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增长对经济的影响

还活着。田雪原由于长期保持了良好的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至今保持旺盛活力，还一直为社会贡献积极力量。田雪原于1938年8月出生于辽宁省本溪市.1964年8月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系。1964年-1979年在教育部等国家机关工作。

1、提出计划生育一孩政策的是计生之父田雪原。当初计划生育一孩政策在讨论初期十几位专家都不同意，但最后进入人民大会堂的两位专家--田雪原和宋健的说明下通过了人口政策。限制中国绝大部分民族的生育，主要针对民族是汉族的群众，将其限制为1胎。2、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后，后来被称为“计划生育之父”的学者田雪原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翻案》，对过去错误批判的新人口论提出了异议。1979年，田雪原响应时任七机部二院副院长宋健等人约请，共同开始了人口预测课题的研究。第二年，他们的研究成果被新华通讯社发出。田雪原等人的研究成果表明，当时的人口增长势能比较强劲，即使全国实行比较严格的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全国人口还是要再增长较长的一段时间。又因我国人口基数大，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每年增加的绝对人口数量很可观，因而，人口问题的严重性以及控制人口增长的任务就显得尤为迫切和艰巨了。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一条　为了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推行计划生育，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促进家庭幸福、民族繁荣与社会进步，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二条　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是国家的基本国策。国家采取综合措施，调控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优化人口结构，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国家依靠宣传教育、科学技术进步、综合服务、建立健全奖励和社会保障制度，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三条　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应当与增加妇女受教育和就业机会、增进妇女健康、提高妇女地位相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在推行计划生育工作中应当严格依法行政，文明执法，不得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五条　国务院领导全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六条　国务院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负责全国计划生育工作和与计划生育有关的人口工作。

独生子女政策是谁提出来的1、独生子女政策是谁提出来的，独生子女政策是田雪原提出来的，独生子女政策，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在1980年中央召开五次人口座谈会后确定下来。2、该政策于2016年1月1日被终止，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明确规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3、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表决确定从2016年1月1日起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施行了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被终止，加大两代间隔而减缓老龄化的晚婚晚育亦不受鼓励。4、明确对于部分家庭发生独生子女意外伤残死亡的情况，在人口和计生法修正后新法实施之前的独生子女家庭发生意外伤残死亡的，根据老人老办法的原则，按照现行的相关规定，各级人民政府予以帮扶和扶助。

法律分析：独生子女政策是田雪原提出来的。 独生子女政策，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在1980年中央召开五次人口座谈会后确定下来了。 该政策于2016年1月1日被终止，之后开始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一条 为了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推行计划生育，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促进家庭幸福、民族繁荣与社会进步，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第二条 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是国家的基本国策。国家采取综合措施，调控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优化人口结构，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国家依靠宣传教育、科学技术进步、综合服务、建立健全奖励和社会保障制度，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第三条 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应当与增加妇女受教育和就业机会、增进妇女健康、提高妇女地位相结合。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在推行计划生育工作中应当严格依法行政，文明执法，不得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受法律保护。第五条国务院领导全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

田雪原提出计划生育一孩政策的是计生之父田雪原。田雪原，汉族，辽宁人。专家，原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所长。现任中国社科院首届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老年科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计划生育政策最初提出者之一。

田雪原：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组成员、全国社科规划人口学科组长、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国家人口计生委专家委员、国际人口科学联盟（IUSSP）成员。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田雪原在人口理论拨乱反正、人口发展战略、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家庭经济与生育、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等发表了有独到见解和比较系统的研究成果。1被外界称为“计划生育之父”。

1964年8月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1964年8月—1979年4月在教育部等国家机关工作1979年4月—1982年5月在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从事人口经济研究1982年5月—1983年6月在美国东西方中心作高级访问学者1984年4月—1998年12月任中国社科院人口研究所（中心）所长（主任）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专家评议组成员全国社科规划人口学科组长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老年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经济交流协会副会长国家计生委人口专家委员国际人口科学联盟成员 世纪末主体-人口与观念 (1992) .... 顾问世纪末主体-人口与就业 (1992) .... 顾问世纪末主体-人口与老年化 (1992) .... 顾问

中国是很神秘的一个国度，有非常古老的文明，但也是世界上最早实行计划生育的国家，80、90年代的夫妻只允许生一个孩子，后来开放了二胎政策后，夫妻就能生两个孩子了，主要考虑人口老龄化问题，那么一胎政策什么时候开始的，一孩政策是谁提出来的？中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的时间是1971年，不过说中国1980年才开始推行计划生育也没说错，因为中国的“一胎政策”确实是1980年推行的。那时候推行的“晚、稀、少”政策也很切合中国实际，比较容易让群众接受，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对于计划生育提倡实行“晚、稀、少”政策，可能很多人不太理解是什么意思，其实“晚”提倡晚点结婚，男的25周四，女的23周岁，“稀”则是表示生育两胎的间隔时间要在4年左右，至于“少”指的是一对夫妻只生两个孩子。 一孩政策是谁提出来的？据悉提出计划生育政策的人是计生之父田雪原，在讨论计划生育生一孩政策的初期，十多位专家都是不同意的，但是1979年，田雪原响应宋健等人约请，开始人口预测课题的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表明，即便实行控制认可增长的政策，全国人口还是会增长很长时间。

1、自70年代以来发表《新时期人口论》、《中国老年人口》等专著16部2、论文《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翻案》、《人口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等300余篇，研究报告30余篇，搜集在《田雪原文集》（一、二、三）中3、80年代以来主持国家重大项目4项，联合国、美、日等国合作项目4项4、具有独立见解系统阐述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大国之难》被多国翻译出版5、1984年被授予首批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6、1988年获国家科技进步成果一等奖7、1991年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传记中心授予“国际知识分子名人”8、1995年美国传记协会列入“世界五千名人”颁发证书并在《名人录》中作了评介9、1996年获“中华人口奖”（人口最高奖），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奖。 人口理论、人口发展战略、中观人口控制与社区、家庭经济与生育、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障、人口与可持续发展

西安 独生子女证的办理流程如下： 　(一)申请和受理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原则上由夫妻共同申领。丧偶不 再婚 和 离婚 不再婚的，可以个人身份申请办理。 　　符合条件的夫妻到女方户籍或现居住地所在社区、工作单位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申请表》一式三份，填写后由村(居)委会、社区或单位审核、盖章后，向女方户籍所在地或女方工作单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申请办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_实行人事 代理 的独生子女父母可在女方户籍或现居住地所在乡镇(街办)领取申请表，在女方户籍地办理。 　　(二)决定和送达 　　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自受理申请之日起的十五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办理。对符合颁发条件的，应及时发给《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登记建档，并将办证情况报县级人口计生部门备案。对不符合颁发《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条件的，做出不予发放的书面决定，并及时送达申请人。 　　(三)告知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在向夫妻双方发放《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同时，应当以书面形式告知夫妻双方所在单位或者村(居)委会、社区。单位或者村(居)委会、社区凭《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依法兑现各项奖励政策。

1982年，计划生育政策正式写入宪法，“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那么独生子女政策的来历是什么呢？ 1、 新中国成立，最早一部分人提出中国要节制生育，后来出现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社会学派的节制主义，中国老一代领导人也提出要节制人口。都认为中国人口太多，劳动力过剩，解决不了就业、穿衣吃饭、发展等问题，因此要控制人口增长。50到70年代，吃饭要粮票，买东西要工业券，短缺经济，过剩人口。就业也是，不能满足充分就业。干部下放劳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2、 现代化要工业发达，所以一方面要发展经济，另一方面要控制人口增长。因此田雪原觉得当年马寅初提出新人口论是符合实际的。 3、 但是三中全会以前，相反的东西甭想发表，三中全会以后才逐渐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个时候田雪原才把给马寅初翻案的文章拿去发表。对过去的错误进行清算，影响比较大。 4、 1980年3月到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共中央办公厅，连续召开了5次人口座谈会。 5、 前两次讨论今后二十年和更长远一些时间的人口政策，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会遇到哪些问题，如何应对等。 6、 到第四次会议时，带有总结性质，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陈慕华，将撰写座谈会向中央书记处的报告的任务，压到田雪原头上。 7、 最后一次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委领导20多人出席，讨论报告稿并进一步修改。 8、 座谈会上发言的人，异口同声的说：“中国人口太多了，住房困难，生活必需品紧张……”在座谈会召开前一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云、李先念，先后提出要求一对夫妇最好只生一个子女，并对生育一个孩子的实行鼓励，如优先安排工作等。 9、 1980年的五次座谈会开完，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方向已经明朗。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指出：“为了争取在本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控制在十二亿以内，国务院已经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子女。” 10、 1982年2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将计划生育定为基本国策，并设定了到二十世纪末把人口控制在十二亿以内这个硬目标。1982年宪法有两处规定了计划生育，分别是第25条：“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第49条：“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关于独生子女政策的来历是什么的相关内容就介绍到这里了。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不可回避地逐渐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那么，“中等收入陷阱”是如何产生的？它有什么表现？我们该如何采取措施避免落入“陷阱”？为此，记者对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中国社科院人口所原所长田雪原、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等三位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负责人进行了专访，请他们对上述问题发表意见和看法。 记者：从您的学术研究领域和专业眼光来看，您认为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是什么？刘伟：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了从中等收入向中上等收入转变的时期。在这个关键期，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并存。挑战是什么？即现在流行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在我看来，“中等收入陷阱”发生的根本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需求疲软，特别是内需疲软，导致过度依赖外需。二是能源、劳动力成本大幅度上升。这时效率提高如果赶不上成本提高，就会陷入低效益增长，同时，通货膨胀变成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高通胀的同时经济衰退。三是创新力包括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偏弱。技术创新弱使内需不足，难以发现新的投资机会，难以有创新产业和新产品开发，从而使有效投资的机会不足；制度创新不足使市场化竞争严重迟缓，导致越是稀缺的资源，越不受市场控制。稀缺性资源倘若不是按照效益指标分配，一定会导致效率低下。而大量低效率高增长的泡沫必定酿成社会不公、经济泡沫。这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田雪原：观察国际经济社会发展趋势我们发现，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有着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等多方面原因，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在走向中等收入经济“起飞”过程中，没有重视和解决快速发展积累起来的贫富两极分化、畸形城市化、人口老龄化、经济技术落后、产业结构不合理，以及腐败蔓延、社会动荡加剧等问题。 记者：在您看来，“中等收入陷阱”有什么表现？郑秉文：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诱因很多，如不及时加以解决，极有可能落入以下十大陷阱：一是“转型陷阱”，表现为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失衡、资源环境约束、城乡区域发展的不协调、农业基础地位薄弱、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突出等等。二是“拉美陷阱”，表现为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社会矛盾积重难返。三是“福利陷阱”，表现为社会保障制度超过经济发展水平，成为财政和纳税人的包袱。四是“城市化陷阱”，表现为拉美式的“过度城市化”或者我国的“浅度城市化”。五是“资产泡沫陷阱”，表现为房地产等市场的泡沫化，背离经济发展规律。六是“金融陷阱”，表现为金融体系出现问题，拖累整个实体经济。七是“美元陷阱”，表现为规模巨大的外汇储备资产的安全。八是“人口陷阱”，表现为劳动适龄人口绝对数量的减少和老年人口数量的激增。九是“捧杀陷阱”，表现为随着经济和社会转型，中国“被要求”承担更多的全球或区域安全责任。十是“民主陷阱”，表现为中国进入“中等偏上收入”行列之后，一些诸如引进西方式民主等不适当的民主诉求的凸显。田雪原：作为人口学研究者，我主要谈谈郑秉文主任刚才说到的“人口陷阱”，尤其是“老龄化陷阱”，因来说，我国人口老龄化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处理不好，会引致以下后果，堕入“陷阱”：一是影响经济增长。我国从2011年开始，人口“盈利”、人口“红利”缓慢减少，2030年以后将转为“人口亏损”、“负债偿还”期，如不加以及时扭转，不利影响将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尤其是延缓经济增长。二是影响劳动就业。人口老龄化问题解决不好，必定影响劳动就业。三是影响消费。我国经济发展消费动力严重不足，相比之下，老年消费更为不足和落后。随着老龄化的不断加深，老年消费市场快速扩张，这种情况必须引起足够重视。四是影响城市化。当前我国人口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三八（妇女）六一（儿童）九九（老年人）部队”等问题在农村沉积下来，引发了一系列新情况，必须加以戒备。五是影响养老保障。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人们价值取向的改变，社会供养入不敷出，子女供养危机四伏，老年自养受到严峻挑战，使“碎片化”养老方式陷入困境。 记者：既然“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不可回避，那么我们该如何采取措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刘伟：需求不足、成本提高、创新力不够，这三方面原因不同程度在我国存在，甚至有的还比较突出，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克服这些不利的因素，重中之重就是创新。在经济体制方面，制度创新的核心就是加快市场化竞争，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竞争秩序，在这个过程当中，民营经济的发展极为重要，因为民营经济、民营企业的发展是市场经济竞争主体培育的重要方面。郑秉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要“对症下药”。譬如，对于“转型陷阱”，我们应当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主线，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重中之重，尽快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扭转投资和消费的失衡关系，克服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协调城乡区域发展，继续夯实农业基础，着力化解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对于“城市化陷阱”，我们既要防止拉美式的“过度城市化”，控制大型城市人口过度膨胀，又要纠正中国的“浅度城市化”，为农民工提供均一个平等的公共服务，让他们真正“市民化”；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努力保持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发展，等等。应当看到，尽管面对前所未有的、可以预见或难以预见的、中国特有的各种风险挑战和陷阱诱因，但是，“中等偏上收入”发展阶段无疑是中国仍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对此，我们要抓住机遇，并未雨绸缪做好各种准备来应对挑战。 怎样解决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困境？针对中国经济放缓而产生的中国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指出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必然的命运，按照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是经济发展成功的秘方。比较优势的制度前提是市场经济体制与因势利导型政府，比较优势的结果是开放经济和后发优势、宏观稳定、高储蓄和高投资。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改革失败与中国双轨制成功的原因分析，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提出对中国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建议：一是深化改革完成向市场体制的转型；二是政府应在产业、技术结构升级中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

用虚假的数字骗取高层决策失误，祸国殃民，死有余辜。

学会由来自全国3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推荐的140名理事组成第六届理事会，经选举产生23名常务理事。会长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彭佩云担任，田雪原、王国强担任常务副会长。会　长：彭佩云常务副会长：田雪原、王国强副　会　长（以姓氏笔画为序）：王国强、王胜今、左学金、田雪原、李宏规、张纯元、郑晓瑛、彭希哲、蔡　昉、翟振武秘　书　长：张敏才常务　理事（以姓氏笔画为序）：于学军、王国强、王胜今、左学金、田雪原、乔晓春、刘家强、朱楚珠、李宏规、李建民、张为民、张纯元、张敏才、郑晓瑛、胡鞍钢、席小平、顾宝昌、黄荣清、曹景椿、彭希哲、彭佩云、蔡　昉、翟振武（第六届）

目前我国19岁以下年龄段人口中，女性比男性少2377万，这意味着10年后，处于婚龄的男性将比同龄女性多出2000多万，上千万适龄男性可能面临“娶妻难”—— 1 男女比例失调20余年—— 目前我国除西藏外，其他省份都存在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问题 “女大往外跑，儿大娶妻难。” 如今，在中国农村，尤其是偏远地区，大龄未婚男青年屡见不鲜；在乡村小学和幼儿园里，男孩比例明显升高；在长三角、珠三角、闽东南等制造业和服务业聚集区，18—25岁的年轻女工严重短缺，以往“满眼都是年轻女孩子”的服装厂不得不用部分男工来替代…… 有人说，这折射出“男盈女亏时代”已经来临。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0年《社会蓝皮书》指出，目前我国19岁以下年龄段的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到2020年，中国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2400万。经测算，届时将有上千万适龄男性面临“娶妻难”。 “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已经持续20余年，累积效应已现端倪。”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说，男女比例协调本是自然进化的规律，然而在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已成为社会一大“顽疾”。 出生人口性别比也叫婴儿性别比，正常情况下，每出生100个女孩，相应出生103到107个男孩。由于男孩的死亡率高于女孩，到了婚育年龄，男女数量趋于均等。因此，联合国设定的正常值为103—107。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8.47；1990年“四普”时，上升到111；到了2000年“五普”时，跃至119；而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时，更高达120.49，超出警戒线13个百分点，也就是说，相对于女性，男性盈余13%。 “在短短20多年的时间里，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地区从东部向西部，从农村向城市迅速蔓延，几乎覆盖全国各地。”原新说，1982年，只有18个省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2005年，除西藏之外，其他省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均偏高，其中，有3个省超过130。 在日前召开的全国关爱女孩行动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工作会议上，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李斌说，根据国家统计公报，2009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9.45，比2008年下降了1.11个百分点，出现了近年来的首次下滑。不过，整体上，性别比仍然偏高。 1 1 2 光棍增加问题多—— 婚姻挤压之痛不仅在于产生大量“光棍”，更在于其后果主要由贫困人口来承担 “近年来，北京市登记结婚的人群中，男方年龄在25—39岁之间的夫妻，年龄差距比10年前增大，其中，年龄差超过5岁的不低于10%。”据民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从近几年全国各地民政部门婚姻登记情况看，男女婚龄差距拉大逐渐成为一种趋势。 “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失衡的直接影响，就是‘婚姻梯度挤压"现象凸显。” 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田雪原介绍说，根据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资料推算，目前0—19岁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2377万。未来20年内，平均每年新进入结婚年龄的男性，比女性多120万人。同龄适婚女性短缺，男性就会向低年龄女性中择偶，挤压到一定程度，就要向别的地区发展，城里哥找乡下妹，富裕地区的男性找欠发达地区的女性，“婚姻剩余男性”最后沉积在低收入的贫困阶层。 田雪原忧虑地指出，家庭是社会的基础，连个家庭都没有，遑论和谐社会。当婚而不能婚的男性剧增，会危及婚姻和家庭稳定，大大增加买卖婚姻、拐卖妇女、卖淫嫖娼等违法犯罪行为。浙江省公安厅统计资料显示，该省近20万外来媳妇中，被拐卖妇女达3.6万人，她们多来自云南、贵州、四川、湖北等欠发达地区。 在广西与越南交界的边远山区，多数男人都很穷，没什么文化，在当地很难找到老婆，不少人一辈子都是单身汉。从1992年开始，一些越南女子通过非法中介进入这些地区，与当地大龄男子“成婚”，而后生儿育女。多年来，政府有关部门虽加强管理，但非法婚姻屡禁不绝。 “婚姻挤压之痛不仅在于产生多少‘光棍"，更在于其后果主要由贫困人口来承担。”田雪原说，有人提出引进外籍新娘解决“剩男”问题，这在人口较少的国家或许有相当效果，但对于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来说，一是“进口新娘”不现实，二是杯水车薪，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男女比例失调还会带来就业挤压问题。一位经常来往于广州、杭州、上海等地的服装老板介绍说，目前一些服装厂男女工比例已达4∶6，不少纺织厂因招不到女工而停业。原新分析，男性劳动力过剩会增强劳动力就业市场的竞争，加剧女性就业难度；某些行业和职业中，可能出现女性短缺而要男性替代的现象；某些男性就业岗位会因为劳动力过剩，引发男性激烈争抢。 原新强调，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失衡与人口老龄化交织，将加剧人口结构的不合理性，威胁人口生态安全，未来的社会阶层结构、消费结构、组织结构等都将更为男性所主导，其深远危害，不亚于上个世纪中叶的人口膨胀。 2 2 3 B超成为直接“杀手”—— “女孩失踪”的背后，隐藏着一个从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到非法人工终止妊娠的“一条龙”黑市 我国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已经上千年了，为什么近30年才出现男女比例严重失衡？ “少子化和B超普及是直接原因。”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说，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韩国、日本、中国等具有男孩偏好的亚洲国家或地区在生育率下降过程中，普遍出现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因为那时B超设备开始普及。许多人怀孕4个月后，经B超鉴定胎儿性别，男胎保留，女胎引产。 性别比失衡问题突出反映在农村。过去20多年里，考虑城乡差异，国家对农村的生育政策，实际上是生男即止的规定：头胎生男孩的，不再生二胎；头胎生女孩的，可以再生一胎。 “头胎生了女孩的，二胎便要千方百计生男孩。”据原新介绍，历次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查发现一个规律，孩次越高，出生人口性别比越高。2005年的出生人口中，第一孩的出生性别比为108.41，虽然偏高，但程度不严重；第二孩猛然升高到143.22；第三孩及以上孩次的出生性别比更高，达到了152.88。“有些村庄甚至3年内没有出生一个计划内的二胎女孩。” “女孩失踪”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庞大的非法胎儿性别鉴定市场。 据介绍，在江西、湖北、安徽交界地区，从事非法鉴定性别的活动由隐藏变为半公开，由“坐等上门”变为“上门服务”，鉴定时的怀孕时间由16周以上缩短为12周左右，由本地小范围变为有组织的跨区域大范围作业。在一些农民工聚集的“城中村”，“B超”、“大月份引产”、“药物流产”等广告牌随处可见，从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到人工终止妊娠，提供“一条龙”服务。 这些“B超黑市”的经营方式主要有两种。 一是前店后厂。开在街面的妇科诊所乃至药店揽生意，后边居民楼的家中做B超，鉴定费200元左右。如果是女孩不想要，约医院的医生来做手术。 二是介绍去医院鉴定胎儿性别。为逃避政府有关部门的打击，避免几十万元的B超机器被没收，一些中介诊所利用关系，带顾客去大医院，打着检查胎位等幌子，从“关系户”医生的暗示里，得知实情，如需堕胎，回诊所做手术。 “科学技术是一柄双刃剑。”翟振武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会有越来越多新的、易于普及的性别选择技术和人工流产技术问世，加强监管迫在眉睫。 3 3 4 重男轻女是祸根—— 生育观上的男孩偏好，是继嗣问题、“面子”问题，也是女性弱势地位问题 “炉灰筑不了墙，女儿供养不了爹和娘”，传统观点认为，农村的男孩偏好是为了解决劳动力、增加收入和养老问题。目前农村养老保障最主要的困难是经济上的，女儿大了要出嫁，而生活在身边的儿子(媳妇)能提供养老支持。 不过，一项对安徽省太湖县、宿松县、潜山县等欠发达地区人口问题的调查报告显示，近些年来，在经济贡献方面，生男不比生女强。这些地区的年轻人基本外出打工，男性年均收入8500元，交给家里2000元左右；女性年均收入6300元，交给家里4000元左右。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女青年的嫁妆基本是自己挣的，男青年的父母需要投入3万—4万元。因此，不能将男孩偏好简单地归结为经济问题。 事实上，在我国沿海等富裕起来的地区，发达的经济条件和日益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并未有效遏止出生人口性别比攀升的势头。 “根子在于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田雪原说，在许多人眼里，生男生女，是继嗣问题，也是“面子”问题。对于财富迅速增加的家庭，“万贯家财留给谁”的问题，使人们灵魂深处“儿子传后”的意识变得空前活跃和强烈。一些家族、宗族观念严重的地区，生男孩意味着家族香火不断，意味着家族势力的强盛。有了儿子的妇女可以免遭家人“不争气”的指责，儿子能提高母亲的家庭和社会地位。 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杨菊华表示，男女不平等带来的性别差异因素，是人们男孩偏好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我国妇女除了教育程度增长的幅度基本赶上男性外，其它指标都明显落后于男性：在经济生活方面，女性虽然广泛地参与社会劳动，但职业声望和收入不高。招生招工时，条件等同情况下，往往取男舍女；在政治生活方面，女性的参政比例大大低于男性及国际社会女性的平均政治参与水平，在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中，女性仅占1/5。 5 性别比失衡需强力干预—— 当务之急是打击技术越轨，治本之策是促进性别平等，提升女性社会地位 性别比长期严重失衡是社会背负的“高利贷”，在灾难爆发前排除危情，是百年大计。国家人口计生委性别比治理办公室主任罗迈说，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应标本兼顾，采取综合治理的措施。 “现在一提出生性别比失衡，人们就想到‘娶妻难"和‘光棍"问题。其实，这是从男性为中心的视角考量问题，不仅仅是关注了男性。” 杨菊华指出，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实质上是女性发展权益问题。由于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以及现行的一些政策因素影响，两性之间显性和隐性的资源获得不公现象十分普遍，女性的弱势地位依旧明显。因此，推进两性的公正、平衡发展，提升女性的社会地位，才是“治本“之策。 据介绍，1990年以来，国家人口计生委在全国开展“婚育新风进万家”、“关爱女孩行动”等活动，建立有利于女孩健康成长的利益导向机制，对独生子女户、双女户给予养老保障，让百姓觉得生女孩不吃亏。近年来，国家推行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提高家庭和社会养老保障能力，从物质保障上和观念上推进重男轻女思想的转变。2009年，全国14个重点省(区)出生人口性别比呈现下降趋势。 翟振武认为，当务之急还是打击技术越轨，整治“两非”(非法胎儿性别鉴定和非法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 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武海亭表示，我国现行相关法律虽然严禁“两非”行为，但未重拳出击。比如对于没有行医资格的人从事“两非”行为，法律规定按非法行医罪追究刑事责任，但对医务人员涉足“两非”，只规定了行政处罚，罚款额度只有1万—3万元，没明确刑事责任。 韩国也曾经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阶段，为此，韩国立法规定，对于利用B超鉴定胎儿性别和选择性别引产的医务人员，一是罚款3000万韩元，相当于20万元人民币；二是吊销医师执照，终身不得行医；三是承担刑事责任，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武海亭认为，我国可以借鉴这些做法。 4 4（人民日报）

