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国家哪个省缺少劳动力

今年以来，由于经济迅速回暖，一些沿海地区出现严重的缺工现象。春节刚过，东部沿海地区就出现大规模用工荒，珠三角缺口超200万。有网友指出“民工荒”实际上是“民工权利荒”，民工短缺实际上是权利和制度的短缺。也有人认为珠三角“缺工”只是一种表面现象,从本质上讲，珠三角并不“缺工”，缺的是企业“远见” 　　今年以来，由于经济迅速回暖，一些沿海地区出现严重的缺工现象。其中，广州深圳东莞等珠三角地区城市缺工超200万人，部分生产线已处停工状态。企业纷纷上调工资，调低学历、年龄等限制，希望缓解用工荒。而在号称“世界工厂”的拥有500多万外来打工者的东莞，缺工过百万。(2月21日《武汉晚报》)　　虽然这种报道不算新闻，但我依然觉得这种报道是当前社会所需要的。因为只有这种警醒式报道的密度变大，才能引起我们社会的高度与宽度反思。当前，缺工原因表面上看是因为提薪脚步缓慢，但根本原因还是我们社会的工种歧视意识的长期发酵所酿制。给工人加薪，铸就劳动公平，归还一线工人的尊严，是一个方面，但尚无抵达解决缺工现象的内核。　　一份资料显示，2006年，美国三大汽车工人的平均年薪超14万美元，同年的美国教授平均年薪为9.29万美元。虽有人批驳这是“脑体倒挂”，但这说明，在美国制造业，工人是受到社会价值的广泛肯定。我国产业工人2008年的平均工资仅为日本工人的五十分之一，日本经济在1950～1980年的30年增长中，工人收入的增速很快，从不到美国人的10%一下子与美国人相当。而我国经济在近30年增长中，GDP与财政收入打了几个滚，但工人的年薪增长至今不足美国工人收入的10%。　　究其原因，便是我们社会缺乏对待一线工人的敬重意识。一些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模式停留在粗线条型、直线型。以压低劳工成本为本能管理意识。在世界分工中,这些看起来较之内陆经济发达的地方，制造业长期处于低级加工链。完整而有灵魂的企业形态并不具备，更像是世界工厂里的一个只闻榔头声响的生产车间。在这个车间里，鲜有技术革新、品牌推广、知识产权、销售终端。　　更让人忧虑的是，不仅是上亿外来工生存与劳动价值的国家意识迷惘，一大批中小企业甚至包括垄断国企里，一线工人的命运也渐次跌入低谷。所以，沿海地区普遍存在的缺工现象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国家意识问题,是允许少部分人无限制地切分大部分人的劳动蛋糕的习惯性漠视，更是需要创造一个更公平、更合理的社会问题。 相关新闻：　　企业追着农民工司令要人 多省限制劳动力输出 来源：中国经济网　　春节刚过，东部沿海地区就出现大规模用工荒，珠三角缺口超200万。　　南方企业纷纷到河南“抢人”，给本土企业用工也造成了不小的压力。一些本土企业，为留住熟练工人，早在年前已为员工涨了工资。　　据了解，不仅是河南企业，外省一些政府部门专门出台文件，限制劳动力外流，以满足本地企业的用工需求。　　现象：企业排队向“农民工司令”要人　　春节过后，一些农民工还在为工作发愁的时候，殊不知，沿海地区正在遭遇用工荒。　　据《武汉晚报》报道，目前，深圳用工需求，回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其中制造业需要大量普工。由于工人难招，很多企业将招工年龄放宽到45岁。即便如此，很多企业还是招不到人。　　广州预计缺工量达15万人。特别是餐饮业的前台和楼面服务员，平均1名求职者，有近5个对应岗位可供选择。　　东莞缺工更为严重。今年东莞最大的人才市场――智通人才，举行节后首场招聘会，200余家企业进场招聘，提供4000多个岗位，只吸引了2000余人进场。　　沪苏浙闽和广西北部湾等地，都出现不同程度的缺人。　　这些消息，让“农民工司令”张全收感触很深。昨日，张全收在电话中告诉记者，不仅是沿海地区，现在就连中西部很多城市，也开始缺人了。　　张全收自豪地说，现在，很多用人单位招不到人，排队到他门口要人。　　对策：外省已开始限制劳动力输出　　由于用工缺口较大，沿海很多城市开始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试图吸引农民工的光顾。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有关人士表示，今年深圳将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有调查数据显示，70%的人认为，深圳市的最低工资标准应该定在1500元到2000元。　　河南省人力资源市场一位负责人称，由于经济发展，很多中西部省份也开始出现用工荒，有些省份已出台政策，限制劳动力外流。