义是中国的出路，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③从变法运动的过程看，上书、演讲、办团体，宣传变祖宗之法，兴民权，学西学，这样必然要和封建思想和文化进行斗争，维新派和顽固派的论战就是这种现象的反映。所以说，变法是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其许多遗产成为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宝贵财富。第1问的“视角”问题是对历史研究方法的考查，从材料中即可发现其研究角度。分析材料一、二、三，三位历史学家分析戊戌变法失败原因的不同视角分别是：传统文化的影响；变法者主观局限性；整体社会环境。第2问根据所学任选一例说明三则材料第1问中的观点，材料一：守旧势力强烈抵制和反对新政措施。材料二：百日之内颁布大量改革上谕。材料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环境：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力量薄弱。第3问分析材料四中国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是在向西方学习时没有科学地把握中国国情，只是照搬日本经验。根据所学中国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民族资产阶级力量不够强大。明治维新成功的真正“要义”是推翻旧的幕府统治，建立新的天皇政权；大刀阔斧地推行切实可行的变法措施。第4问“现实意义”，要导向改革成败因素对今天的借鉴意义。根据上述内容，改革的成功取决于社会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改革的成功需要有利的社会条件。

（1）第一阶段史实：洋务运动、百日维新、清末新政。（每答对一点给2分，满分不超过4分）第二阶段史实：创立中华民国、颁布《临时约法》、实行责任内阁制、权力分立等。（每答对一点给2分，满分不超过4分）（共8分）（2）评价：计划经济模式曾经在一定时期推动了国家经济的发展；（2分）但因为长期实行，且高度集中权力，其自身的弊端使得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2分）（共4分） 试题分析：本题考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1）第一阶段主要回答清朝和民国时期中国现代化的表现即可.主要内容有清政府时期的洋务运动，进行了技术领域里的引进西方技术，创办了一大批的企业；政治上则主要是清政府自身的变革，如清末新政和戊戌变法等。民国时期主要表现在经济上是颁布措施法令推动经济的发展，政治上创立了中华民国，颁布了《临时约法》。（2）第五阶段“集权主义的计划经济模式”主要说的是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评价新中国计划经济从积极性和消极性两个角度回答。要明确这种经济模式对于促进我国工业化的初步建立起到了一定的好处，但是其弊端还是显而易见的，僵化的色彩使经济的发展失去了活力。

（1）民权主义（2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国民享有人身、言论、著作、集会、结社、迁移等自由和请愿、诉讼、选举及被选举等项权利。（4分）（从主权在民原则、具体享有的权利两个角度给分）（2）人民政治参与意识增强，政治参与方式多样化。（4分）组建政党、社团；创办报刊，评说时政；进行政治演说，宣传政治主张；选举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各级议员；取得了反对袁世凯复辟的护国运动的胜利。（8分）（3）人民的政治参与，提高了人民参政议政的意识，民主共和观念逐渐深入人心，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显著的里程碑。（4分）但是，由于简单模仿西方、缺少制度约束、社会条件不足，民众政治参与存在弊病。中国的政治民主化不能一蹴而就，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4分） 略

萧功秦 何新

萧功秦先生在其题为《中国百年现代化的六次政治选择--从清末改革到邓小平新政》的著名演讲中指出：不同时代的政治选择大体上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各种内外客观条件的压力和制约，二是人们对于富强的各种主观的理解，三是人们在当时可以借助什么样的政治资源来形成他们的政治战略。萧先生强调："人们的价值观念很大程度上影响和支配了他们做出的政治选择"。 证诸史实，萧先生的论证是有力的。价值观念、尤其是"人们对富强的主观理解"，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它成为许多人在20世纪反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理由，其佐证之一就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对历史的改造作用。但是，这种观念决定论或者说文化决定论忽视了一点：观念本身也非自在之物，它同样受制于客观反馈，同样要由具体的历史条件决定。 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了一定的思潮观念可以占据主流，构成"人们对富强的主观理解"。20世纪末东西冷战的终结、苏联模式在制度竞争中的彻底失败这一历史事实，使自由主义思想成为当代主流。中国取法西方的改革开放进程也强化了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主流化趋势，按照自由主义者王思睿先生的说法：自由主义在中国已成为学界主流，在民间也占据"道义优势"，已经"征服和整合了民心"。 主流思想一旦成形，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支配人们做出的政治选择"。正是由于以西方模式为范本的自由主义思想已成为当今中国主流，它所推崇的并不适合于中国国情的目标模式已经深入人脑、已经"征服和整合了民心"，政治改革一旦启动，必然指向西方模式，而且还可能不会服从预先设计的主观方案或政府、民间某些人的操控，而只会遵循它本身的逻辑，加速奔向理想中的目标终点。思想基础就像社会进程的程序软件，政治进程只要启动，它就会遵循思想为其早已设定好的程序。政权力量只能控制硬件，决定启动与否，无法左右启动后的进程走向。 今天，自由主义所推崇的宪政民主制度在发展中国家的不适应症已成为一种国际性普遍经验。大量后发展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不是昙花一现，就是淮橘成枳、徒有其表。但是，观念的力量胜过了这一切，压倒了对这些实际效应的反思。反思当然也在进行，但在新的、有挑战性和竞争力的道路选择形成之前，自由主义仍然会占据主流，左右人们的政治选择。 正是在这种旧的主流方案（自由主义）不适用于中国国情、新的有竞争力方案尚未成熟的情势下，中国的政治进程陷入了这样的僵局：改革，社会缺少温和、渐进的思想土壤，必然趋向激进；不改革，政治落后于社会进程越来越远，它不但会桎梏社会其它方面的自发演进，也会不断强化社会结构的刚性，使进一步演进的试错空间越来越小。于是，中国遁入了被外界称之为经改先行、政改不行的"跛足"模式之中。倾心于西方模式的"民主即行论"者总是责怪政府僵化保守，不敢启动"实质性"政治进程。他们不知道，正是他们自己照搬自西方、不适用于中国国情的激进目标及其理论使改革难以成行。热衷于推动政治改革的知识分子，却无力为改革设计一条可以稳妥渐进的道路，而只能指着不切实际的目标大喊"快启动"，启动后却只能任由思想和社会的力量将运动加速推向极端。这样的改革，只会致中国于动荡和灾难。 而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认识到一旦政治改革启动，局势就将不由自己而只可能由"征服和整合了民心的"自由主义主导，所以执政者迟迟不敢启动哪怕是较为温和的改革。没有任何一个有责任心的政治家，敢于启动一场进程不受控制、结局难料、同时有很大可能要以失败收场的改革。 中国似乎正在走上清末的老路，正在步入历史的轮回：对激进改革的后果预期使改革寸步难行，拖延改革又使结构刚性越来越严重、试错空间越来越小、延误改革时机。破茧而出的唯一突破口，只有改造思想土壤，让温和渐进、适合于中国国情的理论主张占据主流，"征服和整合民心"。历史上任何成功的改良，都是由执政者主动选择的。当局势迫使执政者不得不改时，改革往往已丧失成功可能。因此，只有改造民众思想，才能改变人们（尤其是执政者）对于改革的理性预期，渐进改革才在客观上具有可操作性、在主观上可能被执政者所选择。 倡导温和、渐进的改革目标和路径，会不会被既得利益者利用作为保守现状的工具？着眼于避免改革极端后果的方案，会不会使改革本身丧失动力？这是急于改变现状者担心的问题，但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改革的需要，根植于中国社会的现实进程之中。无论是内部现实问题的层出不穷，还是外部制度竞争的压力，都使政治改革成为一种迫切需要。迫切的需要却被强行压抑，是因为存在另一种更迫切的需要、另一种更严重的隐性危机：保持基本稳定的需要，对于政治转型过程及其极端化后果的担忧。 因此，政治改革能不能启动、中国社会能不能走出现实僵局和历史轮回，就在于能否出现新的、有竞争力的温和渐进的政治理论和主张。这种理论要在观念和话语上战胜自由主义，赢得民众，成为新的思想主流，为改革犁出温和适宜的思想土壤，为社会进程设置新的内驱程式。真正的思想创造是"从问题到主义"、而不是"从主义到问题"；是从社会现实问题出发、探讨有效解决方案并系统化为理论，而不是从先验理论出发、由观念到问题演绎出结论。 --但是，人类社会迄今的经验事实，是否足以在中国支撑新的、立足于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温和理论成为获得广泛认同的思想主流？ 经验世界迄今为止所提供的答案是含糊的。一方面，苏东转型的大幅震荡和碰碰磕磕、民主宪政在发展中国家的普遍不如人意、中国独立于西方政治模式之外的长期发展，支持理论界进行新的道路探索和理论建构；另一方面，由于当今世界先进国家无一不在自由主义的模式规范之内，这又使得经验无法否认自由主义的宪政民主模式是迄今为止最完满成熟的政治形态。其它的道路选择，只能支撑起较低的、或者说较为近期的目标。就观念世界本身而言，观念也具有追求终极答案的倾向性特征，关于近期目标的理论不可能成为终极性理论，因此也不可能被普遍认同和接受，更不可能战胜终极性理论成为主流；它最多只能作为终极性理论的一种附庸而存在。因此，新权威主义者如萧功秦，也不能不认同自由主义模式为长期目标，而将其权威主义主张降格为一种路径描述。 在此，历史凸现了理论需要与实践需要的深刻矛盾：理论的观念属性要求其具有终极性，即要求建构出在对象范围内无所不包、圆满自洽的逻辑体系；实践要求渐进，要求每次推进都只以阶段性目标为目标。但在开放性政治进程中，真正能"征服和整合民心"、掌握群众的只会是终极而不会是阶段性目标。因此，在竞争性政治博弈中，政治改革易于被导向终极性目标，使改革告别温和和渐进，转向激进和极端。改革指导思想与现实需要的不相适应，可能是近代以来取法于西方的中国政治改革无一不以失败收场的重要原因。要启动政治改革，就必须改造思想土壤，建构新的、能够为国民普遍认同的温和型意识形态。困难在于，怎么处理理论所要的终极性与实践所必需的阶段性的矛盾。 出路可能只有两个方向：要么将一种关于中期阶段性目标的理论提升为终极性理论，完全告别西方范式，在理论上走出一条新路；要么根据中国现实需要为宪政民主目标量身定制一种初级阶段理论。不管朝向哪个方向，新理论纵然可强调对于中国的适应性，但都不可能否认另一种模式（自由主义模式）对于其它国家的适应性。两种模式并存，制度竞争的压力就始终存在，因此，任何挫折都可能导致自我否定。对于起点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中国来说，如果在理论和实践上尝试新的道路，背负的压力将远远大于竞争对手。 如果将思想本身作为影响历史进程的客观因素之一来看待，从客观条件考量，思想基础温和化的难题似乎无解，中国似乎怎么也无法走出"要么等死，要么找死"的历史怪圈。正因其难，历史在此处才反复轮回。不甘于悲观宿命的中国人唯有发挥主动性，以人类理性一搏历史宿命。理性应该首先体现在集中了全社会大部分资源的执政者身上，执政者应该以国家力量介入，致力于新的、适合于中国国情的温和意识形态的建设，同时要致力于为这种新意识形态提供事实上的说服力。理性也应该体现在担负着民族理性传承的知识分子身上，由于古今中外的一切经验都表明，只有温和的改良，才能实现成功转型，激进必然导致动荡，中国再也经不起动荡；因此，保持温和、渐进的理性，并将之传导给民众，应该成为分属不同意识形态阵营知识分子共同的自觉担当。最后，中国命运的改变更需要民众的理性，任何意识形态，只有赢得群众，才能形成物质力量，才能影响中国未来。也只有在各方面的理性配合下，才能把作为终极性理论的自由主义请下神龛，才能使从中国现实问题出发、将阶段性目标作为方案核心的理论成为思想主流，中国的政治改革进程才可能在温和、渐进的思想土壤上有序演进。 所以，中国要前进，自由主义必须让路。不用谢,呵呵,再给你一个网站www.chinareform.org.cn

什么才是真实的日本留学并移居日本十余年，由于对日本社会从外到内的深刻了解，对日情感经历了从纠结到平常心的变化，看到国内绝大多数人依然在纠结的情感中挣扎，忍不住挥笔写来。记者：为什么要写这本书？王东：最初写作的动机，是看了学者萧功秦的文章《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日本》后，惊讶于他走马观花之下就抓住“真实的日本”，当然还有此前白岩松等人的一些论述，引发我去想什么是真实的日本，自己在其间生活有何感受？记者：书中讲到了日本的跟风意识，其实在中国也是屡见不鲜，比如国学热、养生热……同样是跟风，二国有何异同？王东：其实跟风这种现象是人类共有的特点，因为人是社会性的动物。日本人、中国人也好，欧美人也罢，随着人类文化的日益雷同化和浅薄化，跟风也应当越来越普遍。但是，日本人的一个独特之处是潜意识内强烈的集团性。相对来说，中国人的个人主义观念根深蒂固，如果自己没有得利未必会乐于跟风。记者：在日本生活了十余年，对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王东：我觉得最大的改变或许是不变，也可以说相对而言没怎么变。沈宏非曾经写过一篇《青春收藏家》，就是在说我这种人，离开校园不久便踏上出国旅程，偶尔惊鸿一瞥般回来，转身又离去。仿佛通过了时光隧道，记忆依旧停留在当年的去国前夕，用沈宏非的话说，是替别人完好无缺地“收藏了一整段的岁月青葱”。如果一定要说改变，我想在最初几年比较艰苦的打工生活给了我很多触动。记者：友人评价你是“一个回不去祖国，又不准备完全融入日本的人”，你认同吗？王东：倒不是说回不去，肯定要回去，只是会不适应，至于完全融入日本，应该是一个比较难的境界。这样的精神状态，应该说并不舒服，但它的好处是对任何一方都能保持一个类似局外人的观察角度，并且能够彼此对比。在历史上，有些学者、艺术家刻意地追求一种流亡（不一定有政治寓意，有时就是客居）的处境，就是为了坚持这个角度吧。记者：日本让你最着迷的地方是什么？感受到的最大冲击点是什么？王东：让我最着迷的还是中国，所以就有了“曾经沧海”的感受，很难再移情别恋日本。在价值观方面，对我冲击比较大的或许是勤劳勇敢。从小接受的教育说我国人民勤劳勇敢，但在日本人身上体现出的勤劳勇敢让我感受颇深。譬如我在书中提到的日本人的不服老。说到不适应，首先就是食物，我永远都不能接受寿司生鱼片之类的生食。记者：有读者评价说“阐释不够通透”，你自己觉得还有哪些遗憾和不足？王东：我未曾专门研究过日本文化，对它的了解还远远不够广泛细致，自然“阐释得不够通透”。书中提到的一些问题，比如日本人的生死观、美学观，都能写出学术大部头的题材，我很希望中国能有这样的著作出现。拙文的遗憾和不足，大概也就在浅谈辄止，一千余字而已。如果能有读者在阅读后对某个问题感兴趣，进而深入琢磨，拙文就有了抛砖引玉的作用。另一方面，我从个人体验的角度，给国内的读者介绍一点日本风情，也觉得有些微的意义吧。记者：接下来还有怎样的出书计划？还将对日本的哪些方面做阐释？王东：这本书完全是无心插柳，因为我认真写作的文字从来都没想过能够出版发行。如果可能的话，那么我会写一写历史题材，这是个被糟蹋得比较悲凉的重灾区。至于日本，或会用同样的体裁继续写些短文，只是希望书名能尊重我的意见，最好叫做：我可不敢说懂得日本。

