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本之争 (1586年 - 1601年)？

国本之争又称争国本，是明朝明神宗册立太子的问题，由于中国古代历来「 ”太子者，国之根本”之说，所以被称为国本之争。 万历的长子朱常洛原为他与宫女王氏在偶然之下所生的，也许是因为宫女所生，万历非常不喜欢他。王氏原为慈宁宫宫女，在万历九年的某一天，万历前往慈宁宫向慈圣皇太后请安。当时太后不在，王氏端水给他洗手，一时兴起，就宠幸了王氏，原本按照规矩，皇帝在私幸之后应该赏赐一件物件给王氏，作为临幸的凭证，但是年轻的皇帝认为这件事不大光彩，也就扬长而去。结果好巧不巧的，就因为这一次王氏怀孕了，几个月后就因为体型的变化被慈圣太后识破并盘问出来。这位老太后面对此情此景，想起自己作为宫女时的苦难与辛酸，对王氏的景况深表理解，同时也为自己有了抱孙子的机会而大为高兴。一日，明神宗陪李太后酒宴，席间，太后向明神宗问及此事，他起先不承认是他的作为。对明神宗一向管束严厉的李太后立即命左右太监取来《内起居注》，叫明神宗自己看。事实面前，明神宗窘迫无计，只得如实承认。后来封王氏为恭妃。 万历十年（1582年）八月，王恭妃产下一名男婴，虽然这是举国臣民欢庆的时刻，但我们的万历皇帝却为此显得心事重重。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他对这个男孩的母亲没有感情，而当时他已经有了感情的依托，那就是德妃郑氏。郑氏之所以能赢得万历的欢心，并不只是因为她的美貌，更多的是由于她的聪明机敏、通晓诗文等他人少有的才华。如果只是美色，历来都不会长久不衰。别的妃嫔对皇帝百依百顺，心灵深处却保持着距离和警惕，唯独郑妃是那样天真烂漫、无所顾忌。她敢于挑逗和讽刺皇帝，同时又能聆听皇帝的倾诉，替他排忧解愁。可以说她懂得皇帝的心思，把皇帝当初一个平常人看待。就算是全天下人抛弃了皇帝，她也会陪在皇帝身边。这才是皇帝喜欢她的原因。可以说如果没有郑氏的陪伴，倾听皇帝的苦闷，不断地给皇帝打气，充当皇帝的后援，万历能不能活到万历四十八年都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万历十四年郑妃生下皇子朱常洵，因为对于他母亲的偏爱，万历对朱常洵倾注了过多的关爱。皇帝对朱常洵的溺爱，已经使得群臣嗅到了空气中的危险性。万历迟迟不立太子，令群臣忧心如焚，朝中上下也因此分成两个派别。谁都没有想到因为立太子这件事，使得万历与朝臣争论长达十五年之久。直到朱常洛被封为太子，朱常洵被封为福王，并离京就藩才算告一段落。 万历年间的这场国本之争以朝臣取得胜利，表明官僚体制的日益成熟，皇帝也不能任意妄为，皇权受到了制约。作为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农耕帝国，可以说不需要什么激荡人心的大事件，也不需要什么英明的君主，它只需要保持权力的平稳过渡，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起到安定人心的作用。嫡长子继承制已是深入到了华夏民族文化的精髓。此种继承制度不仅适用于王位，也适用于爵位和其他一切涉及家族权力的继承问题。已经没有人能够抗衡传统的惯性了，它只需要君主充当礼仪上的表率即可。正因如此，在明代的这场国本斗争中，无论万历皇帝有何打算，只要他违背了这一原则，他自己作为皇帝的合法性就会遭到质疑。 国本之争，对万历政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万历逐步对朝政失去兴趣，开始怠政，又大兴敛财之道，派用的矿监、税监为害百姓，破坏社会经济，激起了民变。可以说是决定了万历以后明朝政治的走向，加剧了党争的形成，以及地方势力的崛起，导致大明王朝进一步衰落，是明朝最后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皇家之事，没有平常事，哪怕只是一个微小的事件，也有可能引发一场大地震，更何况是立太子这一件大事。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蝴蝶效应的效果，一只小小的蝴蝶扇动翅膀而扰动了空气，长时间后可能导致遥远的彼地发生一场暴风雨。因为万历喜爱郑氏从而想立郑氏的儿子为太子从而引发了朝臣的激烈反对，万历失败后开始怠慢朝政，大兴敛财，从而又引发一系列问题，加剧了明朝的灭亡。 如果没有国本之争，明朝也许不会那么快走向灭亡，也许会走上另外一条道路，当时资本主义的萌芽，也出现了一批思想家如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等。当然历史是没有假设的，我们只有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让我们不必犯同样的错误。正如唐太宗所说「 ”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光是有明一代，明神宗朱翊钧万历皇帝，发生的乱七八糟的事是也许最多的。他的大儿子朱常洛也许是最苦命的人儿呐。他从出生开始，到争国本事件都是命运多舛。包括后来的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所有事情都和他有关。说他命苦是有原因的，这三个案件都和他有关系，而且还是主导关系。一案挨个揍，两此案丧了命你说他苦不苦？“争国本”也被称作为“国本之争”，就是明朝明神宗册立太子的问题，我们中国古代历来太子者，都是国之根本，所以这种事情被称为国本之争。下面为了让各位看官老爷看的明白，我也写的清楚。我还是通俗简易点去诉表。大致是这么回事，当时分两个党派。一个党派齐、宣、楚、浙、昆（下面简称浙党），另一个党派就是我们大名鼎鼎的东林党。一部分拥护皇长子朱常洛，另一部分就拥护福王朱常洵。按照明朝规定应该立长子为太子，而且大部分群臣也都拥戴皇长子朱常洛，但是明神宗不喜欢长子朱常洛，就想立朱常洵为太子。就这么着，遭到了群臣和皇太后的反对。因为皇长子朱常洛是宫女所生，这个福王朱常洵是郑贵妃所生。万历皇帝呢，偏偏喜爱这个郑贵妃所以也就喜爱福王朱常洵。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个偏心眼儿。这个该到皇子学习的时候，明神宗故意不派老师，因为你指派老师就相当于立了太子。所以皇长子朱常洛十岁都不能读书。这些个群臣们就受不了了，就开始纷纷上奏万历，意思让万历早日下个决断。可是人家万历也有小心思呐，万历就一直拖着，群臣就一直上奏。中间也有无数个群臣被打屁股，中间还搞了一次三王并封。终于15年之后，1601年，朱常洛被封为太子。朱常洵被封为了福王。我估计万历也是感觉心力交瘁，斗不过这帮大臣们。所以就对他们（东林党）妥协了！争国本的事情虽然就这么结束了，但是还是疑云未散！虽然朱常洛被封为太子，朱常洵也被封为了福王。可是这个福王仗着自己老爹宠爱他，他就迟迟不肯就任藩王。大臣们又开始有话说了……直到梃击案发生，福王才离开爸爸妈妈就任藩王。就这样太子朱常洛才算是坐稳了储君之位！不过这才是悲惨命运的开端，因为后面的事情更加精彩绝伦！这就是整个争国本的简短过程！

万历时期无疑是明朝最后的辉煌，这一时期商品经济蓬勃发展，出现了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而且通过张居正的改革，国库也得到了充实。对外军事更是有“万历三大征”这样的丰功伟绩。但是万历时期还有一件大事那就是国本之争，需要注意的是国本之争持续了十五年，并不是五十年，毕竟万历在位也才四十多年。首先需要明白的是，啥叫“争国本”。自从封建王朝伊始，就有这么一句话“太子者，国之根本”。所以说太子就是国本，那万历又干了啥呢？明朝的传统就是册封嫡长子，而嫡长子（皇长子）就是就是孝靖皇后所生的朱常洛，因为朱常洛是万历年少时期临幸宫女所生，因此不太喜欢。相反的是他非常喜欢郑贵妃，正所谓爱屋及乌，进而喜欢郑贵妃所生的朱常洵，于是就是想立朱常洵为太子。万历十四年，当万历说出这一想法时，遭到了朝廷大臣的强烈反对，甚至出现了大臣不上朝甚至罢官的现象，即使杖打也不为所动。万历见此，得嘞！就这么拖着吧。万历二十九年，万历终于忍受不了大臣的絮絮叨叨，朱常洛终于册封为太子，朱常洵也被封为福王。至此，持续十五年的国本之争终于告了一段落，朱常洛的太子之位也日益稳固。最后万历四十三年的梃击案发生，迟迟在拖在京城的不走的朱常洵也终于前往了藩地，算是正式成为了藩王。自此朱常洛的太子地位才算坐稳。这场场持续十五年的斗争带来了什么呢？我想万历在这场斗争中肯定是非常遗憾的，即使自己是帝王，也不能将那批大臣怎么样，那又何必专于朝政呢？还不如自己享福吧，因此开启了几十年的怠政。而争国本那批大臣，后来也多成为东林党的核心骨干。

国本之争又称争国本，是明朝明神宗册立太子的问题，由于中国古代历来“太子者，国之根本”之说，所以被称为国本之争。主要是万历想立郑贵妃的儿子福王朱常洵为太子，而长子是不受宠的王恭妃的儿子朱常洛，也就是后来的光宗皇帝，新红丸案而死。大臣们想拥立朱常洛，而跟皇帝产生了矛盾。

明朝堪称中国历史上培养文人士大夫最出色的王朝。文人士大夫以儒学中治国平天下为己任，面对皇权暴力时，宁死不改其志。纵观二十四史，死心效命朝廷的忠臣，明朝最多，可恰恰是这么优秀的王朝，臣下如此贤明，皇帝却一个比一个奇葩，明朝忠臣受到皇权暴力的伤害也最大。明神宗万历皇帝堪称中国历史帝王中最有耐性的人物。为了一个太子的人选，万历皇帝能和朝臣杠十五年之久，十五年不立太子，即所谓的“国本之争”事件。一、国本之争的由来一国的继承人，太子的册立，非儿戏。册立太子不同于百姓家里的财产继承人。百姓家，老爷子喜欢哪个儿子，哪个儿子继承财产即可。但是放到国家层面就不行，古代家国一体，皇家的事就是天下的事，太子是未来储君，所以册立谁为太子，不是单单由皇帝说了算，而是要综合大臣们的考量。万历皇帝虽然早就册立了王皇后、刘昭妃，但二人均无产子。万历九年（1578）明神宗在生母李太后宫中宠幸了宫女王氏，王氏随即有孕。但是神宗嫌宫女王氏地位太低，不予承认。好在有皇帝起居注和皇帝所赐宫女之物为证，加之李太后盼孙心切，逼着神宗承认宠幸过王氏，神宗无奈之下只好封王氏为恭妃。王恭妃生神宗长子朱常洛。当时万历皇帝最为宠幸的是郑贵妃，郑贵妃在王恭妃之后产子，即万历帝三子朱常洵（神宗次子早夭）。《明史》记载：“帝久不立太子，中外疑贵妃谋立己子，交章言其事，窜镝相踵，而言者不止”明确说明了争国本的起因。按规矩，太子应为皇后的嫡长子，皇后无子，应按长幼顺序继承。太子必须尽早确立，因为太子是一国之本，即“国本”，关乎大明江山的传承，可神宗久久不立“国本”，长子常洛的生母王恭妃的地位也久久不能提升，而神宗爱妃郑贵妃却即将升为次于皇后地位的皇贵妃，这让群臣怀疑神宗想要弃长立幼。于是群臣纷纷上书请求立长子常洛为太子，以固国本。二、万历皇帝的态度万历皇帝对立太子共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坚决反对立长子朱常洛。以当时的大学士申时行为代表多次上奏，请求万历皇帝立长子为太子，神宗不予理睬。如果说神宗对大学士申时行相对客气，那么小官们就没那么幸运了。户科给事中姜应麟、吏部员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孙如法等先后上疏，请求立长子为太子，这三人皆被神宗降职罚俸。神宗对大臣们请求立长子的奏折留中、不理睬，甚至采取了不上朝的对策。万历十八年二月，因万历皇帝的不予理睬，当时的内阁大学士申时行、王锡爵、许国、王家屏上疏请求罢免自己，以给皇帝施加压力。内阁首辅、次辅、大学士四人竟要全部离职，这在当时轰动一时。至万历二十年正月，群臣因再次上疏立长子为太子，几天之内“帝一怒而斥谏官十一人， 朝士莫不骇叹。”斥为罢免的意思。第二阶段：万历皇帝采取拖延战术。万历二十一年，神宗提出三王并封，同时封长子朱常洛，三子朱常洵，五子朱常浩为王，等将来皇后无子再议太子之位。三王并封，无疑取消长子的优先继承权，这让朝臣哗然，群臣争先恐后上疏反对，万历皇帝被迫取消三王同封。万历二十四年，礼部官员上奏，长子常洛已到婚配年纪，但婚礼仪式采取什么礼节，希望皇上做主。因为礼部如采取藩王之礼，过于低疏；采取太子之礼，又未免僭越，只能指望皇帝的意见，也是考察皇帝的态度。万历对此心知肚明，所以以国库经费不足为名，要求婚礼延后。第三阶段：被迫承认常洛的太子地位。万历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七日，“九卿、科道、都督府等衙门各具疏诣文华门，恭进候旨，必得命乃敢退”，朝廷百官集体“伏阕”“逼宫”，这迫使万历皇帝终于在万历二十九年冬天立长子常洛为太子，但同时也册封了三子常洵为福王。次年二月，以太子之礼给常洛婚配。三、国本之争的影响“国本之争”结束了，但是它对日后明朝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导致了明朝灭亡。首先，在争国本事件中，大臣们并非铁板一块。万历朝大臣分两派，分别是：支持立长子的册立派和支持立三子的反册立派。两派明争暗斗，甚至影响后来的朝局发展。在“国本之争”中被贬为平民的赵南星、顾宪成回乡后即发展出东林党，并与朝中册立派遥相呼应。而朝中其他派系（齐、楚、浙）则与之针锋相对，以后则发展为东林与阉党之争，甚至南明只剩半壁江山是双方还在争。其次，虽说明代皇权极大，但“国本之争”的结果表明，皇权作用在下降，士大夫的作用在上升。自张居正去世之后，万历皇帝就不上朝，国家官职空缺甚多，甚至地方大吏布政使、按察使都有空缺，孟森先生所言“帝既不视朝，不御讲筵，不亲郊庙，不批答章疏，中外缺官亦不补。”但国家照常运转，可见皇权独裁不足。总之，“国本之争”是明朝中后期一件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朱常洛最后虽争到了太子之位，可这位倒霉的太子后来在继承皇帝宝座仅一个月时间去世了。他的继任者朱由校因宠幸魏忠贤等阉党而使国家更加衰弱，最终将大明王朝拖向了无底深渊。参考文献：《明史》、孟森《明清史讲义》

国家的根本是什么？在现代人看来，当然是人民的利益。但在古代，“国本”一词，大多数情况下指的都是储君之位。太子不定，国本不稳。这不仅是皇帝的家事，更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万历年间，朝臣和皇帝就为此拉锯了近二十年，史称“争国本”。张居正去世两个月后，朱翊钧的长子出生，取名朱常洛。但升格为父亲的皇帝对这个孩子一点也不喜欢，甚至还很嫌弃。原因很简单，这是他脑子一热临幸宫女后所得到的意外产品。朱翊钧相比于那个土里土气的皇长子生母王恭妃，以及包办之下成婚的王皇后，朱翊钧更喜欢又漂亮又懂事的郑贵妃。很快，他们之间爱情的结晶、皇三子朱常洵就诞生了。喜不自禁的朱翊钧对这个孩子倾注了无限的父爱，其具体表现就是想把朱常洵立为太子。朱常洛根据封建时代的嫡长子继承制，除非郑贵妃做皇后，不然这个太子无论如何也轮不到朱常洵来做。朱翊钧没有那个魄力废掉王皇后，但却又想打破礼法的束缚把朱常洵立为太子。想法很好，问题是，外朝的大臣们能干吗？深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的文官们当然不会同意。早在朱常洵出生以前，身为首辅并且还是皇帝老师的申时行就要求立朱常洛为太子。朱翊钧以皇长子岁数太小为由推脱了过去。但是很快，朱常洵一出生郑贵妃就升为皇贵妃，而诞下皇长子数年的王恭妃却没有获得升迁，这就让大臣们一致怀疑是不是皇帝想废长立幼了。宫女出身、朱常洛生母王恭妃册立郑贵妃为皇贵妃当日，就有言官率先发难，直言这种做法是在忽视皇长子及其母亲，要求皇帝收回成命，其言辞相当激烈。万历勃然大怒将其贬到外地。不想立刻就有数位官员接连上书要求皇帝收回成命，万历将他们全部赶出京城，以示惩戒。尽管处理官员的手段有些严厉，但是万历还是做了一些让步，表示其立储一定会按照嫡长次序来。就这样过了几年，申时行再次旧事重提，要求皇帝立皇长子为太子。万历表示会让皇长子出阁读书，事情似乎有了转机。首辅申时行结果拖了几个月，万历口头许诺的出阁读书还是没有明文批示。内阁成员一商量，干脆以全盘辞职相要挟。万历深知自己离不开这些辅臣的帮助，便下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诏令：一年之内如果没人再提国本的问题，就立皇长子为太子；如有人提，六年以后再说！万历这么干，是因为他深知一定会有人按不住性子要提这桩事。果不其然，很快汤显祖（就是《牡丹亭》的作者）上书，言官群起而呼应，不仅大提国本，还捎带着攻击了首辅。结果，立储的问题就真的拖到了六年以后，而首辅申时行也只好被迫辞职。起到极坏作用的汤显祖申时行的离去意味着没有人在皇帝和朝臣之间起到缓冲剂的作用，双边矛盾愈发激烈。皇帝连续罢黜十二名官员，甚至连礼部尚书都被拖到午门廷杖，结果不仅没有让大臣们屈服，反而让仅剩的阁臣王家屏直接辞职走人，形势非常的尴尬了。王家屏无奈之下，朱翊钧只好宣布他打算将皇长子、皇三子和皇五子并封为王，再从中选取优秀者为太子。此时的首辅王锡爵出于和稀泥的目的，表示应当将皇长子交给皇后抚养，以确立嫡子身份。皇帝很高兴，打算批准这个提议。王锡爵然而这种做法立刻遭到了其他大臣们的反对。顾宪成指出，这表面上看起来是在给皇长子拔高身价，实际上是在表明皇长子做太子合法性不足，留下了十足的隐患。于是大臣们一边抗议“三王并封”，一边痛斥王锡爵无能。万历也只好把这个自以为绝计的提议废止了。王锡爵离任以后，赵志皋继任首辅。由于他性格温和懦弱，结果成了当时举国上下的出气筒。大臣们骂他不作为，皇帝嫌弃他顶不住。四年以后，争国本事件愈演愈烈，赵志皋却死在了工作岗位上。终于，在皇长子十九岁那年，皇帝终于将其立为太子。然而促成争国本事件走向终点的并不是官员的力量，而是被儿子闹得实在看不下去的李太后出面质询万历为什么不立朱常洛。万历虎头虎脑地来了一句：“他是宫女的儿子。”话一说出口他就后悔了，因为他忘了自己的母亲原来也只是个宫女。李太后在李太后的勃然大怒之下，以及时任首辅沈一贯的敦促下，万历只好一万个不情愿的把皇长子立为太子。至此，持续了近二十年，逼退四个首辅的“争国本”事件终于落下了帷幕。浙党领袖沈一贯然而这一事件的余波却根本没完。二十年来，明朝的文官们逐渐养成了一个恶习，那就是为了“国本”之类的清谈而奋不顾身地论战甚至搞斗争，全然不顾京城之外的事情。从近处来看，万历三大征的每一场战争都打得不甚漂亮，就与文官在内斗而无暇顾及战事有关。至于长远来说，由争国本所间接导致的党争局面，更是直接把明朝带往了一个万劫不复的深渊。

明1586年，一场将要持续近15年的“国本之争”正式拉开了帷幕。表面上看，这场国本之争说白了就是为了确定太子的最终人选，可其背后，却隐藏着皇权与相权，甚至是官僚集团内部等诸多盘根错节的政治斗争。正如史书所说，“国本论起，而朋党以分，朝堂水火矣。争国本者，竟满公车。”而且在这场“国本之争”爆发四年后，面对愈演愈烈的党争局势，身为明朝的实际统治者，明神宗朱翊钧非但不加以调控阻止，反而选择了退居幕后，不闻不问。自此开始了他“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的怠政生涯。这又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明神宗就不担心朝堂局势没有了他的控制，继而失控崩溃吗？明朝党争愈演愈烈而且，明朝当时的党争局势，还跟其他封建政权的党争不太一样，并非只是一个党派斗一个党派，而是一个党派同时针对明朝朝堂其他所有的党派。这也就意味着明神宗当时所面临的情况，亦或者国本之争之所以能持续近15年，绝非只是因为两个各自独立的党派形成了一种势均力敌的场面。而是形成了一种某一个党派一家独大，继而其他党派为了不让自身的利益受损，这才临时联合起来，继而共同对抗这个最大党派的情况。相比于那种势均力敌的场景，这个一个同时针对多个党派的朝堂斗争明显要更为复杂的多。就拿明神宗当时所面临的情况来说，当时朝堂最大的党派是以沈一贯、方从哲为首的“浙党”，他们力主拥立朱常洛为太子，且代表了明朝大多数官员的意向。但这个时候的明神宗却不想册封朱常洛，而是想册封“朱常洵”为太子。不过随着时间的变迁，期间虽然波折不断，但朱常洛总算还是顺利的当了太子。这段时期，便是前文所说的皇权与相权的斗争，且明显皇权意志受到了压制。但大家以为到这里就结束了吗？并没有，相反，这里的皇权意志受压制还只是一个开始。

“争国本”是万历年间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之一,间接引发了明末几十年的党 争,甚至对南明的灭亡也有一定影响.直到万历末年福王之国,争国本才算告一段落.争国本导致万历消极怠工,给明朝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一个是为死去的爹要待遇，一个是为活的这儿子要地位。你说是死的重要是还是活的重要？大礼仪事件正德十六年，武宗朱厚照驾崩了，但是他没有儿子继承皇位，于是异地藩王朱厚熜白捡了皇帝来坐，虽然是天下掉馅饼，可还是一波三折。首先就是入门的问题，其实很简单，朝廷和太后按照太子之礼迎朱厚熜继承明武宗朱厚照法统登皇帝位，按礼法，太子入宫需走东华门，居住在文华殿。朱厚熜可不是一般人，能被一堆藩王里面选出来继任皇帝位，肯定智商是够用了，朱厚熜非常聪明的意识到了朝廷和太后的意思，这是让他来继承孝宗的血统，继承武宗的法统，此时自己只是个太子身份。朱厚熜不干了，直接怼了回去，我是来继承皇帝位的，不是来当太子的；既然是皇帝，那我就应该走大明门，住奉天殿。他的意思也很明确，是朝廷和太后选我来做皇帝的，不是做太子，要不，你们就另选其他人吧，我还是回我的兴陆当藩王。这入门的问题其实就是后面大礼仪事件的开端，也是整个事件的症结所在。以当时内阁首辅杨廷和为首的朝廷百官只能接受了朱厚熜走大明门，入奉天殿。朱厚熜顺利登基称帝，史称嘉靖。嘉靖登基后，想给自己的爹争个名份，追谥个皇帝号，入太庙，享祭祀。这下群臣是坚决不同意了，这里面涉及一个法统问题。大明自朱元璋开国建朝，明确的规定皇位传承的法统制度，他颁布的《皇明祖训》规定：“凡朝廷无皇子，必兄终弟及，须立嫡母所生者。庶母所生，虽长不得立。”这意思很明确了，皇帝有儿子，必须立嫡子为皇帝，没有了儿子，那么皇帝就从自己的亲弟弟里面选年长的当皇帝。朱厚熜算是朱厚照的堂弟，如果嘉靖皇帝要把自己的爹上个皇帝谥号，入太庙，那么这大明的传统法统就变了，也就成了异地藩王登基，而大明的正宗血缘法统断绝。嘉靖皇帝不愧是大明最聪明的皇帝，也正好太后驾崩，他应用各种政治手腕还是顺利的办成了这件事儿。大礼仪事件虽然是嘉靖大获全胜，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但是对整个大明的国祚和影响其实是有限的，无论是嫡出，庶出来当皇帝，毕竟后来皇帝位的传承还是从朱厚熜这一支传下去的，其实无非是太庙里多了个木牌子而已。争国本嘉靖的孙子万历皇帝同样遇到了和他爷爷一样关乎法统传承的问题，史称争国本。万历登基后，皇后无子，他的第一个儿子是偷腥王姓宫女所生，是为皇长子朱常洛，但是万历并不喜欢王氏，如果不是自己的亲妈李太后逼迫，甚至都没有给王氏一个嫔妃的封号，万历更喜欢郑贵妃，和郑贵妃生的儿子朱常洛。由于没有嫡子，无法确立太子，万历皇帝就打算废掉皇后，立郑贵妃为皇后，名正言顺的立朱常洵为太子，这算盘打得精，但是皇后非常的贤德，又深得李太后喜爱，想废后基本不可能，那就等皇后死吧，那就更没谱了，皇后的命比万历的都长。拖，万历使出杀手锏。但是朝中大臣不答应啊，这大明的江山传承很重要，都什么时候了，还不确定太子，难道要等你爷爷的故事重演，等藩王入京吗？于是关于立皇长子奏章铺天盖地，万历开始还解释，说什么皇后嫡子什么的，万一要是皇后生下儿子了呢，这就是哄鬼了，皇后都多大岁数了，还能生儿子？经过十几年的争斗，其中斗掉了几任内阁首辅，万历皇帝实在架不住了，终于立了皇长子朱常洵为皇帝，万历年间的争国本事件才落下帷幕。争国本事件的本质就是确定大明王朝合法继承者的法统问题，而这个位置的不确定，伤害最大的是国之根本太子朱常洛，他没有得到皇帝的足够重视，以及系统的学习，在未来的皇帝岗位上干得并不是很出色。当然，争国本事件更是间接的导致了明万历年间的朝中党争升级，甚至万历皇帝后期的惰政原因其实就是争国本事件令万历心力交瘁，朝中又党争激烈，加上万历身体有疾，把张居正积攒下来的政治本钱挥霍得干干净净。大明实亡于万历，而灭亡的起点就是争国本事件。所以，题主所说的“大礼仪”和“争国本”对大明的伤害更大，个人更趋向于“争国本”事件。

从几个方面看 一 明朝的背景 明朝和宋朝之间夹杂着元朝人入主中原的背景，这对汉人来说是耻辱的，尤其在士大夫看来。所以，这点可以在崇祯时不愿直言南迁中看出。二 文化氛围 宋以来儒学昌盛是不争的事实 明朝也是重文轻武，武将地位不高，有才的人还是走仕途的多，所以，为皇帝谏言献策成为一种表现自己的方法。并且，儒学的兴盛，导致文官对大礼仪和争国本中涉及的名分尤为关注。三 明朝的皇帝 明朝的皇帝性格多怪异，可能和基因有关，看朱元璋的性格可知，所以叛逆者多，贤明者少，后世的皇帝，生于深宫，做事不顾大局，没有策略和必要的暂时的隐忍。四 明朝的制度 明朝也是中央集权鼎盛的一个时期，秦汉时大臣可立于朝堂，宋明以来，只有跪着说话，见微知著，可知大臣的地位，与皇帝的心理底线。五 问题的复杂 大仪礼是要给自己的爸爸给个皇帝的名分，争国本就是要立幼不立贤，这个问题有点家事国事的味道，当然大臣看来这是国事，从国本这个字眼看出它的分量，而任性的皇帝以此为借口，用家事来堵着大家的嘴，也有树立自己的权威的意思，不光是他们俩，朱棣当年也用家事来敷衍方孝孺。可见，这种心态早已有之。有人会争到底是国事还是家事，但我要表明的是问题的性质上参杂了这俩方面，所以会争论不休。以上是我的浅见，不对的请指教。谢谢