河北“变相”放开二胎生育间隔 山东等19省取消月初，人口大省山东取消二胎生育间隔的新闻则引发全国关注，它被解读为“放开二胎信号”。近10年来的实践证明，取消二胎“生育间隔”的省份，未带来“婴儿潮”和人口数量激增。目前19省区市已经取消二胎生育年龄间隔，而河北省属于“变相”放开生育间隔的身份。　　18日，国家卫计委官博一开通，就引来大量网友关于计生政策追问。昨日卫计委组建后举办的首期在线访谈，网友仍聚焦计生问题。　　月初，人口大省山东取消二胎生育间隔的新闻则引发全国关注，它被解读为“放开二胎信号”。　　专家解释，取消生育间隔和生育政策放松有本质区别。但专家指出，这标志着我国计生政策越来越“人性化”。　　6月17日，国办公布国家卫生计生委“三定”(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方案，明确由新组建的国家卫生计生委，承担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完善生育政策，引起人们关注。　　这不是本月首个和计生相关的热点。从武汉“拟罚小三”到山东取消生育间隔，再到上周卫计委开官博，这其中，大家总是最关心计生政策的变化。　　卫计委官博引“围观”　　6月18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在多家网站开辟官方微博、微信。开通后，无论发布什么，每条微博评论里，几乎都有网友对基层计生执法中暴力行为的质疑，以及对何时调整计生政策的追问。　　新浪官微开通那条微博，和计生政策有关的评论超过700条。昨日是“健康中国”开通整一周时间，网友相关评论仍很活跃。　　昨日，还是国家卫生计生委组建后举办的首期在线访谈，内容在官博“健康中国”上直播。同样，无论问答和“计划生育”工作是否相关，网友评论仍围绕着计生问题。其中“失独”如何解决、能否放开单独夫妇生育二胎等话题最热。　　北京大学老年学研究所副所长穆光宗很能理解网友的呼吁。“很难想象双独夫妇，如何应对上要照顾几位老人，下要照顾孩子的处境。”他主张尽早放开“单独”夫妇的生育限制。　　田雪原，曾是我国“独生子女”政策的主要设计者之一，如今，也表态支持逐步放开二胎。　　放开还是收紧？　　此前，山东出台的取消“生育间隔”的政策，一度被认为是放开二胎的信号。　　29岁的李卉(化名)是山东青岛人，和丈夫都是独生子女。今年春节前，已有个两岁女儿的她意外怀孕。李卉很想把孩子生下来，但按照山东省当时的计生法规，李卉在30岁之前，生育二胎须间隔四年，否则算违法生育。不仅要缴纳社会抚养费，做公务员的丈夫还将面临处分。　　4月下旬，媒体报道，山东省拟放开二胎生育间隔；6月2日，《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正案》获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修订案删除了该省执行25年的“生育二胎女性须30岁以上”的年龄间隔限制。这意味着，符合生二胎条件的夫妇，可根据意愿选择二胎生育时间。　　由于新条例自通过之日起实施，李卉的第二个宝宝，将能够合法出生。　　山东计生“新政”引来称赞。有舆论认为，计生政策最严厉的人口大省率先放开二胎“生育间隔”，或是我国调整生育政策，放开“二胎”生育的信号。　　实际上，山东并不是首开先河者。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翟振武介绍，在山东之前，已有十八个省(区、市)取消了合法生育二胎生育的年龄间隔限制。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教授郑真真认为，取消生育间隔，与生育政策放松有本质区别，前者不是后者的信号。　　但有专家提到，一个人口大省出台这样的政策，标志着我国人口政策顺应人口发展形势，政策更“人性化”。　　穆光宗教授说，各省逐步取消二胎生育间隔，是计生政策完善的信号。“中国生育政策的调整，需积小成大”。　　翟振武则预测，离“十二五”末还有两年左右时间，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应该还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完善空间。基本国策不变的前提下，人口政策日趋灵活顺应国情。政策人性化人口未激增　　目前，除了已经取消生育间隔的省份，还有北京等省(区、市)，虽现行地方法规仍有相关限制，但也同时规定育龄妇女超过26周岁或28周岁的，不受间隔限制。　　翟振武说，“在北京这样的城市，越来越多的女性28岁时还没有生育第一个孩子，甚至还没有结婚”，可以算变相放开。　　新京报记者梳理现行各地计生条例发现，仅有黑龙江、宁夏、云南、青海四省(区)，坚持4年“生育间隔”，不论女方年龄。　　翟振武指出，生育间隔，是在需要“严控人口增长数量”的特殊历史时期，为平缓人口高峰到来，采取的一种应急手段。　　各地基层人口计生工作中，“生育间隔”政策因违背女性最佳生育年龄(23岁至30周岁)，导致违法生育率增高。山东省人口计生委主任李敏表示，取消生育间隔，主要为降低违法生育率，降低基层人口工作难度和成本。而且，经测算，取消生育间隔后，山东省未来七八年的人口增长，不会超过预期。　　近10年来的实践证明，取消二胎“生育间隔”的省份，未带来“婴儿潮”和人口数量激增。　　2012年4月，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称，“十一五”时期，人口自然增长率保持在6‰以内，顺利完成“十一五”人口控制目标。　　而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在2012年出现了相当长时期以来绝对数量的第一次下降。由国家老龄委公布的报告则显示，今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2亿，老龄化水平达到14.8%。　　“继续稳定低生育水平”　　面对新的人口形势，《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十八大报告、国家卫生计生委“三定”方案中，均提到要逐步“完善生育政策”。　　昨日的在线访谈，针对网友“如何体现国家生育政策完善”的问题，国家卫计委规划信息司司长侯岩回应，在现行生育政策条件下，人口增长的态势进一步减弱，但预计未来20年我国人口总量仍将继续惯性增长，人口与资源、环境及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矛盾将进一步显现。因此，国务院已经下发的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把“坚持计划生育国策，稳定低生育水平”作为“十二五”时期人口发展八项任务之首。　　“我们将根据国家人口发展战略，促进计划生育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协调、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新京报记者魏铭言　　19省份取消生育间隔　　在我国，“生育间隔”主要指可生二胎的夫妇，生育第一个孩子到生育第二个孩子间隔的时间。　　上世纪八十年代，各地纷纷依照“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在地方计生条例中规定，符合生二胎政策的夫妇，要拉长生育间隔。这个间隔通常是4年，有的是3年。　　未放开生育间隔　　黑龙江、宁夏、云南、青海　　其他情况　　西藏：1985年，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根据西藏人口发展的实际状况，提出在藏族干部职工中提倡计划生育，鼓励一对夫妇有间隔地生育两个孩子；但没有对占全区总人口77.4%的农牧民实行计划生育。　　直接取消“生育间隔”　　(均以条例执行时间计算)　　2002年吉林、江苏　　2003年上海、海南　　2006年甘肃、新疆、　　2007年湖南、浙江、山西　　2008年内蒙古　　2009年陕西、江西　　贵州、广东、湖北　　2011年安徽　　2012年广西、福建　　2013年山东　　“变相”放开生育间隔　　北京、河南、四川、天津、辽宁、重庆、河北望采纳平

根据据再婚生育二胎新政策规定，计划生育法有规定，再婚夫妻要少于两个孩子才可以再生。夫妻双方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要求再生育一个子女：(一)经设区的市、自治州或者省人民政府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确定的病残儿医学鉴定组织鉴定，第一个子女有残疾或者第一胎子女系双胞胎、多胞胎均有 残疾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医学上认为可以再生育的;(二)再婚夫妻，再婚前一方生育(含依法收养，下同)两个以内子女，另一方未生育过的。(三)再婚夫妻，再婚前双方各生育一个子女，离婚时依法判决或者离婚协议确定未成年子女随前配偶，新组合家庭无子女的。(四)再婚夫妻，再婚前双方各生育一个子女，新组合家庭只有一个子女但该子女为残疾儿，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且医学上认为可以再生育的。(五)夫妻双方婚前均未生育过子女，婚后经县级以上医疗、保健机构鉴定患不孕症，依法收养子女后又怀孕的。(六)夫妻双方为独生子女且只有一个子女的。(七)夫妻一方在矿山井下、海洋深水下的工作岗位作业连续五年以上，现仍从事该项工作且只有一个子女的。(八)夫妻双方为农村居民(农业人口，下同)，只生育一个子女且是女孩的。(九)双方均系国华侨或者在内地定居的港澳台居民，只有一个子女在内地定居的。

太少

　　动力有以下讲解：　　第一，政策的大方向正确。中国政府在1978年开始打开国门，实行贸易自由和吸引外资，政府预算做得较好，同时进行了一些土地和农村改革，并尝试法制改革。　　第二，女性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大驱动力——但西方对中国女性影响家庭预算缺乏理解。其实，中国女性不仅在自己家里拥有决定权;而且，当她们与父母同住或住在同一个小区时，她们也替父母做购物决定。　　许多美国人对中国女性的印象受到《末代皇帝》等电影的影响。这些片子描写了中国古代女性的处境，她们几乎就是奴隶。但这早已经过去了。如今，中国女性的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约一半，而在上世纪50年代仅占20%。她们的受教育机会大大增加，并且进入白领劳动者群体。在我自己的公司，女性员工是男性员工的3倍。她们在奢侈品上的消费丝毫不亚于男性。　　当前经济不景气，美国女性都已压缩开支，而中国女性的消费支出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猛，但中国女性消费者也在改变消费习惯，变得较少轻率和冲动。对于试图向中国女性卖东西的外国公司来说，了解她们的想法以及心愿至关重要。　　通常，一名中国女性出去购物时会像以前一样花掉100美元，但她现在不是买10样东西，而是6件更贵的商品。她会挑选可每天使用的手袋，而不是每月可能只穿一次的衣服。她想要用得更久的化妆品。她会尽量减少冲动购物，在购买前花更多时间浏览博客和网站以及使用搜索引擎。　　中国女性在房产、电视机等家庭大宗消费的决策中，发挥重要影响力。通常认为购买汽车或电视机的最终决定权在男性，但我们的研究表明，女性已拥有平等的发言权。绝大多数中国男性还表示，涉及房子户型或超过一定价格的采购需要得到妻子的批准。在上海，我们发现许多女性掌控家庭财政大权，银行账户上写着她们的名字，丈夫则按期从妻子那里领取零花钱。　　持续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是　　主讲人简介 田雪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组成员、全国社科规划人口学科组长、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国家人口计生委专家委员、国际人口科学联盟（IUSSP）成员。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田雪原在人口理论拨乱反正、人口发展战略、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家庭经济与生育、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发表了有独到见解和比较系统的研究成果，出版专著28部（含主编），发表论文500余篇、研究报告50余篇。1984年被授予首批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88年获国家科技进步成果一等奖；1991年被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传记中心（IBC）授予“国际知识分子名人”；1995年被美国传记协会（ABI）载入“世界五千名人录”；1996年获中华人口奖（人口最高奖）、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2000年获国家图书奖；2003年获“第六届中国民族图书奖一等奖”。　　提高教育素质是关键。我们要实现可持续发展，要实现人口和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转变，提高人口教育素质是关键。这一点，我稍微多讲一点。人口素质我前面提到了，包括人的知识、技能、经验、健康所具有的价值，这些价值的形成都离不开教育，教育是我们提高人口素质的中心环节。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教育素质的提高是显著的。在各种受教育的人口比例变动中，总的趋势是教育程度越高比例提升越快。高等教育和其他教育，我们确实发展得很快，去年制订“十一五”关于教育发展战略规划，我们也了解到高等教育的发展确实是我们不可想象的，特别是我们实行扩招，现在高等学校的数量和学生人数是多少倍的增长，今年高考的人数突破一千万，这是空前的。　　在教育方面，我们现在存在的问题，要想寻求可持续发展，要提高人口素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什么呢？我以为是不是有这样三个方面。第一，总体上看我们的教育水平还不够高，这里有一组数字了，大学占的比例、中学占的比例，有一个综合的，就平均所受教育的年限，当然现在的统计数据有一点困难，在人口普查的时候我们也是不断地提意见，我也是他们专家执行组的成员，但是他们总觉得不太好统计。我们通过不同的办法测算了一下，比如说2005年发达国家平均所受教育的年限已经达到了14-15年，我们2005年平均所受教育是7.49年，显然我们还有很大的差距，只相当于全世界的中等水平，比某些发展中国家还不如，比如说印度等，我们还远远跟不上。教育如果我们不能够达到应有的高度和水平，提高人口素质就是一句空话，因为本身教育它是核心，另外还有身体素质等其他方面的素质提高，都和教育水平有很大的关系。所以问题是总体水平还不够高。　　第二，我们的教育结构还不够合理。这一点，珠三角的领导同志可能会更清楚，最早提出所谓的民工荒，这个说法当然大家可以讨论，我是不怎么赞同这个叫法的，无论是这里出现的民工荒，还是长三角，或者是京津地区出现的所谓民工荒，实际上并不是缺少民工，民工概念大家都知道，指的是农民工，并不是缺少，而是缺少熟练工人和技术工人。这一部分人为什么短缺了？农民进来并不能成为我们的技术工人，可能在珠三角感受更深一些，我有同事在珠三角做过调查，这里缺少技术工人，而且给的工资、待遇很高，可是还是很难招来。这说明我们现在教育的结构发生了一些问题，什么样的问题呢？普通型的高等教育发展得很快，快到什么程度呢？原来一些职业教育中等职业学校，很多都变成了大学，这成了我们国家很大的问题了，这些学校如果变成了学院、变成了大学，就升格了，因此这些学校的领导们就很愿意，也拼命地奔走要“戴帽”，就升格了，这里面是不是也有一些官本位的思想在作祟呢？现在这样的升格情况很多，全国的高校现在一下子变成了三千多所，国务院学部委员会开会时也有讨论。另外我们还有人口政策的变化，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有各种政策的规定，既然是一个孩子，或者最多生两个孩子，家庭里就一定是希望孩子成才，就望子成龙，读大学还不行，还要读研究生，还要出国。这是不是好事？是好事，但是如果大家都这样的话，我们社会就出了问题，职业教育、技术工人谁来培养，现在就发生了这方面的短缺。事实上，如果大家都是通才型的一般高等教育，其他方面得不到相应的补充和发展，那对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可持续发展也是很不利的，我想大家也是深有体会的。　　第三，教育方面的智能开发不多。现在我们通才型的教育状况，应试型的教育，这样一个现状，当然没有应试教育好象也不行，七十年代我在教育部里工作，全国实行高考，当时恢复高考是一个很大的举措，如果没有这个的话，现在所需要的人才就没有。我当时在教育部工作，粉碎四人帮之后，经济走到崩溃的边缘，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小平同志主持工作，首先就召开全国科学大会、教育大会，恢复高考，所以在当时也不是很理解，到底这种百废待兴抓什么呢？抓教育，这是抓对了，才有了后来的发展，我们才有了后劲。现在教育当中的应试教育，大家都感觉有一个问题，都是在应付考试，现在小学生背的大书包都背不动，学校里升学率被看作是最重要的标准，当然这里也有它的合理性，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样的结果，我们从效果上看最大的问题，就是现在对学生书本上的知识灌输得比较多、掌握得也比较多，但是它智能的开发不够，这是我们的弱点。中国和日本每年暑期搞少年儿童夏令营，曾经做过测试，对书本上的知识进行测验，中国的学生比日本学生总体上强，比他们掌握得好，但是动手做一些实验，带创造性的东西，我们的孩子就赶不上日本的儿童，他们动手能力比我们强，这对我们培养这一代人才，对我们将来也是不利的。从长远来看，这关系到我们的可持续发展，因为毕竟不是学了书本知识就可以了，你真正在社会上有没有用，智商还要转化为智能，才是真正的人力资本。光是停留在智商上，动手不行，不能应用，你这个人的资本也是不行的。　　总体水平不够高、教育结构不够合理、智能开发不够，这几个问题，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是特别值得重视的。因此我们要提高人口的教育素质、提高教育水平，相应也应该有明确的战略，科教兴国、教育先行，优先投资于人、投资于教育。科教兴国战略是我国的基本战略，现在有议论说基本国策太多了，什么都是基本国策。但是我的理解，基本国策应该跟基本国情挂钩，你不和基本国情挂上也说是基本国策，我是不太赞成的。基本国情按照小平同志所讲的，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不发达，与此密切相关的，也和我们寻求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我认为最重要的基本国策，第一是控制人口和实行计划生育，第二保护资源，第三环境保护，这三个是比较明确的。基本国情当中的基本战略决策，才是基本国策。　　科教兴国是我们的一大基本战略。国家明确有两大战略，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我们教育要先行，优先投资于教育、投资于人。这里面也有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和我前面所说的认识是相一致的，现在人力资本是最主要的驱动力，人力资本核心是教育，是提高人口的教育素质，那么我们在投资上，在整个社会发展当中要逐渐地由过去以物质投资为主，过去主要是搞项目，逐渐地转变到以人的投资和物质投资为主，然后转变到人的投资为主，到可持续发展。当然这个转变不是很容易，但是这又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我们发展经济、社会进步，你最终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我的理解，我们是为了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求。所谓全面发展的需要，包括满足人的生理需要、心理需要、交往需要、文化需要，文化我觉得特别值得重视。　　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做讲座，有同志问我三个代表，第一代表先进生产力，这个容易理解，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也容易理解，为什么还有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呢？我是没有参与这件事，但是就我个人的理解，特别是我们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对文化问题恐怕要给予更多的重视。文化从某种意义来说也是一种生产力，可以转化为生产力。美国出了一本书，叫《文化冲突论》。这本书很有影响，它把世界各种文化归结为三大文化，一个是西方文化，根据它的说法和我的理解，就是崇尚个人第一的文化。第二是伊斯兰文化，这种文化它概括为一手拿着利剑，一手拿着橄榄枝。第三种是儒家文化，本土是中国以及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及地区。在外国的唐人街里的人，很难融入到当地文化中。他说你可以看一看古代埃及、巴比伦、中国、希腊等这些国家发展起来了，但是到了工业革命十八世纪这些国家就落后了，工业国家发展起来，然后日本等国家发展起来了，再然后就是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了。就象赛跑一样，不同阶段大家都有不同的领跑，最后就是把地球的资源挖光了。但是他说文化很难融合，他举了很多的例子，也做了一些逻辑分析。比如说在座各位领导，如果你们的子女或者是亲属有在欧美留学的，我们怎么写信给他呢？是从小到大，他们给我们写信就是先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广州市、东风路，然后多少号，谁收等。　　中国大一统的文化，和他们正好是相反的。这本书认为文化是很难融合的，而且这本书就我所知道在美国很有影响，对美国的决策都有影响，因为它把世界分为三大文化，这三大文化彼此之间有利害冲突，而且很难融合。人口素质也应该把文化考虑在其中，我们优先投资于人，我们要建设先进的文化，我们要调整教育结构，这一点我非常高兴。我多少了解一点情况，国家“十一五”和国家2020年教育发展战略规划，已经把高等职业教育、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列入重点，要调整教育的结构，这方面的人才不培养，我们大家都是大学毕业生，那职业怎么着？甚至于我们现在都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大学毕业之后再重新去念职业学校，不然找不到职业，这就有一点浪费了，缩短生命了。为什么当初你不去读职业学校呢？所以教育的结构要与经济的发展相适应。　　应该改革应试教育，开发智能。有关部门也在研究这个问题，不开发智能，仅仅是应试教育，应试教育在某种意义是需要的，但是完全是这样恐怕也不行，应该开发智能。我想结合广东的情况说一下，既然在这里讲这个问题，我也看了一下统计材料，多少做了一点计算。平均所受教育年限，2005年全国人均所受教育的年限是7.49年，广东省我计算的结果，是7.91年，比全国高一些，高0.42，居于中上的水平。北京是10.22年，上海是9.57年，辽宁是8.28年，山西是7.96年，广东的水平大概和山西差不多。在这里我斗胆说一句话，当然在全国总的还在中等水平略高一点，但是是不是和我们的经济实力、经济发展，和我们提出率先进入现代化还很不适应，因为2005年我们广东GDP是二万二千三百六十六个亿，在全国省市自治区是首位，但是我们教育水平不在其首，而且也就是中上游的水平。从长远来看，恐怕这一点，我斗胆呼应一句，广东、珠三角更应该把教育列为重要的位置。　　关于提高人口的文明素质。包括几个方面，一是核心价值观念。所谓核心价值观念，就是在一定历史时期统领其他社会价值，占据主导地位，并为绝大多数居民所认可的价值观念。还有包括道德规范，就是通行于全体居民的道德规则和范式。还有法治意识，即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受法律保护，以及维护和监督司法公正、廉洁的责任感和意识。　　首先我们要树立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就是我们要树立一个核心价值观念，当然这个核心价值观念学术界也有很多的争论，我提出是统领社会价值处主导地位，绝大多数居民所认可的价值观念。其次要加强道德规范，因为现在实行市场经济之后，道德的规范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市场经济嘛，商品市场经济发展起来之后，在人们的观念里最重要的就是交换价值的升值，无论什么样的事情都要用钱来衡量。你讲感情，那么感情值多少钱，讲孝道，那么孝道值多少钱，所以现在就发生了在过去的认识当中，感情也好，孝道也好，其他关系也好，被交换价值所取代的这样一种倾向。当然这个问题，我们也不能固守过去的观念就是对的，但是现在某些变革我们也要想办法改变，如果没有明确的道德规范，我们的素质提高也是受很大的影响。第三，我这里提出加强法治意识。应该说我们经过改革开放接近三十年，大家逐步地增强了，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大家逐渐地增强了。什么是市场经济呢？我的概念是市场主体法人化，谁是法人代表谁说话，市场不受上下级的指令。人财物的流动按照市场规律在流动，国家不是不能调控，地方不是不能调控，但是你调控的手段不是像计划经济那样指令性的，我叫你怎么样就怎么样，而是主要通过价格、税收、福利政策，调控的手段是经济化的，是间接的。我们尤其要加强法治意识，不加强法治意识那是不行的，法治意识是越来越重要，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方面也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具体我想各位都是有体会的。　　就提高人口素质，提高法治意识、增强法治观念，这是人口素质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尤其是我们在市场经济基本建立，将来要逐渐完善，经济运行法制化的条件下，我们实行可持续发展也是这样的。讲到可持续发展，讲到环境的问题，到现在我们的环境问题仍然很严峻，大家看政府工作报告，温总理讲了，我们经济上要增加的指标都超过了，也可以说现在中国经济，GDP增加7.5%，或者是多少，大家都可以完成，不但是可以完成，而且现在要防止经济过热。但是我们约束性的指标，单位GDP的能耗、水耗、废物的排放等等，我们都没有完成，甚至于我们现在在环保上，国家应该有了很大的力度，前年我组织一个项目，请国家人口计生委、环保总局、国土资源部三位部长出来主编，我作为常务副主编负责这本书，了解一些情况，现在环保上没有少花钱，但是现在的效益不够高，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有的地方，其中也包括像是淮海的治理，环保设施上了一大批，但是平时不开，因为开了之后会增加成本，你要检查，他得到消息，一个电话马上就开，结果你一走他就关了。所以经济运行法治化，提高人口素质也要靠法律来保证。除此之外我们加强文明素质的教育，还应该提倡德育为先，重点是将国家核心价值观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坚持德育为先原则。我们要从娃娃抓起，我们在编中小学教材时都应该注意到这一点。　　我今天要讲的内容，就是这么多了。很高兴有机会到这里向各位领导学习，这几天我已经学到很多东西，最后对大家参加今天这个讲座表示感谢。谢谢大家。　　主持人:田教授今天的报告深入浅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了很深刻的道理，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和指导性，开阔了我们的理论视野，对于我们今后做好各行各业的工作具有很高的理论支撑作用。在这里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对田教授的报告表示热烈的感谢。报告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参考资料：世界教育网，世界科技网，世界文学网，世界人民网，世界代言网

