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放弃国内一流985（非清北复交）值得吗？

“拉美化”与“泛拉美化”：“泛拉美化”即是“拉美化”。“拉美化”的定义：“拉美化”是指拉美地区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以经济危机、政权更迭和社会失范为特征的整体性危机。

拉美化”这个概念，一般用来描述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经济、社会问题，或指经济发展模式及某一产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偏差。“拉美化”、“拉美陷阱”、“拉美病”等概念之间的含义没有什么明确的界限。在西语语境中，“拉美化”这个词是个贬义词，其含义主要是指拉美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贫困化和两极分化等社会问题。

　　不会的，中国有能力避开拉美化。　　“拉美化”是指拉美地区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以经济危机、政权更迭和社会失范为特征的整体性危机。　　拉美是20世纪60、70年代之交开始走向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轨道的。在一段时间里，拉美的有些国家譬如巴西等的现代化进程推进的比较顺利，而另外一些国家如哥伦比亚则从来就没有认真地走向过工业化的发展道路。从参与全球化的方式来看，拉美国家走了一条典型的“外资主导型”开放道路。依靠拥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和开放市场等比较优势，大量的引进外资，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及大型跨国公司的资本进入，带动本国的经济发展。　　20世纪90年代，拉美普遍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并借此获得了一段比较快的经济发展时期。但从总体上来说，拉美在工业化、现代化道路上走的非常不稳定。有时候是走两步退一步，有时候则是走一步退三步。这当中出现的剧烈的社会冲突，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个人对整个社会的损失都很明显。而且随着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程度以及参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外资主导型”的对外开放的负面作用就会进一步显露出来，成为制约其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甚至损害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未来。

拉美化后，美国科技文化竞争力一落千丈，变成类似巴西或墨西哥那样的国家，对中国来说好事，构不成任何威胁了。对世界来说，也是好事。对于日本来说，也是好事，拉美化美国根本再无能力控制日本的军事了，日本的政治会更加自由。

20世纪90年代末，国内一些学者在讨论中国改革时偶尔提到“拉美化”或“拉美病”。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没有明确地界定“拉美化”或“拉美病”的概念，只是笼统谈论拉美国家遇到的各种问题，如贫富悬殊扩大、腐败严重、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社会治安恶化、城市人口过多、地下经济泛滥、对外资依赖性强、金融危机频繁和政局不稳定，等等。由于当时提及“拉美化”或“拉美病”的学者很少，因此他们的呼吁在国内学术界没有引起多大回应。 2002年，由于阿根廷金融危机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国内一位学者在网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反思拉美金融动荡：中国会拉美化吗？”的文章。2003年末和2004年初，“拉美化”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我也找不到确切的概念，我理解是国家遇到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的状态。

1、梦见拉美化的预兆由努力至成功，向上发展，诸志易成，百事安泰，身心健康，得享长寿富荣，但因火力过大，提防火灾或烫伤之险，若无凶数，则可免忧虑。【大吉昌】吉凶指数：76（内容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立场）2、梦见拉美化的宜忌「宜」宜追悔，宜洗车，宜出尔反尔。 「忌」忌午睡，忌签合同，忌驾驶汽车。3、梦见拉美化是什么意思梦见拉美化，这两天的你很容易就可以发现潜在的赚钱机会，平时多留意下身边的小事，往往创业机会就在身边呢！空闲的时间，多补充财务知识，可以帮助你看得更明朗些！新恋情的发生机会多多。这两天你很有可能在聚会中遇到适合做伴侣的人。你要把握住这样的好运气了！ 本命年的人梦见拉美化，意味着外出小心，慎防暴徒侵害，五年运不顺。出行的人梦见拉美化，建议遇风则止，延后出外。梦见拉美化，按周易五行分析，幸运数字是2，桃花位在正东方向，财位在东南方向，吉祥色彩是白色，开运食物是荞麦。怀孕的人梦见拉美化，预示生男，夏占生女，慎防流产。恋爱中的人梦见拉美化，说明虽然有些小口有，误解化开婚姻可成。做生意的人梦见拉美化，代表有财利可得，不可再扩大投资，否则损失。梦见拉粑粑拉裤子上，按周易五行分析，财位在正东方向，桃花位在西北方向，幸运数字是6，吉祥色彩是黑色，开运食物是生姜。梦见拉，按周易五行分析，幸运数字是5，桃花位在西南方向，财位在正西方向，吉祥色彩是红色，开运食物是辣椒。梦见拉，今天忙的往往都是别人的事情，自己的计划反而没有什么进展呢！不过你也能在别人的肯定和赞扬中觉得蛮快乐的！今天如果能抽空去福利院做义工的话，一天会变得更有价值哦！ 做生意的人梦见拉粑粑拉地上了，平顺如意民、名利双收，但不可急性。本命年的人梦见拉，意味着不可意气用事，有勇无谋，慎防官符。怀孕的人梦见拉粑粑老是拉不完，预示生女，九月生男。怀孕的人梦见拉死拉不出，预示生男。七、八月生女，防流产。梦见拉裤子里屎拉，按周易五行分析，吉祥色彩是黄色，幸运数字是4，财位在西南方向，桃花位在正北方向，开运食物是鸡蛋。梦见拉书拉被子，按周易五行分析，吉祥色彩是橙色，桃花位在正西方向，财位在正东方向，幸运数字是4，开运食物是葱。怀孕的人梦见拉粑粑拉裤子上，预示生女，忌动土。梦见精美化妆品，交通运不佳，易有延误或迷路的状况发生，外出前先查询路线并提早出门。这阵子脑袋想法特多，许多事件也纷纷到来，容易影响情绪、干扰身心，造成睡眠质量不佳，需注意健康状况。学生族静不下心来读书，容易受到外在环境吸引而显得心不在焉。 恋爱中的人梦见拉粑粑拉不完了，说明为了一点小事而吵开，应把误会解说清楚。怀孕的人梦见诚美化妆品，预示生女，冬占生男，水土不服小心饮食。

　　拉美现象三个基本特征：　　第一 国家的财富和利益的特权由政府控制；　　第二 中产阶级发展不起来。中产阶级发展不起来，是指中产阶级在 10 － 15 ％之间徘徊，而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的比例一般在 80 ％以上。　　第三 多数人不能进入现代化，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严重的问题，甚至还会引起社会的动荡。　　所以简单地讲，拉美现象就是一个有增长，但是没有发展的现代化；是一个多数人不能过上幸福日子的现代化，或者说是一个少数人能过上幸福日子的现代化，这就是拉美现象。　　拉美现象　　拉丁美洲为西半球的主体。除去加、美外，从墨西哥到中美洲6国、加勒比海诸国及南美洲12国，共34个国家，大都讲西班牙、葡萄牙语，故称拉丁美洲国家。拉美总面积两千多万平方公里，比我国大一倍多，人口5.4亿，不及我国一半，但自然资源却比我国丰富多了。仅有世界8%的人口，却拥有27%的淡水，40%的森林生物量。　　自19世纪20年代，美国发表《门罗宣言》，提出“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后，拉美就成了美国的后院。上世纪50年代起，经济开始发展，如巴西、墨西哥等，连续30年保持6%～7%的年均增长速度。到1980年时，人均GDP，墨西哥达1316美元，巴西1925美元，智利2057美元，阿根廷超过4000美元，各国大体上超过1000美元。但从此就一蹶不振，经济增长乏力，其后20年中基本维持在1%～2%的低速增长，而贫困差距日益扩大，治安混乱，社会失衡，政局动荡。　　1980年到2002年的22年间，拉美贫困人口从1.35亿增至2.14亿，占总人口的43%，赤贫人口占到18.6%。占总人口30%的最穷人，仅占国民收入的7.5%，而占10%的最富人，却占国民收入40%。巴西10%最富人的收入，比10%的最穷人的收入要高出65.8倍，基尼系数高达0.6，其他国家也达0.5。阿根廷爆发金融危机后，更使一半人口贫困化，连富裕的中产阶层，也有300万沦为贫困。　　治安陷入混乱。巴西近20多年来，暴力增加1.3倍，每年50万人死于凶杀。里约热内卢每月有500家商店遭抢劫。每年因暴力损失达400亿美元。　　社会诚信一落千丈。各式各样的欺诈、造假卖假、盗版、贪污腐败、黑社会团伙等层出不穷。　　大批破产农民涌入城市，城市人口高达78%。高楼大厦的阴影，笼罩着大片贫民窟。失业率居高不下，2002年阿根廷高达25%，其就业人口中有一半称作“黑工”。这些人工资只有正常的一半，没有医疗保险，没有退休、养老等社会保障，更没有法定的带薪休假日。　　自然环境也日益恶化。森林每年损失740万公顷。全球每年损失的森林生物量，一半以上在拉美。　　这种经济快速发展，在人均越过GDP1000美元后，就出现经济与社会严重失衡，经济不前，贫富分化，社会动荡，人与自然不和谐等现象，可称之为“拉美现象”，也有人称“拉美化”。如今已成发展中国家的前车之鉴了。

（1）利用消费和收入、生产和消费的关系原理分析。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反作用于生产；（4分）收入是消费的前提和基础。（4分）（2）政府应该是管理者的角色。（2分）政府应该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对采矿进行宏观调控，加强监管；（3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提供社会保障，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3分）（3）拉美化问题特征表现为：社会收入差距过大，贫富悬殊；GDP增长的停滞；高失业率；社会福利支出导致巨额财政赤字，引发通货膨胀（共4分）（4）根源：过去长期以来拉美大部分国家在经济制度上采用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但在政治体制上却坚持”军政府”统治的独裁专制，结果导致更严重的政商勾结，造成贪污腐败盛行，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动荡不安。 本题以案例的形式比较新颖灵活的考查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政府的作用、拉美化问题等知识点。第（1）问利用消费和收入、生产和消费的关系原理分析。注意仔细分析材料。考查政府的作用和职能运用宏观调控、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等知识作答。第（3）问、第（4）问考查对"拉美化"问题特征和原因这一基础知识的识记和理解，比较简单。熟记课本知识是关键。

和中国相似的国家是南非来源： 朱凯勇的日志 称赞中国改革的人认为中国改革“无与伦比”，批评中国改革的人则有很多比较，例如，有人认为中国改革会陷入“拉美化的困境”。但前些时拉美研究所的副所长就写了文章说，中国“拉美化”是个伪问题。所谓“拉美化”，指的是新自由主义，有利于资本而不利于劳工。但是中国到拉美投资的企业发现一个相反的现象，拉美的劳工非常厉害，中资企业到拉美连续遇到七年工潮，中国报刊的标题说中资公司“坠入工会陷阱”，陷入“血色黄昏”。我常说，中资到了海外，就知道什么是“咱们工人有力量”。 中国改革与拉美没有什么相似之处。例如，人们往往说到拉美有贫民窟，这恰恰是中国最不“拉美”的地方：中国动不动就把贫民撵出城市，这在拉美是绝对没有的。我倒觉得，世界上有一个国家跟中国体制差不多，那就是南非。 改革30年来我们经济的发展在亚洲最快，而南非经济的发展在很长时期内（恰恰也是30年左右）也是非洲最快，一战时还制造业很不发达；但在民主化前夕，南非成了非洲唯一的工业化国家。 南非的经济起飞，与低人权有关。南非是白人统治，但南非的白人大多是布尔人，自称非洲土著，以反殖民自豪。他们对黑人是最不好的。国际社会批评他们，他们自认为有民族自主的正当性，他们欺压黑人都是内政，是对国际干预的抵制。当时的南非主要是国有经济，本不可能有什么经济奇迹的，但是南非政治上是布尔人控制，经济上却是英语白人控制，是英联邦一员，搭上了全球化这班车，成功地融入了国际市场，有很强竞争力，竞争力来源于低人权优势，用对黑人最苛刻的做法形成有利于投资的环境。 中国的市场竞争力，来源于中国的低自由、低福利、低人权。中国如果不搞全球化，就相当于朝鲜，不可能有什么奇迹；如果不是低人权，也就相当于现在的东欧国家，也不会有太大的奇迹——全球化和低人权这两个加在一起，就有了奇迹。中国经济奇迹的终极因素，就是两个：圈地运动，农民工——如果没有这两条，就无法想像爆炸性的城市化和世界工厂地位。 1911 年前南非对黑人劳动力是征发他们作苦工，1911年之后变成打工挣钱，可以流动，进城打工，但决不允许他们进城定居，实行排斥黑人的“白人城市化”，在大城市中是看不到黑人的贫民区。种族隔离时代，城市很漂亮，治安也很好，比欧洲都好，没有像纽约哈莱姆区那样的地方，而现在南非的城市治安之差，是全世界闻名的。 南非黑人在城里打工，黑人家庭安置在城外的隔离型贫民区；中国也差不多，让农民在城里打工，但农民没法在城里安家，中国的办法主要是把他们安置在单身的集体宿舍。 这种举措就产生了一种身份证制度——南非叫通行证，中国叫暂住证，两国有个共同的景观，就是大批的城管在街上巡查，可以将没有暂住证的人抓走。南非 1984年有16万黑人因为没有通行证被抓走；广东的人口相当于南非的两倍，但2000年，因为拿不出暂住证而被抓的进城农民，相当于南非的3.5倍。南非又一个相似于中国的是其土地制度。南非完全自治后在1930年进行过一次土地政策辩论，英语白人主张土地私有制，但是这就意味着黑人可以自由买卖土地，到城里建房子。占优势的布尔白人绝对不允许，于是实行的是布尔人的土地制度，带有很浓的国家色彩，突出国家的征收、征用。这就使南非的基础设施得到很大的改善，也使南非一度成为高速公路在全球次于美国和德国的国家。南非车不多，但路特别好，因为它可以为所欲为地征地。有这个制度，黑人在城里既不能买房，也不能买地，国家要赶走他们也很容易。 南非在征地制度、黑人劳力方面都占有优势，但是如果不搞市场经济，这种优势无法体现。搞了市场经济，这些就成为南非吸引资本和对外输出产品的很重要条件了，南非制造业全球有名。 但是黑人劳工到了第二代，你还不让他们在城市安家，就带来问题。于是国家大量投资，在乡村地区建设黑人家园，有很漂亮的公共建筑、大学。还实行所谓 “工业分散化”政策，通过财政支援鼓励在“黑人家园”附近建立新的工业点，以促使黑人“离土不离乡”，主要目的是让黑人不要进城。这个政策实行的结果很不理想，形象工程花钱多而效果差，并没有达到让黑人打工打到三十多岁就离开城市回“黑人家园”的目的。 ...

金融机构面临的主要风险有：1、市场风险市场风险是指因市场波动而使得投资者不能获得预期收益的风险，包括价格或利率、汇率因经济原因而产生的不利波动。除股票、利率、汇率和商品价格的波动带来的不利影响外，市场风险还包括融券成本风险、股息风险和关联风险。2、信用风险信用风险是指合同的一方不履行义务的可能性，包括贷款、掉期、期权及在结算过程中的交易对手违约带来损失的风险。金融机构签定贷款协议、场外交易合同和授信时，将面临信用风险。通过风险管理控制以及要求对手保持足够的抵押品、支付保证金和在合同中规定净额结算条款等程序，可以最大限度降低信用风险。3、操作风险操作风险是指因交易或管理系统操作不当引致损失的风险，包括因公司内部失控而产生的风险。公司内部失控的表现包括，超过风险限额而未经察觉、越权交易、交易或后台部门的欺诈（包括帐簿和交易记录不完整，缺乏基本的内部会计控制）、职员的不熟练以及不稳定并易于进入的电脑系统等。温馨提示：以上解释仅供参考。应答时间：2021-12-02，最新业务变化请以平安银行官网公布为准。

“愁富”是什么意思呢？就我个人而言，富人所谓的“愁富”不就是觉得自己钱太多花不完嘛，嫌弃钱太多成为了他们生活中的负担吗?那么对于穷人来说就只能是“仇富”啦！这就是贫富之间思想的差距。曾经我有一个朋友，家庭条件不错，她的父亲经商，母亲是一个国企职工。她每个月的零花钱是我们的好几倍，使着最新款的数码产品，穿着最时尚的衣服，吃着我们一个星期都不会去一次的饭店。但是她的嘴边经常挂着一句话：“我这个月的零花钱怎么才能花完呢？”我真想抽她两个大嘴巴子，然后跟她说：“有钱花不了是不是？拿来我替你花。”可以钱太多是有钱人的烦恼吧。但是讲真的我觉得她就是在炫富，而且她总是给班级里家庭困难的同学一些她不要的东西，就她给的那些东西，家庭困难的同学根本用不上。也许有钱花不了但这种烦恼我这种穷人真是理解不了，但是如果有一天我变成了有钱人，我也不会有这种烦恼，因为我依然会感觉自己钱不够花。但是我觉得富人的“愁富”就是变相炫富，就是在穷人面前秀幸福，拿着别人的困窘来衬托自己的优越感。这种人真的特别可恶，我不喜欢这种人，所以后来我和我的朋友成了陌生人。如果你身边也有这样的人，尽量离他远一点，因为这样的人已经和婊接近了。所以在我心里和这种人还是保持距离，不能走太近，生气！

韩琦 ，男，1958年生，山东省栖霞市人。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1997年晋升为教授。2001年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经济研究所访学一年。现为拉美研究中心教授，世界史专业博士生导师，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副主任。兼任中国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特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特邀研究员；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中国拉丁美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外国经济史学会副理事长。主要从事拉丁美洲历史和经济的教学与研究。现主持承担教育部基地重大课题《拉美主要国家现代化道路》的研究任务。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其中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的论文达20余篇），出版专著2部，合著和编著多部，曾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项，三等奖3项。现开设《拉丁美洲通史专题研究》、《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研究》、《发展经济学》等课程。主要学术成果： 一 专著： 1，《拉丁美洲经济制度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1月出版。2，《跨国公司与墨西哥的经济发展（20世纪40—80年代）》，人民出版社，2011年2月出版。 二 主编： 《拉美国家现代化模式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二 论文： 1，《论拉丁美洲殖民制度的遗产》，《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2，《墨西哥大庄园制的形成及其经济结构》，《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3，《智利硝石业的发展与早期现代化》（合作），《世界历史》，2010年第1期4，《拉美结构主义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世界历史》，2008年第2期5，《秘鲁现代化迟缓原因探析》，《世界历史》2003年4期6，《试探拉美经济发展落后于北美的根源》，《世界历史》1997年第3期7，《1870—1930年拉丁美洲的经济增长》，《世界历史》1995年第3期8，《一致性和多样性——拉美现代化研究中的两种视角》，《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2期9，《拉美古代文明史中几个有争议的问题》，《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1期10，《论拉丁美洲的封建主义》，《史学理论研究》2000第4期11，《辨证评析拉美的百年经济发展》，《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8期12，《对东亚和拉美经济发展成败原因的分析与比较》，《世界经济与政治》1996年第7期13，《发展中拉关系与拉美史学科建设》（合作），《拉丁美洲研究》，2009年增刊14，《拉美的新结构主义理论》，《拉丁美洲研究》2008年第1期15，《塞尔索·富尔塔多及其经济发展思想》，《拉丁美洲研究》，2007年第3期，16，《智利经济—社会转型的特点和经验》《拉丁美洲研究》2005年第4期 17，《简论拉美新自由主义的演变》《拉丁美洲研究》2004年第2期18，《拉丁美洲的早期工业化》，《拉丁美洲研究》（上）2002年第6期19，《拉丁美洲的早期工业化》，《拉丁美洲研究》（下）2003年第1期20，《独立后至20世纪初拉美南锥体国家土地结构的变化——兼论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拉丁美洲研究》2000年第6期21，《简论拉丁美洲的一致性和多样性》，《拉丁美洲研究》2000年第3期22，《拉丁美洲殖民地时期的海盗和走私》，《拉丁美洲研究》1999年第5期23，《拉丁美洲的城市发展和城市化问题》，《拉丁美洲研究》1999年第2期24，《墨西哥和秘鲁民族整合的差异及其形成原因》，《拉丁美洲研究》1995年第4期25，《哥伦布的殖民政策与分配制》，《拉丁美洲研究》1988年第6期26，《西属拉美历史上的委托监护制》，《史学月刊》1991年第1期27，《唯真求实，不断突破史学研究的“禁区”——王春良先生和世界史研究》《历史教学问题》2008年第5期28，《墨西哥埃切维利亚政府化解社会危机的对策与启示》（合作），《历史教学问题》，2007年第4期。29，《独立后的西属美洲缘何未建成统一的联邦国家？》，《历史教学问题》2006年第1期30，《美洲白银与早期中国经济的发展》《历史教学问题》2005年第2期31，《一个昔日民众社会的毁灭》，《世界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3期32，《国外学者论阿根廷经济发展由盛转衰的原因》，《世界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6期33，《殖民地时期秘鲁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世界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12期34，《国外对拉美农业资本主义的研究》，《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8期35，《国外对殖民地时期拉美大庄园制的研究》，《世界史研究动态》1988年第12期36，《应该辩证地看待“拉美化”问题》， 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主办《国际借鉴》2005年第7期37，《“拉美化”和中国“拉美化之忧”》，《江汉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38，《独立后至20世纪初拉丁美洲的大地产制》，《山东师大学报》1992年第5期39，《论墨西哥的债役农制》，《山东师大学报》1989年第5期40，《墨西哥、玻利维亚革命影响之比较》，（合作）《山东师大学报》1988年增刊41，《从委托监护制与大庄园制的延续性看拉美大地产的起源》，《山东师大学报》1988年第5期42，《委托监护制不是授予土地的制度》，《山东师大学报》1987年第5期43，《西班牙殖民统治时期秘鲁的经济制度》，《聊城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44，《论拉美古代印第安文明及其遗产》，《聊城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45，《拉美历史上的劳役分派制》，《烟台师院学报》1989年第4期46，《20世纪拉丁美洲的变革与发展》，载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编：《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七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47，《从“奇迹”到危机——墨西哥现代化转型的经验教训》，载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编：《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六辑，中国社科出版社2009年11月出版48，《论拉丁美洲的现代化道路》载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编：《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五辑，中国社科出版社2008年10月出版49，《跨国公司与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载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编：《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四辑，2007年出版50，《拉美现代化进程的阶段论——吉诺·赫尔马尼和他对拉美现代化的研究》，载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编：《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三辑，2006年出版51，《20世纪拉丁美洲经济发展的特点》 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编：《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二辑，2005年出版52，《论自由主义对19世纪拉丁美洲的影响》，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编：《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一辑，2004年出版53，《中国与拉美非建交国家的关系》，（ 合作），载苏振兴、蔡同昌主编：《2005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No.5（中国与拉美关系的回顾和展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3月。54，《阿兹特克文明与印卡文明的差异及其形成原因》，北京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院编：《亚太研究论丛》，第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3月出版。 三 书评： 1，《一本研究拉美国家利用外资的力作——读<外国资本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发展>》，《世界历史》2001年第1期2，《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拉美国家的经济改革>评介》，《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3期3，《现代化、全球化与印第安人——读<玛雅人的后裔>》（合作），《拉丁美洲研究》，2009年第6期4，《南北美洲发展道路的巨大反差——读<西半球的裂变—近代拉美与美国发展模式比较研究>》（合作）,《拉丁美洲研究》，2007年第2期5，《从拉美现代化的历史中寻求智慧与启迪——读<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研究>》，《拉丁美洲研究》，2006年第5期6，《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的一个案例剖析——读《墨西哥政治经济改革及模式转换》，《拉丁美洲研究》2004年第5期7，《巴西现代化研究的新进展——<巴西现代化进程透视><巴西历史和现代化><巴西现代化研究>评介》，《拉丁美洲研究》2004年第1期8，《拉美经济发展理论最杰出的先驱者——读〈劳尔·普雷维什经济思想研究〉》，《拉丁美洲研究》2003年第5期9，《解读拉丁美洲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评介》，《拉丁美洲研究》2000年第6期10，《用心灵和情感撰写的拉丁美洲历史——读<丰饶的苦难：拉美笔记>》，《拉丁美洲研究》1999年第1期11，《一本研究经济发展问题的力作——读<拉美发展模式研究>》，《拉丁美洲研究》1998年第4期12，《秘鲁黑市和经济不发达的根源——评索托的<另一条道路>》，《拉丁美洲研究》1995年第6期13，《现代化的负效应：文化冲突、依附、贫困——评<19世纪拉美进步的贫困>》，《拉丁美洲研究》1993年第3期

我们生活在一个利益差别与分化的时代。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社会生活实践中，我们都能真切地体会到自己身处利益重组和利益分化的进程之中。面对这一现实，如何认识并处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也就是“小道理”如何服从“大道理”，是整合社会利益、实现社会和谐的关键。日前，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主任桑玉成教授与他的博士研究生作了一番对话，颇有启迪。———编者 利益原则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最基本原则 韩：桑老师，当今社会人们对利益愈发关切和重视，对此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强调的是集体利益、国家利益，或者统称为公共利益，强调利益的一致性。而现在，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社会似乎非常关切个人利益，一些人盲目地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以为人生的目的就是个人发财致富，甚至不惜以损害公共利益为手段。这虽然不是普遍现象，但对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消极影响。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利益原则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最基本原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看来，获取利益、维护利益是最能说明人们行为的依据，利益差别、利益矛盾是文明社会的基本特征。而且，人们对利益的关切和重视，对社会的发展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因为利益原则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社会功能。这主要包括： 首先，利益需要是人们进行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直接动力。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人的第一需要是衣食住行，即满足人生存的基本生活条件。因此，人的利益需要也是人的第一需要，一定的物质利益是人的生存的基本前提。列宁曾经将人们的物质利益称为“人民生活中最敏感的神经”。英国思想家霍布斯在著作《利维坦》中说：“在所有的推论中，把行为者的情形说明得最清楚的莫过于行为的利益。”毛泽东也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邓小平同志也曾指出：“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 第二，利益需求是一切发明创造的原动力。人类的任何技术发明和制度发明，都是由人的利益需要推动的。马克思在分析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时，充分肯定了消费对于生产的促进作用，而消费正是人类利益需求的基本形式。正是不断的利益需求，推动着人类的技术与制度的发展。 第三，利益矛盾和利益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和变革的根本原因。社会发展和变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但究其动因，正是人类的利益矛盾和利益斗争。尽管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具有不同的利益分配方式，但是利益矛盾和利益斗争却几乎贯穿于人类社会生活始终。人类的一切社会活动，说到底，都是为了争取或者维护利益，从而使社会利益关系一次又一次地调整和重组，进而推动着社会不断变革和发展。 个人利益的差别及其限度 韩：但是，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这个社会似乎太强调个人利益了，而且事实上社会已经形成了非常显著的利益差别。生活在不同地区，出生在不同家庭，从事着不同职业，供职于不同单位，甚至居于不同的岗位……都存在着巨大的利益差别。而正是这种差别，又不断激发着人们获取更多利益的动机，于是似乎就形成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态势。 桑：这个问题需要从两个层面加以理解：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利益差别，这是任何社会的常态。从大的角度说，社会资源的分配总是不均等的。这有两方面的依据：自然的依据和社会的依据。譬如，有的地方有山，有的地方有水，因此才有“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说法。又譬如，一定的户籍制度、人事制度、就业制度等等，都会影响到资源的分配。从小的角度说，由于每一个人实际上存在着先天的以及后天的差别，如有的人身体强壮，有的人天生聪慧，而有的人相对欠缺一些，如此等等，这是导致利益差别的重要原因。而且也正是这样的利益差别，才是我们这个社会得以和谐运行的必要条件。 韩：这又为何？ 桑：你想啊，如果我们人类没有差别，没有利益差别，那社会分工也就难以实现了，譬如说谁当工程师、谁当工人呢？ 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虽然利益差别是一个社会常态，但是利益的差别应该有一个限度，过度的利益差别和利益分化就会使社会出现病态。 韩：是的。但如何把握利益差别的限度，控制利益的过度分化，是不是很难呢？ 桑：这是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有学者认为，在不发展的社会里，利益的差别不是很大；在一个发达的国度，利益的差别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利益差别显著、利益分化严重的恰恰容易发生在处于发展期的“转变社会”中。一些学者的研究认为，某些拉美国家，其利益分化程度比较严重，所以学界有所谓“拉美化”以及“避免拉美化”的说法，以提醒注意在一定发展时期，社会利益过度分化可能导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特别是社会的不稳定。 在我国，利益差别以及利益分化的问题也正在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我们党和政府近来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表明，抑制社会利益的过度分化，已经提到了我们的政策层面。 个人利益存在于公共利益之中 韩：这里是不是又引出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问题？如您前面所说，利益差别是客观的，但是利益过度的分化又会带来消极影响，反过来影响到个人利益的实现。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公共利益的问题。 桑：可以这么说。尽管我们每个人都有个人利益，但是，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社会，因此个人的利益必须通过社会的公共利益来实现。就拿你的问题来说，尽管某些人占有了很多财富，但是如果社会的利益差别很大、利益分化严重，以至于在他的周围还有人“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这时，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就会滋生，从而直接影响到那些富有者的利益实现。 个人利益存在于公共利益之中，这是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事实。譬如说，我驾车出行，肯定希望一个良好的路况和交通秩序。就是说，能够在一个秩序良好的路况下行车，是我的个人利益所在。显然，良好的路况和交通秩序又是公共利益，是公共作为的结果。如果我不遵守交通规则，他也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果我们都会受到不良交通秩序的危害，即事实上出现以破坏公共利益的途径却损害了我们个人利益的结果。 还有，在利益差别很大的社会里，我们一方面需要抑制利益的过度分化，但更为重要的，还要从“增加总量”的思路来考虑问题。现代管理学的开创者泰罗，他当时身处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时期，那时的劳资矛盾非常突出，资方想实现利润最大化，劳方想增加工资，这是一个永恒的矛盾。鉴于此，泰罗提出希望资方和劳方都来一次“思想解放”的主张，即双方都站到一个新的高度，用管理革命来提高劳动生产力，从而以增加财富总量的办法，实现劳资双方的目的。 泰罗的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极富启示。在宏观的视角上，我们需要通过发展，通过增加社会生产力的总量，来逐步解决由于利益差别和利益矛盾而引起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这就是我们始终扭住发展、将发展视为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深刻道理。在微观的视角上，我们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单位，也需要通过发展来实现利益的相对平衡。就是说，尽管我们每一个人之间存在着利益差别，但是在发展的大目标下，我们找到了公共利益，我们的个人利益就存在于这样的公共利益之中。这就是小利益与大利益，小道理与大道理的关系。

垄断着国际大豆贸易的国际粮商们，已将触角伸到了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大豆进口国，中国进口约占全球总进口量的三分之一。一方面是美国政府对大豆的巨额补贴，一方面是国际粮商通过大量参股中国的大豆压榨企业，逐渐控制大豆渠道。他们的战略明确：低价买入南美及享受巨额农业补贴的美国大豆，再高价卖给中国的压榨企业，赚取垄断的贸易利润。而留下的，则是中国压榨行业的低利甚至亏损，以及中国本土大豆的滞销。 外资“控盘”中国大豆产业遭遇危机 外资基本完成了在中国的战略布局，在控制了中国大豆60%的实际加工能力后，国际粮商同时控制了中国大豆的进口，ADM、邦基、嘉吉和路易·达孚四大粮商已经控制了中国80%的进口大豆货源 有关中国农业在加入WTO后将受到进口农产品冲击的忧虑，在入世后的5年终于成为现实。不过与最初预想的不同，冲击中国农业的并不是国外农产品的质优价廉，而是美国对豆农的巨额补贴及国际粮商在全面控制中国农产品加工、贸易环节后，向中国倾销农产品。中国的大豆产业已经成为中国受到境外资本挤压的产业“样板”，民族大豆加工业面临全军覆没的风险，国产大豆价格暴跌，销售困难，豆农苦不堪言。 本土压榨企业覆没 在三年前就曾担心中国大豆出现“拉美化”现象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程国强说，自2004年大豆危机以来，跨国粮商正在形成对中国大豆加工业的垄断布局，形势严峻。拉美国家作为全球大豆主产国，大豆产业已经被国际粮商牢牢控制。 据《第一财经日报》调查，中国目前的大豆压榨能力已经超过7000万吨，日压榨能力为19万吨左右，实际开工量在3500万吨左右。现在全国正在开工的大豆压榨企业共有97家，其中有64家为外资参股的企业，其日压榨能力为12.1万吨，也就是说，中国大豆实际压榨能力60%以上目前都属于外资企业。另外，外资还在兴建一些大的榨油企业。 实际上，中国大豆加工业的外资企业，绝大多数属于ADM、嘉吉和邦基三大跨国粮商，他们已经掌握了中国近三分之一的大豆加工能力。目前，ADM在中国已经参股了13个加工厂，总加工能力约1500万吨，同时今年拟通过其控股的托福公司收购华农集团30%的股份；嘉吉已在东莞、南通等地投资建厂，总加工能力约250万吨，今年还拟收购其他工厂；邦基已经收购山东三维。 外资基本完成了在中国的战略布局，在控制了中国大豆60%的实际加工能力后，国际粮商同时控制了中国大豆的进口，ADM、邦基、嘉吉和路易·达孚四大粮商已经控制了中国80%的进口大豆货源。 程国强预测，跨国粮商初步完成了在中国的战略目标，今后2~3年内，跨国粮商将可能完全垄断我国大豆产业的布局。 国产大豆无优势 国际粮商控制了中国的大豆压榨产业，大量使用进口大豆。就榨油来说，中国本土大豆没有竞争优势，国产大豆销售困难，农民利益严重受损。 据《第一财经日报》了解，大豆压榨企业收购东北大豆的资金成本非常高，以黑龙江为例，黑龙江收购的大豆，压榨企业每吨的平均利息成本达到了70元，因为黑龙江的大豆只能一次性收购，不能回流，一个大型油脂企业每年的资金周转只能达到2.8次。但是如果在沿海买进口大豆，压榨企业每吨豆的支出成本只有20元，两者相差50元钱。所以企业从资金成本考虑不会用国产大豆。 国产大豆的收购成本非常高，黑龙江的榨油企业收购农民的大豆，装卸、验收、收购人员的成本和场地租用费等平均收购成本是75元/吨。在沿海，一艘大豆进口货船靠上码头，从船到车间的平均成本只有约18元/吨。另外黑龙江省是产区不是销区，把黑龙江的大豆运到大连或者上海，运费约70元/吨，而这70元费用市场是不承认的，只能由榨油企业负担。 几项费用加起来，合计达到177元/吨。也就是说中国的大豆只有比美国的大豆低177元/吨的时候，才能与美国大豆具有一样的竞争力。另外，东北大豆的水分比进口大豆高，黑龙江的平均水分达到14%，而进口大豆为12%。大豆价格即使按照2000元/吨计算，两个水分就相差40元钱。所以实际上国产大豆价格至少比进口大豆价格低217元/吨，压榨企业采用国产大豆的压榨利润才能与进口大豆持平。 一位榨油企业老总说，以前都认为进口大豆质优价廉，那是认识误区。美国和阿根廷大豆的出油率、蛋白率都与中国大豆相差无几，只是巴西大豆高油高蛋白，但是色泽不好。美国大豆的竞争力就在于它是依靠巨额的补贴进来的，而我们的豆农没有补贴，怎么能和进口大豆竞争。 国产豆销售困难农民苦不堪言 随着外资对中国大豆压榨企业的渗透，外资企业越来越多地采用直接从原料产地采购大豆的方式，中国的大豆贸易商生存困难。 受国际粮商控制中国大豆压榨能力影响最大的就是中国的农民，外资榨油企业更多的使用进口大豆，中国大豆进口量日益庞大，据预测，2005/2006年度中国大豆进口量将达到创纪录的2700万吨。沿海外资榨油厂基本以进口大豆为主，中国大豆仅仅作为“备用”。目前主产区面临严重的卖豆难问题，中国大豆边缘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据中国大豆网总经理刘兆福介绍，目前黑龙江农民手中还有20%的大豆没有出售，比往年高了一倍，部分地区的比例更高得惊人。黑龙江佳木斯地区的一位乡镇党委副书记告诉《第一财经日报》，目前他们镇的农民手中还有60%的大豆没有销售，现在价格越来越低，农民苦不堪言。 商务部国际经济研究院一位研究员表示，在最初加入世贸的时候，我们担心国外低价农产品冲击中国农业，现在看来不全是这样，我们的大豆价格低，还是没有人要。中国加入世贸时我们担心的农产品竞争力弱的问题，现在已经开始显现，这不单单是表面的国际市场低价农产品对我们的冲击，更是下游加工业被控制后，对中国农产品的排挤。从大豆产业可以看出这样的问题。