　　他们是一个先后关系！就是电视剧有续集一样！也就是争国本是本质，3案是个表现！　　争国本”、“东林党”与“明末三案”　　争国本是明万历年间围绕皇位继承展开的争论。神宗王皇后无嗣，王恭妃于万历十年(1582年)八月生子常洛，是为皇长子。郑妃于十四年正月生子常洵。神宗宠爱郑妃，进其为皇贵妃，且迁延不立常洛为太子，于是朝廷内外纷传神宗将废长而立爱。二月，户科给事中姜应麟首先抗争，主张「册立元嗣为东宫，以定天下之本」，因此被贬。此后朝臣多次奏请，均被神宗加以贬斥。二十一年神宗拟把皇长子常洛、皇三子常洵和皇五子常浩一并封王，日后再择其善者为太子，结果朝臣大哗，神宗迫于众议收回前命。此事一直争论不已，前后延续达十五年之久。二十九年十月，在孝定李太后的直接干预下，常洛才被立为皇太子，群情始安。争国本的官僚多是后来的东林党人，因此它又是东林党争的一项内容。　　东林党是明代晚期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集团。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顾宪成等修复宋代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钱一本等讲学其中，「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形成广泛影响。在朝在野的各种政治代表，三吴士绅，一时聚集在他们周围，时人称之为东林党。他们主张开放言路、实行改良时政等意见，得到社会广泛支持，同时也遭到宦官及其依附势力的激烈反对。明末党争中，东林党的主要对手是齐楚浙党。万历后期，双方从争国本为首，以三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为余波，相争不已。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专政，形成势力强大的阉党，齐楚浙诸党争相依附之，对东林党人实行血腥镇压，企图将其一网打尽，许多东林主要人物被迫害致死。明思宗继位后，对东林党的迫害才告停止。但东林党与阉党的斗争，一直延续到南明时期。　　明末三案即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对加剧明末之党争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梃击案：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一男子名张差，手持木棍，闯进太子朱常洛居住之慈庆宫，击伤守门太监，至前殿时被执。经审讯，供系郑贵妃手下太监庞保、刘成指使。朝臣或疑郑贵妃欲谋害太子。神宗和太子不愿深究，以疯癫奸徒罪杀张差。随后毙庞保、刘成于内廷。　　红丸案：泰昌元年(1620年)，光宗即位后不久即患重病，司礼监秉笔兼掌御药房太监崔文升进泻药，服后病益剧。鸿胪寺丞李可灼又献红丸，自称仙方。光宗服二丸后去世。朝臣群起弹劾崔、李二人，亦有疑郑贵妃指使下毒者，遂引起争论，是为「红丸案」。大学士方从哲从中调护，事久决不下。天启二年(1622年)，崔文升发遣南京，李可灼遣戍。魏忠贤擅权时翻案，擢崔文升总督漕运，免李可灼戍。崇祯元年(1628年)，魏忠贤败，崔文升始发遣南京。　　移宫案：光宗时，太子朱由校由李选侍抚养。泰昌元年(1620年)光宗死。李氏欲居乾清宫，以把持朝政。都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等，为防其干预朝事，迫其移宫鸾宫。朱由校(明熹宗)即位后，此事引起争论，成为官僚派系斗争的内容之一。　　三案　　明代晚期宫廷中发生的梃击、红丸、移宫三起政治案件的总称。是万历末年以后最高统治集团内部争夺权力的激烈斗争的反映。　　梃击案 明神宗时，郑贵妃有宠，意欲立其子福王朱常洵为太子，事未成(见争国本)。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初四，有一男子手持枣木棍，闯入太子所居之慈庆宫，击伤守门官，直至前殿，被内监所执。经巡城御史刘廷元审问，知其为蓟州村民张差，但其语无伦次，形似疯癫。移刑部后，郎中胡士相等也欲以疯癫定罪，但刑部主事王之寀私讯后，认为另有隐情，在刑部司官复审中，张差供认系受郑贵妃宫中太监庞保、刘成所指使，于是中外皆怀疑郑贵妃欲谋杀太子，以扶立福王。郑贵妃大窘，向太子极力表白。后神宗、太子均不愿追究，下令磔张差于市，杀庞保、刘成于内廷了事。　　红丸案 万历四十八年，明神宗朱翊钧卒，八月，光宗即位。郑贵妃进美女四人，并请立光宗宠妃李选侍为皇后，选侍亦为贵妃请立太后。数日后，光宗患病。内医崔文升进泻药，病情加重。乃召阁臣方从哲、韩■等入受顾命。光宗闻鸿胪寺丞李可灼有药，即传入诊治。可灼诊病后进一红丸，光宗用药后称稍有好转，可灼复进一丸，光宗服后即去世。光宗死后，中外汹汹，以可灼误下药剂，恐有情弊，但首辅方从哲却拟旨赏可灼银五十两。于是议者蜂起，礼部尚书孙慎行、左都御史邹元标等上疏，指责方从哲曲庇，崔文升杀君，且语涉郑贵妃。后崔文升被发遣南京，李可灼亦遣戍边地。　　移宫案 光宗死后，年仅十六岁的皇长子朱由校(即熹宗)当立。抚育他的李选侍与心腹太监李进忠(即魏忠贤)密谋，企图挟皇长子据乾清宫，以操纵朝政。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等知其谋，乃入宫拥皇太子登舆，至文华殿，转移入慈庆宫。两日后迫使李选侍从乾清宫迁至哕鸾宫，并拥朱由校即位。　　三案发生后，一时争议颇大，但对立双方各有其是。因主梃击、红丸、移宫的代表人物王之寀、孙慎行、邹元标、杨涟、左光斗等均系东林党人，故天启初魏忠贤专权后全面翻案，免李可灼戍役，擢崔文升总督漕运，又起用争移宫的御史贾继春等。与东林党对立的齐、楚、浙诸党官僚尽附魏忠贤，结成阉党，怂恿魏忠贤汇集三案谕旨及争执之词，撰成《三朝要典》。企图一网打尽东林党人，三案遂成为魏忠贤杀人的口实，所以有三大案之名。

“争国本”影响巨大，一定程度上说，造成了明朝末年君臣的相互对立，间接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　　封建时代的皇帝贵为一朝天子，掌握军国大权，富甲天下，可谓尊贵至极，权力上也达到极致。可是自有那平民百姓“拼得一身剐，也敢把皇帝拉下马”。明朝末年，宦官专权，党争不断，皇帝的权力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其中有几个较有影响的事件“梃击、红丸、移宫”被后世称为“晚明三案”。　　事情要从明神宗朱翊钧的时候说起。神宗有两个儿子。长子朱常洛为王恭妃所生，次子朱常洵为郑贵妃所生。朱翊钧宠爱郑贵妃，有意立朱常洵为太子。根据明朝各代立皇太子的一般原则，应当是“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即嫡长子继承制。嫡子必须是皇后所生，现在皇后无子，自然应当以长子为尊。因此，多数大臣主张立朱常洛为太子。皇帝和大臣相持不下，册立太子一事久拖不决。此事自然错在神宗，但神宗贵为天子，对大臣们的干预当然很恼火。作为报复，他开始对国家事务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不上早朝，不批答奏章，不主持祭祀仪式，不出席讲筵（大臣向皇帝讲课），不任命官员。但是，他对聚敛钱财的事情却抓得很紧，委派宦官担任矿监、税使，搜括民脂民膏。而且每天都要饮酒，喝得烂醉如泥，醉酒之后还要大撒酒疯，左右说话稍不留意，就会被他下令责打致死。　　太子是“天下之本”，神宗朱翊钧与朝臣们在立太子一事上僵持了15年，历史上称之为“争国本”。最后，皇帝还是妥协了。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神宗册立朱常洛为太子，并封朱常洵为福王。照例，封王年满14岁即应前往封地，无事不得入京。朱常洵却假装不知，仍然滞留北京。　　太子虽立，福王仍未死心，“争国本”的事情还在继续。后来相继发生的“梃击”、“红丸”、“移宫”三大案，就是“争国本”的余波。　　梃击案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5月，一男子手持木棒，突然出现在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门前。他将守门太监一棒打倒，冲进门内，直闯太子寝殿，太监们慌忙将他捉住。神宗吩咐，将嫌犯送交皇城保卫部门审问，巡视皇城的御史刘廷元审问后向神宗报告。原来嫌犯名叫张差，家住蓟州井儿峪，行为癫狂，但相貌言谈颇为狡猾，应该严加讯问。神宗又吩咐送交刑部复审，刑部郎中胡士相复审后，认为张差确实是个疯子，并判了斩刑。提牢主事私下里套问张差，张差供出是宫里的太监将他引到慈庆宫门前的，提牢主事将这个口供转告给刑部侍郎张问达。　　事情传开后，很多朝臣都怀疑是郑贵妃和他的哥哥郑国泰阴谋策划借张差之手伤害太子。御史过庭后发文给蓟州地方官，命他们查明张差在井儿峪老家的情况。蓟州知州戚延龄经过调查认为张差在家里就已经得了疯癫病。张问达采纳刑部员外郎陆梦龙的意见，下令刑部十三司对张差进行会审。参加会审的其他官员都知道事关重大，不敢深究，惟独陆梦龙审问得特别认真。张差供出给他引路的太临是庞保、刘成两人，这两人对他说：“打死小爷（指朱常洛），有吃有穿”。庞保、刘成都是郑贵妃手下的太监，再往下查，势必牵连到郑贵妃。　　神宗朱翊钧已经25年不见群臣了，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他不出面就无法收拾。于是，他召见大学士方从哲、吴道南及文武百官，拉着太子朱常洛的手对他们说道：“这个儿子很孝顺，朕特别喜欢他。你们这些宫外的臣子，不要动不动就散布流言，离间朕父子！”他回头对朱常洛说道：“你有什么话，就在这里对他们统统说出来。”朱常洛对百官说道：“张差是疯癫之人，赶快把他处决算了。我父子何等亲爱！外面议论纷纷，都是不应该的！再议论下去，你们就是心目中没有国君的臣子，还害得我要成为不孝的儿子了！”神宗导演了这一幕父子双簧，群臣无话可说，“梃击”一案也就不了了之。　　红丸案　　泰昌元年（1620年）8月，明神宗朱翊钧当了48年皇帝后死去，朱常洛即位，史称明光宗。郑贵妃怕朱常洛对她报复，连忙想法讨好朱常洛。朱常洛当太子时，身边有两个姓李的选侍，号称东李西李。朱常洛特别宠爱西李，郑贵妃首先拉拢西李，她出面提议立西李为皇后，西李则提议封她为皇太后以作为报答。郑贵妃又挑选了8个美貌的女子送给光宗。朱常洛沉溺于女色，身体一下子垮下来。他吃了宦官崔文升进的泄药，一天要拉三四十次，人眼看着就要不行了，鸿胪寺丞李可灼自称有仙丹，治得了朱常洛的病。朱常洛一听说是“仙丹”，十分欢喜，连忙叫太监召李可灼进宫送药。李可灼进的药是一种红色的丸子。朱常洛吃了一颗，病情好像有了缓解，一再夸奖李可灼：“忠臣！忠臣！”下午三点多钟，朱常洛又吃下一颗红丸，想不到，第二天黎明，他就死掉了。算起来，明光宗朱常洛前前后后只当了一个月的皇帝。　　明光宗朱常洛暴死，朝中大哗。人们指责崔文升是郑贵妃的心腹，他故意用泄药，伤了朱常洛的元气，其罪不在张差之下。又指责李可灼结交宦官，妄进红丸，是导致朱常洛死亡的元凶。最后两人同时被处死，红丸案也没有能够进一步追查。　　移宫案　　乾清宫是内廷的正宫，只有皇帝皇后能够居住。光宗朱常洛病危时，住在乾清宫，西李随住。朱常洛临终前，召大臣入宫，西李见大臣们来了，带着朱常洛的长子朱由校避进内房。朱常洛吩咐群臣，封李选侍为贵妃，西李在里面听见了，唆使朱由校出来向父亲请求封李选侍为皇后。朱常洛当时没有答应，在场的臣子们对西李的做法十分不满。　　光宗朱常洛死后，西李仍住在乾清宫不走。她把朱由校带在身边，企图挟皇太子以自重。群臣求见皇太子，西李的亲信太监们挡在门前，不让他们进宫。兵部右给事中杨涟挺身而出，厉声斥责道：“你们这些奴才想干什么？我们都是受皇帝召见的，皇帝晏驾了，你们敢造反不成！”太监们这才让开。西李把朱由校藏在自已房里，不让出来。大学士刘一问：“太子到哪里去了？”太监们都不答话。东宫伴读王安走进房内，哄西李道：“太子出去一下就回来。”他把朱由校带到宫门口，西李又反悔了，叫太监把朱由校带回来。太监们上前拉住朱由校的衣服，朱由校一时也没有了主意。这时，杨涟上前将太监斥退。群臣簇拥着朱由校来到文华殿，随后又回到慈庆宫住下，准备登基。　　经过这一番短兵相接的争斗，群臣对西李更加愤慨，纷纷上书，要求西李搬出乾清宫。西李仗着自己从小把朱由校带大，派太监去叫朱由校，企图通过他来压制群臣。西李派出的太监被杨涟挡在麟趾门前,杨涟对他说：“殿下在东宫时是皇太子，现在已经是皇帝了。选侍有什么资格召见皇帝？你去传这个话，将来秋后算帐，即使不能把选侍怎么样，你却在劫难逃。”太监听他说得义正辞严，只得转身走了。　　第二天，群臣齐集慈庆宫外，要求朱由校下诏，令西李搬出乾清宫。杨涟提议由首辅方从哲进宫去催促朱由校,方从哲为人比较软弱，说：“迟搬几天也没什么要紧的。”杨涟说：“皇长子明天就要登基为天子，哪有天子住在太子宫里，反让一个选侍住在正宫里的道理！两宫圣母如果活着，也得夫死从子，选侍算个什么人，竟敢如此欺侮天子！”杨涟还表示：“今天要是选侍还不搬出乾清宫，我们死也不走！”其他朝臣也高声附议。在这种情势下，西李只得搬到鸾宫居住,鸾宫是宫女养老的地方。西李这一搬，说明她在政治上再也不能有所作为了,移宫案到此才告结束。

原句为“家屏以争国本去位,帝意雅不欲用。”《明史·陈有年传》王家屏是因为“争国本”一事被辞官的，因此品德高雅的皇上不想再起用他。

这问题比较复杂。简单来说明朝政治权利是以皇权与大臣互相制衡的，而宦官通常是皇帝找来对抗大臣的，是否有权取决于皇帝本人的意愿。魏忠贤能成功一来是因为他获得了天启的信任，作为执行皇帝意愿的代理人，拥有皇权的支持；二来大臣内部因为党争造成了分裂，抗不过东林党的其他派别大臣借助魏忠贤背后的皇权与东林党抗衡，也就被称作阉党了。能从皇权和大臣两边得到支持是魏忠贤成功的原因。至于万历，因为争国本挑战的是大臣所拥有的对礼法的解释权，所以他是一个人在和整个大臣集团对抗。万历对宦官参政防范极严，所以手下也没有魏忠贤这样的宦官。这就造就了他孤家寡人的状态。同时他的母亲李太后也不支持他的行为。他本人在立谁为太子上有所犹豫，所以仔细看实录的话，他从来没有提出过不立长子而要立福王为太子，只是一直在拖延。没有明确的目标，就无法获得明确的支持者，这样自然就难以成功。

很大原因是积弊太深。从万历开始，明皇朝就开始倒退。到了崇祯时候，武将基本被迫害，文官有各自为政，内忧外患，明王朝灭亡。万历失败的原因，很大程度是因为体制的问题。宦官专政，从正德皇帝就已经开始了，正德皇帝对于宦官，还是很信任的，重用锦衣卫，除掉宁王。由此，宦官开始掌权。到了万历时候，宦官已经掌握了锦衣卫的大权，锦衣卫听从宦官命令，诛杀东林党。东林党一帮文人，毫无反抗之力，失败是意料之中的。

不仅明朝。还有之前的大宋~~其实都是君与臣之间的斗争！为话语权的斗争！这也是汉人王朝，君失君权！文臣治国带来的缺陷！

在书中，关于梃击案，明月的分析是张差这个农民冲进皇宫打太子是郑皇妃所指使。而事后，在刑部十三司的各种绕圈子后，把皮球踢给了皇帝，而皇帝则把皮球踢给了太子朱常洛。最后“善良的朱常洛”居然一句这事儿是张封干的就算了，放过了郑贵妃。明月为此说，太子过于老实，而郑贵妃的手段太过于弱智。在我的分析，和明月相左。首先，太子朱常洛是一名宫女的儿子，万历之所以和端洗脸水的宫女那啥了一次，事后很不想认账，迫于太后的压力，和自己留下的信物以及太监的记录，被迫承认。于是朱常洛成为长子。朱常洛的母亲决定了朱常洛的悲剧，万历同志一直都不待见这家伙。到了12岁，若不是那帮子大臣拼了老命的争国本，估计朱常洛连上学的事情都要一拖再拖。由此可见，皇帝压根儿就不喜欢他（貌似是废话）而争国本的过程中，大臣们想立朱常洛这个长子为太子。但皇帝则想立皇三子为太子。双方争斗的过程想必大家都还有些印象。最后，万历艰苦的斗争了几年后，最后顶不住了……让朱常洛当了太子。但……一直还是不待见他。作为一个太子，历史上几乎每一个太子（这点明月也承认）都会公开或者秘密的招募一些亲信。当然，比如太子的伴读和老师等人均会帮助。太子就算老实，也会有一帮人帮他打算。那争国本之后，太子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对，是皇帝的不信任，甚至是皇帝对他的厌恶感。所以，必须做一个事情来取得皇帝的信任或者说至少要博得皇帝的好感。那么万历最在乎的是什么？他几乎不在乎自己的江山（几十年不上朝的人……）。他不在乎什么才华。他只追求自己的享受以及自己爱着的东西。那万历最在乎的东西里，有的东西是没有切入点的。在乎的东西之一就是郑皇妃。既然这里是一个切入口，那么梃击案就可以解释了。皇宫当天没有守卫，此事和太子门人及老师有关。而太子寝宫也没有守卫，明月解释为万历不给派。这点说不过去。就算万历不待见太子，连个守卫都不给。但皇宫的守卫他总不至于不管吧。再说，如果万历要撤宫殿守卫，估计众位大臣也不会同意。我专门查看了慈庆宫位置，确信是位于皇宫之内。也就是说太子府是在皇宫内。这是个不可调和的东西，几百年都不可能遇到。那么只有一点可能性，能让一个人绕过皇宫守卫和慈庆宫守卫。那就是有人故意这么做的。而进去的那叫张差的家伙，没有迷路直接进去了。然后拿大棒子袭击太子。为什么不拿刀？如果是郑贵妃指使，如明月所说，找个卖狗皮膏药的也比这个强。明月解释为整贵妃弱智。而我觉得，如果拿刀，就有可能弄死太子。一旦太子受伤（万一呢），那后面的戏就演不了了。而抓住了张差后，开始这人胡言乱语，装疯卖傻。结果王之寀同志参与了后，什么都出来了，而且威胁的方式是不给饭吃……，而王大人是谁的人？呵呵~矛头瞬间对准了郑皇妃及郑家人。拉出了一大票东西。最后在各种大臣的围攻下（用明月的话来说，两边得罪的话，就大家干，反正法不责众，所以……不踩白不踩），郑皇妃直接命中。而这个时候，郑贵妃必死的情况下。太子同志原谅了他。给了万历一个台阶。所以，整件事情的过程在我的猜想中应该是这样的。太子要改善皇帝和他的关系，那就必须做一个够分量的东西来说明，他是不会介意父皇曾经对他如何如何了。更不会记恨郑贵妃以及三皇子。让皇帝充分的相信，太子是绝对忠厚的人。然后，找一个人，太子这边安排让他进宫。然后用棍棒闹事儿。之后，首辅大人必然搅稀泥把这个事情甩给刑部搞三司会审。而刑部这边不敢得罪万历是必然，他们更不敢得罪太子，也不敢得罪郑贵妃。那就大家一起上，法不责众嘛。然后太子安排进去的人或者说是太子的人就可以引导矛盾（如王之寀同志）。当矛头对准了郑贵妃后，郑贵妃必然耍赖（如明月所说，一哭二闹三上吊，赌咒***等老把戏）万历必然尴尬。而此时舆论则瞬间上去，各种疏都上去了。皇帝踢皮球。结果郑皇妃去求太后，太后直接踢皮球给太子。于是……太子直接原谅你了。获得万历的好感。我们想想，如果太子要惩治郑皇妃，那万历就会认为就算郑皇妃不对，你这么做也应该。但你是在报复……报复的不仅仅是这次有人拿棒子袭击你，还有三皇子和你争国本的事情。那是不是说，你是在做给朕看？也顺带不满意朕？太子此时干掉郑皇妃几乎不费吹灰之力，但做了……万历就会从此埋怨于太子。甚至认为太子已经不畏惧皇帝了。那不杀呢？太子胸襟广阔不说，还老实。更重要的是……他真的认为俺们是一家。由此得到皇帝的信任。子如此，父何堪。儿子心胸都如此广阔，你当爹的不至于为太子是宫女生的事情耿耿于怀一辈子吧。所以，这件事情根本就是太子及门人搞出来的事情。计谋——安插人手——到处放风郑国泰要做坏事儿——行动——栽赃郑贵妃——原谅她——取得皇帝的信任。最大的受益者……太子是也~从此极大的改善了他和皇帝的关系。

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 封建时代的皇帝贵为一朝天子，掌握军国大权，富甲天下，可谓尊贵至极，权力上也达到极致。可是自有那平民百姓“拼得一身剐，也敢把皇帝拉下马”。明朝末年，宦官专权，党争不断，皇帝的权力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其中有几个较有影响的事件“梃击、红丸、移宫”被后世称为“晚明三案”。 事情要从明神宗朱翊钧的时候说起。神宗有两个儿子。长子朱常洛为王恭妃所生，次子朱常洵为郑贵妃所生。朱翊钧宠爱郑贵妃，有意立朱常洵为太子。根据明朝各代立皇太子的一般原则，应当是“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即嫡长子继承制。嫡子必须是皇后所生，现在皇后无子，自然应当以长子为尊。因此，多数大臣主张立朱常洛为太子。皇帝和大臣相持不下，册立太子一事久拖不决。此事自然错在神宗，但神宗贵为天子，对大臣们的干预当然很恼火。作为报复，他开始对国家事务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不上早朝，不批答奏章，不主持祭祀仪式，不出席讲筵（大臣向皇帝讲课），不任命官员。但是，他对聚敛钱财的事情却抓得很紧，委派宦官担任矿监、税使，搜括民脂民膏。而且每天都要饮酒，喝得烂醉如泥，醉酒之后还要大撒酒疯，左右说话稍不留意，就会被他下令责打致死。 太子是“天下之本”，神宗朱翊钧与朝臣们在立太子一事上僵持了15年，历史上称之为“争国本”。最后，皇帝还是妥协了。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神宗册立朱常洛为太子，并封朱常洵为福王。照例，封王年满14岁即应前往封地，无事不得入京。朱常洵却假装不知，仍然滞留北京。 太子虽立，福王仍未死心，“争国本”的事情还在继续。后来相继发生的“梃击”、“红丸”、“移宫”三大案，就是“争国本”的余波。 梃击案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5月，一男子手持木棒，突然出现在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门前。他将守门太监一棒打倒，冲进门内，直闯太子寝殿，太监们慌忙将他捉住。神宗吩咐，将嫌犯送交皇城保卫部门审问，巡视皇城的御史刘廷元审问后向神宗报告。原来嫌犯名叫张差，家住蓟州井儿峪，行为癫狂，但相貌言谈颇为狡猾，应该严加讯问。神宗又吩咐送交刑部复审，刑部郎中胡士相复审后，认为张差确实是个疯子，并判了斩刑。提牢主事私下里套问张差，张差供出是宫里的太监将他引到慈庆宫门前的，提牢主事将这个口供转告给刑部侍郎张问达。 事情传开后，很多朝臣都怀疑是郑贵妃和他的哥哥郑国泰阴谋策划借张差之手伤害太子。御史过庭后发文给蓟州地方官，命他们查明张差在井儿峪老家的情况。蓟州知州戚延龄经过调查认为张差在家里就已经得了疯癫病。张问达采纳刑部员外郎陆梦龙的意见，下令刑部十三司对张差进行会审。参加会审的其他官员都知道事关重大，不敢深究，惟独陆梦龙审问得特别认真。张差供出给他引路的太临是庞保、刘成两人，这两人对他说：“打死小爷（指朱常洛），有吃有穿”。庞保、刘成都是郑贵妃手下的太监，再往下查，势必牵连到郑贵妃。 神宗朱翊钧已经25年不见群臣了，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他不出面就无法收拾。于是，他召见大学士方从哲、吴道南及文武百官，拉着太子朱常洛的手对他们说道：“这个儿子很孝顺，朕特别喜欢他。你们这些宫外的臣子，不要动不动就散布流言，离间朕父子！”他回头对朱常洛说道：“你有什么话，就在这里对他们统统说出来。”朱常洛对百官说道：“张差是疯癫之人，赶快把他处决算了。我父子何等亲爱！外面议论纷纷，都是不应该的！再议论下去，你们就是心目中没有国君的臣子，还害得我要成为不孝的儿子了！”神宗导演了这一幕父子双簧，群臣无话可说，“梃击”一案也就不了了之。 红丸案 泰昌元年（1620年）8月，明神宗朱翊钧当了48年皇帝后死去，朱常洛即位，史称明光宗。郑贵妃怕朱常洛对她报复，连忙想法讨好朱常洛。朱常洛当太子时，身边有两个姓李的选侍，号称东李西李。朱常洛特别宠爱西李，郑贵妃首先拉拢西李，她出面提议立西李为皇后，西李则提议封她为皇太后以作为报答。郑贵妃又挑选了8个美貌的女子送给光宗。朱常洛沉溺于女色，身体一下子垮下来。他吃了宦官崔文升进的泄药，一天要拉三四十次，人眼看着就要不行了，鸿胪寺丞李可灼自称有仙丹，治得了朱常洛的病。朱常洛一听说是“仙丹”，十分欢喜，连忙叫太监召李可灼进宫送药。李可灼进的药是一种红色的丸子。朱常洛吃了一颗，病情好像有了缓解，一再夸奖李可灼：“忠臣！忠臣！”下午三点多钟，朱常洛又吃下一颗红丸，想不到，第二天黎明，他就死掉了。算起来，明光宗朱常洛前前后后只当了一个月的皇帝。 明光宗朱常洛暴死，朝中大哗。人们指责崔文升是郑贵妃的心腹，他故意用泄药，伤了朱常洛的元气，其罪不在张差之下。又指责李可灼结交宦官，妄进红丸，是导致朱常洛死亡的元凶。最后两人同时被处死，红丸案也没有能够进一步追查。 移宫案 乾清宫是内廷的正宫，只有皇帝皇后能够居住。光宗朱常洛病危时，住在乾清宫，西李随住。朱常洛临终前，召大臣入宫，西李见大臣们来了，带着朱常洛的长子朱由校避进内房。朱常洛吩咐群臣，封李选侍为贵妃，西李在里面听见了，唆使朱由校出来向父亲请求封李选侍为皇后。朱常洛当时没有答应，在场的臣子们对西李的做法十分不满。 光宗朱常洛死后，西李仍住在乾清宫不走。她把朱由校带在身边，企图挟皇太子以自重。群臣求见皇太子，西李的亲信太监们挡在门前，不让他们进宫。兵部右给事中杨涟挺身而出，厉声斥责道：“你们这些奴才想干什么？我们都是受皇帝召见的，皇帝晏驾了，你们敢造反不成！”太监们这才让开。西李把朱由校藏在自已房里，不让出来。大学士刘一问：“太子到哪里去了？”太监们都不答话。东宫伴读王安走进房内，哄西李道：“太子出去一下就回来。”他把朱由校带到宫门口，西李又反悔了，叫太监把朱由校带回来。太监们上前拉住朱由校的衣服，朱由校一时也没有了主意。这时，杨涟上前将太监斥退。群臣簇拥着朱由校来到文华殿，随后又回到慈庆宫住下，准备登基。 经过这一番短兵相接的争斗，群臣对西李更加愤慨，纷纷上书，要求西李搬出乾清宫。西李仗着自己从小把朱由校带大，派太监去叫朱由校，企图通过他来压制群臣。西李派出的太监被杨涟挡在麟趾门前,杨涟对他说：“殿下在东宫时是皇太子，现在已经是皇帝了。选侍有什么资格召见皇帝？你去传这个话，将来秋后算帐，即使不能把选侍怎么样，你却在劫难逃。”太监听他说得义正辞严，只得转身走了。 第二天，群臣齐集慈庆宫外，要求朱由校下诏，令西李搬出乾清宫。杨涟提议由首辅方从哲进宫去催促朱由校,方从哲为人比较软弱，说：“迟搬几天也没什么要紧的。”杨涟说：“皇长子明天就要登基为天子，哪有天子住在太子宫里，反让一个选侍住在正宫里的道理！两宫圣母如果活着，也得夫死从子，选侍算个什么人，竟敢如此欺侮天子！”杨涟还表示：“今天要是选侍还不搬出乾清宫，我们死也不走！”其他朝臣也高声附议。在这种情势下，西李只得搬到鸾宫居住,鸾宫是宫女养老的地方。西李这一搬，说明她在政治上再也不能有所作为了,移宫案到此才告结束。

李元纲厚德录的翻译：原文：钱若水为同州推官。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奴父母讼于州，州命录事参军鞠之。录事尝贷钱于富民，不获，乃劾富民父子数人共杀女奴，弃尸水中，遂失其尸；或为元谋，或从而加功，皆应死。富民不胜榜楚，自诬服。具狱上，州官审复无反异，皆以为得实。若水独疑之，留其狱，数日不决。留之且旬日，知州屡趣之不能，上下皆怪之。若水一日诣知州，曰：“若水所以留其狱者，密使人访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惊曰“安在？”若水因密送女奴于知州。乃垂帘引女奴父母问曰：“汝今日见汝女识之乎？”对曰：“安有不识也？”因从帘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破械纵之。其人号泣不肯去，曰：“微使君之赐，则某灭族矣。”知州曰：“推官之赐也，非我也。”其人趋诣若水厅事，若水闭门拒之，曰：“知州自求得之，我何与焉？”知州以若水雪冤死者数人，欲为之奏论其功，若水固辞。于是远近称之。译文：钱若水担任同州推官，有个富民家的小女奴逃跑了，不知道逃到哪里去了。女奴的父母告到州里，知州命录事参军（州里掌管文书的官）审问这件案子。录事曾向富民借过钱，没借到，于是就审决富民父子数人共同杀死了女奴，富民受不了鞭杖拷打的酷刑，自己含冤服罪。录事呈报知州，知州等人复审后认为并无相反或异常的情形，都认为审出了此案的真实情况。只有若水怀疑这个案子，留下了这个案件，好几天都没有决断。留下案子将近十天了，知州多次催促他也没有结果，州里大小官员都感到奇怪。有一天，钱若水去见知州，屏去他人后对知州说：“若水拖延此案的原因，是我在秘密派人寻找女奴，现在找到了。”知州于是叫人带来富民父子，全部卸下枷锁释放了他们。富民哭着不肯走，说：“如果没有您的恩赐，我们一家就要全完了。”知州说：“这是钱若水帮的忙，不是我。”那人又赶往钱若水的议事厅，若水关上门不见他，说：“这是知州自己求得实情的，我又参与了什么？”知州因若水替几个被判死罪的洗雪了冤情，想为他上奏请功，钱若水坚决拒绝。于是远近都一致称赞钱若水。