我认为是的，就算不是你也一定要说是的就赖给他。实在不行也可以说是美帝阴谋，总之不能说真话。

在转变增长方式、创造新的增长源泉时，应当充分利用中国当前劳动力无限供给为我们带来的一个劳动率递增延缓的缓冲时间，最大化就业，最大化利用人口红利，同时发展教育与培训，加快劳动力转移，同时还要创造条件，清除劳动力转移障碍，包括现存的制度性障碍，保持劳动力增长源泉。正当中国人大多认为，中国啥都缺，但惟独不缺乏劳动力时；正当中国大量的人力资源被闲置：许多劳动年龄人口下岗、许多大学生就业困难时，有人口学家提出，中国人口红利即将耗竭。曾经有过的一些关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的预测认为，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总量最高、增长最快，而且可以一直增长到203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日方的研究与此项结论大相径庭：中国的劳动人口平均增长率并不很高，事实上，今后一段时间内，甚至不如发展国家的平均增长率，后者的数字为1．1％，而中国仅仅是0．4％。蔡日方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现在已经开始以极快速度下降。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为什么中国经济能持续保持高增长？这一中国奇迹出现的因素何在？从人口学家的角度考虑，人口，其中主要是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是有贡献的。蔡日方认为，人不仅仅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蔡日方解释说，人口学家所谓的“人口红利”的含义即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提高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的较高的资本积累。当前，我国可以获得的人口红利对G D P增长的贡献率占到了26．8％。应当说，人口红利对于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的。从中国20年的经济增长分析，蔡日方得出以下数据：1978年到1998年20年间，物质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28％；劳动力（不含人力资本）的贡献率在24％；教育程度提高形成的人力资本，贡献率为24％；劳动力转移的贡献率在21％。而劳动力的数量无疑是受到人口数量的约束的。由此，蔡日方称，人口转变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在人口的增长速度和人口总量，而取决于人口的结构。人口结构较好，社会就可以获得充足的劳动力供给。蔡日方的研究正是表明了这一点。以“总抚养比”做人口年龄结构指标进行研究，蔡日方的结论是，1983年至2000年中国总抚养比下降对人均GDP增长贡献率在26．8％。蔡日方的研究同时还表明，抚养比每上升一个百分点，中国人均G D P则上升0．116个百分点，反之相同。国外也有基本相同的研究结论：被美国兰德公司相关研究称之为东亚奇迹和新大陆国家奇迹的是，从1970年到1995年间，在东亚诸国超出常规的高增长率中，由劳动年龄人口高比重所做出的G D P贡献比例高达1／2至1／3；北美新大陆开发之初，人均G D P增长率比旧大陆高出部分中，大约为90％至100％可以归于富有生产性的人口结构优势。为什么东亚没有明显的技术进步，但还是走向了经济持续增长，并且最后最终走向了以技术进步促使经济发展的道路？就是因为它的人口结构较好。而另一个相反的例子是，前苏联没有此项优势，则经济增长趋向迟缓。人口红利即将耗竭蔡日方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看法是，当我们有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增长模式：充足的廉价的劳动力供给和资本积累时，就应当充分利用这一发展模式，保障最大化就业。根据东亚各国的经验，从劳动力优势促进经济发展最终是可以过渡到以技术进步促使经济发展的道路上的。曾经有过的关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的预袱梗递妓郛幻店潍锭璃测认为，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总量最高、增长最快，而且可以一直增长到2030年。蔡日方的研究与此项结论大相径庭。他说，按照现有的人口发展变化曲线看，中国人口总量和人口结构变变化趋势如下：人口总量2030年到达最高点，为14．06亿；劳动人口在2020年左右达到顶点，为9．23亿；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现在已经开始以极快速度下降，并将一直下降到2013年。同时，研究还发现，中国的劳动人口平均增长率并不像人们一贯认为的那样很高，今后一段时间内，甚至不如发展国家的1．1％的平均增长率，仅仅是0．4％。同时，在人口结构中，儿童比例将会一直下降，而老年人占人口的比重会一直升高。根据上文所述的研究成果———抚养比每上升1个百分点，中国人均G D P则上升0．116个百分点，反之相同的结论，蔡日方认为，届时，我国由于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提高而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较高的资本积累现状将不复存在。综上所述，蔡日方认为，我国的人口红利即将耗竭。到2050年，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将接近倒金字塔形。蔡日方说，中国会成为典型的未富先老社会，而且会越来越明显。针对此，有国外学者提出两方面解决方案，一是改变生育政策，将现有的1．8％的生育率提高到2．2％，二是提高老年人的经济参与率。未来增长靠什么那么，在当前的形势下，怎样使中国的人口结构尽可能长的继续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从劳动力无限供给到稀缺，人口学家称之为“刘易斯转折点”。事实上，“十一五”期间，我们一定会出现这个转折点。从总量看，2004年至2009年，是我国非农产业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平衡期，以后将持续下降。同时他认为，近年愈演愈烈的“民工荒”也将不再是周期性的，政策性的“荒”，而是趋势性的、总量的，从劳动力市场变化也已经可以看出这一趋势，从2002年起，我国的真实失业率是在下降的，劳动参与率则从2004年起开始上升。“刘易斯转折点”的出现究竟是好是坏，完全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预见到这个转折的到来，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解好这个转折，还取决于我们在政策上如何应对这个转折？是建设和谐社会还是剥夺劳动者。综上所述，在转变增长方式，创造新的增长源泉时，应当充分利用中国当前劳动力无限供给为我们带来的一个劳动率递增延缓的缓冲时间，最大化就业，最大化利用人口红利，同时发展教育与培训，加快劳动力转移，同时还要创造条件，清除劳动力转移障碍，包括现存的制度性障碍，保持劳动力增长源泉。如果说过去的人口政策更多考虑人口总量的增减，进入21世纪后，人口的素质和结构更值得决策者关注2005年1月6日上午10点，在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南大街6号的一间会议室，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下称人口计生委)张维庆通过电视电话向全国宣布：“中国大陆总人口到今天达到13亿。”如此宣示的依据是国家统计局的人口变动抽样调查。该调查显示，2004年底中国大陆总人口129988万人；按照目前全国平均每天净增2.08万人推算，到1月6日中国大陆总人口将达到13亿——此日遂被定为“中国13亿人口日”。简单的数字背后还有更深刻的内涵。1995年，中国迎来了12亿人口日。从12亿到13亿，中国用了十年时间。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田雪原告诉《财经》：“如果不严格控制人口增长，13亿人口日可能在四年前甚至五年前到来。”毫无疑问，这是中国长期坚持计划生育政策的结果。中国自1980年以来全面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总和生育率由1980年的2.24左右，下降到90年代中期的1.8左右，开始低于总和生育率指标为2.1的人口世代更替水平。到目前为止，中国人口的低生育水平已经持续10年左右，中国已跻身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出生人口的持续减少，使得中国人口由过去的“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转变为“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3年中国人口出生率为12.41‰，死亡率为6.4‰，人口自然增长率只有6.01‰。田雪原预测，到2030年，全国人口达到14.65亿的最高峰，此后可实现零增长。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乔晓春亦指出，中国人口增长最高不会超过15亿人，更不会达到16亿。但是，硬币也有另外一面。中国执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至今已有25年。老龄社会提前到来、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调、劳动人口趋向高龄化等问题，使得中国的人口发展战略面临新的考验和抉择。现行人口政策应否调整、如何调整，日渐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未富先老”压力目前，国际上通行的界定老龄社会的标志，是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7%。到2000年，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已有0.87亿，占当时全国人口比例7%，标志着中国已跨进老龄化门槛。更为严重的是老龄化速度，在未来的30年间将持续呈加速态势。预计到2010年，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将超过8%；2040年将超过20%。届时全国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位是65岁以上的老人。与西方国家“先富后老”不同，中国是“未富先老”。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NP一般在1万美元上下，而中国仅为800美元。现任人口计生委政策法规司司长的于学军2002年曾分析指出：“中国人口从成年型进入老年型仅用了18年左右，而法国完成此转变用了115年，美国用了60年。”海内外都有学者指出，中国老龄社会的提前到来，与计划生育政策高度相关。计划生育减少了新生人口总量，医疗卫生条件改善又延长了人的寿命，必然提高老龄人口的比重。中国社会保障体制建设滞后于人口老龄化进程，伴随快速老龄化而来的养老保障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对未来的中国政府将是一个严峻考验。低生育率与经济衰退老龄化带来的挑战，除了养老保障难题，更深层次在于造成劳动力短缺。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劳动力人口老龄化会直接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发展速度。2001年8月，美国乔治敦大学“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日本东京召开了有关全球人口老龄化问题研讨会。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当今世界发达国家的人口迅速老龄化趋势将引发劳动力减少、储蓄率降低、消费下降以及老年人福利负担加重等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从而使国家长期陷入经济衰退。或许日本是一个典型个例。“人口学界公认，人口老化和劳动力短缺是日本经济衰退的重要原因。”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教授乔晓春如此告诉《财经》。据乔晓春介绍，日本之所以十多年经济停滞不前，生育率下降是一个因素。日本当年实行控制生育政策，生育率下降比中国目前的速度还快。20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妇女的平均生育数是2.0，到1992年降到1.5，目前为1.29；20年前的日本人平均年龄只有30岁，现在是42岁。到2025年，日本人口的中间年龄将超过50岁，近30%的日本人将是65岁以上的老人。于学军博士的研究发现，日本的人口老化与经济衰退几乎同时出现，高度相关。1970年日本进入老龄社会，恰在这之后，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滑。从统计数据上来看，1970年-2000年间，日本年平均增长率仅为3.21%，1980年-2000年间仅为2.61%。近年来，随着老龄化速度的加快和劳动价格的提高，日本1990年-2000年之间的经济增长率下降到仅略高于1%。人口年龄结构和劳动力比较优势逐步丧失导致经济减速，是亚洲四小龙和欧美发达国家曾经经历的发展过程。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田雪原由此提出警示：“近期中国总体上不会出现劳动力短缺，但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可能出现。尤其是劳动力相对高龄化快速发展，可能影响到中国经济的活力。”他解释说，所谓劳动力的相对高龄化，指15岁至64岁成年劳动力群体中，50岁至64岁人口所占的比例。该比例越高，说明劳动力高龄化越严重。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步入人口年龄结构的“黄金时代”，即“人口获利期”，其特征是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例高、老年和少年等被抚养人口所占比例低，而且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呈逐渐上升趋势。该趋势至今已持续20多年，已近尾声。专家估计，“获利期”过后即转入“人口负债期”。从现在算起，六年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将转而下降，2030年以后下降尤甚。劳动力廉价优势的丧失，显然会给中国国际竞争力和经济的快速增长带来负面影响。相互掣肘的目标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相关的另一个现实问题是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调。出生性别比指一定时间里活产男女婴之比，一般以女婴100为基数计算男婴的比例，正常值在103-107。20世纪80年代以来，几乎与实行计划生育同步，中国出生性别比持续攀升，90年代攀升更为显著。据国家统计局2002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提供的数据，2001年出生性别比为123.6，创造了有统计数字可查的最高峰值。目前此数据约在120左右，而全国有五个省甚至高达130以上。这样的出生性别比，在世界各国中也严重偏高。研究表明，1949年后中国出生性别比逐步下降，至20世纪70年代已接近国际公认正常值，但在实行了严格计划生育的80年代后持续升高，因此学者把此现象归因于严格控制生育的政策。根据国家统计局2002年全国人口变动抽样调查资料，　专家测算，全国0-19岁人口男性多出女性2377万。也就是说，在未来的20年内，平均每年新进入婚育年龄的人口中，男性要多出女性120万左右。这会造成较为严重的婚姻“性别挤压”，以及相关的教育、就业等“性别挤压”。“性别挤压特别是婚姻性别挤压，对社会安定和精神文明建设是一个巨大的冲击。”田雪原说。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乔晓春看来，这还会导致低文化程度的男性难以找到对象、买卖妇女加剧，更会引发严重社会秩序和家庭伦理问题。问题的复杂性更在于，严控人口增长与优化人口结构、降低出生性别比相互冲突，这三个目标不可能同时实现。如果政策定位于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将不得不付出人口快速老化的代价。在中国农村，如果只允许生一个，必将加剧性别比例失调。而如要保证适当的人口结构、正常的出生性别比，就意味着人口发展战略目标必须是多元化的，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制约因素后审慎决策。“人口总量增长和老龄化速度过快哪一个更可怕？把老龄化的水平控制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内，中国作为一个未富先老的国家才能够接受，才能把现在的经济增长率保持下去？在人口总量与结构之间，政策制定者需要作出选择。”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翼博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新人口观”显现“今后人口问题将变得更为复杂。除了数量，人口的素质和结构等问题更值得重视，应该把人口问题纳入整个国家的战略规划，全盘考虑、科学决策。”田雪原对《财经》说。事实上，“新人口观”已有迹象。2003年3月，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004年3月10日，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要抓好三件大事，首先就是“要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基础上，认真研究解决人口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有学者认为，这标志着中国人口战略的“重心转移”。围绕着人口政策，目前学界主要有针锋相对的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虽然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已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5.8下降到现在1.8左右，进入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但这种低水平并不稳定。如果放开生育，反弹的可能性很大。因此，控制人口增长仍是计划生育政策的主要目标，计划生育作为国策不会改变。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面临的人口压力被夸大了。由于中国的总和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而且已经降得很低，为了避免过早老龄化和经济衰退，应该适当放宽生育政策，典型的观点就是“放开二胎”。采访中，学界普遍认为，如果说过去更多考虑人口的总量增减，那么，进入21世纪后，人口的素质和结构将更值得决策者关注。中国人口政策将从以人口数量控制为主转向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人口发展有自己的规律。如果人们的生育意愿长期持续下降，那么其生育意愿重新升高，则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就是明证。“人口不像是水龙头，不想生育就关上，想生育就打开。现在的生育率已经降到不能再低的水平，政策目标不应该刻意降低生育率，而是要实现人口数量、素质、结构的适当和合理化。”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所研究员郑真真告诉《财经》。制定人口政策需要科学谨慎制定人口政策必须从中国人口的实际情况出发。记者在采访中获知，自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至今，中国人口的很多基础性数据不尽如意，存在较大误差，这是制定人口政策时应该着意注意的问题。一个例证是中国真实的总和生育率，目前官方认可的数据是1.8左右。但在采访中，很多专家告诉《财经》记者，这一数据并不准确。郑真真对记者说：“学术界一直没有公认的总和生育率数据。目前的数据，比较有共识的测算大约在1.4-1.7之间。”据郑介绍，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得到的总和生育率是1.22，后来调整到1.8。调整的依据主要是出生漏报。但出生漏报率究竟是多少，并不准确。人口学界的共识是1.22确实偏低，至于应如何调整，意见各不相同。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田雪原对《财经》如此解释：“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总和生育率调查结果是1.22，但是由于人口漏报的比例是1.81%，于是重新把这部分填回去进行误差校正，总和生育率就成了1.75，社会上一般讲1.8左右。”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2000年的研究表明，1.8的生育率可能是被高估了。据该中心课题组测算，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自1990年后一直低于2.1的更替水平。如1990年已低于2.1，那么14年后中国不可能还有1.8的总和生育率。据原人口计生委统计与财务管理司副司长王谦所做的“中国大陆十年来生育水平估计”，整个20世纪90年代平均生育率在1.3-1.6左右。制定人口政策需要基础性数据支撑，如果没有相对准确的总和生育率调查数据，调整和完善人口政策将是“空中楼阁”。“目前最紧要的工作是搞清楚真实的总和生育率。如果确实偏低，就应考虑适时调整人口政策。”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教授乔晓春说。不过，乔晓春又认为，考虑到人口瞒报和统计误差，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应当不会太低。专家指出，国家的人口政策要与人们的生育意愿相合。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所以总和生育率明显下降，与中国政府提供避孕药具等生育服务密切相关。如果人口政策与大多数人的生育意愿不一致，很可能抵消人口政策的目标。因此，未来人口发展战略的制定，应遵循人口变动和发展的内在规律，实现人口数量、素质、结构等目标的平衡。

健康中国50人论坛首次年会暨疫情防控与健康中国行动研讨会”于2020年10月18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该会议由健康中国50人论坛组委会、北京春苗慈善基金会和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共同举办。健康中国50人论坛顾问、九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原国务委员彭佩云，在外地为健康中国50人论坛首次年会的召开写了贺词，她在贺词中提到，“希望大家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深入进行对健康问题的研究，开展民主的研讨，为贯彻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提供智力支持做出应有的贡献。”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和党的十九大确立健康中国发展战略，将促进人民健康列为重中之重。2020年以来，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给各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在健康中国发展战略和疫情防控的大背景下，“健康中国50人论坛”作为非官方、公益性的学术平台和智库机构，将工作宗旨和工作目标明确定位于：通过智库形式，为促进健康中国、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前行，提供相应的建设、改革思路和智力支持；为政府与健康相关的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和决策咨询；为健康产业发展，提供产业发展信息和智力服务。健康中国50人论坛的专家，分别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社科院、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以及卫生部、解放军总医院、北京医院、中日友好医院等多家国内著名学府、研究单位和医疗机构，涉及医疗健康、食品健康、运动健康、老年健康、康养旅居、心理健康、健康管理等诸多领域。附名单：健康中国 50 人论坛组织架构和专家名单今天，健康中国 50 人论坛组委会对外公布了论坛组委会的组织架构和 50 位专家名单。一．健康中国 50 人论坛组织架构顾问彭佩云 九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原国务委员名誉主席张梅颖 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组委会主任张文康 卫生部原部长组委会副主任田雪原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世平 全国总工会原副主席郭渝成 中国健康管理协会会长执行主任陈 剑 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创始会长执行副主任姚 军 中国健康管理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胡学民 北京国资委员原监事会主席执行秘书长于宏程 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执行秘书长二．健康中国 50 人论坛专家名单（排名以拼音字母为序）陈可冀 中国科学院院士 国医大师 中国中医科学院荣誉首席研究员及终身研究员陈君石 中国工程院院士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 总顾问陈 剑 （雁栖湖）健康发展论坛执行主任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 6-7 届副会长陈章良 北京大学教授 原北京大学副校长 中国科协原副主席程功明 中国健康管理协会名誉会长程 京 中国工程院院士 清华大学医学院讲席教授樊代明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郭积勇 北京医师协会会长 北京市卫计委原巡视员郭渝成 中国健康管理协会会长顾宝昌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WHO 生殖健康社会科学专家组成员何 莽 《康养蓝皮书》主编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副院长 博士生导师江亦曼 中国红十字会原党组书记 常务副会长蒋会成 海南省肿瘤医院理事长 海南第一成美医疗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蒋田仔 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蒋效愚 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副会长 原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郞丽君 艾博欣集团董事长 心理健康产业咨询专家刘 东 北京春苗慈善基金会理事长 北京安贞医院、北京和睦家医院心外科主任刘维林 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会长 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刘新民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院长 中国老年学会和老年医学会呼吸与危重症学分会主任委员刘张林 中国中药协会书记 执行副会长 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原常务副会长李滨生 全国总工会原书记处书记 党组成员 中国职工文体协会旅游分会会长李俊峰 北京博爱堂中医药研究所所长 北京市中医药文史研究会创会会长李 平 中日友好医院临床医学研究所研究员 国家级名老中医 首届岐黄学者孟立联 四川天府健康产业研究院首席专家 西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兼职教授乔东球 安徽省人大代表 安徽江南文旅集团董事长 现任铜陵市旅游协会会长乔 杰 中国工程院院士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长佘 靖 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 北京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原卫生部副部长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原局长宋 麒 科亚医疗集团 CEO 世界医学人工智能专家宋晓悟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席 原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副主任，国务院医改办主任孙宝国 中国工程院院士（食品工程） 北京工商大学校长孙宪彬 中国黄蜀葵产业创新联盟主席 思邈千金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田雪原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王 辰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王国强 中华中医药学会第五届、第六届理事会会长王宏广 清华大学国际生物经济中心主任 科技部生物中心原主任王元丰 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社会战略专委会主任王 瑛 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总干事 北京公和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徐 鸣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会长（待中组部批准） 国家粮食局原副局长（副部长级）谢 玲 军事医学科学院原研究员俞梦孙 中国工程院院士 空军军医大学教授殷大奎 卫生部原副部长 曾任中国健康教育协会会长 卫生部健康教育首席专家杨燕绥 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教授 医疗服务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于圣臣 全国政协委员 致公党中央常委 北京凯博通投资有限公司总裁易剑东 温州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教授 江西财经大学原副校长曾 渝 海南南海健康产业研究院院长 原海南医学院副校长 教授郑志坚 北京医院针灸按摩科主任 主任医师 世界养生大会秘书长张大宁 国医大师 中央文史馆馆员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张世平 十二届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 全国总工会原副主席张文康 原卫生部部长 中共第十五届、十六届中央委员章力建 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副院长 中医农业首倡科学家

描述:指出了我国于2000年开始进入老龄化国家，人口老龄化不仅仅意味着人口结构的变化，还影响着我国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系列 变化导致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变化，会给大学生带来机遇还是挑战呢,通过... 摘要:指出了我国于2000年开始进入老龄化国家，人口老龄化不仅仅意味着人口结构的变化，还影响着我国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系列 变化导致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变化，会给大学生带来机遇还是挑战呢,通过分析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变化，对大学生的就业进行了系列的探讨，为大学毕业生 的就业提出了意见和建议。1人口老龄化的含义及现状1.1人口老龄化的含义人口老龄化词，来源于英语中的The Population Aging，在人口学上是指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逐渐增大的过程。 般而言，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过程。在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 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是否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我们可以从人口老龄化本身的概念总结出三层含义:人 口老龄化过程是不断变化着的，人口老龄化是指老龄化率不断提高的动态过程，人口老龄化并不是某个人的老龄化，而是指整个人口总体的年龄结构动态老龄化。1.2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为了更好地协调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我国会定期进行全面的人口普查，通常情况下是每10年进行1次，也就是尾数逢0的年度是普查年度，最近的次 是2010年进行的第六次人口普查。与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较而言，劳动力人口比例提高了4.38%，少儿人口比重降低了6.29%，老年人口比例提高了 191%。表1是六次人口普查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情况。通过两次普查结果对比，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我国老龄人口正在快速增长，而新生儿数量的增长比率却在不断地下降，这更加加剧了我国人口老龄化 的进程。原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所长田雪原先生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归纳为:“老龄化的发展速度和进展程度都比较快，空间上老龄化在地区和城乡分布都不平 衡，在时间上老龄化具有阶段并累进的特点。”我国人口老龄化所具有的特点与其他国家有很大的不同，这是由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概括来说，我国人口老龄化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我国是个人口超级大国，人口基数大，这也就导致了我国老年人和即将步入老年行列的人口数量是巨大的，同时受计划生育政策和现代人晚生优生观念的影响，少儿出生率下降很多，而人均寿命的加长，加快了我国老龄化的发展速度;(2)我国老龄人口的年龄在不断提高，据预测，到2050年我国80岁以上的老年人所占比例将超过30.66%;(3)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过高、增幅过快，这与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publications such as the 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 instilling anti-Japanese policy. On this basis, progress in development of a number of young people have joine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site of the village the morning of August 23, 1939, in Jiangsu and Zhejiang provinces East of Lake Taihu anti-Japanese volunteer army, seven have implicit read Cun Yi XI da bridge, was suddenly lurking in mulberry trees on both sides1/4页

不需要。1、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决定》的规定；2、全面放开二胎后，生育两个以内（含两个）孩子的无需办理准生证。3、2016年1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决定》提出，改革生育服务管理制度。4、实行生育登记服务制度，对生育两个以内(含两个)孩子的，不实行审批，由家庭自主安排生育。5、改进再婚等情形再生育管理。优化办事流程，简化办理手续，全面推行网上办事，进一步简政便民。扩展资料：准生证主要作用育龄夫妻持《生育服务证》接受围产期医疗保健服务，根据需要选择参加宣传、咨询、培训，并接受生殖保健、避孕节育服务。给新生儿上户口。领取了《生育服务证》的夫妻，在其子女出生后，应当持《生育服务证》和医疗机构出具的《出生医学证明》到户籍部门办理新生儿入户手续。新生儿上户口跟生育服务证没有必然关系，卫生部关于印发《出生医学证明》管理补充规定的通知（卫基妇发[2001]45号）规定；新生儿父亲或母亲或其监护人凭《出生医学证明》，到所在地户口登记机关办理出生人口登记手续。非父母户籍所在地出生的婴儿，持出生地医疗保健机构出具的《出生医学证明》回父母户籍所在地的户口登记机关办理出生登记手续。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准生证

独生子女政策是田雪原提出来的。独生子女政策，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在1980年中央召开五次人口座谈会后确定下来了。该政策于2016年1月1日被终止，之后开始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

法律分析：提出计划生育一孩政策的是计生之父田雪原。当初计划生育一孩政策在讨论初期十几位专家都不同意，但最后进入人民大会堂的两位专家--田雪原和宋健的说明下通过了人口政策。限制中国绝大部分民族的生育，主要针对民族是汉族的群众，将其限制为1胎。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一条　为了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推行计划生育，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促进家庭幸福、民族繁荣与社会进步，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第二条　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是国家的基本国策。国家采取综合措施，调控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优化人口结构，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国家依靠宣传教育、科学技术进步、综合服务、建立健全奖励和社会保障制度，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第三条　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应当与增加妇女受教育和就业机会、增进妇女健康、提高妇女地位相结合。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在推行计划生育工作中应当严格依法行政，文明执法，不得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受法律保护。第五条　国务院领导全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第六条　国务院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负责全国计划生育工作和与计划生育有关的人口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计划生育工作和与计划生育有关的人口工作。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第七条　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及计划生育协会等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公民应当协助人民政府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第八条　国家对在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组织和个人，给予奖励。

法律分析：提出计划生育一孩政策的是计生之父田雪原。当初计划生育一孩政策在讨论初期十几位专家都不同意，但最后进入人民大会堂的两位专家--田雪原和宋健的说明下通过了人口政策。限制中国绝大部分民族的生育，主要针对民族是汉族的群众，将其限制为1胎。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一条　为了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推行计划生育，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促进家庭幸福、民族繁荣与社会进步，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第二条　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是国家的基本国策。国家采取综合措施，调控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优化人口结构，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国家依靠宣传教育、科学技术进步、综合服务、建立健全奖励和社会保障制度，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第三条　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应当与增加妇女受教育和就业机会、增进妇女健康、提高妇女地位相结合。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在推行计划生育工作中应当严格依法行政，文明执法，不得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受法律保护。第五条　国务院领导全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第六条　国务院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负责全国计划生育工作和与计划生育有关的人口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计划生育工作和与计划生育有关的人口工作。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第七条　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及计划生育协会等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公民应当协助人民政府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第八条　国家对在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组织和个人，给予奖励。

官方并未公布田雪原家人有多少，但是他提出‘计划生育政策"，并将之称为‘责任"，说明他子女仅一人田雪原基本信息人口经济学专家，原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所长。现任中国社科院首届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老年科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计划生育政策最初提出者之一被外界称为"计划生育之父"。此后，田雪原以最初作为计划生育决策参与者的身份，逐步公开了当初制定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过程。且将之看做自己的“责任”。对于自己被限定的身份，他告诉新浪《新闻极客》：“只不过在历史阶段当中，由于种种原因，参与了决策。”即使被加上种种罪名，也都无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于自己的理论他也是如此。“我是站得住脚的，是问心无愧的，而且我认为我是完整的。问题出在哪儿？出在你没有真正的这样去践行，那不是我一个理论工作者的责任。”

独生子女政策是田雪原提出来的。独生子女政策，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在1980年中央召开五次人口座谈会后确定下来了。该政策于2016年1月1日被终止，之后开始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

法律分析：独生子女政策是田雪原提出来的。 独生子女政策，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在1980年中央召开五次人口座谈会后确定下来了。 该政策于2016年1月1日被终止，之后开始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一条 为了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推行计划生育，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促进家庭幸福、民族繁荣与社会进步，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第二条 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是国家的基本国策。国家采取综合措施，调控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优化人口结构，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国家依靠宣传教育、科学技术进步、综合服务、建立健全奖励和社会保障制度，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第三条 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应当与增加妇女受教育和就业机会、增进妇女健康、提高妇女地位相结合。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在推行计划生育工作中应当严格依法行政，文明执法，不得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受法律保护。第五条国务院领导全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不可回避地逐渐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那么，“中等收入陷阱”是如何产生的？它有什么表现？我们该如何采取措施避免落入“陷阱”？为此，记者对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中国社科院人口所原所长田雪原、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等三位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负责人进行了专访，请他们对上述问题发表意见和看法。记者：从您的学术研究领域和专业眼光来看，您认为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是什么？刘伟：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了从中等收入向中上等收入转变的时期。在这个关键期，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并存。挑战是什么？即现在流行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在我看来，“中等收入陷阱”发生的根本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需求疲软，特别是内需疲软，导致过度依赖外需。二是能源、劳动力成本大幅度上升。这时效率提高如果赶不上成本提高，就会陷入低效益增长，同时，通货膨胀变成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高通胀的同时经济衰退。三是创新力包括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偏弱。技术创新弱使内需不足，难以发现新的投资机会，难以有创新产业和新产品开发，从而使有效投资的机会不足；制度创新不足使市场化竞争严重迟缓，导致越是稀缺的资源，越不受市场控制。稀缺性资源倘若不是按照效益指标分配，一定会导致效率低下。而大量低效率高增长的泡沫必定酿成社会不公、经济泡沫。这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田雪原：观察国际经济社会发展趋势我们发现，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有着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等多方面原因，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在走向中等收入经济“起飞”过程中，没有重视和解决快速发展积累起来的贫富两极分化、畸形城市化、人口老龄化、经济技术落后、产业结构不合理，以及腐败蔓延、社会动荡加剧等问题。记者：在您看来，“中等收入陷阱”有什么表现？郑秉文：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诱因很多，如不及时加以解决，极有可能落入以下十大陷阱：一是“转型陷阱”，表现为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失衡、资源环境约束、城乡区域发展的不协调、农业基础地位薄弱、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突出等等。二是“拉美陷阱”，表现为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社会矛盾积重难返。三是“福利陷阱”，表现为社会保障制度超过经济发展水平，成为财政和纳税人的包袱。四是“城市化陷阱”，表现为拉美式的“过度城市化”或者我国的“浅度城市化”。五是“资产泡沫陷阱”，表现为房地产等市场的泡沫化，背离经济发展规律。六是“金融陷阱”，表现为金融体系出现问题，拖累整个实体经济。七是“美元陷阱”，表现为规模巨大的外汇储备资产的安全。八是“人口陷阱”，表现为劳动适龄人口绝对数量的减少和老年人口数量的激增。九是“捧杀陷阱”，表现为随着经济和社会转型，中国“被要求”承担的全球或区域安全责任。十是“民主陷阱”，表现为中国进入“中等偏上收入”行列之后，一些诸如引进西方式民主等不适当的民主诉求的凸显。田雪原：作为人口学研究者，我主要谈谈郑秉文主任刚才说到的“人口陷阱”，尤其是“老龄化陷阱”，因来说，我国人口老龄化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处理不好，会引致以下后果，堕入“陷阱”：一是影响经济增长。我国从2011年开始，人口“盈利”、人口“红利”缓慢减少，2030年以后将转为“人口亏损”、“负债偿还”期，如不加以及时扭转，不利影响将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尤其是延缓经济增长。二是影响劳动就业。人口老龄化问题解决不好，必定影响劳动就业。三是影响消费。我国经济发展消费动力严重不足，相比之下，老年消费更为不足和落后。随着老龄化的不断加深，老年消费市场快速扩张，这种情况必须引起足够重视。四是影响城市化。当前我国人口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三八（妇女）六一（儿童）九九（老年人）部队”等问题在农村沉积下来，引发了一系列新情况，必须加以戒备。五是影响养老保障。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人们价值取向的改变，社会供养入不敷出，子女供养危机四伏，老年自养受到严峻挑战，使“碎片化”养老方式陷入困境。记者：既然“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不可回避，那么我们该如何采取措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刘伟：需求不足、成本提高、创新力不够，这三方面原因不同程度在我国存在，甚至有的还比较突出，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克服这些不利的因素，重中之重就是创新。在经济体制方面，制度创新的核心就是加快市场化竞争，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竞争秩序，在这个过程当中，民营经济的发展极为重要，因为民营经济、民营企业的发展是市场经济竞争主体培育的重要方面。郑秉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要“对症下药”。譬如，对于“转型陷阱”，我们应当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主线，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重中之重，尽快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扭转投资和消费的失衡关系，克服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协调城乡区域发展，继续夯实农业基础，着力化解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对于“城市化陷阱”，我们既要防止拉美式的“过度城市化”，控制大型城市人口过度膨胀，又要纠正中国的“浅度城市化”，为农民工提供均一个平等的公共服务，让他们真正“市民化”；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努力保持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发展，等等。应当看到，尽管面对前所未有的、可以预见或难以预见的、中国特有的各种风险挑战和陷阱诱因，但是，“中等偏上收入”发展阶段无疑是中国仍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对此，我们要抓住机遇，并未雨绸缪做好各种准备来应对挑战。怎样解决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困境？针对中国经济放缓而产生的中国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指出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必然的命运，按照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是经济发展成功的秘方。比较优势的制度前提是市场经济体制与因势利导型政府，比较优势的结果是开放经济和后发优势、宏观稳定、高储蓄和高投资。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改革失败与中国双轨制成功的原因分析，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提出对中国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建议：一是深化改革完成向市场体制的转型；二是政府应在产业、技术结构升级中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

