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道派和统制派的区别是什么？

北一辉北一辉（1883—1937），日本新泻县人，日本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政治哲学家、国家主义和超国家主义的提倡者、日本法西斯主义理论创立者。早年参加中国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后在上海炮制出《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提出了一套日本法西斯化的设想。1919与大川周明成立法西斯团体犹存社。1936年与西田税策划二二六事件，失败后在1937年被日本政府处决。中文名：北一辉国籍：日本民族：和族出生地：日本新泻县出生日期：1883年4月3日逝世日期：1937年8月19日职业：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政治哲学家信仰：法西斯主义代表作品：《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国体论与纯正社会主义》《支那革命外史》人物生平生平经历北一辉（1883年4月3日—1937年8月19日），1883年（清光绪九年，明治十六年）出生于日本新泻县佐渡郡。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明治三十九年）二十三岁时自费出版了《国体论与纯正社会主义》，从社会主义的立场批评以天皇主权说为中心的“国体论”，因而在反政府的社会主义运动阵营里_露头角。同年加入革命评论社以及中国同盟会，展开他投身中国革命十三年的生涯。在这段时间，1911年（清宣统三年，明治四十四年）应宋教仁之邀，参与辛亥革命，活动于上海、武昌和南京等地，此后北一辉长居上海。1913年（民国二年，大正二年）因宋教仁被刺，北一辉自组调查团，意图调查宋教仁被刺之真相，遭日本驻上海领事勒令返国三年。1916年（民国八年，大正八年）因中国民众反日情绪高涨，自思再无为中国革命效力之处。为此，北一辉开始将注意力转回日本。为求中日两国和平相处，他主张推翻现行日本政治体制，彻底放弃以侵略中国为国是的传统对华政策。同年北一辉在上海撰写《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主张以武力革命方式再造日本。同年底回国加入右翼社会主义运动。1921年（大正十年）出版《支那革命外史》，介绍中国革命，主张中日军事同盟。1927年（昭和二年）北一辉弟子西田税在东京创设天剑党，以北一辉的学说为建设蓝图，广罗全国中下级军官，图谋革命。1936年（昭和十一年）因“二．二六”政变而遭政府逮捕。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昭和十二年）被日本政府以教唆“二．二六”政变的思想主导犯正式起诉，而遭枪决。他的理论后来成为了日本法西斯主义思想的理论根据。北一辉关于日本革命的理论，深受中国革命的启发。事因他在出版《国体论与纯正社会主义》时，指出明治政府往往通过对天皇神话的论述，以加强自己统治的权威。因此，这本书出版以后，就被日本政府所查禁，并对北一辉本人实行全面封杀。此时，北一辉选择加入革命评论社，以维持生计。由于该社和中国同盟会有密切的关系，他自然也开始投入中国的革命事业。革命评论社结束以后，北一辉加入日本军部的外围组织黑龙会。后来，北一辉与宋教仁等人远赴中国支持革命。在辛亥革命发生后，日本军部和以山县有朋为首的元老会就向政府提议派兵进占中国，以维护中国的君主统治。当时宋教仁就曾通过北一辉的关系，与当时黑龙会的领导人物内田良平保持紧密的联络，希望日本能寄希望于革命党人，力阻日本以军事力量介入中国革命。之后，日本政府对出兵中国抱持观望态度。这样一来，无形中促成了袁世凯的兴起。中华民国也在1912年1月1日正式成立。为何北一辉会从日本革命转向于中国革命呢？在北一辉看来，在日本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然会碰上重重阻力；倒不如先把心力放在中国的革命上，待中国革命成功以后，推动全亚洲的革命情势，再回日本推展革命。因此，在《革命评论》时期，他全力投入中国的革命事业。后来，因为孙中山收受日本政府的钱离日一事，北一辉不惜站在章太炎、宋教仁等人的立场，对于孙中山的作为大加批判。在北一辉看来，孙中山是一个完全西化的中国人，无论行事思考都是西方模式。孙中山并没有站在中国人的立场去进行革命事业，而是要把西方民主理念通过革命的手段在中国实行。所以，为了达成目的，往往不惜任何手段也要向外国找寻支持。所以，他把中国革命的希望放在黄兴、宋教仁等人身上。他认为能在中国革命成功之后，能稳定中国局面的人，并非孙中山，而是黄兴和宋教仁。北一辉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那些留日的中国学生，他们把日本明治维新的精神散播到中国。因此，辛亥革命是以日本明治维新为典范而形成的革命运动。他们作为革命团体的骨干，行事风格都受到日本的深厚影响，对中国革命团体的形成有莫大的功劳。所以他强调日本因素对于中国革命成功的重要性，并认为日本是“中国革命的助产士。”因此，可以了解为何北一辉劝告日本政府要寄希望于革命党。北一辉和很多中国国民党元老都有很深的交情。例如当宋教仁遇刺身亡后，北一辉就打算参与追查宋教仁遇刺案真相，而有意潜返中国。谭人凤的儿子则被北一辉收为养子，改名为北大辉。此外，张群等人与北一辉也有深厚的情谊。北一辉死后，张群就曾为其墓碑题字；北一辉的遗孀在战后，更曾要求张群协助把丈夫和北大辉的骨灰运回中国，并助其入籍中国。北一辉是日本最著名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家，他崇尚暴力，鼓吹战争万能，宣扬国土狭小的国家对外扩张是合理的，极力为日本的侵略政策制造理论根据。他还宣称，日本应当打败英美俄中等国，缔建一个庞大的世界帝国。北一辉的法西斯思想理论是日本对外扩张，特别是扩大对中国的侵略的直接理论依据。家庭背景1883年4月3日，北一辉出生在靠近日本田一侧的新泻县凑町。凑町是一个沿海的贫穷的小镇，大多数居民从事渔业和农业。其父经营酿酒业，还做过镇长。社会主义1901年，自称社会主义者，向当地的报纸《佐渡每日新闻》投稿发表评论文章。1904年．他离开家乡前住东京在早稻田大学做旁听生，同时与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土界）利彦等人来往。1906年，写成第一本著作《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一书。加入宫崎滔天领导的革命评论社。中国革命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北一辉受派遣前往中国。1913年，因不择手段筹集经费，被日本领事馆以敲诈钱财的罪名而勒令回国。写《支那革命外史》，送交政界要人及新闻机构。开始信奉法华经。法华经预言．释迎死后2000一2500年，世界进入末法时代，将发生大地震裂：人类面临大灭绝。届时会出现四位指导者，拯救人类，建设新世界。把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看做大地震裂，祈盼出现转机，能够拯救日本和世界。1916年，驱逐令满期，再次来到中国。1919年中国五四运动的爆发，使北一辉的政治活动再次发生转变。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矛头完全指向了日本，而且以前北一辉引以为同志的许多人也站在反日运动的前列。他把这一运动看作是排日运动，便决心离开中国，“告别十余年间参与的中国革命的生活”，返回日本。在中国开始写作《日本改造案原理大纲》（后改称《日本改造法案大纲》），这是北一辉的第三部、也是最后一部重要的著作，集中反映了北一辉“改造国家”的设想。事业高潮1919年8月1日，日本第一个法西斯组织犹存社成立，派大川周明专程到上海寻找北一辉。两人长谈两天一夜，大川携《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已完成了前七章回日，次年，北一辉回日，参与犹存社。大纲在日本学生和青年军官中产生影响。1921年9月28日，受北一辉思想影响的朝日平吾刺杀了日本四大财阀之一的安田财阀首脑善次郎。朝日平吾生活贫困，先后进入早稻田大学和日本大学学习，都因交不起学费而未能完成学业。后从事贫民救济等社会运动，几次企图组织社团以改变社会，都因缺乏资金而失败。他遍访资本家募集资金，全抱冷淡态度，他因此决定“诛杀一、二彼等奸富的代表人物，使其反省悔悟”。他自杀后留下的文章中表示，无政府主义或者共产主义与自己是不相容的，能够取得共鸣的是国家社会主义。他崇拜天皇，强调君侧的财阀、政党和政府隔离了天皇和臣民。他号召进行大正威信实行土地国有，救济自耕农等，内容与北一辉思想如出一辙。日本舆论普遍同情刺杀者朝日平吾。1921年11月24日，日本原敬首相被暗杀。凶手中冈良一，是犹存社机关杂志《雄叫》的热心读者，受朝日平吾的鼓舞而行刺。1922年初，苏俄代表越飞访问日本。北一辉写《训斥越飞的公开信》，攻击苏俄，讽刺邀请越飞的东京市长后藤新平。后藤与大川周明关系密切。此事导致北与大川分裂。1926年北一辉写了《维新革命论》一文，从明治维新的历史中总结出“维新革命不取决于戊辰战争而是由天下大势之颇频暗杀决定的”，认为“古今一切革命依靠军队运动是历史的通则”“革命是青年的事业”“是极少数者与极少数者的斗争”。这样，北一辉就补充了在《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中没有涉及到的“维新”政变由谁来完成的问题，把注意力放在青年军官身上。从此，民间法西斯运动和青年军官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信奉北一辉学说的青年军官慢慢形成巨大的力量。1936年2月26日，爆发了二二六事件。此事是受北影响的年青军官所为，并得到北的精神支持。安藤辉三、村中孝次和栗原安秀等军官，与1400左右的士兵在东京起事，高喊着“昭和维新”“尊皇讨奸”等口号，袭击政府首脑们的官邸或家里，杀了内阁大臣斋藤实，占领陆军省、参谋本部、国会和总理大臣官邸、警视厅及附近地区，并要求陆军首脑果断实行国家改造，任命荒木贞夫为关东军司令官。2月29日，陆军首脑正式下达镇压命令。1937年8月19日，北一辉以及年青军官西田税（此人受北影响而在青年军官中活动，也是北与年青军官的联系人）被处决。人物著作《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内容主要有：第一，关于社会主义的必然性。他以进化论为依据，推定人类社会的发展经过三个阶段，由古代的公民国家、中世纪的家长国家进化到近代的公民国家，第三阶段的国家是民主国，北把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看作同属于近代公民国家这一历史发展阶段．只不过前者的社会组织原理是偏执的个人主义，人们在法律上平等但在经济上不平等．而他声称自己的“纯正”社会主义是中世纪极端的集团主义和近代极端的个人主义二者的新的综合。第二，关于社会主义的内容。北主要从经济方面加以理解，提出实行土地及生产机构的公有以及它们的公共经营．劳动者基于自己的天性选择职业，建立起在自由独立基础上的有秩序的生产方式，采取一种征兵式的劳动组织方式。除普选以外，北对政治方面的问题几乎没有提到。第三，按照他的社会发展理论，北完全肯定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国家体制，认为它是国家全体即广义的国民拥有主权的公民国家，对于这类国家来说，全体国民和整个国家的利益是第一位的，国家体制是好的，国民在法律上是平等的。第四．对于现实中的日本．北认为明治维新的元老背弃了革命的初衷，使大资本家、大地主等上层阶级控制了国家政权．占人口大多数的人民陷入工资奴隶和农奴的状态，社会发生分裂，日本成了阶级国家。因此，北主张打倒大资本家和大地主，进行第二次维新革命，恢复社会的本来面貌，实现社会主义。北把它汰少为“复古的茧命主义”。第五．北提出的最终理想是根据能力进行生产、根据需要进行消费的宇宙一体的所谓共产社会，但是他又提出由于各国之间有很大差别，存在着竞争，因此在一国实现了公民国家后，这个国家可以对其他国家行使权威，通过世界革命，建立世界联邦．此书刚出版就被禁止发行。《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全书分为八个部分。第一部分题为国民的天皇，提出作为改造日本的第一步，发动天皇大权，在全国实行戒严令，三年停止宪法，解散国会。北一辉认为没有必要采用西洋的民主，因为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已经是以天皇为中心的近代民主国，所以天皇是“国民的大皇”，“明确天皇是国民的总代表，是国家史柱的原理主义”，在发动政变后，罢免枢密院及其他官吏，废除华族制度、贵族院，在戒严期间排除原来的军阀、吏阀、财阀、党阀之人，队从全体国民中选拔人才组成改造内阁，通过普选召开改造国会．在第三届改造议会上出天皇提出兜法修正案，颁朽新宪法。第二、三、四部分是关于所有制问题。在实行政变的基础上，国家对社会进行全面改造．经济方面限制私有的数量，其标准为私有土地不得超过3万元，私有企事业不得超过1000万元，私有财产不得超过300万元，超过部分无偿交给国家。北一辉认为人类同时拥有公共的和私利的欲望，人的创造件活动动机完全来自于私欲，因此不能否定私有，而应该加以保护扶植，“不管如何发达，公共的生产也不能覆盖国民生活的全部，在最近的将来依然是小资本基础上的私人经济占大部分“，采取的各种经济措施应一点也不使“除所谓上流阶级外的中产以下国民受到丝毫动摇”。另一方面．国家的统一只是政治上的统一．经济上是战国时代，是封建制，破坏了国家经济上的统一，必须废除。而且大资本家大地主的财富是由社会的进步和共同的生产创造出来的，因为制度不好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必须加以限制，由国家建立银行省、航海省、矿业省、农业省、工业省和商业省等部门经营国有企业。第五、六部分是劳动者的权利和国民的生活权利，提出国家设立劳动省保护一切劳动者的权利，仲裁劳动纠纷。在私人企业中，劳动者参与经营和分配，纯利的一半分配给劳动者，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废除童工。但是，国家绝对禁止罢工．因为罢工是向经济民主过渡时期的现象，不是劳动者的特权，经过国家改造后当然应该禁止。政治方面实行男子普选制，废除治安警察法等镇压法令，恢复国民的自由。社会方面由国家保护和赡养孤儿、老人和残疾人，国民有受教育的权利，15岁以下的学龄儿童免费提供教科书和午餐，国家保护国民的人权，保护私有财产。第七部分是朝鲜以及将来的新领土的方针。因为朝鲜不是属国、不是殖民地，应采用与日本本土同样的法令和原则，逐渐给予当地人参政权和各项权利．把国内改造扩展到朝鲜。以后日本取得的新领土也按照这些原则办理。第八部分是国家的权利。国家除了防卫以外，有为被不义之强力压迫的其他国家和民族开战的权利，当前为了印度独立和保全中国而开战是国家的权利。国家还有因为国家自身发达的结果，对其他独占不法的大领土，无视人类共存之天道者开战的权利，当前为了取得澳大利亚和远东西伯利亚，向其领有者开战是国家的权利。北一辉声称，日本是国际上的无产阶级，俄国是世界上的大地主，英国是世界上的大富豪，向它们开战是正义的。通过战争，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帝国．进而废除国界，实现世界和平。历史评价前期参加过中国革命，五四运动的排日倾向之后，他在上海写出《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决心从下层社会起对日本进行改造，得到广泛支持。最终形成二二六事件。兵变失败后被日本政府所杀。但他的思想却流布于世，成为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源流。时至今日，许多日本的作家，如三岛由纪夫、导演，如吉田喜重都对北一辉的思想仍然怀念。

推动日本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北一辉看来，在日本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然会碰上重重阻力；倒不如先把心力放在中国的革命上，待中国革命成功以后，推动全亚洲的革命情势，再回日本推展革命。因此，在《革命评论》时期，他全力投入中国的革命事业。北一辉，日本新潟县人，日本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政治哲学家、国家主义和超国家主义的提倡者、日本法西斯主义理论创立者。

犹存社是日本第一个法西斯组织。其名称取自中国晋代诗人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中「三径就荒，松菊犹存」句。1919年8月1日，大川周明、满川龟太郎等人组织「犹存社」及其机关报《雄吼》，宣传「日本主义」。大川周明专程到上海寻找北一辉，两人长谈两天一夜，大川携《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已完成了前七章回日，次年，北一辉回日，参与犹存社。大纲在日本学生和青年军官中产生影响。犹存社作为日本第一个法西斯组织，存在时间为1919年~1923年。 犹存社的纲领是："一、建设革命的日本;二、充实日本国民的思想;三、合理地组织日本国家;四、开展民族解放运动;五、执行道义的对外政策;六、联络改造运动;七、锻炼战斗同志的精神"。犹存社的政治纲领：反对英美对亚洲的渗透;彻底改变日本现状，赢得在亚洲更大的话语权。 在犹存社建立之后，日本出现了民间法西斯团体和军队中的法西斯运动。犹存社是日本第一个提出完整政治纲领的民间法西斯主义团体。从犹存社开始，兴起了种种法西斯主义思潮和各色法西斯组织。他们同旧右翼团体的「浪人型」的对外侵略别动队和纯粹的「暴力团」有非常大区别。犹存社的活动与北一辉的思想在一部分军人和学生中得到热烈回应。东京帝国大学的「日之会」、北海道帝国大学的「烽之会」、早稻田大学的「潮之会」、拓殖大学的「魂之会」，以及第五高等学校的「东光会」，佐贺高等学校的「太阳会」、京都帝国大学「犹兴学会」等法西斯主义团体纷纷出笼。到1933年时，日本的各类法西斯社团数量已达500余个。

因为北一辉是日本最著名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家,他崇尚暴力,鼓吹战争万能,宣扬国土狭小的国家对外扩张是合理的,极力为日本的侵略政策制造理论根据。因为北一辉他宣称,日本应当打败英、美、俄、中等国,缔建一个庞大的世界帝国，北一辉的法西斯思想理论是日本对外扩张,特别是扩大对中国的侵略的直接理论依据。北一辉认为：不管如何发达，公共的生产也不能覆盖国民生活的全部，在最近的将来依然是小资本基础上的私人经济占大部分。因此，因为北一辉的思想下，国际社会以及被侵略国都认为北一辉是鼓动战争爆发者之一，北一辉因此背上“其思想提供了扩大对中国的侵略的直接理论依据”的锅。北一辉认为：日本是国际上的无产阶级，俄国是世界上的大地主，英国是世界上的大富豪，和这些国家开战是正义的，日本通过战争，将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共荣圈，最终达到废除国界，实现世界和平的目的。当然，北一辉的理论并非为想象之物，当时的日本，自明治起的右翼军国主义思想在新的形势下，发展到与民间右翼势力结合，还快速得到军部的支持，派生出许多法西斯团体，法西斯势力进一步壮大。

大川周明（1886—1957年），日本山形县人。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毕业，学习吠陀文学和古印度哲学。1913年夏，读亨利·卡登斯爵士的著作《New India or Indian in transition》，放弃了「完全宇宙泛生主义」，转而支援大亚细亚主义。1918年加入满铁，曾为满铁东亚经济调查局调查科长，后为满铁东亚经济调查局理事长。1918年10月，建「老壮会」。1919年8月，建「犹存社」。同年去上海访问北一辉，带回北一辉《日本改造法案大刚》初稿。1923年3月，与北一辉意见不合，解散犹存社，1924年成立行地社。1925年著《特许殖民会社制度研究》，获法学博士。此论文获吉野作造赞扬。1929年，东亚经济调查局从满铁分离，任理事长。此间与冈村宁次、土肥原贤二等军人接触频繁。1932年组「神武会」，为会长，倡导「国家改造论」，鼓吹侵略思想。1932年6月因5·15事件连坐，判刑9年。1937年假释。1939年东亚经济调查局重新成为满铁的一个机关，大川被任命为最高顾问，同时为政法大学大陆部部长。1941年出版《美英东亚侵略史》。1945年10月被定为A级战犯被捕，入巢鸭拘置所。1946年5月被审判时精神病发作，入松泽病院。1948年12月免诉释放，归神奈川自宅。入院中译成《古兰经》。 著有《日本文明史》（1921年）、《复兴亚细亚诸问题》（1922年 ）、《日本精神研究》（1924年）、《亚细亚建设者》（1940年）、《安乐之门》（1951年）等。 学养根柢与「亚洲精神」 大川周明的学养根柢是汉学，尤其是宋代理学。这样的知识结构和经世思想结合起来，决定了大川以后的学术志向。他在为自著《日本精神研究》所写的序文中说：儒教可为信仰根柢，儒教「天」的观念，含蕴强烈的宗教意识，其与佛教一起，融化于日本的精神。「武士之魂，千锤百炼而成的士道」与儒教、佛教浑然为一，形成日本人的「实践规范」。 大川周明主张亚洲应当有宗教。他在《东洋的道与南洲翁遗训》中说：「日本人具有回归自然的精神，关于这一点首先注意到的一点是我们使用的语言中没有「宗教」这个词语」，纵然印度与中国的词汇中也同样没有这个词汇，「无适当的词汇可以对应。」他为此而感到遗憾。 他试图分析日本语汇无「宗教」一词的原因。他说：人对天的关系为宗教，对人的关系为道德，与志同道合者的关系为政治，「人的实践生活包括宗教、道德、政治三个方面。在西欧，这三个方面乃是次第的分化，各成自个的领域，各有自个的发展而有自个的规模，而东洋未见这样的分化。」东亚将「人生一体把握。包容三体，而求精神生活全体的规模。」他主张将中国「道」的精神发挥起来，认真研究「道」所包含的意义。「道」乃合天、地、人三者总体之理，亦谓人与天地正确对应的总原则。中国儒教阐明道德的宗旨，其为一个教系，将宗教、道德、政治尽然包含其中。「儒教至少不是西欧概念中的宗教，也不是伦理学与政治学。儒教不是它们中的一个，而是它们的总和。」 竹内好在《大川周明的亚细亚研究》一文中以为，就政治哲学而言，大川周明精神深处所埋，乃所谓「大亚细亚主义」。这个「主义」给予大川周明以「精神的启示」。大川周明著有《复兴亚细亚的诸问题》（1922年），此文总论为《革命欧罗巴与复兴亚细亚》。竹内好编辑的《亚细亚主义》一书收载此文。大川在文章说：「亚细亚民族首先必为者乃获得自由，而获自由，须实现坚固一致的统一。」 大川周明以为：大凡支配世界人心的所有伟大的世界宗教，皆起源于亚细亚。亚细亚人不管体现于历史的优秀特质，不管对于世界文化所做的贡献，方方面面，其世界地位一概高过欧罗巴人。仅此三百年的近世，欧罗巴凭其暂时的优胜，自负矜持，而将亚细亚人陷入自弃卑屈之中。 亚洲本具有以「精神自由」为特征的贵重文化价值。亚洲近代以来无奈成了西方的殖民地，原因在于文化的「健忘」与精神的「怠惰」。亚洲由是而无序、衰败与堕落。他「激励」日本奋起发挥「先进国」的楷模作用，以使亚洲道德重光、精神复兴。 亚细亚原本的精神是「内在」化的，缺乏「向外」与「社会化」的特征。大川希望亚洲人努力实现社会生活的「组织化」，将亚细亚本有的「向内的自由」、「精神的自由」，向外扩大，而形成组织化的有形力量。他强调，欧洲的精神正在衰落，「组织起来」的亚细亚承担著拯救世界的使命。 　冈仓天心、北一辉给予的影响 大川周明在《日本文明史》的序文中说，给自个思想以重大影响的有两人，一个是冈仓天心，一个是北一辉。与北一辉不同的是他没有对中国革命投以关心。竹内好说：这是大川思想的弱点。 8大川周明与北一辉关系密切，一生中有多次合作，虽然有过意见的分歧，但对北一辉的人格思想最终还是钦佩不已。北一辉死后，大川为他撰写碑文写道：「超越于寻常人间之绳墨，往来于佛魔一如之世界，而融通无碍。」 大川周明从北一辉那里接受到的最大「影响」是「国家改造」 理论。如已叙述，1919年北一辉执笔《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初稿（已完成的前七章）「墨迹未干」，同年即由秘密来沪的大川周明带回日本。《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及其阐述的「国家改造」及「纯正社会主义」理论，成为日后日本「国家改造」运动的精神指标。 对于北一辉要把日本「改造」成「纯正的社会主义」，大川也有深切的理解。他在《忆北一辉君》说：「北君将刊行《纯正社会主义》的出版社定名为孔孟社。如如果了解北君，对此一重要事实，应当予以重视。北君的社会主义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北君20岁前后主张将孟子的王道表现于近代。当他皈依于法华经……又主张将「无上道」的思想表现于近代。正因为如此，北君拒绝了一切热心的诱致，并将马克思主义呼为「直译的社会主义」，决不与其共行动。」他论「北君的革命之道，属法华经的无上道。他以为真正的革命者应当是法华经的行者。是故北君终日诵读法华经，尤独居之时常在读经三昧中度过。」 东亚的现代化过程也就是社会发育的过程。这个发育指的是从农民社会发育到市民的社会，从贫民社会发育到中产社会。当社会主体还是农民与贫民，这个社会的主要声音就是劫富济贫，公平正义。民粹社会主义及社会革命思想成为部分敏感知识分子的思想首选。东亚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农民社会」与「贫民社会」，亦称「落差社会「。城乡差别、贫富差别、官（腐败官僚）民差别，是形成落差社会的主要原因。社会落差会因世界经济的恶化而加剧。大川周明与北一辉所处的时代，日本社会处于此等「落差社会」，人民生活痛苦，阶级矛盾激烈。如同水流落差引起激浪，社会落差急剧之时常是社会革命爆发之时。北一辉与大川周明在这个时候打起「革命」的旗号，阐发「国家改造」的思想，引动激烈的反响。 老壮会、犹存社等 大川周明、满川龟太郎于1918年10月成立的老壮会，成为日本从「国粹」思潮走向「国家改造」思潮的转折点。「极左至极右的各类思想系统」聚会于此，「毫无忌惮地发表意见」。参加者为：第一，大杉荣等无 *** 主义者。第二，以后组成日本 *** 的一派。第三，社会民主主义者。第四，国家社会主义者。第五，组成犹存社的一帮人，政纲与国家社会主义类似。 20世纪20年代往后，「国家改造」思潮声势愈涨。接着成立的犹存社，成为这个思潮的「中心势力」。大川周明承认在此中心，满川龟太郎、北一辉和他本人，「三位一体」，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10此后大川又建立行地社、神武会，继续成为鼓吹与策划「国家改造」运动的政党型力量。 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国家改造」思潮从理论宣传转为血火毕现的暴力「运动」。1931年3月日本发生政变，企图建立军部政权，未遂;同年10月中旬，再发动军事政变，企图建立以荒木贞夫为首相的军人政权，又失败。1932年5月15日，海军少壮军人突袭首相官邸、警视厅、内大臣牧野伸显邸宅、三菱银行、政友会总部等。首相 犬养毅 被杀。直至1936年日本发生2·26事件。以此事件为标志，日本彻底走上以军国主义为特征的东方法西斯道路。 晚年的大川写作《安乐之门》（1951年），是乃回顾怎样走向「宗教自觉」的思想自传。讲他怎样从西洋哲学转向亚洲哲学，最后至于日本主义与亚细亚主义的精神历程。可能因为欣赏自个独特的经历，《安乐之门》第一章题为「人在狱中亦能安乐生活」，第二章则题为「人在精神病院亦能安乐生活」。竹内好以为发生于日本的一系列暴动事件，对于大川来讲，虽不可以说没有关系，但不是主犯。他不是事件的组织者，而是一个书斋中的「精神家」，即思想家。而北一辉不同，他是一个「革命家」。 竹内好这样的评价是颇为勉强的，回看历史，日本走上法西斯道路与所谓「国家改造」运动具有最直接的关系。这个运动是有其组织的，具体而言是老壮会、犹存社、行地社、神武会等一系列「大亚细亚主义」团体，而大川周明正是这些组织的创办者与领导者，日本走上法西斯道路，大川周明难脱其咎。

1920年，北一辉从中国返回日本，加入成立不久的犹存社，并与大川周明一道成为该社的台柱。犹存社以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为核心经典，秘密印发，致力于法西斯“国家改造思想的普及和宣传工作”。其最终目的是通过完成日本的法西斯主义的“国家改造”，来建立一个称霸亚洲的大日本帝国。在犹存社的鼓动下，北一辉的法西斯思想在日本一部分军人和学生中引起共鸣。东京帝国大学的“日之会”、北海道帝国大学的“烽之会”、早稻田大学的“潮之会”、拓植大学的“魂之会”、以及第五高等学校的“东光会”、佐贺高等学校的“太阳会”、京都帝国大学的“犹兴学会”等法西斯主义团体纷纷出笼。虽然由于北一辉和大川周明的分歧，犹存社在1923年解体，但法西斯运动却由此而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形形色色的法西斯团体、派别不断涌现，如，大川周明的“纯日本主义派”，权藤成卿、橘孝三郎的农本自治主义派，高畠素之的国家社会主义派，等等。

1919年， 北一辉写出了《国家改造方案原理大纲》（1923年发行时改名为《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其以纲要加注的形式，简要明确地提出了法·西·斯的主张，认为只有依靠“国民的总代表”、“国家的根本”的天·皇指导，在乡军人发动政·变，实行“国家改造”，才能摆脱“大·日·本*国面临内忧外患同时袭来的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国难”。在对外关系上，北一辉强烈主张日·本有“对外开战之积极权力”，叫嚣战争。《改造法案》以其强烈的蛊惑性、欺骗性、狂热性，成为日·本法·西·斯主义最激进的纲领，在日本的青年军·官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一、性质不同1、皇道派汉语：皇道派日语：こうどうは；日本陆军的一个派阀，受北一辉思想的影响，对内主张在天皇亲政下改造国家，实现昭和维新；对外主张同苏联决战。2、统制派”是二战日本军队中的一个派别，以永田铁山等为核心，主张在军部的统制下，不使用武力，而通过自上而下的合法途径，进行平稳缓进的国家改革。二、政治主张不同1、皇道派：主张继续以军事政变的方式推翻现内阁，由天皇依靠军队直接进行统治。2、统制派：主张保持军部中央机构的统制，认为血腥的军事政变不利于军队和政局的稳定，主张运用军部的现有地位，在对外侵略战争中逐步扩大势力，以自上而下的合法手段改造国家，建立军部控制的法西斯政权。三、核心成员不同1、皇道派：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为首领，小畑敏四郎、秦真次、满井佐吉为实际组织者。2、统制派的核心成员主要包括：永田铁山、冈村宁次、林铣十郎、东条英机、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武藤章、田中新一、铃木贞一、今村均、富永恭次、山田乙三、佐藤贤了、木村兵太郎、牟田口廉也、矶谷廉介、土桥勇逸、辻政信、服部卓四郎等人。

福泽谕吉，北一辉被中国人尊为思想家，毕生从事著述和教育活动，形成了富有启蒙意义的教育思想，对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而被日本称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明治时期教育的伟大功臣”。1、福泽谕吉为创造日本近代的平易畅达、富于宣传效果的评论、政论和随笔散文等诸种文体，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2、福泽谕吉之前，日本的主流看法是：中国是文明国。福泽谕吉则明确地从文明理论上把中国的“文明”档次降了下来，为他的文明理论的进一步展开做了铺垫。3、为了要整顿学塾的风纪，变化他们的气质，谕吉制定了简单的塾则，一面要求他们严守，一面自己也以身作则，躬行实践，期以导纳他们的生活于正轨。经过一番苦心，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学塾才归于井然有序，蔚为学术气息浓郁的学园。4、北一辉早年参加中国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后在上海炮制出《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提出了一套日本法西斯化的设想。1919与大川周明成立法西斯团体犹存社。扩展资料：注意事项1、北一辉前期参加过中国革命，五四运动的排日倾向之后，他在上海写出《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决心从下层社会起对日本进行改造，得到广泛支持。最终形成二二六事件。兵变失败后被日本政府所杀。但他的思想却流布于世，成为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源流。2、谕吉毕生对于日本文化有不可磨灭的贡献：第一，以著述教导全体社会；第二，创设学塾，造就人才；第三，创刊新报，普及新知，拥护公论；第四，提倡演说和辩论，巩固民权政治。这些事业，谕吉莫不营运自如，一帆风顺。

北一辉一生追求日本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因为与中国革命党人多有接触而在自以为日本改造难以进行的境况下投身中国革命，在因中日关系紧张而不受华人欢迎的境况下又回归日本改造。如此辗转反复之中他的思想主线没有变，即中日改造的前途是社会主义，改造的手段是依靠青年军人的军队革命。北一辉所支持的中日同盟在明治时期是日本社会一种广泛情节的表现。日本人认为日中相亲相近，应当联手。明治初期伊藤博文会见李鸿章曾提出日中联合称霸世界的意愿，但是大多数日本人在看到中国历经洋务新政、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都无法改变积贫积弱的境况之后都放弃了与中国联合的想法而一步步转向侵略，北一辉也不例外。北一辉的理论成为日本法西斯理论的先驱是由其客观影响而非主观意愿决定的。首先，北一辉主张日本改造应当依靠青年军人，其思想在日本青年军人中流传甚广，最终成为他们发动二二六法西斯政变的理论指导之一，日本军人利用北一辉理论，只不过前途指向法西斯而非社会主义。其次，北一辉社会主义理论与法西斯理论多有相近之处，比如，反对由天皇主导的国体主义、建立国家统治经济等，由德国法西斯与苏联斯大林主义的比较可知，法西斯主义与北一辉眼中的社会主义的许多天然的相似性为法西斯分子的断章取义提供了便利。再次，北一辉致力于改造日本，曾经主张中日同盟是出路之一，在中日同盟梦想破灭之后清醒地认识到日本改造，不管前途是社会主义或是法西斯主义，其必然要进行针对朝鲜、满、蒙与中国内地的侵略，其为日本设计的对外侵略的方法论成为法西斯理论的先导。综上所述，北一辉倡导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被以日本青年军官为代表的法西斯分子恶意曲解并奉为其法西斯理论的前奏。