1、土木堡事变1435年蒙古西部的瓦剌逐渐强盛常寇边。1449年瓦剌首领也先率军南下伐明。王振怂使英宗集结二十万京营御驾亲征。大军离燕京后，兵士乏粮劳顿，八月初大军才至大同，王振得报前线各路溃败，惧不敢战，又令返回。回师至土木堡，被瓦剌军追上，士兵死伤过半，随从大臣有五十余人阵亡。英宗突围不成被俘，王振为将军樊忠所怒，史称土木之变，是明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2、夺门之变1457年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人联盟，欲拥戴英宗复辟。趁着明代宗重病之际发动政变。徐有贞率军攻入紫禁城，石亨等人占领东华门，立明英宗于奉天殿，改元天顺。他们贬明代宗为郕王，并且逮处死于谦及大学士王文，史称夺门之变。明英宗复辟后，略有新政，废除自明太祖恢复的殉葬。之后因内部政变流放徐有贞，因曹石之乱诛杀石亨、曹吉祥等人，任命李贤等贤臣治国。3、万历革新1572年，明穆宗因中风突然驾崩，年仅九岁的皇太子朱翊钧继位，改元万历。由于年幼由太后摄政，重臣高拱因与太后信任的宦官冯保对抗而被罢官，张居正则得到冯保的鼎力支持。张居正辅政十年，推行改革，在内政方面，推行考成法，裁撤政府机构中的冗官冗员，整顿邮传和铨政。经济上，清丈全国土地，抑制豪强地主，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减轻农民负担。军事上，加强武备整顿，平定西南骚乱，重用抗倭名将戚继光总督蓟、昌、保三镇练兵镇守长城，使边境安然。张居正还启用潘季驯治理黄河，变水患为水利。同时张居正严惩贪官污吏，裁汰冗员。张居正整顿朝正，改革体制，史称万历中兴。扩展资料：明朝外交1、七下西洋为加强与海外诸国的联系，朱棣派郑和出使西洋。从1405年到1433年，郑和七次航海，访问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红海沿岸和非洲东海岸地区。2、出使西域同时又派遣吏部验封司员外郎陈诚出使撒马儿罕、吐鲁番、火州等西域十八国，并著述《西域番国志》、《西域行程记》等。加强了明朝同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上的往来，为中国走向世界做出了贡献。3、海禁政策元末明初，日本的武士、商人和海盗，经常骚扰中国沿海地区，被称为倭寇。为防倭寇，朱元璋颁布了海禁政策。明朝中期，朝廷误以为“倭患起于市舶，遂罢之”。合法的私人海外贸易，受到严厉限制。中国东南沿海的一些奸商，与倭寇相勾结，共同走私、抢掠分赃，倭患愈演愈烈。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明朝

1、万历十年，1582年，一代名相张居正逝世。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嘉靖廿六年进土，才华横溢，相貌堂堂，重要的是玩政治很有一套。明朝中期，朝政腐败，大地主兼并土地，巧取豪夺，地主豪绅越来越富，国库越来越穷，张居正下令清查土地，又把当时名目繁多约赋税和劳逸结合起来，折成银两来征收，称为“一条鞭法”。经过十年的努力，张居正改革起了明显效果，财政收入达到700万两，国库存粮够支10年。明王朝重新涣发生机。因张居正深得穆宗信任，临终时把皇太孑朱翊钧托付给了张居正，高拱，高仪。张居正深得太后喜爱，把教育太子的事情全权交给了张居正。一直以来，皇太孑非常惧怕张居正的严历，朝政也落在了张居正和太监冯保手上。神宗在位十五年，由最初一个少不更事的孩孑长成了一个20多岁的青年，他早已不愿意像傀儡一样在别人的制约下走过程，他想当一个真正的君王。从万历十年到十五年，神宗彻底清算了张居正，所有改革被废除，刚有转机的明朝政治又滑向黑暗。他们君臣之间的恩愿情仇就此了结。2、张居正死了，神宗亲政，各种势力失去张居正制约而抬头，明朝最大的危害党争出现，陆续出现了浙党，昆党，东林党等多个派别。神宗有一长子朱常洛，他与一宫女所生，乱性所为，不受神宗喜爱，有一个大臣户科给中事姜应麟上书立朱常洛为太子，神宗不答应，你想，谁会把江山送给自已不喜欢的儿子？“国本之争”由此开始，无休止的争吵，让神宗厌倦了朝政，再加上自身有腿疾，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万历开始二十年不上朝。3、万历十五年，一代名将戚继光逝世。戚继光扫平了东南沿海的倭寇后，北方的鞑靼还不时入侵，对明王朝构成严重威胁，张居正把戚继光调到北方区镇守蓟州，戚继光到任后，修筑北方长城，严明军纪，改良火器，多次击败鞑靼的进攻，是北方防线牢不可破。张居正死后，戚继光被贬，于万历十五年抑郁而终。4、也是在这一年，东北的女真族崛起，努尔哈赤吞并建州哲陈部，距离统一女真还有五年时间。而大明王朝毫无注意，危机正在一步步逼近。万历十五年，平静而又暗流涌动的一年，从这一年开始，大明王朝一步步滑向深渊。扩展资料：万历十年张居正死前，在他的主持下朝廷照常运转。小皇帝从小在张先生的严教下成长，自然也是规规矩矩勤勤勉勉。再往前看，嘉靖一朝皇帝也是疯疯癫癫，一心修道炼丹，但是从小经过大礼仪事件的嘉靖皇帝一直有着对人性对官场对朝廷非同寻常的认识。在位四十多年虽说不见得是位明君，可御下之术用人之权真是炉火纯青，整个朝廷也能维持着平衡稳定。但是实际上到了嘉靖末年，明朝这套政治制度内核上的弊端已经不经意地凸显出来了。皇帝只顾用人，要通过维护自己“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形象来实现中国古典政治语境中，天子半人半神的裁判权和话语权，总得搞的神神秘秘不可琢磨。殊不知皇帝终究还是人，经过近四十年的揣摩熟悉，下面的一众大臣表面上当然还是顶礼膜拜，但是到了具体的事情上，皇帝本身也被臣子琢磨透了。这样一来，一个严嵩下台了，就会有第二个再上来。文官官僚内生成了一个利益阶层，在运行国家机器的同时也派生出自成体系的组织和架构方式。皇帝对于这一阶层的影响和掌控，到了嘉靖末年随着皇帝的力不从心已慢慢有失效的迹象。皇帝用大臣如落定棋子，大臣“用”皇帝如排头猎枪。《大明王朝1566》中，张居正建议裕王说，依臣看，倒不如让浙江彻底乱起来！也恰恰体现着这种失控。可是，四十余年来，大臣换了一茬又一茬，皇帝却只有一个人，个中压力和疲倦，自然异乎寻常。一切的变化实际上发端于张居正之死。张居正用自己的一己之力掌控大明十年，缔造了明朝回光返照式的万历中兴，死后却被自己一手培养的万历皇帝反攻倒算差点鞭尸。不知道万历是怀着怎样复杂的心情开始亲政，起初几年，皇帝还算是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亲自主持祭天祈雨，步行回宫。但当他似乎要大权独揽之时，却发现朱家大明的政治局面远没有那么简单，单就是立储一事，不但遇到了朝臣的强烈反对，连生母太后也出面力压。万历皇帝扛了五年，到万历十四年郑贵妃生下皇子朱常洵，这个拉锯的局面彻底被点爆，长达十几年的“争国本”事件就此开始。这一系列事件的本质实际上是皇帝理论上个人的“无限”权力和文官作为经理人进行行政和解释所必须从皇权割让而获得的权力之争，嘉靖年间皇帝的“精明”和大臣的妥协使得矛盾两方一直保持着动态的平衡。自从成祖设立内阁制度以来，历代皇帝都小心地维持这个平衡，却从来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矛盾。张居正虽位极人臣，但是他心里了如明镜，他手上的权力，仍旧是来自皇恩浩荡，不过是皇帝年幼，自己代为执政罢了。令人想不到的是，万历亲政后，神宗皇帝面对同样繁乱的局面，居然采取了这种自暴自弃的、“赌气式”的不上朝的方式来进行冷处理。这一赌气，就是二十多年。这说明，到了万历十五年，皇帝已经对这种无休止的、耗费精力的权力平衡束手无策甚至感到厌倦了。这也说明，大明朝政治体制内核的这种矛盾，在皇帝放弃的前提下，机制上已经彻底失去了调节能力，不但凸显化了，而且溃烂了。参考资料：万历十五年（黄仁宇著作）_百度百科

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是其体制问题，其实就是高度集中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朱元璋可以说是个丝毫不亚于秦皇汉武的雄才大略的皇帝，他统一全国后就建立了一整套管理大明朝的整套典章制度，上到王孙公卿，下到黎明百姓都要按照他的规定来走。完了又几乎将明朝开国功臣全部杀绝，借胡惟庸案取消丞相制度。因为没有了丞相帮助所以所有的事情都要皇帝亲力亲为，那是很累很累的事情，所以为了分担皇帝压力明朝设立了所谓“内阁”，三个阁员都平起平坐。但这样又使得内阁在帮皇帝处理问题有分歧的时候谁都说服不了谁，所以又搞了个“内阁首辅”，换汤不换药，内阁首辅其实还是在实行丞相权力，后来蓝玉案使得明朝皇帝对身边的任何人都 不再相信，包括内阁，但这样皇帝的压力又大了，所以皇帝开始让身边识字的太监批一些不重要的奏折，皇帝尝到甜头后开始变得更加懒散，把更多的事情交给太监去干，太监也从中感觉到权力的诱人之处。于是就出现明后期皇帝长达数十年不上朝，朝政被太监把持的局面。明朝还有个以往任何朝代都没有的机构，就是不受任何部门管辖，直接对皇帝负责的锦衣卫。锦衣卫是特务组织，监察全国人事，太监也不例外，所以他们不敢有“造反”举动。另外，太监也知道他们的权力都是皇帝赋予的，如果皇帝倒台了他们的权力也就没有了所以明朝不会出现像汉唐出现的太监对皇帝有废立生杀之类的问题，这是明朝历史上独有的一道风景。崇祯是个有雄心壮志的想像弘治皇帝朱[礻右]樘一样使明朝再出现中兴气象，其实明后期还是有很多名将的，他们的武功才智丝毫不亚于太祖皇帝时期的那些风云人物，只是崇祯没有太祖皇帝那样的智慧和谋略，但他采取的是跟朱元璋一样的策略，在信任一个人得时候可以给予他至高的权力，但那个人使他失望后他从不在自身找问题，把一切问题都算在别人身上，加上他生性多疑好杀，所以在明朝内忧外患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大肆清洗身边将才，他忘了朱元璋虽然也干这类勾当，但那时明朝统治已然稳定，朱元璋只是在为太子朱标清除他以后统治路上的障碍。何况明朝已是一个病入膏肓，行将就木的垂死之人，不从根本上改变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治表不治里，明朝的灭亡始终是无法避免的。

这个只有问本人才知道了，几百年后的后人凭只言片语怎么能清楚了解早已作古的皇帝怎么想呢。楼上有人说包办，随便找个女人我是不认同的。王皇后和郑贵妃都是通过选秀进宫的，这么说来岂不都是包办？反倒是一直受他冷待的王恭妃，原先是宫女，后来被万历看上，按照这个逻辑倒不是包办，可万历也不爱。王皇后参加的皇后选秀比郑贵妃进宫的九嫔选秀要严格隆重的多，如果王皇后这叫随便，那郑贵妃更随便了。争国本事件也只能说明万历看不上朱常洛，不愿意立马把他立为太子。王皇后本人没有儿子，朱常洛不受万历喜爱只能说明父子感情不好，和皇后的夫妻感情无关。争国本按照大臣看法也是朱常洛和郑贵妃福王对太子位的争夺，王皇后本人并不参与。在万历眼里，原配妻子对众庶子是一视同仁疼爱的。王皇后的女儿是万历的爱女，后来他把李皇贵妃的两个儿子交予她抚养，也算是弥补两人无子的缺憾吧。PS：楼上说万历和皇后很久不过夫妻生活，万历自己下旨明确解释过的。能把自己隐私曝光到这种程度的皇帝，还真是可怜可叹吧。

第二，“资深宅男”： 两位虽然都深居宫内，各有特点，但他们对朝局以及大臣的掌控结果却不尽相同。 嘉靖皇帝的“宅男”生涯起因比较偶然，但也是早晚会发生的事。一切要从嘉靖二十一年的 “壬寅宫变” 说起，我们的嘉靖皇帝除了爱江山爱美人外，还有一项说特殊也特殊，说不特殊也不特殊的爱好——追求长生不死，毕竟很多皇帝如秦皇汉武唐宗等都有这一爱好。于是他迷信方士，崇尚道教，苦炼不老神丹。而这些道士的方法也比较奇葩，竟然是采处女经血来炼制丹药（实在想不明白，采阴补阳还有这种用法）。嘉靖于是大量征召13、14岁的宫女，采补她们的处女经血，为保证宫女们的洁净，要求她们大姨妈期间不得进食，只能吃桑叶、喝点露水，你说这是人干的事么？还有嘉靖帝性格多疑、喜怒无常，稍不如意，鞭打宫女是家常便饭。宫女们简直就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于是在嘉靖二十一年十月的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一群不堪虐待忍无可忍的宫女们开始了刺杀皇帝的行动，可是不知道是因为紧张过度还是什么原因，用来勒死嘉靖的绳子竟然被系成死结，嘉靖因此幸免于难。但是，这一事件给他留下难以抹去的阴影，小命差点玩完，从此他开始了独居西苑，潜心炼丹修道的岁月，大明王朝也由此进入另一个时代，中兴局面逐渐消失。 很巧的是，嘉靖的孙子万历皇帝的“宅男”生涯从万历二十年开始，几乎跟他爷爷一样，都是执政后的二十年左右开始做起宅男。对此，朝臣们当然很有意见，纷纷上书，连谏带骂，而万历感觉也很委屈，他自己就常跟首辅兼老师申时行抱怨，朕实在是因为身体不好，你老人家应该了解我呀，朕“腰痛脚软，行立不便”，“足心疼痛，步履艰难”，实在不方便出来见大家（申时行《诏对录》中记载）。可在言官们看来，这不过只是万历不想上朝的借口。虽然解放后挖掘万历的定陵后，发现他真的是腿一条长一条短，还有毛病。当然，身体不好只是一个方面，万历皇帝真的是厌倦了每日无休止与朝臣的争斗，典型事件——“争国本”，自己贵为天子都没法做主在没有嫡子的情况下，立谁为太子，还要跟群臣吵了十几年，搞的首辅都换了几个。万历与其爷爷不同，拿这些群臣没办法，只能是惹不起躲得起，一再妥协，甚至太子人选都要听从群臣的。

明朝那些事儿 主要内容 历史小说《明朝那些事儿》主要讲述的是从1344年到1644年这三百年间关于明朝的一些故事。以史料为基础，以年代和具体人物为主线，并加入了小说的笔法，语言幽默风趣。 对明朝十七帝和其他王公权贵和小人物的命运进行全景展示，尤其对官场政治、战争、帝王心术着墨最多，并加入对当时政治经济制度、人伦道德的演义。 它以一种网络语言向读者娓娓道出明朝三百多年的历史故事、人物。其中原本在历史中陌生、模糊的历史人物在书中一个个变得鲜活起来。《明朝那些事儿》为读者解读历史中的另一面，让历史变成一部活生生的生活故事。 扩展资料： 作者以一个“看客”的身份来叙述这段历史，以客观的态度对人物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没有对历史中的贤臣极尽的粉饰，也没有对奸臣极尽的诋毁。对有些历史人物的写作甚至是颠覆了以往历史中的形象，从人性的角度来剖析了他们，使读者更客观看待历史的同时也拉近和历史人物的关系。 本书用“讲故事、说道理”的表现形式述说悠悠历史，是受众领悟历史文化知识和学问的最有效的方式。在这信息泛滥的时代，网络读者面对的选择太多，耐心减少，知识背景参差不齐。 《明朝那些事儿》以轻松调侃的笔墨、现世的眼光、直白的网络化语句、日韩漫画或电影的分镜头式的描写，无不暗合了网络读者的这种特点。总之，在现在的社会背景下畅销的《明朝那些事儿》是适应了时代和人们阅读需求的产物，同时也为这个时代的各个方面带来了相应的价值。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明朝那些事儿 明朝那些事儿第一本的概括 《明朝那些事儿1·洪武大帝》 朱元璋生于乱世之中，背负着父母双亡的痛苦，从赤贫起家，他没有背景，没有后台，没有依靠，他的一切都是自己争取来的，他经历千辛万苦，无数次躲过死神的掌握，从死人堆里爬起来，掩埋战友的尸体，然后继续前进，继续战斗。 可以说，在那个时代，最优秀统帅的称号非朱元璋莫属驾崩后传位于长子朱标之子朱允炆，但朱允炆上台便要削藩。燕王朱棣以“靖难之役”的名义夺位。 扩展资料： 1、《明朝那些事2·万国来朝》 内容自永乐帝夺位的“靖难之役”后开始，先叙述了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永乐大帝事迹——挥军北上五征蒙古，郑和七下西洋，修著《永乐大典》，南下讨平安南等等，后来永乐帝于北伐蒙古归来途中病逝，明朝在经历了比较清明的“仁宣之治”后，开始进入动荡时期。 大宦官王振把持朝政胡作非为，导致二十万精兵在土木堡丧于一旦，幸亏著名忠臣于谦在“京城保卫战”中力挽狂澜，挽救了明帝国，但随即又在两位皇帝争夺皇位的“夺门之变”后被害身亡。　这一系列的事件和人物都精彩无比，可说 *** 迭起，令人目不暇接、欲罢不能。 2、《明朝那些事3·妖孽宫廷》 接续上篇，从明英宗朱祁镇成功复辟的“夺门之变”后写起，叙述了忠奸不分的朱祁镇听信谗言，杀害曾救其于危难之际的大功臣于谦，而这也成为他继“土木堡之变”后在历史上留下的又一大污点。 而在他病逝后，相继继位的两位皇帝宪宗和孝宗，一个懦弱不堪无所作为，一个心怀天下力争求良。但随着明武宗朱厚照即位，各种荒诞事情层出不穷，大明帝国岌岌可危。 3、《明朝那些事4·粉饰太平》 从嘉靖即位、议礼之争开始。嘉靖皇帝借议礼之争清除了一批前朝旧臣，总揽大权。此后他的生活日渐腐化，一心想得道成仙，国家大事抛诸脑后，奸相严嵩因此得以长期把持大权。 同时大明财政空虚，兵备废弛，东南沿海的倭寇和北方的蒙古成为明朝的心腹大患，作者也详细地讲述了戚继光抗倭寇的传奇事迹。 4《明朝那些事5·帝国飘摇》 内容分两大部分，一为内争，一为外战。内争写严嵩倒台后徐阶、高拱、张居正三人各施手段，你方唱罢我登场。三人都是实干家，都为中兴朝廷呕心沥血； 同样又都是阴谋家，铲除异己心狠手辣。而这两者均以张居正为最：改革遗惠万民，荼毒殃及门生。外战亦即援朝抗日战争，场面波澜壮阔，运筹神鬼莫测，更塑造了李如松、邓子龙等一系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英雄人物形象。　 谁知道《明朝那些事儿》主要内容简介 《明朝那些事儿》主要讲述的是从1344年到1644年这三百年间关于明朝的一些故事。以史料为基础，以年代和具体人物为主线，并加入了小说的笔法，语言幽默风趣。对明朝十七帝和其他王公权贵和小人物的命运进行全景展示，尤其对官场政治、战争、帝王心术着墨最多，并加入对当时政治经济制度、人伦道德的演义。 朱元璋生于乱世之中，背负着父母双亡的痛苦，从赤贫起家，他没有背景，没有后台，没有依靠，他的一切都是自己争取来的，他经历千辛万苦，无数次躲过死神的掌握，从死人堆里爬起来，掩埋战友的尸体，然后继续前进，继续战斗。可以说，在那个时代，最优秀统帅的称号非朱元璋莫属驾崩后传位于长子朱标之子朱允炆，但朱允炆上台便要削藩。燕王朱棣以“靖难之役”的名义夺位。 扩展资料： 《明朝那些事儿》，网络连载历史小说，作者是当年明月，本名石悦，广东顺德海关公务员。2006年3月在天涯社区首次发表，2009年3月21日连载完毕，边写作边集结成书出版发行，一共7本。 它以一种网络语言向读者娓娓道出明朝三百多年的历史故事、人物。其中原本在历史中陌生、模糊的历史人物在书中一个个变得鲜活起来。《明朝那些事儿》为读者解读历史中的另一面，让历史变成一部活生生的生活故事。 《明朝那些事儿》源自历史记载书籍《明史》。当年明月在反复研究《明史》等正史史料的基础上，探寻晚明三大著名疑案等历史真相并使用现代的方式阐述了明朝发生的事，它结合着一些档案、笔记、野史、碑刻等，以各地发现的墓志而论对历史的空白进行填充。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明朝那些事儿 明朝那些事儿第一部每一章节的主要内容和感悟怎么写 1、处在社交圈中是一种烦恼，而超脱出来简直是一场悲剧。 2、厌倦，就是一个人吃完盘子里的食物后对盘子的感情。 3、参加追悼会的程序常常是，先受一次深刻的人生教育，然后大家一起抽烟喝酒打牌。 4、知识是一种使求知者吃得越多越觉得饿的粮食。 5、爱情是会沉底的，在平淡的日子里，最重要的是经常轻轻晃一晃盛装爱情的“水杯”。 6、战争：用舌头解不开就用牙齿咬吧！ 7、憎恨别人就像为了逮住一只耗子而不惜烧毁你自己的房子。但耗子不一定逮到了 8、每个人的一生都有许多梦想，但如果其中一个不断搅扰着你，剩下的就仅仅是行动了。 9、世上只有想不通的人，没有走不通的路。 明朝那些事儿第七部 作品梗概 　　《明朝那些事儿》是作家当年明月创作的一部历史小说，共7册。小说主要讲述的是从1344年到1644年这三百年间关于明朝的一些事情，以史料为基础，以年代和具体人物为主线，并加入了小说的笔法，对明朝十七帝和其他王公权贵以及小人物的命运进行全景展示，尤其对官场政治、战争、帝王心术着墨最多，并加入对当时政治经济制度、人伦道德的演义。 　　《明朝那些事儿 7: 大结局》是对这样一段历史进行了分析梳理，引人思索：明朝最后一位皇帝，自来有许多传说。关于崇祯究竟是一个昏庸无能的皇帝，还是一个力图奋起的人，一直众说纷纭。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残酷的时代，也是一个精彩的时代。在这一时期，北方的后金势力崛起，经过努尔哈赤的经营，势力急剧壮大。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即位。袁崇焕就在这一时期迈上了历史的舞台。本文作者告诉我们，袁崇焕这个民族英雄，在历史上不过是个二流角色。为什么这样评价？因为我们所了解的历史是远远不够的，在这背后，还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关于袁崇焕的死因，更是与我们之前知道的历史大不一样：一场与他无关的争权夺利，把他送上了死刑台。大明的动乱此时才不过刚刚开始，随后陕西等地爆发了各路义军。也许你知道闯王高迎祥、闯将李自成、八大王张献忠，但你知道“薛仁贵”、“曹操”和“刘备”也到明末来了么？这绝对不是穿越小说里的场景。而你又知道竟然有义军队伍叫“逼上路”、“鞋底光”、“一块云”，甚至“三只手”这样的名字吗？ 　　《明朝那些事儿 7: 大结局》作者当年明月一如既往地用诙谐的笔调，告诉你历史的真相，以及纠缠在历史背后那些汹涌澎湃的暗流。 　　当年明月，原名石悦。1979年出生在宜昌一个普通干部家庭，原是顺德海关公务员。以《明朝那些事儿》成名于互联网，受到读者的热捧。当年明月堪称草根讲史的集大成者，大家的认可印证了当年明月的那句话：“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好看。”网络红人原被领导认为“很一般”，成名后获重用借调北京，现为中国海关总署缉私警察。2009年4月7日，作为全集结束本的《明朝那些事儿》第七册，已经完稿出版。2011年11月21日，“2011第六届中国作家富豪榜”重磅发布，当年明月以575万元的年度版税收入，荣登作家富豪榜第8位，引发广泛关注。 谁知道《明朝那些事儿》第三部最后是如何描写王阳明的？就是评价他那一段》 这是第三本的最后一章作者是这样描写王阳明的：鸟，我知道它能飞；鱼，我知道它能游；兽，我知道它能走。飞的我可以射，走者我可以网，游的我可以钓。　　但是龙，我不知该怎么办啊！学识渊深莫测，志趣高妙难知；如蛇般屈伸，如龙般变化，龙乘风云，可上九天！　　对于王守仁先生，我别无他法，只能用这段两千多年以前的文字来描述他，这是他应得的称颂。　　他的心学，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朵奇葩，是值得我们每个人为之骄傲的财富，他吹响了人性解放的号角，引领了明代末期的思想解放潮流，他的思想流传千古，近代的康有为、孙中山等人都从其中受益匪浅。　　除了中国外，他的心学还漂洋过海，深刻影响了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他本人也被奉为神明，日日顶礼膜拜，那位东乡平八郎大将就是他的忠实粉丝。　　彪炳显赫，自明之后，唯此一人而已。　　王守仁的一生，是光明的一生，他历经坎坷，却意志坚定，混迹官场，却心系百姓，他反对暴力和贪欲，坚信正义和良知。　　赞：　　王守仁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他是真正的圣贤，当之无愧。 《明朝那些事儿》讲的是什么？ 第一部： 朱元璋生于乱世之中，背负着父母双亡的痛苦，从赤贫起家，他没有背景，没有后台，没有依靠，他的一切都是自己争取来的，他经历千辛万苦，无数次躲过死神的掌握，从死人堆里爬起来，掩埋战友的尸体，然后继续前进，继续战斗。 可以说，在那个时代，最优秀统帅的称号非朱元璋莫属驾崩后传位于长子朱标之子朱允炆，但朱允炆上台便要削藩。燕王朱棣以“靖难之役”的名义夺位。 第二部： 内容自永乐帝夺位的“靖难之役”后开始，先叙述了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永乐大帝事迹——挥军北上五征蒙古，郑和七下西洋，修著《永乐大典》，南下讨平安南等等，后来永乐帝于北伐蒙古归来途中病逝，明朝在经历了比较清明的“仁宣之治”后，开始进入动荡时期。 大宦官王振把持朝政胡作非为，导致二十万精兵在土木堡丧于一旦，幸亏著名忠臣于谦在“京城保卫战”中力挽狂澜，挽救了明帝国，但随即又在两位皇帝争夺皇位的“夺门之变”后被害身亡。　这一系列的事件和人物都精彩无比，可说 *** 迭起，令人目不暇接、欲罢不能。 第三部： 接续上篇，从明英宗朱祁镇成功复辟的“夺门之变”后写起，叙述了忠奸不分的朱祁镇听信谗言，杀害曾救其于危难之际的大功臣于谦，而这也成为他继“土木堡之变”后在历史上留下的又一大污点。 而在他病逝后，相继继位的两位皇帝宪宗和孝宗，一个懦弱不堪无所作为，一个心怀天下力争求良。但随着明武宗朱厚照即位，各种荒诞事情层出不穷，大明帝国岌岌可危…… 第四部： 从嘉靖即位、议礼之争开始。嘉靖皇帝借议礼之争清除了一批前朝旧臣，总揽大权。此后他的生活日渐腐化，一心想得道成仙，国家大事抛诸脑后，奸相严嵩因此得以长期把持大权。 同时大明财政空虚，兵备废弛，东南沿海的倭寇和北方的蒙古成为明朝的心腹大患，作者也详细地讲述了戚继光抗倭寇的传奇事迹。 第五部： 内容分两大部分，一为内争，一为外战。内争写严嵩倒台后徐阶、高拱、张居正三人各施手段，你方唱罢我登场。三人都是实干家，都为中兴朝廷呕心沥血；同样又都是阴谋家，铲除异己心狠手辣。 而这两者均以张居正为最：改革遗惠万民，荼毒殃及门生。外战亦即援朝抗日战争，场面波澜壮阔，运筹神鬼莫测，更塑造了李如松、李舜臣、邓子龙等一系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英雄人物形象。　 虽然一样是说史，但当年明月用的笔法，却不是以往那些史书笔法。而是一种充满了活力和生气，字字都欲跃然而出的鲜灵笔法，在他笔下，人物不再是一个刻板的名字和符号，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那些事件更是跌宕起伏，叫人读来欲罢不能。 第六部： 主要讲述了晚明由“三大案”引发的党争，魏忠贤兴起及袁崇焕之奋战。自张居正去世后，便无人敢管万历，为争国本、查妖书、打闷棍，他与大臣展开拉锯战，三十年不上朝。 东林党却因此发展壮大，为把持朝政，与齐、楚、浙三党明争暗斗，借国本之争，扶持明光、熹宗二帝即位，成功掌握政权。魏忠贤以平民出身，利用熹宗昏庸，又傍上皇帝乳母客氏，与东林党展开对决。 在外，援朝抗日战争后，明防御线转至辽东。没落贵族之后李成梁打蒙古、灭女真（努尔哈赤部落除外），成为一代枭雄，但却因努尔哈赤讨好他，养虎为患，努尔哈赤借机兴起，统一后金。为抗金、守城、夺失地，在帝师孙承宗的带领下，袁崇焕从一介文人成长为边疆大将，坚守孤城，最终击败努尔哈赤。 大结局： 对整个明朝历史进行了分析梳理，引人思索：明朝最后一位皇帝，自来有许多传说。关于崇祯究竟是一个昏庸无能的皇帝，还是一个力图奋起的人，一直众说纷纭。 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残酷的时代，也是一个精彩的时代。在这一时期，北方的后金势力崛起，经过努尔哈赤的经营，势力急剧壮大。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即位。袁崇焕就在这一时期迈上了历史的舞台。 本文作者告诉我们，袁崇焕这个民族英雄，在历史上不过是个二流角色。为什么这样评价？因为我们所了解的历史是远远不够的，在这背后，还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关于袁崇焕的死因，更是与我们之前知道的历史大不一样：一场与他无关的争权夺利，把他送上了死刑台。大明的动乱此时才不过刚刚开始，随后陕西等地爆发了各路义军。 也许你知道闯王高迎祥、闯将李自成、八大王张献忠，但你知道“薛仁贵”、“曹操”和“刘备”也到明末来了么？这绝对不是穿越小说里的场景。而你又知道竟然有义军队伍叫“逼上路”、“鞋底光”、“一块云”，甚至“三只手”这样的名字吗？ 扩展资料： 整部书都在讲权力斗争的事，皇帝与大臣的斗争，大臣与太监的斗争，所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皇帝走了一个，又换一个，大臣也总会很快有人接手，继续做着相同的事。 在这个权力的构架里，一个又一个的别具一格的皇帝，掌管着这个国家的最高权力，如朱元璋为了皇权永固，本着凡事要么不做，要不做绝的方针，一个个的将开国功臣玩死。 读书之后，会对朱元璋心服口服，这个人夺取天下真不是偶然的，朱元璋和其他开国皇帝一样，既是一个很会打仗的军事将领，又是一个会治国的政治家。 为了长远利益很能忍耐，为了废除丞相制度，纵容但是的宰相胡惟庸犯案，最终将权力牢牢控制在皇帝手中，所以即使后面权臣的权力再大，太监再怎么擅权，还是皇帝最大。 自从朱棣设立了内阁之后，内阁首府就像以前的宰相，这个百官之首，是所有当官的人的最高追求，位极人臣，治理国家，能坐上这个位置的都不是泛泛之辈，之所以明朝那几个昏庸皇帝在位时，国家机器还能照常运作，就是因为还有个干实事的内阁在撑着，能进内阁的人也都是经过层层磨练后才光荣入选的。 这使得内阁很少有混饭的，才出了杨廷和、徐阶、张居正、申时行等，一个又一个治世的能臣，也才使得明朝统治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另一个权力的分配者就是太监。 最开始分给太监权力的是朱棣的孙子明宣宗朱瞻基，明宣宗为了制衡大臣，就开始让太监学习文化，然后让他们代替自己批改大臣送来的奏章，这个好皇帝没想到这个开端最终断送了大明朝。 对皇帝来说这些太监不坏，因为就是明朝那些出了名的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等，都很听皇帝的话，所以就算皇帝知道他们贪污纳贿也包庇他们，因为太监是皇帝对内阁的一种手段。 历史是一个舞台，是一个争夺权力的游戏，各个演员为了相同的目的，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共同组成了这个精彩纷呈的历史故事。 古人为了留名于世，各色牛人纷纷加入了这个权利斗争的行列中，历史只会记住那些演绎历史进程的人，而决定历史进程的人则是那些掌握权利的人，普通的贫民注定了淹没于历史的洪流当中，整个明朝绝大多数有本事有能力的人都参与到了权利的争斗当中，他们的故事，成了历史的故事，他们的智慧成了历史的智慧。 在这个故事中，我们看到了当时各色精英上演着一幕幕的精彩画面，这当中有喜欢的人，都敬畏的人，还有讨厌的人，懦弱的人可以从这些人身上找到勇气，愚笨的人可以从这些人身上学到智慧，他们的生活百态已经结束，我们的生活故事还在继续。 变得只是演员，内容都不会差的太多，我们故事也会成为历史，读史明智，此言不虚，读吧才心虚的说一句，“小子，要学的还多着呢”。 这部书之所以如此好看，是因为作者用现代人的语言来讲古人的故事，作者对明朝的历史了如指掌，信手捏来，最要的是作者不光知道了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事，对每个角色的性格、品德、能力都一清二楚，对故事中的每个重要人物都做了全面的分析。 于谦的刚正不阿、尽职尽责，王振的求权心切，放下自尊直走捷径，小人得志后狂妄自大，读过后那才子佳人，不畏强权的忠义之士，都仿佛重新获得了生命，站在了你的面前，这是一本人情味十足的书。 作者还对明朝出现极具创造性，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人物，做了深度的剖析，如心学的创始人王阳明，作者将其一生现象在我们面前，对他的学术做了解读，对他的一生做了肯定。 总之，在帝王朝下，权力争斗的主题下，各个牛人演员的表演下，组成了这个精彩纷呈的历史故事，虽然作者一再强调自己尽最大努力尊重历史，但是永远没有百分百真实的历史，只有百分百的历史故事，这本是让你读着不会觉得枯燥的历史故事书。