以民主和科学为口号极力丑化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丑化中华民族，而且还极力否认帝国主义的侵略，赞美殖民统治，把帝国主义无耻的侵略行径美化成了是传播了民主和科学，极力鼓吹全盘西化的文人墨客被称之为“买办文人”。“买办”一词，明代专指对宫廷供应用品的商人；清初专指为居住广东商馆（见“十三行①”）的外商服务的中国*公行的采买人或管事人。买办亦称“康白度”（葡comprador）。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替外国资本家在本国市场上服务的中间人和经理人。原指欧洲人在印度雇用的当地管家。在中国，指外国资本家在旧中国设立的商行、公司、银行等所雇用的中国经理。扩展资料：从远古到近代，中国和西方不能说完全没有交往，但总的来说，西方外在于中国，中国外在西方，各自独立发展。但是到了近代，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方由于某种历史机缘，率先完成了工业化，并建立了自己主导的世界体系。随后，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标志，西方用自己的坚船利炮，将中国强行纳入到这一体系之中，并使之逐渐沦为半殖民地。中国的近代历史，不再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而是一个被西方强行扭转的历史过程，因此，中国的近现代知识分子，也失去了“正常的”生长环境，而是深深的打上了这一历史进程的烙印。概括地说，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主要有两个渊源：一是封建的，二是买办的。封建知识分子是中国固有的，洋务运动之前，封建知识分子在知识、文化界居于主导地位，洋务运动失败之后，买办知识分子开始居于主导地位。即便经历了20世纪漫长而深刻的中国革命，这一格局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买办的概念最初是经济上的，主要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替外国资本家在本国市场上服务的中间人和经理人，随着西方入侵程度的加深，买办开始形成一个阶层，最终变成买办资产阶级。买办最主要的特征是他们政治、经济利益以及社会地位是和西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西方对中国的侵略越深，他们获益就越多。所以，他们的政治认同、情感认同都是指向西方的，他们是西方在政治上、文化上、经济上侵略和控制中国的工具。买办知识分子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他们的基本特点是依附于买办资产阶级，依附于西方。识别他们非常容易，因为他们的情感、立场都是在西方一边的。比如袁伟时、贺卫方都认为中国近代以来遭受入侵纯属咎由自取，沈志华则考证出中苏破裂、抗美援朝等都是错在中方，萧功秦则论证了日本侵华是中国高调的民族主义所致，等等。对自己的祖国，他们充满了鄙夷和不屑，对欧美日，他们却无时无刻不在顶礼膜拜。正如宋美龄所言：除了黄皮肤和黑眼睛之外，我哪点不是美国人。在近代中国，胡适则可以说是买办知识分子的主要代表。参考资料：百度百科-买办参考资料：百度百科-买办制度

评价戊戌变法作为近代中国的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具有进步意义。虽然被慈禧太后扼杀了，但也为13年之后爆发的辛亥革命打下了思想基础。一、推动了清政府的自我改革。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慈禧太后带着光绪逃到西安，这给慈禧以惨痛教训。签订《辛丑和约》后，慈禧太后下令实行新政，其内容有编练新军；废科举，建学堂；奖励民办工厂；改革法制；派五大臣出洋考察，预备立宪；成立咨政院、咨议局等。其中有些改策已经超出了当年维新变法的内容。二、激起了民众对满清政府的愤恨，推动知识分子由维新向革命转化。戊戌政变失败后，支持孙中山革命的人增多了，不少对清政府抱有幻想的知识分子转变为革命党人。（此条更准确的说应为戊戌政变的影响，而不是戊戌变法本身的影响。）三、推动了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1）变法理论更加深入人心。人们普遍认为，不变没有出路，变是古今通理，中国还应该大变、全变。（2）民主思想进一步传播。维新派只敢讲“民权”，承认人民有参与管理政治的权利，但是不敢讲“民主”，不肯承认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戊戌维新之后，民主思潮就充分发展起来了。（3）激起了新一轮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热潮。戊戌维新失败后，更多的年轻人出国留学，更多的西方学说被译介到中国，中国的思想界更为活跃。四、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奏。戊戌维新后，新式文化事业勃兴，国内出现办学热，创办新式报刊热，出版新书热。戊戌时期，维新派为了对人民进行“启蒙”，曾提倡白话文和“小说界革命”。维新运动失败后，白话报刊更多出现，白话文得到更多提倡。除“小说界革命”外，维新派继续倡导“诗界革命”、“曲界革命”、“思想革命”、“道德革命”、“宗教革命”以至“史学革命”。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维新变法，是指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维新派人士通过光绪帝进行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政治改良运动。戊戌变法因损害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顽固派）的利益所以遭到强烈抵制与反对。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等发动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囚至中南海瀛台，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戊戌六君子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被杀，历时103天的变法失败。主要内容：改革政府机构，裁撤冗官，任用维新人士；鼓励私人兴办工矿企业；开办新式学堂吸引人才，翻译西方书籍，传播新思想；创办报刊，开放言论；训练新式陆军海军同时规定，今后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取消多余的衙门和无用的官职。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促进了思想解放，对社会进步和思想文化的发展，促进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友朋会，会朋友友朋会由上复旦国学会长、同济大学校董、资深旅人张松先生携好友创建，秉承“读书、行走、谈艺、志道”的理念，是一家以讲座沙龙、文化行走、互联网人文栏目及企业文化定制等为一体的文化传播公司。友朋会以文化为基、以沙龙为介、以名流为柱、以友汇朋，在阅读与行走中探寻一种比较健全的社会文化运行机制，在笑谈和论道间提炼一种更为良性的生活体验，已成为众多高端人士、社会精英乃至高校学子共学共融共进的首选之地。核心活动阅读/讲座沙龙：友朋会多年来已举办了多场广获赞誉的读书活动及公益讲座沙龙，并推出了一系列人文大家系列课程，由国际国内权威的知名学者、导师主持主讲。友朋会目前主要导师有（排名不分先后）：清华大学“这个时代少有的百科全书式学者”——秦晖教授；中国政法大学中苏、中俄、东欧问题研究学者——金雁教授；武汉大学西方哲学、西方文化、基督教思想史学者——赵林教授；复旦大学佛教哲学与宗教学学者——王雷泉教授；复旦大学“风格幽默有魏晋风流”的中国文学学者——骆玉明教授；复旦大学“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葛剑雄教授；复旦大学西方艺术哲学学者——王德峰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学者——许纪霖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学者——韩钢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西方当代思想文化学者——刘擎教授；同济大学“喜爱一切文化艺术的学者”——鲍峰教授；同济大学德国和艺术哲学研究学者——孙周兴教授；同济大学心理学学者——吴敏教授；上海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思想、政治思潮文化学者——萧功秦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外交及欧亚区域国别研究学者——杨成教授；上海开放大学“百家讲坛”主讲嘉宾、文学博士、学者、作家——鲍鹏山教授；……文化行走：“行走，去的地方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跟谁一起去。”友朋会多年来开展的文化行走活动以文化为主线，路线设计独具匠心，足迹遍布国内与海外，国内如安阳访古、景德镇陶瓷之旅、龙泉青瓷艺术游学等；国外如佛陀之路、古波斯文明之路、神圣罗马帝国之路、摩尔人最后的背影等海外游学，为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深度阅读与行走的平台。五洲四海已经成为友朋会解读文明的畅游之地，友朋会也已成为极具影响力的艺术文化交流之地。品牌理念读书：阅读是精神的行走行走：行走是身体的阅读2019年海外游学最新路线新年：从印第安文明到冷战前哨：墨西哥+古巴+巴拿马，已结束。春：意大利（南部）之行：罗马+阿西西+巴里+布尔迪西-阿尔布罗贝洛+……夏：巴尔干半岛之行：塞尔维亚+黑山+波黑+克罗地亚秋：探寻狂野非洲：肯尼亚+坦桑尼亚冬：一生一次必去的南美洲：秘鲁+玻利维亚冬：南极之旅：旅行者的终极梦想之地：南极。

中国的经典 经典的中国 txt全集小说附件已上传到百度网盘，点击免费下载：内容预览：1 钱文忠 从玄奘西游说起25 马瑞芳 趣话《红楼梦》55 何祚欢 我看《水浒》89 王余光 中国传统经典的选择与阅读111 阿 来 文学表达的民间资源127 刘梦溪 国学与儒学155 萧功秦 从历史看儒家文明的生命力169 李敬一 古典诗词与市民人文素养钱文忠，（1966-），籍贯江苏无锡。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东方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季羡林研究所副所长。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关门弟子，中国仅有的几位专业研究梵文、巴利文的学者之一。曾留学德国汉堡大学印度与西藏文化学系，主修印度学，辅修伊朗学、藏学。主要著作有《瓦釜集》、《末那皈依》、《季门立雪》、《天竺与佛陀》、《国故新知》、《人文桃花源》等。译作有《唐代密宗》、《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等，编集各类文集及古籍校理十余种，发表文章一百余篇。2007年在央视《百家讲坛》主讲《玄奘游记》近40集，反响热烈。从玄奘西游说起《西游记》是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

维新派与顽固派论战三个内容是，要不要废八股，提倡西学、改革教育制度，要不要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要不要维新变法。1、要不要废八股，提倡西学。顽固派彻底反对西学，坚决维护八股取士的科举制。洋务派虽赞同采用西方的科学技术，但又特别强调要把封建教育内容即儒家的四书五经、封建纲常名教作为立国之本，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2、改革教育制度，要不要兴民权。顽固派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甚至公开叫嚣宁可亡国，不可变法。洋务派虽然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但认为中国的封建制度和纲常伦理是尽善尽美，不能改变。3、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要不要维新变法。要不要兴民权顽固派与洋务派要求维护封建君主专制，对维新派倡导的民权说猛烈攻击。维新派根据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以及中国历史上先进思想家的理论，批判君权神授论。扩展资料：历史评价：中国历史学家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维新运动具有救亡和抵制人民革命的双重性质，但变法主张的公开提出，起了主要是积极的政治影响。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萧功秦戊戌人士激进变法的失败，最直接的后果，是加剧了社会内部的政治两极化过。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戊戌变法 （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

我的一个朋友，在上海做大学教师，房子买在郊区。为了把儿子送进优质幼儿园，她不得不放下身段，托朋友找关系，给领导送礼。终于，儿子如愿进了理想中的公办幼儿园。这家幼儿园在当地首屈一指，小朋友很快适应了幼儿园的生活，一切看上去都很顺利。然而几个月后，小朋友突然连续好几天对爸妈提起“不喜欢幼儿园吃午饭的那段时间”。朋友夫妇都很奇怪，因为他们了解到的情况是：这家幼儿园的伙食很好，每餐饭老师都会在家长群中晒照片。从照片上看，每天的午饭都荤素搭配、新鲜诱人。他们就问孩子为什么不喜欢午饭时间，孩子支支吾吾，欲言又止。他们问幼儿园的老师，老师说小朋友吃饭表现很好，不知道为何不喜欢午饭时间。因为小朋友没有表现出强烈的异常，还是挺喜欢去上学，父母也就作罢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小朋友终于开口和爸妈说了原因。原来，幼儿园的老师鼓励小朋友快速进食，先吃完午饭的小朋友可以得到几个小星星作为奖励。朋友的儿子入园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总是第一名，每次都能拿到奖励。但渐渐地，有几个小孩的进餐速度提高很快，有时会超过这个孩子。于是他就产生了焦虑情绪，对爸妈说：“我每次吃饭的时候，都担心自己不够快，被其他几个小朋友超过。因为这样，我吃午饭时就会不停地看那几个可能超过我的小朋友，通常就拿不到第一名了。”朋友终于知道了原因，于是就设法开导孩子。他们问孩子：“你说你吃饭是为了拿小星星呢，还是为了长身体呢？”朋友说，从孩子的反应看，他听懂了这个孰轻孰重的道理了，但小孩大概也发觉自己尽管懂得这个道理也还是无法克制拿小星星的冲动。于是乎，幼儿园进餐时的竞速大赛每天还在上演，这个孩子还是会积极地投入到那场竞赛中去。幼儿园为什么要通过激起孩子的求胜欲、撒出几个小星星来鼓励孩子快速进食呢？站在幼教老师的角度来猜测，大概是为了方便。一些孩子进食速度慢，他们要陪着；中餐的饭菜要是凉了，可能还需要加热。让孩子争先恐后地吃饭，能免去很多麻烦。但是，这种做法明显是有问题的。首先，它无视一个基本的规律，就是幼儿的行动节奏本来就比成人慢，孩子吃饭慢，这是自然现象。强迫孩子快速进食，无异于拔苗助长。第二，这明显不利于幼儿的身体健康。细嚼慢咽，有助于消化和营养吸收；反之，狼吞虎咽，则会增加肠胃负担，甚至造成消化不良。第三，也是更严重的，则是这种做法赤裸裸地异化了吃饭的意义，对幼儿的心理健康成长危害极大。它会在幼儿心智很不成熟的阶段把他们引入一个高度异化的生态环境里。在这个生态环境里，观察、思考、禀赋、性情、爱好都是次要的，胜利才是至高的价值；并且，为了胜利，可以不顾甚至践踏前面的那些东西。顺着这个教育思路下去，孩子就会变成我们成人世界里最常见的那一类人：没有真正的兴趣爱好，对世界缺乏好奇心，只知道追逐众人追逐的那些所谓的“胜利”。著名政治学者萧功秦教授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探讨此一问题，题目就叫《中国人为什么缺乏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从这位朋友的儿子在幼儿园吃午饭这件小事上看，我觉得以后应该写文章探讨《这个/那个中国人，是如何发展出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的》，因为能够经受高度异化的生态环境之淘洗而保持独立、不被异化的个体，实在太难得了。吃饭不是为了某个特定的目的。吃饭不是为了拿小星星，但吃饭也不是为了长身体。如果为了长身体才吃饭，那身体已经成熟的人就似乎没有再吃饭的理由了。吃饭也不是为了使已经长成的身体不至于衰弱，如果那样，年老体衰的人似乎就又失去了吃饭的合理性。吃饭，仅仅是一种天然的需要，无需某种目的来为这种行为的合法性背书。人类可贵和可爱的创造性在于：这个物种可以通过五花八门的烹饪技法，通过营造形色各异的进餐环境，通过构建进食过程中的人际交往，把进食这种天然的需要转化为一种高度的享受。这一能力，恐怕在天地之间，只有人类才具有。如果我是幼儿园的老师，我会让孩子们自由地进食，然后让他们自由地讲述进餐体验和自己对每一次午餐的满意程度及其原因。讲得最有道理的给小星星，而不是简单地以进餐快慢论英雄。（本文系原创，版权为博四教育所有，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出处，图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博四教育”由四位复旦与上海财大的博士、博士后创立，致力于向少年儿童提供创新知识启蒙。我们只延请海内外一流名校的博士开讲授课，目前已开发博四启蒙、语音微课程、博四美文等系列课程，所有课程全部免费提供，并将永久免费下去。欢迎关注博四教育！