一年越过温饱线是因为改开的两个核心之一就是落实了农村集体所有制的成员权，而国家通过收购农产品实现计划经济。近三十年没过富裕坎是因为资本入侵压缩乃至打垮了农村集体所有制（天价猪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的现实点，十几年前还有人说三农问题，当年的吴市场后面也不敢继续逼逼赖赖市场了。可你看看现在，农民被快消灭光了，没有发言权了，盘踞农村都成了资本了，就留着一帮老家伙在农村，还有谁来说三农问题？还有谁来让小岗村们跨过富裕坎？于是，想走出去也就很容易理解了，做大做强农村集体经济一途罢了。而且，坐视中国奇迹的两条脊梁崩溃的结果一定是内痔（革命之后一个全新的中国）和外泄（中国和平演变拉美化）二选一。解书记真好汉！

　　加入WTO并不是中国单方面的要求，而是各国共同的要求，因为大家各有各的需求，所谓“双赢”并不完全是虚言。我个人认为，中国政府要求加入WTO更多的是出於政治上的考虑，而不是经济上的考虑。世界经济的格局，以及各发达国家主要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有的份额，与中国是否加入WTO并没有太大的直接关系。 　　如果将世界经济比作一个金字塔结构，占据顶端的是信息产业，这一市场美国雄据霸主地位；第二层级是金融产业，这方面英国占有强势地位，仅此一项，即为英国的人均GDP贡献了1万美元；第三层级则是制造资本品(生产机械)的行业，这方面以德国为主，瑞典等国也有一定市场占有率；第四层级是高品质的技术密集型的终端消费品，这一市场以日本产品为主。这四个层级的市场被发达国家瓜分完毕，目前处於相对稳定状态。第五层级则是劳动密集型的终端消费品，这是一个高风险市场，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拥挤在这条路上，竞争相当激烈。中国加入WTO，舆论一致认为是开放 近1 3亿人的市场，但如果考虑中国人的实际购买力，便明白这个市场实际上不能按人头计算。以美国纺织业的过激反应为例，我认为他们只是被想象出来的前景吓怕了，因为中国的棉纺织品在国外市场上，只不过是中下层人士的消费选择，在技术层面上根本无法进入与美国、日本等国同类产品的竞争行列。至於中国的三资企业生产的服装、玩具与电子三大类劳动含量较高的产品，在世界各国的市场占有率本来就已不低。 　　反观中国，就会发现，高科技领域中国本身是弱项，外国资本长驱直入。以电讯市场为例，外国资本如爱立信、摩托罗拉、诺基亚等品牌早已占去了绝大部份市场份额。这一市场中，公款消费者占了相当大的比例，除掉市场扩张的因素之外，还必须考虑消费的扩张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同一公款消费群体不断对电话更新换代而实现的。至於汽车市场，现在正在以各国汽车制造商与中国同类厂家合作生产的形式在进行瓜分。 　　总之，中国加入WTO以後，对世界经济格局从总体上来说，只会引起微调，不会引起非常大的变动。如果仅仅从投资利润来说，从经验上看，外国资本在中国这种新生市场上获得的利润远较成熟市场上多，这一点属於各跨国公司的机密，但相信各国公司自有一本帐。所以与其说是中国需要加入WTO，还不如说是世界各国需要中国这一新生的庞大市场。 　　加入WTO对中国农业将会带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凡了解中国国情的专家都明白所谓“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村与农民)是未来中国发展的最大障碍。仅从农业投入的成本与效率来说，中国以小农户为生产单位的传统农业耕作方式根本无法与现代化大农业竞争。如果缺乏有力的保护政策，中国小农会陷入20世纪20～30年代江浙一带小农经济破产的境地。 　　有人说加入WTO会带来一千万个就业机会，但却避免谈另一个问题，即将会有更多的人失去就业机会。尤其是过剩的素质低下的劳动力。可以断言，人才准备充足的大城市如上海、北京、广州、深圳以及其它开放城市由於积累了经验，能够较好地利用加入WTO 带来的机会，而另外一些落後地区，则无法利用这种机会，这会加大地区差距。而知识差距则会导致知识层次不同的人群发生更大的贫富分化。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中国近些年来的问题充分表明，中国已在各方面出现“拉美化 ”的症状。在这种情况下，加入WTO所带来的好处与其说是经济上的，还不如说是政治上的。中国的改革从来是“危机推进型”的，只有到无路可走的地步时才会被迫背水一战，进行改革。而一旦加入WTO，我们会因为置身於“软政权化”状态下的各种尖锐矛盾中被迫进入“背水一战”的境地——这就是我主张加入WTO的主要理由。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重大发展方略，其主要任务是：从供给侧发力，通过重大改革的推进来解决重大的结构性问题。 其重大的战略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提高宏观调控效率和稳增长的重要推进器。一方面，将结构性改革引入宏观调控，形成“宏观调控+改革”的政策组合拳，是新一届政府宏观调控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实现稳增长与调结构平衡的重要举措。这实际上是强调稳增长中的结构变量和制度变量，而这两个变量则是决定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主要因素。新一届政府强调宏观调控要既利当前又惠长远，寓短于长，以长促短， 了宏观调控的时间轴，形成了“短期+长期”的思路。传统的宏观政策偏重于总量问题而忽视结构、制度问题。结构失调、体制僵化不仅增加稳增长的困难，甚至使发展不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本质在于结构变化和制度创新。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形势下，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增强发展动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长期稳增长的最有力措施。另一方面，在一些重大领域改革取得明显突破的情况，宏观调控可以更多的采取市场手段和经济手段，而尽可能减少行政手段，这既能增强市场信心，又能显著提高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二是努力实现市场资源配置中起关键性作用的关键举措。就经济体制问题而言，最大的结构性改革还是市场化改革，即简政放权、深化价格改革和要素市场化改革，着力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我国在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等五大方面都面临重大的供给侧体制问题，解决这些制度性的障碍的关键是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创新发展为例，长期以来我国创新动力不足主要是因为创新性文化基础薄弱，投机性发展氛围过浓，社会上出现了一些人把大量的精力、财力、智力花在投机取巧上，热衷于泡沫投机活动，是导致实体经济不振、创新动力被抑制的重要原因，这有文化因素，也有发展观短视、政绩考核制度等问题，更有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多、束缚了企业手脚的供给体制问题。深化市场化改革这一重大的结构性改革，不仅能最大程度地降低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直接干预，为市场主体创新宽松公平的宏观环境，让市场在竞争性领域发挥决定性作用，而且能提供强有力的制度激励，增强微观市场主体的竞争力。三是促进产业升级、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是结构升级失败，即经济结构长期处于中低端而无法向中高端转换，从而导致长期的需求不足、产业竞争力低下、社会严重不公平等问题，最终使得经济长期失速，危机四伏，各类风险交织且集中爆发。国际上这样的事例很多，有拉美化现象，有东南亚金融危机。因此，结构转型升级能否顺利推进和完成，是突破中等收入的关键。而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决定力量是制度创新，即对关键领域的改革能否深化，形成更高层次的市场经济体制。供给侧结构改革是推动经济结构全面升级的原动力，也正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四是中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关键一招。改革并不仅是简单的放权，是对旧体制的“破”，更关键的是在于“立”，即“立什么样的新规”？成功的改革就是要靠法治来巩固，来扎根，法治的形成过程就是制度的完善过程，即形成公平而富有激励性的新制度，以此减少不稳定性，同时增加发展的动力和创新能力。改革的深处就是法治。一方面，我们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同时，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基本完善和定型，其完善的标志就是法制化水平的显著提高，基本实现由“人治”向“法治”的根本转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不是仅提供一时的激励，当一放就乱时再收回，像一些不够深入的改革那样形成“收放循环”，而是在打破一些关键领域的体制障碍的同时，建立基于法律规范的长效体制机制。另一方面，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依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要靠法制，改革的每一步都要有法可依，依法推进。正是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这两方面要求，使得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关键一招。2016年6月1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2016年5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盛来运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明显成效：去产能效果非常明显。今年的去产能有两大行业作为攻坚领域，一个是煤炭，一个是钢铁，1—5月份原煤产量下降8.4%，5月份当月的产量和库存下降更快，5月份原煤产量下降15.5%，5月末规上原煤生产企业库存同比下降6%；1—5月份粗钢产量下降1.4%。去库存效果更明显。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库存数，4月末工业企业产成品库存下降了1.2%，这是2010年以来第一次出现负增长。房地产库存是一项重要任务，连续几个月下降，5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比4月末减少521万平方米。降成本效果比较明显。数据显示，1—4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的成本是85.6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0.17元。5月份开始国家全面实行营改增，实际上从去年开始营改增的试点就不断扩大，有关部门预计，营改增今年将为企业降低成本6000亿左右。补短板投资增速加大。主要是对农业、环境治理、高技术产业加大投资力度，解决一些瓶颈制约因素，今年1-5月份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不断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0%，比1-4月加快1个百分点，其中涉及这些短板领域投资增长速度更高，保持较快速度增长。比如水利、环境治理和公共服务业、信息传输业投资都在20%以上。盛来运强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三去一降一补”工作进展情况不错，效果初步显现。同时有些问题还需要关注，比如钢铁问题，从4月份和5月份两个月的情况来看生产量有所反弹，可能跟这两个月钢材价格反弹有关系，相关企业借价格反弹之势又恢复了产能，这个现象需要高度重视，这也说明去产能确实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任重而道远，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坚定地完成“三去一降一补”的任务，这样才能使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再上一个新台阶。社会保障是以国家或政府为主体，依据法律，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对公民在暂时或永久丧失劳动能力以及由于各种原因而导致生活困难时给予物质帮助，以保障其基本生活的制度。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第七条 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

在国内，北京消费水平高是出了名的，曾经有一项包含住房、食品、服装和娱乐等方面的统计表明，在全球144个大型城市中，北京排名第11，比纽约高一位。早就看到，北京的城市生活支出成本非常高昂，甚至曾经达到全世界第5名的成绩。当时对这个位次及其依据感到很是困惑：以北京人的收入水平来是，再怎么着好像也无法支撑在世界名列前茅的消费，毕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总收入在那儿，限定了开销量。但面对白纸黑字的消息，又不知道该从何评价，也就按下不表。 现如今，又这么个统计结果出现，说是北京总体消费比纽约还要高。这倒真是奇怪了。人均收入方面，北京仅为纽约1/27，再怎么花也不可能比纽约人花得多，这就像一个每月挣100元的主儿要去与一个月进仅3000的人比富斗狠一样不可思议；遑论中国人本身就有量入为出节俭储蓄的民族传统，即使考虑到如今媒体别有用心恶炒消费致使北京家庭负债率高达155％，那么充其量也就是在收入上加倍，距离纽约人的腰囊还远非可同日而语。 就在同一天，一向以给北京市找麻烦发布“假”消息著称的《新京报》以“京城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为题，发布消息称，22日，北京市统计局公布了前11个月北京城市居民生活状况统计数据。1-11月，北京市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4331元，最高收入组与最低收入组差距较去年扩大，10%最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648.9元，同比增长0.6%；10%最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2838.5元，同比增长23.74%，高、低收入组的收入之比为5.8：1，与去年同期的4.7：1相比，差距进一步扩大。另外，1-11月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中，交通和通讯支出同比下降7.9%，为1448.3元，是八大类支出中惟一下降的。 看到这样的消息，最先的反应就是，电视应该就此进行追踪报道，而记者与北京市统计局联系对方告知，《新京报》报道不准确，除了一个数据外，其他很多数据都是该报想当然造出来的；而那个数据也是在统计局例行发布公报上的，因而只是前11个月的数据，并不代表全年情况，而该局将在12月份有个扶贫帮困活动，希望电视等“主流媒体”不要跟着瞎炒。而在被问及究竟是什么数据不准确时，统计局方面则顾左右而言他语焉不详。此后电视台方面则害怕拿这样的题材进行报道给自己找麻烦，尽管当天晚些时候《法制晚报》也刊登了同样的内容，电视台还是最终视若无睹般地集体性失语。 但尽管如此，还是挡不住各色消息纷至沓来。全国最豪华10所豪宅当中，北京就有4处；北京房价一直在全国独占鳌头，比照纽约上东富人区建造的连名字都照猫画虎抄袭过来的北京上东富人区，价格甚至比纽约上东还要高；在各大城市当中，北京是私家车增长最快的，而面对如此高速增长的车辆，北京大气污染状况日益严重，到现在，北京市方面已经恬不知耻地无视早在今年4月21日大气中重度污染天数已经超过去年全年该天数总和的事实，仅仅以出太阳就算来追求全年227个蓝天这种计划经济色彩明显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指标，但却掩盖不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私家车所造成的污染乃至拥堵混乱并非仅又私家车拥有者支付成本，而是要由全体在北京的人共同面对；北京各式各样的高档消费场所把北京已经变成了乌烟瘴气的权钱交易中心，而开篇所谓公款消费内容的开诚布公也昭示着一幕幕纸醉金迷的内幕。 《中国经济时报》张剑荆撰文介绍，每年年初在瑞士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吸引到的都是当今世界的名人，其影响早已超出商界和国别。会议有30多位国家首脑、数十位部长和1200位商界人士与会，论题有两个，一是世界经济的走势，二就是全球的贫富差距。像达沃斯以往几次年会一样，这次会议也来了不少“不速之客”在会场外抗议，与会者对这些抗议者颇有怨言，但讨论的题目说明，外面的声音还是起了作用的。而且，今年的年会还有一个有趣的特点：达沃斯论坛举行的同时，在巴西的阿雷格里召开了一个规模达4000人的“世界社会论坛”，也是首脑会议，与会者则都是“贫儿”国家，会议的主旨是要推动“另一种全球化”，最强烈的要求是取消发展中国家的债务，会议谴责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些组织都是达沃斯的主角。不难想象，后者拉起“另一种全球化”的大旗，显然有与前者的“全球化”叫板的意思。贫富差距竟然以对立的形式为全球注目，说明了问题已经十分严重。在达沃斯，安南先生陈述了这种严峻局面，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许多同类每天依靠只有不到2美元，全球卫生研究预算中只有不到10％用于解决影响90％的人口的健康问题，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要比对基本人权的保护有力得多。因此他敦促商界巨头“成为更好的世界公民”。他警告他们，不能继续以牺牲穷人的利益来换取全球化的利益，而是应当更多地维护人权和改善劳工标准、环保标准，否则，最终大家都不会从全球化中得益。 安南那通号召商界巨头成为更好的世界公民的说辞，对于像比尔·盖茨那样早早宣称除了给家人流下几千万美元遗产外将几百亿美元悉数捐赠给社会者来说，可能还有那么点用；而对于《欧洲货币》胡润与老东家《福布斯》分别发布中国“慈善榜”的结果而言，却远非心旌飘摇，反而却加剧了中国富人们的形象危机：国内登记注册1000多万家企业中有过捐赠记录者不超过10万家，即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捐赠，也就有了李海仓、刘启闽、周祖豹、刘恩谦等富豪纷纷被杀的社会仇富心态极致化行径。如果世界公民都是这样，那么全球化演变成全球的生灵涂炭也就指日可待了。 巴西组织这么个“世界社会论坛”，这本身就非常耐人寻味。位于拉丁美洲腹地的巴西，与其他拉美国家一道，共同承载着全世界对于拉美化的各种非议，而拉美化的核心内容，就是贫富差距及其所导致的社会动荡暴力频仍，处于无序状态，在经济表面繁荣的背后，却遮掩着大量弱不禁风的社会结构、以及在全球化浪潮中逐渐被边缘化沦为发达国家加工厂以及废弃物垃圾场的命数。而现在，巴西在南南合作当中挺身而出揭竿而起，率领一帮穷弟兄们向世界经济秩序以及世界“主流价值观”公开挑战，也实在映照着拉美国家走出拉美化困境的急不可耐。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印度人曾经非常兴奋，以为可以加大贫穷国家的声音，但现在印度却忙不迭地与日本、俄罗斯和美国联起手来加强合作，并以要成为世界大国的气概谋求崛起。其背后的景象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责任感广受世界质疑，作为“全球性公共产品”的安全、环境、健康、知识、治理等五大要素中，很多内容都被我们以“不符合中国国情”为借口，在“与国际接轨”浩荡叫嚣当中居心叵测地分离出来，当作内政来蝇营狗苟。 英国《经济学家》分析说，很多朴素的中国人不习惯花钱，以前是没有钱，现在是因为担心未来。在改革前，城市人口收入微薄，但享有国家补贴的食品、住房和就业保障。现在他们需要自己负担失业、疾病和退休。诺贝尔奖得主马蒂亚·森认为，自由不仅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发展的主要手段。 如果社会失去了正义与公平，仅仅成为金字塔尖里少数人酒色迷离挥金如土祸国殃民的乐土，而后果却要由包括年收入不到千元人民币者在内的广大国民来承担，其结局注定是不容乐观的；在国家、集体（包括企业、单位）与个人（暂且不提非常理想化的法治社会中的公民）之间，次序变化已经是迫不及待的了，也就是说，权利向个人倾斜必定为社会稳定运行之大势所趋。 照此情况看来，北京奢侈盛宴的背后的确非常值得惊心动魄。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中国长期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成功，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奇迹。在看到中国经济辉煌成就的同时，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没有产生大量的跨国企业？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为何一直阻力重重？什么才是中国经济中最有活力和希望的部门？什么才是未来民族经济的脊梁？ 今天看到黄亚生先生的《竞争才能换技术》，以及刘小玄先生的《不可排斥民营资本》两篇文章，我似乎找到了一些思路。 黄先生作为在美国顶级商学院执教的学者，有着一种超脱的视野，尤其是受自由主义经济观点的影响，认为只有竞争才能换技术，只有竞争才能促进企业的发展。而中国的FDI政策、税收政策、信贷政策等一直在保护外资及国有企业。按照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观点，垄断是低效的，对技术进步及经济发展都有破坏性的影响。同时，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和我们的实践，都证明了国有企业在竞争领域是没有竞争力的，一味扶持国有企业只是资源的浪费，资源利用效率的下降。 而刘小玄先生则是对黄的观点做了进一步延伸，更是在实务角度探讨民营企业的发展问题。先是国有企业搞垄断，自己搞不下去了就和外资一起做联合垄断。垄断与创新相悖，但垄断却占用了创新资源。民营企业是有创新基因的，但它们缺少创新资源，资金和技术缺乏一直是民营企业的发展瓶颈。因此，中国民营企业的积累是缓慢的，也有人想打破这种缓慢，不小心却走了偏门，结果成了刀下之鬼。虽然缓慢，中国民营企业还是获得了积累，如今民间资本已经有几万亿的规模，却没有投资渠道，这也成了当前高房价的一个推动力量。 回过头来看，中国哪些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强？无疑是那些开放早的行业，但却不仅仅是对外资开放，也同时对内资开放的行业，如家电制造业。正因为对内外资的同时开放，外资带来的溢出效应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土壤，中国企业也利用其本土优势获得竞争有时，击败了它们的师傅。而汽车工业，一直以来只对外资开放，即使其产生了部分溢出效应，也无法为民营企业所吸收，因为政策限制了民营企业的进入。少了民营企业的参与，行业缺少激烈的竞争，也使得外资缺乏创新的动力，因为没有创新也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并且缺乏创新也可以进一步减少技术的溢出效应，保证自己的垄断地位。 无疑，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带领中国走出了泥潭，为中国带来了经济腾飞。但是，在这种腾飞背后，是外资垄断势力的形成，国资被外资强行捆绑，进而弱化其角色。那些合资企业，即使中国占有控股地位的，实际控制权也早已落在外资手中。而民营企业一直在夹缝中生存，哪怕在它们已经占中国GDP贡献60%以上，解决70%人口就业问题的时候，它们的生存环境依然恶劣。 也许不是政策的问题，但中国官员喜欢做形象工程，中国的政策也就有了形象的色彩。外资强大的品牌效应可以为政府带来大量的光环，而社会对民企的轻视带来的却是其声誉不佳。哪怕成本高，哪怕带来经济的深层次风险，政府还是喜欢外资。甚至这种喜欢到了疯狂的程度，多少开发区？多少优惠政策？多少拱手相让？ 中国经济的确发展了，但是未来的路在哪里呢？日本、韩国都曾经经历经济发展的黄金二十年，也产生了如SONY、本田、丰田、三星、现代等另人尊敬的跨国企业。而中国那种被人称为举世罕见的发展，二十多年的不断积累，却没有产生什么值得称道的跨国企业。看看世界五百强的榜单，似乎也有一些规模性的巨无霸，但其竞争力却很难上榜。没有那些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何谈一个国家经济的未来呢？ 审视各国经济发展的路径，拉美国家在战后也曾经有过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但其大量依赖外资，导致经济过于脆弱，在西方周期性金融危机的打击下，逐渐走进了滞涨的泥潭。而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则被后人称为“拉美化”。近年来，中国学者也越来越担心，中国是否要重蹈拉美国家的覆辙，走入“拉美化”的泥潭。 大家还喜欢比较中国经济和印度经济，可以说，目前印度的经济在整体上和中国相差很远，但它却有了很强的产业部门，如软件、现代服务业等高附加值的部门。中国的优势（如人力成本和政策）是很容易模仿的，但印度的模式却比较难复制。所以很多人认为印度会后来居上。 真正审视一个政策时，其必然有一个促进、修补、阻碍、废弃的过程。我们的政策曾经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在过程中进行了多次调整。但这些调整都没有改变对民营企业发展的限制，一直是民营企业发展的阻力。如今我们的两税合一的工作，就是一种政策的进步。 未来中国经济的希望在民营企业的成长，那些限制民营经济的政策也会逐渐被屏弃，但我还是希望这个过程可以快些。中国人不知何时养成了一种麻木，哪怕看到了道路，也要看一看，等一等，结果却失去了时间和机会。如果今后政策不再阻碍民营经济的发展，那将是民营企业之福，中国经济之福。

论有所为有所不为和战略产业战略产业的定义是什么，哪些产业算是战略产业，是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战略产业问题，是在全球化冲击面前，“民族产业”处于全面守势的情况下提出的。对民族产业不分轻重缓急一概保护当然不可取。科技政策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经济政策要重视产业政策，国有企业改革要有进有退，抓大放小，关系到战略性全局性的产业部门，要由国家保持控制力，有的要禁止、限制外国企业进入。国家对战略产业有保护扶持的责任，不能任其在国际竞争中被“劣汰”。较早系统提出战略产业问题的是王小强先生。“ 如果我们说某一个产业是战略产业，也就是说，该产业不是从个人、企业、地方或部门的局部利益出发，而是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少数产业（空中客车是典型范例）。这类企业的存亡，不仅关系到利润，而且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关系到国家在世界经济政治乃至军事事务中的战略行动能力。国家不能放任本国企业在全球竞争中，自生自灭。”“……我们这样一个超大型发展中国家，如何界定，什么产业应该在什么意义上和什么程度上保持民族工业的形态。有必要认真研究，我国中期发展的内外部约束条件（资源、技术和市场），根据发展的需要，找出若干关联产业，分析不同产业可能采取的发展方式……为综合国力的概念充实更具体的战略内容。”[1]“十五”计划把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作为重点。有文章概括国有经济需要保持控制地位的行业和领域：“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造币工业、重要军事工业等。需要国有经济经营，不允许民间资本进入；“自然垄断的行业：电信、铁路、电力、煤气、自来水等。在管理体制上，政府与自然垄断企业的关系是规制与被规制的关系，即企业在获得垄断经营权的同时，必须承担价格、服务等方面的义务；“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大型水利设施、环保设施、城市公共交通、金融、保险等。这类行业具有显著的外部性，政府及其国有企业有足够的理由发挥作用；“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大油气田、大矿山、大钢铁、大石化、汽车集团、重要的电子企业等。就总体情况而言，私人资本和乡镇企业有了很大发展。……但是在技术要求高，投资需求量达几亿、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重点竞争性行业中，它们还难以成为主导力量，还难以取代国有经济在这些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我国社会主义的性质、经济发展阶段和转轨时期的特征，决定了国有经济在这些领域应保持足够的控制力。”[2]这些行业之所以需要国家保持控制力，是由于他们具有以下特点：一、有国防意义的产业或新兴科技行业，在这些领域，西方国家对我实行技术禁运或限制，不能依靠外国，必须用自己的力量开发；二、支柱产业，即产业关联度强、企业规模巨大、市场利益巨大，不宜让外资（或私人）控制的产业；三、具有外部性和自然垄断性，国家必须进行管制的行业（公共设施、金融）。这也可以认为是广义上的“战略产业”。本书讨论的重点在第一和第二类。尚有存疑的是，一些高度竞争性的产业，如装备工业，同样对综合国力的提高意义重大，但国家政策对此不明朗。我们对“关联度强”的汽车工业实行多年高关税保护，同时又将装备工业早早抛进国际市场，值得注意和反思。总结：战略产业是对提高综合国力有至关重要的利益的、国家必须保持控制和支持的、不以短期利益决定取舍的产业群。也有作者提出大国“超级产业”概念。[3]在这个领域，简单把企业推向国际竞争市场“优胜劣汰”，将无力抵御跨国公司的强力竞争，企业的垮台会导致国家的全局性损失。在这里讲的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在全球化的环境下，战略产业发展的激励机制不能单纯依靠金钱，要“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团队精神、百折不挠、顽强实干的进取精神和拼搏精神，以及相应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实现。[4]跨越“技术本国化”的门槛由于涉及国家安全、涉及“支柱”的产业，很多涉及高科技的问题。这里有必要从科技进步角度，就国家促进产业升级、优化结构的一些问题，作一些说明。技术本国化的障碍和国际压力：上面已经讨论过，发展本国现代工业，走依靠合资为主的道路，不可能获得先进的核心技术和自主开发能力。不是发展战略产业的路子。日韩式道路的核心，就是以“技术本国化”和本国产业的迅速升级为基本目标，“本国化”的基本手段和过程，就是高效率地进行技术引进—消化—扩散。但是，一般来说，后进国家要实现“技术本国化”和产业升级，无一例外地面临资金、技术、管理和市场这几大障碍。不同行业情况各有不同。尤其是高科技产业，资金门坎越来越高，半导体芯片加工设备价格，平均4-5年翻一番，8寸晶片生产线价值10亿美元。一个飞机型号的研制费用20-50亿美元。技术飞速发展，对管理水平的要求越来越苛刻。尤其严重的是，后进国家开放市场，必然对本国上游产业形成强大竞争。“顾客是上帝”，而上帝崇拜洋货，不愿意支持民族产业。开放市场对发展中国家的设备工业、国家科研力量的冲击，往往是致命的。这里的困难在于：如完全放开市场，冲击力过大，则本国的上游产业（如加工设备、民机、轿车）可能被彻底冲垮，永无翻身的可能（如我国的数控机床、感光材料工业，见附录），但完全保护则又在保护落后（如“普桑”1990年代初的情况）。所以，市场的开放度，要有利于战略产业在有限保护下逐渐成长。这对政策的制定和行业、部门间的协调能力提出了很高要求。办合资企业依靠外商，这四个障碍当然都可以比较顺利地解决（对局部来说，这叫作合资使“技术得到提高，市场有了销路”），但前面说过，这种“轻松过关”的代价，就是堵死了“技术本国化”的道路。必须遗憾地承认，20年来，在市场开放的冲击下，我国的“技术本国化”机制，大大退步了（有不少人说20年来科技没有进展，其实科技水平总是在进步，问题是科技进步的机制在“拉美化”）。地方部门分权，助长了崇尚短期的、局部的利益，不顾大局的行为，削弱了技术协作攻关的能力。在一些关键产业部门（航空、电子、汽车……），决策效率、内部协调效率降低、企业引进消化效率降低，技术扩散缓慢。面对国际竞争对手强大技术优势和对后进国家技术进步努力的有意打压，这种技术本土化自身的低效是致命伤：“ 当我们还没有开发出某一项技术的时候，他向我们封锁；一旦我们千辛万苦开发出来，他又会开放他的技术，并将其一部分下游产业转移给我们。这种梯次转移，抑制了发展中国家的自主技术研发和产业升级。所以，在全球化条件下，开放的经济对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是有抑制作用的。结果是：投资无回报，研究无成果，开发无市场”。[5]我们的微电子设备技术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被搞垮的。如果市场保护不力、再加上技术本国化效率太低，对来自外部的技术竞争的压力将无法招架，“四大门槛”就跨不过去。自己的技术队伍、自己的企业和自己的品牌就培育不起来，于是就一轮接一轮引进技术、引进设备，这被称为“引进陷阱”。“ 引进陷阱”的本质，是后进国家的主观追赶努力、国家的整体竞争力落后于国际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步伐。20多年来，在汽车、电子、飞机、装备……等行业，对这种“引进的陷阱”我们已经是司空见惯，对提出这样的问题反而会大惊小怪。“引进陷阱”被西方冠以漂亮的名称：“雁行模式”。如果我们安于这样的现状，我们就可能永远被“锁定”在“发展中”状态中而不得自拔。跨越“门槛”的最低限度条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后进国家摆脱“雁行模式”的努力，取决于整体经济运行效率（企业、行业、国家效率的综合）的竞争。要做到这一切，决非一个简单的市场机制、或单项措施可以奏效。要求有效动员本国的各项经济技术资源（资金、科技力量、组织、政策…），缩短技术引进—消化—再创新周期。需要国家意志和组织作用，需要完整的发展战略和政策，需要合理的企业规模和产业组织，需要各层次组织的高度经济活力和高水平的管理。这是跨越“门槛”的最低限度条件。国家的意志：国家目标、贯彻目标的意志和能力。政府主导作用：各产业部门的市场前景，技术路线，单个企业往往无法看清，需要国家来决定大的战略方向和产业发展规划。合理的规划：后进国家财力有限，科研实力弱，仅靠民间企业和科研机构层次的决策，门坎过高，无力承受风险。政府的支持不仅在财力方面，也有必要在技术路线的层面参与战略规划。“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由于技术密集程度高，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风险大，如没有政府的支持，就会长期落后，受制于人。” [6]企业规模和产业重组：行政性的分权所造成的条块分割，企业规模过小、产业集中度低的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在战略性的产业，如再不及时进行产业整合，在跨国公司大举进入的形势下，对各地方争相和国外合资、置全局利益于不顾的局面，中央就没有了调控手段。“ 过去，我国企业之间的产业联系（如行业分工与产品调拨）通过计划体制实现，工业部门既是政府部门，也是大托拉斯。割断这种技术联系，分散的单位往往不能成为独立生存的企业，自负盈亏”。“这种条件下，散兵游勇式的分散合资，被动地纳入跨国公司的国际分工体系，对中国产业的长期发展会产生什么影响，值得研究”。“ 日本特别是韩国的经验也证明，后进国家以民族工业的发展实现赶超，参与国际竞争，必须组建非常巨大的企业或企业集团（以负担昂贵的研究开发费用），并辅之以动态的政府保护和扶持政策。我们显然不应该把已经细小得难以成为独立企业的企业越分越小。当前的紧迫课题是，尽快重新组合，形成与已有生产能力相匹配的企业，组成面对国际强手有能力自负盈亏的企业，已成当务之急”。 [7]“我们原来各大部委，承担的主要是应用研究前期的工作。按现在的办法，这个研究就要基本解体。要求我们的集团公司来承担起基础、前期研究的工作，目前我们的企业集团没有这个能力。这就会形成一个空白。所以（把产业部门拆散的做法），受害最大的并不是企业，而是科研机构”。“我们是后发展国家，中国的科研体制，稍微没有一点政府的强制性措施或者是鼓励性措施，根本就发展不起来。你完全按平等竞争的话，那么所有清华毕业的，北大毕业的大学生都要去美国。你要把这部分人吸引下来，必须超越经济的利益。”[8]组织行业级攻关，培育技术合作机制：有人强调自主开发困难重重，没有科技实力，没有钱。自主开发投资太大。外国开发一个轿车要20亿美元。我们怎么拿的出来？怎么办？合资。合资拿不来，再想法买。自主开发，提高国际竞争力？你唱什么高调。什么年代了，还讲自力更生？[9]我们现在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了，似乎企业之间只有竞争的关系。这种看法是不对的。西方在许多领域，企业之间也是既有竞争，又有合作。典型的就是半导体的国际协作组织（见半导体篇）。空中客车，超大型国际合作项目，法德英西四国财政支持20年，形成共享技术和品牌，都是现成的例子。日本曾在半导体领域，在基础性、共性的技术方面，由政府出面组织各企业，集中技术力量，共同攻关，取得了骄人成就，为电子工业一度称雄世界打下了牢固基础。“1970年代末，日本为打破美国在集成电路的一统天下，组织企业，联合攻关上集成电路制造工业（2-3微米级）。通产省出面组织四家公司（富士通，NEC等），每家出30名研究人员，都是20-30岁有才华的年轻人，共120人。然后通产省出一个所长，每公司出一名室主任，4个研究室。分解了30多个课题，包括设备、工艺的各个方面，计划3年拿下来，结果3年不到，这些课题全部解决。成功后，形成共享性基础技术，各企业回去用此开发自己的产品，形成竞争。谁的质量好，成本低，谁可占领市场”。[10]就是说，市场经济不是你死我活，也要讲合作机制。如今经济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对规模经济和超越企业范围的组织效率，要求也越来越迫切。我们很多人，把市场片面理解为“原子式竞争”，把我们原来的全行业、全国协同攻关机制（见航空工业篇）的巨大组织效率，片面斥之为“计划经济的残余”，是走到另一极端，也是属于无知。今天，我们要让合资企业整合起来进行技术自主开发，创民族品牌，已根本没有可能。唯一可能的是，就是以现有的大型国有企业为依托，效法日本经验，组织行业级技术攻关。我国一些国有骨干企业经过20多年技术改造，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技术开发能力，按照行业机构组织、风险共担、技术共享、利益格局不变的原则，是完全可以把力量集中起来，搞出成果的。对外保护，对内竞争：在把握开放度和产业发展的配合的同时，要提供适宜的体制环境，鼓励创新能力的提高。技术的进步不是低水平的竞争所能获得，而是“硅谷机制”。科研开发和产业竞争的“无缝结合”。人才的国际化竞争，灵活的筹资机制和融资环境。企业经营管理的灵活高效。首先要在精神上挺起腰杆，奋起自强最近，有学者尖锐指出：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会容忍外资控制本国经济、摧垮民族产业，都会努力将其纳入本国发展战略并加以控制，这与开放与否无关。当前普遍盛行的不加分析地赞美跨国公司、把引进外资数量当成宏观经济分析的重头指标、把合资作为“国企改制”的“理想途径”的观念，实际上是牺牲中国明天的前途来换取眼前的短期增长，在政策上是近视眼，在思想观念上是把改革开放作为发展目标本身，这已经构成新的教条、成为思想解放的真正障碍。近20年来，我们对西方国家对我们的开放程度，始终估计过高。从崇拜西方、看不起自己力量，发展到对民族产业的虚无主义态度。片面强调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机制，机械“拿来”西方观念中甚至是最消极的部分，不同程度地影响了社会很大一部分人的思想。民族精神的矮化是可怕的。崇洋自卑，苟安短视的风气在滋长，民族自尊自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全局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优秀传统正在失落。这种不健康的精神状态，正在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造成了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在经济政策上，始终对西方对我开放的程度、对洋人的力量抱有太多不切实际的幻想，这又助长了精英层无所作为的精神状态和行为，降低了政府运作效率、助长了不正之风，削弱了用高尚的精神感召力将国家发展目标贯彻到底的能力。长此下去，我国经济发展就难以避免“拉美化”前途，就会长久处于国际舞台的边缘地位，就无法贯彻捍卫国家主权的意志。几十年的曲折历程告诉我们，发展国家经济，靠洋人是靠不住的。我们当然要尽最大努力争取外援，但国家的建设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现在我们要发展自己的战略产业，最缺的是什么？是精神，是志气。就是敢于跟跨国公司竞争的志气和勇气。发展战略产业，首先要做的是大力弘扬正气、振奋民族精神。今天，“两弹一星”的辉煌历史，已经成为激励人民的伟大精神力量。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我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科技、工业发展道路，尤其应该提倡。要知道，原子弹的上马，是在1960年代初空前困难的时期、被赫鲁晓夫讥笑为“中国人三个人穿一条裤子，喝大锅清水汤”的时代。当年对是否上马还是下马有大争论，如果真的下马，那就前功尽弃。统一认识，咬着牙挺住不下马，才有今天的辉煌。今天，我们的航天科技工业界，继承了两弹一星的光荣传统。载人宇宙飞船以常人想象不到的速度，取得了了不起的突破，20世纪末再创辉煌，为21世纪我国航天事业、国防事业带来了美好希望。这个成就的背后，有多少呕心沥血，多少不眠之夜，有多少默默无闻奉献国家的感人故事！王铁人说“国家要有民气，军队要有士气，一个人要有骨气”，这就是民族的骨气，这才是我们民族的脊梁。这充分说明，自力更生、集体主义、自我牺牲、无私协作的两弹一星传统，在普遍崇尚物质利益的今天，照样是克服困难、赢得成功的法宝和宝贵的精神力量。这才是全球化的条件下，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工业赶超机制和发展方向。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科技界取得的许多成就，都是振奋民族自强精神的成果。我国的船舶工业，80年代就打进国际市场，现在占世界上份额，差不多占了20%。我们的程控交换机，原来基本被外国占领。90年代发展很快。巨大中华，接近国际水平，占领新增市场的大部分。我们的汽车工业，这困难那困难，难道造汽车比造载人宇宙飞船还难？最近15年来，我们的民用飞机产业是一部伤心史。了解内情的人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不是我们没有能力，缺乏高科技的“比较优势”，否则我们的大型民用喷气飞机是怎么上天的？是用洋铁皮敲出来的？15年徘徊的根本原因，是我们行业内的部分人员，放弃了以我为主的发展方针，缺乏自信心和自力更生的勇气，看不起自己的科研成果，一味依靠洋人的结果。国家不止一次作出决定支持上马，就是说自己干不了，非要拉一个外国人当拐棍。没有外国人就没有了主心骨。先拉新加坡合作，新加坡不干。后来又拉南韩，人家总统一换就黄了。最后看准了空客好。人家一转眼又把我们甩了。最后什么也没有干成，白白丧失了20年时间。20年，消磨了自己的锐气，损害了行业的信誉，成了扶不起来的天子。中华人民共和国50周年国庆，我们的加油机编队（轰6）飞过天安门，多少人欢呼雀跃。懂行的人们，却为此而叹息、悲伤！新的世纪，我们会继续开放，能拿到的东西要拿，毫无疑问。但是我们的立足点，无论如何要总结20年的教训，要转向自力更生为主，要以我为主，自己先站起来。然后别人才尊敬你。自己站不起来，别人就永远把你看成矮子。我们的民族没有希望。在民族面临生存危机的转折关头，我们要弘扬正气，弘扬民族自尊自强，敢于斗争，勇攀高峰的气概，要用振兴民族产业、振兴战略产业的大义，加强我们的民族凝聚力。留给我们的准备时间是很有限的，奋起自强才是出路。参考文献[1]王小强：《产业重组，时不我待》，1998年。[2]冯飞：《“十五”产业政策要点：战略性产业的发展》国研网，2000年8月25日。[3] 赵英：《大国世纪》。关于超级产业：超级产业以国防产业为核心；需要巨大投入和巨大的市场空间；市场结构是不完全竞争、寡头垄断，产业组织高度集中，少数大企业居主导地位；上什么产业，非单一的市场经济利润导向，要考虑综合国力和综合利益，进行综合选择，需要政府决策；成为主要国家综合国力和战略能力的主要来源与体现；和进入大国俱乐部的门坎，是国家在世界大博弈中的战略工具。超级产业的国际合作也在迅速发展。“21世纪，全世界只有10个左右的国家有能力发展超级产业。包括美国、日本、俄罗斯、中国、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巴西和印度。”（转引自杨帆《大国间的产业竞争：21世纪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环境与定位》，《产经新闻》2001.5[4]王小强，1998。[5] 房宁，2001年。[6]马宾，1996年。[7]王小强，1998年。[8]丁宁宁，1999年。[9]科技部研究中心金履忠认为：关于我国技术开发的资金障碍的问题，普遍的情况是，自主开发所需费用比国外同等项目少得多。蜂窝式移动电话设备，国外开发用8亿美元。我们共花了7000万，不到他的2%。我国巨龙公司开发的04机（最早开发的程控交换机型），开发费用1000万元。国外同类设备开发费用1亿美元，我们是它的2%。长3 甲火箭。国防科工委宣布，开发费用只占国外的几十分之一。具体数字没有讲。羊绒分梳机，我们自己开发的费用，是从意大利进口价格他的1/10（人民日报）。国外汽车界说，开发一个车型要20亿美元。外国人用这个费用来吓唬我们。我们是自己吓唬自己。。我们的开发费用相对较低的原因，第一是我有“后发优势”，即我们可以享受部分的技术扩散；第二是设备有一部分自己可以做。第三是人工费比国外低得多。一般的情况是国外花多少美元，我们就花多少人民币。