他说，尽管河南省劳动力比较充足，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向外输出劳动力的增幅也不再是高速增长了。　　针对南方出现的用工荒，河南本地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也开始采取措施应对。河南一生缘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丽娜称，为留住员工，他们年前已为员工涨了工资，平均涨幅在10%左右。　　郑州一家服装生产企业的张经理称，现在，他们也面临着招工难的问题，尤其是熟练工人。张经理称，春节刚过完，他们就忙着与人力资源市场和人才中心联系招人，并在人口密集的地方贴广告招工。　　张经理坦言，在目前招工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他们也考虑适当提高工人工资的办法，留住熟练工人，避免出现用工困难局面。 原因探究：　　“用工荒”背后实际是“民工权利荒”　　来源：羊城晚报 作者：伊歌　　千万不可将“用工荒”的警号误解为政府可以放弃积极的就业政策，恰恰相反，劳动力的短缺正因存在制度约束，还不能完全自由流动。“民工荒”实际上是“民工权利荒”，民工短缺实际上是权利和制度的短缺。　　经济学中有“刘易斯拐点”之说，意指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短缺的临界点。半个世纪前，美国的经济学家刘易斯创立了“二元经济发展模型”，指出发展中经济体工业化的初始条件是资本稀缺、劳动力过剩，在工业化过程中，工业部门会不断吸收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工资水平并非取决于劳动力的供求关系，而是取决于农民的收入水平。当工业化将剩余劳动力都吸纳干净，工资水平就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如果不提高工资福利，不改善劳动条件，就雇请不到所需的劳动力。　　简而言之，在“刘易斯拐点”之前，是人求工作，不涨工资也会有源源不绝的劳动力;在“刘易斯拐点”之后，是工作求人，不涨工资就找不到合适的员工。春节后，沿海地区和内地同时出现严重的缺工现象。其中，广东珠三角地区用工缺口达200万。常年约有1200万农民工外出打工的人口大省、民工大省安徽，如今也出现了“用工荒”。“有专家指出，中国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正在枯竭，用工荒正成为内地普遍现象，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将加速丧失优势”。这是否说明中国已经出现“刘易斯拐点”?(2月21日《武汉晚报》、《新快报》)　　早在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份报告就曾提醒：我国的劳动力正由过剩向短缺转变，拐点将在“十一五”期间出现，确切的时间可能是在2009年。当时从珠三角到长三角出现的“招工难”，也为这种观点提供了部分验证。没料到随后爆发国际金融危机，外部需求萎缩，出口加工业收缩，大批农民工被迫返乡，有机构预测就业岗位缺口达千万个之多。一时间，“刘易斯拐点”之说似乎不攻自破。　　可是，随着经济强劲反弹，“保增长”大局已定，“用工荒”又浮出水面，而且大有从沿海地区向内陆省份蔓延之势。其实，如果不是将“刘易斯拐点”的出现机械地设定在某个时间点，而是将其视为一个过程，经济危机等因素有可能提前或延后“拐点”的出现;那么，判断中国正在或即将出现“刘易斯拐点”是基本符合实情的。　　民工大省的“用工荒”，可看作是劳动力市场为“刘易斯拐点”拉响的警号。对于这一警号，在劳动力市场中交易的企业和农民工的反应敏感而迅速。比如，在地处安徽的广德开发区，“我们这里的工资水平基本跟江浙一样，待遇并不差”;开发区内企业给工作中的年轻工人播放流行音乐;新一代农民工选择在家乡打工;等等。倒是身处市场之外的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千万不要误解了这一警号。　　“用工荒”并非意味着传统劳动力密集产业加速丧失优势。且不说中国制造业的工资水平还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劳动力的相对价格优势不会立刻丧失;更不用说中国的劳动人口总量巨大，到2030年仍有9.7亿，比现在的总量还要大，届时劳动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约为67%，仍高于现在的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因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虽然断言“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却仍认为“我国在劳动力供给方面的优势会长期保持”。