北一辉没有上过日元那么日元上，都印了哪些人？答案是，思想家、科学家、作家、教育家……目前，市面上流行的2004版日元，没有一个政治家，1万日元，印得人物肖像是“福泽谕吉”、5千日元是“樋口一叶”、1千日元是“野口英世”。在日本，他们地位崇高，远超一般的政治人物。福泽谕吉（1835—1901）。日本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明治时期杰出的教育家、日本著名私立大学庆应义塾大学的创立者，被誉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明治时期教育的伟大功臣”。日本人认为他是日本强大的最重要的人物，所以，放在了最大的钱币1万日元大钞上。樋口一叶（1872—1896）。日本优秀女作家，她只活了24岁，英年早逝，但却为日本人留下了多部文学经典，如《大年夜》《浊流》《青梅竹马》等。她是日本纸币史上的第一位出现在正面的女性肖像人物。野口英世（1876—1928）。日本细菌学家、生物学家，被誉为“日本的国宝”的。主要作品有《蛇毒》《梅毒的实验诊断》等。他在非洲研究黄热病时,因传染上病毒而去世。在他的墓碑碑文上写着:“他毕生致力于科学,他为人类而生,为人类而死”。在1993年版上，5千日元印的是“新渡户稻造”，1千日元印的是“夏目漱石”新渡户稻造（1862—1933）。国际政治活动家，农学家，教育家。东京女子大学的创立者。他的著作《武士道》影响深远，日本版从1900年到1905年6年间就再版了10次，还被译成了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的日本研究书目中占有显著地位。夏目漱石（1867—1916）。作家。夏目漱石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被称为“国民大作家”，最有名的长篇小说是《我是猫》。鲁迅曾评价他：“夏目漱石的著作以想象丰富、文词精美见称。早年所登在俳谐杂志《子规》上的《哥儿》、《我是猫》诸篇，轻快洒脱，富于机智，是明治文坛上新江户艺术的主流，当世无与匹者。”

北一辉这个人嘛，其实与其说他是否是法希思主义者，倒不如先质疑“法希斯主义”的定义。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说，二战以后提及所谓“法希斯主义”其实更像是一类政治攻讦的词汇，毕竟轴心三国思想也各自不同，所谓“法希斯”根本就无法准确的定义。所以具体到北一辉本人而言，他被定义为“法希斯主义者”就很有趣了：首先，他本人是当时日本的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头旗，他的主张后来成为日本对外扩张的纲领，因此他被认为是“日本法希思的开创者”；其次，我们知道德国法希思、日本法希思的核心思想之一便是反供，然而北一辉却并不反供，而且反过来说，他同时又十分赞同马主义的国有制社会主义国家，是日本社会主义观点的早期代表；更加有趣的是，法希思日本主张对外扩张的目标是中国，然而北一辉却是这一主张的坚定反对者，他不但和同盟会关系密切、积极介绍辛亥格命给日本人，而且他还是中日军事同盟观点的主张者。所以综合而论，他的思想虽然成为日本法希思的滥觞，但是又似乎并不同于通常我们所说的“日本法希思”

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方案原理大纲》，以纲要加注的形式，简要明确地提出了法西斯的政治主张：只有依靠国民的总代表、国家的根本天皇指导，在乡军人发动政变，实行国家改造，才能摆脱大日本帝国面临内忧外患，同时袭来的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国难。在对外关系上，主张日本有对外开战之积极权力，赤裸裸地叫嚣战争。

北一辉并有改变，只是外人对他的理解有所不同。后又因为根据他的理论基础所导致了226兵变。但是兵变之前的日本也在侵略他国，兵变之后被一辉被判死刑，日本的表现则是逐渐由军部管理全国，加速了军事侵略速度。也就是说杀死被一辉的当权者和后继的所谓军国主义当权者没有本质性的差异。那么既然如此，北一辉对于当时日本社会真的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或者说日本之所以走上了法西斯军国主义道路，是因为北一辉的理论基础？都是需要打上问号的。其实日本从明治维新伊始到现在为止，他们的根本思想并没有本质性的变化，即希望通过强国，在世界舞台上成为领导，即使不能够统治全球，也希望成为霸主。至于是“全民皆兵”，还是“举国社会主义”，还是其他的任何都已经不重要了。因此，对于北一辉，的确值得研究，但是这个个人对日本的影响力也应该得到重新认识！

前期参加过中国革命，五四运动的排日倾向之后，他在上海写出《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决心从下层社会起对日本进行改造，得到广泛支持。最终形成二二六事件。兵变失败后被日本政府所杀。但他的思想却流布于世，成为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源流。 时至今日，许多日本的作家，如三岛由纪夫，导演，如吉田喜重都对他的思想仍然怀念。

北一辉的思想属于“国家社会主义（简称”法西斯“）。他是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始祖。

2月26日皇道派青年军官在北一辉、西田税等直接领导和指挥下，以“昭和维新”为目标发动了武装叛乱。皇道派军官村中孝次、矶部浅一等20多名青年军官率领1400多名士兵，袭击了首相冈田启介的官邸和其他内阁委员的住宅，杀死藏相高桥是清、内大臣斋藤实、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重伤侍从长官铃木贯太郎，占领了首相官邸、陆相官邸、陆军省、警视厅等处。叛军还错杀了首相秘书，首相冈田启介得以幸免。叛军打出“尊王讨奸”旗号，当天早晨向陆相川岛义之提交了“蹶起趣意书”和七项要求。他们要求实行维新，充实国防，重用皇道派，惩处统制派。除了具体的派阀人事意见外，他们没有提出实行维新、收拾事态的任何具体主张。他们希望真崎甚三郎或台湾军司令官柳川平助出任首相，但认为这是“私议天皇大权”，没有正式提出。兵变之后，他们就静候天皇颁发“维新大诏”，没有任何进一步行动的打算。陆相川岛听取荒木、真崎的意见，承认叛军为“崛起部队”，叛军的行动是“出于显现国体之至情”，同意把希望上奏天皇。天皇得知叛乱和大臣被杀后，十分恼怒，严令立即加以平定，并一再催促。统制派和一些上层军官也主张加以镇压。28日夜，陆军中央从东京附近调集2.4万兵力，配有飞机、坦克和大炮，包围叛军。29日，叛军未作抵抗，俯首投降。

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允、西周、佐久间象山等。1、大久保利通大久保利通（おおくぼ としみち，1830年9月26日—1878年5月14日），幼名正助，号甲东，后改名利通。生于日本萨摩藩（今鹿儿岛），原为武士，日本明治维新的第一政治家，号称“东洋的俾斯麦”。为了改革翻云覆雨，铁血无情，不论敌友，挡在他前进道路上的只能是灰飞烟灭。他最后被民权志士刺杀身亡，但也成就了明治维新的成功。2、西乡隆盛西乡隆盛（さいごう たかもり，1828年1月23日—1877年9月24日），日本江户时代末期（幕末）的萨摩藩武士、军人、政治家。西乡隆盛在萨摩推行的是把土地分给下级士族的政策，他对侵略战争的态度从他学生死谏反对战争可以看出，他也离开了主张对外侵略的政府。1877年，被旧萨摩藩士族推为首领，发动反政府的武装叛乱，史称西南战争。9月24日兵败，死于鹿儿岛城山。3、木户孝允木户孝允きど たかよし（1833年8月11日—1877年5月26日）本名桂小五郎 ；长州藩出身，曾拜吉田松阴为兄，从斋藤弥九郎学习剑术，向江川英龙学习西方军事学。在尊攘、讨幕运动中起领导作用，维新后参加起草《五条誓约》，是政府的核心人物。主张制定宪法，优先内治，反对征韩论。1874年兼任文部卿，主张普及小学教育，重视培养人才，提高国民文化水平。因反对大久保利通出兵台湾，辞去参议职务。1875年官复参议后，上书天皇，建议仿效西方，确立君主立宪政体。3月任地方官会议议长。1876年因与其他阁员政见不一，辞去政府职务，改任顾问。1877年病逝。4、西周西周（日语平假名：にしあまね，1829年—1897年），日本近代史上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西周的哲学观点主要来自法国孔德的实证主义。根据孔德的科学分类法，把哲学分为论理学、伦理学、心理学、美妙学和宗教学等。其哲学以来自中国儒家的“理”为主，但用孔德和英国J.S.穆勒的方法批判儒家的虚理，将其改造成为实理。认识论上认为物质是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是人们认识的来源，认识不过是外界物质的反映。在伦理思想上，则受J.S.穆勒功利主义影响，提出独特的“人生三宝说”，认为健康、知识、富有三者乃人生三宝，追求此三宝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也是道德之大本。人们应该尊重三宝，驱除三祸鬼（疾病、愚痴、贫乏），防止三恶魔（囚贼、诈伪、窃盗），在追求三宝过程中带动他人也实现三宝。5、佐久间象山佐久间象山（1811-1864），日本江户末期思想家，兵法家。日本近代史上接受八方文化的典型人物，也是幕末社会领导阶层——年轻武士的师长和楷模。1833年在江户从佐藤一斋学儒学，又从江川太郎左卫门学洋式炮术，热心兰学，提倡“和魂洋才”说（日本思想、西洋技术）。他的洋学接受论（用什么方法来移植和研究西方科学文化）被定型化公式化，社会影响很大。

1936年2月26日皇道派青年军官在北一辉、西田税等直接领导和指挥下，以“昭和维新”为目标发动了武装叛乱。皇道派军官村中孝次、矶部浅一等20多名青年军官率领1400多名士兵，袭击了首相冈田启介的官邸和其他内阁委员的住宅，杀死藏相高桥是清、内大臣斋藤实、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重伤侍从长官铃木贯太郎，占领了首相官邸、陆相官邸、陆军省、警视厅等处。叛军还错杀了首相秘书，首相冈田启介得以幸免。叛军打出“尊王讨奸”旗号，

　　1936年的日本二二六时间是日本军内皇道派法西斯青年军官发动的一次未遂政变。政变失败使得东条英机为首的统制派借机清理敌对的皇道派军人的政治势力，日本军国主义得到巩固。第二次中日战争亦在翌年爆发。　　1932年5月15日，日本法西斯少壮派军人曾袭击首相官邻和警视厅等地方，击毙首相犬养毅，要求成立军人内阁未成。此时法西斯势力进一步扩展。　　事件发生的前夕，军队内部主要分为“皇道派”与“统制派”。“皇道派”为激进的中级少壮军官，“统制派”则为军队的高阶将领。“皇道派”认为，日本天皇已经被“周边的坏人”所包围，无法知道民间疾苦，所以必须起来“清君侧”，废除内阁，让天皇直接成为类似希特勒这种军事独裁者。二派的政治看法完全不同，目的却都是想要将日本进一步转型为法西斯战争机器国家，是对“大正民主时代”精神的一种反制。　　二派核心的斗争是在宫闱之内进行，受到影响的却是没有实际权力的年轻军官。以安藤辉三大尉为首的年轻军官团，遂结合约1,400百名的军官，在2月26日当天凌晨，占领包括东京警视厅、首相府等重要机关建筑，并且杀害了包括财务大臣、内大臣、侍从长等重要官员，希望能够达到“昭和维新，尊皇讨奸”的目的。但是，昭和天皇对此举却甚为震怒，认为这些军官有意作乱。“统制派”的将领便以“平乱”为由，向“皇道派”进攻。由于多数士兵并未接到“皇道派”接管东京的命令，并未采取行动；再加上“皇道派”部分军人的倒戈，226事件只持续了4天。当时下著日本百年难得一见的大雪。最后，获得实际利益的“统制派”高阶将领，以“叛国”等理由，处死了发动事变的军官。　　另有观点是以陆军省为主的“侵华派”军官，对以海军省为主的“侵俄派”发动攻击，导致1937年“侵华派”主导的芦沟桥事变爆发。

日本陆军中的主要两派政治势力。其实两派根本思想都是一样的，就是要建立军政府施行法西斯统治，但是在具体做法上有区别。皇道派就是激进派，想通过陆军直接政变夺取政权。这个受到很多下层军官的拥护。统制派就是保守派，想通过与财阀贵族合作实现夺取政权。这个受到大多数上层军官的拥护。当时日本的昭和天皇在经过比较后，认同了统制派的理念，对皇道派采取了打压的态度（认为皇道派过于激进）。皇道派被打压后，把矛头指向了统制派，最终引发226兵变。

讯读念作 きた（kita） 音读念作 ほう（hou） 这两个是最常用的，其他的还有ぼく和ほく（boku、hoku）多种解释如下： きた 【北】 (1)方角の一。日の出に向かって左の方角。十二支を配するときは子(ね)の方位。⇔南(2)… [さらに] きた 【北】 (1)大阪市北区、大阪駅付近一帯の繁华街の通称。〔普通、キタと书く〕→ミナミ(2)东京… [さらに] きた 【北】 姓氏の一。 [さらに] きた-いっき 【北一辉】 (1883-1937) 国家主义者。佐渡生まれ。本名、辉次郎。大川周明らの犹存社に参加。著书… [さらに] きたアイルランド 【北―】 アイルランド岛北东部の地域。カトリックの多い同岛の中で、この地域はプロテスタント… [さらに] きたアイルランド-ふんそう ―さう 【北―纷争】 英国统治下にあるアイルランド岛北东部アルスター地方の、カトリック系住民の自治独立… [さらに] きたアメリカ 【北―】 六大州の一。西半球の北部を占める大陆。パナマ地峡によって南アメリカ大陆と接する。… [さらに] きたアルプス 【北―】 飞騨山脉の通称。 [さらに] きたいばらき 【北茨城】 茨城県北东端の市。近年まで常磐炭田南部の中心。景胜地、五浦(いづら)がある。→五浦 [さらに] きたうけ 【北受け】 北方に向いていること。北向き。 [さらに]

刻在耻辱柱上的日本战犯：河本大作：暴恐炸死张作霖事件的首谋者；近卫文麿：拿不住枪杆子的“法西斯秀才”；广田弘毅：默认南京大屠杀的嗜血外相；松井石根：制造南京大屠杀的主犯；东条英机：头号战犯“步步惊心”的宰相之路；土肥原贤二：蒋介石最恨的日本侵华谋略者；田中久一：在中国被处决的军衔最高的日本人。根本博：大难不死阻碍中国统一的投降将领；北一辉：炮制侵华理论的“纳粹主义教父”；德富苏峰：日本煽动战争的媒体“大咖”。日本鬼子的其他称呼：在历史上，人们都知道，戚继光抗倭的典故。这其中的倭值得就是倭寇，它是明朝时期的人对日本的人蔑称。其中倭是指矮小，寇是指强盗。该词的含义正是之当时骚扰明朝海防线一带的，身材普遍矮小的日本人。不过这个词使用范围较窄，很少用来代指所有的日本人。至于日本这个正式国名，也是唐朝武则天赐予日本的。由于当时日本还稍微有些实力，所以他们不远万里来到洛阳请求大周皇帝赐名日本。武则天在日本使者的软磨硬泡下，最后就随口答应了，这才有了之后中国典籍中的日本这一正式名字。接下来要说一个生冷的名字邪马台。它是三国时期魏晋对日本的称呼。最早该名是日本北方九州的一个最强大的部族的名字，由于该部落与魏晋交好，所以魏晋史用邪马台人指日本人。在更早的汉朝，由于中华远比日本强大，所以当时的日本是中国的藩属国之一。有点奴的成分在其中，再加上当时的日本人普遍身材矮小，所以汉武帝给日本人取名倭奴。这个词的侮辱性很高，它和日本鬼子是日本人最恨的两个名字。至于倭寇由于流传范围小，流传时间短，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名字。最后再说一个名字东瀛，这个名字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该词的诞生还在日本文化出现之前，所以这个词更像是一个不带感情色彩的地名。

皇道派的出现原因可追溯回明治时期，当时的日本陆军长期为长州藩派阀，要职皆由其出身者所把持，时间一久便出现反长州藩阀的派系。长州派将领山县有朋死后，其宿敌上原勇作便联合其同志福田雅太郎、荒木贞夫、武藤信义、村冈长太郎、真崎甚三郎与小畑敏四郎等人公开与山县继任者田中义一挑战，为参谋总长和陆军大臣人选问题展开论战。1923年，清浦奎吾组阁，上原一系推举福田任陆军大臣人选，但内阁已采纳宇垣一成为其人选，而参谋总长一职亦受宇垣所组，两方的对立遂成正面冲突。当时的日本正处于脱亚入欧、迈向现代化的历程，因此出现了许多资本主义和政党政治出现的社会矛盾，1927年起的“昭和金融恐慌”，更使国民经济雪上加霜、步向两极化，大批劳工失业、农村萧条，而金融业和工业领导人则因为其彼此利益关系紧密而越渐富有，因此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组织开始抬头。无论是上原还是宇垣一派人，两方都欲对国家进行改革，但采取的手段不同。宇垣一派主张依从宪法，在议会政治下执行政策，而上原一派形成了荒木贞夫和真崎甚三郎为“首领”的皇道派（实际上，荒木与真崎是作为陆军高层支持者而被皇道派奉为“首领”），他们否定政党政治，认为宇垣一派与政党勾结，对于国家改造，只能在天皇的带领下进行，以军国主义代替议会制，宇垣推行的裁军政策（裁减四个师团、约九万人的兵力，用于建设军队现代化装备）也深为其痛恨。除了军中高级将领外，皇道派的另一重大支持者为下层青年军官，裁军使得青年军官们的晋升推迟，待遇不如以前，引起了不满。因经济不景气，农村的悲惨状况，也给了农村出身的青年军官们危机感。当时日本激进思想家北一辉曾著《国家改革法案大纲》，将帝国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混杂结合，被皇道派份子视为思想依据，尤其是易受影响、富有理想和抱负的年轻人完全就被北一辉的思想所说服，他们不是加入军队就是具有迎合此思想的政治团体，如“血盟团”和“樱会”。北一辉还号召日本人起来“清除天皇身边的障碍”（此观点又被称之“清君侧”），另军队能与天皇直接沟通，在后者带领下进行改革，故此后来被称之“皇道派”和“国体原理派”。

社会主义国家有中国、朝鲜、越南、老挝和古巴。一、中国是目前发展最好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如今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工业国、还是世界第一大农业国。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形成了专属于自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事实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使中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同时我国的发展之路不但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还显示出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鼓舞了社会主义的同仁。二、越南是被称为“小中华”的社会主义国家越南的国土面积为33万平方公里，比云南省略小，但人口所有9550万。为什么说它是另一个小中华呢？原因如下。世界上仅存的5个社会主义国家，亚洲占据四个，还有一个孤悬海外首先，在历史上越南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后来从中国分离了出去，很长一段时间以中国附属国的身份存在。其次，越南延续了中国的省级行政区划分，导致其33万平公里的国土上出现了60多个省。首都河内充满了社会主义特色与本国特色；胡志明市先进发达，又具有法国特色；下龙湾风景秀丽，被誉为“海上桂林”。第三，越南的相关制度与中国如出一辙。越南于1980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2001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近年来凭借自己的人口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由我国迁出的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落户越南，因此近年来越南的经济也有上涨的趋势。同时旅游业极其发达，国内有五处风景名胜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三、老挝被称为最佛系的社会主义国家老挝地处东南亚，国土面积为23.68万平方公里，人口有723.12万人。老挝的人口不多，因此也比较容易记住，除此之外佛教对老挝影响巨大，当绝大多数老挝人信奉佛教，甚至宪法规定佛教为国教，因此这里的人们大多宁静平和。与中国、越南类似，老挝也实行过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即“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但老挝人口少底子薄，又较为“佛系”，且国土面积狭小，所以经济支柱主要是水电、森林和采矿这些和自然资源密切相关的行业。四、朝鲜是最神秘的社会主义国家朝鲜位于东亚朝鲜半岛北部，总面积12万平方公里。对于许多人而言，朝鲜无疑是最神秘的社会主义国家，这里严格实行计划经济、不能24小时通电、外国人员入境会受到严格的盘查，甚至可以说是有些“闭关锁国”，只与少部分国家有往来。但真实的朝鲜却并不如人们想象的这么落后。平壤城市规划完备，高楼大厦并不少见，绿化率非常高，空气良好，交通通畅，甚至还有地铁供人们出行。因为国家对住房实行分配制度，所以人人都有房住，人们的工资也不会相差悬殊，因此在朝鲜生活的人幸福指数并不算低。五、古巴是理想的社会主义国家古巴约有10万平方公里，它的人口有1122万，人均的GDP为8541美元，比较有特色的是古巴是亚洲外的国家。在世界大发展的这个大环境中，古巴的经济甚至可以说有些落后。但古巴却是一个“魔幻”的社会主义国家，倡导计划经济和平均主义，这里虽说人人平等，但是比较尴尬的是人人也都很贫困，尤其在医疗和教育方面，全民免费医疗和普及高等教育可以说是卡斯特罗的伟大理想。但“天堂太远，美国太近”的地理位置，也限制了古巴的发展。世界上仅存的5个社会主义国家，亚洲占据四个，还有一个孤悬海外孤立封锁、围追堵截可以说美国为了阻碍古巴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无所不用其极。古巴的经济和生产力并不匹配它的平均主义，一味的平均但缺乏相应的物质刺激，导致人们工作积极性降低。因此，古巴变成了一个人人平等但却人人贫困的“理想国”。世界上仅存的5个社会主义国家，亚洲占据四个，还有一个孤悬海外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社会主义国家锐减，世界上也就仅剩中国、越南、老挝、朝鲜、古巴这5个社会主义国家。虽然每个国家的发展模式与现状大不相同，但他们都秉持着社会主义的伟大理想，坚持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继续前进着。发展历程社会主义国家，一般指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标志是共产党(工人党或劳动党)执政，而且往往是采用一党制或一党专政制。由于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实行一党制或一党专政制，且是共产党(工人党或劳动党)执政，因此在世界上又被称为"共产主义国家"。根据列宁个人的思想，实际上，他更倾向于建立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国旗多党合作制的工农业并存社会主义国家。但不幸的是，在他完成这一目标之前就逝世了。之后，斯大林建立了一党制工业化的国家，并成为了后来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效仿的对象。1989年到1991年间，苏联和苏联控制下的东欧发生剧烈的政治动荡，共产党或者共产主义政党纷纷失去政权。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得社会主义国家急剧减少，也令其余的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空前的危机。因此使得剩余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联盟)也开始分裂，以古巴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仅进行有限的改良，以中国为代表社会主义国家开始进行改革。对于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西方人眼中已经不再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认为这是"共产主义失败论"的根据之一，甚至于像朝鲜这样的保守派社会主义国家也认为这些国家已经"变质"了，这些不过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分化而已。在2009年，朝鲜在宪法中删除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有关主张，改以"主体思想"和"先军思想"为主导思想。因此，已经不再适合将朝鲜视为社会主义国家。二战后的民族独立浪潮中，除部分国家走上苏式社会主义的道路，还有相当数量的新独立国家也曾宣布自己是某种特殊类型的"社会主义国家"，总共约有50多个。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往往具有民族主义或宗教的色彩，如:"国大党社会主义"、"纲领党社会主义"、"复兴党社会主义"、"佛教社会主义"、"伊斯兰社会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乌贾马(村社)社会主义"、"非洲社会主义"、"桑地诺社会主义"等。国家社会主义:纳粹德国自称的"国家社会主义"并非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而是纳粹对法西斯主义的包装。对社会主义类似的声明还有日本法西斯鼻祖北一辉的法西斯主义代表作《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事实上"国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建立在极端仇视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的，属于极右思想，若将其归入社会主义，当属断章取义。将社会主义和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进行混淆往往是社会主义的反对者对人民的欺骗手段，以败坏社会主义的名誉。民主社会主义:这是在北欧等地盛行的以高度发达和高福利为代表的制度，较社会民主主义更为偏左，其依靠是雄厚的原始积累，属于一种典型的改良主义，是资本主义左翼的一种主张。但在西方语境中"社会主义"通常指北欧国家的制度。发展前景自1991苏联解体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不仅顶住了苏东剧变的巨大冲击，而且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一是古巴、越南、老挝、中国、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在苏东剧变后顶着前所未有的压力，正在积极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二是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马克思热"，马克思主义的重新传播成为当今世界国际政治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三是在一些原社会主义国家如白俄罗斯、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摩尔多瓦，社会主义力量正在重新集聚。四是亚洲、非洲特别是拉美一些国家在饱尝新自由主义的苦果之后，左翼政府纷纷上台执政。五是在一些不发达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特别是在南亚，尼泊尔革命的胜利与印度共产党各派别的繁盛发展，代表了以议会斗争和武装革命等不同方式独立自主地实施社会主义的成功可能。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区别在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是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区别。(1)在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权力由人民行使，但不会由全体人民直接行使。(2)在社会主义国家全体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方式是间接的，即通过选举人民代表由人民代表组成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3)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区别在于国家是否由人民当家作主。行使国家权力的是直接还是间接，并不是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区别。

