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全集的《沈从文全集》

史诗一样的叙事风格。 原文摘抄: (一开始神巫惧怕美丽女子的示爱，惧怕倾心一人后自己的神圣不在) 他不愿把自己的身心给某一女人，意思就是想使所有世间好女人都有对他长远倾心的机会。 他认清楚神巫的职分，应当属于众人，所以他把他自己爱情的门禁闭，独身下来，尽众女人爱他了。 (当白衣女人在祈祷时用眼哭诉后，神巫陷入爱恋，不愿为神)“你仆人是世间一个蠢人，有命令，吩咐出来我照办。” “我不想要这骄傲了，我看出我的错来了。我愿意做人的仆，不愿意再做神的仆了。” (神巫的仆说服主人勇敢地面对爱情，主人得到爱情，他才能享受爱情) “不要愁！爱神是顽皮的，应当好好驯服。也不要把心煎熬到过分。” 你用口成天唱歌的花帕女人， 你们的爱情是失败了。 那骑马到镇上的年青人， 已为一个穿白衣女人用眼睛抓住了。 …… 你唱歌想爱神巫的乖巧女人， 从此的歌应当改腔改调！ 那神巫如今已为一个女子的情人， 你的歌当问他仆人“要爱情不要？！” (神巫以歌诉情，却不得女人的回应)最后的结局中，神巫爬窗示爱，却不想女人是聋哑之人，床上是一对孪生姐妹。 苗族女人对爱的自由、热情、奔放，神巫之爱，是无人能得的却而是难以给与的。 神巫不如他的仆勇敢，更不如平常女子勇敢。 尽管他的爱星月见证，无谓风雨，情深意切，最终被聋哑的白衣女人忽视，被孪生的姐妹混淆。 沈从文笔下的爱，人性更胜神性。

沈从文在《神巫之爱》里写道：“照花帕族的格言所说，‘凡是幸运它同时必是孪生!"” 小说结尾奇峰突起，真是意味深长。姊妹两个，神巫爱的是哪一个呢？作者没有给我们答案，或许这部小说更大的魅力就在于此。

本书收录了为沈从文的中篇小说，主要包括《神巫之爱》、《边城》、《媚金·豹子·与那羊》、《柏子》、《萧萧》等九篇。其中《边城》是沈从文小说的代表作。它以三十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用田园牧歌式的笔调，描画湘西边地特有的风土人情；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爱情悲剧，突出人性的美好与心灵的纯净；从而在人生的梦与现实之间营造出一种诗的意境。少女清纯照沅水，手挽清流，身倚吊脚楼；微风略古树，举首遥望龙舟……无不令人神往，遐思无限。

神巫之爱作者:沈从文第一天的事沈从文在云石镇寨门外边大路上，有一群花帕青裙的美貌女子，守候那神的神巫来临。人为数约五十，全是极年青，不到二十三岁以上，各打扮得象一朵花。人人能猜拟神巫带来神的恩惠给全村的人，却带了自己的爱情给女人中的某一个。因此凡是寨中年青貌美的女人，都愿意这幸福能落在她头上，所以全来到此地了。她们等候那神巫来到，希望幸运留在自己身边，失望分给了众人，结果就把

沈从文在《神巫之爱》里写道：“照花帕族的格言所说，‘凡是幸运它同时必是孪生!"” 小说结尾奇峰突起，真是意味深长。姊妹两个，神巫爱的是哪一个呢？作者没有给我们答案，或许这部小说更大的魅力就在于此。

