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到底是怎么评价魏文帝曹丕的呢?

田余庆被吹捧的原因是田余庆先生开创了一种有效推进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方法。尤其研究方法，主要是尽量搜集各种史料，运用各种方法考证史料，并恰当运用默证进行审视，积极消化各种反证，网罗历代的相关认识和评论。田余庆，湖南省湘阴县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秦汉魏晋南北朝史专家。

田余庆先生的导师是林增平先生。

田余庆的学生有阎步克，何德章，陈爽，韩树峰等。田余庆先生早年从事中华民国史、中国近代史研究工作，曾与金毓黻合编《太平天国史料》，并参加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学术。据腾讯网：因为陈寅恪提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喊出了所有人心中的想法，所以被吹捧。陈寅恪（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字鹤寿，江西省修水县人。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景星学社社员，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汉朝是我国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章，为什么有“非承秦不能立汉”的说法呢？田余庆先生说：“陈胜一呼而楚境振动，关东烧开，“张楚”所具有的呼吁能量，别的关东五国都无可比拟。……秦楚之时风云诡谲，局势纷然，它充分说明后人的历史时间结果：一是非张楚不能灭秦，二是非承秦不能立汉。”经历过秦楚之时的中国大地，再次成长起来了一个伟大帝国——汉。汉朝是我国历史上浓墨重彩一章，今日中国的主体民族以汉为名，足以说明国人对汉朝的认同感非常之高。刘邦在汉初百废待兴之时采用了怎么样的施政对策？为何田余庆先生在遍阅史籍后得出了“非承秦不能立汉”的结论呢？1、据秦之地秦末造反中，不仅有农民军，还有六国的复辟军队。当此之时，六国之号争相复立，妄图修复六国军阀割据瓦解的态势。之后刘邦项羽之战又和秦灭六国非常相似。刘邦作为灭秦阵营之一，可是当她朝东与刘邦及各称王交战之际，又宛然处于当初秦始皇灭六国地位。伴随着局势变幻莫测，一个人所处的历史地位及历史意义可能颠倒，刘邦就这样，最初参加灭秦，然后又据秦地而统一天下。“汉承秦制”最先在于承秦之帝业，再度设立了君主专制的统一帝国，而不是像刘邦那般搞分封制。刘邦凭着强悍的军事力量进关，驱使刘邦妥协，封其为汉王。可是公元前206年，刘邦便再度举兵进关，攻灭陕西关中三王（翟王董翳；塞王司马欣；雍王章邯），占有秦地。公元前205年冬，刘邦刺杀义父，刘邦借机举哀伐楚。汉军最开始弱于楚军，称为百败，但最终由弱变强，并且于公元前202年冬十月，杀刘邦于垓下之战。刘邦灭刘邦以后没多久，有利于定陶即位，直接由洛阳市迁都长安，再现秦代以陕西关中制天底下的态势。以关中地区为都代表着据于秦之旧地，但秦和楚最初是敌对关系，而刘邦相当于是在敌人的产业基地上设立了楚人帝国。2、用秦之人陈苏镇先生：秦人作为反秦战场上的被征服者，在楚汉战争中却成了战神，为汉朝重塑帝业，立下了赫赫战功。刘邦进关后，数次征陕西关中兵、收三河士，其手下也有一支主要是以秦人所组成的土郎中骑，是战斗能力很强的主力军。据《史记·高祖功臣侯年表》，在统一战场上，秦人以功封王者9-10人。分别是：赤泉侯杨喜，戚侯季必，原水侯马童，景侯王竞，涅阳侯吕胜，长修侯杜恬，吴房侯杨武，汾阳侯斳强，高陵侯王虞人，杜衍侯王翳。不难看出，秦人在楚汉之争中是刘邦的坚定拥护者。3、承秦之制《史记》上说刘邦进关以后，与父老乡亲约法三章，即杀人者死，致伤及盗抵罪，其他秦法全部废止。秦民因而大悦，奠定刘邦以后建都陕西关中的民意基本。《史记》的记载让很多人以为刘邦将秦国的苛法全部废止了，实际上确实如此吗？近代很多学者的科学研究基本上否定了这种观点。钱穆：汉初制度、法律，一切全依秦旧。侯外庐：汉律之陡峻，比秦更甚。高敏：汉初法律全部承秦。汉高祖进关“约法三章”时，并没有“悉去除秦法”，甚至连秦的苛法也没有完全废止，……汉高祖年间至汉高祖十一年中间的法律，是全部承继秦律的汉律。在很短的时间以内，刑法可能大大的缓解，但中国古代法律很大一部分属于刑诉的，这一部分是不可能一下子废止的。帝国便是借助这种标准来执政天下的，像怎样招兵、怎样征税、官衙的组织和运行这些纪律规定都是不可能废止的。刘邦进关时，别人都是在争夺奇珍异宝，而萧何却进到府库将裁判文书全部搜集维护起来。萧何作为一个刀笔吏，自知裁判文书对帝国执政的必要性，这一举动为刘邦集团打造一个相对稳定的后才，从而击败刘邦，快速修复天下的纪律，彰显了至关重要功效。比如汉高祖时期的官称和官爵制度和秦是一模一样的。官称有：宰相、县尉、御史大夫、卫尉、治粟内史、典客、宗正、上尉、太仆、少府、卫尉、郎中令、奉常等。二十等官爵有：二十彻侯（后因避汉武帝刘彻讳，改成诸侯王）、十九关内侯、十八大庶长、十七驷车庶长、十六大上造、十五少上造、十四右更、十三中更、十二左更……一公士这些，而且同秦代一样依官爵授田宅宫。不难看出，一个政权的奔溃并不意味着体制的奔溃。政党尽管坍塌，但体系却可以维持下去。人们在核对汉制与秦制时，发觉汉朝制度也有齐制和楚制的影子，也就是说齐国和楚国的那一部分制度一直保存到汉朝，但总而言之，汉制的大部分也是来自秦制。以上就是全部内容了，大家还有什么想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田余庆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学家。先生治学态度严谨，且对问题多有独到之见解，这是李开元、阎步克先生等多次谈及的。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最重要的是记住他写的书。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文笔优美，且指出了东晋一朝为门阀政治的特点。同时，对于东晋一朝其他的政治势力也有论及，如流民武装，以及亲附皇权的寒族等。立论深刻，是研究东晋历史绕不开的一部著作。

分类: 文化/艺术 >> 文学 >> 小说 问题描述: 谢安常告诫子侄，并问：“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诸人莫有言者，唯谢玄回答：“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庭阶耳”(《晋书?谢玄传》)。 请问这句话的字面解释，“何预人事”、“正欲”什么意思？ 怎样解释连起来的句意才通呢？ 解析: 谢安尝“戒约”子侄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诸人莫有言者。玄答曰：‘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庭阶耳。"安悦。”安玄父侄教答，素以其意味深远难解。“豫人事”，田余庆先解释为觊觎晋室权力，颇有理据。我认为“正欲使其佳”的“佳”字，尤可玩味。玄答语则在说明“佳”意。“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庭阶”者，以其能供主人欣赏，闻其芳香，睹其美姿。言外之意，即不仅不窥窃晋室权力，而且要为巩固晋室干一番事业。《艺文类聚》卷八一《兰》引《琴操》曰：“孔子聘诸侯，莫能任，自卫反鲁，隐谷之中，见香兰独茂，喟然叹曰：‘夫兰当为王者香，今乃独茂，与众草为伍。"乃止车，援琴鼓之，自伤不逢时，托词于香兰云。”谢玄讲的芳兰为主人香，与孔子讲的“为王者香”，其喻意为一。谢安尝“戒约”子侄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诸人莫有言者。玄答曰：‘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庭阶耳。"安悦。”案，谢安、谢玄的问答，自有深意而难得确解。《世说新语·言语》“谢太傅问诸子侄”条略同于此，均出于《语林》，见《艺文类聚》卷八一引。“豫人事”，应当就是《世说新语·排调》“孝武属王殉求女婿”条中及《晋书·谢混传》中所谓王敦、桓温“好豫人家事”之意，亦即觊觎晋室权力。《荀子·宥坐》孔子曰：“夫芷兰生于深林，非以无人而不芳。”谢玄答谢安戒约子侄之问，盖承孔子之言，欲使生于深林幽谷的芝兰得隐于谢氏庭阶之内而芬芳依旧。如果这种解释不误，那末谢玄答语暗谓谢氏子弟当隐忍而不外露，不竞权势，不求非分。所以谢安悦其得己之心。

桓温——东晋杰出的军事家、权臣 桓温(公元312年-公元373年)，字元子，一作符子，汉族，谯国龙亢(今安徽省怀远县龙亢镇)人。东晋杰出的军事家、权臣，谯国桓氏代表人物，宣城内史桓彝长子桓温简介，东汉名儒桓荣之后。晋明帝司马绍之婿，曾经因溯大江(长江)之上剿灭盘踞在蜀地的“成汉”政权而声名大奋，又三次出兵北伐(伐前秦、后秦、前燕)，战功累累。公元361年至公元373年独揽朝政，欲行篡位之事，逼迫朝廷加其九锡，但终因第三次北伐失败而令声望受损，受制于朝中王谢势力而未能如愿。死前欲得九锡亦因谢安等人借故拖延，直至去世时也未能实现。桓温谥号宣武。其子桓玄建立桓楚后，追尊为“楚宣武皇帝”。 田余庆的评价是：“纵观桓温一生，我们看到这个据史籍说是不惧遗臭万载的人，行事却相当持重。他始终高唱北伐以保持政治优势，但他自己却在一段颇长的时间内引而不发，不贸然行事。他蓄意消灭对手，但并不单纯诉诸战争，而是以北伐丧师失地为罪名，并且几乎都采取欲取先与的手段，一步分作几步走。他取得了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的职位，却不相信自己能够掌握全局，因而不敢在京城久留。……桓温处大事谨慎桓温简介，其所行并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与桓玄毕竟大不一样。” 纵观桓温一生其活跃在石虎死后至淝水之战前夕，一生以恢复神州，青史留名为人生的终极目标而奋斗，灭亡成汉，三次北伐，镇守西府，为稳定南朝，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晚年并没有因为私欲杀谢安，王坦之，行改朝换代之事。一生充满了悲剧，然而悲剧的人生正是一个人物魅力的所在。

唐朝有哪些著名的道教学者 唐朝作为道教的鼎盛期，涌现出了许多道教学者，使道教有了更多突破性 的发展，其中以孙思邈、张万福、李筌、吴绮、杜光庭、彭晓等最为卓越。 孙思邈不但通晓老庄及百家之学，更是在医学方面卓有成效，所著《千金要 方》是唐代医学发展中具有代表性的巨著。张万福是整理道教斋醮科仪的大师， 是继陆修静之后、杜光庭之前道教科仪的重要整理者和发展者。 李筌早年好神 仙之道，偶得《黄帝阴符经》，探究其理，提出许多治国安邦之道。吴筠师从潘师 正，对道教基本理论和修炼方术多有阐发，其思想对宋代理学有一定的影响。 杜 光庭是道教斋酿科仪的集大成者，对道教的教理教义、神话传说、斋醮科仪等， 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阐发，为道教在北宋复兴作好了准备，彭晓的修仙思想，顺 应了外丹转向内丹的历史趋势，发挥《周易参同契》原理解说内丹修炼，对后世 道教有一定影响。 研究三国时期的现在历史学家有哪些 中古史（魏晋至唐） 夏曾佑（1863年—1924年），《中国古代史》 卢弼（1876年—1967年），《三国志集解》、《三国志集注补》 陈寅恪（1890年—1969年），《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寒柳堂集》 劳干（1907年—2003年），《魏晋南北朝史》 陶元珍（1908年—1980年），《魏晋史丛考》、《三国食货志》 唐长孺（1911年—1994年），《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总结其一生研究的通论性著作） 王仲荦（1913年—1986年），《魏晋南北朝史》 周一良（1913年—2001年），《魏晋南北朝史论集》 马植杰（1922年—2006年），《诸葛亮传》、《三国史》 田余庆（1924年—），《东晋门阀政治》 张作耀（1931年—），《中国历史便览》、《中国历史辞典》、《曹操评传》、《曹操传》、《刘备传》、《孙权传》 逯耀东（1933年—2006年），《魏晋史学及其他》、《胡适与当代史家》、《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 张大可（1940年—），《三国史研究》、《三国史》 张荣芳（1955年—），《唐代的史馆与史官》、《唐代京兆尹研究》、《典章制度的总汇 ―― 通典》 有学者指出,唐诗对于唐代史事的反映,“比起后人修纂的史书来, D分 析：本题要在理解唐诗形成的原因下考虑。 唐诗的发展传统分为初唐（618---712）、盛唐（713---770）中唐（771---835）晚唐 （836---907）共四个时期。盛唐是唐诗繁荣昌盛的顶峰，大诗人李白，杜甫，等就生活经历过这个时期。 从“诗歌”本身发展来展开审视，这一点，与唐代社会历史进程：发展，起伏，衰落，基本是一致的。唐诗总是用感性形象来把握现实，文人及诗歌体裁宽广，反映的社会问题迅速而尖锐，虽然运用了一些个修辞手法，但基本都能反应社会现实。 但它并不能做为第一手的原始资料。考点：中国古典文学的时代特色。 寻长期研究随唐历史的专家, 隋炀帝好大喜功，想要做到像三皇五帝那样，被后事所称颂，于是，开通了前所未有的大运河。又分别于大业七年，九年，十年，三次攻打高丽。前两次皆是以失败告终，最后一次，高丽求降，隋炀帝的面子得以保住，但是，修建运河，三次东征高丽，所耗费的人力物力是不可估量的。东征高丽所需要的银饷皆是百姓所交赋税，加重了百姓负担，所以，隋朝中期各地便有流民四起。隋炀帝修建运河主要是供自己玩乐，到了唐朝，对运河又稍加整修，使运河完全投入使用。 你说的也很对，唐朝的兴盛离不开隋的建设，所以现在的文化定义为“隋唐文化” 历史简答题 1、政治、文化、宗教信仰、经济市场。 2、政治：唐朝统治者采用了开明的民族和对外政策，张骞通西域、玄奘西游、鉴真东渡（唐招提寺）、日本遣唐使、与新罗的交往。 经济：当时唐朝的长安.洛阳等都是世界著名的大都市；还有很多外国商人来中国经商 文化：诗歌，文学等成就没有朝代可以比。 对外：很多留学生来留学； 3、就外在表现和对外影响力而言，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文明阶段，可以说是唐代。唐代文明是外在的，它是物质的繁荣、法制的先进、文学艺术的昌明和国力的强盛。 如果说先秦是中国的古希腊时期，代表着思想的启蒙，那么唐朝就是中国的古罗马时期。即使没有高明的哲学、百花齐放的思想，唐朝以强盛的国力、科学技术的发展、远迈邻国的政治文明和法制文明、自由包容的帝国姿态和鼎盛的文学艺术，成为中国人至今为之自豪的历史阶段。 首先，唐作为世界帝国，其文化不仅限于汉魏以来的中国系统的文化，它还包括印度系统的佛教文化和天山南北路和粟特等中央亚细亚的绿洲文化；还有经由中央亚细亚的伊朗萨珊朝文化和东地中海域的罗马文化、拜占庭化的希腊文化、叙利亚文化；它进而还包容夹杂着从南方海路进入的东南亚、印度、波斯、 *** 文化和从北方草原陆路而来的土耳其系统的文化等，乃是一个大型的文化复合体。这种多元的复合文化作为唐文化被吸收到东亚诸国，东亚文化圈由是成立。 这意味着东亚初次进入了国际文明体系中。…（唐文化和罗马文化）二者作为在东亚和欧洲最初成立的世界性大文化，是有其共通的性格，在世界文化史上各具举足轻重的意义。 日本接受唐文化，方始获得了进入世界共通的文明体系的机会。 唐是一个世界帝国，并不因为它的版图，而是因为它复合包容各种国际性文化的能力，（以及对其进行再创造的能力）从而，它已经不只是中国的，它也是东亚的，甚至是世界的。 列举一些唐代的成就： 在科学技术方面，火药的完整配方在唐代出现并改良，昭宗年间应用于军事上；印刷术唐代发明，即雕版印刷，这是世界印刷史的一个重大里程碑，其原理一直沿用至今。活字印刷是宋朝发明的，但是一直发展缓慢，未能大范围推广，流传到国外并对世界文明起到重大作用的是印刷术；唐代，书籍的装帧出现了经折装和旋风装多种形式；唐代，瓷器陶器分离技术在晚唐取得突破；唐代，江南完成农业技术革命的大部分技术变革，其中包括双季稻的引进等。 唐代，耒耜经中的犁即一直沿用到近代的通用的犁，据考证可能是此时才发明出来并推广的；唐代还发明了轮桨、水密隔舱和水罗盘，大大促进了造船术；唐代发明了灌溉机械——筒车；可以说，中国著名的四大发明，唐代占了两个。 唐朝对算学的重视，超过以前各朝，编定和注释了历代的一批数学名著，后来统称为《算经十书》。 不仅全面地整理了我国汉魏以来的数学成就，而且注意介绍了当时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比如祖暅关于计算球体体积的“祖氏定理”。 这一定理在一千多年以后，西方才有意大利数学家卡瓦列里证得。 天文历法也是中国传统科技的重要部分，唐代的天文历法对后世影响深远，还东传海外，为日本国所采用。 在浑天仪制作上，唐代也较前朝进步。 释一行和梁令瓒共同造黄道游仪，用以观测日、月运动，并测量星宿的经纬度。 一行等人还实施了世界上第一次子午线长度测量。 隋末唐初孙思邈所撰的《备急千金要方》，天宝间王焘所撰的《外台秘要》，是集唐以前医学大成的两部名著。 《千金方》首创“复方”，是孙思邈对医学的重大建树，是我国医学史上的重大革新。自《千金方》问世“而古圣制方之法不传”。 孙思邈指出妇产病、小儿病的特点，主张独立设科。唐代的药物学，也有很大的进步。 唐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繁盛，从而丰富了我国的药物学知识。 唐代也有着繁荣的商业文明，印花税和汇兑制度就是唐代的发明，安史之乱后，历史进入中唐，商业经济进入辉煌。 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商税由三十分之一增为十分之一。782年，下诏向商人借钱。 783年，加征“除陌钱”（即印花税），表明：印花税是中国发明的！ 相当于现代汇款制度的“飞钱”，也始于中唐。 起初，商人使用“飞钱”， *** 一度禁止，后来在宪宗元和七年（812年），又想把汇兑业务收到 *** 手中，但商人们始终不肯把这事交出。 唐代的赋税平均而言是很低的，因为计税人口在历史上是非常少的，说明 *** 对人民的控制程度非常之低。开元时有了世界第一张报纸《开元杂报》，图文并茂，其内容是皇帝的行踪和朝中各种事件。 同时，唐代是宗教自由的时代，而且非常重要的是，唐代没有统治性的政治哲学，他们的统治者摇摆于道家的黄老思想、儒家思想和佛教之间，唐代也有较多的政治讨论，这不仅是皇帝的纳谏而已，往往是对根本政治制度的研究、探讨甚至协商。因此，在唐代也产生了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的中央 *** 分权制度，简单说就是，中央政令出于中书省，相当于立法权吧，对此皇帝只能同意或否决，不能更改，也就是类似于批准程序和否决程序。 门下省管封驳，可以封回皇帝批准的诏令。而尚书省则只负责执行。