探究日本走上法西斯道路的社会根源千百年来，天皇就是日照大神在日本列岛的最高象征。日本学校的教育主题是，“天皇是神的子孙，国民的使命是消灭不顺从天皇者，帮助世界成为一家（八一宇）”。在日本近代以来留下的大量浪人诗词里，躁动不息的总是“岛国焦灼”，以及积淀在文化血脉里的扩张意识。当日本在1895年甲午战争中大胜了中国、朝鲜之后，连乡村的小学生们每日里也唱起这样的歌谣去上课：“支那佬，拖辫子，打败仗，逃跑了，躲进山里不敢出来”…… 所以，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军人在日本国民心目中的地位，一下子上升到了第一位。青年男子若是到了年龄还没穿上军服，都有一种无地自容的感觉，找对象都成问题，似乎在姑娘们的眼里留下了什么残疾。相反，如果官阶到了中尉，找妻子就可以从成群结队的美人中挑选了，哪怕这个军官身体先天不足。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种族，男人们从事职业的高底贵贱，姑娘们择偶率的高低就是唯一的试金石。在日本人心目中，帝国梦究竟能不能做成，全系在军人上。日本要想发达，疆域拓展成了日本人唯一的希望，而拓展疆域，只有依靠军队才能实现。因而，日本军队在国内的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急速提高，军人也认为，若要改变日本现状，使日本国富裕强盛起来，自身责无旁贷，为了“国家自上”，“天皇自上”，不惜牺牲一切，直直至生命。 但是要分析日本为什么会走上法西斯专政道路，光从天皇制以及军国主义思想源流上找原因是不够的。日本自中日甲午战争以来，国内对外方针一直分为两派，分别是极端民族主义和国际协调主义。所谓的国际协调主义也可称为亚洲主义，像有名的日相伊藤博文就是属于此派，这派的对华路线是：在列强的强取豪夺中保证日本利益的同时，静观其变，释放一定的善意，对中国的良性变革乐观其成，以便日后能够携手对抗白种西方。所以伊藤博文在日俄战争后无视日本国内将东北据为己有的浪，坚持将其交还中国，又曾应张之洞之邀来华考察建言。 这些亚洲主义者内心深处还是希望有朝一日东西方火并时能够拉上中国做帮手，毕竟中国块头不小，经得住打。亚洲主义者当年为数不少，宫崎滔天和北一辉、头山满，包括九一八事变的罪魁石原莞尔等等，都曾为辛亥革命出钱出力甚至为此倾家荡产，革命成功欢欣鼓舞不已，期待亚洲时代的来临，不想清朝倒了台，中国是愈发的不堪，军阀火并，各占山头，毫无上进的苗头。于是不少亚洲主义者开始转向：中国这般靠不住，我们不下手，那不是便宜了西方列强？ 于是，日本国内的对华方针开始偏向极端民族主义：1927年4月，陆军大将、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组成新内阁。他于6月末到7月初在东京首相官邸召开了“东方会议”，制定了强硬的对华侵略政策。在会议之后，田中义一在7月25日写给天皇的奏折中声称：“唯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随着“东方会议”和“田中奏折”的相继出台，日本国内的侵华舆论达到了新的高潮，日本盘踞中国东北的各侵略机关、国内的军政要员、右翼势力集团纷纷鼓吹“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日本侵略东北“是理所当然的”等等，为日本发动新的侵华战争制造种种“理论依据”。 而1929年从美国爆发并在1930年蔓延至日本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使日本最终走上军国主义道路。那场危机给日本社会带来巨大的冲击，令日本的城乡同时陷入灾难。在城市，大量企业破产，银行倒闭，物质的极度匮乏引起了普遍的绝望和抗议。到1931年，失业工人超过300万，此前来城市打工的大量农村人口不得不返回家乡。农村的情况却更悲惨，为了抑制通胀，政府从中国台湾和朝鲜进口了大批廉价的大米，这使得国内的稻米种植业毫无利润可图。许多农民的妻子和女儿，过去一直靠在丝厂挣工资贴补家用，以勉强维持一家生计。但这时，自己也遭到了大萧条打击的美国，不再从日本进口生丝，她们在1929年后均失去了那份微薄的薪水。再加上连续几年干旱和严重的霜冻天气，使得千百万农民家庭陷入赤贫状态，仅靠挖草根和从松树上剥软树皮充饥。尤其是在东北方，许多人家靠送女为妓维持一家人的生存。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饥饿、流行性感冒和肺结核。在列岛漫长的历史上，这个岛国第一次走上了全民性暴乱的边缘。 日本的贫苦阶层，尤其是农民，是日本军队，又尤其是陆军少壮派的主要来源。因为军中素以意志和品质擢升军官，而不是看其曾经的社会地位，军队中大多数下级军官都是农民，或者是农民的儿子。比起其他阶层出身的人，他们不但对通过从军摆脱饥饿、帮助家人及进一步地光耀门第，有着更迫切的渴求，而且对通过鼓吹战争、发动战争，组织农民向海外移民，从而使军队主宰国家意志、军人成为独步时代风云的英雄，充满了浓厚的兴趣。 出于对一般民众痛苦的切身感受，农村出身的少壮派军人倾向于认为：一系列的国家危机，从根本上来说，都是无能且腐败的政客们造成的。过去10年里，政府对内决策失误，丑闻不断，导致民不聊生，民怨沸腾；对外讨好西方列强，在扩张海外殖民地方面无所作为，使得资源富饶的亚洲至今被白种人控制，而东方工业最为发达的日本，却龟缩一隅，处境艰难。 在他们心目中，历来懦夫都在城市产生，英雄却在乡间辈出。在德国，养鸡夫出身的希姆莱最终成了党卫军的领袖，党卫军致力于在农民中培养大批追随者，农民被称之为“日耳曼民族生命的源泉”。在自己的祖国，天皇制度、武士道精神以及全国上下一心的共同体形态，才能真正表达日本的“大和精神”，这样的从未被污染的冰雪精神，也只深植、绵延在广袤的乡村。而来自白肤色种族的共产主义与议会政治，正像肮脏的泡沫一样包围着城市，日本不需要这些外来异物。日本的“大和精神”必将超越世界上任何文明，担负起将人类从赤白两色的帝国主义支配下的“现代化”中拯救出来的神圣使命。由此，在对权力的渴望和强烈的使命意识支配下，少壮派军人的暴乱，轻易如拔开清酒瓶的塞子，在30年代频频发生。这就是日本历史上的“昭和暗杀时代”。（最早是1929年滨口雄幸总理被暗杀事件） 而这一系列变动直接导致了日本关东军自作主张，在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一口吞下东北三省成立伪满洲国。日本政府对此毫无心理准备，赶紧命令关东军停止行动，但将领们对此嗤之以鼻。于是在一番气急败坏的发泄之后，政府无奈地承认了军队已造成的事实，授予被占领的领土以“满洲国”的称号，并开始鼓励国民向这片有着44万平方英里的辽阔黑土地上迁移。 当时的日本首相犬养毅是孙中山的一个老朋友，曾经倾力支持辛亥革命，他主张的对华路线，基本延承伊藤博文等明治老臣的对华路线。他当上总理大臣后倾向中日亲善和解，压制军方的冒进路线，加上他是昭和天皇最倚重的老臣，谁也奈何他不得。而且他还是关东军占领中国东北的反对者。这和当时少壮派军官被民族意识所激起的狂热与战斗情绪简直格格不入，在他们看来，犬养毅这类的国际协调主义的政客根本就是卖国贼，而这帮人占据了文职政府的要津，和美英等西方列强眉来眼去，对中国再三犹疑不肯下手，还处处掣肘军方的爱国主义冲动，九一八事变关东军自作自演，一口吞下东北成立满洲国，犬养内阁居然顾虑国际公法死不承认，这种日奸，不除何足以平民愤！。1932年5月15日,一批少壮派军官冲进他的官邸，当时75岁高龄的犬养并不惊慌，他将他们引到屋内，似乎想要和这些年轻人好好沟通一番。而后者，也按客人的礼数在门口脱去了各自的军靴，但很快，其中一个家伙情绪变得激愤起来，他喊道：“说什么也没有用了，开枪吧！”顿时，9条枪齐发，密集的子弹将老人的身体打成了马蜂窝……这就是著名的“515事件”。 事后审判凶手,报纸一边倒地为凶手加油,说犬养老匹夫早就罪该万死,为了国家大我牺牲个人小我去暗杀他正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正是武士道最高表现。来自日本各地的十几万人涌入东京,举行集会,许多东京当地社团商团组织请愿书,要求释放凶手,要求打倒政客,要求用军事行为去拯救神之国度。许多人铺开为9名凶手请命的血书，没日没夜地站在法院门口，高呼“打倒腐败政客”、“只有陆军才能拯救国家”一类口号。甚至在审判当天有九名男子在法院外切下自己的小指呈上,说愿意代替凶手受刑。随后，凶手们得到了相对较轻的判决，没有一人被判处死刑。事后陆军大臣荒木贞夫郁闷之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今日之日本,随处都是挡不住的爱国者。” “515事件”与近4年后发生的“226兵变”比，又成了小巫见大巫。后者也主要是由来自农村的下级军官们发动——在一个严寒的清晨，他们领着1500名士兵冲出军营，企图刺杀新任首相冈田及其他内阁大臣。当叛乱者冲进首相官邸时，冈田躲进了附近的一家洗衣店而得以逃脱，大藏省大臣高桥是清因不满于前几年不断攀高的军事预算而遭到军官们的厌恶，结果被一名军官砍杀于卧室。这时，高桥的夫人走到了门口，凶手回头时正好看到高桥他老婆站在背后筛糠,于是一个九十度大躬：“对余之卤莽所带给夫人的诸般惊恐,余深感歉意。”此后，在这一长达4天的暴乱中，前首相斋藤正也遭到了年轻军官们的杀害，他身上被刺了36刀。 当时的日本国情就是那样,抵制过任何一项军队计划的日本政客都生活在担心被暗杀的恐惧中。你说不打仗,你说要热爱和平,你连命都保不住!政党政治消亡，强硬派军人开始掌权，终于可以一展身手，实现他们的所谓地爱国主义宏图。此时的日本内阁完全被军部把持，极端民族主义也完全取代了国际协调主义。甚至连天皇对此都毫无办法。日本天皇不像希特勒或斯大林，权力主要还是象征性的，当时的头脑还是比较清醒的，比如黄仁宇说抗战前夕蒋百里去日本当大使，天皇对他说：我国军人太嚣张了，给贵国添不少麻烦。言下对军人很有些看法但也无力回天。关东军暗杀张作霖事件，天皇要求彻查军方却一手遮天，天皇大怒，让当时的总理田中丢了官，即使丢官，调查却仍然不了了之，可见在狂热的军国主义大潮下，位高如天皇能做的也实在有限。 早期的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年龄经历长了，也渐渐清醒，心想这样闹下去，大约连这岛子一起都要做了陪葬，颇有向国际协调主义转化的迹象。起意要力挽狂澜，这才发现一切都已经晚了！石原莞尔就是一个例子，他当年鼓吹满蒙是日本生命线，密谋柳条湖炸铁路一手制造九一八事变，是满洲国的开山祖师。但卢沟桥枪响，石原极力反对战争扩大，力主和平解决，在他看来，日本国力无法吃下整个中国，加上日苏总有一战，南进只能是自取灭亡。可是那些掌权后的少壮派军官，哪里听得进这个。到后来大本营干脆把这个不识时务的当年粪青今日准日奸踢出军队让他告老回家。 虽然存在着军部对老百姓的洗脑,欺骗,裹挟...但是,日本当时的国民心态和社会阶级构成才给了军国主义孳生的土壤。甲午战争让日本捞足了油水,这大概是日本老百姓正式把"打仗可以弄到钱"这一思维模式放进大脑的开始,随后又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愚化与奴化教育,以及意识禁锢和舆论控制,这种全民神经质狂热也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那时日本的陆军新兵有个总外号叫做"一分五厘钱",什么意思?一分五厘是一张明信片的价格,他们收到陆军部发来的明信片,上面写着"你拥有参加陆军为天皇陛下效忠的光荣",于是这些人就应征入伍了。整个二战阶段,除了基督教某些分支机构,几乎没有人抵制过这种征兵.不仅如此,充斥社会的壮行会,出发前婚礼,卖身捐献等等无不体现着老百姓对这一"无上光荣"的全盘接受。 就这样，在强烈的军国主义气息下，日本老百姓源于其历史与社会形势对战争的支持,还有被武士道等等激发到几乎畸形的民族意识。在军事独裁之后，日本全国民众狂热追捧对外侵略路线下，最终导致日本走上了法西斯专政道路，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而战争的车轮一经开动就无法再停止下来。最终把整个国家拖入深渊。 http://bbs.tiexue.net/post_1154312_1.html=============================日本是如何走上法西斯道路的 若说中国与哪一个国家的关系最难说清的话，恐怕就是日本。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给日本人以如此巨大的影响。历史上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像日本这样，给中国人如此巨大的伤害。日本原本也是被侵略者，而且对被侵略、被掠夺一直比中国有着更多的担心。1837年幕府统治者德川齐昭发出预言：中国太大，朝鲜和琉球又太小，对大不列颠的炮舰来说，日本恰好不大不小。3年后，危机来了，却首先来到躺在床上抽鸦片的中国。既使如此，鸦片战争的冲击对日本也极大。许多人以鸦片战争为题著书立说，论述西方对东方的野心，警告德川幕府如果不速筹对策，必重蹈中国复辙。诗人山田芳谷特赋诗一首：勿峙内洋多礁砂，支那倾复是前车。浙江一带唯流水，巨舰溯来欧罗巴。诗中所谓“支那”是日本当时对中国的蔑称。日本还在不断地向中国学习，这回学到的是危机。于是有了明治维新。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翻译过来的思想源源流向中国。日本比中国早36年知道了马克思主义。1870年，明治维新时代启蒙思想家加藤弘治就把这一学说介绍到日本。介绍的目的不是为了学习，而是为了批判。当时“共产主义的幽灵”已在欧洲徘徊。由于害怕这个幽灵也徘徊到日本，明治政府容许这一学说作为反面材料出现。1882年，被称为“东方卢梭”的中江兆民介绍了空想社会主义、拉萨尔主义，马克思主义；1893年草鹿丁卯次郎写的《马克思与拉萨尔》；1903年片山潜的《我的社会主义》；1903年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精髓》；1904年幸德秋水和界利彦合译《共产党宣言》、安部矶雄翻译出版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1907年界利彦等的《社会主义纲要》等，马克思主义在日本获得广泛传播。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通过同盟会会员们的介绍，大量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术语由日本传到中国。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曾是日本文明的发源处；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却成为东方先进思想学说的集散地。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西方离中国毕竟太远，一衣带水的日本却很近，于是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中国人，便如周恩来所说：“大江歌罢棹头东，遂觅群科济世穷。”东渡日本学习新思想。然而向先进的中国人提供了先进思想武器的日本，却没有走上如中国一样的革命道路。它走上的是一条相反的路：法西斯道路。清水加饭团酿成法西斯看到马克思日复一日地出入大英图书馆、李大钊本人就是图书馆主任、毛泽东也曾在图书馆工作，有人便说：革命起于图书馆。还有另外一个现象：法西斯也起于图书馆。1904年日俄战争正酣之际，一个21岁的日本青年天天来到东京上野的帝国图书馆，殚精竭虑地苦读。两年之后，他的重要著作《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写成，自费出版。他就是日本法西斯理论之鼻祖北一辉。法西斯主要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说法，是最省事的说法。它不用解释如下现实：为什么法西斯的兴起最初总源于社会下层、且能将这一阶层的支持保持到最后灭亡。特别是，为什么总以社会主义标榜。希特勒首先加入的党，是“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北一辉第一部重要著作是《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他在书中说，日本必须通过“土地和生产机构的公有及其公共经营”，来实现“共产制度”或“社会的共产制”，这项任务的实现者是“下层阶级”。其本意是通过天皇的“协治”来完成“社会主义大革命”，但他倾注心血之作吓坏了内阁，虽然自费出版，也被政府禁止发行。面对禁锢得连书都不能出的日本，他转而为中国革命奔走，一听说辛亥革命爆发，便立即前往中国，甚至写了一本《中国革命外史》。五四运动冲垮了曾立志为中国革命效力的北一辉。他把这一运动看作是排日运动，他为此绝食，抗议不成，便决心离开中国，“告别十余年间参与的中国革命的生活”，返回日本。北一辉：日本法西斯理论的鼻祖 回国之前，北一辉在上海完成了法西斯主义研究。中国青年志士去日本寻找救国真理，日本法西斯组织却派人来中国寻找其领袖人物。1919年8月，标榜为“国家主义”的日本右翼团体犹存社成立，派大川周明专程到中国寻找北一辉。大川周明比北一辉小3岁，东京帝国大学的法学博士，后来与北一辉齐名为日本法西斯运动的两个思想领袖。大川对中国并不陌生，1918年就在中国东北“满铁”任职。但当他到达上海，在一间破房子里第一次见到北一辉还是吃了一惊。他没有料到后者过得如此清苦，仅靠吃米饭团喝清水，撰写着八卷本的巨著《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北一辉把已经写好的前七卷交给大川，约定写完第八卷立即回国。北一辉已经从中国五四运动的苦闷中解脱出来了，决心完全效力于日本国家主义。他把革命与扩张合为一体，认为“在国际间处于无产者地位之日本”应成为一个“打败英国，使土耳其复活，使印度独立，使中国自立，其后太阳旗将给全人类以阳光”的“革命帝国”。在上海亭子间炮制“革命理论”的北一辉虽也主张限制私人资本，雇主和雇员之间利润均分，抑制藩阀财团，但他的“革命”依靠的不是工人，而是军人。他生拉硬扯地将日本军人说成是“有兵卒素质之工人”，主张成立与俄国十月革命工兵代表苏维埃类似的“工兵会”，让最有组织，最有战斗力的在乡军人成为改造国家的骨干力量。于是他在国家主义与军国主义之间搭上了一块方便跳板。后来有人说北一辉的理论好像在日本的旧米酒瓶中灌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新酒，其实说反了，他是在马克思主义的酒瓶中灌进了日本的旧米酒。他的服务对象不是具体的哪一个阶级，而是抽象的国家。于是他的国家主义与西方未曾谋面的伙伴一样，很快变成不折不扣的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1919年是世界法西斯运动收获颇丰的一年。5月，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组织了“战斗的法西斯”；9月，希特勒在德国加入“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9月，北一辉在上海完成《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当俄国革命刚刚成功、德国革命正在进行、中国革命行将开始之时，法西斯主义也不约而同地在西方与东方同时呱呱坠地了。法西斯主义若要生根，必须凭借危机。日本正因出兵西伯利亚和“米骚动”面临空前之危机。贫困，日本人才伟大，他们又能忍耐；物价无止境地上涨也罢，喝喝开水稀粥照样活。啊!逍遥自在呀!吃南京米又挨南京虫咬，住在猪圈般的房子里；尽管选举权也没有，说是日本国民也自豪。啊!逍遥自在呀!膨胀，膨胀，国力膨胀，资本家的横暴膨胀；俺老婆的肚子膨胀，贫困也更加膨胀。啊!逍遥自在呀!这是一首1918年在日本流行的民谣。南京米即中国运去的米。南京虫即臭虫。这首民谣传唱很广，是此时期日本两极分化、官僚腐败的真实写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日本政府以解救各国战俘和收回协约国战争物资为借口，出兵干涉新生的苏维埃俄国。此事大大激发了日本的野心，大正天皇和内阁已经在讨论将东西伯利亚并入日本的可能性了。结果事与愿违。刚刚出兵西伯利亚，国内就发生了“米骚动”，波及三十二县，七十万人加入，日本政府大受震动。害怕日本也出现俄国推翻罗曼诺夫王朝式的革命，天皇和历来反对政党内阁的重臣，都不得不同意政党组阁。于是日本最早的政党内阁———政友会的原敬内阁产生。政党内阁在日本，一开始就是个减压阀和维持会。正因如此，从该内阁起，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和外务大臣三个最重要的位置，执政党都不能安排。国家安全问题更在政党管辖范围之外。政党政治从开始在日本就是个门面。门面也维持不住。第一届内阁首相就死于非命。原敬是平民出身，想结束藩阀政治，搞西方式民主，1921年11月4日在东京车站被十九岁的中冈艮一刺杀。凶手是铁路雇员，凶器是在车站附近五金商店买的白鞘短刀。一把五金店的短刀，便结束了日本刚想冒头的民主政治。自此，日本政治便有了“暗杀政治”之称。北一辉的法西斯理论派上了大用场：每一次暗杀都出自“爱国至诚”。热衷学西方的日本人忘掉了英国文学家塞缪尔那句话：爱国心在不少场合，是被流氓当作隐身衣来使用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最终，日本被推上了法西斯道路。

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富强的首要条件。（正确）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性质：社会主义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工业化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后者是以生产资料资本主义所有制和雇佣劳动者相结合的生产方式为基础，以榨取最大的利润为目的，依靠对国内外人民的残酷剥削来实现的。前者是以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已成为国家主人的劳动者直接相结合的生产方式为基础，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为目的，它立足于自力更生，主要依靠社会主义的内部积累，同时也根据平等互利原则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来实现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意义：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各国无产阶级尤其是原来经济落后的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所面临的共同任务。只有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才能用它提供的先进生产资料来装备、改造工业、农业、运输业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国家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纳粹德国自称的“国家社会主义”并非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而是纳粹对法西斯主义的包装。对社会主义类似的声明还有日本法西斯鼻祖北一辉的法西斯主义代表作《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事实上“国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建立在极端仇视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的，属于极右思想，若将其归入社会主义，当属断章取义。将社会主义和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进行混淆往往是社会主义的反对者对人民的欺骗手段，以败坏社会主义的名誉。民主社会主义：这是在北欧等地盛行的以高度发达和高福利为代表的制度，较社会民主主义更为偏左，其依靠是雄厚的原始积累，属于一种典型的改良主义，是资本主义左翼的一种主张。但在西方语境中“社会主义”通常指北欧国家的制度。

《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以其强烈的蛊惑性、欺骗性、狂热性，成为日本法西斯主义最激进的纲领，在日本的青年军官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1920年，北一辉返回日本，加入成立不久的犹存社，并与大川周明一道成为该社的台柱。

1936年2月26日皇道派青年法西斯军官制造了流血军事政变事件，这也是陆军内部皇道派与统制派两派的一次决战。 政变的起因是皇道派青年将校受日本法西斯主义鼻祖北一辉思想的影响，企图利用流血的军事政变夺取政权，达到改造国家、建立军部独裁政权的目的。政变的直接起因是由于1935年陆军大臣林铣十郎罢免教育总监真崎甚三郎大将，发生相泽事件，致使皇道派与统制派矛盾尖锐化。 1935年12月，陆军部决定调遣皇道派的东京第一师团驻防"满洲"是导致爆发二·二六政变的导火索。1936年2月26日晨，安藤辉三、村中孝次和栗原安秀等皇道派军官，伙同步兵第一、三连队、近卫步兵第三连队的22名少壮军官，抽调1400余名士兵在东京起事。叛乱部队高喊"昭和维新"、"尊皇讨好"等口号，袭击政府首脑官邸或私宅，杀死内阁大臣斋藤实、大藏大臣高桥是清和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重伤侍从长铃木贯太郎，误杀冈田启介首相的秘书，占领陆军省、参谋本部、国会和总理大臣官邸、警视厅及附近地区，要求陆军首脑果断实行国家改造，任命荒木贞夫为关东军司令官，以压制苏联，逮捕或罢免"统制派"军官。陆军当局本已预计到发生兵变的可能，但希望利用这一机会建立新体制，因此颁布《戒严令》。 转自铁血 http://www.tiexue.net/ 但政界、财界和海军部不支持政变，民众也逐渐了解事件的真相，事态的发展遂转向武装平叛。2月29日，陆军首脑正式下达镇压命令，调遣地方部队抵达东京。大部分叛军头目均被平叛部队逮捕，主谋者除2名自杀外，全部被处死，兵乱的思想支柱、法西斯主义分子北一辉、西田税也被处以死刑。参加叛乱的士兵回到各自的营房。平定叛乱后，陆军当局彻底清洗了皇道派，确立统制派对陆军的支配地位，大批与皇道派有牵连的人受到处分，并表示以后反对和拒绝从事扰乱军队秩序的法西斯主义运动。二·二六事件是日本法西斯少壮军官发动的最后一次军事政变。 以该事件为契机，冈田启介内阁辞职，军部以血腥的镇压手段加强了他们在政治上的发言权。广田弘毅组阁后，在陆军大臣侯选人寺内寿一大将的强硬要求下，同意恢复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军人遂掌握了随时可以使内阁倒台的大权。此后，日本迅速走向军部法西斯专政的道路。

日本的二二六兵变实际上是军部内部的一场派别之争，以底层军官和高层将领的矛盾为核心点，底层军官想要通过一次军事政变来快速上位，最后由于势单力薄，而被镇压。1936年的日本，由于对外决策尚不清晰，以大川周明为主的统制派和以北一辉为主的皇道派产生了矛盾，皇道派和统制派不仅在对华侵略还是对俄宣战的问题上有矛盾，而且对陆军的军费开支也有极大的意见，皇道派是一些下层的军官组成的激进派，而统制派则是由内阁元老和军部将领组成，他们不想看到自己的既得利益受到损害，因此皇道派想通过激进的政变来快速铲除掉自己的异己，从而实现自己地位上的改变，他们打出清君侧的口号，意思是要建立一个直接由天皇领导军部，军部控制国家的政治体系。1936年2月26日，皇道派军官带领一千多人发起了二二六军事政变，妄图推翻旧的军部政府，他们通过刺杀陆军将领和内阁大臣的方式，想要以此快速铲除统制派的核心人物，但是由于其人数少，有没有号召力而最终被镇压，皇道派的核心人物北一辉被处死，军事政变仅仅持续了四天，便平静了下去。皇道派的失败也使日本军部的势力融合为一体，皇道派的对俄宣战的策咯被搁置，而统制派的侵略中国的方针被提上日程，为日后侵华战争的开始埋下了伏笔。

《看日本》（渡边京二）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链接：https://pan.baidu.com/s/18Mns3GeWXCmMW80lm1ilug 提取码：fswe书名：看日本作者：渡边京二译者：杨晓钟豆瓣评分：7.1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年份：2009-1页数：360内容简介：《看日本:逝去的面影》这部可以称得上是近代日本社会志的著述里，著者对日本这个令欧美人颇感讶异的异文明国家，通过“和睦与礼节”“裸体与性”“女性的地位”“孩子的乐园”等章节对近代日本的生活特征作了非常好的整理和解说，并用简单易懂的文字将它们记述下来。正如著者自己所强调：我所生活着的现实是历史积淀下的日本。不管好坏，在人类所拥有的世界中，我们都不得不参与其中。《菊与刀》是西方人看日本的杰作，他们的碧眼中，日本是一个唯美与尚武极端统一着的国家。而日本人自己又是如何评价这种观点呢？日本思想史家渡边京二在搜集、查阅了大量幕末至明治年间来目的外国人记载的基础上，以自己独特的视角，为我们解读了形成日本民族这种错综复杂性格的深刻原因。这《看日本:逝去的面影》为我们客观全面地了解日本人、了解日本文化打开了一扇窗。作者简介：渡边京二，日本著名思想史家，出生于1930年，在中国的北京、大连长大。写过多部思想史的著作，《渡边京二评论集成》中收入了他的《日本近代之逆说》《小东西的死》《荒野上的彩虹》《隐蔽的小径》，近作还有《日本近世的起源》《江户幻景》等，所著《北一辉》还曾获得第33届每日出版文化奖。

北村一辉 经常在日剧中看到他，但是都不是主角，总感觉他和严宽长得有点相像，具体的资料如下： 北村一辉(1969年7月17日-)，日本男演员。最初以本名北村康进行演艺工作，而后由演出的电影导演三池崇史，取了“北村一辉”为艺名，与思想家北一辉没有关系。大阪府大阪市东住吉区出身。弓削商船高等专门学校肄业。身高177cm，体重65kg，血型A型。巨蟹座。 尽管容貌端正，但却饰演许多反派、叛徒、异端、异形等角色。那股充满狂气的演技力，并非只有身为演员的狂气，而是表现于「演技」上的狂气。 代表作有，电影『皆月』『ゴジラFINAL WARS(哥吉拉最终战役)』、连续剧『北条时宗』『あなたの邻に谁かいる(鬼邻居)』『夜王～YAOH～』『14才の母( 14岁的母亲)』『料理新人王』『医龙』『秋叶原@deep』等09年新作『天地人』。已婚，育有1子(儿子可能1995年左右出生)

据我调查得知在二战时法西斯主义抬头，又出现一些主张国家社会主义的右翼团体，如北一辉、大川周明等人创立的犹存社、行地社、神武会，高畠素之等创立的经纶学盟等。这些右翼团体以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为纲领，主张以政变为手段，实行国家法西斯化。因以“革新”面貌出现，故称革新右翼，实即法西斯化的右翼团体。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右翼团体与军部法西斯势力相结合，采取暴力恐怖行动，推进日本法西斯化和侵略战争。1931年内田良平等以黑龙会为核心组织法西斯主义团体大日本生产党，极力反共，叫嚷“解决满蒙问题”，“确保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积极参与建立伪满洲国的活动。在革新右翼影响下，军部法西斯少壮军人在国内外策划一系列流血政变和事件。纳粹又是二战时候法西斯的老大！所以现在的日本右翼分子才会由此在胳膊上有纳粹的标志，因为纳粹是他们学习的对象。 以下是我个人观点：垃圾的日本人不配佩戴纳粹的标志，他们是在侮辱这万字旗，侮辱神圣的德意志第三帝国。

　　1〕　　关於铃木清顺的基本风格特色，以及电影事业上的重要经历，在万象已出版的《感官世界——游於日本映画》中，我已有另文交代。在这里不再浪费笔墨篇幅重覆了。　　〔2〕　　吾友庞奴（李照兴）於〈CAMP片之王铃木清顺〉（见《香港经济日报》1996年7月17日）一文，言简意赅地点出SUSAN SONTAG的经典文章“NOTES ON CAMP”，是理解铃木清顺世界的不二法门。CAMP的美学特徵：人工化、夸张及风格化的演绎，在铃木清顺的电影里，可以引用的例子俯拾皆是。铃木清顺在《东京流浪客》（TOKYO DRIFTER, 1966）中的表演舞台，又或是《刺青一代》（ONE GENERATION OF TATTOOS, 1965）里的西部酒吧，均充分反映导演对布置艺术，乃至一切视觉装饰性的元素均了然把玩於胸。和CAMP的口味不谋而合，这些表面上的视觉风格元素，委实路人皆知，不用再多加分析。　　〔3〕　　是CAMP美学背后种种物质及精神上的意涵，我认为对理解铃木清顺的世界会有更大的启发性。正如SUSAN SONTAG指出CAMP的口味本质上仅能够在富裕社会出现，又或是在一些能够体验富裕带来的精神变态之圈子生根。富裕相随的过剩状态，不独指物质层次，而且也是文化精神方面的情况。铃木清顺身处的时代，单从电影这一媒体来说，已属於文化超饱和的局面，他曾在〈世纪末的映象〉（《国文学》第22卷第8号，1977年）一文，提到《暴力挽歌》（FIGHTING ELEGY, 1966）被人认为有种暖昧性，似乎有黑泽明、沟口健二、五所平之助及小津安二郎各自部分的影子。面对这种情况，铃木清顺唯有慨叹过去的电影，就如卷著身体的蛆虫，有理也不易说清。　　〔4〕　　然也正因为这种文化上的饱和状态，恰好成为CAMP美学成长育成的最佳土壤。传统美学追求目标的极致完成，歌颂上层文化的尊严及严肃，以和谐为方向。经过二十世纪的艺术家洗礼（如蓝波及卡夫卡等），艺术可以变成不断制造矛盾，以暴烈来处理精神内心挣扎的刻划。而CAMP肯定的不过是对失败看重的一种感性，是经验的戏剧化表现，纯从美学出发，不涉道德判断层次。铃木清顺承接片厂导演的系统（对比於小津安二郎之於松竹、黑泽明及成濑巳喜男之於东宝），他没有机会如「上一代」的导演以个人锺情的题材，去展现自己的世界。但同时又没有如年纪相若的同侪及后进，如大岛渚、今村昌平、吉田喜重及筱田正浩等人竞相以实验性争先。处於一个夹缝位置，铃木清顺倒恪守作为日活片厂生产娱乐片的导演本分，回归CAMP美学的本质——从享受、欣赏出发，而非判断评价先行；内里正流露对人性的热爱，包括对鄙俗之类的低下趣味之鲜活呈现。　　〔5〕　　铃木清顺的黑帮片，大部分於五、六十年代以双连场的「赠品」形式，推出?场面对观众。有趣的是，作品本身的「模范读者」（MODEL READER）与「经验读者」（EMPRIRICAL READER）（解说可参阅UMBERTO ECO的《SIX WALKS IN THE FICTIONAL WOODS》）明显截然不同。在真实时空内欣赏这批作品的「经验读者」，应属流连里巷的?井之徒。导演在电影中对人物的种种把弄，几成为对戏院内「经验读者」的平行嘲讽。当然表面上对黑帮片中英雄的谐趣塑造，或许对「经验读者」 惯常的观影经验是一种「不敬」的表现；但骨子里却把英雄拉回落水狗的层面，将人性种种难以言尽的怪癖及弱点放回文本，令作品重拾现实的土壤。讽刺的是，时代转变后发现作品的「模范读者」，竟然是一群知识份子——他们才真正理解及享受铃木世界的CAMP片美学。铃木清顺一生极力抗拒任何被学院化的企图，甚至嘲讽自己的《关东浪子》（KANTO WANDERER, 1963）只虚有一些所谓「意念」，实质上不比其他日本导演（如加藤泰）的黑帮片出色。「无容置疑《关东浪子》确是拥有『意念』，但也反映出一部作品一旦有了『意念』，便不用理会电影多么沉闷。这正是学术取向的危险之处。」（参考BRANDED TO THRILL: THE DELIRIOUS CINEMA OF SUZUKI SEIJUN TO THRILL一书中，ICA,1994,"SUZUKI ON SUZUKI"一文）可惜命运却不断教他与知识份子结缘，1967年铃木清顺被日活社长解雇，发动游行示威为他「伸冤」的正是一众知识份子：电影导演、评论家及学生组织等。命运的波折九曲十三弯，不以个人意志而转移。　　〔6〕　　回头说来，以对类型电影的戏拟（PARODY）乃至颠覆的角度，去阅读铃木清顺的作品，未免失诸片面。其实他早期的警匪侦探片，往往仍大致依循类型的规范，只在个别镜头及场面加上别致花样及心思，令作品的吸引力更大；由《无影之声》（VOICE WITHOUT A SHADOW, 1958）至《野兽之青春》（YOUTH OF THE BEAST, 1963）莫不如是。往后他在作品中加入OFF-BEAT的元素，过程时常反覆拉缠：如《东京流浪客》正是因为铃木清顺在《刺青一代》中走得太远，而被日活命令安分守己去完成。更深一层的考虑是，铃木清顺对类型本身的种种戏谑，本质上与巴赫汀（BAKHTIN）的公众广场概念是一脉相承的。传统黑帮片的规范是向心的支配力量，而铃木清顺加进去的不依牌理元素：大量原色的穿插（如：《肉体之门》及《东京流浪客》等）、没由来的强风（《春妇传》及《河内的卡门》）及不按常规的季节变化（《东京流浪客》）等，均凝聚成一股离心力量。离心力固然是对向心力的一种挑战，但绝非旨在颠覆更替，而是丰富了原有的秩序，体现一种进行式却肯定共存并蓄的精神。在这重意义上，铃木清顺日活时期的作品，与一般日本新浪潮导演的取向，正好道不同而各走一端。后者致力破坏建制，确立新秩序的努力，和铃木清顺的态度是本质上的差异。用概括的话来说，日本新浪潮是另一次全速发展及颂扬菁英文化的尝试；铃木清顺著眼的反而是菁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话（注意绝非反精英文化），和后现代主义理论精神可不谋而合。　　〔7〕　　或许用铃木清顺作品中的笑声，更可能把问题厘清说明。IAN BURMA在〈THE ECCENTRIC IMAGINATION OF A GENRE FILM-MAKER〉中认为「铃木清顺电影中的笑声，是处理对暴力恐惧的一种方法。它提供了仪式上的静化。」（同上引 ICA.书）他正好仅从表面处境著眼去理解铃木清顺的笑意。事实上，铃木清顺作品的笑声正好拥有巴赫汀「狂欢化」理论（CARNIVALIZATION）中笑声的暧昧及双重性特点。在「狂欢节」中，笑既嘲弄戏谑，亦欢乐从容，褒贬合一；而穴户锭（SHISHIDO JO）正是铃木清顺赖以表现笑声暧昧性的主要凭依。穴户锭是铃木清顺的爱将，与一般当红的青春偶像相较（如石源裕太郎、小林旭、渡哲也，甚至后起的高桥英树），他其貌不扬且流於猥琐。然而在作品中往往以「智者」的形象出现。《无影之声》中他的笑声成为凶手留下的唯一线索；《龙蛇争霸》（DETECTIVE BUREAU 2-3: GO TO HELL, BASTARDS!, 1963）及《野兽之青春》里笑声均洋溢玩弄对手的促狎快意；至《杀手烙印》（BRANDED TO KILL, 1967）更纠缠复杂，在与头号杀手的逐鹿中，笑声里快乐与嘲弄（甚至对自己）并生，而坦然面对指定游戏中做为一粒棋子投入参赛的处境。换句话说，穴户锭的笑不断挖苦对手（银幕上的对头及银幕下的观众），也充分享受成功的快意轻松（纵然只是短暂的）。他饰演的英雄（无论忠奸）往往均十分享受面对现实的刁难挑战，从游戏中去追寻快感——暗藏的脉络为「智者」（菁英）全身投入大众文化中生活共存，产生的永远是对话而非对抗的状况。　　〔8〕　　SUSAN SONTAG把CAMP分为NAIVE CAMP及DELIBERATE CAMP两类：前者无心插柳，却大树成荫（如ART NOUVEAU 的工匠）；后者则刻意为之，削弱了CAMP的震撼力。铃木清顺的CAMP素，固然刻意为之；但「CAMPING」的过程中，力量没有受影响，我认为乃因他具备CAMP的轴心要素：一本正经（SERIOUSNESS）。他对轻浮、失败、不庄重及享乐的认真，自然非以一板一眼的形式显现。正如我说铃木清顺拓展了黑帮类型片的语言文法，假使他听到亦必然发笑打诨。然而正因为一切乃辩证统一，所以铃木清顺的电影世界才名符其实为一种「讨人爱的犬儒主义」（SWEET CYNICISM）。　　〔9〕　　更深一层的吊诡是，铃木清顺以黑帮类型片确立CAMP片之王的美学秩序，以游戏笔墨及玩乐心态鲜活操控这个男人阳刚当道的世界；但同时又可以藉软性色情片向女人致敬，把一贯用来剥削女人的形式灌注入新生命，其中尤以野川由美子（NOGAWA YUMIKO）为他手上传情达意的重要棋子。这方面的作品包括《裸体年代》（AGE OF NUDITY, 1959）、《头头碰著黑》（EVERYTHING GOES WRONG, 1960）、《肉体之门》（GATES OF FLESH,1964）及《春妇传》（STORY OF PROSTITUTE, 1956）等等。其中的性爱场面来得一般处理，绝非好此道观众会满意的程度；其中以《肉体之门》的名气较著，是历史上的第二次改编。早於1948年牧野雅弘（MA-KINO MASAHIRO）已把这本田村泰次郎（TAMURA TAIJIRO）的名著改编；同年沟口健二也推出以妓女为题材的《夜之女》（WO- MEN OF THE NIGHT,1948）。两出作品遭遇回异，前者几近拷贝不存，后者却名垂影史；铃木清顺於1964年的翻拍，未尝没有翻案伸冤的意味。更重要是铃木清顺打破了日本电影老掉牙的保守传统；女人不应享受性爱之乐。野川由美子在《肉体之门》中，正是在完全自主自决的情况下（先已看过前辈受折磨的景况），为快乐负上责任。铃木清顺以四种颜色来划分四名妓女（红、黄、绿、蓝），其中以绿色来主导野川由美子饰演的MAYA一角的打扮——而绿色在铃木清顺的象徵系统中，正好是平和（PEACE）的代表。　　〔10〕　　CAMP美学中往往有非政治化的倾向，铃木清顺基本上也不例外；唯一只有《春妇传》及《暴力挽歌》较具政治阅读意涵，而且同样表现出对日本皇道不信任的态度。《春妇传》以逃兵引出对国家的忠诚抉择疑问，结果川地民夫（KAWACHI TAMIO）饰演的士兵选择愚忠，没有得到好结果。《春妇传》一方面著力批评了军国主义的虚妄；同时藉男女易位，以野川由美子突显出女性才是战争中的英雄。倒是《暴力挽歌》中的政治信息，不如《春妇传》中的明显。《暴力挽歌》的剧本由另一位日本名导演新藤兼人（SHINDO KA-NCTO）执笔，本来仅像一部刻划少年青春、暴力与性的作品。高桥英树饰演的KIROKU，暗恋所寄宿家庭的女儿MICHIKO；他生理上的性欲无处发泄，转化在拳头上作补偿，对MICHIKI纯真的爱情遭置散，其实是对暴力和权力美好憧憬的平行映照，伏线留在片末KIORKU对一个俳句老师MISA的景仰身上。MISA原来是日本的革命理论家北一辉（KITA IKKI）。KIROKU对他仰慕正好同时满足於性与权力的幻想：北一辉既是少年将士心中的偶像，而在小镇又与美丽的女侍应有染；性与权力在他身上得到完美统一。可惜KIROKU与MICHIKO的无疾而终，也正好预示了他对权力的憧憬同样是一场虚幻的想象，终於亦会落得被出卖背叛的收场。要明白电影的含义，我们必须对北一辉加以说解。北一辉是（1883-1937）年轻一辈军官拥护的理论家，早於1919已发表《日本改造法案大纲》，鼓吹政府把一切国有化；目标并非要行共产主义，而是要巩固国策的根基，为天皇服务。他生命的高 在1936年策划了著名的二．二六事件，鼓动皇室派军官实行武装政变，要求杀死一干大臣，为天皇建立军部的独裁政体。可惜得不到天皇的首肯，结果在三天后被下令镇压，瞬即平定政变，而北一辉亦以首脑的身分被判处死刑。此事后来其实也被吉田喜重拍成《军法》（MARTIAL LAW,1973），成为他从《情欲与虐杀》（EROS PLUS MASSACRE, 1969）揭?的三部曲之结束篇。整件二．二六事件的最大启示为北一辉觉得被天皇出卖，因为他没有支持以天皇之名而进行的起义。而年轻的军官亦认为被北一辉出卖，因为他没有达成口中倡言的理想主义。至於铃木清顺在《暴力挽歌》的最后一幕，暗示KIROKU会上京追随北一辉，既预示了他未来的惨澹收场，同时亦将青春之梦被成人的伪善及政治目的所蚕食而变质的结局道破。暴力挽歌——正好有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喟叹在内。　　铃木清顺（SUZUKI SEIJUN）　　1923年5月24日生於东京。在青森县的高中毕业后，立即考进刚创立不久的镰仓学院电影系，后来再投身入松竹当副导演。直到1954年，他改投日活，展开惊人的人工幻化美学。可惜於1968年，日活当时的社长堀久作认为铃木清顺只拍一些「令人看不懂的作品」，於是把他解雇。经过文化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抗议，日活才同意道歉并作出赔偿。踏入八○年代，铃木清顺展开「大正三部曲」的创作（《流浪者之歌》、《阳炎座》及《梦二》），全情显耀自己锺情的梦幻世界。　　铃木清顺电影作品年表　　1956 《港的乾杯．胜利在我手中》（HARBOUR TOAST: VICTORY IS　　IN OUR GRASP）　　《海的纯情》（PURE EMOTIONS OF THE SEA）　　《恶魔之镇》（SATAN"S TOWN）　　1957 《浮草之宿》（INN OF FLOATING WEEDS）　　《八小时的恐怖》（EIGHT HOURS OF TERROR）　　《裸女与枪》（THE NUDE AND THE GUN）　　1958 《暗黑街的美女》（BEAUTY OF THE UNDERWORLD）　　《不会来的春天》（SPRING NEVER CAME）　　《未成熟的乳房》（YOUNG BREASTS）　　1959 《无声之影》（VOICE WITHOUT A SHADOW）　　《爱的书简》（LOVE LETTER）　　《黑暗的旅券》（PASSPORT TO DARKNESS）　　《裸体年代》（AGE OF NUDITY）　　1960 《狙击护送车》（TAKE AIM AT THE POLICE VAN）　　《沉睡的野兽》（SLEEP OF THE BEAST）　　《密航零线》（CLANDESTINE ZERO LINE）　　《头头碰著黑》（EVERYTHING GOES WRONG）　　《去死吧！流氓集团》（FIGHTING DEINQUENTS）　　《横渡山峡的春风》（THE WIND-OF -YOUTH GROUP CROSSES　　THE MOUNTAIN PASS）　　1961 《东京骑士队》（TOKYO KNIGHTS）　　《无铁炮将军》（THE BIG BOSS WHO NEEDS NO GUN）　　《散弹枪之男》（THE MAN WITH A SCATTER GUN）　　《海峡的血水》（BLOOD-RED WATER IN THE CHANNEL）　　《百万元夺命逃》（MILLION DOLLAR SMASH AND GRAB）　　1962 《青年流氓》（HIGH-TEEN YAKUZA）　　《投我一注的家伙》（THE GUYS WHO BET ON ME）　　1963 《龙蛇争霸》（DECTIVE BUREAU 23.GO TO HELL, BASTARDS!）　　《野兽之青春》（YOUTH OF THE BEAST）　　《恶太郎》（THE BASTARD）　　《关东浪子》（KANDO WANDERER）　　《杀手烙印》(BRANDED TO KILL)　　1964 《花与怒涛》(THE FLOWER AND THE ANGRY WAVES)　　《肉体之门》(GATE OF FLESH)　　《誓不饶恕》(OUR BLOOD WON‘T ALLOW IT)　　1965 《春妇传》(STORY OF A PROSTITUTE)　　《恶太郎传.生於恶星之下》(STORIES OF BASTARDS:BORN UNDER　　A BAD STAR)　　《刺青一代》(ONE GENERATION OF TATTOO)　　1966 《河内的卡门》(CARMEN FROM KAWACHI)　　《东京流浪客》(TOKYO DRIFTER)　　《暴力挽歌》(FIGHTING ELEGY)　　1977 《悲愁物语》(A TALE OF SORROW AND SADNESS)　　1980 《流氓者之歌》(ZIGEUNERWEISEN)　　1981 《阳炎座》(HEAT-HAZE THEATRE)　　1985 《CAPONE的泪潮》(CAPONE‘S FLOODS OF TEARS)　　1991 《梦二》(YUMEJI)