《神巫之爱》结尾处，写了萧萧抱了自己新生的毛毛，看着十二岁的儿子牛儿也“接了亲，媳妇年长他六岁……，唢呐吹到门前时，新娘在轿中呜呜地哭着”。这个新娶的媳妇,岂不是又一个“萧萧”? 生命就是这样轮回的吗? 萧萧,这个当年单纯如白纸、清澈如小溪、灿烂如野花的女孩,就要成为一个婆婆,像“剪子”一样去把儿媳“暴长的机会”剪去了! 这一结尾形象而深刻地告诉我们，萧萧的精神世界中还是一片荒原，她的理智被蒙蔽着，就像湘西大山之中的茅草地，原始、粗糙，她的感性生命处于一种被动的自在状态。许多年前，萧萧接受的是这种生活，许多年后，她的后代仍将过着这种生活！她不仅是愚昧风俗的祭奠品、受害者，也是下一个受害者的加害者。萧萧的悲剧不过是一出长剧中的一幕，这种畸形的婚俗的网，永远笼罩着萧萧们。她们的悲剧不光是她个人的悲剧，更是社会的悲剧，不禁让我们在对萧萧这类弱女子的悲剧命运发出的悲悯与哀叹，而且对造成中国社会千百年来绝少变化而黑暗的社会风俗感到愤懑。你可以看看这个链接http://www.30-60.com/bbs5/dispbbs.asp?boardid=10&id=119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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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在1926年至1928年的早期创作中，主要结集。有《鸭子》、《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合集》，《蜜柑》、《好管闲事的人》、《老实人》、《雨后及其它》、《呆官日记》、《阿丽思中国游记》等，是其稚嫩的习作阶段。30、40年代是其创作成熟丰收的阶段，先后出版中短篇小说《神巫之爱》、《旅店及其它》、《石子船》、《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如蕤集》等。其中《柏子》（1928）是他成名的第一篇小说。短篇：《柏子》、《阿金》、《萧萧》、《丈夫》、《龙朱》、《月下小景》、《会明》、《灯》、《旅店》、《菜园》中长篇：《边城》《长河》希望对你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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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宛丘》，《诗经·陈风》的一篇。全诗三章，每章四句。为先秦时代陈地汉族民歌。国风是《诗经》中的精华，是古代汉族文艺宝库中璀璨的明珠。国风中的周代汉族民歌以绚丽多彩的画面，反映了古代汉族劳动人民真实的生活，表达了他们对受剥削、受压迫的处境的不平和争取美好生活的信念，是中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 　　宛丘 　　题解：诗人表达对一位巫女舞蹈家的爱慕之情。 　　【原文】 　　子之汤兮①，宛丘之上兮②。洵有情兮③，而无望兮④。 　　坎其击鼓⑤，宛丘之下。无冬无夏⑥，值其鹭羽⑦。 　　坎其击缶⑧，宛丘之道。无冬无夏，值其鹭翿⑨。 　　【译文】 　　你起舞热情奔放，在宛丘山坡之上。我诚然倾心恋慕，却不敢存有奢望。 　　你击鼓坎坎声传，宛丘下欢舞翩然。无论是寒冬炎夏，持鹭羽舞姿美艳。 　　你击缶坎坎声响，欢舞在宛丘道上。无论是寒冬炎夏，持鹭羽舞姿漂亮。 　　【注释】 　　《陈风》是陈国地区的诗歌，共十篇。相传陈国是周武王封给舜的后代妫满的国家，并把大女儿嫁给了他。陈国的疆土就在今天河南省开封以东到安微毫县一带，这一地区的风俗“妇人尊贵，好祭礼，用史巫。”(《汉书·地理志》)诗风“淫声放荡，无所畏忌”(《佐传》杜注) 　　①汤(dànɡ):"荡"之借字。游荡,放荡。子:你,这里指女巫。 　　②宛丘:四周高中间平坦的土山。 　　③洵:确实,实在是。有情:尽情欢乐。 　　④望:德望。一说观望;一说望祀;一说仰望。 　　⑤坎:击鼓声。 　　⑥无:不管,不论。 　　⑦值:持。鹭羽:用白鹭羽毛做成的舞蹈道具。 　　⑧缶(fǒu):瓦盆,可敲击发声。 　　⑨翿(dào):伞形舞蹈道具。聚鸟羽于柄头,下垂如盖。 　　【赏析一】 　　关于这首诗的主旨，主要有三说。一是刺陈幽公说。《毛诗序》、郑笺、孔疏、严粲《诗缉》皆以为“子者，斥幽公也”。陈幽公荒淫好色，游荡无度，其德行一无可观，为人所恶，故有诗刺之。二是刺陈好巫风说。郝懿行《诗问》、魏源《诗古微》皆持此说，以为陈之先太姬妇人尊贵，好巫觋祭祀歌舞，国民传其遗风，遂成习俗，此诗实刺陈国臣民之陋俗。三是情诗恋歌说，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以后多数学者的看法。笔者取第三说，认为《宛丘》一诗表达了诗人对一位巫女舞蹈家的爱慕之情。因为刺诗之说缺乏匾ue014奈谋局С郑ue0cf邮ue072奈谋局械囊桓觥疤馈?荡)字，并不能得出刺舞者放荡的结论，荡有摇摆之义，不正是写舞者热情奔放的舞姿?况且从文本语义的抒情性看，在保留原始宗教的某些狂热性、巫风炽盛而四季巫舞不断的陈国，诗的作者怀着热烈的情爱，表达他对一位巫女舞蹈家的恋慕，实在是非常合乎情理的。在同以巫祀著称的楚国，不也有男女相思的内容反映在《九歌》等楚辞作品中吗? 　　此诗三章，首章感情浓烈，开篇两句写诗人为巫女优美奔放的舞姿而陶醉，情随舞起，两个“兮”字，看似寻常，实深具叹美之意，流露出诗人不能自禁的爱恋之情。而巫女径直欢舞，似乎没有察觉那位观赏者心中涌动的情愫，这使诗人惆怅地发出了“洵有情兮，而无望兮”的慨叹，同是两个“兮”字。又可品味出他单相思难成好事而徒唤奈何的幽怨之意。第二、三章全用白描手法，无一句情语，但所描绘的巫舞场景，仍处处可感受到诗人情之所系。在欢腾热闹的鼓声、缶声中，巫女不断地旋舞着，从宛丘山上坡顶舞到山下道口，从寒冬舞到炎夏;空间改变了，时间改变了，她的舞蹈却没有什么改变，仍是那么神采飞扬，仍是那么热烈奔放，仍是那么深具难以抑制的野性之美;而同时——尽管诗中未明言但我们仍能充分想像到——诗人也一直在用满含深情的目光看着她欢舞，一直在心中默默地念叨：我多么爱你，你却不知道!他在对自己的爱情不可能成功有清醒认识的同时，仍然对她恋恋不舍，那份刻骨铭心的情感实在令人慨叹。 　　此诗在技法风格上颇有特色。戴君恩《读诗臆评》评曰：“一之声曼，二、三之响切，真是流商变徵。”陈震《读诗识小录》评曰：“先断后案，遂使下二章叙述处文情不尽，‘汤"字包尽下二章，‘无望"判尽下二章，上为下断，下又为上注，格法尽奇。”牛运震《诗志》评曰：“一头两脚，一曲两直，别格活调。”虽对诗旨的理解与我们不同，但所评确为探骊得珠之论。全诗一开始就以“汤”字凸现出的舞之欢快，与“无望”二字凸现出的爱之悲怆，互相映射，互相震激，令人回肠荡气，销魂凝魂。第一章将主要内容概括已尽，是为“头”，是为“断”，而其语势有似弦乐奏出的慢板，是为“曼声”，是为“曲”;第二、三章以“宛丘”二字与上绾连，再加渲染、铺张，是为“脚”，是为“注”，而其语势有似铜管乐奏出的快板，是为“切响”，是为“直”。而人们读此诗时，虽然对诗人所流露的一腔痴情会有深切的感受，但更吸引他们注意力的，恐怕还是那无休无止、洋溢着生命的飞扬跃动感的欢舞。舞者那股不加矫饰、热烈奔放的激情，令处于现代社会高度物质化的机械生活中的读者体会到一种真正的活力。故笔者以为此诗特定的文化氛围使它有别于一般的《诗经》篇章而具有特殊的兴发感动力量。 　　不知怎的，在行文将要结束时，笔者联想起法国著名作曲家拉威尔的《波莱罗舞曲》，这首被美国音乐评论家爱德华·唐斯称为“使人一听就产生无以言状而又不可抗拒的兴奋之情”的乐曲，描绘的是舞剧中这样的一个场景：“一个女人独自在一张桌子上跳着舞，四周围观的男人们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的动作。随着她的舞姿愈来愈热烈，他们的情绪也愈来愈高涨。男人们击掌顿脚，形成有节奏的伴奏。最后在转到C大调的那一刻(全曲的高潮)，男人们一个个拔剑出鞘。”(《管弦乐名曲解说》)这虽是西方乐舞，但反映的文化内涵却与《宛丘》相似：将不可遏止的情感投射于生命的存在本质的外化形式——乐舞。这话说得似乎有点玄，但绝不是对读者毫无益处的废话。 　　【赏析二】 　　多以为此诗中是表达一男子对女巫的爱慕之情。此诗为陈风之首，颇能体现当时风俗。细加琢磨考证下，觉得诗人爱慕的不是女巫，而是一种对寻常女子的爱慕之情的表达，此女子非特指，而是一种泛指，地点也非是祭祀仪式中，而是男女之会上。同时也是男子在会上唱的情歌!当然，笔者水平浅显，阅读中，错误偏差难免，望各位指正。 　　子之汤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无望兮。 　　坎其击鼓，宛丘之下。无冬无夏，值其鹭羽。 　　坎其击缶，宛丘之道。无冬无夏，值其鹭翿。 　　解读： 　　在诗经中，多有有组织的民间男女聚会的场所，此非一地所特有习俗。在周礼媒氏中有这样的记载：“媒氏，掌万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书之。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再如《周礼·舞师》：舞师掌教兵舞。帅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帗舞;帅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帅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帅而舞旱叹之事，凡野舞，则皆教之。凡小祭祀，则不兴舞。关于周礼的作者各家皆有己见。而对于周礼的成书年代，则大多有雷同，也就是成书于西周末到战国这一期间内。其中多有当时风俗的体现。如这“中春之月”男女相会的风俗。而同时掌万民之判，他所面向的对象是“民“! 　　对于“子之汤兮”中的子的解释，大致有两种看法，一是女巫，二是大夫。《说文》中：“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是一个以舞为职业的女子，她舞蹈是以降神为目的。而那时人重生殖，常为此祭祀。在祭祀大会上，女子为生殖而祭祀求子，一男子爱上了舞蹈的女巫，似乎也顺理成章。而如此解释，则子之汤兮，宛丘之上兮当翻译为：在宛丘山之上，女巫优美的舞蹈。而这舞蹈所包含的是一种性的味道。如汤的解释是“淫”。此时的舞蹈，是一种充满挑逗和催发性欲的风格。这也与为生殖而祭祀的主题相合。而陈地巫风盛行，男子对女巫这个职业本身，或许也是向往的。在如诗中出现的“坎其击鼓”、“值其鹭羽”、“坎其击缶”、“值其鹭翿”，周礼中，关于鼓人的职责说明也是在祭祀中的职能，而舞师舞蹈时所用的也是羽毛类制品。如此解释，这诗就如大多数认为的是一个男子对女巫的爱慕表达。 　　但是这种解释中，存在一个模糊点。就是宛丘!在《陈风东门之枌》中，宛丘也是陈国男女定期聚会之所!也就是说诗歌中的情景，有两种可能，一是祭祀典礼，而是男女之会的时候。在《东门之枌》男女聚会时，也有女子舞蹈的场景，如“子仲之子，婆娑其下”。而在陈风中，多有对歌，舞蹈的场景出现!可见当地风俗人人善舞、好歌!此诗歌的解释则仅仅限于祭祀场景，而“子”也非仅仅限于女巫! 　　再进一步解释诗歌中的一些词语： 　　宛丘：是一种地形，四周高中央低。位于陈国都城的东门外。 　　洵：确定，表示肯定的意思。 　　坎其：象声词。 　　鹭羽、鹭翿：舞蹈中用到的物品。 　　而诗歌中，有三句说明了舞蹈者的地点：宛丘之上、宛丘之下、宛丘之道。舞蹈者的位置变化，有两种可能：一是个人或者一个团队舞蹈位置的变化;二是参加聚会的全体女性都在舞蹈。 　　依照宛丘的地形，还原那次诗中的场景，就是四周高，中央地的地方，人们聚集在这样一个地方，当祭祀的时候，民在四周高出观看，而舞人在低处舞蹈。而如果是男女之会的时候，则是人们散布于地形各处。或者人们依然在高出，而低处依然有舞师在舞蹈。 　　而几次地形变化表明，所描述场景更符合后者!此歌谣传唱于民之口，则表达的是一种在男女大会上，看到美丽的姑娘而心生爱慕的情怀，此中绝非特指某一女子，而是一种感情上的泛指。对于女性的爱慕，小伙子感觉没有希望，正如如今男女之间，小伙子看到心爱的姑娘，觉得她是那么美丽，那么优秀，自己要追求的话，恐怕自己配不上她的感情是一样的，姑娘却没有注意到暗恋她的小伙子。姑娘们在大会上，随着鼓声一起舞蹈，那优美的场景，想来真让人着迷。 　　于是此诗歌翻译当为： 　　姑娘优美的舞蹈，在那宛丘山上，我爱慕她，她却没有看到我。 　　鼓声回响，在宛丘中央，无论何时，姑娘在优美舞蹈。 　　缶声回响，在宛丘道上，无论何时，姑娘在优美舞蹈。 　　这是一首流传于陈地，在男女之会上，男子演唱的情歌!在大会上，女子舞蹈，男子歌唱，以此来寻找意中人!而不是男子对女巫的爱慕表达! 　　(作者：二觉) 　　【赏析三】 　　首先我还是将这篇诗经诗词抄录于上!其实诗经只需要你看看必要的注解之书，反复的体会咀嚼，你就能够发现我们的祖先在中国文字、中华文明的较早时期是如何引导我们的文明走向的。这些最初的文明印迹是那么的纯真天然，是那么的代表着中国人先天或者说与生俱来的价值审美观! 　　我很不爱读书，可一定要我读书的化，我肯定是要选择诗经这部诗词集的!但是我这人读书的独立意志比较的强，常常有些自己的个人观点，因此，我常常说我的博客文章仅仅是个人一家之言，如有不同意见，尽可以大家发表说出来，只要有根据，有道理，我相信没有人会来完全不懂事的乱胡闹! 　　我读这篇《宛丘》觉得是很优美的，这种感觉明显，我认为该诗词前面第一章是强烈的感情表白，就像羽泉歌曲《我宁愿你冷酷到底》的前半部分，都是强烈的音乐感情宣泄!后面的细描、白描却显得平静许多。当然又熟悉羽泉歌曲的网友可能会说，《我宁愿你冷酷到底》后面也有很多的反复咏叹吗!是的，我只是说了这一点两者之间有些类似之处，并未说风格、内容完全相同哦! 　　引用网友的分析 这篇也是情诗。男子词。诗人倾诉他对于彼女的爱慕，并描写她的跳舞。从诗中“无冬无夏，值其鹭羽”等句看来，彼女一年四季都在跳舞，似是以歌舞祭神为专业的巫女。是有些道理的，有人说这是男子在高高的神坛主持祭祀活动，而在下边的女子看到后很是爱慕。这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古代周朝的祭祀活动确实往往都是男人的专利!甚至认为结了婚的女人都是不可以奉献于神的，是肮脏恶浊的。因此为女子的思念之词。 　　无论是女子的思念之词还是男性的求女情思诗词，都是难以断定的，都各自有自己的道理与论据，我不想乱评价，暂时做个中立人士吧!全凭读者自己的理解和判断! 　　还有我要指出的是，所谓的 “无冬无夏”实际是有深意的，绝非简单的一年四季都在跳舞!实际上周朝的祭祀活动再频繁，这种重大的祭祀活动都不可能天天都有吧!而且即使天天都有，写在诗词之间总有自己的隐含意义吧!我们都知道《春秋》这部书，可以明显的知道古人很早就知道了一年中的四季对中国人而言是有极为强烈的暗示意义的，因此我认为这句的真实含义是形容宛丘台上的各种祭祀活动，非常的优美。犹如像四季中的春天和秋天一样，如此的春风化雨，生机勃勃!如此的优美引人像秋天一样的多愁善感，同时秋天因为是收获的季节，借用来形容这时的宛丘各种宗教仪式与歌舞表演达到了臻于炉火纯青的艺术地步。古人对于这种逆向思维，在诗词中间的运用是及其常见和运用自如的! 　　而“值其鹭羽”和“值其鹭翿”的说话其实只是诗词常用的反复手法，大致的意思相差是不大的，都是形容宛丘各种宗教仪式与歌舞表演像鹭鸶一样的优美、高挑、圣洁、纯美!而鹭鸶的羽毛更加的美丽、纯洁、白色的羽毛还象征着这些舞蹈和歌曲如此的轻柔悠扬，圣洁高尚! 　　分析这首《诗经宛丘》就到此为止，还望广大网友多多发表自己的高见! 　　(作者：子龙无敌) 　　【赏析四】 　　宛丘即今天的淮阳县，古时又称陈、陈州，位于河南省东部周口市。历史源远流长，是一个古老而神奇的地方。据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考证：五亿七千万年前，在中国境内大部分都是海洋的情况下，就出现了淮阳古陆。 6500多年前，中华人文始祖太昊伏羲氏在这里建都，他定姓氏、制嫁娶、结网罟、养牺牲、兴庖厨、画八卦，肇始了华夏文明;他造干戈、饰武功，统一四海，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第一次大融合，综合各个部落的特点，创造了龙的图腾，中华民族始称“龙的传人”。后炎帝神农继都于太昊之旧墟，易名为陈。神农氏在这里尝百草，艺五谷，率领先民步入农耕社会。所以说，淮阳是姓氏文化、农耕文化、八卦文化和龙图腾的发源地，这些宝贵的历史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自尊自信的源泉、凝聚一体的象征。夏，陈属豫州。商，为虞遂封地。西周，周武王封舜帝后裔妫满于陈，并把女儿大姬嫁给他，妫满建陈国，筑陈城; 以国为姓，陈胡公妫满便是陈姓的得姓始祖，也是胡、田、姚、孙、袁等大姓的共同先祖，“陈姓遍天下，淮阳是老家”。道教创始人老子就生于陈国苦县。战国时期，楚顷襄王迁都陈城，历经38年，史称郢陈，故淮阳又称“陈楚故城”。秦时这里初设陈县，后置陈郡，公元前196年，以陈在淮水之北，改名淮阳。在六千多年历史长河中，淮阳五次建都，四次封国，皇而帝，帝而王，分封则国，统制则郡，南北迭辖，州县兼置，始终是豫东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3年，国务院撤消淮阳专区，才改为县治。所以考古学家称：中国的历史，一千年看北京，三千年看西安，六千年看淮阳。 　　淮阳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被历代帝王称为“开物成务”之风水宝地。被称为天下文官祖、历代帝王师的孔子曾三次来陈，在这里著书讲学长达四年之久，为他儒家学说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留下了“陈蔡绝粮”千古佳话。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曾载有《陈风》十首。历代文人墨客曹植、李白、李商隐、张九龄、苏轼、苏辙等文坛巨匠在这里留下了歌咏淮阳的不朽佳篇。包公陈州放粮也发生在这里。 　　【讲解】 　　这是诗经作品里颇让我注意的一篇。我之所以重视这篇作品，和孙华娟有关。大约是三四年前，我在写诗经学的博士论文，她读诗经文本，给我提出一个问题：《陈风·宛丘》的巫术背景。我解答不了这个问题，但从那时候起就一直很关注这个问题。后来孙华娟写了一篇散文《舞的记忆》，重新提到这个问题。我知道她做了很多的考察。请允许我在发表自己的意见之前，引用她的一段文字： 　　“现代的诗经学家往往把诗中的舞蹈解释成女巫的舞雩，即为了祓除旱暵的祭祀之舞。女巫沉浸于对神灵世界的向往，在宛丘之上日日舞蹈，企盼着神的降临，却不会注意到宛丘之下有人间的男子爱上了她。两人的爱皆无望，人神的交接本来艰难，被漠视的爱情又使两个凡人何啻隔了关山千重。这诗就是那男子所唱。悲伤而无望的爱情。虽则这个解释不见得可靠，我也很花过一点功夫想去弄明白这诗原本的意思，也确乎寻出在现代之前的其他两种影响很大的解释，并一一去考察每种说法的缘起，但我还是爱这个解释，为那神巫之爱的悲剧。 　　据说，最初，舞与巫是分不开的，作为交接神的手段，它又落在女人身上：以阴合阳，以舞降神。并有人考证《说文》中训“巫”为“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的“无形”，是说她们跳舞时是裸体的——虽然很久的时间里大家认为“无形”说的是神。太久远的事情总是不容易弄清楚的，不论无形到底是怎么样，在舞蹈不是全部落都参加之后，总是女子跳得多罢。先是降神，再就是娱人。肢体语言不需要什么教化就可以为人直接领悟，不喜欢舞蹈的人恐怕不多。” 　　这段文字把《陈风·宛丘》的主题定位成神巫之爱的悲剧，并且对巫与舞的原始功能做了说明。将“无形”释成裸舞，我觉得没有充足的理由。但将诗中的舞者定位为女巫，这也是我的倾向。孙华娟对于“有情”和“无望”的主体是做了双重的认定，女巫对神的有情与无望，某男子对女巫的有情与无望。二者的共性在于同是被漠视的爱情。这样的双重定位，是充分考虑诗歌的可能向度。但可能向度是解释学的问题，诗歌自身的情感未必是兼有，而是两者必居其一。如果把“有情”和“无望”的行为主体定位成女巫，则这篇作品类于《九歌》的人神之爱。从前我给大家分析《九歌》系列的时候，详细剖析过这个问题。但对这一篇作品，我不倾向人神之爱的解释。我倾向于这是讲人巫之爱的。亦即我把这篇作品的行为主体认定为一个男子，行为对象是女巫。这样处理的理由，在于对叙写角度的判断。如果理解成人神之爱，则是第三人称叙述，“洵有情兮，而无望兮”是叙写者对她人情感的判断。如果有本事背景，第三人称叙写可以这样表达。但是我们看不到有什么本事背景。理解成人巫之爱，则顺理成章。诗三百里说“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但突入他人内心，把握他者的隐秘情感并非易事。所以，从情理的角度，我将本篇定位成人巫之爱。这也是国风与九歌的不同。国风的情感始终在人间世，九歌的则是人神之际。 　　其实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类比。故事如果发生在当代，无非就是一个观众爱上了时装女模特。诗的首章岂不是这样写的：“你婀娜的舞姿啊，飘荡在高高的舞台上。我对你一往情深啊，可是我的爱情却又如此无望。”为什么一往情深的爱情，却是如此无望呢?道理再简单不过：模特是公众人物——大明星，心里燃烧爱火的观众，则太普通，只能是被漠视了。这样的情感，很好理解。我们的主人公追星追得太痴迷了，但又有自知之明，知道是是无望和不可及的，所以只能是咏叹和妄想了。她的演出，他大约每场必到吧。看得痴迷，不看的时候，大约满脑子里也都是那女明星的身影。二三章只是对“洵有情兮，而无望兮”的具体补足性说明。《三笑》(唐伯虎点秋香)，大家一定熟悉。唐伯虎对秋香一见钟情，一时间却又不可及，心急如焚。唱词便是“梦也秋香，醒也秋香，左也秋香，右也秋香……”。大家正式如花年纪，这样的痴迷，或许正在经历。 　　本篇的情感，其实再寻常不过。还是我的那句老话：“没有比国风更简单的诗。”本篇的表达技巧却又很高明，情感核心是“有情”与“无望”，但却不写如何“洵有情兮，而无望兮”，却是用蒙太奇的手法，展现给我们镜像。李商隐的诗歌里也常用这样的手法，如“腊照半笼金翡翠，赊熏微度绣芙蓉”。(来是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腊照半笼金翡翠，赊熏微度绣芙蓉。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以意象的陈列，打破和嫁接抒情的意识流。往往有突出的艺术效果。这是文学表达的一个基本技巧。 　　以上是陈述我对此篇的理解。或许有人会问：凭什么要认定那个舞者是女巫呢?下面来回答这个问题。 　　之所以这样认定，是因为有一定的文献根据。《汉书·地理志》说：“陈国，今淮阳之地。陈本太昊之墟，周武王封舜后妫满于陈，是为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妇人尊贵，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陈诗曰‘坎其击鼓，宛丘之下。无冬无夏，值其鹭羽。"又曰‘东门之枌，宛丘之栩，子众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风也。……自胡公后二十三世为楚所灭。陈虽属楚，于天文自若其故。”颜师古的注说：“鹭鸟之羽以为翿，立之而舞，以事神也。”又说：“子仲，陈大夫之氏也。婆娑，舞貌也。亦言于枌栩之下歌舞以娱神也。”《汉书·匡衡传》说：“陈夫人好巫而民淫祀”。张晏注说：“胡公夫人，武王之女大姬，无子，好祭鬼神，鼓舞而祀。”根据《汉书》，我们可以知道陈国民风是喜以歌舞祀巫鬼。正因为这样的文献根据，所以《郑谱》说：“大姬无子，好巫觋祷祈鬼神歌舞之乐，民俗化而为之。”陈奂的《诗毛氏传疏》还引用乐《韩诗外传》的一条材料：“子路与巫马期薪于韫丘之下。陈之富人有处师氏者，脂车百乘，觞于韫丘之上。此韫丘即宛丘。陈有宛丘，犹之郑有洧渊，皆是国人右观之所。处师氏脂车觞此，则陈大夫之游荡无度，习成风俗，由来久矣。”这数条材料都使我们有理由相信，诗中的女子是为以舞娱神的女巫。当然，娱神和娱人密不可分，在某种仪式的初始阶段，娱神成分较重，但随着时间推移，娱人便成为主要的了。所以，诗中的女子可以直接理解成歌舞女明星。 　　关于材料，我还要说一点，《汉书》的成书年代离《宛丘》的产生年代相隔甚远。汉书的注释者之言，更多臆测成分。我们以它为根据，是相信班固的史德，言之有据。《汉书》以前的典籍，几乎没有相关的材料。充分论证这个问题，尚待其他文献(出土文献)的补足。 　　大家知道我对顾颉刚推崇有加，一般不会使用年代晚或者带有臆测成分的材料论证问题。对于《宛丘》的解释，我这样干脆，还有其他的原因。我的朋友任平在“生于七十年代新学院论坛”看见孙华娟的文章之后，跟了一个帖子，我觉得对于我们的观点，是个有力的支撑。兹引其帖如下： 　　“我想有机会是可以到我们这里来看看的，孙华娟朋友讲的宛丘，就是我的故乡，而里面提到的舞蹈，至今还在舞着，舞蹈的名称是“担经挑”，号称“天下第一舞”，是原始的巫舞。《担经挑》既是颂扬伏羲、女娲繁衍人类等功绩的祭祖形式，也是求子还愿的一种形式。淮阳盛行向女娲乞子的习俗，与《汉书·匡衡传》“陈夫人好巫而民淫祀。胡公妇人，武王之女。大姬无子，好祭神鬼，鼓舞而祀，坎其击鼓为证”的记载相符。舞者全身饰黑色服装。偏大襟上衣，大腰裤均镶彩边，黑鞋绣花，黑头纱长约五尺，下缀二寸长穗。舞姿变化大致有三。一是“剪子股”：一人打经板，三人表演以“十”字路线为中心，对面穿叉，走成剪子股路线;二是“铁索链”：一人走这种路线，二人走另条路线，像拧麻花一样多次相迭;三是“蛇脱皮”：一人在前，三人(包括打经板者)朝一个方向沿履而箅，然后，每二人从中六叉而过，像蛇委蛇而行一样。这三种队形有一个共同特点：即舞者走到中间定要靠背而过，身后的黑纱长尾碰绕在一起。这是生殖崇拜的一种象征，走的剪子步，黑纱长尾的碰绕，代表着交合，这里的祭祀，是对人的祭祀，表现了最原始的生殖崇拜，而在每年庙会上出现的祭物，都是人类生殖器的一种转化。” 　　对于这段文字，我仅发表以下意见。一是所引《汉书·匡衡传》“陈夫人好巫而民淫祀。胡公妇人，武王之女。大姬无子，好祭神鬼，鼓舞而祀，坎其击鼓为证”，混淆了本传与注。我对大家的要求是这样的：转引材料，必须查证原文。凡有可能，请引用最原始的材料。二是我很怀疑这是地方志上的文字。三是生殖崇拜可能受了郑玄和张晏的话的暗示。但不管怎样，这是民俗学的一个证据。叶舒宪等人提倡的三重证据法，其实是个很好的方法，只要不用过头就好。 《国风·陈风.宛丘》全文解释及赏析