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多读史书可以帮我们读出历史的真实，读懂历史发展的规律，进而理性地参与历史，借鉴历史经验。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些好看的历史1.《明朝那些事儿》主要讲述的是从1344年到1644年这三百年间关于明朝的一些事情，以史料为基础，以年代和具体人物为主线，并加入了小说的笔法，对明朝十七帝和其他王公权贵和小人物的命运进行全景展示，尤其对官场政治、战争、帝王心术着墨最多，并加入对当时政治经济制度、人伦道德的演义。这部书将历史写成了小说，是部十分有趣的历史书。它通俗易懂，阅读时也许还会笑出来呢~这部书颠覆了我对历史书的看法，原来历史书也可以这么有趣。它用小说的方式，很好地阐述了明朝时期发生的那些事儿。这部书非常好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多读史书可以帮我们读出历史的真实，读懂历史发展的规律，进而理性地参与历史，借鉴历史经验。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些好看的历史书。理由如果让我推荐一本书的话，我会强力推荐当时明月写的《明朝那些事》，理由呢，其实很简单。看了明朝那些事。我了解到大明不仅仅只有君王死社稷，天子守国门。还有不少敢于直言的言官，更有名木一心为公的卢象升孙传庭等人。有30年不上朝的万历皇帝。这一切的一切带给了我很大的触动。原来历史真的可以很有趣。关键在于怎么写2.《上下五千年》《上下五千年》是一本2022年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公司出版的图书，作者是林汉达，曹余章。　　按照历史故事的经典形式，从破土动工的神话传说到乾隆的禁书、曹雪芹的《红楼梦》，共262个历史故事按时间顺序排列。 它涉及中华文明发展史的各个方面，推荐理由“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在人生早期阶段学习中国历史，能够提前为人生备好经验，开阔格局，拓展视野，从容面对成长过程中遇到的未知世变。从小喜欢历史的孩子，在逻辑思维和关键抉择上总是胜人一筹，因此很多父母都会从小培养孩子对历史的兴趣，让孩子多学习历史知识。3.《大唐兴亡三百年》以大量真实史料为基础，通过著名畅销书作家王觉仁先生的梳理整合，彻底还原了唐朝300多年来错综复杂的历史，以一种有趣而简单的方式展现。 对唐代的普遍认识可能是这样的：繁华、开放、灿烂的背后带着一丝奢华的颓废。推荐读史使人明志，历史已成定局，现在历史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份已有结果的答卷，而古人如何走好每一步，如何在不同的环境中做出反应，如何交出满意的答卷，都值得我们学习，“历史就在我们身边，它既不抽象，也不遥远，它总是以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面貌被我们记住”4.巜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这套具有中国发展历史，作者自己已经在我国台北完整讲过两次，分别设计用了5年，影响了两代学子和上班族;作者又用了5年时间进行整理成文字，讲透几千年以来中国文化历史的演进。　　这是一部集中讲述“穿越中国历史”的中国通史。寻找被忽视的历史逻辑，拨开层层迷雾，回归中国历史的常识。历史不仅仅是关于皇帝和英雄，也不仅仅是关于刀剑和王朝变迁，还有更多惊人的历史逻辑和大量的细节。‘推荐理曲然后紧接着就看完了第二本，始第三本，哈哈哈读完两本的感受，作者杨照从考古的角度，诠释了中国历史，争取做到历史中发生的事，产生的观点，都能在考古中找到参照来证明其真实性。看完之后对于历史有了更清晰的理解，并且对于很多历史事件产生的原因，作者也进行了分析。5.《帝国的终结》对许多人来说，易中天是一位风趣、犀利、性感的老师。读完《帝国的末日》 ，你会对易中天有非常不同的看法，我认为他是当代一位非常重要的学者和思想家。　　首先，《帝国的终结》这本书为我们理清了发展中国社会历史的大脉络：可以说，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国史，就是这样一部中华文化帝国主义不断进行完善集权管理能力的历史，推荐看《帝国的终结》可以获得一种宏大的叙事感，隐藏在各种历史事件下的文化、制度的发展变化规律被易中天老师用通俗易懂、带有启发意味的语言给描述了出来，读罢只觉得酣畅淋漓、受益匪浅。读完一本好书总想写点感想，以便后续回顾。学习历史的好处之一是可以启发自己的思考，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总会有些想探索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历史的好奇和欲望。帝国是什么？它是如何建立、发展、衰败、消亡的？为啥帝国最后会终结？它真的终结了吗？它和现代社会有什么区别，它在历史上的存在对我们这个民族的影响有哪些, 现在是否依旧在影响着我们？我和周围人的观念是如何被塑造出来的？.... 这些问题，跟搞钱无关，但按捺不住想探索的好奇心。幸好遇到了这样一本书籍，在尝试解答我的这些疑问，让我拥有了更多观看问题的。6.《中国历史风云录》如果你不清楚整个中国的历史，那么看这本书就够了。　　当然，它并不枯燥，容易阅读，语言更像是一部小说。秦顺信是一位获奖的推理小说家，所以你可以想象他的风格。　不进行介绍了，中国经济通史的入门级教材读推荐理由可我的印象中两人完全是不搭边儿的，这让我颇感惊异，不由得重新审视自己的历史知识。而《中国历史风云录》让人觉得是一本可以补短板的书，仅用378页的篇幅从殷商时代一直写到新中国的建立，像一部缩微版的史记，既注重历史细节，又把握历史大势，脉络清楚、走向明晰，就像用一根丝线串起了上下五千年。作为一部浅显易懂的历史通俗读物，它不同于一般学院派历史读物的刻板叙述，而是用趣味盎然、平实易懂的大众语言，讲述王朝的兴替、重要的历史事件、有趣的掌故，对一些帝位更迭频繁或关系复杂的朝代，还提供简明扼要的图示让读者基本能够一目了然，非常适合历史知识入门级的读者细细品。7.《庆历四年秋》碰巧今年播出了一部以宋仁宗为主要人物的电视剧《清平乐》，看完之后对宋史有了强烈的兴趣，就去看了《庆历四年秋》，可以当做一本简单的宋仁宗年间的历史科普读物来读。宋仁宗一朝我个人觉得是非常神奇的一个年份，让人又爱又恨。首先仁宗治下，可以说整个国家的文化繁荣达到了我国的一个高峰，文人辈出，有名的如范仲淹、晏殊、欧阳修等；但同时武力极度衰弱，又导致了外交上的屈辱。所以总体来说是很值得探究的一个历史时期，这本书大概可以起到一个基础了解的作用吧，看看还是很有意思推荐理由是截取的历史横截面，通过单个剖析人物借笔抒怀，表达对历史和人物的态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但还能接受。过去只对范仲淹、欧阳修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有些了解，但完全不知道他们在政治上的作为，读《庆历四年秋》后方知他们并没有被官场酱缸文化所污染，而是保持了文人学士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和出污泥而不染的气节。读《庆历四年秋》可以了解到在宋朝绮丽的背后的庆历新政并不是一个美轮美奂的时代，虽然8.《清明上河图密码》真的是我非常非常推荐的一套书了，是一本以清明上河图为蓝本的古代探案类的小说，但是其中关于历史的部分真的非常考究，讲述的都是北宋年间底层士农工商小人物的故事，烟火气非常非常浓，其中的曲折蜿蜒不输于那些描写上层的故事。一共六本，铺排得非常宏大，一本本看下来有一种拨开迷雾见青天的感觉。推荐这本书的理由是我本身就比较喜欢看悬疑推理类的，之前看过达芬奇密码之后又搜索了类似的书籍，无意中看到了这本书，瞬间就激起了我的好奇。毕竟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实在是太出名了，我也想了解这本书里到底有什么秘密，图中的824个人物一 一再现，揭露了北宋王朝的覆灭。书中以“汴京五绝”为出发点，分别写出北宋士农工商兵各行各业的矛盾与弊端，突显北宋积贫积弱，外强中干的形象。（想写的文艺一点，编着太费劲了。9.《史记》这绝不仅仅是一本史书，对后世的启发是多方面的。文笔精美，读来激荡人心，精彩的不像历史，但是相信司马迁的严谨性。感觉司马迁以后的史学家是很悲哀的，他们顶多只能写出仅次于司马迁的作品，写的再好还能比史记更好吗？史记中带有浓重的悲剧意识，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屡见不鲜，好人不长命额人活百岁更是家常便饭。历史上的悲剧人物很多，但是司马迁能把他们的悲剧写的有层次感和分寸感，通过不断的推动来深化这种情绪，最后实现了情绪的总爆发。古者富贵而名摩灭者不可胜计，但是司马迁通过这样一部史书，足矣令所有人鞠躬致敬推荐的理由是是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一部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成“前四史”。其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叙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历史这本书，你每个人应该都知道，我推荐这本书的理由是，们介绍了中国的历史，每一个单历史人物和典故，嗯，对中国历史研究起到了深远的影响10.《红星闪耀中国》这是美国记者斯诺于1937年写的一本书。书中记述的是他在1936年6月至10月在延安访问时的所见所闻。这本书打开了西方世界了解红色中国的大门，甚至影响了美国对待红色政权的政策。书中记录了当时的红色政权在国民党的各种封锁下的生存状态，红色政权并没有因为封锁而衰败，反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焕发出了勃勃生机。为什么这样呢，斯诺写的这本书告诉了我们答案。推荐大家去看，通过一个美国记者的镜头和文字去了解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人是怎么创造奇迹的。我推荐理由是一些故事，让我深入感个动荡的年代，废弃的田地，饥饿的人。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毛主席，浓厚的乌发巨大而敏锐的眼睛，还有高鼻梁和突出的颧骨，一个非常机智的知识分子的面孔。他率真幽默且说话坦率，生活简朴，并没有因为高高在上的权利而挥霍无度，他亲民且率真，有着农民奔放的个性。记得作者有一次访问林彪时，毛主席解开裤带，往床上一倒，屏住了呼吸，向着壁上的军用地图仔细研究了20分钟，林彪插口问起日期和人名，毛泽东一概都知道。这专注力与记忆力，令我佩服无比。这本书用许多鲜活的真实事例说明了中国人民为什么会选择中国共产党，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为何能够以星星之火燎原之势。如今，国富民强，已经成为东方的一头雄狮，不再像清朝没落时期，被外国凌辱那样。却不曾想，这盛世背后是鲜血的浇灌，革命前锋勇敢无畏，抛头颅洒热血，如城墙般从未动摇，屹立于山谷的腰间，铸就了如今这强盛的华夏，咱在这里总结一下红星闪耀中国是美国的一作家所写的，但是但他所写的翻译如果在中国，在中午，在中午抗战时期，一起资料中发挥了一些巨大的贡献。书我想就不需要过多进行介绍了，中国经济通史的入门级教材读物，需要者自取之。　　以上就是关于“【历史书单】本中国最著名的历史书”的相关内容介绍，如果想了解更多中国历史方面的书籍，可以下载注册藏书馆APP，上面有丰富的中国历史书籍资。

《太平天国史料》，神州国光社，开明书店，1950年（与金毓黻合编）《中国史纲要》秦汉魏晋南北朝史部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初版，1991年第2版，1996年第三版，2005年第四版，2012年5月第五版。《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1993年11月。《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中华学术精品），中华书局，2004年2月新1版，2006年1月第2次印刷。《拓跋史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3月；修订本2011年1月。《当代名家学术思想文库·田余庆卷》，万卷出版公司，2011年1月。《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中华书局，2011年6月第3版第4次印刷。（附）资料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神州国光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全书八册，负责编辑一、二册） 睹书伤逝：纪念逯耀东先生，《书城》2008年第11期。又见逯耀东《抑郁与超越:司马迁与汉武帝时代》卷首（三联书店，2008）中国古代史上的国家统一问题，《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关于拓跋猗卢残碑及题记二则——兼释残碑出土地点之疑，《中华文史论丛》2008年第1辑彭城刘氏与佛学成实论的传播，《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中华书局，2004）关于“猗卢之碑”残石拓片，《拓跋史探》（三联书店，2003）文献所见代北东部若干拓跋史迹的探讨，《燕京学报》新十三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代歌、代纪与北魏国史，《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代北地区拓跋与乌桓的共生关系——《魏书·序纪》有关史实解析，《中国史研究》2000关于子贵母死制度研究的构思问题，《学林春秋》二编上卷（朝华出版社，1999）北魏后宫子贵母死之制的形成和演变，《国学研究》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独孤部落离散问题——北魏离散部落个案考察之二，《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贺兰部落离散问题——北魏离散部落个案考察之一，《历史研究》1997年第2期南北对立时期的彭城丛亭里刘氏，《汤用彤先生诞辰百周年纪念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与滕昭宗合著东三郡与蜀魏历史，《国学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蜀史四题——蜀国新旧纠葛的历史追溯，《文史》第三十五辑（1992）孙吴建国的道路，《历史研究》1992年第1期暨艳案及相关问题，《中国文化》第四期（香港，1991）隆中对再认识，《历史研究》1989年第5期说张楚，《历史研究》1989年第2期北府兵始末，《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又载《地域社会在六朝政治文化史上所起的作用》（谷川道雄主编，日本玄文社，1989）消除“代沟”，共同前进——《文史哲》笔谈，《文史哲》1987年第1期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四川社科院出版社，1986）古运河开发中所见的一个问题，《运河访古》（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论轮台诏，《历史研究》1985年第1期汉魏之际的青徐豪霸，《历史研究》1983年第3期秦汉魏晋南北朝人身依附关系的发展，《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3期诸葛亮《与兄瑾论白帝兵书》辨误，《文史》第十四辑（1982）李严兴废与诸葛用人，《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曹袁斗争与世家大族，《历史研究》1974年第1期关于曹操的几个问题，《光明日报》1959年4月9日，又1960年三联书店出版《曹操论集》

田余庆。田余庆，湖南省湘阴县人，出生于陕西省南郑县。1950年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先后于湘雅医学院（现中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政治系（昆明）肄业，1950年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田余庆先生早年从事中华民国史、中国近代史研究工作，曾与金毓黻合编《太平天国史料》，并参加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后来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侧重秦汉史与魏晋南北朝史，参加编著的大学教科书《中国史纲要》（翦伯赞主编）获国家教委特等奖。他担任硕士生、博士生导师，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学术人才。人物评价：一部史学著作不但需要有宏观方面的理论概括和创造性见解，而且需要有微观方面的严谨处理和史料的细致考订和巧妙运用。前者欠缺，后者便易流于饾饤、繁琐；后者单薄，前者又会失之空洞、缺乏说服力”。田先生的研究是“两者有机结合的一个典范。

祝总斌教授评价：“一部史学著作不但需要有宏观方面的理论概括和创造性见解，而且需要有微观方面的严谨处理和史料的细致考订和巧妙运用。前者欠缺，后者便易流于饾饤、繁琐；后者单薄，前者又会失之空洞、缺乏说服力”。田先生的研究是“两者有机结合的一个典范。”其文章很少应景之作、急就之章，篇篇精粹可读，这一点在学界颇有口碑。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孟宪实在微博中评价：“田先生治学秦汉魏晋南北朝，是公认最有成绩的历史学家。当年唐长孺先生去世的时候，周一良与田余庆先生撰联认为唐先生是陈寅恪之后最有成绩的史学家。周先生已经去世多年，现在田先生也走了。一代史学风流，如此逝去。哀恸，哀恸。”

田余庆的主要学术成就在秦汉和魏晋南北朝的政治史研究方面。他治学严谨精密，视野开阔，研究方法独具特色。他强调传统史料考证与科学分析的细致结合，特别注重揭示纷纭史实的内在联系及其历史意义。他能在翔实考证的基础上，以小见大，提出独到的史学见解，从而勾勒出一代政治变迁的重大线索，把握其关键，解决一些比较重大的历史问题。所著论文多创新之见，发人之所未发。其力作《东晋门阀政治》通过对东晋王、马关系形成的复杂过程，郗鉴的独特作用，诸士族门阀的发展和彼此替代，北府兵始末，流民问题，诸桓与司马皇权的关系，太原王氏的政治作用、代表次等士族的各种政治力量的消长升沉等关键问题的考析，对中国中古士族政治的内涵和演变提出了系统的论证和新解，其分析方法和结论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学术风格与独到史识，受到了高度评价。另撰有《说“张楚”》、《论轮台诏》、《李严兴废与诸葛用人》等二十余篇论文。

《东晋门阀政治》 田余庆教授的。《魏晋南北朝史探微》《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陈寅恪著，万绳楠整理，黄山书社，1987年版。 《两晋南北朝史》，吕思勉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魏晋南北朝史》，王仲荦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唐长孺著，三联书店，1955年版。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唐长孺著，三联书店，1959年版。 《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唐长孺著，中华书局，1983年版。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唐长孺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唐长孺社会文化史论丛》，唐长孺著，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周一良著，中华书局，1985年版。 《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周一良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东晋门阀政治》，田余庆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秦汉魏晋史探微》，田余庆著，中华书局，1993年版。 韩国磐《魏晋南北朝史纲》人民出版 社 高敏《魏晋南北朝经济史》 胡戢《魏晋南北朝政治》 钱钟书《管锥篇》中华书局出版 《汉魏制度丛考》，杨鸿年著，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杨筠如著，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 《汉晋学术编年》，刘汝霖著，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东晋南北朝学术编年》，刘汝霖著，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从古至今，不知有多少赞美老师的诗句。唐代诗人李商隐曾在诗中写道：“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斯大林也说过：“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人们也说：“教师就像园丁，把一株株‘鲜花"培育得鲜艳动人。”我说：“老师是春蚕，也是园丁。但她更是一位母亲，她正用自己甘甜的乳汁哺育着我们，让我们茁壮地成长。”我，也有这样一位老师，她就是我的语文老师——梁老师。梁老师很漂亮，苗条的身材，高高的个子，脸上时常挂在笑容。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充满了对我们进步的期盼，笔挺的鼻梁下有一张能说会道的嘴巴每天都为我们讲课，旁边还有两个酒窝，不笑就有，一笑就更深了。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一头金黄的卷发，在阳光下更显得美丽。老师时常化点妆，让人觉得她还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少女呢！梁老师希望看到我们点点滴滴的进步。一天早读课，老师正在讲台上认真地批改作业，当她看到王小龙的作业本时，露出了一丝欣慰的笑，还在课堂上表扬了他：“不错，你的字迹有进步，希望你以后继续努力，不断进步。”王小龙听了以后，显然有点得意。老师也很通情达理。运动会上，一位同学因为没有进入决赛而伤心地哭了，梁老师看见了连忙安慰他：“没事的，只要你尽自己所能老师就满意了，有没有名次并不重要。”梁老师还是一个负责人的好老师。二年级刚转过来时，我们的成绩高低不同，就像是一盘散沙。老师为了提高我们的成绩，花了很长时间。但是由于长时间给我们讲课，老师的嗓子沙哑了，医生嘱咐她一定要好好休息，不要多说话。但梁老师并没有按照医生的嘱咐做，依旧来到学校为我们上课。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班的成绩提高了不少。老师不但负责任，而且能认真对待自己的小错误。一次上课时，老师正在朗读课文，一位同学突然站起来纠正了老师的一处小的错误，老师不但没有生气这位同学打断了她朗读课文，反而还对他说了声：“谢谢。”我的梁老师不像*老师，只要我们犯了错就让我们“挨板子”。梁老师经常对我们说：“你们都是五年级的学生了，也要面子，我也不想伤害你们的自尊心，只希望你们能自觉对待学习。”记得有一次，一位同学作业没写完，老师把他叫来，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学习是给自己学，不是给别人学，你自己都对自己不认真，老师还有什么办法呢？老师只能教你学习的方法，作业本拿回去，把昨天的作业补齐了。”那个同学低着头，一声不吭地回到了座位上，从此他再也没有犯过同样的错误。怎么样，我们老师厉害吧？不打不骂就把这个同学“治服了”噢，我亲爱的老师，对工作一丝不苟、尽职尽责；对同学亲切、关心。你们说，她能不是我心目中的好老师吗？