二胎性别比之所以出现如此高的异常，是相当数量农民家庭“生男儿”心理压力的集中体现。CFP广东官员称性别比不控制十年将增400万光棍我国出生性别比畸高 一成90后男性将被迫单身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目前全国男女出生性别比为116.9：100。全国有5个省的出生人口性别比甚至高达130：100以上。海南省出生婴儿男女性别比为135.64：100，居全国最高水平。据推算，按照如今的婴幼儿性别比例，到2020年，中国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3000万到4000万，这意味着平均5个男性中将有一个找不到配偶。也就是说，20年后将有数千万男子面临光棍儿困局。如果说“单身”一词代表着潇洒的话，那么“光棍”一词就有更多无奈的味道。刚过完25岁生日的佟飞宇，将自己的博客命名为“光棍”。这位“80后”一代的陕西小伙并不想过早谈婚论嫁，但父母却已乐此不疲地给他介绍女朋友。在父母的督促下，“找老婆”成为了佟飞宇生活中一个必然选项。然而让他苦恼的是：找老婆越来越难。“难”来自女方提出的要求越来越高，除了身高、相貌这些先天条件外，收入、经济基础等后天条件也更加苛刻。但“80后”的佟飞宇工作还不到5年，“有车有房”的择偶条件让他自尊心受挫，同龄女孩更倾向于选择年长的、有一定经济基础的男士，而“80后”的佟飞宇只能面对这种尴尬的现实。这种女孩子不容易与同龄男孩婚配的现象，被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专家称为“男性过剩的婚姻挤压”，归根结底是由男女性别比例失调造成。20年后，中国将有3000万光棍儿？就在佟飞宇写博客叙述自己苦恼的同时，陕西省社科院社会学所“陕西省人口战略研究”课题组，正在分析众多与佟飞宇处境相同的青年人的情况。陕西省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江波说：“随着‘80后"一代进入婚配年龄，男女性别比例失调的问题凸显出来，表现就是男多女少。适龄男青年不容易找到结婚对象，这是20多年前婴幼儿性别比例失衡的反映。而对现在0—4岁婴幼儿的性别比例调查的结果，反映出的问题比现在更严重。这就意味着，从现在起的数十年，我国将面临性别比例失衡的严峻形势。”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乔晓春教授告诉《*****与法制时报》记者，出生人口性别比，是反映婴儿出生时性别结构状况的统计指标，即在出生100个女婴时，男婴有多少个。在不受人为干扰的情况下，世界各国出生婴儿性别比是基本一致的，一般在104-107范围内，即每出生100个女婴时，男婴为104个-107个。也就是说，出生人口性别比在102-107之间为正常范围。但是，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出生性别比开始出现失调，进入90年代之后越来越严重。90年代以来，我国人口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特别是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根据陕西省计生委《2006年人口与计划生育统计报表》显示，陕西省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调，2005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是125.15(正常值103—107)，2005年全国1%人口普查数据为130.7。陕西省计生委副主任张东武说，出生人口性别比居高不下，给社会稳定、和谐带来了严重负面影响。再加上生育旺盛期妇女(20—29岁)的增加，人口老龄化等问题，人口计生工作步入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时期。人口比例失调并不是陕西省一个省的问题。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目前全国男女出生性别比为116.9：100。陕西省是出生人口性别比高于120的全国11个省份之一，全国有5个省的出生人口性别比甚至高达130以上。海南省出生婴儿男女性别比为135.64：100，居全国最高水平，出生人口性别比一直居高不下，已经成为海南计生工作的“老大难”。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还表明，不仅农业人口中出生人口性别比较高，非农业人口的出生性别比也呈升高趋势。一些省份不但二胎、多胎的性别比升高，一胎性别比也出现偏高的态势。有人做过这样的计算，按照如今的婴幼儿性别比例，到2020年，中国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3000万到4000万，这意味着平均5个男性中将有一个找不到配偶，也就是说，20年后将有数千万男子成为光棍儿。这种测算并不是危言耸听。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张维庆主任在接受访问时谈到：“我们也在进行测算。我们觉得如果现在采取措施，遏制住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势头，到2020年，中国的男性可能比女性多2400多万人。”我国人口比例的问题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不久前美国出版了一本书《光棍》，书中称人口性别比例不平衡问题将是今后中国可能面临的巨大挑战。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乔晓春教授说，虽然我国学者对于书中的观点不认同，予以了反驳，但无疑，性别比失衡问题已经严重损害了我国的国际形象。光棍儿不仅仅是婚姻问题“光棍儿，不仅仅是个人问题，也是社会问题；不仅仅是婚姻问题，也是社会再生产问题。”这是陕西省社科院人口战略研究课题组的主要观点之一。江波副所长说：“男女性别比例失衡，首先表现在婚配问题上，受到冲击的当然是社会稳定状态。”课题组认为，人口比例失衡首先带来婚姻性别挤压问题。如果畸高的出生性别比不能得到有效遏制，男性过剩的婚姻挤压会越来越严重。这可能产生的一个表征就是“老夫少妻”增加。广东中山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李若建教授认为，再过15到20年，某一性别比失衡的年龄组中，一部分男青年由于找不到对象，只能到下一年龄组的女青年中找。如此循环下去，形成男性初婚年龄推迟，女性初婚年龄提前，夫妻年龄差异可能在五六岁之间，甚至更大，“老夫少妻”现象将不再是个别现象。李若建教授说，原来有一种说法，认为女性人口的短缺，可以通过婚龄差的拉大来解决未来婚龄年龄段人口的婚配问题。但在婴幼儿人口性别比持续上扬的情况下，这种结构性和累积性的失衡，就很难想象“男性人口可以在比自己年龄小的女性人口中寻找配偶”这种解决办法的可行性。因为“大哥哥同期群”与“小弟弟同期群”之间为争夺配偶而发生的人口冲突，会愈演愈烈。第二个冲击表征就是，由于“女少男多”，同龄女青年无形中提高了与同龄男青年的适婚条件，这不利于遏制社会上“拜金”等不正之风。第三个表征是容易滋生买卖婚姻、拐卖妇女等不道德和丑恶的社会现象，家庭和社会不稳定风险系数便会不断增大。中国社科院学术委员、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田雪原认为，除了婚姻性别挤压问题本身，出生性别比失衡还会产生就业挤压问题。未来一二十年里，男性劳动力过剩，男性劳动就业将变得更为困难，随之产生就业性别挤压，又会产生一定量的无法就业男性群体，这将给社会稳定带来很大冲击。另外，如果出生性别比升高得不到纠正，还会带来养老保障结构问题。我国目前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而鉴于目前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实际，田雪原副会长预测，40年以后过低的老年性别比将会升高。据课题组研究，陕西省乃至全国出现性别比例失衡的具体原因虽有不同，但深层原因都与“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相关。从某种角度上可以说，一个地区的出生性别比越高，表明这个地区选择性流产掉女胎的程度越严重，也表明这个地区重男轻女的程度越严重。据调查，陕西省出生人口性别比略高全国水平，但地区差异也比较明显，其中陕北最高，关中次之，陕南最低。男女比例失衡主要发生在县以下的农村地区，如陕西省岐山县计划内二胎新生儿男女性别比高达253.5：100，这个县内青化镇南阳村、焦六村、孙家村，蒲村镇鲁家庄村，凤鸣镇陵头村，雍川镇脱家原村、小营村等7个村自2001年起连续3年间出生的计划内二胎竟没有一个女孩。陕西省人口战略研究课题组发现，造成出生人口比例失调加剧的直接原因来自“二胎出生性别比高”，而这一现象如果不加以控制将会愈演愈烈。因为上世纪70年代以来形成的数百万独生子女群体将进入婚育高峰期，这些人按政策可以生育两个孩子，形成政策性生育回潮，必然导致出生人口结构性的回升。现在所使用的非法胎儿性别鉴定将市场普遍锁定在二胎生育上。课题组的研究也与海南省的情况吻合。据海南省计生委调查，海南出生婴儿男女比例失衡呈现三大特征：一是政策规定可生子女越少，夫妇们获得生男孩的机会越小，他们想生一个男孩的意愿就越强烈；二是政策允许生育的数量越少的人口群体，生育男孩的意愿越强烈，出生婴儿性别比就越高；三是社会地位、经济收入高的人口群体，在对胎儿性别进行鉴定选择时，用权力或金钱与生物学技术进行了交换，导致出生婴儿性别比高。乔晓春教授分析，海南出生人口性别比居高不下，其原因也比较有代表性。部分城镇和农村的家庭，因为没生男孩导致夫妻反目、家庭破裂。因此，非法进行胎儿性别鉴定大行其道。

吕自明 写下这个题目时，我的心情很沉重！ 首先，我自己就是一名面临毕业的大学生；其次，中国还有千千万万像我这样对未来充满了希望的年轻人——而这样的题目，对大家来说无疑是个很沉重的打击…… 在未来的几年里面，大学生就业会越来越难，这是一个事实，无法避免，也不得不接受承认！ 首先，新毕业的大学生数量（人才供给）将持续增加。 大学扩招，是我国的近十年来的一贯方向，扩招速度也是一年快过一年。 2005年到2009年的逐年扩招，决定了2009年到2013的毕业生也是逐年增加，这不是一个很难理解的问题！ 具体的数字我手头没有，但我们只需知道事实的存在就可以了，相关数字只是对事实的验证，这对于已经人尽皆知的事实来说，只是画蛇添足，留给社会学家们去精确地计算研究吧，那不是我们的任务…… 其次，社会可提供的就业岗位（人才需求）将持续萎缩。 或许有人说，金融危机不是已经过去了？我国经济不是已经“回暖”了？我原谅你们对世界经济的无知，现在告诉你们事实—— 1.金融危机是否已经过去，社会学界并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有人说已经过去了，有人说还没有过去，有人说还有更加凶险的第二波……你只不过是幸运地听到了第一种说法，其实这也未必是幸运——很多时候，盲目的乐观和对风险的无视将那个带来致命的危机！ 2.退一步讲，就算金融危机已经过去，经济危机并没有过去——两者并不是一个相同的概念。金融危机冲击的主要是大型金融机构，它带来经济危机，后者才是真正冲击广大老百姓的灾难！通胀、失业等，都是经济危机（而非金融危机）的后果。从我国目前的情形来看，所谓的“回暖”也并没有得到学界的认可，部分数据的回暖，只不过是单纯靠政府的投资拉动起来的表象，不具备任何持续性，因为进出口（尤其是出口），内需根本没有见到任何起色！这样的表象，只能说是一种内虚外热的“虚热”。 而低端制造业根本不需要太多的大学生，这些企业只需要农民工，会简单地操作机械就足够了！干吗要用大学生？实干能力不行，使用成本还高。 综合以上三点，我们得到的结论是：所谓的 经济“复苏”未必是真，就算是真，我们的社会依然容纳不了这么多大学生！正如题目所说的，。 顺便说一下，在大学生迅速产出的背景下，一天不真正实现扩大内需、发展服务业和第三产业（这些都是真正吸纳就业的行业），就业难就一天也无法解决。 再次，从劳动人口结构的发展趋势来看。 据人口学者田雪原的研究预测，中国未来的人口趋势是： 学术上常把“15~64”年龄组作为劳动人口分析研究。从表中可以发现，这一年龄组在未来近十年内是不断上升的，直到2017年才达到峰值，这就意味着，在2017年之前，待就业人口是持续增加的，那么无疑，总体的就业情况也是越来越严峻的，大学生属于这一群体……

　　论我国人口问题与教育的关系　　摘要 30 年来，我国全面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人口问题仍是当前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我国的人口问题具有人口总数仍然偏多，人口素质偏低，人口结构不合理，人口分布不平衡等特点。人口问题对教育造成的影响主要反映在人口膨胀对教育的压力、人口波动对教育的冲击、人口结构变化对教育的影响、人口流动对教育的挑战与人口分布不均对教育的制约等方面。教育对人口问题的约制作用，表现在教育是提高人口素质的必由之路，包括推广优生学提高先天素质，发展教育加强后天培养等；是控制人口膨胀的重要途径，包括通过教育改变人们的生育观念和生育选择，实施人口教育培养他们对家庭计划生育的理智态度与责任感，以及通过教育促使人口分布渐趋合理等。　　关键词 人口问题；教育影响；教育约制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实施30 多年来，累计少生4 亿多人，节约了9 万多亿元抚养费用，有力地支持了经济与教育的发展。　　但由于人口发展的惯性，人口问题仍旧是我国当前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研究我国人口问题的状况及其对教育的影响，探讨教育约制人口问题的思路与对策，对于促进人口、教育、经济，乃至整个社会和谐发展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人口问题的基本特点。　　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教育快速发展的最佳时期，其中一个关键的原因就在于人口正在实现着两个转变： 一是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低死亡和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和低增长”的转变；二是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根据统计资料，中国当前的出生率、增长率以及综合生育率均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明显低于亚洲水平、发展中国家水平及世界平均水平。这说明，经过30 多年的计划生育工作，控制人口的目标已经基本实现。由于人口发展的惯性作用，以及与低生育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系统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等原因，人口问题仍旧是我国当前面临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当前的人口问题具有下列特点：　　1. 人口基数大，年出生量仍然偏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78 年的12. 0 ‰下降到2007 年的5. 2 ‰，年均下降0. 2 个千分点。年末总人口由1978 年的96259 万人增加到2007 年的132129 万人，年均增长1. 1 % ,比改革开放前（1949 - 1977 年） 的年均2. 0 %的增长速度下降了0. 9 个百分点。①但由于育龄妇女规模较大，现在仍以年净增800 万左右的速度继续膨胀。②另有人口学家预测，2020 年大陆总人口将达到14. 70 亿，2050 年前后将是16 亿左右。令人担忧的是，近年来我国人口出现了较大的反弹优势，部分地区超生比例超过30 ‰，这是不容忽视的人口增长现象。　　2. 生育高峰间隔出现，使人口呈现波动式增长。1950 年至1958 年，共出生1. 86 亿人，平均每年出生2060 万人，形成了大陆连续9 年的第一个高峰期。1962 年至1975 年，共出生3. 6 亿人，平均每年出生2583 万人，形成了连续14 年的第二次高峰期。1987 年以后，第二次人口高峰期出生的人口陆续进入婚龄、育龄期，由此形成第三次高峰期。据预测，2008 年前后将迎来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这是因为大陆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独生子女人数累计将近1 亿人，其中大部分目前已进入生育旺盛期。同时由于生育政策的调整，即在农村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人也可生两胎，这些人也多进入生育年龄。“双峰叠加”的生育小高峰将持续十几年，平均年新生儿数量将达到1700 万—1800万，高峰大概在2010 年左右。由此将给今后稳定低生育水平带来巨大压力。　　3. 人口将进入老龄化时期，社会负担日益加重。人口老龄化指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2001 年我国老龄人口为7 % ,但老龄化的速度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快的国家之一。预计到2017 年，大陆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10 % , 达到10. 4 %; 2025 年达到13. 59 %; 2030 年达到16. 59 %; 2035 年会20. 13 %。人口加速老龄化会降低生产性人口比例，加大消费性人口比重，增大劳动力成本，降低储蓄率，并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和教育发展。③4. 流动人口规模庞大，加剧了社会的就业矛盾。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公布的数字，全国流动人口数量从1993 年的7000 万增加到2003 年的1. 4亿，10 年内翻了一番， 超过了全国人口总数的10 %;约占农村劳动力的30 %。流动人口中年轻人口占绝对大多数，其中15 至35 岁人口占全部流动人口的70 %以上。④流动人口庞大的后备军是9亿农村人口，而农村的教育还比较落后，在农村劳动人口中，l5 岁及以上人口平均教育年龄不足7年，与城市平均水平相差近3 年；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不足百分之一，比城市低13 个百分点。⑤5. 性别比持续偏高，影响着未来社会的稳定与发展。20 世纪80 年代以前，我国出生性别比基本上属于正常范围，其出生性别比通常波动在102 -107 之间。但自80 年代以来，出生性别比明显升高，1982 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的出生婴儿性别比为108. 5 ,比例偏高现象初显端倪，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上升到111. 3 ,而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则已达到116. 9 ,个别地方甚至达到135. 6 ,远远高于国际社会可以容忍的107 的最高警戒线。⑥6. 人口素质偏低，难以适应日趋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人口素质是指人们在社会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在思想道德、文化技术、个性心理与身体健康等方面的综合发展的水平。尽管大陆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使人口素质得到不断提高，但人口总体素质仍然较差。据2005 年1 %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显示，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 8 年，尚未达到初中毕业年限；15 岁以上人口中的成人文盲率达到11. 04 % ,其中，文盲率最高的西藏达到44. 84 % ,贵州、云南、青海、甘肃4 个省的文盲率都在20 %以上。⑦在从业人员中，文盲占8 %,仅接受过小学教育占33 % ,而接受过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者只占12. 7 % ,接 受高等教育的仅占4. 7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1 年人文发展报告显示，1987 —1997 年，我国每十万人口中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只有454 人， 而日本为4909 人， 美国为3676 人，俄罗斯为3587 人。⑧另据2000 年人口普查统计，我国约有6000 多万残疾人，占全国总人口的4. 9 % ,受累家庭达到18. 1 % ,每年至少出生缺陷儿80 万人。⑨此外，表现在民主参与率、遵纪守法率、社会犯罪率等方面的人口思想道德素质也比较低。　　7. 职业结构不合理，第一、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过大。2001 年我国三级产业就业结构比重为50. 0 ∶22. 3 ∶27. 7 ,无论是与发达国家还是与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第一、二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明显偏高，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又相对偏低。发达国家或新兴工业化国家，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一般在60 %至75 %,巴西、埃及、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分别达到54. 3 %、44. 1 %与39. 8 %,明显高于中国。这种不合理的职业结构，反映了我国物质部门从业人口的劳动力素质低下，以及科教、卫生、服务等非物质生产部门的落后状况。　　8. 人口分布不平衡，导致区域经济教育发展极不均衡。从我国人口布局看，东部人口密，西部人口稀。据2000 年统计，西部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71. 54 % ,而人口仅占总人口的28. 13 %;东部面积占全国面积的28. 46 % , 而人口却占总人口的71. 87 %。⑩人口分布的不平衡，使东部地区人均耕地面积日趋紧张，生产效率、经济效益难以提高，而西部地区许多耕地潜力及自然资源未能开发，浪费严重。　　二、人口问题对教育造成的压力。　　从本质上说，人口问题就是经济社会与教育的发展问题。我国人口的上述特点，直接影响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从不同方面造成对教育的压力。　　1. 人口膨胀对教育的压力。这一压力首先反映在影响教育投资比例的扩大。国家确定教育投资的比例，除了考虑发展科技对人才的需求状况、经济发展状况与政治形势三个因素外，还必须考虑人口年龄结构状况。人口增长过快，抚养指数升高，国家和家庭付出的抚养费增大，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影响到国家的资金积累。国家积累资金少，扩大教育投资比例就困难。即使国家能克服困难，不减少或适当扩大教育投资比例，但由于人口增长过快，学龄人口比例增大，教育经费平均到每个学生身上也会相对减少。近年来，我国教育经费总量增长非常迅速，但是学生人均经费指数却较低。1998年，经济合作组织（OECD） 国家的小学生人均经费指数平均为18 ,初中平均为23 ,2001 年我国小学生人均经费指数为12. 31 ,初中为16. 99 ,农村小学仅为10. 19 ,农村初中仅为12. 83 。lv其次是引起校舍、设备全面不敷。由于教育经费增长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致使教育基本建设投资严重不足。据统计，目前我国小学、初中和大学的教学仪器设备的达标率分别只有20 %、37 %和30 %。lw2001 年全国普通中小学共有危房面积5267 万平方米，中小学校舍危房率分别达4. 9 %和6. 7 %。其中，农村初中、小学校舍危房率分别为6 %和8. 1 %。由于校舍危房和校舍面积不足，初中超大班额问题十分突出，2001 年全国初中66 人以上的超大班共有24. 5 万个，占初中班额总数的21. 3 %,超大班在读学生约为1619 万人，约占初中在校生总数的1/ 4 。lx其三是造成教师队伍量少质低。2000 年我国少儿人口（0 - 14 岁） 为2. 89 亿人，2004 年高中阶段教育人口为7587 万人，2008 年高等教育人口为1. 25 亿人，庞大的就学人口压力和师资建设的相对滞后，成为我国教育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中小学由于师资力量的不足，大量聘用代课教师。2001 年，全国中小学共聘用代课教师70. 5 万人，占岗位教师总数的6. 6 % ,其中农村中小学代课教师58 万人，占农村中小学岗位教师的9. 6 %。　　按照“十五”计划，高中阶段教育要达到60 %的毛入学率，即使按照生师比18 ∶1 测算，2005 年教师队伍的缺口达到116 万人，如考虑到退休的教师，则补充的教师数量可能达到120 万人。另外，高中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为70. 7 %,职业高中专任教师的学历合格率仅为49. 2 %。高校教师队伍数量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1999 年至2001 年期间，与我国普通高校学生规模增长近1 倍的发展速度相比，教师总量仅增长31 %。一些基础课及高新技术相关专业任课教师严重缺乏，按照普通高校生师比以15 ∶1计算，高校教师队伍的缺口达11 万人。ly此外，学龄人口急剧膨胀，导致教育总体供给能力不足，制约了国民素质的快速提高。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9 年统计，我国三级教育综合毛入学率为73 % , 与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差20 % ,与OECD 国家平均水平相差13 %。三级教育综合毛入学率偏低，影响了我国国民受教育年限的提高。lz2. 人口波动给教育造成的困难。人口的变化过程如一列行进的火车，有很大的惯性。我国已经出现的三次人口高峰期给教育造成了一系列连锁反应的困难，首先是幼儿入托、入园难，接着是上小学、中学难，继之出现考大学的激烈竞争与就业难等问题。在学龄人口的高峰期内，中小学生在短期内迅猛增长，教师不足，只得降格以求，以应付紧张局面；校舍不够，只得办大班，或改为二部制、三部制教学。这样，不仅教学质量难以保证，而且每天有一半或三分之二的学生，不是被关在家里，就是游荡在马路上，既不利于学生健康成长，也使家长担心。入学高峰期过去后，学校又会出现人员超编。若要裁员，困难很多，若不裁员，人头费又会挤占教育经费，使办学条件依然难以改善。以北京市为例，2000 年城区的小学生人数只有1990 年的51 %,东城区的小学学生和教师之比更达到6 ∶1 ,估计约有50 %的小学教师资源过剩。l{问题的严重还在于这种高峰期一旦形成，不是造成一次性的困难，而是呈现波浪起伏的运动状态，使困难重复出现。如1962 年开始持续了14 年的第二次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曾造成1976 年开始的中小学生入学高峰。这批人将相继结婚生育，1987 年我国进入新的中小学生入学高峰，这次高峰持续了16 年，其间小学生入学的峰顶在1993年，中学生入学的峰顶在1999 年，中小学合计的入学峰顶在1995 年。高峰期最大年招生量与1985 年相比，小学（1991 年） 为2. 72 倍，中学（1997 年） 为1. 53倍。即将出现且可能持续十几年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平均年新生儿数量将达到1700 万—1800万，必将给十年后的教育稳定发展带来新的巨大压力。　　3. 人口结构变化对教育的影响。人口结构是指人口在年龄、性别、文化、技术、职业、阶级、地域、民族等方而的构成状况。人口结构的每个方面的结构变化都要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教育。人口结构变化对教育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年龄结构的变化影响着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规模。基础教育是其他各级各类教育的奠基工程，而基础教育发展的规模和速度，主要取决于基础教育适龄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伴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与民主化的进程，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也必须考虑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　　文化技术结构的状况影响着不同时期的教育任务。当前我国人口文化技术素质普遍偏低的状况已成为现代化建设的严重障碍。为了尽快改变这种状况，迫切要求教育在巩固“普九”工程的同时，加速普及高中阶段教育，进一步提高农村地区中等职业教育普及率，大力促进城市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稳步发展高等教育，着力构建国家创新体系，重视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构筑完善的全面终身学习体系，不断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　　职业结构的变化趋势指示着教育结构的调整方向。职业结构变化有着自身的规律，这就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劳动力必然出现由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的趋势。职业结构的这种转化趋势要求教育对自身的类型结构、专业结构与课程结构等作出相应的调整。否则，职业结构的转移就会困难重重。　　4. 人口流动对教育的挑战。随着我国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快，劳动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配置，社会流动加速，农业人口向城市迁移流动成为历史的必然。然而流动人口的科技文化素质普遍偏低，使他们选择职业、参与社会生活等方面都面临诸多障碍，由此对农村教育的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流动人口迅速增加的态势，以及仍然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决定了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将会越来越突出。由于居住地不稳定，人户分离，社会地位的不确定等原因，许多流动人口家庭不能像非流动人口家庭那样抚养与教育自己的孩子，导致其子女的教育和健康成长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与问题。流动人口子女问题，首先是入学难，近半数适龄儿童不能及时入学，超龄上学现象比较严重；其次是流动儿童失学率较高；其三是不在学儿童，即“童工”问题比较突出；其四是由于环境转换与城乡文化反差导致的流动儿童心理问题加剧。　　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化解、引导和调适，将会产生更多的“问题少年”。　　5. 人口分布不均对教育的制约。我国东部人口过密与西北部人口过稀的状况，制约着各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教学质量的提高。人口过密的地方，容易造成教育中的拥挤现象，如学额过满、教学资源紧张、大班上课、多部制教学等。据2005 年对湖北省部分乡镇中小学的抽样调查显示，许多班级的学生都达到七八十人，最多的超过100 人。l| 由此引起教学秩序混乱、学生质量下降。人口过密的社区，还容易形成亚文化群体，青少年往往为争夺生活空间而经常发生摩擦，甚至出现越轨乃至犯罪行为。人口过稀，造成教育人口分散。在一些人烟稀少的老、少、边、穷地区，学生上学非常困难。小学生上学往返一次一二十里地，这也是造成这些地方义务教育难普及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由于教育人口分散，必然造成学额不足、小班上课，或不得不采用复式教学、巡回教学等方式。这样，既妨碍了学生的身心发展，也制约着教育质量的提高。　　三、教育对人口问题的约制作用。　　约制即约束规制，使之不越出应有的范围，引导其按既定方向发展。教育约制就是通过教育的引导和规范，从微观层面上提高社会成员的文化与道德修养水平，使他们能够自觉地约制自己的行为；从宏观层面上促进教育整体的和谐发展，使之能够主动地适应社会变革的要求。教育对人口问题的约制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教育是提高人口素质的必由之路。提高人口素质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推广优生学，提高先天素质。要把优生学纳入教育内容，逐步提高人们对优生优育的认识，懂得优生优育的重要意义，自觉地做到优生优育；通过教育宣传把生殖健康与计划生育的三大工程，即避孕节育优质服务工程、出生缺陷干预工程和生殖道感染干预工程积极推广到农村地区；发挥多学科的优势，共同研究影响我国人口健康素质和卫生服务提供的种种因素，包括人口学因素、流行病学因素、社会和行为因素、生态环境因素及其相互间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制定各种有利于促进教育发展、人力资源开发、环境、公共卫生与法律法规建设等方面的政策。二是大力发展教育，加强后天培养。提高各级各类正规教育质量是提高未来人口素质的关键。应从切实抓好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入手，保证入学率、巩固率、合格率达到规定的要求，为提高人口素质打下良好基础。　　初中后教育既是普及教育的延续，又是高等教育的基础，还是社会劳动后备力量的储备所。提高初中后阶段的教育质量是提高整个民族人口素质的重要环节。高等教育承担着培养各级各类高层次科学技术人才、管理人才的重任，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不仅能有效地提高各类专门人才的素质和国际竞争力，而且能极大地推动我国科技文化的迅速发展。成人是人口的主体，大力发展成人教育是提高我国现有人口素质的有效途径。成人教育的对象和主要内容是：对文盲进行扫盲教育；对已经走上工作岗位，或需要转换工作岗位的人员，以及正在谋求就业的待业者进行他们所不具备的履行岗位职责所必需的文化知识、专业技术和实际能力的教育和培训；对已经离开正规学校的人员，根据他们所具有的文化基础和实际需要，继续进行基础教育或高等教育；对已经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进行更新和扩展知识、提高能力的继续教育；开展法律常识、妇幼卫生、老年保健、家庭生活、美术书法、美容美发、烹调营养、花卉栽培等内容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生活教育。成人教育具有受教育对象的广泛性、办学模式的多样性、教育内容的针对性、教育方法的灵活性、教育效果的速成性等特点，很受成人欢迎。大力发展成人教育，既是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的有效方式，也是培养各种专业技术人才的便捷道路。　　其次，教育是控制人口膨胀的重要途径。控制人口膨胀，应从多方面着手，一方面通过加强对计划生育的领导与宣传；综合运用法律、行政与经济等手段；加强科研工作，普及避孕节育知识；建立并逐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免除独生子女父母的后顾之忧，使控制人口数量的政策能够贯彻落实。但是，这些都是治标的办法。另一方面，通过教育改变人们的生育观念和生育选择，才能达到治本的目的。因为人们的生育行为是受生育观念支配的，而生育观念的形成，既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也与人们的受教育程度有关。据1982 年统计，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程度的妇女已生育子女数分别为4. 74 、3. 81 、3. 08 、2. 41 与1. 94 。2001 年对妇女多胎率的调查也显示出文化程度与生育率的反相关性，大学、高中、初中、小学文化和文盲的妇女多胎比例分别为0. 4 、3. 4 、7. 0 、18. 9 与36. 5 。调查还显示，文化程度与早育率也密切相关，当年我国20 岁以下不同文化程度已婚妇女的早育率是：大专文化的占0. 5 % ,高中文化的占1. 8 % ,初中文化的占5. 4 % ,小学文化的占7. 1 % ,文盲占8. 9 %。l}　　可见，文化程度越低的妇女，越容易受诸如“早婚早育”“多子多福”、“传宗接代”、“重男轻女”等旧观念影响，她们更多的追求是孩子的数量，而很少考虑孩子的素质，结果往往形成早育、多生、贫困的恶性循环。文化程度越高的妇女，她们往往从事专业性较强的工作，对工作追求相对较高，受传统生育观念影响较小，易于接受和掌握现代科学所提供的避孕节育方法，愿意优生优育。　　教育还可以通过实施人口教育，直接影响年轻一代生育观的形成。所谓“人口教育”是指对一定年龄阶段的青年实施关于家庭、社会、国家及世界人口情势的教育，目的在于使他们获得人口学的基本知识，包括受孕、优生、遗传、营养卫生、生育保健、人口政策等；培养他们对家庭的计划生育、国家的人口计划的理智态度与责任感；树立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生育观。2000 年，我国15 岁至19 岁人口为1. 03 亿人l~ ,在十年内，他们都将进入婚育期。这批人口的生育数是左右今后人口大局的主要对象，通过各种形式对这部分人进行新的生育观教育特别重要。他们正处在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中，通过教育使他们树立新的生育观，必将支配他们今后的生育活动，产生移风易俗的巨大力量。此外，通过教育促进社会合理流动，还能起到使人口分布渐趋合理的作用。　　注释：　　[]1国家统计局《： 改革开放30年：人口素质全面提高就业人员成倍增加》， http :/ / www. stats. gov. cn/ tjfx/ ztfx/ jng2gkf30n/ t20081103_402513671. htm,2008211203/ 2008211217.　　[2]胡鞍钢《： 聚焦中国人口国情》《， 学习月刊》2007 年15 期。　　[3]张车伟：《我国人口问题性质的转变及其新挑战》，《人口与发展》2008 年第1 期。　　[4]朱彬、王义《： 13 亿人口使我们面临新挑战》，http :/ /news. xinhuanet . com/ newscenter/ 2005201/ 05/ content _2420125. htm , 2005201205/ 2008204217.　　[5]王惠诗《： 农村流动人口集聚化就业》《， 当代经济》　　2008 年第5 期。　　[6]陈俐《： 中国出生婴儿性别比的现状分析和对策》，《人口学刊》2004 年第2 期。　　[7]童玉芬《： 从人口大国走向人力资源强国———中国人力资源的现状和形势分析》《， 现代经济探讨》2008年第1期。　　[8][9]lxlylz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课题组《： 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402241 页，第315 页，第61、317、318 页，第299 页。　　[10]田雪原、王国强主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人口与发展》，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4 年，第364 页。　　[11]沈百福《： 我国教育投资的进展与问题》，载《教育科学》2003 年第2 期。　　[12]陈钮芬《： 我国居民收入、人口、教育、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与居民消费模型的实证分析》，载《数理统计与管理》2004 年第2 期。　　[13]蔡昉主编《： 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年，第124 页，第48 页。　　[14]周宗奎等：《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发展与教育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年第1 期。　　[15]梁济民《： 论中国人口素质》《， 人口研究》2004 年第1 期。