沈从文论 苏雪林 五四运动以后的六七年中，北方有几个作家颇引起读者的注意，而使得一群青年读者特别倾倒的则推那个年龄最轻而出身又有些奇异的沈从文了。这是一个以作品产量丰富迅速而惊人的作家。屈指他自从事文艺生活以来，至今不过八九年光景，而单行本著作，已有《入伍后》，《蜜柑》，《好管闲事的人》，《阿丽思中国游记》，《旧梦》，《一个天才的通信》，《阿黑小史》，《都市一妇人》，《虎雏》，《石子船》，《山鬼》、《龙朱》，《神巫之爱》，《旅店及其他》，《篁君曰记》，《长夏》，《一个女剧员的生活》，《老实人》，《十四夜间》，《从文子集》，《沈从文甲集》，《记胡也频》，《月下小景》等20余种；零星发表于报章杂志者如记《丁玲女士》，《湘行散记》，《边城》等也还有十来种。我们现在将他的作品总括起来则有以下的四类：1。军队生活，2。湘西民族和苗族的生活，3。普通社会事件，4。童话及旧传说的改作。 现在先论他第一类作品。沈从文是当兵出身的，所以熟稔军队生活。像《入伍后》，《会明》，《传事兵》，《卒伍》，《夜》，《虎雏》，《我的教育》等篇所写人物都以军人为典型。所记事迹也不过是军队间曰常发生的琐屑。像《我的教育》那篇描写自己少时混迹军队的生涯，每曰除上操以外，无非看审土匪，看杀头，看捉逃兵，或在修械所看工人修械。情节原平淡无奇，不过我们读着时很感觉得一种新鲜趣味。这因为我们普通人生活范围仄狭，除了自己阶级所能经验的以处，其他生活便非常隔膜，假如有一个作家能于我们生活经验以外，供给一些东西，自然要欢迎了。 所谓富于“异国情调”的诗歌小说得人爱好，也是一个道理。但沈氏在军队中所处地位，似乎比一般士兵优异。据《卒伍》那篇自述，他是在一个亲戚军官领率的队伍中当学习兵，与营长连长儿子同居一处，正如世俗所讽嘲的“少爷兵”的资格是。他没有受过刻苦的训练，没有上过炮火连天惊心动魄的战线，也没有经验过中国普通士兵奸淫杀掠升官发财的痛快，也没有经验过他们饥渴劳顿流离琐尾的惨苦。所以所写军队生活除了还有点趣味之外，不能叫人深切的感动。近来有一位署名黑炎的所著《战线上》，颇为文坛所称道。他的军队生活经验较沈氏丰富，所以他虽显明地受了沈从文这类文字的启示写成，却有出蓝之誉。韩侍桁批评沈从文这类文字道：“带着游戏眼镜来观察士兵的痛苦生活，而结果使其变成了滑稽。”这话说得似乎不大公允。士兵生活诚然是痛苦的，但也有很舒服的。沈氏所过军队生活，原属于后者一类，教他怎样捏造呢？黎锦明有《水莽草》，《黄药》等篇，论者谓足以表现湘西的地方色彩。但黎氏以写故事为首要目的，表现地方色彩为次要目的，所以成功不大。至于沈从文则不然。他的《旅店》（一名《野店》），《入伍后》，《夜》，《黔小景》，《我的小学教育》，《船上》，《往事》，《还乡》，《渔》，对于湘西的风俗人情气候景物都有详细的描写，好像有心要借那陌生地方的神秘性来完成自己文章特色似的。有些故事野蛮惨厉，可以使我们神经衰弱的文明人读之为之起栗，像《夜》的那篇写自己少时混迹军队时和同伴四个军人寄宿某老人家，各讲自己离奇的经历。一个同伴说自己从前曾和一个在沙罗寨的苗族妇人恋爱。妇人虽黑却甚美丽，她的丈夫是一个巫师。这军人每夜必邀一个朋友去那巫师屋后树林中与妇人相会，有一夜因为有点事不得早脱身，便使朋友先去通知妇人，自己事毕立即赴约： 到了那里，凭借月光，看到妇人同朋友在一株大树下搂在一处，像没有知道他会来，心中非常气忿。走拢去一看，才吓慌了，原来两个人皆为一个矛子扎透了胸脯，矛尖深深的固定在树上，两人皆死了。他不由得惊喊了一声。那个凶手，那个头缠红巾同魔鬼常在一块的怪物，藏在林里阴惨的笑了。像一个鸱枭，用那诅人的口，向他说：“狗，回到你营里去告诉他们，你那懂风情的伙伴，我给他一矛子永远把他同妇人连在一块儿，这是他应得的一种待遇。”他先是为那奇突的事情所恐怖，到后来是为这暗中的嘲弄所愤怒，且明白那伙计是在一种误会中代替了自己遭了这苗人的毒手，他就想跑进深林去找寻这个东西。但是，进去时，已经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他走回营去报告时，这人家已起了火，火焰烛天，这火就是巫师放的，他完全明白。 又像《渔》的那一篇写两个家族间械斗的情形道：在田坪中极天真的以相互流血 为乐，男子向前作战，女人则站到山上呐喊助威。交锋了，棍棒齐下，金鼓齐鸣，软弱者毙于重击下，胜利者用红血所染的巾缠在头上，矛尖穿着人头，唱歌回家，用人肝作下酒物，此尤属诸平常的事情。最天真的还是各人把活捉俘虏拿回，如杀猪把人杀死，洗刮干净，切成小块，用香料搀入，放大锅中把文武火煨好，抬到场上，一人打小锣，大喊吃肉吃肉，百钱一块。凡有呆气汉子不知事故想一尝人肉走来试吃一块，则得钱一百。然而更妙的却是在场的一端也正如此喊叫，或竟加钱至二百文。在吃肉者大约也还有得钱以外，在火候咸淡上加以批评的人。 据说湘西沅水上游，和川黔边境一带有许多苗瑶民族和汉族杂居在一起，惟其生活习惯与我们大不相同。沈从文是湘西人，又曾在黔边军队混过几年，对于苗族生活比较别人多知道一些，故他的作品关于苗族生活的描写要占一部分。这种描写，许多人称为作者作品特具的色彩，也似乎为作者自己所最得意，观其常引“龙朱”二字可知。但以我个人的观察，则较之湘西民族生活之介绍似逊一筹。我们现在以《龙朱》与《神巫之爱》为例。这两篇故事大致仿佛，可说是姊妹篇。龙朱与神巫同是苗族中 的美少年；同为许多青年妇女所倾心而庄矜自持；后来同为一个极美少女所感而陷入 情网；同有一个愚蠢而颇具风趣像DonQuixote里的山差邦诧的奴仆。故事是浪漫的，而描写则是幻想的。特别对话欧化气味很重，完全不像脑筋简单的苗人所能说出。像《神巫之爱》里五羊知道主人思慕某女郎，自愿充媒介人而主人不许时的 一段对话： 仆：“主人，差遣你蠢仆去做你所要做的事吧，他在候你的命令。” 主：“你是做不到这事的，因为我又不愿意她以外另一人知道我的心事。” 五羊喋喋不已，坚欲充任斯役，主仆又有一段对话：主：“你舌头的勇敢恐怕比你的行为大五倍。” 仆：“主人，说金子是在火里炼得出来的，仆人的能力要做去才知道。” 神巫既见所思慕的女子呈现于前，便向她求爱道：“我的主人，昨夜里在星光下你美丽如仙，今天在曰光下你却美丽如神了。……神啊，你美丽庄严的口辅，是应当为命令愚人而开的，我在此等候你的使唤。我如今是从你眼中望见天堂了。就立刻入地狱也死而无怨……我生命中的主宰，一个误登天堂用口渎了神圣的尊严的愚人行为如果引起了神圣的憎怒，你就使他到地狱去吧。” 作者原想写一个态度娴雅辞令优美的苗族美男，然而却不知不觉把他写成路易十四宫庭中人物了。又苗族男女恋爱时喜作歌辞互相唱和，其歌辞虽非我们所能知，但想也不过和《楚辞九歌》，《巴俞欠舞歌》，六朝民间乐府，刘禹锡所拟《竹枝词》；以及今曰所采集的《蜓歌》，《狼情歌》，《岭东恋歌》，《客音情歌》大同小异。不意在沈从文笔下写来，却都带着西洋情歌风味。像神巫所唱：瞅人的星我与你并不相识，我只记得一个女人的眼睛，这眼睛曾为泪水所湿，那光明将永远闪耀我心。 又： 天堂门在一个蠢人面前开时，徘徊在门外这蠢人心实不甘；若歌声是启辟这爱情的钥匙，他愿意立定在星光下唱歌一年。 本来大自然雄伟美丽的风景，和原始民族自由放纵的生活，原带着无穷神秘的美，无穷抒情诗的风味，可以使我们这些久困于文明重压之下疲乏麻木的灵魂，暂时得到一种解放的快乐。我们读到这类作品，好像在沙漠炎曰中跋涉数百里长途之后，忽然走进一片阴森蓊郁的树林，放下肩头重担，拭去脸上热汗，在如茵软草上躺了下来。顷刻之间，那爽肌的空翠，沁心的凉风，使你四体松懈，百忧消散，像喝了美酒一般，不由得沉沉入梦。记得从前读过法国19世纪大作家夏都伯里阳（F。A。 Chateaubriand）的名著《阿达拉》（Atala）、《海纳》 （Rene）等关于美洲北部未开辟时土人生活的描写，颇感此等妙趣。但夏氏曾亲赴美洲游历，对北美蛮族的风俗习惯曾下过一番研究功夫，所以其书虽然富于浪漫气氛，实非向壁虚造的故事可比。至于沈从文虽然略略明白一些“花帕族”、“白面族”的分别；能够描写神巫做法事的礼仪；哪能够知道他们男女恋爱时特殊的情形。 而他究竟没有到苗族中间去生活过，所有叙述十分之九是靠想象来完成的。许多地方似乎从希腊神话，古代英雄传说，以及澳洲、非洲艳情电影抄袭而来，虽然另有用意——解释见后——初读尚觉新奇，再读便味如嚼蜡了。最近发表的《月下小景——新十曰谈序曲》，还是以苗族中间英雄美人做题材，意境也没有超过《龙朱》和《神巫之爱》，不过篇幅很短，所取又是散文诗体裁，使读者陶醉于故事的凄厉哀艳的情绪之中，不暇去苛求它的“真实性”，以文笔论，这倒可算沈从文一切苗族生活介绍之中最优秀的一篇。 关于第三项作品题材，极为复杂，以中上阶级而论则报馆的编辑，官厅的小科员，大学教授，大学男女学生，亭子间里潦倒文士，官僚，军阀，资本家，土豪，下台后终朝拜佛念经而又干着男女秘密勾当的政客，假作正经暗地养着姘夫的太太，争妍取怜妖淫百出的姨太太，骄贵如太子公主的少爷小姐……都曾在他的文中字间留下了一幅剪影。以下等阶级而论则像船夫，厨子，仆役，草头医生，小店主，边城旅店的老板娘，私娼，野鸡，荒村的隐者，老农夫，小贩子，运私者，木匠，石匠，建筑工人，猎人，渔夫，强盗，土匪，兵士，军队中的伙夫，勤务兵，刽子手……也曾在他作品中当过一度或数度的主角。不过作者对于写作题材虽然这么“贪多”，而他的人生经验究竟不怎样丰富，他虽极力模拟他们的口吻，举止；解剖他们的气质，研究他们职务上的特别名称，无奈都不能深入。他所展露给我们观览的每个人物，仅有一副模糊的轮廓，好像雾中之花似的，血气精魂，声音笑貌，全谈不上。我们若把茅盾的《春蚕》，《林家铺子》，丁玲的《法网》，《水》；鲁迅的《风波》，《祝福》，《阿Q正传》等篇，和沈从文作品并读，便可以辨别出写作工力的差异来。这就是说茅盾等人的作品好像一股电气震撼读者心灵，沈从文的作品，则轻飘飘地抓不着我们痒处。 童话有《阿丽思中国游记》上下两卷。这是根据英国加乐里（carroll） 《阿丽思漫游奇境记》而写作的。上卷写阿丽思与兔子约翰傩喜先生到中国游历，发现中国许多腐败情形。下卷则写阿丽思由上海大都市到了他湘西的故乡，看到湘西许多野蛮风俗。这是沈氏著作中最失败的作品，内容和形式都糟。正如他自己序文中所说：“我不能把深一点的社会沉痛情形融化到一种天真滑稽里，成为全无渣滓的东西，讽刺露力乃所以成其浅保”又说：“在本书中思想方面既无办法，要救济这个失败，若能在文字的美丽风趣，好好设法，当然也可以成为一种大孩子读物。可惜这个又归失败。蕴藉近于天才，美丽是力，这大致是关乎所谓学力了。”这算是他还有自知之明的话。新近称为改变作风的《月下小景》——原名《新十曰谈》——体裁模仿意大利的卜伽丘的《十曰谈》，借一群偶然聚集某处的旅客，在消遣漫漫长夜或无聊光阴的方便谈出一个个故事来。题材取之唐释玄晖所撰《法苑珠林》中《知度论》，《大庄严论》，《生经》，《长阿含经》，《树提伽经》，《起世经》，《五分律太子须大拿经》，《杂比喻经》等。或把不完全的故事写成完全；或把几个并非同出一 经的小故事连缀一处成为一个大故事；或把故事中人物性格改变了赋以现代人的灵魂 血肉。里面如《扇陀》，《慷慨王子》，《寻觅》，《一个农夫的故事》，《爱欲》，写得都很动人。不过作者存心模仿《十曰谈》体裁，把每个美丽如诗的故事，放在骡马贩子，珠宝商人，市侩，农夫，猎人口中说出，我觉得很有些勉强。但这还可恕，最不该是故事中间往往插进作家自己的议论或安上毫无意义的头尾，将好好一篇文章弄成“美中不足”。有人说沈从文是一个“文体作家”（Stylist），他的义务是向读者贡献新奇优美的文字，内容则不必负责。不知文字可以荒唐无稽，神话童话和古代传说正以此见长——而不可以无意义。《月下小量》这本书无意义的例子我可以举出几个来。像《寻觅》那篇，X地青年为了有所不满足抛弃家财和娇妻远赴朱笛国。朱笛国王为了有所不满足抛弃王位而远赴白玉丹渊国，二人努力的结果，知道宇宙的字典永远没有“满足”这二字的存在，要想快乐除非你自己能“知足”。故事写到这里本可以戛然而止了。但作者为要使故事由本人口中叙出起见，又把那个国王和青年打发上“寻觅”的道路，并把他们一生的运命支配在到处飘泊之中，这岂不成了蛇足么？或者我们的作家以为“知足”是东方懒人思想，永远追求真理，才是现代人精神，所以要给故事这样一个结束。不知道文章的结构是要前后相称的，像裁制衣服一样，你起头既裁成一件宽袍大袖的东方式衣服，后来又加上一个西洋式尾巴，便弄得不伦不类了。又如《猎人故事》把《五分律》乌龟鸿雁迁居一小段文字敷衍成为一大篇，原不容易，但一定要把鸿雁变成人和猎人谈话，我也猜不出作家的命意。《爱欲》那篇《被刖刑者的爱》，全文既侧重妇人与刖者发生恋爱那一点，则前面兄弟为求学之故携带眷属旅行沙漠以至弟妇自杀等等描写都成了累赘。我考《法苑珠林》前后两段本属两个故事，作者将它们连接一起，又不肯使它们互相照应，所以到底还是两橛。 我们既将沈从文四部分作品讨论完毕，不妨再将他作品的哲学思想和艺术来观察一下。 沈氏虽号为“文体作家”，他的作品不是毫无理想的。不过他这理想好像还没有成为系统，又没有明目张胆替自己鼓吹，所以有许多读者不大觉得，我现在不妨冒昧地替他拈了出来。这理想是什么？我看就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态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20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中国民族以年龄论并不怎样衰老，我们只须将中国民族组织的历史研究一下便可以知道。先秦时代夏商周三民族历史虽比较久远，代之而兴的楚秦民族却是很青春的。五胡十六国之际鲜卑，匈奴，跖跋等族，以及唐以后辽金元清等游牧民族之同化于我。衰老身体里也增加不少新鲜血液。若说现代欧美民族是个20左右的少年，我们也不过30来岁的壮年罢了。说起竞争，我想我们的力量并不见得比他们逊色，不过中国民族的年龄虽不算老，文化的年龄却太老了。文化像水一样流注过久，便会发生沉淀质。我们血管曰益僵硬，骨骼曰益石灰化，脏腑工作曰益阻滞，五官百骸的动作曰益迟缓，到后来就百病丛生了。加之东汉以后，又接受了印度文化。印度文化是很奇怪的。那些生长热带衣食无忧的圣人，终曰危坐森林： 竖则恒河沙劫，阿僧劫；横则大千世界，三十三天，将精神驰骋在无边无际的境界里，将心灵陶醉在冥想法悦中。实际生活，永远闭着眼睛不看。这思想流传到中国来，与我们固有的老庄无为哲学结合，于是我们的文化便更酵发一层毒素了。胡适曾说印度人曾赠给我们两种有害礼物：一是佛教思想，一是鸦片烟。这话我认为是极有见地的。因为这种种关系，中国文化不但富于沉淀质而已，后来竟成了一潭微波不起臭秽不堪的死水。无论你是一个怎样勇敢有为的青年，到这死水里洗个浴，便立刻变成恹恹不振的病夫。许多新民族入了这老国以后，多则一二百年，少则七八十年没有不腐化的，便是铁样的证据。我们生长在这文化里，生存竞争，引为大戒。乐天安命，视为固然。由保守而退化，由退化而也就失去在地球上立足的权利。我们瞻望民族的前途，哪能不黯然以悲，又哪能不栗然以惧！ 西洋民族那样的元气淋漓，生机活泼，有如狮如虎如野熊之观，大约因为他们的文化比较年轻的缘故。我们要想恢复民族的青春，便应当接受西洋文化。接受西洋文化，便应先养成强悍粗犷的气质。记得一个曰本学者曾说中国人比之曰本人和西洋人，面貌上似乎缺乏一种野兽气息。五四运动前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极力提倡青年的兽性，或者就是为此。沈从文虽然也是这老大民族中间的一分子，但他属于生活力较强的湖南民族，又生长湘西地方，比我们多带一分蛮野气质。他很想将这分蛮野气质当做火炬，引燃整个民族青春之焰，所以他把“雄强”、“犷悍”，整天挂在嘴边。他爱写湘西民族的下等阶级，从他们龌龊，卑鄙，粗暴，淫乱的性格中；酗酒，赌博，打架，争吵，偷窃，劫掠的行为中，发现他们也有一颗同我们一样的鲜红热烈的心，也有一种同我们一样的人性。那怕是炒人心肝吃的刽子手，割负心情妇舌头来下酒的军官，谋财害命的工人，掳人勒索的绑票匪，也有他的天真可爱处。他极力介绍苗瑶的生活，虽然他觉得苗瑶是被汉族赶入深山退化民族，但他们没有沐浴汉族文化，而且多与大自然接触，生活介于人兽之间，精力似乎较汉族盛旺。所以故意将苗族的英雄儿女，装点得像希腊神话里阿波罗、维纳斯一样。他嘲讽中国文化的地方也极多，如《阿丽思中国游记》，《猎人故事》等等皆是。沈从文文字能得多数青年的同情，或者就因为他文字中具有这种投合青年心理的哲学思想吧。 谈到沈从文作品的艺术，我也有点意见想倾吐。沈氏作品艺术好处，第一是能创造一种特殊的风格。在鲁迅，茅盾，叶绍钧等系统之外另成一派。丁玲在文坛上的地位虽然高过他，但丁玲文体却显然受过他的影响。他的文字虽然很有疵病，而永远不肯落他人窠臼，永远新鲜活泼，永远表现自己。他获到这套工具之后，无论什么平凡的题材也能写出不平凡的文字来。好像吕纯阳的指头，触到山石都成黄金，好像神话里的魔杖能够将平常境界幻化为缥渺仙国。第二，结构多变化。茅盾在《宿莽》弁言中曾说：“一个已经发表过若干作品的作家的问题，也就是怎样使自己不至于粘滞在自己所铸成的一定的模型中。”郁达夫除自叙体小说外，不能写别的东西，张资平三角恋爱小说千篇一律，可见茅盾所说的困难打破之不易。沈从文小说题材既极广博，结构上要使它不雷同很难办到。但我们的作家，在这方面很显了些手段。他的小说有些是逆起的，例如《喽罗》；有些是顺起的，例如《岚生同岚生太太》；有些是以议论引起来的，例如《第四》；有些是以一封信引起来的，例如《男子须知》。他虽然写了许多篇短篇小说，差不多每篇都有一个新结构，不使读者感到单调与重复，其组织力之伟大，果然值得赞美。而且每篇小说结束时，必有一个“急剧转变” （a quick turn）。像《虎雏》那篇，他所收养教育的聪明小兵终于逃走；《夜》那篇，隐居老人开房示人以死妇尸体；《牛》那篇，牛大伯的牛被拉夫者拉去；《冬的空间》那篇，X女士之投海；《入伍后》那篇，二哥之被仇人支解；《岚生同岚生太太》那篇，太太闻女校学生烫头发出而掷其火酒瓶……全篇文字得这样一结，可以给人一个出乎意外的感想，一个愉快的惊奇。 第二，句法短峭简练，富有单纯的美。听说沈氏常以此自夸，则这种文笔之造成，一定是他有意的努力。如《我的小学教育》自述小时生活道：“正月，到小教场去看迎春；三月间，去到城头放风筝；五月，看划船；六月，上山捉蛐蛐，下河洗澡；七月，烧包；八月，看月；九月登高；十月打陀螺；十二月扛三牲盘子上庙敬神；平常曰子，上学，买菜，请客，送丧。”这似由一首旧式儿歌变化而来，句法则似《月令》。举此一例可概其余了。 第三，造语新奇，有时想入非非，令人发笑。像“这个人那时正从山西过北京，一个又体面又可爱的人物，在×××最粗糙的比喻上，说那个人单是拿他的脸或者一张口，或者身上任何一部分放到当铺中去也很容易质到一笔大数目款项。”（《第四》）“因为好的天气，是不比印子钱可以用息金借来的。”（《牛》）“人家的怜悯，虽不一定比送礼物来得不慷慨，却实在比礼物还无用的一种东西。”（《爹爹》）诸如此类的言语，沈氏作品中几于俯拾即是，不必具引。别说这是容易，一个性灵尚未被旧文学格式压扁和窒死的人才能有这样自由的想象，才能作这样有趣的譬喻。 沈从文创作的缺点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首为过于随笔化。他好像是专门拿EssayConter的笔法来写小说的。他曾自己解释道：“从这一小本集子上看，可以得一结论，就是文章更近于小品散文，于描写虽同样尽力，于结构更疏忽了。照一般说法，短篇小说的必需条件所谓‘事物的中心"、‘人物的中心"、‘提高"或‘拉紧"，我全没有顾到。也像有意这样做，我只平平的写去，到要完了就止，事情完全是平常的事情，故既不夸张，也不剪裁的把它写下去了……我还是没有写过一篇一般人所谓的小说的小说，是因为我愿意在章法外接受失败，不想在章法内得到成功。”（《石子船跋》）本来用随笔体裁写故事，在法文有所谓“Conte”①者之一体。如佛郎士《我友之书》（LeLiverdemonami） ，都德的《磨坊尺牍》（LesLettresdemonmoulin）、《曰曜故事》（LescontesduLundi）就是这类文章，这与小说（Novel） 是大有分别的。沈氏原是个“说故事的人”，用Conte体裁来写故事亦未尝不可，不过篇篇如此，也就有些讨厌了。 次则用字造句，虽然力求短峭简炼，描写却依然繁冗拖沓。有时累累数百言还不能达出“中心思想”。有似老妪谈家常，叨叨絮絮，说了半天，听者尚茫然不知其命意之所在；又好像用软绵绵的拳头去打胖子，打不倒他的痛处。他用一千字写的一段文章，我们将它缩成百字，原意仍可不失。因此他的文字不能像利剑一般刺进读者的心灵，他的故事即写得如何悲惨可怕，也不能在读者脑筋里留下永久不能磨灭的印像。在这一点上他与王统照初期作风倒有相象处。据赵景深说，王统照的文字“都是经过若干次的修改和锤炼的”，然而我们读了他的《春雨之夜》，《黄昏》，《一叶》等作只觉得它们“肉多于骨”，只觉得它们重复，琐碎，令人厌倦。世上如真有“文章病院”的话，王统照的文字应该割去二三十斤的脂肪，沈从文的文字则应当抽去十几条使它全身松懈的懒筋。作者写文字时信笔挥洒毫不着急，思想到了哪里，他的笔锋也就到了哪里。不幸他的思想是有些夹杂不清的，所以文字的体裁也就不能十分精醇爽利。 作者虽未曾受过高深的教育，未曾读过多少书，然而他有像英国哲学家斯宾塞磁石一般善于吸收的头脑，野猫一般善于侦伺的眼光。那怕在一个平凡人生经验上，一篇书上，一句普通朋友谈话上，都可以找到他创作的灵感。似乎世间没有一件事一件东西不足融化而为他写作的题材的。有时他的灵感从什么地方得来，我们都可以清楚知道，不过叫我们去写却写不出来。他自己说能在一件事上发生五十种联想（《阿丽思中国游记自序》），大约不是一句夸诞的话。为了他有这样能力，所以拼命大量生产，拼命将酝酿未曾成熟的情感，观察未曾明晰的对象，写成文章。有时甚至不惜捏造离奇古怪不合情理的事实来吸引读者的兴趣，像《都市一妇人》和《医生》简直写成了一篇低级趣味的Romance①，他文章的轻飘，空虚，浮泛等病均由此而起。这时候他过强的想象力变成了他天才的障碍，左右逢源的妙笔也变成他写作技巧的致命伤了。我常说沈从文是一个新文学界的魔术家。他能从一个空盘里倒出数不清 的苹果鸡蛋；能从一方手帕里扯出许多红红绿绿的缎带纸条；能从一把空壶里喷出洒 洒不穷的清泉；能从一方包袱下变出一盆烈焰飞腾的大火，不过观众在点头微笑和热烈鼓掌之中，心里总有“这不过玩手法”的感想。沈从文之所以不能如鲁迅，茅盾，叶绍钧，丁玲等成为第一流作家，便是被这“玩手法”三字决定了的！ 但是作者的天才究竟是可赞美的。他的永不疲乏的创作力尤其值得人惊异。只要他以后不滥用他过多的想象力，将作品产量节制一点，好好去收集人生经验，细细磨琢他的文笔，还有光明灿烂的黄金时代等着他在前面！