问题一：诸葛亮哪年出山t 您好 是建安12年，公元207年，以下是诸葛亮年谱。 诸葛亮年谱 年号 公元 年龄 生平及事迹 光和4年 181 1岁 诸葛亮诞生于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县）。 中平6年 189 9岁 诸葛亮生母章氏去逝。 初平3年 192 12岁 诸葛亮父亲诸葛去世。 兴平元年 194 14岁 诸葛亮与弟诸葛均及妹妹由叔父诸葛玄收养, 其兄诸葛瑾同继母赴江东。 初平2年 195 15岁 诸葛亮叔父诸葛玄任豫章太守, 他及弟妹随叔父赴豫章（现南昌）。 建安2年 197 17岁 诸葛玄病故。诸葛亮和弟妹移居南阳。 建安4年 199 19岁 诸葛亮与友人徐庶等从师水镜先生司马徽。 建安12年 207 27岁 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对刘备陈说三分天下之计, 即著名的“草庐对”。旋即出山辅助刘备。 建安13年 208 28岁 诸葛亮说服孙权与刘备结盟,参与赤壁之战获胜。 建安14年 209 29岁 诸葛亮任军师中郎将。 建安16年 211 31岁 诸葛亮与关羽、张飞、赵云镇守荆州。 建安19年 214 34岁 诸葛亮留关羽守荆州,与张飞、赵云率兵与刘备会师。刘备进成都,掌管巴蜀。诸葛亮任蜀军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兼任大司马府事。 建安20年 215 35岁 诸葛亮整顿巴蜀内政。 建安23年 218 36岁 诸葛亮留守巴蜀,筹集军粮,供应在汉中作战的刘备。 蜀章武元年 221 41岁 刘备登基,建立蜀国。诸葛亮任丞相。 蜀建兴元年 223 43岁 刘备白帝城托孤诸葛亮。 刘禅封诸葛亮为武乡侯,领益州牧。 蜀建兴2年 224 44岁 诸葛亮调整巴蜀内政,稳定因刘备战败而混乱的人心。 蜀建兴3年 225 45岁 诸葛亮率军南征,稳定南部四郡。 蜀建兴4年 226 46岁 诸葛亮准备兴师讨魏。 蜀建兴5年 227 47岁 诸葛亮向后主刘禅呈交《出师表》进行北伐。 蜀建兴6年 228 48岁 北伐失街亭,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自贬为右将军,行丞相事。 蜀建兴7年 229 49岁 诸葛亮再次北伐夺取武都、阴平,恢复丞相职位。 蜀建兴8年 230 50岁 诸葛亮再次北伐。 蜀建兴9年 231 51岁 诸葛亮北伐攻祁山,破司马懿,大败魏将张A。 蜀建兴11年 233 53岁 诸葛亮在斜谷修造邸阁，屯集粮食。 蜀建兴12年 234 54岁 诸葛亮于再次北伐中病故于五丈原。 望采纳！ 问题二：诸葛亮是什么时候出山的 1、公元207年，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 2、人物简介 诸葛亮（181年－234年10月8日），字孔明，号卧龙（也作伏龙），汉族，徐州琅琊阳都（今山东临沂市沂南县）人，三国时期蜀汉丞相，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散文家、书法家、发明家。在世时被封为武乡侯，死后追谥忠武侯，东晋政权因其军事才能特追封他为武兴王。其散文代表作有《出师表》、《诫子书》等。曾发明木牛流马、孔明灯等，并改造连弩，叫做诸葛连弩，可一弩十矢俱发。于建兴十二年（234年）在五丈原（今宝鸡岐山境内）逝世。 3、个人成就 ①提出三分天下的政治构想； ②治蜀； ③刘备死后，稳定了蜀汉的局面； ④平定南中； ⑤对魏国的军事压力。 问题三：诸葛亮哪年出山的 《资治通鉴》中记载建安十二年11月(公元207年),刘备请诸葛亮出山，当时诸葛亮27岁。 希望我的回答能帮到你，正合意电脑 问题四：诸葛亮多大年纪出山的 答:27岁 诸葛亮年谱 年号 公元 年龄 生平及事迹 光和4年 181 1岁 诸葛亮诞生于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县）。 中平6年 189 9岁 诸葛亮生母章氏去逝。 初平3年 192 12岁 诸葛亮父亲诸葛去世。 兴平元年 194 14岁 诸葛亮与弟诸葛均及妹妹由叔父诸葛玄收养, 其兄诸葛瑾同继母赴江东。 初平2年 195 15岁 诸葛亮叔父诸葛玄任豫章太守, 他及弟妹随叔父赴豫章（现南昌）。 建安2年 197 17岁 诸葛玄病故。诸葛亮和弟妹移居南阳。 建安4年 199 19岁 诸葛亮与友人徐庶等从师水镜先生司马徽。 建安12年 207 27岁 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对刘备陈说三分天下之计, 即著名的“草庐对”。旋即出山辅助刘备。 建安13年 208 28岁 诸葛亮说服孙权与刘备结盟,参与赤壁之战获胜。 建安14年 209 29岁 诸葛亮任军师中郎将。 建安16年 211 31岁 诸葛亮与关羽、张飞、赵云镇守荆州。 建安19年 214 34岁 诸葛亮留关羽守荆州,与张飞、赵云率兵与刘备会师。刘备进成都,掌管巴蜀。诸葛亮任蜀军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兼任大司马府事。 建安20年 215 35岁 诸葛亮整顿巴蜀内政。 建安23年 218 36岁 诸葛亮留守巴蜀,筹集军粮,供应在汉中作战的刘备。 蜀章武元年 221 41岁 刘备登基,建立蜀国。诸葛亮任丞相。 蜀建兴元年 223 43岁 刘备白帝城托孤诸葛亮。 刘禅封诸葛亮为武乡侯,领益州牧。 蜀建兴2年 224 44岁 诸葛亮调整巴蜀内政,稳定因刘备战败而混乱的人心。 蜀建兴3年 225 45岁 诸葛亮率军南征,稳定南部四郡。 蜀建兴4年 226 46岁 诸葛亮准备兴师讨魏。 蜀建兴5年 227 47岁 诸葛亮向后主刘禅呈交《出师表》进行北伐。 蜀建兴6年 228 48岁 北伐失街亭,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自贬为右将军,行丞相事。 蜀建兴7年 229 49岁 诸葛亮再次北伐夺取武都、阴平,恢复丞相职位。 蜀建兴8年 230 50岁 诸葛亮再次北伐。 蜀建兴9年 231 51岁 诸葛亮北伐攻祁山,破司马懿,大败魏将张A。 蜀建兴11年 233 53岁 诸葛亮在斜谷修造邸阁，屯集粮食。 蜀建兴12年 234 54岁 诸葛亮于再次北伐中病故于五丈原。 问题五：诸葛亮几岁丧父?哪年出山?出山那时他多少岁? 建安二年11月(公元207年),27岁出山 ,也有说是28岁出山的，早年丧父，应该是10岁左右吧， 问题六：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几出祈山？ 六出祁山 问题七：诸葛亮六出祈山是哪六山？ 希望对你有帮助：一出祁山　　 诸葛亮恢复与吴联盟、平定南中后，就准备北伐曹魏。第一次北伐在蜀汉建兴六年(228年)春，他令赵云等作疑兵，摆出由斜谷(今陕西眉县南)攻d城(今眉县北)的态势，以吸引魏军；自己则率主力向祁山(今甘肃西和县祁山堡)方向进攻，陇右的天水、南安、安定等郡相继叛魏降蜀，又收服了姜维，一时关中大震。可是马谡违背诸葛亮部署，为张A所败，丢了街亭；赵云等出兵也不利，诸葛亮只得退回汉中。不久，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又叛汉附魏。 二出祁山　　第二次北伐是同年冬，诸葛亮乘陆逊在石亭打败曹休之机，出散关，包围陈仓(今陕西宝鸡西南)，攻打二十多天未破，魏的援军赶到，他不得已又退回汉中。 三出祁山　　第三次北伐是建兴七年，亮进攻武都(今甘肃成县)、阴平(今甘肃文县西北)，打败魏援军，占了这两郡，留兵据守，自己率部回师。次年，魏军进攻汉中，诸葛亮加强防守，又增调援军，再由于连续大雨，子午谷、斜谷等道路不通，魏军撤退。 四出祁山　　第四次北伐是建兴九年，蜀军包围祁山，魏军统帅司马懿迎击，诸葛亮准备决战。司马懿知蜀军远来，军粮不多，凭险坚守，拒不出战。诸葛亮想用退兵的办法引诱敌人，但司马懿追赶很谨慎，蜀军一停，他就扎营拒守。此时李严假传刘禅要求退兵的圣旨，加上蜀军粮草将尽，诸葛亮只得班师，在归途中以伏兵杀了魏国名将张A。 五出祁山　　第五次北伐是十二年春，诸葛亮率十万大军出斜谷口，到达d县，在渭水南岸五丈原扎营。司马懿也筑营阻拦，不与蜀军作战，料知蜀军远来，粮草运输困难，想把蜀军拖垮。诸葛亮也有准备，在渭水分兵屯田，作长期战争的打算。诸葛亮在这次出兵前曾与孙权约定同时攻魏，五月吴军十万攻魏，不胜，撤回江东，所以蜀军只得与魏军单方面周旋。八月间诸葛亮积劳成疾，病情日益严重，不久就与世长辞。死后，姜维等遵照他的遗嘱，秘不发丧，整军退入斜谷。诸葛亮出师北伐共为五次，真正出兵祁山只有二次；还有一次是魏军进攻汉中，不是诸葛亮出击。后世概而言之，说成是「六出祁山」。 　　正史中诸葛亮没有六出祁山 　　先引凌云雕龙关于祁山、岐山地理位置的片段： 　　“祁山与岐山不同，岐山为山名，位于今日陕西省岐山县东北附近，古公父曾率领周室迁居于此，兴建开创周朝八百年天下。祁山亦为山名，位于今日甘肃省西和县西北。光从地图鸟瞰，一个在天水以南，一个在陈仓以东，两地航空距离超过一百公里，实际山路弯涎，更胜于漫漫途遥。” 问题八：三国时期诸葛亮的出生和逝世是哪年？什么时候出山跟刘备打江山？ 诸葛亮（181年7月23日－234年8月28日），字孔明，号卧龙（也作伏龙），汉族，琅琊阳都（今山东临沂市沂南县）人，蜀汉丞相，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发明家、军事家。在世时被封为武乡侯，谥曰忠武侯；后来的东晋政权为了推崇诸葛亮的军事才能，特追封他为武兴王。代表作有《前出师表》、《后出师表》、《诫子书》等。发明木牛流马、孔明灯等。诸葛亮在后世受到很大的尊崇，成都有武侯祠，大诗人杜甫也有赞扬诸葛亮的《蜀相》名篇传世。 207年冬至208年春，当时驻军新野的刘备在徐庶的建议下，三次到隆中（今襄阳市襄城区古隆中）拜访诸葛亮。前两次都没见到诸葛亮，第三次终于得见。《隆中对》中，诸葛亮为刘备分析了天下形势，提出先取荆州为家，再取益州成鼎足之势，继而图取中原的战略构想。三顾茅庐之后，诸葛亮出山成为刘备的军师，刘备集团之后的种种攻略皆基于此。 问题九：历史上的 诸葛亮 “七出歧山”。是不是在作死？ 诸葛亮北伐，确实从一开始就很难成功，几乎是不可能“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但并不是作死，他有不得已的苦衷。 诸葛亮的多次北伐，虽然也取得了一些胜利，比如夺得武都、阴平，杀了王双、张A，但总体上说，可谓劳而无功，得不偿失，离“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目标就更是相去甚远。这当然不是因为他没能力，更不是因为他不努力，而是势所必然。 这里说的“势”，也有二点。 1，曹魏非速亡之国。 在刘备和诸葛亮的跟里、嘴里、心目中，曹魏是“汉贼”，是“罪人”。这个政治立场，他们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孙权则是放弃过的）。据《诸葛亮集》，刘备去世后，曹魏方面一些人，都先后给诸葛亮写过劝降书。诸葛亮并不一一作复，乃作《正议》一文，公开表明态度。文章写得气势磅礴、大义凛然，而最后一句话，则完全可以看作诸葛亮对北伐战争性质的认识，这就是“据正道而临有罪”。也就是说，诸葛亮认为他发动的，乃是一场正义的战争。 诸葛亮说这话并不奇怪。不说，反倒不是诸葛亮了。但所谓“据正道而临有罪” 这种说法，做政治口号可以，用来鼓舞士气也可以。当了真，那就是书呆子。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这个时候，无论谁出来收拾河山，一统天下，让人民重新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便都是正义的。三国鼎立以后，话就不好说了。从正面说，魏、蜀、吴三家都想统一中国；从负面说，他们也都想独霸天下。你总不能说只有由蜀汉来统一才是“正道”，曹魏来统一就是“有罪”吧，何况蜀汉自以为“正道”，无非因为姓刘。那么，刘备姓刘，刘表、刘璋就不姓刘？荆州和益州“江山易主“，难道是因为刘备“正道”，而刘表、刘璋“有罪”？不是吧！正如田余庆先生在他的《隆中对再认识》一文中所言，刘备终于并吞刘表父子及刘璋势力，靠的是“他自己闯荡半生的权诈”，靠的是“他的对手的愚昧和暗弱可欺”。算清了这笔账，孔明先生还能理直气壮地说什么“据正道而临有罪”吗？ 实际上，曹魏方面也并没有什么“负罪感”。当年曹操确实是内外交困、困难重重，至死也不敢称帝。但其原因，却不是因为他自知“篡汉有罪”，而是与士族阶级有矛盾。士族既看不起他这个“赘阉遭丑”（陈琳语），也不喜欢他那个“唯才是举”。但是，这个问题已经被曹丕解决了。曹丕通过“九品中正制”，已经与士族和解，士族阶级已经支持曹魏政权了。他们那边，正是一片“安定团结”呢！这一点，诸葛亮其实是心里有数的。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时就说，人们都认为诸葛亮不用魏延之计是胆小怕事（皆以亮不用延计为怯），其实不然。打仗，必须弄清楚对方是什么君什么将（凡兵之动，知敌之主，知敌之将）。诸葛亮之所以“不用延计”，就因为他很清楚“魏主之明略，而司马懿辈不可轻也”。曹魏，并不是一推就倒，可以摧枯拉朽的。 2，益州非进取之地。 众所周知，蜀汉虽以正统自居，实际情况却不过据守一州，偏霸一隅。请注意，不是“偏安一隅”，是“偏霸一隅”。偏霸，是田余庆先生的说法，我以为精准。这也是蜀汉和历史上其他那些地方割据政权的区别，即“小国而有雄心”，“北定中原，还于旧都” 的想法一直没变（至少口头上没变）。所以是“偏霸”，不是“偏安”。当然，这里说的主要是刘备、诸葛亮在世时的情况。诸葛亮去世后，事情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刘禅、蒋琬、费t，都对北伐不感兴趣。等到姜维来重操旧业，已是“偏霸”不得，“偏安”也不成了。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想当年（东汉光武帝建武元年至12年），公孙述在成都建号立国，盘踞蜀地12年之久，多次出入三峡，也未能跨有荆益。后来刘焉入蜀，就干脆是为了避世乱而求自保。原因就在于蜀这个地方，避难可以，守成可以，作为“北定中原” 的根据地和策源地不可以。看看地图就知......>>

《世说新语》里所记载的杨修形象颇为「 ”轻狂”，这一点被罗贯中所继承并加以发挥，所以我们看到《三国演义》里的杨修同样是恣肆逞才。但是小说却有意隐去了《世说新语》中所认为的杨修之死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卷了入曹丕曹植兄弟的立嗣之争。罗贯中在文学作品中大力渲染杨修「 ”恃才傲物”，好几次让曹操难堪，因此招致了杀身之祸，最终死于曹操的「 ”嫉贤妒能”。《三国演义》的这个做法当然是为了服务于小说主旨，是出于塑造曹操「 ”奸雄”形象的需要，而并非历史的真实。 《世说新语》虽然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但是关于杨修的死因也流于表面 历史上真实的人物和事件，往往具有比文学作品更为复杂和深刻的内容。即便具有很高史料价值的《世说新语》，在「 ”杨修之死”这个问题的解释上，其实也显得有些平面化。杨修之死固然是因为卷入了曹氏夺嫡之争，但是杨修的死又远不止参与曹氏内部权力斗争这么简单。既然杨修当然并不是死于曹操的「 ”嫉贤妒能”，又不止是卷入「 ”曹操立嗣”这么简单。那么，杨修之死的背后到底还有什么深层次的原因呢？ 在笔者看来，杨修之死跟他本人的政治立场有直接的关系，也是汉魏嬗代历史进程中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它标志着以世家大族为支柱的东汉政权的彻底败亡，同时也预示着汉魏嬗代的必然到来。 一、曹操对于杨彪杨修父子的拉拢 陈寿在《三国志》里对曹操有一个总结性的评价，「 ”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这里陈寿看到了曹操在政策层面是「 ”申商法术”，这是曹操打击以「 ”儒”为特征的世家大族的一面。陈寿的这个看法，我们不能说他错了。然而在《魏书·卢渊传》里，孝文帝答卢渊表里有「 ”曹操胜袁，盖由德业内举……定非弊卒之力强，十万之众寡也。”这样的说法。孝文帝对于曹操崛起的理解，比起陈寿来，显然层次更高，已经涉及到社会政治的深度。 曹操用人，对「 ”德”并不十分在意 曹操「 ”德业内举”，按照田余庆先生的说法，其实就是他对于东汉以来，在朝野都具有巨大影响的世家大族这个社会阶层，有一个比较清醒客观的认识。由此，曹操对待这个阶层，采取的是一个适度而又有效的弹性政策。 和田老观点相似的，还有徐杨杰在《中国家族制度史》一书中所提出的「 ”东汉政权是一个世系大族公卿满朝的政权，曹操夺取这个政权时不得不承认这个既成事实。为了巩固统治，曹操也必须吸收一些强宗大族在朝廷任重要官职。” 世家大族在汉末政治中，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存在 关于曹操对待世家大族的态度，田徐两位所见略同。我们考察曹操对待杨彪杨修父子的态度，这一点也能得到印证。弘农杨氏，是东汉以来的超一流家族和第一等高门，并且在汉末还和另外一个超一流家族汝南袁氏还有姻亲关系，而杨修便是杨氏和袁氏联姻的后代。杨修之父杨彪又是汉末的太尉，在这种情况下，杨修与其父的社会影响力就可想而知了。 因为杨彪出身东汉最有声望的高门大族，世代忠于汉室。杨彪的先祖从杨震开始，世代和宦官进行激烈的斗争，世代也都以清流自居，对曹操这种「 ”赘阉遗丑”本来是十分鄙视的，根本不可能心悦诚服地接受曹操的统治。曹操对此也早就心知肚明，其实曹操对于杨彪为首的世家大族势力一直十分忌惮，想杀杨彪之心早已有之。 《后汉书·杨震传附杨彪传》: 「 ”时袁术僭乱，操托彪与术婚姻，诬以欲图废置，奏收下狱，劾以大逆。” 从这条史料可以看到，曹操杀杨彪之心早已有之，只是未得借口，最后只能以袁术和杨彪的姻亲关系勉强处置杨彪。但是即便如此，曹操依然遭遇了来自己方势力内部的强大阻力。孔融以杨彪「 ”四世清德，海内所瞻。”提醒曹操杨氏的巨大影响力，并且警告曹操说「 ”横杀无辜，则海内观听，谁不解体！”，甚至还以为自己「 ”明日便当拂衣而去，不复朝矣。”作为进一步的威胁。曹操在这种情况下，也只能作罢。 曹操最终不敢妄杀杨彪 更为讽刺的是，袁绍和杨彪、孔融等人也有矛盾，曾经在建安三年（198年）给曹操去信，想借曹操之手除掉他们，然而曹操依然不敢轻举妄动。 《三国志·武帝纪》： 「 ”袁绍宿与故太尉杨彪、大长秋梁绍、少府孔融有隙，欲以他过诛之。公曰:‘当今天下土崩瓦解，雄豪并起，辅相君长，人怀怏怏，各有自为之心，此上下相疑之秋也，虽以无嫌待之，犹惧未信；如有所除，则谁不自危？"” 曹操这番对袁绍的作答，当然首先是将他的虚伪表现的淋漓尽致，但是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杨氏等人在东汉社会的巨大影响力，使得曹操不敢轻举妄动。 汉室虽然衰微，但是拥汉者却大有人在 曹操不敢杀杨彪，反而以太常的高位来进行笼络。然而杨彪以其坚定拥护汉室的政治立场，不可能真心和曹操合作。从这一点来说，杨彪和荀彧有相似之处，但是表现得更为极端。 《三国志·文帝纪》： 「 ”彪见汉祚将终，自以累世为三公耻为魏臣，遂称足挛，不复行，积十余年。帝即王位，欲以为太尉，令近臣宣旨。彪辞曰:‘尝以汉朝为三公，值世衰乱，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复为魏臣，于国之选，亦不为荣也。"” 杨彪在曹操代汉之心日益暴露的时候，选择了坚守汉节，闭门绝户十多年，拒绝和曹操合作。到了魏文帝践祚，想启用杨彪做魏朝的太尉，杨彪也再次表达了拒绝。 这种情况在杨修身上，亦是如此。 《三国志·陈思王植传》注引《典略》： 「 ”杨修字德祖，太尉彪子也。谦恭才博。建安中，举孝廉，除郎中，丞相请署仓曹属主簿。是时，军国多事，修总知外内，事皆称意。自魏太子已下，并争与交好。又是时临淄侯植以才捷爱幸，来意投修，数与修书，书曰：「 ”数日不见，思子为劳；想同之也。” 我们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到两个关键性的信息，一是杨修受到了曹操的提拔和重用，这是曹操拉拢杨修的表现，同时这使得杨修具有了「 ”总知外内”的地位；第二点则甚为关键，那就是这里给我们呈现出了一个和《世说新语》里完全不一样的杨修，《世说》里杨修颇为轻狂，主动参与了曹操的立嗣活动，是一个「 ”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形象，其被杀颇有些「 ”咎由自取”的味道。而裴注引用的材料则向我们清楚的表明，是因为杨修在曹操身边掌握机密，曹魏诸卿争相与之结交，这里面甚至还包括了曹丕和曹植。而杨修之所以选择辅佐曹植，这自然和其政治立场有关。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将在后 *** 进一步分析。 杨修其实也是拥汉立场 因为杨氏一门在东汉的巨大社会声望，曹操不得不对其进行竭力拉拢。这显示出曹操在对待世家大族政策上灵活弹性的一面；但是，如果反复拉拢都不成，时机一到，曹操又会对这些「 ”恃旧不虔”，不愿意支持自己代汉的人物加以杀戮。 杨修之死，表面上是他卷入了立嗣之争。但是杨修的悲剧，本质上却是因为他和其父一样是忠汉立场，并不支持曹魏代汉，这才导致了曹操借故对其痛下杀手。 二、杨修之死与曹操立嗣 应该说，杨修和其父杨彪在拥汉这个问题上，具有相同的立场。但是父子两人的行事风格，却略有差异。杨彪从建安年间就开始拒绝与曹操合作，而杨修却一直出仕曹操。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杨修虽然为曹操效力，但是明显对曹操并不恭顺，经常在曹操面前炫耀其才智，颇有藐视曹操权威的意味，这一点和孔融、祢衡这类忠汉士人以往的各种表现，其实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杨修炫耀才智，却并非「 ”恃才傲物” 杨修的这类表现，在史籍中有不少的记载。 《世说新语·捷悟》： 杨德祖为魏公主簿，时作相国门，始构榱桷，魏武自出看，使人题门作「 ”活”字，便去。杨见，即令坏之。既竟，曰：「 ”‘门"中‘活"，‘阔"字，王正嫌门大也。” 同书又载： 人饷魏武一杯酪，魏武啖少许，盖头上提「 ”合”字以示众，众莫能解。次至杨修，修便啖，曰：「 ”公教人啖一口也，复何疑？” 同书又曰： 魏武尝过曹娥碑下，杨修从。碑背上见题作「 ”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字，魏武谓修曰：「 ”卿解不？”答曰：「 ”解。”魏武曰：「 ”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 ”吾已得。”令修别记所知。修曰：「 ”黄绢，色丝也，于字为‘绝"；幼妇，少女也，于字为‘妙"；外孙，女子也，于字为‘好"；齑臼，受辛也，于字为‘辞"；所谓‘绝妙好辞"也。”魏武亦记之，与修同，乃叹曰：「 ”我才不及卿，乃觉三十里。” 《后汉书·杨修传》： 「 ”及操自平汉中，欲因讨刘备而不得进，欲守之又难为功，护军不知进止何依。操于是出教，唯曰：「 ”鸡肋”而已。外曹莫能晓，脩独曰：「 ”夫鸡肋，食之则无所得，弃之则如可惜，公归计决矣。”乃令外白稍严，操于此回师。脩之几决，多有此类。” 《世说》里的几个故事基本都被《三国演义》所采用，用以塑造杨修「 ”轻狂”的形象，而《后汉书》里这则「 ”鸡肋”的记载，在《三国演义》里还被罗贯中作为杨修之死的直接诱因加以演绎。 然而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杨修的死因绝非如此简单。在《三国志》中，杨修并没有单独列传，他的死因就更需要我们抽丝剥茧，加以厘清了。 《典略》： 「 ”公（曹操）以修前后漏泄言教 , 交关诸侯 , 乃收杀之 。” 《三国志·陈思王植传》： 「 ”植尝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太祖大怒，公车令坐死。由是重诸侯科禁，而植宠日衰。太祖既虑终始之变，以杨修颇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于是以罪诛修。” 分析这两则史料，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它们都提到了杨修作为曹植宾客的身份，也就是指杨修成为「 ”植党”，卷入了立嗣之争，这固然可以看做是杨修被杀的直接原因。但是，曾经党于曹植者众多，前前后后还有司马孚、贾逵和王凌等人，为什么偏偏要杀杨修？另外，诛杀曹植党羽之事，其实多为曹丕所为，然而就连曹丕本人也认为杨修「 ”过薄”，罪不至死，甚至在杨修死后还颇为思念杨修。最后，曹操杀杨修之时为建安二十四年，曹丕在建安二十二年就被立为太子，立嗣之争已经结束两年多了，如果杨修真的因为是单纯地因为卷入立嗣之争而死，那为什么曹操会在自己离世前百天才决定杀掉杨修？ 以上种种，都显示着曹操杀杨修，绝非杨修卷入立嗣之争这么简单。 卷入立嗣之争者众多，为何单单要杀杨修？ 笔者觉得更重要的正是杨修本人的政治立场，恐怕才是曹操「 ”虑终始之变”的忌惮所在。杨修和其父的拒绝出仕曹操有所不同，他确实用事于曹操，一度也深受曹操信任。但是我们通过杨修在曹魏集团的表现，和前文的一些分析可以看到，杨修出仕曹操的初衷和荀彧其实颇有相似之处，都是想借助曹操之力来复兴汉室罢了，这也是和其家族世代忠于汉室的传统相一致的。曹操在自己离世前一百天杀杨修，这和他在称魏公前一年逼死荀彧，可以说完全如出一辙。荀彧的死因在《三国志》里扑朔迷离，近乎于不能明言。陈寿一句「 ”（荀彧死后）明年，太祖遂为魏公矣。”，一个「 ”遂”字，显示出了强烈的暗示意味。《三国志》里又说，「 ”修死后百余日而太祖薨，太子立，遂有天下。”我们从这里看到，杨修的真正死因，被陈寿几乎以同样的笔法加以了传达。 杨修继承其家族风尚，怀抱忠汉之心而始终不愿更张，终不见容于曹操。曹操又因其「 ”颇有才策”，顾虑其身后的政治形势，出于抑制汉廷势力一切残存的力量的考虑，最终还是举起了对杨修的屠刀。 曹操对杨修的政治立场顾虑重重 杨修的死，意味着弘农杨氏「 ”四世三公”鼎盛局面的终结，也标志着以世家大族为支柱的东汉王朝走到了尽头。 三、杨修之死与汉魏嬗代 杨修的死，是和曹植的失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两件事都标志着拥汉势力的彻底消亡，自然也意味着东汉王朝的彻底败亡，汉魏嬗代不可逆转地到来。 杨修之死，根本上是因为他的拥汉立场。然而杨修拥汉和支持曹植，支持曹植和汉魏嬗代，这两个问题有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这是目前学界和网络上都少有涉及的一个问题，笔者早些时候读周一良先生《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似有所获，这里略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杨修的政治立场是显而易见的，作为汉室忠心耿耿的支持者，他肯定是坚决反对汉魏嬗代的。然而曹植的政治立场，则不太为人所注意，作为曹操的儿子，似乎这不应该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然而周一良先生在其著作里探隐发微，指出「 ”曹丕曹植相争，而子建失败，与二人对曹操决意篡夺汉朝之态度恐亦有关。” 清代学者宋翔凤在《过庭录》分析曹植的《三良诗》中「 ”功名不可为，忠义我所安”语，认为曹植有忠于汉室的思想，认为人生不可有觊觎非分的想法。又说曹操在建安十五年时，自比桓文欲为匡扶之业。曹操的这个话真实性自然值得怀疑，但是曹操自比桓文的时候，又说曹植的想法和他自己一致，恐怕这就并非不是真实情况的表达了。后来曹植失宠「 ”势不容己”，则是曹植「 ”尚执前意”的结果，也就是说，曹植一贯坚持「 ”桓文之业”，想对汉室尽匡扶之力，而非取代自立，要行汉魏嬗代之事。后来曹丕篡汉，曹植本来就不见容于其兄，在这种情况下，曹植依然冒着极大风险，「 ”发服悲哭”，显示出了对汉室强烈的眷恋。《苏则传》说：「 ”临淄侯植闻魏氏代汉，发服悲哭。”这个情况并非孤证，《魏略》也有类似的记载，「 ”植自伤失先帝意，怨激而哭。” 作为曹操的儿子，曹植的政治立场却出人意料 北魏孝文帝在表达对其弟元勰的信任时，曾经说过：「 ”二曹以才名相忌，我和你以道德相亲。只要克己复礼，就不必再在乎其他的事情了。” 在以往对曹丕和曹植相争的解读中，多以「 ”才名相忌”的角度来进行观察，这恐怕只涉及到了部分原因，也就是只论及了兄弟二人的政治才能，而忽视了他们政治抱负上的差异。曹操曾经作教令说：「 ”始者谓子建，儿中最可定大事。”曹操在这里所说的「 ”定大事”，毫无疑问就是指汉魏嬗代之事，由此可见曹操在选择魏太子时，是和行篡汉之事联系在一起的。曹操曾经对曹植寄予厚望，但是后来曹植表现出来的对汉室的留恋，至少是对行篡汉之事的不置可否，相较曹丕的野心勃勃，曹操最后改弦更张，选定曹丕作为继承人，也就非常容易理解了。 这里花了较多篇幅讨论曹植对于汉室的态度，是因为了解曹植的政治倾向，对于理解杨修始终如一坚定地支持曹植的立场至关重要。事实上，最初支持曹植的远不止杨修，贾逵、王凌和司马孚这些后来的曹魏开国元勋，都曾经是曹植的支持者。另外，荀彧的态度也值得玩味，虽然荀彧在曹操的立嗣问题上，始终没有明确表态，但是从其子荀恽的选择，或者可以对荀彧本人的态度窥知一二。 曹丕野心勃勃，决意篡汉 《三国志·荀恽传》： 「 ”初，文帝与平原侯植并有拟论，文帝曲礼事彧。及彧卒，恽又与植善……文帝深恨恽。” 如前文所说，陈寿在《三国志》中已经强烈暗示过荀彧的死因了。这里陈寿又说荀恽「 ”又与植善”，显然也是颇有深意。纵观荀彧后代在曹魏时代，都称不上显贵。这显然和荀彧父子秉持忠诚于汉室的理念，而支持曹植有莫大关系。但是随着如贾逵，王凌为代表的世家大族纷纷放弃汉室，转而支持汉魏嬗代。最后也就只剩坚守内心信念的杨修依然执着地支持曹植，这种孤独的坚守，显然独木难支，难怪乎杨修自己也说「 ”我故自以死之晚 ”，他对自己的最后的悲剧其实是早有预料的。 杨修作为世家大族中，汉室最后的也是最坚定的支持者，在汉魏嬗代的时代洪流中，显得如此的形单影只。杨修心存宏愿托身曹植，然而随着曹植的失败，他终究无法做到将其家族的光荣踵事增华，将残存的汉室兴微继绝，这或许才是他悲剧的真正的根源所在。 杨修悲剧的根源在于他不支持汉魏嬗代 结语 杨修之死，并非是因为曹操嫉贤妒能，而是因为他拒绝曹操的拉拢，始终坚持对汉室的忠诚，反对曹氏的汉魏嬗代。然而杨修并不具备和曹操在政治军事上对抗的资本，他只能用在曹操面前炫耀才智的方式，来藐视曹操的权威。他只能选择支持没有篡汉之心的曹植，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然而，随着曹植争储的失败，因为杨修的才干和政治立场让曹操始终忌惮，他终于在自己临死前决定除掉杨修，以消除自己身后的政治隐患。杨修的死，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标志着弘农杨氏「 ”四世三公”鼎盛局面的终结，标志着以世家大族为支柱的东汉王朝走到了尽头，也标志着汉魏嬗代的最终到来。