康乾盛世所谓的“康乾盛世”，起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止于嘉庆元年(1796年)川陕楚白莲教起义爆发，持续时间长达115年。有些中国历史学家们将“康乾盛世”称为辉煌，是因为他们觉得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将中国传统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创造了中国历史的奇迹。他们认为国家统一的最终完成，社会经济的高度繁荣，学术文化的集大成趋势是“康乾盛世”最显著的历史特征。 清朝初年，由于经过数十年的战争，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 。清朝统治者为了加强集权统治，缓和日益激化的民族矛盾，不得不实行一些恢复经济的措施 。人民多遭惨杀，田土尽成丘墟。官虽设而无民可治，地已荒而无力可耕 。东林党代晚期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集团。万历三十二年(1604)，被革职还乡的顾宪成在常州知府欧阳东凤、无锡知县林宰的资助下，修复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及其弟于允成等人，讲学其中，“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其言论被称为清议。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这种政治性讲学活动，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三吴士绅”、在朝在野的各种政治代表人物、东南城市势力、某些地方实力派等，一时都聚集在以东林书院为中心的东林派周围。时人称之为东林党。明神宗朱翊钧统治后期，宦官擅权，倒行逆施，政治日益腐化，社会矛盾激化。针对这一现象，东林党人提出反对矿监税使掠夺、减轻赋役负担、发展东南地区经济等主张。他们还主张开放言路、实行改良等针砭时政的意见，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支持，同时也遭到宦官及各种依附势力的激烈反对。明末党争中，东林党的主要对立面是齐楚浙党。万历后期，双方以争国本为首，以三案为余波，相攻不已。南衙北司之争唐代后期处廷官僚集团和内廷宦官集团争夺权力的斗争。南衙，指位于宫城南的以宰相为首的政府机构，北司，指宫禁以北宦官所在的内侍省。唐玄宗时，宦官势力逐渐增长，他所宠幸的宦官高力士等把持了呈进章奏、承宣诏命之权。安史之乱后，宦官又逐渐掌握了军权，如肃宗时设立的观军容使、代宗时出现的掌枢密。德宗时更设立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典禁军，与二枢密使合称“四贵”，得预机密，形成宦官专权的局面。他们挟制皇帝，废立由己，左右朝政，引起皇帝和朝官及士人的不满和反对，因而唐后期多次发生两大集团的对立和斗争。顺宗即位，启用东宫旧臣王叔文等人，与刘禹锡、柳宗元等结成联盟，实行“永贞革新”，共谋打击宦官势力，不幸失败。文宗大和八年（834）和九年，文宗深患宦官擅权，擢用李训、郑注，谋诛宦官，以大明宫左金吾厅后石榴夜有甘露，诱使中尉、枢密等观看，以图一举铲除宦官集团，事败，株连者千余人，史称“甘露之变”。唐末农民大起义后，中央的宦官和朝臣各自拉拢一部分藩镇势力以相抗争。南衙北司之争一直持续到唐王朝灭亡。

起居注虽然记录了皇帝的言行，但是皇帝是不能看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担心皇帝干扰记录的客观性。因为，人非圣贤，不可能所有行为都正确，但是负责记录的官员，却会把所有的事情记录下来。而其中一些不良行为，皇帝肯定不希望流传出去，这样会影响形象的。有些皇帝就会忍不住，担心自己的不良行为会被记录下来，让自己的形象受到影响。唐太宗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有次，唐太宗想看起居注，被大臣朱子奢劝住了。但是，没过多久，他还是忘不了这事。有次又提出要看起居注，当时负责此事的官员是褚遂良，又被拒绝了。时隔一年之后，唐太宗又提出了相同的要求。虽然被大臣再次阻止，但是这次唐太宗比较强硬，铁了心要看，而且还找了个借口：借鉴之前的过错，以后会更加严于律己。最后，负责此事的房玄龄不得不对起居注进行删减，呈给唐太宗过目。很多人就因为此事，认为唐太宗时期的史书、起居注不太可信，都进行了美化。封建社会的本质，决定了皇权的至高无上。虽然规定皇帝不允许看起居注，但是如果皇帝动用权力，想要翻看甚至修改起居注，即使有正直的大臣出面阻止，在皇权面前也会显得无可奈何。所以，在根据当前留下来的起居注研究历史时，同样需要我们认真思考，记录是否真实可信。扩展资料起居注是我国古代记录帝王的言行录，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讲：”古之人君，左史记事，右史记言，所以防过失，而示后王。记注之职，其来尙矣。”从汉以后，几乎历代帝王都有起居注，但流传下来的很少。主要因其一般不外传，仅作为撰修国史的基本材料之一。负责修起居注的官员，在皇帝公开的各种活动中均随侍在旁，因此起居注记录的内容甚为广泛，包括除了皇帝宫中私生活外的种种言行，其编撰方式，可以分别说明如下：首先是关于礼仪方面的记事或是行踪，例如祭天、向皇太后问安等等。 再写皇帝的圣旨。 次写中央各部重要的奏折、题本。 后写地方大官的奏折。同类的事情中，则以事务轻重为顺序加以记载。在清朝以前，唯一较完整保存的是唐朝初年，由温大雅撰写的《大唐创业起居注》。 除此之外，明神宗的《万历起居注》，由于有多种抄本传世，故大部分的内容得以保存。 此外，在清朝，由于辑佚学的盛行，黄奭从类书中，辑录有多种的晋朝起居注。 由于年代较近，清代的起居注保存较为完整。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湾的国立故宫博物院各藏有3000余册的清代起居注，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也藏有少量的起居注。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起居注凤凰网资讯-唐太宗与《起居注》

在明朝那些事儿6里，是“这就好比拍了照片存电脑，又把电脑拿出去给人修”，是申时行密信走光的事。在明朝那些事儿6里，万历争国本中间的事。就是因为这件事，经历了大风大浪的申时行终究在阴沟里翻了船，告病回家，首辅（我记得）是有王锡爵接任

7本 第一部《洪武大帝》（后又名《朱元璋卷》）　　 第1部 朱元璋生于乱世之中，背负着父母双亡的痛苦，从赤贫起家，他没有背景，没有后台，没有依靠，他的一切都是自己争取来的，他经历千辛万苦，无数次躲过死神的掌握，从死人堆里爬起来，掩埋战友的尸体，然后继续前进，继续战斗。　　朱元璋的那个时代有着无数的厉害角色，陈友谅、张士诚、王保保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朱元璋用他惊人的军事天赋战胜了这些敌人，　　可以说，在那个时代，最优秀统帅的称号非朱元璋莫属。　　他几乎是赤手空拳，单枪匹马凭借着自己的勇气和决心建立了庞大的帝国。　　驾崩后传位于长子朱标之子朱允炆。　　后朱棣以“靖难之役”的名义夺位。 　　 第2部 第二部《万国来朝》　　内容自永乐夺位的“靖难之役”后开始，先叙述了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永乐大帝事迹——挥军北上五征蒙古，郑和七下西洋，修筑《永乐大典》，南下讨平安南等等，后来永乐于北伐蒙古归来途中病逝，明朝在经历了比较清明的“仁宣之治”后，开始进入动荡时期。大宦官王振把持朝政胡作非为，导致二十万精兵丧于一旦，幸亏著名忠臣于谦在“京城保卫战”中力挽狂澜，挽救了明帝国，但随即又在两位皇帝争夺皇位的“夺门之变”后被害身亡。　　这一系列的事件和人物都精彩无比，可说高潮迭起，令人目不暇接、欲罢不能。　　第三部《妖孽宫廷》 第3部 　　接续上篇，从明英宗朱祁镇成功复辟的“夺门之变”后写起，叙述了忠奸不分的朱祁镇听信谗言，杀害曾救其于危难之际的大功臣于谦，而这也成为他继“土木堡之变”后在历史上留下的又一大污点。而在他病逝后，相继继位的两位皇帝宪宗和孝宗，一个懦弱不堪无所作为……　　 第4部 第四部《粉饰太平》　　从嘉靖即位、议礼之争开始。嘉靖皇帝借议礼之争清除了一批前朝旧臣，总揽大权。此后他的生活日渐腐化，一心想得道成仙，国家大事抛诸脑后，奸相严嵩因此得以长期把持大权。同时大明财政空虚，兵备废弛，东南沿海的倭寇和北方的蒙古成为明朝的心腹大患。　　 第5部 第五部《帝国飘摇》　　内容分两大部分，一为内争，一为外战。内争写严嵩倒台后徐阶、高拱、张居正三人各施手段，你方唱罢我登场。三人都是实干家，都为中兴朝廷呕心沥血；同样又都是阴谋家，铲除异己心狠手辣。而这两者均以张居正为最：改革遗惠万民，荼毒殃及门生。外战亦即援朝抗日战争，场面波澜壮阔，运筹神鬼莫测，更塑造了李如松、李舜臣、邓子龙等一系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英雄人物形象。　　虽然一样是说史，但当年明月用的笔法，却不是以往那些史书笔法。而是一种充满了活力和生气，字字都欲跃然而出的鲜灵笔法，在他笔下，人物不再是一个刻板的名字和符号，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那些事件更是跌宕起伏，叫人读来欲罢不能。　　 第六部《日落西山》　　 第6部 主要讲述了晚明由“三大案”引发的党争，魏忠贤兴起及袁崇焕之奋战。自张居正去世后，便无人敢管万历，为争国本、查妖书、打闷棍，他与大臣展开拉锯战，三十年不上朝。东林党却因此发展壮大，为把持朝政，与齐、楚、浙三党明争暗斗，借国本之争，扶持明光、熹宗二帝即位，成功掌握政权。魏忠贤以平民出身，利用熹宗昏庸，又傍上皇帝乳母客氏，与东林党展开对决。在外，援朝抗日战争后，明防御线转至辽东。没落贵族之后李成梁打蒙古、灭女真，成为一代枭雄，却养虎为患，努尔哈赤借机兴起，统一后金。为抗金、守城、夺失地，在帝师孙承宗的带领下，袁崇焕从一介文人成长为边疆大将，坚守孤城，最终击败努尔哈赤。　　 大结局 　　第七部《大结局》　　《明朝那些事儿 7: 大结局》是对这样一段历史进行了分析梳理，引人思索：明朝最后一位皇帝，自来有许多传说。关于崇祯究竟是一个昏庸无能的皇帝，还是一个力图奋起的人，一直众说纷纭。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残酷的时代，也是一个精彩的时代。在这一时期，北方的后金势力崛起，经过努尔哈赤的经营，势力急剧壮大。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即位。袁崇焕就在这一时期迈上了历史的舞台。本文作者告诉我们，袁崇焕这个民族英雄，在历史上不过是个二流角色。为什么这样评价？因为我们所了解的历史是远远不够的，在这背后，还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关于袁崇焕的死因，更是与我们之前知道的历史大不一样：一场与他无关的争权夺利，把他送上了死刑台。大明的动乱此时才不过刚刚开始，随后陕西等地爆发了各路义军。也许你知道闯王高迎祥、闯将李自成、八大王张献忠，但你知道“薛仁贵”、“曹操”和“刘备”也到明末来了么？这绝对不是穿越小说里的场景。而你又知道竟然有义军队伍叫“逼上路”、“鞋底光”、“一块云”，甚至“三只手”这样的名字吗？　　《明朝那些事儿 7: 大结局》作者当年明月一如既往地用诙谐的笔调，告诉你历史的真相，以及纠缠在历史背后那些汹涌澎湃的暗流。

齐党是亓诗教所创 亓诗教为官期间陷入明末党争之中。公元1614年（万历四十一年），方从哲入阁为相，依附者众多。亓诗教为方从哲门生，齐党首领，自然春风得意，一直持续到万历四十七年。其间齐、楚、浙三党权倾朝野，炙手可热。万历四十八年，给事中惠世扬、程诠相继弹劾方从哲，方从哲被迫辞官后，齐楚浙三党之魁失去靠山，相继引去，作为齐党之首的亓诗教于天启元年三月乞归故里。熹宗继位后，东林党得到重用，齐楚浙三党的一些重要成员不断受到东林党的弹劾追论。其间宦官魏忠贤取得司礼太监的重要职位，他内结王体乾、李承贞，外结亓诗教推举的方从哲的老乡，权势日盛，把持朝政。天启四年，方从哲的老乡冯佺在魏忠贤亲信鲁生的极力推荐下登上相位。天启五年九月，亓诗教被冯佺召回京城，升为督察院右佥都御史，随后巡抚河南等处地方，并提督军务，兼理河道，一直外放。天启六年仲夏，亓诗教自开封抱病而归。思宗继位后，清洗阉党，亓诗教被列入逆案，赎徒为民。他回乡后隐居城南苍龙峡，著有《饥民疏》《清闲词》《胡公去恩碑》《石痴居士传》《石痴诗集序》等文留世，约在崇祯末年去世，葬在苍龙峡西侧。 齐楚浙党明末官僚机构中因地缘关系结成的政治派系，浙党、齐党、楚党的合称。明中叶以后，严重的政治统治危机和财政危机，加深了社会矛盾，同时也使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趋激烈。万历三十三年(1605)被罢官的吏部郎中顾宪成回到家乡无锡后，与高攀龙等讲学於东林书院(见书院)，讽议时政，要求改良政治，以缓和统治危机，得到在野及部分在朝士大夫的呼应，形成了一种颇有影响的政治势力，被代表大地主集团的反对派称为东林党。在顾宪成罢官同年，浙江宁波人沈一贯入阁成为大学士，几年后任首辅，他纠集在京的浙江籍官僚，结成东林党的反对派，被称作“浙党”。此外，朝中官僚组成的东林党的反对派还有“齐党”(以开诗教籍贯山东而得名)，“楚党”(以官应震、吴亮嗣籍贯湖广而得名)。以及“宣党”、“昆党”等，也都是以地缘关系结成的党派。浙党势力最大，齐党、楚党皆依附於它，联合攻击东林党，以排除异己为能事，故合称“齐楚浙党”。东林党与他们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党争始於争国本，既而争“挺击”、“红丸”、“移宫”三案，绵延数十年。对立双方还都利用每六年一次的京察(见考察)作为排挤打击对方的手段，使明末考核京官的制度成为党争的工具。万历三十三年东林党人、都御史温纯和吏部侍郎杨时乔主持京察，贬谪浙党官员钱梦皋、锺兆斗等，沈一贯从中阻挠。三十九年北京京察驱逐齐楚浙党官员，而南京京察主持在齐楚浙党人手中，又大肆贬谪东林党人。四十五年浙党主京察，也大肆斥逐东林党人。浙党当政时期腐败无能，直接导致了萨尔浒之战的失败。天启三年(1623)东林党人主京察，又尽逐齐楚浙党。宦官魏忠贤得势后，齐楚浙党大多投靠其门下，形成阉党，怂恿魏忠贤残酷镇压东林党人，编造黑名单《点将录》、《天鉴录》、《同志录》等，兴起党狱，企图将东林党人一网打尽。崇祯即位后，虽除掉魏忠贤，但阉党势力仍存於朝中，继续排斥东林党人，直至明亡。

明万历朝，因立太子曾引起朝廷激烈的争论。万历帝长子朱常洛为太后宫女王氏所生， 极受冷遇；而宠妃郑贵妃所生皇三子朱常洵为万历帝所钟爱，郑氏与万历帝“密誓”立常洵为太子。朝臣依据封建王朝太子立嫡，无嫡立长的法纲力争，但万历帝总以各种借口拖延，直至皇太后施加压力，始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同时也封常洵为 福王，藩国洛阳，这就是万历朝围绕确立太子争论了15年的“争国本”斗争。从万历二 十九年（1601年）至四十二年（1614年），又斗争了13年，直至福王离开北京赴洛阳就 国才真正确立了朱常洛的太子地位。但宫闱的权力之争仍未停止。