　　沈从文（1902-1988）， 京派小说代表人物，原名沈岳焕，荒僻神秘的湘西凤凰县，有苗汉土家族的血统。14岁高小毕业后入伍，看尽人世黑暗而产生厌恶心理。接触新文学后，他于1923年寻至北京，欲入大学而不成，窘困中开始用“休芸芸”这一笔名进行创作。至三十年代起他开始用小说构造他心中的“湘西世界”，完成一系列代表作，如《边城》、《长河》等。他以“乡下人”的主体视角审视当时城乡对峙的现状，批判现代文明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所显露出的丑陋，这种与新文学主将们相悖反的观念大大丰富了现代小说的表现范围。　　沈从文一生创作的结集约有80多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个。早期的小说集有《蜜柑》、《雨后及其他》、《神巫之爱》等，基本主题已见端倪，但城乡两条线索尚不清晰，两性关系的描写较浅，文学的纯净度也差些。30年代后，他的创作显著成熟，主要成集的小说有《《龙朱》、《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八骏图》、《如蕤集》、《从文小说习作选》、《新与旧》、《主妇集》《春灯集》《黑凤集》等，中长篇《阿丽思中国游记》、《边城》、《长河》、散文《从文自传》、《记丁玲》、《湘行散记》、《湘西》，文论《废邮存底》及续集、《烛虚》、《云南看云集》等。　　从作品到理论，沈从文后来完成了他的湘西系列，乡村生命形式的美丽，以及与它的对照物城市生命形式批判性结构的合成，提出了他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本于自然，回归自然的哲学。“湘西”所能代表的健康、完善的人性，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正是他的全部创作要负载的内容。　　沈从文全部作品：http://www.wensou.com/a48.htm　　沈从文传：http://book.mumayi.net/jzwx/zgxdrwcj/scw/