左右的分法很混乱，一般的左指激进，右指保守。以下是网上的参考在传统社会里，右派指朝庭中坐在右边的掌权人士，左派指坐在左边的掌权人士。因为坐在右边者比坐在左边者的权力大，所以“右派”意指主导和控制传统社会的力量。 传统社会崇尚权力和等级，“右派”执掌大权，是传统社会的既得利益者，故“右派”主张固守旧制，延续传统制度；“左派”处于权力下层，是利益被压制和侵犯者，故“左派”主张变革，打破传统平衡，是社会“革命”的主要力量。 无权无势的平头百姓其实称不上什么派，最多只能算是“拥左派”或“拥右派”。 需要说明的是，网坛的“左派”和“右派”有很多含义，所指各不相同。 西方的左右派划分标准 法国大革命的口号非常动听，叫“自由、平等、博爱”。但任何激动人心的口号都有一个缺点，就是经不起推敲。每个人的天资、生存环境都是不同的，如果让每个人都“自由”发展，那么他们的财富、地位就不可能平等。如果要让每个人都在经济上“平等”，那么必然会限制强者的自由以保障弱者。左右派起源于法国制宪会议，但很快定型成与初始含义毫不相干的两个集团。其中左派比较支持平等，强调建设福利国家，更多的通过国家干预手段帮助弱者，右派比较强调自由，反对过高福利，比较支持竞争，反对国家干预，强调建立“弱”政府，反对对于强者的过多限制。但左派和右派的区别只基于对平等与自由的偏重上。左派更偏重平等一点，右派更偏重自由一点。对基本限度的平等与自由权利，均持有同样的共识。 什么是极左，什么是极右 所谓极左，就是把左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自由的底限”。为获得无差别的公正，而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为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必须建立一个无比强大的国家机器，将人民的一切活动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所谓极右，如果把右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平等的底限”。把反对国家限制强者推演成要强者控制国家欺凌弱者，宣称“国家就是为强者存在的”（斯托雷平），实行寡头专政，取消对弱者的一切保护，一切自由。 为什么说极左制度是伪公平？ 极左的目的是为获得经济上无差别的公正，但由于每个人能力、背景各不相同，要压制每个人的个性寻求公正，就必须实行极权。这样尽管每个人在经济上基本平等，但极权会造成权力的不平等。位高权重的，呼风唤雨，无所不为。地位卑贱的，连性命都无法保障。在权力倾轧中被淘汰下来的，往往境遇悲惨。这些大伙都很熟，我们曾经在这种制度下生存了很长时间。 为什么说极右制度是伪自由？极左到极右的角色变换 这才是我想讲的东西。作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一代人，小学的时候，学的是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甘做螺丝钉和驯服工具。初中的时候，学的是邓小平同志的英明论断：中国不可能出现百万富翁！高中的时候，一切都颠倒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国有企业“卖给私人”了，工人阶级要“自己养活自己”了。上大学以后，很无奈，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变成世界第一了。 极右制度不合理的关键在于忽视“起点平等”。刘少奇曾经握着淘粪工人时传祥的手，笑着说：“我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分工不同。”在一个极左制度下的工厂里，虽然厂家资金的实际支配权在厂长和书记这里，但名义上是属于大家的。忽然有一天，分家了，厂长和书记拿到了厂，原先许诺给工人们的退休工资和医疗保障全都作废了，工人们每人拿到了几千元分家费。厂长对工人们说：我们现在不搞大锅饭了，大家今后要自由竞争！话虽好听，可这种“分家”方案，这种取消弱者的一切社会保障，取消一切退休金、医疗保险的“自由竞争”，难道真会是“自由”的竞争吗？ 极右制度，往往表现为权贵资本主义与寡头专政。南美、东南亚模式可为前鉴。极右与右派的距离很远，离极左却是咫尺之遥。极左与极右有相同的“根”，在极左制度中，国民的财产名属全民，而支配权属于权力中心，转变成极右制度很简单，只要把“全民所有”的遮羞布拿下来就是了，直接依靠权力化公为私。 左右翼分派混乱的原因 大陆的左派、右派名词来源与欧洲不同，在中国大陆，派别的划分都是以政府为参照系的。由于历史上政府一直是极左，因此在人们思想上有一个惯性：完全支持政府的就是极左，大部分支持政府的是左派，反对政府的是右派。可以说在九十年代之前，这种划分都是比较合理的。 但现在情况变了，大家都能看到。农民问题、失业工人问题、学生就业问题，基本上都是自由主义者提出来的。按常理，自由主义应该属于右翼阵营，对平等问题的关注较弱。但在国内，连他们都开始关注平等问题，表现得“左”了。说明目前的参照系已经偏向极右。 极左阵营一分为二。有一部分人停住了追随变革的脚步。如果说工人失业、资本家入党还可以被认为是“阵痛”和“权益之计”的话，国有资产的快速私有化却是令人心下雪亮。有些地区，在九十年代末，私有经济比重还只有百分之十几，但过了四五年，就上升到百分之五十到八十。这可不是什么私有经济的“优越性”，而是大家心知肚明的国有财产瓜分。私有经济再“优越”，也不可能几年就翻上几倍的。这些是目前坚持极左的“毛派”反对“邓派”的基础。 福布斯在二零零一年给出了中国富豪排行榜，中国大陆有形形色色的排行榜，但绝没有这张有用。中国公安们就按着这张排行榜一个个查下来，富豪们纷纷入狱。我可以一个个扳着指头数下来：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二的杨斌，通过奇迹性的行政“划拨”到3000亩土地获利七十多亿，贵为朝鲜特区行政长官的身份，在吉林被捕。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三的仰融，在华晨的权钱交谊中“栽了跟头”，琅??入狱。不多举例，大伙也能知道是哪批人“先富起来”了。 极左分裂了，不少人可以归为极左与极右派系分裂。极左称为毛派，已经失去了实际的政治权力，转移到网上成为另一类反对派。现在有些网友看见极左派和右派都在批评政府，就想当然地认为执政者是中间派，其实不然。还有一点不能忽略的是：不少极左派系转型成为民族主义派系，我认为他们的转型是为了逃避面对国内现实问题。骂日本骂美国，多容易呀，多安全呀，也不需要什么判断力，中国做的就是对的呗！哪有谈国内问题那么难？ 讨论假问题的知识分子 许多知识分子把目光转向了台湾，他们觉得先用开明专制发展经济，然后向民主化转型，走“台湾道路”。新权威主义者萧功秦感慨说，八十年代，所有知识分子都是激进民主派，谁也不听我的。但八九年以后，知识分子终于变得深沉、睿智、成熟了。我倒觉得不妨把这些褒义词换一下，知识分子变得冷漠、犬儒了。就拿北大清华来讲，以前他们会为了工人的利益上街，现在，就算工人们都在罢工，他们也不会凑合。学生们会觉得工人是自找的。目前，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是有史以来最好的。而且，北大清华的学生更是得天独厚，不爽了可以出国嘛！ 中国知识分子除了“吃苦耐劳”，没什么特别的优点。缺点倒是很多，攀附权贵，空谈，抄袭，寡廉鲜耻的知识分子是屡见不鲜。现在是好点了，独立的，面对现实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但我还得说上几句，中国一些善良又独立，还有点学者风范的知识分子有另一个特点，就是喜欢“白日做梦”。 怎么“白日做梦”呢？当权力迅速腐化，中国开始进行以权换钱的“原始积累”的时候。学者们开始憧憬“中产阶级”的产生会给中国“送来”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当香港回归的时候。学者开始幻想“香港的多党制”会“普及”大陆。当工人纷纷下岗，贫富严重分化的时候。学者们又会认为“威权体制”下的经济增长将是“民主化”不可逾越的短暂阶段。他们从来不想，不去自己争取权益，不去推动制度民主化建设，不去抨击社会的不公，难道自由民主与公正会随着“经济增长”像天上掉馅饼一样落到国民手里吗？远看欧美各国，近看台湾韩国，民主化进程都是血与泪凝成的，好东西不会光顾睡大觉的民族。不去追求民主，哪来的民主？不去追求自由，哪来的自由？不去呼唤平等，哪来的平等？企图等着经济发展后制度“水到渠成”，笑话，没看见别人的渠都是自己挖的么？不挖渠，水到了只会把人淹死。 九十年代末期的知识界现象，叫作“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对话”。看似与国外右派与左派的对话相似。但对些什么呢？中国太平等了？中国太自由了？国内没几个人能听懂“新左派”的“后现代”论述。想想也是，跟一个吃不饱饭的人谈减肥，他能听懂么？自由主义也面临“少谈公正”的指责而纷纷转型。以前叱咤风云的厉以宁，被人指责为权贵辩护。当人们越来越关注穷人的时候，谈股份、谈市场争夺、谈MBA，意义便明显褪色了。 俺认为现在左和右的“对话”根本没有意义。左派与右派根本没有“对话的必要”。自由多一点平等少一点，还是自由少一点平等多一点，这种讨论在中国毫无意义。真正要做的是建立“自由与平等的底限”。在一个既不自由又不平等的社会，谈哪个多哪个少不是“空谈”又是什么呢？ 阻止极右倾向可能为时已晚 目前什么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现象？我认为就是“私有化”。对此网上早已直言无忌，也有一些报刊胆子比较大，敢于直呼“私有化进程”。现实中的大多数媒体要遮掩一些，换个说法，什么“改制”、“转制”、“股份化”、“鼓励私有成分”。其实都是一个意思。 我不谈怎样“阻止”私有化。长期极左造成权力不受制约，同样这种权力“市场化”、权贵“资本化”，国民也已无力量制约。利益与不受制约的权力促成极左到极右的转变而无可阻挡。在不可能阻止私有化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应该呼唤的，就是保证这种“私有化”能够尽量公平。不要出现那种私有化：厂长书记拿到了厂子，工人一次性下岗。然后大家开始在“公平的市场”中进行“平等竞争”。这种分家最后只会造成社会动荡和经济下滑。类似的例子可以在苏东私有化中看见。分家分得比较公平的东欧国家，经济在短期下滑以后立刻回升起飞，而做得不好的俄罗斯等国，则造就金融寡头与垄断集团，经济低迷很久才逐渐回升。 目前私有化的关键就是在国有资产被分光以前，建立一个比较公平的“分家”策略。但从现在经济比重来看，国有资产已经被分掉了将近一半，对“分家”策略的讨论尚未开始。

《家书中的百年史》（萧功秦）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Ly3eevk6XoNmdtpu7V1rVw 提取码: 2av9书名：家书中的百年史作者：萧功秦豆瓣评分：7.8出版社：华夏出版社出版年份：2014-7页数：232内容简介：从太平天国到抗日战争，从新中国的成立到抗美援朝，从“文革”到改革，近代中国历史借由家书这一传统形式被真实地记录了下来。作者萧功秦披露了他的家族隐秘多年、不为人知的故事，并写下了部分亲友 的人生际遇 。它们共同构成一段普通家族的百年沧桑，从中也可以看到近现代中国大历史的缩影。作者简介：萧功秦，湖南衡阳人，1946年生。1981年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现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被认为是中国新权威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主要代表学者，其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广泛反应。著有《儒家文化的困境：近代士大夫与中西文化碰撞》《萧功秦集》《危机中的变革：清末现代化进程中的激进与保守》《与政治浪漫主义告别》《中国的大转型》《历史的眼睛》《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走出中国转型的困局》等。