明治维新以后，在伊藤博文的主持下，日本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确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君主立宪体制，即近代天皇制。不同于西方典型的资产阶级民主体制，日本的天皇制（二元制君主立宪制）封建残余浓厚，议会、内阁和政党都受制于天皇的特权和军部的强权。尽管如此，《明治宪法》毕竟是亚洲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日本由此以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国力获得了极大的增强。日本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打败了中国，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了地处欧洲东部和亚洲北部的沙皇俄国，侵占了朝鲜、中国台湾和澎湖列岛，控制了中国辽东半岛，日本成为帝国主义国家。

从地理规模来说，日本的面积是37万多平方公里，只相当于中国的云南省。但令人不解的是，就是这样一个小国，却连年不断地发动对外战争，给亚洲的许多国家尤其是中国带来了罄竹难书的浩劫和灾难。 黄仁宇在他的《万历十五年》一书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在16世纪中叶，日本这一个岛国能够严重威胁本朝(即明朝)东海沿岸各省的安全，这种现象是很难理解的。合乎逻辑的倒是本朝的士兵应该越海进攻日本。因为当时的日本不仅地狭人稀，而且几十年来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权，内战频仍，法律和纲纪可谓荡然无存。本朝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被一个极有组织的文官集团所统治，中央指挥地方如身之使臂，极少发生抗命的事情。同时我们这个帝国在名义上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常备军，人数多达二百万。 日本军国主义者对这个问题倒是有一个答案：日本列岛是一个蚕，中国则是一片桑叶，蚕就是要吃桑叶。日本的老师就在课堂上给自己的学生们灌输这个观点：日本的形状像个蚕，支那则像个桑叶，蚕吃桑叶天经地义，否则蚕岂不要饿死吗? 这真是可笑的歪理邪说。 要回答日本为什么侵略中国，既要看日本的因素，也要看中国的情况。 从日本方面看，首先是它想侵略中国，其次是它有能力侵略中国。前者解释日本侵略中国的必然性，后者则回答日本侵略中国的可能性。 第一个问题：从日本方面来看。它为什么要侵略中国．为什么想侵略中国?也就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必然性在哪里? 日本之所以走上侵略扩张道路，根子还在于它的民族文化中存在着浓厚的军国主义传统。 那么，日本为什么会形成军国主义的传统呢? 1．这首先和日本的武士道密切相关 日本的武士道是大家熟知的一个名词，但武士道究竟是个什么货色?它是怎样形成的?它对日本有什么作用和影响呢? 日本历史上曾经历了很长的战国时期，大名领国群雄割据，混战不已，并逐渐形成了专事征战杀伐的武士阶级。1192年，日本建立了第一个武士政权——镰仓幕府，从此开始了长达数百年的武士统治时代。“武家习气”、“弓矢之道”与中国的儒家伦理相融合，就形成了忠君、节义、廉耻、武勇、坚忍等一整套封建伦理规范，统称“武士道”。 武士道的形成使武士意识大大强化了，它不但从伦理关系上加固了武士阶级，而且使武士的思想和行为特征更加明确了。中国儒家伦理所倡导的儒雅之风，不但没有使日本武士变得像中国儒生那样弱不禁风，反而给嗜杀的武士罩上了儒雅的外衣，使其在血泊与文墨之间达到心理平衡。封建武士经常为试刀而无故砍杀路人，然后彬彬有礼地朝死者鞠上一躬，说声“对不起”。这典型地体现了日本武士所具有的文质彬彬和凶残嗜杀的双重性格。这也是日本武士与西方强盗的不同之处。在武士统治的数百年间，武士道一直被作为日本社会伦理的基本内容而加以宣扬，武士道潜移默化的熏陶，使日本文化和日本民族性格中具有强烈的强悍尚武的特点。 明治维新推翻了武士阶级的统治地位，废除了武士等级，但武士道却被日本统治者作为主导性的伦理传统继承下来，用以向国民进行灌输，甚至将武士道精神渗透到青少年的教育之中，千方百计地培养青少年的残酷心态。比如，为了培养小孩子的胆量，深夜派他去死刑刑场取死人头，谁敢做就给谁奖励；给小孩喝红色的羹汤，让他体验喝血的感觉。 2．与军国主义密切相关的第二个因素是天皇制 天皇制政体是明治维新保留的除武士道之外的另一个封建残余。日本的天皇制有两个特点：一是万世一系，从未改姓，绝大多数日本国民对天皇有着绝对的精神信仰；二是天皇不掌握实权。天皇制的这一特性，也被日本利用于军事领域。日本军队实行所谓的统帅权独立制度，即军队的指挥权不归内阁而归天皇，日本军阀可以借助天皇的名义随意对外用兵，日本的政党体制对日本军方不起约束作用。 可以说，军国主义是日本侵略成性的根源所在，而武士道和天皇制，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得以形成的精神支柱和政治基础。 3．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的发展促使日本踏上了军事立国的军国主义道路 从西方列强的情况看，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带来对海外资源和海外市场的迫切需求，而世界政治经济的不平衡性和资本主义列强在政治组织力、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尤其是武器装备方面的优势，使它们得以通过暴力强行夺取海外资源，开拓海外市场。 日本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要比欧美列强晚得多，国力也相对较弱，因而日本统治者普遍怀有急起直追的心理，加之其固有的嗜杀黩武的武士道传统和天皇制政体的影响，所以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比欧美列强更多地借助于暴力性的对外扩张。 要通过暴力强行夺取海外资源和开拓海外市场，就必须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为此，明治政府以军事立国为根本国策，竭力扩充军备，迅速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 4．西方法西斯主义传入日本，形成法西斯军国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源自欧洲的法西斯主义思潮也开始在日本萌芽。西方的法西斯主义和日本的军国主义可以说是一对异姓兄弟。经过日本民间法西斯鼻祖北一辉和另一名法西斯思想家大川周明的介绍和鼓吹，法西斯主义思潮在日本尤其是日本军界迅速蔓延。由北一辉、大川周明提出的法西斯思想经军内法西斯加以补充，构成了比较完整的法西斯思想体系，即：通过“天皇归一”的忠君思想树立以天皇为绝对权威的“国体意识”；依靠军队进行“国家改造”，废除政党政治，打击保守派统治人物，建立法西斯独裁政权；通过实行国家总动员建立总体战体制，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夺取远东霸权，完成“昭和维新”。 1936年二二六政变后，军政大权完全落入军部之手，日本的法西斯军国主义体制正式确立。 我们可以梳理出一条思路：武士道使日本人强悍尚武，强悍尚武的民族性格和天皇制的特性，加之明治维新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需求，促使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日本的军国主义与从西方舶来的法西斯主义相交媾，又孕育出一个具有日本特色的怪胎——更加好战、更加残暴、更富于冒险性侵略性扩张性的法西斯军国主义。这样一来，日本就犹如一辆被恶魔操纵的战车，不可能不对外发动侵略战争。这便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必然性。 第二个问题：日本侵略中国的可能性，也就是日本为什么有能力侵略中国？ 这首先与明治维新有关，可以说，明治维新是近代日本历史命运的根本转折点。 日本早在明治维新之前就开始了对外侵略扩张，但基本没有达到侵略企图，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日本的国力不足以支撑其对外扩张，可谓心有余力不足；而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对外扩张几乎次次成功，主因就在于维新后的经济发展为其对外扩张提供了物质基础。 仅以武器装备为例，到全面侵华战争前夕，日本已能够批量生产当时所有的先进重型武器，如坦克、装甲车、大口径火炮、作战飞机、战列舰、巡洋舰、航空母舰和军用通信设备，其性能也与英美制武器相当，而当时的中国只能生产步兵轻武器和小口径火炮，重武器基本依赖进口。 所以，明治维新是日本之幸，而为中国之祸。邻国一次成功的改革，却给自己国家的命运带来莫大的影响，这是许多中国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这个血的事实提醒我们，必须放眼看世界，必须密切关注国际事务。 其次，日本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中的一些特性强化了日本的国力，也强化了日本侵华的能力 在推动和有利于日本侵华的种种因素当中，除了武士道、天皇制、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经济发展之外，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些体现日本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特性的东西，如团结、认真敬业、善于创造性摹仿和有危机意识等。日本因为强大起来才可能发动一场全面侵华战争，而日本的强大是与这些民族特性分不开的。 1．不搞内哄 日本人并非没有内部矛盾，但他们不大搞内哄，他们对自己的同胞很爱惜，谁动了日本人一根毫毛，哪怕是伪军的高级将领不小心伤了一个日军士兵，那也是不得了的事。 抗日战争期间，我们策反伪军十分容易，而策反日军部队从整体上无一成功。日本军队从未发生过内战，而中国军队内部磨擦不断。抗战时，我们曾提出一个著名的口号：“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但是，正义一方的中国人没有完全做到，非正义一方的日本人反而基本做到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一部了不起的战略著作，经过抗日战争实践的检验，基本的预测都实现了，惟独有一样没有实现，即：“中国抗战的胜利除了自身的努力外，还将有待于国际的援助和日本国内的变化”。所谓“日本国内的变化”即指日本反战力量的增长。但是，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日本的反战力量仍极为有限，几乎没有构成一种力量。 那么，日本人为什么比较团结? 原因有三个：一是对天皇的忠诚，二是民族优越论，三是矛头对外。先说日本国民对天皇的忠诚。在以等级制为基本结构的日本社会中，天皇站在最顶端，这与中国古代的帝制是一样的。但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皇位频繁更姓，总计三十六姓，而日本自神武天皇开创天皇制之后，天皇从未改姓，可谓万世一系。 在日本，天皇不是实际的统治者，而只是一个象征。天皇的隔绝尘世，一来不妨碍重臣掌握实权，控制朝政，二来无实权就不会犯什么大的错误，也不会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这样有利于维护天皇制的长久性和国民对天皇的精神信仰。于是，皇统绵延不绝，皇恩浩荡不息，久而久之天皇也就成了日本统一与永存的超凡脱俗的象征。对天皇的效忠就是对日本国的效忠，效忠天皇成了每一个日本国民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这就使得日本有一个凝聚国 民的核心和集中统一的精神信仰。 二是民族优越论。日本人自古以来就把自己视为“天照大神”的子孙，视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根深蒂固的民族优越感使日本人强化了对本民族的认同和对自己同胞的尊重，同时也强化了日本人对其他民族的蔑视和鄙薄心理。 三是矛头对外。日本是一个岛国，面积很小，资源贫乏，很多需求从日本国内无法解决，而必须通过贸易或战争的手段从国外解决，所以它的矛头是对外的，贸易是对外贸易，战争是侵略战争。无论是解决资源、市场问题，还是扩张领土，日本都是把矛头指向他国，尤其是中国。矛头对外，可以缓和内部矛盾，所以日本人从整体上比较团结。 2．认真敬业 日本人的认真和较真，在世界上只有德国人可与之媲美。而这两个国家恰恰是世界一流的强国，其产品质量的信誉在世界上也是数一数二的。 日本学者研究郑和下西洋那条大船上究竟用了多少铆钉；一位专门研究李大钊的日本女学者能把李大钊在日本时住在什么地方，在那个饭馆吃饭，到哪里散步等等说得一清二楚，这让中国研究李大钊的专家们瞠目结舌；还有日本学者专门研究唐朝皇帝死后，太子守灵的礼仪，这个问题如果让中国的学者来解释不知是否有人说得清楚。日本学者的论文与中国学者的论文反差很大，我们讲究篇章布局，讲究观点的提炼和总的结论性评价；而日本人重视细节，重视资料，写得极为细致。中国人读了日本人的论文感觉过于繁琐，日本人看了中国人的论文则感觉大而空，不扎实。 日本人之所以认真，恐怕与它小有关，家小业小，土地少资源少，事事必须精打细算；也可能与日本的对外扩张有关，你一个小国去打人家大国，总得精心准备吧。也可能与日本的私有制有关，什么都是自己的，不认真自己吃亏。 认真作风与生活的所有内容都有关系。认真的民族肯定是一个敬业的民族，认真的好处不仅能够保证产品的质量和办事的准确无误，更有助于在国民中树立科学精神，日本人能把西洋的科技学到手，进而后来居上，肯定与认真有关。因为科学是精细的东西，来不得半点马虎。 3．创造性摹仿 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要进步就不可能不摹仿，但摹仿的水平和结果却大不相同。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国一直是世界一流的先进国家，中国人也一直习惯于以老大自居。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国门被英国的舰炮轰开，中国人才发现自己已经样样落后了。于是，清廷的有识之士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下发起了洋务运动，企图“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但是，由于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禁锢了中国人的想象力、主动性和创造性，加上体制方面的大锅饭等原因养成的惰性，我们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往往只摹仿不创新，落后了再引进。 日本人的摹仿，与中国人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他们跟着英国人学习造船的技术，最终达到甚至超过了老师，建起世界一流的“联合舰队”；他们向德国人学习照相机的制造技术，最终成为世界第一照相机强国；他们跟着西方学习汽车的制造技术，最终使日本汽车大举占领西方市场；他们向中国人学习陶瓷、造纸、染料、豆腐和景泰蓝等传统产品的制作技术，最终把我们甩在了后面。 可见，日本人的摹仿与我们不同，这可以叫作创造性摹仿或超越性摹仿。何以日本人能够实现摹仿的超越效果呢?首要的原因是日本人认真、较真，对引进的和学来的东西仔细揣摸，把它吃透，这样超越和创新就有了基础；第二个原因是日本人对于强者的态度，你的技术厉害，我佩服，我学习，我引进，但最终我要超过你。这表明了日本人对于强者的不服输的精神。 4．有危机意识 危机意识可以视为日本岛国心态的一部分。日本人因为自己的国家面积太小，资源贫乏，所以形成了特别强的危机意识，稍有风吹草动，就大呼小叫，如临大敌。在中国人看来，简直神经过敏，小题大作。但实际上危机意识并不是一件坏事。它使日本人总是处在一种如履薄冰、小心翼翼的状态，这样就容易把事情做得好，而不致犯大的错误。相形之下，中国人的盲目乐观和麻木不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 第三个问题：从中国方面来看，日本为什么侵略中国? 先从客观上看，日本为什么将对外扩张目标指向中国? 日本对外扩张的方向是由它的地理位置和远东的国际形势所决定的。中国、朝鲜与日本隔海相望，距离很近，同时因与欧美相距遥远，故尚未完全被欧美列强所控制。这几个因素都有利于日本。日本可以将军事力量全部集中于远东，全力展开对亚洲大陆尤其是中国的争夺。 这是中国遭受日本侵略的客观因素。如果一言以蔽之，就是我们距恶魔太近。 但是，这不是一个主要的因素，我们遭受日本侵略的更重要的原因在我们自身。 从中国的主观因素上看，有以下原因： 首先，由于中国国力衰弱，使日本侵略者认为中国不堪一击 中国综合国力落后，表现在各个方面，政治腐败，经济落后，人民愚昧而不觉醒。从军事方面看，中国军队在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中所暴露的落后，实际上经历过明清两代长期的量的积累，最终形成了质的落差；并且，这种落后不是某一个方面的，而是全面的、综合性的，表现在武器装备，军事训练，战略战术，组织指挥能力，官兵的军事修养、文化视野与自信心等各个方面。 日本军阀是最看重实力的，甚至是迷信武力的，日本在中日实力对比上的显著优势极大地助长了他们的侵略野心，也使其全面侵华战争具备的切实的可行性。有的日本军阀甚至吹嘘：日本只要派出3艘巡洋舰、1个师团，用1个星期就可以灭掉中国。其气焰之嚣张可见一斑。 其次，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使日本军阀觉得中国软弱可欺 日本在实力上的优势使日本具备了侵华的物质条件，而中国人在民族性格上的弱点更使日本军阀感觉中国软弱可欺。 崇尚以德服人的中华民族待人以和为贵，遇事处中庸之道，这种文化背景下的中国人平和善良，容忍克制，消极懦弱，重文轻武，性格内向。 那么这种民族性格因何而来呢? 首先来源于中国几千年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因为经济基础是所有社会生活和文化观念的决定因素。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安土重迁，崇尚和平。小农经济模式，需要土地的主人守护着自己的土地，而不是到处游移扩张。“男耕女织”，“牛郎织女”，“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便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最典型的生活图景。 小农经济的守土性决定了中国军事的防御性。中国的军事理论和军事设施从体系上说完全是防御性的。万里长城是中国防御文化的军事产物，这个雄伟的军事设施所体现的不是进攻的野心，而是和平的意愿。虽然中国不乏闻名于世的军事家和勇武善战的将军，但他们基本上都是在自卫战争中涌现的。中国武术囊括十八般武艺，精彩绝伦，十分了得，但其主旨也不是进攻而是防身。欧美骑士、日本武士莫不以征战为荣，以征战为乐，就怕战争不大，惟恐征程不远。他们描写战争的文学作品，充满了对战争的讴歌和对勇武的赞颂。而中国古代描写战争的诗词基本上说的都是征战之苦，而不是征战之乐。打开唐诗宋词，这类作品比比皆是。比如岑参的一首七律是这样写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千尺冰，愁云惨淡万里凝。这种作品所反映的是中国人一种普遍的心态：这个仗不得不打，但实在是太苦了!苦到什么程度呢?将军冻得拉不住弓，都护冻得睡不着觉，放眼望去一片冰天雪地，一片愁云惨淡，这个仗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 中国人崇尚和平有其根深蒂固的经济基础，中国人的和平意识几乎是渗透到民族的血液和骨髓之中的。由此不难理解中国古代描写战争的诗词何以总是那样愁怅凄苦，而没有一点冲天豪气，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历史上强大而统一的中国王朝尤其是汉人王朝，从未产生过对弱小日本的侵略欲望。 安土重迁、崇尚和平本非坏事，但事情总有它的反面：安土重迁难免不思进取，崇尚和平难免重文轻武，久而久之，中华民族的性格中少了血性和胆量，多了安逸和保守，文官谙于世故，武将怯于疆场。鲁迅说：“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这句话真是一针见血。 封建的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是铸造中国人民族性格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众所周知，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体制是极为庞大的、专横的和高压性的，懦弱顺从、缺乏血性就成了这种体制下的臣民们的必然性格。因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体系是极为庞大的、专横的、高压性的，个人与之相比，太渺小，太卑微，太软弱了。这种极大与极小、极强与极弱的对比使中国人从民族性格上派生出一系列的特点：轻则缺乏主见，缺乏自信和独立人格，追随大流，胆小怯懦，畏惧强权，忍气吞声，逆来顺受；重则软弱可欺，甘于压迫，奴性十足。在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下，只允许皇帝和官员出头，不允许平民百姓出头，所以中国古往今来告诫人们不要出头的谚语多得很。当年伪军投敌，基层官兵多数是随大流，挺身反抗的人极少。南京大屠杀时，十几个日本兵看管上千俘虏。实际上在那种情况下，如果有人带个头，大家就是用脚踩也把日本人踩成肉酱了，但就是没有一个人敢带这个头。抗日战争期间，在广大的沦陷区，一个班或者一个排的日本兵统治一个县城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卑微懦弱的民族性格使中国人和日本人在对待强者的态度上大相径庭。对于强者，日本人一是钦佩，二是学习，三是征服，怀着敬佩的心情把你打倒。如对待张自忠，虽然尊其为“现代关公”，但想方设法加以打击，直至将其打死。对待美国也是如此，你再强大也不怕，照样开战。中国人对待强者，一是敬佩，二是畏惧，三是躲避。敬畏，即敬而畏之，畏而避之，避不开就畏而服之，不是敬而学之。 当然，中国人当中并非没有顶天立地、叱咤风云的人物，但它并不标志中华民族的整体风格。大家可以想象，如果像谭嗣同、秋瑾、邹容、陈天华，像彭德怀、吉鸿昌、张自忠、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那样的人多了，日本再强大也不敢于发动一场旨在灭亡中国的全面战争。 第三，中国的内乱和内耗给日本侵略者以可乘之机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不仅决定了中国经济的封闭性，也决定了中国文化和民族性格的内向性，所有的需求和因需求而产生的矛盾摩擦，都是从内部解决而不是通过侵略扩张寻求解决途径。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封建的中国必定是一个对外讲和平、对内讲斗争的国家，内部矛盾和内部斗争相当激烈。 地域广袤但四周封闭的地理特点也从自然环境方面强化了这一状况。 中国的东面是大海，西面是阿尔泰山、天山，西南面是喜马拉雅山，南面是十万大山和大海，北面是荒漠和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这种地理环境的特点是大而封闭。地大而物博，予取予求，应有尽有，无需向他国索取和掠夺；封闭则是指中国的四周不是高山即是大海，严重阻隔着中国与邻国的交往。这种大而封闭的独特的地理因素，强化了因小农经济而造成的中国民族性格和矛盾斗争的内向性。 国民党内部的激烈的派系斗争，不仅给外敌以可乘之机，而且直接促使一部分民族败类投入日本侵略者怀抱，在日本人的卵翼下残害自己的同胞。汪精卫也好，大大小小的伪军头目也好，有许多人投敌叛国的直接起因正是内部矛盾。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日本出现的反共反民主思潮和极端反动的法西斯专制政治体制。它以天皇制军事法西斯专政为特点。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下,以1918年米骚动为起点，日本国内阶级对立和斗争日趋激化。1922年日本共产党诞生前后，工农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展。与此同时，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也不断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在面临严重内外危机的形势下，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日本开始出现法西斯化的右翼团体（见日本右翼团体）。1919年北一辉等人创立犹存社；1924年大川周明等人创立行地社；同年平沼骐一郎创立国本社，拥有20万会员，一时成为日本法西斯势力的大本营。20年代末，军队内部也出现法西斯团体。1928年海军有王师会，陆军有无名会。1929年无名会发展为一夕会，成员中有河本大作、永田铁山、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石原莞尔等一大批法西斯军官。1930年以桥本欣五郎为首，成立了由陆军省、参谋本部少壮派军官组成的以推进国家法西斯化为目的的政治团体－樱会。20年代末30年代初，法西斯军人成为日本法西斯运动的主导势力。