沈从文作品全集 　　作家简介：沈从文（1902～1988），现代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原名沈岳焕，笔名小兵、懋琳、休芸芸等。湖南凤凰（今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苗族。1918年小学毕业后随本乡土著部队到沅水流域各地，随军在川、湘、鄂、黔四省边区生活，开始接触中外文学作品。1923年到北京自学并学习写作。曾去北京大学旁听。1924年后开始发表作品，并与胡也频合编《京报副刊》和《民众文艺》周刊。1928年到上海与胡也频、丁玲编辑《红黑》、《人间》杂志。翌年任教于中国公学。1930年起在武汉大学、青岛大学任教。1934年起编辑北平和天津的《大公报》副刊《文艺》。抗日战争爆发后，到昆明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任北京大学教授，编辑《大公报》、《益世报》等文学副刊。从1926年出版第一本创作集《鸭子》开始，沈从文出版了7O余种作品集，被人称为多产作家。至40年代刊行的作品主要有：短篇小说集《蜜柑》、《雨后及其他》、《神巫之爱》、《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如蕤集》、《八骏图》，中篇小说《一个母亲》、《边城》，长篇小说《旧梦》、《长河》，散文集《记胡也频》、《记丁玲》、《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湘西》等。他的小说取材广泛，描写了从乡村到城市各色人物的生活，其中以反映湘西下层人民生活的作品最具特色。代表作《边城》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表现自然、民风和人性的美，提供了富于诗情画意的乡村风俗画幅，充满牧歌情调和地方色彩，形成别具一格的抒情乡土小说。他的创作表现手法不拘一格，文体不拘常例，故事不拘常格，尝试各种体式和结构进行创作，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文体作家”。他的散文也独具魅力，为现代散文增添了艺术光彩。一些后来的作家曾深受他创作风格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沈从文被安排到中国历史博物馆，从事文物、工艺美术图案及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工作。1957年放弃了文学生涯。1978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研究员，致力于中国古代服饰及其他史学领域的研究。研究成果有《唐宋铜镜》、《龙凤艺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学术著作。1980年曾应邀赴美国讲学，1982年增补为中国文联委员。沈从文的著作除前面列举的外，还有论文集《沫沫集》、《废邮存底》、《云南看云集》，批评专集《现代中国作家评论选》，以及多种沈从文的选集和多卷本《沈从文文集》等。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笔名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乳名茂林，字崇文。湖南凤凰县人，祖母刘氏是苗族，其母黄素英是土家族，祖父沈宏富是汉族。沈从文是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31年－1933年在山东大学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1988年病逝于北京。　　代表作品主要有《边城》、《长河》、《唐宋铜镜》、《龙凤艺术》、《战国漆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般来讲最著名的就是《边城了》，现在应该是中学必读名著中的一个吧？　　小说集　　《老实人》　　《蜜柑》　　《雨后及其他》　　沈从文及其作品(5张)　　《神巫之爱》　　《龙朱》　　《旅店及其他》　　《石子船》　　《虎雏》　　《阿黑小史》　　《月下小景》　　《八骏图》　　《如蕤集》　　《从文小说习作选》　　《雪晴》　　《新与旧》　　《主妇集》　　《春灯集》　　《黑凤集》　　《阿丽思中国游记》　　《边城》 (其中《端午日》选入江苏版七年级语文上册;第一章，第十三章选入上海市高中一年级教材，第3~6节选入人教版高中必修5）　　《长河》　　散文集　　《沈从文散文选》《记胡也频》　　《从文自传》　　《记丁玲》　　《湘行散记》　　《湘西》　　《废邮存底》　　《烛虚》　　《云南看云集》　　学术著作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从文赏玉》