卡夫丁峡谷是一个地名。公元前321年，在第二次萨姆尼特战争时期，萨姆尼特人在这个地方击败了罗马军团，并侮辱性地强迫战败者通过“轭形门”，从此便有了通过“卡夫丁轭形门”的说法——即痛苦也必须通过之意。 为什么用这样一个典故来比喻我国的人口发展？刘坤亮说，鉴于人口老龄化是人口年龄结构的非正常状态，按经验它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副作用，所以把人口老龄化视作“卡夫丁峡谷”。 他认为，中国选择了大力控制人口增长就无可规避地选择了人口老龄化的后果。人口老龄化是中国人口发展的一个痛苦和必须面对的现实，他用这个比喻，提醒人们要从容应对，考虑采取相应措施，才能保持社会在人口、经济等方面的稳定与协调发展。 在未名湖畔的北京大学，一位学者也以审慎严峻的目光关注着中国人口的发展，他就是著名人口学家穆光宗教授。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国的人口政策正在面临又一次抉择。随着我国人口形势的发展，人口问题的转型，讨论人口战略的意义已日渐凸显。在历史的关口，探讨我国生育政策，“非大智大勇不可为”。 著名人口学家、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顾宝昌教授说，我国的人口形态已经实现了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历史性转变。在这样的时刻，是应该对未来生育政策进行探讨了。 1、未富先老“人口机会窗口”的挑战 刘坤亮认为，中国人口发展进入“卡夫丁峡谷”是历史的必然。他解释说，试想，如果我们不控制人口增长而保持正常的人口年龄结构不变，那么中国目前至少是16亿人口，往后还要增长多少亿人口难以预料。这对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影响，就目前13亿人口的状况为参照，可以推想其不堪设想。 从“第一次人口普查”到“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结果看，我国60岁以上人口分别是：1953年为4154万，1964年为4225万，1982年为7664万，1990年为9697万，2000年为1.3亿。21世纪上半叶，由于健康措施的进一步落实，人均寿限有望再延长，我国老年人口将加速增长（我国目前老年人口的年增长率为出生率的3倍）。 因此，未来三四十年间我国老年人口规模还将突破2亿、3亿、4亿，老年人口的份额最终将占到全人口的1/4，即每4个人中就有1个老人，且高龄化趋势明显，这是空前的、历史性的。 全国老龄办不久前发布了《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这是我国首次发布关于人口老龄化的报告。《报告》指出，21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社会，2030～205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将达到高峰期。目前，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思想、制度等各种准备严重滞后。中国的养老、医疗、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压力早就潜伏滋长，目前这些压力还只是初现端倪，随着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这些压力的影响将会更加深刻，更加普遍。 根据联合国预测，21世纪上半叶，中国一直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老年人口总量的1/5，21世纪下半叶，中国仍然是仅次于印度的第二老年人口大国。专家分析认为，对此我们还有调整的机会，即国际通称的“人口机会窗口”。这一时期，两个人负担一个无劳动能力的人，社会负担不会很重。在2033年，这个机会窗口将关闭，但劳动力人口还在上升过程中。2010年我国劳动力数量将达到峰值9.3亿。中国暂时不会出现劳动力短缺。 2、人口结构从“获利”转入“负债” 有关专家指出，应当注意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和劳动力的比较优势逐步丧失，导致经济减速的问题，这是亚洲四小龙和欧美发达国家曾经经历的发展过程。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田雪原提出警示：“近期中国总体上不会出现劳动力短缺，但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可能出现。尤其是劳动力相对高龄化快速发展，可能影响到中国经济的活力。” 他解释说，所谓劳动力的相对高龄化，是指15～64岁成年劳动力群体中，50～64岁人口所占的比例。该比例越高，说明劳动力高龄化越严重。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步入人口年龄结构的“黄金时代”，即“人口获利期”，其特征是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例高、老年和少年等被抚养人口所占比例低，而且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呈逐渐上升趋势。该趋势至今持续了20多年，已近尾声。按照我国目前的人口状况，“人口获利期”终结以后，随之而来的将是“人口负债期”。 何为“人口负债期”？专家解释说，当一个社会劳动力廉价优势丧失，劳动年龄的人口少于非劳动年龄的人口（老人和孩子）时，社会养老负担加重，即进入“人口负债期”。有专家估计，从现在算起，10年左右，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将转而下降，2030年以后下降尤甚。 “人口负债期”意味着什么？人口专家预计，1990年出生的中国婴儿，在2013年大学毕业时，将跨入中国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大概从这一年起，中国的劳动力数量不再增长。这预示着中国已经享受了30多年的“人口红利期”将在2015年左右转为“人口负债期”。 “人口红利期”形成了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的时期，虽然这个时期就业压力非常大，但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收益，是经济发展的黄金期。 与此同时，快速加剧的人口老龄化，给正在建设中的养老保障体系带来了巨大的资金压力，人口的持续低增长又使“人口负债期”的到来近在咫尺。 有关专家提醒，老龄化的问题提示社会——如果过去的人口政策更多考虑人口总量的增减，进入21世纪后，人口的素质和结构更值得决策者关注。如果不从现在起就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等到问题严重到“不可逆转”，就来不及了。 3、家庭安全适度生育的伦理底线 人口专家分析认为，目前我国出生人口的持续减少，使得中国人口由过去的“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转变为“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3年中国人口出生率为12.41‰，死亡率为6.4‰，人口自然增长率只有6.01‰。专家预测，到2030年，全国人口达到14.65亿的最高峰，此后可实现零增长。 但是，硬币也有另外一面。一些人口学家认为，我国执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使老龄社会提前到来，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调，劳动人口趋向高龄化等问题。去年年末，在由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中国人口学会和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举办的“首届中国人口学家前沿论坛”上，“中国未来人口政策该如何抉择”、“现行人口政策应否调整、如何调整”等问题，成为学界讨论热点。 穆光宗教授告诉记者，去年，一位湖南长沙女工写信给他说：“一年多前，我们的独生儿子不幸患恶性肿瘤，永远离开了我们……这一年，我四处奔波，吃药治疗，争取再孕，可年龄大了，再生育无望。我们永远没有了自己的亲骨肉，家庭永远没有了快乐，我们常常是两人相对无言。”这封信深深地触动了穆光宗教授，他说，中国现行的生育政策在控制人口数量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与此同时，“人口安全的系数在降低，人口发展的风险在积累”。 独生子女家庭是高风险的家庭，和那个长沙女工一样有着类似悲剧的家庭数以万计。比如，山西沁源发生特大交通事故，20名遇难中学生之中，就有一多半是家中的独子。穆教授说，应该看到，独生子女家庭是脆弱的。据全国范围一项调查显示，独生子女家庭中的孩子遭遇不测夭折的比例为0.4％～2％。“这个比例不是小数目”，穆教授说。 独生子女家庭如何养老？这是近年学界探讨的难题。试想，倘若第二代独生子女夫妇的下一代还是独生子女，到了第三代就可能出现一对年轻人赡养12位老人的局面。对整个国家而言，这意味着人口的高度老龄化和社会的不堪重负。 穆光宗认为，在人口问题上有三个重点必须考虑：一、只有家庭的健康才能确保社会的健康，只有家庭的安全才能确保社会的安全，只有家庭的发展才能确保社会的发展，确立适度生育权，探究计划生育的底线伦理已越来越难回避。 二、科学的人口发展战略必须考虑人口的性别年龄结构问题，必须从全面的“人口发展”而不是褊狭的“人口增长”框架出发，构筑起安全、协调、持续的人口发展体系。 三、最重要的理念是，看似负担的“生育成本”概念完全可以理解为有预期回报的“人口投资”概念。从“投资”而非“成本”的角度出发，我们就树立了积极的人口观。他认为，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同时，应该考虑人们的生育意愿，适度考虑在城乡允许生“二胎”。 4、数量时间性别生育行为的“三维性” 关于生育水平，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经济所专家郑真真研究员解释说，人口的生育水平一般用出生率或总和生育率来测量。出生率是测量人口出生强度的指标，是指在一段时期内（一般为1年或5年），相对于该时期的平均人口，有多少新出生人口，用千分数表示。 在生育水平较高的情况下，出生率可高达40‰以上。1949～1970年间，中国的出生率基本都高于30‰，20世纪70年代开始迅速下降，至1980年已经降到18‰，随后呈现波动和徘徊，在1990年后又开始呈现逐年缓慢下降的趋势，至2004年已经降到12.29‰。不过，全国的生育水平并不平衡，呈现由东向西逐级升高的模式。 总和生育率是另一个测量生育水平的指标，由于该指标不受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影响，被更多地应用于描述人口在某段时期的生育水平。 郑真真研究员说，一般情况下，人口的总和生育率为2.1时称为更替水平，即高于这个水平会引起人口增长，低于这个水平会导致人口的负增长。根据不同的计算和估计，近年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5～1.8之间，也就是说，如果所有育龄夫妇的生育行为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的生育行为相似，平均每对夫妇一生所生育的子女不会超过两个。这种低生育水平所产生的长期趋势就是人口的持续下降。 郑真真说，生育水平的地区差异，也可以理解为在生育模式转变和人口转变过程方面的时间差异，以京津沪为典型的都市模式已经完成了人口转变，总和生育率已经降至1以下；以辽宁和浙江为典型的东部，生育水平的下降晚于都市，但已经长期稳定在更替水平之下；安徽、湖南、河南等人口大省的高生育率持续了更长时间，目前也已经降到更替水平以下；而西部当前的生育水平仍然相对较高，但是这些地区人口比较少，对全国的影响不大。 据郑真真介绍，无论是总和生育率还是出生率，都是衡量一个时期特定人口生育水平的指标，其表现形式为生育的数量。而人的生育行为除了数量之外，还有生育的时间和生育子女性别的变化，即生育行为的三维性。如果生育数量不变，但生育时间变化，就会影响到对这个时期的生育水平测量。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育龄妇女的初婚和初育年龄提前，对当时生育水平的升高有一定的影响，进入90年代后，妇女初婚年龄越来越晚，因此导致了初育年龄的推迟，生育年龄的推迟对这段时期的生育水平持续降低作出了贡献。 但是，在生育水平下降同时，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出现了非正常比例。 5、生育意愿“负增长惯性”值得注意 郑真真研究员谈到，对生育率下降起主要作用的是国家推行“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并在城乡普遍提供免费的计划生育服务。1970年后的第一个10年，我国生育水平大幅度地快速下降，总和生育率从1965～1970年的6.1下降到1980～1985年的2.1，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70年的25.95‰下降到1980年的11.87‰，创造了中外人口史上的奇迹。1990年以来计划生育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对生育率作用的平衡产生了变化，计划生育政策基本稳定，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总和生育率在徘徊了10年之后又出现了进一步的下降。 由于我国控制人口的国家政策在短时期内不会有重大变动，今后数十年的生育水平基本会稳定在更替水平之下。同时，各种有关生育意愿的调查也显示，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也基本不会超过更替水平，大部分被调查的育龄群众都认为理想的子女数是一对夫妇两个孩子，少部分人认为一个孩子就够了，只有极少数人认为理想子女数应当是三个或者更多的孩子。 虽然我国大部分地区的计划生育政策规定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但在北京和上海独生子女当中进行的调查发现，并不是所有的年轻人都希望要两个孩子。根据当前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和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形势判断，我国生育率有可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保持在更替水平之下。 郑真真指出，应当认识到，生育水平的进一步降低并不一定有利于人口的发展。与人口增长的惯性相同，人口负增长也会有惯性。人口增长的惯性是由于有太多的育龄妇女，即使在较低的生育水平下也会有较多的新出生人口。而人口负增长的惯性则是因为缺少足够数量的育龄妇女，即使提高生育率也无法在短期内扭转人口下降的趋势，其后果是更为严重的人口老龄化。 6、两种“人口观”要不要调整生育政策 “今后人口问题将变得更为复杂，除了数量，人口素质和结构等问题也值得重视。应该把人口问题纳入整个国家的战略规划，全盘考虑、科学决策。”国家人口计生委有关负责人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透出了这样的信息。 有关专家指出，放开“二胎”的“新人口观”已有迹象。 2003年3月，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04年3月10日，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要抓好三件大事，首先就是“要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基础上，认真研究解决人口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有学者认为，这标志着中国人口战略的“重心转移”。 围绕着人口政策，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虽然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已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5.8下降到现在1.8左右，进入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但这种低水平并不稳定，如果放开生育，反弹的可能性很大。因此，控制人口增长仍是计划生育政策的主要目标，计划生育作为国策不会改变。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面临的人口压力被夸大了，由于中国的总和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而且已经降得很低，为了避免过早老龄化和经济衰退，应该适当放宽生育政策。持这种观点专家的典型意见就是放开“二胎”。 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到底是什么水平？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2000年的研究表明，1.8的生育率可能是被高估了。据该中心课题组测算，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自1990年后一直低于2.1的更替水平，如1990年已低于2.1，那么14年后中国不可能还有1.8的总和生育率。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国大陆10年来生育水平估计”，整个20世纪90年代平均生育率在1.3～1.6，这意味着生育率在近10多年里，是“持续偏低的”。 穆光宗说：“我们讨论的焦点从来就不是要不要人口控制，而是如何更有效地控制人口的问题。我们讨论的是要在国家需要和个人意愿之间找出一个平衡点。” 有专家指出，从长远看，理想的人口结构应该是稳定在更替水平的人口状态（即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在零附近波动）。考虑到中国人口基数大的特定状况，人们希望人口达到峰值时的规模不要太大，甚至希望尽可能小一些。另外，必须在人口达到零增长以前使生育率有所回升，避免出现过于剧烈的人口负增长惯性…… 这是理想主义。现实的情况是“从现在开始，最多不超过10年，中国必将面临提高生育水平的选择”，一位专家肯定地说。

2004年，中国民政部门共办理了161.3万件离婚登记手续，平均每天有4000多对夫妻宣告婚姻破裂。这个数字比2003年增加了28.2万对，比1984年增加了115.9万对。 在刚过去的这两年中，中国的离婚率正以相当高的速度迅猛增长。 2004年全国办理离婚的数量比前一年增长21.2%，2003年全国办理离婚登记133.1万对，比2002年增加15.4万对。 而在上世纪90年代，1990年全国办理离婚的数量为80万对，到1999年这一数字就上涨到120.1万对，增幅达50%。 中国真的进入离婚的高峰期了？是什么原因让如此多的婚姻半途而废？ 上扬的离婚曲线 离婚率上升并不是近两年才出现的现象。除了1983、1998和2002年以外，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离婚率逐年攀升，这种趋势已经持续了近20年。 浙江工商大学社会工作系主任张敏杰教授是婚姻问题方面的专家，曾著有《中国的离婚态势》一书，他认为，我们的确正处于离婚高峰期中，这是中国建国后的第三次离婚高峰，从上世纪70年代末持续到现在。2003、2004年的显著增长只是这根离婚率上扬曲线的最新组成部分。与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亚洲的一些国家相比，中国的离婚率一直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因此，虽然近两年离婚率的增长速度显著加快，公众仍然不必对此感到惊讶甚至恐慌。 长期从事婚姻问题研究的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徐安琪，就几个离婚人数下降的年份分析了原因。她说，2002年离婚人数下降了7.3万对，这个下降幅度是1978年以来从所未有的。原因可能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有关。由于90年代后几年的结婚人数比90年代初显著减少，而离婚群体又以青年为主，所以，离婚率略有下降是很自然的。 所以，在2002年下降的基础上，2003年离婚人数增加也在情理之中。对于2004年高达28.2万对的绝对增长幅度，徐安琪研究员认为，新《婚姻登记条例》的实施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2003年10月开始实施的新《婚姻登记条例》大大简化了离婚登记程序，无须单位开具证明，符合条件的夫妻当天就可以在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而且，与到法院进行离婚诉讼相比，在民政局办理离婚只需支付10元工本费，既节约了经济成本，也更有利于对当事人隐私的保护。因此，去年中国离婚率上升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新法规的出台。另一方面，2003年的非典疫情也很有可能使一些夫妻推迟了离婚时间，而累积到了2004年。 被考验的婚姻 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社会给婚姻带来了巨大的考验，各种因素促成了中国离婚率持续上升。 徐安琪认为，在社会转型期，家庭凝聚力下降、社会聚合力弱化是导致离婚率持续上升的一个最主要原因。社会流动(包括地域流动和职业流动)增加，社会竞争日趋激烈，不少人背负着越来越重的物质压力和精神压力，工作占据了人们越来越多的时间，再加上频繁的出差和额外的“充电”学习，这些都使得夫妻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少。 同时，社会交往的扩大，文化娱乐场所的开放和闲暇时间的增加，使两性间相互结识和沟通机会递增。那些因为工作、交际等需要朝夕相处、默契配合，由关系密切到感情发生微妙变化的婚外情也更多发生。 频繁的社会流动使得异地婚姻的数量增加。在异地婚姻中，家庭、文化背景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成为幸福婚姻的障碍。徐安琪介绍说，现有的统计表明，在上海的离婚人群中，异地婚姻占四分之一。而实际的数字很可能更多，因为这个统计并没有包括通过各种途径取得上海本地户口的新上海人。 现代的家庭组成方式也在削弱家庭的凝聚力。在城市中，越来越多的夫妻选择不与父母共同居住，“三代同堂”越来越少见。在传统的与父母同住的家庭里，夫妻发生矛盾时往往有父母从旁相劝，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矛盾的激化。 另一方面，子女是家庭的凝聚力，生育率高、家庭人口多的地区往往会有较低的离婚率。因此，对于上海这样连续十多年出现生育率负增长的大城市来说，离婚率攀高就很容易理解了。 能不能不离？ 社会转型期的婚姻遇到了诸多挑战，而身处其中的人们已经准备好了吗？ 徐安琪认为，从外部环境来看，社会调适力量的缺乏也是造成离婚率上升的重要原因。以往在婚姻发生问题时，从中进行调解的往往是单位、工会、居委会这些非专业机构，他们往往将婚姻问题当作“思想道德问题”来解决，其效果可想而知。而真正的专业婚姻咨询机构在我国相当缺乏。 在国外，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家庭心理咨询师需要经过严格的培训，学习几十门专业课程，完成几千小时的实习，在我国能达到这一要求的咨询师极少。更何况，很多专业的婚姻咨询场所被划分入医院的精神科，难免使寻求咨询的夫妻产生心理抵触。另外，现有的婚姻咨询所缺乏来自社会公众的信任，还要收取不菲的费用，难以成为人们解决婚姻问题的首选。另一方面，我国的社工制度极不发达，仅处于试点阶段而尚未制度化，且其工作内容多涉及犯罪控制领域，婚姻问题尚未成为关注对象。因此，建立起有效的社会调适力量，与当前的社会转型期相适应，才能挽救许多本不该破裂的婚姻。 从婚姻内部来看，建立起新的婚姻观念，才能构筑起幸福的婚姻生活。婚姻需要学会相处的艺术，需要宽容和忍耐。 在社会转型期，夫妻双方还需要共同学会解决各式各样新问题的技巧。一些传统的婚姻观念与现代生活已难相适应。很多实际例子显示，中国的夫妻往往要等到矛盾不可调和时，才会去寻求婚姻咨询等专业帮助，而且绝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夫妻一方前去咨询，这样的效果极其有限。

在1999年出版的《中国发展报告：社会与发展—中国社会发展地区差距研究》第4章中，胡鞍钢博士(1999a)使用回归分析技术，根据我国30个省区市1979-1994年的有关数据（共16×30=480个样本点），测算了发展的初始条件（即1978年的人均GDP）、区位条件、基础设施、资本投入、人口增长、人口质量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用人均GDP增长率表示）的影响。在4个多元回归方程中，人口增长率作为自变量之一，其回归系数均为负值，在-0.59至-0.36之间，于是得出结论：人口增长率每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可提高0.36～0.59个百分点，并进而推论：“人口自然增长率只要降低几个千分点就会明显促进人均GDP增长”（胡鞍钢，1999b）。这个结论随即被大量引用（如田雪原，国家计生委《西部大开发中的人口与发展问题研究报告》等）。我们试用1998年的数据来检验上述结论。1998年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比1997年下降0.53个千分点（注：从1997年的10.06‰下降到1998年的9.53‰。），那么，根据上述推论，1998年的人均GDP增长率应比1997年有所提高（1998年固定资产比1997年增长13.9%）。但实际情况是，按可比价格计算，1998年人均GDP增长率为6.7%，反而比1997年下降了1个百分点（注：1997年人均GDP增长率为7.7%。）！由此看来，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绝非如此简捷明了，更不会“立竿见影”。胡鞍钢博士的上述结论值得商榷。2 经济学理论的“矛盾”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定量分析手段，回归分析应该以定性分析为先导，回归分析的结果也应该用正确的理论来解释。在发现人口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为负数后，由于胡鞍钢博士没有分析二者之间内在作用的因果关系，因而从经济学的意义上看，所得出的结论缺乏说服力。迄今为止，人们对人口与经济关系之间的研究还很不充分，对人口增长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及作用幅度与方向）还没有达成共识。关于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型，即马尔萨斯派和反马尔萨斯派。马尔萨斯派的主要观点是，人口增长会导致劳动生产率降低，生态环境退化，社会总储蓄减少（率下降），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尽管技术进步速经济增长，但是，如果人口无限制地增长下去，那么，技术进步的步伐将最终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从长期的观点看，人口增长阻碍经济的增长。反马尔萨斯派则认为，人口增长可能在短期内会不利于经济增长，但从较长的时期看，人口增长将最终促进经济增长。首先，人口增加将增加劳动力供应，增加人口密度，人口压力的存在将激发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发展。第二，“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较多的人口可能产生更多的知识与技能，科技进步正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第三，人口多也是资源优势，较大的市场规模必将产生“规模效应”（注：前些时候，有的学者曾在某大报上著文，强调人口多对我国当前扩大内需的积极作用。）。3 统计方法应用的“陷阱”统计分析，尤其是基于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数据（所谓时间序列横截面数据）的分析充满了“陷阱”。在胡鞍钢博士的回归分析中，有一个潜在的基本假设条件：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单向的，人口增长本身不受经济增长的影响（注：用计量经济学的术语讲，人口增长应该是一个外生变量．在以经济增长为因变量，以人口增长（及其他变量）为解释变量（或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时，由于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是相互的，得到的人口变量的回归系数必然是有偏估计，不能反映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真实影响。）。很显然，这个假定靠不住。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是双向的，人口增长必然要受到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最终取决于经济增长（注：例如，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经济发展严重受损，人口增长率因此急剧下降，甚至负增长。），人口自身的生产必须与物质资料的生产相适应。因此，把人口增长作为自变量，把经济增长作为因变量，进而计算得到的回归系数是不正确的，不能正确反映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方向与强度。因此，胡鞍钢博士的4个回归方程并不必然支持“人口增长率每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可提高0.36-0.59个百分点”这个结论。从统计学的意义上讲，任何两个变量在数量上的变化都可能呈现某种“相关”的关系，但如果不对这种“关系”的内在作用做认真科学的分析，很可能导致错误的结论。“规律性的现象”并不就是规律本身！“相关关系”不等于“因果关系”。试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改革开放以来，教师收入增长很快，环境污染也越来越严重。教师收入与环境污染这两个变量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但是，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进行回归分析，那么就会得到教师收入增长不利于环境保护的荒唐结论。4 统计水分的“迷雾”统计数据存在系统误差，使分析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十分困难。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体制方面的原因，我国的人口统计数据和经济统计数据与实际情况均存在较大误差。据估计，计划生育统计报表的水分约为30～40%。有人认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出生和人口增长数据可能还存在一定的漏统。与人口统计数据相比，经济统计数据的水分更大。据2000年2月3日的《中国经济时报》，连续两年获湖北省“十强县市”的丹江口市的经济统计数据水分极大（见下表），GDP和乡镇产值高报幅度分别在100%和160%以上。毋庸讳言，这种虚报经济增长指标的现象在全国非常普遍。表1 湖北省丹江口市经济数据统计水分附图{图}说明：“1998年统计水分”的计算中有一个假定，即：1999年有关经济指标的实际值与1998年相同。如果1999年经济有所增长，那么，实际的统计水分将比以上计算值更大。经济统计数据高报、人口统计数据低报，势必人为造成（或加剧）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之间的负相关关系。目前，我们还很难计算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的数量关系。换句话说，即使我们能够确定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定性关系，在计算定量关系时也没有太大的把握。5 实证分析的“反例”1992年11月，为迎接开罗“人发”大会的召开，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司（注：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atariat.）在巴黎召开了专家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法国学者Blanchet运用世界各国的历史数据做过类似的分析。其回归结果表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口增长率与人均GDP增长率出现强烈的负相关，而在60年代到70年代，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显著联系。虽然这项研究结果得到许多其他研究的验证，但是，Blanchet认为，这些分析并不必然表明80年代以后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负作用。相反，他认为，回归系数为负，意味着增加经济活动人口（注：总人口与经济活动人口高度相关。）将使社会总产出下降，这很难从理论上得到解释。因为在较短时间内，大致可以认为资本总量、自然资源的数量和质量等其他因素基本不变，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不可能为负值。Blanchet还用实例说明，即使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内在作用机制不变，人口增长率的回归系数的符号和数值也不是固定的，而是在一定时期为正，在另一时期为负，在某一时期甚至接近于零。6 结论在我国（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增长有利于经济发展，这一点毋庸质疑。但是，现有的研究还不能完全揭示人口与经济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尚不能准确反映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有关指标的数量关系。正如一些学者（注：如Srinvasan;Johnson and Lee。）所指出的，目前所完成的研究经常出现样本有限、数据质量不佳、定性分析失当、定量分析欠妥等问题，对发展中国家及地区人口增长率下降的后果（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研究还很不够。因此，从提高人均GDP的愿望出发，提出人口增长的控制目标，是不合适的。胡鞍钢博士的这项研究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尝试，我们愿意与胡鞍钢博士一道，继续探讨我国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后记：在本文刚刚完成后，我们看到了西部某地计生委的一个立项报告。该报告说明项目实施后，每年可使当地的人口增长率降低2个千分点。因为“人口增长率每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可提高0.36～0.59个百分点”，所以，控制人口增长可以使当地每年的GDP至少增加xx亿元（这个GDP的增加值＝人口增长率下降幅度×0.36×总人口）。未来几年，这个地区的人口增长率仍有下降的空间，但GDP是否能增加xx亿元，我们期待着结果。