形式与政策论文-民生问题古语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这不禁让我想起战国时的一个故事，故事梗概是齐国使者出使赵国，赵国赵太后问齐国使者：“贵国人民生活可好？”对曰好，赵太后再问：“贵国今年可是大丰收？”对曰是，赵太后最后才问：“贵国国君可好？”齐国使者对赵太后最后才问本国国君大为不悦，赵太后说道：“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故如次问。”齐国使者听后颇是服气。这实际上就是孟子的民本思想。原文如下：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实际上，翻开中国历史典籍就会发现中国自古以来就将“民生”与“国计”相提并论，民生问题一直与国家发展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是《尚书u2022五子之歌》中所说的，它构成了儒家治国理政思想的核心，而《管子u2022霸业》指出“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左传u2022庄公三十三年》强调“政之所兴，在顺民心”，《孟子u2022梁惠王下》则提出“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 等议论，客观反映了古代先贤对民生问题的重视。当然，中国历史诚于鲁迅所说是一部吃人的历史，民生问题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很少受到过真正的重视，反而，民不聊生似乎成了中国历史的一种常态，官本位的文化更是积淀得深厚，且异常深厚。只有到了新中国成立后，民生问题才真正受到关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即是毛泽东同志倡导并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宗旨的，但遗憾的是“文革”等政治动乱和计划经济对生产力的束缚，国家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获得发展，解决民生问题的成效在计划经济时代也并不很大，所以，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依然是共同贫困的局面。简单的说民生问题，就是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最主要表现在吃穿住行、养老就医子女教育等生活必需上面。民生问题也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同党的性质、宗旨和目标一脉相承。随着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有了很大的腾飞，那中国的民生现状又如何呢？改革开放20多年来，民生问题受到普遍关注，20多年改革开放的进程，其实就是不断重视民生、改善民生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将国人共同贫穷的时代变成了历史，大多数城乡居民迈进了小康乃至富裕的生活，如人均GDP从1990年的1634元上升到2003年的9073元，首次超过1000美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台阶；人均收入水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89年的1374元上升到2003年的8472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602元上升到2622元；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从1989年的54.8％下降到2003年的45.6％，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由54.5％下降到37.1％；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从1989年的5196亿元上升到2003年的103618亿元，人均储蓄存款从461元增长到8018元。可见，中国民生进行了很大的改善。然而，经济指标的增长与发展，并不意味着中国民生问题已经得到全面解决。因为前一个时期解决的民生问题，主要是初级阶段的初级民生问题，主要解决了绝大多数人的衣食之忧，属物质生活甚至是食物保障方面。而现在民生问题与时代的发展同步，其内涵也在不断发展。跟计划经济时代相比，现时代更加突出地显露出教育作为民生之基、就业作为民生之本、收入分配作为民生之源、社会保障作为民生之安全网的重要性。对每一个国民而言，没有教育机会就不可能接受现代文明，也不可能成为高素质甚至合格的劳动者；教育机会、接受教育的程度，正决定着每一个人的生存和发展机会及生活质量，教育已成为国民立足社会的基础。同时，就业是民生之本，解决就业问题就是要让每一个劳动者、每一个家庭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岗位、有一个稳定的生活来源，而失业、就业不足或就业不充分，既是社会问题，更是家庭与个人的严重问题，失业带来的往往是家庭生活的危机与困境。收入分配决定着城乡居民的收入渠道与生活来源，除了就业获取收入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际上还有多种收入渠道，收入分配是针对整个社会财富的，合理的收入分配体制不仅能够推进效率与发展，而且有利于社会公平、进步与和谐。从教育看，它已经成为国民立足社会的基础，但在现实中，还存在着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不够、义务教育的福利性保障不够、受教育的机会尚不公平等问题。 从就业看，现在，每年城镇新增劳动力约800万人，需要再就业的人员500多万人，而乡村需要转移的是一支庞大的劳动力队伍，它不是静态的1.5亿，而是动态的、持续的。 从收入分配看，尽管说绝大多数城乡居民的收入在上涨，但是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尤其是这几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两极分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从社会保障看，像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的覆盖面，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贫困人口的救助，老年人、残疾人的福利享受，等等很多只是形同虚设。特别这几年闹得比较凶的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显示，人均GDP从1000～3000美元这一时期是一个多事之秋，顺利度过这一临界点，经济社会将会步入良性运行和健康发展的轨道；否则，便有可能出现“拉美化”的局面。中国现在也处于这一阶段，处于矛盾多发期，因此改善民生问题，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是重中之重，因此民生问题成为两会焦点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解决民生问题过程中，要重点解决好教育、就业、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等重大民生问题。一、纠正教育不公的几点对策(一)切实提高财政支出中教育经费的比重。(二)坚决限制和缩小教育差距。(三)采取相应措施，确保流动人口子女的受教育权。 (四)鼓励、支持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依法办学。(五)以就业为导向，推动职业教育持续健康发展。(六)切实解决屡禁不止的乱收费问题。三、缓解就业矛盾、调控收入差距的几点措施 (一)积极扩大就业，缓解失业状况。 (三)突出智力扶贫，拓宽就业门路。(四)打破垄断，减少行业收入差距。(五)进一步深化劳动分配制度改革。 解决民生问题的根本目的，是要让广大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生活，是让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要求，是人民政府的基本职责。”“只要我们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尽最大的努力解决民生问题，就一定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就能越来越充分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活力。”真诚的希望这能付诸实践，我们翘首以待中国越变越好。普遍受惠的时代已经过去，利益分割的时代已经到来；单纯依靠经济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时代已经到来；共同贫穷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促使全体国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时代已经到来；边走边看的时代已经过去，目标明确、路径清晰的时代已经到来；矫枉过正的时代已经过去，理性发展的时代已经到来；被动对外开放的时代已经过去，主动参与全球化进程并积极争取在国际上发挥大国作用的时代已经到来。

涉及面很广,仅举一例;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总体趋势及其政策含义 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经历了五次大流动，形成了初具化雏形的社会阶层结构格局。那么，这样的格局是如何演化而来的呢？其演化的因素和机制是什么？如何解读这样的因素和机制？它们对今后的社会流动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如何看待未来中国的社会流动趋势呢？这些不能不令我们关注和重视。 一、对当代中国社会流动趋势的总体判断 社会阶层结构的演变是在社会流动过程中得以实现的，而前者反过来又影响着后者。需要指出的是，在过去50多年时间里，中国社会流动表现出与发达国家不同的一些特殊性。发达国家的社会流动基本上是在社会阶层结构相对稳定的社会框架中进行的，而中国却经历了两次大的社会转型，这两次大转型不仅仅表现为社会发生大流动，而且表现为社会地位体系、社会阶层架构的大变迁，从而增大了社会流动的复杂性。虽然这两次转型很特殊，但是并没有脱离现代化进程，因此，这就决定了当代中国社会流动表现出两方面的趋势：既呈现出人类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些共同趋势，也反映了社会转型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我们的表明，这样的趋势具体地反映在以下凡方面。 1、在短短的50多年中，我国社会流动模式先后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不像发达国家那样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不过，自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流动模式在趋于普遍化，其社会独特性在弱化。改革前与改革后，我国经历了两个社会流动模式：主宰型社会流动模式和诱致型模式。政治主宰型社会流动模式表现为：不论是在流动的具体表现形式还是在流动机制上，政治标准、政治价值、政治身份、政治手段、政治改造、政治运动等所有与政治有关的因素起决定性的影响。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反右"、人民公社化运动、四清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运动，都是国家采取的一系列政治改造运动，不但依据的是政治标准（如政治忠诚、出身的政治身份等），而且采取的也是政治手段。在这样的运动中，既有整个阶层因不符合政治要求而被取缔，出现整个阶层的全体成员成建制地改变社会经济地位，也有成千上万的人因所谓的政治立场问题而经历了在瞬息之间成为人民的敌对分子和异己分子，当然也有人因站对了政治立场而在一夜之间青云直上，实现了长距离的社会流动。 改革开放后，执政党放弃了政治改造运动，清理了过去的极"左"思想和做法，将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去，采取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乃至到2O世纪90年代，明确提出了市场经济建设目标，从而使经济发展重新获得了对社会结构的自主性的重大影响，产业的快速壮大、产业结构的调整、产权制度的改革等等都为人们的社会流动提供了比以前多得多的机会，新的社会阶层由此而生，社会分化就由此而来，我国社会流动也就摆脱了政治主宰而更多地取决于经济发展和经济活动，所以这是一种经济诱致型社会流动。这一模式的特点是：职业地位取代了政治地位而成为一种最为重要的社会经济地位；能力主义在社会经济地位的获得上的作用越来越大；制度和政策对社会流动仍然具有相当大的作用，所以，迄今为止，我国社会流动还只是表现出经济诱致的特点。 2、正像所有经历过或正在经历过现代化的国家一样，当代中国的社会流动显示，中国越来越趋于开放。与改革前相比，改革后我国社会流动率有了显著的提高：从代际流动率看，改革后比改革前上升了近I3个百分点；而从代内流动率上看，向上流动率增长了8个百分点，而向下流动率增长了4个百分点；9OOI年与I98f年相比，代内向上流动率（从前职到现职）从18.7@2增加到30.5%.在走向市场化过程中，人们越来越重视能力主义，对个人能力的重视和相应的业绩回报，都有了明显的提高，作为量重要的社会流动机制，越来越显示其重要性，竞争选拔能人的做法得到普遍推广。而像单位制、阶级出身、城乡二元体制等社会区隔体制和政策在不断地被削弱，有的己经退出历史舞台。所有这些"有助于创建更富流动性和能人制的秩序".（吉登斯，《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携385页） 3、我国职业结构正在发生化国家普遍存在的高级化变迁趋势，带动了我国社会等级位序的整体提升，提供了更多的向上流动机会。职业高级化是所有搞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国家必然会发生的一种普遍现象。利普塞特和本迪克斯了英国、法国、联邦德国、瑞士、意大利、瑞典、丹麦、日本和美国等9个国家的数据，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工业化国家在白领职业拓展方面的变革是一样的，在世界范围内都出现了"向上流动的潮流".其中英国，早在上世纪初，职业位置就开始越来越多地向服务业中的白领职位转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职业结构也正经历着符合工业化国家发展趋势的高级化过程，表现为高层次的职业位置数量大幅增加。职业构成比例增减的结果，便是底层的职业的从业人数（包括生产工人和农业劳动者）下降了8.1个百分点，而中上层的职业增加了7.2个百分点，整个社会职业的位序因此得以向上提升。其中商业人员和办事人员职业岗位数量增加最快，2000年分别是I982年的3.1倍和2倍，而农业劳动者和工人职业岗位数量增加速度却低于平均水平。职业趋向高级化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向上流动机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情况下仍然保持社会经济稳定、快速发展的现象，说明我国绝大多数人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情况下还是受益于经济发展，只是受益多少和快慢不同而已。 4、当前中国社会流动仍然受制于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带有明显的转型特点，还没有形成一个合理、公平、开放的社会流动模式。发达国家在其发展历史过程中只经历着社会转型，而不存在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的问题，其社会流动也只体现了社会转型的特点和，如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社会向城市社会、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乃至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这样的转型。但是，体制转轨是中国改革后发生并还在继续进行之中的一次重要转变，与社会转型一样，影响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研究表明，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打上明显的体制转轨烙印：制度和政策安排对社会流动的作用相当显著，在有的阶段甚至左右着社会流动，到现在其作用还是相当大的；社会流动的常态性不时地受到体制和政策的干预而发生变化。一个政策的出台就有可能影响一个阶层的地位。对关键行业的计划垄断、城乡二元体制、体制内外分割等计划体制仍在影响着社会的合理、公正流动。 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仍然是采用新的政策、构建新的体制来促进体制转轨，因此，制定合理的、有效的社会政策，对于促进体制转轨时期社会流动的有序、合理进行，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5、与两大转变密切相关的是，中国社会流动机制不论在内涵上还是作用方式上远比发达国家复杂和多样，表现为制度一政策和结构等宏观因素与先赋一后致性因素交织地影响着中国社会流动。在过去的50多年中，与发达国家一样，先赋性机制和后致性机制是中国社会流动的两大重要机制，但是，它们的内涵和表现方式却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不同。从先赋性机制上看，除了家庭背景外，制度和政策安排成了影响中国社会流动的一个很重要的先赋性机制，这是发达国家所未曾遇到的。通过对制度和政策安排的深入分析和研究，我们发现这一机制不仅独立地影响到我国社会流动，而且渗透到家庭背景，表现出很强的传递性和继承性。从后致性机制上看，除了教育、工作业绩之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政治忠诚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后致性机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教育，而对个人的社会流动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这也是在发达国家的社会流动中不曾存在的现象。改革开放后，政治忠诚的作用在减弱，但是，并没有绝对地退出社会流动过程，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党员资格依然对于获得政治地位具有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社会流动机制中政策、制度这些宏观因素占有重要的地位。 6、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在没有摆脱体制转轨痕迹的同时，开始表露出一些不利于社会开放、公正的消极趋向。在中国社会趋向更加开放、社会等级位序整体提升的同时，另外三种消极的社会流动趋向正在出现，将不利于中国现代化发展。一种倾向是，阶层流动的代际继承性在增强，将会减少阶层之间的社会流动，降低社会的开放性。另一种倾向是，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等主要资源出现向上层集聚的趋势。还有一种倾向是，一些阻碍公平、合理的社会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如城乡二元体制、教育资源的配置制度等仍没有被革除，反而在继续影响着社会流动。二、当代流动趋势的政策含义 从中国社会流动趋势中我们可以看出，当代中国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化建设时期。 一方面，中国社会变得比以前开放，社会流动加快，有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向上的流动机会，体现现代化进程的后致性社会流动机制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另一方面，中国社会还没有完成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与此同时，一些消极的流动倾向正在出现，一些不利于社会合理和公平流动的先赋性机制对社会流动的还很顽强，特别是政策性和制度性因素的影响还相当大。这意味着中国社会的未来蕴含着多种可能的变项，如何通过促进社会流动，遏制最坏的变项，争取最好的变项，对中国能否实现现代化，显得非常重要和关键。在这里，国家政策就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社会流动来看，最理想的趋势是，农业劳动者和工人阶层中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向比其地位更高的阶层流动，从而不断壮大中间阶层，顺利地实现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我国也就由此成为一个开放、公正的社会，一个现代化强国得以确立。 但是我们看到，与改革初期不同，当前中国己经进入了改革攻坚阶段，其中的一个最大挑战是，我国己经形成一个既定的利益结构格局，特别是强势利益群体和阶层己经形成，新的改革举措有可能会遇到他们的抵制，他们会千方百计地消解改革政策的作用，而且他们己经具备了这样的抵制和消解的能力和条件，有许多优势使他们的作为遭遇不到其他阶层和群体的制衡。他们的抵制和消解无形中会增大决策者的压力和风险。这一切都极大地考验着决策者的价值取向、意志力、社会责任心、认识水平和领导管理国家的能力。因此，从这样的社会惯性、阶层利益关系格局以及过去50多年的社会流动过程上，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可能的社会流动趋向：跨阶层的长距离流动的机会越来越少，社会流动的代际传承性在不断提高，中间层发展不起来，大量农业劳动者不能实现彻底的非农化，长期存在着大量的兼业者。 这样的流动趋向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是非常不利的，容易造成两极分化的长期化：要么会出现"拉美化"，一群人享受着世界上最豪华的生活方式，大量人口涌人城市但不能实现城市化和市民化，于是他们的社会地位得不到根本的改善，生活在城市贫展窟之中，不但缺乏参与发展的动力和能力，而且在精神道德上有可能受到极大损害，变得没有道德、没有廉耻，盗窃、妓女、吸毒、抢劫盛行；要么会出现"非洲化"，战乱频发，难民潮起；要么会出现"西西里化"，即黑社会猖獗，政客与黑社会勾结合谋，腐败盛行。当然，这些都是最坏的结局，如果出现这样的结局，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也就无从谈起，甚至有可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被边缘化乃至瓦解。 还有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可能的社会流动趋势，那就是：中间阶层有了一定规模，农业劳动者规模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削减，但在社会阶层结构中还占有相当的比例，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无法实现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态，而是上层小、中间与下层一样大的"蜡烛"形态，到了"蜡烛"形态后，就再也不能向橄榄型演变了。这种形态是最有可能的，现在也是最有条件实现的。这种状态虽然并不是最理想的，但也是可以接受的。在这种结构形态中，虽然也存在两极分化，但是并不是很严重，大多数人还能过上相对体面的生活；虽然也有很多社会，但是不至于损害社会基本的稳定秩序；国家虽不能很强大，但也是一个强国，在世界上还可以有一定的地位。 当然，中国的目标仍然是现代化强国。所以，要想尽一切办法避免最坏的社会流动趋向，改进社会流动机制，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使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从的"纺锤型"转变为"蜡烛型"，然后再经过50年的努力，实现从"蜡烛型"向"橄榄型"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构建合理的社会流动机制，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我们从对过去50多年的社会流动中，己经看到一些合理的、合乎的社会流动机制，期待着这些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有更多的合理机制建立起来，那么，相信一个开放的、合理的、公正的现代化社会对中国来说将不只是一个梦想，而是一个不久可以触摸得到的可能现实。 同样，中国要面对这样的现实：不论是从流动机制还是流动条件来看，绝大多农业劳动者和工人只能向近邻的阶层流动，不可能取得跨阶层、长距离的流动，而且，目前即使是向近邻阶层的流动，也还存在不少障碍。因此，确保农业劳动者和工人从自己阶层向近邻的阶层转移和流动，争取让尽可能多的人实现中等距离的跨阶层流动，对于中国实现现代化强国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此，我们认为，国家必须在有关社会和经济政策上有非常积极的作为，根据我们对社会流动的研究，提出如下政策性建议。 1.坚持城乡统筹的发展战略，在继续深化城乡体制改革、促进更多的农村人口城市化和市民化的同时，还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促进农村的发展和繁荣。显然，加快城市化，是减少农业劳动者阶层的最重要途径，对此是比较容易理解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从社会流动角度提农村发展和繁荣问题呢？因为没有农村的发展和繁荣，就不会有健康的城市化，否则，不管在城市生活如何，农村人口都会涌人城市，很容易造成城市的两极分化，就不会出现我们所希望的中间大两头小的阶层结构。 2、从经济政策上，加大对中小和个体工商户发展的支持力度，为更多的农业劳动者和工人提供从事个体经济活动的机会。对底层的人来说，他们在经济资源上没有什么优势，但是改善他们的经济条件，对于他们获得向上流动，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他们不可能兴办大型企业，也不可能成为专业技术人员、经理人员和国家社会管理者，一般来说，他们或者去当工人，或者去当个体工商户，因此，国家应该从政策上（特别是贷款上）支持他们从事个体经济活动，并且帮助一些有能力的个体工商户向兴办中小企业方向发展，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个向上流动的梯次进程。 3、加大调整国家资源内部分配、城乡分配、区域分配格局的力度，构建一个覆盖农业劳动者和工人的技能培训和体系，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水平，以适应经济发展对非农劳动力素质的需求。教育、技能是现代化社会主导社会流动的最重要的后致性机制。即使这样的后致性机制在我国社会流动起主导作用，但由于目前工人和农业劳动者缺乏较高的教育和技能水平，不可能由此顺利地实现向上流动。所以，国家必须加大对这些阶层的教育和培训投入。但是，目前我国教育资源和技能培训资源不论在其内部还是城乡和区域之间的分配都很不均衡、合理，从而减少了社会底层的受教育和培训机会，因此，很不利于我国社会结构通过社会流动实现现代化变迁。 4、把创造就业机会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首选目标。就业问题始终是我国今后相当长时间内面临的一个严峻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不提供大量新的就业岗位和机会，首当其冲的就是大量工人和农业劳动者不能实现就业，罔论实现向上流动了。因此，国家不论在产业发展战略和政策上还是在创新上，都要把创造就业机会作为首要的任务去对待，才能带动社会流动。 如果我们的社会流动研究能够为国家和每个人提供可能努力的方向，那么，我们相信，这样的研究会有助于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一个开放、合理的、公正的现代化社会一定会实现。

　　1993年，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最先提出了“中国之谜”的说法。　　罗纳德认为，中国在财政下降的同时，快速的货币供给增长并没有带来严重的通货膨胀，他对这一情况大惑不解。于是，他把中国这种“在高财政赤字和高货币供给量的同时保持价格稳定的现象”称为“中国之谜”。　　而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韦茨曼提出，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设计的东欧和原苏联各国的改革，伴随而来的是经济大萧条，而在他看来“不那么正宗”的中国改革却与高速经济增长并行。他将这种现象称为“中国之谜”。　　2002年，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彼得·诺兰提出，按照主流经济学的理论逻辑，中国不可能获得目前的成就。但中国却在各种缺损的条件下获得了持续的经济增长，诺兰将这种不一致的局面称为“中国之谜”。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则这样诠释他心目中的“中国之谜”：“看上去不合理，可是却管用”。　　这些世界最顶尖的学者专家，把我国的快速发展称为“中国之谜”，包含了这样一层意思，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角度，中国的发展是难以理解的。　　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兼新闻发言人姚景源说，一些西方学者按照他们的理论逻辑，曾经规划了一条通往国家富强的道路。但如果我们来看这一理论在实践当中的表现，我们会感到他们规划道路并不是金科玉律。“我曾多次到过拉美，我曾经目睹这些拉美国家按照西方所设计经济理论和发展战略，最后走向经济停滞，经济的拉美化在今天成了政策失误的代名词。”　　而带领拉美走向失败的正是西方经济学理论指导下的一项共识，被称为“华盛顿共识”。　　另一场让人印象深刻的激进改革发生在我国的近邻俄罗斯，自1992年1月1日起，一场以“休克疗法”为模式的改革，在俄罗斯联邦全面铺开。改革结果是众所周知的。在长期的指令性价格及商品极度匮乏的形势下骤然放开价格的闸门，导致了商品价格的飞涨，奔腾式的通货膨胀汹涌而至。“休克疗法”的失败使俄罗斯GDP几乎减少了一半，摧毁了俄罗斯原有的经济基础，使贫富差距急剧扩大。事实上，这次改革使俄罗斯倒退了20～30年。　　我们今天面对的环境，无疑和西方经济起步时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差别。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走自己的道路。其实，能不能把计划和市场最好的部分“装入一个篮子里”，正是中国经济转型目标模式的精髓所在。中国有中国的国情，现在，已经有人开始讨论“北京共识”了。　　2004年，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美国高盛公司政治经济问题资深顾问乔舒亚·雷默的一篇论文，叫《北京共识》。雷默在其论文中指出，“北京共识”以创新和试验为灵魂，强调解决问题应因事而异，灵活应对，不求统一标准。　　“北京共识”一词由此不胫而走，引起各方关注。所有了解发展中国家几经起伏的发展史，以及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激烈争论的人们，都不难掂量出“北京共识”一词的分量。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姚景源说，“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发展，是在走一条前无古人的路。就全世界的发展来讲，没有一个国家和我们走的是一样的路，这条独特的道路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核心思想是实事求是，所谓实事求是，就是客观地认识中国的国情，尊重中国的国情，在中国国情的基础上选择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应当说，我们的选择是科学的，虽然这条道路确实没有任何借鉴，但实践证明，我们这条路是正确的，是科学的。

这次全球得经济危机，中国不会走苏联道路。斯大林建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与马克思的原意就大相径庭：一是斯大林的公有制，否定了个人产权，全民所有制成了“全民没有制”，农民集体所有制也是“农民无份制”；二是斯大林把全民所有制当作公有制的最高形式，作为奋斗的最高目标。这样，就成了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好。毛泽东在建国后，照搬了斯大林的模式，追求所有制的“一大二公”。农村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又从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公有化程度越高，农民就越没有积极性，生产力就越下降。毛泽东以为到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实际上离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越来越远。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还说了一段感情色彩极其浓郁的话：一个共产党员“如果看不起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对它稍许放松，稍许怠工，稍许表现其不忠诚、不热情，不准备付出自己的鲜血与生命，而空谈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那就是无意地，或有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就不是一个自觉的与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而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广大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与合作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解放与个性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新式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可是革命胜利后，毛泽东完全忘了自己讲的话，从1952年起用了4年时间，就完成了对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宣布进入社会主义。急于过渡的左倾错误，给国家与人民带来灾难。

新中国喜迎60华诞“祝福你，伟大的祖国！”当岁月的车轮驶入2009年，中国人民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 2009年，新中国步入发展的第三个30年。这是中国人民站在改革开放30年后新的历史起点上的崭新出发。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努力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梯次推进 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的重大举措。继第一批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开局顺利之后，2009年学习实践活动将梯次推进。目前，第一批学习实践活动正在有序推进，并将在2009年2月底基本结束。第二批、第三批学习实践活动将分别在2009年3月和9月开始。科学发展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事业。在全国上下投身科学发展的伟大实践中，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到新的水平，必将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也必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两会”召开为2009年全年工作定调 一年一度的“两会”，是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形势下，2009年全国“两会”将怎样全面部署2009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受到世界瞩目。 在2009年3月召开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上，“应对危机、科学发展”将成为代表委员最为关注的问题。“两会”将贯彻落实中央一系列重要会议关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部署，团结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切实维护社会稳定，推进“十一五”规划顺利实施。“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将贯穿全年工作 国际金融危机仍未见底，2009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严重困难和严峻挑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明确，必须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2009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 2009年国家将坚持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减税、扩大中央政府投资等多种手段，加大对扩大内需、调整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和保障民生的支持力度。2009年，有关部门将在结构优化的前提下扩大投资规模；着力扩大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尽快出台并组织实施重点产业振兴规划；千方百计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加强社会保障工作。虽然形势严峻，但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和长期趋势没有改变，扩大内需和宏观政策调整都有较大空间。 西藏平叛和实行民主改革50周年 2009年是西藏平叛和实行民主改革50周年。西藏平叛和民主改革的历史性胜利，推翻了封建农奴制度，解放了苦难深重的百万农奴，西藏人民第一次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民主改革、民族区域自治和改革开放，深刻地改变了西藏的命运，开启了西藏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专制走向民主、从封闭走向开放的伟大历程。5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全国人民的支援下，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各界爱国人士和驻藏人民解放军紧密团结，共同奋斗，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得到很大发展。统计显示，从1959年至2007年，中央财政向西藏的财政转移支付累计达到近1600亿元，年均增加近5亿元，年均增长近12％。2007年，西藏国内生产总值超300亿元人民币，农牧民人均收入达到2788元，城镇居民人均收入达到11131元。 汶川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将有序推进 加快汶川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已被列为当前进一步扩大内需的十项措施之一，未来两年将安排1万亿元投资，占4万亿元投资计划的四分之一。根据规划，2009年将基本完成灾区农村居民点规划，落实异地迁建农户的建房选址并解决过冬房问题；受灾农民全部住进永久性住房，完成农房重建总量的80％；完成50％的村庄生产生活设施建设任务。 目前，仅四川地震灾区就有8400多个重建项目开工。灾后重建工作将坚持以人为本、尊重自然、统筹兼顾、科学重建，重点支持城乡居民倒塌毁损住房、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的恢复重建，全面重建灾区群众的物质家园和精神家园，早日实现灾区家家有房住、户户有就业、人人有保障、设施有提高、经济有发展、生态有改善的目标。 澳门回归祖国10周年 将依法选举新特首 1《走进科学》终于揭开神农架野人之谜――原来这是一群买不起房的中国人。 2、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7年中国同比没有增长的有：1.工资；2.空气。 3、政治朝鲜化，经济拉美化，物价欧美化，工资非洲化。 4、高昂的医疗费使老百姓得病直接进火葬场的可能将在三年内实现。 5、洪洞黑砖窑－中国人权形象代言人。 6、开发商买不起人民群众的房子就让法院强制执行，那么人民群众买不起开发商的房子是否也可以要求法院强制执行？ 7、矿难在检讨中继续，楼价在控制中上升。 8、中国的新闻比小说还要精彩。 9、随着肉价再次上涨，以前开玩笑说猪的“四大理想”中的“全国人民信回教”就快要实现了！ 10、CCTV1《晚间新闻》：大陆10月物价上涨6.6%，群众一致表示“对生活影响不大”；CCTV4“海峡两岸”：台湾物价增长4.5%，民众大叫“活不了了”。

论者的理论背景为:欧美已经完成工业化，对煤炭、石油的依赖性较弱，在对新兴能源如风能、核能、太阳能等方面上已经有雄厚的技术积累。而发展中国家普遍都在工业化进程之中，对煤炭、石油等高碳产品的依赖性特别高，如果和发达国家一起大幅减排二氧化碳，将可能中断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进程，只有高价从欧美发达国家购买低碳的相关技术。低碳的理论基础是全球气候变暖，但二氧化碳导致全球气侯变暖并没有从科学上得到证明，从全球的气候变化史来看，地球气候在最近几千年中并没有出现持续上升的趋势，而有几次大的降温。 基本信息作　者： 勾红洋　著出 版 社： 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时间： 2010-5-1字　数： 200000版　次： 1页　数： 255印刷时间： 2010-5-1开　本： 16开印　次： 1纸　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807672890包　装： 平装所属分类： 图书 >> 经济 >> 国际经济内容简介：《低碳阴谋》主要从“碳关税”和“碳减排”两个方面入手，挖掘出了隐藏在两者背后巨大的阴谋。美国和欧盟等发达国家借力环保问题企图扼杀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生存空间，让发展中国家为温室气体排放和此次金融危机买单，继续牵制和盘剥发展中国家，以维持两极世界的格局。《低碳阴谋》深入地触及了隐藏在碳关税、碳排放等国际经济协定背后的阴谋，对欧美积极构筑的“低碳”壁垒给予了深扒，并对碳经济地图、碳贸易、低碳未来图景等一系列国际政治经济动向进行了详尽地解析。作者简介：勾红洋，四川盐亭县人，现为广东某著名金融机构首席市场分析师、经济师。长期研究宏观经济，为国内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中国GDP核算体系进行过系统修正的第一人，使之能全面反映社会经济的运行情况。在《深圳特区报》、《深圳商报》、《21世纪经济报道》等媒体发表过大量的研究分析文章，对中国及全球经济有全面的认识。图书目录前言 藏身碳背后的惊世谎言哥本哈根的冬天有点冷太阳能发电，穷人的奢侈品戈尔家里令人“难以忽视的真相”碳，勒紧了谁的脖子？第一章 碳关税，美国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碳关税”引来平地一声惊雷挟“碳”以令天下如临大敌：中印等国为什么这么敏感？“碳关税”只是开始美国有完胜的把握吗？第二章 碳减排，喧嚣的哥本哈根魅影重重· “气候门”事件冲击哥本哈根矛头直指克格勃泄密的“丹麦提案”中国为何在哥本哈根高调起来？第三章 碳黑锅，二氧化碳怎么成了罪魁祸首杨贵妃吃的荔枝是从哪里来的？竺可桢解读中国千年气候变化20世界70年代盛行“地球变冷”移花接木，“二氧化碳”是怎么被妖魔化的？气候变暖的道具：北极熊和冰川第四章 碳地图，能源与帝国的兴衰生命与碳日不落帝国的哀怨法德百年博弈：争夺阿尔萨斯和洛林建立在石油之上的美国世界霸权碳资源牵动大国命运第五章 碳贸易，世界的天平不断倾斜失意的底特律中国崛起：一个插班生的成长日记从G8到G20，国际格局变革中的中国因素美元霸权背后的“潜实力”欧美已经无路可退第六章 碳绑架，发达国家高举屠刀中国风电发展遭遇“生死劫”老骥伏枥：碳减排与欧盟雄心处境尴尬的欧盟欧美合流，绿色生态帝国主义的形成发展中国家能否构建坚固防线？第七章 低碳，人类最艰难的选择不算遥远的记忆：2007年广东油荒不断增加的汽车与公路赛跑人类还有其他选择吗？低碳生活低碳经济，你可以把握的机会第八章 碳国策，从低碳走向未来中国成功应对“十面围攻”中国能源安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能否丢掉出口这条腿？中国低碳科技大检阅没有终点的赛跑 《碳客帝国：碳资本主义和我们的圣经》基本信息作者：白海军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时间：2010年4月ISBN：9787505727021作者简介白海军　资深时政作家。出版有《第九次崛起》、《2049，相信中国》、《海上大征服》、《海盗帝国》等多部作品。内容简介气候问题已成为全世界的焦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认为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导致了全球气候变暖，因此要求全球各国承担碳减排任务。这场低碳经济革命的发动是早有预谋的。目前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大多还处在工业化进程中，对煤炭、石油等碳基能源仍十分依赖，对新能源的开发和研究也相当落后，西方国家于此时压迫发展中国家减排，实际上就是在逼迫发展中国家在不具备条件的时候进入新能源时代，从而利用其在新能源方面的技术、资金、工业化生产等优势继续在全球经济中占据支配地位。中国现在是“世界工厂”，是碳排放第一大国，因而成为世界减排的最大关注点。中美交锋已经进入以低碳为核心的新经济模式较量的新阶段，国家、政府、企业、个人的命运都将因此改变。中国曾以西方经济学为“圣经”，片面追求GDP结果导致社会严重分化，出现拉美化的趋势，因此中国不能再依赖西方国家送到手里的“圣经”，我们也要缔造自己的“圣经”！ 《以碳之名，低碳骗局幕后的全球博弈》作者：柳下再会出 版 社： 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时间：2010年4月I S B N ： 9787802345270内容简介这本书不是第一个反对低碳的声音，但却是在时下中国，第一个旗帜鲜明地对抗全球变暖论断的先锋之作。书中将会告诉你，以往深入人心的全球变暖学说以及低碳倡导存在巨大的争议，甚至根本不是真相。对于全球变暖，我们以往的常识中，逻辑链条貌似严谨：人类排放二氧化碳→大气中温室气体增加→温室效应更加显著→地球气温升高→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以及一系列灾难性气候接踵而至→人类面临生存危机。仿佛一切顺理成章，人类在毁灭地球。 加之主流媒体近乎歇斯底里的渲染，让人们对此深信不疑。而本书会告诉您，这一切并不存在。人类太高估自己了，我们对于地球的影响微乎其微，我们现在还只能看着大自然在其固有规律下，沧海桑田地演变，我们只不过是这颗星球的匆匆过客。真正有能力影响气候的是太阳，地球的冷暖变化主要都来自这颗为我们提供光和热的恒星。温室气体的作用不是主导，二氧化碳更不是温室气体中最有代表性的气体，而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更是远不及自然本身产生的数量多。以现在人类的科技水平，认为自己在毁灭地球，这何尝不是对大自然的一种不敬。