原名沈岳焕，主要笔名还有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湖南凤凰人。1918年在家乡小学毕业后，随当地土著部队流徙于湘、川、黔、边境与沅水流域一带，后正式参军，当过上士司书。旧军队的黑暗与人民的淳朴、雄强，使他产生追求美好人生、善良德性的愿望和不断思索民族命运的沉忧隐痛。1922年在五四思潮吸引下独身来到北京。升学未成，在郁达夫、徐志摩等人鼓励下，于艰苦条件自学写作。1924年，他的作品最早载于《晨报副刊》，接着又在《现代评论》、《小说月报》上得到发表。1928年，与胡也频、丁玲相继来到上海，曾共同创办《红黑》杂志。1929年在上海中国公学教书。这时期的作品结集为《鸭子》、《旅店及其他》、《甜柑》等，所描写的湘西乡俗民风和鲜明的生活样式，引起人们的注目。《萧萧》、《牛》、《柏子》、《阿丽思中国漫游奇境记》显示了他早期小说较成功的乡土抒写和历史文化思考。 1930年后赴青岛大学执教，创作日丰，并写有意在探讨中国现代小说发展的评论多篇。1933年9月，接编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经两年又与萧乾合编此刊。围绕这个当时地方文坛的重镇，形成了以他为首的京派作家群。到抗战前，出版了20多个作品集，有《石子船》、《虎？》、《月下小景》、《八骏图》等，还有重要的选本《从文小说习作选》。中篇小说《边城》于1934年问世，写撑渡船老人与孙女翠翠的纯朴生活及翠翠的恋爱悲剧，标志着他的小说的成熟。 抗战爆发后，经武汉、长沙，取道湘西去云南。途径沅陵时，写散文《湘西》、长篇小说《长河》（第1卷）。后至昆明西南联大任教。1945年后回京，在北京大学教书。同时编《大公报》《益世报》文艺副刊。 1949年以后，长期从事文物工作 。先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研究中国古代服饰和物质文化史。1960年发表《龙凤艺术》等文。1978年调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他以作家身份被邀参加第三次全国文代会，增补为全国文联委员。1980年曾美国讲学。1981年出版了历时15年写成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专著。其文学作品近年得到大力整理出版。 他的创作构筑成充满艺术魅力的湘西世界及其相映的的都市上流社会系统，表现他特殊的文化批判精神与重造民族性格的理想。对故乡自然美、人情美和乡民原始生命力的礼赞，表明他站在乡村中国立场上来看待整个中国进入现代文明的痛苦过程。他主要创造了乡土抒情小说文体，其散文继承古代游记、笔记的传统，素淡而动人，都对当代文学发生着影响。 [著作书目] 鸭子（小说、戏剧等合集）1926，北新 蜜柑（短篇小说集）1927，新月 入伍后（小说、戏剧合集）1928，北新 好管闲事的人（短篇小说集）1928，新月 老实人（短篇小说集）1928，现代 阿丽思中国游记（童话）1928，新月 篁君日记（中篇小说）1928，文化学社 山鬼（短篇小说）1928，光华 雨后及其他（短篇小说集）1928，春潮书局 长夏（短篇小说）1928，光华 阿丽思中国游记（第2卷，童话）1928，新月 不死日记（短篇小说集）1928，人间 呆官日记（中篇小说）1929，上海远东书店 男子须知（短篇小说集）1929，红黑 十日夜间（小说、戏剧合集）1929，光华 神巫之爱（中篇小说）1929，光华 旅店及其他（短篇小说集）1930，中华 凤子（短篇小说集）1930，杭州苍山书店 一个天才的通信（中篇小说）1930，光华 沉从文甲集（短篇小说集）1930，神州 旧梦（长篇小说）1930，商务 石子船（短篇小说集）1931，中华 沈从文子集（短篇小说集）1943，新月 龙朱（短篇小说集）1931，上海寻乐轩 一个女剧员的生活（长篇小说）1931，上海大东书局 虎雏（短篇小说集）1931，新中国 记胡也频（散文）1932，光华 泥涂（中篇小说）1932，北平星云堂书店 都市一妇人（短篇小说集）1932，新中国 慷慨的王子（短篇小说）1933，良友 阿黑小史（中篇小说）19333，新时代 月下小景（短篇小说集）1933，现代 一个母亲（短篇小说）1933，上海合成书局 沫沫集（评论集）1934，上海大东书局 游目集（短篇小说集）1934，生活 如蕤集（短篇小说集）1934，生活 从文自传 1934，上海第一出版社 记丁玲（散文）1934，良友 边城（中篇小说）1934，生活 八骏图（短篇小说集）1935，文生 从文小说集 1936，上海大光书局 湘行散记（散文集）1936，商务 从文小说习作选（上下册）1936，良友 月下小景外八篇（短篇小说集）1936，复兴 新与旧（短篇小说集）1936，良友 东方现代文选（论难文）编选，1936，上海东方文学社 东方现代文选（记叙文）编选，1936，上海东方文学社 废邮存底（书信体文论集）与萧乾合著，1937，文生 一个妇人的日记（短篇小说）1938，晨光 记丁玲（续集，散文）1939，良友 湘西（散文）1939，长沙文史丛书编辑部 昆明冬景（论文、散文合集）1939，文生 主妇集（短篇小说集）1939，商务（长沙） 绅士的太太（短篇小说）1940，上海三通书局 如蕤（短篇小说集）1941，上海艺流书店 烛虚（散文评论集）1941，文生 沈从文自转 1943，上海中央书店 春灯集（短篇小说集）1943，开明（桂林） 云南看云集（评论集）1943，重庆国民图书出版公司 黑凤集（短篇小说集）1943，开明（桂林） 长河（第1卷，长篇小说）1945，昆明文聚社 沈从文小说选集 1957，人文 中国丝绸图案 与王家树合编，1957，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 唐宋铜镜 1958，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 龙凤艺术（文集）1960，作家 沈从文短篇小说选 1978，香港文教出版社 从文小说选 1980，香港时代图书有限公司 从文散文选 1980，香港时代图书有限公司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1981，香港商务 沈从文散文选 1981，湖南人民 沈从文小说选（1—2））1982，人文 沈从文散文选 1982，人文 沈从文文集（1—12）1982—1984，花城、香港三联 沈从文选集（1—5）1983，四川人民 湘西风采（散文集）沈从文等1983，湖南人民 神巫之爱（小说、散文集）1983，花城 凤凰（小说散文集）1986，文化艺术 沈从文代表作（小说、散文集）1987，黄河文艺

《边城》是他的代表作 。沈从文的主要作品有《龙珠》、《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八骏图》等。

沈从文一生创作的结集约有８０多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个。早期的小说集有《蜜柑》《雨后及其他》《神巫之爱》等，基本主题已见端倪，但城乡两条线索尚不清晰，两性关系的描写较浅，文学的纯净度也差些。３０年代后，他的创作显著成熟，主要成集的小说有《龙珠》《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八骏图》《如蕤(rui)集》《从文小说习作选》《新与旧》《主妇集》《春灯集》《黑凤集》等，中长篇《阿丽思中国游记》《边城》《长河》，散文《从文自传》《记丁玲》《湘行散记》《湘西》，文论《废邮存底》及续集、《烛虚》《云南看云集》等。沈从文由于其的创作风格的独特，在中国文坛中被誉为“乡土文学之父”。

沈从文[苗](1902．12．28-1988．5．10) 沈从文原名沈岳焕，主要笔名还有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湖南凤凰人。1918年自家乡小学毕业后，随当地土著部队流徒于湘、川、黔边境与沅水流域一带，后正式参军，当过上士司书。 1922年在五四思潮吸引下自身来到北京，升学未成，在郁达夫、徐志摩等人鼓励下，于艰苦条件下自学写作。1924年，他的作品最早载于《晨报副刊》，接着又在《现代评论》、《小说月报》上发表。1928年，与胡也频、丁玲相继来到上海，曾共同创办《红黑》杂志。1929年在上海中国公学教书。这时期的作品结集为《鸭子》、《旅店及其他》、《蜜柑》等，所描写的湘西乡俗民风和鲜明的生活，引起人们的注目。《萧萧》、《牛》、《柏子》、《阿丽思中国漫游奇境记》显示了他早期小说较成功的乡土抒写和历史文化思考。 1930年后赴青岛大学执教，创作日丰。到抗战前，出版了20多个作品集，有《石子船》、《虎雏》、《月下小景》、《八骏图》等，还有重要的选本《从文小说习作选》。中篇小说《边城》于1934年问世，标志着他的小说的成熟。 抗战爆发后，经武汉、长沙，取道湘西去云南。途经沅陵时，写散文《湘西》、长篇小说《长河》(第1卷)。后至昆明西南联大任教。1945年后回京，在北京大学教书。问时编《大公报》、《益世报》文艺副刊。 1949年以后，长期从事文物工作。先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研究中国古代服饰和物质文化史。1960年发表《龙凤艺术》等文。1978年调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他以作家身份被邀参加第三次全国文代会，增补为全国文联委员。1980年曾赴美国讲学。1981年出版了历时15年写成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专著。 著作书目： 《鸭子》(小说、戏剧等合集)1926，北新 《蜜柑》(短篇小说集)1927，新月 《入伍后》(小说、戏剧合集)1928，北新 《好管闲事的人》(短篇小说集)1928，新月 《老实人》(短篇小说集)1928，现代 《阿丽思中国游记》(童话)1928，新月 《篁君日记》(中篇小说)1928，文化学社 《山鬼》(短篇小说)1928，光华 《雨后及其他》(短篇小说集)1928，春潮书局 《长夏》(短篇小说) 1928，光华 《阿丽思中国游记》(第2卷，童话) 1928，新月 《不死日记》(短篇小说集)1928，人间 《呆官日记》(中篇小说)1929，上海远东书店 《男子须知》(短篇小说集)1929，红黑 《十日夜间》(小说、戏剧合集)1929，光华 《神巫之爱》(中篇小说)1929，光华 《旅店及其他》(短篇小说集)1930，中华 《凤子》(短篇小说集)1930，杭州苍山书店 《-个天才的通信》(中篇小说)1930，光华 《沈从文甲集》(短篇小说集)1930，神州 《旧梦》(长篇小说)1920，商务 《石子船》(短篇小说集)1932，中华 《沈从文子集》(短篇小说集)1931，新月 《龙朱》(短篇小说集)1931，上海寻乐轩 《-个女剧员的生活》(长篇小说)1931，上海大东书局 《虎雏》(短篇小说集)1932，新中国 《记胡也频》(散文)1932，光华 《泥涂》(中篇小说)1932，北平星云堂书店 《都市一妇人》(短篇小说集)1932，新中国 《慷慨的王子》(短篇小说)1933，良友 《阿黑小史》(中篇小说)1933，新时代 《月下小景》(短篇小说集)1933，现代 《一个母亲》(短篇小说)1933，上海合成书局 《沫沫集》(评论集)1934，上海大东书局 《游目集》(短篇小说集)1934，上海大东书局 《如蕤集》(短篇小说集)1934，生活 《从文自传》 1934，上海第一出版社 《记丁玲》(散文)1934，良友 《边城》(中篇小说)1934，生活 《八骏图》(短篇小说集)1935．文生 《从文小说集》 1936，上海大光书局 《湘行散记》(散文集)1936，商务 《从文小说习作选》(上下册)1936，良友 《月下小景外八篇》(短篇小说集) 1936，复兴 《新与旧》(短篇小说集)1936，良友 《废邮存底》(书信体文论集)与萧乾合著，1937，文生 《一个妇人的日记》(短篇小说)1938， 晨光 《记丁玲》(续集，散文)1939，良友 《湘西》(散文)1939，长沙文史丛书编辑部 《昆明冬景》(论文、散文合集)1939，文生 《主妇集》(短篇小说集)1939，商务(长沙) 《绅士的太太》(短篇小说)1940，上海三通书局 《如蕤》(短篇小说集)1941，上海艺流书店 《烛虚》(散文评论集)1941，文生 《沈从文自传》 1943，上海中央书店 《春灯集》(短篇小说集)1943，开明(桂林) 《云南看云集》(评论集)1943，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 《黑风集》(短篇小说集)1943，开明(桂林) 《长河》(第 l卷，长篇小说) l945，昆明文聚社 《沈从文小说选集》 1957，人文 《沈从文短篇小说选》 1978，香港文教出版社 《从文小说选》 1980，香港时代图书有限公司 《从文散文选》 1980，香港时代图书有限公司 《沈从文散文选》 1981，湖南人民 《沈从文小说选》 1981，湖南人民 《沈从文小说选》 (1-2)1982，人文 《沈从文散文选》 1982，人文 《沈从文文集》(1-12) l982一1984，花城、香港三联 《沈从文选集》(1一5)1983，四川人民 《神巫之爱》(小说、散文集)1983、花城 《凤凰》(小说散文集)1986，文化艺术 《沈从文代表作》(小说、散文集)1987， 黄河文艺

小说集 《老实人》 《蜜柑》 《雨后及其他》 《神巫之爱》 《龙朱》 《旅店及其他》 《石子船》 《虎雏》 《阿黑小史》 《月下小景》 《八骏图》 《如蕤集》 《从文小说习作选》 《新与旧》 《主妇集》 《春灯集》 《黑凤集》 《阿丽思中国游记》 《边城》 (其中《端午日》选入江苏版七年级语文上册;s第一章，第十三章选入上海市高中一年级教材，第3~6节选入人教版高中必修5） 《长河》散文集 《记胡也频》 《从文自传》 《记丁玲》 《湘行散记》 《湘西》 《废邮存底》 《烛虚》 《云南看云集》学术著作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从文赏玉》相关传记 沈从文，《从文自传》，湖南美术出版社 金介甫，《沈从文传》，国际文化出版社 凌宇，《沈从文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吴世勇，《沈从文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 李辉，《沈从文图传》，长江文艺出版社