简单地说，经济就是人们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一切物质精神资料的总称。这一概念微观指一个家庭的财产管理，宏观指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在这一动态整体中，生产是基础，消费是终点。应答时间：2021-05-10，最新业务变化请以平安银行官网公布为准。 [平安银行我知道]想要知道更多？快来看“平安银行我知道”吧~ https://b.pingan.com.cn/paim/iknow/index.html

1、中国能养活多少人？ 近两百年来，世界人口数量的增长呈愈近愈速的态势。世界人口在1830年突破10亿大关，世界人口从第一个10亿增加到第二个10亿，用了100年的时间（1830年～1930年）。之后，只用了30年时间（1930年～1960年），世界人口就跃到30亿。接着经过15年时间（1960年～1975年），世界人口达到40亿。又经过12年时间（1975年～1987年），世界人口突破50亿。1999年，世界人口达到60亿。 人越来越多，但地球只有一个，很多人忧虑重重地研究地球对人口承载的能力。 美国人口学家科恩（Joel E.Cohen）于1996年出版了专著《地球能养活多少人》，书中对人类在近400年来对地球承载力的研究进行了总结。迄今，估计数已问世65个之多。这些估计数的差别大得惊人，从最低的不足10亿到最高的超过1万亿。 相比之下，我们学者对中国的人口容量的估算相对比较保守，早在解放前，中国有的学者提出中国人口总数4亿为最佳；1948年甚至有人提出2亿最宜。第一次明确提出并论证"中国究竟应该有多少人"这个人口数量发展目标的是孙本文先生。他在1957年发表的《8亿人口是我国最适宜的人口数量》，成为中国适度人口研究的开山之作。其后很多学者都研究过这个热门问题，田雪原、陈玉光、宋健、宋子成、孙以萍、王浣尘、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胡鞍钢、曹明奎、毛志锋等都提出了各自的推测数据。除了胡鞍钢真正严肃考虑过人口结构本身问题外，其他学者基本都是从地球资源(如粮食和淡水)角度进行推测的。最为荒谬的应该要算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李小平的观点了，他认为中国人口应该以200年时间回落到3亿左右，我在新华社《国际先驱导报》118期(2004年10月15日发行)已经驳斥了这种谬论。对中国的人口发展影响最大的要算宋健了，因为他的人口控制论是中国八十年代开始实行的严厉计划生育的理论依据。1981年宋健等得出中国适度人口应不超过7亿的结论，并把7亿作为中国人口发展的最终目标和最佳方案。 现在所谓的16亿人口上限是计生委综合多位学者的观点得出的结论：中国的最大人口容量约为15亿人或16亿人左右，而超过18亿人到20亿人，可能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遭到灾难性的打击(陈卫/孟向京《中国人口容量与适度人口问题研究》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1853)。最近新华社《了望》周刊重申了中国政府的这一观点，很多媒体转载这一报道时用了“中国只能养活18亿人”这一骇人听闻的标题。 事实上最早担忧人口过多的既不是马尔萨斯，也不是马寅初，更不是李小平，而是两千多年前的韩非子(当时中国人口两千万左右)。他曾指出：人有五子，子又有五子；则大父（即爷辈）未死，而有二十五孙。结果是“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要是当时也实行计划生育的话，中华民族早就灭绝了(当时世界上很多民族都灭绝了)。 其实大多数人口学家只看局部历史，根据几十年或者上百年的的人口数据总结出一个规律，然后再无限地预测未来。1968年当全球人口达到35亿时，美国人口生态学家Paul.R.Ehrlich出版了其轰动一时的《人口爆炸》，认为世界人口当时已经超过了地球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正威胁着整个人类的生存。然而几十年过去了，世界人口却已经跨过60亿大关，人类生活水平反而提高了。 事实上只要仔细回顾历史，就可以发现人口呈长S形变化，数千年的低水平平稳期，两百多年的急剧上升期，然后是适当下降后的高水平平稳期，现在不少发达国家已经到达人口顶峰(有些国家开始下降)，非洲和阿拉伯国家还处于增长阶段，中国本来应该与印度一样还在紧近顶峰的增长期，但中国的计划生育使中国人口过早地到达了由增长向减少的过渡阶段。人口一直是问题，以前和将来是人口不够的问题，只有这中间两百多年是人口过多的问题(我专题讨论了这个问题)。 2、中国的人口过多不过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谎言 我国人口今年达到13亿，平均人口密度已达135人/平方公里，为世界人口密度的3.7倍。但事实上除了澳大利亚、加拿大、俄罗斯、美国人等国家外，人口密度比中国高的国家比比皆是，如日本：336，德国：232，英国：245，荷兰：477，比利时：336，意大利：196，印度：319，韩国：491，越南：264人/平方公里，并且这些国家经济比中国好的还占多数。蒙古国(1.73)与内蒙古(20)、海南(216)与台湾(592)、朝鲜(182)与韩国(491)就是几个很好的比较，人口密度高的后者反而比人口密度低的前者更加发达。德国、英国、日本都与中国一样人口分布不均匀。 我们总是说中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0％的人口，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只有0.101公顷，不足世界人均耕地面积的一半，只是印度一半。但事实是：地球上的耕地分布很不均匀，大量耕地集中在南北美和澳洲等人口相对少的地区。日本(0.03公顷)、越南(0.068公顷)和韩国(0.04公顷)都比中国要少，欧洲很多国家也不过与中国相当。孟加拉的人均耕地面积是台湾的两倍，台湾没有发生过饥荒，而孟加拉是世界上饥荒最频繁的地区。 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只有2-3%，远低于联合国所要求的6%。导致劳动者素质低下，中国每个农业劳动者与每公顷农业用地所创造的农业附加值分别为193美元与184美元，韩国则为5302美元与6961美元，日本分别为16712美元与12445美元，连泰国都分别达到了554美元与488美元；中国每消耗1千克能源所生产的国内生产总值为0.7美元，韩国为1.8美元，日本为6.1美元，泰国为2.1美元。中国投入40美元挣7美元，而印度投入24美元挣6美元。可见中国主要的问题不是耕地和资源的短缺，而是教育不够。 可见经济水平并不完全由人均资源决定的，人口数量多少并不决定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因此有人说中国的人口过多不过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谎言。改革开放的经验也说明中国在现有的资源下还有巨大的经济潜力。 3、中国真的只能承载16亿人口吗？中国真的只能养活18亿人吗？ 两百年前，要是没有印第安人的玉米、土豆、红薯，全球人口不可能增加到现在的60亿，中国人口仍然还象以前四千多年一样只有几千万。新中国成立之际，美国艾奇逊艾奇逊暗示，中国政府解决不了自己的粮食问题，中国将永远是天下大乱，只有靠美国的面粉才有出路。1949年之后中国的经历没有实现悲观主义者的预言。是什么使中国人民避免陷入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呢？人口爆炸导致知识爆炸和传播的加速。过去两个世纪在世界范围发生的“知识爆炸”，科学技术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发展，新科学、新技术传播到世界每一个角落，为1949年以后的中国农业进步提供了很好的知识基础。 食物来自植物的光合作用，氮、磷、钾等元素是循环使用(地球有过量的这些元素)，并没有溢出地球，太阳提供取之不尽的能源。要是土地上光长草，当然不能养活这么多人口。但人类从游牧社会到原始农业，再到现代农业(肥料、种子的更新)，不就是使太阳的光合作用更加有效吗？并且成就显著。游牧社会时期，需要数百里才能承载上万人口；农业社会只要数十里就行；工业社会需要土地更少。建国初期，广州市番禺区成功地实行了单造改双造，挣稿改翻耕的耕作制度改革，使单产从原来的240多斤(明清时期产量更低)提高到400斤左右水平，实现了第一次飞跃(ttp://www.pyagri.gov.cn/Agriculture/dynysdy.htm)。现在袁隆平超级杂交稻亩产1600斤，近年将到达2000斤。春玉米亩产2000斤，黄瓜嫁南瓜亩产两万斤(可以作饲料转化为肉类)。看看当时需要多少劳力和土地才能养活同样的人，现在及今后将有许多人能从土地上解脱出来从事工业生产。要没有三十年前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塑料地膜和塑料大棚的推广，现在大量农民还得束缚在土地上而不能进城工作。 《了望东方周刊》“到底谁能断言中国耕地的警戒极限？”一文已经指出：仅仅因为塑料地膜和大棚的推广，就已经给中国农业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塑料地膜、塑料大棚迅速普及，目前中国塑料大棚及地膜覆盖面积超过2亿亩。严冬季节，冰封雪飘，但在南北大地的塑料大棚内，绿油油的农作物显出一派生机。 在中国西部，大量的高寒阴湿地区，每年能生长农作物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在漫长的冬季里，西北及西藏、内蒙古等许多地方的土地上，连草都不能生存。但大棚推广开来之后，一切都变了。塑料大棚使海拔5000米左右的青海、西藏等地，有史以来没有生长过农作物的许多地方，不但长出了农作物，还高产稳产。如黄瓜亩产4000公斤，辣椒亩产1800公斤。所有的土地上，只要建上大棚，一年四季可以不停地产出农产品。青海、宁夏、甘肃等省(自治区)，依靠塑料大棚，如今不但不用调入蔬菜，反而成为蔬菜调出地，成为蔬菜出口的重要基地。 美国《远东经济评论》称中国农民撼动世界市场。在中国的大片沿海地区，传统的粮食种植地正在逐渐让位给果园和蔬菜大棚。飞机降落上海机场之前从舷窗眺望，乘客往往误认为脚下就是辽阔的大海，实际上那是绵延数里的塑料蔬菜大棚。新鲜水灵的中国椰菜正在取代美国加州的产品，出现在东京人的午餐饭盒里。上世纪80年代，全球最大的苹果生产国是美国，而目前中国的苹果产量已经是美国当年的4倍。中国只占全球7%的耕地，但中国的瓜菜产量现在已经占到全球的一半，是印度的6倍，美国的12倍。1995年中国的产量还只有全球市场的1/3。 所谓战争就是资料之争，以前人口少，抢人口为奴隶；后面抢土地。今后所谓资源之争，主要是能源和水资源之争。只要这两种资源不缺乏，就意味着科技还有巨大的潜力。从理论上看，太阳每天提供地球大量能源，地球怎么可能缺能源？地球上水面积比陆地面积还多，怎么会缺水？要是能源解决了，其他问题也好办，比如说将高山变为平地，西藏水入新疆将变为可能(以前考虑大西线调水还有地质上的顾忌，要是能源便宜的话，可供选择的方案可多了)，西藏水调去塔里木沙漠后就不会很快流到大海中，只会在塔里木就地蒸发，形成水气。这些水气会在塔里林盆地边缘的天山山脉和昆仑山脉形成降雨，降雨再次流入盆地，再次蒸发，如此周而复始，由于持续有西藏水的引入，总水量就会一直增加，直到当地总水量极大非富，水价变会得非常低。西北将成为中国重要的经济中心，中华文明传统宝地陕西、河南、山西等将重现昔日辉煌。 太阳能几乎是取之不尽，可惜是不可储存，氢刚好是载体，将不可储存的能源转化为安全的可储存的能源。现在各主要大国科学家(包括几乎所有的汽车和飞机制造厂)都在研究将氢用于能源，能源将非常便宜，直接从水中获取。氢的科技突破被认为将是可以消除战争的科技突破。今年在北京召开了国际氢能源学术会议，人民日报还专门介绍了一些科普知识(氢能是确保我国长期发展的最可依赖能源http://www1.people.com.cn/GB/guandian/1035/2294772.html，再论氢能的可依赖性http://www1.people.com.cn/GB/guandian/1036/2519064.html)。现在美国有能力降低氢电池的成本，但汽车制造厂都是以石油为燃料的生产线，要是石油价格不涨得太多，没有必要改造生产线为利用氢电池。这也是石油输出国组织不敢过度提高石油价格的原因。这种氢能源的重大突破可望在近三十年内(并且随时都有可能)实现，到时能源将变为相当便宜。美国科学家预计用西部多余的水电就可以廉价地从水中提出几乎用之不尽的氢能源。就象我们现在笑古代不会用煤碳、石油一样，后人也笑我们现在是端着金饭碗讨米。 现在沿海发展比较快的原因之一就是海运相对便宜，但要是能源非常便宜，高速公路的重要性将会增加，并且空运就会成为主要运输工具，内地与沿海的差距就会缩小。 看来已经穷尽的资源，实际还具有无限的潜能。若大的一个地球，我们也还只是在皮毛上循环地用了一点陆地资源，更加广阔的海洋几乎还是处女地。就可预计的技术条件，地球养活数百亿人口没有问题，但关键是人类可能永远达不到100亿人口了。 氦3是氦的同位素，可以和氘发生核聚变反应，聚变过程放射性小，而且反应过程易于控制，既环保又安全。但是地球上氦3的储量总共不超过几百公斤。月球却有大约5亿吨氦3，如果供人类作为替代能源使用，足以使用上千年。每年人类只需发射2到3艘载重10吨的宇宙飞船，即可从月球上运回大量氦3，供全人类作为替代能源使用1年，而它的运输费用只相当于目前核能发电的几十分之一。如果人类目前就开始着手实施从月球开采氦3的计划，大约30年到40年后，人类将实现月球氦3的实地开采并将其运回地面。不过照目前氢能源的发展势头看，人类今后没有必要从月球开采氦3。 人类与野兽斗争了数百万年，我们摆脱了猛兽的威胁不过几十年。猛兽一样不能光合作用，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腾出空间给它们呢？我并不反对适当保护野生动物，但首先还得以人为中心。野生动物的灭绝，丧失了人类可利用的基因库，但只生一个孩子仅让父亲与母亲各自一半23条染色体找到了表达机会，而另一半却丧失了表达机会，对人类自身丰富多彩的基因资源来说不亚于珍稀物种的灭绝。 就算一直停留在目前科技水平，中国真的只能养活18亿人口，那也不用担心，因为中国放开计划生育，以中国的人口结构、经济结构和生育愿望，连15亿人口都勉强，然后就减少，怎么也达不到18亿。仅仅因为玉米、土豆、红薯，全球人口容量就增加了几十倍。科技是在近两百年才加速发展的，难道科技水平已经到了极限？随着种子、肥料、农业机械和其他科技的进步，人口容量将不断增加。静止地看，某一段时期可能真的有人口上限，但关键是以目前的生育愿望和人口增长速度，人口增长永远也达不到那个承载力极限。从全球来看，1960年代人口30亿时，平均生活水平比1930年人口20亿时要高；1975年人口40亿时，平均生活水平比1960年要高；1987年人口50亿时生活水平又比1975年要高；1999年世界人口达到60亿，平均生活水平又比1987年要高。从中国看，1980年人口总数10亿时候，生活水平比1970年人口8.3亿时候要高；1989年人口达11亿时，生活水平比1980年要高；现在人口13亿，生活水平(包括住房条件)又比1989年要高。 既然生活质量在不断提高，说明科技的进步、经济的成长比人口增长快。由于科技的进步，人口问题往往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谁有资格断言中国人口上限？谁敢断言中国人口上限？ “人类的恐惧通常是一场虚惊”，对人口过多的恐惧是“心本无声声自流”，庸人自扰。过份乐观会付出昂贵的代价，但过于悲观，其代价会更高。

　　在1999年出版的《中国发展报告：社会与发展—中国社会发展地区差距研究》第4章中，胡鞍钢博士(1999a)使用回归分析技术，根据我国30个省区市1979-1994年的有关数据（共16×30=480个样本点），测算了发展的初始条件（即1978年的人均GDP）、区位条件、基础设施、资本投入、人口增长、人口质量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用人均GDP增长率表示）的影响。在4个多元回归方程中，人口增长率作为自变量之一，其回归系数均为负值，在-0.59至-0.36之间，于是得出结论：人口增长率每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可提高0.36～0.59个百分点，并进而推论：“人口自然增长率只要降低几个千分点就会明显促进人均GDP增长”（胡鞍钢，1999b）。这个结论随即被大量引用（如田雪原，国家计生委《西部大开发中的人口与发展问题研究报告》等）。　　我们试用1998年的数据来检验上述结论。1998年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比1997年下降0.53个千分点（注：从1997年的10.06‰下降到1998年的9.53‰。），那么，根据上述推论，1998年的人均GDP增长率应比1997年有所提高（1998年固定资产投资比1997年增长13.9%）。但实际情况是，按可比价格计算，1998年人均GDP增长率为6.7%，反而比1997年下降了1个百分点（注：1997年人均GDP增长率为7.7%。）！由此看来，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绝非如此简捷明了，更不会“立竿见影”。胡鞍钢博士的上述结论值得商榷。　　2 经济学理论的“矛盾”　　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定量分析手段，回归分析应该以定性分析为先导，回归分析的结果也应该用正确的理论来解释。在发现人口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为负数后，由于胡鞍钢博士没有分析二者之间内在作用的因果关系，因而从经济学的意义上看，所得出的结论缺乏说服力。　　迄今为止，人们对人口与经济关系之间的研究还很不充分，对人口增长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及作用幅度与方向）还没有达成共识。关于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型，即马尔萨斯派和反马尔萨斯派。　　马尔萨斯派的主要观点是，人口增长会导致劳动生产率降低，生态环境退化，社会总储蓄减少（投资率下降），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尽管技术进步可以加速经济增长，但是，如果人口无限制地增长下去，那么，技术进步的步伐将最终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从长期的观点看，人口增长阻碍经济的增长。　　反马尔萨斯派则认为，人口增长可能在短期内会不利于经济增长，但从较长的时期看，人口增长将最终促进经济增长。首先，人口增加将增加劳动力供应，增加人口密度，人口压力的存在将激发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发展。第二，“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较多的人口可能产生更多的知识与技能，科技进步正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第三，人口多也是资源优势，较大的市场规模必将产生“规模效应”（注：前些时候，有的学者曾在某大报上著文，强调人口多对我国当前扩大内需的积极作用。）。　　3 统计方法应用的“陷阱”　　统计分析，尤其是基于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数据（所谓时间序列横截面数据）的分析充满了“陷阱”。　　在胡鞍钢博士的回归分析中，有一个潜在的基本假设条件：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单向的，人口增长本身不受经济增长的影响（注：用计量经济学的术语讲，人口增长应该是一个外生变量．在以经济增长为因变量，以人口增长（及其他变量）为解释变量（或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时，由于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是相互的，得到的人口变量的回归系数必然是有偏估计，不能反映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真实影响。）。很显然，这个假定靠不住。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是双向的，人口增长必然要受到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最终取决于经济增长（注：例如，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经济发展严重受损，人口增长率因此急剧下降，甚至负增长。），人口自身的生产必须与物质资料的生产相适应。因此，把人口增长作为自变量，把经济增长作为因变量，进而计算得到的回归系数是不正确的，不能正确反映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方向与强度。因此，胡鞍钢博士的4个回归方程并不必然支持“人口增长率每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可提高0.36-0.59个百分点”这个结论。　　从统计学的意义上讲，任何两个变量在数量上的变化都可能呈现某种“相关”的关系，但如果不对这种“关系”的内在作用做认真科学的分析，很可能导致错误的结论。“规律性的现象”并不就是规律本身！“相关关系”不等于“因果关系”。试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改革开放以来，教师收入增长很快，环境污染也越来越严重。教师收入与环境污染这两个变量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但是，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进行回归分析，那么就会得到教师收入增长不利于环境保护的荒唐结论。　　4 统计水分的“迷雾”　　统计数据存在系统误差，使分析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十分困难。　　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体制方面的原因，我国的人口统计数据和经济统计数据与实际情况均存在较大误差。据估计，计划生育统计报表的水分约为30～40%。有人认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出生和人口增长数据可能还存在一定的漏统。　　与人口统计数据相比，经济统计数据的水分更大。据2000年2月3日的《中国经济时报》，连续两年获湖北省“十强县市”的丹江口市的经济统计数据水分极大（见下表），GDP和乡镇企业产值高报幅度分别在100%和160%以上。毋庸讳言，这种虚报经济增长指标的现象在全国非常普遍。　　表1 湖北省丹江口市经济数据统计水分　　附图{图}　　说明：“1998年统计水分”的计算中有一个假定，即：1999年有关经济指标的实际值与1998年相同。如果1999年经济有所增长，那么，实际的统计水分将比以上计算值更大。　　经济统计数据高报、人口统计数据低报，势必人为造成（或加剧）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之间的负相关关系。目前，我们还很难计算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的数量关系。换句话说，即使我们能够确定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定性关系，在计算定量关系时也没有太大的把握。　　5 实证分析的“反例”　　1992年11月，为迎接开罗“人发”大会的召开，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司（注：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atariat.）在巴黎召开了专家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法国学者Blanchet运用世界各国的历史数据做过类似的分析。　　其回归结果表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口增长率与人均GDP增长率出现强烈的负相关，而在60年代到70年代，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显著联系。虽然这项研究结果得到许多其他研究的验证，但是，Blanchet认为，这些分析并不必然表明80年代以后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负作用。相反，他认为，回归系数为负，意味着增加经济活动人口（注：总人口与经济活动人口高度相关。）将使社会总产出下降，这很难从理论上得到解释。因为在较短时间内，大致可以认为资本总量、自然资源的数量和质量等其他因素基本不变，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不可能为负值。Blanchet还用实例说明，即使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内在作用机制不变，人口增长率的回归系数的符号和数值也不是固定的，而是在一定时期为正，在另一时期为负，在某一时期甚至接近于零。　　6 结论　　在我国（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增长有利于经济发展，这一点毋庸质疑。但是，现有的研究还不能完全揭示人口与经济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尚不能准确反映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有关指标的数量关系。正如一些学者（注：如Srinvasan;Johnson and Lee。）所指出的，目前所完成的研究经常出现样本有限、数据质量不佳、定性分析失当、定量分析欠妥等问题，对发展中国家及地区人口增长率下降的后果（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研究还很不够。因此，从提高人均GDP的愿望出发，提出人口增长的控制目标，是不合适的。　　胡鞍钢博士的这项研究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尝试，我们愿意与胡鞍钢博士一道，继续探讨我国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　　后记：在本文刚刚完成后，我们看到了西部某地计生委的一个立项报告。该报告说明项目实施后，每年可使当地的人口增长率降低2个千分点。因为“人口增长率每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可提高0.36～0.59个百分点”，所以，控制人口增长可以使当地每年的GDP至少增加xx亿元（这个GDP的增加值＝人口增长率下降幅度×0.36×总人口）。未来几年，这个地区的人口增长率仍有下降的空间，但GDP是否能增加xx亿元，我们期待着结果。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设立以来，在学科建设、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全面建设小康和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重要意义更加突出，也为本学科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学科现状 1997年，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被正式列入研究生专业目录，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得到了众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取得了一些颇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全国高校博士（硕士）点已经得到了增加，在2002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组织的学科评议过程中，不仅新增了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博士（硕士）点的数量，而且重点向西部地区倾斜，使西部地区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发展具备了相应的条件。同时，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能力不断提高，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的招生规模大幅度增加，为国家培养出了大批的硕士及博士研究生，很多优秀毕业生已经在实际工作岗位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一门新兴学科的成长和成熟总是需要一个发展过程的，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学科建设的任务远未完成，目前学术界对该学科的许多问题，甚至一些最基本的问题都存在着一些不同的意见和看法，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二、学术前沿问题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发展和环境的双重压力十分突出。2004年我国人口已超过13亿，淡水、耕地、森林和草地、能源等资源严重不足，人均占有量分别不及世界人均水平三分之一，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也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总量日趋逼近资源、环境、人口承载力的最大限度，而且资源的不合理开采和浪费进一步加剧了资源的短缺，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扭转，人口膨胀对资源和环境造成的影响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首要问题。近年来，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围绕上述问题，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1．基础理论研究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设立已经有八年多的时间，该学科基础理论仍很不完善，还存在很多有争议的地方，特别是将人口、资源、环境三个领域在可持续发展原则下统一起来，建立一套完整的理论，仍面临着很多问题，需要理论创新和突破。因此，很多专家学者十分关注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比如，杨云彦主编的《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1999年）、杨昌明主编的《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2002年）、张象枢主编的《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2004年）等，这些著作讨论了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内容、方法和基础理论等问题。 2．专题性研究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较广，专题性的研究具有较强的针对性。许多学者对一些专题问题开展了深入研究，在人力资源、出生婴儿性别比、土地承载力、资源状况、环境评估、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取得了很多重要研究成果。比如，由"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课题组"完成的《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2003年），杨魁孚、田雪原主编的《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2001年）、陈百明主编的《中国农业资源综合生产能力与人口承载能力》（2001年）、《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资源、生态基础评价》（2004年）等著作。 3．区域性问题研究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设置上属于理论经济学，同时也具有较强的应用性，区域性的人口、资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研究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特别是西部地区的研究较为丰富。比如，《西北地区水资源配置生态环境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共10卷，2004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该系列著作内容分综合报告、省区报告和专题报告三部分。综合报告论述了西北地区城镇发展的现状、问题以及对策建议；省区部分分别论述了内蒙古、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6省区的自然与社会经济概况、城镇发展历史概况、城镇发展及用水需求预测、城镇发展战略等；专题部分重点论述了西北地区的苦咸水利用和城镇防洪减灾对策等。另外，以省、市为对象的研究成果也比较多。 4．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口、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研究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以后，成为各学科的重要研究课题，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专家学者在小康社会指标体系、人口、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等方面开展了广泛的研究，产生了一些有影响的重要成果。 三、"十一五"期间的重点研究课题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五个统筹"的重要思想，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 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五个统筹"的思想体现了经济社会和人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十一五"期间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重点课题包括以下方面： 1．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理论与方法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涉及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理论等多个学科领域，体现了各门科学的相互渗透与融合。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需要有独特的研究对象、完整的基础理论和独特的研究方法。因此，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建立需要在基础理论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将有关学科贯穿到统一的理论体系之中。 2．东北老工业基地人口、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东北地区凭借着相对较好的工业基础、丰富的资源和邻近前苏联的优势，较早建设成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工业基地。经过几十年的开发，目前，东北地区的资源优势已经基本丧失，环境破坏严重。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过程中，如何避免对资源和环境的破坏，需要开展人口、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综合研究，为国家和东北地方制定政策提供科学的依据。 3．西部地区人口、资源与环境承载力研究为了促进西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国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但西部地区环境十分脆弱，一旦破坏很难恢复。研究西部省份土地、资源和环境的人口承载力，科学规划人口发展，促进西部地区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4．我国人力资源开发的战略与对策研究目前，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受到的资源硬约束越来越突出，只有把人力资源作为核心要素，才能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并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因此，如何提高人口素质和人力资本存量，是确立我国未来优势资源和竞争优势的重要课题。