和稀泥的艺术对申时行而言，江东之这一类人实在是小菜一碟。在朝廷里待了二十多年，徐阶、张居正这样的超级大腕他都应付过去了，混功已达出神入化的地步，万历五年（1577年）出山的这帮小喽自然不在话下。混是一种生活技巧，除个别二杆子外，全世界人民基本都会混，因为混并不影响社会进步。人类发展，该混就混，该干就干，只混不干的，叫做混混儿。申时行不是混混儿，混只是他的手段，干才是他的目的。一般说来，新官上任，总要烧三把火，搞点政绩，大干特干。然而综观申时行当政以来的种种表现，就会惊奇地发现，他的大干，就是不干，他的作为，就是不作为。申时行干的第一件事情，是废除张居正的考成法。这是极为出人意料的一招，因为在很多人看来，申时行是张居正的嫡系，毫无理由反攻倒算。但申时行就这么干了，因为这样干，是正确的。考成法，是张居正改革的主要内容，即工作指标层层落实，完不成轻则罢官，重则坐牢，令各级官员闻风丧胆。在很长时间里，这种明代的打考勤，发挥了极大效用，有效提高了官员的工作效率，是张居正的得意之作。但张先生并不知道，考成法有一个十分严重的缺陷。比如朝廷规定，户部今年要收一百万两税银，分配到浙江，是三十万，这事就会下派给户部浙江司郎中（正五品），由其监督执行。浙江司接到命令，就会督促浙江巡抚办理。巡抚大人就会去找浙江布政使，限期收齐。浙江布政使当然不会闲着，立马召集各级知府，限期收齐。知府大人回去之后召集各级知县，限期收齐。知县大人虽然官小，也不会自己动手，回衙门召集衙役，限期收齐。最后干活的，就是衙役，他们就没办法了，只能一家一家上门收税。明朝成立以来，大致都是这么个干法，就管理学而言，还算比较合理，搞了两百多年，也没出什么大问题。考成法一出来，事情就麻烦了。原先中央下达命令，地方执行，就算执行不了，也好商量。三年一考核，灾荒大，刁民多，今年收不齐，不要紧，政策灵活掌握，明年努力，接着好好干。考成法执行后，就不行了，给多少任务，你就得完成多少，缺斤少两自己补上，补不上就下课受罚。这下就要了命了，衙役收不齐，连累知县，知县收不齐，连累知府，知府又连累布政使，一层层追究责任。大家同坐一条船，出了事谁也跑不掉。与其自下而上垮台，不如自上而下压台。随着一声令下，各级官吏纷纷动员起来，不问理由，不问借口，必须完成任务。于是顺序又翻了过来，布政使压知府，知府压知县，知县压衙役，衙役……就只能压老百姓了。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上级压下级，下级压百姓，一般年景，也还能对付过去，要遇上个灾荒，那就惨了，衙役还是照样上门，说家里遭灾，他点头，说家里死人，他还点头，点完头该交还得交。揭不开锅也好，全家死绝也罢，收不上来官就没了，你说我收不收？以上还算例行公事，到后来，事情越发恶劣。由于考成法业绩和官位挂钩，工作完成越多，越快，评定就越好，升官就越快，所以许多地方官员开始报虚数，狗不拉屎的穷乡僻壤，也敢往大了报，反正自己也不吃亏。可是朝廷不管那些，报了就得拿钱，于是挨家挨户地收，收不上来就逼，逼不出来就打，打急了就跑。而跑掉的这些人，就叫流民。流民，是明代中后期的一个严重问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社会不安定因素。这些人离开家乡，四处游荡，没有户籍，没有住所，也不办暂住证，经常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到万历中期，流民数量已经十分惊人，连当时的北京市郊，都盘踞着大量流民，而且这帮人一般都不是什么老实巴交的农民，偷个盗抢个劫之类的，都是家常便饭，朝廷隔三差五就要派兵来扫一次，十分难办。而这些情况，是张居正始料未及的。于是申时行毅然废除了考成法，并开辟了大量田地，安置各地的流民耕种，社会矛盾得以大大缓解。废除考成法，是申时行执政的一次重要抉择，虽然是改革，却不用怎么费力，毕竟张居正是死人兼废人，没人帮他出头，他的条令不废白不废。但下一次，就没这么便宜的事了。万历十八年（1590年），副总兵李联芳带兵在边界巡视的时候，遭遇埋伏，全军覆灭。下黑手的，是蒙古鞑靼部落的扯立克。事情闹大了，因为李联芳是明军高级将领，鞑靼部落把他干掉了，是对明朝政府的严重挑衅。所以消息传来，大臣们个个摩拳擦掌，打算派兵去收拾这帮无事生非的家伙。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非打不可了，堂堂大明朝，被人打了不还手，当缩头乌龟，怎么也说不过去。而且这事闹得皇帝都知道了，连他都觉得没面子，力主出兵。老板发话，群众支持，战争已是势在必行，然而此时，申时行站了出来，对皇帝说：“不能打。”在中国历史上，但凡国家有事，地方被占了，人被杀了，朝廷立马就是群情激奋，人人喊打，看上去各个都是民族英雄，正义化身，然而其中别有奥秘：临战之时，国仇家恨，慷慨激昂，大家都激动。在这个时候，跟着激动一把，可谓是毫无成本，反正仗也不用自己打，还能落个名声，何乐而不为。主和就不同了，甭管真假，大家都喊打，你偏不喊，脱离群众，群众就会把你踩死。所以主战者未必勇，主和者未必怯。主和的申时行，就是一个勇敢的人。事实证明，他的主张十分正确。因为那位下黑手的扯立克，并不是一般人，他的身份，是鞑靼的顺义王。顺义王，是当年明朝给俺答的封号，这位扯立克就是俺答的继任者，但此人既不顺，也不义，好好的互市不干，整天对外扩张，还打算联合蒙古、西藏各部落，搞个蒙古帝国出来和明朝对抗。对这号人，打是应该的，但普鲁士伟大的军事家克劳塞维茨说过，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打仗说穿了，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对方听话，如果有别的方法能达到目的，何必要打呢？申时行找到了这个方法。他敏锐地发现，扯立克虽然是顺义王，但其属下却并非铁板一块，而是由各个部落组成，各有各的主张。大多数人和明朝生意做得好好的，压根儿不想打仗，如果贸然开战，想打的打了，不想打的也打了，实在是得不偿失。分化瓦解才是上策。所以申时行反对。当然，以申时行的水平，公开反对这种事，他是不会干的。夜深人静，独自起草，秘密上交，事情干得滴水不漏。万历接到奏疏，认可了申时行的意见，同意暂不动兵，并命令他全权处理此事。消息传开，一片哗然，但皇帝说不打，谁也没办法找皇帝算账，申时行先生也是一脸无辜：我虽是朝廷首辅，但皇帝不同意，我也没办法。仗是不用打了，但这事还没完。申时行随即下令兵部尚书郑洛，在边界集结重兵，也不大举进攻，每天就在那里蹲着，别的部落都不管，专打扯立克，而且还专挑他的运输车队下手，抢了就跑。这种打法毫无成本，且收益率极高，明军乐此不疲，扯立克却是叫苦不迭，实在撑不下去了，只得率部躲得远远的。就这样，不用大动干戈，不费一兵一卒，申时行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恢复了边境的和平。虽然张居正死后，朝局十分复杂，帮派林立，申时行却凭借着无人能敌的“混功”，应对自如，游刃有余。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但自己能混，还无私地帮助不能混的同志，比如万历。自从登基以来，万历一直在忙两件事，一是处理政务，二是搞臭张居正。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两件事，其实是一件事。因为张居正实在太牛了，当了二十六年的官，十年的“皇帝”（实际如此），名气比皇帝还大，虽然人死了，茶还烫得冒泡，所以不搞臭张居正，就搞不好政务。但要干这件事，自己是无从动手的，必须找打手，万历很快发现，最好的打手，就是言官和大臣。张居正时代，言官大臣都不吃香，被整得奄奄一息，现在万历决定，开闸，放狗。事实上，这帮人的表现确实不错，如江东之、李植、羊可立等人，虽说下场不怎么样，但至少在工作期间，都尽到了狗的本分。看见张居正被穷追猛打，万历很高兴，看见申时行被牵连，万历也不悲伤。因为在他看来，这不过是轻微的副作用，敲打一下申老师也好，免得他当首辅太久，再犯前任（张居正）的错误。他解放言官大臣，指挥自若，是因为他认定，这些人将永远听从他的调遣。然而他并不知道，自己犯下了一个多么可怕的错误。因为就骂人的水平而言，言官大臣和街头骂街大妈，只有一个区别：大妈是业余的，言官大臣是职业的。大妈骂完街后，还得回家洗衣做饭，言官大臣骂完这个，就会骂下一个。所以，当他们足够壮大之后，攻击的矛头将不再是死去的张居正，或是活着的申时行，而是至高无上的皇帝。对言官和大臣们而言，万历确实有被骂的理由。自从万历十五年（1587年）起，万历就不怎么上朝了，经常是“偶有微疾”，开始还真是“偶有”，后来就变成常有，“微疾”也逐渐变成“头晕眼黑，力乏不兴”，总而言之，大臣们是越来越少见到他了。必须说明的是，万历是不上朝，却并非不上班，事情还是要办，就好比说你早上起床，不想去单位，改在家里办公，除了不打考勤，少见几个人外，也没什么不同，后世一说到这位仁兄，总是什么几十年不干活之类，这要么是无意的误解，要么是有意的污蔑。在中国当皇帝，收益高，想要啥就有啥，但风险也大，屁股上坐的那个位置，只要是人就想要。因此今天这里搞阴谋，明天那里闹叛乱，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悬，几天不看公文，没准刀就架在脖子上了。但凡在位者，除了个把弱智外，基本上都是怀疑主义者，见谁怀疑谁。万历自然也不例外，事实上，他是一个权力欲望极强，工于心计的政治老手。所有的人都只看到他不上朝的事实，却无人察觉背后隐藏的奥秘。在他之前，有无数皇帝每日上朝理政，费尽心力，日子过得极其辛苦，却依然是脑袋不保，而他几十年不上朝，谁都不见，却依然能够控制群臣，你说这人厉不厉害？但言官大臣是不管这些的，在他们的世界观里，皇帝不但要办事，还要上班，哪怕屁事儿没有，你也得坐在那儿，这才叫皇帝。万历自然不干，他不干的表现就是不上朝，言官大臣也不干，他们不干的表现就是不断上奏疏。此后的几十年里，他们一直在干同样的事情。隐私问题万历十四年（1586年）十月，这场长达三十余年的战争正式拉开序幕。当时的万历，基本上还属于上朝族，只是偶尔罢工而已，就这样，也没躲过去。第一个上书的，是礼部祠祭司主事卢洪春，按说第一个不该是他，因为这位仁兄主管的是祭祀，级别又低，平时也不和皇帝见面。但这一切并不妨碍他上书提意见，他之所以不满，不是皇帝不上朝，而是不祭祀。卢洪春是一个很负责的人，发现皇帝不怎么来太庙，又听说近期经常消极怠工，便上书希望皇帝改正。本来是个挺正常的事，却被他搞得不正常。因为这位卢先生除了研究礼仪外，还学过医，有学问在身上，不显实在对不起自己，于是乎发挥其特长，写就奇文一篇，送呈御览。第二天，申时行奉命去见万历，刚进去，就听到了这样的一句话：“卢洪春这厮！肆言惑众，沽名讪上，好生狂妄！着锦衣卫拿在午门前，着实打六十棍！革了职为民当差，永不叙用！”以上言辞，系万历同志之原话，并无加工。很久很久以前，这厮两个字就诞生了，在明代的许多小说话本中，也频频出现，其意思依照现场情况，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从这家伙、这小子、到这浑蛋，这王八蛋，不一而足。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两字不是好话，是市井之徒的常用语，皇帝大人脱口而出，那是真的急了眼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卢洪春的那篇奏疏，你看你也急。除了指责皇帝陛下不该缺席祭祀外，卢主事还替皇帝陛下担忧其危害：“陛下春秋鼎盛，精神强固，头晕眼黑之疾，皆非今日所宜有。”年纪轻轻就头晕眼黑，确实是不对的，确实应该注意，到此打住，也就罢了。可是担忧完，卢先生就发挥医学特长：“医家曰：气血虚弱，乃五劳七伤所致，肝虚则头晕目眩，肾虚则腰痛精泄。”气血虚弱，肝虚肾虚，症状出来了，接着就是分析原因：“以目前衽席之娱，而忘保身之术，其为患也深。”最经典的就是这一句。所谓衽席之娱，是指某方面的娱乐，相信大家都能理解，综合起来的意思是：皇帝你之所以身体不好，在我看来，是因为过于喜欢某种娱乐，不知收敛保养，如此下去，问题非常严重。说这句话的，不是万历他妈，不是他老婆，不是深更半夜交头接耳，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而是一个管礼仪的六品官，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上书，且一言一语皆已千古流传。再不收拾他，就真算白活了。命令下达给了申时行，于是申时行为难了。这位老油条十分清楚，如果按照万历的意思严惩卢洪春，言官们是不答应的，如果不处理，万历又不答应。琢磨半天，想了办法。他连夜动笔，草拟了两道文书，第一道是代万历下的，严厉斥责卢洪春，并将其革职查办。第二道是代内阁下的，上奏皇帝，希望能够宽恕卢洪春，就这么算了。按照他的想法，两边都不得罪，两边都有交代。事实证明，这是幻想。首先发作的是万历，这位皇帝又不是傻子，一看就明白申时行耍两面派，立即下令，即刻动手打屁股，不得延误。此外他还不怀好意地暗示，午门很大，多个人不嫌挤。午门就是执行廷杖的地方，眼看自己要去垫背，申时行随即更改口风，把卢洪春拉出去结结实实地打了六十棍。马蜂窝就这么捅破了。言官们很惭愧，一个礼部的业余选手，都敢上书，勇于曝光皇帝的私生活，久经骂阵的专业人才竟然毫无动静，还有没有职业道德？于是大家群情激愤，以给事中杨廷相为先锋，十余名言官一拥而上，为卢洪春喊冤翻案。面对漫天的口水和奏疏，万历毫不退让。事实上，这是一个极端英明的抉择：一旦让步，从宽处理了卢洪春，那所谓“喜欢某种娱乐，不注意身体”的黑锅，就算是背定了。但驳回去一批，又来一批，言官们踊跃发言，热烈讨论，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说白不说。万历终于恼火了，他决定罚款，带头闹事的主犯罚一年工资，从犯八个月。对言官而言，这个办法很有效果。在明代，对付不同类别的官员，有不同的方法：要折腾地方官，一般都是降职，罚工资没用，因为这帮人计划外收入多，工资基本不动，罚光了都没事。言官就不同了，他们都是靠死工资的，没工资日子就没法过，一家老小只能去喝西北风，故十分害怕这一招。于是风波终于平息，大家都消停了。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对此，申时行有很深的认识，作为天字第一号混事的高手，他既不想得罪领导，又不想得罪同事，为实现安定团结，几十年如一日地和稀泥。然而随着事件的进一步发展，他逐渐意识到，和稀泥的幸福生活长不了。因为万历的生活作风，是一天不如一天了。事实上，卢洪春的猜测很可能是正确的，二十多岁的万历之所以不上朝，应该是沉迷于某种娱乐，否则实在很难解释，整天在宫里待着，到底有啥乐趣可言。说起来，当年张居正管他也实在管得太紧，啥也不让干，吃个饭喝点酒都得看着，就好比高考学生拼死拼活熬了几年，一朝拿到录取通知书，革命成功，自然就完全解放了。万历同志在解放个人的同时，也解放了大家，火烧眉毛的事情（比如打仗，阴谋叛乱之类），看一看，批一批，其余的事，能不管就不管，上朝的日子越来越少。申时行很着急，但这事又不好公开讲，于是他灵机一动，连夜写就了一封奏疏。在我看来，这封文书的和稀泥技术，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文章大意是这样的：皇帝陛下，我听说您最近身体不好，经常头晕眼花（时作晕眩），对此我十分担心，我知道，您这是劳累所致啊，由于您经常熬夜工作，亲历亲为（一语双关，佩服），才会身体不好，为了国家，希望您能够清心寡欲，养气宁神（原文用词），好好保重身体。高山仰止，自惭形秽之感，油然而生。对于这封奏疏，万历还是很给了点面子，他召见了申时行，表示明白他的苦心，良药虽然苦口，却能治病，今后一定注意。申时行备感欣慰，兴高采烈地走了。但这只是错觉，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药到病除的药只有一种——毒药。事实证明，万历确实不是一般人，因为一般人被人劝，多少还能改几天，他却是一点不改，每天继续加班加点，从事自己热爱的娱乐。据说还变本加厉，找来了十几个小太监，陪着一起睡（同寝），也算是开辟了新品种。找太监这一段，史料多有记载，准确性说不好，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万历同志依旧是我行我素，压根儿不给大臣们面子。既然不给脸面，那咱就有撕破脸的说法。万历十七年（1589年）十二月，明代，不，是中国历史上胆最大、气最足的奏疏问世了，其作者，是大理寺官员雒于仁。雒于仁，字少泾，陕西泾阳人。纵观明清两代，陕西考试不大行，但人都比较实在，既不慷慨激昂，也不嗦嗦，说一句是一句，天王老子也敢顶。比如后世的大贪污犯和，最得意的时候，上有皇帝撑腰，下有大臣抬轿，什么纪晓岚、刘墉，全都服服帖帖，老老实实靠边站，所谓“智斗”之类，大都是后人胡编的，可谓一呼百应。而唯一不应的，就是来自陕西的王杰。每次和说话，文武百官都夸，王杰偏要顶两句，足足恶心了和十几年，又抓不到他的把柄，也只能是“厌之而不能去”（清史稿）。雒于仁就属于这类人，想什么就说什么，从不怕得罪人，而且他的这个习惯，还有家族传统：雒于仁的父亲，叫做雒遵，当年曾是高拱的学生，干过吏科都给事中。冯保得势的时候，骂过冯保，张居正得势的时候，骂过谭纶（张居正的亲信），为人一向高傲，平生只佩服一人，名叫海瑞。有这么个父亲，雒于仁自然不是孬种，加上他家虽世代为官，却世代不捞钱，穷日子过惯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不怕罚工资，不怕降职，看不惯皇帝了，就要骂。随即一挥而就，写下奇文一篇，后世俗称为“酒色财气疏”。该文主旨明确，开篇即点明中心思想：“陛下之恙，病在酒色财气者也，夫纵酒则溃胃，好色则耗精，贪财则乱神，尚气则损肝。”这段话用今天的话讲，就是说皇上你确实有病，什么病呢？你喜欢喝酒，喜欢玩女人，喜欢捞钱，还喜欢动怒耍威风，酒色财气样样俱全，自然就病了。以上是全文的论点。接下来的篇幅，是论据，描述了万历同志在喝酒玩女人方面的具体表现，逐一论证以上四点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比较长，就不列举了。综观此文，下笔之狠，骂法之全，真可谓是鬼哭狼嚎，就骂人的狠度和深度而言，雒于仁已经全面超越了海瑞前辈。雒遵同志如果在天有灵，应该可以瞑目了。更缺德的是，雒于仁的这封奏疏是十二月（农历）底送上去的，搞得万历自从收到这封奏疏，就开始骂，不停地骂，没日没夜地骂，骂得新年都没过好。骂过瘾后，就该办人了。万历十八年（1590年）正月初一，按照规矩，内阁首辅应该去宫里拜年，当然也不是真拜，到宫门口鞠个躬就算数，但这一次，申时行刚准备走人，就被太监给叫住了。此时，雒于仁的奏疏已经传遍内外，申先生自然知道怎么回事，不用言语就进了宫，看到了气急败坏的皇帝，双方展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对话（以下言语，皆出自申时行的原始记录）：万历：“先生看过奏本（指雒于仁的那份），说朕酒色财气，试为朕评一评。”申时行：……（还没说话，即被打断）万历：“他说朕好酒，谁人不饮酒？……又说朕好色，偏宠贵妃郑氏（即著名的郑贵妃），朕只因郑氏勤劳……何曾有偏？”喘口气，接着说：“他说朕贪财……朕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财皆朕之财！又说朕尚气……勇即是气，朕岂不知！人孰无气！”这口气出完了，最后得出结论：“先生将这奏本去票拟重处！”申时行这才搭上话：“此无知小臣误听道路之言……”（说到此处，又被打断）万历大喝一声：“他就是出位沽名！”申时行傻眼了，他在朝廷混了几十年，从未见过这幅场景，皇帝大人一副吃人的模样，越说越激动，唾沫星子横飞，这样下去，恐怕要出大事。于是他闭上了嘴，开始紧张地思索对策。既不能让皇帝干掉雒于仁，也不能不让皇帝出气，琢磨片刻，稀泥和好了。“他（指雒于仁）确实是为了出名（先打底），但陛下如果从重处罚他，却恰恰帮他成了名，反损皇上圣德啊！”“如果皇上宽容，不和他去一般见识，皇上的圣德自然天下闻名！”（继续戴高帽）在这堆稀泥面前，万历同志终于消了气：“这也说得是，如果和他计较，倒不是损了朕的德行，而是损了朕的气度！”上钩了，再加最后一句：“皇上圣度如天地一般，何所不容！”（圆满收工）万历沉默地点了点头。话说到这儿，事情基本就算完了，申时行定定神，突然想起了另一件事，一件极为重要的事。他决定趁此机会，解决此事。然而他正准备开口，却又听见了一句怒斥：“朕气他不过，必须重处！”万历到底是年轻人，虽然被申时行和了一把稀泥，依然不肯甘休，这会儿回过味来，又绕回去了。这事还他娘没完了，申时行头疼不已，但再头疼事情总得解决，如果任由万历发作胡来，后果将不堪设想。在这关键的时刻，申时行再次展现了他举世无双的混事本领，琢磨出了第二套和稀泥方案：“陛下，此奏本（雒于仁）原本就是讹传，如果要重处雒于仁，必定会将此奏本传之四方，反而做了实话啊！”利害关系说完，接下来该掏心窝了：“其实原先我等都已知道此奏疏，却迟迟不见陛下发阁（内阁）惩处（学名：留中），我们几个内阁大学士在私底下都互相感叹，陛下您胸襟宽容，实在是超越千古啊。”（马屁与说理相结合）“所以以臣等愚见，陛下不用处置此事，奏疏还是照旧留存吧，如此陛下之宽容必定能留存史书，传之后世，千秋万代都称颂陛下是尧舜之君，是大大的好事啊！”据说拍马屁这个行当，最高境界是两句古诗，所谓“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在我看来，申时行做到了。但申先生还是低估了万历的二杆子性格，他话刚讲完，万历又是一声大吼：“如何设法处他？只是气他不过！”好话说一堆，还这么个态度，那就不客气了：“此本不可发出，也无他法处之，还望皇上宽恕，容臣等传谕该寺堂官（即大理寺高级官员），使之去任可也。”这意思就是，老子不和稀泥了，明白告诉你，骂你的这篇文章不能发，也没办法处理，最多我去找他们领导，把这人免职了事，你别再闹了，闹也没用。很明显，万历虽然在气头上，却还是很识趣的。他清楚，目前形势下，自己不能把雒于仁怎么样，半天一言不发。申时行明白，这是默认。万历十八年（1590年）的这场惊天风波就此了结，雒于仁骂得皇上一无是处，青史留名，却既没掉脑袋，也没有挨板子，拍拍屁股就走人了。而气得半死的万历终于认定，言官就是浑蛋，此后的几十年里，他都保持着相同的看法。最大的赢家无疑是申时行，他保护了卢洪春、保护了雒于仁，安抚了言官大臣，也没有得罪皇帝，使两次危机成功化解，无愧为和稀泥的绝顶高手。自万历十一年（1583年）执政以来，申时行经历了无数考验，无论是上司还是同僚，他都应付自如。七年间，上哄皇帝，下抚大臣，即使有个把不识趣、不配合的，也能被他轻轻松松地解决掉，混得可谓如鱼得水。然而正是这一天，万历十八年（1590年）正月初一，在解决完最为棘手的雒于仁问题后，他的好运将彻底结束。因为接下来，他说了这样一句话：“臣等更有一事奏请。”虽然雒于仁的事十分难办，但和申时行即将提出的这件事相比，只能说是微不足道。他所讲的事情，影响了无数人的一生，以及大明王朝的国运，而这件事情，在历史上有个专用名词：“争国本”。

明1586年，一场将要持续近15年的“国本之争”正式拉开了帷幕。表面上看，这场国本之争说白了就是为了确定太子的最终人选，可其背后，却隐藏着皇权与相权，甚至是官僚集团内部等诸多盘根错节的政治斗争。正如史书所说，“国本论起，而朋党以分，朝堂水火矣。争国本者，竟满公车。”而且在这场“国本之争”爆发四年后，面对愈演愈烈的党争局势，身为明朝的实际统治者，明神宗朱翊钧非但不加以调控阻止，反而选择了退居幕后，不闻不问。自此开始了他“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的怠政生涯。这又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明神宗就不担心朝堂局势没有了他的控制，继而失控崩溃吗？明朝党争愈演愈烈而且，明朝当时的党争局势，还跟其他封建政权的党争不太一样，并非只是一个党派斗一个党派，而是一个党派同时针对明朝朝堂其他所有的党派。这也就意味着明神宗当时所面临的情况，亦或者国本之争之所以能持续近15年，绝非只是因为两个各自独立的党派形成了一种势均力敌的场面。而是形成了一种某一个党派一家独大，继而其他党派为了不让自身的利益受损，这才临时联合起来，继而共同对抗这个最大党派的情况。相比于那种势均力敌的场景，这个一个同时针对多个党派的朝堂斗争明显要更为复杂的多。就拿明神宗当时所面临的情况来说，当时朝堂最大的党派是以沈一贯、方从哲为首的“浙党”，他们力主拥立朱常洛为太子，且代表了明朝大多数官员的意向。但这个时候的明神宗却不想册封朱常洛，而是想册封“朱常洵”为太子。不过随着时间的变迁，期间虽然波折不断，但朱常洛总算还是顺利的当了太子。这段时期，便是前文所说的皇权与相权的斗争，且明显皇权意志受到了压制。但大家以为到这里就结束了吗？并没有，相反，这里的皇权意志受压制还只是一个开始。

　　封建时代的皇帝贵为一朝天子，掌握军国大权，富甲天下，可谓尊贵至极，权力上也达到极致。可是自有那平民百姓“拼得一身剐，也敢把皇帝拉下马”。明朝末年，宦官专权，党争不断，皇帝的权力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其中有几个较有影响的事件“梃击、红丸、移宫”被后世称为“晚明三案”。　　事情要从明神宗朱翊钧的时候说起。神宗有两个儿子。长子朱常洛为王恭妃所生，次子朱常洵为郑贵妃所生。朱翊钧宠爱郑贵妃，有意立朱常洵为太子。根据明朝各代立皇太子的一般原则，应当是“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即嫡长子继承制。嫡子必须是皇后所生，现在皇后无子，自然应当以长子为尊。因此，多数大臣主张立朱常洛为太子。皇帝和大臣相持不下，册立太子一事久拖不决。此事自然错在神宗，但神宗贵为天子，对大臣们的干预当然很恼火。作为报复，他开始对国家事务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不上早朝，不批答奏章，不主持祭祀仪式，不出席讲筵（大臣向皇帝讲课），不任命官员。但是，他对聚敛钱财的事情却抓得很紧，委派宦官担任矿监、税使，搜括民脂民膏。而且每天都要饮酒，喝得烂醉如泥，醉酒之后还要大撒酒疯，左右说话稍不留意，就会被他下令责打致死。　　太子是“天下之本”，神宗朱翊钧与朝臣们在立太子一事上僵持了15年，历史上称之为“争国本”。最后，皇帝还是妥协了。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神宗册立朱常洛为太子，并封朱常洵为福王。照例，封王年满14岁即应前往封地，无事不得入京。朱常洵却假装不知，仍然滞留北京。　　太子虽立，福王仍未死心，“争国本”的事情还在继续。后来相继发生的“梃击”、“红丸”、“移宫”三大案，就是“争国本”的余波。　　梃击案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5月，一男子手持木棒，突然出现在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门前。他将守门太监一棒打倒，冲进门内，直闯太子寝殿，太监们慌忙将他捉住。神宗吩咐，将嫌犯送交皇城保卫部门审问，巡视皇城的御史刘廷元审问后向神宗报告。原来嫌犯名叫张差，家住蓟州井儿峪，行为癫狂，但相貌言谈颇为狡猾，应该严加讯问。神宗又吩咐送交刑部复审，刑部郎中胡士相复审后，认为张差确实是个疯子，并判了斩刑。提牢主事私下里套问张差，张差供出是宫里的太监将他引到慈庆宫门前的，提牢主事将这个口供转告给刑部侍郎张问达。　　事情传开后，很多朝臣都怀疑是郑贵妃和他的哥哥郑国泰阴谋策划借张差之手伤害太子。御史过庭后发文给蓟州地方官，命他们查明张差在井儿峪老家的情况。蓟州知州戚延龄经过调查认为张差在家里就已经得了疯癫病。张问达采纳刑部员外郎陆梦龙的意见，下令刑部十三司对张差进行会审。参加会审的其他官员都知道事关重大，不敢深究，惟独陆梦龙审问得特别认真。张差供出给他引路的太临是庞保、刘成两人，这两人对他说：“打死小爷（指朱常洛），有吃有穿”。庞保、刘成都是郑贵妃手下的太监，再往下查，势必牵连到郑贵妃。　　神宗朱翊钧已经25年不见群臣了，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他不出面就无法收拾。于是，他召见大学士方从哲、吴道南及文武百官，拉着太子朱常洛的手对他们说道：“这个儿子很孝顺，朕特别喜欢他。你们这些宫外的臣子，不要动不动就散布流言，离间朕父子！”他回头对朱常洛说道：“你有什么话，就在这里对他们统统说出来。”朱常洛对百官说道：“张差是疯癫之人，赶快把他处决算了。我父子何等亲爱！外面议论纷纷，都是不应该的！再议论下去，你们就是心目中没有国君的臣子，还害得我要成为不孝的儿子了！”神宗导演了这一幕父子双簧，群臣无话可说，“梃击”一案也就不了了之。　　红丸案　　泰昌元年（1620年）8月，明神宗朱翊钧当了48年皇帝后死去，朱常洛即位，史称明光宗。郑贵妃怕朱常洛对她报复，连忙想法讨好朱常洛。朱常洛当太子时，身边有两个姓李的选侍，号称东李西李。朱常洛特别宠爱西李，郑贵妃首先拉拢西李，她出面提议立西李为皇后，西李则提议封她为皇太后以作为报答。郑贵妃又挑选了8个美貌的女子送给光宗。朱常洛沉溺于女色，身体一下子垮下来。他吃了宦官崔文升进的泄药，一天要拉三四十次，人眼看着就要不行了，鸿胪寺丞李可灼自称有仙丹，治得了朱常洛的病。朱常洛一听说是“仙丹”，十分欢喜，连忙叫太监召李可灼进宫送药。李可灼进的药是一种红色的丸子。朱常洛吃了一颗，病情好像有了缓解，一再夸奖李可灼：“忠臣！忠臣！”下午三点多钟，朱常洛又吃下一颗红丸，想不到，第二天黎明，他就死掉了。算起来，明光宗朱常洛前前后后只当了一个月的皇帝。　　明光宗朱常洛暴死，朝中大哗。人们指责崔文升是郑贵妃的心腹，他故意用泄药，伤了朱常洛的元气，其罪不在张差之下。又指责李可灼结交宦官，妄进红丸，是导致朱常洛死亡的元凶。最后两人同时被处死，红丸案也没有能够进一步追查。　　移宫案　　乾清宫是内廷的正宫，只有皇帝皇后能够居住。光宗朱常洛病危时，住在乾清宫，西李随住。朱常洛临终前，召大臣入宫，西李见大臣们来了，带着朱常洛的长子朱由校避进内房。朱常洛吩咐群臣，封李选侍为贵妃，西李在里面听见了，唆使朱由校出来向父亲请求封李选侍为皇后。朱常洛当时没有答应，在场的臣子们对西李的做法十分不满。　　光宗朱常洛死后，西李仍住在乾清宫不走。她把朱由校带在身边，企图挟皇太子以自重。群臣求见皇太子，西李的亲信太监们挡在门前，不让他们进宫。兵部右给事中杨涟挺身而出，厉声斥责道：“你们这些奴才想干什么？我们都是受皇帝召见的，皇帝晏驾了，你们敢造反不成！”太监们这才让开。西李把朱由校藏在自已房里，不让出来。大学士刘一问：“太子到哪里去了？”太监们都不答话。东宫伴读王安走进房内，哄西李道：“太子出去一下就回来。”他把朱由校带到宫门口，西李又反悔了，叫太监把朱由校带回来。太监们上前拉住朱由校的衣服，朱由校一时也没有了主意。这时，杨涟上前将太监斥退。群臣簇拥着朱由校来到文华殿，随后又回到慈庆宫住下，准备登基。　　经过这一番短兵相接的争斗，群臣对西李更加愤慨，纷纷上书，要求西李搬出乾清宫。西李仗着自己从小把朱由校带大，派太监去叫朱由校，企图通过他来压制群臣。西李派出的太监被杨涟挡在麟趾门前,杨涟对他说：“殿下在东宫时是皇太子，现在已经是皇帝了。选侍有什么资格召见皇帝？你去传这个话，将来秋后算帐，即使不能把选侍怎么样，你却在劫难逃。”太监听他说得义正辞严，只得转身走了。　　第二天，群臣齐集慈庆宫外，要求朱由校下诏，令西李搬出乾清宫。杨涟提议由首辅方从哲进宫去催促朱由校,方从哲为人比较软弱，说：“迟搬几天也没什么要紧的。”杨涟说：“皇长子明天就要登基为天子，哪有天子住在太子宫里，反让一个选侍住在正宫里的道理！两宫圣母如果活着，也得夫死从子，选侍算个什么人，竟敢如此欺侮天子！”杨涟还表示：“今天要是选侍还不搬出乾清宫，我们死也不走！”其他朝臣也高声附议。在这种情势下，西李只得搬到鸾宫居住,鸾宫是宫女养老的地方。西李这一搬，说明她在政治上再也不能有所作为了,移宫案到此才告结束。　　http://bbs1.cqzg.cn/archiver/?tid-345960.html

是三大奇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 封建时代的皇帝贵为一朝天子，掌握军国大权，富甲天下，可谓尊贵至极，权力上也达到极致。可是自有那平民百姓“拼得一身剐，也敢把皇帝拉下马”。明朝末年，宦官专权，党争不断，皇帝的权力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其中有几个较有影响的事件“梃击、红丸、移宫”被后世称为“晚明三案”。 事情要从明神宗朱翊钧的时候说起。神宗有两个儿子。长子朱常洛为王恭妃所生，次子朱常洵为郑贵妃所生。朱翊钧宠爱郑贵妃，有意立朱常洵为太子。根据明朝各代立皇太子的一般原则，应当是“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即嫡长子继承制。嫡子必须是皇后所生，现在皇后无子，自然应当以长子为尊。因此，多数大臣主张立朱常洛为太子。皇帝和大臣相持不下，册立太子一事久拖不决。此事自然错在神宗，但神宗贵为天子，对大臣们的干预当然很恼火。作为报复，他开始对国家事务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不上早朝，不批答奏章，不主持祭祀仪式，不出席讲筵（大臣向皇帝讲课），不任命官员。但是，他对聚敛钱财的事情却抓得很紧，委派宦官担任矿监、税使，搜括民脂民膏。而且每天都要饮酒，喝得烂醉如泥，醉酒之后还要大撒酒疯，左右说话稍不留意，就会被他下令责打致死。 太子是“天下之本”，神宗朱翊钧与朝臣们在立太子一事上僵持了15年，历史上称之为“争国本”。最后，皇帝还是妥协了。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神宗册立朱常洛为太子，并封朱常洵为福王。照例，封王年满14岁即应前往封地，无事不得入京。朱常洵却假装不知，仍然滞留北京。 太子虽立，福王仍未死心，“争国本”的事情还在继续。后来相继发生的“梃击”、“红丸”、“移宫”三大案，就是“争国本”的余波。 梃击案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5月，一男子手持木棒，突然出现在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门前。他将守门太监一棒打倒，冲进门内，直闯太子寝殿，太监们慌忙将他捉住。神宗吩咐，将嫌犯送交皇城保卫部门审问，巡视皇城的御史刘廷元审问后向神宗报告。原来嫌犯名叫张差，家住蓟州井儿峪，行为癫狂，但相貌言谈颇为狡猾，应该严加讯问。神宗又吩咐送交刑部复审，刑部郎中胡士相复审后，认为张差确实是个疯子，并判了斩刑。提牢主事私下里套问张差，张差供出是宫里的太监将他引到慈庆宫门前的，提牢主事将这个口供转告给刑部侍郎张问达。 事情传开后，很多朝臣都怀疑是郑贵妃和他的哥哥郑国泰阴谋策划借张差之手伤害太子。御史过庭后发文给蓟州地方官，命他们查明张差在井儿峪老家的情况。蓟州知州戚延龄经过调查认为张差在家里就已经得了疯癫病。张问达采纳刑部员外郎陆梦龙的意见，下令刑部十三司对张差进行会审。参加会审的其他官员都知道事关重大，不敢深究，惟独陆梦龙审问得特别认真。张差供出给他引路的太临是庞保、刘成两人，这两人对他说：“打死小爷（指朱常洛），有吃有穿”。庞保、刘成都是郑贵妃手下的太监，再往下查，势必牵连到郑贵妃。 神宗朱翊钧已经25年不见群臣了，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他不出面就无法收拾。于是，他召见大学士方从哲、吴道南及文武百官，拉着太子朱常洛的手对他们说道：“这个儿子很孝顺，朕特别喜欢他。你们这些宫外的臣子，不要动不动就散布流言，离间朕父子！”他回头对朱常洛说道：“你有什么话，就在这里对他们统统说出来。”朱常洛对百官说道：“张差是疯癫之人，赶快把他处决算了。我父子何等亲爱！外面议论纷纷，都是不应该的！再议论下去，你们就是心目中没有国君的臣子，还害得我要成为不孝的儿子了！”神宗导演了这一幕父子双簧，群臣无话可说，“梃击”一案也就不了了之。 红丸案 泰昌元年（1620年）8月，明神宗朱翊钧当了48年皇帝后死去，朱常洛即位，史称明光宗。郑贵妃怕朱常洛对她报复，连忙想法讨好朱常洛。朱常洛当太子时，身边有两个姓李的选侍，号称东李西李。朱常洛特别宠爱西李，郑贵妃首先拉拢西李，她出面提议立西李为皇后，西李则提议封她为皇太后以作为报答。郑贵妃又挑选了8个美貌的女子送给光宗。朱常洛沉溺于女色，身体一下子垮下来。他吃了宦官崔文升进的泄药，一天要拉三四十次，人眼看着就要不行了，鸿胪寺丞李可灼自称有仙丹，治得了朱常洛的病。朱常洛一听说是“仙丹”，十分欢喜，连忙叫太监召李可灼进宫送药。李可灼进的药是一种红色的丸子。朱常洛吃了一颗，病情好像有了缓解，一再夸奖李可灼：“忠臣！忠臣！”下午三点多钟，朱常洛又吃下一颗红丸，想不到，第二天黎明，他就死掉了。算起来，明光宗朱常洛前前后后只当了一个月的皇帝。 明光宗朱常洛暴死，朝中大哗。人们指责崔文升是郑贵妃的心腹，他故意用泄药，伤了朱常洛的元气，其罪不在张差之下。又指责李可灼结交宦官，妄进红丸，是导致朱常洛死亡的元凶。最后两人同时被处死，红丸案也没有能够进一步追查。 移宫案 乾清宫是内廷的正宫，只有皇帝皇后能够居住。光宗朱常洛病危时，住在乾清宫，西李随住。朱常洛临终前，召大臣入宫，西李见大臣们来了，带着朱常洛的长子朱由校避进内房。朱常洛吩咐群臣，封李选侍为贵妃，西李在里面听见了，唆使朱由校出来向父亲请求封李选侍为皇后。朱常洛当时没有答应，在场的臣子们对西李的做法十分不满。 光宗朱常洛死后，西李仍住在乾清宫不走。她把朱由校带在身边，企图挟皇太子以自重。群臣求见皇太子，西李的亲信太监们挡在门前，不让他们进宫。兵部右给事中杨涟挺身而出，厉声斥责道：“你们这些奴才想干什么？我们都是受皇帝召见的，皇帝晏驾了，你们敢造反不成！”太监们这才让开。西李把朱由校藏在自已房里，不让出来。大学士刘一问：“太子到哪里去了？”太监们都不答话。东宫伴读王安走进房内，哄西李道：“太子出去一下就回来。”他把朱由校带到宫门口，西李又反悔了，叫太监把朱由校带回来。太监们上前拉住朱由校的衣服，朱由校一时也没有了主意。这时，杨涟上前将太监斥退。群臣簇拥着朱由校来到文华殿，随后又回到慈庆宫住下，准备登基。 经过这一番短兵相接的争斗，群臣对西李更加愤慨，纷纷上书，要求西李搬出乾清宫。西李仗着自己从小把朱由校带大，派太监去叫朱由校，企图通过他来压制群臣。西李派出的太监被杨涟挡在麟趾门前,杨涟对他说：“殿下在东宫时是皇太子，现在已经是皇帝了。选侍有什么资格召见皇帝？你去传这个话，将来秋后算帐，即使不能把选侍怎么样，你却在劫难逃。”太监听他说得义正辞严，只得转身走了。 第二天，群臣齐集慈庆宫外，要求朱由校下诏，令西李搬出乾清宫。杨涟提议由首辅方从哲进宫去催促朱由校,方从哲为人比较软弱，说：“迟搬几天也没什么要紧的。”杨涟说：“皇长子明天就要登基为天子，哪有天子住在太子宫里，反让一个选侍住在正宫里的道理！两宫圣母如果活着，也得夫死从子，选侍算个什么人，竟敢如此欺侮天子！”杨涟还表示：“今天要是选侍还不搬出乾清宫，我们死也不走！”其他朝臣也高声附议。在这种情势下，西李只得搬到鸾宫居住,鸾宫是宫女养老的地方。西李这一搬，说明她在政治上再也不能有所作为了,移宫案到此才告结束