作者：秦晖 文章来源：经济学俱乐部秦晖：极左、左派、右派、极右的区分与现状 西方的左右派划分标准 法国大革命的口号非常动听，叫“自由、平等、博爱”。但任何激动人心的口号都有一个缺点，就是经不起推敲。每个人的天资、生存环境都是不同的，如果让每个人都“自由”发展，那么他们的财富、地位就不可能平等。如果要让每个人都在经济上“平等”，那么必然会限制强者的自由以保障弱者。左右派起源于法国制宪会议，但很快定型成与初始含义毫不相干的两个集团。其中左派比较支持平等，强调建设福利国家，更多的通过国家干预手段帮助弱者，右派比较强调自由，反对过高福利，比较支持竞争，反对国家干预，强调建立“弱”政府，反对对于强者的过多限制。但左派和右派的区别只基于对平等与自由的偏重上。左派更偏重平等一点，右派更偏重自由一点。对基本限度的平等与自由权利，均持有同样的共识。什么是极左，什么是极右 所谓极左，就是把左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自由的底限”。为获得无差别的公正，而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为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必须建立一个无比强大的国家机器，将人民的一切活动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所谓极右，如果把右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平等的底限”。把反对国家限制强者推演成要强者控制国家欺凌弱者，宣称“国家就是为强者存在的”（斯托雷平），实行寡头专政，取消对弱者的一切保护，一切自由。 为什么说极左制度是伪公平？ 极左的目的是为获得经济上无差别的公正，但由于每个人能力、背景各不相同，要压制每个人的个性寻求公正，就必须实行极权。这样尽管每个人在经济上基本平等，但极权会造成权力的不平等。位高权重的，呼风唤雨，无所不为。地位卑贱的，连性命都无法保障。在权力倾轧中被淘汰下来的，往往境遇悲惨。这些大伙都很熟，我们曾经在这种制度下生存了很长时间。 为什么说极右制度是伪自由？极左到极右的角色变换 这才是我想讲的东西。作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一代人，小学的时候，学的是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甘做螺丝钉和驯服工具。初中的时候，学的是邓小平同志的英明论断：中国不可能出现百万富翁！高中的时候，一切都颠倒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国有企业“卖给私人”了，工人阶级要“自己养活自己”了。上大学以后，很无奈，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变成世界第一了。 极右制度不合理的关键在于忽视“起点平等”。刘少奇曾经握着淘粪工人时传祥的手，笑着说：“我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分工不同。”在一个极左制度下的工厂里，虽然厂家资金的实际支配权在厂长和书记这里，但名义上是属于大家的。忽然有一天，分家了，厂长和书记拿到了厂，原先许诺给工人们的退休工资和医疗保障全都作废了，工人们每人拿到了几千元分家费。厂长对工人们说：我们现在不搞大锅饭了，大家今后要自由竞争！话虽好听，可这种“分家”方案，这种取消弱者的一切社会保障，取消一切退休金、医疗保险的“自由竞争”，难道真会是“自由”的竞争吗？ 极右制度，往往表现为权贵资本主义与寡头专政。南美、东南亚模式可为前鉴。极右与右派的距离很远，离极左却是咫尺之遥。极左与极右有相同的“根”，在极左制度中，国民的财产名属全民，而支配权属于权力中心，转变成极右制度很简单，只要把“全民所有”的遮羞布拿下来就是了，直接依靠权力化公为私。左右翼分派混乱的原因 大陆的左派、右派名词来源与欧洲不同，在中国大陆，派别的划分都是以政府为参照系的。由于历史上政府一直是极左，因此在人们思想上有一个惯性：完全支持政府的就是极左，大部分支持政府的是左派，反对政府的是右派。可以说在九十年代之前，这种划分都是比较合理的。 但现在情况变了，大家都能看到。农民问题、失业工人问题、学生就业问题，基本上都是自由主义者提出来的。按常理，自由主义应该属于右翼阵营，对平等问题的关注较弱。但在国内，连他们都开始关注平等问题，表现得“左”了。说明目前的参照系已经偏向极右。 极左阵营一分为二。有一部分人停住了追随变革的脚步。如果说工人失业、资本家入党还可以被认为是“阵痛”和“权益之计”的话，国有资产的快速私有化却是令人心下雪亮。有些地区，在九十年代末，私有经济比重还只有百分之十几，但过了四五年，就上升到百分之五十到八十。这可不是什么私有经济的“优越性”，而是大家心知肚明的国有财产瓜分。私有经济再“优越”，也不可能几年就翻上几倍的。这些是目前坚持极左的“毛派”反对“邓派”的基础。 福布斯在二零零一年给出了中国富豪排行榜，中国大陆有形形色色的排行榜，但绝没有这张有用。中国公安们就按着这张排行榜一个个查下来，富豪们纷纷入狱。我可以一个个扳着指头数下来：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二的杨斌，通过奇迹性的行政“划拨”到3000亩土地获利七十多亿，贵为朝鲜特区行政长官的身份，在吉林被捕。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三的仰融，在华晨的权钱交谊中“栽了跟头”，琅??入狱。不多举例，大伙也能知道是哪批人“先富起来”了。 极左分裂了，不少人可以归为极左与极右派系分裂。极左称为毛派，已经失去了实际的政治权力，转移到网上成为另一类反对派。现在有些网友看见极左派和右派都在批评政府，就想当然地认为执政者是中间派，其实不然。还有一点不能忽略的是：不少极左派系转型成为民族主义派系，我认为他们的转型是为了逃避面对国内现实问题。骂日本骂美国，多容易呀，多安全呀，也不需要什么判断力，中国做的就是对的呗！哪有谈国内问题那么难？讨论假问题的知识分子 许多知识分子把目光转向了台湾，他们觉得先用开明专制发展经济，然后向民主化转型，走“台湾道路”。新权威主义者萧功秦感慨说，八十年代，所有知识分子都是激进民主派，谁也不听我的。但八九年以后，知识分子终于变得深沉、睿智、成熟了。我倒觉得不妨把这些褒义词换一下，知识分子变得冷漠、犬儒了。就拿北大清华来讲，以前他们会为了工人的利益上街，现在，就算工人们都在罢工，他们也不会凑合。学生们会觉得工人是自找的。目前，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是有史以来最好的。而且，北大清华的学生更是得天独厚，不爽了可以出国嘛！ 中国知识分子除了“吃苦耐劳”，没什么特别的优点。缺点倒是很多，攀附权贵，空谈，抄袭，寡廉鲜耻的知识分子是屡见不鲜。现在是好点了，独立的，面对现实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但我还得说上几句，中国一些善良又独立，还有点学者风范的知识分子有另一个特点，就是喜欢“白日做梦”。 怎么“白日做梦”呢？当权力迅速腐化，中国开始进行以权换钱的“原始积累”的时候。学者们开始憧憬“中产阶级”的产生会给中国“送来”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当香港回归的时候。学者开始幻想“香港的多党制”会“普及”大陆。当工人纷纷下岗，贫富严重分化的时候。学者们又会认为“威权体制”下的经济增长将是“民主化”不可逾越的短暂阶段。他们从来不想，不去自己争取权益，不去推动制度民主化建设，不去抨击社会的不公，难道自由民主与公正会随着“经济增长”像天上掉馅饼一样落到国民手里吗？远看欧美各国，近看台湾韩国，民主化进程都是血与泪凝成的，好东西不会光顾睡大觉的民族。不去追求民主，哪来的民主？不去追求自由，哪来的自由？不去呼唤平等，哪来的平等？企图等着经济发展后制度“水到渠成”，笑话，没看见别人的渠都是自己挖的么？不挖渠，水到了只会把人淹死。 九十年代末期的知识界现象，叫作“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对话”。看似与国外右派与左派的对话相似。但对些什么呢？中国太平等了？中国太自由了？国内没几个人能听懂“新左派”的“后现代”论述。想想也是，跟一个吃不饱饭的人谈减肥，他能听懂么？自由主义也面临“少谈公正”的指责而纷纷转型。以前叱咤风云的厉以宁，被人指责为权贵辩护。当人们越来越关注穷人的时候，谈股份、谈市场争夺、谈MBA，意义便明显褪色了。 俺认为现在左和右的“对话”根本没有意义。左派与右派根本没有“对话的必要”。自由多一点平等少一点，还是自由少一点平等多一点，这种讨论在中国毫无意义。真正要做的是建立“自由与平等的底限”。在一个既不自由又不平等的社会，谈哪个多哪个少不是“空谈”又是什么呢？阻止极右倾向可能为时已晚 目前什么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现象？我认为就是“私有化”。对此网上早已直言无忌，也有一些报刊胆子比较大，敢于直呼“私有化进程”。现实中的大多数媒体要遮掩一些，换个说法，什么“改制”、“转制”、“股份化”、“鼓励私有成分”。其实都是一个意思。 我不谈怎样“阻止”私有化。长期极左造成权力不受制约，同样这种权力“市场化”、权贵“资本化”，国民也已无力量制约。利益与不受制约的权力促成极左到极右的转变而无可阻挡。在不可能阻止私有化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应该呼唤的，就是保证这种“私有化”能够尽量公平。不要出现那种私有化：厂长书记拿到了厂子，工人一次性下岗。然后大家开始在“公平的市场”中进行“平等竞争”。这种分家最后只会造成社会动荡和经济下滑。类似的例子可以在苏东私有化中看见。分家分得比较公平的东欧国家，经济在短期下滑以后立刻回升起飞，而做得不好的俄罗斯等国，则造就金融寡头与垄断集团，经济低迷很久才逐渐回升。 目前私有化的关键就是在国有资产被分光以前，建立一个比较公平的“分家”策略。但从现在经济比重来看，国有资产已经被分掉了将近一半，对“分家”策略的讨论尚未开始。

（1）民权主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国民享有人身、言论、著作、集会、结社、迁移等自由和请愿、诉讼、选举及被选举等项权利。（2）人民政治参与意识增强，政治参与方式多样化。组建政党、社团；创办报刊，评说时政；进行政治演说，宣传政治主张；选举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各级议员；取得了反对袁世凯复辟的护国运动的胜利。（3）人民的政治参与，提高了人民参政议政的意识，民主共和观念逐渐深入人心，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显著的里程碑。但是，由于简单模仿西方、缺少制度约束、社会条件不足，民众政治参与存在弊病。中国的政治民主化不能一蹴而就，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这两年，“极简”一词刷爆朋友圈。但很多人误解了极简，以为极简就是扔东西。其实，真正的极简，是明白我们身边99%的事情都没有意义，从而把时间和精力倾注在1%的美好人事物上。01余秋雨上《开讲啦》时提到一件事：有几年，他忙着寻访世界古文明遗址快走完的时候，一家传媒老总很感动，对余秋雨说：“最后一站，我来陪你吧！”“好啊！”余秋雨答应了。寻访古遗址，余秋雨相当于离开了社会，又不能看电视，又无法看报纸，他完全不知道这几年世界发生了什么，于是对传媒老总说：“给我补补课吧。”老总只花了不到十分钟，就把这几年世界发生的事情讲完了。余秋雨问：“就这一些？”老总说：“就这一些。”余秋雨问：“那中国呢？”中国这几年发生的事，老总只讲了五分钟。老总看着余秋雨失落的样子，说了一句：“秋雨，绝大部分事情发生后的第二天，我就连再讲一遍的兴趣都没有了。”余秋雨听着这句话，心里暗自庆幸：“我这几年不管不顾，看来并没损失什么啊。专注于喜欢的事情，反倒收获了很多快乐。”其实，真的就是如此：我们身边看似每天都汹涌着各种人事物，其实99%的信息都与我们无关，99%的人物都与我们无关，99%的事情都与我们无关。但我们却把很多时间和精力耗费在了这99%与我们无关的人事物上，而忽略了那1%我们最该认真对待的部分。02一位高中同学过得非常忙碌。因为她非常喜欢关注别人。文章出轨了，她要大骂一通。宝强离婚了，她要痛骂一顿。反正什么新闻，她都要插上一脚。而且，她超喜欢跟风。看到同事纹身了，她要跟着纹。看到朋友买什么书了，她要跟着买。连别人囤什么货，她也要凑热闹。她说：“如果我不关心这些，会被人认为落伍。”结果，她把生活过得一团糟。另一位报社的同事却过得很“闲”。当大家都在热议文章出轨时，她正在厨房为老公做生日蛋糕。当上百万人跑去微博骂马蓉时，她正坐在窗下做手工。翻看她微信，发现在任何话题面前，她都没有发表过一句看法，微信里，全是她爱做的事、要做的事、已做的事。她说：“那些都是别人的生活，对与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她是单位里公认的最会生活的人。有一次，我问她生活的秘诀。她说：“很简单，不要过度关注别人。与其一风吹草动就灵魂出窍，不如脚踏实地过好自己的生活。”去掉“过度关注别人”的虚耗时间，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大幅度简化。不要过度关注别人——这才是极简。032015年，德国评选年度恶词，排名第一的恶词竟然是——好人。奇怪吧？其实不。因为我们平时最常遇到的麻烦，往往都来自于好人。他们的口头禅就是：“我是为你好”。“你不要再跟那个人来往了，他那么讨厌。”“你不要穿这种衣服，难看死了。”“你应该看有深度的书，这些全是垃圾。”“离婚？为了小孩，你就再忍忍吧！”当你张口解释时，他们立刻回复：“我是为你好，换做别人，我才懒得管他。”如此好人，在我们身边无处不在，或者，我们自己就是这样的好人。我们总喜欢把自己的价值和喜好强加在别人身上，“我喜欢的东西，你也该喜欢。我讨厌的东西，你也应该讨厌。”仿佛不到别人的生活里指手画脚、不去别人的世界里指点江山，我们的人生就不完整似的。但其实：别人的生活，关你屁事。你既耗费精力，还不讨好，何必。连岳有句话说得好：对他人的私事不关心不介入，允许他人的道德观、生活方式和自己不同，将消除世上90%以上的烦恼。不要随意介入别人的生活——这才是极简。04《致贱人》里写道：“总有些人会利用你的专业来找你做各种事。你不是学英语的吗？帮我翻译一篇论文呗。你不是学中文吗？帮我写个讲话稿呗。你不是学设计吗？帮我设计个LOGO呗。”如果你拒绝，就会背上恶名。“还是同学呢，这么点忙都不帮。”“这么点忙都不帮，你好意思吗？”如果你怕背上恶名，不忍拒绝，那恭喜你，从此你就“麻烦”缠身了。我特别欣赏心理咨询师吴迪的做法。他开咨询室时，立下了几条规矩：如咨询预约收费，不是免费。如咨询必须在咨询室，不能在咖啡馆餐厅。…………经常有人对他说：“我请你吃饭，跟你谈谈我的感情问题。”他立马回复：“我对吃饭没兴趣，想咨询请预约，每小时1000元。”有人又说：“我是某某的朋友。”他立马回复：“你是谁的朋友都一样。”很多人觉得他冷酷，但吴迪说：“你不能接受我的界线，疏远就疏远吧！”结果，大多数人最后都理解了他的原则。吴迪说：“建立好心理和行为边界，不要让别人随意介入你的生活。这不是斤斤计较，而是便于各行其道互不干扰。”不让别人随意介入你的生活——这才是极简。05作家李尚龙写过一件趣事：他一位朋友，在成名之前，给一个很大的报社投过稿，可每次投稿，都石沉大海。一年后，他的书意外大卖，那家报社的创办人竟亲自来找他约稿。如今他们关系很好，因为一个需要卖书，一个需要好稿。有人问：你为何和这家报社的关系那么好？他说了一句话：等价的交换，才有了等价的友谊。李尚龙自己也是如此，上大学时，他酷爱社交，参加了三个社团，只要有活动，就会去打个酱油。看到谁，就逮住谁留存下电话。可一遇到急事，他想找人帮忙时，打遍了电话，也没人愿意慷概相助。后来，他终于成为名人后，遇到什么事打电话就应者云集了。这时他才懂得：只有关系平等，才能互相帮助。自己不牛逼，认识再多牛逼的人也没有用。很多人经营人脉时，习惯往外求：求资源、求渠道、求关系。但到头来，往往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真正聪明的人，习惯向内求：放弃99%的无用社交，转而全力提升自己。因为他们懂得：人脉不在别人的身上，而是藏在自己身上。唯有自己变强大，才能获得有用的人脉！放弃99%的无用社交——这才是极简。06我姨家的表妹，才25岁。这段时间，她过得非常焦虑。因为她两个同学都结婚了。“我要赶在26岁之前嫁了，30岁之前生完二胎，然后相夫教子，这样才是女人的标配生活。”她一脸认真，说得我都笑了。这几年，“标配生活”好像很流行。多少岁之前应该买房，多少岁之前应该买车，多少岁之前应该当上部门主管。………为了过上这样的标配生活，很多中国人把生活过成了竞技场，一旦规定时间完不成目标，就会深深焦虑。学者萧功秦研究东西方文化差异时发现一个问题：“中国人喜欢沉溺于物质生活的享受，平时谈话的内容不外乎是房子、汽车，在世俗生活享受方面有很强的从众心理。而欧美人，虽也有一些关心物质生活，但更多的人一生都在追求活得有意思。有的人喜欢冒险，而在物质享受方面相当随便，有的人成了亿万富翁，但生活依然非常朴素。他们对于别人以何种方式生活，物质生活如何好，可以完全不在乎。他们只追求和专注于自己喜欢的事，过自己想要而不是别人羡慕的生活。”很多欧美人过得比我们幸福，不是因为有钱，而是他们从来不给自己设定“标配”，也不去羡慕别人的“标配”，更不会嘲讽别人的“非标配”，他们只追求和专注于自己的“私人订制”。苏东坡说：人间有味是清欢。清欢之所以好，是因为它对生活的超逸，不讲究物质的条件，只讲究心灵的品味。返璞归真，让生命回归最舒适的状态。什么是极简？就是回来做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过自己想过的生活。杨绛先生说：“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回来做自己——这才是极简。07前段时间，和朋友聊天时。他说他在反思一件事情：一件事情，他做得欠妥，同事说他，他点头如捣蒜：“是，是，是，下回注意。”但一回家，他就向老婆抱怨。老婆听后说：“你也有不对的地方……”他立马就火了：“别人不理解我就算了，你怎么也不理解我。”我总是把最差的脾气和最糟糕的一面给了最亲密的人——这就是朋友的反思。其实，我们也常犯这样的傻——对陌生人太客气，对亲密的人太苛刻。非洲草原，百万犀牛在迁移，景象壮观。似乎他们是以集体为依托，一起生活的。但其实，犀牛一生中，整天呆在一起生活的，不过几头而已。几百只大象结伴而行，仿佛是一家。其实整天呆在一起的，不过五六只而已。人呢，人要和多少人打交道呢？社会学家研究发现——无论你圈子多大，真正影响你、驱动你、左右你的，通常也就是身边那八九个人，甚至四五个人。但我们却把大把时间花在了取悦那些无关紧要的人身上，而把坏脾气留给了我们最重要的人。什么是极简？满目山河空念远，不如怜取眼前人。专注于取悦我们最重要的人——这才是极简。08美国埃默里大学教授马可说过一句话：“一个人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明白每天发生在我们身边99%的事情，对于我们和别人而言，都是毫无意义的。”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我们应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倾注在1%的美好人事物上。人活到极致，一定是素与简。99%都是无用的，聪明人只过1%的生活