　　在1999年出版的《中国发展报告：社会与发展—中国社会发展地区差距研究》第4章中，胡鞍钢博士(1999a)使用回归分析技术，根据我国30个省区市1979-1994年的有关数据（共16×30=480个样本点），测算了发展的初始条件（即1978年的人均GDP）、区位条件、基础设施、资本投入、人口增长、人口质量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用人均GDP增长率表示）的影响。在4个多元回归方程中，人口增长率作为自变量之一，其回归系数均为负值，在-0.59至-0.36之间，于是得出结论：人口增长率每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可提高0.36～0.59个百分点，并进而推论：“人口自然增长率只要降低几个千分点就会明显促进人均GDP增长”（胡鞍钢，1999b）。这个结论随即被大量引用（如田雪原，国家计生委《西部大开发中的人口与发展问题研究报告》等）。　　我们试用1998年的数据来检验上述结论。1998年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比1997年下降0.53个千分点（注：从1997年的10.06‰下降到1998年的9.53‰。），那么，根据上述推论，1998年的人均GDP增长率应比1997年有所提高（1998年固定资产投资比1997年增长13.9%）。但实际情况是，按可比价格计算，1998年人均GDP增长率为6.7%，反而比1997年下降了1个百分点（注：1997年人均GDP增长率为7.7%。）！由此看来，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绝非如此简捷明了，更不会“立竿见影”。胡鞍钢博士的上述结论值得商榷。　　2 经济学理论的“矛盾”　　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定量分析手段，回归分析应该以定性分析为先导，回归分析的结果也应该用正确的理论来解释。在发现人口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为负数后，由于胡鞍钢博士没有分析二者之间内在作用的因果关系，因而从经济学的意义上看，所得出的结论缺乏说服力。　　迄今为止，人们对人口与经济关系之间的研究还很不充分，对人口增长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及作用幅度与方向）还没有达成共识。关于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型，即马尔萨斯派和反马尔萨斯派。　　马尔萨斯派的主要观点是，人口增长会导致劳动生产率降低，生态环境退化，社会总储蓄减少（投资率下降），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尽管技术进步可以加速经济增长，但是，如果人口无限制地增长下去，那么，技术进步的步伐将最终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从长期的观点看，人口增长阻碍经济的增长。　　反马尔萨斯派则认为，人口增长可能在短期内会不利于经济增长，但从较长的时期看，人口增长将最终促进经济增长。首先，人口增加将增加劳动力供应，增加人口密度，人口压力的存在将激发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发展。第二，“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较多的人口可能产生更多的知识与技能，科技进步正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第三，人口多也是资源优势，较大的市场规模必将产生“规模效应”（注：前些时候，有的学者曾在某大报上著文，强调人口多对我国当前扩大内需的积极作用。）。　　3 统计方法应用的“陷阱”　　统计分析，尤其是基于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数据（所谓时间序列横截面数据）的分析充满了“陷阱”。　　在胡鞍钢博士的回归分析中，有一个潜在的基本假设条件：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单向的，人口增长本身不受经济增长的影响（注：用计量经济学的术语讲，人口增长应该是一个外生变量．在以经济增长为因变量，以人口增长（及其他变量）为解释变量（或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时，由于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是相互的，得到的人口变量的回归系数必然是有偏估计，不能反映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真实影响。）。很显然，这个假定靠不住。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是双向的，人口增长必然要受到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最终取决于经济增长（注：例如，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经济发展严重受损，人口增长率因此急剧下降，甚至负增长。），人口自身的生产必须与物质资料的生产相适应。因此，把人口增长作为自变量，把经济增长作为因变量，进而计算得到的回归系数是不正确的，不能正确反映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方向与强度。因此，胡鞍钢博士的4个回归方程并不必然支持“人口增长率每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可提高0.36-0.59个百分点”这个结论。　　从统计学的意义上讲，任何两个变量在数量上的变化都可能呈现某种“相关”的关系，但如果不对这种“关系”的内在作用做认真科学的分析，很可能导致错误的结论。“规律性的现象”并不就是规律本身！“相关关系”不等于“因果关系”。试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改革开放以来，教师收入增长很快，环境污染也越来越严重。教师收入与环境污染这两个变量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但是，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进行回归分析，那么就会得到教师收入增长不利于环境保护的荒唐结论。　　4 统计水分的“迷雾”　　统计数据存在系统误差，使分析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十分困难。　　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体制方面的原因，我国的人口统计数据和经济统计数据与实际情况均存在较大误差。据估计，计划生育统计报表的水分约为30～40%。有人认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出生和人口增长数据可能还存在一定的漏统。　　与人口统计数据相比，经济统计数据的水分更大。据2000年2月3日的《中国经济时报》，连续两年获湖北省“十强县市”的丹江口市的经济统计数据水分极大（见下表），GDP和乡镇企业产值高报幅度分别在100%和160%以上。毋庸讳言，这种虚报经济增长指标的现象在全国非常普遍。　　表1 湖北省丹江口市经济数据统计水分　　附图{图}　　说明：“1998年统计水分”的计算中有一个假定，即：1999年有关经济指标的实际值与1998年相同。如果1999年经济有所增长，那么，实际的统计水分将比以上计算值更大。　　经济统计数据高报、人口统计数据低报，势必人为造成（或加剧）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之间的负相关关系。目前，我们还很难计算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的数量关系。换句话说，即使我们能够确定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定性关系，在计算定量关系时也没有太大的把握。　　5 实证分析的“反例”　　1992年11月，为迎接开罗“人发”大会的召开，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司（注：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atariat.）在巴黎召开了专家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法国学者Blanchet运用世界各国的历史数据做过类似的分析。　　其回归结果表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口增长率与人均GDP增长率出现强烈的负相关，而在60年代到70年代，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显著联系。虽然这项研究结果得到许多其他研究的验证，但是，Blanchet认为，这些分析并不必然表明80年代以后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负作用。相反，他认为，回归系数为负，意味着增加经济活动人口（注：总人口与经济活动人口高度相关。）将使社会总产出下降，这很难从理论上得到解释。因为在较短时间内，大致可以认为资本总量、自然资源的数量和质量等其他因素基本不变，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不可能为负值。Blanchet还用实例说明，即使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内在作用机制不变，人口增长率的回归系数的符号和数值也不是固定的，而是在一定时期为正，在另一时期为负，在某一时期甚至接近于零。　　6 结论　　在我国（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增长有利于经济发展，这一点毋庸质疑。但是，现有的研究还不能完全揭示人口与经济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尚不能准确反映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有关指标的数量关系。正如一些学者（注：如Srinvasan;Johnson and Lee。）所指出的，目前所完成的研究经常出现样本有限、数据质量不佳、定性分析失当、定量分析欠妥等问题，对发展中国家及地区人口增长率下降的后果（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研究还很不够。因此，从提高人均GDP的愿望出发，提出人口增长的控制目标，是不合适的。　　胡鞍钢博士的这项研究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尝试，我们愿意与胡鞍钢博士一道，继续探讨我国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　　后记：在本文刚刚完成后，我们看到了西部某地计生委的一个立项报告。该报告说明项目实施后，每年可使当地的人口增长率降低2个千分点。因为“人口增长率每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可提高0.36～0.59个百分点”，所以，控制人口增长可以使当地每年的GDP至少增加xx亿元（这个GDP的增加值＝人口增长率下降幅度×0.36×总人口）。未来几年，这个地区的人口增长率仍有下降的空间，但GDP是否能增加xx亿元，我们期待着结果。

第一届（1993年)特别荣誉奖:马寅初工作奖:叶文志 四川省广汉市市委书记张知远 原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现离休张德玮 原上海市计生委科研处处长周海珍 江苏省计生委主任、党组书记赵志浩 中共山东省委副书记、山东省省长徐爱光 浙江省计生委主任、党组书记崔培华 山东省荣成市石岛镇南车村党总支副书记，计生办主任科学奖:刘 铮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名誉所长严仁英 原北京医科大学妇儿保健中心主任吴阶平 中国医学科学院名誉院长第二届（1995年）荣誉奖:许行贯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工作奖:杜宜瑾 1988年任安徽省副省长罗秋月 原任中共湖南省委常委、省人大副主任赵玉如 天津市政协常委，原天津市计生委主任秦振华 江苏省张家港市市委书记董殿华 1990年任吉林省计生委主任科学奖:田雪原 中国社科院人口研究所所长邬沧萍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李顺强 四川省生殖卫生学院院长肖碧莲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计生委科研所名誉所长贡献奖:山东烟台大西苑集团总公司第三届（1998年）荣誉奖:王光美 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栗秀真 原国家计生委副主任工作奖:张中伟 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副省长黄 明 中共福建省顾委副主任李翰章 1990年任山东省计生委副主任张敏才 北京军区计生办主任姜淑琴 河北省丰宁县窟窿山乡计划生育助理员科学奖:张纯元 北京大学教授、博导兼任北大人口所学术委员会主任于景元 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710所副所长、研究员宋育文 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研究员国际合作荣誉奖:加藤静枝 日本家族计划国际协力财团会长米 柴 泰国人口与社会发展协会主席贡献奖:杰士邦（香港）国际有限公司 占红水烟台正海·依奎诺克斯净化水设备有限公司 秘海波第四届（2001年）特别荣誉奖:宋 平工作奖:王夫棠王维滨 武警部队第一任计生办主任叶立慧 湖南溆浦县观音阁镇的农家妇女白 玛 青海省副省长刘芝兰 内蒙古自治区计生委党组书记、主任谷长春 中共吉林省委副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曹景椿 辽宁省计生委副主任谢明道 四川省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科学技术奖:朱楚珠 西安交通大学教授李瑞麟 上海查瑞传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特别贡献奖:陈君实 香港实用货仓有限公司国际合作荣誉奖:萨迪克苏珊·贝里斯福特 福特基金会贡献奖:《人之初》杂志社武汉杰士邦卫生用品有限公司第五届(2004年)特别荣誉奖：彭佩云工作奖：徐荣凯 云南省省长、省委副书记王素银 甘肃省计生委党组书记、主任张学梅 福建省计生委党组书记、主任班开庆 山东省计生委主任刘秀荣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街道办事处计生办主任、计生协会会长许淑琴 河南上蔡县计生服务站站长科学技术奖：卢光琇 中南大学生殖与干细胞工程研究所所长刘以训 中科院动物研究所计划生育生殖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桂世勋 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翟振武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第六届（2007年）特别荣誉奖：姜春云王忠禹工作奖：王菊梅 原河南省副省长盛昌黎 原浙江省副省长张 枫 广东省人口计生委主任张肖敏 江苏省人口计生委主任李淑华 青岛市人口计生委主任李金萍 沈阳市大东区永丰社区计生协副会长科学技术奖：乌毓明 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庄留琪 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主任医师李建民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曾 毅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第七届（2011年） 特别荣誉奖： 何鲁丽陈慕华工作奖： 王桂珍 湖北省安陆市雷公镇王畈村计生协秘书长古丽巴哈尔·亚森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墨玉县政协副主席兼县人口计生委主任刘 艺 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来凤乡计划生育服务站站长孙彦荣 河北省清河县计划生育服务站站长孟宪臣 原河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雷于蓝 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科学技术奖： 王胜今 吉林大学常务副书记兼副校长吴明辉 北京妇产医院主任医师，已退休段恩奎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蔡 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国际合作荣誉奖： 希瑞·泰丽雅 原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特别贡献奖： 刘 亭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委，联亚集团董事长,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董事长单大伟 优博集团董事长、中国房地产报社总经理

中国人口学会成立于1981年，属国家级学术团体，主管单位国家计生委。学会实行个人会员制，联系着国内人口专家和从事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和相关专业有一定研究能力的实际工作者。中国人口学会党政干部教育分会、中国人口学会生殖保健分会和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分设十二个专业委员会，分别是：人口学科建设与期刊专业委员会、人口与可持续发展专业委员会、人口政策与法规专业委员会、人口老龄化专业委员会、人口经济专业委员会、人口与社会专业委员会、人口迁移与城市化专业委员会、人口信息与统计分析专业委员会、人口健康专业委员会、民族人口专业委员会、生育文化专业委员会、人口国际比较专业委员会。学会由来自全国3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推荐的140名理事组成第六届理事会，经选举产生23名常务理事。会长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彭佩云担任，田雪原、王国强担任常务副会长。学会及其所属各专业委员会致力于人口科学发展，通过社会调查、学术研讨、咨询培训、论著出版、优秀成果评奖等活动，组织、协调和推动人口研究机构之间、人口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学术交流，取得了显著成绩。80年代以来召开全国性人口科学讨论会8次，专业委员会的专题讨论会100余次，重要论文收集在相应的《文集》中。组织全国人口科学优秀成果奖评选活动三次，获奖成果达1000多项：其中重要成果获国家计生委认可，由国家计生委与学会联合颁奖。

对于结扎，其实各地县级及以上的政府是没有这样的补助文件的，要补助，也只是乡镇或街道为了搞好基层工作才出台什么补助文件。 希望我的回答对你有所帮助。

二孩政策二孩政策，是中国实行的一种计划生育政策，规定符合条件的夫妇允许生育“二胎”。因为是二孩政策，故第一胎为多孩时，不可生第二胎。2011年11月，中国各地全面实施双独二孩政策；[1]2013年12月，中国实施单独二孩政策；2015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指出：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实施全面二孩政策。[2]中文名二孩政策外文名Two-child policy政策类型计划生育内容夫妇被允许生育两个孩子相关课程二胎时代，到底要不要生二胎？去学习快速导航出台过程政策沿革法律政策各方观点政策影响政策背景在经历了迅速从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转变之后，我国人口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增长过快，而是人口红利消失、临近超低生育率水平、人口老龄化、出生性别比失调等问题。国内20多位顶尖人口学者历经两年的研究指出，我国的人口政策亟待转向，尤其是生育政策应该调整。[3]二胎政策之前，以独生子女政策为核心内容的我国计划生育政策，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严格推行。其间略有微调，如放开“双独二胎”(夫妻双方为独生子女，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及部分省份农村地区实施的“一孩半”政策(第一个孩子为女孩，可生育第二个孩子)等。原国家人口计生委的统计资料表明，2011年之前，独生子女政策覆盖率大概占到全国内地总人口的35.4%；“一孩半” 政策覆盖53.6%的人口；“二孩政策”覆盖9.7%的人口(部分少数民族夫妇；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也可生育两个孩子)；三孩及以上的政策覆盖了1.3%的人口(主要是西藏、新疆少数民族游牧民)。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2013年)（二）组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为更好地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加强医疗卫生工作，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优化配置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资源，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和人民健康水平，将卫生部的职责、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职责整合，组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要职责是，统筹规划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资源配置，组织制定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拟订计划生育政策，监督管理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负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等。将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研究拟订人口发展战略、规划及人口政策职责划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台过程计划生育作为一项政策，从初始实行时就知道是有代价的。但从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计划生育公开信》开始，该政策已执行35年。其间，人口专家曾于2004年、2009年先后集体谏言，建议中央及早取消独生子女政策，但并未被采纳。2001年，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宝昌与复旦大学教授王丰牵头组建了“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14年来，他们多次提出调整中国生育政策、放开二胎生育的建议。2007年，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在原国家计生委支持下启动了，“最开始是调查了解中国育龄女性的生育水平、生育意愿等等，做了很多方案和测算”。2009年末，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社科院人口研究所原所长田雪原分别在《经济参考报》和《人民日报》上撰文，呼吁调整人口政策。2010年，中国社科院重大课题——“中国生育政策调查定量研究”启动。2010年1月6日，国家人口计生委下发的《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思路(征求意见稿)》提到要“稳妥开展实行‘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政策试点工作。”2012年7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葛延风、喻东、张冰子三位专家在《中国经济时报》发表文章《完善社会政策需要着重解决的关键体制机制问题》，提出尽快调整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30多年来，针对过大的人口压力，中国实施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率快速下降。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的生育水平远低于1．8的官方公布水平。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按户籍人口计算则出现了低于1的超低水平。2014年“单独二孩”公布实施后不久，国家卫计委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和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各自带领团队继续研究“二孩”。研究课题组需要弄清关于全面放开二孩的诸多问题，包括“单独二孩”成为生育政策后，以及实行“全面二孩”政策后，中国会增加多少人口。2015年10月26日至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全会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中国从1980年开始，推行了35年的城镇人口独生子女政策真正宣告终结。2015年12月21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初次审议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草案提出，本修正案自2016年1月1日起施行，这意味着，独生子女政策将在下周五正式宣告终结，强制避孕节育也将成为历史。

现在是男孩多女孩少啊，由于我国有些人重男轻女的观念严重，使得通过B超等手段选择生育男孩，而将女孩引产抛弃，所以现在中国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调。 2007年7月15号，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透露，目前全国男女出生性别比为116.9:100，而有的省份竟达到135:100，形势不容乐观。男女性别出生比例失衡的问题，一经披露，立即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 由此不少媒体称，中国男女比例出现严重失衡，到2020年，中国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3000万到4000万，这意味着平均五个男性中将有一个找不到配偶，将有数千万的男子将无妻可娶，成为传统意义上的“光棍”。而且这一现象从明年开始将逐渐显现出来。 男女比例为何失调？ · 原因颇多而复杂 影响出生婴儿性别比失衡的因素是众多而复杂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社会管理因素主要是指出生婴儿的漏报、瞒报 漏报是由于计划生育及有关部门在管理上由于人力、经费不足或管理方法不善引起的。被漏报的既有男婴，也有女婴。但瞒报则是由于生育政策作用于妇女、家庭生育意愿引起的，瞒报主要是女婴。 · 出现选择胎儿性别问题的症结还在于群众的观念 中国传统生育文化具有浓厚的重男轻女、男尊女卑色彩。专门从事男女性别比研究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郭志刚教授说，在计生工作上，人的观念是决定因素。除了科技发展之外，中国还有几千年流传下来的各种生育手段和经验。只要育龄夫妇有生男孩的这种心理需要，那么他们就总能找到实现它的手段。“这是一场与传统落后思想的斗争，仅有法规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还在于人们思想的转变，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 · 农村以男性劳动力为主，男女比例严重失调 在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往往得不到保障，这也是人们希望要男孩的原因之一。中国政府已经在土地法中规定男女享有平等的土地权益，但是由于缺乏具体的细则和有效的保障措施，再加上女性出嫁后要到男方生活的传统，很多农村妇女无法分得本来就不多的土地。这样，没有男孩的家庭就面临著生产资料缺乏的问题。另外，在当前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的情况下，独女户父母面临著老年赡养的难题。 · 男女社会地位不平等 经济生活方面，妇女的资源获取机会仍普遍不利、收入水平仍普遍偏低、权益保障仍普遍显弱；政治生活方面，妇女在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中、尤其是在领导权、决策权的参与度、参与层次、参与比例、参与渠道上受制仍较大。而经济、政治生活中的弱势又自然会延伸至妇女在现实的家庭、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 人口专家发出警告 　　 广东省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所长郑梓桢研究员担心，出生性别比的异常升高若持续下去，将对人口结构产生重大负面影响，对未来社会的良性稳定运行、社会伦理道德体系也会造成一定冲击。同时男女失调也将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婚配失当、人口拐卖、性行为错乱等，影响社会尤其是婚姻的稳定。 中国社科院学术委员、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田雪原： 一、婚姻性别挤压问题。如果畸高的出生性别比不能得到有效遏制，男性过剩的婚姻挤压会越来越严重。 二、对家庭和社会的冲击问题。如果出生性别比升高得不到纠正，便会更多滋生这些不道德和丑恶社会现象，家庭和社会不稳定风险系数增大。 三、就业性别挤压问题。人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婴儿出生性别比升高并带动劳动年龄人口性别比升高，对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将产生某些影响。男性劳动就业将变得更为困难，未来一二十年男性劳动力过剩和“就业性别挤压”将比较严重。 四、养老保障结构问题。从我国人口老龄化特点和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时间差”实际出发，只能走社会养老、家庭养老和老年劳动者自我养老“三养”相结合的路子。鉴于目前出生性别比偏高实际，40年以后过低的老年性别比将会升高，孤寡女性老年将会减少，家庭养老在上述“三养”中的地位将得到加强，居家养老方式会有所增加。