2018，三星、奥林巴斯关闭各自的深圳工厂，迁往越南。微软将诺基亚北京工厂迁往了河内；英特尔更是在西贡高 科技 园区豪掷10亿美元，计划将其全球80%的芯片产能投放于此。 越南制造业这两年也确实突飞猛进，成绩巨大： 耐克的服装和鞋子，50%制造来自越南工厂，28%来自中国，阿迪、优衣库等其他服装巨头，来自越南工厂的产品比例也原来越多，都在2010年前后超越中国工厂。 同时，越南还是三星最大的组装工厂所在地，2015年，越南三星创造了320亿美元的出口额。2017年，越南手机出口额高达451亿美元，相比中国的1200亿美元，已达到我们的37.5%。首先， 这些外迁到越南的制造业，以服装制造和手机组装为主，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严苛控制成本，其中工资支出是大头，而现在中国人员工资全线飙升（没办法，全国生活成本在提升，不提高工资，劳工无法生存），导致中国的生态已经不太适应这些低成本、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发展。 可能你会说，迁到中西部就好，但是你不要忘记，东部打工者大部分都是中西部流入的，他们也是为了追求更美好生活的目，而来到东部的。根本不可能因为可以回老家工作，而降低自己的生活标准，由俭入奢易u2002,由奢入俭难。 其次， 这些外迁的制造业，以欧美跨国企业为主，他们像候鸟一样，哪里人便宜，就往哪里飞，他们不是中国企业，想去哪国投资，中国无权干涉。第三， 这也是欧美扶持越南，打压中国的一种经济战略。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势崛起，高 科技 和中高端制造也在冲击制高点，与欧美企业竞争，为了遏制中国，扶持与中国有敌意国家的经济，可以让中国疲于与周边国家争斗，减轻对欧美的压力。 事实上，欧美或者说美国，打一拉一，是他们的传统套路。 1950年代，为了在远东抵御以苏联为首的 社会 主义集团，大力扶持日本，借二战后美国生产过剩的契机，将大量产业转移和代工厂转移至日本，创造了1960-1980年代的大和经济奇迹。1980年代，为了对付日渐强大，敢对自己说不的日本，又扶持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去制衡霓虹国，分享了半导体、 汽车 制造等高端技术于韩国、台湾，又创造了1980年代的汉江奇迹。而今天，为了制衡中国，又刻意扶持越南和印度，只是具备13亿市场和完整工业体系的中国，远非苏联、日本这种偏科严重的国家可比， 且美国自己都空心化严重，高附加值的制造业都已经给了日韩台新，能够再分给越南的果子很有限；且，越南是 社会 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和美国严重对立，美国的帮扶不可能不有所保留，也不可能真心，对此越南也心知肚明，不过是携美国以胁中国，搞平衡战略。 所以，越南制造没有能力，也没有意志对中国制造挑战，且淘汰落后产能，大力发展中高端制造和 科技 ，也是我们经济进化的方向，不挣一些劳动密集型的辛苦钱也罢。上海制造业不在市区，在嘉定，松江，奉贤。上海有中国最大的化工园区，最大的钢铁厂，最大的 汽车 城，最大的造船中心，最大的电站制造基地。南沿杭州湾，北沿长江工厂密布。上海的企业家不像北方，热衷于去论坛，上电视。从而使人感觉上海没有大企业。中国内地和越南相比人员工资相差不大，中国还要偏高10%以上。 最大的区别还是在于3个方面： 1、越南海岸线长，货物海运成本更低。 2、中国就算出口全退税，还有企业所得税、投资所得税、社保费等占到企业利润40%左右，比越南高。 3、美国等国打击中国，从中国出口比从越南出口多出10%到25%不等的关税。 所以中国，尤其是广东中低端制业近10年会受到越南巨大冲出，尤其是出口贸易部分。在我看来中部完全可以接收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以湖南娄底市为列，假如在姜底建立一个像深圳一样的特区，首先要让它有个内港口，这个港口有专门隔离的铁路直达沿海的一个地方这样运输成本下来了，而且这种方式可以到每个省串连起来，深圳市的高房价不可取，这点必须监管，禁止土地投机倒把，禁止土地价格上涨，各种税费减免十五年，让经济建康持续发展，老百姓富了，国家就强大了，当然政府应该以身做则，大力宣扬公理正义，让 社会 更 健康 。许多筒单的问题一到经济学家那里就复杂了。许多经过攻关可以解决的问题变成无解了。许多关系到国家战略安全性的问题变成儿戏了。重庆为什么能很好地承接笔记本电脑生产？许多似乎不可能脱贫的地区为什么可以脱贫？关键在于决心，关键在于扎扎实实的工作。中国是一个大国，是发展差异性很大的大国。梯度转移制造业不但极为重要而且完全有可能。前些年，某些经济学家鼓吹的"国际分工论"等书斋理论复盖一切，有意无意削弱了制造业在国内梯度转移力度。"新型制造业″"弯道超车″等时毛理论也在中西部一些好高鹜远领导中流行。这些都影响了中国制造业的合理转移。80%的企业是中低端的，企业中80%的产品是低利的。但这二个80%十分重要，轻易放弃，就等于放弃了大量客户和大片市场。越南等国现在之所以能挖我们墙脚，就是以前这些理论和实践的结果。许多国家和企业都在这方面有教训的。再说一遍，中国是大国，是差异性很大的大国。既要有全产业链，还要有高中低产品全复盖的企业群。中国敢于迎战贸易战的底气就在这里。美国之所以回不到过去，症结也在这里。东南沿海城市的优势是什么？靠海边，货物可以发往世界各地。这就是企业搬到越南也不到中西部的根源。。一个企业，成本有很多种，原料，市场，税金，人力，土地，交通甚至政府等等，西部或许人力土地价格低了，能抵消交通运输和市场产生的成本吗？老板是逐利的，会综合考虑各种因素，这个就是市场经济。。现在看来越南的发展比原来的估计要好，如果他们跟我们友好还没有多大问题，但现实是处处与我们作对，所以为了防止越南日后坐大，大力扶持非洲的低段产业发展，从而减缓或抵消他们的出口优势，是我们长远发展的战略目标。你光看到经济因素没看到政治因素，中国崛起了美国一定会打压，对产自中国的产品无论是不是跨国企业都要收高关税，就是让中国失去价格优势进而丧失跟传统经济强国竞争的机会。说白了就是老大拉着老三老四打老二。最主要还是得看转移的是啥，转移的全是服装鞋帽要不就是代工行业，全是来料加工没啥 科技 含量，最主要的还都是重度依赖出口的行业，不管四小龙还是四小虎都是沿海地区，就这点中国西部就比不了，中国将来是世界最大的内需市场，西部的行业还是应该重点聚焦高 科技 或是面向内需市场的行业。现在是有不少厂往中部小县城转移了，就拿我们那来说，要人工有人工，而且工资比沿海低，要土地有土地，土地都是低价，县城建了工业园，前段时间回家买门窗，里面逛了逛，那叫一个热火朝天啊，生产的东西直接厂里面卖光了，果断下了订单，都是先付款60%，即使这样订单下了大半年了，打电话过去催，人家就是说没办法，订单太多了生产不过来，还没排到我们，见他们厂房也不小，放沿海也绝对排不上小厂，所以说老板还是有眼光的。随着人工智能，云平台大数据，五G技术的普及，中国机器人工业正在快速发展，工业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也许很快我们就将彻底突破劳动力的束缚，以大量重复的简单劳动作为基础的产业可能成为 历史 。 历史 不会再把这个同样的发展机会留给印度和东南亚地区。我们很幸运，抓住了 历史 机遇的尾巴，而这个机遇并不是像击鼓传花那样永远从先发地区传给后发地区。 你提的这个问题是15年前的一个热点问题。当时，中国经济界就提出了这样一个宏大命题，在中国沿海面临产业升级的时刻，能否在中国的东中西部地区实现产业的梯次转移？ 大家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这70多年，东亚地区是世界上唯一实现全面崛起的地区（欧美以前就发达）。产业是从美国到日本，再到亚洲四小龙，再到中国。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在2000年以后，出现了煤电油运的全面紧张。大约在2008年以后，沿海地区开始出现民工荒，也带来了劳动用工价格的持续增长。此外，随着中国 社会 保障体系、生产安全制度，环境保护制度的全面建立，企业生产经营面临的各种成本也都不断上涨。 所以在这个时期，就有经济学家提出，由于中国的国家体量特别庞大，这一次产业转移可不可以突破以往的模式？不是在国家之间转移，而是在中国发展程度不同的省区之间转移。这思路的潜台词是，肥水不流外人田，中国西部地区还很贫穷，有不少低端劳动力，中国能不能实现一个国家之内的高端，中端，低端产业的通吃？ 这个命题，当时我曾经研究过很长时间。无论是赞同者还是反对者，都有很多论据支持。我当时最终没有得出结论，一些专家的结论性意见也没有能够说服我，我觉得还是让实践来解答这个问题。毕竟人类有史以来，这种情况没有在一个国家内部出现过。 东部地区，因生产成本上涨而无以为继的企业，进行产业转移时，面临着是到中国西南或者西北地区去，还是到越南等东南亚地区去？很多企业为此进行了不同的尝试。中西部地区有很多地方政府，在为此而努力。地方官员不像研究者一样，他们更倾向于马上采取行动。比如重庆，至少他们在将笔记本电脑生产线从广东引入西部方面，做的还是比较成功的。 大约在2015年以后，在中国发展实践和大量企业投资实践的基础上，我认为，我们已经能够就此问题做出结论了。答案就是，虽然个别地区、个别产业、个别企业、个别产品成功转移到了西部，然而整体而言，像原来有人设想的那样，以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方式将东部的低端产业整体（或者大部分）向西部转移，这个思路是走不通的。这是不可能的。 一句话，实践当中，此路不通。 原因也不展开长篇罗嗦了。如果用最简单的话说明原因，那就是，贵州（以贵州为例，四川云南甘肃青海也行）根本不能同越南画等号。一个发展层次较高国家中的落后地区，一个发展层次较低的国家，即使两者的人均GDP或者产业发展层面差不多，但两者仍然完全没有可比性！前者由于处在一个发展层次较高的国家当中，仍然会在 社会 整体环境中表现出发展层次较高的特征。 产业的梯次转移，是需要整体环境的差异性，由此带来生产成本上稳定的差异性，成为产业转移的动力。四川、甘肃、贵州不是越南，他们和广东上海一样是中国的一部分。虽然在土地价格上、水电价格有一定差距，但是在劳动力价格、劳动政策、 社会 保障政策、环境保护政策、财政金融政策，几乎没有质的差别。这几年，西部发展速度很快，特别是中心城市正在迅速向东部看齐。再加上西部深处内陆，交通运输方面成本增加，直接抵消了土地电价等方面的成本降低，很多企业迁到内陆，并不能本质上降低成本。 国家和西部地区政府想了很多办法。比如一带一路开通的欧洲专列，就是将西部的产品通过铁路直接运往欧洲，来抵消西部内陆辗转海运的运输成本。通过这些举措，一些特定的企业和产品成功在西部落户。但是，在国内实现产业梯度转移的整体设想，必须承认已经落空了。 这是莫大的好事。我们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无论是从法律上、政策上、还是人心上，都不可能允许国家内部存在巨大差异，以至于这个差异足以维系两个不同发展阶段的产业体系共存。也许像印度这种地区差异巨大的联邦国家可以，在中国这不可能，也不值得向往。 那么我们所有低端的产业就一定要转到越南甚至印度去吗？也不是。当前条件下，随着人工智能、云平台大数据、五G技术的普及，中国机器人工业正在快速发展，工业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对劳动力形成了有效替代。也许很快，我们就将彻底突破劳动力因素束缚，以大量简单劳动作为基础的产业可能成为 历史 ，被资金密集型的人工智能流水线取代。如果这样，中国就真正实现了产业转移的截胡， 历史 不会再把同样的发展机会留给印度和东南亚地区了。我们很幸运，抓住了 历史 机遇的尾巴，而这个机遇并不是像击鼓传花那样永远从先发地区传给后发地区。这种模式的句号也许就在这几年了。让我们翘首以待吧！ 增加一段： 此文发出以后，有几百条回复。恕不一一答复。至于大家最为关心的越南前景问题，我认为不必过虑。越南面积人口规模，其发展的上限最理想的状态就是日本。当然，日本也是100多年风雨才走到今天，很多条件和机遇不可复制，我是说最理想的状态，实际上难达到。退一万步，就算越南达到日本状态，会对中国构成多大威胁？日本目前对中国是很难构成实质威胁的。如果不是美国驻军和控制，日本可能已经和中国达成自贸协定，开始经济融合了。所以，即使越南开了挂也不足为惧。 对越南前景的判断，我认为应该注意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越南很像中国，从人口文化上，区位上，传统上，政治结构上，主体民族比例上，都类似中国。因此，越南是具有工业化条件的。 第二，越南发展速度有可能快于中国当年。因为越南整个国家就是一条海岸线，没有像中国那样的深远内陆，如果政策对头，不在南海挑事，人均GDP增长速度会快于中国当年。 第三，越南将比中国更快进入瓶颈风险期。大海不涨不枯，而小河易涨易落。越南没有经济腹地，没有广东那样源源不断的内陆劳动力供给，所以越南目前最大优势的劳动力价格，会很快提高，劳动力价格过快提升，留给产业转型升级的时间就不够，再加上没有工业产业链基础，没有培育新型产业的国内市场，产业升级的难度高于中国。一句话，就是越南的产业升级相比于中国，准备时间少、时间窗口短、技术支撑弱、国内市场小，总之，难度要大的多。如果不能像新加坡韩国台湾那样选择一两个重点产业取得突破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甚至拉美化。 第四，越南存在巨大政治风险 社会 风险。中国走到今天，是凭着巨大政治优势扛住了无数风险才走过来的。越南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积累的 社会 领域风险势必爆发，再加上美西方的干预，将越南作为遏制中国的棋子，很多时候其命运并不掌握在自己手里。越南国内同样存在公知精英带路党，存在地区差异和南北矛盾，存在巨大贫富差距，面临着环境污染等 社会 问题，稍有不慎就会陷入被动。再加上越南和中国存在南海岛礁争端，是侵占南海岛礁最多的国家，虽然中国尽量避免南海生乱，但不排除越南在西方挑唆下主动送人头，为中国重返世界中心祭旗。 这个问题要区分为几个方面来讲： 1，制造业有没有向中国内陆或者西部转移？ 毫无疑问是有的！太原富士康、 郑州富士康、青海比亚迪、西安延峰、 西安三星、重庆成都招商引资也很成功， 都不用举例子了， 所以没转移或者转移失败的说法可以闭嘴了！ 2，为什么还有大量企业去了东南亚？很多回答里面都说的很好了，只要在中国境内，人民币的购买力大体是近似的，内陆以及西部不比沿海消费低多少。东南亚无疑更便宜！而且东南亚也在兴起，早早布局东南亚也是国家鼓励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开发全球市场的战略。 3，那么更多的外资企业呢？它们不去内陆或者西部还有一个因素，因为经商环境太差了。太敏感的就不说了。反正你只要知道，大品牌的企业，比如富士康和三星去内陆可以享受到的待遇，中小企业是想都不敢想的！ 4，其实都不必去那么远的内地，珠三角的企业离开珠三角两小时路程，肇庆、江门、河源、清远、增城、惠州。大把的地方可供开发，土地也很便宜。根本不用考虑往乌鲁木齐跑，没必要 什么样的专家论证的？难道说中国所有内地包括西部地区怎么开发都不如个越南吗？首先:越南国土面积比我国云南省的面积还小，广西也是沿海自治区加上云贵川等中西部省份、自治区这些年包括机场、高铁、高速公路、普通铁路、公路都在不停的建设中，连乡村都在建柏油路讲基础设施方面越南根本比不了；其次:越南教育方面也无法与我国中西部地区相比较，越南人整体受教育程度、人员素质、人口规模均无法与我国内地西部地区相提并论，越南男人普遍懒惰，这是东南亚国家的通病和传统，难不成中国中西部地区的人懒到连越南人都不如？我国沿海地区以及各大城市都有从中西部地区去打工去奋斗的庞大群体，谁敢说他们不勤奋不优秀，难道这些人在外能吃苦耐劳回到家乡全变成懒汉，换句话说如果中西部发展起来了，收入增加了又会有谁愿意背井离乡出远门去打工，所以说中国中西部必须发展，而且得花大力气投入大规模的发展，只有到了我国中西部地区也真正发展起来以后中国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发达国家，再说我们中国人自己不努力建设中西部地区，还能指望越南发展起来后带动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吗？ 这个想法是不 健康 的，也是不现实的！ 我们人均GDP已经一万美元了，人家不到三千，为什么人家就不能涨一涨？ 许多国人一看别人也发展起来了就不爽，这跟美国人看着我们发展起来不爽有啥区别？ 所以，先把情绪释放一下，然后慢慢坐下来仔细算账！ 首先，我们国内的工资水平，尤其是低端制造业，沿海、中部、西部差别不大，沿海很多工厂里的工人本就是中西部的劳动力过去的。所以，沿海工资从二十年前的三百涨到现在的三千，放到中西部也得两千多。举个例子，我亲戚之前在深圳富士康3000，后来郑州富士康2000多，因为去除生活开销自己留下的基本是一样多。这还是最简单的工种，要是有点技术含量的都得四五千了。这还是几年前的行情。而越南工资只要一千。 其次，土地成本。富士康搬到郑州，除了人力原因，其次就是土地了。在深圳想扩建，甭说富士康，就连华为都嫌贵而去了东莞。而越南的土地相对便宜很多。 再有，运输成本。电子产品附加值高走航空，所以富士康在郑州跟在深圳差别不大。而像服装之类的低附加值产品，运到美国肯定走海运，与其搬迁到河南不如搬迁到越南的沿海地区。 至于许多喷子提到的税费、政府服务等各种问题，这都不是关键，因为近几年我国的税费是逐步降低的，政府服务也是比二十年前不知道好了多少！ 上边提到了几个越南目前比我们的优势，下边我们再来分析一下我们比越南的优势！ 首先，工资收入我们比越南高！难道有人希望我们的工资收入一直徘徊在一个月一千块钱？就是为了留下低端制造业给人家白白赚血汗钱？这种自己拿着高薪却呼吁大家降薪的做法一定是某些“专家”的特长！这些专家担心企业搬走后许多低端劳动力会失业！我们不妨来回想一下这个逻辑：是劳动力不足而导致工资上涨进而企业搬家？还是劳动力太多都找不到工作老板们良心发现竟然还大幅提高工资？这个因果顺序恐怕小学文化都能想的明白！所以，工资不断上升恰恰是因为国内劳动力已经不足以满足日益扩大的用工需求！ 当然了，专家也说了：大学毕业生每年近千万，找不到工作的不在少数，他们眼高手低不愿进工厂！针对这个言论，我们分析一下。 其次，产业的提升是逐步的，也是必然的。要想变得富裕，必须从事更高端的产业。比如从造纸厂出来，进入造纸机设备厂。从服装厂出来进入电子厂。我另一个亲戚初中没毕业，刚开始在造纸厂卖苦力，前几年造纸厂倒闭自己报名学了电焊，现在在机械厂当焊工。国内产业升级需要大量的技术工人，而我国的大学教育虽然数量上发展很快，但在专业方向上以及实际技术操作上跟产业需求还是有一定的偏差，这也是蓝翔技校火遍南北的根本原因。所以很多高校毕业生刚毕业的时候因为专业不对口或者没有实际操作经验而暂时找不到工作，但超过两年依然在家里啃老的不多见。毕竟都是大学生，知识、脑子都够用，逼到一定程度自然就找到饭吃了。想想目前火爆的微商、直播，不都是自己搞的吗。还有快递、滴滴，等等。 许多人认为大学生卖猪肉送外卖是浪费人才，这种人大概活在几十年前，当时大学生属于百里挑一，一个村没几个。现在高考录取率，就连山东河南考生大省都能达到一半以上，北上广深满大街都是研究生。所以，教育是为了提升国民素质，而非提供铁饭碗。当然了，小学文化的人跟大学文化的人，同样失业呆在家里，他们自主创业的想法绝对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发达国家普通老百姓动不动就整出个新发明，因为都是有知识有视野的高材生。没准一个新发明就会引出一个崭新的巨大产业！刷刷快手抖音，民间造飞机、 汽车 的真不少，换作三十年前估计一个修车的都算是高级技术员了。 还有，许多网友提到的产业链、电力、基础设施等，都是我们的优势。 其实还有个人口优势，越南人口不到我们的十分之一，对越南好处就是中国只要转移十分之一的工作机会越南就能达到我们人均GDP，当然这也意味着他们的劳动力价格已经不再便宜了。有人说“还有印度的十几亿人呢！”其实我不太理解印度，因为之前印度比我们富，也没人欺负他，而这个国家一直悠哉悠哉的不知道在干嘛，可能印度人觉得不是印度人发展慢，而是我们中国人太快了，人家一直有自己的节奏。 最后，鉴于美国现在缺乏制造业的被动场面，有人担心我们未来也会制造业空心化。其实大可不必担心。一是因为有美国这个前车之鉴，我们不会像美国当初那样自己很开心的把制造业全转移走了欢天喜地一心搞金融；二是私人资本当然是利益最大化，能用更便宜的中国人当然不会想着给美国人留口饭吃，国有资本在“本国利益”最大化方面要远胜于私人资本的“本人利益”最大化。当然了，如果一直这么做，势必降低企业全球竞争力（人家去非洲雇佣更便宜的工人，我们一直雇佣更贵的自家人）。三是中国的发展已经积累了足够长远的观念储备例如共赢、可持续发展。西方多数国家的发展是依靠殖民地和侵略，而我们的发展是在西方掌控甚至对抗的世界中成长起来的。所以，未来我们面临的新问题不会比以前更糟。 最起码，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虽然有金融互联网，但美国依然保有 汽车 制造厂。德国也是，全是制造业。 你这个问题很好，制造业的几个成本： 1：人工工资，20年前的上海的国企工资800块左右，现在呢，上海的工人没有4000-5000是搞不定的，还有社保，假如一个公司能期待一个地方给他20年的发展时间，他会不愿意去？中部跟沿海差距多少？20%-30%的工资差异，越南呢，那是20年前的中国； 2：土地盖厂或者租赁的成本，这个已经不要细说了，大家都懂，这个差距比第一条还要巨大； 3：税金，90年代我们可是有3免2减半的，另外税收也可能比我们少吧； 4：去的制造业基本是高能耗，劳动密集型的，现在国内真找不到人做； 5：原材料的成本，就像我们的产品去美国，加上40%的费用比美国人自己干还便宜，越南跟我们比也是同样的道理； 我就是小工厂老板，给你们说实际情况吧。 十年前珠三角人工便宜，都去珠三角，然后内地，然后更廉价的劳动力 监狱劳教系统，这几年新疆，云南瑞丽用缅甸人，然后小县城，一个企业要考虑多方面因素，工资低的地方能不能把产品做好？ 一个月拿你500块，你能指望他干什么活？ 为什么没去越南，1 没实力 出国找死。2 越南慢慢的不会比国内便宜多少，小企业没必要折腾。 很多人不思考，也懒得多去了解外面的世界。没关系，等越南发展起来，人均超过中国，再去后悔吧 把企业搬到西北，西南等人工工资低的地方，以不少经验来看，需要做到两点。第一，想办法降低房价，地价。第二，西部地区政府应放开政策，不搞套路，让企业轻松上路，只要不破坏环境的前提下。 但是这两条，基本上都是西部政府无法做到的，因为降房价，地价，就是动了他的财路，他们都指望着靠这些发工资，福利。 另外一点， 要想让放开政策，不搞套路，一切让企业轻松上路，这也基本不可能。例如，交通方面，在工业发达的地区，面包车拉货，全顺车拉货，相对比较宽松；而不发达地区，面包车拉货，全顺车拉货，被交警查扣开罚单，大家的看法此处省约98个字。。。。。。就企业来看，人口密集型企业，服装，鞋厂等，周边都有很多小加工点为他服务的 ，这是一个能拉低价格，降低工厂风险的生态。而西部政府只希望正规大厂过去，这些小，乱，脏，差的小加工点是不受待见的。体现不出政绩，对相关部门也无油水，因为他们基本都是订单不稳定，以家庭2个人为止，无证无照的。拿义乌小商品市场来看，市场店面的多数是商家，不是厂家，而支撑这些商家的，就是背后的小加工点，他们多数无证无照。如果要西部政府让他们回去自由发挥，政府是不会同意的。

一般的阶级固化是：缺乏上升渠道日本的阶级固化是：缺乏上升动力即使你拼尽天赋家世最终当上了医生、大学教授，工资也只是高中毕业后去工厂工作的人收入的3倍左右。反过来说，即使你因为种种原因不能接受高等教育，还是能拿到最努力的人1/3的收入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很多人觉得一分努力一分收获，百分努力三分收获了。总而言之，日本贫富差距太小（基尼系数低），社会保障太好（全民医保，生活保护制度），有钱人维持资产成本太高（固定资产税等），资产传给下一代成本太高（遗产税等）这些都是导致日本人缺乏上升动力，进而阶级固化的原因。号称日本贵族学校的小毕业生一枚，周围大多二代，鄙视链不言明但坚挺的。比如说，歪果仁，不分国籍，不管你出身如何，基本上是进不去圈子的。日本人，要考量你从幼儿园起哪儿来得。至少也要看你高中是不是也是我们附中。不合格的，微笑点头，不交流。就业的时候，二代们哪家不是暗地打过招呼了？以后以出身校为界，鄙视链继续存在。尤其是私立前两所间的战火啊 ，特别热闹。但是呢，日本，从底层到中产的阶级改变还是挺容易的。原因其实是日本贫富差距小，底层到中产的差距真的不大。比如可以这么认为，只要不是流浪汉，勤奋工作，都能活的大差不差。这是很多人说日本是最像共产主义的地方。不过呢，基本上能看到大部分中产比较无脑工作，生活不太有什么大起落，人的个性也不太重要。好处是安心。坏处嘛，机会少，有点儿没劲。现有的研究证据都表明日本的阶级固化程度在世界上算中等偏下程度，总体来说略高于欧洲国家。主要原因在于日本并没有一个遍布整个社会的、广泛的贫困圈。看了一下，所有的高票都没有在日本生活过，所以简直是错到我怀疑你们遭受了替身攻击。（1）教育问题由于日本的相对贫困人口（收入低于中位收入一半）大概占了16%，所以如果你属于贫困水平其实就可以申请“授业料免除”、廉租房、奖学金，如果这样子贫困生平均也就是一年40万日元就够了。由于日本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大概在310万日元左右（OECD Better Life Index），所以实际上你只需要40%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就可以上一个非常好的大学，然后还可以过比较爽的生活。（2）流动性问题实际上现有的研究表明，日本不仅平等程度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代际流动性依旧高于平均水平。很多人以为中国、美国是代际流动性更高的——例如获得赞数最多的，错的没边了，欧洲、日本反而是更高的。很多人也拿盖茨比曲线来说明了，日本的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elasticity略低，说明一个日本人继承父母地位的可能性更低。然而事实是什么？真正贫困的人上大学都上不起，连计算机都买不起，更别说机器学习、深度学习了。深度学习的话起码要买GPU吧，难道真的会有弱势群体买这个？绝大多数讨论都是集中在高收入群体之间——在中国如果你是10万元收入都是绝对意义上的高收入群体了。衡量阶层固化，最重要的两个指标：一个是基尼系数，一个是财富的代际传承。一般而言，基尼系数超过0.4，就认为不平等了，而且是到达了一个危险的警戒线了，超过0.5就非常危险了，一般都是非洲的动乱国家和完全拉美化的国家才会超过0.5。去年某些城市也超过了，发生的事情大家也都看到了。而日本这个水平只有0.37，低于警戒线，北欧一般低于0.3，美国到了0.48。

这是西方发达国家尚未攀登到达的高起点报告领导： 对于你的提问，有针对性的相类似百度知道回答链接如下； 改装车的巅峰！！！ 是连续3次的回答，有将近3万字 将下面的URL地址复制后贴上网页的上方，一回车，按ENTER键就能见到全文 旧版本的全文回答在百度知道网站内部链接为：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03153951.html?si=6 主题 怎么公交车公司对公交车的安全改造没新的技术进步，没有实质性的改进？推拉窗玻璃只是改革失败走回头路的结构而已？专家哪里去了？国家的科研费哪里去了？你应优先选购哪种配置的车型才安全？购买了轿车应如何使用和改装 ？你搭乘公交车要注意些什么？高级轿车、客车安全技术新发展、轿车在桥梁上，如果桥梁坍塌了怎么办？如果轿车在高速公路上被前后左右的车辆挤压被困又遇上火灾怎么办？车辆在悬崖边冲向万丈深渊怎么办？如何从根本上杜绝公交车司机恶意撞人、撞车、杜绝轿车醉酒驾驶而连续撞击、并且用完全国产器件材料实现？如何在紧急状态下，以乘客集体表决投票方式，用多重冗余技术手段动力主动打开车门等等，所有的可实施措施在网上已用两万多字公布，尽可免费采纳，请检索关键词：黄金锤、黄金安全锤等为盼， 欢迎转帖，无偿提供，可以不署名转载，欢迎转发到QQ群中去。 如果署名，可以采用下面词汇的组合 原创作者：因为逆淘汰被迫提前下岗 更广阔的内容 有超过1万字 例如自行车防盗系统教程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97739804.html 自行车盗窃情况研究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99274756.html 自行车被偷了（有照片），上海有那些地方可以寻回....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99254847.html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97231399.html 教育改革、工业发展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02906358.html?si=1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95893904.html 创业金点子： 为了开拓新的商业空间，做前人没有做过的崭新生意门类；本人开创了世界上第一个汇集了爱国主义教育、国防教育、军事教育、科学创新教育、科学普及教育、文化娱乐为一体惊险刺激的导弹靶场！！！！！用实体导弹打击飞行中的机动规避对抗模型飞机、攻击自由上升阶段的氢气球、运动中的模型汽车、制导对抗中的导弹，还要攻击奔驰中的宝马轿车，打中了奖励你一台全新的法拉利！！！！绝对雷焦全人类！！！！！！！ 开拓了全新的商业空间，创立了巨大的商机

中国制造很重要，他代表中国的制造业已经达到的程度，或者说明中国的工业化发展程度。但其不能体现中国的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或者说企业效益不一定会实现。但中国创造更重要，它体现了中国的科技水平达到的程度，即体现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达到一定的程度，在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下，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的产品有没有自主知识产权，有没有技术创新。