.（1）材料一：传统文化。材料二：变法者的心智和变法策略。材料三：整体的社会环境。（6分）（2）材料一：守旧势力强烈抵制和反对新政措施。（2分）材料二：百日之内颁布大量改革上谕（或光绪帝大幅度调整礼部官员，激烈反击）。（2分）材料三：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尚弱。（2分）（其他史实，言之成理，即可给分。）（3）中国在向西方学习时没有科学把握中国国情，只是照搬日本经验；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民族资产阶级力量不够强大推翻旧的幕府统治，建立新的天皇政权：大刀阔斧地推行切实可行的变法措施。（5分）（4）改革的成功是社会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必须多方面的积极地为改革的成功创造有利的社会条件。（3分。答出一点即可给分。如果学生从某一观点概括其现实意义，言之成理，即可给分。） 略

演讲暨签售《康震评说唐宋八大家·韩愈》等5种嘉宾：康震时间：8月11日 12:00-13:00主办单位：上海图书公司、中华书局《海宝&三毛话上海》新书发布会及签售嘉宾：刘军（上海世博局活动部副部长兼吉祥物办公室主任）、王乃粒）、谢春彦时间：8月11日 13:00-14:00主办单位：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世博会精彩看点》签售嘉宾：吴志强（上海世博会园区总规划师、本书作者）、丁荣生（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时间：8月11日 14:00-15:00主办单位：上海人民出版社《修正哲学》演讲暨签售嘉宾：修涞贵(修正集团董事长)时间：8月11日 15:00-16:00主办单位：浙江人民出版社莫言作品系列签售会嘉宾：莫言时间：8月11日 16:00-17:00主办单位：上海文艺出版社唐山大地震作者见面会嘉宾：钱刚时间：8月11日 17:00-18:00主办单位：上海新华传媒、当代中国出版社风声过后听风语——麦家巅峰巨作密码小说《风语》签售会嘉宾：茅盾文学奖得主麦家时间：8月12日 9:30-11:00主办单位：上海新华传媒、金城出版社《灵感：酷隆斯堡》“中国最美的书”——中德之行嘉宾：著名版画家刘春杰、白雅轩画廊总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文化教育处时间：8月12日 11:00-12:00主办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我心中的少林》签售嘉宾：释永信时间：8月12日 12:00-13:00主办单位：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诙新闻》新闻发布会及签售会嘉宾：周立波（海派清口创始人）时间：8月12日 13:00-15:00主办单位：上海人民出版社《辞海》第六版普及本首发暨世博志愿者之星赠书活动嘉宾：世博志愿者之星时间：8月12日 15:00-16:00主办单位：上海辞书出版社青年作家培养、出版平台签约暨《Zer零·小说酱》新书首发式嘉宾：臧建民、王纪人等时间：8月12日 16:00-17:30主办单位：文汇出版社受世博·体验阅读——2010“绿色悦读”童话剧表演时间：8月13日 9:15-10:30主办单位：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团委、上海市青少年保护委员会新作《十二幅画》签售嘉宾：刘心武时间：8月13日 10:30-12:00主办单位：上海文艺出版社记忆的魔术——教你成为记忆超人嘉宾：吕超（吉尼斯世界记录保持者）时间：8月13日 12:00-13:00主办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海派文化丛书》新书签售会嘉宾：李伦新、桂国强、郑家尧、陈钢、淳子、许平、朱惜珍、许祖馨、于传璋、陈叔琪、胡申生、施雨、吉建富、费慧琳、吴少华、顾惠康、唐明生、朱鼎成、李鑫、俞可、任丽青、杨清泉、楼耀福、王汝刚时间：8月13日 13:00-14:30主办单位：文汇出版社《中国昆曲衣箱》首发式嘉宾：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龚和德；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尚长荣；文化部振兴昆剧指导委员会委员蔡正仁；上海京剧院院长孙重亮；上海京剧院副院长单跃进；上海昆剧团团长郭宇；上海戏剧学院院长韩生；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院长徐幸捷；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副馆长张岚；上海市文化艺术档案馆馆长俞瑾云；上海戏剧博物馆馆长王伯男等时间：8月13日 14:30-15:30主办单位：上海辞书出版社六六新书《心术》读者见面会嘉宾：六六（畅销书《蜗居》作者）时间：8月13日 15:30-17:00主办单位：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走笔大千》新书发布会暨签售嘉宾：丁锡满（解放日报原总编辑）时间：8月13日 17:00-18:30主办单位：上海三联书店放歌世博——现场演唱暨《中国声乐曲选3》新书发布会嘉宾：石林老师（民族声乐教育家）及他的弟子时间：8月13日 18:30-20:30主办单位：上海教育出版社《抗倭英雄——戚继光》、《孔子是怎样炼成的》现场签售会嘉宾：郦波、鲍鹏山、刘明清时间：8月14日 9:15-10:30主办单位：上海图书公司、民主与法制出版社《淘宝的财富传奇》新书发布会、现场签售及《财富人生》采访现场嘉宾：叶蓉(上海东方卫视首席主持人，第一财经《财富人生》主持人，东方卫视《东方新闻》主播)；张勇(淘宝商城总经理)；淘宝创业者嘉宾6位时间：8月14日 10:30-12:00主办单位：上海书店出版社《爱的路上》贝拉作品签名售书嘉宾：冯国勤、胡炜、张维平、曹可凡等时间：8月14日 12:00-14:00主办单位：文汇出版社“朱天文系列”作者讲演及签售嘉宾：朱天文（台湾著名作家）、梁文道(凤凰卫视主持人)、毛尖（作家）时间：8月14日 14:00-15:30主办单位：上海译文出版社学术与社会：昨天与明天——“三十年集”暨“我们的国家”新书首发嘉宾：葛剑雄、江晓原、许纪霖、萧功秦、陈家琪、何光沪、何怀宏、徐友渔、李辉时间：8月14日 15:30-16:30主办单位：复旦大学出版社“叶永烈看世界”系列新书签售会嘉宾：叶永烈时间：8月14日 16:30-18:00主办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高考模式、自主招生与职业规划嘉宾：熊丙奇（著名教育评论家）时间：8月14日 18:00-19:00主办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歌舞青春》签售时间：8月14日 19:00-21:00主办单位：上海新华传媒、童趣出版有限公司我与“冒险小虎队”共成长——互动游戏、有奖竞猜时间：8月15日 9:00-10:30主办单位：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可凡倾听——聚如春梦》签售嘉宾：曹可凡（著名节目主持人）、黄奕（明星）、王冠（节目主持人）时间：8月15日 10:30-12:00主办单位：上海人民出版社《廖志祥<道德经>课程》新书首发、签售嘉宾：廖志祥、刘大力、孙新兰时间：8月15日 13:00-14:30主办单位：文汇出版社宋庆龄爱心书库“阅读伴随成长”优秀图书征集仪式暨上海市青少年红色文学经典导读推广嘉宾：宋庆龄爱心书库导读志愿者徐根荣，红色文学经典导读专家于漪、彭禹等时间：8月15日 14:30-16:00主办单位：中国福利会出版社昆德拉《相遇》首发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百万纪念版首发活动嘉宾：许钧（翻译家）、尉迟秀（翻译家）、孙甘露（作家）、凤凰卫视主持人梁文道时间：8月15日 16:00-18:00主办单位：上海译文出版社《奉献》——陈钢协奏曲集发布暨签售嘉宾：著名作曲家陈钢先生、秦怡、淳子、曹鹏、白桦、潘寅林、程乃珊、王乙宴、谢春彦等时间：8月15日 18:00-19:00主办单位：东方出版中心、上海音乐出版社郭敬明团队全国巡回读者见面暨签售会（上海站）嘉宾：郭敬明团队时间：8月15日 19:00-21:00主办单位：上海新华传媒、北京长江新世纪图书有限公司“海上谈艺录系列”传主见面会暨签售嘉宾：秦怡等时间：8月16日 9:00-10:00主办单位：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拒绝“张悟本”，做自己的全科医师！嘉宾：朱杰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祝墡珠（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全科医学主任）、江孙芳（复旦大学附属中心医院全科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时间：8月16日 10:00-11:00主办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透视美国、解读中国：山坡上的中国经济》讲座嘉宾：李玲瑶时间：8月16日 11:00-12:00主办单位：上海新华传媒、北京大学出版社《CCTV中华医药》丛书时间：8月16日 12:00-13:00主办单位：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外国文学鉴赏辞典大系》首发式暨现场诵读、读者互动嘉宾：童自荣、曹雷、刘广宁、刘家祯、张欢、陆澄配音表演艺术家时间：8月16日 13:00-14:00主办单位：上海辞书出版社“八一八恐龙那点事儿”暨《恐龙足迹——史前巨兽的神秘印记》新书首发嘉宾：科学松鼠会：姬十三、达文西、棉花糖、孙正凡等松鼠若干。钟扬教授：西藏大学生物多样性研究所所长，曾任中科院武汉植物所副所长、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副院长。郭建崴研究员：《化石》杂志主编，中国科学探险协会理事，曾任中国古动物馆馆长。时间：8月16日 14:00-16:00主办单位：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敦煌，人类历史的足迹——揭密敦煌密教、飞天、藏经洞嘉宾：樊锦诗（中国敦煌研究院院长）、葛剑雄（复旦大学史地所所长）、王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副社长）时间：8月16日 16:00-17:00主办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相信你的自愈力》——演讲暨签售嘉宾：潘德孚时间：8月17日 9:15-10:15主办单位：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上海世博万国印谱艺术展暨签售嘉宾：高式熊、韩天衡、童衍方、陈振濂、陈启伟、杨益萍、祝君波时间：8月17日 10:30-12:308月17日 13:00-14:00主办单位：上海市文联、东方出版中心