从地理规模来说，日本的面积是37万多平方公里，只相当于中国的云南省。但令人不解的是，就是这样一个小国，却连年不断地发动对外战争，给亚洲的许多国家尤其是中国带来了罄竹难书的浩劫和灾难。 黄仁宇在他的《万历十五年》一书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在16世纪中叶，日本这一个岛国能够严重威胁本朝(即明朝)东海沿岸各省的安全，这种现象是很难理解的。合乎逻辑的倒是本朝的士兵应该越海进攻日本。因为当时的日本不仅地狭人稀，而且几十年来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权，内战频仍，法律和纲纪可谓荡然无存。本朝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被一个极有组织的文官集团所统治，中央指挥地方如身之使臂，极少发生抗命的事情。同时我们这个帝国在名义上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常备军，人数多达二百万。 日本军国主义者对这个问题倒是有一个答案：日本列岛是一个蚕，中国则是一片桑叶，蚕就是要吃桑叶。日本的老师就在课堂上给自己的学生们灌输这个观点：日本的形状像个蚕，支那则像个桑叶，蚕吃桑叶天经地义，否则蚕岂不要饿死吗? 这真是可笑的歪理邪说。 要回答日本为什么侵略中国，既要看日本的因素，也要看中国的情况。 从日本方面看，首先是它想侵略中国，其次是它有能力侵略中国。前者解释日本侵略中国的必然性，后者则回答日本侵略中国的可能性。 第一个问题：从日本方面来看。它为什么要侵略中国．为什么想侵略中国?也就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必然性在哪里? 日本之所以走上侵略扩张道路，根子还在于它的民族文化中存在着浓厚的军国主义传统。 那么，日本为什么会形成军国主义的传统呢? 1．这首先和日本的武士道密切相关 日本的武士道是大家熟知的一个名词，但武士道究竟是个什么货色?它是怎样形成的?它对日本有什么作用和影响呢? 日本历史上曾经历了很长的战国时期，大名领国群雄割据，混战不已，并逐渐形成了专事征战杀伐的武士阶级。1192年，日本建立了第一个武士政权——镰仓幕府，从此开始了长达数百年的武士统治时代。“武家习气”、“弓矢之道”与中国的儒家伦理相融合，就形成了忠君、节义、廉耻、武勇、坚忍等一整套封建伦理规范，统称“武士道”。 武士道的形成使武士意识大大强化了，它不但从伦理关系上加固了武士阶级，而且使武士的思想和行为特征更加明确了。中国儒家伦理所倡导的儒雅之风，不但没有使日本武士变得像中国儒生那样弱不禁风，反而给嗜杀的武士罩上了儒雅的外衣，使其在血泊与文墨之间达到心理平衡。封建武士经常为试刀而无故砍杀路人，然后彬彬有礼地朝死者鞠上一躬，说声“对不起”。这典型地体现了日本武士所具有的文质彬彬和凶残嗜杀的双重性格。这也是日本武士与西方强盗的不同之处。在武士统治的数百年间，武士道一直被作为日本社会伦理的基本内容而加以宣扬，武士道潜移默化的熏陶，使日本文化和日本民族性格中具有强烈的强悍尚武的特点。 明治维新推翻了武士阶级的统治地位，废除了武士等级，但武士道却被日本统治者作为主导性的伦理传统继承下来，用以向国民进行灌输，甚至将武士道精神渗透到青少年的教育之中，千方百计地培养青少年的残酷心态。比如，为了培养小孩子的胆量，深夜派他去死刑刑场取死人头，谁敢做就给谁奖励；给小孩喝红色的羹汤，让他体验喝血的感觉。 2．与军国主义密切相关的第二个因素是天皇制 天皇制政体是明治维新保留的除武士道之外的另一个封建残余。日本的天皇制有两个特点：一是万世一系，从未改姓，绝大多数日本国民对天皇有着绝对的精神信仰；二是天皇不掌握实权。天皇制的这一特性，也被日本利用于军事领域。日本军队实行所谓的统帅权独立制度，即军队的指挥权不归内阁而归天皇，日本军阀可以借助天皇的名义随意对外用兵，日本的政党体制对日本军方不起约束作用。 可以说，军国主义是日本侵略成性的根源所在，而武士道和天皇制，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得以形成的精神支柱和政治基础。 3．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的发展促使日本踏上了军事立国的军国主义道路 从西方列强的情况看，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带来对海外资源和海外市场的迫切需求，而世界政治经济的不平衡性和资本主义列强在政治组织力、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尤其是武器装备方面的优势，使它们得以通过暴力强行夺取海外资源，开拓海外市场。 日本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要比欧美列强晚得多，国力也相对较弱，因而日本统治者普遍怀有急起直追的心理，加之其固有的嗜杀黩武的武士道传统和天皇制政体的影响，所以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比欧美列强更多地借助于暴力性的对外扩张。 要通过暴力强行夺取海外资源和开拓海外市场，就必须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为此，明治政府以军事立国为根本国策，竭力扩充军备，迅速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 4．西方法西斯主义传入日本，形成法西斯军国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源自欧洲的法西斯主义思潮也开始在日本萌芽。西方的法西斯主义和日本的军国主义可以说是一对异姓兄弟。经过日本民间法西斯鼻祖北一辉和另一名法西斯思想家大川周明的介绍和鼓吹，法西斯主义思潮在日本尤其是日本军界迅速蔓延。由北一辉、大川周明提出的法西斯思想经军内法西斯加以补充，构成了比较完整的法西斯思想体系，即：通过“天皇归一”的忠君思想树立以天皇为绝对权威的“国体意识”；依靠军队进行“国家改造”，废除政党政治，打击保守派统治人物，建立法西斯独裁政权；通过实行国家总动员建立总体战体制，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夺取远东霸权，完成“昭和维新”。 1936年二二六政变后，军政大权完全落入军部之手，日本的法西斯军国主义体制正式确立。 我们可以梳理出一条思路：武士道使日本人强悍尚武，强悍尚武的民族性格和天皇制的特性，加之明治维新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需求，促使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日本的军国主义与从西方舶来的法西斯主义相交媾，又孕育出一个具有日本特色的怪胎——更加好战、更加残暴、更富于冒险性侵略性扩张性的法西斯军国主义。这样一来，日本就犹如一辆被恶魔操纵的战车，不可能不对外发动侵略战争。这便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必然性。 第二个问题：日本侵略中国的可能性，也就是日本为什么有能力侵略中国？ 这首先与明治维新有关，可以说，明治维新是近代日本历史命运的根本转折点。 日本早在明治维新之前就开始了对外侵略扩张，但基本没有达到侵略企图，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日本的国力不足以支撑其对外扩张，可谓心有余力不足；而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对外扩张几乎次次成功，主因就在于维新后的经济发展为其对外扩张提供了物质基础。 仅以武器装备为例，到全面侵华战争前夕，日本已能够批量生产当时所有的先进重型武器，如坦克、装甲车、大口径火炮、作战飞机、战列舰、巡洋舰、航空母舰和军用通信设备，其性能也与英美制武器相当，而当时的中国只能生产步兵轻武器和小口径火炮，重武器基本依赖进口。 所以，明治维新是日本之幸，而为中国之祸。邻国一次成功的改革，却给自己国家的命运带来莫大的影响，这是许多中国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这个血的事实提醒我们，必须放眼看世界，必须密切关注国际事务。 其次，日本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中的一些特性强化了日本的国力，也强化了日本侵华的能力 在推动和有利于日本侵华的种种因素当中，除了武士道、天皇制、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经济发展之外，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些体现日本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特性的东西，如团结、认真敬业、善于创造性摹仿和有危机意识等。日本因为强大起来才可能发动一场全面侵华战争，而日本的强大是与这些民族特性分不开的。 1．不搞内哄 日本人并非没有内部矛盾，但他们不大搞内哄，他们对自己的同胞很爱惜，谁动了日本人一根毫毛，哪怕是伪军的高级将领不小心伤了一个日军士兵，那也是不得了的事。 抗日战争期间，我们策反伪军十分容易，而策反日军部队从整体上无一成功。日本军队从未发生过内战，而中国军队内部磨擦不断。抗战时，我们曾提出一个著名的口号：“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但是，正义一方的中国人没有完全做到，非正义一方的日本人反而基本做到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一部了不起的战略著作，经过抗日战争实践的检验，基本的预测都实现了，惟独有一样没有实现，即：“中国抗战的胜利除了自身的努力外，还将有待于国际的援助和日本国内的变化”。所谓“日本国内的变化”即指日本反战力量的增长。但是，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日本的反战力量仍极为有限，几乎没有构成一种力量。 那么，日本人为什么比较团结? 原因有三个：一是对天皇的忠诚，二是民族优越论，三是矛头对外。先说日本国民对天皇的忠诚。在以等级制为基本结构的日本社会中，天皇站在最顶端，这与中国古代的帝制是一样的。但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皇位频繁更姓，总计三十六姓，而日本自神武天皇开创天皇制之后，天皇从未改姓，可谓万世一系。 在日本，天皇不是实际的统治者，而只是一个象征。天皇的隔绝尘世，一来不妨碍重臣掌握实权，控制朝政，二来无实权就不会犯什么大的错误，也不会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这样有利于维护天皇制的长久性和国民对天皇的精神信仰。于是，皇统绵延不绝，皇恩浩荡不息，久而久之天皇也就成了日本统一与永存的超凡脱俗的象征。对天皇的效忠就是对日本国的效忠，效忠天皇成了每一个日本国民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这就使得日本有一个凝聚国 民的核心和集中统一的精神信仰。 二是民族优越论。日本人自古以来就把自己视为“天照大神”的子孙，视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根深蒂固的民族优越感使日本人强化了对本民族的认同和对自己同胞的尊重，同时也强化了日本人对其他民族的蔑视和鄙薄心理。 三是矛头对外。日本是一个岛国，面积很小，资源贫乏，很多需求从日本国内无法解决，而必须通过贸易或战争的手段从国外解决，所以它的矛头是对外的，贸易是对外贸易，战争是侵略战争。无论是解决资源、市场问题，还是扩张领土，日本都是把矛头指向他国，尤其是中国。矛头对外，可以缓和内部矛盾，所以日本人从整体上比较团结。 2．认真敬业 日本人的认真和较真，在世界上只有德国人可与之媲美。而这两个国家恰恰是世界一流的强国，其产品质量的信誉在世界上也是数一数二的。 日本学者研究郑和下西洋那条大船上究竟用了多少铆钉；一位专门研究李大钊的日本女学者能把李大钊在日本时住在什么地方，在那个饭馆吃饭，到哪里散步等等说得一清二楚，这让中国研究李大钊的专家们瞠目结舌；还有日本学者专门研究唐朝皇帝死后，太子守灵的礼仪，这个问题如果让中国的学者来解释不知是否有人说得清楚。日本学者的论文与中国学者的论文反差很大，我们讲究篇章布局，讲究观点的提炼和总的结论性评价；而日本人重视细节，重视资料，写得极为细致。中国人读了日本人的论文感觉过于繁琐，日本人看了中国人的论文则感觉大而空，不扎实。 日本人之所以认真，恐怕与它小有关，家小业小，土地少资源少，事事必须精打细算；也可能与日本的对外扩张有关，你一个小国去打人家大国，总得精心准备吧。也可能与日本的私有制有关，什么都是自己的，不认真自己吃亏。 认真作风与生活的所有内容都有关系。认真的民族肯定是一个敬业的民族，认真的好处不仅能够保证产品的质量和办事的准确无误，更有助于在国民中树立科学精神，日本人能把西洋的科技学到手，进而后来居上，肯定与认真有关。因为科学是精细的东西，来不得半点马虎。 3．创造性摹仿 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要进步就不可能不摹仿，但摹仿的水平和结果却大不相同。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国一直是世界一流的先进国家，中国人也一直习惯于以老大自居。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国门被英国的舰炮轰开，中国人才发现自己已经样样落后了。于是，清廷的有识之士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下发起了洋务运动，企图“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但是，由于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禁锢了中国人的想象力、主动性和创造性，加上体制方面的大锅饭等原因养成的惰性，我们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往往只摹仿不创新，落后了再引进。 日本人的摹仿，与中国人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他们跟着英国人学习造船的技术，最终达到甚至超过了老师，建起世界一流的“联合舰队”；他们向德国人学习照相机的制造技术，最终成为世界第一照相机强国；他们跟着西方学习汽车的制造技术，最终使日本汽车大举占领西方市场；他们向中国人学习陶瓷、造纸、染料、豆腐和景泰蓝等传统产品的制作技术，最终把我们甩在了后面。 可见，日本人的摹仿与我们不同，这可以叫作创造性摹仿或超越性摹仿。何以日本人能够实现摹仿的超越效果呢?首要的原因是日本人认真、较真，对引进的和学来的东西仔细揣摸，把它吃透，这样超越和创新就有了基础；第二个原因是日本人对于强者的态度，你的技术厉害，我佩服，我学习，我引进，但最终我要超过你。这表明了日本人对于强者的不服输的精神。 4．有危机意识 危机意识可以视为日本岛国心态的一部分。日本人因为自己的国家面积太小，资源贫乏，所以形成了特别强的危机意识，稍有风吹草动，就大呼小叫，如临大敌。在中国人看来，简直神经过敏，小题大作。但实际上危机意识并不是一件坏事。它使日本人总是处在一种如履薄冰、小心翼翼的状态，这样就容易把事情做得好，而不致犯大的错误。相形之下，中国人的盲目乐观和麻木不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 第三个问题：从中国方面来看，日本为什么侵略中国? 先从客观上看，日本为什么将对外扩张目标指向中国? 日本对外扩张的方向是由它的地理位置和远东的国际形势所决定的。中国、朝鲜与日本隔海相望，距离很近，同时因与欧美相距遥远，故尚未完全被欧美列强所控制。这几个因素都有利于日本。日本可以将军事力量全部集中于远东，全力展开对亚洲大陆尤其是中国的争夺。 这是中国遭受日本侵略的客观因素。如果一言以蔽之，就是我们距恶魔太近。 但是，这不是一个主要的因素，我们遭受日本侵略的更重要的原因在我们自身。 从中国的主观因素上看，有以下原因： 首先，由于中国国力衰弱，使日本侵略者认为中国不堪一击 中国综合国力落后，表现在各个方面，政治腐败，经济落后，人民愚昧而不觉醒。从军事方面看，中国军队在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中所暴露的落后，实际上经历过明清两代长期的量的积累，最终形成了质的落差；并且，这种落后不是某一个方面的，而是全面的、综合性的，表现在武器装备，军事训练，战略战术，组织指挥能力，官兵的军事修养、文化视野与自信心等各个方面。 日本军阀是最看重实力的，甚至是迷信武力的，日本在中日实力对比上的显著优势极大地助长了他们的侵略野心，也使其全面侵华战争具备的切实的可行性。有的日本军阀甚至吹嘘：日本只要派出3艘巡洋舰、1个师团，用1个星期就可以灭掉中国。其气焰之嚣张可见一斑。 其次，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使日本军阀觉得中国软弱可欺 日本在实力上的优势使日本具备了侵华的物质条件，而中国人在民族性格上的弱点更使日本军阀感觉中国软弱可欺。 崇尚以德服人的中华民族待人以和为贵，遇事处中庸之道，这种文化背景下的中国人平和善良，容忍克制，消极懦弱，重文轻武，性格内向。 那么这种民族性格因何而来呢? 首先来源于中国几千年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因为经济基础是所有社会生活和文化观念的决定因素。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安土重迁，崇尚和平。小农经济模式，需要土地的主人守护着自己的土地，而不是到处游移扩张。“男耕女织”，“牛郎织女”，“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便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最典型的生活图景。 小农经济的守土性决定了中国军事的防御性。中国的军事理论和军事设施从体系上说完全是防御性的。万里长城是中国防御文化的军事产物，这个雄伟的军事设施所体现的不是进攻的野心，而是和平的意愿。虽然中国不乏闻名于世的军事家和勇武善战的将军，但他们基本上都是在自卫战争中涌现的。中国武术囊括十八般武艺，精彩绝伦，十分了得，但其主旨也不是进攻而是防身。欧美骑士、日本武士莫不以征战为荣，以征战为乐，就怕战争不大，惟恐征程不远。他们描写战争的文学作品，充满了对战争的讴歌和对勇武的赞颂。而中国古代描写战争的诗词基本上说的都是征战之苦，而不是征战之乐。打开唐诗宋词，这类作品比比皆是。比如岑参的一首七律是这样写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千尺冰，愁云惨淡万里凝。这种作品所反映的是中国人一种普遍的心态：这个仗不得不打，但实在是太苦了!苦到什么程度呢?将军冻得拉不住弓，都护冻得睡不着觉，放眼望去一片冰天雪地，一片愁云惨淡，这个仗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 中国人崇尚和平有其根深蒂固的经济基础，中国人的和平意识几乎是渗透到民族的血液和骨髓之中的。由此不难理解中国古代描写战争的诗词何以总是那样愁怅凄苦，而没有一点冲天豪气，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历史上强大而统一的中国王朝尤其是汉人王朝，从未产生过对弱小日本的侵略欲望。 安土重迁、崇尚和平本非坏事，但事情总有它的反面：安土重迁难免不思进取，崇尚和平难免重文轻武，久而久之，中华民族的性格中少了血性和胆量，多了安逸和保守，文官谙于世故，武将怯于疆场。鲁迅说：“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这句话真是一针见血。 封建的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是铸造中国人民族性格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众所周知，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体制是极为庞大的、专横的和高压性的，懦弱顺从、缺乏血性就成了这种体制下的臣民们的必然性格。因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体系是极为庞大的、专横的、高压性的，个人与之相比，太渺小，太卑微，太软弱了。这种极大与极小、极强与极弱的对比使中国人从民族性格上派生出一系列的特点：轻则缺乏主见，缺乏自信和独立人格，追随大流，胆小怯懦，畏惧强权，忍气吞声，逆来顺受；重则软弱可欺，甘于压迫，奴性十足。在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下，只允许皇帝和官员出头，不允许平民百姓出头，所以中国古往今来告诫人们不要出头的谚语多得很。当年伪军投敌，基层官兵多数是随大流，挺身反抗的人极少。南京大屠杀时，十几个日本兵看管上千俘虏。实际上在那种情况下，如果有人带个头，大家就是用脚踩也把日本人踩成肉酱了，但就是没有一个人敢带这个头。抗日战争期间，在广大的沦陷区，一个班或者一个排的日本兵统治一个县城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卑微懦弱的民族性格使中国人和日本人在对待强者的态度上大相径庭。对于强者，日本人一是钦佩，二是学习，三是征服，怀着敬佩的心情把你打倒。如对待张自忠，虽然尊其为“现代关公”，但想方设法加以打击，直至将其打死。对待美国也是如此，你再强大也不怕，照样开战。中国人对待强者，一是敬佩，二是畏惧，三是躲避。敬畏，即敬而畏之，畏而避之，避不开就畏而服之，不是敬而学之。 当然，中国人当中并非没有顶天立地、叱咤风云的人物，但它并不标志中华民族的整体风格。大家可以想象，如果像谭嗣同、秋瑾、邹容、陈天华，像彭德怀、吉鸿昌、张自忠、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那样的人多了，日本再强大也不敢于发动一场旨在灭亡中国的全面战争。 第三，中国的内乱和内耗给日本侵略者以可乘之机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不仅决定了中国经济的封闭性，也决定了中国文化和民族性格的内向性，所有的需求和因需求而产生的矛盾摩擦，都是从内部解决而不是通过侵略扩张寻求解决途径。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封建的中国必定是一个对外讲和平、对内讲斗争的国家，内部矛盾和内部斗争相当激烈。 地域广袤但四周封闭的地理特点也从自然环境方面强化了这一状况。 中国的东面是大海，西面是阿尔泰山、天山，西南面是喜马拉雅山，南面是十万大山和大海，北面是荒漠和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这种地理环境的特点是大而封闭。地大而物博，予取予求，应有尽有，无需向他国索取和掠夺；封闭则是指中国的四周不是高山即是大海，严重阻隔着中国与邻国的交往。这种大而封闭的独特的地理因素，强化了因小农经济而造成的中国民族性格和矛盾斗争的内向性。 国民党内部的激烈的派系斗争，不仅给外敌以可乘之机，而且直接促使一部分民族败类投入日本侵略者怀抱，在日本人的卵翼下残害自己的同胞。汪精卫也好，大大小小的伪军头目也好，有许多人投敌叛国的直接起因正是内部矛盾。

开卷八分钟梁文道推荐书 ：《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内容简介:本丛书精选海外学界研究中国问题专著，作者大都从中外文化比较的广阔视野出发，对史料具有充分的掌握和独到的分析，其视角敏锐、新颖，虽为一家之言，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要想更深入地认识、了解、研究中国，本丛书值得一读。作者：野村浩一约翰·内森这位美国学者，他发现现代的日本对自己的身份有特别的疑惑跟着迷。疑惑的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但同时又坚持自己是很独特，是独一无二的。其实这种感受并不是今天才有，早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就已经有很强烈的一种自我坚持跟自我怀疑。一方面他们觉得自己很强盛，很强大，是唯一的非白人的、非老牌欧洲人的那种新的殖民帝国。但是同时，又觉得很怀疑自己跟欧洲人的差别在哪里？自己明明是亚洲国家，跟亚洲之间的关系又该怎么样呢？这时候就有一批日本知识分子，他们开始考虑，日本这个国家这么独特，是不是因为它有一种使命感，是不是它有一种天职。而这个使命感跟天职是什么呢？就是作为亚洲国家里面第一个迈入现代化，第一个成为现代强国的国家，它是不是对亚洲带来一种天生的一种使命感？比如说对于中国，这个使命是什么呢？是不是就是说要解放大家？是不是要让大家效法它，跟它一样成为一个现代的强国呢？日本人的使命感今天我们介绍这本书，《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他的作者野村浩一是退休荣誉教授。这本书，就透过几个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一些有名的知识分子跟中国的关系，探讨日本的使命感。其中一个最有名的人物叫做宫崎滔天。如果熟悉现代中国革命史的话，一定听过这个人，还有他哥，宫崎名章，这两人，国父孙中山先生曾经称赞过，说没有这两兄弟，我们中国的革命就不会那么容易。宫崎滔天还是黄新的好朋友，参与过无数的中国现代反清革命事业，出钱出力，什么都干。为什么宫崎滔天一个日本人，好端端的想跑到中国搞革命呢？而且到了晚年的时候他甚至还后悔，后悔自己是以日本人的身份，而不是以一个支那人的身份来支持支那革命，就是恨不能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为什么会有这种情绪？作者发现，宫崎滔天是个革命家族，从小就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地主很对不起佃农，觉得这种社会制度糟透了，自己凭什么那么有钱，为什么老百姓活的那么苦，于是他们就想搞革命。搞革命的时候，认识了孙中山，觉得这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就得跟随他搞革命。在中国搞革命有一个终极目的，就是以中国成为世界革命的根据地，中国的革命干成了，就能够返过来向全世界推广革命。今天我们叫这几个人叫做中国的友人，其实他们真正关心的还不只是中国，而是一个国际革命。但是到了晚年的时候，宫崎滔天除了后悔自己不是个中国人之外，还悔恨自己为什么是跑到中国搞革命，而不是先在日本搞革命。为什么有这个后悔呢？这是因为他很快发现，中国的革命干成了之后，谁在阻挡中国的革命的继续的成长？谁在想阻止中国为现代化国家呢？竟然就是自己的祖国日本。他看到袁世凯当权的时候，日本逼迫要签二十一条条款，他非常的愤怒。他觉得，为什么自己的祖国变成这么一个走向一个军国主义的道路呢？于是他晚年的时候十分悔恨，他认为要搞革命，早知道就应该从日本干起。他带着这样一个恨意死去。菊谱--日本的中国通接下来，这本书介绍了另一个日本的中国通，就是菊谱。他其实原来是个记者，是日本派驻到中国的记者。那么他可以说是当时日本的中国通，讲过那些汉学家不一样，他很讨厌汉学家。他认为要了解中国，必须要深入中国社会，到处跑，到处调查，而且用科学的方法。你可以说他对中国的很多的观察真的是非常到位，而且预测也很准。早在抗战时期，他就已经预测，将来中国会打胜仗，而且打胜仗之后，很快的就是共产党会从东北集结实力一直南下，征服全中国，统一全中国。他很早就作出这样的预测。但是这个菊谱跟宫崎滔天一样，也是个悲剧人物，悲剧在什么地方呢？他对中国怀有巨大的好感，他认为中国能够诞生一种跟日本，跟欧洲、美国，完全不一样的那种新的国家形态，为什么？他发现中国的底下的乡村社会有很浓厚的自治传统，这种自治传统能够建立一种新的民主国家，日本都应该学他。但是呢，而且所以当时，他为国民革命欢呼，他为黄埔军的北伐欢呼。但是当北伐打到接近东北的时候，他开始发现问题了。问题在哪？就是他住的地方就是现在，当时的满洲国。满洲国是不是在阻碍了中国的革命呢？是不是在阻碍了中国的变化呢？当然是。于是他返过来就说，满洲国应该坚持只搞经济，日本不能够干预中国的独立，不能够干预中国的革命。但是到后来局势再演变，他的祖国再次让他失望，满洲国又变质了。这时候又怎么办呢？菊谱又要适应新的局势，他说好吧，我们就把满洲国建立成一个独立的国家，为什么呢？他当时对北伐革命军的前领袖蒋介石彻底失望，他对共产党也没有多大好感，他就希望将来整个中国能够像满洲国一样，成为一个独立的了不起的国家。这个国家是一个平民称霸的国家，是没有阶级差异的国家。但是当然到了后来，日本对中国全面侵略之后，他又一次失望了。他发现，日本是以军国主义的态度来肆虐中国，而不是真心想帮助中国解放，帮亚洲解放。于是，他就在战争的末年去世了。这几人的故事让我们看到的就是，日本有这么一批人，曾经对中国怀有很大的热情，他们认为日本的使命就是要解放亚洲。但这个使命，后来很快被扭曲了，有的人就转移过去，为日本的侵略主义张目、说话，就认为日本的侵略是为了要解放中国。有的人就看穿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然后带着恨意就这么郁郁而终。本书目录 中文版序第一部第一章 近代日本国民的使命观，其诸类型及特质——大隈重信、内村鉴三、北一辉第二章 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大陆问题”的构想第二部第一章 走向亚洲的航踪——宫崎滔天的思想和行动第二章 尾崎秀实与中国第三章 橘朴——亚细亚主义的彷徨后记

二战前日本是如何走上法西斯道路的 北一辉：日本法西斯理论的鼻祖 回国之前，北一辉在上海完成了法西斯主义研究。 中国青年志士去日本寻找救国真理，日本法西斯组织却派人来中国寻找其领袖人物。1919年8月，标榜为“国家主义”的日本右翼团体“犹存社”成立，派大川周明专程到中国寻找北一辉。 大川周明比北一辉小3岁，东京帝国大学的法学博士，后来与北一辉齐名为日本法西斯运动的两个思想领袖。大川对中国并不陌生，1918年就在中国东北“满铁”任职。但当他到达上海，在一间破房子里第一次见到北一辉还是吃了一惊。他没有料到后者过得如此清苦，仅靠吃米饭团喝清水，撰写着八卷本的巨著《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 北一辉把已经写好的前七卷交给大川，约定写完第八卷立即回国。 北一辉已经从中国五四运动的苦闷中解脱出来了，决心完全效力于日本国家主义。他把革命与扩张合为一体，认为“在国际间处于无产者地位之日本”应成为一个“打败英国，使土耳其复活，使印度独立，使中国自立，其后太阳旗将给全人类以阳光”的“革命帝国”。 在上海亭子间炮制“革命理论”的北一辉虽也主张限制私人资本，雇主和雇员之间利润均分，抑制藩阀财团，但他的“革命”依靠的不是工人，而是军人。他生拉硬扯地将日本军人说成是“有兵卒素质之工人”，主张成立与俄国十月革命工兵代表苏维埃类似的“工兵会”，让最有组织，最有战斗力的在乡军人成为改造国家的骨干力量。于是他在国家主义与军国主义之间搭上了一块方便跳板。 后来有人说北一辉的理论好像在日本的旧米酒瓶中灌进了mks主义的新酒，其实说反了，他是在mks主义的酒瓶中灌进了日本的旧米酒。他的服务对象不是具体的哪一个阶级，而是抽象的国家。于是他的国家主义与西方未曾谋面的伙伴一样，很快变成不折不扣的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 1919年是世界法西斯运动收获颇丰的一年。 5月，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组织了“战斗的法西斯”； 9月，希特勒在德国加入“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 9月，北一辉在上海完成《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 当俄国革命刚刚成功、德国革命正在进行、中国革命行将开始之时，法西斯主义也不约而同地在西方与东方同时呱呱坠地了。 法西斯主义若要生根，必须凭借危机。 日本正因出兵西伯利亚和“米骚动”面临空前之危机。 贫困，日本人才伟大，他们又能忍耐； 物价无止境地上涨也罢，喝喝开水稀粥照样活。 啊!逍遥自在呀! 吃南京米又挨南京虫咬，住在猪圈般的房子里； 尽管选举权也没有，说是日本国民也自豪。 啊!逍遥自在呀! 膨胀，膨胀，国力膨胀，资本家的横暴膨胀； 俺老婆的肚子膨胀，贫困也更加膨胀。 啊!逍遥自在呀! 这是一首1918年在日本流行的民谣。 南京米即中国运去的米。南京虫即臭虫。这首民谣传唱很广，是此时期日本两极分化、官僚腐败的真实写照。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日本政府以解救各国战俘和收回协约国战争物资为借口，出兵干涉新生的苏维埃俄国。此事大大激发了日本的野心，大正天皇和内阁已经在讨论将东西伯利亚并入日本的可能性了。 结果事与愿违。刚刚出兵西伯利亚，国内就发生了“米骚动”，波及三十二县，七十万人加入，日本政府大受震动。害怕日本也出现俄国推翻罗曼诺夫王朝式的革命，天皇和历来反对政党内阁的重臣，都不得不同意政党组阁。 于是日本最早的政党内阁———政友会的原敬内阁产生。 政党内阁在日本，一开始就是个减压阀和维持会。正因如此，从该内阁起，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和外务大臣三个最重要的位置，执政党都不能安排。国家安全问题更在政党管辖范围之外。政党政治从开始在日本就是个门面。 门面也维持不住。第一届内阁首相就死于非命。原敬是平民出身，想结束藩阀政治，搞西方式民主，1921年11月4日在东京车站被十九岁的中冈艮一刺杀。凶手是铁路雇员，凶器是在车站附近五金商店买的白鞘短刀。 一把五金店的短刀，便结束了日本刚想冒头的民主政治。 自此，日本政治便有了“暗杀政治”之称。北一辉的法西斯理论派上了大用场：每一次暗杀都出自“爱国至诚”。热衷学西方的日本人忘掉了英国文学家塞缪尔那句话：爱国心在不少场合，是被流氓当作隐身衣来使用的。 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最终，日本被推上了法西斯道路。