刺马案太平天国失败后，人们传言曾国藩有野心，其实他的部下早就怂恿他谋取帝位。在与太平军作战时，清廷不得不依重湘军，但是，如今太平军被“荡平”了，她能允许曾国藩在江南坐大吗东南卧着一只虎，她睡觉也不安心。于是她把曾国藩调离江宁，派马新贻任两江总督，迅速裁撤湘军。 江宁是湘军攻下来的，两江一直被湘军视为私地，他们在那里经营了数年，岂能轻易让给马新贻。马新贻几十年来一直没有自己的军队，了然一身来到江宁，如入龙潭虎穴。马新贻被刺，朝廷心中明白，为了不致激起兵变，动摇清王朝的统治，赶紧调曾国藩回莅江宁坐镇。从此，两江总督宝座长期掌握在湘系手中，其他人不敢问津。 太平天国失败后，湘军的劣根性充分暴露出来，他们比土匪还要凶残，明目张胆地肆疾抢掠。清末施行裁勇改兵制度以后，几万湘军士卒被裁撤，其中不乏将领。这些人并不回乡务农，而是到处游荡掳掠。有些人参加了哥老会，有些人本来就是哥老会成员。湘军裁撤扩大了黑势力，散兵游勇又与黑势力结合，成为社会的一大公害。马新贻在惩治散兵游勇时非常严厉，尤其是他任命以剽悍著称的袁保庆为营务处总管，抓到为害百姓、有非法行为的散兵游勇即就地正法。散兵游勇和黑势力对他恨之入骨。 那个曾给孙衣言透过口风的颜士璋颇有心计，他写了一本《南行日记》，记述了赴宁的全部过程。据他的曾孙颜牧皋说，日记中写道：“刺马案与湘军有关。”“刺马案背后有大人物主使。” 张汶详刺杀马新贻，在警卫森严的督署重地一扑而中。马新贻被刺后，立即有“刺马案”戏文上演，而且正值乡试，安徽学政殷兆镛出试题，竟然寓其讥讽，乔松年也来凑热闹，写了一首歪诗作证，湘军将领给张汶详立碑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刺马案是一件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谋杀事件。从案件的实施，到舆论的有力配合，以及对审案的精心策划和对结案的精明设计，都说明它出自高人之手。所谓“清宫四大奇案”是指“太后下嫁”、“顺治出家”、“雍正被刺”和“狸猫换太子”。 一、太后下嫁 太后下嫁就是太后下嫁摄政王。太后是指清太宗皇太极之妃、世祖福临的生母，卒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被谥为孝庄文皇后；摄政王即指摄政睿亲王多尔衮。孝庄文皇后系多尔衮之兄嫂，弟妻兄嫂，按照汉人道德观念来看，是一件太不光彩也太不文明的事。有清一代，对此讳莫如深，求其明文记载则无有也。 但清末才刊行的《苍水诗集》有句云“上寿称为合卺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宫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即是指太后下嫁这件事说的。诗作者张煌言是清初人，与多尔衮同时，所说当有所本。另据《朝鲜李朝实录》仁祖二十七年(1649年，清顺治六年)二月壬寅，亦有“皇父摄政王多尔衮”这样去“叔”字改称“皇父”的记载，它间接地透露了多尔衮称皇父“已为太上”与太后相对称，正是太后下嫁的一个旁证。何况多尔衮之改称“皇父”不但明载于《清实录》与蒋良骥《东华录》等书中，即当时流传到今的许多档册和文告中，于抬写皇上处，一并抬写摄政王，而摄政王之上，或冠以“皇叔父”，或冠以“皇父”字样。 我们也不要忘了另一个事实：满洲入关以前的社会性质虽已由奴隶制迅速向封建制过渡，但很早很早以前女真人的落后习俗，如弟娶兄妻、妻姑侄媳的一些群婚制的残余，延续到入关初年，也是不足为怪的。那么，太后下嫁这件事是可以相信确有其事的。 二、顺治出家 史载顺治十七年(1660年)八月十九日，皇贵妃董鄂氏薨。世祖福临哀悼殊甚，为之辍朝者五日。旋即下谕追封为皇后。董鄂氏仅仅是个贵妃，为什么要这样滥加谥号，并晋封她为皇后呢？ 有的人于是以讹传讹，说这个妃子是明末人冒辟疆的姬人董小宛，当清军入关之初，被掠至京师，后入宫，赐姓董鄂氏，跟着又册立为贵妃。谁知董氏入宫之后，竟以不寿卒。然世祖之于董贵妃，宠冠六宫，莫与伦比，乃红颜薄命，惹得世祖终日闷闷不乐，不数月，遂弃皇帝不为，遁入山西五台山，削发披缁，皈依净土。上述就是顺治出家的由来，历来故老相传如此，是否真有其事呢？ 首先我们应该承认清世祖福临好佛，宫中延有木陈 、玉琳王秀二禅师，尊礼备至。世祖钤章有“尘隐道人”、“懒翁”、“痴道人”等称号，又谕旨对木陈有“愿老和尚勿以天子视朕，当如门****旅庵相待”云云。世祖信佛是事实，谁也否认不了的。 其次要说，世祖死去前几个月，适值孝献皇后董鄂氏之丧，世祖哀痛过情，为世所叹异。因而就有人认为世祖是由悼亡而厌世，终于脱离尘网，遁入空门。从此传为“万古钟情天子”的一段佳话。这是与历史事实不符合的。不错，由于世祖好佛，他死前确实有过要求祝发为僧的念头。但事实上在他死去的前几天，只是叫他最宠任的内监吴良辅去悯忠寺(今北京市广安门内法源寺)削发，他本人也曾亲自前往观看过。这里还说明世祖当时并无大病。那么，世祖是怎样死的呢？据当事人王熙《王文靖集·自撰年谱》载：“奉召入养心殿，谕：朕患痘，势将不起。”张宸《青王周集》亦称：“传谕民间毋炒豆，毋燃灯，毋泼水，始知上疾为出痘。”两人所记完全相合，可以互相印证。这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世祖既死于出痘，那么，遁入五台山祝发为僧的说法，就并不可信了。 三、雍正被刺 世传清世宗胤禛暴崩的原因，说法不一，有说是被刺而死的，振振有词。这一说法究竟可信吗？ 说来话长，它起因于雍正七年(1729年)曾静、张熙一案。曾静慕明末人吕留良的为人，以排满复明为职志，因遣其徒张熙诡名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劝他为祖先(岳飞)举义，不成，狱兴、辞连吕留良。世宗严加处治，戮留良尸，留良子葆中，时为编修，亦论斩。传说吕留良有一个幸存的孙女，名叫吕四娘，她的剑术之精，冠绝侪辈，立志要为父祖报仇。后来她潜入宫内，终于刺死了世宗，并把世宗的脑袋割下，提着逃走了。 好事的人说是根据鄂尔泰传记的记载，说世宗暴崩的那一天，上午还“视朝如恒，并无所苦”，就在那天下午，忽召鄂尔泰入宫，而外间喧传世宗暴崩的消息已满城风雨了。鄂立刻“入朝，马不及被鞍，亟跨骣马行，髀骨被磨损，流血不止。既入宫，留宿三日夜，始出，尚未及一餐也”。人们认为，当时天下承平，长君继统(清高宗弘历二十五岁登位)，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要搞得这般惊慌失措的。这就只能说明世宗被刺的说法并非没有道理。 这里需要将真人真事与野史传闻区别开来，曾静、张熙一案牵连的吕留良等人都是真人真事，是历史真实；但提到吕留良的一个孙女，是传说，不是历史事实。世宗死的年月日是事实，但说他是暴崩，并不见明文记载，也只是传说，目前尚不能证实其事。此其一。 上述鄂尔泰传记所描述的鄂仓皇上朝一段情节，写得惟妙惟肖，好像真有其事似的。但至少在正史记里，如《清实录》、《清史列传》、《清史稿》等书并没有这类的记载。当然，没有文字记载，不等于没有这件事；而且直到今天仍无法得到证实，也就不可能确认有这件事；即使鄂尔泰的仓皇上朝是事实，也不能证明世宗一定就是被刺，因为二者并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此其二。 世宗本人好佛好道，“所交多剑客力士”，传说“结兄弟十三人”。皇帝与人结为兄弟之事，未必可信；但既好佛好道，多交剑客侠士，则炼丹求长生之术，容或有之。求长生吞丹药，以致暴崩，也有可能。秦皇、汉武之事，早有先例在。此其三。 有人建议发掘清西陵的泰陵(清世宗胤禛的陵墓)，看看世宗到底有无头颅，以证实被刺与否。后因发掘工作过忙，未果，当然，清世宗死于1735年，尸骨早寒，一旦发掘，果能得其一二遗骸，固可定案，但要付出的代价未免太大，也只好等待将来再说了。 四、狸猫换太子 这里指的是清世宗胤禛与海宁陈氏换子的传说。浙江海宁陈氏，从明末起，累世簪缨。数传至陈之遴，清初降于清，位至极品。稍后，陈氏一家，如陈说、陈世倌、陈元龙等父子叔侄，都是高官厚禄，尊宠备至。康熙年间，世宗时为皇子，与陈世倌尤相亲善。恰巧碰着两家各生一子，年、月、日、时辰无一不同。世宗听说，十分高兴，命抱子入宫，过了许久，才送回去。陈氏发现，送还的已经不是自己的男孩，而且易男为女了。陈家万分震怖，但又不敢出来剖白，只得隐秘其事。高宗尝南巡至海宁，当 天即去陈家，升堂垂询家世甚详。将出，至中门，命即封闭，并告以后不是皇帝临幸，此门不得再开。所以此后陈氏家中永远关闭其门，从未再开过一次。也有人说，清高宗弘历对自己的身世怀有疑团，所以南巡到陈家，想亲自打听清楚。上述这些传说，盛行于前清末年。当时革命排满之风最盛，对清代诸帝极事丑诋。传闻异辞，其中真伪夹杂，有必要为之剖辨。 海宁陈氏一家，如陈说、陈世倌、陈元龙父子叔侄，位极人臣，皆是事实：就是清高宗南巡去过陈家，也是事实。按清制，皇帝到过的人家，经过的大门是必须封闭，禁止再开的。但不能由于有这些历史事实，就说清世宗与陈世倌有以女换子之事了。 清代旗人生子一定要报都统衙门，宗室生子一定要报宗人府，定制十分缜密。何况紫禁城内，门禁森严，怎么能随便抱子出入宫内？显而易见，这些都是清末汉人在排满的革命浪潮中，无中生有地编造出来的。 也有版本是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名伶杨月楼冤案、太原奇案、张汶祥刺马案最为震动,统称为清末四大奇案，我觉得两个版本标准不同，一个是宫廷政治方面的，一个是民间的，都有可信度。明朝三大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 封建时代的皇帝贵为一朝天子，掌握军国大权，富甲天下，可谓尊贵至极，权力上也达到极致。可是自有那平民百姓“拼得一身剐，也敢把皇帝拉下马”。明朝末年，宦官专权，党争不断，皇帝的权力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其中有几个较有影响的事件“梃击、红丸、移宫”被后世称为“晚明三案”。 事情要从明神宗朱翊钧的时候说起。神宗有两个儿子。长子朱常洛为王恭妃所生，次子朱常洵为郑贵妃所生。朱翊钧宠爱郑贵妃，有意立朱常洵为太子。根据明朝各代立皇太子的一般原则，应当是“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即嫡长子继承制。嫡子必须是皇后所生，现在皇后无子，自然应当以长子为尊。因此，多数大臣主张立朱常洛为太子。皇帝和大臣相持不下，册立太子一事久拖不决。此事自然错在神宗，但神宗贵为天子，对大臣们的干预当然很恼火。作为报复，他开始对国家事务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不上早朝，不批答奏章，不主持祭祀仪式，不出席讲筵（大臣向皇帝讲课），不任命官员。但是，他对聚敛钱财的事情却抓得很紧，委派宦官担任矿监、税使，搜括民脂民膏。而且每天都要饮酒，喝得烂醉如泥，醉酒之后还要大撒酒疯，左右说话稍不留意，就会被他下令责打致死。 太子是“天下之本”，神宗朱翊钧与朝臣们在立太子一事上僵持了15年，历史上称之为“争国本”。最后，皇帝还是妥协了。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神宗册立朱常洛为太子，并封朱常洵为福王。照例，封王年满14岁即应前往封地，无事不得入京。朱常洵却假装不知，仍然滞留北京。 太子虽立，福王仍未死心，“争国本”的事情还在继续。后来相继发生的“梃击”、“红丸”、“移宫”三大案，就是“争国本”的余波。 梃击案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5月，一男子手持木棒，突然出现在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门前。他将守门太监一棒打倒，冲进门内，直闯太子寝殿，太监们慌忙将他捉住。神宗吩咐，将嫌犯送交皇城保卫部门审问，巡视皇城的御史刘廷元审问后向神宗报告。原来嫌犯名叫张差，家住蓟州井儿峪，行为癫狂，但相貌言谈颇为狡猾，应该严加讯问。神宗又吩咐送交刑部复审，刑部郎中胡士相复审后，认为张差确实是个疯子，并判了斩刑。提牢主事私下里套问张差，张差供出是宫里的太监将他引到慈庆宫门前的，提牢主事将这个口供转告给刑部侍郎张问达。 事情传开后，很多朝臣都怀疑是郑贵妃和他的哥哥郑国泰阴谋策划借张差之手伤害太子。御史过庭后发文给蓟州地方官，命他们查明张差在井儿峪老家的情况。蓟州知州戚延龄经过调查认为张差在家里就已经得了疯癫病。张问达采纳刑部员外郎陆梦龙的意见，下令刑部十三司对张差进行会审。参加会审的其他官员都知道事关重大，不敢深究，惟独陆梦龙审问得特别认真。张差供出给他引路的太临是庞保、刘成两人，这两人对他说：“打死小爷（指朱常洛），有吃有穿”。庞保、刘成都是郑贵妃手下的太监，再往下查，势必牵连到郑贵妃。 神宗朱翊钧已经25年不见群臣了，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他不出面就无法收拾。于是，他召见大学士方从哲、吴道南及文武百官，拉着太子朱常洛的手对他们说道：“这个儿子很孝顺，朕特别喜欢他。你们这些宫外的臣子，不要动不动就散布流言，离间朕父子！”他回头对朱常洛说道：“你有什么话，就在这里对他们统统说出来。”朱常洛对百官说道：“张差是疯癫之人，赶快把他处决算了。我父子何等亲爱！外面议论纷纷，都是不应该的！再议论下去，你们就是心目中没有国君的臣子，还害得我要成为不孝的儿子了！”神宗导演了这一幕父子双簧，群臣无话可说，“梃击”一案也就不了了之。 红丸案 泰昌元年（1620年）8月，明神宗朱翊钧当了48年皇帝后死去，朱常洛即位，史称明光宗。郑贵妃怕朱常洛对她报复，连忙想法讨好朱常洛。朱常洛当太子时，身边有两个姓李的选侍，号称东李西李。朱常洛特别宠爱西李，郑贵妃首先拉拢西李，她出面提议立西李为皇后，西李则提议封她为皇太后以作为报答。郑贵妃又挑选了8个美貌的女子送给光宗。朱常洛沉溺于女色，身体一下子垮下来。他吃了宦官崔文升进的泄药，一天要拉三四十次，人眼看着就要不行了，鸿胪寺丞李可灼自称有仙丹，治得了朱常洛的病。朱常洛一听说是“仙丹”，十分欢喜，连忙叫太监召李可灼进宫送药。李可灼进的药是一种红色的丸子。朱常洛吃了一颗，病情好像有了缓解，一再夸奖李可灼：“忠臣！忠臣！”下午三点多钟，朱常洛又吃下一颗红丸，想不到，第二天黎明，他就死掉了。算起来，明光宗朱常洛前前后后只当了一个月的皇帝。 明光宗朱常洛暴死，朝中大哗。人们指责崔文升是郑贵妃的心腹，他故意用泄药，伤了朱常洛的元气，其罪不在张差之下。又指责李可灼结交宦官，妄进红丸，是导致朱常洛死亡的元凶。最后两人同时被处死，红丸案也没有能够进一步追查。 移宫案 乾清宫是内廷的正宫，只有皇帝皇后能够居住。光宗朱常洛病危时，住在乾清宫，西李随住。朱常洛临终前，召大臣入宫，西李见大臣们来了，带着朱常洛的长子朱由校避进内房。朱常洛吩咐群臣，封李选侍为贵妃，西李在里面听见了，唆使朱由校出来向父亲请求封李选侍为皇后。朱常洛当时没有答应，在场的臣子们对西李的做法十分不满。 光宗朱常洛死后，西李仍住在乾清宫不走。她把朱由校带在身边，企图挟皇太子以自重。群臣求见皇太子，西李的亲信太监们挡在门前，不让他们进宫。兵部右给事中杨涟挺身而出，厉声斥责道：“你们这些奴才想干什么？我们都是受皇帝召见的，皇帝晏驾了，你们敢造反不成！”太监们这才让开。西李把朱由校藏在自已房里，不让出来。大学士刘一问：“太子到哪里去了？”太监们都不答话。东宫伴读王安走进房内，哄西李道：“太子出去一下就回来。”他把朱由校带到宫门口，西李又反悔了，叫太监把朱由校带回来。太监们上前拉住朱由校的衣服，朱由校一时也没有了主意。这时，杨涟上前将太监斥退。群臣簇拥着朱由校来到文华殿，随后又回到慈庆宫住下，准备登基。 经过这一番短兵相接的争斗，群臣对西李更加愤慨，纷纷上书，要求西李搬出乾清宫。西李仗着自己从小把朱由校带大，派太监去叫朱由校，企图通过他来压制群臣。西李派出的太监被杨涟挡在麟趾门前,杨涟对他说：“殿下在东宫时是皇太子，现在已经是皇帝了。选侍有什么资格召见皇帝？你去传这个话，将来秋后算帐，即使不能把选侍怎么样，你却在劫难逃。”太监听他说得义正辞严，只得转身走了。 第二天，群臣齐集慈庆宫外，要求朱由校下诏，令西李搬出乾清宫。杨涟提议由首辅方从哲进宫去催促朱由校,方从哲为人比较软弱，说：“迟搬几天也没什么要紧的。”杨涟说：“皇长子明天就要登基为天子，哪有天子住在太子宫里，反让一个选侍住在正宫里的道理！两宫圣母如果活着，也得夫死从子，选侍算个什么人，竟敢如此欺侮天子！”杨涟还表示：“今天要是选侍还不搬出乾清宫，我们死也不走！”其他朝臣也高声附议。在这种情势下，西李只得搬到鸾宫居住,鸾宫是宫女养老的地方。西李这一搬，说明她在政治上再也不能有所作为了,移宫案到此才告结束。

　现在一共有7部。　　《明朝那些事儿》-内容简介　　第一部　　朱元璋生于乱世之中，背负着父母双亡的痛苦，从赤贫起家，他没有背景，没有后台，没有依靠，他的一切都是自己争取来的，他经历千辛　　万苦，无数次躲过死神的掌握，从死人堆里爬起来，掩埋战友的尸体，然后继续前进，继续战斗。　　朱元璋的那个时代有着无数的厉害角色，陈友谅、张士诚、王保保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朱元璋用他惊人的军事天赋战胜了这些敌人，　　可以说，在那个时代，最优秀统帅的称号非朱元璋莫属。　　他几乎是赤手空拳，单枪匹马凭借着自己的勇气和决心建立了庞大的帝国。　　朱棣以“靖难之役”的名义夺位。　　第2部第二部　　内容自永乐夺位的“靖难之役”后开始，先叙述了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永乐大帝事迹——挥军北上五征蒙古，郑和七下西洋，修筑《永乐大典》，南下讨平安南等等，后来永乐于北伐蒙古归来途中病逝，明朝在经历了比较清明的“仁宣之治”后，开始进入动荡时期。大宦官王振把持朝政胡作非为，导致二十万精兵丧于一旦，幸亏著名忠臣于谦在“土木堡之变”中力挽狂澜，挽救了明帝国，但随即又在两位皇帝争夺皇位的“夺门之变”后被害身亡。　　这一系列的事件和人物都精彩无比，可说高潮迭起，令人目不暇接、欲罢不能。　　第3部　　第三部　　接续上篇，从明英宗朱祁镇成功复辟的“夺门之变”后写起，叙述了忠奸不分的朱祁镇听信谗言，杀害曾救其于危难之际的大功臣于谦，而这也成为他继“土木堡之变”后在历史上留下的又一大污点。而在他病逝后，相继继位的两位皇帝宪宗和孝宗，一个懦弱不堪无所作为……　　第4部第四部　　从嘉靖即位、议礼之争开始。嘉靖皇帝借议礼之争清除了一批前朝旧臣，总揽大权。此后他的生活日渐腐化，一心想得道成仙，国家大事抛诸脑后，奸相严嵩因此得以长期把持大权。同时大明财政空虚，兵备废弛，东南沿海的倭寇和北方的蒙古成为明朝的心腹大患。　　第5部第五部　　内容分两大部分，一为内争，一为外战。内争写严嵩倒台后徐阶、高拱、张居正三人各施手段，你方唱罢我登场。三人都是实干家，都为中兴朝廷呕心沥血；同样又都是阴谋家，铲除异己心狠手辣。而这两者均以张居正为最：改革遗惠万民，荼毒殃及门生。外战亦即援朝抗日战争，场面波澜壮阔，运筹神鬼莫测，更塑造了李如松、李舜臣、邓子龙等一系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英雄人物形象。　　虽然一样是说史，但当年明月用的笔法，却不是以往那些史书笔法。而是一种充满了活力和生气，字字都欲跃然而出的鲜灵笔法，在他笔下，人物不再是一个刻板的名字和符号，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那些事件更是跌宕起伏，叫人读来欲罢不能。　　第六部　　主要讲述了晚明由“三大案”引发的党争，魏忠贤兴起及袁崇焕之奋战。自张居正去世后，便无人敢管万历，为争国本、查妖书、打闷棍，他与大臣展开拉锯战，三十年不上朝。东林党却因此发展壮大，为把持朝政，与齐、楚、浙三党明争暗斗，借国本之争，扶持明光、熹宗二帝即位，成功掌握政权。魏忠贤以平民出身，利用熹宗昏庸，又傍上皇帝乳母客氏，与东林党展开对决。在外，援朝抗日战争后，明防御线转至辽东。没落贵族之后李成梁打蒙古、灭女真，成为一代枭雄，却养虎为患，努尔哈赤借机兴起，统一后金。为抗金、守城、夺失地，在帝师孙承宗的带领下，袁崇焕从一介文人成长为边疆大将，坚守孤城，最终击败努尔哈赤。　　第七部　　《明朝那些事儿 7: 大结局》是对这样一段历史进行了分析梳理，引人思索：明朝最后一位皇帝，自来有许多传说。关于崇祯究竟是一个昏庸无能的皇帝，还是一个力图奋起的人，一直众说纷纭。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残酷的时代，也是一个精彩的时代。在这一时期，北方的后金势力崛起，经过努尔哈赤的经营，势力急剧壮大。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即位。袁崇焕就在这一时期迈上了历史的舞台。本文作者告诉我们，袁崇焕这个民族英雄，在历史上不过是个二流角色。为什么这样评价？因为我们所了解的历史是远远不够的，在这背后，还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关于袁崇焕的死因，更是与我们之前知道的历史大不一样：一场与他无关的争权夺利，把他送上了死刑台。大明的动乱此时才不过刚刚开始，随后陕西等地爆发了各路义军。也许你知道闯王高迎祥、闯将李自成、八大王张献忠，但你知道“薛仁贵”、“曹操”和“刘备”也到明末来了么？这绝对不是穿越小说里的场景。而你又知道竟然有义军队伍叫“逼上路”、“鞋底光”、“一块云”，甚至“三只手”这样的名字吗？　　《明朝那些事儿 7: 大结局》作者当年明月一如既往地用诙谐的笔调，告诉你历史的真相，以及纠缠在历史背后那些汹涌澎湃的暗流。

　　顾名思义，就是讲的明朝那些事　　中国明朝（1344年－1644年）历史故事　　从朱元璋出生讲起，到崇祯皇帝自缢明朝灭亡。以史料为基础，以年代和具体人物为主线，并加入了小说的笔法，对明朝十七帝和其他王公权贵和小人物的命运进行全景展示，尤其对官场政　　治、战争、帝王心术着墨最多，并加入对当时政治经济制度、人伦道德的演义。　　第一部《洪武大帝》（后又名《朱元璋卷》）　　第1部　　朱元璋生于乱世之中，背负着父母双亡的痛苦，从赤贫起家，他没有背景，没有后台，没有依靠，他的一切都是自己争取来的，他经历千辛万苦，无数次躲过死神的掌握，从死人堆里爬起来，掩埋战友的尸体，然后继续前进，继续战斗。　　朱元璋的那个时代有着无数的厉害角色，陈友谅、张士诚、王保保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朱元璋用他惊人的军事天赋战胜了这些敌人，　　可以说，在那个时代，最优秀统帅的称号非朱元璋莫属。　　他几乎是赤手空拳，单枪匹马凭借着自己的勇气和决心建立了庞大的帝国。　　驾崩后传位于长子朱标之子朱允炆。　　后朱棣以“靖难之役”的名义夺位。　　第2部第二部《万国来朝》　　内容自永乐夺位的“靖难之役”后开始，先叙述了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永乐大帝事迹——挥军北上五征蒙古，郑和七下西洋，修著《永乐大典》，南下讨平安南等等，后来永乐于北伐蒙古归来途中病逝，明朝在经历了比较清明的“仁宣之治”后，开始进入动荡时期。大宦官王振把持朝政胡作非为，导致二十万精兵丧于一旦，幸亏著名忠臣于谦在“京城保卫战”中力挽狂澜，挽救了明帝国，但随即又在两位皇帝争夺皇位的“夺门之变”后被害身亡。　　这一系列的事件和人物都精彩无比，可说高潮迭起，令人目不暇接、欲罢不能。　　第三部《妖孽宫廷》 第3部　　接续上篇，从明英宗朱祁镇成功复辟的“夺门之变”后写起，叙述了忠奸不分的朱祁镇听信谗言，杀害曾救其于危难之际的大功臣于谦，而这也成为他继“土木堡之变”后在历史上留下的又一大污点。而在他病逝后，相继继位的两位皇帝宪宗和孝宗，一个懦弱不堪无所作为……　　第4部第四部《粉饰太平》　　从嘉靖即位、议礼之争开始。嘉靖皇帝借议礼之争清除了一批前朝旧臣，总揽大权。此后他的生活日渐腐化，一心想得道成仙，国家大事抛诸脑后，奸相严嵩因此得以长期把持大权。同时大明财政空虚，兵备废弛，东南沿海的倭寇和北方的蒙古成为明朝的心腹大患。　　第5部第五部《帝国飘摇》　　内容分两大部分，一为内争，一为外战。内争写严嵩倒台后徐阶、高拱、张居正三人各施手段，你方唱罢我登场。三人都是实干家，都为中兴朝廷呕心沥血；同样又都是阴谋家，铲除异己心狠手辣。而这两者均以张居正为最：改革遗惠万民，荼毒殃及门生。外战亦即援朝抗日战争，场面波澜壮阔，运筹神鬼莫测，更塑造了李如松、李舜臣、邓子龙等一系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英雄人物形象。　　虽然一样是说史，但当年明月用的笔法，却不是以往那些史书笔法。而是一种充满了活力和生气，字字都欲跃然而出的鲜灵笔法，在他笔下，人物不再是一个刻板的名字和符号，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那些事件更是跌宕起伏，叫人读来欲罢不能。　　第六部《日落西山》　　第6部　　主要讲述了晚明由“三大案”引发的党争，魏忠贤兴起及袁崇焕之奋战。自张居正去世后，便无人敢管万历，为争国本、查妖书、打闷棍，他与大臣展开拉锯战，三十年不上朝。东林党却因此发展壮大，为把持朝政，与齐、楚、浙三党明争暗斗，借国本之争，扶持明光、熹宗二帝即位，成功掌握政权。魏忠贤以平民出身，利用熹宗昏庸，又傍上皇帝乳母客氏，与东林党展开对决。在外，援朝抗日战争后，明防御线转至辽东。没落贵族之后李成梁打蒙古、灭女真，成为一代枭雄，却养虎为患，努尔哈赤借机兴起，统一后金。为抗金、守城、夺失地，在帝师孙承宗的带领下，袁崇焕从一介文人成长为边疆大将，坚守孤城，最终击败努尔哈赤。　　大结局　　第七部《大结局》　　《明朝那些事儿 7: 大结局》是对这样一段历史进行了分析梳理，引人思索：明朝最后一位皇帝，自来有许多传说。关于崇祯究竟是一个昏庸无能的皇帝，还是一个力图奋起的人，一直众说纷纭。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残酷的时代，也是一个精彩的时代。在这一时期，北方的后金势力崛起，经过努尔哈赤的经营，势力急剧壮大。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即位。袁崇焕就在这一时期迈上了历史的舞台。本文作者告诉我们，袁崇焕这个民族英雄，在历史上不过是个二流角色。为什么这样评价？因为我们所了解的历史是远远不够的，在这背后，还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关于袁崇焕的死因，更是与我们之前知道的历史大不一样：一场与他无关的争权夺利，把他送上了死刑台。大明的动乱此时才不过刚刚开始，随后陕西等地爆发了各路义军。也许你知道闯王高迎祥、闯将李自成、八大王张献忠，但你知道“薛仁贵”、“曹操”和“刘备”也到明末来了么？这绝对不是穿越小说里的场景。而你又知道竟然有义军队伍叫“逼上路”、“鞋底光”、“一块云”，甚至“三只手”这样的名字吗？　　《明朝那些事儿 7: 大结局》作者当年明月一如既往地用诙谐的笔调，告诉你历史的真相，以及纠缠在历史背后那些汹涌澎湃的暗流。