再从令一个角度看一下这个问题人类对人口容量的关注与研究已有近400年的历史（Cohen 1995）。对人口容量的研究实际上是对人口与经济、资源、环境关系的研究。这种研究自本世纪中叶以来，随着人口、资源、环境关系的日益紧张，而受到普遍的重视和青睐。世界各国的专家、学者及有关机构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研究世界及各地区各国所能承载的人口数量，以寻求缓解人地紧张关系的途径。中国对人口容量的系统研究开始于80年代，但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人口问题论争和50年代的人口问题大讨论中就已经出现（朱国宏1996）。80年代以来的研究在理论、方法与实践上取得了一系列进展。进入90年代，有关人口容量的研究更加深入和细致，研究的区域也更加广泛。 人口容量或人口承载力问题是在对人口发展变化规律性的探索中十分敏感又十分重要的问题，对它的认识将影响到对人口态势的认识、对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对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的确定、对人口与环境、资源协调发展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认识和努力（顾宝昌1998；Cohen 1998）。站在世纪之末，回顾与总结中国人口容量和适度人口问题研究的成果，不仅将使我们对人口容量研究的现状有一个较明确的认识，有助于对此问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而且对增强我们对人口发展变化规律性的认识和促进可持续发展在中国的实践，都会有所帮助。本文将从人口容量研究的意义、人口容量的概念、特点及其与相关概念的关系、人口容量研究的方法以及对中国人口容量的估算等几个方面来总结已有的研究成果。在本文的最后，简要介绍了国际上有关地球人口承载力研究的主要观点和结论。 一、人口容量研究的意义 美国人口学家科恩（Cohen ，1995）在他的著作《地球能养活多少人》中注意到，在地球承载力的研究中，生态学、经济学、地理学、土壤学和农学等领域的学者们以及学术政治家们都作出了努力和贡献，而非常奇怪的是，人口学家们却一直保持着沉默。一位著名的人口学家曾对他说，人口学家们之所以回避这一问题，是因为它所包含的相互关系太复杂，至今在这一问题中所使用的标准都很主观，过去的种种努力都显得很愚蠢。另一位人口学家则认为，人口承载力的问题至今还无法回答，但随着自然和社会科学的进步，最终会得到回答。而科恩自己认为答案现在不会有，以后也永远不会有，而对人类承载力的估计的真正的价值在于其在启发认识和指导行动中所起的作用。 科恩的这段话表明，对地球人口容量或人类承载力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在不同学者之间存在着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类似的情况也存在于中国学者的研究中。中国大多数学者对人口容量的客观存在性和研究意义都持肯定态度。但也存在一些相反观点。“由于地理环境人口容量参数的不定性，使得一些专家和学者不得不承认，合理环境人口容量只不过是个类似‘虚数"的使用方便的概念”（孙峰华1991）。“有些青年学者认为，人口容量是一个人为生造的不科学术语，研究人口容量意义不大，在某种程度上讲人口容量是不存在的”（张得志1994）。 持这类观点的主要论据是：（1）国内关于人口容量的概念和研究目标都是一个最大值，而事实上，人口规模也有一个最小阀值问题。一个概念不能涵括事物的两个方面，这是不科学的体现。（2）人口容量研究的模糊性给它的研究价值蒙上阴影。人口容量比生物学意义上的动物环境容量要复杂得多。究其原因：首先，人口容量的制约因素很多，而有些社会经济因素是不可测定和预知的。其次，现实人口变化往往具有很大的滞后性、曲折性和隐蔽性。再次，人类自身对环境容量的影响远远超出一般动物种群。人类不仅可以维持超越自然生态系统的高人口容量，又有能力在极短的时间内毁灭人类自身和地球，因而使得人口容量的研究价值大打折扣，在某种程度上讲是没有实际意义的。（3）人口容量的研究结果只是一个阀门值，与现实人口规模有相当距离，人口规模不应该也不可能达到生物学意义上的环境容量极限。对于人类社会来说，社会经济因素已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区域自然环境条件，而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是难以长期预测的，这是人口容量研究者难以胜任的。（4）对当前人口容量的研究方法的科学性表示怀疑。 与此相反，多数学者认为人口容量是客观存在的，大有研究之必要。其主要论点是：（1）人类生存环境是有限的，地球所能提供的资源也是有限的；有限的空间、资源、环境条件对于所能容纳的包括人类在内的任何生物种群的数量、规模都有一定的客观规定性；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角度看，环境人口容量及其对人口增长和数量规模的限制作用都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朱宝树1989）。（2）正是由于人口容量研究具有一定的难度，人口容量与现实人口规模之间有一定差距，研究方法也还有待改进，才值得我们去研究。（3）人口容量的研究并不只是一个最大人口规模数值问题，人口容量的研究内容是非常广泛的；在研究人口容量的过程中可以全面系统地分析该区域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特征及其协调发展关系，为区域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居民安居乐业提供科学依据。对人口容量的理解不能过于片面和狭窄（张得志1994）。（4）对人口容量的研究有助于加深人们对控制人口必要性的认识，有助于正确理解人口与各环境因子的关系和识别危机区域（潘纪一1988）。（5）研究人口容量可以了解各地区人口压力的真实情况，揭示人口分布现状的本质，为地区人口迁移、人口再分布政策和人口与经济发展规划提供科学依据（伍理1991）。二、人口容量的定义 关于人口容量的思想实际上是古已有之。中国历代的思想家、政治家有关保持人口与土地的平衡，使有限的土地负担一个大小适当的人口的思想，就是人口容量问题的一些最初考虑（邬沧萍，詹长智1987）。但人口容量作为一个科学概念的提出，只是也只能是最近几十年的事。50年代以来，世界人口出现了一种飞速增长的前所未有的格局，导致一系列生态和社会经济问题，像粮食短缺、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经济衰退等威胁着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自70年代以来，围绕人口容量的研究不断出现。从国外到国内，人口学家、环境学家、地理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与重视。 但是，一个首要的问题是对人口容量或人口承载力的定义。迄今为止，国际组织和学术界所下的定义多达26种（Cohen 1998）。大多数的定义在一些基本点上有共识，例如，这一概念是指在一定时期在某种可能的或期望的生活方式下所能养活的人口数；也认为必须扩展到考虑技术的作用；还认为在自然条件给生存带来问题之前，不同文化和个人不同的生活标准（包括环境质量标准）就可能对人口规模设置了极限。然而在其他方面，不同的定义差别很大甚至相互冲突。有些定义根本否认任何承载力的存在，认为人类的创造力将超越任何自然的障碍；另一些定义承认极限值是存在的，但认为这些极限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现在和未来的选择。 在中国人口容量的研究中，对人口容量概念的使用也不尽统一。有的沿用国际组织的定义，有的对这些定义加以改造。有的定义表述得较为复杂，而有的则表述得很简单。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定义存在于国内的文献中。 国际人口生态学界的定义：世界对于人类的容纳量是指在不损害生物圈或不耗尽可合理利用的不可更新资源的条件下，世界资源在长期稳定状态基础上能供养的人口大小。这种定义主要把资源作为人口容量的决定因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一国或一地区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利用该地的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及智力、技术等条件，在保证符合社会文化准则的物质生活水平条件下，所能持续供养的人口数量。该定义在强调自然资源的同时，也考虑到技术条件，比上面的定义更全面具体一些。 朱宝树（1989）在其主编的《人口生态学》一书中所给的定义为：所谓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的环境人口容量，就是指该地区的资源环境条件在能够充分合理利用和保持生态平衡的情况下，所能持续供养的相应于一定生活水平的最高人口数。该书对人口容量涵义进一步概括为：（1）资源环境条件的充分合理利用，是指相应于一定时期的生产力水平而言所能达到的开发利用程度。“充分”是指生产力发展水平所能允许的最大限度利用：“合理”则是强调不损害生态环境的平衡机制，保证资源的永续利用。（2）资源、环境的充分和合理利用确定所能供养人口的最高数及其持续性的前提。（3）环境人口容量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生活标准之上。 潘纪一（1998）在其《人口生态学》一书中对人口容量所下的定义为：在给定的环境条件下，全球或一个地区生态系统所能维持的最高人口数。作者进一步把人口容量划分为几种类型：（1）生物生理性的人口容量，即把人均消费水平压缩到最低水平，也就是只能满足人们生理必需的水平，所估算的最大抚养人口数。（2）基于现实条件的人口容量，根据现有的消费水平，参照可以预见的生活水平、生产力水平、资源储量各消费量的变动情况，以估算未来某一时点所能容纳的最大人口规模。（3）适度的人口容量是适度人口思想在人口容量研究上的反映，由于可以从多种角度考虑所谓适度人口，从而也就有着各种不同意义上的适度人口容量。 张志良（1993）在《人口承载力与人口迁移》一书中，给出的人口容量定义为：在某区域的某一预见时段，以不损害区域环境质量和破坏资源的永续利用为前提，在保证符合其社会文化准则的物质生活水平条件下和正常的经济发展速度下，地区的消费资料所能持续供养的总人口和生产资料所能容纳及满足个人福利的全体人口正常发展目标下的人口数量。 王道隆、吴定光（1988）提出可容人口量的概念，认为可容人口量是指环境、自然资源允许承受人口的最大限度。这一概念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强调了人口容量是以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平衡与稳定，保证自然资源特别是非再生性资源的永续利用为前提。他们进一步将可容人口量分为三类：可容人口极限，即环境和自然资源对人口的平均负荷力降低到人类必要生存条件最低水准的人口容量；可容人口饱和值，即环境和自然资源对人口的平均负荷力与其必要生存条件基本相适应的人口容量；以及可容人口适度值，即环境和自然资源对人口的平均负荷力与人类最佳生存条件一致的适度人口量。他们认为，只有第三种人口容量类型是最理想的人口容量模式，是人类应该追求并努力付诸实践的目标。 王学军（1992）认为，地理环境人口承载潜力是指在一定时间、一定空间内，由地理环境各组成要素（其中包括土地资源），人类本身的数量、素质、分布、活动以及区际间的人员、物质、能量、信息交流所决定的，保持一定生活水准，并不使环境质量发生不可逆恶化的前提下，生产的物质及其他环境要素的状况所还能容纳的最高人口限度。他将地理环境人口承载潜力的基本思想总结为时间限定性、空间限定性、区域开放性、人类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综合性以及不易定量性。 曲格平、李金昌（1992）在《中国人口与环境》一书中写到：人口容量又称人口承载量，一般理解为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下或一定地区的资源所能养活的最大人口数，所以有时又称之为人口最大抚养能力或最大负荷能力。另外一种理解是，把人口容量看成一定自然资源条件下的最理想人口数量或适度人口数量。他们认为，一定生态环境或一定地区的资源所能养活的最大人口数，是人口容量的极限状态，这个极限状态受到多种条件的制约，所以在正常情况下是难以实现的。因此，应把适度人口数量作为人口容量的基本内涵。 毛志锋、任世清（1995）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人口容量的定义适应了当代和未来社会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对能源这一重要资源的利用需求，以及人口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对人口容量的影响，但忽略了生态平衡与资源环境利用保护准则下对人口容量的制约。尽管强调了人口容量的时空界定，但忽视了社会经济系统或人类生态系统开发条件下的资源超越辖域空间的流动。对国内有的学者着重于土地平面垦殖方面人口承载力的探讨，他们认为所确定的不同时空的人口容量不仅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更重要的是淡漠了对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之间相互促进的探讨。有鉴于此，他们从生态角度提出了以下定义：人口容量是指在一定时期内，能够保障生态环境物质能量循环相对均衡和不断满足人口生活消费水平提高条件下，地球或某一开放疆域的自然资源在长期稳定合理开发利用基础上所能抚养的人口数量。 综上所述，所谓人口容量就是某一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所能供养的人口数量。由于考虑的范围、时期、条件和目标不同，人口容量也就具有了不同的涵义，所以在对人口容量进行研究时关键是要明确人口容量的具体规定性。在不同的假定条件下，人口容量的值就会有很大差别。影响人口容量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地域的开放程度。一个封闭系统和开放系统的人口容量是有很大区别的。在一个开放系统中，资源的互补可以大大提高一个地区的人口容量。而一个封闭系统中，由于某一种资源的匮乏会使得其人口容量大为降低。（2）时间规定性。一个地区短期内的人口容量会高于保证其长期发展的人口容量，但短期内对资源环境的过度开发和利用，会造成未来人口容量的降低。因此，人口容量应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上，不能只考虑短期效应。（3）生产力水平的高低。不同的生产力水平下，对资源的利用程度和产出水平会有很大差别，因此，人口容量会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在确定未来人口容量时必须考虑到技术进步的作用。（4）生活水平的高低。在同样的产出水平下，不同的生活水平需求会有完全不同的人口容量。很显然，人口容量会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而降低。（5）分配方式与社会制度。不同的分配方式将导致人口容量的差别，一个平均分配资源和财富的社会的人口容量无疑大于一个贫富差距很大的社会。（6）不同目标下的人口容量。如果仅仅考虑维持人们的最基本生活需要，那么得出的就是一个地区所能抚养的最大人口数量。如果要达到一个理想的或最优的目标，则实际上得出的是适度人口数量。（7）承载人口的基础。人口容量既可以从单一的因素分别考察，如土地资源、淡水资源、矿产资源等，也可以从自然环境系统综合考虑；既可以只考虑自然系统，也可以加进社会经济系统，因而有土地人口承载力、矿产资源承载力、环境人口容量等一系列人口容量的研究。考虑因素不同，研究结果自然大相径庭。只要自己持之有据，也就不乏其意义。 最近，有的学者（童玉芬1998）从可持续发展角度进行了最优人口探讨的尝试。她提出，区域可持续发展最优人口是指最有利于区域达到可持续发展目标要求的人口条件（包括人口数量、人口增长率、人口结构、人口质量、人口分布等条件）。可持续发展最优人口是适度人口的扩展，但是在可持续发展的新观念下，人口的适度就不能纯粹是为了经济的增长，而是为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衡量人口的适度与否，应该从是否最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衡量。三、人口容量的特点 人口容量与一般动物的环境容量在某些方面具有相类似的特征，如生态系统的初级生产能力是决定环境容量的基础；由于环境条件和种群规模及适应性的变化，环境容量具有强烈的变动性等。随着人类生态系统的产生和发展，人口与环境的的相互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口容量呈现出不同于一般动物环境容量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朱宝树1989）： 1.人类在人口容量上的主观能动性。一般动物种群只能被动地受制于既定的环境容量。一般说来，在自然环境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只有当某一动物种群的适应能力提高的时候，该种群的环境容量才会扩展，当种群规模过度增长时，环境容量会发生缩减。一般动物种群对环境容量的影响是很有限的，而且是生物学属性的反映。而人类对环境容量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其生物学属性所及的范围。人类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极大地增强了适应周围环境的能力，其人口容量已经大大高于自然生态系统所能维持的人口容量。同时人类的活动也可以导致人口容量的人为缩减。 2.人口容量与现实人口规模之间关系的不稳定性。在自然生态系统中，除非发生大的环境变化或外来干扰，多数动物种群在一定环境中的数量规模一般都已趋向于与环境容量保持基本平衡的状态。人类种群虽然已经增长了几百万年，但无论是种群规模本身，还是地球环境的人口容量，都尚未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 3.人口容量对现实人口制约作用的不确定性。一般动物的环境容量只是指生物学上的最高数量，可以根据动物的生物生理需要及环境可以满足的程度而加以确定，即环境容量对动物种群规模的制约作用比较直接和明显。而人口容量的确定要比一般动物错综复杂的多。一方面，人口容量的制约因素增多，不能只从环境和人口两个侧面来考察；另一方面，人口容量不是直接对人口规模发生制约作用，环境人口容量制约下的现实人口变化往往具有很大的滞后性、曲折性和隐蔽性；另外，人口容量制约下的人口变化也并不单纯表现为人口数目的增减变化，人口的增减也不仅仅取决于环境容量的制约。四、人口容量、人口承载力与适度人口的关系 1.人口容量与人口承载力。在人口容量与人口承载力的关系问题上存在两种观点（伍理1991）。一观点种认为，人口容量和人口承载力是同一个概念，两者之间没有根本区别。另一种观点倾向于把两者加以区分。认为承载力指的是一定的净生产力和消费结构下给定土地可能支持的最大人口数，相当于草场的载畜量，而人口容量是指承载力与社会经济因素相结合的产物。 土地人口承载力不能和土地人口容量相提并论（刘卫东1992）。土地人口承载力是指在未来不同的时间尺度上，以预期的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及与此相适应的物质生活水平为依据，一个区域利用其自身的土地资源所能持续稳定供养的人口数量。土地人口容量则是在一定面积土地上容纳的人口数量。土地人口承载力相对稳定，它受土地生产能力与人的生活水平所制约，受人的行为影响小，比较客观。土地人口容量则受人口政策、人的生育行为和人口迁移等因素的影响较大，主观性强，它可以大于或小于土地的人口承载力。就一个封闭的区域系统来说，土地合理人口容量应小于土地人口承载力，以保证扩大再生产的进行。对于开放的区域系统，经济贸易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土地合理人口容量可以小于或超过土地人口承载力。 更有作者（刘斌，艾南山1993）从协调论的角度对土地承载力与人口容量进行考察，并运用系统论的一般方法对其进行系统分析，认为土地承载力与人口容量所处系统不同、所处系统的层次不同。所处系统的性质与特点不同，它们是两个既有本质区别，又有内在联系的概念。 《人口承载力与人口迁移》一书认为，人口容量、资源承载力、土地承载力是既相互区别又相互统一的概念。该书认为，资源承载力就是环境人口容量。土地承载力是资源承载力的特例，它与资源承载力的区别在于抽取了自然资源中的土地资源作为研究重点。土地承载力的核心是指在自然、社会、经济因素的制约下，一定地区产出的食物能养活多少人口。在人口容量与人口承载力的关系上，该书作者认为人口容量有特定的涵义，而人口承载力则是泛指的名称，凡是人口为主体，资源、环境、经济为客体的，并能承载人口数量的，如人口容量、环境人口容量、经济适度人口、资源承载力、土地承载力等都统称为人口承载力。 笔者认为，人口容量与人口承载力并无本质区别，它们都是从英文“Carrying Capacity”一词而来。人类环境并不存在纯粹的自然环境，而是与社会环境交织在一起，即使从概念上硬行把两者区分开来，在实际操作中也很难界定，只能造成人为的混乱。因此，笔者倾向于对二者不作区分。 2.人口容量与适度人口。按一般理解，人口容量是指一个地区的资源、环境所能承载的最大人口数量，即偏向于最高人口的涵义。而适度人口则是指一定目标下的最适宜人口，即最优人口。但确定人口容量时，如果把消费水平定在一个期望的数值上，则此时的人口容量也就等同于适度人口。因此，人口容量与适度人口在概念上是有区别的，但在一定条件下，两者也可以互相转换，适度人口也可以说是某一定意义上的人口容量。五、人口容量的研究方法与步骤 根据不同的定义和研究目的，人口容量的研究方法也不尽相同。目前，国内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张志良1993；董玉祥1988）： 1.单因子分析法。此种方法一般把人口容量理解为最大负载能力，从而根据农业生产所提供的粮食或某种资源的食物生产能力进行环境人口容量的估算，尤以依据粮食生产进行估算的方法应用最为广泛。此方法考虑的因子较少，操作简单，在人口容量估算时应用较多。但此法没有考虑到人口对农业生产或资源利用的反馈以及农业的投入与整个经济相关部门间的反馈作用，因而是一种非常粗略的估计方法。 2.土地资源分析法。这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在1979年召开的《未来人口的土地资源》专家咨询会议上提出的研究方法。它以土壤评价为基础，依据资源、生态特点划分出不同的农业生态区，并给出各类农业生态区的三种农业产出水平（低、中、高），根据各种作物的不同要求求出各种作物的产量并换算成蛋白质及热量，然后再与每人每年需要的蛋白质与热量进行对比，即得出环境人口容量。对草地畜牧业也以同样方法换算。 3.资源综合平衡法。1973年由澳大利亚的研究者提出并得到广泛应用。这种方法综合考虑土地、水、气候资源等因素，避免了单因子分析法的某些不足。通过分析各种环境资源对人口发展的限制，利用多目标决策分析，进行综合研究，从生态系统角度全面进行估算，从而得出比较精确的结论。 4.投入产出法。这种方法以投入产出技术为手段，根据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水、肥等实际投入状况及其发展趋势，推测土地的现状及未来生产潜力，从而计算土地承载力。这种方法考虑了实际生产情况，因而更接近实际，对预测一定时间尺度的土地生产能力表现出一定的可信度。 5.系统动力学方法。这一方法最先由罗马俱乐部创立，并在《增长的极限》一书中用于研究人类的未来。1984年苏格兰的资源利用研究所首次将其应用到环境人口容量的研究中。它基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环境人口容量的定义，综合考虑人口、资源、环境、社会经济发展之间众多因子的相互关系，建立系统动力学模型，通过模拟不同发展战略，得出人口增长、资源承载力与经济发展相互间的动态变化及其发展目标。此法能把包括社会经济、资源和环境在内的大量复杂因子作为一个整体，对一个区域的人口容量进行动态的定量计算，这是其他方法所不及的。而且这种方法能模拟各种决策方案的长期效果，并对多种方案进行比较分析而得到满意的方案，与优化有同等的效用，是目前为止区域人口容量研究较先进的方法（董玉祥1988）。 在确定人口容量的研究目标和方法后，一般按以下步骤研究人口容量：（1）首先确定估算人口容量的地域范围和时间界限；（2）列出该地域内的自然、社会生态系统中制约人口容量的各因子，并确定主导的制约因子；（3）研究一定时间上的这些主导限制因子的改变程度；（4）研究一定时间上的区际联系的性质和规模；（5）充分考虑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消费层次的人群的消费习惯和消费量；（6）在分析各个单要素的基础上，进行调整和综合，作出定量的估算（伍理1991）。 对中国未来适度人口数量的估算研究（田雪原，陈玉光1981；宋健等1981；胡保生等1981；桂世勋1986；孙峰华1991；毛志锋1995），学者们以不同的环境要素为依据，采用了以下一些方法： 1.从制约劳动者就业数量的最基本的物质要素出发，预测生产性固定资产和劳动者技术装备程度在若干年后的变化发展状况，计算当时能较好地保证劳动者合理就业和劳动生产率迅速增长的适度人口数量； 2.从制约人口生存的最基本的资源要素出发，预测这些重要资源在若干年后的发展变化状况，建立在指定饮食水平上的理想人口数量以及相应食品构成的8个平衡方程，将这些方程联立起来，组成一个变系数非线性不定方程组。这8个平衡方程的物理意义分别为：描述供求植物蛋白平衡方程；描述供求动物蛋白平衡方程；描述供求脂肪平衡方程；描述供求糖类平衡方程；描述供求水产平衡方程；描述供求奶类平衡方程；描述供求牛羊肉平衡方程；描述可用来生产食品的土地与保障总人口食物需求所必需的土地平衡方程。 3.从制约和影响人口规模的各种有关因素出发，采用多目标决策技术和分解综合的办法，分别研究每一个因素的局部影响，从而估算未来的最优人口规模。鉴于每个因素都存在着一个在多大程度上可能实现而又令人满意的问题，该方法引进了“可能（满意度”指标。考察每一类因素的“可能（满意度”，在几种不同的假设条件下，计算多种方案的“可能（满意度”的数值，提出若干年后合理的人口规模。 4.从制约和影响人口规模的各种有关因素出发，预测这些因素在未来的发展变化状况，根据本国的情况，参照其他国家各种因素对理想人口的承载量，确定各种因素负担的理想人口数量。然后将各因素承载的理想人口数量计算算术平均值，作为最终估计值。 5.在对人口、社会、经济、资源和环境的拓扑关联的分析基

百度一下：福田区计生局依法行政工作先进事迹材料近几年来，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福田区计生局团结带领计生系统干部认真贯彻实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和市委《关于加强依法治市工作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城市的决定》，立足于依法治市的基本要求，立足于贯彻执行计生“一法四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法》、《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和《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紧紧围绕计生中心工作和任务，努力营造良好的计生法制宣传教育氛围，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使福田区计生工作连续五年获得省政府表彰，被中宣部和国家计生委授予“全国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先进区”，被深圳市委、市政府授予“深圳市计划生育模范区”，并记集体三等功一次。该局被省授予“全省‘三五"普法先进单位”，四年评为“福田区机关文明单位”，被福田区委、区政府记集体三等功二次。其主要事迹是：　　一、大力普法，创造了良好的计划生育依法行政氛围。　　该局抓住计生“一法四规”相继出台的时机，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各种普法活动，不断提高计生干部队伍的法律素质，及广大群众的计生法律意识，努力营造了一个良好的计生依法行政工作氛围。一是主要局领导带头学习计生“一法四规”及有关法律法规，先后撰写了《浅谈计划生育依法行政》、《贯彻〈计生法〉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依法行政与以德治国》等多篇学习心得文章，带动了全局工作人员学习法律法规风气的形成。二是积极组织各种培训，提高计生干部法律水平。每年根据各个阶段的工作中心，举办有关政策法规培训，为基层计生干部授课，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化难为易，使计生干部易于接受和掌握。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积极创造条件组织基层计生干部参加国家、省、市计生法规培训，分批派出业务骨干赴南京人口干部管理学院学习，并邀请国家人口学专家田雪原教授为全区计生干部作计生法律法规专场辅导讲座，增强计生干部法律知识。三是组织各种知识竞赛和演讲比赛，调动广大计生干部学法积极性。去年，该局积极争取区委宣传部、区普法办支持和配合，组织开展了全区宣传《计生法》和省《条例》知识竞赛，及“争做新时期最可爱的人”演讲比赛，掀起了全区学习宣传计生法律法规的热潮，并选拔代表队参加全市有关比赛，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四是精心策划“计生法规进万家”活动。每逢元旦、春节期间，积极协调辖区企事单位组织30多辆计生彩车巡游，发动成千上万干部群众走上街头宣传计生法规，声势浩大。同时，结合计生送戏进社区活动，把计生法律法规知识融入其中，寓教于乐，深受社区居民和广大外来工的欢迎。5年来，共组织有关演出92场，受教育人群达200多万人次。五是积极指导区、街道两级婚育学校开展宣传教育活动，把计划生育法律知识作授课的主要内容，使广大群众都能及时了解和掌握有关法律法规，适应计划生育依法管理的需要。六是负责建立了福田人口信息网站，开辟了宣传网页，把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婚育保健知识上网宣传，设立网上咨询和投诉服务，经常在上网为群众解疑释惑，开辟了计生法律宣传教育的新境界。此外，认真抓好计生宣传品进社区、入家庭工作，宣传品入户率达98%以上，群众对计生法律知识的知晓率达98.5%。　　二、建立健全工作机制，推动计生工作进入依法管理的快车道。　　近几年来，针对计生队伍行政执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该局多次组织人员深入基层调研，探索改进计生依法行政工作的方式和方法。该局明确提出要从抓制度建设入手，提高计生依法行政水平，推进计生工作健康发展。一是及时成立了区计生局依法行政领导小组，一把手亲自挂帅，负责制定和完善了《福田区计生局计生行政执法责任制》、《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制》、《评议考核制度》、《反腐保廉工作制度》等9个规章制度，以制度促管理。二是率先实行计生工作人员持证上岗制度，统一规范全区计生行政执法文书。2001年，在全区推行基层计生专干持证上岗，抓好有关培训、考试工作，使全区基层计生干部持证上岗率达到98%，对个别不合格的人员责成街道予以辞退，提高计生队伍素质。同时，对全区计生行政执法文书和一些过时的规范性文件进行了全面清理，统一规范了《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计划生育行政处罚决定书》等8种文书格式，并严格了计生行政执法程序。三是积极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重大案件和疑难审批事项集体讨论决定制度等。建立了区计生局电子触摸屏，指导街道计生部门办好计生“三栏”（宣传栏、政务公开栏、读报栏），主动向社会公开执法机构、执法权限、执法程序、办事时效，并实行公开办案，严禁“暗箱操作”，防止和杜绝计生行政执法中消极腐败问题的发生，保证了计生依法管理和行政执法的时效性、公正性。几年来，在全区二孩生育审批过程中，该局坚持原则，秉公办事，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说情风，没有出现任何违规行为，二孩生育审批合格率达100%。四是负责建立健全了检查监督机制，自觉接受党委监督、人大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去年，该局对区人大转来的《人大代表关于改进社区居委会计生管理工作意见》的提案非常重视，局主要领导亲自下基层了解情况，虚心听取人大代表和群众的意见和建议，认真整改并向区人大详细汇报整改情况。五是积极指导和帮助基层制订计划生育居民自治章程，把计划生育与股份合作公司分红挂钩，促进计划生育居民自治工作向前推进，不断了提高了社区居民在计划生育方面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能力。目前，在陈明达同志的积极努力下，福田区计生系统计生行政执法制度健全，基本做到了执法权限法定化、执法责任明晰化、执法程序公开化、执法监督完善化，依法行政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三、采取得力措施，确保计生依法行政落到实处。　　该局主动争取区委、区政府领导重视和支持，在全区开展创建计生优质服务先进区活动，对照“六好”（领导重视好、政策导向好、依法行政好、服务质量好、**管理好、队伍作风好）工作目标，重点把依法行政工作抓落实，带动各项工作顺利开展。一是紧跟深圳市计生综合改革步伐，大胆改革行政审批和许可制度，简化办事程序，取消一孩生育审批，改按计划生育为按政策生育；将二孩生育审批权下放到街道，并简化手续，方便群众。二是积极组织开展计生保证金和押金的清退工作，经常下基层检查指导社会抚养费征、管、用情况，明查暗访，及时纠正个别街道计生行政执法上的偏差。2002年，全区计生保证金和押金清退率达100%，当年社会抚养费征收率达85%以上。三是认真抓好计生信访工作，认真处理群众投诉案件。如群众投诉福田区某机关干部超生一案，该局主要领导亲自抓，多次组织召开会议研究。由于该当事人是一名公务人员，根基较深，说情的人多，且情况复杂，调查取证困难。于是，该局主要领导不辞辛劳带领调查小组前往几百公里之外的原籍地调查取证，排除各种干扰，很快把案情弄得水落石出，及时形成汇报材料上报区纪委对该当事人作出严肃处理，维护计划生育政策的严肃性。在该局的积极努力下，全区计生系统干部严守国家计生委的“七个不准”规定，文明执法，依法行政，从未出现因计生工作方法不当而引发的群体上访和突发事件。全区计生信访案件处理及时率达100%，结案率98%以上。在今年开展的群众评议计划生育工作活动中，群众对计划生育工作的满意率达93.5%。

现在是男孩多女孩少啊，由于我国有些人重男轻女的观念严重，使得通过B超等手段选择生育男孩，而将女孩引产抛弃，所以现在中国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调。 2007年7月15号，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透露，目前全国男女出生性别比为116.9:100，而有的省份竟达到135:100，形势不容乐观。男女性别出生比例失衡的问题，一经披露，立即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 由此不少媒体称，中国男女比例出现严重失衡，到2020年，中国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3000万到4000万，这意味着平均五个男性中将有一个找不到配偶，将有数千万的男子将无妻可娶，成为传统意义上的“光棍”。而且这一现象从明年开始将逐渐显现出来。 男女比例为何失调？ · 原因颇多而复杂 影响出生婴儿性别比失衡的因素是众多而复杂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社会管理因素主要是指出生婴儿的漏报、瞒报 漏报是由于计划生育及有关部门在管理上由于人力、经费不足或管理方法不善引起的。被漏报的既有男婴，也有女婴。但瞒报则是由于生育政策作用于妇女、家庭生育意愿引起的，瞒报主要是女婴。 · 出现选择胎儿性别问题的症结还在于群众的观念 中国传统生育文化具有浓厚的重男轻女、男尊女卑色彩。专门从事男女性别比研究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郭志刚教授说，在计生工作上，人的观念是决定因素。除了科技发展之外，中国还有几千年流传下来的各种生育手段和经验。只要育龄夫妇有生男孩的这种心理需要，那么他们就总能找到实现它的手段。“这是一场与传统落后思想的斗争，仅有法规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还在于人们思想的转变，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 · 农村以男性劳动力为主，男女比例严重失调 在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往往得不到保障，这也是人们希望要男孩的原因之一。中国政府已经在土地法中规定男女享有平等的土地权益，但是由于缺乏具体的细则和有效的保障措施，再加上女性出嫁后要到男方生活的传统，很多农村妇女无法分得本来就不多的土地。这样，没有男孩的家庭就面临著生产资料缺乏的问题。另外，在当前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的情况下，独女户父母面临著老年赡养的难题。 · 男女社会地位不平等 经济生活方面，妇女的资源获取机会仍普遍不利、收入水平仍普遍偏低、权益保障仍普遍显弱；政治生活方面，妇女在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中、尤其是在领导权、决策权的参与度、参与层次、参与比例、参与渠道上受制仍较大。而经济、政治生活中的弱势又自然会延伸至妇女在现实的家庭、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 人口专家发出警告 　　 广东省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所长郑梓桢研究员担心，出生性别比的异常升高若持续下去，将对人口结构产生重大负面影响，对未来社会的良性稳定运行、社会伦理道德体系也会造成一定冲击。同时男女失调也将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婚配失当、人口拐卖、性行为错乱等，影响社会尤其是婚姻的稳定。 中国社科院学术委员、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田雪原： 一、婚姻性别挤压问题。如果畸高的出生性别比不能得到有效遏制，男性过剩的婚姻挤压会越来越严重。 二、对家庭和社会的冲击问题。如果出生性别比升高得不到纠正，便会更多滋生这些不道德和丑恶社会现象，家庭和社会不稳定风险系数增大。 三、就业性别挤压问题。人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婴儿出生性别比升高并带动劳动年龄人口性别比升高，对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将产生某些影响。男性劳动就业将变得更为困难，未来一二十年男性劳动力过剩和“就业性别挤压”将比较严重。 四、养老保障结构问题。从我国人口老龄化特点和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时间差”实际出发，只能走社会养老、家庭养老和老年劳动者自我养老“三养”相结合的路子。鉴于目前出生性别比偏高实际，４０年以后过低的老年性别比将会升高，孤寡女性老年将会减少，家庭养老在上述“三养”中的地位将得到加强，居家养老方式会有所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