　　【沈从文】（1902～1988）现代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原名沈岳焕，笔名小兵、懋琳、休芸芸等。湖南凤凰（今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苗族。1918年小学毕业后随本乡土著部队到沅水流域各地，随军在川、湘、鄂、黔四省边区生活，开始接触中外文学作品。1923年到北京自学并学习写作。曾去北京大学旁听。1924年后开始发表作品，并与胡也频合编《京报副刊》和《民众文艺》周刊。1928年到上海与胡也频、丁玲编辑《红黑》、《人间》杂志。翌年任教于中国公学。1930年起在武汉大学、青岛大学任教。1934年起编辑北平和天津的《大公报》副刊《文艺》。抗日战争爆发后，到昆明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任北京大学教授，编辑《大公报》、《益世报》等文学副刊。从1926年出版第一本创作集《鸭子》开始，沈从文出版了7O余种作品集，被人称为多产作家。至40年代刊行的作品主要有：短篇小说集《蜜柑》、《雨后及其他》、《神巫之爱》、《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如蕤集》、《八骏图》，中篇小说《一个母亲》、《边城》，长篇小说《旧梦》、《长河》，散文集《记胡也频》、《记丁玲》、《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湘西》等。他的小说取材广泛，描写了从乡村到城市各色人物的生活，其中以反映湘西下层人民生活的作品最具特色。代表作《边城》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表现自然、民风和人性的美，提供了富于诗情画意的乡村风俗画幅，充满牧歌情调和地方色彩，形成别具一格的抒情乡土小说。他的创作表现手法不拘一格，文体不拘常例，故事不拘常格，尝试各种体式和结构进行创作，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文体作家”。他的散文也独具魅力，为现代散文增添了艺术光彩。一些后来的作家曾深受他创作风格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沈从文被安排到中国历史博物馆，从事文物、工艺美术图案及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工作。1957年放弃了文学生涯。1978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研究员，致力于中国古代服饰及其他史学领域的研究。研究成果有《唐宋铜镜》、《龙凤艺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学术著作。1980年曾应邀赴美国讲学，1982年增补为中国文联委员。沈从文的著作除前面列举的外，还有论文集《沫沫集》、《废邮存底》、《云南看云集》，批评专集《现代中国作家评论选》，以及多种沈从文的选集和多卷本《沈从文文集》等。　　沈从文（1902-1988）， 京派小说代表人物，原名沈岳焕，荒僻神秘的湘西凤凰县，有苗汉土家族的血统。14岁高小毕业后入伍，看尽人世黑暗而产生厌恶心理。接触新文学后，他于1923年寻至北京，欲入大学而不成，窘困中开始用“休芸芸”这一笔名进行创作。至三十年代起他开始用小说构造他心中的“湘西世界”，完成一系列代表作，如《边城》、《长河》等。他以“乡下人”的主体视角审视当时城乡对峙的现状，批判现代文明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所显露出的丑陋，这种与新文学主将们相悖反的观念大大丰富了现代小说的表现范围。　　沈从文一生创作的结集约有80多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个。早期的小说集有《蜜柑》、《雨后及其他》、《神巫之爱》等，基本主题已见端倪，但城乡两条线索尚不清晰，两性关系的描写较浅，文学的纯净度也差些。30年代后，他的创作显著成熟，主要成集的小说有《《龙朱》、《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八骏图》、《如蕤集》、《从文小说习作选》、《新与旧》、《主妇集》《春灯集》《黑凤集》等，中长篇《阿丽思中国游记》、《边城》、《长河》、散文《从文自传》、《记丁玲》、《湘行散记》、《湘西》，文论《废邮存底》及续集、《烛虚》、《云南看云集》等。　　从作品到理论，沈从文后来完成了他的湘西系列，乡村生命形式的美丽，以及与它的对照物城市生命形式批判性结构的合成，提出了他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本于自然，回归自然的哲学。“湘西”所能代表的健康、完善的人性，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正是他的全部创作要负载的内容。（宇慧根据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整理撰写）　　沈从文简介　　沈从文先生（1902～1988），现代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学者。原名沈岳焕，笔名小兵、懋琳、休芸芸等。湖南凤凰（今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苗族。1918年小学毕业后随本乡土著部队到沅水流域各地，随军在川、湘、鄂、黔四省边区生活。1923年到北京自学并学习写作。1924年后开始发表作品，并与胡也频合编《京报副刊》和《民众文艺》周刊。1928年到上海与胡也频、丁玲编辑《红黑》、《人间》杂志。翌年任教于中国公学。1930年起在武汉大学、青岛大学任教。1934年起编辑北平和天津的《大公报》副刊《文艺》。抗日战争爆发后，到昆明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任北京大学教授，编辑《大公报》、《益世报》等文学副刊。从1926年出版第一本创作集《鸭子》开始，沈从文先生出版了70余种作品集，被人称为多产作家。至40年代刊行的作品主要有：短篇小说集《蜜柑》、《雨后及其他》、《神巫之爱》、《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如蕤集》、《八骏图》，中篇小说《一个母亲》、《边城》，长篇小说《旧梦》、《长河》，散文集《记胡也频》、《记丁玲》、《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湘西》等。还有论文集《沫沫集》、《废邮存底》、《云南看云集》，批评专集《现代中国作家评论选》，以及多种沈从文的选集和多卷本《沈从文文集》等。他的小说取材广泛，描写了从乡村到城市各色人物的生活，其中以反映湘西下层人民生活的作品最具特色。代表作《边城》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表现自然、民风和人性的美，提供了富于诗情画意的乡村风俗画幅，充满牧歌情调和地方色彩，形成别具一格的抒情乡土小说。他的创作表现手法不拘一格，文体不拘常例，故事不拘常格，尝试各种体式和结构进行创作，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文体作家”。他的散文也独具魅力，为现代散文增添了艺术光彩。一些后来的作家曾深受他创作风格的影响。在文学态度上，沈从文先生一直坚持自由主义立场，坚持文学要超越政治和商业的影响。　　1948年沈从文先生受到了左翼文化界猛烈批判，郭沫若斥责沈从文先生：“一直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1949年，沈从文先生放弃了文学创作，被安排到中国历史博物馆，担任了一名历史博物馆的讲解员。沈从文先生的下半生从事文物、工艺美术图案及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工作。1978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研究员，致力于中国古代服饰及其他史学领域的研究。先后发表了《唐宋铜镜》、《龙凤艺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学术著作。与沈从文先生在国内的默默无闻相反，沈先生在国外名声鹊起，于1980年应邀赴美国讲学，并进入诺贝尔文学奖的终审名单。1988年，86岁的沈从文先生因为心脏病复发离开了人世，为后人留下了无限的惋惜。　　姓名：沈从文　　性别：男　　出生年月：1902—1988年　　籍贯：湖南　　沈从文（男）（1902—1988）原名沈茂林、沈岳焕，笔名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湖南凤凰人。1917年小学毕业后，参加家乡土著部队预备兵的训练，后正式从军，任上士司书，后来作过屠宰收税员。谙熟湘西民风民俗，对其后来创作的题材选择和艺术风格形成很大影响。因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1922年到北京谋求升学，未果，开始写作求生。曾与胡也频合编《京报》副刊，同时在香山慈幼院图书馆工作。1928年到上海，先后与丁玲合编《红与黑》，并曾参加新月社。出版了《鸭子》、《阿丽思中国游记》、《入伍后》、《雨后及其他》、《巫神之爱》等作品和作品集。此后历任中国公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教职。编过天津版《大公报》文艺副刊。30年代是他的创作高峰期，出版了中篇小说《边城》、《阿黑小史》，短篇小说集《虎雏》、《月下小景》、《如蕤集》、《八骏图》、《新与旧》，传记《记胡也频》、《记丁玲》，散文集《从文自传》、《湘西散记》、《湘西》等作品，成为文坛影响颇大的京派小说家。在三四十年代的历次论争中，他一再显出与左翼文学思潮的隔膜。1948年曾被郭沫若点名批判，一度使他因神经过度紧张造成疾病，幸自杀未遂，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馆等从事工艺美术和物质文化史的研究，不再从事文学创作。1978年调任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1981年长期研究的成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香港商务印书馆初版）出版。80年代初期开始出现一股“沈从文热”，对他的研究逐步深入，对他的作品的评价也越来越高。近年他的书信集《从文家书》出版后更引起了学界广泛的研究兴趣。他的小说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湘西艺术世界，在这个恬淡静谧的氛围中揭示乡村生命形式的美丽，以及对它的对照物城市生命形式的批判，是一种自然、纯朴、自由的抒情文学。他把乡土文学发展到了更高的境界，小说达到了乡情风俗、人事命运、人物形象完美和谐、浑然一体的境地，语言具有个性，生机勃勃。而他至善至美的文学理想，探求人性的文学立场，在当时喧哗的时代中迟迟不能得到理解。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苗族湖南凤凰县人，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园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1988年病逝于北京。　　沈从文一生共出版了《石子船》、《从文子集》等30多种短集小说集和《边城》，《长河》等6部中长篇小说，沈从文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乡村世界的主要表现者和反思者，他认为“美在生命”虽身处于虚伪、自私和冷漠的都市，却醉心于人性之美，他说：“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习作选集代序》)。　　沈从文的创作风格趋向浪漫主义，他要求小说的诗意效果，融写实、纪梦、象征于一体，语言格调古朴，句式简峭、主干凸出，单纯而又厚实，朴纳而又传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彩。整个作品充满了对人生的隐忧和对生生命的哲学思考，如他那实在而又顽强的生命，给人教益和启示。　　沈从文创作的小说主要有两类，一种是以湘西生活为题材，一种是以都市生活为题材，前者通过描写湘西人原始，身然的生命形式，赞美人性美；后者通过都市生活的腐化堕落，揭示都市自然人性的丧失。其笔下的乡村世界是在与都市社会对立互参的总体格局中获得表现的，而都市题材下的上流社会“人性的扭曲”他是在“人与自然契合”的人生理想的烛照下获得显现，正是他这种独特的价值尺度和内涵的哲学思辨，构起了沈从文笔下的都市人生与乡村世界的桥梁，也正由于这种对以金钱为核心的“现代文学”的批判，以及对理想浪漫主义的追求，使得沈从文写出了《边城》这样的理想生命之歌。　　中篇小说《边城》是他的代表作，寄寓着沈从文“美”与“爱”的美学理想，是他表现人性美最突出的作品，通过湘西儿女翠翠恋人傩送的爱情悲剧，反映出湘西在“自然”、“人事”面前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一代又一代重复着悲涂的人生，寄托了作者民族的和个人的隐痛。　　凤凰，了解凤凰，是从沈从文开始的。1902年12月28日，我国著名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沈从文先生诞生在凤凰古城中营街的一座典型的南方古四合院里。四合院是沈从文先生曾任清朝贵州提督的祖父沈宏富于同治五年（1866年）购买旧民宅拆除后兴建的，是一座火砖封砌的平房建筑。四合院分前后两进，中有方块红石铺成的天井，两边是厢房，大小共11间。房屋系穿斗式木结构建筑，采用一斗一眼合子墙封砌。马头墙装饰的鳌头，镂花的门窗，小巧别致，古色古香。整座建筑具有浓郁的湘西明清建筑特色。二十年代就蜚声文坛，被誉为“中国第一流的现代文学作家，仅次于鲁迅”（金介甫Jefferey C.KinKley著《沈从文论》）的沈从文先生在这里度过了他充满传奇色彩的童年。　　沈从文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他1917年到1922年漂游在湘西沅水流域；1923闯入北京，1923年至1928年在北京以写作谋生；1928年至1930年，在上海中国公学任讲师，兼《大公报》、《益世报》等文艺副刊主编；1931年至1933年在青岛大学任讲师；1934年至1939年在北京主编全国中小学国文教科书；1939年至1947年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授；1947年至1949年在北京大学任教授；1950年至1978年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任文物研究员；1978年至198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任研究员。沈从文先生的文学作品《边城》、《湘西》、《从文自传》等，在国内外有重大的影响。他的作品被译成日本、美国、英国、前苏联等四十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并被美国、日本、韩国、英国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选进大学课本，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侯选人。沈从文先生不仅是著名的作家，还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他撰写出版了《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龙凤艺术》、《战国漆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等学术专著，特别是巨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影响很大，填补了我国文化史上的一项空白。　　沈从文故居于1991年被列为省人民政府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拔款进行了整修。故居现陈列有沈老的遗墨、遗稿、遗物和遗像，成为凤凰最吸引人的人文景观之一，每天来瞻仰者络绎不绝。　　自己在里面慢慢找吧！！！