从地理规模来说，日本的面积是37万多平方公里，只相当于中国的云南省。但令人不解的是，就是这样一个小国，却连年不断地发动对外战争，给亚洲的许多国家尤其是中国带来了罄竹难书的浩劫和灾难。事实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不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的，也不是从1874年日军侵略台湾开始的，而是从16世纪中国的明王朝时就开始了，那就是倭寇对中国东南沿海的骚扰和侵略。 黄仁宇在他的《万历十五年》一书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在16世纪中叶，日本这一个岛国能够严重威胁本朝(即明朝)东海沿岸各省的安全，这种现象是很难理解的。合乎逻辑的倒是本朝的士兵应该越海进攻日本。因为当时的日本不仅地狭人稀，而且几十年来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权，内战频仍，法律和纲纪可谓荡然无存。本朝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被一个极有组织的文官集团所统治，中央指挥地方如身之使臂，极少发生抗命的事情。同时我们这个帝国在名义上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常备军，人数多达二百万。但是，拥有200万军队的统一的明王朝却丝毫没有侵略日本的欲望，倒是并未统一且内战频仍的小日本大有吞并中国的企图。16世纪末，统一日本的丰臣秀吉就说：“誓将唐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灭亡中国，迁都于中国，天皇居北京。”可见，地盘不大的日本野心实在大得惊人。日本军国主义者对这个问题倒是有一个答案：日本列岛是一个蚕，中国则是一片桑叶，蚕就是要吃桑叶。日本的老师就在课堂上给自己的学生们灌输这个观点：日本的形状像个蚕，支那则像个桑叶，蚕吃桑叶天经地义，否则蚕岂不要饿死吗?这真是可笑的歪理邪说。要回答日本为什么侵略中国，既要看日本的因素，也要看中国的情况。 从日本方面看，首先是它想侵略中国，其次是它有能力侵略中国。前者解释日本侵略中国的必然性，后者则回答日本侵略中国的可能性。从中国方面看，日本之所以将中国而不是其他国家作为主要侵略对象，是因为中国地大物博，是一块“肥肉”，且距日本很近，便于日本用兵；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国力衰弱，中华民族存在着重大弱点和缺陷，给了日本侵略者以可乘之机。第一个问题：从日本方面来看。它为什么要侵略中国．为什么想侵略中国?也就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必然性在哪里?日本之所以走上侵略扩张道路，根子还在于它的民族文化中存在着浓厚的军国主义传统。那么，日本为什么会形成军国主义的传统呢?1．这首先和日本的武士道密切相关 日本的武士道是大家熟知的一个名词，但武士道究竟是个什么货色?它是怎样形成的?它对日本有什么作用和影响呢?日本历史上曾经历了很长的战国时期，大名领国群雄割据，混战不已，并逐渐形成了专事征战杀伐的武士阶级。1192年，日本建立了第一个武士政权——镰仓幕府，从此开始了长达数百年的武士统治时代。“武家习气”、“弓矢之道”与中国的儒家伦理相融合，就形成了忠君、节义、廉耻、武勇、坚忍等一整套封建伦理规范，统称“武士道”。武士道的形成使武士意识大大强化了，它不但从伦理关系上加固了武士阶级，而且使武士的思想和行为特征更加明确了。中国儒家伦理所倡导的儒雅之风，不但没有使日本武士变得像中国儒生那样弱不禁风，反而给嗜杀的武士罩上了儒雅的外衣，使其在血泊与文墨之间达到心理平衡。封建武士经常为试刀而无故砍杀路人，然后彬彬有礼地朝死者鞠上一躬，说声“对不起”。这典型地体现了日本武士所具有的文质彬彬和凶残嗜杀的双重性格。这也是日本武士与西方强盗的不同之处。在武士统治的数百年间，武士道一直被作为日本社会伦理的基本内容而加以宣扬，武士道潜移默化的熏陶，使日本文化和日本民族性格中具有强烈的强悍尚武的特点。明治维新推翻了武士阶级的统治地位，废除了武士等级，但武士道却被日本统治者作为主导性的伦理传统继承下来，用以向国民进行灌输，甚至将武士道精神渗透到青少年的教育之中，千方百计地培养青少年的残酷心态。比如，为了培养小孩子的胆量，深夜派他去死刑刑场取死人头，谁敢做就给谁奖励；给小孩喝红色的羹汤，让他体验喝血的感觉。2．与军国主义密切相关的第二个因素是天皇制天皇制政体是明治维新保留的除武士道之外的另一个封建残余。日本的天皇制有两个特点：一是万世一系，从未改姓，绝大多数日本国民对天皇有着绝对的精神信仰；二是天皇不掌握实权。天皇制的这一特性，也被日本利用于军事领域。日本军队实行所谓的统帅权独立制度，即军队的指挥权不归内阁而归天皇，日本军阀可以借助天皇的名义随意对外用兵，日本的政党体制对日本军方不起约束作用。 可以说，军国主义是日本侵略成性的根源所在，而武士道和天皇制，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得以形成的精神支柱和政治基础。3．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的发展促使日本踏上了军事立国的军国主义道路从西方列强的情况看，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带来对海外资源和海外市场的迫切需求，而世界政治经济的不平衡性和资本主义列强在政治组织力、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尤其是武器装备方面的优势，使它们得以通过暴力强行夺取海外资源，开拓海外市场。日本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要比欧美列强晚得多，国力也相对较弱，因而日本统治者普遍怀有急起直追的心理，加之其固有的嗜杀黩武的武士道传统和天皇制政体的影响，所以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比欧美列强更多地借助于暴力性的对外扩张。要通过暴力强行夺取海外资源和开拓海外市场，就必须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为此，明治政府以军事立国为根本国策，竭力扩充军备，迅速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4．西方法西斯主义传入日本，形成法西斯军国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源自欧洲的法西斯主义思潮也开始在日本萌芽。西方的法西斯主义和日本的军国主义可以说是一对异姓兄弟。经过日本民间法西斯鼻祖北一辉和另一名法西斯思想家大川周明的介绍和鼓吹，法西斯主义思潮在日本尤其是日本军界迅速蔓延。由北一辉、大川周明提出的法西斯思想经军内法西斯加以补充，构成了比较完整的法西斯思想体系，即：通过“天皇归一”的忠君思想树立以天皇为绝对权威的“国体意识”；依靠军队进行“国家改造”，废除政党政治，打击保守派统治人物，建立法西斯独裁政权；通过实行国家总动员建立总体战体制，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夺取远东霸权，完成“昭和维新”。1936年二二六政变后，军政大权完全落入军部之手，日本的法西斯军国主义体制正式确立。我们可以梳理出一条思路：武士道使日本人强悍尚武，强悍尚武的民族性格和天皇制的特性，加之明治维新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需求，促使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日本的军国主义与从西方舶来的法西斯主义相交媾，又孕育出一个具有日本特色的怪胎——更加好战、更加残暴、更富于冒险性侵略性扩张性的法西斯军国主义。这样一来，日本就犹如一辆被恶魔操纵的战车，不可能不对外发动侵略战争。这便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必然性。第二个问题：日本侵略中国的可能性，也就是日本为什么有能力侵略中国？这首先与明治维新有关，可以说，明治维新是近代日本历史命运的根本转折点。日本早在明治维新之前就开始了对外侵略扩张，但基本没有达到侵略企图，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日本的国力不足以支撑其对外扩张，可谓心有余力不足；而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对外扩张几乎次次成功，主因就在于维新后的经济发展为其对外扩张提供了物质基础。 仅以武器装备为例，到全面侵华战争前夕，日本已能够批量生产当时所有的先进重型武器，如坦克、装甲车、大口径火炮、作战飞机、战列舰、巡洋舰、航空母舰和军用通信设备，其性能也与英美制武器相当，而当时的中国只能生产步兵轻武器和小口径火炮，重武器基本依赖进口。所以，明治维新是日本之幸，而为中国之祸。邻国一次成功的改革，却给自己国家的命运带来莫大的影响，这是许多中国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这个血的事实提醒我们，必须放眼看世界，必须密切关注国际事务。其次，日本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中的一些特性强化了日本的国力，也强化了日本侵华的能力在推动和有利于日本侵华的种种因素当中，除了武士道、天皇制、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经济发展之外，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些体现日本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特性的东西，如团结、认真敬业、善于创造性摹仿和有危机意识等。日本因为强大起来才可能发动一场全面侵华战争，而日本的强大是与这些民族特性分不开的。1．不搞内哄日本人并非没有内部矛盾，但他们不大搞内哄，他们对自己的同胞很爱惜，谁动了日本人一根毫毛，哪怕是伪军的高级将领不小心伤了一个日军士兵，那也是不得了的事。 抗日战争期间，我们策反伪军十分容易，而策反日军部队从整体上无一成功。日本军队从未发生过内战，而中国军队内部磨擦不断。抗战时，我们曾提出一个著名的口号：“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但是，正义一方的中国人没有完全做到，非正义一方的日本人反而基本做到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一部了不起的战略著作，经过抗日战争实践的检验，基本的预测都实现了，惟独有一样没有实现，即：“中国抗战的胜利除了自身的努力外，还将有待于国际的援助和日本国内的变化”。所谓“日本国内的变化”即指日本反战力量的增长。但是，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日本的反战力量仍极为有限，几乎没有构成一种力量。那么，日本人为什么比较团结?原因有三个：一是对天皇的忠诚，二是民族优越论，三是矛头对外。先说日本国民对天皇的忠诚。在以等级制为基本结构的日本社会中，天皇站在最顶端，这与中国古代的帝制是一样的。但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皇位频繁更姓，总计三十六姓，而日本自神武天皇开创天皇制之后，天皇从未改姓，可谓万世一系。在日本，天皇不是实际的统治者，而只是一个象征。天皇的隔绝尘世，一来不妨碍重臣掌握实权，控制朝政，二来无实权就不会犯什么大的错误，也不会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这样有利于维护天皇制的长久性和国民对天皇的精神信仰。于是，皇统绵延不绝，皇恩浩荡不息，久而久之天皇也就成了日本统一与永存的超凡脱俗的象征。对天皇的效忠就是对日本国的效忠，效忠天皇成了每一个日本国民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这就使得日本有一个凝聚国民的核心和集中统一的精神信仰。二是民族优越论。日本人自古以来就把自己视为“天照大神”的子孙，视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根深蒂固的民族优越感使日本人强化了对本民族的认同和对自己同胞的尊重，同时也强化了日本人对其他民族的蔑视和鄙薄心理。 三是矛头对外。日本是一个岛国，面积很小，资源贫乏，很多需求从日本国内无法解决，而必须通过贸易或战争的手段从国外解决，所以它的矛头是对外的，贸易是对外贸易，战争是侵略战争。无论是解决资源、市场问题，还是扩张领土，日本都是把矛头指向他国，尤其是中国。矛头对外，可以缓和内部矛盾，所以日本人从整体上比较团结。2．认真敬业日本人的认真和较真，在世界上只有德国人可与之媲美。而这两个国家恰恰是世界一流的强国，其产品质量的信誉在世界上也是数一数二的。日本学者研究郑和下西洋那条大船上究竟用了多少铆钉；一位专门研究李大钊的日本女学者能把李大钊在日本时住在什么地方，在那个饭馆吃饭，到哪里散步等等说得一清二楚，这让中国研究李大钊的专家们瞠目结舌；还有日本学者专门研究唐朝皇帝死后，太子守灵的礼仪，这个问题如果让中国的学者来解释不知是否有人说得清楚。日本学者的论文与中国学者的论文反差很大，我们讲究篇章布局，讲究观点的提炼和总的结论性评价；而日本人重视细节，重视资料，写得极为细致。中国人读了日本人的论文感觉过于繁琐，日本人看了中国人的论文则感觉大而空，不扎实。日本人之所以认真，恐怕与它小有关，家小业小，土地少资源少，事事必须精打细算；也可能与日本的对外扩张有关，你一个小国去打人家大国，总得精心准备吧。也可能与日本的私有制有关，什么都是自己的，不认真自己吃亏。认真作风与生活的所有内容都有关系。认真的民族肯定是一个敬业的民族，认真的好处不仅能够保证产品的质量和办事的准确无误，更有助于在国民中树立科学精神，日本人能把西洋的科技学到手，进而后来居上，肯定与认真有关。因为科学是精细的东西，来不得半点马虎。 3．创造性摹仿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要进步就不可能不摹仿，但摹仿的水平和结果却大不相同。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国一直是世界一流的先进国家，中国人也一直习惯于以老大自居。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国门被英国的舰炮轰开，中国人才发现自己已经样样落后了。于是，清廷的有识之士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下发起了洋务运动，企图“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但是，由于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禁锢了中国人的想象力、主动性和创造性，加上体制方面的大锅饭等原因养成的惰性，我们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往往只摹仿不创新，落后了再引进。日本人的摹仿，与中国人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他们跟着英国人学习造船的技术，最终达到甚至超过了老师，建起世界一流的“联合舰队”；他们向德国人学习照相机的制造技术，最终成为世界第一照相机强国；他们跟着西方学习汽车的制造技术，最终使日本汽车大举占领西方市场；他们向中国人学习陶瓷、造纸、染料、豆腐和景泰蓝等传统产品的制作技术，最终把我们甩在了后面。可见，日本人的摹仿与我们不同，这可以叫作创造性摹仿或超越性摹仿。何以日本人能够实现摹仿的超越效果呢?首要的原因是日本人认真、较真，对引进的和学来的东西仔细揣摸，把它吃透，这样超越和创新就有了基础；第二个原因是日本人对于强者的态度，你的技术厉害，我佩服，我学习，我引进，但最终我要超过你。这表明了日本人对于强者的不服输的精神。4．有危机意识危机意识可以视为日本岛国心态的一部分。日本人因为自己的国家面积太小，资源贫乏，所以形成了特别强的危机意识，稍有风吹草动，就大呼小叫，如临大敌。在中国人看来，简直神经过敏，小题大作。但实际上危机意识并不是一件坏事。它使日本人总是处在一种如履薄冰、小心翼翼的状态，这样就容易把事情做得好，而不致犯大的错误。相形之下，中国人的盲目乐观和麻木不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 第三个问题：从中国方面来看，日本为什么侵略中国?先从客观上看，日本为什么将对外扩张目标指向中国?日本对外扩张的方向是由它的地理位置和远东的国际形势所决定的。中国、朝鲜与日本隔海相望，距离很近，同时因与欧美相距遥远，故尚未完全被欧美列强所控制。这几个因素都有利于日本。日本可以将军事力量全部集中于远东，全力展开对亚洲大陆尤其是中国的争夺。这是中国遭受日本侵略的客观因素。如果一言以蔽之，就是我们距恶魔太近。但是，这不是一个主要的因素，我们遭受日本侵略的更重要的原因在我们自身。从中国的主观因素上看，有以下原因： 首先，由于中国国力衰弱，使日本侵略者认为中国不堪一击中国综合国力落后，表现在各个方面，政治腐败，经济落后，人民愚昧而不觉醒。从军事方面看，中国军队在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中所暴露的落后，实际上经历过明清两代长期的量的积累，最终形成了质的落差；并且，这种落后不是某一个方面的，而是全面的、综合性的，表现在武器装备，军事训练，战略战术，组织指挥能力，官兵的军事修养、文化视野与自信心等各个方面。日本军阀是最看重实力的，甚至是迷信武力的，日本在中日实力对比上的显著优势极大地助长了他们的侵略野心，也使其全面侵华战争具备的切实的可行性。有的日本军阀甚至吹嘘：日本只要派出3艘巡洋舰、1个师团，用1个星期就可以灭掉中国。其气焰之嚣张可见一斑。其次，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使日本军阀觉得中国软弱可欺日本在实力上的优势使日本具备了侵华的物质条件，而中国人在民族性格上的弱点更使日本军阀感觉中国软弱可欺。崇尚以德服人的中华民族待人以和为贵，遇事处中庸之道，这种文化背景下的中国人平和善良，容忍克制，消极懦弱，重文轻武，性格内向。 那么这种民族性格因何而来呢?首先来源于中国几千年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因为经济基础是所有社会生活和文化观念的决定因素。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安土重迁，崇尚和平。小农经济模式，需要土地的主人守护着自己的土地，而不是到处游移扩张。“男耕女织”，“牛郎织女”，“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便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最典型的生活图景。小农经济的守土性决定了中国军事的防御性。中国的军事理论和军事设施从体系上说完全是防御性的。万里长城是中国防御文化的军事产物，这个雄伟的军事设施所体现的不是进攻的野心，而是和平的意愿。虽然中国不乏闻名于世的军事家和勇武善战的将军，但他们基本上都是在自卫战争中涌现的。中国武术囊括十八般武艺，精彩绝伦，十分了得，但其主旨也不是进攻而是防身。欧美骑士、日本武士莫不以征战为荣，以征战为乐，就怕战争不大，惟恐征程不远。他们描写战争的文学作品，充满了对战争的讴歌和对勇武的赞颂。而中国古代描写战争的诗词基本上说的都是征战之苦，而不是征战之乐。打开唐诗宋词，这类作品比比皆是。比如岑参的一首七律是这样写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千尺冰，愁云惨淡万里凝。这种作品所反映的是中国人一种普遍的心态：这个仗不得不打，但实在是太苦了!苦到什么程度呢?将军冻得拉不住弓，都护冻得睡不着觉，放眼望去一片冰天雪地，一片愁云惨淡，这个仗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中国人崇尚和平有其根深蒂固的经济基础，中国人的和平意识几乎是渗透到民族的血液和骨髓之中的。由此不难理解中国古代描写战争的诗词何以总是那样愁怅凄苦，而没有一点冲天豪气，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历史上强大而统一的中国王朝尤其是汉人王朝，从未产生过对弱小日本的侵略欲望。安土重迁、崇尚和平本非坏事，但事情总有它的反面：安土重迁难免不思进取，崇尚和平难免重文轻武，久而久之，中华民族的性格中少了血性和胆量，多了安逸和保守，文官谙于世故，武将怯于疆场。鲁迅说：“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这句话真是一针见血。封建的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是铸造中国人民族性格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众所周知，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体制是极为庞大的、专横的和高压性的，懦弱顺从、缺乏血性就成了这种体制下的臣民们的必然性格。因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体系是极为庞大的、专横的、高压性的，个人与之相比，太渺小，太卑微，太软弱了。这种极大与极小、极强与极弱的对比使中国人从民族性格上派生出一系列的特点：轻则缺乏主见，缺乏自信和独立人格，追随大流，胆小怯懦，畏惧强权，忍气吞声，逆来顺受；重则软弱可欺，甘于压迫，奴性十足。在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下，只允许皇帝和官员出头，不允许平民百姓出头，所以中国古往今来告诫人们不要出头的谚语多得很。当年伪军投敌，基层官兵多数是随大流，挺身反抗的人极少。南京大屠杀时，十几个日本兵看管上千俘虏。实际上在那种情况下，如果有人带个头，大家就是用脚踩也把日本人踩成肉酱了，但就是没有一个人敢带这个头。抗日战争期间，在广大的沦陷区，一个班或者一个排的日本兵统治一个县城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卑微懦弱的民族性格使中国人和日本人在对待强者的态度上大相径庭。对于强者，日本人一是钦佩，二是学习，三是征服，怀着敬佩的心情把你打倒。如对待张自忠，虽然尊其为“现代关公”，但想方设法加以打击，直至将其打死。对待美国也是如此，你再强大也不怕，照样开战。中国人对待强者，一是敬佩，二是畏惧，三是躲避。敬畏，即敬而畏之，畏而避之，避不开就畏而服之，不是敬而学之。当然，中国人当中并非没有顶天立地、叱咤风云的人物，但它并不标志中华民族的整体风格。大家可以想象，如果像谭嗣同、秋瑾、邹容、陈天华，像彭德怀、吉鸿昌、张自忠、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那样的人多了，日本再强大也不敢于发动一场旨在灭亡中国的全面战争。第三，中国的内乱和内耗给日本侵略者以可乘之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不仅决定了中国经济的封闭性，也决定了中国文化和民族性格的内向性，所有的需求和因需求而产生的矛盾摩擦，都是从内部解决而不是通过侵略扩张寻求解决途径。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封建的中国必定是一个对外讲和平、对内讲斗争的国家，内部矛盾和内部斗争相当激烈。地域广袤但四周封闭的地理特点也从自然环境方面强化了这一状况。中国的东面是大海，西面是阿尔泰山、天山，西南面是喜马拉雅山，南面是十万大山和大海，北面是荒漠和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这种地理环境的特点是大而封闭。地大而物博，予取予求，应有尽有，无需向他国索取和掠夺；封闭则是指中国的四周不是高山即是大海，严重阻隔着中国与邻国的交往。这种大而封闭的独特的地理因素，强化了因小农经济而造成的中国民族性格和矛盾斗争的内向性。 国民党内部的激烈的派系斗争，不仅给外敌以可乘之机，而且直接促使一部分民族败类投入日本侵略者怀抱，在日本人的卵翼下残害自己的同胞。汪精卫也好，大大小小的伪军头目也好，有许多人投敌叛国的直接起因正是内部矛盾。历史证明，对于一国家也好，一个团体也好，内战的规模与程度与遭受外侮的规模与程度成正比。内部团结了，对外就有力量，外交政策就强硬得起来；反之，内部不团结，甚至打得不亦乐乎，两败俱伤，那么它的力量就弱，对外就不得不妥协退让。 我个人认为，日本在太平洋板块，亚欧版块和印度洋板块之间，地震，火山频繁，经济负担大，劳动力短缺，而中国正是一块肥肉

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及其特征 对于日本扩张主义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天佑良机”。日本攫夺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殖民权益，接管了西太平洋德属诸群岛。无论殖民经济与军事力量，都在战中得到极度膨胀，成为仅次于美、英的世界强国，更是远东第一大国。但战后国际形势与国内问题结合，激化了各种矛盾，导致了法西斯主义在国内的兴起。一战后日本国内问题，首先是频繁的社会动荡和经济危机。由战争需求带来的经济景气，随着战争的结束而消退。日军入侵西伯利亚伤亡巨大，军费负担沉重。大量农村青年外流，田野劳力不足；由军国主义体制所支配的优先发展军事工业政策，加剧了原有半封建的农业体制缺陷与农村经济的凋敝状况。战后的工业生产陷入不景气。据统计，1921--1929年，法、德、美、日、英等五大国的年平均工业生产增长率，分别为9.4%、7.1%、4.3%、3%、1.7%。其中日本的增长率3％，低于同期的法、德、美，仅高于英国，其增长之缓慢亦为本国近代以来所少见。日本的国际处境变得十分不利。大战以其前所未有的残酷与伤亡，促成了世界各国反战和平运动、民主主义空前高涨。中国民族解放力量由国、共两党领导逐步壮大起来，亚洲其他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有新的发展。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确立，使日本直面于中国人民的反抗和美英的共同压力，在远东国际舞台上陷于孤立。面对上述形势，首先受到冲击的是以军部为代表的军国主义势力，日本军部是在明治维新后的政治基础上，经过日清、日俄两大对外战争形成的势力集团。其政治影响力有如日本学者所说，是明治宪政的“权力核”或“权力中枢”，居于特殊的政治地位。 军部势力有两大支柱，其一是以德国为模式，实施军政军令大权分立、统帅权独立的原则。“设置统帅权独立原则的目的之一，是旧有藩阀势力试图从对立的自由民权运动的政治影响中，把军队隔离出来。而今同一制度，则成了从藩阀势力中独立出来的军队，在政党攻势面前自我坚守的依据”。但其实质作用并不只是“自我坚守”，而是极大强化了军方政治地位，使“参谋本部部长的地位优于陆军大臣而与太政大臣并立”。其二是1900年5月山县有朋内阁修订陆海军省官职，明文限定陆海军大臣的现役武官专任制，1907年制定《军令》，明确有关统帅权事项只需军部大臣副署，而不用总理大臣副署。该制度使政党、政府对军权不得染指，军部却可以根据军方意志派员担任内阁大臣，直接操纵国家政务，掌握内阁的存亡。如大正初年，由陆军大臣上原勇作辞职，倒垮了军方不满意的西圆寺内阁。所以，在明治时代军国主义体制下，军部不止是防守，而是逐渐取得了对民主派政党、内阁政府的政治与组织优势。到大正初年，军方已经有了明确的自我意识，自称“军部”，而政党方面则斥责为“阀族”、“军阀”。再经过不断的对外扩张战争，军部势力不断膨胀，最终形成为压倒内阁政府、完全支配日本政局的权势中心。军部势力的崛起一直受到强力反弹。早在一战前军事权势集团同政党方面的矛盾冲突既已激化，加上中国辛亥革命影响，民主派政党在大正护宪运动中提出了“拥护宪政、打倒军阀”的口号，通过国会要求改革官职限制军制特权，并于1913年废止了军部大臣现役制，将其扩大到后备役、预备役（事实上并未出现过）。该时期“军阀”概念产生使用，表明军事官僚或军人对国家政权的操纵与对社会政治的干涉，已经成为宪政民主的主要障碍，也说明了双方对峙局势的空前严峻。一战后的新形势进一步把日本推向了十字路口，各派政治势力组合分化，不断产生新的政团，提出各种出路方案。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团体及共产党倡导民主、反对战争；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方面，有石桥湛山提出“小日本主义”，主张放弃海外殖民领土、反对黩武扩张主义；犬养毅等人倡导“经济立国”和币原喜重郎等人主张“协调外交”，不仅具有思想与理论方面的影响，且通过政党内阁实施了适应“凡尔赛—华盛顿”体制而与英美等国协调的外交政策，参加谈判并缔结了国际社会的非战公约及裁军等协定。民主派政党的活跃及其成就，形成为二十年代日本政党政治的“黄金时代”。民主派政党此期最大的政治成就在于，在国家体制调整方面曾一度削减军部势力。1918年建立的原进内阁是比较具有完全意义的政党内阁。1924年实现了普选（男子）。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和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原内阁的高桥藏相曾要求废止参谋本部，把军令大权收归内阁，原敬首相认为时机不成熟，让高桥撤回提议。1913年对于军部大臣现役武官专任制的修改，一定程度地冲击了军制特权。政党方面进而要求实行军部大臣文官制，形成了对于军部势力的相当压力。与政治层面相应对，还出现了较为普遍的“蔑视军人”、“军人的社会地位低下”的社会心理倾向，一向受人欣羡的军职变得被人看不起了，甚至在公共汽车上，军官的靴子偶而碰了别人就会听到骂声，一些军官上下班都不敢穿军装。面对一战后民主势力的进展，作为实际的“双重政府”之一、受到直接冲击的军部不能容忍，代表皇权主义、国粹主义等民间右翼势力也不会顺从。在由此而激化的社会动荡与冲突之中，军部势力与社会极右翼势力相互呼应，从军、民两个方向推出了日本式的法西斯思想与行动。 由近代军国主义体制的制约，新兴的日本法西斯主义可以区分为民间（即不穿军装的）法西斯与军队法西斯两大类别。 1919年8月1日，由满川龟太郎、大川周明等人在东京成立了犹存社，大川周明专程到上海请北一辉回国。北一辉正在闭门赶写《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他于1920年1月回到日本，加入犹存社，与大川、满川一道成为该社的台柱。犹存社的名称取自中国晋代诗人陶渊明的《归去来辞》：“虽三径就荒，松菊犹存”，表示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和平、民主浪潮的冲击之下，“日本民族之魂”将仍然屹立。犹存社的纲领是：“一、建设革命的日本；二、充实日本国民的思想；三、合理地组织日本国家；四、开展民族解放运动；五、执行道义的对外政策；六、联络改造运动；七、锻炼战斗同志的精神”。犹存社是日本第一个提出完整政治纲领的民间法西斯主义团体。从犹存社开始，兴起了种种法西斯主义思潮和各色法西斯组织。他们同旧右翼团体的“浪人型”的对外侵略别动队和纯粹的“暴力团”有很大区别。犹存社的活动与北一辉的思想在一部分军人和学生中得到热烈回应。东京帝国大学的“日之会”、北海道帝国大学的“烽之会”、早稻田大学的“潮之会”、拓殖大学的“魂之会”，以及第五高等学校的“东光会”，佐贺高等学校的“太阳会”、京都帝国大学“犹兴学会”等法西斯主义团体纷纷出笼。日本法西斯主义团体的情况十分复杂。据日本司法省调查，到1933年底，法西斯主义、半法西斯主义团体共有501个，其中半数以上是1932一1933年出现的。比民问法西斯运动的产生稍晚一些时候，日本军队中兴起了法西斯主义运动，这是日本现代军事力量突破差别主义的束缚而出现政治化倾向的逻辑结果，即经由军队的政治化之路、进而转向法西斯化，同时与民间法西斯汇为一体，最后从军民两面构成两战间日本的法西斯政治体系。关于日本现代军事力量突破差别主义的束缚而走向政治化的倾向，有专家指出过：“日俄战争之后到第一次大战末期这一期间，国内政治构造有如众所周知是政党政治的确立过程。这期间的陆军的位置，已从长州阀中枢构成部分，向独立的政治势力方向变化”。作者称之为“陆军的政治独立。”一战后的形势促使一批中下级军官在政治上更加活跃，他们频繁聚会，订立盟约，制订纲领，结成横向的联系和组织，成为军部法西斯化的重要推动力量。 1921年10月27日，任日本驻欧洲国家武官或出差欧洲的三位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永田铁山、小敏四郎、冈村宁次少佐，在莱茵河畔的巴登巴登温泉聚会，商讨日本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他们根据一次大战的经验和总体战思想，约定回国后将致力于“消除派阀、刷新人事、改革军制、建立总动员态势”，这就是所谓“巴登巴登密约”，又叫做“三头密约。”第二天，东条英机参加聚会商讨，加入该盟约。以巴登巴登密约为起点，陆续形成了一批法西斯性质的军人团体。如二叶会、木曜会、王师会、樱会等，其中能量巨大、发挥了绝大作用的是成立于1929年5月的一夕会，成员约40人，分布于各省、部要职机构。这些具有政治野心的法西斯军人集团，打破了原先陆军中按地域同乡结成藩阀派系的状况，形成了新的政治性人脉关系网。他们密切关注时势，提出日见激进的国家改造主张，策划并发动了一系列法西斯军事政变。通过这些法西斯军人集团的政治活动，军部的法西斯化进程加速。1934年10月，在法西斯军人集团控制之下，陆军省新闻班发表题为《国防本义及其强化之提倡》，通称为“陆军小册子”，全面阐述其建立“一元化综合统制”的法西斯政治要求。有研究者指出，在日本法西斯运动史上，能够比肩成为法西斯纲领性文件的，只有北一辉的《国家改造法案大纲》与陆军小册子。北一辉的《大纲》是日本法西斯运动的开端，而陆军小册子则是军部法西斯化完成的标志。法西斯化是军部政治化的发展和结局，是其政治化的恶性发展。军部自身完成了政治化，实现了法西斯转变，意味着明治宪政的权力核已经发生“癌变”。继日军挑起“九·一八”事变侵略中国东北之后，军部发表“陆军小册子”完成法西斯化，进而经过1936年“二．二六”事件，法西斯军部控制了国家政权。由法西斯军部控制国家政权，成为法西斯政权，然后逐步建立全面的国家法西斯主义体制，这是在日本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国家法西斯化推进的基本顺序。政党在此期间对于军制特权屡屡发起挑战，但终未能成功。政党不能通过政府执掌军权，最终是军权颠覆了政党政治。日本军阀势力对内维护专制主义反对民主主义，扼杀了政党内阁与政党政治，确立了法西斯军部专制；对外大力推行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给日本及东方各国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总之，日本法西斯主义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特殊形势的促动下，与近代军国主义体制相结合，成为发动新的世界大战的原动力。综合军部与民间右翼两方面的扩张理论并实施对外侵略战争，这是日本法西斯主义兴起的重大动因，值得认真加 四日本两战间对外扩张理论的特点及其实施 如果宏观地考察日本法西斯主义扩张理论的基本特点，首先可以发现，为论证对外战争的必要性，为最大限度动员民众投入战争，这些理论遍及思想文化各领域，花样繁多、内容庞杂。既有对于传统的武士道、日本主义、天皇中心论等思想的兼收并蓄，更主要是一批现代法西斯理论家、活动家提出各种论述，以及军部各决策机构制定策案纲要的指导思想，表述形式五花八门，呈献出大杂烩的模样。尤值得注意者在于，其实际表现的“丰富性”，与通常的评价大有出入。人们对于日本的思想文化的理性特征通常评价较低。如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中江兆民（1847一1901）说过，“我们日本从古代到现在，一直没有哲学”。有的西方学者认为，日本的文化是“无言的文化”。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外交家赖肖尔通过驻日本的长期考察和研究，也指出日本人“更多依靠直觉甚于依靠理性；更多的依靠实用丰义甚于依靠理论；更多依靠组织能力甚于依靠伟大的思想概念”。如果对照上述丰富庞大、无所不及的法西斯扩张理论，很自然的问题是，为什么被公认为比较拙于理性的这个民族，会在这一特殊时代、这一特定的理论范围内煞费苦心、“成就”斐然呢？除了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好战本性之外，我们还应该关注一些什麽问题呢？日本的近现代史是一部对外侵略战争史。自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直到1945年战败投降，几乎每过5一10年就要发动一次较大规模的对外战争，而在每-场战争中都提出了新的口号和理论。显然，长期的多方位的对外侵略战争不断呼唤新的扩张思想与战争理论出笼；同时，这些战争的实践及其思想积累，同封建时代所遗留下来的武士道尚武精神一样，不断而极大地补充、丰富了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扩张理论；从而使日本在该时期的、有关对外战争的思想著述成长为怪胎，过分膨胀并远远超过其他精神领域的著述。日本法西斯的庞杂的扩张理论受到法西斯主义的基本特征的制约，并通过军政当局制定的政策发挥作用。日本法西斯主义以军部为核心力量，借助天皇权威，在连绵不断的战争中，完成军部的政治化与法西斯化，进而控制国家政权，确立国家法西斯体制。其扩张理论的提出与实施不能不制约于几个政治社会因素：首先是由天皇制所决定的国家政治制度的影响。日本掌握实权的政治领袖，从法西斯主义产生和确立，一直到1945年的战败投降，没有墨索里尼、希特勒那样的首魁。这期间也有近卫文、东条英机那样的门第显赫、权倾一时者，但都不能长期地绝对地控制国家大权。东条英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上台，曾先后身兼首相、陆相、外相等七个内阁大臣职及参谋总长职，几乎独揽了国家政府及军部所有大权，但在台上亦不到三年时间。在日本法西斯崩溃前的1944年7月被替换下台。正如有的西方学者所说，“日本从未出现过一个独裁的领导者”。所以，如果对照德国那种人手一册《我的奋斗》，连结婚也送希特勒的书的情况，可知日本不是依靠大人物的演讲或其他宣传以鼓动浩大的群众运动，而是以全面的多方位的社会运动以推行其扩张思想与战争理论。日本虽然明治维新之后确立宪政体制，实行内阁制，但同时又制定了统帅权独立原则和军部大臣现役制，因此内阁没有兵权，日本军部不但拥有军事上的内阁政府所无法约束的权力，还能利用其优越地位干预政府职能，并在三十年代逐步取得对国家政治的支配权力。在实行对外扩张战争方面，日本的统治阶级不需要官僚和政客控制局面，而由军部直接出场包揽一切。因此，日本法西斯的政治核心在于军部的权力控制。日本的军政、军令大权被一小群军官轮流把持。他们就像一群小鱼，虽有时会被一块石头打乱阵势，但很快又可以恢复平静，结队朝着新的方向游去。这一特点，使日本法西斯的扩张理论不会像德国那样为个别领袖人物所决定。要而言之，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扩张理论，是由军、民两个领域的多个法西斯思想家、理论家或各种权力机关从不同的角度提出，并在实际运用中综合形成的。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有：日本法西斯运动的鼻祖、法西斯思想家北一辉、法西斯思想家、甲级战犯大川周明，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侵华战犯之—的石原芜尔等人。此外，还有军部决策机关所制定的一些文件，既供其宣传之用，也是其方针路线的理论指导。日本军部法西斯势力集团是其理论的主要炮制者，也是其直接的实行者。正如三十年代日本法西斯刊物所宣传的那样，日本的“军部是万民扶助皇猷的核心。”这个核心不但在行动上指挥一切．控制一切，还直接炮制出许多方案、宣传小册子等文件，在方针路线、思想理论方面向社会民众作宣传动员，并直接加以贯彻实施。矢次一夫回顾了军部的“国策”作用，他写道：“国家革新的主张可以说在各界澎湃高涨，但所谓革新究竟意味什么，似乎明白，其实大家都不知道，这就是当时的实际状况。”日本法西期扩张理论在军部发动的对外行动中完全实施，表现在重大历史关头。如1931年“九一八”事变，由军部扩张理论重要代言人石原莞尔伙同“一夕会”板垣征四郎等人直接发动。石原莞尔由此被称为“（伪）满洲国之父”。石原莞尔和东条英机都是日本法西斯对外战争中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有的日本学者甚至认为，东条英机在当政之后所实行的侵略路线，乃是“踏袭石原所制定购对中国的进攻路线”，67[65]可见法西斯少壮军人在对外扩张理论的制定与贯彻中的重要作用。二、三十年代曾是日本政党政治的“黄金时代”，社会主义、民主主义团体及其思想流派甚多，尤以基于“民本主义”、“协调外交”、“小日本主义”等影响甚大。但最终都被法西斯专制主义所压倒，法西斯主义的扩张理论逐渐成为社会思想界主流，更成了军政当局对外政策的理论支柱。在1936年“二二六”事件之后，日本法西斯军部完全控制了国家政府，制定出《国策基准》，宣布要“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方面向南方海洋发展”。确定了发动世界大战，实施北、南进战略的基本方向。最后终于通过发动1937年“卢沟桥事件”、1941年“珍珠港事件”，将整个东半球推入火海。还先后将其要侵占和控制的地域命名为“华北经济圈”，“日满华经济圈”，“大东亚共荣圈”等等。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的一系侵略战争行动都是在其“生存空间”、“战争万能论”、“民族协和”、“化学结晶说”与“殖民解放说”等形形色色的、具有东方特色的扩张理论指导之下发动的。