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劳动就业群体，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千万不可将“用工荒”的警号误解为政府可以放弃积极的就业政策，恰恰相反，劳动力的短缺正因存在制度约束，还不能完全自由流动。“民工荒”实际上是“民工权利荒”，民工短缺实际上是权利和制度的短缺。政府应将“用工荒”作为完善劳动力市场的契机和动力，改革税收制度、户籍管理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提供农民工子女就学、职业技能教育等公共产品;而不是通过修改法律等手段将政府责任转嫁给企业。 网友热议：　　珠三角民工荒给企业家上了一堂警示课　　来源：中国企业家 作者：杨金溪　　今年以来，由于经济迅速回暖，沿海地区和内地同时出现严重的缺工现象。其中，广州深圳东莞等珠三角地区城市缺工超过200万人，部分生产线已处于停工状态。企业纷纷上调工资，调低学历、年龄等限制，希望用工荒得以缓解。2月21日武汉晚报　　有资料显示，全国农民工有2.3亿人。我国农村有大量富余劳动力，许多农民亟待离开土地，向城市转移，寻找就业岗位。为何今年以来，广州深圳东莞等珠三角地区城市缺工超过200万人，出现严重“缺工”的局面?笔者认为，珠三角“缺工”只是一种表面现象。从本质上讲，珠三角并不“缺工”，缺的是企业“远见”。　　农民工离乡背井，外出打工，图的是赚钱。因此，哪里赚钱多，他们就会涌向哪里。如果外出打工收入低于种地收入，他们自然会选择回家种地。到珠三角打工的农民工，倘若收入过低，自然会选择离开。　　早在今年春节前，东莞“两会”上就有政协委员进言，东莞最低工资标准应由770元调至900~1000元。理由是：一味维持最低工资不变，外来人员会逐步流向其他城市。　　其实，既使东莞将现在的最低工资标准770元调至900~1000元，也难以留住打工者。扣去房租、吃饭和日常用品，打工者早已所剩无几。赤条条地来赤条条地走，哪个打工者还愿来东莞打工?眼前的“缺工”，是对企业只顾眼前利益的短视行为的惩罚!有远见的企业，应坚持待遇留人的原则。　　珠三角“缺工”还呈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特点，这就是由于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东莞不少企业正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型转型，使得技术工人的需求猛增。现实情况是，不少企业只顾上班时间让员工拼命付出，而对员工下班后的技术培训却很少问津。有远见的企业，应该看到产业结构调整的大势，在技术人才储备上加大投入，提高自我“造血”能力。那些“临时抱佛脚”的企业，不会得到很好的发展。　　珠三角“缺工”，还让我们看到一些企业缺少对员工的关爱之心，缺少对员工的以诚相待。由于缺工严重，东莞许多企业为留住老员工，将工资拖后一个月发放已成惯例。甚至在春节前，一些企业将两个月工资拖到春节后发放。这样做也许暂时留住了员工，但却难以留住员工的心。一旦有机会，员工就会炒老板的“鱿鱼”。　　珠三角“缺工”，给一些企业上了一堂警示课。解决之道：　　解决节日用工荒需用“政策留人”　　 来源：中国广播网　　中广网北京2月22日消息随着经济的回升，深圳的用工需求回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其中深圳的制造业需要大量普工，月工资基本在人民币1700到1800元(含加班费)，而且企业都放宽了用人标准，45岁以内的农民工也能在深圳找到工作。对此，中国之声特约评论员王健做如下点评。　　王健：珠三角在节后又出现了用工荒，其实每年春节之后，多多少少都有这样的情况，去年的情况是稍微有点特殊，去年是金融危机影响最深的时候，很多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的状态，对用工的需求没有那么大，当然去年我们回头看看，也没有出现汹涌的进城大军的情况。有几个原因，每年为什么会出现用工荒，最主要还是季节性的因素，回家过年这几个字，在我们中国人心里是有很重要的感情因素的，尤其是农村，很多地方正月十五之后才能开始干活，有的整个正月都很少出去打工，所以用工荒在很短的一个时期内还会继续下去。　　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同时提到了三个很重要的字：城镇化。