　　“中国童书嘉年华·2010·上海站”开幕式暨中国童书联盟与上海新华传媒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嘉宾：中国童书联盟理事会成员　　时间：8月11日9:30-10:00　　主办单位：中国童书联盟、上海新华传媒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向长三角图书馆捐赠仪式　　嘉宾：宣传部领导、作协领导　　时间：8月11日10:00-10:30　　主办单位：上海文艺出版社　　自然，造化城市：以色列馆“海贝壳”建筑师渡堂海眼中的上海演讲互动暨《诗建筑》新书首发式　　嘉宾：以色列馆“海贝壳”建筑师渡堂海、以色列驻上海总领事艾雅克、著名诗人赵丽宏、华师大设计学院院长魏劭农　　时间：8月11日10:30-12:00　　主办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以色列驻上海总领事馆　　演讲暨签售《康震评说唐宋八大家·韩愈》等5种　　嘉宾：康震　　时间：8月11日12:00-13:00　　主办单位：上海图书公司、中华书局　　《海宝＆三毛话上海》新书发布会及签售　　嘉宾：刘军（上海世博局活动部副部长兼吉祥物办公室主任）、王乃粒）、谢春彦　　时间：8月11日13:00-14:00　　主办单位：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世博会精彩看点》签售　　嘉宾：吴志强（上海世博会园区总规划师、本书作者）、丁荣生（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　　时间：8月11日14:00-15:00　　主办单位：上海人民出版社　　《修正哲学》演讲暨签售　　嘉宾：修涞贵(修正集团董事长)　　时间：8月11日15:00-16:00　　主办单位：浙江人民出版社　　莫言作品系列签售会　　嘉宾：莫言　　时间：8月11日16:00-17:00　　主办单位：上海文艺出版社　　唐山大地震作者见面会　　嘉宾：钱刚　　时间：8月11日17:00-18:00　　主办单位：上海新华传媒、当代中国出版社　　风声过后听风语——麦家巅峰巨作密码小说《风语》签售会　　嘉宾：茅盾文学奖得主麦家　　时间：8月12日9:30-11:00　　主办单位：上海新华传媒、金城出版社　　《灵感：酷隆斯堡》“中国最美的书”——中德之行　　嘉宾：著名版画家刘春杰、白雅轩画廊总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文化教育处　　时间：8月12日11:00-12:00　　主办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我心中的少林》签售　　嘉宾：释永信　　时间：8月12日12:00-13:00　　主办单位：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诙新闻》新闻发布会及签售会　　嘉宾：周立波（海派清口创始人）　　时间：8月12日13:00-15:00　　主办单位：上海人民出版社　　《辞海》第六版普及本首发暨世博志愿者之星赠书活动　　嘉宾：世博志愿者之星　　时间：8月12日15:00-16:00　　主办单位：上海辞书出版社　　青年作家培养、出版平台签约暨《Zer零·小说酱》新书首发式　　嘉宾：臧建民、王纪人等　　时间：8月12日16:00-17:30　　主办单位：文汇出版社　　受世博·体验阅读——2010“绿色悦读”童话剧表演　　时间：8月13日9:15-10:30　　主办单位：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团委、上海市青少年保护委员会　　新作《十二幅画》签售　　嘉宾：刘心武　　时间：8月13日10:30-12:00　　主办单位：上海文艺出版社　　记忆的魔术——教你成为记忆超人　　嘉宾：吕超（吉尼斯世界记录保持者）　　时间：8月13日12:00-13:00　　主办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海派文化丛书》新书签售会　　嘉宾：李伦新、桂国强、郑家尧、陈钢、淳子、许平、朱惜珍、许祖馨、于传璋、陈叔琪、胡申生、施雨、吉建富、费慧琳、吴少华、顾惠康、唐明生、朱鼎成、李鑫、俞可、任丽青、杨清泉、楼耀福、王汝刚　　时间：8月13日13:00-14:30　　主办单位：文汇出版社　　《中国昆曲衣箱》首发式　　嘉宾：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龚和德；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尚长荣；文化部振兴昆剧指导委员会委员蔡正仁；上海京剧院院长孙重亮；上海京剧院副院长单跃进；上海昆剧团团长郭宇；上海戏剧学院院长韩生；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院长徐幸捷；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副馆长张岚；上海市文化艺术档案馆馆长俞瑾云；上海戏剧博物馆馆长王伯男等　　时间：8月13日14:30-15:30　　主办单位：上海辞书出版社　　六六新书《心术》读者见面会　　嘉宾：六六（畅销书《蜗居》作者）　　时间：8月13日15:30-17:00　　主办单位：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走笔大千》新书发布会暨签售　　嘉宾：丁锡满（解放日报原总编辑）　　时间：8月13日17:00-18:30　　主办单位：上海三联书店　　放歌世博——现场演唱暨《中国声乐曲选3》新书发布会　　嘉宾：石林老师（民族声乐教育家）及他的弟子　　时间：8月13日18:30-20:30　　主办单位：上海教育出版社　　《抗倭英雄——戚继光》、《孔子是怎样炼成的》现场签售会　　嘉宾：郦波、鲍鹏山、刘明清　　时间：8月14日9:15-10:30　　主办单位：上海图书公司、民主与法制出版社　　《淘宝的财富传奇》新书发布会、现场签售及《财富人生》采访现场　　嘉宾：叶蓉(上海东方卫视首席主持人，第一财经《财富人生》主持人，东方卫视《东方新闻》主播)；张勇(淘宝商城总经理)；淘宝创业者嘉宾6位　　时间：8月14日10:30-12:00　　主办单位：上海书店出版社　　《爱的路上》贝拉作品签名售书　　嘉宾：冯国勤、胡炜、张维平、曹可凡等　　时间：8月14日12:00-14:00　　主办单位：文汇出版社　　“朱天文系列”作者讲演及签售　　嘉宾：朱天文（台湾著名作家）、梁文道(凤凰卫视主持人)、毛尖（作家）　　时间：8月14日14:00-15:30　　主办单位：上海译文出版社　　学术与社会：昨天与明天——“三十年集”暨“我们的国家”新书首发　　嘉宾：葛剑雄、江晓原、许纪霖、萧功秦、陈家琪、何光沪、何怀宏、徐友渔、李辉　　时间：8月14日15:30-16:30　　主办单位：复旦大学出版社　　“叶永烈看世界”系列新书签售会　　嘉宾：叶永烈　　时间：8月14日16:30-18:00　　主办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高考模式、自主招生与职业规划　　嘉宾：熊丙奇（著名教育评论家）　　时间：8月14日18:00-19:00　　主办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歌舞青春》签售　　时间：8月14日19:00-21:00　　主办单位：上海新华传媒、童趣出版有限公司　　我与“冒险小虎队”共成长——互动游戏、有奖竞猜　　时间：8月15日9:00-10:30　　主办单位：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可凡倾听——聚如春梦》签售　　嘉宾：曹可凡（著名节目主持人）、黄奕（明星）、王冠（节目主持人）　　时间：8月15日10:30-12:00　　主办单位：上海人民出版社　　《廖志祥＜道德经＞课程》新书首发、签售　　嘉宾：廖志祥、刘大力、孙新兰　　时间：8月15日13:00-14:30　　主办单位：文汇出版社　　宋庆龄爱心书库“阅读伴随成长”优秀图书征集仪式暨上海市青少年红色文学经典导读推广　　嘉宾：宋庆龄爱心书库导读志愿者徐根荣，红色文学经典导读专家于漪、彭禹等　　时间：8月15日14:30-16:00　　主办单位：中国福利会出版社　　昆德拉《相遇》首发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百万纪念版首发活动　　嘉宾：许钧（翻译家）、尉迟秀（翻译家）、孙甘露（作家）、凤凰卫视主持人梁文道　　时间：8月15日16:00-18:00　　主办单位：上海译文出版社　　《奉献》——陈钢协奏曲集发布暨签售　　嘉宾：著名作曲家陈钢先生、秦怡、淳子、曹鹏、白桦、潘寅林、程乃珊、王乙宴、谢春彦等　　时间：8月15日18:00-19:00　　主办单位：东方出版中心、上海音乐出版社　　郭敬明团队全国巡回读者见面暨签售会（上海站）　　嘉宾：郭敬明团队　　时间：8月15日19:00-21:00　　主办单位：上海新华传媒、北京长江新世纪图书有限公司　　“海上谈艺录系列”传主见面会暨签售　　嘉宾：秦怡等　　时间：8月16日9:00-10:00　　主办单位：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拒绝“张悟本”，做自己的全科医师！　　嘉宾：朱杰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祝墡珠（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全科医学主任）、江孙芳（复旦大学附属中心医院全科医学科副主任医师）　　时间：8月16日10:00-11:00　　主办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透视美国、解读中国：山坡上的中国经济》讲座　　嘉宾：李玲瑶　　时间：8月16日11:00-12:00　　主办单位：上海新华传媒、北京大学出版社　　《CCTV中华医药》丛书　　时间：8月16日12:00-13:00　　主办单位：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外国文学鉴赏辞典大系》首发式暨现场诵读、读者互动　　嘉宾：童自荣、曹雷、刘广宁、刘家祯、张欢、陆澄配音表演艺术家　　时间：8月16日13:00-14:00　　主办单位：上海辞书出版社　　“八一八恐龙那点事儿”暨《恐龙足迹——史前巨兽的神秘印记》新书首发　　嘉宾：科学松鼠会：姬十三、达文西、棉花糖、孙正凡等松鼠若干。钟扬教授：西藏大学生物多样性研究所所长，曾任中科院武汉植物所副所长、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副院长。郭建崴研究员：《化石》杂志主编，中国科学探险协会理事，曾任中国古动物馆馆长。　　时间：8月16日14:00-16:00　　主办单位：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敦煌，人类历史的足迹——揭密敦煌密教、飞天、藏经洞　　嘉宾：樊锦诗（中国敦煌研究院院长）、葛剑雄（复旦大学史地所所长）、王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副社长）　　时间：8月16日16:00-17:00　　主办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相信你的自愈力》——演讲暨签售　　嘉宾：潘德孚　　时间：8月17日9:15-10:15　　主办单位：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上海世博万国印谱艺术展暨签售　　嘉宾：高式熊、韩天衡、童衍方、陈振濂、陈启伟、杨益萍、祝君波　　时间：8月17日10:30-12:30　　8月17日13:00-14:00　　主办单位：上海市文联、东方出版中心　　第十一届“沪、港、澳与新加坡“四地中学生阅读征文暨2010全球华人中学生阅读征文赛颁奖典礼　　时间：8月17日14:00-15:00　　主办单位：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上海市作家协会、上海教育报刊总社　　讲座——世博文化与城市建筑　　嘉宾：郑时龄（上海世博会建筑规划总顾问、同济大学建筑规划院院长、中科院院士、国务院学位委员）　　时间：8月17日15:00-17:00　　主办单位：上海大学出版社