教科书是极其精简的，在中古史上采取的是制，经，文三条主线，因此军事和较深层的方面需要在大学才有涉及。1，从东汉光武帝刘秀开始，在制度上正式迁徙周边少数民族进入“中国”戍卫，一来是光武帝在建国后厌恶战争，尽量避免一切冲突；二来是想利用少数民族好战又不畏死的精神保卫边疆，也可以取代普通汉族百姓；三来可以开发疆域，促进荒地的开垦屯田。2，从东汉和帝开始，中原帝国的矛盾完全显露出来，百年来官场的积弊在边疆爆发，西北地方官吏贪腐成风，视百姓为鱼肉，而上一条我们说过，这些边疆百姓少数民族占多数，在西北的主要是羌人和氐人（五胡之二）。3，天灾人祸往往相伴而行，自东汉中期开始，西北地区几乎年年干旱、地震，饿死者不计其数，而在此时，东汉的财政也已经僵化而难以腾出闲钱支援受灾地区，以至于尸横遍野，饿殍千里。4，东汉灵帝时开始的黄巾起义揭开了汉末三国的大幕，由于中原政权分散，实力大减，少数民族趁虚而入，妄图分一杯羹，常常侵占土地，占地为王。比较著名的有鲜卑人（五胡之一）轲比能，鲜卑本来是匈奴（五胡之一）治下的一个小部落，匈奴在西汉元帝时被瓦解为南北两部分，三国曹操又将南匈奴一分为五，彻底压制，鲜卑逐渐脱离老大的管辖，自立为王。5，西晋初年五胡乱华就已经非常危急，只是当时司马炎还有足够的权力团结全国去抵御，比如西北的秃发树机能横行无阻，奈以名将马隆才使此时相安无事。但少数民族矛盾已经极其尖锐，并且国内也呈现出腐化的大漏洞，比如氐人齐万年造反，当时由名将周处（详见“周处除三害”）打头阵，本来占据优势却因为领导与周处不和而故意陷周处于不利之地。6，并不派发援兵，致使周处战死，全军覆没，还被加上一个“轻敌冒进”的罪名，简直比岳飞还冤。最讽刺的是，即使皇帝知道内情，也尽量避免责罚领导者，因为那人姓“司马”，皇帝不想得罪自己的亲戚，政治形势可见一斑。7，司马炎死后，新任皇后贾南风弄权，肆意诛杀众臣、诸王，直接引发八王之乱，也正是在这样虚弱的情形下，少数民族大举而入。

琅琊榜是这几年很火的一部电视剧，到现在一共拍了两部。剧中的琅琊阁是架空历史的。但在中国历史上的确有一个叫琅琊的地方。琅琊，又称琅邪。现在是中国青岛西海岸新区下的一个乡镇。这里的居民世代以渔业为生。是一个典型的因海而兴的小城镇。在春秋战国的时候，琅琊就已经是齐国著名的港口了。秦始皇统一统一六国以后，设置琅琊郡，成为当时三十六个郡之一，郡治驻琅琊县，就在今天的青岛西海岸新区琅琊镇。秦始皇曾三次来到琅琊郡，并在此修筑琅琊台，在琅琊台上勒石记功。汉代实行郡国并行制度。在西汉惠帝的时候，琅琊一度成为一方诸侯国。吕后封营陵侯刘泽为琅琊王。国都仍然在今天的青岛西海岸新区琅琊镇。刘泽的琅琊国存在时间不长，不久刘泽就被改封为燕王，琅琊国撤销，仍为郡。在西汉末年的时候，据记载，琅琊郡发生过一次大的地震。可能是在此次地震中，驻地在琅琊县的琅琊郡遭到严重破坏。在班固的《汉书》中琅琊郡郡治就到了东武，东武就是今天的潍坊诸城。公元25年，刘秀建立东汉王朝。刘秀封自己的儿子刘京为琅琊公，后来封卫琅琊王。此时琅琊国的郡治迁移一开始在莒县，也就是今天的日照市莒县。后来，琅琊王刘京上书汉章帝，愿以琅琊国的华、盖、南武阳、厚丘、赣榆五县，换东海郡的开阳、临沂，并将国都从莒城迁至开阳。开阳就是今天的临沂。刘京的琅琊国一共穿了7代琅琊王。在临沂今天仍发现一座据说是某一代琅琊王的王陵。曹丕代汉以后，也曾分封曹氏宗族为琅琊王。西晋建立以后，司马懿的儿子司马伦被封为琅琊王。到五胡乱华，西晋灭亡时，王位传到了司马伦玄孙司马睿的身上。这位司马睿后来在江东被在江东的琅琊王氏和江东地方大族拥立为帝。从此开始了“变态的政治”（田余庆先生语）——“王与马共天下”。

河东薛氏自晋迄唐，延绵不绝长久不衰。与其它著姓比较而言，河东薛氏较多地保持了东汉世家大族的特点：儒学继世，门风古朴；聚族而居，安土重迁，历数百年不离其根本所在之地，因而具有更为强大的宗族势力和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永嘉丧乱之初,河东薛氏凭河自固,自保不迁,曾参与前、后秦关中政权,北魏占领河东以后,薛氏集体入魏。 举族归附，这是由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先决的，由于汉帝国瓦解以后，中国社会饱受阶级矛盾、加之生产力低下和天灾、战乱、人祸等威胁的民众，只能依附于地方上拥有势力的豪强，才能谋求生活的安定。作为豪强的一方面，其与民众的连带关系对于维持自身势力是有利的，作为汉代乡里制瓦解的结果，人们以豪强的特定之家为媒介，期望组成古老血缘和新的地域结合体。 依附于豪强的族民，常用宗族，宗亲、族亲等用语来相互称谓。在此连带关系中，血缘与地缘的关系成为媒介，他们与豪强所蓄佃客那样的隶属民有所不同，基本上可以说是自由民。一方面有着身份自由，另一方面又依附于豪强，在其影响下生存。此种看似矛盾的关系正是北朝豪强共同体的特征。 当时的地方豪强与归附的族人间的关系不存在土地、生产资料等手段之有无的掠夺与被掠夺关系。豪强赈恤宗族中穷困者，费尽心力扶助其生活，还要指导日常农活，调解纷争。面临外敌，则团结族人以图自卫。当此之时，豪强倾其所有的情况很多，此种行为后世的史料中常用“轻财重义”、“轻财好施”等语言来记载和评价。 此种无私之心以及来自宗族内部的信任，成为当时地方豪族共同体不可缺少的精神要素。为了度过六朝时期充满苦难的艰难岁月，人们就是如此被置于超越自我之立场的。六朝宗族的主要功能是“族人救济”，史料中一般都称为义田或祭田。族人救济更多是维系同族内部的自发性救济行为，不同于近世有制度保障的宗族制物质基础：宗族共有地。这种救济行为与其说是一种高尚道德心之表现，不如说是于当时宗族组织的恢复、发展的社会要求相适应的制度性产物。 此类自发的族人救济，对于强化宗族的凝聚力，使宗族组织得以再建和安定，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另外，这种行为可以提高族首在族人中的名声，获得本人入仕机会，提高个人和家族整体的社会地位。永嘉丧乱后，河东薛氏历经十六国和北朝，始终保持着比较保守的门风。虽然历经无数变乱，即在胡族政权中为仕，亦与胡族政权保持着或隐或显的民族和文化隔阂。 从这一时期的史料记载来看，河东薛氏或者不如南渡的士族扬名显世，但历经百年不离其根本之地，基础越来越巩固，与移植江东的士族难于固本大为不同，不仅没有因为北方胡族政权频繁易手而衰落，反而更加屹立不倒，一直到隋唐时期还依然保存着固有的传统势力并发扬光大，现留存于山西省万荣县的薛强堡就更加有力的佐证了这一历史特例。晋末宋初时，薛氏有房支南下,居于襄阳；薛安都房支在北魏太平真君五年即刘宋元嘉二十一年南迁也寓居襄阳。薛安都在南,追随襄阳乡里柳元景频立战功,获取政治地位,但仍保持武勇豪侠的家族门风；“义嘉之乱”中，薛安都势力颇盛，是响应晋安王刘子勋力量的主要核心人物，刘彧平乱后薛安都等大部入魏，在京师平城和河东乡里皆有田舍房宅。 薛氏留北房支地方势力强大，多次起兵反乱，北魏朝廷“以薛治薛”，对其封赏颇厚；薛安都北归使薛氏家族地位获得更大提升，为薛氏家族入列郡姓增添了很大的筹码。 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后，自南北归的南祖房多仕东魏北齐，原先留北房支或居华州夏阳封地，或在河东有较强的宗族势力，多倾向于加入关陇军事集团。 后来，随着时代的变化，河东薛氏家族本身出现了族风分化。 从史料上看，南祖系主要是武人官僚家族，这点从其后裔薛讷、薛嵩等的任职和经历就能说明问题。 而西祖系子孙不断学习，提高文化水平，并且在家族中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到隋代就出现被时人喻为“一代文宗”的薛道衡。西祖系文化素养整体的转变是其进入唐代达到鼎盛一个重要的原因。南祖系与西祖系的分化使他们在分房以后的发展中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两条道路。 薛氏从西晋时期就定居在河东地区，而后在政治舞台上开始崭露头角，薛辩曾祖薛兴任晋尚书右仆射。从南北朝到隋唐期间的三、四百年问，薛氏作为一个地方豪族社会地位显著，其社会地位对了解一个士族非常重要，一个士族的社会地位是通过各个方面表现的，但政治地位无疑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在中国历史上政治地位一直被视为判别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准。 薛氏是河东地区三著姓之一。 北魏太和中，孝文帝“定四海士族”，标志着北魏门阀体制的确立，薛氏于北魏孝文帝定姓族时被列入郡姓，跻身士族之列。 关于士族评定标准，由于《魏书》阙载，历来多有异说：一类以柳芳《氏族论》为代表，认为四姓为四个门第等级；一类以《通鉴》为代表，认为“四姓”为崔卢郑王四大家族，历代史家多取柳芳之议，孝文帝太和改制以后，一个以北魏帝室为轴心，以婚姻为纽带的政治性门阀集团逐步形成，新的社会秩序得以确立，深刻影响了北魏后期的政治走向。此一时期，盛行家庙，即在家宅厅堂祭祖，此风俗一直延续到初唐，史上称之为“寝祭”。与寝祭是家庭内例行之事不同的是还有大家族的墓祭。但与明清时期专建祠堂作为宗族祭祀场所的制度不同，无论寝祭还是墓祭，祭祖的主体只是家族，而非宗族。 士族与贵族的差异在于当时无世袭封君的法律保障，这种区分对于解析北魏历史显得尤为必要。当时的贵族主要指拓跋宗室和鲜卑勋贵；而士族则主要指魏晋以来居于中原本土的世家大族以及具有一定文化色彩的地方豪强，河东薛氏当属于后者。 孝文帝太和改制的初衷，在于把鲜卑贵族和汉族士人这两类具有不同文化和政治背景的世家大族整合到统一的政权体制当中，这种努力后来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其中最为突出的结果是鲜卑上层权贵与汉族士族大姓在政治上合作，确保了皇权的正常运转。 但是，这种上层门阀垄断地位的维持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原因主要是这类改制是以牺牲下层武人仕途为代价的。从史料记载来看，太和改制为北朝皇权的巩固、官僚机构的完备、民族融合的加深以及整个北方社会的历史整合创造了先决条件，但其代价却是以北魏末年剧烈的社会动荡和北魏王朝自身的覆灭为代价的。历史学家田余庆先生认为，魏晋南北朝时人所看重的是每代家族成员所任官职的高低，而非仅靠祖先任高官就能成为士族。那么取得累世官宦就成为列身世家大族的先决条件。 河东薛氏是如何取得累世官宦这个条件的呢?它是否像山东大族四姓崔、卢、李、郑等那样凭借本身所传家学获取官职的呢? 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大动荡的年代，分裂与动乱是这一时代的经常现象。相对于当时的南方，北方陷入了长久的动荡。要想在这个时期能够自保，拥有强大的武力就成为必要条件。 河东薛氏是从巴蜀迁徙而来的，初期户数仅有5000。 南北朝时期的薛氏主要居住在河东地区，虽然占据的地域不广，但他们往往给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带来相当的威胁。这个威胁是两方面的，一是军事上，二是经济上。河东及其周围地区民族成分复杂，有汉人、山胡、卢水胡和氐人。薛氏往往与卢水胡人联系起来进行平叛活动。如太平真君六年(445)氐人谋逆。薛永宗起兵后，立刻与两个月前在陕北杏城(今陕西黄陵县)起事的盖吴互通声气，给北魏政府以莫大的压力。又如太平真君五年(444)薛安都当时和东雍州刺史沮渠秉一起反叛。身为北凉王族后裔的沮渠秉即是卢水胡人。后薛安都南投刘宋，参加了北伐，成功攻下卢氏县、弘农、陕县等地，对北朝有一定危胁。当时北方地区氐人、胡人经常反抗北魏的统治。 胡白龙子反叛，北魏就命西祖系的薛谨和镇南将军奚眷征讨。 薛氏对北魏经济上的威胁主要是盐税方面。南北朝时的河东地区分布大量的盐池，是著名的盐产地，如猗氏县、安邑县、解县都盛产盐池。北魏若要从盐池取得税收，就必须要维持这一地区的安定。可薛氏往往会占据盐池，使北魏政府不能收取盐税，极大地影响了财政收入。如“薛时、薛风贤反于正平，薛惰义屯聚河东，分据盐池，攻围蒲坂，东西连结，以应宝夤。……(长孙)稚上表日：‘盐池天资贿货，密迩京畿，唯须宝而护之，均赡以理。今四境多虞，府藏罄竭。然冀定二州且亡且乱，常调之绢，不复可收。仰惟府库，有出无入，必须经纶，出入相补。略论盐税，一年之中，准绢而言，犹不应减三十万匹也，便是移冀定二州置于畿甸。今若废之．事同再失。臣前仰违严旨，不先讨关贼而解河东者，非是闲长安而急蒲坂。蒲坂一陷，没失盐池，三军口命，济赡理绝。” 从长孙稚的表奏可以看出河东的盐税对于北魏经济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因此要取得盐池之利，保证河东的安定就显得非常的突出了。而达到这一目的较好的办法就是朝廷必须要得到当地宗族势力强大的薛氏的合作，与此同时薛氏也取得了成为士族的一个条件——累世官宦。 河东薛氏的明显特征是属于由蜀入北的豪强家族，这与其他根基深厚的北方高门大姓迥然有别，汉魏以来，薛氏家族有文采，有骨鲠，负盛名，威武人物代有人才，这似乎成为后世河东薛氏的家传“门风”。 在对薛氏世系的考证中，正史中均详细介绍了薛安都、薛辫子孙直至北魏末一直为官，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河东薛氏分三著房：北祖房、南祖房和西祖房。通过上述对河东薛氏世系的考证，发现即使南祖系与西祖系都是累世官宦，但两系仍有一定的差异。以下比对两系之官职。 南祖系官职表：薛奂右光禄大夫；薛弘敞泰州刺史；薛安都平北将军、豫州之梁郡诸军事，徐州刺史；薛真度荆豫华扬州刺史、征虏将军；薛硕明清河太守；薛道标平州刺史、相州刺史、泰州刺史、镇南将军；薛道次南中郎将、安远将军、泰州刺史；薛怀彻征虏将军、车骑将军；薛怀吉骠骑将军、恒农郡守、益州刺史、梁，14刺史、汾州刺史、并州刺史；薛怀直京兆内史、卫大将军；薛怀朴恒农太守；薛怀景征南将军、河东太守；薛怀倩抚军将军、征南将军、益州刺史；薛达车骑都尉、汉阳太守；薛保兴平州刺史、青州乐安郡守；薛峦抚军将军、开城大都督；薛湛儒司空水曹参军；薛橙伏波将军、镇远将军、仪同达将军；薛承华司徒从事中郎、河东邑中正、安南将军、光禄大夫；薛舒嗣官至礼部下大夫、仪同大将军 《魏书·薛安都传》校勘记云：此《传》载安都及其子孙生前曾任、或死后追赠秦州刺史共五人，此疑皆泰州之讹。 泰州乃治河东蒲坂，是薛氏本州，当时以本州刺史为荣，故祖孙多居此官。若是秦州和薛氏毫无关系，便不可解。 又，此州虽或先曾又秦州之称，但此时早己名泰州。据此中“秦州”皆改做“泰州”。 从史料中可以看出薛氏南祖系任职的一些特点：“南北朝时期的刺史经常加持节诸军事，属于武职。”。南祖系任官多刺史，将军一类职位，如“泰州刺史、平州刺史、相州刺史、征虏将军、安远将军、抚军将军”等，因此南祖系可以称作武人的官僚世家。在二十人中有十三人出任过刺史或太守一类的官职，占总人数的65％，任官地点较为分散。虽然有多人曾任泰州(治所在河东蒲坂，今山西永济县西蒲州)、益州(治所在晋寿，在今汉中以南)、恒农郡(治所在今河南灵宝北)等地的刺史或郡守，但也有任平州(治所在肥如城，在今河北卢龙)、清河(今河北清河东南)、相州(治所在邺县，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邺镇)任官的。从总体看来还是相当的分散的。 西祖系官职：薛兴晋冀州刺史；薛陶梁州刺史；薛强平西将军、雍州刺史；薛辩东雍州刺史、并州刺史。薛谨河东太守、秦州刺史；薛洪祚冠军将军、南豫州刺史、镇西大将军；薛洪隆阳平王国常侍、河东太守；薛瑚河东太守、州治中别驾、仇池都将；薛昂河东别驾；薛庆中书博士；薛胤义阳道都将、立忠将军、河北太守、玄瓠镇将；薛崇业汝阴太守；薛麟驹中书博士；薛凤子太子詹事承、华州中正、治书侍御史；薛骥奴州主簿；薛聪治书侍御史、直阁将军、齐州刺史；薛道智尚书郎；薛仙智郡功曹；薛昙贤国子博士；薛和谏议大夫、通直散骑常侍、左将军、南青州刺史；薛芳奉朝请；薛敬贤巨鹿太守；薛隆宗太原太守；薛裔左军将军、征虏将军、中散大夫、洛州刺史；薛孝绅前将军、太中大夫；薛修仁司空行参军；薛玄景陈留太守；薛庆集侍御史、征虏将军、沧州刺史；薛英集书侍御史、通直散骑常侍；薛景茂司州记室参军、猗氏令；薛孝通散骑常侍、中书侍郎、常山太守；薛长瑜征东将军、洛州刺史；薛景渊尚书左民郎；薛元信中军将军、仪同开府长史；薛善河东郡守、隆州史、益州总管府、开府仪同三司；薛慎御伯中大夫、湖州I刺史；薛端丞相东阁祭酒、河东大中正、侍中、蔡州刺史、基州刺史；薛裕丞相参军事；薛温上黄郡守、燕郡太守；薛道衡内史侍郎、邛州刺史。 以上反映了西祖系任职有文职亦有武职，没有南祖系任武职的比例大。而其出任地方官的比例与南祖系基本一致，在有记录的四十个人中共有二十六个人出任过地方官，同样占总数的65％。但又非同南祖系仅出任地方官，在他们出任地方官的前后，还曾任职于中央政府。 另一个，与南祖系不同地方是西祖系有多人任奉朝请、中书博士、著作佐郎一类的文职清要官，此后升职也多为郎、丞、御史等，这是山东第一流高门的升职途径。 西祖与南祖的差异也由此开始显露。 北魏之前，河东乃至关中、中原地区向无族姓，因而分族定氏一以官爵为标准；而铨定素有门第传统的汉人士族的标准，除了当朝官爵外，还多了一个传统与习惯的“魏晋旧籍”。那么，入魏官爵和“魏晋旧籍”双重标准问题的矛盾如何协调统一呢？不能不说，这是对当时汉人世家大族“定郡姓”的历史性难题，后来一千多年的事实证明，隋唐至宋明多依“魏晋旧籍”。 河东薛氏因为累世官宦，跻身魏晋旧籍著姓，堪为千载一瞬的历史机遇，也是当时的特例，虽然后来很长一段时间薛氏并不能得到社会尊重，因为他们是凭借家族武力和河东地区的特殊地位而换取的著姓官宦。当时文化素养是一般世家大族形成的必要条件之一，也是门阀世族异于寒族的主要特征。 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认为：“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业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故士族家世相传之学业乃与当时之政治社会有极重要之影响”。 第一流高门得到官爵就是凭借其本身良好的家学传承。因此薛氏家族要想成为全国性有影响力的家族，就要逐步从武力大族转到文化大族。而要具备累世学术，最基本要素就是产生良好的家学门风。 那么，河东薛氏是如何完成这一转变的呢? 南祖系从北朝至唐基本上保持着武人官僚家族的特点，虽然有个别人物出任文官，如薛承华曾任河东邑中正，但总体来说变化不大。从其后裔薛楚玉、薛嵩等的任职与经历就能说明问题。 到南北朝后期，薛氏西祖系在任职上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有多人出任中书博士、国子博士、治书侍御史等职，主要原因就是西祖系由武人世家向文人世家转变，这说明薛氏在文化修养方面已经具备担任文职官员的能力。 《魏书》记载“时兵荒之后，儒雅道息。谨命立庠，教以诗书，三农之暇，悉令受业，躬巡邑里，亲加考试，于是河汾之地，儒道兴焉。”。薛谨自太武帝始光中就注重文化。薛谨子薛瑚，“少有节操，笃志于薛，专精讲习，不干时务，与物无竞，好以德义服人”。。薛谨的孙辈薛麟驹“好读书。举秀才，除中书博士”。其从弟薛聪则“博览坟典，精力过人，至于前言往行，多所究悉。词辩占对，尤是所长”。薛瞵驹长子薛庆集更是“颇以学业闻”，文章“词义可观”。。薛庆集之侄薛端和薛裕都是“励精笃学，不交人事”。薛端子薛胄则“每览异书，便晓其义。常叹训注者不会圣人深旨，辄以意辩之，诸儒莫不称善”。 从以上所征引的记载说明，西祖系已经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学术氛围。 至南北朝末期和隋唐初期，薛氏家族产生了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一流的文人。如薛孝通，“博学有倩才”，并且留下“文集八十卷，行于时”。薛孝通子薛道衡，成为薛氏在北朝政治文化两方面最高成就的代表人物。他“专精好学，年十岁，讲《左传》，见子产相郑之功，作国侨赞”。河东裴谳称赞他为“关西孔子”，已经成为经学大师。薛道衡不仅经学上很了不起，在文学上也有很高的造诣，“陈使傅肄聘齐，以道衡兼主客郎接对之。缉赠诗五十韵，道衡和之，南北称美”。其后有“道衡每有所作，南人无不吟诵”的称誉，让素来轻视北朝文人的南方人士也对他赞叹不已，成为“一代文宗”的骄子。其子薛收、孙薛元超、曾孙薛稷同样以文学知名，并有多方面建树。 到隋朝末期，薛氏西祖系与南祖系的发展有了巨大的差异，即西祖系从武人家族逐渐转变为文化大族。西祖系的转变从北齐与北周时开始，随着薛道衡的出现而标志着这一转变的完成。从一定程度上讲，对薛氏西祖系进入唐代达到极盛奠定了文化上的基础。而南祖与之相反，逐渐式微。 从以上分析看，薛氏家族凭借其武力见长和河东地区的经济地位登上政治舞台，取得了跻身著姓的资本——累世官宦。薛氏家族的主体西祖系与南祖系却因为自身的改变和时代的变化，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南祖一支基本上还是凭借其善战的特质保持其武职官位，随着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他们就不能很好的转变和适应。而西祖则逐步由武力家族转化成文化士族，顺应了时代的改变，在南北朝时期产生了一批全国知名文人，并掌握了一些部门的清要官职，对后世西祖系取得极大的成就奠定了基础。 综合史料，河东薛氏是南北朝时期的一个勇武善战的上等士族，魏晋时期从巴蜀之地迁徙到河东地区。 本文中，笔者首先从《旧唐书》薛氏部分世系校正入手，充分利用传统的历史文献和南北朝隋唐时代的墓志，对世系进行考证，整理出一个较为清晰正确的世系。经过校补，发现薛氏部分错漏是相当多的，如姓名、辈分、官职都有不同程度的错误和失载。然后在此基础上考察了河东薛氏家族从南北朝到隋唐时期发展情况。我们可以看到薛氏家族从西晋就已定居在河东地区，利用其自身善战的特点，抓住河东地区盛产食盐，对国家财政收入非常重要这一有利情况，服务于当时政权，获得累世官宦，从而由地方上的豪族成为士族。但薛氏在南北朝时期担任的官职主要还是以地方官居多，远不能和当时第一流的士族相提并论。 参考文献：《容斋随笔》《宋书》《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晋书》《旧唐书》《金明馆丛稿二编》《宋书》《权载之文集》《宋史》《四部丛刊初编》《南齐书》《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册府元龟》《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梁书》《魏书》《元和姓纂附四校记》。