有人说城镇化对于中国经济未来的格局影响很大，我想说中国城镇化对于整个世界的经济走势和格局都会有很重大的影响。怎么解决我们部分地方一年又一年的周而复始出现的用工荒，我觉得本质上是一个怎么解决好城镇化的问题。刚才有一个特写，说是要感情留人，待遇留人，这只说对一方面，你用感情留人，感情再好能比得上农民工对于家乡，对于故土的感情吗?能比得上农民工对于家人的思念吗?你待遇再好能让农民工今年不回家过年，你能让他明年、后年都不回家过年吗?我觉得不可能。所以在感情留人、待遇留人的后面我想加上一个政策留人，怎么样让农民工进城之后呆得住，把城里当成家，产生对家的感情，这就必须通过政策层面来解决，也关涉到城镇化整体的进程是否顺利。刚才有篇报导说，养老保险转移接续办法去年我们出台，这就是走在正确的方向上，我们怎么解决农民工的医疗保险、孩子的户口、上学等等问题。我们知道中国的农民对于家乡的故土是有依恋的，农民工进城务工本身就已经割断与土地的联系，其实本身需要很大的勇气，我们的政策要让农民工感到希望，感到他们的勇气获得了奖励和支持，城镇化的进程才会更加的顺利。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 破解“用工荒”　　来源：新快报　　今年以来，由于经济迅速回暖，沿海地区和内地同时出现严重的缺工现象。其中，广州深圳东莞等珠三角地区城市缺工超过200万人，部分生产线已处于停工状态。企业纷纷上调工资，调低学历、年龄等限制，希望“用工荒”得以缓解。　　面对来势汹汹的“用工荒”，企业采取提高待遇、降低门槛的办法来应对，这或许能取得一时之效，但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我们看来，破解“用工荒”的根本途径在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　　“用工荒”说白了就是农民工荒。人数达到1.5亿左右的农民工，为我国经济社会和城市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渴望融入城市、享受城市文明。然而，许多城市仍把农民工当成过客，实行“经济接纳、社会拒入”。　　在身份上，多数企业都还没有把农民当作稳定的产业工人，城市也并没有敞开胸怀，把他们当成真正的市民。在权益上，他们与城市产业工人相比，享受不到应有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待遇，处于城市里的社会底层。他们承担着城市最累、最苦、最脏、最险的工作，却拿着最低、最少的工资。　　农民工的各项权益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为例，虽然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企业要为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所有职工缴纳养老和医疗等社会保险，但是现实中多数的农民工游离在社会保障之外。　　对于城市而言，农民工只是无根的浮萍。权益的匮乏、身份的迷惘、生活的压力、“候鸟式”的生活，让部分身心俱疲的农民工选择了逃离。“用工荒”的根本原因正在于，农民工对城市缺乏归属感，他们的权益得不到保障，他们对自己的前途感到迷惘，他们用自己的脚步做出了“逃离城市”的选择。　　“用工荒”的出现，冲击着旧有的农民工管理方式，它说明以损害农民工利益为代价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也是行不通的。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出现，他们具有更强烈的权利诉求和较强的法律意识，他们不能容忍拿着极低的工资，在恶劣的劳动环境里，没日没夜地工作和加班。　　要想让“用工荒”不再出现，我们唯有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让农民工成为城市的真正主人。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这是中央文件中首次使用“新生代农民工”这个词，传递出中央对第二代农民工的关切。　　而毫无疑问，“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要求，已经不再限于初级的生活条件，更多是对自身权利的追求。这就有待于我国城镇管理政策尽快作出调整，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为农民工融入城镇提供必要的条件。同时，要切实提高农民工的政治、经济、社会待遇，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让农民工像市民那样在城市“体面地生活”。