　　今天，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钢铁和水泥生产国，第二大能源消费国。我国的外汇储备列世界第一，外贸规模世界第三。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让我国成为了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30年来，我国经济年均增幅高达9.8%，其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重1978年仅为1.8%，到2008年已提高到6.4%。　　1978年，我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为206亿美元，2007年猛增到21737亿美元，增长了104倍。其中，出口总额从98亿美元增加到12178亿美元，增长了123倍；进口总额从109亿美元增加到9560亿美元，增长了87倍。进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不断提升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位次：改革开放初期位居第29位，从2007年以来则稳居第3位。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也由1978年的不到1%提高到2007年的近8%。　　美国国际问题专家法里德?6?1扎卡里亚在他的畅销书《后美国世界》一书中这样描写到，中国生产全世界2/3的复印机、微波炉、DVD机和鞋子，还有几乎全部玩具。而全球最大的美国连锁零售商店沃尔玛的绝大多数国外供应商都是中国企业，沃尔玛所谓的“全球供应链”，其实就是一条“中国供应链”。　　姚景源：30年前，我们中国的贫困人口是2亿5千万，那么经过30年，我们使2亿多的人从贫困状态，他们解决了温饱，他们开始走向小康，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当他们在讲到说我们这30年全人类减贫的成就的时候，联合国和世界银行他们一致认为，说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减贫是占了这30年全世界减贫的总成就的2/3。　　我们现在有近万亿美元的进口，那我们这么大数量的进口，就有力地拉动了我们贸易伙伴的国民经济的增长，现在全世界500强在中国都有他们的投资，这么多的外资，他们的所有者在中国这片土地所获得的利润，大大地高于他们在原来所在地，所以中国的增长应当是为整个世界经济做出了重大贡献。　　关于中国经济起飞的说法首先来自西方，最早提出这个说法的应该是美国《纽约时报》。1992年9月，这家报纸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发表文章称中国经济起飞了。　　当时出现这样的报道不免令人惊讶，因为在此之前，西方媒体在涉及中国的报道中几乎都在谈论中国的危机。但似乎一夜之间不一样了。　　美国《新闻周刊》管中国叫“亚洲的庞然大物”；　　法国《回声报》副主编伊兹拉莱维奇发表了一部名为《当中国改变世界的时候》的著作，立即上了畅销书排名榜；　　“德国之声”电台在预测2050年世界经济形势时将中国形容为“旗舰”。　　拉丁美洲第一大周刊的巴西《请看》杂志则在一篇长达78页的文章中称中国为“正在上升中的帝国”。　　而在形容中国的众多新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时代》周刊的“一个新王朝的开始”。　　迥异的表达方式、或夸张或公允的赞美，折射出大多数国家复杂难言却又惊人相似的心理感受。然而，没有人能统计清楚，这当中又有多少的误读。　　虽然在西方人士口中，不乏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赞美之辞。但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却并不符合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框架。1993年，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6?1麦金农最先提出了中国之谜的说法。　　罗纳德认为，中国在财政下降的同时,快速的货币供给增长并没有带来严重的通货膨胀, 他对这一情况大惑不解，于是，他把中国这种“高财政赤字和高货币供给量的同时保持价格稳定的现象”称为“中国之谜”。　　而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韦茨曼提出：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设计的东欧和原苏联各国的改革，伴随而来的是经济大萧条，而在他看来不那么正宗的中国改革却与高速经济增长并行。他将这种现象称为“中国之谜”。　　2002年，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彼得?6?1诺兰提出，按照主流经济学的理论逻辑，中国不可能获得目前的成就。但中国却在各种缺损的条件下获得了持续的经济增长，诺兰将这种不一致的局面称为“中国之谜”。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则这样诠释他心目中的“中国之谜”：“看上去不合理，可是却管用”。　　这些世界最顶尖的学者专家，把我国的快速发展称为“中国之谜”，包含了这样一层意思，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角度，中国的发展是难以理解的。　　这些世界最顶尖的学者专家，把我国的快速发展称为“中国之谜”，包含了这样一层意思，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角度，中国的发展是难以理解的。　　然而，这样的成就却不得不面对另一个严峻的现实：那就是在我国经常会被人提起的两道算术题，一道是除法：中国的任何一项巨大的成就，除以13亿，都会变得微不足道；另一道是乘法：中国的任何一个小问题，乘以13亿，都会成为一个无法想象的大问题。　　庞大的人口基数为人们提供了看待这个国家的一种视角。事实上，除了人口众多，在我们辽阔的国土上，因为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工农业发展不平衡，人们也同样难以简单地看待这个国家。而种种不平衡所带来的巨大差异，也像一个个谜团一样，摆在人们的面前。　　在首都国际机场，平均每2分钟就会起落一架航班，超过5000万人次的旅客吞吐量，使这里稳居世界十大最繁忙机场行列。不断变幻的航班显示屏和繁忙的飞机跑道无不折射出这里的活力与效率，以及扑面而来的繁荣。这是中国。　　而在距离北京256公里的河北省康保县的三义村，66岁的王荣和老伴就着一碗腌白菜和一盆煮土豆开始了他们的午饭。家中唯一的电器是这盏电灯，但也不常用，因为一个月不到2元的电费已经是这个家庭的一笔不小的支出。受土地沙化的影响，这里除了土豆很难种植粮食或是其他经济作物。在三义村，像王荣这样的贫困家庭并不少见。2005年，类似三义这样的贫困村，在河北省与京津接壤地区中还有3700多个，贫困人口超过270万。这仍然是中国。　　我国有18000多公里的海岸线和20000多公里大陆边境线，领土南北跨越的纬度近五十度，东西跨经度六十多度，陆地面积960万平方公里，内海和边海的水域面积约470万平方公里——这是一个广袤的中国。　　在我国，已发现的170多种矿产资源中，钨、锡、锑、稀土等储量世界第一，水力资源理论蕴藏量世界第一，煤炭、石油、黄金等的储量也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个富饶的中国。　　我国用占世界7%的耕地、6%的水资源、4%的森林、1.8%的石油、不足9%的铁矿石、不足5%的铜矿等资源，养活着占世界20%的人口——这又是一个负重的中国。　　时至今日，中国农民依然是这片土地上最大的一个社会群体。7亿2千万，这个庞大的数字，意味着地球上每9个人中就有一个是中国农民。　　我国当前共有资源型城市118个。近年来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源的开掘提速，约有2/5的资源型城市面临资源枯竭。　　我国1/5的城市空气污染严重，在我国广袤的农村地区，2006年仍有超过3亿人无法获得安全的饮用水。1/3左右的国土面积受到酸雨影响，1/3以上的国土面积存在水土流失问题，90%的天然草原不同程度退化。　　2009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1.69亿，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约为13%，但我们的养老保障却与实际需求有着不小的差距。　　已经是工业大国的我们，在技术水平、管理经验、产业提升，以及国际竞争力上仍然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在我国，已发现的170多种矿产资源中，钨、锡、锑、稀土等储量世界第一，水力资源理论蕴藏量世界第一，煤炭、石油、黄金等的储量也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个富饶的中国。　　我国用占世界7%的耕地、6%的水资源、4%的森林、1.8%的石油、不足9%的铁矿石、不足5%的铜矿等资源，养活着占世界20%的人口——这又是一个负重的中国。　　时至今日，中国农民依然是这片土地上最大的一个社会群体。7亿2千万，这个庞大的数字，意味着地球上每9个人中就有一个是中国农民。　　我国当前共有资源型城市118个。近年来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源的开掘提速，约有2/5的资源型城市面临资源枯竭。　　我国1/5的城市空气污染严重，在我国广袤的农村地区，2006年仍有超过3亿人无法获得安全的饮用水。1/3左右的国土面积受到酸雨影响，1/3以上的国土面积存在水土流失问题，90%的天然草原不同程度退化。　　2009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1.69亿，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约为13%，但我们的养老保障却与实际需求有着不小的差距。　　已经是工业大国的我们，在技术水平、管理经验、产业提升，以及国际竞争力上仍然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姚景源：一些西方学者，按照他们的理论逻辑，曾经规划了一条通往国家富强的道路，但当我们看这一理论在实践当中的表现，我们会感到他们规划的国家富强的道路并不是金科玉律，我曾多次到过拉美，我曾经目睹拉美这些国家，他由于按照西方所设计的那种经济理论和发展战略，最后他们走向经济停滞，而经济的拉美化在今天正是政策失误的代名词。　　这是2001年阿根廷的一组新闻镜头，阿根廷这一年在全国范围内发生的抢劫浪潮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动荡，最终迫使阿根廷内阁集体总辞职。不久，总统德拉鲁阿迫于强大的社会压力，向国会递交辞呈。总统走后，留下的是一个烂摊子：1320亿美元的债务、高达18.3％的失业率。　　面对连续萧条和债务累累的阿根廷经济，也许很难有人相信这个拉美国家曾经是二战以前的世界七大工业国之一，处在相当于现在的日本的地位。而带领拉美走向失败的正是西方经济学理论指导下的一项共识，被称为《华盛顿共识》。　　另一场让人印象深刻的激进改革发生在我国的近邻俄罗斯，自1992年1月1日起，一场以休克疗法为模式的改革，在俄罗斯联邦全面铺开。这是离现在最近的一次大规模经济改革。　　“休克疗法”的改革结果是众所周知的。在长期的指令性价格及商品极度匮乏的形势下骤然放开价格的闸门，导致了商品价格的飞涨，奔腾式的通货膨胀汹涌而至。休克疗法的失败使俄罗斯GDP几乎减少了一半，GDP总量只有美国的1／10。1989年，俄罗斯的GDP是我国的2倍强，10年后，仅为我国GDP的1/3。“休克疗法”摧毁了俄罗斯原有的经济基础，使贫富差距急剧扩大，事实上这次改革使俄罗斯倒退了20-30年。　　我们今天面对的环境，无疑和西方经济起步时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差别。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走自己的道路。其实，能不能把计划和市场最好的部分“装入一个篮子里”，正是中国经济转型目标模式的精髓所在。中国有中国的国情，现在，已经有人开始讨论北京共识了。　　2004年，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美国高盛公司政治经济问题资深顾问乔舒亚?6?1库珀?6?1雷默的一篇论文，叫《北京共识》。雷默在其论文中指出，“北京共识”以创新和试验为灵魂，强调解决问题应因事而异，灵活应对，不求统一标准。　　“北京共识”一词由此不胫而走，引起各方关注。所有了解发展中国家几经起伏的发展史，以及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激烈争论的人们，都不难掂量出“北京共识”一词的分量。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姚景源：可以讲我们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发展，我们是走的一条前无古人的路，就全世界的发展来讲，没有一个国家和我们走的是一样的路，这条独特的道路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1978年我们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基础，那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核心思想就是实事求是，所谓实事求是，就是客观的认识中国的国情，就是尊重中国的国情，在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我们再来选择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应当说，我们的选择是科学的，而我们选择这条道路确实是没有任何借鉴，实践证明，我们这条路是正确的，是科学的。　　公元2008年9月25日21点10分04秒，神舟七号载人飞船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腾空而起……　　中国每一次的火箭发射，都牵动着这个国家公众的目光。这是一个大国的雄心、这是一个强国的尊严。　　在神舟六号的太空之旅中，搭载了三幅书画长卷。三幅长卷中，人物、山水、花鸟各56件，这三幅中国画，被命名为——《神州颂》。　　56幅人物，展示着中国56个民族——自古中国，人杰地灵……　　56幅花鸟，寄托着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九州之壤，物华天宝……　　56幅山水，描绘着中国人心中的家园——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　　这是我们的国家，这是我们的家园，这里有中国人强国的梦想。　　奇迹是许多真实的数据。　　我国的GDP已经冲过4.3万亿美元。　　我国这个世界人口第一的国家，实现了粮食自给自足。　　我国的进步使超过2亿人摆脱了饥饿和贫困。　　历时2年，《国情备忘录》摄制组足迹深入到我国几乎所有的省区，行程超过8万公里，试图勾划出一条我国国情的脉络。　　这次漫长的穿越，我们用行走的脚步纪录中国国情。在镜头前面，我们自问，经历了五千多年古老文明的中国，在享用了三十年的繁荣之后，什么是支撑我们前行的力量，什么是我们成长的基因，我国究竟面对着怎样的现实？一路走来，我们看到了成长，也看到我们的伤痕，我们看到了生机勃勃，也看到我们必须面对的艰辛。　　中国仍然在“历史的三峡”中航行，前面还有大大小小的浅滩激流。　　这是一个越来越融入世界大潮、却又相伴着许多难题的中国；这是一个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但又始终顽强地向上生长的中国；这是个全社会深深地被各种欲望搅动，但同时又发自内心地渴望和谐、正义与幸福的中国……

当然也会累啊 但是人家从小就那样 习惯了 而且他们的跪姿是有讲究的 用力和姿势都有助于他们跪的时间久些 跪坐：日本人称之为"正坐"。即双膝跪于座垫上，双脚背相搭着地，臀部坐在双脚上，腰挺直，双肩放松，向下微收，舌抵上鄂，双手搭放于前，女性左手在下，男性反之。 --盘腿坐：男性除正坐外，可以盘腿坐，将双腿向内屈伸相盘，双手分搭于两膝，其他姿势同跪坐。 --单腿跪蹲：右膝与着地的脚呈直角相屈，右膝盖着地，脚尖点地，其余姿势同跪坐。客人坐的桌椅较矮或跪坐、盘腿坐时，主人奉茶则用此姿势。也可视桌椅的高度，采用单腿半蹲式，即左脚向前跨一步，膝微屈，右膝屈于左脚小腿肚上。

3月4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民盟、民进界委员联组讨论时提出，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概括精辟，内涵深邃，具有很强的民族性、时代性和实践性，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和社会风尚的本质要求，体现了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鲜明导向，对推动形成良好社会风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一、“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精神实质荣誉和耻辱，是荣辱观中的一对基本范畴，是指社会对人们行为褒贬评价以及人们对这种评价的自我感受。知荣辱，是人性的标志，是人区别于动物、人之为人的重要标准。莎士比亚说过：“我的荣誉就是我的生命，二者互相结为一体；取去我的荣誉，我的生命也就不再存在。”在这里生命与荣誉结为一体。孟子云：“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朱熹解释道：“耻者，吾所固有羞恶之心也。有之则进于圣贤，失之则入于禽兽，故所系甚大。”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以“八荣八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的提炼和升华，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针对性。只有知荣辱，才能明是非、辨美丑。一旦荣辱不分，势必混淆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不仅道德伦理大厦根基动摇，就连整个社会风气也会受到严重影响。 1、“八荣八耻”是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的升华荣辱观与民族精神和民族传统有着内在的密切联系，也是中华传统伦理学中最基本、最一般的道德范畴。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在两千多年前就 提出了以‘仁”、“义""为标准的荣辱观；管仲的一句“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更每每为后世道及。我国战国末期的思想家荀子认为，不知荣辱乃不能成人。此后，古人又提出了不少有关荣辱的格言，如“宁可毁人，不可毁誉”，“宁可穷而有志，不可富而失节”，“立大志者，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等等。这充分说明古代的哲人志士将荣辱放到了与人格同样重要的地位。这种折射着中华民族精神的荣辱观，是一个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体现，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共同生活、共同发展的灵魂。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发展史，就是民族精神不断传承、不断发展、不断弘扬的历史。社会主义荣辱观继承了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中，无论历经多少沧桑巨变，我们的民族总是坚守着一份对于真善美的崇高而纯粹的迫求。公忠体国、为民立命的志士仁人，死而后已、舍命为人的忠义之士，温良恭俭、勤劳质朴的贫民百姓，他们共同造就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丰功伟绩。承载着历史与传统的血脉，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是我们民族得以生生不息、繁荣昌盛的精神支柱。在国家危亡的战争时代，能挺身而出、舍生忘死、前仆后继者为荣，贪生怕死、苟且偷生者为耻：在人民生命财产遇到危难时刻，能见义勇为、扶危济困、无私奉献者为荣，道德缺失、麻木不仁、见利忘义者为耻；和平时期在日常工作学习中，能爱岗敬业、勤奋进取、勇于创新者为荣，好逸恶劳、奢侈浪费、不思进取者为耻。正是这些深刻体现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的知荣明耻荣辱观，成为中华民族绵延不衰、自强不息、团结统一的强大精神纽带和精神动力，是中国人民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我们必须倍加珍重，认真继承，大力弘扬。以“八荣八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继承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的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发扬我们党和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与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道德，汲取了我国传统荣辱观精华。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宣传和弘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紧跟时代、勇于创新，知难而进、一往无前，艰苦奋斗、求真务实，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时代精神，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大旗，使全社会的公民道德建设既体现优良传统，又反映时代特点，始终充满生机与活力。2．“八荣八耻”是时代精神的鲜明表达 中国革命精神是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胡锦涛总书记在视察井冈山时所说：“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井冈山精神，实行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样需要发扬井冈山精神。”井冈山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后来革命精神的发展则是“流”，是对它的继承和发展。比如，此后的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每每谈起这些精神，我们都情不自禁地与热爱祖国和人民、与不屈不挠、艰苦奋斗联系在一起。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国家，是难以发展进步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政党，是难以兴旺发达的。在我们党80多年的历程中，艰苦奋斗作为强大的精神力量，始终激励着我们顽强进取、百折不挠，在各种困难和考验面前巍然屹立、敢于胜利。艰苦奋斗作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作为我们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色，是凝聚党心民心、激励全党和全体人民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共同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是我们党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一个重要法宝。胡锦涛总书记在2006年春节期间在延安考察时动情地说，在延安这块土地上孕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进程中，我们要把延安精神作为凝聚人心、团结奋进的强大动力，作为战胜困难、夺取胜利的重要法宝，让延安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解放以后，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我国人民用智慧和生命谱写了—幅幅壮丽的中华民族与时代精神的新画卷，包括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近年来我们在公民道德建设方面倡导的“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20字公民基本道德规范，把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贯穿于国民教育全过程，贯穿于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体现在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建设各个环节。胡锦涛总书记强调“八荣八辱”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就是要我们积极探索把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全面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各个方面的有效途径和办法，使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始终保持昂扬向上、开拓进取的精神状态。3、“八荣八耻”是社会价值导向的标尺社会风气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价值导向的集中体现。社会风气直接反映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是社会关系最外在的表现形式。古人云，“风俗者，天下之大事也。”对社会而言，风气是许多人通过思维及行为所形成的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结果，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好的社会风气可以陶冶、滋养人们的道德情操，给人以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对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有巨大的促进作用。经济社会的发展，也会为良好社会风气的树立和形成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进而把社会风气提升到更高层次。而不良的观念和行为一旦形成风气，就会腐蚀社会的健康机体。胡锦涛总书记说，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绝对不能混淆，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都必须旗帜鲜明。“八荣八耻”，着眼当代中国发展的全局，面向中华民族的未来，紧密联系当前社会风气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何为“耻”?何为“荣”?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是一把社会价值导向的标尺，为我们确定了提倡什么，反对什么的基本衡量标准。树立良好的道德风气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也是经济社会顺利发展的必然要求。树立良好社会风气的关键，在于分清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在于旗帜鲜明地坚持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反对奢侈腐朽、没落颓废的社会风气；倡导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大力弘扬助人为乐、无私奉献的公民道德，以社会主义荣辱观来规范和约束每个人的言行。弘扬“八荣”，从善如流；对“八耻”说“不”，针锋相对。在道德领域，旗帜鲜明地坚持和提倡“八荣”，反对和抵制“八耻”，这是一件扬正气以利千秋的大事情。二、“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提出的重大意义1、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塑造社会主义公民的精神指导近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在各种场合多次提到社会主义荣辱观，但如此具体地谈及社会主义荣辱观，且把荣和辱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却并不多见。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不仅点出了中国社会目前思想道德建设的要害，也为重构中华民族的荣辱观、塑造具有良好道德修养的社会主义公民，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指明了方向。许多有识之士认为，当代中国社会最严重的价值危机不是道德理想的失落，不是功利主义和世俗文化的泛滥，而是中国文化中公民底线伦理的普遍崩溃。底线伦理崩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一些人内心深处耻感和罪感意识淡化以至消失：没有了羞耻感、知耻感、耻辱感，一些人对任何羞辱的事情也无所谓；没有了负罪感、内疚感、忏悔意识，就什么也不怕，什么也敢干。人一旦不知羞耻，做人便难以做好人、办事难以办好事。与此同时，损人利已、见利忘义、违法乱纪、骄奢淫逸等便会被一些人引以为荣；而对于廉洁奉公、为人民服务、艰苦奋斗等，却反而“不好意思”起来，不能理直气壮。例如，对国家和广大人民群众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漠态度，甚至在言行上有损国家民族的利益与尊严；将诚实守信、辛勤劳动、艰苦奋斗视之为不合时宜的“傻冒”行为，而好逸恶劳、损人利己、见利忘义则被认为是出自“人的天然本性”，具有“合理性”；更有少数人以违法乱纪、挥霍浪费、骄奢淫逸来显示其拥有的特权与显赫地位；一些大学生生活中以用名牌为荣，以节俭为“寒酸”等等。败坏了社会风气，是塑造社会主义公民、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大力清除的障碍。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八荣八耻”，为我们划出了一个评判是非的标准，这一标准精辟地阐明了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深刻内涵，囊括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以及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和社会风尚的本质要求，为塑造具有崇高道德修养的社会主义公民和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指明了方向。目前，我们正站在实现“十一五”规划、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起点上。值此之际，一定要从时代发展的高度出发，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大力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不断激发全体公民特别是青少年的崇高精神追求，努力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 2、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胡锦涛总书记指出：“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他还说：“社会风气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价值导向的集中体现。”社会主义荣辱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道德文化基础，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内在要求。在社会主义社会，如果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都混淆不清，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不能做到旗帜鲜明，整个社会的和谐就失去了前提。扎实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功能和作用，通过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来明是非、辨善恶、识美丑，进而统一思想，振奋精神，凝聚力量，营造氛围，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精神动力。胡锦涛总书记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就是要求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全社会在关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要高度关注人的全面发展——主要是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科学发展观要求实现的全面发展，既包括经济的建设和发展，又包括政治、文化、社会的建设和发展，是要推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包括人的荣辱意识在内的道德素质的全面提高，这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最重要的基础和前提。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把握先进文化的方向，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坚持社会主义荣辱观。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总体良好，“十一五”规划纲要描绘的美好生活蓝图，让人民群众怀喜悦和期待。但是，我们也清楚地看到，市场经济在激活人们的市场主体意识、财富创造主体意识，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利己主义和“向钱看”的倾向；我国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在赋予社会活力的同时增了人们思想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社会思想的“分散化”加剧了；加之外来文化思潮的冲击，旧的腐朽没落思想的泛起，一些人的精神世界蒙上了灰尘。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在一些人身上泛滥成灾，少数人思想混乱，道德缺失，是非、善恶、美丑混淆。所谓“八耻”就是典型的写照。反映在一些社会现象上，一盒天价月饼、一顿天价年夜饭，使勤俭节约教育变得软弱无力；盗版、虚假广告、考试作弊在不知不觉中吞噬着人们的诚信良知。这些问题的出现和蔓延，损害了社会风气，也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造成了冲击，人民群众对此强烈不满。现在，“拉美化”教训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不注重社会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建设，必然严重损毁经济建设成果和整个社会的和谐。阿根廷等拉美国家人均GDP曾达到6000美元以上，但由于社会进步能力、和谐能力弱小，物质进步没有给人们带来生活的幸福，反而带来社会道德风尚的沦落。结果，社会矛盾丛生，经济起飞后又坠毁了。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现代化并不是GDP的简单增长，它是经济与社会、物质水平与道德风尚的双重起飞。“八荣八耻”的重要论述，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提出来的。它是科学发展观的新内容，为我们在当前形势下明辨是非、区别善恶、分清美丑提出了具体标准。它要求我们在搞好经济建设的同时，高度重视道德文化基础的建设；要求我们避免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所走的弯路，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又快又好地发展。 3、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培养社会主义一代新人的战略举措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对当代青少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胡锦涛总书记在谈话中特别强调，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这既充分体现了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青少年一代的亲切关怀和殷切期望，又指出了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性。当前，青少年道德教育中“虚化”、“弱化”、“大化”等现象较为突出，需要我们从青少年的实际出发，区别对象，分类指导，在增强荣辱意识教育的针对性与有效性上下功夫。胡锦涛总书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提出了新的价值观，非常切合实际。“八荣八辱”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进一步发展，现实性和可操作性很强。对于全社会，特别是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意义重大。青少年是国家、民族的未来，他们的素质关系21世纪中国的命运，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成败，关系中华民族的兴衰。看一个国家、民族的未来如何，关键是看现在的青少年的面貌。关心青少年健康成长是我们党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一个重要方面。青少年的成长，不仅仅是青少年本身的问题，其背后是千家万户、亿万民众，祖国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抓好青少年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是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是全面提高青少年思想道德素质的战略举措。以下为“八荣八耻”的内容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一篇（一）继续坚持积极合理有效利用外资方针 我国利用外资规模已居发展中国家前列，但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今后要在继续扩大利用外资规模的同时，把提高利用外资质量作为利用外资工作的重点。要正确处理扩大利用外资规模和提高外资质量的关系，扩大规模是提高质量的基础和前提，提高质量为扩大规模提供保障和动力。要通过进一步提高利用外资质量，更好地发挥外资在提高国民经济运行质量、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二）抓住全球生产要素优化重组和产业转移的机遇，进一步优化外资产业和区域结构 适应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和科技进步加快的趋势，重点鼓励外资投向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加强国内产业配套，延长产业链，更好地发挥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推动跨国公司来华设立更多的地区总部和投资性公司，提高跨国公司的整体投资效能。支持跨国公司设立出口采购中心，鼓励扩大在华采购出口，更多进入其全球生产销售网络。吸引跨国公司设立服务外包企业，探索在经济条件较好、基础设施相对完善、专业人才聚集的地区建立服务外包的试点基地。继续支持外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抓紧出台相关配套措施，全力打造政策优势，促进外资踊跃参与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 （三）积极稳妥推进服务领域对外开放 认真履行加入世贸组织承诺，根据国民经济发展需要，有重点、有步骤地扩大服务领域对外开放。对会计、电信等服务业，实行全面开放；对商业流通、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等服务业，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稳步扩大开放；对银行、证券、保险等服务业，要根据我国金融监管水平和国民经济承受能力，实行审慎开放。 （四）不断创新利用外资方式，拓宽利用外资渠道 顺应全球跨国并购迅速发展的趋势，积极引导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按照加入世贸组织承诺，根据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现状，稳步推进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继续试行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制度，支持符合条件的内地企业到境外发行证券并上市。严格控制外债规模和结构，突出外债使用的合理性、有效性和安全性，切实防范金融和外债风险。 （五）大力改善外商投资环境，进一步规范招商引资 继续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全面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大力推进依法行政，进一步减少和规范外资行政审批，提高审批效率。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把工作重心放在为市场主体服务、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加快外商中介服务机构建设。深入开展保护知识产权专项行动，加大执法力度，依法惩处侵权行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招商引资要因地制宜，注重实效，防止变相出台优惠政策、盲目攀比、层层压指标等无序竞争行为。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推动建立政府协调引导、投资促进专业机构实施、中介机构和企业广泛参与的投资促进机制，鼓励和规范民间投资促进机构发展。完善投资促进方式，更好地打造会展、电子商务、网站等招商引资平台，提高招商引资效果。 （六）加强对外资的引导和监管 根据形势发展变化需要，及时修改《指导外商投资方向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从严审批部分过热行业外资项目，坚决抑制部分过热行业的盲目投资和低水平扩张。对高能耗、高污染的限制类外资项目，提高准入门槛，严格环保等审批手续，取消相关优惠措施。尽快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督促外商投资企业切实履行社会责任，防止形成垄断。二篇 —是吸收外资的规模问题。在中国吸收外资规模上，目前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有人认为，鉴于吸收外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中国还要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完善政策环境，进一步扩大吸收外资的规模。也有人认为，中国的外资规模已经很大，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内资企业的发展空间，跨国公司在一些行业有形成垄断的趋势，过度依赖外资增加了经济运行的风险，将会出现东亚和拉美已经发生过的问题。应该如何看待这两种意见?中国如何更好地处理外资与内资的关系?如何避免跨国公司行业垄断和吸收外资“拉美化”问题? 二是吸收外资的作用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引进外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有目共睹。但有人认为，吸收外资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促进出口增长和创造就业岗位等方面，对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作用并不明显。目前中国企业的竞争力更多的还是体现在成本和价格上，缺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缺乏国际知名品牌。吸收外资对促进中国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作用究竟有多大?中国如何在引进外资的同时引进技术，并且将技术引进与自主开发结合起来? 三是吸收外资的政策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给予了一定的优惠政策。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外商投资优惠政策的内容越来越少，享受优惠的企业范围也越来越小，但是税收等优惠政策一直保留下来。针对这一情况，有人认为，当前世界各国纷纷出台优惠政策，国际引资竞争更加激烈，中国至少不能取消现在的优惠政策。也有人认为，中国吸收外资的快速增长，取决于劳动力资源优势、市场容量优势、产业配套优势、基础设施优势等多个方面，优惠政策只是其中之一，不能高估优惠政策的作用；同时，对外商投资给予优惠，也不符合国民待遇原则，不利于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的平等竞争。究竟如何看待这一问题，是否应对外商投资继续给予政策优惠? 四是吸收服务外包问题。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近期发布的《2004年世界投资报告》，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已从制造业外包为主转向服务业外包为主，服务业外包成为全球跨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引擎，预计未来几年全球外包市场将以每年30%-40%的速度递增，2005年服务外包总值将增至5850亿美元，2007年将进一步增至1.2万亿美元。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通过制造业外包向中国转移组装加工环节，形成了外商在华投资的高潮。近几年来，跨国公司开始把一些内部服务业务转移到中国。以IBM公司为例，它与中国铁道部合资成立了“蓝色快车”公司，利用铁道网络和IBM的信息技术为其它公司提供IT设备和软件维护。无疑，中国面临吸收服务外包的历史性机遇。问题是，中国在吸收制造业转移方面的优势对吸收服务外包是否同样有效?除了发挥这些优势以外，中国在吸收服务外包方面还应该做好哪些工作? 作为对傅先生倡议的一个回应，本文主要就外商投资企业及其直接投资活动(FDI)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以及规模等问题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第一，促进国内企业和产业发展应该成为中国引进外资的标准 国内对外商投资企业规模和作用的认识主要是基于所谓的“双缺口，馍型或者发展主义的理论，即：认为外商投资企业及其外商直接投资(FDI)活动对发展的贡献主要有三点：(1)能增加当地储蓄，从而提高当地积累率和经济增长率；(2)能缓解当地的外汇约束，从而使中国可以进口更多的机器、设备等；(3)能带来新的技术、管理技巧等。既然如此，那么，外资流入越多越好；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也是越大越好。 实际上，把跨国公司及其FDI活动看成是东道国资本、外汇、技术、管理技巧等缺口的补充者、供应者，是对跨国公司及其FDI活动本质特征的一种扭曲。FDI作为产业资本，其本质体现在“流”一样不问断的运动之中；而且永远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肢解开的资本或技术并不能代表FDI自身。同样，跨国公司永远只是一个追求私利的企业，绝非“救世主”。另外，把跨国公司带入的资源(资本、外汇、技术、管理技巧等)及其FDI活动看成与中国经济发展完全互补，也具有片面性。这种“互补关系”只在完全依附于外商投资企业的规模较小的东道国存在，因为那里跨国公司是主角，流入的FDI本身就构成当地的产业资本循环体系。但是，对于不完全依附跨国公司的发展中大国，这种关系却不成立。长远地看，FDI的介入只是促使当地经济发展的手段。同时，这些理论只适合做边际分析和FDI流量比较小时的情形，而不适合分析中国这样经过几十年发展，FDI存量已经很多时的情况。 显然，中国引进FDI需要有新的理论根据和新的战略。 就引进FDI促进本国经济发展而言，大体上有两种成功战略：其一是完全依靠跨国公司及其FDI的依附发展模式，以新加坡为代表。这种模式只适合地理位置优越，人口较少；或者资源比较丰富且人口较少的国家和地区。理论上讲，只要东道国拥有FDI生产所必需的某种或某些投入资源或原料，并且这种资源相对东道国的人口而言是非常丰富的，以至于单纯依靠这柑生产要素的租金“便可以获得现代化”的生活，那么，依附模式选择的条件便存在。从跨国公司的角度看，这种结合也符合其垂直一体化的经营战略要求。新加坡式的依附发展模式属于劳动力依附模式，是以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为基础的。其二是依靠当地企业并充分利用跨国公司有利影响的自立发展模式，以韩国、中国台湾为代表。不适合选择依附发展模式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只能走自立发展道路。与完全依靠跨国公司的依附发展相反，自立发展是以当地民族企业为主体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它是通过民族企业的成长、壮大来实现本国资源比较优势的充分发挥，从而促使整个经济健康发展的。 与此相对应，也有两种失败战略：其一是完全排斥跨国公司及其有利影响的自给自足发展模式，以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及同期的印度为代表。其二是不符合采取依附发展模式的条件，但却引进了过多外商直接投资的病态依附模式，以拉美的巴西、墨西哥及阿根廷为代表。 中国的经济发展条件只适合采取自立发展模式。自立发展不同于完全排外、闭关锁国式的“自力更生，独立自主”，也不是对外商直接投资完全无限制地引入。它始终是以培育、促进民族企业成长、壮大为核心。放宽或加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控制仅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因此，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应以不损害中国企业的成长为限；同时，跨国公司只是促使中国企业发展的一个配角，而不是相反。超越了这些限度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将会遏制中国经济发展潜力(即资源比较优势)的发挥，并会损害自立发展的根基(即中国企业)。反之，如果外商直接投资介入适度，则跨国公司还会促使中国企业的成长及经济自立目标的实现。 既然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和档次应以中国企业的竞争能力为限度，那么，在中国企业竞争力较强的行业可以适当多引进外资，跨国公司的规模也可以大一些。在中国企业竞争力较弱的行业或新兴行业，引进外资的数量要有所限制，跨国公司规模也要基本上与中国企业的水平相当。同样，跨国公司在中国经济的地位和作用也应该促进中国本土企业的成长和发展为目标。 那种不顾当地企业和产业的吸收、消化能力，甚至危害当地企业和产业发展，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式的外资引进做法应该得到纠正。同样，那种在理论探讨和实际工作中，总是把中国这样一个只能走“自立发展”道路的发展中大国和一些可以走“依附发展”模式的小国，譬如，新加坡相类比或比较，从而误导中国引进外资战略的正确选择的做法，也必须得到澄清和纠正。在以后的外资引进中，中国应该把促成了多少当地企业的发展以及产业的成长作为衡量一个地区引进外资的标准，而不是片面地看对GDP增长指标的贡献。

提纲：　　1、经济形势分析思路（经济决定政治和军事）　　2、经济形势分析和推演　　3、数据支撑（因为最近比较忙，这个是最耗时间的，我就不具体列出具体数据，把怎么去找这些数据写出来了）　　4、政治形势分析　　5、军事形势分析　　6、中国怎么办　　7、我学经济知识的历程　　 　　一、经济形势分析思路　　我们很多人喜欢看博客，看文章，往往只看观点不看思路和对方的数据，这个是个错误的方法。　　会带来几个问题：　　 1、容易被洗脑　　 2、容易漏掉重要的内容　　 3、自己永远没有思路和观点　　第一点和第三点很容易理解，为何会有第二点，我跟很多朋友聊下来，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认为卢麒元不行，因为他比较偏激，知道什么叫偏激吗？一般观点才会偏激，但是我们假如是去看思路和推理和数据的，而不是去看观点的，会发觉卢麒元是个人才，一个人才被长期打压和埋没，观点偏激很正常。当我这样跟很多人说了，他们再去看他的博客会发觉确实是这样。　　我写这么多篇幅来讲如何去看文章看书看博客，就是要告诉一个方法，方法的正确会给你带来无限的收益。　　下面推荐几个人的博客（民间的为主）：　　第一梯队的：刘军洛、卢麒元等（刘站的高度比卢高，但是文章晦涩难懂，刘站在文化这个层面来看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文化决定了一个国家100年跨度的成败，但是刘对短期的波动的敏感性不强，所以用刘的思路去指导短期的投机很容易被暴仓）　　第二梯队的：袁剑、吴辉、蔡定创、王建等（这些人都有不错的理论功底，其中蔡定创自己出的那本书可以辨正的去看一下他的思路）　　第三梯队的：海宁、海啸、时寒冰、曹建海、叶檀、风雨下黄山等（他们主要各有所长，海宁的推理和数据都不错，海啸的推理不错，时寒冰对政治新闻的解读不错，曹建海对房地产这块的数据比较丰富，叶檀是多产作家不容易）　　下面推荐几本书：　　1、入门书：货币战争（当小说看，就是看里面的故事，能够理解很多原来不理解的东西，并且很有趣味性）　　2、研究的书：金融战败、帝国的崛起　　 　　以上这些博客和书能够看明白思路，理解他们的长处，并且能够变为自己判断形势和走势的依据，证明你已经成为一个大家了。　　 　　下面来讲具体的研究国际经济形势的思路：　　1、这个经济社会是有几个大的经济体组成的：美国、日本、欧盟、几个大的发展中国家（巴西、印度、中国、俄罗斯等）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其中能够影响世界的是前面4个，掌控世界的是美国，因此我们要研究世界经济就要有个提纲挈领的东西，那就是去研究美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然后再研究后面3个独立体和相互之间的关系。　　2、美国：美国有4大法宝（农业、科技、金融和军事），其中农业和科技立国之本，是盾，金融和军事是进攻的武器，是矛。研究美国的经济一定要先去研究美国的近50年的财政收支情况，研究美国的国债（短期国债和长期国债和公司债），研究美国的资产负债表，研究美国的选举制度，这样才能明白美国的战略。然后我们看美国的财政赤字，当美国的财政赤字达到历年高点的时候，基本就是开始重置的时候，在来看财政赤字的结构，假如这些主要来源于国债的还本付息和军事开支，就证明他们要收缩军事和进行债务重置。看美国所有经济现象，一个提纲挈领的指标就是美元指数。至于怎么做债务重置，我后面有推理。然后我们来看一个顺序：南美（巴西、阿根廷）－－日本－－东南亚－－中国－－后面要接收的印度和越南等，这个就是美国在不停得换给他打工的马仔，但是我们不认为我们是马仔，我们认为我们是老大，我们是这个世界上面特殊的群体，我们的树（房价）可以涨到天上去，我们的粮食永远都只会2元钱一斤。什么叫重置？后面我们会看到什么叫重置，重置后中国从债权国变成债务国，重置后美国又像克林顿执政的8年一样，美国从财政赤字变成财政盈余了，90年代是牺牲了日本和东南亚，这10年牺牲谁？舍喔其谁？　　3、美国的经济文化战略：我有时觉得很奇怪，从来没有听说过美国大学里面会开课让其他国家的人随便去了解美国的核心的军事、科技和农业的技术，但是唯独经济（特别是金融）方面的却是开放的，只要你肯学，就可以学到，什么什么理论等等，而且这些理论创造者还获得了诺贝尔奖（其实诺贝尔奖当中最具有欺骗性的就是和平奖和经济学奖）。这个就是美国的经济汉奸输出策略。美国的经济方面的人才分成3个等级：第一等级基本是学法律出身的，因为法律是规则的制定者，也就是战略的制订者，他们大都比较低调，很少出什么书什么理论，他们用的就是实战理论，因为美国的选举制度（在州这个层面是直选，所以和老百姓息息相关的东西能够保证百姓的利益，但是在国家层面是选举人制度，也就是不管谁做总统基本上后面是一个老板，这样保证了他们可以做30年的战略规划，不受选举换人的影响），所以这些人才是美国真正的战略制订者。第二等级是在高盛等公司的战略实施者，他们大都是学数学等出道的，他们会去理解第一等级的战略，然后按照这个战略去获得最大的利益和去攻击弱小者。第三个等级就是那些在大学里面讲课的教授（那些获得诺贝尔奖的），他们是去忽悠其他国家的，其他国家的人去学了他们的理论后回国坐上要害职位，然后美国基本就控制了对方的经济制定策略和规则。这个就是美国可怕的经济文化输出，一个控制全球的战略。　　4、欧盟：欧盟现在最大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货币发行权和财政权的分离，假设中国拥有统一的货币发行权和货币政策的制定权，但是没有中央财政权（各个地方政府有财政权），并且人口不能自由得流动，这样的结果就是东部沿海富余的地方的财政多出很多钱，没处投资，然后就去买西部地方的地方债，然后西部廉价的劳动力又不能随便来东部沿海打工，造成一个恶性循环。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财政权，就不能达到大范围的财政转移支付，并且西部的廉价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到东部沿海的工厂去，就会形成一个西部缺少内需而东部缺少廉价劳动力的局面。这个就是欧盟的致命伤，这个也是美国2000年前早就看出但是一直在做埋炸弹但是还没有引爆的原因，因为美国资本知道，欧元最终会成为一个美元的附庸，反而比去和德国马克法国法郎单独斗争要好。所以欧元将来是一个长期贬值的货币。　　5、日本：日本的经济，要研究他的经济结构，他的国债的持有者，日本的汇率问题，日本的套利资金，日本的外贸结构，日本的海外资产，日本为何被打击后日元一直升值（而中国后面被攻击后讲对内和对外都大幅度贬值，这个我后面会有个专门篇幅描述），建议大家看看日本的《金融战败》这本书。这边又不得不谈到我们敬爱的郎教授了，郎教授在前面一直代表的是日本的利益，看看他的赞助商看看他在丰田事件里面的言论，看看他和日本经济界的联系，还有就是他其实一直是研究微观经济的（企业经营管理），怎么一下子有这么多宏观的经济的数据，还有他的出道，他怎么成名的，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策划方案，后面没有这种财团支持，他这样骂政府早就挂了。最近中国和日本关系交恶，他也知道自己将成为政治的牺牲品，所以在国内另外找了一个靠山。看看前面一段时间置疑他的声音很多，但是国内这个靠山一找到，置疑他的声音就没有了，真是巧合。但是很多人会说郎教授确实是指出了很多中国的问题，针砭时弊，因为中国的利益和日本的利益其实有很多都是重合的，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顺差国，假如中国倒下，日本也就倒下了，所以在这点上面我们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上面，郎教授其实不太赞成的，因为我们产业结构一升级，就成为日本的直接竞争对手，所以前面郎教授一直在提示政府大量产业劳工失业的问题和招收大量大学生的问题，因为不希望中国阵痛后的产业升级，因为要升级就会有产业劳工失业的问题，要升级就要大量大学生，其实解决中国大量大学生的问题的本质不是去减少大学生的招生，而是二次分配的问题，假如二次分配向老百姓方面倾斜，内需一起来，我可以说这些大学生都可以找到很体面的工作。这点上面可以说郎教授是狼子野心。总结一点，当中国利益和日本利益一致时他说的话时恳切的，当中国利益和日本利益冲突时他说的话是有问题的。不过现在他换了利益诉求了。　　6、金砖N国：重点讲中国，研究中国的经济就要研究中国的数据，中国的数据要自己去分析和过滤（这边说的比较委婉，以免出问题），看中国的实际经济增长情况看发电量（要学会看发电量的数据，其中第一产业假如发电量大增，证明天灾比较严重，第二产业的重工业发电量大增但是轻工业不行，证明国进民退，假如重工业和轻工业都不行，证明经济开始衰退），经济的前瞻性指标看PMI（有好几个机构发布这些数据的），外贸形势看沿海厂的开工率和波罗的海指数，中国的通货膨胀情况就要自己去体会了（这边要解释一个什么叫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经济学上面的解释是流动性泛滥和流动性迟滞，可能通货紧缩的时候你感觉是通货膨胀，就像中国07－08年，实际是通货紧缩，但是因为输入性通胀，美国通过大豆撬动了中国的猪肉价格，所以我们感觉是通货膨胀，所以国家的政策出问题了，其实看到底是什么，比较简单的一个指标就是看沿海的民间借贷利率，一般情况下民间借贷利率高就是进入了通货紧缩），另外还要看中国的M2和GDP总量的关系，还有就是最重要的中国的粮食数据，包括中国的粮库的现实情况（袁隆平在07年应该讲过这个问题的严峻性），具体推理数据和面临的问题看后面的解读。说句最直接也是最关键的话：中国现在最大的矛盾已经不是体制问题或者其他什么问题了（体制改革的时间点过了，体制改革一定要在经济上升期做，假如在经济萧条期做，很有可能成为第二个苏联，或者拉美化），是二次分配方案站在了老百姓的对立面了。　　 　　