司马懿诛杀恒范九族，但落网一人，几十年后却灭亡晋朝司马懿起兵讨伐曹爽时，力劝曹爽挟魏帝到许昌，曹爽不听。高平陵政变后，被司马懿诛杀，被诛九族。曹魏嘉平元年(公元249年)预于曹爽之狱而被诛夷的桓范，就是谯郡龙亢桓氏第六世的田余庆作《龙亢桓氏世系表》主要人物，是桓彝的曾祖或曾祖的兄弟。桓范很可能是桓氏第五世桓典之子。对于为什么龙亢桓氏谱系失载第六世的名讳仕履，田余庆认为这就是由于桓范被诛，桓氏成为刑家，因而在逃子孙力图隐蔽桓氏家世的缘故。龙亢桓氏中，桓楷，字正则，为济北相;桓颢为官止于公府掾及郎中;桓彝为东晋功臣;桓温居人臣极位，官拜大司马 、扬州牧，封爵"南郡公";桓玄更是称帝立国。公元404年1月1日 (农历腊月初三)，东晋将领桓玄正式称帝，国号楚。元兴二年(公元403年)2月，桓玄受封为大将军，9月又自称相国、封楚王、加九锡、领十郡。东晋安帝元兴二年(403年)，控制东晋中央政府的楚王桓玄篡夺政权。十一月二十一日(阳历为403年12月20日(距今1612年))，安帝献上国玺，禅位于桓玄。十二月三日(阳历为404年1月1日)，桓玄正式称帝，国号楚，改元永始。为与其余号为楚的政权区分，故史家称桓玄建立的政权为桓楚。名义上，桓楚建立后直接继承东晋的领土，但实际上其势力范围仅及江陵以东的长江中下游一带。404年，以刘裕为首的数名将领，起兵勤王，楚军不敌，桓玄退出建康，并挟持安帝西逃至江陵。刘裕追击江陵，桓玄大败，舍下司马德宗，继续西逃。4月，桓玄在江陵重整部队，以苻宏为前锋，再次东下与刘毅率领的勤王军决战。5月，楚军于峥嵘洲(今湖北鄂城)大败。同年五月，桓玄败死，其堂兄弟桓谦将国玺奉还安帝。公元410年，桓石绥被杀，桓楚政权灭亡。《晋书》以桓石绥的死亡标志桓楚余党的覆灭。桓楚亡后，桓氏家族仍不断在长江中游一带兴兵与东晋政府军对抗，直到数年后才被消灭。

一种治疗肝病的中药散剂肝复康,其中药组方:苦丁香、白丁香、龙胆草、石菖薄、代赫石、桂枝、牛黄。所选中药备干,混合磨成粉沫200目以上,病患喷药鼻孔内治疗,引肝病毒流出,降黄胆,降酶酯,提高肝功能,治疗简便,疗效快,治愈率高。 申请人： 田余庆 地址： 121308辽宁省北宁市沟帮子镇西沙河子村 发明(设计)人： 田余庆 发明专利，处于有效状态。

　　1、主要内容　　白帝城托孤是《三国演义》中刘备在与东吴的大战失败后，在白帝城病危，将诸葛亮招到白帝城，将儿子也就是后主刘禅托付给诸葛亮的历史典故。　　2、历史背景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在汉中之战中斩杀曹操名将夏侯渊，击败曹操、占据战略要地汉中。在这样节节胜利的情况下，刘备部将关羽孤军北伐曹魏，虽然水淹七军、擒于禁、斩庞德、威震华夏、围曹仁于襄阳，达到军事上的最高峰，但是荆州后方空虚，东吴违背湘水划界，在背后对盟友倒戈一击，吕蒙以白衣渡江乘机夺取荆州（主要是江陵和公安），最后关羽被吴军擒获，遭到杀害，“失荆州”使得刘备元气大伤，蜀汉政权也开始走下坡路。刘备闻后尽起全国大兵去讨伐吴国，为关羽报仇，被陆逊击败，刘备兵败退到白帝城。　　刘备在白帝城一病不起，召诸葛亮等人托孤，刘备对诸葛亮说：“如果你看阿斗是个当皇帝的料子，你就辅佐他，如果他不是个当皇帝的料子，你就自行取度吧。”诸葛亮哭着说：“我一定尽我所能去中兴大汉，为了大汉竭智尽忠，直到死那一刻。”　　

在http://www.cpquery.gov.cn/txnQueryOrdinaryPatents.do?select-key:shenqingh=2004100505924&select-key:zhuanlimc=&select-key:shenqingrxm=&select-key:zhuanlilx=&select-key:shenqingr_from=&select-key:shenqingr_to=&inner-flag:open-type=window&inner-flag:flowno=1433145149059查询，应该是真的，专利号正确为Zl200410050592.4，名称：一种治疗肝病的中药散剂，申请人：田余庆，申请日期：2004.10.15，2013.6.25号专利终止到期，后重新申请，不知道是否成功

当年易中天先生的《品三国》一经播出，就在社会上引起了一股三国热潮，在我的印象中，《百家讲坛》这个节目似乎都是因为易中天火起来的，因为在易之前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这个节目，而在易之后，才有了于丹、王立群、阎崇年、鲍鹏山等等这些学者因为《百家讲坛》被大众所熟知。《品三国》在播出之后，社会上的反响普遍是很好的，但是同时也存在着一些批评的声音，甚至攻击。不少网民、专家、学者拍案而起，争相指摘《品三国》中的一些错误瑕疵，这样的情况恐怕今天还有。我是非常喜欢易中天先生的，当年念初中的时候就看他的书、听他的讲座了，所以我当然要为他辩护一番。很多人批评易中天，是站在学术的角度上的，比如复旦的周振鹤教授认为历史上没有空城计，这些是很正常的事情，属于学术上的讨论，谁对谁错都无伤大雅，而且有这种争论反而是好的，老易也没有强调自己就是对的。但是也有一些人非要把问题上纲上线，说易“用心不良”、“误导大众”、“抹黑历史”等等，这就大可不必了。他是刻意犯错祸害人民了还是反智、反人类、反社会？不要动不动就把大帽子往别人的头上扣，这是一切讨论的基础，我很怀疑这些人就不是来讨论的，而是来吵架、找存在感的。应该说易中天先生在讲历史的时候，态度是非常谨慎的，他常常引用一些史学大家的观点作为佐证，比如吕思勉、陈寅恪、田余庆、张作耀等等，一般人很难驳倒，只能学习。客观来说，易先生的学术勇气并不大，所提出的见解都很小心，而且态度也很谦虚，讲座中的第一集播出后有争议，他就重录了，“空城计”、“攻心联”等章节有争议，就删除了……这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就是保证了整本书绝对可以让大众放心食用。做传播和做学术有很大的不同，传播讲的是普及和面向大众，学术讲的是专业性和开创性，应该说易先生在前者上做的最好，近些年来几乎没人能在这方面挑战他。易先生的功劳在于他用他幽默的风格把历史讲得精彩有趣、雅俗共赏，又不乏深度，让无数和我一样的小朋友、大朋友从此入了历史的坑，这是多么大的功劳啊。易先生走的是大众路线，但是偏偏有一些人喜欢站在所谓的学术制高点上对他进行批判，这何必呢，让大家都喜欢读历史反而有错？怎么就成了“社会浮躁”、“浅思维的成功”？这未免也太高高在上了吧。再者，易先生的观点也未必就不学术，他把学术界中很多艰深的观点和成果普及给了大众，而且他站的很高，视野很大，比如在《品三国》最后几章中，他把魏晋南北朝评价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插曲，是贵族地主阶级到庶族地主阶级中间的一个过渡，期间魏蜀吴这三个“非士族政权”与士族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较量，结果他们都失败了，于是中国从此进入了历史上唯一一个士族地主阶级统治的时代——晋朝。如此高屋建瓴，总览全局，脉络清晰，帮助读者和观众理清了很多难以理解的历史命题，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易中天先生是有追求的。当然，这些观点也并非易中天先生所独创，是陈寅恪、田余庆这些大家的学术成果，但是易先生把这些优秀的学术成果良好地普及给了大众，看完品三国，你再去看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制度》、陈寅恪先生的《崔浩与寇谦之》，竟然会发现自己并不是一头雾水。他至少是一个好老师，好的入门领路人……

刘彻十六岁登基，开创了中国封建王朝第一个发展高峰，他的雄才大略、文治武功，使汉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他的伟绩，对西汉王朝的发展乃至中国历史进程影响深远。政治上继续父亲生前推行的养生息民政策，进一步削弱诸侯的势力，以法制来推动诸侯分封诸子为侯，迫使诸侯自我缩减封地。加强中央集权，将冶铁、煮盐、酿酒、铸钱等集权于中央。盐铁官营自汉代延续至今，今天盐铁茶主要仍由政府及国企控制，保证了国家的长治久安。田余庆对其评价：汉武帝在反击匈奴的长期过程中，开边兴利，继往开来，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有很大的贡献。但是他竭天下民力资财以奉其政，数十载无宁日，加之以重刑罚，穷奢丽，弄鬼神，终使民怨沸腾，社会后果极其严重。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汉武帝要保存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必须及时地在政策上实现转折，使社会安定下来，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历史动向向我们昭示，汉武帝作为早期的专制皇帝，实际上是在探索统治经验，既要尽可能地发展秦始皇创建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又要力图不蹈亡秦覆辙。在西汉国家大发展之后继之以轮台罪己之诏，表明汉武帝的探索获得了相当的成功。汉武帝罪己之诏虽然不能象所谓“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那样，臻汉室于鼎盛，毕竟挽回了将颓之局。不过，轮台诏能够奏效，是由于它颁行于局势有可挽回之际，而且有可挽回之方……所以汉武帝虽然提供了专制帝王收拾局面的先例，而直到有清之末为止的王朝历史中，真能成功地效法汉武帝以“罪己”诏取得成效的皇帝，却不多见。

此书是在读完田余庆的《论轮台诏》一文后对应着阅读的文章。读完田文后不禁为其文章拍案叫绝，但再看辛德勇的文章时便又是一次新的颠覆，其中的趣味，实在令人享受。高手对决，一招一式之间亦有板有眼。辛德勇可谓将田文的论点一一条理、批驳，当然最终的落脚点还是证伪《资治通鉴》相关记载的不可靠。这篇长文的逻辑可谓严密，每一个论证过程征引史料丰富，而文章每节之间的逻辑亦不易挑出毛病。不仅如此，用雷红霁老师的话说，此文在结构上还是旁逸斜出的——与一般的单线论文不同，此文在论证主线的同时，还旁逸斜出的写了些别的。例如比较《谷梁传》与《公羊传》的差别以及最后几章的内容。当然对于此文观点，我并非全部赞同，例如辛德勇认为戾太子其人并非善类：信用博望苑中的“异端”歹人、巫蛊之事其确有所为、问《谷梁》仅为其继位的合理性找注脚……当然，以吾辈粗浅的学识难从史料上质疑其论断，但仅从其逻辑推理上，认为其对戾太子全盘否定的态度值得商榷。巫蛊之事是否是其所为，从正反两个方面都是说的通的，无法以一种可能性来否定另一种可能性的存在；《汉书》中仅仅只是提到几句戾太子问《谷梁》的言语；辛德勇便用大篇幅的文字来论证戾太子的行为是为自己的政治前途作打算，而非崇尚其中的儒学观点。这一论证虽大费周折，但如此以小见大并没有百分百的说服力。另外，就算将辛德勇对于戾太子的评价加之戾太子身上，也并不能否认戾太子身上所可能具有的高尚的品格。戾太子作为一位太子，有守文之心可以理解，其当然也要有一定的政治手腕，难道问《谷梁》时就不能在为自己打算的同时也倾慕于其中的思想吗？所谓善恶并存，并不应该简单地根据几条论据就说一个在历史上记载并不是很充分的太子一无是处，在论及其人行事的动因的同时也应当看到人性的复杂，尤其还是一位在政治漩涡中心的一位青年。

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历届顾问和理事会名单 顾 问（以姓氏笔划为序）：王仲荦 田余庆 何兹全 吴 泽 谷霁光 周一良唐长孺 韩国磐 程应镠 缪 钺 谭其骧 熊德基理 事：黄 烈 黎 虎 简修炜 马德真 祝总斌 郑佩欣胡守为（以上为常务理事7名，以得票多少为序）王俊杰 洪廷彦 万绳楠 黄惠贤 朱大渭 冯君实漆泽邦 刘静夫 蒋福亚 周伟洲 张祥光 朱淑瑶第二届（1986.9～1989.11）理事会未改选，增聘陈连庆为顾问，增补高敏、朱绍侯、柳春藩、卞孝萱为理事。会 长： 黄 烈副会长： 郑佩欣秘书长： 简修炜副秘书长： 童 超第三届（1989.11～1992.9）顾 问（以姓氏笔划为序）：田余庆 吴 泽 何兹全 谷霁光 周一良唐长孺 韩国磐 程应镠 缪 钺 谭其骧理 事（以分片姓氏笔划为序，名后有*号者为常务理事）朱大渭* 祝总斌* 洪廷彦 黄 烈* 罗宏曾 童 超蒋福亚 黎 虎* 赵一德 冯君实 柳春藩* 万绳楠王志邦 许 辉 李培栋 郑佩欣* 杨际平 简修炜*朱绍侯* 周国林 胡守为* 高 敏* 黄惠贤* 马德真*刘静夫 陈玉屏 张祥光 谭良啸 漆泽邦 周伟洲*赵文润会 长： 黄 烈副会长： 简修炜秘书长： 黎 虎副秘书长： 童 超 许 辉第四届（1992.9～1995.9）顾 问（以姓氏笔划为序）：田余庆 吴 泽 何兹全 谷霁光 周一良唐长孺 黄 烈 韩国磐 程应镠 缪 钺理 事（以分片姓氏笔划为序，名后有*号者为常务理事）朱大渭* 江达煌 祝总斌* 洪廷彦 罗宏曾 童 超*蒋福亚 黎 虎* 赵一德 冯君实 柳春藩* 万绳楠王志邦 许 辉 李培栋 郑佩欣* 杨际平 简修炜*朱绍侯* 周国林 胡守为* 高 敏* 黄惠贤* 刘 琳*刘静夫 陈玉屏 张祥光 谭良啸 周伟洲* 赵文润张金龙会 长： 朱大渭副会长： 黎 虎秘书长： 周伟洲副秘书长： 童 超 许 辉 王光祖第五届（1995.9～1998.9）顾 问（以姓氏笔划为序）：田余庆 吴 泽 何兹全 周一良 黄 烈 韩国磐理 事（以分片姓氏笔划为序，名后有*号者为常务理事）：朱大渭* 江达煌 祝总斌* 罗宏曾 赵一德 陈 勇童 超* 蒋福亚 黎 虎* 柳春藩 王志邦 许 辉*庄辉明 李培栋 郑佩欣* 杨际平 简修炜* 朱绍侯*牟发松 余鹏飞 周国林 胡守为* 高 敏* 张旭华黄惠贤* 刘 琳* 卢华语 陈玉屏 张祥光 景蜀慧谭良啸 周伟洲* 赵文润 张金龙 侯 灿会 长： 朱大渭副会长： 周伟洲秘书长： 许 辉常务副秘书长： 陈 勇副秘书长： 薛宁东 丁宝斋 谭良啸 王建中第六届（1998.9～2001.8）顾 问（以姓氏笔划为序）：田余庆 朱大渭 朱绍侯 吴 泽 何兹全 周一良胡守为 柳春藩 高 敏 黄 烈 韩国磐 简修炜理 事（以分片姓氏笔划为序，名后有*号者为常务理事）：江达煌 李 凭 陈 勇* 罗宏曾 赵一德 祝总斌*童 超* 蒋福亚 黎 虎* 王志邦 许 辉* 庄辉明*李培栋 郑佩欣* 杨际平 汪征鲁 牟发松 何德章余鹏飞 周国林 张旭华* 龚留柱 黄惠贤* 刘 琳*卢华语 陈玉屏 张祥光 景蜀慧 谭良啸 周伟洲*赵文润 赵向群 张金龙 侯 灿 张鹤泉 刘汉东王晓毅 孔 毅会 长： 周伟洲副会长： 童 超 许 辉秘书长： 陈 勇副秘书长： 薛宁东 丁宝斋 谭良啸 王建中 胡阿祥第七届（2001.8～2004.7）顾 问（以姓氏笔划为序）：田余庆 朱大渭 朱绍侯 吴 泽 何兹全 周一良郑佩欣 胡守为 祝总斌 柳春藩 高 敏 黄 烈黄惠贤 韩国磐 童 超 简修炜理 事（以姓氏笔划为序）：马志强 王大建 王晓毅 孔 毅 卢华语 庄辉明刘 驰 刘 琳 刘汉东 刘国石 许 辉 牟发松严耀中 杨际平 李 凭 邱 敏 何德章 余鹏飞汪征鲁 张旭华 张庆捷 张金龙 张承宗 张祥光张鹤泉 陈 勇 陈长琦 陈玉屏 罗 新 周伟洲周兆望 周国林 孟 聚 赵一德 赵文润 赵向群施光明 殷 宪 蒋福亚 韩 升 景蜀慧 谭良啸黎 虎 陈 爽（2003年3月增补）会 长： 周伟洲副会长（按得票多少为序）：李 凭 张鹤泉 庄辉明 殷 宪 牟发松 张金龙秘书长： 陈 勇（2003年3月由刘驰接任）副秘书长：刘 驰（代秘书长） 薛宁东 丁宝斋 谭良啸 王建中 胡阿祥 马志强第八届（2004.7～2007 ）顾 问（按姓氏笔划为序）：田余庆 朱大渭 朱绍侯 许 辉 吴 泽 何兹全周伟洲 郑佩欣 胡守为 柳春藩 祝总斌 高 敏黄 烈 黄惠贤 童 超 简修炜 黎 虎理 事（按姓氏笔划为序）：马志强 王 欣 王 素 王大建 王永平 王晓毅王银田 王鑫义 孔 毅 卢华语 吕一飞 庄辉明刘 驰 刘 琳 刘国石 牟发松 严耀中 杨际平李 凭 李天石 李书吉 邱 敏 何德章 余鹏飞汪征鲁 陈 勇 陈 爽 陈长琦 陈玉屏 张旭华张庆捷 张金龙 张承宗 张祥光 张鹤泉 罗 新罗新本 周兆望 周国林 孟 聚 赵向群 胡阿祥施光明 殷 宪 梁满仓 蒋福亚 程有为 韩 升景蜀慧 缪元朗 谭良啸会 长： 李 凭副会长（按姓氏笔划为序）：吕一飞 庄辉明 刘 驰 牟发松 张金龙 张鹤泉殷 宪秘书长： 梁满仓副秘书长：胡阿祥、马志强、张晓刚第九届学会顾问及理事名单（2007.10～2010 ）顾 问（按姓氏笔划为序）：卞孝萱 田余庆 朱大渭 朱绍侯 许 辉 何兹全周伟洲 陈玉屏 郑佩欣 胡守为 柳春藩 祝总斌高 敏 黄惠贤 殷宪 蒋福亚 童 超 简修炜黎 虎理 事（按姓氏笔划为序）：马志强 王 欣 王 素 王大建 王永平 王晓毅王银田 王鑫义 孔 毅 卢华语 吕一飞* 庄辉明*刘 驰* 刘 琳 刘国石 牟发松* 严耀中* 杨际平李 凭* 李天石 李书吉* 邱 敏 何德章* 余鹏飞汪征鲁 陈 勇 陈 爽 陈长琦* 张旭华 张庆捷张金龙* 张承宗 张祥光 张鹤泉* 罗 新 罗新本周兆望 周国林 孟 聚 赵向群 胡阿祥* 施光明梁满仓* 程有为 韩 升* 景蜀慧 缪元朗 谭良啸章义和（以上名单中带*者为常务）会 长： 李 凭副会长（按姓氏笔划为序）：吕一飞、刘驰、李书吉、严耀中、何德章、张鹤泉、陈长琦、胡阿祥、梁满仓、韩升秘书长： 梁满仓（兼）副秘书长：王凯、张晓刚、马志强、章义和发展部部长：章义和学会秘书：杨英、戴卫红