　　现在我们国家每个省都缺少劳动力。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劳动力最短缺的国家，没有之一。

　　看了这个标题，马上会有人质疑：中国人口数量不是世界第一吗？怎么会成为世界上上劳动力最短缺的国家？如果13亿人口的中国劳动力短缺，那么，只有几百万人口的挪威瑞士等国该怎么活？

　　这些质疑者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一个国家劳动力是否够用，和人口数量没关系，和人口结构有关系。一个国家劳动力是否够用，取决于该国的人口结构，也就是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理由很简单，人口多的国家，老百姓衣食住行看病养老的需求也多，劳动力需求大；人口少的国家，老百姓衣食住行看病养老的需求少，劳动力需求小。所以，人口大国的劳动力数量未必够用，人口小国的劳动力数量未必不够用。中国虽然人口总数大，但劳动年龄占总人口的比重小，所以中国劳动力非常短缺；挪威瑞士等国虽然人口总数小，但劳动年龄人口占人口总数的比重适中，所以人家劳动力并不短缺。

　　按照联合国劳工署的标准，劳动年龄指的是15到65岁。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国民是15岁开始工作，65岁退休，劳动年龄是15岁到64岁。

　　有人会说，15岁还在上中学，怎么会开始工作呢？欧美国家的中小学都是半日制，从上午8点上到下午3点（中午只留半个小时吃饭时间，12点半就开始上下午的课），3点以后学生就放学。欧美国家的高中生一般在三点钟放学后就出去打工，等于是半工半读，和中国文革时期的学制很像。

　　按照15到64岁的标准，欧美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62%，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比例更高，普遍在65%以上。

　　中国的劳动年龄与国际标准不同，中国的法定退休年龄是男工60岁，女工50岁，某些重体力工种，还可以提前五年退休，也就是男55岁，女45岁。把提前退休的计算在内，中国工人的平均退休年龄是53岁。

　　中国人参加劳动的年龄，与国民受教育程度有关。目前中国已经普及了高中阶段教育，中国学校是全日制，高中生没办法外出打工，在高中毕业以后才参加劳动，所以中国人的上班年龄是18岁。

　　中国的劳动年龄是18到53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53%（还在迅速下降，预计到2020年将下降到50%），欧美国家的劳动年龄是15到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63%。亚非拉国家是65%左右。从劳动年龄占总人口的比重看，中国排名倒数世界第一。

　　与劳动力短缺相适应的，是中国农田因为无人耕种而大片大片的撂荒，有人反对转基因农作物，但是，不推广转基因农作物饿死你！转基因农作物最大的优势是抗病虫害，节省人力，而中国农业现在最缺的就是人力！现在还有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在地里干活，还能收获一些农作物，但随着劳动力短缺的加剧，农村留守妇女也开始进城了（她们在城里能找到诸如包饺子、打扫卫生之类的工作），十年后那些留守老人要么死亡要么丧失劳动能力，到时候地还怎么种？不搞转基因行吗？

　　再看工业，服装鞋帽工厂大量倒闭。与2007年相比，广东的制鞋企业有三分之二关门。幸存的企业，要么是偷偷摸摸的用黑工（也就是越南老挝缅甸入境中国的非法移民），要么是用童工。

　　中国经济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没有人喜欢推迟退休年龄，但不推迟退休年龄，中国经济将很快崩溃，物价飞涨，食品短缺，工厂大面积倒闭，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名存实亡。然后是天下大乱，大多数中国人活不到2030年。官员和富人可以当投资移民移民海外，普通百姓只有听天由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