东林党 明代晚期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集团。万历三十二年(1604)，被革职还乡的顾宪成在常州知府欧阳东凤、无锡知县林宰的资助下，修复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及其弟顾允成等人，讲学其中，“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其言论被称为清议。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这种政治性讲学活动，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三吴士绅”、在朝在野的各种政治代表人物、东南城市势力、某些地方实力派等，一时都聚集在以东林书院为中心的东林派周围。时人称之为东林党。明神宗朱翊钧统治后期，宦官擅权，倒行逆施，政治日益腐化，社会矛盾激化。针对这一现象，东林党人提出反对矿监税使掠夺、减轻赋役负担、发展东南地区经济等主张。他们还主张开放言路、实行改良等针砭时政的意见，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支持，同时也遭到宦官及各种依附势力的激烈反对。明末党争中，东林党的主要对立面是齐楚浙党。万历后期，双方以争国本为首，以三案为余波，相攻不已。 天启帝时期，宦官魏忠贤专政，形成明代势力最大的阉党集团，齐楚浙诸党争相依附之，对东林党人实行血腥镇压。天启四年(1624)，东林党人杨涟因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被捕，与左光斗、黄尊素、周顺昌等人同被杀害。魏忠贤又使人编《三朝要典》，借红丸案、梃击案、移宫案三案为题，毁东林书院，打击东林党。东林著名人士魏大中、顾大章、高攀龙、周起元、缪昌斯等先后被迫害致死。齐楚浙党又造天鉴诸录，加东林以恶名，并列党人榜于全国，每榜少则百人，多至五百余人，凡列名者，生者削籍，死者追夺，朝中善类为之一空。魏忠贤还指使党羽制造《东林点将录》，将著名的东林党人分别加以《水浒》一百零八将绰号，企图将其一网打尽。天启七年明思宗朱由检即位，魏忠贤自缢死，次年毁《三朝要典》，对东林党人的迫害才告停止。但东林与阉党的斗争，一直延续到南明时期。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这是东林党首领顾宪成撰写的一副对联，镌刻在东林书院的大门口。 万历二十二年（1594），吏部文选司郎中顾宪成被削去了官籍返回了故乡无锡。他和弟弟顾允成一道倡议修复了无锡城东的东林书院。这所书院原本是宋儒杨时创立的，杨时是宋代大儒程灏、程颐两兄弟的门徒，是“二程学说”的正宗嫡传。后来的另一位宋代大儒朱熹则是杨时的弟子。顾宪成重修东林书院的时候，十分明确地宣布他是讲程朱理学的，也就是说，他是继承杨时衣钵的。 重新营建东林书院，常州知府欧阳东风和无锡知县林宰帮了很大的忙。落成之后，顾宪成与志同道合的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等人讲学其中，来听讲求学的人称顾宪成为泾阳先生，后来也有人称他为东林先生。 当时，不少怀抱道义而不被当政者所接纳的士大夫退归林野，东林书院的重建使他们找到了知音，因此都争相前来，使得“学舍至不能容”。顾宪成常说：“当京官不忠心事主，当地方官不志在民生，隐求乡里不讲正义，不配称为君子。”他的这些观点博得同志者的响应。讲学之余，他们聚在一起，用委婉的语言议论朝政，褒贬品评执政的大臣。用“君子”和“小人”去区别政治上的正邪两派。这样一来，朝中的一些官员，如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等人，也与东林书院遥相应和、互通声气。他们怀着忧国忧民的意识，意在有所作为，就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势力，与他们唱反调的那一派称他们为“东林党”。东林党人号称“清流”，影响着天下的舆论。 当时，神宗长时间不上朝理政，久居深宫过着“每夕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的生活，身边的侍者办事稍不称意“辄毙杖下”。且又极其贪婪，恨不得把天下财货都搜刮进宫中供其挥霍。把大批太监派作“矿使”、“税监”前往各地横征暴敛，搞得民怨沸腾。他把朝廷官员的任免都丢在一边，使在职的官吏无法得到升迁，空缺的职位难以及时补充。最糟糕的时候，六部的尚书只有一位，都御史10年不补。为了增置不足的内阁大臣，首辅大臣竟然上了100多道奏章请求。这样一来，就助长了朝野上下的派别纷争愈演愈烈。 与东林党政见不合的是内阁大臣王锡爵、沈一贯和方从哲等人，他们被称为“浙党”。另外还有什么“秦党”，成员都是陕西籍的官僚，还有什么“齐党”、“楚党”、“宣党”，都是以首领的籍贯命名的。“秦党”的政见与“东林党”相吻合，其他各“党”都与“浙党”声气相通，党争之风甚嚣尘上。 东林党人往往不畏强权，为民请命，大胆弹劾朝中权贵，反对“矿使”、“税监”，甚至敢于冒犯“龙颜”。当凤阳巡抚李三才受到内阁大臣论处的时候，在东林书院讲学的顾宪成就上书给叶向高、孙丕扬，称颂李三才的政绩。御史吴亮把顾宪成的信抄在邸报中，使攻击李三才的人大为恼火。 李三才任职凤阳巡抚期间，曾经查抄了太监陈增的爪牙程守训的几十万赃款及大量的奇珍异宝，并将程守训依法治罪，办了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他还在万历二十七年和二十八年，多次上疏，陈述矿税的弊害。万历三十年和三十一年，他又一再上疏反对矿税，并且提议修浚河渠、建筑水闸、防范水旱，这些主张非但没有被采纳，反而被罚了5个月的俸禄。李三才在反对矿使税监的奏章中指责神宗皇帝说：“陛下宝爱珠玉，百姓也想温饱；陛下爱护子孙，百姓亦爱恋妻儿。何以陛下要拼命地聚敛财宝却不让百姓满足升斗之需呢？为什么陛下要延福万年，却不让百姓享受朝夕之欢呢？” 对于后妃干政和宦官专权，东林党人始终加以反对，哪怕是削职罢官，逮捕问罪也坚持不改。在“争国本”事件和以后发生的“梃击”、“红丸”、“移宫”三案中，东林党人都从维护皇权的立场出发，坚持反对郑贵妃、李选侍干政，公开抨击危害皇太子、皇帝的行为，主张严厉追查三案的当事人及其幕后主使者。 东林党人还在“京察大计”中力图整肃吏治。“京察”和“外察”是对官吏进行考核的两种制度。“京察”是考察在京任职的官员，每6年一次；“外察”是考核在地方上任职的官吏，每3年一次。一般是趁外官来京师朝见皇帝时给以考察。“京察”是根据官员的政绩、品行，来决定升迁、降调或罢官等奖惩。若是“京察”中被罢了官，就将终身不再起用。 万历二十一年的京察，主持者是吏部尚书孙考功、郎中赵南星和左都御史李世达，他们都比较正直不徇私情。文选员外郎吕胤昌是赵南星的外甥，都给事中王三余是赵南星的亲戚，都因考评不佳被罢黜。东林党也借此机会罢黜了一些与内阁大臣交往很深的官员。到了万历三十三年，主持“京察大计”的是东林党人都御史温纯和吏部侍郎杨时乔，就把浙党官员钱梦皋、钟兆斗等人贬谪了。但南京的“京察大计”主持者则是齐、楚、浙党主持，他们借机斥逐东林党的官员。到了万历四十五年，浙党首领又当上了内阁首辅，这一年的“京察大计”，东林党人受到很大的打击。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种朋党混争的局面，东林党人的政治主张也和他们排除异己的动机纠缠不情了，给攻击他们的人制造了口实。 东林党是明朝后期出现的以中下级官员、中下地主及知识分子为主的反对王公贵戚、权臣宦官的政治集团。他们企图以儒家正统思想挽救国家，但在强大的统治集团剿杀下，遭到重大打击。直到崇祯即位处死魏忠贤才有所抬头。后来，东林党的残余势力一直与权臣斗争，一直持续到南明的灭亡，前后达40多年。 附录：东林点将录 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 总兵都头领二员： 天魁星及时雨大学士叶向高 天罡星玉麒麟吏部尚书赵南星 掌管机密军师二员： 天机星智多星智多星左谕德缪昌期 天闲星入云龙左都御史高攀龙 协同参赞军务头领一员： 地魁星神机军师礼部员外郎顾大章 正先锋一员： 天杀星黑旋风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 左右先锋二员： 天暗星青面兽浙江道御史房可壮 地周星跳涧虎福建道御史周宗建 马军五虎将五员： 天勇星大刀手左副都御史杨涟 天雄星豹子头左佥都御史左光斗 天猛星霹雳火大理寺少卿惠世扬 天威星双鞭将太仆寺少卿周朝瑞 天立星双枪将河南道御史袁化中 马军八骠骑八员： 天英星小李广福建道御史李应升 天捷星没羽箭陕西道御史蒋允仪 天空星急先锋山东道御史黄尊素 天退星插翅虎浙江道御史夏之令 天究星没遮拦吏科给事中刘宏化 天满星美髯公刑科给事中解学龙 地猖星毛头星刑科给事中毛士龙 地镇星小遮拦工科给事中刘懋 总探声息走报机密头领二员： 天速星神行太保尚宝司丞吴尔成 地速星中箭虎光禄寺少卿丁元荐 行文走檄调兵遣将头领一员： 地囚星旱地忽律广西道御史游士任 掌管钱粮头领二员： 天富星扑天雕礼部主事贺烺 地狗星金毛犬尚宝司少卿黄正宾 定功赏罚军政司头领二员： 地正星铁面孔目左佥都御史程正己 地奴星催命判官左通政涂一臻 掌管行刑刽子手头领二员： 地损星一枝花礼部尚书孙慎行 地平星铁臂膊刑部尚书王之寀 捧把帅字旗将校一员： 地贼星鼓上蚤内阁中书汪文言 守护中军大将十二员： 天寿星混江龙大学士刘一燝 天微星九纹龙大学士韩爌 地短星出林龙大学士孙承宗 天剑星立地太岁吏部尚书周嘉谟 地角星独角龙吏部尚书张问达 天伤星武行者左都御史邹元标 天贵星小旋风右都御史曹于汴 地轴星轰天雷礼部尚书王图 天牢星病关索刑部尚书乔允升 地强星锦毛虎工部尚书冯从吾 地藏星笑面虎吏部左侍郎陈于廷 天巧星浪子左春坊左谕德钱谦益 四方打听邀接来宾头领十二员： 地明星铁笛仙户部左侍郎郑三俊 地壮星母夜叉礼部右侍郎张鼐 地妖星摸着天光禄寺少卿史记事 地全星鬼脸儿光禄寺寺丞李炳恭 地文星圣手书生翰林院修撰文震孟 地阔星摩云金翅翰林院简讨姚希孟 地阴星母大虫翰林院简讨顾锡畴 地异星白面郎君翰林院庶吉士郑鄤 地满星玉幡竿吏部员外郎周顺昌 地兽星紫髯伯吏部员外郎张光前 地慧星一丈青吏部员外郎孙必显 地暗星锦豹子礼部主事荆养乔 马步三军头领四十六员： 天慧星拚命三郎刑部尚书王纪 天孤星花和尚兵部左侍郎李瑾 天暴星两头蛇兵部右侍郎孙居相 地勇星病尉迟兵部右侍郎李邦华 地恶星没面目兵部右侍郎刘策 地佐星小温侯兵部右侍郎何士晋 地奇星圣水将户部右侍郎陈所学 天哭星双尾蝎左副都御史孙鼎相 天佑星金枪手右佥都御史徐良彦 地刑星菜园子右佥都御史周起元 地丑星石将军右佥都御史张凤翔 地狂星独火星右佥都御史朱世守 地巧星玉臂匠右佥都御史程绍 地暴星丧门神右佥都御史王洽 地健星险道神右佥都御史李若星 天异星赤发鬼左通政使刘宗周 地俊星铁扇子大理寺少卿韦藩 地空星小霸王太常寺少卿韩继嗣 地会星神算子太常寺少卿赵时用 地佑星赛仁贵太常寺少卿李应魁 地阖星火眼狻猊太常寺少卿程注 地稽星操刀鬼太常寺少卿沈应奎 地飞星八臂那吒吏部郎中夏嘉遇 地走星飞天大圣吏部郎中邹维琏 地察星青眼虎吏科给事中陈良训 地煞星镇三山兵科给事中甄淑 地雄星井木犴户科给事中郝土膏 地杰星丑郡马兵科给事中沈惟炳 地幽星病大虫户科给事中薛文周 地孤星金钱豹子兵科给事中萧基 天罪星短命二郎湖广道御史刘芳 天败星活阎罗江西道御史方震孺 地僻星打虎将山东道御史李元 地微星矮脚虎福建道御史魏光绪 地捷星花项虎四川道御史练国事 地威星百胜将河南道御史谢文锦 地数星小尉迟云南道御史李日宣 地猛星神火将贵州道御史张慎言 地乐星铁叫子山东道御史刘思诲 地伏星金眼彪湖南道御史刘其忠 地隐星白花蛇河南道御史杨新期 地耗星白日鼠湖广道御史刘大受 地遂星通臂猿山西道御史侯恂 地灵星神医手云南道御史胡良机 地魔星云里金刚四川道御史宋师襄 地理星九尾龟河南道御史熊则祯 镇守南京正将一员： 地然星混世魔王操江右佥都御史熊明遇 分守南京汛地头领一员： 天平星船火儿南京广东道御史王允成 天损星浪里白条南京吏部郎中王象春 地英星天目将南京江西道御史陈必谦 地进星出洞蛟南京山西道御史黄公辅 地退星翻江蜃南京四川道御史万言扬 地劣星活闪婆南京工科给事中徐宪卿 天启四年甲子冬归安韩敬造

　　“明宫三大案”指明朝末期宫廷中发生的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的总称。这三起事件本身并不是很重要，但是却标志着明末纷乱和衰亡的开始，故有“三大案”之称。　　梃击案　　明朝三大迷案之一。事发时间明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1615年5月30日最终以张差死而告终） 　　　　红丸案　　八月二十九日，因服用鸿胪寺丞李可灼的红丸，病情稍缓，暖润舒畅，直呼：「忠臣！忠臣」於是下午三时复进一丸，九月一日五更时暴毙，在位仅29天。　　移宫案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明光宗朱常洛即位，为泰昌元年，宠妃李选侍照顾皇长子朱由校迁入乾清宫。不到一个月后，光宗死于红丸案。李氏与太监魏忠贤密谋，欲居乾清宫，企图挟皇长子自重；都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等，为防其干预朝事，逼迫李选侍移到仁寿宫哕鸾宫。　　梃击案　　案件始末　　明万历朝，因立太子曾引起朝廷激烈的争论。万历帝长子朱常洛为太后宫女王氏所生， 极受冷遇；而宠妃郑贵妃所生皇三子朱常洵为万历帝所钟爱，郑氏与万历帝“密誓”立常洵为太子。 　　　　朝臣依据封建王朝太子立嫡，无嫡立长的法纲力争，但万历帝总以各种借口拖延，直至皇太后施加压力，始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同时也封常洵为 福王，藩国洛阳，这就是万历朝围绕确立太子争论了15年的“争国本”斗争。从万历二 十九年（1601年）至四十二年（1614年），又斗争了13年，直至福王离开北京赴洛阳就 国才真正确立了朱常洛的太子地位。但宫闱的权力之争仍未停止。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宫外男子张差手持木棒闯入大内东华门，一直打到皇太 子居住的慈庆宫，后被内监捕获。对张差梃击太子宫之事，朝内争论不一。支持郑贵妃 倾向福王为太子的臣僚认为是张差疯癫所为；支持皇太子的大臣认为是陷害太子的阴谋 。经刑部十三司会审，查明张差系京畿一带白莲教的一支红封教的成员，其首领为马三 道、李守才，他们与郑贵妃宫内的太监庞保、刘成勾结，派张差打入宫内，梃击太子宫 。 　　　　此案的发生，震惊了宫内和朝野。联系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曾发生郑贵妃的内侍与 奸人勾结诅咒皇太子的事件，梃击案牵连到郑贵妃在所难免。万历皇帝极力调解皇太子 与郑贵妃的矛盾，一方面怒责郑贵妃，一方面迫使皇太子改变态度，由“张差所为，必 有主使”改变为“此事只在张差身上结局足矣”。此外，万历皇帝又召见群臣，表示怀念皇太子的保护人皇太后，以示自己立太子的诚意。他明令除惩治张差等人外，“不许 波及无辜人”，以解脱郑贵妃。 　　　　此案结局，张差磔死，马三道、李守才发远方戍守，太监庞保、刘成在内廷击毙，梃击 案掀起的轩然大波暂时平息。然而宫闱争斗并未真正结束，在泰昌、天启年间更为剧烈地展开，“红丸案”、“移宫案”接踵发生。梃击案与权力之争显然有关，但其内情至今未有定论，成为明宫疑案之一。　　红丸案　　简要介绍　　朱常洛自幼不得其父喜爱，13岁才出阁读书，又长期辍读，经历坎坷。朱常洛即位后，颇具心计的郑贵妃又竭力笼络泰昌帝的宠妃李选侍，二人谋合，欲为己请封皇太后和皇后之号。泰昌帝由于忧心国事，本已虚弱的身体，不几日更是“圣容顿减”，“病体由是大剧”。 　　 此时，司礼监秉笔、掌管御药房的原郑贵妃宫中的内医崔文升入诊帝疾，他用去热通利之药，希使泰昌帝腹泻排毒，却遭到东林攻击。这些人攻击皇帝生病是纵欲过度；崔文升进药是受郑贵妃指使，欲置皇上于死地。众太医于是束手。此后鸿胪寺丞李可灼又自称有仙丹妙药可治帝疾，对其药大臣们多不主张皇帝服用。但皇帝由于无计可施，决计服用。初服一丸，四肢和暖，思进饮食，再进一丸，于次日凌晨即崩。此药为红色，称“红丸”，以铅为主，以参茸为副。 　　　　东林于是开展攻击，称郑家有意谋害皇帝。继泰昌帝而后新登极的天启皇帝朱由校迫于舆论压力，准许内阁首辅方从哲退休，将崔文升发配南京，李可灼充军，此案草草收场。“红丸案”成为明宫疑案之一。转年，东林孙慎行等复官，又曾发此案以攻击方从哲。次辅韩广等出面调解。最后调查结果称在场“众臣皆有罪”。　　移宫案　　案件介绍　　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至九月一日，万历、泰昌两帝相继而亡，新帝即位之事关系着国家的命运，成为朝野关注的焦点。 　　　　天启皇帝朱由校由于其父泰昌帝朱常洛不得万历皇帝的宠爱，他自幼也备受冷落，直到万历帝临死前才留下遗嘱，册立其为皇太孙。朱由校的生母王才人虽位尊于李选侍之上，但因李选侍受宠，她备受李选侍凌辱而致死，临终前遗言：“我与西李（即李选侍）有仇，负恨难伸”。于是东林认为，朱由校从小亦受李选侍的“侮慢凌虐”，终日涕泣，形成了惧怕李选侍的软弱性格。但崇祯即位后却称李选侍对待他们兄弟甚好（《三桓笔记》）。　 　　　　泰昌帝即位后，朱由校与李选侍一起迁住乾清宫。一月后，泰昌帝驾崩，李选侍控制了乾清宫，在太监李进忠（魏忠贤）等支持下，企图逼封皇太后。此举引起朝臣怀疑，认为他要垂帘听政。 　　　　泰昌帝驾崩当日，杨涟、刘一燝等朝臣即直奔乾清宫，要求哭临泰昌帝，请见皇长子朱由校，商谈即位之事，但受到李选侍的阻拦。在大臣们的力争下，李选侍方准朱由校与大臣们见面。杨涟、刘一燝等见到朱由校即叩首山呼万岁，并保护朱由校离开乾清宫，到文华殿接受群臣的礼拜，决定以本月六日举行登极大典。为了朱由校的安全，诸大臣暂将他安排在太子宫居住，由太监王安负责保护。　 　　　　李选侍挟持朱由校的目的落空，又提出凡大臣章奏，先交由她过目，然后再交朱由校，朝臣们强烈反对。朝臣们要求李选侍移出乾清宫，迁居哕鸾宫，遭李选侍拒绝。李选侍又要求先封自己为皇太后，然后令朱由校即位，亦遭大臣们的拒绝，矛盾日渐激化。朱由校御乾清宫登极大典日期迫近。至初五日，李选侍尚未有移宫之意，并传闻还要继续延期移出乾清宫。内阁诸大臣站在乾清宫门外，迫促李选侍移出。朱由校的东宫伴读太监王安在乾清宫内力驱，李选侍万般无奈，怀抱所生八公主，仓促离开乾清宫，移居仁寿宫内的哕鸾宫。九月六日，朱由校御奉天门，即皇帝位，改明年为天启元年。至此，李选侍争当皇太后、把持朝政的企图终成画饼。　 　　　　李选侍虽已“移宫”，但斗争并未结束。“移宫”数日，哕鸾宫失火，经奋力抢救，才将李选侍母女救出。当时就有人斥责东林欺人太甚：“皇八妹入井谁怜，未亡人雉经莫诉”，指责他们违背孝悌之道。朱由校在杨涟等人的支持下批驳了这些说法，指出“朕令停选侍封号，以慰圣母在天之灵。厚养选侍及皇八妹，以遵皇考之意。尔诸臣可以仰体朕心矣”。后来又晋封选侍为康妃，加以安置。 　　　　至此，“移宫”风波才算暂告结束。它与万历朝的梃击案、泰昌朝的红丸案一直是天启朝党争的题目，史称晚明三大疑案。

在万历争国本事件中，和万历帝抗争得最强硬的那批名儒士大夫们，后来大多成了赫赫有名的东林党人，并且多是其中的中坚分子。 这东林党在明季政治格局中，乃是不可不书的重要一笔。 关于东林党形成的时间，一直有两说，一说是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一说是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两说的年份差距比较大。其实这两说都有各自的道理，区别只在于看以什么标准来区分而已。 事实上东林党成为一个政治团体雏形，确实始自万历二十二年，但其大本营东林书院落成却在万历三十二年，因此这两说其实都没错，都可以说得通。 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的癸巳京察发生后，被革职还乡的大儒顾宪成，在常州知府欧阳东凤、无锡知县林宰的资助下，与其弟顾允成开始修复始于宋代的东林书院，和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等名士在那里讲学，并于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支持他们的部分当地士绅、朝野政治人物及周边城市的乡土势力，也逐渐聚集在一起，其中以江南士人为多，慢慢地形成了一个以东林书院诸人为核心的松散型政治集团，这当然会引起其他政治权利集团的注意和攻击，即《明史》所谓之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由是东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 到了万历三十二年十月，东林书院正式落成，宣布以《白鹿洞学规》为章程，其中有四要二惑九益九损等条款，并定下每月大会之期，此时东林势力可以算正式大成。 当时东林党人的主要对手，是万历帝身边的宦官们以及朝中的齐、楚、浙诸党，又由于到了天启时期这三党成员大多已依附于大宦官魏忠贤，所以有时这三党也会被直接划入广义的阉党体系。 相对而言，东林党人初期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目的，是要求政治清明，致力于维护社会安定、促进生产力发展，同时他们的成分构成也比较复杂，综合了在野、在朝的知识分子及部分地主、工商业者，因此得到了当时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支持，但同时也遭到了和万历有近水楼台之便的内阁及宦官势力的猛烈狙击。 到了天启中期，宦官魏忠贤终于一枝独秀地获取了天启帝的宠信，形成了继权宦刘瑾之后明朝势力最强大的一个阉党集团，齐、楚、浙诸党则因先前遭到了东林党人的沉重打击，也先后依附于魏忠贤。他们和东林党人的斗争，也逐渐从纯粹的朝议疏章之争转变为惨烈的生死之争，达到了双方斗争的最高峰。 天启四年（1624年），东林党人杨涟因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去职，于次年被捕，并与左光斗、周顺昌等人一起下狱被杀。魏忠贤为彻底消灭东林党，随即主使编写了《三朝要典》，并借红丸、梃击、移宫三案毁东林书院，东林党中坚分子顾大章、高攀龙、魏大中等人也先后被迫害致死。齐、楚、浙三党则趁机效仿，将东林党人名单在全国张榜，一榜之上有百人到五百多人不等，上榜者生者削籍，死者追夺，魏忠贤的各路党羽又先后做了《东林点将录》等名录，把著名的东林党人分别冠以《水浒传》一百零八将之绰号，以此为点名手册，试图彻底消灭东林党。 这场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对东林党人的血腥迫害，直至崇祯帝登基消灭魏忠贤集团，为东林党人 *** 昭雪后才得以停止。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两党的斗争就此结束了，实际上崇祯二年的袁崇焕冤案，就是这一政治斗争的延续。东林党和三党及阉党之争，是明朝最厉害的党争，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党争。双方的争斗自万历年间开始，一直持续到南明灭亡还在继续，而且始终是晚明朝野政治格局和权利斗争的重中之重。双方斗争的主要武器之一，基本就是前面说的红丸、梃击、移宫三案，一般谁当权，谁就会以这三案来打击对方，到了崇祯朝则多了魏忠贤的阉党逆案这一武器，甚至到崇祯朝被灭，此类斗争也依然如故。

要讨论东林党和阉党哪一个更误国，首先要了解这两个党派都有什么特点，东林党代表着地主官僚的利益，其中皇帝的权利则是地主官僚们利益的代表，而阉党就靠皇权，也就是说若是皇帝被换掉阉党也会跟着一起完蛋，相反东林党却不会，他们可以投到新的代言人门下继续做地主官僚，享受荣华富贵过好日子，与之前没有两样。但是在明朝东林党造成了最大的阉党，在这个时期其实东林党也是阉党本身。“东林党”的名字起源于其早期主力干将顾宪成，因为“争国本”这件事被贬回乡创“东林书院”，所以有了这个名字。在那个年代政治格局是皇权专制，皇帝一人掌权引来很多大臣的不满，于是皇帝与外臣关系对立，以江南大夫为主的臣子便攻击当朝当政元老，而东林党的创建不过是限制皇权的手断罢了。为了平衡朝廷，阉党一直发挥着作用，而且在明朝演化出最大的阉党。 阉党作为明朝的一大特色，是以太监为主力的皇帝帮手，于是阉党就代表皇家与士大夫抗衡再到后来在各个大臣的追捧支持下和“东林”这股强风的帮助下，阉党变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就时间上来看，东林党为了限制皇权得到其中的利益权利，善于颠倒是非道德绑架，当代社会不能根除东林党，让东林党影响了明朝，贯穿整个万历，天启，崇祯三代，造成了很多麻烦。相比阉党威力似乎就不足东林党了，阉党的大多数人都是太监不过是得了外界大臣的支持皇帝的信赖，便作恶多端，为非作歹，但只影响了天启朝几年时间。

“三王并封”，又称“国本之争”，是指明神宗万历皇帝与文武百官之间为了确立皇太子人选，而引发的一起争端。之所以拖延十六年之久，是因为皇帝和坚持原则的大臣，双方之间互不让步，长期僵持不下难以解决故而拖延了十六年。一、明神宗的皇太子人选问题明神宗的长子是朱常洛，按照“立嫡以长”的皇位传承原则，朱常洛应当获得皇太子之位，是大明朝的第一顺位接班人。但明神宗对朱常洛却并无多少好感，理由很简单：朱常洛的生母，是一个身份卑微的宫中婢女。故此明神宗嫌弃他们母子身份低贱，内心根本不想把皇位传给朱常洛。明神宗心目中已经有了理想接班人：皇三子朱常洵。朱常洵的生母，是明神宗最宠爱的郑贵妃。两人情投意合，感情深厚，故此明神宗非常想把三子朱常洵成为他的继承人。但大臣们坚持“立嫡以长”的原则不该违背，纷纷上书，请求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明神宗左右为难，难以决定。为了把朱常洵扶正为太子，明神宗可谓机关算尽。按照明朝宫廷制度，妃嫔生下皇子后，应该立即予以升级加封。但朱常洛都长到了五岁，他的生母仍然未被封为贵妃。明神宗日常对朱常洛也非常冷淡，不仅极少召见，而且朱常洛早就到了出阁读书的年龄，明神宗却不闻不问，装聋作哑。大臣们一再呼吁，明神宗才勉强安排朱常洛出阁读书之事，但安排的非常草率。十冬腊月大冷天，朱常洛读书的殿内连炭火都没有，冻得朱常洛瑟瑟发抖。而对郑贵妃和朱常洵母子，明神宗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心与宠爱。郑贵妃刚生下朱常洵，明神宗马上就册封她为皇贵妃。朱常洵被封为亲王后，按照制度应该马上离开京城到封地就藩，明神宗却违背祖制，长期让朱常洵滞留宫中。二、“三王并封”明神宗的态度与举措，激起了明朝大臣们的强烈不满。他们连篇累牍上书皇帝，用各种方式给皇帝施压，想逼迫他早日确立朱常洛的太子之位。明神宗非常生气，对上书的大臣先后采用了杖责、撤职、甚至发配充军，但依然挡不住大臣们的“争国本”之举。明神宗迫于压力，采取了一个缓兵之计，下达诏书，声称要将长子朱常洛、三子朱常洵、五子朱常浩同时封王，然后在根据他们的表现，则其善者当太子，史称“三王并封”。大臣们看破了万历皇帝的居心，无非是拐着弯的想把朱常洵扶正，坚决不同意，执意要求把朱常洛封为太子，别无选择。此事就这样一直拖了下来。三、“三王并封”结局此次“国本之争”一直持续了十六年。最终身心交瘁的明神宗，在使出一切招数之后，仍然未能将朱常洵扶正，最终只得做出退步，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下旨，正式册封朱常洛为太子，朱常洵为福王。“三王并封”的国本之争就此结束。