刘备有一次和诸葛亮一起去小解，诸葛亮已经小解完毕，但是刘备突然想大便，但是手上没有草纸，于是诸葛亮回宫中取来，刘备叫诸葛亮给他保密。

田余庆，男，历史学家，湖南省湘阴县人。1924年2月11日生于陕西省南郑县（今汉中市），北京大学史学系1950年毕业，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已退休 。先后于湘雅医学院（现中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政治系（昆明）肄业，195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北京大学讲师、教授、历史系主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兼任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务院古籍整理与出版规划小组成员、《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委员等职。1985～1986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讲学。专于中国古代史，对魏晋南北朝政治史尤有研究。田余庆先生早年从事中华民国史、中国近代史研究工作，曾与金毓黻合编《太平天国史料》，并参加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后来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侧重秦汉史与魏晋南北朝史，参加编著的大学教科书《中国史纲要》（翦伯赞主编）获国家教委特等奖。他担任硕士生、博士生导师，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学术人才。2014年12月25日，北京大学历史系发布讣告，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田余庆于12月25日凌晨6时09分去世，享年90岁。12月26日，北大历史系将设灵堂供师生追思，田余庆先生的告别仪式于12月27日上午10点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举行。

《秦汉魏晋史探微》（田余庆）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资源链接：链接：https://pan.baidu.com/s/1VPyysg6MocC6ZBV9fOMs6w 提取码：zbh1书名：秦汉魏晋史探微作者：田余庆豆瓣评分：9.5出版社：中华书局出版年份：1993-1-1作者简介：田余庆（1924—2014），湖南省湘阴县人。1950年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史。代表作为《东晋门阀政治》、《秦汉魏晋史探微》和《拓跋史探》。

“四大名旦”为：唐长孺、周一良、王仲荦、何兹全；“四小名旦” 为：田余庆、韩国磬、高敏、万绳楠。其中唐长孺、王仲荦、何兹全都是魏晋封建论者，周一良并未参加历史分期讨论。

截止到2021年1月5日，没有关于历史上李信是怎么死亡的报道以及新闻，只有关于李信的介绍。李信（生卒年不详），字有成，槐里（今陕西咸阳兴平东）人，战国末期秦国名将。李信在灭燕国之战中立有大功。后领兵二十万攻打楚国，先是一路凯歌，后被楚将项燕大败。李信年轻时强壮勇敢，是秦国少壮派中较有为的显赫人物，同时也是秦王政十分信任的年轻将领之一。扩展资料人物背景：秦王政二十二年，李信攻楚，大败而归，被世人诟病，认为其年轻气盛，轻敌妄为等等。其实其中另有内情。仔细观察其行军路线：先是向南攻平舆，在河南今河南驻马店市平舆县，然后向北攻鄢，然后向东南攻郢，最后向西到城父。而此时，鄢、郢、城父，都为秦国所控制，并非楚国的属地。其中原因，历史学家田余庆曾经分析过，最后结论是：正当李信和蒙武所统领的秦军在郢陈的南部和东南部大败楚军，准备乘胜进攻楚国的首都寿春，一举攻灭楚国时，身在郢陈的昌平君起兵反秦，攻占郢陈，切断李信军的后路，使攻楚的秦军陷于前后受敌的苦境。于是，李信军不得不停止攻楚，回师进攻郢陈，结果被楚军前后夹击，大败而归。

截止到2021年1月5日，没有关于历史上李信是怎么死亡的报道以及新闻，只有关于李信的介绍。李信（生卒年不详），字有成，槐里（今陕西咸阳兴平东）人，战国末期秦国名将。李信在灭燕国之战中立有大功。后领兵二十万攻打楚国，先是一路凯歌，后被楚将项燕大败。李信年轻时强壮勇敢，是秦国少壮派中较有为的显赫人物，同时也是秦王政十分信任的年轻将领之一。扩展资料人物背景：秦王政二十二年，李信攻楚，大败而归，被世人诟病，认为其年轻气盛，轻敌妄为等等。其实其中另有内情。仔细观察其行军路线：先是向南攻平舆，在河南今河南驻马店市平舆县，然后向北攻鄢，然后向东南攻郢，最后向西到城父。而此时，鄢、郢、城父，都为秦国所控制，并非楚国的属地。其中原因，历史学家田余庆曾经分析过，最后结论是：正当李信和蒙武所统领的秦军在郢陈的南部和东南部大败楚军，准备乘胜进攻楚国的首都寿春，一举攻灭楚国时，身在郢陈的昌平君起兵反秦，攻占郢陈，切断李信军的后路，使攻楚的秦军陷于前后受敌的苦境。于是，李信军不得不停止攻楚，回师进攻郢陈，结果被楚军前后夹击，大败而归。

因为昌平君是楚国王室血脉。《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前韩国首都新郑爆发反秦之乱，昌平君被贬前往前楚国首都陈郢。在攻打楚国以前，秦始皇与王翦、李信以及诸位大臣讨论过攻打楚国所需的兵力，王翦认为要用70万兵力，这也是当时秦国的全部兵力，而李信则认为20万即可，秦王用了李信而罢免了王翦，昌平君作为楚国的国亲，自然十分了解楚国的情况，当然也会同意王翦的观点。因此被秦王罢去相邦，去到郢陈，顺便用楚国人的身份来安抚当地的楚人。结果埋下了反秦的导火索。扩展资料《史记·王翦列传》记载，秦始皇派李信等率兵二十万讨伐楚国，朝东南方向深入楚国腹地，攻击平舆和寝丘，大胜楚军，兵锋指向楚国首都寿春。然而此时李信却转向西北去进攻后方的郢陈，攻破郢陈后继续西进，楚军追随秦军西进，大破李信军，秦军败走。楚军继续西进。郢陈久为秦国所占，田余庆推测，郢陈叛秦事件，关键在当时居郢陈的秦国大臣昌平君身上。昌平君以其楚国公子身份在秦军后方反秦，郢陈附近原楚地的人民和原韩国的人民响应。虽然在李信回军后，郢陈被秦军重新夺回，但最终楚军收复了以楚国前首都郢陈为中心的失地，更趁势西进深入至原韩国境内。始皇惊恐，不得不起用王翦。昌平君作为楚国王室血脉，与母亲为楚国公子的扶苏有亲戚关系。曾是秦王嬴政执掌秦国的最大功臣之一，官至右丞相。同时，暗中与农家、墨家、流沙等江湖势力关系密切。通过一系列布局，使自己被派往楚国旧地平乱，并在秦将李信伐楚之时倒戈，反秦称楚王，但是在秦将王翦的六十万大军攻势下，国灭身死。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昌平君 （动画《秦时明月》系列中角色）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昌平君

辽代。辽朝（916年—1125年）是中国历史上由契丹族在中国北方地区建立的政权，传九帝，国祚二百一十年。明朝（1368－1644年）是继元朝之后的大一统王朝、历经十二世，历十六帝，享国二百七十六年。清朝（1616—1912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也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共传十二帝，享国二百九十六年。辽朝辽朝(公元907年-公元1125年 )是中国历史上由契丹族建立的朝代，共传九帝，享国二百一十九年。公元907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成为契丹部落联盟首领，公元916年始建年号，国号"契丹"，定都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南波罗城) 。947年，辽太宗率军南下中原，攻占汴京(今河南开封)，耶律德光于汴京登基称帝，改国号为辽，改年号为"大同" 。983年复更名"大契丹"。1007年辽圣宗迁都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1066年辽道宗耶律洪基复国号"辽"。公元1125年被金国所灭 。辽末，贵族耶律淳建立北辽，与西夏共同抗金，后被金灭 。辽朝宗室耶律留哥与其弟耶律厮不分别建立了东辽和后辽，最后东辽灭后辽，东辽被蒙古所灭。辽国亡后，耶律大石西迁到中亚楚河流域建立西辽，定都虎思斡耳朵，1218年被蒙古所灭 。1222年西辽贵族在今伊朗建立了小政权后西辽，后又被蒙古所灭 。辽朝强盛时期疆域东到日本海，西至阿尔泰山，北到额尔古纳河、大兴安岭一带，南到河北省南部的白沟河 。契丹族本是游牧民族。辽朝将重心放在民族发展，为了保持民族性将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分开统制，主张因俗而治，开创出两院制的政治体制。并且创造契丹文字，保存自己的文化。此外，吸收渤海国、五代、北宋、西夏以及西域各国的文化，有效地促进辽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方面发展。辽朝的军事力量与影响力涵盖西域地区，因此在唐朝灭亡后中亚、西亚与东欧等地区更将辽朝(契丹)视为中国的代表称谓 。

李信是战国末期秦国的少壮派将领，是西汉名将李广的先祖。李信在秦灭六国之中屡立战功，不过他能为后人所之，乃是因为统率20万大军攻击楚国最终战败之事，不过根据最新出土秦军士兵的家书竹简记载，李信战败之事或许另有隐情。崭露头角李信是战国末期秦国年轻将领中的佼佼者，在秦灭六国的战争中开始崭露头角，并最终获得秦始皇的欣赏和信赖秦王政十九年（前228年），李信随同王翦出兵赵国。王翦率大军攻击漳水、邺城一线，李信则出兵太原、云中方向，最终与王翦合力攻灭赵国。秦王政二十一年（前226年），荆轲刺秦之后，李信随同王翦出兵灭燕。李信亲率先锋率先抵达易水河畔，大败燕军。在燕王杀死燕太子丹献给秦王以求保全燕国之后，李信并未停止进攻在，最终占领燕国全境，迫使燕王喜逃往辽东。此战令李信赢得了秦王的信任。率兵攻楚在李信名声渐起之后，秦王政打算乘胜进攻楚国。为此秦王政询问李信，李信回答用二十万人攻楚足以，又问王翦，王翦则言非得六十万人不可。由此可见，在参加了灭赵、灭燕战役后，李信对六国军队有所轻视，而这也也是最终导致其战败的一个重要因素。秦王政二十二年（前225年），秦军兵分两路进攻楚国，李信率军攻打平舆（今河南平舆北），蒙恬率军攻打寝丘（今安徽临泉），两路大军进展神速，均大败楚军。攻下平舆之后，李信继续进军随后攻占鄢郢，并继续向西进军，打算与蒙恬在城父会师，一举荡平楚国。却不想最终为楚将项燕击败，李信大军大败而逃。李信战败后，秦王政只得再请王翦出山，倾全国之兵这才攻灭楚国。仍获重用虽然在楚国战败，但李信并未就此被秦王放弃，在随后发动的灭国战中仍屡立战功。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年），李信随同王贲攻向辽东，俘虏燕王喜，燕国灭亡。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李信随同王贲从燕军南下攻齐，迫使齐王投降，灭亡齐国，最终完成统一大业。楚地战败或许另有隐情根据历史学家田余庆分析，李信之所以会在楚地大败，是由于李信一路战败楚军，并未想到身在郢陈的昌平君起兵反秦，导致李信后路被断，导致秦军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于是，李信不得不停止进攻，回师反攻郢陈，结果被楚军前后夹击，大败而归。1975年，湖北云梦县睡虎考古发掘出两封秦军士兵的家书竹简，同样证明了昌平君在李信攻楚的同一年叛乱，但并未有直接证据证明李信战败确实有昌平君造反的影响。从秦王嬴政的随后重新启用王翦的事情来看，秦王政显然认为李信负有主责，不过从随后李信仍然能获重用来看，或许田余庆先生的分析也有一定道理。

除各种选注选译本外，完整翻译陈寿《三国志》的工作，已经进行了将近四十年的时间。搜罗到了各种《三国志》的今注今译本共有十二种。有中、韩、日三个语种。中文最早的是中国台湾学者王静芝等人的《白话三国志》（台北河洛出版社，1980年，仅翻译了“陈志”，有注释），进入20世纪九十年代后，中国大陆学者陆续推出了下面九种译本：1、苏渊雷主编《三国志今注今译》（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仅翻译了“陈志”，有注释）2、田余庆、吴树平主编《三国志今译》（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仅翻译了“陈志”，没有注释）3、刘国辉等译《三国志现代文版》（红旗出版社，1992年，仅翻译了“陈志”，没有注释）4、曹文柱等主编《白话三国志》（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4年，翻译了“陈志”和少量“裴注”，没有注释）5、戴逸主编《三国志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仅翻译了“陈志”，没有注释）6、杜经国译《文白对照三国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仅翻译了“陈志”，没有注释）7、方北辰注译《三国志注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仅翻译了“陈志”，有注释）8、上海古籍出版社译《白话三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仅翻译了“陈志”，没有注释）9、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三国志》分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仅翻译了“陈志”，没有注释）。

24史+几本断代史就够了。1、通史不建议买大长篇。全才不多见，至少我还没见过真正的通史专家。通史著作一般都是避重就轻，作者擅长的领域往往写的非常精彩。即便是擅长的部分，考虑到整体布局，也不敢一枝独秀。范文澜的作品无疑是当时的经典，治学严谨，条理清晰，内容详实。但是他的作品受阶级影响太大，许多内容上纲上线，而且观点到现在已经很陈旧。还有，此作品成书时代离现在太遥远了，大半个世纪都过去了。如三代而言，已经有许多新的探究和发现，这是范氏作品无法弥补的局限性。刚刚下载了他的作品，看了一下，不太适合本人阅读，口吻笔调太陈旧了。我复制几句，“郡县 西周时期，人口极稀，在广漠的地面上，零零星星地散布着一些住人的大小城堡叫做邑。较大的邑里住着天子或诸侯，所以邑也称为国。”本人比较喜欢魏晋南北朝，挑选了几句该时期的话语。“魏道武帝魏太武帝掳获大量漠南北的游牧部落人（主要是高车人）和山东诸州人，聚居在平城一带。他们虽然鲜卑化了，可是，仍被拓跋部贵族看作贱人，予以歧视。他们在一部分留住的贵族奴役下，生活很困苦。”这样的表达方式虽然清楚，显然已经不习惯了。2、李伯钦的作品比较大众化，适合普及历史爱好者和普通读者，有图有文，对于中国历史的整体线条的勾画还是很清晰的。就看你自己的定位了。这套书是否适合你。该作品开篇就大谈中国地理，我不太喜欢。几年前，我买过柏杨的中国人史纲，开篇也是大谈中国地理，看着就很烦躁，都是泛泛之谈。3、傅乐成的作品就更次了。据说美誉为比肩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柳残阳的小说不这样说吗：”武侠不看金古柳，枉自世上走。“至于柳残阳的作品，大家心头都有数。傅乐成的作品首先是内容少，其次就是流水账式的叙述中国历史。4、推荐。如果非要选择范文澜的作品，可以买他的《中国通史简编》，字数也有200多万字，约为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的合计。这是他和高徒蔡美彪一起写的，比起老版的累赘负担过大，简版算比较好的了。中国通史目前最优秀的作品无疑是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本书对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民族关系等方面下功夫很多，列出了不少数据，引用了古籍文献，有文有白，高度提炼。距初版五十年来，一版再版，最近一次修订是2006年，所以比较符合现在人们的阅读观念。吕著中国通史在国内比较知名，吕老的功力毋庸置疑，他的《白话本国史》写的比较好，视觉独特，着眼很有针对性和杀伤力，算得上是举重若轻的佳作。但受限于字数，毕竟只有6,70万言，很多问题都未能深入探讨。我刚刚看完了张帆的《中国简明通史》，只有40万字，三天就看完了。这人很有水平，内容高度概括，文笔功底很好，2001年第一版，算是比较新的作品。如果着眼于通史，可以考虑钱穆的《国史大纲》和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如果真正的探究历史，24史必备，再选几部断代史作品。断代史推荐何兹全、唐长孺、吴晗、陈寅恪、田余庆和王仲荦的作品。张帆的也不错，他本人是宋金辽蒙专家。个人不太喜欢吕思勉的断代史，读着不习惯。若有疑问，可以继续提问。

《楚亡》（李开元）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链接：https://pan.baidu.com/s/1CGu1YP_P3cXBpfCkL6bKnA提取码：1234书名：楚亡作者：李开元豆瓣评分：7.8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年份：2015-4-25页数：339内容简介：司马迁《史记》写下了楚汉之争的千古绝唱。那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从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到列国争雄，再到统一于汉，仅仅八年。项羽随叔父项梁在会稽起兵时二十四岁，到乌江自刎年仅三十一岁。八年间，一幕幕历史大戏可歌可泣，经历了秦崩、楚亡、汉兴一系列重大转折，终于使五百余年来的混战征伐归于安定，中国历史迎来西汉的全盛时代。历史学家李开元在研究、细读这段历史的过程中，结合文献史籍、出土文物，并实地踏查地上遗迹，揭示了一系列未解之谜。书中还描绘出众多英雄豪杰卓尔不群的面目，像以一人之力转动大局的韩信、张良、陈平，接续战国纵横家余绪的郦食其、随何、侯公等。作者对史书记述的辨正和还原，尽可能地丰富了那段历史，使楚汉相争这出大戏更为惊心动魄。作者简介：李开元 四川成都人，1982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留校担任田余庆先生助教。1989年获东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任日本就实大学人文科学部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研究秦汉史。除本书姊妹篇《秦崩：从秦始皇到刘邦》外，还著有《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2000）、《秦谜：重新发现秦始皇》（2015）等。