要想引进先进技术，面临没有知识产权而处于谈判劣势，特别是核心技术外方绝不会转让我方。而一旦我国自主研发有了成果，人家马上降低转让“门槛”，甚至低价倾销。这种形成“引进一代、落后一代”的恶性循环，造成我国战略性技术自主研发能力被压制的衰落。无条件（即不附加技术换市场条件的）的合资鼓励政策，加剧了跨国公司对我产业的分割，和对我自主创新能力的冲击，其实质是经济科技的殖民化。只有通过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提高消化和再创新能力，才能扫除重重障碍，达到这一目标。这是关系到后进国家是走“依附跟进”还是“跨越”道路。1.webp.jpg后进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一个最本质区别，是科学技术的差距，其背后是科技创新能力的差距。这是国家竞争力差距的本质。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时代，正视这个差距，并力争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幅度缩小这个差距，发展自主创新能力，应是国家战略的一个基本内容。科教兴国、自主创新、提高国家整体的科学技术创新能力，是全球化时代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得以屹立于民族之林的根本。要不要提高国家的科技水平，如何提高国家的科技水平，在理论界一直有着各种不同意见。例如，有人明确提出我们是发展中国家，首先需要解决基本工业化和就业问题，在这一主要应该发挥劳动力便宜的“比较优势”，当“世界车间”就可以了；又有人认为，在“全球化”条件下科技要素自由流动，我们只需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或通过吸引外商投资就可以解决先进技术的供给问题，自己搞科学、发展高科技，耗费太大，况且当前我国科技投入产出效率太低，自主品牌的高科技产品又没有市场，不如把这块市场让给外国。应该说，在我国主流经济学中，以及在政府决策部门中，这类观点是有很大影响的。实际上，这也是“新自由主义”理论在经济科技发展领域的主要负面影响，必须加以澄清。要不要发展科学技术，贯彻科教兴国方针？如何发展高科技，是被动引进，还是立足消化吸收、发展自主科技创新能力？这关系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根本方针问题。首先要在理论上，从创新经济学的角度给以澄清，对受到“新自由主义”负面影响的经济科技发展观予以纠正。一、“引进模式”VS“自主创新”：后进国家应采取何种科技战略思路？后进国家，从总体上看，不论在基础科学领域还是应用科学领域，在长期中必然是跟踪前进的。我国经济发展战略急需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如何解决技术进步的源泉问题。后进国家获得先进技术的方式，大体可分为五类：一是自力更生型。在得不到外界知识和技术供给的情况下，从对基础原理的学习起步，基本上通过自身的组织能力，综合国内资源，独立发展出自己的技术体系。我国的两弹一星是一典型。二是“模仿—创新”型。金鳞洙将韩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经验概括为“逆向工程”。这也是日本和我国台湾的基本经验（日、韩学者认为：正是没有听从西方“比较优势”的劝诱，才有今日的崛起）。此为后进国家实现赶超的成功模式，其关键环节是高强度吸收消化——自主开发以取得市场竞争优势，同时向前端应用基础科学延伸。其更积极的派生型是从我国民营企业发端的“VCD/DVD模式”。即基于对市场潜在需求和对新技术的深刻了解，从创新链的中端出发前向延伸，以我为主将国内外相关元器件和信息技术进行系统集成，开发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在这个过程中形成自己的核心技术，占领产业高端位置。三是简单跟进型。即单向引进—消化（如我国机械工业及部分军工的测绘仿制方式），知其然不知所以然，和外国技术是亦步亦趋、逐级跟进的关系。四是被动引进型。即买设备、买专利、买图纸，直接投入生产，并且还作为技术进步、技术改造的“成绩”，不考虑消化和“进口替代”。五是合资引进型。在这里，技术进步的主体已不是中国企业，技术主导权也不在自己手中。合资的出发点是“市场换技术”，以期外资企业的“本土技术溢出”效应。这种方式、技术的获得是完全被动的，无法把握本土产业的命运。以上各种形式，在后进国家（特别是在我们这样的大国），可以说是同时存在的。每种方式都有自己的主客观理由和存在空间。但不同方式的背后，反映了不同的企业、行业的发展思路。应该说，上述五种方式中，后三种在我国经济生活中正在大行其道。企业倾向于单纯地买先进设备。自己组织力量消化吸收开发，花钱多，费事，见效慢，也争不过先进的外国产品（市场也不接受）。北京愿意和现代合资搞CKD，因为这样见效快、出政绩。还显出“思想解放”。闭眼不问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性，提倡所谓“不求所有，但求所在”，只要税收就业，已成为政府工作的思维定式。这种随意出让市场资源、急功近利不顾未来的“开放引进”，正受到理论界的鼓励和政策的支持，谁主张以我为主，自主创新，就好像要逆“全球化潮流”而动，好像要主张回到封闭僵化的计划经济，只有“融入国际产业链”才是正统。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其负面后果正大量显现。如果把跟踪模仿理解为学习过程和必要的技术获得方式，那么这和自主创新不是对立的，两者是手段和目标的关系。引进是必需的，但从长远来看，不能仅依靠引进；跟踪模仿绝不能作为经济科技发展的根本战略；否则，国家的科技和产业永远不能“长大成人”。所以，问题的本质在于，后进国家的政府，用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和指导思想，来实施跟踪、模仿，是否有自主创新和赶超的意愿和毅力，是被动跟进，惟洋人马首是瞻，拱手把技术进步主导权让给洋人，还是以我为主，积极跟踪世界先进技术发展轨迹、从模仿和学习起步，进到自主创新？这反映了两种根本不同的发展观和发展路线。这将决定未来长时期内，中国科学技术进步的内在动力和能力，决定中国未来产业发展的命运，决定结构升级和持续发展的主导权，即经济主权的归属问题，是不可回避，不可不说清楚的。二、我国和先进国家存在巨大差距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以结构调整为主线的阶段，对技术需求日益增加，但本国技术供给不足。在全球竞争环境中，我国科技的国际竞争力明显处于劣势，企业形成对外技术依赖。我国经济发展至今没有脱离“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轨道，产业竞争力主要建立在简单劳动的比较优势上。大量核心技术掌握在跨国公司手中。高技术产品出口的80%以上来自三资企业和“三来一补”；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约40%的设备投资，60%以上靠进口。理论宣传过分强调“引进合资合作”的有利一面，忽视外资不对等竞争导致产业垄断、技术控制对民族产业的不公平竞争。我国引进设备和消化吸收费用的比例为12：1，日本、韩国在同等发展阶段，这一比例为1：5甚至1：8。当前我国科技处于十分落后的状态，市场需求受“崇洋媚外”思想的强烈影响，自立自强受到消磨。国内外公认我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科技水平的差距为15~20年。在全球R&D投入中，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占86%，我国仅占1.7%。我国已授权的发明专利只相当于日本和美国的1/30、韩国的1/4。在国际技术贸易收支方面，高收入国家获得全球技术转让和许可收入的98%。而且这个差距还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如果我们还不奋起自强，尽快扭转这一被动局面，这不仅对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会受到制约，对国家产业安全和国防安全也构成隐患。三、科技发展战略必须强调自身能力的发展我国科技落后的状态和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是新经济自由主义和比较优势论得以流行的基础。但这种理论，不仅是浅薄的、短视的，也是贫乏的。比较优势论把企业竞争力、技术和结构变动的因素，完全归结为市场影响和要素禀赋（特别是资本）的变动，忽视技术学习、组织能力等企业和产业结构的内部的深层影响因素。事实上，工业竞争力和以此为基础的国家竞争力，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发生在企业、工业和国家层次上的学习过程（包括创新、模仿以及组织和制度的变化）的结果。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成为发达国家，是因为它们的“比较优势”基础早就通过创新和学习过渡到以科学为基础的工业上（路风、慕玲，2003）。海湾国家的资源资本要素不可谓不丰富，但并没有自然发展出自己的技术能力。企业、工业、国家的学习一创新能力，才是技术进步和结构升级的基本动力。根据创新经济学的理论，企业竞争力的根本源泉是组织能力。组织能力的生成和发展来自组织学习，这是企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遵循一组连贯政策的累积性结果。从集体对解决复杂问题的共同努力中产生的知识，储存于组织的惯例和运行程序之中，而惯例则成为组织能力的载体。能力只能由工作组织内生地发展出来，而没有任何组织之外的力量和过程可以替代。来自企业长期的学习和积累形成的组织能力，最终决定了技术进步的能力。因为“技术”并不仅仅是以物质形态存在的“人工制品”，而且也是被组织所掌握的诀窍、惯例和程序。是这种动态发展的技术能力，而不是对某项特定发明的持久控制，这才是企业从技术进步上得到回报的长期保证。生产组织向管理型大企业的过渡奠定了西方工业强国的组织能力基础，由此而发展出来的组织能力，是企业和一国经济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和持续经济扩张的动力，决定了企业和国家的兴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改革了封闭和僵化的体制，从国际合作中得到了巨大的利益，从而大大提高了科技进步的速度。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原有以国有经济和科技组织为主的程序和惯例被打乱后，在巨大的技术落差冲击了自有的科技组织和能力的时候，连“以我为主、自主创新”的理念也被许多人抛弃、多年积累的社会的学习组织能力正被打散，甚至有人还主张让外国人来收拾摊子，并购我们的大企业。当前，我们必须在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重塑企业、行业和国家的学习能力和组织能力，也就是自主创新能力。要让全社会认识到，物化在设备上的技术可以买到，但决定国家未来命运的学习能力和组织能力，是不可能买来的，也不可能依靠外国人来代替我们学习和组织。“能力只能由工作组织内生地发展出来”，只能靠自己的坚持努力，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四、我国应实行以国家竞争力为导向、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基点的发展战略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以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国家组织能力为基础的国家竞争力的增强，是中华民族的长远和根本利益所在。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着想，我们不能满足于“发展中国家前列”的位置，安居国家竞争力的排名位座次。基于这个理由，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要以国家竞争力为导向，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我们的战略目标。有一种反对意见是：我们的初级工业化任务还没有完成，劳动密集型的优势还没有充分发挥，资源过多地向高科技倾斜是不经济的。在目前这个发展阶段，把主要的资源投向基础设施和传统产业是必然的。但我们绝不能以此为理由放弃国家科技竞争力发展目标。理由是：第一，我们是处在初级工业化任务和全球化的双重挑战下。人家的科技在加速进步，与我们的差距还有可能进一步拉大，不追赶不行。第二，创新是一个实践积累的过程（科技、技能），而失去学习机会，就将永远失去学习和创新能力。科技发展要从长远考虑。20年后要达到的科技竞争力水平，必须从今天起步。第三，发展自主创新能力，如不及早动手，越到后来越赶不上，从长远和更宏观的角度看，未来的补课费”要大的多，甚至可能永远被“锁定”在低端位置，造成更大危害。这才是最大的“不经济”。第四，我们不是西方教科书意义上的发展中国家，而是经济转型的发展大国，具有复合型经济结构，相当的科技工业基础，有必要在国际上发挥相应的影响力。所以，在科技进步和科技产业问题上，被动的、无所作为的观点是错误的。最现实的发展战略，是基本（传统）工业化目标和科技及科技型产业发展目标的平衡。这应该成为我国经济起飞的两个“引擎”，缺一不可。五、扫除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障碍从我国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看，我国企业的创新能力正在蓬勃成长，但有其自身的长处和短处。现实情况是：十多万民间科技型企业在市场拼搏，平均实力弱而资源整合度较差，而多数国有企业单位因地区部门分割体制人为造成协调的困难。科技资源重复建设配置是一个重要的弊端。另外，在靠近市场的最终产品领域，企业反应能力和系统整合能力较强，而较多依赖技术推动型上游产品，创新能力较弱；创新链相对短窄的领域（如VCD/DVD）容易获得优势，而需要多部门协调、创新链深广的技术领域，不容易形成整合，也不容易形成竞争优势。例如在需要整合多部门、多技术领域的产业（如汽车），尽管自主技术学习能力不差，也难以形成自主创新合力；又如在一些基础性工艺和高技术元器件方面，由于需要大量持续的投入和研发活动，我们的创新能力相对差距大、对市场反应慢。从外部环境看，我国在开放环境下，自主创新面临国外的技术封锁和打压。无数事实说明，全球化条件下，“技术要素自由流动”是经济自由主义者制造出来的幻觉。不论在战略性技术（如高级加工设备、航空航天），还是普通的应用技术（如汽车整体设计的数据库），都是如此。关系到国防的高技术买不到，花多大代价也要自己研发，而且很多情况下是自行研发成功的（如航天技术）。在“战略性贸易技术”领域，需要面对技术、资金、市场的三重障碍。要想引进先进技术，面临没有知识产权而处于谈判劣势，特别是核心技术外方绝不会转让我方。而一旦我国自主研发有了成果，人家马上降低转让“门槛”，甚至低价倾销。这种形成“引进一代、落后一代”的恶性循环，造成我国战略性技术自主研发能力被压制的衰落。无条件（即不附加技术换市场条件的）的合资鼓励政策，加剧了跨国公司对我产业的分割，和对我自主创新能力的冲击，其实质是经济科技的殖民化。只有通过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提高消化和再创新能力，才能扫除重重障碍，达到这一目标。这是关系到后进国家是走“依附跟进”还是“跨越”道路。首先国家要有长远规划和积极的政策引导；其次要求企业和科学研究机构学习消化和再创新能力；最后要建构超出企业范围的创新体系。只有将产学研结合制度化，集中行业力量，进行“高强度的消化一再创新”，克服技术资金的“瓶颈”，才能抵御来自国际市场的打压，才能将创新链延伸，获得自己的核心技术和核心能力。综上所述，国家经济科技战略思路需要根本性的调整。20多年来，我们习惯于建议国家管的越少越好，把“放”作为“思想解放”的标志，今天这种单向思维应该变一下了。选择以自主创新为基点的发展战略，要求国家和企业增强学习和组织能力。这不仅意味着政府职能的转变，也意味着政府调控力度的增大。这首先需要解放思想，破除崇洋媚外情结，树立自立自尊自强、靠自己的努力奋斗争得国家富强的理念。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必须批判新自由主义理论的错误比较优势理论，只是部分符合我国当前经济社会的总体情况。当前我国处于结构转型，面临“创新性、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性社会”这一战略转型的时期，比较优势论尤其不能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因为这一理论是以“孤立、静止、片面”的方法论为基本特点的。第一，这一理论不顾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多重目标（不仅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就业目标，还有国家安全和国际战略目标、社会环境发展目标等）；第二，这一理论仅仅从静态的比较优势出发，而忽略了长远发展必须解决结构升级问题，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必须有自己的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而这种能力不像机器设备那样可以随便买到。比较优势论的理论基础就是“自由经济理论”。这一理论过度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片面鼓吹私有化，反对国家对科技和产业发展的支持与干预；以及在此前提下的“结构升级自然演进论”。在这一前提下，他们对经济全球化具有一种乌托邦式或宗教式的崇拜，天真地以为在当今错综复杂国际政治环境下技术可能不受阻碍地“自由流动”，以为合资会带来技术的溢出，这是完全闭眼不看我国当今经济生活的基本现实。很多学者对技术问题不清楚，或者没有兴趣了解科学技术运行的规律，片面地把经济界的市场竞争或企业管理的理论结论，片面地套到技术进步中去，于是就有“只要体制好，技术进步就会自然实现”的错误理解。甚至有人故意混淆“中国的自主技术”的性质，鼓吹所谓的“只要在中国的科研机构就是我国的科技力量”，“在中国缴税、增加就业的企业就是中国企业”，其实质就是要抹煞“自主创新”的必要性。为此，他们主张：片面强调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取消后进国政府应采取的产业政策和技术政策；假定后进国只能循着发达国既有的技术路径跟进；不承认后进国家自主技术创新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把合资看作引进技术、获得能力的最合理、最“经济”的途径，不承认发展民族产业（提高组织能力）的必要。认为在合资条件下，中国不需要搞研发。这实际上就是主张洋奴哲学、懒汉哲学：对国外技术顶礼膜拜，贬低自己过去的努力和成就，反对依靠自己的努力实现国家的自立自强。如果听信这样的主张，沉醉于“融人全球化”的幻觉，走“最舒服、最便捷”的科技进步道路，惧怕承担眼前技术学习和自主开发的成本和风险，我们就可能使国家付出长期的代价一一形成对外来技术的依赖，销蚀国家、企业组织和学习能力及竞争和自主创新的意志和能力，成为跨国公司的附庸。事实上是主张走依附型道路，即拉美化道路。总之，当代科技日新月异，新兴产业层出不穷，市场千变万化，商机无穷。但是，机遇只属于有准备的企业、行业和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兼顾“今天和明天”。为了抓住明天的发展机遇，今天就必须在关键的基础制造业、部分高科技产业，在国力允许的范围内，不懈努力打好技术的、产业组织的、体制的基础，这才可能逐步缩短差距。“走一步看一步”，只顾眼前的发展思路，差距就会越拉越大。摘要:创新是高新技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持久动力，竞争力的源泉。创新发展战略是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战略的关键。高新技术企业应对经济全球化，增强关键竞争力，实现可连续发展，必需实施创新发展战略。尤其是要不停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深化企业制度创新，连续进行技术创新，强化创新人才管理，切实加强知识产权管理，实施品牌管理创新，加紧企业文化创新。多年来，中国高新技术产业连续高速增加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增加最快，带动作用最大的产业。高新技术企业作为高新技术产业的主力军，中国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在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换代等方面发挥着主要的作用

3月4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民盟、民进界委员联组讨论时提出，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概括精辟，内涵深邃，具有很强的民族性、时代性和实践性，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和社会风尚的本质要求，体现了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鲜明导向，对推动形成良好社会风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一、“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精神实质 荣誉和耻辱，是荣辱观中的一对基本范畴，是指社会对人们行为褒贬评价以及人们对这种评价的自我感受。知荣辱，是人性的标志，是人区别于动物、人之为人的重要标准。莎士比亚说过：“我的荣誉就是我的生命，二者互相结为一体；取去我的荣誉，我的生命也就不再存在。”在这里生命与荣誉结为一体。孟子云：“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朱熹解释道：“耻者，吾所固有羞恶之心也。有之则进于圣贤，失之则入于禽兽，故所系甚大。”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以“八荣八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的提炼和升华，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针对性。只有知荣辱，才能明是非、辨美丑。一旦荣辱不分，势必混淆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不仅道德伦理大厦根基动摇，就连整个社会风气也会受到严重影响。 1、“八荣八耻”是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的升华 荣辱观与民族精神和民族传统有着内在的密切联系，也是中华传统伦理学中最基本、最一般的道德范畴。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在两千多年前就 提出了以‘仁”、“义""为标准的荣辱观；管仲的一句“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更每每为后世道及。我国战国末期的思想家荀子认为，不知荣辱乃不能成人。此后，古人又提出了不少有关荣辱的格言，如“宁可毁人，不可毁誉”，“宁可穷而有志，不可富而失节”，“立大志者，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等等。这充分说明古代的哲人志士将荣辱放到了与人格同样重要的地位。这种折射着中华民族精神的荣辱观，是一个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体现，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共同生活、共同发展的灵魂。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发展史，就是民族精神不断传承、不断发展、不断弘扬的历史。 社会主义荣辱观继承了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中，无论历经多少沧桑巨变，我们的民族总是坚守着一份对于真善美的崇高而纯粹的迫求。公忠体国、为民立命的志士仁人，死而后已、舍命为人的忠义之士，温良恭俭、勤劳质朴的贫民百姓，他们共同造就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丰功伟绩。承载着历史与传统的血脉，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是我们民族得以生生不息、繁荣昌盛的精神支柱。在国家危亡的战争时代，能挺身而出、舍生忘死、前仆后继者为荣，贪生怕死、苟且偷生者为耻：在人民生命财产遇到危难时刻，能见义勇为、扶危济困、无私奉献者为荣，道德缺失、麻木不仁、见利忘义者为耻；和平时期在日常工作学习中，能爱岗敬业、勤奋进取、勇于创新者为荣，好逸恶劳、奢侈浪费、不思进取者为耻。正是这些深刻体现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的知荣明耻荣辱观，成为中华民族绵延不衰、自强不息、团结统一的强大精神纽带和精神动力，是中国人民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我们必须倍加珍重，认真继承，大力弘扬。以“八荣八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继承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的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发扬我们党和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与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道德，汲取了我国传统荣辱观精华。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宣传和弘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紧跟时代、勇于创新，知难而进、一往无前，艰苦奋斗、求真务实，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时代精神，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大旗，使全社会的公民道德建设既体现优良传统，又反映时代特点，始终充满生机与活力。 2．“八荣八耻”是时代精神的鲜明表达 中国革命精神是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胡锦涛总书记在视察井冈山时所说：“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井冈山精神，实行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样需要发扬井冈山精神。”井冈山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后来革命精神的发展则是“流”，是对它的继承和发展。比如，此后的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每每谈起这些精神，我们都情不自禁地与热爱祖国和人民、与不屈不挠、艰苦奋斗联系在一起。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国家，是难以发展进步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政党，是难以兴旺发达的。在我们党80多年的历程中，艰苦奋斗作为强大的精神力量，始终激励着我们顽强进取、百折不挠，在各种困难和考验面前巍然屹立、敢于胜利。艰苦奋斗作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作为我们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色，是凝聚党心民心、激励全党和全体人民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共同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是我们党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一个重要法宝。胡锦涛总书记在2006年春节期间在延安考察时动情地说，在延安这块土地上孕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进程中，我们要把延安精神作为凝聚人心、团结奋进的强大动力，作为战胜困难、夺取胜利的重要法宝，让延安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解放以后，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我国人民用智慧和生命谱写了—幅幅壮丽的中华民族与时代精神的新画卷，包括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 近年来我们在公民道德建设方面倡导的“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20字公民基本道德规范，把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贯穿于国民教育全过程，贯穿于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体现在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建设各个环节。胡锦涛总书记强调“八荣八辱”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就是要我们积极探索把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全面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各个方面的有效途径和办法，使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始终保持昂扬向上、开拓进取的精神状态。 3、“八荣八耻”是社会价值导向的标尺 社会风气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价值导向的集中体现。社会风气直接反映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是社会关系最外在的表现形式。古人云，“风俗者，天下之大事也。”对社会而言，风气是许多人通过思维及行为所形成的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结果，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好的社会风气可以陶冶、滋养人们的道德情操，给人以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对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有巨大的促进作用。经济社会的发展，也会为良好社会风气的树立和形成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进而把社会风气提升到更高层次。而不良的观念和行为一旦形成风气，就会腐蚀社会的健康机体。胡锦涛总书记说，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绝对不能混淆，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都必须旗帜鲜明。“八荣八耻”，着眼当代中国发展的全局，面向中华民族的未来，紧密联系当前社会风气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何为“耻”?何为“荣”?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是一把社会价值导向的标尺，为我们确定了提倡什么，反对什么的基本衡量标准。树立良好的道德风气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也是经济社会顺利发展的必然要求。树立良好社会风气的关键，在于分清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在于旗帜鲜明地坚持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反对奢侈腐朽、没落颓废的社会风气；倡导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大力弘扬助人为乐、无私奉献的公民道德，以社会主义荣辱观来规范和约束每个人的言行。弘扬“八荣”，从善如流；对“八耻”说“不”，针锋相对。在道德领域，旗帜鲜明地坚持和提倡“八荣”，反对和抵制“八耻”，这是一件扬正气以利千秋的大事情。 二、“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提出的重大意义 1、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塑造社会主义公民的精神指导 近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在各种场合多次提到社会主义荣辱观，但如此具体地谈及社会主义荣辱观，且把荣和辱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却并不多见。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不仅点出了中国社会目前思想道德建设的要害，也为重构中华民族的荣辱观、塑造具有良好道德修养的社会主义公民，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许多有识之士认为，当代中国社会最严重的价值危机不是道德理想的失落，不是功利主义和世俗文化的泛滥，而是中国文化中公民底线伦理的普遍崩溃。底线伦理崩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一些人内心深处耻感和罪感意识淡化以至消失：没有了羞耻感、知耻感、耻辱感，一些人对任何羞辱的事情也无所谓；没有了负罪感、内疚感、忏悔意识，就什么也不怕，什么也敢干。人一旦不知羞耻，做人便难以做好人、办事难以办好事。与此同时，损人利已、见利忘义、违法乱纪、骄奢淫逸等便会被一些人引以为荣；而对于廉洁奉公、为人民服务、艰苦奋斗等，却反而“不好意思”起来，不能理直气壮。例如，对国家和广大人民群众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漠态度，甚至在言行上有损国家民族的利益与尊严；将诚实守信、辛勤劳动、艰苦奋斗视之为不合时宜的“傻冒”行为，而好逸恶劳、损人利己、见利忘义则被认为是出自“人的天然本性”，具有“合理性”；更有少数人以违法乱纪、挥霍浪费、骄奢淫逸来显示其拥有的特权与显赫地位；一些大学生生活中以用名牌为荣，以节俭为“寒酸”等等。败坏了社会风气，是塑造社会主义公民、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大力清除的障碍。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八荣八耻”，为我们划出了一个评判是非的标准，这一标准精辟地阐明了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深刻内涵，囊括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以及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和社会风尚的本质要求，为塑造具有崇高道德修养的社会主义公民和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目前，我们正站在实现“十一五”规划、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起点上。值此之际，一定要从时代发展的高度出发，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大力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不断激发全体公民特别是青少年的崇高精神追求，努力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 2、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他还说：“社会风气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价值导向的集中体现。”社会主义荣辱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道德文化基础，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内在要求。在社会主义社会，如果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都混淆不清，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不能做到旗帜鲜明，整个社会的和谐就失去了前提。扎实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功能和作用，通过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来明是非、辨善恶、识美丑，进而统一思想，振奋精神，凝聚力量，营造氛围，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胡锦涛总书记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就是要求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全社会在关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要高度关注人的全面发展——主要是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科学发展观要求实现的全面发展，既包括经济的建设和发展，又包括政治、文化、社会的建设和发展，是要推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包括人的荣辱意识在内的道德素质的全面提高，这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最重要的基础和前提。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把握先进文化的方向，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坚持社会主义荣辱观。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总体良好，“十一五”规划纲要描绘的美好生活蓝图，让人民群众怀喜悦和期待。但是，我们也清楚地看到，市场经济在激活人们的市场主体意识、财富创造主体意识，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利己主义和“向钱看”的倾向；我国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在赋予社会活力的同时增了人们思想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社会思想的“分散化”加剧了；加之外来文化思潮的冲击，旧的腐朽没落思想的泛起，一些人的精神世界蒙上了灰尘。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在一些人身上泛滥成灾，少数人思想混乱，道德缺失，是非、善恶、美丑混淆。所谓“八耻”就是典型的写照。反映在一些社会现象上，一盒天价月饼、一顿天价年夜饭，使勤俭节约教育变得软弱无力；盗版、虚假广告、考试作弊在不知不觉中吞噬着人们的诚信良知。这些问题的出现和蔓延，损害了社会风气，也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造成了冲击，人民群众对此强烈不满。 现在，“拉美化”教训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不注重社会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建设，必然严重损毁经济建设成果和整个社会的和谐。阿根廷等拉美国家人均GDP曾达到6000美元以上，但由于社会进步能力、和谐能力弱小，物质进步没有给人们带来生活的幸福，反而带来社会道德风尚的沦落。结果，社会矛盾丛生，经济起飞后又坠毁了。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现代化并不是GDP的简单增长，它是经济与社会、物质水平与道德风尚的双重起飞。“八荣八耻”的重要论述，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提出来的。它是科学发展观的新内容，为我们在当前形势下明辨是非、区别善恶、分清美丑提出了具体标准。它要求我们在搞好经济建设的同时，高度重视道德文化基础的建设；要求我们避免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所走的弯路，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又快又好地发展。 3、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培养社会主义一代新人的战略举措 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对当代青少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胡锦涛总书记在谈话中特别强调，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这既充分体现了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青少年一代的亲切关怀和殷切期望，又指出了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性。当前，青少年道德教育中“虚化”、“弱化”、“大化”等现象较为突出，需要我们从青少年的实际出发，区别对象，分类指导，在增强荣辱意识教育的针对性与有效性上下功夫。胡锦涛总书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提出了新的价值观，非常切合实际。“八荣八辱”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进一步发展，现实性和可操作性很强。对于全社会，特别是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意义重大。青少年是国家、民族的未来，他们的素质关系21世纪中国的命运，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成败，关系中华民族的兴衰。看一个国家、民族的未来如何，关键是看现在的青少年的面貌。关心青少年健康成长是我们党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一个重要方面。青少年的成长，不仅仅是青少年本身的问题，其背后是千家万户、亿万民众，祖国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抓好青少年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是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是全面提高青少年思想道德素质的战略举措。 以下为“八荣八耻”的内容 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你得适当删些，这比三百字多多了：　　简单的说民生问题，就是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最主要表现在吃穿住行、养老就医子女教育等生活必需上面。民生问题也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同党的性质、宗旨和目标一脉相承。　　随着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有了很大的腾飞，那中国的民生现状又如何呢？改革开放20多年来，民生问题受到普遍关注，20多年改革开放的进程，其实就是不断重视民生、改善民生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将国人共同贫穷的时代变成了历史，大多数城乡居民迈进了小康乃至富裕的生活，如人均GDP从1990年的1634元上升到2003年的9073元，首次超过1000美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台阶；人均收入水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89年的1374元上升到2003年的8472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602元上升到2622元；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从1989年的54.8％下降到2003年的45.6％，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由54.5％下降到37.1％；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从1989年的5196亿元上升到2003年的103618亿元，人均储蓄存款从461元增长到8018元。可见，中国民生进行了很大的改善。　　然而，经济指标的增长与发展，并不意味着中国民生问题已经得到全面解决。因为前一个时期解决的民生问题，主要是初级阶段的初级民生问题，主要解决了绝大多数人的衣食之忧，属物质生活甚至是食物保障方面。而现在民生问题与时代的发展同步，其内涵也在不断发展。跟计划经济时代相比，现时代更加突出地显露出教育作为民生之基、就业作为民生之本、收入分配作为民生之源、社会保障作为民生之安全网的重要性。对每一个国民而言，没有教育机会就不可能接受现代文明，也不可能成为高素质甚至合格的劳动者；教育机会、接受教育的程度，正决定着每一个人的生存和发展机会及生活质量，教育已成为国民立足社会的基础。同时，就业是民生之本，解决就业问题就是要让每一个劳动者、每一个家庭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岗位、有一个稳定的生活来源，而失业、就业不足或就业不充分，既是社会问题，更是家庭与个人的严重问题，失业带来的往往是家庭生活的危机与困境。收入分配决定着城乡居民的收入渠道与生活来源，除了就业获取收入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际上还有多种收入渠道，收入分配是针对整个社会财富的，合理的收入分配体制不仅能够推进效率与发展，而且有利于社会公平、进步与和谐。　　从教育看，它已经成为国民立足社会的基础，但在现实中，还存在着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不够、义务教育的福利性保障不够、受教育的机会尚不公平等问题。　　从就业看，现在，每年城镇新增劳动力约800万人，需要再就业的人员500多万人，而乡村需要转移的是一支庞大的劳动力队伍，它不是静态的1.5亿，而是动态的、持续的。　　从收入分配看，尽管说绝大多数城乡居民的收入在上涨，但是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尤其是这几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两极分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从社会保障看，像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的覆盖面，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贫困人口的救助，老年人、残疾人的福利享受，等等很多只是形同虚设。特别这几年闹得比较凶的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显示，人均GDP从1000～3000美元这一时期是一个多事之秋，顺利度过这一临界点，经济社会将会步入良性运行和健康发展的轨道；否则，便有可能出现“拉美化”的局面。中国现在也处于这一阶段，处于矛盾多发期，因此改善民生问题，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是重中之重，因此民生问题成为两会焦点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解决民生问题过程中，要重点解决好教育、就业、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等重大民生问题。一、纠正教育不公的几点对策(一)切实提高财政支出中教育经费的比重。(二)坚决限制和缩小教育差距。(三)采取相应措施，确保流动人口子女的受教育权。 (四)鼓励、支持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依法办学。(五)以就业为导向，推动职业教育持续健康发展。(六)切实解决屡禁不止的乱收费问题。三、缓解就业矛盾、调控收入差距的几点措施 (一)积极扩大就业，缓解失业状况。 (三)突出智力扶贫，拓宽就业门路。(四)打破垄断，减少行业收入差距。(五)进一步深化劳动分配制度改革。　　解决民生问题的根本目的，是要让广大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生活，是让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要求，是人民政府的基本职责。”“只要我们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尽最大的努力解决民生问题，就一定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就能越来越充分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活力。”真诚的希望这能付诸实践，我们翘首以待中国越变越好。普遍受惠的时代已经过去，利益分割的时代已经到来；单纯依靠经济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时代已经到来；共同贫穷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促使全体国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时代已经到来；边走边看的时代已经过去，目标明确、路径清晰的时代已经到来；矫枉过正的时代已经过去，理性发展的时代已经到来；被动对外开放的时代已经过去，主动参与全球化进程并积极争取在国际上发挥大国作用的时代已经到来。