　　详情：　　从宜昌城往西北方向20余公里，就在宜(宜昌)秭(秭归)公路的路边，一个山洞敞开着，洞口积水成潭，长满青草与野花，让人无法进入隧道之中。路边的人家用抽水机从水潭里抽出水来，供洗车之用，潭水清凉无比。　　洞门之上与公路齐平的是一道弧形的石头洞壁，上书“上风垭山洞”。洞壁看起来还有几分崭新，上面的字也仿佛是在不久之前才刻上去的，然而它确实已经历了近百年的风雨，是川汉铁路为数不多的遗址中的一个。自从保路运动兴起、川汉铁路停修以来，上风垭山洞就一直静静地横卧于此，从来没能迎接过轰隆而来的火车。　　95年前，1911年的5月，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化，将川汉铁路与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同时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与美英德法四国银行签订了1000万英镑的借款合同。　　消息传到四川，川民群情激愤，提出“商路亡，中国亡”的口号，并于6月在成都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发起了“拒借洋款，破约保路”的保路运动，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的爆发，本已摇摇欲坠的清政府被最后的稻草彻底压垮。　　在这场关于铁路该由商办还是官办、是否借外债修建的激烈斗争中，经济上的排外主义与地方主义者在爱国、保主权的闪亮旗帜下，获得了压倒性的舆论上风。主张铁路国有、举借外债修路的盛宣怀被斥为卖国贼，一时国人皆曰可杀，他不得不亡命日本。　　到此时为止，全长1980公里的川汉铁路在两年间才仅仅修了15华里。川汉铁路从此被搁置起来，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筹建　　1903年，四川总督锡良提出自办川汉铁路，他是提出自办铁路的第一人，并为自办做了解释，“所谓自办者，即不招外股，不借外债之谓也”，“以辟利源而保主权”。锡良这一主张针对的是当时政府因借外债修铁路而带来主权旁落、利权流失的现象。　　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不仅接受了铁路这一奇怪的新事物，而且把修建铁路提高到国家自强的高度。与修路的热情不成正比的是，因战争军费开支和战后的巨额赔款，政府的财政陷入非常困窘的境地，尽管如此，清政府仍然决定只用国内资金。　　由于国内资金短少，官款无着、商股乏力，清政府事实上不得不主要依靠外债修路，从1896年到1904年间，一共兴建铁路13000余里。借款合同非常苛刻，张之洞说，“一切用人行政我国不能过问也，且采矿、设警及行使钞币等特权亦为其所夺，东清(铁路)更于前数项之外有伐木征税筑港等种种特权。沿路所经，俨然成一各该国之领土”。　　国人对于洋人本来就持不信任的态度，上述这些情况加深了人们对外资的反感和排斥。所以当锡良奏请商办铁路时，他得到了朝野上下一致的赞同，清政府从1904年开始推行收回铁路利权、商办铁路政策。　　1904-1907年间，各省先后共成立了18家铁路公司，13个商办，4个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坚持官办的只有1个。川汉铁路总公司于1904年在成都成立，起初为官办，其章程暂定资本为5000万两，计划5年竣工。筹资方式主要有抽租之股、加征捐厘、摊派认购等，名为商办，实则由官府强制推行。抽租之股为其主要来源，公司章程规定，无论是佃农、自耕农还是小债主，凡岁入十石以上的，均须以百分抽三的比例交纳租股。全川7000万人，无论贫富贵贱，都不得不与川汉铁路联系到了一起。川汉路共集资1670余万两，是各商办铁路中较为大额的一笔路款，但这一数目大约仅为所需全部款项的十分之一。　　这笔渗透着川民血汗的款项并没有得到有效的使用，跟洋务派的官办企业一样，川汉铁路公司内部经营管理混乱，任人唯亲，贪污腐化，效率极低，直接用到修路上的资金并不多，直到1909年川汉铁路才象征性地在宜昌动了工，两年间才修了15华里，铁轨没有铺出多远就戛然中断。　　修路　　宜昌，曾是川汉铁路的修建指挥中心。“铁路坝”这个地名仍然保留至今。按照地图去寻找时方知，除了公交线路以它作为站名外，这个地名失去了具体的含义，它所指代的那块面积0.5平方公里的空地，如今已改称为“夷陵广场”。这是一个崭新的广场，树木尚未长高。几乎没有人知道，它的过去曾与铁路密切相关。　　1909年11月27日，刚刚主持修建完著名的京张铁路又担任了川汉铁路总工程司的詹天佑第一次来到宜昌。12月10日，川汉铁路开工典礼在宜昌隆重举行，由詹天佑从粤汉、京张等铁路线调集的6000多筑路工人，聚集于宜昌的云集路，开始修建宜昌到重庆万县段。　　次年6月，詹天佑再次到达宜昌，他在城郊选中了“一片宽敞地”(即后来称为铁路坝的场子)，搭起简易工棚和仓库。他就在简陋的工棚里办公，指挥川汉铁路施工。修铁路所需要的枕木、炸药、工具、水泥等就堆放于此。　　这年的7月13日，由宜昌新码头至小溪塔这一路段的路基筑成，开始铺轨，长15华里，詹天佑打下了第一颗道钉。如今的小溪塔车站用的仍是当年的路基。　　在铁路公司内部管理人员争权夺利的斗争中，身为总工程司的詹天佑逐渐失去了招标定购材料设备的决定权，行政人员与工程技术人员之间的矛盾造成了混乱的局面。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丑闻，川汉公司驻上海的经理施典章挪用300余万两路款进行股票投机活动，亏损殆尽。　　有人估计，按照这样的集资速度与建路速度，需90-100年时间才能完成。用当时人的话来说，如此下去，后路未修，前路已坏。　　川汉铁路的诸多问题并非它所独有，而是全国商办铁路的普遍现象，但以它最为严重。　　到1911年，各省铁路公司筑路总长度为676.2公里(其中包括借入外资的赣路和豫路)，仅占当时全国铁路总长度的7.03%。进展之所以如此之缓，除了各省划疆而治，各自为政，缺乏技术与管理人才，官绅把持等因素外，最重要的原因当数资金不足。没有资金，再庞大的铁路计划也是一句空话，自办铁路的行动变得难以为继。　　收路　　1906年清政府新设邮传部，主管全国铁路行政，由张之洞主持。邮传部经过对全国商办铁路的十数次调查，认识到其中弊端丛生，开始转向铁路国有。张之洞通过调查得知鄂、湘集股较少，需款甚急，他认为湖广若不借外债将无以成路。　　1909年6月，张之洞代表清政府与美、英、德、法四国订立“湖广路借款合同”草约，借款550万英镑，利息五厘，以建造湖广境内粤汉与川汉铁路。事后，张之洞颇为得意，称该约将借款、修路划为两事，于中国利权主权毫无损失，折扣之轻更为中国历来借款所未有。　　四个月后，张之洞突然去世，不久盛宣怀接任邮传部大臣。清政府对于是否铁路国有一事犹豫不决。地方士绅商民和激进青年仍对外资保持着恐惧感，而且他们有了新成立的地方咨议局作为阵地以抗衡中央的集权政策，他们诉之于道义和爱国热情，号召全民集资修路，这一已经被现实证明为不切实际的主张仍然博得了广泛的响应。　　盛宣怀以强硬的态度力主铁路国有，针对湘鄂两省设立的拒款会，他说，拒绝外资、筹款自办的号召不过是于实事无补的“徒托空言”而已。他还认为，举外债修路虽不无弊端，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资金严重缺乏、财政困难的国家，只要在谈判时“严格限定，权操于我”，就可利大弊小。　　1911年5月9日，清廷正式发布上谕，向全国发布了干路国有的定策。该上谕指出，以往“规划不善，并无一定办法，以致全国路政错乱纷歧，不分干支，不量民力，一纸呈请，辄行批准商办”。其后果是，在广东“收股及半，而造路无多”；在四川“倒帐甚巨，参追无着”；而在湘鄂，则是“设局多年，徒资坐耗”。上谕称，如果这种状况“旷时愈久，民累愈深，上下交受其害，贻误何堪设想”。该上谕最后宣布，全国各省集股商办的干线铁路，一律收为国有，而支路则仍许商民量力酌行。　　到此时，湖广路的借款事宜已经经过20多轮的谈判，盛宣怀坚持了张之洞的主张，并使四国作出了进一步的让步，于1911年5月20日与四国订立了《湖广路借款合同》。合同规定，中国向英德美法四国借款1000万英镑，利息5厘，折扣仅为95，借款的半数可以存入中国的大清与交通银行(草约规定只能存于四国银行)，借款不以日后修成的湖广境内的粤汉、川汉铁路作抵，而以湖广的百货厘金、盐厘、盐捐作抵，在相同条件下优先购买汉阳铁厂所产国产路料、钢轨及配件，购买外国材料由外商经理，但核准签字权握于中国督办或总办之手。路成之后，外方不分取余利，亦不事先取得余利替代款。　　应该说，这项借款合同尽可能地维护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作为精明的商人和强硬的官员，盛宣怀在谈判中做到了毫不相让、寸土必争。　　铁路收归国有上谕和《湖广路借款合同》并没有在全国引来一致的反对声，真正触犯众怒、引发保路运动的是收归国有时所采取的具体举措。　　保路　　长约百米的成都岳府街，路北的军队大院曾为岳钟琪府。清雍正乾隆年间，岳钟琪担任四川提督，平定过准噶尔、大小金川叛乱，被封为公爵。清末，其后代将宅院卖给川汉铁路总公司作为办公地点，保路运动的很多会议便在此举行。　　岳府的宅院已在二十多年前被拆毁净尽，只有院西的墙基还露出年代久远的青砖。住在里头的居民都知道这儿曾是岳提督的府宅，但并不知道川汉铁路总公司也曾在此办公，保路运动曾在此兴起。　　1911年，清廷在宣布铁路干线国有化之后不久，颁布了赎买股票的具体办法。由于各省的情况不一，所采取的办法也因之有别。对湖南、湖北、广东等省，政府的赎买办法基本上为股民所接受。　　对四川的解决办法是，仅仅换回实际上用于铁路建设的股款，而并不换回全部股款。对于因经营不善所造成的亏损，以及被施典章挪用到上海钱庄去从事投机而全部亏空的300万两，政府认为没有必要对此负责。盛宣怀指出，政府没有权力动用国库的钱，来填补四川商办铁路公司自己造成的投机损失。　　盛宣怀的这种做法在四川激起了普遍的不满，川人都是股民，原先对铁路国有持温和态度的一派也感到自身的利益受到了损害，认为政府此举“不但夺路，而且谋财”。加之罗纶、蒲殿俊等激进派在报刊上猛烈抨击《湖广路借款合同》，将之形容为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他们坚决排斥外资，将借外债等同于卖国。这些极富煽动性的言论迅速点燃了人们的情绪。　　学者萧功秦认为，保路派的力量在于，经济排外主义所高扬的道义理念，被商办公司的地方主义与分利集团势力所利用，后者以“爱国”的堂皇口号来抵制政府通过中央集权的方式来建造铁路的国策，以“反对外国资本侵夺中国主权”为理由来抵制铁路国有，冠冕堂皇地以此来维护地方分利集团的利益。这样，他们就在爱国的旗号下取得了“话语霸权”，把民众中的朴素的爱国情绪激发起来，形成一股声势浩大的、混杂着既得利益的自私算计与爱国主义的民众激情的保路运动。　　6月17日，川汉铁路总公司发起动员大会，成立“保路同志会”，要求拒债废约保路，会上人人情绪高昂。两天后，四川护督王人文在给清廷的上书中是这样描述这次大会的，“到会一千余人，一时哭声震天，坐次在后者多伏案私泣。臣饬巡警弹压，巡兵听者也相顾挥泪。日来关于铁路合同攻难之文字演说纷纷四出，禁不胜禁，防不胜防”，王人文请求朝廷收回成命。　　清廷没有理会他的请求，而是派来人称“赵屠夫”的赵尔丰接替王尔文的职务。赵尔丰到任后，深感形势激荡，也两次要求清廷收回诏命。　　然而清廷异常固执，不为所动，反命赵尔丰加以镇压。8月24日，成都开始罢市、罢课。不久铁路公司的会上出示了《川人自保商榷书》，提出不纳税的主张。赵尔丰以“其中条件隐含独立，尤为狂悖”为由，准备抓人。　　9月7日，赵尔丰逮捕了罗纶、蒲殿俊等9人，川人纷纷集于总督府前，要求释放九人，省府的军队开枪射杀，登记入册的被害者为32人，这一事件被称为“成都血案”，局面终至不可收拾。清廷派端方从湖北带新兵入川，端方在路上为士兵所杀。不久爆发了武昌起义。　　10月26日，盛宣怀被撤职，亡命日本。　　清政府为了早日自强而实行铁路国有政策，最终却因此葬送了自身。有意味的是，辛亥革命后，袁世凯任命逊位的孙中山任“全国铁路督办”。孙中山打算引进外资，用十年的时间修二十万公里铁路，这是一个大胆而浪漫的设想，二十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5圈。他的外国顾问适时地提醒他，正是清政府希望通过铁路国有，再举外资修建的铁路风潮，才引发了辛亥革命。　　新路　　上风垭山洞静静地立于风雨之中。6月21日下午，去找它在山那边的另一个出口，那儿草木繁盛，不一会儿突下暴雨。到村民家避雨，村民们说，那个出口在多年前就塌了。　　山洞石壁上还题有“宣统二年六月”与“秀山李稷勋题”等字，李稷勋字秀山，曾任邮传部参议，在保路运动风起云涌之时，接受盛宣怀的任命出任了川汉铁路驻宜昌公司最后一任总经理，被视为投靠卖国贼的叛徒。　　武昌起义后，川汉路全部停工。民国2年(1913年)，交通部派员接收川汉铁路，四川商办铁路驻宜公司停撤，工程的全部物资包括已筑成的那段铁路的铁轨、枕木也陆续拆运，移作粤汉铁路之用。1915年，李稷勋写了一篇《四川商办铁路宜昌工场志痛碑文》，刻石立碑，名为“血泪碑”，碑文有“有清末季，政柄庞歧，初以铁路许人民得用私财趣兴缮，号曰商办公司……当是吾蜀人方讼保路，而铁路大工实在鄂境，自东湖历兴山抵归州越三百里，版锸相属，受役之夫数逾三万。……宜万工事绝艰，若隧洞，若桥梁，若斜坡，若弯线，皆国内它路所未有也……”此碑置于宜昌东山寺，现已不知下落。　　后来的民国政府、国民政府以及新中国建国后，都曾多次派人勘测这条线路，但因筹款困难或是战乱而作罢。　　但是半途而废的川汉铁路并没有完全废掉，今日的宜秭(秭归)公路基本利用了川汉铁路的路基，汉宜公路沿用了其线路。时至今日，从宜昌入川仍没有直接的铁路。2004年，新的宜万铁路开始施工，走的是一条完全不同的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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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海之声：历史科学能“去价值化”吗？　　　　强盗作恶总有他的理由。问题是，历史学家是否对强盗的理由全盘接受、相信，并加以理解甚至同情，才是“科学”而非“泛道德主义”的呢?　　——与彭景涛先生商榷　　笔者和萧功秦先生的商榷文章《中日战争的历史逻辑》在博客中国网和共识网发表之后，引起了萧功秦先生的注意。为此，他请其学生彭景涛先生以通信的方式，对本文作了回应。彭景涛先生题为《拨开泛道德主义的迷雾：如何反思中日战争》(下文简称《拨开》)的回应文章不久前在共识网发表。对彭文中的一些观点，笔者觉得有必要进一步澄清。在此之前，笔者对萧先生肯定“民间学术的生命力”，表示由衷的感谢，虽然笔者在当前“民间学术”队伍中，能充当一名小卒，也就心满意足了。　　一　　笔者在此文中想和萧、彭两位先生着重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历史科学能“去价值化”吗?讨论之前，笔者仍想就原先关于中日战争双方争论的一些观点，向两位先生提出如下一些问题。　　第一，彭先生在《拨开》一文中说：“看了这篇文章(指笔者《中日战争的历史逻辑》)， 我最大的感悟是，一切争论追究到最后，其实是一种哲学分歧。他讲了很多逻辑，但唯独没有功利逻辑。”他又说：“科学的前提，就是尽可能地将价值观与情感分离出去，排除其干扰。”那么请问：“功利逻辑”是不是一种价值观?如果是，是否也应尽可能地从历史科学中分离出去?为什么反而指责笔者观点中没有它?如果不是，彭先生又如何解释功利主义的主要定义：“功利主义认为人应该做出能‘达到最大善"的行为，所谓最大善的计算则必须依靠此行为所涉及的每个个体之苦乐感觉的总和，其中每个个体都被视为具相同份量，且快乐与痛苦是能够换算的，痛苦仅是‘负的快乐"。不同于一般的伦理学说，功利主义不考虑一个人行为的动机与手段，仅考虑一个行为的结果对最大快乐值的影响。能增加最大快乐值的即是善;反之即为恶。边沁和米尔都认为：人类的行为完全以快乐和痛苦为动机。米尔认为：人类行为的唯一目的是求得幸福，所以对幸福的促进就成为判断人的一切行为的标准。”那么，不择动机和手段去追求最大幸福值，并以此作为界分“善”与“恶”的标准，是否也是一种价值观和道德观?你能否认这一点吗?如此，则“功利逻辑”理应从历史科学中“分离”出去。　　第二，萧先生在彭文按语中说，彭的上述观点“不但是对‘大海"先生文章的批评，也是对我们民族长期以来‘义理至上"的泛道德主义思维定势的理性反思，所谓的泛道德主义，通俗地说，就是把不应该用道德(义理)来判断的事物，放在道德的框架中来判断。”好，既然如此，就来看看萧先生在《两次中日战争中的历史启示》一文中引起笔者争议的两段话：“……1904年日本就与俄国在中国东北打了一仗，那就是日俄战争。虽然日本取得惨胜，但也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仅战死就高达10万日本人，耗用军费达20亿日元。死伤数加起来几十万人。然而在美国的干预下，根据当时的华盛顿公约，日本从东北撤军后，只获得俄国中东铁路南半段25年的租借权，美国认为，打仗是日俄自己的事，土地是中国的，日本不能染指，土地应该还给中国，日本不得不答应了。他们心里极度不平衡。参加朴茨茅斯条约签订的日本外交官回到国内，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连家里的房子都被人烧了。按照原来日本的意图，东北原来已经是俄国的，现在日本胜利了，就应该是日本的殖民地，但是日本没有达到这个目的。”“……据暗杀张作霖的河本大作回忆，他从日本到东北后，发现东北充满对日本人的排斥情绪，好不容易从日俄战争中获得的那些权益，就等于血白流了。他认为，日本侨民在东北缺乏安全感，在华人的汪洋大海中处于恐惧之中，所以只有炸死张作霖，让东北大乱，而后才有机会占领东北。”请萧先生扪心自问，文中诸如“惨胜”、“沉重代价”、“仅战死就高达十万日本人”、“死伤数加起来几十万人”、“他们心里极度不平衡”、“等于血白流了”、“日本侨民在东北缺乏安全感”、“在华人的汪洋大海中处于恐惧之中”之类的字眼和用语，是否不带丝毫“情感成分”和“义理成分”?这两段话无论萧先生的主观意图如何，但在客观上，是否传播了一种对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得不偿失”、在美国调停中受到“委屈”的同情情绪?这种“同情”是否是“情感成分”?而既然日本人的“血白流了”值得同情，那么，日本人在中国东北要求得到相应的补偿，那也在“情理”之中。那么这个“情理”和“义理”至少相通吧?有人会说，你这是对萧先生恶意强加!错了，并非强加，更无恶意。萧先生之所以披露杀死张作霖凶手的“感受”，无非是向人们传达这样一种“义理”：日本在华侨民之所以感到“华人汪洋大海的恐惧”，不就是因为中国“虚骄民族主义”掀起的反日情绪造成的恶果吗?而日本人以炸死张作霖企图占领东北来确保侨民的安全，至少是事出有因的，如果没有民族主义的“虚骄”，日侨还有恐惧感吗?河本大作还会炸死张作霖吗?可见，千错万错，根本之错还在“虚骄的民族主义”。笔者想不通的是，强盗作恶总有他的理由。问题是，历史学家是否对强盗的理由全盘接受、相信，并加以理解甚至同情，才是“科学”而非“泛道德主义”的呢?我更想不通的是，为什么一说到中国人的感受，就是“义理之上”的“泛道德主义”呢?在日俄战争历史上，请看相对于“战死十万日本人”的另一番真相，即中国人民蒙受巨大灾难的真相：“自旅顺迤北，直至边墙内外，凡属俄日大军经过处，大都因粮于民。菽黍高粱，均被芟割，以作马料。纵横千里，几同赤地。”“盖州海城各属被扰者有300村，计遭难者8400家，约共男女5万多名。”辽阳战场“难民之避入奉天省城者不下3万余人”。“烽燧所至，村舍为墟，小民转徙流离哭号于路者，以数十万计。”甚至连日本人办的《盛京时报》(1906年10月18日)也不得不承认，东北人民“陷于枪烟弹雨之中，死于炮林雷阵之上者数万生灵，血飞肉溅，产破家倾，父子兄弟哭于途，夫妇亲朋呼于路，痛心疾首，惨不忍闻。”这一段文字充满“道德、情感、义理”倾向，然而又是铁的历史事实，请问萧彭两位先生，在这一段历史真相中，如何将“义理、情感、道德”成分分离出去，对之进行“科学”的、功利主义的、实效主义的、“常识理性”的表述?