田余庆先生说：“陈胜一呼而楚境震动，关东沸腾，“张楚”所具有的号召力量，其他关东五国都无法比拟。……秦楚之际风云诡谲，事态纷纭，它昭示后人的历史结论：一是非张楚不能灭秦，二是非承秦不能立汉。”经历了秦楚之际的中国大地，重新成长起来了一个伟大帝国——汉。汉朝是我国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章，今日中国的主体民族以汉为名，足以说明国人对汉朝的认同度非常之高。刘邦在汉初百废待兴之际采用了什么样的治国策略？为什么田余庆先生在遍阅史书后得出了“非承秦不能立汉”的结论呢？1、据秦之地秦末起义中，既有农民军，又有六国的复国部队。当此之时，六国之号竞相复立，企图恢复六国割据分裂的局面。其后刘邦项羽之争又和秦灭六国非常相似。刘邦作为灭秦势力之一，但是当他东向与项羽及各封王交锋之时，又俨然居于当年秦始皇灭六国的地位。随着时局变幻，一个人所处的历史地位及历史意义可能会倒置，刘邦就是这样，起初参与灭秦，而后又据秦地而统一天下。“汉承秦制”首先就在于承秦之帝业，再次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而不是像项羽那样搞分封。楚汉之争形势图项羽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入关，迫使刘邦让步，封其为汉王。但是公元前206年，刘邦便再次起兵入关，攻灭关中三王（翟王董翳；塞王司马欣；雍王章邯），占据秦地。公元前205年冬，项羽暗杀义弟，刘邦趁机举哀伐楚。汉军最初弱于楚军，号称百败，但最终由弱变强，并于公元前202年冬十月，杀项羽于垓下。刘邦和项羽刘邦灭项羽之后不久，便于定陶称帝，旋即由洛阳迁都长安，重现秦朝以关中制天下的局面。以关中为都意味着据于秦之故地，但秦和楚最初是敌对关系，而刘邦相当于是在敌人的基地上建立了楚人的帝国。2、用秦之人陈苏镇先生：秦人作为反秦战争中的被征服者，在楚汉战争中却成了征服者，为汉朝再造帝业，立下了汗马功劳。萧何刘邦入关后，多次征关中兵、收三河士，其麾下还有一支主要以秦人组成的郎中骑，是战斗力极强的主力。据《史记·高祖功臣侯年表》，在统一战争中，秦人以功封侯者9-10人。分别为：赤泉侯杨喜，戚侯季必，中水侯马童，景侯王竞，涅阳侯吕胜，长修侯杜恬，吴房侯杨武，汾阳侯斳强，高陵侯王虞人，杜衍侯王翳。由此可见，秦人在楚汉之争中是刘邦的坚定支持者。3、承秦之制《史记》中说刘邦入关之后，与父老约法三章，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其余秦法全部废除。秦民因此大悦，奠定了刘邦之后定都关中的民心基础。吕后《史记》的记载让很多人以为刘邦将秦朝的苛法全部废除了，事实上真的如此吗？近代以来许多学者的研究基本否定了这种观点。钱穆：汉初制度、法律，一切全依秦旧。侯外庐：汉律之峻峭，比秦更甚。高敏：汉初法律全部承秦。汉高祖入关“约法三章”时，并未“悉除去秦法”，甚至连秦的苛法也没有完全废除，……高祖元年至高祖十一年之间的法律，是全部继承秦律的汉律。在短时间之内，刑律可能会大大减轻，但中国古代法律很大一部分是属于行政法的，这一部分是不可能一下子废除的。帝国就是依靠这些规则来统治天下的，像如何征兵、如何收税、官府的组织和运作等等制度规定都是不可能废除的。刘邦入关时，其他人都在抢夺金银财宝，而萧何却进入府库将法律文书全部收集保护起来了。萧何作为一个刀笔吏，深知法律文书对帝国统治的重要性，这一举动为刘邦集团打造一个稳定的后方，进而战胜项羽，迅速恢复天下的秩序，发挥了关键性作用。秦汉二十等爵对比图例如汉高祖时期的官名和爵位制度和秦是一模一样的。官名有：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廷尉、治粟内史、典客、宗正、中尉、太仆、少府、卫尉、郎中令、奉常等。二十等爵位有：二十彻侯（后因避汉武帝刘彻讳，改为列侯）、十九关内侯、十八大庶长、十七驷车庶长、十六大上造、十五少上造、十四右更、十三中更、十二左更、十一右庶长、十左庶长、九五大夫……一公士等等，并且同秦朝一样依爵位授田宅。由此可见，一个政权的崩溃并不等于体制的崩溃。政权虽然崩塌，但体制却可以延续下去。人们在比对汉制与秦制时，发现汉代制度还有齐制和楚制的影子，也就是说齐国和楚国的部分制度一直保留到了汉朝，但总体而言，汉制的绝大多数还是来源于秦制。或许有人有这样一个疑问，如果秦汉用的是同一套制度，为什么汉朝能够使统治稳固下来，而秦朝却迅速灭亡了呢？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人们总结出一句话，那就是“用秦制而不用秦政”。汉惠帝秦政是暴政，是急政，但汉初却反其道而行之，是休养生息，是黄老无为。正是由于汉初的政略得当，才使得汉朝统治越来越稳固。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史记·平准书》）经过秦楚汉之间的战争，社会经济、文化和民生受到了极大的破坏。汉朝兴起后，承继的是秦朝的破败局面，壮年男子参加军队，老弱运送粮饷，事务繁剧而又财政匮乏，自天子以下备不齐一辆四匹同颜色马拉的车子，大将、丞相有的乘坐牛车，老百姓家无余粒。汉初恢复社会秩序和经济生产的措施基本都发布在《高帝五年诏》中，大概有以下几种：其一：“兵皆罢归家，……以有功劳行田宅”（《史记·高帝本纪》）首先便是解散部队，解甲归田，依据各人功劳大小授予爵位，按照爵位授予田宅（即田地和宅基地）。参与入关灭秦的将士如果愿意留在关中，则免徭役十二年；如果回到故乡，则免徭役六年，以此来奖励留在关中的人，迅速蓄积京畿地区人口，壮大中央政府实力。汉文帝其二：号召流亡者返乡，“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汉书·高帝纪下》）随刘邦征战夺取天下的人受封了汉朝的爵位，而且刘邦给他们所有人都安排了大夫以上的爵位。对于那些因为战争而流离失所的百姓以及战败方的将士，刘邦号召他们返回故乡，并且认可他们在秦朝获得的爵位，并依此赐予田宅。如此一来，承认秦朝的既得利益者，就大大缓解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其三：“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 （《汉书·高帝纪下》）战争中被掠卖或者因饥饿自卖为奴婢的，其身份都重新提升为平民。从这些政策中，我们可以发现大部分社会阶层都从新兴帝国中获益了。由此，汉朝初期也就赢得了社会大多数人的支持和拥护。汉景帝其四：禁止商人衣丝绸、乘车、骑马、操兵器及做官，算赋加倍。汉朝继承了秦朝重农抑商的政策，对商人从生活用度到仕途赋税都进行了层层限制，以此来鼓励人民从事农业生产，解决温饱问题。其五：减轻田租，十五税一。汉初与秦相比，奉行轻徭薄赋的政策。田租施行十五税一，而且还偶尔蠲免全年田租。徭役基本上三年才征发一次。这样使得民力得以休息，社会在千疮百孔之中得到了喘息和复苏的机会。此后，惠帝、吕后和文景两帝时期，都奉行着休养生息的政策。历代王朝的初年一般都会有一个与民休息的时期，但其他王朝一般都是高举着儒家“仁爱”的旗帜，而汉初的思想指导确是“黄老无为”。秦之法家，汉初之道家，到汉武帝又独尊儒术，这一时期的政治思想变迁亦可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的奇观。夫道莫大于无为。……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闾里不讼于巷,老幼不愁于庭。（《新语》）陆贾在《新语》中对无为之治的描述与老子《道德经》中“鸡犬之声想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意境十分相似，所以汉初的人用黄老之学来对当时的统治策略做一个哲学思想上的解答也就不足为奇了。“曹参治齐”与“萧规曹随”的故事也充分说明汉初政坛的风气也是清静无为的，朝廷用人都以忠厚长者为主，意图建功立业、精明强干的人都被打压和屏退。曹参汉承秦制，但在政策上却反其道而行之。秦朝的国家机器处于高速运转之中，而汉初的统治者则尽量将国家机器的转速降到最低，宁肯牺牲行政效率，也不要去骚扰破坏社会，让社会在自然中得到喘息、复苏和发展。一方面，这是休养生息的客观需要；另一方面，黄老无为的思想也对这样的统治方略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汉献帝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刘备留诸葛亮、关羽等守荆州，自带数万步卒入蜀，与刘璋会于涪。这次入川，刘备带了庞统随军，却留下诸葛亮和关羽一同守荆州，这种安排引起了一些人的不解。更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在进围雒县时，年仅三十六岁的庞统身中流矢，不幸去世。于是有人认为，刘备入川时带庞统随军而不带诸葛亮，是不明智的选择。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刘备为什么会这么做呢？首先我们应该明确，诸葛亮和庞统在特长上是有区别的。虽然诸葛亮确实可以说是一个全才，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在任何方面都能做到最好。陈寿曾在《三国志u2022蜀书u2022诸葛亮传》中评价过他“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也就是说，诸葛亮在治国安民方面的才干较之于军事才能更加突出。相比较而言，庞统或许更擅长军事谋略。这从刘备取川时，庞统所提出的上中下三条计策就可以窥见一斑。而且刘备入川时，荆州初附，许多问题有待解决。田余庆先生在《〈隆中对〉再认识》一文，第五个问题“跨有荆益之失”中提出，赤壁之战后孙刘妥协，刘备所得不过长江以南、湘水以西郡县，这并非荆州的发达地区，不足凭以抗拒孙权随时可能发动的攻击。尤其是在刘备主力入蜀后，孙权不可能长久容忍仍然留在荆州的刘备势力。可见在这种情况下，留下“刚而自矜”的关羽独守荆州，显然相当不靠谱（这从后来关羽攻樊一事可以看出）。而如果要留下一个人与关羽一同守荆州，这个人不可能是刚刚依附刘备、威信未立的庞统，只能是作为政治家、外交家的诸葛亮。其次，虽然“卧龙”、“凤雏”一贯齐名，但诸葛亮与庞统在性格上其实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诸葛亮虽然更为年轻，却是小心谨慎、老成持重的性子，习惯着眼大局，不喜欢做没有把握的事。这点无论是刘备还是诸葛亮自己都十分清楚，诸葛亮在《出师表》中亲笔所写的“先帝知臣谨慎”就是最直接的证明。诸葛亮的这种性格更适合治国理政。相比较而言，庞统则更加直爽率性，遇事当断则断，毫不含糊。比如刘备初入蜀时，与益州牧刘璋在涪相会，庞统就曾劝他趁此机会直接捉拿刘璋，这样就能兵不血刃地坐定益州（当然这一建议被一向以仁义著称的刘备以“初入他国，恩信未著”的缘故否决了）。在战争连连告捷，刘备兴奋地置酒作乐时，庞统毫不犹豫地站出来煞风景，对刘备说“伐人之国而以为欢，非仁者之兵也”。这样的话是向来谨慎稳重的诸葛亮不可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得出口的。庞统的直率与谋略，无疑对刘备取川起到了重要的帮助作用。再者，庞统加入刘备集团的时间较晚，还没有机会建功。此次入川随军，如果能一举拿下益州，庞统无疑功劳极大，这不仅可以帮助他树立在军中的威信，还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集团内部相对的公平。既不至于让诸葛亮等旧属功劳太多以致遭人嫉恨，也避免了庞统由于没有机会施展才能而心怀愤懑。让所有人各尽其能，在发挥人才最大效益的同时尽力调和所有可能发生的潜在矛盾，是刘备用人时非常注重的。在攻下汉中后，刘备力排众议，提拔当时仅为牙门将军的魏延为汉中太守，我觉得就有这方面的考虑。

田单：临淄人，战国名将。乐毅伐齐，齐国岌岌可危，只存二城，田单用火牛阵大败乐毅而复国。田因齐：战国时齐国开明国君，史称威王。他任用邹忌为相，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招纳学者，百家争鸣，便齐国极一时之盛。田文：山东滕县人，战国时齐国名臣，他轻财下士，门客三千，号孟尝君，为战国四大公子之一。田骈：战国时思想家，齐国人，他治学黄老，借道明法，讲学稷下，善于雄辩，与慎到齐名。田横：狄县（今山东高青东南）人，是齐王田荣的弟弟，秦末从兄起兵，重建齐国。楚汉战争中，自立为齐王，兵败奔彭越。汉建立，率徒五百人逃亡海岛，因不愿称臣于汉，全部自杀。田何：临淄人，西汉著名学者、今文易学的开创者，号杜田生，专治《周易》。田承嗣：平州卢龙（今属河北）人，唐末时军阀，为河北割据势力，也曾两度叛乱，死后由其侄田悦继位，曾一度自称魏王。田汝成：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明代文学家。他博学、工文、尤善叙述，撰写有《炎徼纪闻》、《西湖游览者》、《辽记》、《田叔禾集》。田应扬：河北鸡泽人，明代廉吏。万历间任广昌令，存心爱民，自奉俭约，时称“廉吏第一”。田锡田：襄城（今属河南）人，清代书法家，好收藏金石文字，著有《书学偶录》。田文镜：汉军正黄旗人，清代大臣，为雍正之心腹。雍正即位后，历任山西布政使、河南巡抚、河南总督、兵部尚书，后又兼领山东，称河东总督。田兴恕：今湖南凤凰人，清代将领。行伍出身，因镇压太平军、贵州苗民起义，而历任青州镇总兵、贵州提督、贵州巡抚、钦差大臣等职。后因恃功骄横及斩杀洋人传教士而被罢职。田汉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

秦王嬴政二十一年(公元前226年)，秦将王贲夺取楚国十余城。嬴政便有了轻敌之心认为楚国不堪一击，于是嬴政不听王翦以60万大军全力攻楚的建议，遣李信、蒙武率军20万攻楚。秦王嬴政二十二年，李信、蒙武兵分两路深入楚国境地，企图围歼楚军。楚名将项燕隐蔽主力，寻隙反击。李信军未能捕捉楚军主力决战，回军与蒙武会师。楚军暗中尾随三昼夜，出其不意地攻击秦军，李信大败回师。秦王嬴政遂复起用老将王翦为将，以60万秦军灭楚。从史书上只能找到这些有关攻楚失败的信息，但是在《秦记》中却隐瞒了这件事，导致《史记》司马迁也没有直接来写这件事，相关的内容在《史记 王翦列传》里有提到。但只是交代王翦付出的原因，因为这是秦国军事史上最大的一次失败，所以秦国有意隐瞒这件事。因此千百年来这次伐楚失败的真实原因一直很不清楚。有学者分析说当时李信军进攻郢陈南部的平舆县(今河南平舆北)，蒙武军进攻郢陈东南部的寝县(今安徽临泉)。在强大秦军的攻击下，楚军大败。此时李信军出现了不可思议的行动，他没有乘胜东进，按预定计划攻取楚国的首都寿春(今安徽寿县)，而是回师西退，掉过头去攻击秦国领土内的郢陈，蒙武军也撤退回来与李信军会合。也就在这个时候，一支楚军出现在李信军的后面，三日三夜紧紧尾随跟踪，然后发动突然袭击，一举大破李信军。李信军的军营壁垒被逐一攻破，部下七名主要将领被杀死，大败而归。并分析李信西退的原因可能是因为秦国废丞相昌平君在郢陈突然起兵反秦了，并切断了李信的退路，使得李信不得不回击，给了楚军可乘之机（田余庆先生观点）。当然这只是学者们的推断，真实情况不得而知，但是通过残余史料的蛛丝马迹中可以感觉，这推断是有道理而且可信的。

北魏（386年－534年），中国南北朝时期，北朝第一个王朝。又称后魏、拓跋魏、元魏。鲜卑族拓跋氏建立。北魏，自公元386年，拓跋珪称王建国，至534年魏孝武帝兵败逃往长安投奔宇文泰，历经十四帝，凡一百四十九年。初，建都云中，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398年，迁都于平城(今大同)，439年，拓跋焘统一北方。拓跋宏493年起迁都洛阳，大举改革。534年，分裂为东魏与西魏。

谢安尝“戒约”子侄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诸人莫有言者。玄答曰：‘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庭阶耳。"安悦。”安玄父侄教答，素以其意味深远难解。“豫人事”，田余庆先解释为觊觎晋室权力，颇有理据。我认为“正欲使其佳”的“佳”字，尤可玩味。玄答语则在说明“佳”意。“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庭阶”者，以其能供主人欣赏，闻其芳香，睹其美姿。言外之意，即不仅不窥窃晋室权力，而且要为巩固晋室干一番事业。《艺文类聚》卷八一《兰》引《琴操》曰：“孔子聘诸侯，莫能任，自卫反鲁，隐谷之中，见香兰独茂，喟然叹曰：‘夫兰当为王者香，今乃独茂，与众草为伍。"乃止车，援琴鼓之，自伤不逢时，托词于香兰云。”谢玄讲的芳兰为主人香，与孔子讲的“为王者香”，其喻意为一。谢安尝“戒约”子侄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诸人莫有言者。玄答曰：‘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庭阶耳。"安悦。”案，谢安、谢玄的问答，自有深意而难得确解。《世说新语·言语》“谢太傅问诸子侄”条略同于此，均出于《语林》，见《艺文类聚》卷八一引。“豫人事”，应当就是《世说新语·排调》“孝武属王殉求女婿”条中及《晋书·谢混传》中所谓王敦、桓温“好豫人家事”之意，亦即觊觎晋室权力。《荀子·宥坐》孔子曰：“夫芷兰生于深林，非以无人而不芳。”谢玄答谢安戒约子侄之问，盖承孔子之言，欲使生于深林幽谷的芝兰得隐于谢氏庭阶之内而芬芳依旧。如果这种解释不误，那末谢玄答语暗谓谢氏子弟当隐忍而不外露，不竞权势，不求非分。所以谢安悦其得己之心。

关于秦二世而亡的原因或历史教训，古人早就做出过许多推断和回答，贾谊的《过秦论》认为秦亡的原因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写道：“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认为如若“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把秦亡归咎于秦的暴虐；柳宗元的《封建论》则将秦亡归咎于“人怨”。1纵观这些说法，不难看出，世人眼中秦亡的原因大多是秦的暴虐、残酷以及秦二世的昏庸，间或有秦代储君之争导致秦亡的论调，那么，除去这些因素之外，还有什么因素导致了秦的灭亡呢？自然是有的，那就是“秦法”与“楚俗”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换句话说，秦帝国的失策之处在于其虽然对东方六国进行了军事征服和行政管理，但是却缺乏文化上的统一。2秦法与东方六国的文化风俗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冲突，其中尤以秦楚之间的冲突最为严重，也正因为如此，楚人在反秦战争中充当了先锋和主力军，治史大家田余庆先生在其《说张楚——关于“亡秦必楚”问题的探讨》一文中详细地论述了楚人在反秦战争中的作用，提出“非张楚不能灭秦”，陈苏镇先生的《<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一书进一步叙述了楚人反秦的激烈程度，这些种种，都是源于秦法与楚俗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3举例来看，众所周知，秦法禁止私斗，商鞅变法的成果之一就是遏制了秦人私斗之风，而楚地百姓则不尽然，《史记》之中就有项梁、项伯等人私斗的记录，这只是其中之一，由此可以想见，秦法在推广到楚地乃至东方六国之时，必然面临着许多冲突，未能合理化解冲突、形成统一的政治文化是秦帝国轰然倒下的重要原因，也是长久以来被人们忽视的一点。

说起西凉，相信最直接的联想就是五胡十六国时期的西凉政权了，还有三国时期的西凉。薛平贵和王宝钏的故事历史背景却设定在了唐朝中期。那么这相隔着200年的大唐和西凉又有着什么关系呢?唐高祖李渊，是西凉政权建立者李暠(hào)的七世孙。不过“放下西凉无人管”里的“西凉”，当然不是指这个遥远的西凉政权。 七世孙之“七”，是从李暠的儿子辈开始数的。有些资料里说李渊是李暠的六世孙，那是从李暠的孙子辈开始数。两者并不矛盾，只是数的方法不同。 薛平贵，史无其人，据说是由薛仁贵等历史人物杂糅而成。薛的传奇有许多版本，有说他加入沙陀军队的，也有说他是在跟西凉国交战的过程中被俘，因得西凉公主青睐而成为驸马，最后继承了西凉国国王之位。最扯的是说薛平贵乃李唐王室失踪多年的皇太子，他最后登基为唐朝皇帝，唐、凉合并。 沙陀族源于西突厥处月部，因世居沙陀碛(位于今新疆准葛尔盆地)而得名。唐朝时该族一度臣附吐蕃，并被吐蕃迫迁至甘州(今甘肃张掖)。后来沙陀族归降唐朝，善战的沙陀军队亦为唐朝所用。薛平贵加入的沙陀军，就是被唐朝收编之后的沙陀部队。 突厥别部有沙陀者，北方推其勇劲，希朝诱致之，自甘州举族来归，众且万人。其后以之讨贼，所至有功，迁河东节度使。(《旧唐书·》) 有意思的是，历史上的沙陀军因助唐镇压起义有功而被赐姓李，其后人李存勖在唐朝灭亡后建立过后唐政权。就像五胡十六国中汉赵政权的建立者刘渊，看名字仿佛汉朝宗室，其实是匈奴人。在中原争雄的乱世英杰，从来不介意淡化自己的民族身份而冒称正朔。 至于唐朝中叶的西凉国，应当属于杜撰。唐朝早已将凉州纳入版图，并置凉州总管府。此处战事频仍不假，但参与争斗的主要是唐和吐蕃，并没有西凉国的一席之地。 “西凉”，可以是一种泛称，指凉州。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凉州，其辖域大抵在今甘肃、宁夏全境，外加与之相接的青海、新疆及内蒙古局部。唐朝边塞诗人所写的几首著名的凉州词，使凉州给后人留下雄浑苍凉乃至寸草不生的蛮荒印象。确实，凉州在西汉初期仍是匈奴领地，后匈奴王降汉，汉武帝方置凉州。之所以以“凉”为名，是因其地处西方，“常寒凉也”。 但《汉书》亦称“古凉州之畜为天下饶”，即西汉时凉州已有发达的畜牧业。自置凉州后，西汉政府的外派官员又在边陲之地发展文教。至东汉时，凉州治所姑臧已成为繁荣的大都市。胡汉商旅络绎不绝，就是经济发达的证明。 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致丰积。(《后汉书》) 有人有马有钱，就会有能作乱的骑兵和想作乱的豪强。不出意料的是，“河西独安”的局面并没有维持太久。汉末天下纷纭，凉州终未免于乱世烽烟。 彼时凉州地界发生了一连串的民变事件，最早反抗东汉政府统治的是羌人，后来参与叛乱的不乏汉族官员。如马腾，就是凉州司马，也是后来蜀汉名将马超之父。 连绵的战事使东汉政府疲于应对，甚至屡次萌生“弃凉”之心(放弃今兰州市以西的地区)。虽然最后河西乱局暂得平息，东汉政府亦未弃凉州，但中央政府已逐渐失去对此地的控制力，这是显而易见的。 险被东汉政府抛弃的凉州，到了三国鼎立时，却又成为了曹魏与蜀汉共同瞩目的重要地区。凉州一直在曹魏统辖之下，但蜀汉以马超虚领凉州牧之衔，可见其蚕食雍凉的野心。 刺史最初只是专职的监察官员，后逐渐侵夺郡国守相的权力，成为集军事、行政、监察权于一身的地方长官。刺史一度称州牧，两者基本可通用。 曹魏在凉州推行了安定民生的诸项措施，使河西经济有所恢复。然而凉州之地因兵强马壮且民族成分复杂，历来是易动难安。一旦中央政府任命的凉州刺史无法调和当地民族矛盾，就会导致兵连祸结的后果。 西晋时，鲜卑人秃发树机能寇凉州，为此头痛不已的晋武帝司马炎差点让匈奴五部大都督刘渊去平定凉州鲜卑。好在看清刘渊野心的臣子谏止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否则本来就不算太长的晋祚可能会提前终结。 打败秃发树机能的西晋将领叫马隆，但这并没有扭转凉州地区寇盗纵横的局面。这时候有一个叫张轨的大臣站出来，自求领凉州刺史。 这是在公元301年，西晋正值八王之乱，洛阳城里司马诸王自相残杀的闹剧还远未停止。原本在西晋统辖下的少数民族纷纷趁机脱离控制，刘渊马上就要建立五胡十六国中的第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张轨能预见北方这长达一百多年的大分裂吗? 《晋书》称张轨因时局不稳，想要据有河西地区。他以占卜推知自己将成为一方霸主，非常高兴。 轨以时方多难，阴图据河西，筮之，遇《泰》之《观》，乃投策喜曰：“霸者兆也。”(《晋书》) 《晋书》为唐人编撰，到了宋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采用了“阴有保据河西之志”的说法，但删去了张轨卜筮喜得霸者兆的情节。为什么呢?首先编年体通史的语言肯定比断代史中的传记要简略，无关宏旨的情节多半会删去。其次，以后来张轨翼戴晋室的作为观之，他究竟是否有据凉称霸的图谋，也是存疑的。 轨以时方多难，阴有保据河西之志，故求为凉州。(《资治通鉴》) 凉州除了群盗诸胡，还有难以管控的著姓豪强。张轨一到任就讨平鲜卑，赢得了河西豪强的信任;外加与河西著姓达成共治凉州的默契，调和了地方与中央的矛盾，本职工作做得相当不错。 除此之外，张轨的主要功绩便在于在西晋中央政府受到匈奴刘渊的威胁时，援兵援粮。 刘渊遣王弥攻打西晋、进逼洛阳，张轨派北宫纯带兵拱卫京师。北宫纯在洛阳击败过王弥，又在河东与刘渊之子刘聪交手，亦胜。 另，各州刺史本有遣使向中央进贡之责，然而西晋末年中央政府自顾不暇，官员只有往外跑的，没有来送死的，于是“州郡之使，莫有至者”，只有凉州刺史张轨按时贡献。他听说京城饥匮，还额外派人送去“马五百匹、毯布三万匹”。 但西晋的洛阳终究被匈奴攻破了。张轨死于公元314年，西晋亡于公元316年。 按说西晋亡了也就亡了吧，张轨对待晋室可说是仁至义尽。然而麻烦的是司马睿在江左建立了东晋。北方领土基本沦陷，唯有凉州孤悬，还在晋臣张氏手中。那么张氏要如何与东晋政府沟通呢?派人送信过去都会夹被中间的国家截获，根本无法正常交流。 这就是“张氏遂霸凉州”的背景。难怪胡三省作注曰：“张氏保据凉土始此。呜呼!世乱则人思自全，然求全而不能自全者亦多矣。窦融、张轨之求出河西，此求全而得全者也。盖窦融、张轨，始终一心以奉汉、晋，此固宜永终福禄、诒及子孙者也。”《晋书》则说“归诚晋室，美矣张君”。 张轨求刺凉州可能有保全门户之心，但保家与卫国未必矛盾。张轨子孙虽建立了与五胡诸国并立的前凉政权，但张轨不失为西晋忠臣。 前凉政权为前秦所灭，等前秦不行了，凉州地区又出现了后凉、南凉、北凉、西凉。439年，北魏统一北方。五凉退出历史舞台，东晋亦被刘宋取代。 将时钟后拨两百年，隋朝大业年间，有个叫李轨的人在凉州自称河西大凉王(后称帝)。不知道他是不是因为跟张轨同名就觉得自己能够威著河西，可惜他生不逢时，遇到的对手不是气数将尽的西晋，而是刚刚崛起的李唐。于是他只能被俘，命丧长安。 如前文所提，即便是在大一统的唐朝盛世，凉州依然是多事之地。究其根本原因，恐怕是不断有少数民族南下加入中华帝国，而民族之间的融合程度不够所致。民族矛盾长期酝酿并趁中央政权腐朽时爆发，所以合久必分。一乱一治中民族融合程度加强，于是分久必合。 田余庆先生在其名著《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说： “历史的经验是，北方终归要统一南方，关键在于条件成熟与否。等到北方民族关系一旦发生根本变化，质言之，等到北方民族融合发展到相当的水平，北方又积蓄了统一南方的力量，统一战争自然会减少或消失民族征服性质而得以完成，正朔也自然会随之改变……中国古代这一类型的南北战争的两重性的分析，并不一定妨碍我们对每次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的区分，如果必须对古代战争作这种区分的话。因为两重性不是均匀地存在于每次战争之中，也不是均匀地存在于一次战争的整个过程之中。不过，如果承认对这种类型战争的两重性的分析是可取的，就不应把每次战争的性质看得纯粹又纯粹。须知，这一类型的战争毕竟是中国境内各民族之间的战争，而各民族通过各自的途径，都在创造着这个国家的历史。与外敌入侵相比，这种类型的战争，归根到底还只能说是中国历史上的内战。自然，这种内战往往给各族人民造成极大的灾难。我们知道，阶级社会中历史的进步，本来就是以人民的痛苦为代价来取得的。” 凉州，古来用兵之地，中国古代民族问题的缩影。而民族融合的终极境界，大概就是姓刘的不知自己祖上是汉天子还是曾在凉州的匈奴单于，姓李的不知自己祖上是唐天子还是曾在凉州的沙陀酋长。笔者姓卢，不敢妄称河北高姓范阳卢氏后人，或许祖上是与凉州有些瓜葛的鲜卑人也未可知。 慕容苌因归顺北魏被赐姓豆卢氏，豆卢氏后改卢氏。河西鲜卑主要是秃发氏。秃发树机能寇凉州，秃发乌孤建南凉。 北魏孝文帝让咱改姓卢的~