　　中国的秦国是一个法西斯国家？有人会问：“法西斯学说起源于二战前后，而中国的秦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这两者相距两千多年，会有何种联系？而且一个是古代历史，一个是近现代历史。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吧。”　　那么我认为，之所以称秦为法西斯国家，因为他具有一些非常鲜明的法西斯特征。不要惊讶，在那个年代，这是非常进步的。　　同样说明我们的祖辈曾经有过的历史选择，这一步，对我们的民族和国家的发展起到了非常的重要的推动作用。　　首先界定下秦的法西斯特点从何时开始具备的。秦不是一开始就是一个法西斯国家，秦建立在西周秦孝王时期，是周王分封的诸侯之一。由于远离中原，一直不是个发达的诸侯国。那么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后，秦穆公成为了春秋的霸主之一，但这个时候，秦与其他诸侯并没有什么区别，那么直到商鞅变法开始，秦国从松散的世卿世禄和人治的制度，开始向严密的中央集权及法制转变。但是，我认为，真正法西斯的影子，是赢政登基后开始出现的。也就是说，秦王政的秦国（朝），是一个古代的法西斯国家，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法西斯国家。　　简单介绍下法西斯，“法西斯”本来是古罗马的一种是一根被多根绑在一起的木棍围绕的斧头，是古罗马权力和威信的象征。被墨索里尼借用，作为其政党名称，后来逐渐成为强权，暴力，扩张，极端民族主义，极端国家主义等的代名词。其代表国家为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和军国主义日本。　　那么我从以下几个方面，以现代法西斯国家作为比较，讨论秦国的一些法西斯特点。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第一 法西斯是独裁国家，秦国也是，但独裁并不是法西斯的专利。那么按纳粹元首希特勒的看法，法西斯国家应该是强有力的超人统治（所谓超人，可以参考尼采的哲学书籍）的国家，是“强者的独裁便成为最强者”，是“一群英豪大家互相争势的时候，惟有比较强壮比较勇敢的人，他能出人头地而获得最后的胜利，能够担当了这项巨大的任务。”那么纳粹德国有希特勒，法西斯意大利有墨索里尼，军国主义日本有天皇裕仁。这就是法西斯所谓的最强者——即意志力最为坚强，极其自信，自认是天命所归的人物。希特勒曾说过自己在一战时，数次死里逃生，从那时起，他就认为自己是天命所至。而日本天皇，号称万世一系，也是天命所至，再看看秦王政。赢政登基也经历很多曲折，主要以吕不韦之居功至伟，而赢政又是吕不韦原来的赵姬所生，身世也颇为蹊跷。那么赢政最后亲政，杀嫪毐，禁己母，逼死不韦，杀伐决断，何等坚决，不是意志力超级强大，是做不出来的，接着采用李斯之计谋，任用天下贤才，破六国之合纵，然后倾全国之力，一举灭亡六国，完成盖世之伟业。能做到这一点，是何等的自信。国家统一后，又把全国划分三十六郡，书同文，度同制，车同轨，行同伦。目光何其的远大。最后自封“皇帝”，号称“祖龙”，天上地下，唯吾独尊。又是何等的自命不凡。所以，赢政的秦国之法西斯特征第一点“由强有力的超人统治的独裁国家”　　第二 中央集权制和严苛的法律形成的强权统治。赢政的秦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并以此建立了严密的地方管理制度和中央官吏制度以及军制和经济体制。秦同时又是一个以法制国的国家，并且法令严明，令行禁止，非常的严格。这一套政治和法律体系，对国家的掌控力，达到了极致，说白了，这一套就是强权统治。因为法是独裁者制定的，令也是独裁者发出的。用暴力作为保障，不管对不对，臣民不得不执行。即所谓“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法律和条令的解释权，全部在国家统治者手里。人民只有服从的义务。现代法西斯国家同样如此，自希特勒建立纳粹德国后，德国就掩盖在黑色恐怖中，希特勒及其党羽，很快终结了民主的政党制度，靠选举上台的纳粹党，在德国容克军事集团的头子兴登堡元帅的支持下，先是获取了行政权力，接着通过冲锋队和党卫军的暴力手段，打击异己，通过制造“国会纵火案”，首先打击并取缔了第二大党德国共产党，然后通过了“授权法”，建立其独裁基础，接着取消国会及政党制度，最后一步，希特勒登上总理兼总统的元首宝座。强权政治的制度正式确立。人民至此只有以服从元首为其唯一的职责。日本同样如此，自明治维新后，建立的军国主义雏形统治还有一点民主和多头统治的影子，那么直到1936年，日本为了对外侵略扩张而逐渐形成了以天皇至上的强权统治。经过二二六政变，日本内部基本达成共识，形成了以天皇的旨意为最高指令，军部和内阁共同治理国家的强权制度。日本民众在军国主义的号召下，以为天皇效命为荣。绝对的服从。因此，赢政的秦国之法西斯特征第二点“强权统治的国家”。　　第三 军事至上，对外侵略及扩张。这点毫无疑义，秦王政的秦国，一开始就是以消灭其他六国为己任。秦自商鞅变法后，重视军功，同样也提高了军人的地位。其中最重要的两点：　　第一 以军功为晋升的条件，不论其出身如何，不论是平民或是贵族，没有军功，不能升职，不能成为国家官员。第二 以有军功者为荣耀，并且划分平时生活用品的等级，没有军功者，一律不能越级享用。这点和纳粹德国和日本何等的相似，在这两个法西斯国家，军人的地位至高无上，女子以嫁给军人为荣，孩童以参军为理想，平民以军人为榜样。有军功者，胸前琳琅满目，金光耀眼，军官的制服，尤其漂亮。这极大提升了军人在国家中的地位。但是，这是为了让人民踊跃的参与战争为前提的。因此，秦王耗尽国力，四处征伐，一群名将为其效命，有白起，王翦，王贲，李信，蒙恬等。一队队猛士为其搏杀。手执利刃，奋不顾身，只求多猎取人头，为己为家里博取功名荣耀。秦王政的秦国，终其一世，无不穷兵黩武，南征北战。六国平定后，又北驱匈奴，南伐南越，把秦国的版图，扩大了数倍。甚至超过之前的周朝很多。同样，德国和日本也以对外侵略和扩张为其主要任务，德国自1939年开始，伐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比利时，荷兰，法国，接着又大举入侵苏联。南斯拉夫。把战火烧遍了整个欧洲。最后也占领了半个欧洲。日本，先是占领中国台湾，朝鲜，然后大举入侵中国。短短数年，大半个中国沦陷，日本还不满足，发动太平洋战争，南下入侵东南亚各国及缅甸。妄图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所以，赢政的秦国之法西斯的特征第三点“军事至上，侵略扩张”，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条。　　第四 秦国和现代法西斯国家一样，都有其独特的理论体系，秦自商鞅变法开始，就采用法家学说治国，到赢政时代基本达到完善。其代表人物有商鞅，韩非子，李斯。法家在“法”，“势”的见解方面，和法西斯理论有点类似。同样强调法治国家和公民制（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因此贵族没有特权，也没有奴隶之说，只有守法和违法的人民，是为公民，即天下之民都是国家之民）。那么纳粹理论家有希特勒，戈培尔，戈特弗里德等人，意大利有墨索里尼，罗科，博塔伊等人，日本有近卫文麿，石原莞尔，北一辉等人。在法西斯国家里，要求人民思想高度统一。这些理论就是其统治思想的依靠。赢政的秦国之法西斯特征第四点“有独特的理论体系”。　　第五 视民众为工具，消灭所谓异端思想，控制文化思想的传播。如果要使一个国家的效率发挥的最高，使国家的资源大部分用在独裁者的目标之上，那么统一民众的思想，加强文化的控制尤其重要。那么在赢政之前的秦国，还接受各种学说理念的影响。各类形形色色（尤其是儒家）的人士进出秦国，传播自己的思想，在李斯的“焚书坑儒”之后，这种情形噶然而至。李斯的政策就是要人民如同一张白纸，除了种地的，就是打仗的。其他各种职业尽量少点。思想更要单纯点，除了国家颁布的法律和命令，其他最好啥也不知道。而且这种做法，不仅限于平民百姓，国家官吏和贵族也不容许读法家以外的书，了解除了民用技术以外的知识。对于已经存在的其他学说，尽量杜绝流传于世。不容许其他各家学派的学者们再出来讲学，传道。对国家有意见者，杀无赦。“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除了国家军队外，不容许有私人武装和私人争斗，否则一概刑法处置。这与法西斯德国和日本何等的相似。在德国，除了种族主义，沙文主义，极端国家主义等以及其他有利于纳粹统治的思想书籍以外，其他通通视为异端，纳粹以“我的奋斗”“第二本书”作为自己的圣经，其他纳粹分子的书作为补充，疯狂的消灭他们眼中的异端学说，尤其以共产主义学说和民主主义学说为最。正如1933年4月1日戈培尔在广播中直截了当的宣布“1789年将从历史上被抹掉”和秦国焚书只留秦史的情况何等相似。因此，赢政的秦国之法西斯特征第五点“封闭思想，灭除异端”。　　第六 对于赢政的法西斯秦国及现代法西斯国家，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很短命。从前238年赢政22岁开始亲政，到前206年秦国灭亡，只有32年的时间。而纳粹德国从希特勒上台到覆灭也只有12年的时间，日本也是，即便从1931年起，军国主义的灭亡也只有14年，墨索里尼的执政时间从1922年起有23年。可见，法西斯的暴政都不长久的，赢政虽然死在秦国灭亡之前，但是根子是在其制定的一系列法西斯制度。因此赢政的秦国之法西斯特征第六点“短命”。　　看到这里，大家可能要喷我，既然法西斯那么暴力，那么坏，为什么法西斯秦国还是进步的呢？我想可以用“2千多年前”这个理由来解释。放在现代坏的，不合理的东西，放在古代不一定就是。秦国的年代，世界大多数国家还处于奴隶制时期，大家互相杀来杀去，抓来的人不是吃掉就是留下做奴隶。你说的我听不懂，你写的我看不明白，你的尺子和我的不一样长，财物的分配和支配仅仅凭借头人酋长的一句话。地位低下的奴隶和平民甚至没有生命的保障。整个世界都处于愚昧和更加残暴的时期。这个时候，秦王政统一法度，严明政令，令出必行，令禁必止。集国家之力，发展军队，建设水利工程，使国力极大的提高，然后发动战争，统一中国，建立中央集权制度，书同文，度同制，车同轨，行同伦。用暴力，把松散的华夏，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国家，至此，中国之名传遍世界（据考，China实际上是从“秦”的发音转成的）。只不过再先进的暴政还是暴政，最终还是被人民推翻。只留下了一个辉煌但短暂的朝代。

生于日本石川县江沼郡东谷奥村山中町（现加贺市山中温泉）。家境贫寒。幼年向往成为一名能保证温饱生活的乡村教师，但小学高等科（相当于初级中学）毕业旅行时在福井县武生的偕行社（当时日本陆军的军官集会场所）偶遇军官会议，因羡慕军官吃穿的体面转而立志当军官。并受到五岛正少尉的鼓励报考陆军地方幼年学校。由于家庭无法承担中学（相当于高等中学）学费只能以小学高等科毕业的程度报考，并与报考年龄上限的中学二年级考生竞争。在录取50人的情况下考得第51名，并在落榜后前往大阪的一家航运公司当学徒。后由于某被录取考生体检不合格，终于于16岁替补入名古屋陆军地方幼年学校学习。1920年3月24日，入学时最后一名的辻政信从名古屋地方陆军幼年学校以首席的身份毕业，从皇太子（五年后的裕仁天皇）手里拿到了作为奖励的银怀表。并进入了东京中央陆军幼年学校（后来改称陆军士官学校预科，再后来又改为陆军预科士官学校）。两年后以首席身份毕业回到家乡石川，加入金泽步兵第七联队，军衔上等兵。半年后的1922年以军曹的军衔进入陆军士官学校本科（后改称陆军士官学校）学习。陆军士官学校36期，1924年7月18日毕业，仍然是首席。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辻政信回到金泽步兵第七联队担任少尉。1927年10月，辻政信晋升为中尉。1928年12月，辻政信考取陆军大学校43期。1931年11月，辻政信从陆军大学校毕业。虽然不是首席但也还是第三名。首席是最后担任参谋本部少将作战课长的天野正一，第二名是驻联合舰队的少将陆军参谋，死在菲律宾的岛村矩康。在陆大期间辻政信学习了汉语和俄语，深刻影响了他的人生和亚洲历史。 1932年9月辻政信奉调到参谋本部总务部第一课（动员编制课），课长是东条英机大佐。次年又晋升大尉，被调到作战部第三课（要塞课）。1933年8月参谋本部进行“苏联对新疆的渗透情况之调查”项目，辻政信在甘肃的兰州，肃州等地活动了一个多月。1934年8月1日，调辻政信大尉去陆军士官学校当学员中队长（相当于连长）。实际上是东条英机作为统制派派辻政信去陆士压制皇道派。辻政信在陆士启用间谍学生监视皇道派学生的言论和活动。并派间谍学生打入皇道派学生内部结社研究右翼代表人物北一辉的“国家改造论”，煽动皇道派学生在11月28日临时议会开幕之前谋杀首相冈田启介海军大将，前首相斋藤实海军大将，前首相西园寺公望，树立以陆军大将荒木贞夫，陆军大将真崎甚三郎，陆军大将林铣十郎为中心的军政府的“政变计划”。再于1月20日深夜三点与宪兵司令部冢本诚大尉，参谋本部情报部片仓衷少佐向陆军次官桥本虎之助中将要求镇压这次“政变”。后虽开除所有涉案学生（包括间谍学生）但查明“政变”为辻政信一手策划。辻政信虽将皇道派势力清除出陆士，但自己也得到停职一个月的处分，接着在1935年4月被赶出陆军中央，发配到驻水户的步兵第二联队。是为辻政信第一个事业低谷。 在陆士栽赃陷害事发后，辻政信被发配到第二联队。此后一年都在联队长横山勇大佐的安排下负责给青年军官进行战术教育。后来去九州的久留米找了第二十四旅团长东条英机，但就东条也帮不上忙，因为东条当时也都要发配到满洲去当宪兵司令了。不到一年，1936年2月26日，陆军皇道派下级军官带领1400多名士兵发动政变，包围了首相官邸，国会议事堂，陆军省，参谋本部和警视厅，杀死了内大臣斋藤实、大藏大臣高桥是清、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大将，是为二二六事件。在昭和天皇的坚持下，政变被迅速镇压了下去，同时统制派开始了对皇道派的大扫荡，叫做“肃军”运动。当时任关东军宪兵司令的东条英机，一得知二二六事件的消息，立即出动宪兵抓了一千多人，把在满洲的皇道派人物几乎一扫而空。1936年4月辻政信被关东军第三课主任参谋花谷正少佐调往关东军兵站课补缺。辻政信花了一个月才看完满洲事变的有关资料，深深被石原莞尔的“下克上”精神所征服，发出了这种感叹：“先觉的导师（指石原莞尔）对物体的观察方法，对中国，满洲，东亚的思维方式，使我从权益思想到道义思想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见识的的不同，就有这么可怕的力量”。从此以石原莞尔为偶像，以“大亚细亚主义”为终身信仰。而这个信仰也成为了他日后策划马来战争和战后失踪的重要原因之一。1937年9月在辻政信的多方奔走下，占地20万平方米的满洲建国大学在新京（今长春）南郊的欢喜岭成立。同时辻政信在满洲的剿匪工作也十分出色，成功地招降了有5千多人的吕绍抗日武装。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件爆发。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分裂为以作战部长石原莞尔少将为首的不扩大派和作战课长武藤章大佐为首的扩大派。关东军和朝鲜军主张扩大事态，并派辻政信和田中隆吉去天津军游说。此时的辻政信背弃了他的偶像石原莞尔（也可以看作是对石原“下克上”的模仿）极力主张关东军从山海关机场出动轰炸机对卢沟桥附近进行轰炸。当时天津军的作战主任参谋池田纯久中佐是反对扩大派，说：“好，你关东军敢出动轰炸机，我就敢出动战斗机把它打下来 ！”由于和天津军的矛盾，不到一个月辻政信就被北支那方面军高级参谋下山琢磨大佐派往山西的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负责联络，到了山西以后突然接到北支那方面军参谋长园田直三郎中将的联络，让辻政信留在山西。在下山和园田的争执下，辻政信最终被板垣征四郎送回关东军任梦寐以求的作战课参谋。此时的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是原来辻政信呆过的金泽第九师团师团长，参谋长东条英机中将，也是辻政信呆过的参谋本部编制动员课课长，东条英机卸任以后接任的矶谷廉介中将，更是当过辻政信的步兵第七联队的联队长。参谋副长矢野音三郎少将是辻政信从陆军中央幼年学校毕业时的第七联队长。所有的上级全是老上司。作战课内部也一样。高级参谋寺田雅雄大佐和辻政信一样是从参谋本部编制课出来的，而且也是第九师团出身，只不过联队不一样；作战主任参谋是刚从参谋本部编制课来的服部卓四郎中佐；还有个岛贯武治少佐是从参谋本部作战课转过来的，但他和辻政信是陆士，陆大的同期。辻政信如鱼得水，左右逢源。在南京任职参谋时期，他不分等级高低打击违反军纪的行为，被士兵称为“现世水户黄门大人”。 1939年4月，当时还只是作战参谋的辻政信少佐以关东军司令植田谦吉大将的名义发布了《满苏国境纷争处理要纲》。要纲里记述了“对于国境线不明的地区，防卫司令官要自主认定国境线并将其明示一线部队”，并且不论兵力多寡在冲突过程中，必求胜利。此举可以解释为下放权力给驻地军师团长。1939年5月11日，在外蒙古和满洲国主张共有的哈拉哈河，外蒙古军队和满洲国警备队发生了武装冲突。当时驻扎在海拉尔的日军第23师团根据要纲马上增派部队，将冲突扩大。关东军司令部亦决定将冲突扩大，并计划轰炸外蒙古军队的塔姆斯克航空基地。当东京的参谋本部得知关东军的意图后立即发电报，指示关东军停止扩大冲突。此电报当时即被辻政信撕毁，并佯称是指示继续作战的通知。更为严重的是，在此份电报的决定书上，辻政信代替作战课长，参谋长甚至是关东军司令签了字。按当时的日本陆军刑法，辻的此行为应当被问重罪。日军由于指挥系统的混乱，装备落后苏军一代等原因，损失惨重。冲突最终以苏联元帅朱可夫的进攻优势，日军于1939年8月31日的冲突撤出争议地区结束。9月16日苏日签定停火协定，即而于同年12月就国境不明地区的划分问题召开新一轮会议。后来有证据表明辻政信打算暗杀苏联代表。此次事件中酒井美喜雄中佐，因作战失利在事后被辻政信强迫自杀。 根据第六军军医部当时发表的数字，关东军此战损失是：“出动人员58925；战死7720；战伤8664；战病2363；失踪1021；共计19768名”，全体损失率27.7%，第23师团的损失率为70.3%。挑起事端的辻政信少佐在事后被调到了武汉的第11军，成为冈村宁次中将手下的宪兵司令，没有受到任何处罚。而且他始终认为如果再打下去的话，一定能胜利 。在任职第11军宪兵司令3个月后，调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第四课（政务科）任参谋，负责诱降拉拢重庆政府、掌控汪政权的工作。 辻政信在缅甸战线曾参加拉孟与腾越战役。之后，作为第33军团作战参谋的辻政信对水上源藏少将以个人名义发出死守命令，水上指挥以第114联队的守军在密支那与中美联军展开两个月以上的死战，直到1944年8月3日密支那被攻陷为止。水上独自将死守命令压下，下令残存的守军突围撤退，水上本人则在部下全部撤退后，在暴雨中独自举枪自尽。水上的副官回到军团司令部准备报告战况时，辻政信一边大骂“不是叫你们死守吗？为什么你们还有脸回来！”一边痛殴他，最后是在旁的其他师团长看不下去而制止。之后，日本的缅甸方面军在绝对优势的英军、美军与中国国军猛攻下，日军不断败退，辻政信也遭到反叛的缅甸国民军枪击负伤而被后送 。

　　中国的秦国是一个法西斯国家？有人会问：“法西斯学说起源于二战前后，而中国的秦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这两者相距两千多年，会有何种联系？而且一个是古代历史，一个是近现代历史。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吧。”　　那么我认为，之所以称秦为法西斯国家，因为他具有一些非常鲜明的法西斯特征。不要惊讶，在那个年代，这是非常进步的。　　同样说明我们的祖辈曾经有过的历史选择，这一步，对我们的民族和国家的发展起到了非常的重要的推动作用。　　首先界定下秦的法西斯特点从何时开始具备的。秦不是一开始就是一个法西斯国家，秦建立在西周秦孝王时期，是周王分封的诸侯之一。由于远离中原，一直不是个发达的诸侯国。那么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后，秦穆公成为了春秋的霸主之一，但这个时候，秦与其他诸侯并没有什么区别，那么直到商鞅变法开始，秦国从松散的世卿世禄和人治的制度，开始向严密的中央集权及法制转变。但是，我认为，真正法西斯的影子，是赢政登基后开始出现的。也就是说，秦王政的秦国（朝），是一个古代的法西斯国家，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法西斯国家。　　简单介绍下法西斯，“法西斯”本来是古罗马的一种是一根被多根绑在一起的木棍围绕的斧头，是古罗马权力和威信的象征。被墨索里尼借用，作为其政党名称，后来逐渐成为强权，暴力，扩张，极端民族主义，极端国家主义等的代名词。其代表国家为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和军国主义日本。　　那么我从以下几个方面，以现代法西斯国家作为比较，讨论秦国的一些法西斯特点。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第一 法西斯是独裁国家，秦国也是，但独裁并不是法西斯的专利。那么按纳粹元首希特勒的看法，法西斯国家应该是强有力的超人统治（所谓超人，可以参考尼采的哲学书籍）的国家，是“强者的独裁便成为最强者”，是“一群英豪大家互相争势的时候，惟有比较强壮比较勇敢的人，他能出人头地而获得最后的胜利，能够担当了这项巨大的任务。”那么纳粹德国有希特勒，法西斯意大利有墨索里尼，军国主义日本有天皇裕仁。这就是法西斯所谓的最强者——即意志力最为坚强，极其自信，自认是天命所归的人物。希特勒曾说过自己在一战时，数次死里逃生，从那时起，他就认为自己是天命所至。而日本天皇，号称万世一系，也是天命所至，再看看秦王政。赢政登基也经历很多曲折，主要以吕不韦之居功至伟，而赢政又是吕不韦原来的赵姬所生，身世也颇为蹊跷。那么赢政最后亲政，杀嫪毐，禁己母，逼死不韦，杀伐决断，何等坚决，不是意志力超级强大，是做不出来的，接着采用李斯之计谋，任用天下贤才，破六国之合纵，然后倾全国之力，一举灭亡六国，完成盖世之伟业。能做到这一点，是何等的自信。国家统一后，又把全国划分三十六郡，书同文，度同制，车同轨，行同伦。目光何其的远大。最后自封“皇帝”，号称“祖龙”，天上地下，唯吾独尊。又是何等的自命不凡。所以，赢政的秦国之法西斯特征第一点“由强有力的超人统治的独裁国家”　　第二 中央集权制和严苛的法律形成的强权统治。赢政的秦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并以此建立了严密的地方管理制度和中央官吏制度以及军制和经济体制。秦同时又是一个以法制国的国家，并且法令严明，令行禁止，非常的严格。这一套政治和法律体系，对国家的掌控力，达到了极致，说白了，这一套就是强权统治。因为法是独裁者制定的，令也是独裁者发出的。用暴力作为保障，不管对不对，臣民不得不执行。即所谓“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法律和条令的解释权，全部在国家统治者手里。人民只有服从的义务。现代法西斯国家同样如此，自希特勒建立纳粹德国后，德国就掩盖在黑色恐怖中，希特勒及其党羽，很快终结了民主的政党制度，靠选举上台的纳粹党，在德国容克军事集团的头子兴登堡元帅的支持下，先是获取了行政权力，接着通过冲锋队和党卫军的暴力手段，打击异己，通过制造“国会纵火案”，首先打击并取缔了第二大党德国共产党，然后通过了“授权法”，建立其独裁基础，接着取消国会及政党制度，最后一步，希特勒登上总理兼总统的元首宝座。强权政治的制度正式确立。人民至此只有以服从元首为其唯一的职责。日本同样如此，自明治维新后，建立的军国主义雏形统治还有一点民主和多头统治的影子，那么直到1936年，日本为了对外侵略扩张而逐渐形成了以天皇至上的强权统治。经过二二六政变，日本内部基本达成共识，形成了以天皇的旨意为最高指令，军部和内阁共同治理国家的强权制度。日本民众在军国主义的号召下，以为天皇效命为荣。绝对的服从。因此，赢政的秦国之法西斯特征第二点“强权统治的国家”。　　第三 军事至上，对外侵略及扩张。这点毫无疑义，秦王政的秦国，一开始就是以消灭其他六国为己任。秦自商鞅变法后，重视军功，同样也提高了军人的地位。其中最重要的两点：　　第一 以军功为晋升的条件，不论其出身如何，不论是平民或是贵族，没有军功，不能升职，不能成为国家官员。第二 以有军功者为荣耀，并且划分平时生活用品的等级，没有军功者，一律不能越级享用。这点和纳粹德国和日本何等的相似，在这两个法西斯国家，军人的地位至高无上，女子以嫁给军人为荣，孩童以参军为理想，平民以军人为榜样。有军功者，胸前琳琅满目，金光耀眼，军官的制服，尤其漂亮。这极大提升了军人在国家中的地位。但是，这是为了让人民踊跃的参与战争为前提的。因此，秦王耗尽国力，四处征伐，一群名将为其效命，有白起，王翦，王贲，李信，蒙恬等。一队队猛士为其搏杀。手执利刃，奋不顾身，只求多猎取人头，为己为家里博取功名荣耀。秦王政的秦国，终其一世，无不穷兵黩武，南征北战。六国平定后，又北驱匈奴，南伐南越，把秦国的版图，扩大了数倍。甚至超过之前的周朝很多。同样，德国和日本也以对外侵略和扩张为其主要任务，德国自1939年开始，伐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比利时，荷兰，法国，接着又大举入侵苏联。南斯拉夫。把战火烧遍了整个欧洲。最后也占领了半个欧洲。日本，先是占领中国台湾，朝鲜，然后大举入侵中国。短短数年，大半个中国沦陷，日本还不满足，发动太平洋战争，南下入侵东南亚各国及缅甸。妄图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所以，赢政的秦国之法西斯的特征第三点“军事至上，侵略扩张”，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条。　　第四 秦国和现代法西斯国家一样，都有其独特的理论体系，秦自商鞅变法开始，就采用法家学说治国，到赢政时代基本达到完善。其代表人物有商鞅，韩非子，李斯。法家在“法”，“势”的见解方面，和法西斯理论有点类似。同样强调法治国家和公民制（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因此贵族没有特权，也没有奴隶之说，只有守法和违法的人民，是为公民，即天下之民都是国家之民）。那么纳粹理论家有希特勒，戈培尔，戈特弗里德等人，意大利有墨索里尼，罗科，博塔伊等人，日本有近卫文麿，石原莞尔，北一辉等人。在法西斯国家里，要求人民思想高度统一。这些理论就是其统治思想的依靠。赢政的秦国之法西斯特征第四点“有独特的理论体系”。　　第五 视民众为工具，消灭所谓异端思想，控制文化思想的传播。如果要使一个国家的效率发挥的最高，使国家的资源大部分用在独裁者的目标之上，那么统一民众的思想，加强文化的控制尤其重要。那么在赢政之前的秦国，还接受各种学说理念的影响。各类形形色色（尤其是儒家）的人士进出秦国，传播自己的思想，在李斯的“焚书坑儒”之后，这种情形噶然而至。李斯的政策就是要人民如同一张白纸，除了种地的，就是打仗的。其他各种职业尽量少点。思想更要单纯点，除了国家颁布的法律和命令，其他最好啥也不知道。而且这种做法，不仅限于平民百姓，国家官吏和贵族也不容许读法家以外的书，了解除了民用技术以外的知识。对于已经存在的其他学说，尽量杜绝流传于世。不容许其他各家学派的学者们再出来讲学，传道。对国家有意见者，杀无赦。“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除了国家军队外，不容许有私人武装和私人争斗，否则一概刑法处置。这与法西斯德国和日本何等的相似。在德国，除了种族主义，沙文主义，极端国家主义等以及其他有利于纳粹统治的思想书籍以外，其他通通视为异端，纳粹以“我的奋斗”“第二本书”作为自己的圣经，其他纳粹分子的书作为补充，疯狂的消灭他们眼中的异端学说，尤其以共产主义学说和民主主义学说为最。正如1933年4月1日戈培尔在广播中直截了当的宣布“1789年将从历史上被抹掉”和秦国焚书只留秦史的情况何等相似。因此，赢政的秦国之法西斯特征第五点“封闭思想，灭除异端”。　　第六 对于赢政的法西斯秦国及现代法西斯国家，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很短命。从前238年赢政22岁开始亲政，到前206年秦国灭亡，只有32年的时间。而纳粹德国从希特勒上台到覆灭也只有12年的时间，日本也是，即便从1931年起，军国主义的灭亡也只有14年，墨索里尼的执政时间从1922年起有23年。可见，法西斯的暴政都不长久的，赢政虽然死在秦国灭亡之前，但是根子是在其制定的一系列法西斯制度。因此赢政的秦国之法西斯特征第六点“短命”。　　看到这里，大家可能要喷我，既然法西斯那么暴力，那么坏，为什么法西斯秦国还是进步的呢？我想可以用“2千多年前”这个理由来解释。放在现代坏的，不合理的东西，放在古代不一定就是。秦国的年代，世界大多数国家还处于奴隶制时期，大家互相杀来杀去，抓来的人不是吃掉就是留下做奴隶。你说的我听不懂，你写的我看不明白，你的尺子和我的不一样长，财物的分配和支配仅仅凭借头人酋长的一句话。地位低下的奴隶和平民甚至没有生命的保障。整个世界都处于愚昧和更加残暴的时期。这个时候，秦王政统一法度，严明政令，令出必行，令禁必止。集国家之力，发展军队，建设水利工程，使国力极大的提高，然后发动战争，统一中国，建立中央集权制度，书同文，度同制，车同轨，行同伦。用暴力，把松散的华夏，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国家，至此，中国之名传遍世界（据考，China实际上是从“秦”的发音转成的）。只不过再先进的暴政还是暴政，最终还是被人民推翻。只留下了一个辉煌但短暂的朝代。

当今的社会主义国家共有五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古巴共和国。拓展资料：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蒙古、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国家，一般指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标志是共产党（工人党或劳动党）执政，而且往往是采用一党制或一党专政制。由于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实行一党制或一党专政制，且是共产党（工人党或劳动党）执政，因此在世界上又被称为“共产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大多加入了社会主义阵营。1989年到1991年间，苏联和苏联控制下的东欧发生剧烈的政治动荡，共产党或者共产主义政党纷纷失去政权。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得社会主义国家急剧减少， 也令其余的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空前的危机。因此使得剩余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联盟）也开始分裂，以古巴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仅进行有限的改良，以中国为代表社会主义国家开始进行改革。对于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西方人眼中已经不再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认为这是“共产主义失败论”的根据之一，甚至于像朝鲜这样的保守派社会主义国家也认为这些国家已经“变质”了，这些不过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分化而已。在2009年，朝鲜在宪法中删除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有关主张，改以“主体思想”和“先军思想”为主导思想。因此，已经不再适合将朝鲜视为社会主义国家。二战后的民族独立浪潮中，除部分国家走上苏式社会主义的道路，还有相当数量的新独立国家也曾宣布自己是某种特殊类型的“社会主义国家”，总共约有50多个。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往往具有民族主义或宗教的色彩，如：“国大党社会主义”、“纲领党社会主义”、“复兴党社会主义”、“佛教社会主义”、“伊斯兰社会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乌贾马（村社）社会主义”、“非洲社会主义”、“桑地诺社会主义”等。国家社会主义：纳粹德国自称的“国家社会主义”并非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而是纳粹对法西斯主义的包装。对社会主义类似的声明还有日本法西斯鼻祖北一辉的法西斯主义代表作《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事实上“国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建立在极端仇视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的，属于极右思想，若将其归入社会主义，当属断章取义。将社会主义和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进行混淆往往是社会主义的反对者对人民的欺骗手段，以败坏社会主义的名誉。民主社会主义：这是在北欧等地盛行的以高度发达和高福利为代表的制度，较社会民主主义更为偏左，其依靠是雄厚的原始积累，属于一种典型的改良主义，是资本主义左翼的一种主张。但在西方语境中“社会主义”通常指北欧国家的制度。市场社会主义：在西方用来形容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混合制经济和社会主义的体制。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身。参考资料：百度百科，社会主义国家

1888年头山满、平冈浩太郎等创立玄洋社，主张天皇主义、国粹主义和大亚洲主义，打着民间团体的幌子，假借援助革命党人，在亚洲国家培植亲日势力，是为日本右翼团体的起源。1901年以内田良平为中心，头山满为顾问，成立了黑龙会，以黑龙江两岸中国东北、蒙古和俄国的西伯利亚以及朝鲜为扩张活动的主要对象。1908年，头山满搜罗没落士族，即所谓浪人，组织浪人会。浪人会为玄洋社的别动队，其成员或直接由外务省、军部派遣，或接受财阀、政客的资助，到中国进行侦察调查，搜集各种情报，被称为大陆浪人或支那浪人。他们平时在中国从事贸易活动，战时参加侵略军，为日本侵华政策服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右翼团体强调“保存国粹”、“保护国体”，即维护天皇制专制制度，活动重点转向国内，建立许多新组织，如大日本国粹会、大和民劳会、国本社等。这些右翼团体属于玄洋社系统，称旧右翼。随着法西斯主义抬头，又出现一些主张国家社会主义的右翼团体，如北一辉、大川周明等人创立的犹存社、行地社、神武会，高畠素之等创立的经纶学盟等。这些右翼团体以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为纲领，主张以政变为手段，实行国家法西斯化。因以“革新”面貌出现，故称革新右翼，实即法西斯化的右翼团体。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右翼团体与军部法西斯势力相结合，采取暴力恐怖行动，推进日本法西斯化和侵略战争。1931年内田良平等以黑龙会为核心组织法西斯主义团体大日本生产党，极力反共，叫嚷“解决满蒙问题”，“确保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积极参与建立伪满洲国的活动。在革新右翼影响下，军部法西斯少壮军人在国内外策划一系列流血政变和事件 。日本右翼团体一般没有明确的政治理论和社会纲领，而是按封建的帮会原则，结合成排他性集团。第二次世界大战前，350余个右翼团体始终未能形成统一的政治力量。它们依附于军阀、 官僚和财阀， 成为天皇制专制政权的别动队。战后初期，由于美军占领当局的取缔，日本右翼团体被迫解散。但1951年片面的《旧金山对日和约》签订后，又逐渐复活。右翼团体力图通过反动宣传和恐怖活动影响日本政界。80年代至90年代日本的几个重要的右翼组织日本重新修订历史教科书委员会 该组织成立于1996年，主要针对于1996年度日本历史教科书而成立的。该组织发誓要在日本全面攻击现有的反映侵华历史的大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并将南京大屠杀、随军慰安妇、七三一细菌部队罪行等全部从历史教科书中删除。该组织几乎网罗了日本的所有右翼学者，同时也得到了日本许多很有实力的企业和财团的鼎力相助。所以该组织在日本右翼团体中很有实力，规模也较大，气焰十分嚣张，每年要组织上百次的否认侵华罪行的集 会、报告会、讲演会等。 该组织的成员如下： 会长：西尾干二（电气通信大学教授） 副会长：高桥史朗（明星大学教授：教育学） 理事：伊藤隆（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教授、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日本近代史学） 坂本多加雄（学习院大学教授：日本政治思想史） 田久保忠卫（杏林大学教授：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论） 田中英道（东北大学教授：美学、西洋美术史） 种子岛经（BMW东京株式会社前社长） 中岛修三（律师） 西部迈（评论家） 芳贺彻（东京造形艺术大学校长、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比较文学） 藤冈信胜（东京大学教授：教育学） 小林（漫画家） 事务局长：高森明敕明敕（国学院大学讲师：神道学） 西尾干二：1935年出生于日本东京，1958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1979年获东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现为电气通信大学教授。主要文章有：《沉默的历史》（德间书店）、《日本的不安》（PHP研究所）、《国民的历史》（扶桑社）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该组织成立于1995年7月，标榜超脱意识形态，健全民主主义。主张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全面否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全面否认南京大屠杀，并强调战后在日本人建立在虚构的南京大屠杀基础上的自虐史观在不久的将来必然破产，代之以自由主义史观。该组织是日本极右翼的民间组织，在日本各都县成立分部，其基层组织非常完整，具有很强的实力。这一组织聚集了一大批右翼学者及具有实力的企业家、银行家、政客等。其活动主要是在全国各地组织召开各种各样的报告会、讲演会，否定日本侵华历史，并且组织右翼学者编著否认历史的书籍，混淆历史事实，迷惑日本青年一代。该组织的会长是藤冈信胜。 历史研究委员会 该组织成立于1995年7月，标榜超脱意识形态，健全民主主义。主张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全面否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全面否认南京大屠杀，并强调战后在日本人建立在虚构的南京大屠杀基础上的自虐史观在不久的将来必然破产，代之以自由主义史观。该组织是日本极右翼的民间组织，在日本各都县成立分部，其基层组织非常完整，具有很强的实力。这一组织聚集了一大批右翼学者及具有实力的企业家、银行家、政客等。其活动主要是在全国各地组织召开各种各样的报告会、讲演会，否定日本侵华历史，并且组织右翼学者编著否认历史的书籍，混淆历史事实，迷惑日本青年一代。该组织的会长是藤冈信胜。 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 1994年12月成立，由自民党组织。奥野诚亮任会长，并邀请板垣正兼任该联盟的事务局长。该联盟公开宣称：不能忘记期待日本出于自卫与亚洲和平而献出宝贵生命的200万战死者，决不允许通过将使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给后代留下祸根的国会决议。这一联盟中有自民党议员212人，占该党议员的70%.