明代的历史特点及其经验教训 明朝长达276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朝代。弄清其历史特点，不仅对深入研究明史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对整体把握中国历史的发展特点具有积极意义。尤其是明代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世界变局，其发展特点如何，不仅直接关系着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而且直接影响着中国此后的发展道路，其间蕴涵的深刻教训和启示，需要认真总结和汲取。 明朝历史的发展特点，我以为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突出表现。 1.制度建设空前完备。明朝制度建设具有明显的全面整合前朝制度并开创新制的特点。仅以政治制度为例，如经朱元璋大刀阔斧的改革，废除了丞相制和行省制，形成了皇权之下中央以“五府”、“大九卿”为主体，地方以各省“三司”为主体的官制结构；永乐后，又形成辅佐皇帝处理政事的内阁、司礼监体制；还逐渐形成了旨在统一事权以加强对地方控制的督抚制度。相比元朝，其官制体系既大大简化，又体现出明显的相互制衡的特点，皇权及统治效能皆空前加强。中叶后又形成凡高级官员人选、各部门重大决策等，首先经有关衙门提出建议或会官“廷议”，再由内阁“票拟”处理意见，最后上请皇帝裁决的制度，从而，在保证皇权独断的前提下，使决策程序具有了“集思广益”的特点。又如，在空前完备的科举和官教育体系基础上，永乐后，科举和学校功名逐渐成为决定士人仕途和朝廷任官的最主要依据，从而把选官的公平原则贯彻到当时社会所能达到的最高限度，不仅普遍提高了文官的文化素养，而且大大扩展了统治基础，增强了社会各阶层对朝廷的凝聚力。另外，明朝在经济、法律、军事等方面的制度建设也都高度完备、独具特色并占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 2.商品经济空前发展。总体说来，明代经济仍以自给自足的农业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但相比前代有了巨大发展，主要表现在随着粮食品种的增多特别是玉米、番薯等高产作物的引进以及植桑、种棉等经济作物的普及推广，农业生产力有了明显提高。在此基础上，商品经济和手工业得到迅速发展，出现了许多具有地方特色的手工业产品和经济原料作物产区，涌现出一大批因工商业而兴起的著名市镇；广大农村的集市贸易也空前普及和繁盛，地区间商品流通十分活跃；私人海外贸易发展强劲；以徽商、晋商等为代表的地方商人集团崛起，在经济乃至社会生活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此背景下，东南发达地区的若干手工业部门中较多地采用了雇佣关系，也即人们所熟知的资本主义萌芽。 3.阶级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社会流动加快。宋代以后，世族地主已彻底退出历史舞台，非贵族地主成为地主阶级的主体。而至明代，非贵族地主的数量及其在地主阶级中所占比重都空前提高；除作为主体的缙绅地主外，在经济发达地区还出现了少量的经营地主。市民阶层也伴随着工商业和城市的空前繁荣而兴起；与此同时，普通平民的身份地位也比前代进一步提高。社会流动速度空前加快，学校和科举几乎成为非贵族地主乃至平民获得政治身份并进入官绅阶层的唯一途径，尤其是以科举考试博取身份特权，再以身份特权谋取经济利益，成为社会流动的主要方式。 4.中后期社会风气丕变，思想文化异彩纷呈。首先，出现了普遍重商、“竞相逐利”和追求享乐的风气，“人必有私”观念和拜金主义流行。其次，程朱理学衰微，王氏心学风行，天下之士由谨守“朱子矩矱”、“格物致知”到普遍“贵疑”、“自得”、“厌常喜新”乃至追求个性解放。其三，文学界提倡“独抒性灵”，以小说为代表的反映市民文化的通俗文学空前繁荣，其中尤以《金瓶梅》和《三言》、《两拍》也更直接反映了市民阶层的价值观念及生活面貌。其四，学风经历了由朴实到空疏，再到求真、求实的变化。史学中野史尤其是私修当代史空前繁荣，标志着史家对现实的高度关注和对经世致用的不懈追求；以《农政全书》、《本草纲目》、《天工开物》等为代表的实用科技的发达标志着中国科技发展的新水平；明后期随着西方传教士的东来，以徐光启为代表的一部分士大夫已敏锐察觉到中国科技文化在某些方面的落后与不足，而积极向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学习，于是形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高潮，并出现一大批文化交流的成果。 5.士大夫敢言之风盛行。明朝士大夫敢于直谏为中国历史所罕见，主要表现有二：一是敢言之臣“不可胜数”，如洪武时茹太素、正统时刘球、嘉靖时沈练、天启时杨涟等，皆为著名谏臣；至于正德许天锡的“尸谏”、嘉靖海瑞的“备棺而谏”、万历雒于仁的直斥神宗患“酒、色、财、气”四疾等，就更富有特色。二是在遇到重大决策分歧时，群臣往往集体进谏，如正统时谏阻英宗亲征、成化时劝谏宪宗合葬钱太后于裕陵、正德时谏阻武宗南巡、嘉靖初大礼议、万历时争国本等，皆为显例。其中，成化时劝谏合葬钱太后于裕陵和万历争国本还取得了最终胜利。尽管他们用以谏君的信念和依据仍是传统的儒家思想，但其试图以群体力量限制君权的意向和不懈努力还是值得特别注意的。 6.对外政策崇尚睦邻友好，但总体保守、落后。朱元璋确立的对外政策有两大基本原则：一是努力营造以“厚往薄来”为特征的朝贡贸易体制下的睦邻友好关系，二是严禁中外商民自由贸易。永、宣时期的郑和下西洋，虽是中国远洋外交和人类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但本质上并未突破上述基本原则，其目的仍是通过宣扬明朝国威、建立南洋及印度洋地区的和平秩序，以吸引的国家前来朝贡，故终因所费不赀而被迫停止。中叶后，东南沿海居民生存压力不断增大，违禁甚至武装下海者日趋增多，嘉靖时“倭寇”中的大部分实为中国沿海商民。在此压力和朝贡贸易越来越难以维持的情况下，明廷不得不在隆庆时“准贩东、西二洋”，有限度地允许东南沿海人民出海贸易。这虽在客观上为民间海外贸易提供了一定的合法空间，但总体看来，其对外政策仍是保守、落后的。万历三十一年，当为开发南洋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二万五千余华人在吕宋惨遭西班牙殖民者的屠杀时，明廷甚至采取了坐视不管的态度。 综上所述，明代是一个传统与创新交织、保守与开放并存，表现出明显“转型”趋向的时代，但因其新生因素远未达到全面突破传统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程度，故最终随着明朝的灭亡而宣告“转型”的失败。给清史以准确的历史定位 自1911年清朝宣布逊国，以《清史稿》之编纂、肖一山著《清代通史》为标志，正式揭开了清亡后清史研究的里程。迄于今，已历90余年，清史研究从未间断，而以近20余年的研究为极盛。即以清断代史为例：先有戴逸的《简明清史》，后有郑天挺的《清史》、中国人大清史所与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合著的《清代全史》（全10册）、杜家骥的《清朝简史》、李治亭的《清史》（两卷本）等书相继问世，已是前70年数倍之多！论文之多，更是以万计。改革开放20余年来，清史研究之盛，远远胜过前70年的总和。 清史研究成绩斐然，但其中也存在着巨大分歧。以《清史稿》和肖一山《清代简史》为代表的历史观点及对清史的评价，固不足论；而“文革”前特别是“文革”中，极左思想泛滥，贬斥清史，亦不足怪。直至改革开放时期，人们的思想大解放，价值观念大变化，我们对中国历史的原有认识包括对清史的评述，都已改变了许多。然而，在清史研究中延续下来的传统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因而不能正确解读清史。从根本上说，就是如何正确认识清史，准确地给清史定位。例如：一说满族为“异民族”，视清朝为“异国”；当初努尔哈赤起兵，向明朝挑战，指为“犯上作乱”；一说满族离开其居住地，进入中原，就是对“中国”的“侵略”、“进犯”，是满族贵族对汉人的“民族征服”；一说清朝统一全国，“是以全国生产力大幅度破坏为代价的”，它“代表落后的生产方式”，使中国的发展“延缓了一百年”；一说清初减轻农民的负担，“在很大程度上口惠而实不至”，即使如康熙朝“宣布减免赋税并没有多大实际意义”。所谓康熙盛世纯属子虚乌有，是“被某些学者捧出来的”！ 至于近代时期，清朝更是一无是处，几乎没做一件好事！除了那些内反清朝统治，外反西方与日本列强侵华的仁人志士及死难烈士，几乎没有一个好人！ 学术之争，本属学术研究过程中正常现象；持不同观点，无可厚非。但我们认真分析上述诸多观点时，便不难发现，在这些观点的背后，却是隐藏着如前已指出的某种民族偏见或陈旧的史学观念，给清史做出了不恰当的评价。 那么，我们应当怎样认识清史，给它一个正确的历史定位呢？ 任何一件事的好坏，评价一个人的是是非非，总是比较而言的，即相互比较而后知。这就是比较的方法，再简单不过。这同样适用于对清朝的认识。一方面，从中国历史的发展进行比较：以清朝与它的前代明朝，再上溯到明以前历代相比，究竟在哪些方面达到或超过其发展水平，又做了哪些“前无古人”之事，同样，它又做了哪些不如前代甚至倒退之事，另一方面，与当代中国相比，它给我们留下了哪些有价值的历史文化遗产，或者说，它对后世有多大影响，只要认真比较，清朝的历史真貌就会显现出来。 如所周知，清朝的前身——史称后金，是由女真——满族创建的，在联合汉、蒙古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过程中，变为强大的清王朝。满族的先世，可追溯到先秦时代世居东北地区的肃慎族，其后，又有勿吉、挹娄、靺鞨等族相继生活在黑龙江、松花江流域，都是肃慎族的延续，直至北宋时期的女真人，才是满族的直接先世。约当17世纪30——40年代，明末东北诸部女真人为努尔哈赤与皇太极父子所统一，始形成满族共同体。不可驳辩的事实是，满族及其先世，从来就是世世代代生息在东北的一个古老民族，无疑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把它视为“异民族”、“异国”，排斥在中国之外，这不单是民族歧视，而且是一个原则性失误！如同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族各建一代王朝（北魏、辽、金、元）一样，满族也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政权；又同他们一样，疾驰中原，一统天下。明清角逐近半个世纪，一个胜利了，一个灭亡了，这是明末社会诸矛盾及民族矛盾相互作用的必然结局。评述两王朝的兴替，既不能站在明王朝的立场，斥责清朝夺权非理，也不能站在清朝的立场，为其辩解合理，要的是客观的立场，从明清之际的社会发展趋势，探索这场大变动的内在原因。当我们肯定农民大起义反抗直至推翻明朝统治天然合理时，同样，也应肯定一个弱小的少数民族反抗明朝的统治，甚至向它争夺统治权，也是合理的。这实际是对社会变革的认同，使我们的认识与历史发展的趋势相一致，看问题就会较少差误。 自清朝定鼎北京，迄至逊位，有国长达268年。在西方列强入侵中国、发动罪恶的鸦片战争前，约近200年，清朝所做的一切，实集历代之大成，在许多方面已经超越了前代，把我国封建社会推上了最后一个发展高峰。概括地说，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清承明制，建立一套臻于完善的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体制，而它自创的一些机构，使其体制独具特色。诸如理藩院、军机处、南书房、内务府等，为历代所仅见；六部满汉复职制，实为它的独创；八旗制融军政为一体，发挥着独特的功能。清制，严密、完备，井然有序，历代如宦官之乱、后宫干政、外戚专权、朋党祸国等祸患，在有清一代基本没有重演，最高统治集团保持了长期的稳定，社会亦获安宁。 坚持以农业为“国本”的治国方略，大力垦荒，不断扩大耕种面积。雍乾之际，全国耕地已达10亿亩，为历代垦荒之最！大规模治理黄、淮，广兴水利，投资之巨，又为明代所不及。储粮备荒，减免钱粮，康熙和乾隆两朝共五次蠲免全国钱粮，创中国历史最高记录。自康熙五十年起，“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取消人头税；雍正时，改革赋税，摊丁入地，同具划时代意义。经济长期保持繁荣，人口迅速增长，财政稳步上升，乾隆鼎盛，最高存储8000万两，常年在7000万两上下。清朝已建立了发达的封建农业经济。 清朝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以独特的八旗制组织军队，辅以绿营兵，在保卫国家的领土主权及维护国家统一的斗争中，展示了它的威力。如，平吴三桂之乱，收台湾，击沙俄，驱准保藏，西北激战70年（康熙二十九年—乾隆二十四年），西南荡除土司分裂势力等等，内反分裂，外反侵略，国家统一，固若金汤，其武功之盛，与明朝劳而少功恰成鲜明对照。 文化繁盛，远迈前代。主要集中于康、雍、乾、嘉四朝，160年间，诗词创作，各成流派，直追唐宋；小说、戏剧新发展，以《红楼梦》为代表，堪称千古绝唱！戏曲又胜元杂剧，书法、绘画独树一帜；经学、理学、史学、考据学等，学派林立，著作山积！《四库全书》集古今之大成，传统文化大总结，为文化繁盛的突出标志。清朝最具深远历史意义的变革之一，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坚持儒家“大一统”的理论指导，将国家的“大一统”发展到了极限。突出反映在民族观念的时代飞跃，即抛弃历代所坚持的“华夷之辨”、“内中国外夷狄”的传统民族观念，以康熙帝废长城为标志，实现了自皇太极以来所倡导的“满汉一体”、“中外一视”、“天下一家”的政治目标，将世代隔离汉族与“三北”广大地区游牧民族的长城废弃而不用，从此边疆与内地形成一体，真正成为一家，困扰历代2000余年的所谓“外患”、“边患”，一劳永逸地彻底根除！这与明代设长城为限隔，同蒙古、女真战斗不已相比，简直如天壤之别！ 清朝最伟大的贡献，就是建立了空前“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明以前，历代设治与直接行政管辖，多限于长城以内；只有少数王朝，如汉、唐、元等突破长城之限。多数王朝，以明为例，在长城外边疆地区实行羁縻统治，官其酋长，因俗而治，定期向中央王朝朝贡。清朝彻底打破传统惯例，在少数民族边疆地区设置机构，派驻军队，因地制宜，实行不尽相同的管辖机制，统辖于中央。例如，在东北地区，设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将军衙门，而在其汉人集中之地又设府、州、县管理。在内外蒙古设盟旗制管理蒙古族；在西北设伊犁将军管新疆，在天山南路实行伯克制的行政管理体制，皆受制于清朝派驻各城的参赞大臣或事大臣、领队大臣。在西藏，设驻藏大臣，代表朝廷监管西藏军政与财务。在西南，废除千百年世袭土司制，改土归流，由中央派官管辖地方。清朝所辖，陆地总面积达1300多万平方公里，共有55个民族接受一个统一的国家政权管理。其疆域之辽阔广大，在清以前，除元朝，再没有一个王朝拥有如此广袤的疆土！而清朝将中国的疆域推向了极限，直接为当代中国的版图奠定了基础。其功绩，无与伦比。仅就疆域而言，清朝将多民族凝聚成一个巩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即使有多少错误，清朝也应该倍受赞扬！ 清朝管辖广大疆土，保持了国家的长治久安，社会长期稳定，尤其康乾盛世持续百二十年，堪称清朝创造的一个奇迹。 总结清代（近代前），真正实现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与民族及其疆域的“大一统”。故可以认为，清史者，大一统也！当然，到了近代，清朝走下坡路，积弱成弊，在西方列强的淫威下，中国失去了很多。如，同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丧权辱国，割地赔款，中华民族为此蒙受奇耻大辱。自乾隆后期，约当18世纪末，中国亟需变革、开放，与世界对接时，清朝一概拒绝，连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也被拒之门外！在延续百年后，一场救亡图存的戊戌变法运动，竟被打入血泊之中，清朝丧失了最后一次挽救自己的机会，只有等待辛亥革命把它打倒！ 嘉道之际，中国已经由强变弱，而道光以后，则由积弱而衰败。无须讳言，清朝不能推卸责任，但其历史性的贡献也不能抹煞，它在前中期所实行的治国方略及各项政策如民族政策等，对于我们仍具有巨大的认识价值，无论其经验与教训，都有借鉴意义。清朝遗留的历史文化遗产十分丰厚，认真加以总结，不失为研究清史的一大目的。

1朱元璋建明朝2朱元璋火烧功臣楼3胡惟庸案4靖难之役5郑和下西洋6永乐迁都7三杨辅政8土木堡之变9于谦保北京10夺门之变11曹钦曹吉祥谋反12八太监误太子13大礼仪之争14庚戌之变15戚继光抗倭16海瑞冒死上疏17张居正改革18利玛窦来华19李三才入阁之争20明末三案

杨慎（1488～1559）明代文学家，明代三大才子之一。字用修，号升庵，后因流放滇南，故自称博南山人、金马碧鸡老兵。杨廷和之子，汉族，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祖籍庐陵。正德六年状元，官翰林院修撰，豫修武宗实录，禀性刚直，每事必直书。武宗微行出居庸关，上疏抗谏。世宗继位，任经筵讲官。嘉靖三年，因“大礼议”受廷杖，谪戍终老于云南永昌卫。终明一世记诵之博，著述之富，慎可推为第一。其诗虽不专主盛唐，仍有拟右倾向。贬谪以后，特多感愤。又能文、词及散曲，论古考证之作范围颇广。著作达百余种。后人辑为《升庵集》。http://baike.baidu.com/view/41819.htm

明朝统治两百七十多年，为何没出现后宫干政、外戚专权?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经常会出现后宫干政、外戚专权的情况，比如说西汉、东汉时期。然而明朝存在两百七十多年，却从未出现过后宫、外戚干预朝政的事情。清朝官方在撰写《明史》时评价道“论者称有明家法，远过汉、唐，信不诬矣”。那么明朝为何没有出现后宫干政、外戚专权呢?这件事要归功于明太祖朱元璋!别看朱元璋没什么文化，但他却虚心好学，特别是对前朝的历史很感兴趣。朱元璋在位期间，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特意编写了一本《皇明祖训》，用来教导后世子孙，其中明确规定，“凡皇后止许内治宫中诸等妇女人，宫门外一应事务，毋得干预”。那么朱元璋是怎么彻底杜绝后宫、外戚干政的呢?其一，后妃的选择问题。朱元璋很清楚造成外戚专权的根源还在于后妃的选择。历史上的后妃一般出自官宦人家，往往造成“勋而兼戚”，以至酿成外戚、勋旧祸乱朝政的情况。比如说隋文帝杨坚就是北周的高官，女儿被选为太子妃，后来做了皇后。杨坚就通过外戚的身份夺取了皇位。因此朱元璋规定，“凡天子及亲王、後、妃、宫人等，必须选择良家子女，以礼聘娶，不拘处所;勿受大臣进送，恐有奸计”。明朝统治时间长达276年，一共有20位皇后，除了明成祖朱棣的妻子徐皇后外，其余全部来自民间，基本上全是平头百姓。这样一来，外戚的力量自然也十分孱弱。其二，后妃的权限问题。朱元璋在《皇明祖训》对后妃进行了种种限制。比如说严禁男人进入后宫，甚至连后妃的父兄也不许进入，“凡宫闱当谨内外，后妃不许群臣谒见”。。临川侯胡美既是开国功臣，也是朱元璋爱妃胡顺妃的父亲，他因“偕其子婿入乱宫禁”，全家惨遭处死。甚至连后妃们患病，也不许御医进入后宫看病，只能由宦官们述说症状，向御医取药，“凡宫中遇有疾病，不许唤医人入内，止是说证取药”。后宫中的妃嫔们看似华丽，其实不过是困在笼子中的金丝雀。朱元璋还规定，后宫之中不得向外私写书信，“凡私写文帖於外，写者接者皆斩”。其三，文官们的抵制。由于明朝后妃大多出自民间，所以外戚的力量十分薄弱，即使有皇帝的关照，他们也很难参与政治，因为他们还要面临着士大夫集团的抵制。明朝统治时期，文官的力量十分强大，比如说万历年间的“争国本”，实际上就包含着文官集团与郑贵妃、郑国泰这些后宫、外戚势力的较量。除此之外，明朝的一些皇后素质极高，不愿意干预政事，比如明仁宗的皇后张氏，她历经仁宗、宣宗、英宗三朝，威信极高，但却没有垂帘听政。朱元璋精心指定的《皇明祖训》对明朝影响深远，使得明朝没有出现后宫干政、外戚专权的情况，不过有些条款却被子孙们背弃，比如说不允许宦官干预政事。参考资料：1.《明史》;2.《皇明祖训》;3.《明史纪事本末》

读后感　最近，我阅读了《明朝那些事儿》这本书，作者风趣幽默的话语令我十分喜爱这部书。作者对人物的刻画入木三分，对斗争的描述淋漓尽致，对情节的把握炉火纯青，真的很令我钦佩。在书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朱元璋了，一个出身于农民世家的人，竟然能成功当上皇帝。　　朱元璋小时候深受元朝的腐败统治之苦，家中十分贫苦，在中国历史上的皇帝中，大概是唯一的一无所有的贫农，是通过造反才拥有了天下。放牛、做乞丐、做和尚、造反、做皇帝，一份十分简单的简历。没受过教育，却能直接带领千军万马争夺王位，是个军事天才，也是个人事管理天才。对于这种情况，我有自己的看法：平静的湖面，练不出不畏风浪的水手；安逸的环境，造不出时代的伟人；宁静的世界，找不出真正的英雄，朱元璋就是在如此恶劣的情况下，成为一个伟大的霸主。正是青少年时期的艰苦经历磨炼了朱元璋，使他变得老成而有心计。　　朱元璋最令我佩服的是他的各种本领：果断、让朱元璋能在危险的情况下做出最正确的判断；坚持、能让他在僵持时打破僵局；冷静、能让他有准确的策略。这三样宝物、合起来，能让你在战场上完美地指挥出应敌的方法，假如任何事中，都具备果断、冷静和坚持会让你在困境中发现机会。在这三个本领前，相信无论怎样的困难都回迎刃而解，最后将登上成功的彼岸。　　朱元璋还教会了我自信，他曾经说过“我相信我是对的”。在通往胜利之门的路上，你会捡到很多钥匙，这些钥匙有的古色古香，有的金光闪闪，但只有一把才能打开那扇胜利之门。当你引领大军作战，当百万生灵的一切掌握在你的手中，当你只有一次尝试的机会，没有多少人能不紧张，而在战争中，只有一个时机是最适合的，如果失败了，你将失去一切。但朱元璋却在关键时刻毫不紧张，他相信了自己的决定，是自信，使他一步一步地走向皇位。　　读一本好书就像和一个高尚的人说话，我读了《明朝那些事儿》后，朱元璋成为了我生活中的老师，他教会了我果断、冷静、坚持、自信等等必会的本领，他仿佛和我说：乱世之中本身是没有天才，但只要有了各种本领，你就是一定会成功，本领能助你登上成功的高峰。主要内容： 第一部朱元璋生于乱世之中，背负着父母双亡的痛苦，从赤贫起家，他没有背景，没有后台，没有依靠，他的一切都是自己争取来的，他经历千辛万苦，无数次躲过死神的掌握，从死人堆里爬起来，掩埋战友的尸体，然后继续前进，继续战斗。可以说，在那个时代，最优秀统帅的称号非朱元璋莫属驾崩后传位于长子朱标之子朱允炆，但朱允炆上台便要削藩。后燕王朱棣以“靖难之役”的名义夺位。[1]第2部内容自永乐帝夺位的“靖难之役”后开始，先叙述了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永乐大帝事迹——挥军北上五征蒙古，郑和七下西洋，修著《永乐大典》，南下讨平安南等等，后来永乐帝于北伐蒙古归来途中病逝，明朝在经历了比较清明的“仁宣之治”后，开始进入动荡时期。大宦官王振把持朝政胡作非为，导致二十万精兵在土木堡丧于一旦，幸亏著名忠臣于谦在“京城保卫战”中力挽狂澜，挽救了明帝国，但随即又在两位皇帝争夺皇位的“夺门之变”后被害身亡。　这一系列的事件和人物都精彩无比，可说高潮迭起，令人目不暇接、欲罢不能第3部接续上篇，从明英宗朱祁镇成功复辟的“夺门之变”后写起，叙述了忠奸不分的朱祁镇听信谗言，杀害曾救其于危难之际的大功臣于谦，而这也成为他继“土木堡之变”后在历史上留下的又一大污点。而在他病逝后，相继继位的两位皇帝宪宗和孝宗，一个懦弱不堪无所作为，一个心怀天下力争求良。但随着明武宗朱厚照即位，各种荒诞事情层出不穷，大明帝国岌岌可危……第4部从嘉靖即位、议礼之争开始。嘉靖皇帝借议礼之争清除了一批前朝旧臣，总揽大权。此后他的生活日渐腐化，一心想得道成仙，国家大事抛诸脑后，奸相严嵩因此得以长期把持大权。同时大明财政空虚，兵备废弛，东南沿海的倭寇和北方的蒙古成为明朝的心腹大患，作者也详细地讲述了戚继光抗倭寇的传奇事迹。第5部内容分两大部分，一为内争，一为外战。内争写严嵩倒台后徐阶、高拱、张居正三人各施手段，你方唱罢我登场。三人都是实干家，都为中兴朝廷呕心沥血；同样又都是阴谋家，铲除异己心狠手辣。而这两者均以张居正为最：改革遗惠万民，荼毒殃及门生。外战亦即援朝抗日战争，场面波澜壮阔，运筹神鬼莫测，更塑造了李如松、李舜臣、邓子龙等一系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英雄人物形象。　虽然一样是说史，但当年明月用的笔法，却不是以往那些史书笔法。而是一种充满了活力和生气，字字都欲跃然而出的鲜灵笔法，在他笔下，人物不再是一个刻板的名字和符号，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那些事件更是跌宕起伏，叫人读来欲罢不能。第6部主要讲述了晚明由“三大案”引发的党争，魏忠贤兴起及袁崇焕之奋战。自张居正去世后，便无人敢管万历，为争国本、查妖书、打闷棍，他与大臣展开拉锯战，三十年不上朝。东林党却因此发展壮大，为把持朝政，与齐、楚、浙三党明争暗斗，借国本之争，扶持明光、熹宗二帝即位，成功掌握政权。魏忠贤以平民出身，利用熹宗昏庸，又傍上皇帝乳母客氏，与东林党展开对决。在外，援朝抗日战争后，明防御线转至辽东。没落贵族之后李成梁打蒙古、灭女真（努尔哈赤部落除外），成为一代枭雄，但却因努尔哈赤讨好他，养虎为患，努尔哈赤借机兴起，统一后金。为抗金、守城、夺失地，在帝师孙承宗的带领下，袁崇焕从一介文人成长为边疆大将，坚守孤城，最终击败努尔哈赤。大结局对整个明朝历史进行了分析梳理，引人思索：明朝最后一位皇帝，自来有许多传说。关于崇祯究竟是一个昏庸无能的皇帝，还是一个力图奋起的人，一直众说纷纭。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残酷的时代，也是一个精彩的时代。在这一时期，北方的后金势力崛起，经过努尔哈赤的经营，势力急剧壮大。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即位。袁崇焕就在这一时期迈上了历史的舞台。本文作者告诉我们，袁崇焕这个民族英雄，在历史上不过是个二流角色。为什么这样评价？因为我们所了解的历史是远远不够的，在这背后，还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关于袁崇焕的死因，更是与我们之前知道的历史大不一样：一场与他无关的争权夺利，把他送上了死刑台。大明的动乱此时才不过刚刚开始，随后陕西等地爆发了各路义军。也许你知道闯王高迎祥、闯将李自成、八大王张献忠，但你知道“薛仁贵”、“曹操”和“刘备”也到明末来了么？这绝对不是穿越小说里的场景。而你又知道竟然有义军队伍叫“逼上路”、“鞋底光”、“一块云”，甚至“三只手”这样的名字吗？

只当了一个多月皇帝的李自成，他的皇帝生涯究竟是怎样的？杨时昌是崇祯三年来陕西失败的杨学之子，他的缺点很多。比如心胸狭窄，嫉妒心强，功勋卓著的明朝大将卢尚成被他杀害，俘虏了高显像的孙传贞，受不了他的诬陷，所以耳朵聋了。但是这个人有一个优点。战略眼光卓著。他看到了以前明朝扼杀农民军的最大漏洞。也就是说，各省政令不通，不能和谐，作战各有战争，私心大，保存实力多。因此，他以目标提出了新的战略：4屠夫10面网。该战略的主要部署是将全国分为统一剧场，各省协调一致的行动，分别统一指挥其责任，并将责任落实到人身上。这一战略使农民军“流动作战”的难度从此变得更加困难。崇川10年(1637年)明朝实施“思政六面网”战略后，李自成成为最大的受害者，两省以协同作战配合，一再阻止李自成逃跑路线，农民军可以展开游击战争，展开阵地的“停战”，但不是官军的对手。反复遭受打击的李自成拼命突围，试图进入四川攻占成都，明朝被击退，在退兵过程中，明成祖、朱代弼等人一直追赶，追赶了50里，将李自成送回陕西，李自成还没有呼吸，陕西的孙传正又杀了。四周被堵住了，李自成准备下去南下，再去河南。但是这一战略已经在明君的预料之中。年12月，在进入河南必经之路的陕西官南院，李自成陷入孙传正、洪承九等各路人马的夹击，明君发誓这次动员血本，部署3万精兵，铺天盖地，活捉李自成。战斗从早打到晚，李自成终于趁明君瘫痪，率部冲上来。此后，他藏在山西交界的上罗山。以前，他的几十万大军这时只剩下包括他在内的18人。同期，在湖光地区与明朝周旋的张献忠也在伤亡惨重的情况下选择投降，数千名残兵部署在谷城。一度轰轰烈烈的明末农民大起义此时完全陷入低谷。李自成战败后，孙传正包围上罗山，希望重兵搜查李自成，但这时北方警戒警察再次起来，他指挥的精锐部队大部分都向东护送京城。第二年，在抗击皇太极南侵的战斗中，他得罪了杨时昌，甚至一度入狱。对于投降的张献忠，以前他曾多次叛变，显然是靠不住的。明朝有官方纪念馆，要求张显中投降后除掉他，但让张显中逃跑，张显中的湖光总督熊文力保平静下来。李自成就这样留下了张献忠这两个微弱的火种。再烧的时候，要让明朝后悔不已。结果，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明王朝主力部队趁此机会集中动荡，崇祯于12年5月(1639年)，反复无常的张献忠再次造反。年9月，杨时昌亲自镇压了病痛。提出“思政六十面网”的战略家实战能力几乎接近低能第二年5月，明朝辽东皇太极入侵，明朝洪承区军队13万人，皇太极在锦州、松山地区打了一年仗，但在战争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在崇祯盲目指挥下，洪承区盲目参军，最终功亏一篑，全军覆没。这一年，河南也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干旱，李自成乘势而起，马上集结了数万军队。他与张显忠远眺，先是湖北孝感、汉阳，然后挥师北上，第二年攻占正月洛阳，杀了《争国本》事件中的反派角色——福王朱相庆。接着，两个公开峰，最终通过挖黄河大坝引诱黄河水的方式，彻底破坏了上映。这时，明王朝、精兵养将在两线作战中消耗殆尽，唯一能与李自成抗衡的是刚从监狱获释的孙传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