呵呵，这都是那个时候的成就，下面概说部分会让你更好的认识魏晋南北朝刘徽提出计算圆周率的正确方法 刘徽，魏晋时期著名数学家。曹魏末年，他撰成《九章算术注》9卷，提出了计算圆周率的正确方法——割圆术。《九章算术》说“周三径一”，即圆周率的近似值为3。刘徽认为这太不精确，指出“周三径一”不是圆周率，而是圆内接正六边形的周长与直径的比值。刘徽发现圆内接多边形的边数无限增加时，多边形周长就无限逼近圆的周长，从而创立割圆术，他说：“割之弥细，所失弥少，割之又割，以至于不可割，则与圆合体而无所失矣。”刘徽从圆内接正六边形算起，相继算出正十二边形、正二十四边形，直至正九十六边形的边长，求出正一百九十二边形的面积，得出圆周率为3．14的结论。后来，他又计算出圆内接正三千零七十二边形的面积，得到了更精确的圆周率，即圆周率为3．1416。刘徽运用了初步的极限概念，并提出了割圆术，这在当时世界上是最先进的。 祖冲之 祖冲之（429—500），我国古代杰出的数学家。字文远。河北涿鹿（今河北涞水县北）人。西晋末年，祖家从北方南迁。他曾任刘宋南徐州（今江苏镇江）刺史从事，娄县（今江苏昆山）县令；萧齐长水校尉，掌管禁卫军守卫京城。曾写过《安边论》，建议齐明帝“开屯田，广农殖”。但他的主要成就是在自然科学方面，尤其是对圆周率数值的精确计算。祖冲之是世界上著名的大科学家。他的彩色大理石雕像镶嵌在苏联莫斯科大学“世界大科学家陈列”的走廊上。 祖冲之最突出的贡献 祖冲之是大科学家，在数学、天文历法、机械制造方面都有巨大贡献。他33岁时提出的“大明历”，是当时最先进的历法，纠正了当时通行的“元嘉历” 的误差。他重造了指南车，发明了千里船和水碓磨，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他最突出的贡献是，在世界上第一次把圆周率的数值，精确地推算到小数点以后的第七位数字，即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据《隋书·律历志》记载：“古之九数，圆周率三，圆径率一，其术疏舛。自刘歆、张衡、刘徽、王蕃、皮延宗之徒，各设新率，未臻折衷。宋末，南徐州从事史祖冲之，更开密法，以圆径一亿为一丈， 圆周盈数（过剩近似值）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七忽，朒数（朒，nǜ。朒数，不足近似值）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六忽，正数在盈、朒二限之间。密率，圆径一百一十三，圆周三百五十五。约率，圆径七，周二十二。又设开差幂，开差立，兼以正圆参之。指要精密，算氏之最者也。所著之书，名为《缀术》，学官莫能究其深奥，是故废而不理。” 圆周率 圆周率，是圆的周长同直径的比率，通常用希腊字母“π”来表示。圆周率应用广泛，在天文、历法、机械等各学术领域，只要涉及到圆的问题，都要运用到圆周率。圆周率是永远除不尽的无穷小数。求圆周率精确的程度，标志着古代数学水平和科学水平所能达到的程度。 祖冲之计算圆周率精确数值比外国要早一千年左右 我国东汉时期的科学家张衡，三国时期的数学家刘徽等，计算圆周率都取得了巨大成就。祖冲之继承前人的成果，把圆周率推算到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是世界上第一个把圆周率的数值，准确推算到小数点以后七位数字的杰出数学家。直到15世纪阿拉伯数学家阿尔·卡西才超过他的成果。但是，阿尔·卡西比祖冲之晚了近一千年。欧洲直到16世纪才由德国人奥托和荷兰人安托尼兹重新算出这一数值，他们比祖冲之晚了一千一百多年。 祖冲之收集和阅读了古代大量的天文、数学文献 在祖冲之以前，我国古代天文和数学方面的文献主要有：战国时期楚人甘德著《天文星占》八卷，魏人石申著《天文》八卷，后人把这两部著作合为一部，叫《甘石星经》，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夏小正》是战国时编成的一部历法书，基本上保存了夏历，即以冬至后二月为正月，比较符合一年四季的变化，是当时世界上最进步的历法。《周髀算经》编写于公元前1世纪前，《九章算术》西汉成书。《史记》中的天官书，记载了许多天文学现象。此外，秦朝有《颛顼历》，汉武帝时有《太初历》《三统历》，刘洪撰《乾象历》，张衡著《灵宪》。这些天文历法数学方面的文献，对祖冲之很有帮助。 圆周率数值的推算 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摸索出圆周与直径的比例，大体为三比一。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对圆周率数值的推算也日益准确。从西汉刘歆到齐梁祖冲之，不少人为推算圆周率数值做出过贡献。刘歆（？—23），字子骏，后改名秀，字颖叔。任中垒校尉，整理文艺群书，对经籍目录学做出了贡献。王莽建新政权，歆任国师，后因参与谋杀王莽事件，事败自杀。通晓天文律历，著有三统历谱。刘徽，魏晋时数学家。魏景元四年前后，注九章算术十卷，撰九章重差图一卷，创造测望推算的方法。他的主要发明是用割圆木求圆周率，计算圆内接正3072边形的面积，求得圆周率为3．1416。何承天（370—447），南朝宋天文学家，东海郯人。元嘉时为著作佐郎，撰修宋书，未成而死。他博通经史，精天文律历，曾上表指出沿用的景初乾象历法疏漏不当，奏请改历，称元嘉历，对后世历法影响很大。贾思勰 贾思勰，我国古代杰出的农学家。山东益都人。在北魏末年当过高阳（今山东淄博市西北）太守。他研究前人有关农业的著作，搜集民谣农谚，访问有经验的老农，在实际生产斗争中作了细心的观察和比较，写出了《齐民要术》一书。该书是当时中国农业科学的总结，据此书我们得以知道当时农业科学的发达。该书所载，有现在还有用的，有可作为借鉴的。所以，这部书是我国宝贵的科学文化遗产。 《齐民要术》 《齐民要术》是我国现存最古、最完整的一部农书。全书92篇，分为10卷，约11万字，包括农艺、园艺（蔬菜和果树的栽培）、林木、畜牧（家禽、家畜的饲养）、养鱼和农产品制造（如酿造、食品加工）及其他农业、手工业等；其中，农艺和园艺占了重要篇幅。从西周以来，我国在农业和手工业方面已经获得的知识和技术，在该书中都做了总结性的叙述。在农作物的栽培和种植方面，《齐民要术》强调“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书中记载了主要农作物粟、黍、稷的播种日期，介绍了怎样选种、浸种和给水稻催芽技术，以及轮作和套种的经验。该书在强调因地、因时制宜的同时，对土壤的改良和耕作技术（耕、锄等）也十分重视，提出要经常保持土壤中所含有的适量水分，增强土壤肥力，要利用农作物吸收养料的不同，进行作物的轮作、间作、混作和套作。应当指出，该书中提出了绿肥轮作的方法。当时欧洲还广泛实行轮换休耕的耕作方法，直到19世纪30年代以后，欧洲人在农业上才实行绿肥轮作制。在蔬菜栽培方面，认为应高度利用土地，生产上要粪大水勤。在果树种植方面，详细介绍了嫁接法。在家畜饲养方面，注意喂料和喂水。该书中还详细介绍了二十多种造酒的方法。该书引用有关著作156种，在我国农学史和世界农学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 郦道元 郦道元（？—527），北魏范阳涿县（今河北涿州市）人。为御史中尉，后任关右大使。雍州刺史萧宝寅反，被执遇害。性好学，注意地理学。搜集大量地理、历史材料，引用地方流传的神话和传说，写成了《水经注》一书。 《水经》 《水经》，我国古代地理名著，汉朝桑钦著。书中记述我国137条河流水道，系统地以水道为纲，记述其源流和流经地方，确立了因水证地的方法。 《水经注》 《水经注》，我国古代地理学名著，40卷。郦道元为《水经》作注而成。该书中水道增加到1250条，注文20倍于原书，引用书目多达四百多种，大大丰富了《水经》的内容。《水经注》系统描述了黄河、长江、淮河等主要水系的源流脉络、古今变迁及水利开发。并以水道为纲，记载沿河所经地区山陵、原隰、水文、气候、土壤、植被等自然现象，以及城邑、关津的建置沿革、兴衰过程，还有有关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神话传说等等，几乎包括所有历史地理的内容。在辗转抄录流传中，《水经注》的经文与注文出现许多混淆与舛误。清朝乾嘉学者对《水经注》进行了大量的校勘工作，如全祖望著《全校水经注》，赵一清著《水经注释》，戴震校《水经注》。近代杨守敬、熊会贞又著《水经注疏》，注明郦注征引故实，详述郦注所叙水道的迁流，订正全、赵、戴诸家校释，是一部有关《水经注》的很好的参考书。 《水经注》对三峡两岸猿声的描写 译成白话为：空旷的山谷里传来猿叫的声音，那样哀婉，久久不绝。打鱼的人唱歌道：巴东三峡巫峡最长，猿叫三声就使人泪沾衣裳。 图画说明 古代骨算筹 这是1971年陕西千阳县出土的西汉骨质算筹，是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算筹。算筹是我国最早的计算工具，早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了。当时除了骨质算筹外，还有木质、铁质、铜质等各种材料。人们计算时用算筹摆成横式、纵式两种。横式表示十位、千位、十万位……纵式表示个位、百位、万位……依次类推，纵横相间，便能表示各种数字。如果遇到“零”则不摆算筹，让这位数字空着，图中右侧的算筹表示的数字是1976。算筹在我国古代使用了近二千年，逐步被珠算所代替（一）概说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有名的乱世。为总结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自唐代以降许多史家和学者倾注精力对这一时期所遗留下来的资料进行整理和研究。其中成就较大的著述当首推《资治通鉴》。在这部编年体史书中,魏晋南北朝400年间的历史大事不仅被梳理得井井有条,而且司马光还通过“臣光曰”的形式表述了对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看法。《资治通鉴》之外,考察或涉及这段历史的著作还有宋人沈括《梦溪笔谈》、洪迈《容斋随笔》、程大昌《演繁露》、陆游《老学庵笔记》、王应麟《困学纪闻》、叶适《习学记言》,明人李贽《藏书》、《续藏书》等。明末清初学者王夫之的《读通鉴论》系统地分析、批判了这一历史时期统治者的成败得失。清代乾嘉学派是传统史学研究的高峰。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赵翼《廿二史札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等著作有许多条目涉及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在20世纪之前,历代学者对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不少成绩,但总体看来皆囿于循环史观,基本的路数不过是著史、考史和评史而已。中国的新史学在19—20世纪之交开始萌动。一批学者受到西方传来的各种进化史观、发展史观的影响,注意摆脱旧史学研究的羁绊而逐渐步入一个新的天地。整个20世纪,中国史学家不再甘心于整理国故,而是力图通过分析史料去寻找隐藏在历史表象背后的动因、联系和带有某种规律性的认识。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也因之翻开崭新的一页。20世纪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可以1949年为限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可分为1901—1929年和1930—1949年两个阶段。后一个时期可分为1949—1966年、1966—1978年和1978—2000年三个阶段。20世纪初的30年,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具有由旧史学向新史学过渡的色彩。粗略统计,1901—19年发表的魏晋南北朝史论文不足90篇,著作仅为10余种,而且大部分论著的思想和方法都相当陈旧,基本脱传统史学的窠臼。当然,这一时期也有一些篇目是运用新史观进行开拓性研究的力作。梁启超在1902年曾文,论述中国自战国至清专制政治不断强化,“中间惟六朝时代,颇有贵族阶级”,“实吾中国数千年来社会一现象也”。然而经过分析,他认为总体上看“六朝时代,可谓之有贵族,而不可谓之有贵族政治。其于专制政之进化,毫无损也”①。这一观点至今仍颇具启发意义。此外,汤用彤《竺道生与涅学》(《国学季刊》1925第12期)、容肇祖《述何晏王弼的思想》(《中山大学语言历史所周刊》1927年第12期)、鲁迅《魏晋风度及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北新半月刊》1927年第11期)、梁佩贞《南北朝时期中国的政治中心》(《史学年报1929年第7期》、刘藜《晋惠帝时代之汉族之大流徙》(《成大史学杂志》1929年第7期)、桑镐《汉魏之际尚与时代背景》(《中央大学半月刊》1929年第11期)等文,分别从宗教文化、政治、人口流动以及士风变迁角度对魏晋南北朝社会进行了考察,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20世纪30—40年代,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进入一个全面繁荣的阶段。20年间所发表的论文约为600篇,著作80余种,涉及的课题十分广泛:既有政治史、军事史,又有经济史、财政史、人口史、民族史以及宗教史、学术文化史和大族研究等等。若干种断代史、专题史的著作陆续问世,极大地提升了这一时期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整体水平。以出版先后为序,代表性的著作有杨筠如《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商务出版社,1930年)、容肇祖《魏晋的自然主义》(商务出版社,1935年)、范寿康《魏晋之清谈》(商务出版社,1934年)、陈啸江《三国经济史》(中山大学,1936年)、陶希圣、武仙卿《南北朝经济史》(商务出版社,1936年)、王伊同《五朝门第》(金陵大学,1943年)、贺昌群《魏晋思想初论》(商务出版社,1946年)等。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是一部110万字的宏篇巨著。该书分前后两个部分。前一部分突出各时期的重要政治斗争,叙述两晋南北朝政治的发展演变,属政治史。后一部分分别论列这一时期的民族分布及构成、社会组织、社会等级、农工商业、衣食住行、社会风俗、政治制度、学术宗教,属专题史。吕书不但以史料丰富称著,而且不乏精辟见解(开明书店,1948年)。作为史学大师,陈寅恪对推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他极为重视文化和民族的因素,往往从习见的史料出发,以小见大,提出并解决了前人认识所不能及的问题。《天师道与滨海地区之关系》(《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3年第4本)、《桃花源记旁证》(《清华学报》1936年第1本)和《府兵制前期史料试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7年第11本),都是具有发凡起例之功的代表作。他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虽然是讲唐代各种制度的,但是都将渊源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商务出版社,1945年)。不过,陈寅恪“不重视社会经济的作用,较少探索这方面的问题”(田余庆:《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后顾与前瞻》,《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1993年,第392页)。从1933年起,陶希圣主编的《食货》杂志刊登了大量有关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方面的研究成果,恰与陈寅恪的研究工作互为补充。代表性的论文有武仙卿《魏晋时期社会经济的转变》(1934年第12期)、《南北朝色役考》(1936年第3、4期)、《魏晋南北朝田租与户调对立的税法》(1937年第2期),何兹全《三国时的农村经济的破坏与复兴》(1935年第2期)、《三国时期国家的三种领民》(1935年第5期)、《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1936年第1期),鞠清远《曹魏的屯田》(1936年第1期)、《三国时代的客》(1936年第1期),陈啸江《三国时代的人口移动》(1935年第1期)等。此外,受陶希圣经济史观的影响,全汉升在《中古自然经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7年第10本)的长文中,系统地论述了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的总体面貌。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界涌现了一大批成就卓越的学者,如周一良、谷霁光、萨孟武、严耕望、李源澄、王伊同、姚薇元等。他们活跃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各个领域,代表性的作品有周一良《南朝境内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8年第7本)、《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7年第10本)、《乞活考》(《清华学报》1949年第12期),谷霁光《六朝门阀》(《武大文哲季刊》1936年第6期)、《西魏北周和隋唐的府兵》(《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1937年第7期),严耕望《元魏北镇制度考略》(《现代学报》1947年第8期)、《魏晋南朝地方政府属佐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7年第10本),萨孟武《南北朝的政治和社会》(《政治季刊》1940年第10期)、《两晋的中央官制》(《新认识》1943年第4期),李源澄《两晋南朝之军户及补兵》(《史学集刊》1941年第3期)、《元魏之统制诸夏与诸夷》(《责善半月刊》1941年第11期)、《汉末魏晋思想之转变》(《真理杂志》1944年第6期),王伊同《五胡通考》(《中国文化研究汇刊》1943年第9期),姚薇元《北魏帝室氏族考》(《说文月刊》1944年第6期)等。20世纪后半叶是中国大陆的史学工作者自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不断探索史学研究新理论和新方法的50年,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自然也不例外。本领域的学者,在继承我国原有优秀学术传统和借鉴西方现代史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不断提出新的课题和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在社会经济史、政治史、民族史、思想史和社会文化史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多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于汉魏以降的经济变动、社会性质、政治特点、民族关系和文化构成等多个方面都有更为深刻和全面的认识。1949—1966年是中国大陆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取得很大进展的阶段。这一阶段,几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编撰的通史相继出版。诸家通史都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状况进行了综合研究,并对这一时期的社会性质提出不同认识。与此同时,那些在三四十年代已经成就卓著的学者,也纷纷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指导修订或者重新撰写著作和论文,为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开辟了新风。其中,断代史的著作有何兹全《魏晋南北朝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王仲荦《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等。经济史著作有唐长孺《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贺昌群《汉唐间封建的国有土地制与均田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韩国磐《北朝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和《南朝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李剑农《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9年)、李亚农《拓跋族的前封建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等。民族史的著作有马长寿《北狄与匈奴》(三联书店,1962年)、《乌桓与鲜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科学出版社,1958年)等。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3册(人民出版社,1957年)和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1955年)则分属于研究魏晋南北朝思想史和佛教史的著作。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三联书店,1959年)和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中华书局,1963年),是两作者多年研究成果的结晶。唐书侧重于社会经济,兼论民族、政治和思想文化等问题;周书则重点在政治制度方面,旁及民族、宗教文化等专题。粗略统计,17年间共发表魏晋南北朝史论文约1400多篇。大多数作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魏晋南北朝史的重大问题进行了重新梳理,在门阀制度、土地制度、阶级结构、农民战争、民族矛盾和冲突以及历史人物评价等方面,取得突破性研究成果。但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也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1957年以后学术研究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极左的和“以论代史”的空头文章越来越多,直到“文革”中演变成以“影射史学”为特征的帮派文章。另外,研究工作还有一哄而上的毛病。1400多篇论文中约有1100多篇是论述人物的,而仅评价三国时期人物的文章就有560篇,其中关于评价曹操的文章约为350篇,占了一半以上;评价诸葛亮的文章有85篇,又居四分之一。各类课题的选择也不均衡,除评述人物的文章占据了绝大部分之外,论述政治斗争、农民起义的文章有100余篇,研究社会结构、经济问题的文章不过80篇,关于军事方面的文章是40篇左右,且多为讨论官渡之战和淝水之战内容的,而涉及民族关系的文章只有15篇。从1966年开始的“文革”,粗暴地打断了史学研究工作的正常进行。这一阶段的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在浩劫中同样遭受重创,基本陷于停顿状态。1978年以后,实事求是的学风重新确立,中国大陆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全面繁荣阶段。这一阶段,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特点是:各种规模的学会和研究机构陆续成立;一些重大课题在原有的学术积累基础上不断地向纵深发展;新的研究领域得到开拓;高质量的研究成果相继出版;尤为可喜的是,一大批中青年学者构成了研究队伍的主力军,个别佼佼者已经成为学科带头人。1984年,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在四川成立,到20世纪末已召开过6届年会。相继成立的还有六朝史学会、北朝史学会以及诸葛亮研究会等。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郑州大学等单位还设立了专门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所)。白寿彝总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开创了新综合体的通史撰述方式。该书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通过序说、综述、典志和传记四个部分,比较全面地反映了80年代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水平。这一阶段出版的断代史和综合研究专著,代表作有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韩国磐《魏晋南北朝史纲》(人民出版社,1983年)、万绳楠《魏晋南北朝史论稿》(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以及简修炜《六朝史稿》(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等。重要的论文集有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何兹全《读史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郑欣《魏晋南北朝史探索》(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1993年)、谷霁光《谷霁光史学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朱大渭《六朝史论》(中华书局,1998年)、黎虎《魏晋南北朝史论》(学苑出版社,1999年)等。经济史方面的著作有韩国磐《北朝隋唐的均田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朱绍侯《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何兹全主编《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余鹏飞《三国经济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高敏《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等;研究政治史、制度史的专著主要有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严耀中《北魏前期政治制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陈仲安等《汉唐职官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93年)、汪征鲁《魏晋南北朝选官体制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黄惠贤《中国政治制度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高敏《魏晋南北朝兵制研究》(大象出版社,1998年)等。民族史方面的著作,主要有马长寿《氐与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和《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中华书局,1985年)、周伟洲《汉赵国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年)、蒋福亚《前秦史》(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3年)、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陈连庆《秦汉魏晋南北朝少数民族姓氏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白翠琴《魏晋南北朝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等。思想文化方面主要有王葆《正始玄学》(齐鲁书社,1987年)、孔繁《魏晋玄谈》(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王晓毅《中国文化的清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万绳楠《魏晋南北朝文化史》(黄山书社,1992年)、陈戍国《魏晋南北朝礼制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章权才《魏晋南北朝隋唐经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刘振东《中国儒学史·魏晋南北朝卷》(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葛兆光《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汤一介《郭象与魏晋玄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曹文柱主编《中国文化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年)等。研究宗教史的著作有方立天《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中华书局,1982年)、郭朋《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齐鲁书社,1986年)、汤一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胡孚琛《魏晋神仙道教》(人民出版社,1989年)、许抗生《三国两晋玄佛道简论》(齐鲁书社,1991年)。社会史方面的著作,主要有齐涛《魏晋隋唐乡村社会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曹文柱主编《中国社会通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2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朱大渭等《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刘长东《晋唐弥陀净土信仰研究》(巴蜀书社,2000年)等。此外,散布于全国许多学报、学刊上的论文也是1978年以来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据不完全统计,从1978年到80年代末期每年发表的论文都在150篇以上,以后每年递增,仅2000年一年所发表的论文就约为280篇。以上这些著作和论文,大致代表了1978年以来中国大陆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总体水平。20世纪后半叶,港台地区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仅以《魏晋南北朝史》为名的断代史就有数部出版,作者分别是劳干(台北中华文化出版委员会,1955年)、林瑞翰(台北至大公司,1977年)、黎杰(台北九思出版社,1978年)、邹纪方(台北长桥出版社,1979年)等。此外,金发根《永嘉乱后北方的豪族》(台北学术著作奖助会,1964年)、毛汉光《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台北学术著作奖助会,1966年)、逯耀东《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