1、中国人口太多，有限的资源承载的生存压力太大。2、中国近些年的迅猛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例如人口的迅速城镇化，带来城市的拥堵又使房价攀升、水源紧张等问题。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是属于非稳定性发展，可能会有巨大的经济漏洞。3、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无论如何，我们国家才刚刚从战争中解脱60年的时间。中间又有十年文革，供我们发展经济的时间并不是太长。4.要是中国能够发达起来，跻身于世界发达国家之列，需要我们的决策者高瞻远瞩，英明领导带领人民艰苦奋斗持续努力50年甚至一百年以上。5.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的回答只是流于表面，要综合历史、经济、政治甚至地理、生物等领域才能真正对这个问题有深刻的认识。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保障事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发展历程大概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目前，我国社保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有：虽然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已经初步建立，但是各个层次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虽然统账结合的制度模式已经确定，但是长期的空账运转使得半积累制未落到实处；虽然扩大覆盖面的工作取得新进展，但是防止“碎片化”和建立统一的社保制度尚需努力。在发展和改革社保制度过程中，第一，需要注意经济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的关系，防止拉美化；第二，需要注意统账结合与部分积累制的关系，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社保改革。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保障事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社会保障制度框架基本形成。在城镇，我国已经基本建立了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等五项社会保险制度，并且已经全面实施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农村，我国正在全面推进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努力探索养老保险制度，不断加快新型合作医疗改革试点的步伐。中国社会保险覆盖范围不断扩大，筹资渠道逐步拓宽，基金支撑能力显著增强，享受社会保障待遇的人数迅速增加。五项社会保险的参保人数年均增幅达到7%，五项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年均增幅达到20%左右扩展阅读：【保险】怎么买，哪个好，手把手教你避开保险的这些"坑"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保障事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发展历程大概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目前，我国社保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有：虽然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已经初步建立，但是各个层次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虽然统账结合的制度模式已经确定，但是长期的空账运转使得半积累制未落到实处；虽然扩大覆盖面的工作取得新进展，但是防止“碎片化”和建立统一的社保制度尚需努力。在发展和改革社保制度过程中，第一，需要注意经济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的关系，防止拉美化；第二，需要注意统账结合与部分积累制的关系，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社保改革。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保障事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社会保障制度框架基本形成。在城镇，我国已经基本建立了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等五项社会保险制度，并且已经全面实施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农村，我国正在全面推进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努力探索养老保险制度，不断加快新型合作医疗改革试点的步伐。中国社会保险覆盖范围不断扩大，筹资渠道逐步拓宽，基金支撑能力显著增强，享受社会保障待遇的人数迅速增加。五项社会保险的参保人数年均增幅达到7%，五项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年均增幅达到20%左右

类似的范文，需要有所修改 一、为什么要读。也就是学习国际金融知识的必要性。 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建立结构合理、功能完善、高效安全的现代金融体系。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提高宏观调控水平。这就要求我们财政干部要了解国际金融基本知识，掌握国际金融发展变化规律，并在工作中加以应用，以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从《金融学》的视角看，金融是货币流通和信用活动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经济活动的总称。如果说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那么国际金融就是现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命脉。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与世界经济差异化发展博弈的日益深化，金融自由化向更广的层面和更深的层次不断拓展和发展。同时，伴随着国际贸易的扩张和发展，国家间资金流通和信用融通的规模、速度、方式也产生了极大变化，国家间的货币兑换、汇率利率等内部及外部的变动和波动，在国家间经济往来乃至全球稳定中的重要作用更加凸显。因此，财政干部在搞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认真学习《财政金融》知识，提高特别是对国际经济形势的判断把握和宏观财经数据的分析能力就显得尤其重要。从小处思考，我认为学习国际金融知识有三个方面的现实意义。一是扫盲。学习国际金融学有助于你更好地理解各种国际金融信息，了解你生活在的全球一体化世界。你在财经类报纸上或在金融机构大厅里看到每天的外汇行情时，你是否知道，不同国家货币间的汇价是如何决定的？汇率的变化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什么是欧元，欧元为什么要取代欧洲许多国家的货币？ 1997年7月泰国爆发货币危机后，为什么亚洲那么多国家先后都卷入了危机？美国次级债的演变，怎么影响到你买的股票？相信你在学习《财政金融》的过程中能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二是明智。学习国际金融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和国内经济金融问题产生的根源，认识一国经济和金融政策的潜力和局限性，从而有助于你参加论坛或面对儿女提问时，能逻辑清晰地对答。诸如：我国最适度的外汇储备是多少，是1000亿美元还是1500亿美元？如果日元贬值到 1美元比140日元时，人民币汇率是否应该贬值？我国可维持的外债规模是多少，举借外债的币种结构如何安排才算合理呢？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取消外汇管制，允许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在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场合，如何降低国际投机资本对我国经济的冲击，以保持金融市场的稳定？等国际金融方面的问题。三是提高。通过学习国际金融知识，可充实投资知识、提高理财能力。国际资本的流动，对冲基金的兴衰，人民币汇率的变化，在影响国际市场股票价格的同时，也牵动中国股票、期货市场的神经。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体验一下股海的起伏，感受一下外汇、期货的波动，研究一下即将推出的股指期货，以提高自身在区域财政与金融市场互动机制的把握能力，为将来财政国库资金的科学、合规运作，前瞻性地进行知识积累和思路探索，作为财政干部将受益匪浅。 二、有什么特点。《国际金融》一书结构逻辑清晰、内容通俗易懂、具有一定的现实针对性。 本书共分6 讲，介绍了国际金融、汇率、国际货币、国际收支、外汇储备等基本知识，分析了国际货币体系与国际金融市场、国际收支与外汇储备、金融全球化与国际资本流动，国际金融与政府管理等辩证关系。以插页专栏的形式，对阅读过程中涉及一些比较专业或比较难懂的概论、术语进行了解读，并通过列举一些数据、一些图表，表述一些历史事件或约定俗成的关键词，方便读者阅读和学习过程中准确理解和重点把握。例如，第一章共七个专栏，涉及外汇、铸币税等基本知识和基本原理，并分析了日本“广场协议”、美元汇率走势、中国外汇市场、中美经济战略对话等概念和专题。 同时，本书还对当前国际国内宏观经济的热点问题作了讨论，如人民币汇率政策，外汇储备政策，国内流动性过高，金融失衡，美国双赤字等等，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并引导读者更深入地思考国内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同时，各章对阿根廷、巴西等国家在经济转型期的政策得失进行了比较客观的描述和分析，对于正确认识我国当前宏观形势的复杂性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有什么启发。也就是在工作中如何应用国际金融知识。 在推进城乡统筹的进程中，需要大量资金来发展我市的教育、卫生、环保和基础设施等公共事业，能否举借一定规模的外债, 需要思考以何种方式筹资和调期保值安排，才能使融资成本、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降到最低，这就需要借助《金融工程学》的知识。当前的国际金融形势对我市工业和贸易发展有何影响，财政应采取何种措施促进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等等，这就需要通过解读拉美化现象，来寻求答案。在学习《国际金融》的过程中，结合对我市财政发展中典型事例的思考，初步形成了三点建议意见。一是科学运用金融衍生工具。我市从2004年开始探索学习外债调期保值，进行了大量方案比较。 2005年启动了外汇调期第一笔交易，之后共签定实施12笔内外债务调期交易，涉及政府外债近1000亿日元，内债57亿元人民币，目前暂无一笔交易发生损失，累计实现债务风险管理收益近8000多万元人民币，其中：外债风险管理实现收益4300多万元，人民币利率风险管理实现收益3800多万元。当年收益6800多万元人民币，占累计收益84.6%。总体上看，由于我市高度重视风险控制，实施的指导原则明确，方案的设计选择正确，操作的方法合理可行，各方的合作守信协调，达到预期目标效果，锁定并降低了借款单位财务成本，且没有发生管理风险，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还款压力。由于今年启动了内债利率风险管理，交易规模数量增加，预计从明年起收益还会逐年增加，每年将实现收益1.5亿元左右，这就是应用了衍生金融产品中的远期利率协议。这一方式目前看来是可行的，但面对当前世界贸易战的加剧和全球金融市场的异动，我们还应关注此类运作的可靠性。二是积极推进刚性偿债机制。牢固树立通过《国际金融》的相关知识，研究我市主权外债的风险控制机制。近几年我市主权外债债务余额的变化趋势是：2000年6亿美元，2004年13亿美元，2005年达到近五年的高点 13.4亿美元，2006年下滑到12.5亿美元，2007年接近13亿美元。这个变化并不大，但我们可以透过这细微的差异，可察觉到区县及项目单位对主权外债的意愿在消退。其原因有日本对华贷款停止的影响，也有区县及项目单位项目储备不够和项目质量不高等内在因素，但我认为主权外债的刚性偿债制度才是主要的制约因素。为有效控制基层政府举新债、搞政绩，就必须强化政府间债务的偿债机制和银行债务的责任制度，在加强诚信和道德约束的同时，引入财政间扣减财力用以偿债的“主权外债的刚性偿债制度”，重塑政府诚信形象。三是优化完善转移支付制度。翻看报刊、点击网页，均可真切地感受到，美国次级债危机的“蝴蝶效应”已逐步显现，如不制止这个“拉登”将要上演的美国金融“911”，极有可能演变成华尔街金融风暴。这里所谈“美国次级债”是指美国住宅金融机构发放贷款时，根据信用历史、借款额度、目前收入状况，建立了从上至下分为优级贷款，ALTER-A级和次级贷款等一套“信用评分”标准体系，次级贷款主要针对年收入〈3.5万美元，借用记录较差、首付款低于20%的贷款。通俗地理解，次级债的发放就是对低信用人群的获利期望高估。我比较牵强地联想到现行的转移支付制度，在公式化分配的思考模式下，更多地考虑了保工资、保运转，导致经济发展滞后的区域相比经济发展较快的区县，得到的转移支付与当地财政收入比值反而更高。这一制度设计的显性效果就是鼓励落后。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比落后”“争国贫县帽子”等匪夷所思的“动人”场景。由此建议，按照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转变惯用的转移支付因素法选定方式，对应国家确定的主体功能区规划，重新确立与优化、重点、限制、严禁等四类区域发展模式的转移支付因素分类指标，健全转移支付制度，优化财政专项资金的区域配置，形成鼓励、引导、约束、控制的财税政策分类传导机制，启发限制和严禁开发区域在渐进中力求稳定，激励优化和重点开发地区在发展中力争高效，努力开创重庆经济社会城乡统筹、区域协调、和谐发展的新格局。

世界艾滋病日（World Aids Day） 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这天旨在提高公众对HIV病毒引起的艾滋病在全球传播的意识。订为12月1日是因为第一个艾滋病病例是在1981年此日诊断出来的。全球卫生部大臣关于艾滋病预防计划的高峰会议上（World Summit of Ministers of Health on Programmes for AIDS Prevention）提出的。从此，这个概念被全球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慈善机构采纳。世界艾滋病日的标志是红绸带。 艾滋病已造成超过两千五百万人死亡。即使最近世界许多地区的治疗管道已经改善，2005年仍有310万左右（280万到360万之间）人死于艾滋病，其中约有57万人是儿童。 自1981年世界第一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发现至今，短短20多年间，艾滋病在全球肆虐流行，已成为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引起世界卫生组织及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为号召全世界人民行动起来，团结一致共同对抗艾滋病，1988年1月，世界卫生组织在伦敦召开了一个有100多个国家参加的“全球预防艾滋病”部长级高级会议，会上宣布每年的12月1日为“世界艾滋病日” (World Aids Day) ；1996年1月，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在日内瓦成立；1997年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将“世界艾滋病日”更名为“世界艾滋病防治宣传运动”，使艾滋病防治宣传贯穿全年。 “世界艾滋病日”的目的有四个方面： 第一，让人们都知道艾滋病在全球范围内是能够加以控制和预防的； 第二，让大家都知道，防止艾滋病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第三，通过艾滋病日的宣传，唤起人们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同情和理解，因为他们的身心已饱受疾病的折磨，况且有一些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可能是被动的、无辜的； 第四，是希望大家支持各自国家制定的防治艾滋病的规划，以唤起全球人民共同行动起来支持这方面的工作。 来自世界各地的支持 在第一个“世界艾滋病日”，即1988年12月1日这一天，世界各国的政党领袖、精神领袖、医生、摇滚乐歌星、足球运动员和普通男女，纷纷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并且在世界各国都有行动来支持这项伟大的事业。 ★在罗马，教皇约翰u2022保罗二世严肃地告诫说，艾滋病不仅损害个别人的躯体，而且损害着整个人类。他要求把艾滋病患者视作兄弟姐妹，因为他们的不幸需要人们的同情和支持。 ★在法国，卫生部长埃文宣布，政府将把第二年预防艾滋病的宣传费用增加3倍。法国总统密特朗的夫人说，同艾滋病作斗争需要“全世界的共同努力”才能奏效。 ★在伦敦，政府宣布拨出250万英镑（450万美元）用来做广告和在电视上进行宣传。 ★在丹麦的奥胡斯，市政当局雇用的圣诞老人在街上向孩子们发放糖果，向成年人发放避孕套。 ★在意大利，当局在罗马举行通宵达旦的晚会，晚会结束时，免费向与会者赠送香槟酒和避孕套。 ★在澳大利亚，当局向人们展示了一床特大的被子，上面绣着这个国家501名艾滋病患者的名字。 ★在非洲，南非的卫生部长说，大约有2万南非人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科特迪瓦的卫生部长劝告国民“在性生活方面要检点”，并宣布拨出专款用于防治艾滋病。卢旺达当局开设了一个艾滋病信息和咨询中心。 ★在亚洲，印度尼西亚机场向将要飞离雅加达的公民发放小册子，告诫他们到国外要注意艾滋病的危险。韩国当局则直截了当地告诉人们：“如果你患上艾滋病，这是自己的过错。” ★在日内瓦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总部，24小时不停地举办电视、广播、展览、报告、讨论等一系列宣传活动。总干事中岛宏发表专题讲话，呼吁全人类采取统一行动与艾滋病作斗争。 ★在联合国，连任的秘书长德奎利亚尔说，联合国正致力于防治艾滋病的斗争，“在现阶段，预防艾滋病的办法是通过教育，让人们了解这种疾病”。 世界艾滋病日的主题（1988年-2007年） 世界艾滋病日自设立以来，每年都有一个明确的宣传主题。围绕主题，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世界卫生组织及其成员国都要开展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 时间 英文 原文 中文翻译参考 1988年 Join the Worldwide Effort 全球共讨，征服有期 1989年 Our Lives, Our World-Let"s Take Care of Each Other 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世界——让我们相互关照 1990年 Women and AIDS 妇女和艾滋病 1991年 Sharing the Challenge 共同迎接艾滋病的挑战 1992年 A Community Commitment 预防艾滋病，全社会的责任 1993年 Time to Act 时不我待，行动起来 1994年 AIDS and the Family 艾滋病和家庭 1995年 Shared Rights, Shared Responsibilities 共享权益，共担责任 1996年 One World. One Hope 同一世界，同一希望 1997年 Children Living in a World with AIDS 生活在有艾滋病世界中的儿童 1998年 Force for Change: World AIDS Campaign with Young People 青少年：迎战艾滋病的生力军 1999年 Listen, Learn, Live! 倾听，学习，尊重 2000年 Men Make a Difference 男士，责无旁贷 2001年 I Care. Do You? 你我同参与 2002年 Live, Let Live 相互关爱，共享生命 2003年 Live, Let Live 相互关爱，共享生命 2004年 Women, Girls, HIV and AIDS. 关注妇女、抗击艾滋 2005年 Stop AIDS. Keep the Promise. 遏制艾滋，履行承诺 2006年 Stop AIDS. Keep the Promise. 遏制艾滋，信守承诺 2007年 Stop AIDS. Keep the Promise. 遏制艾滋，履行承诺 艾滋病简介 艾滋病的医学全名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 (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 -- AIDS) ，是人体感染了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又称艾滋病病毒）所导致的传染病。通俗地讲，艾滋病就是人体的免疫系统被艾滋病病毒破坏，使人体对威胁生命的各种病原体丧失了抵抗能力，从而发生多种感染或肿瘤，最后导致死亡的一种严重传染病。这种病毒终生传染，破坏人的免疫系统，使人体丧失抵抗各种疾病的能力。当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免疫功能受到病毒的严重破坏、以至不能维持最低的抗病能力时，感染者便发展为艾滋病病人。随着人体免疫力的降低，人会越来越频繁地感染上各种致病微生物，而且感染的程度也会变得越来越严重，最终会因各种复合感染而导致死亡。艾滋病病毒的传播途径主要包括血液传播、毒品注射、母婴遗传和性接触等。国际医学界至今尚无防治艾滋病的有效药物和疗法。 HIV病毒的感染过程 艾滋病病毒简称 HIV ，是一种能攻击人体免疫系统的病毒。它把人体免疫系统中最重要的T4淋巴细胞作为攻击目标，大量吞噬、破坏T4淋巴细胞，从而破坏人的免疫系统，最终使免疫系统崩溃，使人体因丧失对各种疾病的抵抗能力而发病并死亡。科学家把这种病毒叫做“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艾滋病病毒在人体内的潜伏期平均为12年至13年。在发展成艾滋病病人以前外表看上去正常，他们可以没有任何症状地生活和工作很多年，便能够将病毒传染给其他人。 艾滋病临床上分为3期：1．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后没有任何临床症状，仅血液中的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结果为阳性；2．艾滋病相关综合征。病人出现腹股沟淋巴结以外的两处以上原因不明的淋巴结肿大并持续3个月以上，同时出现全身症状，如发热、疲劳、食欲不振、消瘦和腹泻等；3．艾滋病阶段。病人突出的表现是致病性感染、恶性肿瘤的发生以及找不到原因的细胞免疫缺陷。 艾滋病病毒对外界环境的抵抗力较弱，离开人体后，常温下只可生存数小时至数天。高温、干燥以及常用消毒剂都可以杀灭这种病毒。虽然目前还没有能够有效预防艾滋病的疫苗，但已经有用于临床治疗的多种抗病毒药物能有效地抑制人体内HIV病毒的复制，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艾滋病病人的症状和延长患者的生命。 艾滋病流行现行特点 中国艾滋病大事记 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及东欧与原苏联地区的艾滋病形势将日趋严重。加勒比地区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仅次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并呈现不断上升的势头。目前东欧地区与前苏联地区的艾滋病传播情况令人担忧。到2000年底，中、东欧和中亚地区共有70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与以前相比有了大幅度的增加。 此外，亚洲地区，特别是南亚地区的艾滋病感染率也呈上升趋势。亚洲地区的艾滋病流行情况在国与国之间和一国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别很大。柬埔寨、缅甸和泰国15岁至49岁的人中艾滋病感染率超过1％。到2000年底，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成年人和儿童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数量为60万，南亚和东南亚地区为580万。印度是南亚和东南亚地区感染艾滋病病毒人数最多的国家，约占这一地区总数的三分之二。 多年来，国际社会为防治艾滋病作出了积极努力，防治工作也有所进展，但艾滋病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仍未得到有效控制。自美国1981年诊断出首例艾滋病患者以来，艾滋病病毒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速度惊人。根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2006年11月21日共同发布的《2006年世界艾滋病报告》，2006年全球新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430万，使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总数达3950万，同时全球又有290万人死于艾滋病。 此外，拉美地区也是目前受艾滋病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截至2005年底，该地区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总数为200万，成人艾滋病病毒感染率达1．6％。2005年底，整个亚洲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总数为830万，其中新增感染者110万。10年前，全球大约每10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有1名在亚洲地区，现在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5比1。东欧和中亚地区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增加最快的地区，2005年的感染人数比2003年度增加了四分之一，死于艾滋病的人数增加了1倍。就国家而言，印度到2005年底有570万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是全球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最多的国家。南非的成人艾滋病病毒感染率在过去10年间从1％猛增到25％，目前感染者人数达到550万，排名世界第二。 目前，妇女、青少年已成为艾滋病防治工作中不容忽视的两大群体。在全球3860万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女性达1750万，15岁以下的儿童230万。本年度新增的感染者中，年龄在15到24岁之间的人数超过一半，15岁以下的儿童70万。 中国于1985年发现首例艾滋病感染病例。在1985年至2000年底的15年间，中国累计报告的发病人数和死亡人数分别为880例和496例，而2001年和2002年两年合计报告的艾滋病发病人数和死亡人数分别为1742例和716例，2002年全年报告艾滋病病例数比2001年增长44％。截至2006年10月31日，全国历年累计报告艾滋病183733例。 北京2006年1至10月新增艾滋病633例 2006年1月25日，卫生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宣布，根据最新评估结果，中国现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约65万，其中艾滋病病人约7．5万，评估数字与2003年评估结果相比大为下降，但是防控形势仍然十分严峻。报告还显示，2005年，因艾滋病死亡约2．5万人。 艾滋病20年 从1982年6月5日美国疾病防治中心发表的第一份报告列举了5例此后被称作艾滋病的病例到2002年已整整20年。 20年间，艾滋病病毒在全球范围内迅速传播，全世界约2200万人死于艾滋病，3610万人感染上艾滋病病毒，全世界每天有8500多人成为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成了现代历史上最严重的瘟疫。 20年间，艾滋病在全世界的传播过程中表现出4个特点： 首先，它蔓延的速度快、范围广。据联合国显示的资料表明，仅去年一年，全世界范围内就有530万人被艾滋病病毒感染，即每天有1u202245万人受到感染。 第二，艾滋病已从城镇蔓延到农村。由于贫穷、文盲、妇女地位低下、人员流动频繁、缺乏防治艾滋病的基本知识，以及无法得到与防治有关的医疗服务等因素，农村地区的艾滋病迅速蔓延。在印度有73％的艾滋病感染者生活在农村，在全球不少地区农村的传播速度明显高于城镇。 艾滋病还使青年人首当其冲，年轻人成为感染艾滋病的主要群体。据联合国统计数字显示，目前在全世界所有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中，大约有一半的人是在25岁之前感染上艾滋病病毒，其中大多数人在30岁之前死于艾滋病或其他相关的疾病。 第三，发展中国家艾滋病患病率高。全世界约95％的艾滋病患者来自防治能力非常有限的发展中国家，其中非洲地区十分突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是艾滋病重灾区。据联合国公布的统计数字，到2000年底，非洲的艾滋病人和病毒携带者就占全球总数的70％以上，儿童占全球总数的80％。这一地区有380万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240万人死于艾滋病。在南部非洲国家，艾滋病感染率已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即便在南非这一经济状况较好的国家，也有20％的人感染上艾滋病病毒。 健康生活，从我做起 随着艾滋病的迅速蔓延，艾滋病防治已成为全球关注的重要公共卫生和社会热点问题，尽管目前仍无有效治疗药物，但艾滋病是完全可以预防的。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保持高尚的道德情操是预防艾滋病传播的最有效方法。 国际医学界至今尚无对付艾滋病的特效疗法或疫苗。但医学界普遍认为，采用抗逆转录病毒疗法能延缓病程进展，延长患者生命。这种疗法俗称“鸡尾酒疗法”，由美籍华裔科学家何大一于1996年提出，通过联合使用3种或3种以上的抗病毒药物来治疗艾滋病。这种疗法可以减少单一用药产生的抗药性，最大限度抑制病毒的复制，使被破坏的机体免疫功能部分甚至全部恢复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重大发展方略，其主要任务是：从供给侧发力，通过重大改革的推进来解决重大的结构性问题。其重大的战略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提高宏观调控效率和稳增长的重要推进器。一方面，将结构性改革引入宏观调控，形成“宏观调控+改革”的政策组合拳，是新一届政府宏观调控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实现稳增长与调结构平衡的重要举措。这实际上是强调稳增长中的结构变量和制度变量，而这两个变量则是决定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主要因素。新一届政府强调宏观调控要既利当前又惠长远，寓短于长，以长促短，拓展了宏观调控的时间轴，形成了“短期+长期”的思路。传统的宏观政策偏重于总量问题而忽视结构、制度问题。结构失调、体制僵化不仅增加稳增长的困难，甚至使发展不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本质在于结构变化和制度创新。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形势下，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增强发展动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长期稳增长的最有力措施。另一方面，在一些重大领域改革取得明显突破的情况，宏观调控可以更多的采取市场手段和经济手段，而尽可能减少行政手段，这既能增强市场信心，又能显著提高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　　二是努力实现市场资源配置中起关键性作用的关键举措。就经济体制问题而言，最大的结构性改革还是市场化改革，即简政放权、深化价格改革和要素市场化改革，着力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我国在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等五大方面都面临重大的供给侧体制问题，解决这些制度性的障碍的关键是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创新发展为例，长期以来我国创新动力不足主要是因为创新性文化基础薄弱，投机性发展氛围过浓，社会上出现了一些人把大量的精力、财力、智力花在投机取巧上，热衷于泡沫投机活动，是导致实体经济不振、创新动力被抑制的重要原因，这有文化因素，也有发展观短视、政绩考核制度等问题，更有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多、束缚了企业手脚的供给体制问题。深化市场化改革这一重大的结构性改革，不仅能最大程度地降低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直接干预，为市场主体创新宽松公平的宏观环境，让市场在竞争性领域发挥决定性作用，而且能提供强有力的制度激励，增强微观市场主体的竞争力。　　三是促进产业升级、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是结构升级失败，即经济结构长期处于中低端而无法向中高端转换，从而导致长期的需求不足、产业竞争力低下、社会严重不公平等问题，最终使得经济长期失速，危机四伏，各类风险交织且集中爆发。国际上这样的事例很多，有拉美化现象，有东南亚金融危机。因此，结构转型升级能否顺利推进和完成，是突破中等收入的关键。而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决定力量是制度创新，即对关键领域的改革能否深化，形成更高层次的市场经济体制。供给侧结构改革是推动经济结构全面升级的原动力，也正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　　四是中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关键一招。改革并不仅是简单的放权，是对旧体制的“破”，更关键的是在于“立”，即“立什么样的新规”？成功的改革就是要靠法治来巩固，来扎根，法治的形成过程就是制度的完善过程，即形成公平而富有激励性的新制度，以此减少不稳定性，同时增加发展的动力和创新能力。改革的深处就是法治。一方面，我们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同时，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基本完善和定型，其完善的标志就是法制化水平的显著提高，基本实现由“人治”向“法治”的根本转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不是仅提供一时的激励，当一放就乱时再收回，像一些不够深入的改革那样形成“收放循环”，而是在打破一些关键领域的体制障碍的同时，建立基于法律规范的长效体制机制。另一方面，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依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要靠法制，改革的每一步都要有法可依，依法推进。正是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这两方面要求，使得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关键一招。（王小广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　2016年6月1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2016年5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盛来运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明显成效：　　去产能效果非常明显。今年的去产能有两大行业作为攻坚领域，一个是煤炭，一个是钢铁，1—5月份原煤产量下降8.4%，5月份当月的产量和库存下降更快，5月份原煤产量下降15.5%，5月末规上原煤生产企业库存同比下降6%；1—5月份粗钢产量下降1.4%。　　去库存效果更明显。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库存数，4月末工业企业产成品库存下降了1.2%，这是2010年以来第一次出现负增长。房地产库存是一项重要任务，连续几个月下降，5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比4月末减少521万平方米。　　降成本效果比较明显。数据显示，1—4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的成本是85.6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0.17元。5月份开始国家全面实行营改增，实际上从去年开始营改增的试点就不断扩大，有关部门预计，营改增今年将为企业降低成本6000亿左右。　　补短板投资增速加大。主要是对农业、环境治理、高技术产业加大投资力度，解决一些瓶颈制约因素，今年1-5月份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不断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0%，比1-4月加快1个百分点，其中涉及这些短板领域投资增长速度更高，保持较快速度增长。比如水利、环境治理和公共服务业、信息传输业投资都在20%以上。　　盛来运强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三去一降一补”工作进展情况不错，效果初步显现。同时有些问题还需要关注，比如钢铁问题，从4月份和5月份两个月的情况来看生产量有所反弹，可能跟这两个月钢材价格反弹有关系，相关企业借价格反弹之势又恢复了产能，这个现象需要高度重视，这也说明去产能确实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任重而道远，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坚定地完成“三去一降一补”的任务，这样才能使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再上一个新台阶。

没有任何影响。现在说不会崩盘的无非以下几种论据：第一：政府是最大开发商，但是可以告诉你，政府只是最大受益人，并非开发商，收手只是时间问题，一旦找到新经济增长点（比如IT一样的新兴行业），放弃房屋这种敏感的民生话题只是时间问题，09年末的紧急中经会议已经强烈释放了这个信号，7.5万亿甚至更多投入到新兴发动机的寻找工作中。之所以还是暂时不放弃房地产行业，很明显，还没有找到新出路。没有任何一个政府会傻到冒着拉美化的风险搞经济。山西煤炭收回国有就是先例，时机到了，放倒几个商人不是大问题。第二：银行是最大的受害者（所谓跌了不还贷怎么办）。持这种观点的人士无非是寄望于，银行提供了个人支付首付外的其他房屋价款。这完全是种误区。除了那些零首付的人士，基本可以放弃这个愚蠢的想法。因为不论多少，30%也好，40%也好，个人是支付了自己的钞票在先才有可能从银行贷到差额款项，但是银行和房屋销售方之间是100%支付吗？回答是否定的，只是“转账”，钱款还控制在银行手中，销售方不可能扛着100%的钞票满街跑，被放倒抛弃的那天，银行非但一分钱不会损失，作为第一债权人，不但可以控制这个风险，还可以从拒绝还贷的人士手里收回房屋第二，第三次出售，账面亏空总是可以补足的。抵押贷款这个事物到今天已经700多年的历史了，并没有任何一家银行因为不还贷而倒闭，美国那些因为贷款出了问题的银行是信用贷款，给融资造成了杠杆泡沫，跟抵押贷款2回事哦。同时，也正因为这30%或者N%,证明了另外一个问题，实际安全房价就是现在的30%，只要收回30%，银行是保本不亏的。第三，购房人不接受，闹事。怎么可能，误区太大了。在城市里，房改房，政策房的持有者是大多数，商品房的持有者是小比例的，很多商品房持有者也是变卖了前者加了很少的钱转换的商品房。真正亏损的只是很少一部分人，兴不起风浪，反而在“民意”的借口下很容易沦为穷人的斗争目标，被再利用一把。现在分房，集资建房并没有停止，你买比如1万一米，很多人买几千块而已，不会有损失。只是名义价格下降而已。第四,官员的利益受损。更是无稽之谈，上千万的别墅你买那是上千万一分钱不能少，很多官员，红顶商人，相关利益人购买几十万足矣，跌去一半又如何，钱财无损，还能骗个好名声，何乐不为。第五，地方政府土地财政，这是真正的和中央在博弈，不过好在中央集权的国家，真动起手来，换人就是了。反正那些钱又不能直接揣到任何一个地方官的口袋里，想别的法子就是了。第六，造成经济连锁反应。那你可以反过来想想，没有货币化房屋的时候，经济有没有崩溃，只要工农业没有收到本质的打击，经济维持向好是没有问题的，而继续维持房屋业的价格，正是摧毁这些国本的做法。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肯长期这么干下去。第七，城市化进程的误区。认为城市化是把中国建设成北京，上海，广州几个城市，把人都弄来。恰恰相反，政府说的城市化是把现在落后的地区建设成新兴村镇，或许存在短期的房屋炒作抬价行为，但是长期看来，这张饼摊薄后，缓跌的趋势非常明显。第八，地王频出，怎么可能崩盘。正是因为这个“频出”，才预示了政府的英明，先看看地王都是什么企业拿到吧，国企吧，那就是建立了所谓的安全缓冲带。跌与涨的主动权被收到政府手里去了。如果都是私企，民企拿到地王那才是要暴涨的前兆。政府这么做2手准备，如果可以继续高价卖，就高价出售，何乐不为，如果不可以延续或者找到了新出路，就打压，国企的后门反正通着银行的前门，无所谓债务问题的。这倒是只有我国可以使用的利器。做平帐目就是了，不会少什么，两边的利益都占尽了。其他比如游资，外资什么的都不值一哂，扔在中国经济这条大船里，一个角落而已。另外，中国人的收入储蓄比较高，虽然钱不多，抗风险能力还是不差的，这点比美国，欧洲人强一些，只是后续保障差一些，自己给自己保障就是了。说了很多，是作为有房者的看法而已，其实对于每个个人，实际对于任何经济事务的态度，建议你都应该持有多少钱办多少事的态度，不要把所有的财富放倒一个篮子里，你可以考虑多种方式减少经济变化对自己生活的影响，比如增加储蓄，余钱才拿出来买房，买股票，卖古董什么的。而且，储蓄外第一理财方式是投资实业，绝不是投资砖头瓦块。希望你多考虑这方面。

中国加入WTO到底有何好处？---何清涟我当时的回答颇有几分外交辞令色彩：这并不是中国单方面的要求，而是各国共同的要求，因为大家各有各的需求，所谓“双赢”并不完全是虚言。 　　我个人认为，中国政府要求加入WTO更多地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不是经济上的考虑。世界经济的格局，以及各发达国家主要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有的份额，与中国是否加入WTO并没有太大的直接关系。如果将世界经济比作一个金字塔结构，占据顶端的是信息产业，这一市场美国雄据霸主地位；第二层级是金融产业，这方面英国占有强势地位，仅此一项，即为英国的人均GDP贡献了1万英镑；第三层级则是制造资本品（生产机器的机器）的行业，这方面以德国为主，瑞典等国也有一定市场占有率；第四层级是高品质的技术密型的终端消费品，这一市场以日本产品为主。这四个层级的市场被发达国家瓜分完毕，目前处于相对稳定状态。第五层级则是劳动密集型的终端消费品，这是一个高风险市场，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拥挤在这条路上，竞争相当激烈。中国加入WTO，舆论一致认为是开放了将近13亿人的市场，但如果考虑中国人的实际购买力，便明白这个市场实际上不能按人头计算。以美国纺织业的过激反应为例，笔者认为他们只是被想象出来的前景吓怕，因为中国的棉纺织品在国外市场上，其实只不过是中下层——尤其是下层人士的消费选择，在技术层面上根本无法进入与美国、日本等国同类产品的竞争行列。至于中国的“三资”企业生产的服装、玩具与电子三大类劳动含量较高的产品，在世界各国的市场占有率本来就已不低。 　　反观中国，就会发现，高科技领域中国本身是弱项，但外国资本早已长驱直入。以电讯市场为例，外国资本如爱立信、摩托罗拉、诺基亚等品牌早已占去了绝大部份市场份额。这一市场中，公款消费者占了相当大的比例，除掉市场扩张的因素之外，还必须考虑消费的扩张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同一公款消费群体不断对电话更新换代而实现的。至于汽车市场，现在正在以各国汽车制造商与中国同类厂家合作生产的形式在进行瓜分。总之，中国加入WTO以后，对世界经济格局从总体上来说，只会引起微调，不会引起非常大的变动。如果仅仅从投资利润来说，从经验上看，外国资本在中国这种新生市场上获得的利润远较成熟市场上为多，这一点属于各跨国公司的机密，但相信各国公司自有一本帐。所以与其说是中国需要加入WTO，还不如说是世界各国需要中国这一新生的庞大市场。 　　加入WTO对中国农业将会带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凡了解中国国情的专家都明白所谓“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村与农民）是未来中国发展的最大障碍。仅从农业投入的成本与效率来说，中国以小农户为生产单位的传统农业耕作方式根本无法与美国的现代化大农业竞争。如果缺乏有力的保护政策，中国小农会陷入20世纪20~30年代江浙一带小农经济破产的境地，更何况中国农村正陷入一种基层干部“劣绅驱逐良绅”以及农民“痞子化”的过程，根本没有任何有组织的力量来思考如何应付这种危机。 　　有人说加入WTO会带来1000万个就业机会，但却避免谈另一个问题，即将会有更多的人失去就业机会。中国现在过剩的劳动力不仅仅只是素质低下的劳动力，还有知识型劳力过剩的问题。可以断言，人才准备足的大城市如上海、北京、广州、深圳以及其它开放城市由于积累了经验，能够较好地利用加入WTO带来的机会，而另外一些落后地区，则无法利用这种机会，这种情况无疑会加大地区差距。而知识差距则会导致人知识层次不同的人群发生更大的贫富分化。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中国近些年来的问题充分表明，中国已在各方面出现“拉美化”的症状，除了高压之外，政府管理能力的严重衰退表明这是一个失败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加入WTO所带来的好处与其说是经济上的，还不如说是政治上的。只是政府期望的是藉此消除社会矛盾，而我则认为只会加剧各种一直力图掩盖的矛盾。中国的改革从来是“危机推进型”的，只有到无路可走的地步时，政府才会被迫背水一战，进行改革。以近20年经济体制改革为例，只要还有那上报时层层加码的经济增长率的幻象存在，中国政府就会一直错误地以为可以无限期地拖延政治体制改革。而一旦加入WTO，国际经济交往就不再会按照中国的“鸟笼游戏规则”进行，必须遵循国际社会的游戏规则，在此情况下，中国政府会因为置身于“软政权化”状态下的各种尖锐矛盾中，在政治上或迟或早会被迫进入“背水一战”的境地——这就是我主张加入WTO的主要理由。

（一） 关于公平方面的评价（公平特征&福利性特征）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创造并维护社会公平，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出发点，也是社会保障政策实践的归宿。公平原则的最充分体现是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让全体国民普遍享受社会保障。（二） 关于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方面的评价（刚性发展的特征）社会保障是国家用经济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进而达到特定政治目标的制度安排。因此，社会保障的发展必须坚持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原则。 一方面，社会发展变化决定着社会保障制度的结构变化 另一方面：社会保障制度的确立无一例外地需要相应的财力支撑。（三） 关于责任分担方面的评价（社会化特征）社会保障制度亦日益呈现出政府主导和社会分责的发展趋势： 一方面：在正式制度安排中，政府虽然承担着主导责任但已经不再是全部责任，企业与个人均参与其中。 另一方面：正式制度安排与非正式制度安排的结合正日益构成现阶段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新特色，而非正式制度型社会保障措施通常都是企业、社会乃至个人承担着更多责任，政府只起支持和鼓励的作用。正式制度安排与非正式制度安排的有机结合，将放大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效能。（四） 关于普遍性与选择性相结合方面的评价（多样性特征） 普遍性：<提出>是1942年贝弗里奇起草的《社会保险及相关服务》政策研究报告中提出的一项基本原则。<优势>普遍性原则符合社保制度对社公平&公正的追求，体现了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 选择性：<提出>是一些强调效率优先的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社会保障制度安排中遵循的一项原则。其含义在于根据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和受保障者的经济收入状况及对社会保障的需求程度，有区别地安排社会保障的项目、对象范围、筹资方式和待遇水平等。<优势>遵循选择性原则既能满足社会成员不同的社会保障需求，亦不会超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而构成沉重包袱。（五） 关于其他方面的评价（法制规范性特征）还需要遵循互济性原则、法制性原则等。