一、军部势力的崛起二战前的日本军部，是在明治维新后伴随军事近代化组建起来的。明治初期近代天皇制初创，国家军制尚未定型，基本上是采用军权从政主义，军权归属于政府。但在实际用兵时，往往派出“讨伐总督”负责军事指挥，出现了独立于政府以外的军事机关，显露了军权独立的端倪。后在山县有朋等人主持下，摹仿普鲁士，建立起直属于天皇分管军令大权的陆军参谋部，海军也分出相应的军令机关。军令大权被分立出来，只将军政大权归属于内阁。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又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这种变化的新的军政关系。宪法规定，天皇总揽统帅权，并赋予军令长官“帷幄上奏权”，即凡有关军令事项，可以不经过内阁直接上奏天皇，由天皇裁决。这就是战前日本盛行的“统帅独立原则”。从法律角度来说，只有天皇能够管辖军部，但近代天皇制的特点是“廷政分离”，天皇不亲政，即使在御前会议上裁决争端，也多数是只听不答。所以，陆海军名义上直辖于天皇，实际上无所约束，自成中心，在天皇权威神圣光环中，军部成为明治宪政的“权力核心”。二、军部法西斯化军部成为独立于内阁之外的“权力核心”后，还要求在天皇的名义下建立法西斯独裁政权。军部法西斯化的组织条件是完全具备的：天皇的精神权威可以代替法西斯的领袖权威；军队所特有的严密纪律，军部在国家政权中的权力核心地位，使军部能够发挥德意法西斯政党那样的组织作用。其次，日本军部法西斯化有基础。日本军部法西斯化的起点是1921年三名赴德国考察的军官永田铁山、小烟敏四郎、冈村宁次在莱茵河畔的巴登温泉聚会，订立了归国后将全力推动改造日本的盟约，东条英机也参与其中。不久在军队内部出现了众多形式的法西斯团体。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日本国内经济困难，阶级矛盾尖锐，法西斯势力趁机猖獗，他们猛烈攻击资产阶级政党政治，极力倡导法西斯主义的独裁和集权，制造了一连串的暗杀、政变等恐怖事件。构成了势头汹涌的军队法西斯化，在军部推动下，日本政府的政策也一步一步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三、日本国家法西斯化1936年的“二·二六兵变”，傀儡政权广田弘毅内阁被扶持上台，这是日本国家法西斯主义确立的标志。广田内阁接军部的意志确立施政方针并改组国家机构。首先，规定内阁中的陆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中将以上的军人担任，加强了军部力量，使内阁成为军部的工具，加强对国内人民的专治统治。同时，确立了对外侵略方针，由内阁召集首、陆、海、外、藏等五相会议，制定“国策基准”。其主要目标是：“鉴于帝国内外形势，帝国应确定的根本国策是依靠外交和国防，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这是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政策在法律上的确认。过去，军部对政府干预，往往是对某项政策或对内阁成员发表意见，到广田内阁时，军部可以全面改组并控制政府，推行自己的施政纲领，国家的权力和内外政策已从属于军部法西斯。军部控制了政府，初步结束了分裂已久的“二重政府”局面，使分裂已久的国务和兵权在服从军部的条件下，重新结合，达到了新的法西斯主义政治统一。正因为如此，广田内阁上台就意味着日本军部法西斯体制确立，世界大战亚洲策源地形成了。综上所述，军部是日本法西斯化的主要决策者和推动者。依此，我们可以对日本法西斯主义发展作一概括：日本的法西斯主义，没有希特勒、墨索里尼那样的党魁，也没有德意法西斯那样的政党，它是在军部的控制下，通过不断地对外战争借助天皇权威确立起来的。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日本法西斯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期，1936年广田内阁上台标志日本法西斯体制的确立，其后，近卫新体制和东条独裁为其发展高峰，直到1945年因战败而崩溃。

　　首先回答你关于日本的问题。　　其实你问的是“日本为什么要侵略中国？”和“日本有什么能力侵略中国？”两个问题。　　日本之所以要侵略中国原因是：1、武士道。日本历史上曾经历了很长的战国时期，大名领国群雄割据，混战不已，并逐渐形成了专事征战杀伐的武士阶级。明治维新推翻了武士阶级的统治地位，废除了武士等级，但武士道却被日本统治者作为主导性的伦理传统继承下来，用以向国民进行灌输，甚至将武士道精神渗透到青少年的教育之中，千方百计地培养青少年的残酷心态。2、与军国主义密切相关的第二个因素是天皇制 。3、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的发展促使日本踏上了军事立国的军国主义道路。4、西方法西斯主义传入日本，形成法西斯军国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源自欧洲的法西斯主义思潮也开始在日本萌芽。西方的法西斯主义和日本的军国主义可以说是一对异姓兄弟。经过日本民间法西斯鼻祖北一辉和另一名法西斯思想家大川周明的介绍和鼓吹，法西斯主义思潮在日本尤其是日本军界迅速蔓延。　　简而言之，武士道精神使日本人强悍尚武，强悍尚武的民族性格和天皇制的特性，加之明治维新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需求，促使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日本的军国主义与从西方舶来的法西斯主义相交媾，又孕育出一个具有日本特色的怪胎——更加好战、更加残暴、更富于冒险性侵略性扩张性的法西斯军国主义。这样一来，日本就犹如一辆被恶魔操纵的战车，不可能不对外发动侵略战争。这便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必然性。　　日本为什么有能力侵略中国：日本早在明治维新之前就开始了对外侵略扩张，但基本没有达到侵略企图，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日本的国力不足以支撑其对外扩张，可谓心有余力不足；而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对外扩张几乎次次成功，主因就在于维新后的经济发展为其对外扩张提供了物质基础。　　仅以武器装备为例，到全面侵华战争前夕，日本已能够批量生产当时所有的先进重型武器，如坦克、装甲车、大口径火炮、作战飞机、战列舰、巡洋舰、航空母舰和军用通信设备，其性能也与英美制武器相当，而当时的中国只能生产步兵轻武器和小口径火炮，重武器基本依赖进口。　　所以，明治维新是日本之幸，而为中国之祸。邻国一次成功的改革，却给自己国家的命运带来莫大的影响，这是许多中国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这个血的事实提醒我们，必须放眼看世界，必须密切关注国际事务。　　其次，日本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中的一些特性强化了日本的国力，也强化了日本侵华的能力 。在推动和有利于日本侵华的种种因素当中，除了武士道、天皇制、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经济发展之外，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些体现日本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特性的东西，如团结、认真敬业、善于创造性摹仿和有危机意识等。日本因为强大起来才可能发动一场全面侵华战争，而日本的强大是与这些民族特性分不开的。　　至于邦联和联邦制的区别，简单讲：邦联是“国家的联合”，而联邦则是“联合的国家”。 具体区别如下：　　第一、邦联是联邦的过渡形式，但两者的含义不同。联邦也称“联盟国家”。是由若干成员单位（共和国、州、邦等）组成的统一国家，如现在的美国、德国、印度等。邦联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为了达到军事、贸易或其他共同目的而形成的一种国家联合，如现代的欧盟、东盟、独联体等实际上就是邦联。　　第二、两者的范围不同。联邦的范围小，邦联的范围大，邦联之中有联邦，但联邦之中无邦联。欧盟中就包含了一些联邦国家，如德国。　　第三、两者的机构不同。联邦有自己的立法机关和中央政府，邦联无联邦的最高立法、行政机关，但设有邦联成员国的协商机关，其成员主要由各成员国的首脑担任，其职能主要是协商各成员国之间的共同事宜。　　第四、两者的职权不同。联邦有自己的宪法和法律，联邦的地位高于组成单位，一切重大权力均属于联邦中央政府，联邦法律为国家的最高法律，各州法律不得与它相抵触，联邦法院的判决，其效力适用于全国，各州政府、法院和公民均有遵守的义务；参加联邦的各州，可以根据联邦宪法制定本州宪法和法律，可以建立本州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并在自己的管辖区内行使权力，领导下属各级政府。联邦有统一的军队，而邦联没有统一的军队，各成员国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相互之间是平等的，不存在彼此隶属和制约关系，而且只是在某些方面采取程度不同的一致行动。邦联的活动只限于特定方面，其首脑会议的决议必须经过成员国认可才能生效，但无法律效力，各成员国仍是有主权的独立国家，各自拥有立法、行政、外交、军事、财政等方面的权力。　　第五、两者的国际交往不同。联邦是国际交往的主体，不过有的联邦国家也允许成员国有某些外交权。邦联不是国际交往的主要主体，其成员国各自保持内政和外交上的独立，具有主权实体性质的仍是成员国。邦联制国家实际上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国家，而只是一种松散的国际组织。当今的欧盟、东盟等都是邦联的具体组织。在对外关系方面，联邦是国际政治中的主权国家，中央政府拥有外交权。邦联制国家实际上是一种国家联盟，它是若干独立的主权国家为了特定目的而组成的联盟体。　　总之，邦联是“国家的联合”，而联邦则是“联合的国家”。

中日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四次战争，这些战争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区域冲突，每一次战争都是大规模和结构性的，每一次战争都是在维护和创造东北亚的体系和秩序，所以中日战争是中日关系中的一种宿命和常态。1.第一次中日战争，唐破百济及日本援军之白江口大战(公元663年，唐高宗李治龙朔三年，日本天皇元智二年)由于日本开化远远晚于中国，当中国已经经过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隋而入盛世唐朝时，日本才在5世纪初步完成了国内统一，之后形成了被中国史书称为“倭国”的统一国家，而统一后的大和——倭国，正处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度转化的过渡时期。在这一阶段，当时东亚乃至欧亚大陆上文明程度最高的中国唐朝，为日本提供了整理其内部秩序、建立中央集权和封建制度的先进国家体制参考。经过有意识的一代代大批向当时的唐朝派遣向唐朝学习的“遣唐史”，日本在公元645年开始全面效仿唐朝对日本的国体和政体进行改革，这就是日本历史上有名的“大化改革”。“大化改革”后的日本增强了天皇和中央政权的权力，日本开始逐步摆脱以前日本本土上众国林立、四分五裂、并一度依附朝鲜半岛上较强的国家的局面，开始有能力干涉日本本土以外发生的事情。而当时曾一度为汉代中国疆域的朝鲜半岛，由于汉帝国衰退后中国数百年的中心区域混乱，而进入了一种无序的状态，然后在公元4世纪后陆续出现了高句丽、百济、新罗三个各自独立的国家，由于没有更高的区域性的权威力量制约，这些国家相互间长年陷入战争和对抗状态。而为各自的生存，这三国又分别向朝鲜半岛外的唐朝和日本寻求结盟，最后形成了当时的大和日本(倭国)、百济、高句丽为一方，唐朝和新罗为另一方的战争对抗阵营。中日之间的第一次战争是663年8月进行的白江口之战。659年，百济进攻新罗，新罗向唐朝求援，唐高宗派苏定方率军13万征百济，新罗以5万精兵接应，唐、新罗联军迅速击溃了百济，俘虏了百济国王义慈。义慈王的次子福信收集残部，企图复国，于660年向日本求助，并要求放回作为人质的丰璋王子，日本当时在位的齐明女皇答应福信的请求，送回丰璋王子，并于661年1月前往九州，欲亲自指挥与唐、新罗联军的战斗，却因劳累过度而病故，出征计划搁浅。662年，日本组织大量战备物资援助百济，5月，援百济将军阿昙比逻夫率170艘船师抵达百济。663年8月，日本又派卢原君率援军万余，渡海赶赴白江口。同时，唐、新罗联军决定进攻百济丰璋王所在的周留城，由唐将刘仁愿、刘仁师及新罗王金法敏率陆军进击，由唐将刘仁轨、杜爽、百济降将扶馀隆等率水军，从熊津江前往锦江下游的白江口，与陆军配合，夹击周留城。13日，丰璋王为迎接日本援军，率水军候于白江口，17日唐、新罗的水军和日本船师同时抵达，两军交战。当时日本战船有400余艘，唐、新罗联军只有170艘，兵力也处在劣势，在三回合较量中，双方未取得决定性战果，到18日，两军第四次会战，由于日、百济方高估了己方优势，轻视唐、新罗联军的实力，盲目拼杀，结果大败，400余艘战船被焚，兵卒大多溺死，残军投降，百济国灭亡。白江口海战胜利后，唐朝继续对高句丽用兵，因此未能惩罚倭国与百济联合与唐朝发生战争的行为，唐朝始终与当时的倭国保持联系，但密切程度已经低于圣德太子起至孝德天皇这段期间与中国隋唐两朝的关系。而日本方面由于始终担心唐朝对日用兵，同样未能主动发起更大规模的与唐朝密切联系，而这一切，由于日本天武天皇登基后完全改变。日本在白江口海战败于中国之后，更激发了向唐朝学习的热情，开始派遣规模更大、次数更多的遣唐使，中日两国历史上最友好和文化交流最密切的时期终于开启，直至公元894年日本单独结束派遣遣唐使，才结束了这一中日历史上一度真正友好的时期。白江口之战的惨败，使日本意识到自己的实力尚不足以与中国抗衡，于是此后的几百年间，他们一直与中国修好，并派遣十几批“遣唐使”，全面学习中国先进的文化和政治、经济领域的先进经验和技术，而其国内经历了天皇集权、摄关统治(由权臣担任摄政、关白实际掌权)、院政(由天皇让位于子弟，自己称“上皇”、“法皇”，实际仍行使政治权利)、战国大名纷争等时期，中日的和平一直延续九百余年，其间虽有蒙古入侵，但和平基本上被维持，直到丰臣秀吉一统日本。而这一切，都是由于白江口中日一战，创建了全新的朝鲜半岛新秩序，以及日本方面经战争失败后而对唐朝尊敬有加的双重原因。2.第二次中日战争:元朝及高丽入侵日本之战(公元1274年、1281年，元至元十一年、十八年，日本天皇文永十一年、弘安四年)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两个由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后、建立了以华夏农耕中国为核心区域、但同时跨越游牧区域和渔猎区域的、完全不同于传统农耕中国的中国正统朝代之一。元朝是由发源于中国西北方的草原地带的蒙古人建立，而蒙古人是世界性的游牧民族向定居民族和农耕区域发动全面扩张历史中最成功的民族，在其兴旺的顶峰，建立了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蒙古帝国分裂后，其分裂的碎块构成了今天世界体系中一些最重要的国家，而蒙古人在东亚的经营，事实上为在疆域扩张问题从本质里保守的华夏中国，创造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扩张和融合的时期。今天的中国大地域版图，首先是在元代初步成形的，所以元代中国同样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具有正统地位、而且为后世中国留下重大遗产的朝代。元代同样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主动向周边区域扩张全面发动战争、以期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安全秩序的时期，仅这一点，就足以使元代与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朝代有重大区别。而从现代国家和国际体系的眼光来观察，元代的周边扩张其实同样代表着一种经济和安全的理性，即尽可能地扩大核心统治体系的范围，消除任何潜在的破坏秩序的可能，同时创造大地域的贸易交换。从安全和国家发展的角度来看，元代中国的对外扩张其实有很多资本主义和大工业生产兴起后的现代性，而元代对日本的二次战争和战争失败，同样是影响了随后中日各自历史的重大战争事件。自从唐代后期到蒙古人建立元朝，日本和中国脱离外交关系长达4个世纪之久，忽必烈在中原建立元朝后，企图改变这种情况，使日本与其他政权和民族一样臣服于蒙古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忽必烈数次遣使前往日本，但均为日本政府拒绝。公元1270年，蒙古使节第五次到达日本，传达了忽必烈的旨意:如果日本不向蒙古朝贡，蒙古人即将出兵，当时18岁的日本执政者北条时宗(1251—1284)坚决拒绝这一要求，并压制了其他人的妥协态度，下令西国的守护和地头准备防御。忽必烈闻此讯后，抑制不住五次遣使、五次被拒绝的愤怒与耻辱，他不顾蒙古与南宋激战正酣，下令准备军队、船只、粮饷，向日本发起战争攻势。日本军队也在北条时宗的命令下严阵以待。公元1274年，忽必烈命“风州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立，以千料舟、拔都鲁轻疾舟、汲水小舟各三百，共九百艘，载士卒一万五千，期以七月征日本”。为此高丽人、汉人被迫造船、运粮饷，充当士兵，他们深受其害。但忽必烈执意攻取日本，“冬十月，入其国，而官军不整，又矢尽，唯虏惊四境而归”。其实元朝军队仅仅在战争开始阶段取得了一些战果。以后则屡战屡败。尽管日本人的武器无法与蒙古人的长距离武器相匹敌，他们的指挥官也不如久经战场考验的蒙古军队领袖那样有经验，但他们擅长于面对面的搏斗，而战斗过程中突然降临的暴风雨使蒙古军队和船舰在退往旷海中时损失惨重，他们不得不无功撤退。蒙古人第一次东征日本以失败告终。这在蒙古兴起后的战争史中是极其罕见的。蒙古人战无不胜的神话在海战中破灭。忽必烈听到征服日本失败的消息后，感到非常震惊，再次派遣重要使者携书前往日本，并以强硬的态度要求日本纳贡，否则将诉诸于武力。但日本政府拒绝了元朝统治者的要求并处死了使节。忽必烈与他的祖父一样，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惩罚日本国，他一方面招募军队、筹集资金;另一方面遣使要求日本迅速朝贡，否则元军将至。北条时宗再次拒绝了忽必烈的要求，并积极策划远征高丽。忽必烈别无选择，他于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以日本杀使臣为由，集结南宋新投降的10万人组成一支大军远征日本。兵分两路:洪茶丘、忻都率蒙古、高丽、汉军4万，从高丽渡海;阿塔海、范文虎、李庭率新附军乘海船9000艘，从庆元、定海起航。元朝的二路大军约定6月以前会于壹岐岛及平壹岛。高丽国王也为元朝提供了1万军队，1500名水手，900只船和大批粮食。然而，人数多、辎重多的元南方军队行动迟缓，没有按预定时间与东路军会合，东路军在等待无望的情况下，从合浦出发，侵袭日本对马、一岐两岛后，进抵筑前志贺岛登陆。日本守军已有前次抗击蒙古的经验，他们在箱崎、今津等外沿岸构筑防御工事，并以精锐部队开进志贺岛(志贺岛与九州之间有陆路可通)，与东征元军进行了激烈战斗。元军战败，退至鹰岛、对马、一岐、长门等地，与姗姗来迟的江南军会合。然而会合后的元军不但不积极进攻，反而因高丽、汉、蒙古统率之间的矛盾而不能协调作战。这样，蒙古军在毫无荫蔽的前提下，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两方对峙达两个月之久，蒙古军队无法取得胜利。两个月之后，即8月15—16日，一场巨大的台风袭击了日本海岸，在此次台风袭击下，蒙古东路军损失1/3，江南军损失一半，一些靠近海岸的士兵被日本人屠杀或溺死。汉文史料也记载到，由于元军战船“缚舰为城”，因而在“波如山”的台风袭击下“震撼击撞，舟坏且尽。军士号呼溺死海中如麻”。统率范文虎临阵脱逃，“独帆走高丽”。蒙古人第二次东征日本又以惨败而告终。而盛怒之下的忽必烈不但不总结教训，反而于1283年再次命令南方商人和东北女真人为他出征日本建造船只、高丽人为他提供粮食。但由于国内经济形势每况愈下，忽必烈终于在公元1286年屈服于客观力量短缺的压力，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至此，元朝与日本的军事关系以元朝的失败而结束。忽必烈与日本对战的失败代表着当时具有最高军事组织能力和技术水平的蒙古军事力量，完全不适应与大陆作战不同的海上登陆作战，而事实上，在与蒙古军队对阵过程中，日本武士力量也同样没有真正的军事优势，其胜利是由于入侵蒙古所进行的跨海登陆作战，本身极为复杂，要依靠大量的当时尚未被人类掌握的技术，诸如对台风天气的预报和多波次连续的登陆进攻。事实上蒙古军队在所有无法展开其骑兵优势的战场，如安南、爪哇和高丽都遭遇了失败，这也是蒙古扩张力量由盛到衰的必然过程。而从亚洲体系的角度来看，蒙古侵日的失败，使日本始终游离于东亚大陆体系之外，并保持着相应的入侵大陆的力量，蒙古入侵失败后，很快发生的日本对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的入侵，都从另一个角度证实忽必烈有必要全面征服日本，以消除对蒙古元帝国秩序的威胁。而元朝的快速衰落，使其试图建立大陆主导的东亚统一帝国秩序未能完成，而在中华帝国秩序外的日本，最终被证明是中国的心腹大患。3.明朝出兵援助朝鲜对丰臣秀吉之战(公元1592年、1597年，明万历十九年、万历二十五年，日天皇文禄元年、庆长三年)在日本的对外扩张历程中，日本人为日本的大陆野心定下所有的基调，以至于影响了日本以后的历史，直至今天仍被日本人认为是日本历史上最伟大的实质上是日本历史上最富有侵略野心的人物，莫过于丰臣秀吉。要理解近代日本对外扩张的疯狂和其基本理念，只要研究丰臣秀吉的行径就一目了然了。丰臣秀吉(1536—1598年)，原在战国大名织田信长(日本“战国”时代势力强大的封建领主)部下为将，因屡建战功，渐受重用，1573年被擢升为大名。初名木下藤吉郎，1558年改姓羽柴氏，1582年织田信长被家臣袭击，被逼自杀身亡，丰臣秀吉代之而起。1586年拥立“后阳成天皇”，自己则冠以“丰臣”。1585年任关白(相当于“御前第一大臣”)，1586年任太政大臣(相当于“摄政王”)，1590年完成日本统一。1591年将职位让给其养子丰臣秀次，自称“太阁”(相当于“国老”)，改而专事“海事征讨”谋略及计划实施。丰臣秀吉以武力统一了战国时代大名纷争的日本后，自感实力强大，迫不及待地发动对中国的战争。早在战国纷争阶段，他奉命征伐时，就说过:“图朝鲜，窥视中华，此乃臣之素志。”1585年时说:“如今为已征服全日本，地位晋升，邻国在握，财富充裕，已无他求。唯望自己的名声和权势遗留后世。待日本诸事稳定后，将让日本于兄弟，自己为征服朝鲜和中华，决意渡海。”1587年他在给爱妾浅野氏的信中说:“在我生存之年，誓将唐(明)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1590年他致信朝鲜国王，要求借道进攻中国，遭拒绝后，他于1591年把关白职位让给养子丰臣秀次，自称“太阁”，在松浦郡建造名护屋城，作为作战大本营。1592年4月，出兵朝鲜，丰臣秀吉宣称此次战争不是对朝鲜而是对明朝，朝鲜只是路过，这从5月18日发布的迁都北京准备令里也有体现，该命令中只公布了中国和日本的官职，对朝鲜未做安排。丰臣秀吉认为两年内就可以迁都北京，自己将定居宁波，然后主持对印度的征服。出兵朝鲜后，丰臣秀吉坐镇名护屋为统帅，宇喜多秀家担任前线总指挥，黑田长政、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兵分三路进击，并迅速攻占朝鲜京城和大片国土，但由于其海战能力弱，被朝鲜将领李舜臣通过两次海战，歼灭了日军精锐部队，致使日本陆军的北进受到牵制。明朝政府派遣的援军李如松部近5万人与朝鲜军队配合，相继收复失地，日军退缩，丰臣秀吉提出议和，第一次战争暂告结束。由于丰臣秀吉无法满足于当时明朝中国在华夷体系内预留给日本的地位，此后两年多的中日和谈最终失败。1597年1月，日军再次进攻，黑田长政在稷山被明朝军队击败，海军也被李舜臣在鸣梁海面重创，明朝援军继续入朝，进击加藤清正和小西行长部队。1598年8月18日丰臣秀吉忧郁而死，日本撤军，到12月全部撤出朝鲜，第二次侵朝彻底失败。另一位日本封建领主德川家康也取代了丰臣秀吉的势力，建立统一的日本户幕府。这次侵略战争的失败，使日本又意识到与中国作战的时机不成熟，于是江户幕府马上又采取对中国表面上睦邻友好的政策，直到明治维新后，中日间又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第四次中日战争。丰臣秀吉在日本历史上，被认为是将日本从各地大名统治中统一起来、建立事实上的全国统一封建军事政权蓠藩体制的缔造者，因此在日本历史上自有其应有的历史地位。但在东亚视野之内，丰臣秀吉是对当时的以中国为中心、包括朝鲜在内的亚洲天朝礼治体系的挑战者，企图带领日本从边缘地带出发，经过统治和奴役朝鲜，进而入主华夏，建立新的亚洲统治。因此丰臣秀吉和他所领导下的日本事实上成为对华夏文明挑战的新的边缘势力，成为历史上中国一直在不停地与之斗争的新夷，因此使日本摆脱了在过去近千年历史中已经与华夏文明形成的暂时和谐，而开始新一轮的战争和对抗。尽管丰臣秀吉所主导的对朝鲜和明朝的战争失败，而且丰臣秀吉本人死后其事业立即转到了德川家康家族手中，而在德川时代所建立起的幕府实行了260余年的闭关锁国，因此日本在此期间未与朝鲜和中国发生新的冲突。但丰臣秀吉所代表的日本封建主义对外扩张的方式和大陆政策，却在日本的国家制度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成为日本历代统治者均奉行的大陆扩张战略目标。所以丰臣秀吉是日本近代扩张的始作俑者。但在他的时代和这之前和之后一样，日本始终缺乏向大陆扩张的深厚潜力，因此日本命中注定要在大陆中国的长期对抗中失败，但在日本的国家体制和国家生存的理念中，丰臣秀吉是明确了经朝鲜而中国的大陆扩张模式的第一人，丰臣秀吉时代完全失败的日本朝鲜半岛和对中国大陆扩张，在300多年日本明治维新后重又卷土重来。4.第四次中日战争:从甲午海战、卢沟桥事变到抗战胜利(1894年至1945年)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逐步走向对外扩张的道路，并将中国作为对外扩张的主要对象。1888年日本参谋本部拟制了《清国征讨方略》，其中不仅有详细的中日双方战略形势、作战计划，而且有战后处置中国的办法。1894年7月，日本发动旨在吞并朝鲜、掠夺中国辽东等地的甲午战争。日军攻占大连、旅顺、海城等地。日军侵占旅顺时，不分军人平民，男女老幼，见人就杀，先后屠杀6万余人，旅顺城仅有36人活了下来。1895年，日军先后侵占中国威海、鞍山、澎湖、台北、台南等地，借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和《辽南条约》，攫取2.3亿两白银巨额战争赔款，并割走台湾。1900年，日本参与八国联军，出兵达2.2万多人，攻陷天津、北京，借《辛丑条约》从中国掠走近4000万两白银，并取得在中国天津、北京等华北心脏地区的驻兵权。1904—1905年，日本借日俄战争的胜利，吞并了辽东半岛，又将东北北部和蒙古东部纳为日本的势力范围。1906年，日本成立关东都督府，加大对东北的殖民统治。1912年，日本策划“满洲独立”，企图分裂中国。1906年，当时在参谋本部任参谋的田中义一中佐，向陆军元帅山县有朋提交了一份题为《随感杂录》的长篇意见书，阐述了在日俄战争中所感知的经验与教训。山县熟读之后，赞许不已，下令田中草拟国防方针案，这就是次年4月4日出台的日本历史上第一份《帝国国防方针》。《方针》中昭然地写明“吞食的对象是中国和朝鲜”，为实现这个目标，“陆军需要25个常设师团，海军需要战舰2万吨共8艘、装甲巡洋舰1.8万吨共8艘”。为满足军力的财政需求，日本专门成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一面以每股200日元的价格，鼓动日本民众购买股票，另一面借此机构加紧对中国东北的经济侵略和掠夺。与此同时，在日本社会中也兴起了“国家主义”思潮，在黑龙会系头目头山满以及许多学者，如高山樗牛、德富苏峰等鼓动下，日本国民开始以“大国民”身份自居，响应政府的号召，纷纷为日本的军力发展出钱出力，呐喊助威。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日本政府趁火打劫，认为这是向中国内地伸展势力的好机会。海军总部一度决定向武汉增派军舰，陆军则认为根本解决满蒙问题的时机已经来到。此时，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利益和政策相互制约，日本才暂时在对华问题上没采取大动作。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趁“欧洲的大祸乱”，轻松地抢占了德国在中国山东和南洋的全部权利。1914年10月6日，日军占领济南后，将山东铁路完全置于自己控制之下，并要求中国政府撤去警备铁路的中国官员和宪兵。中国政府向日本提出了严重抗议。可是，日军非但没有撤军，反而向当时的袁世凯政府提出了欲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其中包括要求中国的港湾和岛屿不得让渡或租借给他国，聘用日本人为中国的政治、财政和军事顾问等等。一战给了日本诸多“天佑”的机会。战后日本成为亚洲最大的工业国，正式跻身世界一流强国之列，海外殖民地和保护国已经超过了本身的国土面积，经济实力已名列世界第5位，高校也增加了4倍，铁路交通也大有改善，民间企业和个人纷纷为国家筹资，以期在国家的对外扩张中赢利。1917年，日本一度提出要修建朝鲜半岛与日本本州岛之间的对马海峡海底隧道，以加快对朝鲜和中国的侵略步伐。但是，鉴于耗资巨大和工时过长，该计划才作罢。1919年8月，一个在中国流浪10年的日本年轻人北一辉写了《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强烈主张建设天皇直接统辖下的“新日本”，进而建立成一个一统亚洲、规模宏大的亚太帝国。这就是后来“大东亚共荣圈”的雏形，也是日本式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原版，足足影响了日本20多年。“日本帝国理想”也在军方蔓延滋生。1921年10月27日，在德国的巴登—巴登温泉的一所蒸汽浴室里，3名出国学习的青年军官(其中有后来成为侵华日军总司令的冈村宁次)，光着身体泡在雾气蒸腾的矿泉中，就日本国家发展方向的大问题达成共识。回国后，他们决定组成一组11人的核心力量，其中有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河本大作、矾谷廉介等，他们都是后来炸死张作霖、发动“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乃至太平洋战争的主犯。1927年6月，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东京主持召开了“东方会议”，提出“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这就是全面系统地阐述对华侵略野心的《田中奏折》。此后，日本开始有计划地在中国部署兵力，实行“大陆政策”。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左右，日本关东军所属独立守备队驻柳条湖铁路分遣队河本末守中尉，率七八名士兵，在中国军营——北大营南六七百米处的柳条湖，点燃了预先安放在铁轨下的炸药，炸毁一段31英寸的铁轨和枕木。事后，反诬中国军队所为。10时40分，日军第29联队开始向沈阳攻击，“九一八事变”由此爆发。至此，日本侵略中国吞并中国领土，肢解中国的战略意图已经十分清晰。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侵略的不断扩大，最终导致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的中国全国抗战。抗日战争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中国经历了战略溃败、战略僵持、敌后战场、战略反攻的不同战争阶段，当日本帝国主义在亚洲的全面扩张因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而达到顶峰时，它也就走向了全面溃败。1945年，在中苏美英各国的联合军事打击之下，数十万日本最后战略预备队日本关东军，顷刻间土崩瓦解，在其本土已经遭受全面轰炸，所有海外交通线已被切断，整个日本即将被扼杀的同时，日本的关键性军事力量却始终陷于中国大陆，无法回应本土，在地狱之火原子弹爆炸之后，1945年9月2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被从明治维新后全面扩张的亚洲大陆上，被重新打回其本土数岛，失去了其扩张而来的所有权益，其本土被军事占领，成为至今仍是必须服从美国的二流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