(1)原因：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西方的民主政治最先进且适合于中国；独立省份各自为政，多党竞争。（4分）含义：指辛亥革命后的议会民主制度。（3分）(2)表现：宋案的发生，二次革命，袁世凯解散国会等。（4分，答出两点即可）评析：辛亥革命后政党勃兴，政党竞争不守规则；革命派虽有良好的民主政治理想，但缺乏实际的政治历练，且组织涣散，领导软弱，没有基本的依靠力量和实力支撑；实现民主政治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条件不充足，致使民主政治实验失败已成必然；民主政治实验给后人留下宝贵的经验教训。（4分，任答两点即可） 试题分析：(1) 从材料中“当时的人们不约而同地认为西方的民主政治是最先进的政治，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可概括其原因之一，又因“当时的中国二十二个独立的省各自为政”。材料一概括的是关于中国民国初年议会民主政治的实施问题。所以其第二次选择指的是议会民主政治的实施。(2)其表现可联系史实回答，如二次革命、袁世凯解散国会等。进行评析时可从其多元民主政治失败的原因及其影响等方面考虑。点评：此题难度较大，以辛亥革命后民主政治的发展为脉络，综合考查学生的材料解读能力和评价能力。

概念内涵模糊。概念或范畴是理论的基本元素．概念是否具有明确的内涵和外延，不仅决定了概念本身的分析力，而且标志着理论抽象的程度．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的概念则是模糊的。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经济理论范畴和经济概念的非确定性，无论外延、内涵都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比如本末、奢俭、兴利、除弊、富民、长技、商战、轻重、子母等，都没有明确的公认的定义，谁也说不准它究竟指什么，也不顾前人、旁人的用法，用意会的办法去理解并运用各个经济概念。这些概念具有极大的模糊性，但同时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和伸缩性。不是概念更新以适应涌现的新事物，而是新事物纳入旧概念。例如，把资本主义工商业纳入“末”，把投资纳入“奢”，把西方先进科技纳入“奇巧淫技”，然后按照“重本抑末”、“黜奢崇俭”、“尚朴”等教条，反对资本主义，维护落后的小生产经营方式。这些模糊性很大的经济概念所形成的经济理论，如兴利除弊、子母相权等，初看并没有什么问题，甚至可以完全是对的。但正是在这些口号下，却隐藏着许多完全不同的政策主张。因为它可以任意解释。著名学者萧功秦认为这是中国传统概念思维的不可离析性和板块性。这些模糊的经济术语所构成的经济思想，也必然是模糊的，更糟糕的是，依据模糊经济思想制定经济政策也具有很大的模糊性、意会性，从而为各级行政官员曲解政策大开方便之门。另一方面是论证过程的模糊性。中国历代思想家，尤其是观念偏激的思想家正是利用模糊推理、逐渐偷换概念的办法把立论与结论有机地结合在一块。它的基本格式是“如此……则……则……如此”。仿佛治理国家就只要按他所开列的只有一味药的药方就够了。一般来说，论证过程的模糊性，通过两种方式进行，一是概念在转换过程中逐渐扩大，舍弃其他原因影响。如正名、抑末等主张；一是概念在转换过程中逐渐缩少，舍弃其他可能结果。 由于上述原因，中国古代辉煌的经济思想衰落了。严复译《国富论》出版后，西方经济思想开始传人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开始传人中国。50年代以后，处于正统地位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经济学也登上了中国经济学大雅之堂。但是，时至今日，中国经济思想发展史上的上述断裂仍未弥合。

1、中国历史学家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维新运动具有救亡和抵制人民革命的双重性质，但变法主张的公开提出，起了主要是积极的政治影响。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萧功秦：戊戌人士激进变法的失败，最直接的后果，是加剧了社会内部的政治两极化过程。一方面，这这场变法引起了以满清权贵保守派的政治反动。他们以情绪化的方式，更为顽固地坚持“祖法不可变”的立场。一批更为昏庸、眼界更狭隘的“原教旨”保守派进入了权力中枢，并进而强化了朝野本来就存在的非理性的排外主义势力。他们注定成为清王朝残存的权威合法性资源的巨大消耗者。另一方面，戊戌变法的失败，使相当一批现代化知识精英，由于对体制内的变革失望，而开始走向体制外的革命。“革命排满”从此成为日益强大的政治思潮。清王朝充当中国变革的主导者的可能性，将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挑战。这种两极化过程使中国未来的命运，将由此充满了更多的变数。2、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喜所：戊戌变法失败的基本缘由不在康梁维新派的变法内容和详细战略上，而在于当时没有呈现一个使变法胜利的整体的社会环境，以及与此相联络的强大的促进变革的政治和经济力气。扩展资料：戊戌变法后世影响——政治经济一、推动了清政府的自我改革。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慈禧太后带着光绪逃到西安，这给慈禧以惨痛教训。签订《辛丑条约》后，慈禧太后下令实行新政，其内容有：编练新军；废科举，建学堂；奖励民办工厂；改革法制；派五大臣出洋考察，预备立宪；成立咨政院、咨议局等。其中有些改策已经超出了当年维新变法的内容。二、激起了民众对满清政府的愤恨，推动知识分子由维新向革命转化。戊戌维新失败后，支持孙中山革命的人增多了，不少对清政府抱有幻想的知识分子转变为革命党人（此条更准确的说应为戊戌政变的影响，而不是戊戌变法本身的影响。）。

（1）民权主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国民享有人身、言论、著作、集会、结社、迁移等自由和请愿、诉讼、选举及被选举等项权利。 （2）人民政治参与意识增强，政治参与方式多样化。组建政党、社团；创办报刊，评说时政；进行政治演说，宣传政治主张；选举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各级议员；取得了反对袁世凯复辟的护国运动的胜利。 （3）人民的政治参与，提高了人民参政议政的意识，民主共和观念逐渐深入人心，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显著的里程碑。但是，由于简单模仿西方、缺少制度约束、社会条件不足，民众政治参与存在弊病。中国的政治民主化不能一蹴而就，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第一题：君主制度是指统治者君主（常称国王或皇帝）拥有统治国家和公民自由的所有权力而没有法律或法定的程序告诉君主如何行使权力，是一种专制政体，它只是单方面强调君主的权和 “力”，不符合题设；分封制，是狭义的“封建”，由共主或中央王朝给王室成员、贵族和功臣分封领地，从皇帝是开始出现，到周朝时封建制度的完善程度达到顶峰，其后的朝代都不能说是严格意思上的封建（分封制），分封制是维系早起封建统治的基石，但没有涉及到儒家意识形态等；中央集权制主要特征是皇帝个人专断独裁，集国家最高权利于一身，从决策到行使军、政、财大权都具有独断性和随意性，这是集权，也是易出现乱权的，这种制度到一定程度是进行不下去的；而科举制度是一种社会智商、能力的培养、挑选、使用的社会性管理程序，它给底层人民以博取上位的可能，不像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及门阀制度等，能缓解社会知识分子与中央权力得利者之间的矛盾，同时，科举制度是对儒家思想的考验，而儒家思想讲究忠君爱国，所以是“维系社会各阶层对君主、儒家意识形态和国家权威效忠”第二题：此段话语出自布莱克斯通（1723～1780）【英国法律评注】。早期的君主立宪制度是有其历史局限性，虽然权利归于议会，君主在18世纪还是有一定实权的，可恩赐官职，笼络保王势力，直到19世纪以后，王权逐渐削弱，出现统而不治的状态（此时布莱克斯通已死，所以不能拿后期的君主立宪制的格局来要求），但议会制度设定了严格的法律制度，宪法保证了制度的运行，君主虽然名义上是世袭国家元首、联合王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和英国国教的世袭领袖。但就法律地位而言，君主是可以任免首相、各部大臣、高级法官和各属地的总督，拥有召集、停止和解散议会，批准和公布法律，统帅军队、宣战和媾和等权力，其中包括任命上院（新贵族）和内阁（首相），宪法的出现，保证了君主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内阁上院和下院，以保证行政权力不受侵犯，某种程度上讲，君主是代表宪法去规范和制约，而不是说君主拥有实权。第三题：你这个就较劲了，因为2002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没对中国进行相关的援助（而且这类援助也不是IMF的职责）。第四题：所谓基础物理，就是指在牛顿等早起物理学家的努力探索中摸索出来的物理体系，如经典力学理论，万有引力，天体运动等，这都是经典物理学；而“新眼光改变了基础物理的发展进程。”其理论“宏伟，美妙，广邃，催生了令人敬畏的宇宙学”就是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能量守恒、宇宙常数等新理论的肯定

（1）原因：①实行科举制；②商品经济发展（2分）表现：①科举制推动平民参政；②商品经济发展推动市民阶层扩大（2分）影响：文学艺术平民化和世俗化趋势加强（1分）（2）表现：①封建贵族日趋没落；②新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崛起；③大量农民涌入城市成为工人；④自耕农消失（任答三点，3分）原因：①新航路开辟；②圈地运动开展；③工业革命发展；④文艺复兴或宗教改革或启蒙运动的思想解放（任答三点，3分）（3）认识：①社会流动是对一个时代政治经济状况的反映；②公正合理的社会流动，会推动社会良性发展。（2分） 试题分析：（1）依据题干中对社会流动的定义，结合所学知识，唐宋以来推行的科举制、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社会流动；科举制的推行促进了庶族地主及平民的参政；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市民阶层的兴起；依据所学，市民阶层的兴起，促进宋代的文学艺术出现通俗化、平民化的趋势；如宋词、话本的兴盛，风俗画的盛行等。（2）依据材料中的“封建贵族阶级…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大贵族日趋没落，中小贵族中的一部分人逐渐资产阶级化”、“有一半的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加入了无产阶级，……大约在1750年，自耕农消灭了。”，由此可以看出英国社会封建贵族日趋没落；新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崛起；大量农民涌入城市成为工人；自耕农的消失。结合16——18世纪的英国历史及材料可以概括出去原因有：新航路开辟；文艺复兴解放了人的思想；圈地运动开展；工业革命发展。（3）本问结合上述两问中对不同时期及国家社会流动的原因、影响的认识，可以看出，社会流动是对一个时代政治经济状况的反映；合理的社会流动又可以促进社会的发展。

（1）影响：促进了欧洲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2分）（2）原因：欧洲思想家借用儒家文化为启发民智和解放思想提供理论基础；儒学不是宗教，伏尔泰借助儒家思想抨击天主教会；借助科举制抨击等级制度。（6分）（3）影响：引导国人关注世界形势，启迪国人思想解放。（2分）（4）原因：《孔子改制考》的出版冲击了传统儒学思想。（1分）理解：他把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学说同传统的儒家思想相结合，宣传维新变法思想。（2分）（5）东西方文明相互启发与合作促进了人类历史的进步；对待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问题上要坚持传承与创新的态度；要把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与吸纳优秀的外来文化相结合。（任一点即可得3分） 试题分析：（1）我国宋元时期的科技文化传播到欧洲，对欧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推动了欧洲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2）据材料二分析法国启蒙思想家们极力推崇“中国文化”的原因：“启蒙思想家就只有从非基督教统治的遥远的东方文明国家即中国那里汲取完全不同于欧洲气质的文化中合乎他们需要的理论和知识。”，用来提供启发民智和解放思想的理论和知识；“儒学不是宗教，中国的考试制度使官吏职位人人皆可争取，欧洲应加以采用。”，借助儒学批判天主教会；借助科举制抨击等级制度。（3）魏源的《海国图志》阐述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最早提出向西方学习。对当时的思想界起了思想启迪的作用。（4）孙家鼐由“竭力支持康有为变法”到“力请皇上销毁书版，而徐察其人品心术。”。而引起这一变化的原因主要是他认为“康有为学术不端，所著《孔子改制考》最为荒谬”。 对题干中的观点需要结合康有为维新思想的特点加以理解。（5）该问属于开放型的问题，言之有理即可得分。但需要从中西方文明的交流融合这一角度进行评述。如东西方文明相互启发与合作促进了人类历史的进步等。点评：本题从文明史观的角度考查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文明史观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就是人类创造、积累文明成果以及人的自身文明化的过程。人类文明史可分解为物质文明史、政治文明史、精神文明史、社会文明史。不同的文明需要交流，各国各地区的人民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是人类的共同财富。

　　左倾。　　领导者：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曾出现过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1931～1934年，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在党内统治长达4年之久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理论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完备，影响最深，危害最大。在社会主义时期，1957～1976年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过程中发生的错误行为，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动力：　　急于求成，主观地夸大革命力量，轻视敌人力量和客观困难，在革命和建设中采取盲动的冒险的行动；或者在革命组织内部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政策；或者在同盟军问题上实行关门主义，打倒一切。　　对象：　　劳动人民（属于同情劳动人民）　　性质：　　政治思想上超越客观，脱离社会现实条件，陷入空想、盲动和冒险的倾向。　　右倾。　　领导者：　　北伐战争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抗日战争初期，曾经犯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王明，在只要联合，不要斗争，“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以退让求联合的思想指导下又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把抗日领导权交给蒋介石，严重影响了江南新四军的发展。　　动力：　　右倾机会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原则，在革命斗争中过高估计敌人力量，过低估计革命力量，不敢积极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斗争，坐失有利时机，甚至悲观失望，退却逃跑。　　对象：　　过高估计敌人力量，过低估计革命力量。　　性质：　　政治思想上，认识落后于实际，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变化、前进，甚至违背客观发展规律的倾向。右倾思想如果形成为系统完整的路线，并在实践中贯彻执行，便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在政治斗争中往往放弃原则，牺牲无产阶级根本利益而求得妥协，又叫右倾投降主义。　　希望你女朋友能满意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