经济危机下，在全球经济每况愈下时，中国却逆势而上，因而，中国没有理由不受关注，西方国家迫切需要了解中国发展的动力，更希望中国成为世界的中流砥柱，带领世界走出危机，我们中华儿女更需要了解中国，这延续了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能否在我们手中续写，我们未来壮大的障碍和优势到底在哪里？ 显然，为什么要践行科学发展观、为什么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源于我们对自己国家基本国情的认识。因此，关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我们不仅要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这既是为了总结过去的经验，更重要的是要面向未来。然而，在公众、甚至是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当中，依然存在着很多模糊或者极端的认识，有认为一好百好的；也有只看问题，把现实说得一无是处的。这些看法势必会影响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态度，进而对这个国家的前行发生作用。大萧条时代来临了。这是一个令人无法忘记的历史，这是一段令人想起来就感到战栗的记忆，这是一个随时都有噩梦的时代。一场世纪灾难来临了，直接把整个世界经济带入百年不遇的剧变中。 2008年，一场金融风暴席卷全球，金融危机的波及范围与伤害程度，几乎已经到了令人谈"危"色变的地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幸免。当华尔街刮起的风暴愈演愈烈，席卷全球；当贝尔斯登、雷曼兄弟、美林证券，这些百年历史的金融帝国接连轰然倒下，华尔街人人自危。 人们在奋力自救的同时，也在紧张地搜寻救世主。到底谁是救世主的候选人？美国，中国，还是其他国家？中国的呼声如此之高。中国以在经济危机中独当一面的风范，塑造了大国形象。此时的中国，坐拥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是美国的最大债权国。面对前所未有的困局，世界将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他们盼望，这个已经延续了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能成为抵御风暴的中流砥柱，引领世界走出危机。 世界的目光投向中国。经历了近30年的高速发展，并能在金融危机中独善其身，中国是否真的正走向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心地带？在世界眼中，中国到底制造了什么样的谜团，谁能破译当代中国基因？中国国情的真相是什么？最先进与最落后的距离到底有多远？中国发展有着怎样的本土化轨迹？ 世界和中国都在探寻答案，试图寻找一个可以鸟瞰中国的角度。 以往我们提到国情时，往往说：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相对不足。但今天，一句话已经远远不能描述出中国的基本国情。 国情既是绵长的历史叙事，也是宏大的纪实诗篇。13亿人心中，有13亿个国情的版本。处于不同阶层的人们，因为扮演的社会角色不同，会从不同的侧面认识中国国情。 学者往往俯瞰中国国情，他们对中国国情的认识站在宏观的视角，为我们全面刻画中国国情。 经济学家樊纲：中国既是发展中国家，又是体制转轨国家，它面临着两套问题：在发展中，贫穷落后，低收入人群占全部人口的80%，所有不发达国家的问题全都有，如国有企业，行政手段管制，计划经济，腐败，法制不健全等。其中，贫富差距背后最重要的一个是腐败问题，另一个是农业社会转型问题。 和别的国家比，我们国情非常独特。中国的任何成就除以13亿，成就是很小；问题乘以13忆，问题是很大的。 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胡光宇：人口多底子薄，这是最核心的国情，一个中国四个世界。按照经济发展水平来定的。比如说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这样的重点城市，他的各方面的经济水平指标，已经达到或者超过了发达国家水平，这是第一世界的；第二世界，像江浙一带，大部分的省会城市，较富有的一些，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但差不多；第三个是贫困地区，县级市；第四个是广大的农村地区和西部地区。 作家梁晓声：中国国情有几个数字是相当重要的，第一个数字就是说中国已经拥有了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第二个数字是说我们现在的人口统计是13亿。 作家张胜友：中国的基本国情，表面上来看，是在改革开放的调解下，社会分层化，多元化。社会在财富拥有的水平上、消费模式上，都阶梯化、阶层化。这是一个竞争性社会必然的一个格局。某种程度上来说，今天的基本国情就是，与西方相比，在社会利益上，财富上，受教育水平上，社会遵从方式上，程度上，这个分层结构的模型，跟西方现代化社会相似阶段的模型差异在哪？ 中国前驻日外交官唐淳风：我们国家真的很伟大。比方说我们长期引以为自豪的，一谈起来必然跟人家说，我们这20几年，我们这30几年，我们的GDP涨了几倍，我们的财政收入、贸易增长了几倍。从综合的角度来说，还有很多很多的发展，例如人的生命49年是三十几岁到现在06年基本上达到72岁。同时，中国也面临着很多挑战。 国际关系学者时殷弘：中国国情就是，中国是改革开放以来，92年以来，经济发展特别快，世界上产生了一系列的，中国经济发展，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一系列重大的机会，和一系列重大的新的矛盾。 与学者相比，普通老百姓对国情的阐释多从自己生活的一个切面出发，具体到他们的切实感受。 某超市顾客：希望工程是中国的一项公益活动，目的是通过援助资金、物资，帮助落后地方建校办学，多年以来，援建希望小学近万所，在每100所农村小学中，就有2所是希望小学。在北京郊区延庆县，一所希望小学的孩子们，现在刚刚依靠捐赠喝上了牛奶。 某大学学生：大学生就业难是很严峻的中国国情。我们也在很努力地找工作，可是很多人还是找不到工作。我不想一毕业就啃老，但我也不想在校园里躲一辈子。 80后白领：作为一个80后，刚毕业两年，无房无车，正在向自己所向往的中产阶级生活努力的人。我想说一句，大家脑子要清醒，千万不要被人利用。房子买不起，至少我还租的起。车子买不起，至少我还能坐公交。吃不起牛排，至少我还能吃米饭。国家稳定，大家才有钱赚，生活才能有盼头。要是真是乱起来了，像伊拉克，阿富汗那样。生活就更没盼头了。 农民工：我不知道到底什么是国情。谈谈我自己吧。我们公司的人很好，经常把能卖钱的东西给我，一次有个女孩还给了我一件衣服。每次在我们这里做事，有水喝，有时候还有好烟抽。我最怕的就是生病，哪怕是感冒发烧，最想的就是儿子能考上大学，母亲身体能好起来，最愉快的日子就是吃了饭跑到小卖铺去看电视。 ……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获得空前的财富与发展潜能，空前融入世界，并受到世界的尊重。但我们也空前面对着缺乏经验的空白、矛盾和冲突。不论是变革过程的理性保障、社会安定，还是变革目标期望的新制度创建，都需要认清我们的国情。 生活中的每一个人，经验往往都是片面的，生存地位也是有局部性的。我们需要在各种理性的、情感的以及文化认知基础上，剥茧抽丝，深度剖析中国国情。法国大文豪雨果当年曾经感叹："中国真是保存胎儿的酒精瓶。"他认为中国是缺少变化的国家。德国大名鼎鼎的黑格尔也这样评价中国："中国历史本身没有什么发展，因此我们不必再议论该历史的各个细节方面。" 但今天，没有人认为中国是一成不变的，变化已经成了中国的一个特征。 20多年前，美国人阿尔文o托夫勒的一本书《第三次浪潮》，为我们描述了未来社会的大变革，这给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心灵冲击。但今天，阿尔文o托夫勒面对中国的巨变，感叹所有的变化超出了他的预测范围。他说：没有人能够想象中国的崛起。这是一个神奇的时刻，变化如此迅速地降临。没有人能够精确地预测未来。主流的预测在不断地变化。 1961年，我国的GDP增长率低达-27.3%，到2008年，即使世界遭遇世纪灾难金融风暴，中国仍保持了9%的高增长率；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国大陆人口为5.4亿人，到1969年已达8亿人，今天我国的人口有13亿多； 150年前，德国人李希霍芬乐观的预言，"山西煤炭资源可供世界二千年之用。"今天，最富足的煤炭，仅供中国百年之用； 自1985年专利制度建立以来，我国专利的申请量以每年20%的速度连续增长； 2000年3月，湖北监利县一位乡长致信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称"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当地农民负担如"泰山"。2008年，中国政府对农民进行粮食、良种等补贴已有4年，全面免除农业税已经2年； 1996至2006年间，中国平均每年净减少1230万亩耕地； 淮河有歌谣，"50年代淘米洗菜，60年代洗衣灌溉，70年代水质变坏，80年代鱼虾绝代，90年代不洗马桶盖。"2006年，青海省实行"人退湖进"政策，青海湖的环境发生很大改善，一位老人还发现了绝迹多年的湟鱼，这种鱼十年才长半斤。 胡鞍钢，一位关注中国国情的中国学者，几十年来，他研究中国国情的文章和书籍摞起来，已经比他的个子还要高。他对自己的国家有过这么一段感慨，"年岁越大，所知越多，却对中国国情的复杂性表示了诚挚的尊重、诚实的敬畏。研究国情就如同读一部天书，天天读，但实际上我们发现也读得不是很懂，知之不多、也知之不深，因为中国太大、太复杂，它不仅每年在变化，每天都在变化。" 无论历史身处哪一个低谷，总有高坡出现，而中国就是历史的一个高坡。它以从容不迫的发展态势，为世界做出榜样。当其他国家还在收拾残局时，中国却在享受盛宴。此时的盛宴不是标榜中国有多么繁华和喧嚣，而是彰显中国出色的危机预防力及传递给世界的信心。 2008年12月，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7%，改变了前几个月一路下滑的颓势。在消费领域，2008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2007年增长21.6%，2008年1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达到17.4%。2008年，中国为世界贡献了四分之一的经济增长量，而人们期待中国将在2009年贡献一半左右的增长量。 全球经济急转直下，世界经济出现了集体噤声，尤其是对高速增长这样的敏感字更是退避三尺。2008年，中国实现了9%的GDP高速增长，随后在2008年12月8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又定下了2009年GDP增速保持8%的目标。 这让全世界感到惊诧，全球经济每况愈下，中国却逆势而行，提出实现8%的高速增长，中国提出8%的底气在哪里，这到底是一个真命题还是伪命题？ 2009年7月16日上午，国家统计局发布上半年宏观经济数据，上半年GDP同比增长7.1% ，又为全年"保8"增加了几分胜算。 因而，中国没有理由不受关注。 的确，中国的国情是"底子薄"，但大量的统计数据向世界再清楚不过地标示着中国的进步，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以令人瞠目的速度崛起。 中国的GDP以不可遏制的速度增加，在"10%"徘徊的惊喜数字，让很多国家的经济学家大跌眼镜--中国创造了经济奇迹。 现在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钢铁和水泥、黄金、原料药生产国，第二大能源消费国。中国的外汇储备列世界第一。截止到2009年6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21316亿美元。我国外贸总额居第三位。2008年，中国实现外贸进出口总额25616亿美元，同比增长17.8%，实现贸易顺差约2955亿美元。美国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师史蒂芬•罗奇就曾这样感慨，"在亚洲没有一个国家，甚至说能够接近中国在25年的时间里面贸易总额翻8倍的收入，不要说打破连接近都无法接近。在二战后，也很难找到一个经济体可以打破中国的经济情况。" 历史上，经过了工业革命的英国曾被称为"世界工厂"，现如今，这一称号当之无愧地属于中国。中国生产全世界2/3的复印机、微波炉、DVD机和鞋子，还有几乎全部玩具。以世界最大的美国连锁零售店沃尔玛为例，在沃尔玛的6000个供应商中，就有5000个来自中国。 上海港、天津港、营口港、青岛港……，货物吞吐量也在连年破纪录，在国际贸易中，越来越多地出现中国的身影，从鞋子、袜子到打火机、皮包。2008年，中国花了11330.8亿美元买外国货，却把14285.5亿美元中国货卖到了世界各地。 毋庸置疑，改革开放30年，尤其是近5年，中国的成就举世瞩目。当中国上市公司开市的槌声在纽约交易所、纳斯达克、伦敦证交所响起的时候，在国际资本上中国概念已经成为国际投资银行家追捧的对象。百度、锦江之星、如家，中国老百姓日常接触最多的这些网络搜索平台和经济型酒店成为国际买家手中最有未来的成长型企业。 中国经济的崛起，是工业革命以来国际经济实力对比第四次巨变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次是19世纪早期英国的崛起，第二次是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早期美国和德国的崛起，第三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的经济奇迹，第四次就是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亚洲其余地区的崛起。 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中国将在75年后超越美国和欧盟，我对此深信不疑。" 对2006年世界性的杂志SCI和SSCI索引，有28.9%的文章其题目都与中国有关。 关于中国经济起飞的说法首先来自西方，最早提出这个说法的是美国《纽约时报》。1992年9月，该报用头版头条大幅报道中国经济起飞了，根据是世界银行的报告，并附有一张很大的照片。 全球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中，一旦涉及中国经济，经常使用的是一些加感叹号、感情色彩比较浓厚的词汇。比如庞然大物、中国虎、新的超级大国、中国旗舰、全球化的帝国……等等： 在形容中国的众多新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时代》周刊的"一个新王朝的开始"； 美国《新闻周刊》称中国是"亚洲的庞然大物"； 美联社在新闻评论中用"中国虎"来代表中国经济； 《时代网络在线》给中国的称号很吓人，叫"新的超级大国"； 法国《回声报》副主编伊兹拉莱维奇发表了一部名为《当中国改变世界的时候》的著作。刊登于该书封底的简介说，"中国已经醒来，世界正在颤抖……世界用1／4世纪的时间改变了中国，现在中国在改变世界，今后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德国之声"电台在预测2050年世界经济形势时将中国形容为"旗舰"。2008年，德国《金融时报》撰文，称德国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最大受益国。德国必须高度重视这个正在兴起的国家。 无论是哪个称号，尽管是在绘声绘色描写中国的崛起，但无不带有酸溜溜的味道，甚至还裹挟了"中国威胁论"的火药味。在他们看来，大国崛起都是通过扩张实现的，中国没有扩张的客观条件，但中国在掠夺世界的资源。 在发展中国家，则对中国经济抱有强烈的期待： 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孟买市当局要学中国"经营城市"，提出要"15年赶超上海"；巴西《经济价值报》在一篇长达14页的介绍中国的文章中称中国是"全球化的帝国"； 拉丁美洲第一大周刊的巴西《请看》杂志在一篇长达78页的文章中称中国为"正在上升中的帝国"，该杂志封面图片是一条红色的龙盘在蓝色的地球上，虎视眈眈地看着整个地球。 2008年的金融危机打破了世界有条不紊的脚步。经济格局混乱，谁将主导世界经济的格局？世界不约而同把目光转向中国。"中国不是功夫熊猫，非经济救世主。"商务部长陈德铭不想世界为中国镀上"救世主"的光环。但仍然有越来越多的人把中国当作"功夫熊猫"。 在很多人看来，以欧美中心的世界格局即将被打破，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如今，"G2"成为一个时髦的词语，人们不断用G2来指代美国和中国，G2成为世界新秩序的代名词。的确，中国虽然是新兴国家，但正以超乎人们想象的速度前进。 渣打集团CEO彼得•桑兹就说："我认为(中国政府公布的2008年度经济数据)很振奋人心，因为这些数据说明中国的内需很强，中国经济不像一些人担心的那样，需要依靠出口和投资，因为很明显，目前对增长率贡献较少的部分是出口和投资，我认为中国目前面临的挑战是保持内需持续增长，因为这正是中国渡过这次经济危机的关键因素，而对于世界各国而言中国的行动很重要。" 在全球化的经济链中，中国这个环节已不是可有可无。人们都清晰地懂得，中国经济稳定增长将惠及全世界。无论是恶意的还是善意的标签，都传递着这样一个主题--中国越来越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有长达5000年不间断文明史的国家。中国文明是一脉相承的。中国独特的、内容丰富多采、历史悠久的文明，没有其他民族可比。"古老的中国神秘而瑰丽，让来自法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阿兰•佩雷菲特感慨万千。崛起的中国，又蒙上新的面纱。30年经济的强劲增长，如此深入地改变了中国国情，也改变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经济学里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律，当现实经济发生变化时，经济学的理论也要随之改变。在西方浩如烟海的经济学理论中，却找不到适合中国经济的理论。所以，近些年，出现了一个新的词汇：中国之谜。 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他最先提出了中国之谜的说法，时间是1993年。接着，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韦茨曼。"中国之谜"逐渐成为过渡经济学的理论命题，并成为20世纪90年代国际主流经济学家的重点课题。 2002年，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彼得o诺兰借助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来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同样提出了中国之谜的说法。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这样诠释他心目中的"中国之谜"："看上去不合理，可是却管用。" 有人说，谁能够破解这个谜，谁就将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中国为世界经济学家带来了伤脑筋的经济反例。 这些世界最顶尖的学者专家，在面对中国的时候，充满了困惑和不解。他们把中国的快速发展称为"中国之谜"，实际上是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角度，对中国发展提出的质疑。 罗纳德麦金农在1993年提出了"中国之谜"时认为，中国在财政下降的同时,快速的货币供给增长并没有带来严重的通货膨胀, 他对这一情况大惑不解。于是他把中国这种"高财政赤字和高货币供给量的同时保持价格稳定现象"称为"中国之谜"。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韦茨曼提出：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设计的东欧和前苏联各国的改革，伴随而来的是经济大萧条，而在他看来不那么正宗的中国改革却与高速经济增长并行。他将这种现象称为"中国之谜"。 2002年，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彼得o诺兰则认为，按照主流经济学的理论逻辑，中国不可能获得目前的成就。但中国是在各种缺损的条件下获得了持续的经济增长。诺兰将这种不一致的局面称为"中国之谜"。 在全世界的眼中，中国迷雾重重，是一个难以看清的国家，成为经济命题中的悖论。外国经济学家无论如何也不明白，为什么在一个人均资源贫乏、技术创新几近空白以及产权不完全清晰、市场不完全开放、社会不完全平等、对外不完全开放的制度条件下，中国出人意料地创造了经济奇迹。 在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在30年间保持每年近百分之十的增长速度，而这样的增长速度至今还在继续。按照西方的经济学理论，中国并不具备经济高速发展的经济、政治条件，也没有按照"华盛顿共识"所描绘的蓝图进行，反而驶向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 "中国之谜"背后，隐藏着中国人创造财富的禀赋；蕴藏着一个古老国家，如何在古老的土地上破茧成蝶，与西方发达国家比肩；暗涌着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福祉道路。许多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者，他们更多地希望把西方市场经济制度移植到中国的实践中去，这大大束缚了西方学者的眼界和理论视野。在他们的理论框架中，很难给"中国之谜"一个相对有说服力的答案。 著名全球发展问题专家杰弗里•萨克斯认为，中国的经济成就之所以超越苏联、东欧，在于中国独特的经济结构。在中国，有一个庞大的经济体--农村，这成为中国劳动力的源泉，在低效率的国有部门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没有达到整体经济承受能力的底线之前，通过推行渐进式的变革，大量劳动力向工业转移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 以T•Rawski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并不认为劳动力转移可以解释中国经济的整体增长，事实上，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中国工业经济生产率的显著提高，才是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杠杆； 有些经济学家更甚，认为中国根本不是一个谜，完全可以用新古典理论进行诠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就认为，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源于中国的高储蓄、高投资。 不过，很多人并不认为这些经济学家已经破解了中国之谜。 弗里德曼，是最关注中国经济的一位经济学家，对中国曾经有过这么一段诙谐的幽默，"只要能够给中国的经济改革提供可行性方案，他就有能力获得，或者他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基辛格，最关注中国国情的国际政治家。这位代表西方首先打开中国国门的老人，几十年来，一直在密切关注着中国每一个哪怕是细微的变化。他用了一句西方政治家们的口头禅来判断中国正在发生的变革，"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太早。" 就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学家试图破解中国之谜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总量逐渐超过意大利，又超过法国。2006年2月15日，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05年中国GDP增长率为9.9%，总量达2.2257万亿美元。而与此同时，英国的统计数字显示，2005年英国GDP的增长率为1.8%，总量为2.03万亿美元。中国经济规模已经超过英国，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位居世界第四。 即使在金融危机肆虐的2008年，中国仍然实现了9%的GDP高速增长。在西方人眼中，中国这个谜越来越难解。他们绞尽脑汁，希望把中国这个不再沉睡的巨人装在某个西方的经济学理论框架中。但是，不管是新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由于中国的国情过于神秘与复杂，这些理论往往束手无策。 中国的国情，决定中国必须走自己的道路。因为我们面对的环境，已经和西方经济起步时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差别。 翻开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双城记》、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高老头》、雨果的《悲惨世界》、左拉的《萌芽》、美国作家德莱赛的《嘉莉妹妹》，可以看到西方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法国和美国在工业革命时期的图景。 工业化人口规模不同。英国18世纪工业革命时，本土人口只有1千多万人，少于今天的北京和上海。200多年的实践中，只有占世界11.2%的西方发达国家，跻身工业化的行列。而且，他们的工业化进程也是不一而足的。而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这13亿人口需要在50年时间内步入工业化。 资源环境不同。西方国家走的是"先发展，后治理"的路子，他们的工业化将地球的资源与环境状态推向警戒线。因而，西方国家在工业化之后才遇到资源与环境瓶颈。同时，西方不必为工业化所使用的能源和造成的污染付出过高代价，为成本外化。中国已经丧失了成本外化的机会。中国在工业化之初，就遇到了资源与环境的紧箍咒。由于资源被大量使用，资源的价格与西方国家工业化之初时的价格已是冰火两重天，这意味着中国将付出更多的工业化成本；在环境上，中国更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环境污染与资源浪费，不仅会威胁到中国自身的生存环境，还会威胁全球的资源与环境。 社会环境不同。当时的西方国家靠扩张"化解"各种社会矛盾，英国可以把罪犯"出口"到澳大利亚，可以把失业者"出口"到非洲。而在那时的美国，贫富差距大于今天的中国几十倍也没什么问题，因为上千万奴隶和无数华工苦力当时都是合法的。西方的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扼杀了人类文化和文明的多元化，也破坏了人类文明和文化的生态。 中国不会也不可能以扩张来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只能进行合法的经济贸易扩张。相比之下，中国今天面对的国际竞争条件异常苛刻：出口一个苹果到欧洲，都需通过别人制定的几十种技术指标的检查，其中很多指标纯属贸易保护主义。 此一时彼一时，中国的工业化环境与西方的工业化环境截然不同，这就决定了照搬西方经济理论会摔跟头。我们需要站在巨人的肩上，但我们更不能忘了中国这片热土的特殊性。 很多西方国家按照他们的理论逻辑，规划了一条通往国家富强的大道。但实践证明，沿着那条逻辑线描绘的走向，并非是一个国家发展强盛的金科玉律。拉美国家在西方经济学理论指导下制定的经济政策，使"经济拉美化"在近年来逐渐成为一个制定发展政策失败的代名词。 2001年，阿根廷这一年在全国范围内发生的抢劫浪潮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动荡，最终迫使阿根廷内阁集体总辞职。阿根廷总统德拉鲁阿迫于强大的社会压力，向国会递交辞呈。总统走后，留下的是一个烂摊子：1320亿美元的债务，高达18.3％的失业率。 面对连续萧条和债务累累的阿根廷经济，也许很难有人相信这个拉美小国曾经是二战以前的世界七大工业国之一，处在相当于现在日本的地位。而带领拉美走向失败的正是西方经济学理论指导下的一项共识--《华盛顿共识》。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重大发展方略，其主要任务是：从供给侧发力，通过重大改革的推进来解决重大的结构性问题。其重大的战略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提高宏观调控效率和稳增长的重要推进器。一方面，将结构性改革引入宏观调控，形成“宏观调控+改革”的政策组合拳，是新一届政府宏观调控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实现稳增长与调结构平衡的重要举措。这实际上是强调稳增长中的结构变量和制度变量，而这两个变量则是决定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主要因素。新一届政府强调宏观调控要既利当前又惠长远，寓短于长，以长促短，拓展了宏观调控的时间轴，形成了“短期+长期”的思路。传统的宏观政策偏重于总量问题而忽视结构、制度问题。结构失调、体制僵化不仅增加稳增长的困难，甚至使发展不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本质在于结构变化和制度创新。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形势下，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增强发展动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长期稳增长的最有力措施。另一方面，在一些重大领域改革取得明显突破的情况，宏观调控可以更多的采取市场手段和经济手段，而尽可能减少行政手段，这既能增强市场信心，又能显著提高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　　二是努力实现市场资源配置中起关键性作用的关键举措。就经济体制问题而言，最大的结构性改革还是市场化改革，即简政放权、深化价格改革和要素市场化改革，着力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我国在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等五大方面都面临重大的供给侧体制问题，解决这些制度性的障碍的关键是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创新发展为例，长期以来我国创新动力不足主要是因为创新性文化基础薄弱，投机性发展氛围过浓，社会上出现了一些人把大量的精力、财力、智力花在投机取巧上，热衷于泡沫投机活动，是导致实体经济不振、创新动力被抑制的重要原因，这有文化因素，也有发展观短视、政绩考核制度等问题，更有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多、束缚了企业手脚的供给体制问题。深化市场化改革这一重大的结构性改革，不仅能最大程度地降低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直接干预，为市场主体创新宽松公平的宏观环境，让市场在竞争性领域发挥决定性作用，而且能提供强有力的制度激励，增强微观市场主体的竞争力。　　三是促进产业升级、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是结构升级失败，即经济结构长期处于中低端而无法向中高端转换，从而导致长期的需求不足、产业竞争力低下、社会严重不公平等问题，最终使得经济长期失速，危机四伏，各类风险交织且集中爆发。国际上这样的事例很多，有拉美化现象，有东南亚金融危机。因此，结构转型升级能否顺利推进和完成，是突破中等收入的关键。而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决定力量是制度创新，即对关键领域的改革能否深化，形成更高层次的市场经济体制。供给侧结构改革是推动经济结构全面升级的原动力，也正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　　四是中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关键一招。改革并不仅是简单的放权，是对旧体制的“破”，更关键的是在于“立”，即“立什么样的新规”？成功的改革就是要靠法治来巩固，来扎根，法治的形成过程就是制度的完善过程，即形成公平而富有激励性的新制度，以此减少不稳定性，同时增加发展的动力和创新能力。改革的深处就是法治。一方面，我们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同时，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基本完善和定型，其完善的标志就是法制化水平的显著提高，基本实现由“人治”向“法治”的根本转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不是仅提供一时的激励，当一放就乱时再收回，像一些不够深入的改革那样形成“收放循环”，而是在打破一些关键领域的体制障碍的同时，建立基于法律规范的长效体制机制。另一方面，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依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要靠法制，改革的每一步都要有法可依，依法推进。正是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这两方面要求，使得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关键一招。（王小广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　2016年6月1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2016年5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盛来运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明显成效：　　去产能效果非常明显。今年的去产能有两大行业作为攻坚领域，一个是煤炭，一个是钢铁，1—5月份原煤产量下降8.4%，5月份当月的产量和库存下降更快，5月份原煤产量下降15.5%，5月末规上原煤生产企业库存同比下降6%；1—5月份粗钢产量下降1.4%。　　去库存效果更明显。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库存数，4月末工业企业产成品库存下降了1.2%，这是2010年以来第一次出现负增长。房地产库存是一项重要任务，连续几个月下降，5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比4月末减少521万平方米。　　降成本效果比较明显。数据显示，1—4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的成本是85.6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0.17元。5月份开始国家全面实行营改增，实际上从去年开始营改增的试点就不断扩大，有关部门预计，营改增今年将为企业降低成本6000亿左右。　　补短板投资增速加大。主要是对农业、环境治理、高技术产业加大投资力度，解决一些瓶颈制约因素，今年1-5月份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不断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0%，比1-4月加快1个百分点，其中涉及这些短板领域投资增长速度更高，保持较快速度增长。比如水利、环境治理和公共服务业、信息传输业投资都在20%以上。　　盛来运强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三去一降一补”工作进展情况不错，效果初步显现。同时有些问题还需要关注，比如钢铁问题，从4月份和5月份两个月的情况来看生产量有所反弹，可能跟这两个月钢材价格反弹有关系，相关企业借价格反弹之势又恢复了产能，这个现象需要高度重视，这也说明去产能确实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任重而道远，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坚定地完成“三去一降一补”的任务，这样才能使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再上一个新台阶。

美联储拔苗助长，无锚印钞无限量，大印钞时代来临。物权时代光临，三样东西暴涨，一样东西暴跌！自然谁也逃不掉，美元信用不值钱，未来或跟厕纸一样，像委内瑞拉纸币，美国可能更烂？ 自从次贷危崩溃，美国经济复苏，停留在字里行间，实体经济多枯竭。历届美国总统，只要能印钞票，几乎心想事成。只要印花旗票，美钞就能换黄金，而且屡试不爽。美联储拔苗助长，利用无限量宽松，可一劳永逸薅羊毛，成全球化获利者。 如今疫情倒逼下，拜登黔驴技穷，更加肆无忌惮，再搞1.9万亿刺激，几乎放弃底线。美债近28万亿美元，占GDP比超100%，美联储负债表，其实已突破7.4万亿美元，而净资产才4.5万亿，显然已资不抵债。 两万亿刺激计划，敢叫美国救援，只是在印刷钞票？上月刚9000亿美元，本年度2.8万亿美元。凭借美元霸权，所赋超级权力，其实从疫情倒逼，从去年3月份开始，白宫和美联储联手，疯狂印钞救市。 美联储消息传出，全球资本市场，顿时成群魔乱舞。美股和比特币起舞，更加残酷的现实，美联储每次放水，贫富分化更严重。但凡超发货币，不会涌向普通人，反而会到富人手里，成剥削穷人的筹码。美联储开印，全世界遭殃！ 美国人养尊处优，享受阳光明媚，成天躺在沙滩上，充分享受日光浴，不但住着大House，还能够吃着烧烤，开着豪车泡马子，当然，更不乏靠双手打拼。但是中国人勤劳，一辈子辛苦下来，还不如美国蓝领。美元靠着硬通货，想借助全球化优势，几乎打劫全世界，如果细思极恐。真的要创造财富，站在巨人肩膀上，薅全世界的羊毛，主要得益于美元，好利用结算货币，美元耍流氓很简单，割韭菜一劳永逸。 不断超发的美元，靠海量进口商品，从外国生产的商品，比如生产的口罩、呼吸机等商品。最后，美国举手之劳，全世界的生产成果，源源不断被进口，换取大量美元。而美国继续印钞，美元面临贬值。借助美元结算，成功将通胀传导， 搞的乾坤大挪移，收割全球财富。按照新营救计划，约4000亿抗击疫情，1万亿我家庭纾困，约4400亿为小企业、政府防疫援助。拜登方案的特点，就是在到处撒钱。 连续大规模刺激，真能力挽狂澜在、又造成怎样的影响？伪钞入消费市场，会严重通货膨胀；若流入资本市场，美股必出牛市；一旦涌入楼市，楼价就会大幅走高。不过但凡泡沫，迟早就一定会破！为啥美国财长耶伦，大言不惭地说，美元现在利率，处于 历史 低位，最明智的办法，就是采取更大行动？毕竟因她知道，美股十年高位，只要刺激一停，就可能空中坠落。 紧缩马上就死，放水可晚点死，还说不定到时候，还能顺手割韭菜，多拉点垫背的。现在不断放水，把泡沫再吹大点，并不能挽救泡沫。预计短期内美元，依然是世界贸易，最主要结算货币，事实不会改变，美元依旧能坚挺。下次危机到来时，疫情放出去的美元，还会收割小国财富。 再看拿津巴布韦，遭恶性通货膨胀，其实早在2008年时，发行了全球迄今，有史最大面值纸钞，面额达100万亿元，却连一块面包都买不到，即便去市场买菜，都得带一车的货币。未来美元的结局，虽不至于悲惨，美元资产没落了。 美联储如今放水，华尔街肆无忌惮，在全球轻松做老板，别国肯定会反击，绝不能坐等被收割，大多会跟着放水，于是印钞、增发债券、降低利率，所以疫情扩散后，各国都在忙放水，全球成一片汪洋。 按照名义价值计：去年3月份至今，除了中国之外，主要西方国家，所能印的钞票，抵得上2008年之前，5000年文明史中，所有的印钞量。只不过9个月印钞，居然能够抵过去5000年，无限大不可斗量。 全球大放水结果，显而易见结局，如果要顺水推舟，通货膨胀拉美化，纸币贬值或如厕纸？万物暴涨的时代，重新以物易物，不再谈货币主权，比特币狼奔豕突，犹如孤魂野鬼，令金融业草木皆兵。按照常规逻辑，很可能发生偏差，大致情况推论。 大宗商品在涨。如今原油在涨，经过去年跌穿，现在恢复正常，加上沙特限产，涨到年内最高点。最疯狂铁矿石，上涨近翻倍。全球股市暴涨。拜登上台后，市场多有预感，更大的刺激到来，标普指数再创新高， 美国仍旧霸主，美元金融霸权，将影响全球资本市场，对投资领域影响深。去年美股多轮熔断，市场仍一片慌乱！石油、股票、黄金轮流跌。但是疫情过后，美股死灰复燃，比特币狼奔豕突，更让美国金融秩序，几乎万劫不复。 去年，鲍威尔评论美股，必然止跌见底。美股立马大反弹，三天升幅高达20%，创下了 历史 纪录。随后反弹到54.58%，仅用5个月时间，纳指34次创新高，结局美联储完胜。靠狂印钞票大赢，印证万物暴涨，美股更加活脱脱，把丧事办成喜事。 人民币如临大敌，为了抵御金融战，金融加速去杠杆，不断排挤金融泡沫。打压股市自不待言，去年A股没啥涨幅，期待新年大牛市，公募基金认购火爆，发行创3.16万亿元。当然没有变的格局，依旧结构性牛市，部分股牛气冲天，大部分熊态毕显。 第三，楼市持续上涨，仅去年二季度，全国豪宅成交量增55.6%，上海增加63.5%，深圳增加83.8%，均创仅三年销量新高。如今在深圳、上海、广州、杭州，房价已悄然拉升，已经成不争事实。 万物暴涨来临，领涨的是学区房，属于刚需中的刚需。对有钱人是机会，对穷人却只有危机。美国再次薅羊毛，富人会变得更富，穷人会变得更穷。中国家庭财富，超50%家庭财富减少，19%财富反而增加。 全世界疫情过后，报复性消费浪潮，迟迟还没有到来，但有钱人的消费，却已在全面复苏，富人投资性消费，已经愈演愈烈。除了买豪宅，买豪车、买高端保险、买股票，未受疫情影响，甚至越来越好。 疫情人心惶惶，无法撼动有钱人。有钱人统一动作，储备硬核资产！除了大城市房产，还包括优质债权、房地产、收藏品、海外投资。黄金和茅台，自古为财富象征，代表平价购买力。全球黄金的存量，约7-10万亿美元，能抵御通胀的压力。 适度货币宽松，进行风险对冲，最先受益是茅台酒，除储值还抵债，黄金产量稳定，稀缺品不可或缺，具备了货币属性。茅台供不应求，被哄抬价不断攀升。其实近50年里，黄金价涨近36倍，而茅台股价涨191倍。巴菲特曾说：通货膨胀是种税，比立法者所制定的，任何国家的税种，都更具毁灭性，且任何人都逃不掉。 特朗普胆大妄为，拜登惺惺作态，美联储拔苗助长，显然已放弃底线。美国产业已空心化，资本主义在比烂，无论 科技 战、贸易战，还是军事博弈，又面临货币之战。几十年辛勤劳动，最多能攒4万亿美元，而现在是3.2万亿美元。中国人含辛茹苦，所存外汇储备，美国半年印出来。没能力把经济搞好，却有能力把世界搞烂。 谁在鹤立鸡群，谁经济发展好，谁投资回报率高，美国就立马杀到，用美元去收割谁，除非比美国还烂！所以未来10年内，不可逃避的方向，多印钞票内循环，让更多人分享红利，让更多消费能力。国人勤劳致富，给美国人创造财富，外贸会越做越好，而美国越来越强大。 美元大势已去，美国穷途末路，许多人始料未及。传媒混淆视听，专家大言不惭，说美国还在盛世？吃瓜人如痴如醉，以为遍地黄金，宛如人间天堂。出国深造或移民，满以为前程似锦，熟料步步荆棘？如何让底层人民富裕，财富的二次分配，让更多的中国人，去分享中国制造，所带来人口红利？凭什么白送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