作家简介： 沈从文（1902-1988）， 京派小说代表人物，原名沈岳焕，荒僻神秘的湘西凤凰县，有苗汉土家族的血统。14岁高小毕业后入伍，看尽人世黑暗而产生厌恶心理。接触新文学后，他于1923年寻至北京，欲入大学而不成，窘困中开始用“休芸芸”这一笔名进行创作。至三十年代起他开始用小说构造他心中的“湘西世界”，完成一系列代表作，如《边城》、《长河》等。他以“乡下人”的主体视角审视当时城乡对峙的现状，批判现代文明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所显露出的丑陋，这种与新文学主将们相悖反的观念大大丰富了现代小说的表现范围。 沈从文一生创作的结集约有80多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个。早期的小说集有《蜜柑》、《雨后及其他》、《神巫之爱》等，基本主题已见端倪，但城乡两条线索尚不清晰，两性关系的描写较浅，文学的纯净度也差些。30年代后，他的创作显著成熟，主要成集的小说有《《龙朱》、《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八骏图》、《如蕤集》、《从文小说习作选》、《新与旧》、《主妇集》《春灯集》《黑凤集》等，中长篇《阿丽思中国游记》、《边城》、《长河》、散文《从文自传》、《记丁玲》、《湘行散记》、《湘西》，文论《废邮存底》及续集、《烛虚》、《云南看云集》等。 从作品到理论，沈从文后来完成了他的湘西系列，乡村生命形式的美丽，以及与它的对照物城市生命形式批判性结构的合成，提出了他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本于自然，回归自然的哲学。“湘西”所能代表的健康、完善的人性，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正是他的全部创作要负载的内容。（宇慧根据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整理撰写）作家简介： 沈从文（1902-1988）， 京派小说代表人物，原名沈岳焕，荒僻神秘的湘西凤凰县，有苗汉土家族的血统。14岁高小毕业后入伍，看尽人世黑暗而产生厌恶心理。接触新文学后，他于1923年寻至北京，欲入大学而不成，窘困中开始用“休芸芸”这一笔名进行创作。至三十年代起他开始用小说构造他心中的“湘西世界”，完成一系列代表作，如《边城》、《长河》等。他以“乡下人”的主体视角审视当时城乡对峙的现状，批判现代文明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所显露出的丑陋，这种与新文学主将们相悖反的观念大大丰富了现代小说的表现范围。 沈从文一生创作的结集约有80多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个。早期的小说集有《蜜柑》、《雨后及其他》、《神巫之爱》等，基本主题已见端倪，但城乡两条线索尚不清晰，两性关系的描写较浅，文学的纯净度也差些。30年代后，他的创作显著成熟，主要成集的小说有《《龙朱》、《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八骏图》、《如蕤集》、《从文小说习作选》、《新与旧》、《主妇集》《春灯集》《黑凤集》等，中长篇《阿丽思中国游记》、《边城》、《长河》、散文《从文自传》、《记丁玲》、《湘行散记》、《湘西》，文论《废邮存底》及续集、《烛虚》、《云南看云集》等。 从作品到理论，沈从文后来完成了他的湘西系列，乡村生命形式的美丽，以及与它的对照物城市生命形式批判性结构的合成，提出了他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本于自然，回归自然的哲学。“湘西”所能代表的健康、完善的人性，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正是他的全部创作要负载的内容。（宇慧根据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整理撰写）作家简介： 沈从文（1902-1988）， 京派小说代表人物，原名沈岳焕，荒僻神秘的湘西凤凰县，有苗汉土家族的血统。14岁高小毕业后入伍，看尽人世黑暗而产生厌恶心理。接触新文学后，他于1923年寻至北京，欲入大学而不成，窘困中开始用“休芸芸”这一笔名进行创作。至三十年代起他开始用小说构造他心中的“湘西世界”，完成一系列代表作，如《边城》、《长河》等。他以“乡下人”的主体视角审视当时城乡对峙的现状，批判现代文明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所显露出的丑陋，这种与新文学主将们相悖反的观念大大丰富了现代小说的表现范围。 沈从文一生创作的结集约有80多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个。早期的小说集有《蜜柑》、《雨后及其他》、《神巫之爱》等，基本主题已见端倪，但城乡两条线索尚不清晰，两性关系的描写较浅，文学的纯净度也差些。30年代后，他的创作显著成熟，主要成集的小说有《《龙朱》、《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八骏图》、《如蕤集》、《从文小说习作选》、《新与旧》、《主妇集》《春灯集》《黑凤集》等，中长篇《阿丽思中国游记》、《边城》、《长河》、散文《从文自传》、《记丁玲》、《湘行散记》、《湘西》，文论《废邮存底》及续集、《烛虚》、《云南看云集》等。 从作品到理论，沈从文后来完成了他的湘西系列，乡村生命形式的美丽，以及与它的对照物城市生命形式批判性结构的合成，提出了他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本于自然，回归自然的哲学。“湘西”所能代表的健康、完善的人性，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正是他的全部创作要负载的内容。（宇慧根据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整理撰写）故土 人性 皈依、三十年代的湘西，在当时还应算是一个相对比较古老的世界，也许是因为其历史的缘故，也因为湘西本身所特有的地理文化环境。而正是因为湘西以其特有的历史文化、地理环境，才得以塑构了沈从文这样的文学大师和艺术家。也近而使中国三十年代的文学天堂不再寂寞。沈从文为国人为世界打开了古老的湘西，湘西也以其伟大的故土情怀和民族宽容成全了沈先生和沈先生的文学态度。在沈先生的作品中，我们可以读出很多很多的意象与多重矛盾的同情与宽容，是对故土深深的思恋，对故乡人民真挚而深情的歌颂；是对人性美的高度赞颂与讴歌，也是对虚伪污浊的现世中人性美的同情与挽留；更有对死亡对逝去的理解和尊重，那是一种绝对的皈依。湘西情结——湘西视角沈从文，1902年出生，湖南凤凰县人，其祖父沈洪富，“22岁左右时，便曾做过一度云南昭通镇守使。同治二年又做过贵州总督。”他的父亲和叔伯辈都曾做过军人，但却没有搞出什么名堂来。由于他父亲在他童年的大部分时间中都驻守在北京，因此对他也疏于管教。他经常逃课，在家乡附近到处游山玩水，也因此看尽了人生和自然百态。就像他在《从文自传》中写的那样：“就为的是白日里太野，各处去看，各处去听还各处去嗅闻：死蛇的气味腐草的气味，屠户身上的气味，烧碗处土窑被雨淋以后放出的气味，要我说来虽然无法用言语去形容，要我辨别却十分清楚。蝙蝠的声音，一只黄牛当屠户把刀刺进它喉中时叹息的声音，藏在天塍土穴中大黄喉蛇的鸣声，黑暗中鱼在水面拨剌的微声，全因到耳边时分量不同，我也记得那么清清楚楚。”[1]是的，“即使人亡物毁，久远的往事了无陈迹，唯独气味和滋味虽说更脆弱却更有生命力；虽说更虚幻却更经久不散，更忠贞不二，他们仍然对依稀往事寄托着回忆、期待和希望，他们已几乎无从辨认的蛛丝马迹，坚强不屈地支撑起整座回忆的巨厦。”[2]13岁那年，“将军后人”的沈从文，征得了母亲的同意，进了在当地举办的预备技术班。他在班里学不到什么军事知识，却跟一个名叫“腾师傅”的老教头交上了朋友。这个藤师傅好像是一个从狭义小说跑出来的人物，真是十八般武艺，件件皆能，难怪13岁的沈从文，对他敬佩异常。约摸过了两年，沈从文得到当事人的许可，得用补充兵的名义，驻防辰州（沅陵），四个月后又一放到怀化。在这个小乡镇里呆了只不过16个月，他却看过700个人被砍头。后来，他追随各个不同的部队散布到湖南、四川、贵州个地方去。除了军职以外，他还做过警察局的文书，管过税务，也做过保管的校对。在这一段混迹江湖的日子中（他是湘西沅水上下流船只的常客），沈从文结交了各式各样的人物，如军官、土匪、私娼和舟子。因此小小的年纪，他就已经接触过成人世界里情欲、堕落与英雄色彩的一面。在许多他经历过的事件中，有些看来是非常邪恶的但换了另一种眼光来看，却是人类精神一种美的表现。这些事件，都留给他深刻的印象。后来，在《从文自传》和不少短篇小说中，他就把那些最令人难忘的人物和事件记录下来。比如《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一个年纪轻轻的豆腐店老板，在他私恋的女子死了以后，把她从坟墓里挖出来，背到山洞去睡了三天三夜。后来事发，判了死刑，他一点也不后悔，连说“美得很，美得很”。这一段流浪的岁月，对沈从文后来的写作生活非常重要，不但因为他可以从此获得不少见识和刺激性的经验，而且，最重要的事，使他增加了对历史感和事实的认识。当时辛亥革命正如火如荼地传遍了整个中国。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的积累与深思，他开始了自己“情感发炎及其治疗”的艺术创作过程。然而，他的诗情的炎症却不是得诸时局动荡的刺激，而是得诸人性失落的刺激，因而在一片被疏忽了的蒙茸山水中凝结成奇光异彩的艺术珍珠。在《从文自传》、《湘行散记》、和《湘西》等散文中，总是会让我们感觉湘西是一片神秘而人性的天地，比如《边城》、《辰州》、《怀化镇》等等佳作，闪烁着边地原始神秘性和特异性的强烈地方色彩，散发着令人惊叹和沉醉的处女地气息。某些野味浓郁的古风异俗，几成人类心灵化石，沈从文不写，后人恐怕难以寻踪了。同时，湘西的神秘也是和民族性的特殊大有关系。历史上“楚”人的幻想情绪，必然孕育在这种环境中，方能滋长为动人的诗歌。想保存它，同样需要这种环境。所以。沈从文才更要写，就像他个人曾经说过的那样：“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命运，我知道。有些过去的事情永远咬着我的心，我说出来时，你们却以为是个故事，没有人能够了解一个人生活里被这上百个故事压住时，他用的是一种如何的心情过日子。”抒写湘西，向世人揭露湘西的神秘，挽留日渐消失的人性美，便成了沈从文的一种命运，一种命定的使命。沈从文深挚地爱着故乡的土地和人，爱他们朴野的、也是没有为儒家道统所泯灭的化外之风，爱他们如玉一般的、也是没有为都市文明所扭曲的政治朴素的人情美。他对这种淳美是那么地执著并且一往情深：“我们家乡所在的地方，一个学习历史的人会知道，那是‘五溪蛮"所在的地方。这地方直到如今，也仍然为都会中生长的人看不上眼的。假若一种近于野兽淳厚的个性就是一种原始民族精力的储蓄，我们永远不大聪明，拙于打算，永远缺少一个都市中人的兴味同观念，我们也正不必以生长到这个朴野边僻地方为羞辱。”[3]悲凉的牧歌，温暖的挽歌 沈从文的乡土情愫，是融会着理性选择和浪漫情调的，它描写古风朴朴、或神人参半的边地人物，旨在“替他所见的这个民族较高的智慧，完美的品德，以极其特殊社会组织，试作一种善意的记录。”[4]这“善意记录”是与他目睹的半封建半殖民地都市社会中人性异化和沉沦相对立的。他从由乡及城的人生轨迹中，痛感“所有制的称谓高贵的性格，如想那热情，与勇敢，与诚实，早完全消失殆尽。”[5]这种理性选择不无现实性和合理性，因为它描写的湘西，是汉、苗、土家族杂居之地，存在着一种特殊的、保留了浓郁的氏族制度遗风的宗法制社会。刘西渭称《边城》是一部“idyllic(田园诗的、牧歌的)杰作”，“一颗千古不磨的珠玉”。[6]是呵，这是一出愁绪缥缈的人间情爱悲剧，然而在这些人性皆善、性自天然的人群中，辨不清社会的制度和文明的梗阻。他充满着原始人类阴差阳错的神秘感和命运感，自然安排了人的命运，人无怨无艾地顺乎自然，融乎自然，组成一种化外之境的生命形式，组成一首曲终奏雅的人性抒情诗。古朴的乡土诗晴在强劲的历史激流中失落，这使得乡情小说的情调，难免“声音极其柔和，快乐中又微带忧郁。”[7]乡土情是散发着泥土气息的，在泥土和社会历史衔接处，作家的感情便发生了质的升华，由人性的忧郁化作社会的忧愤和沉痛，使作品在同情下层劳动者人性被践踏的悲剧遭遇中闪烁可贵的民主精神。“人是不朽的，并非因为生物中唯有他留下延绵不断的声音，而是因为人有灵魂，有能够怜悯、牺牲和耐劳的精神。”[8]沈从文就是这样，感触到了湘西民族和历史深处的灵魂。再看《长河》中更明显是苗族立场让位于美国学者金介甫所说的“地方主义”立场。小说所展示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湘西地方与外部世界的对立与冲突。故事发生的背景，是发生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后的湘西事变。然而，这一背景在小说中被淡出，只是隐约地在人物的对话中获得透漏。“新生活”是国民党中央势力的象征，从城里来的那位保安队长是何键势力的具象化，身位老总的那位“家边人”，即陈渠珍。小说通过人物之口，对参与湘西事变的四种力量作出了不同的价值评判。对苗族起义军，沈从文是予以肯定的。在这里沈从文所追求的是“这个地方一些平凡人物生活的‘常"与‘变"，以及两相乘除中所有的哀乐”[9]。这里的“常”是指湘西本土千年不变的恒定生存方式，而“变”则是社会急剧变动的过程中，自外而来的异质文化因素。《长河》的叙述重点就是，湘西土著民族准乎自然的生存方式及其面对人生大患所作出的反应与选择。无论是夭夭纯然天真的灵魂及其面对忧患的从容与镇定，体现在老水手与三黑子身上的欲与外来势力抗衡的雄强气质，还是在他们中间萌生的对未来民治主义政治理想的憧憬，都标志着湘西土著民族的生命形态。他以社会历史之“变”，映衬古朴幽静的乡野中自主自为的生命形式之“常”，以喜剧手法写政治当局的“新生活运动”对湘西社会惊风骇雨的心理压力，隐隐透露出悲剧的预兆，使全片笼罩一种风雨欲来的历史使命感。作家以纯艺术家的古道热肠，讴歌具有朴素道德美的韧性，讴歌一个行将失落的美丽的梦。同时，沈从文从这种“常”与“变”中所感受到的不是鲁迅回忆故乡一类的乡土情作品中所描写的“无常”鬼的那种“变”。鲁迅在《故乡》这一类作品人物身上感到的是温暖后的悲凉，而沈从文则从那些可爱的湘西苗民身上感触到一种久远而忧郁的温暖。如果一个人感到始终置身于自己的心灵之中，那么他不会觉得自己像置身于一座稳然不动的牢笼中一样，而会觉得自己像同牢笼一起卷入无休无止的飞跃，力求冲出牢笼，达到外界，同时惶惶若失第十种听到自己的周围回荡着一种声音，它不是外界的回响，而是内心激荡的共鸣。沈从文便是在一种人性的升华中实现了这一飞跃和共鸣。找到了灵魂的皈依。神圣的皈依昆德拉说“历史和个人生命一样轻，不能承受之轻，轻若鸿毛，轻若飞扬的尘埃，轻若明日即将消失的东西。”也许，沈从文，就是看懂了这种轻才会那么吝惜生命，吝惜历史的些微改变。即使“他在这个小乡镇呆了只不过16个月，却看过700个人被砍头。”他却仍然希望化这种残酷为人性中仅留的美。所以他作品中的死亡与逝去都是被作家的一种对人性的悲悯与同情所深深地感动。“我不相信命运，不承认目前形势，却尊敬时间。”[10]那么作家也是在尊敬着事件所带给人类和个人的死亡了。《月下小景》中的男女主人公为了爱而双双含毒自杀，死去的一刹那，两人还起到并相信这爱和永远。这是不被虚妄不被玷污的最最神圣的爱和完满。他没有像之前和之后的大批大批的作家那样，极度形象地描写死亡者的痛苦和悔恨，文字简极而波俏，笔准确到无以复加，逝去的也就逝去了。一个流浪者的灯火，他依恋而又逃避着那灯火下的世界。灯火指人间，又像是一段旧事，温暖而又凄凉……远方的灯火，也如远山，远水，远村，远树，因其远而成纯粹的诗。……“这才像是生活，是生命。我需要的就是绝对的皈依，从皈依中见到神。”[11]人生易逝的喟叹使得心情归于虚无，，死亡的临近使人生变成失了舵桨的航船。生命如电入露，一切瞬间成空。个体生命的轨迹也因此无法连缀成一条前仆后继，永不断流的江河。“湘西经验，在沈从文的心中，终于宁化成一种不屈的爱情，那在时间深处老旧发黄的爱情，那昔日的纯净与疯狂，在沈从文心底也成了一种民间精神的象征，沈从文必须通过死亡来验证它的价值，即使死，他也要守望那埋葬过多少岁月、泪水和爱情的江河，那属于民间中国的一切记忆都将因为沈从文的死而化作永恒。”[12]而他，就是那水面混漾的波纹，早已随前一阵风黯然消逝，他是岩隙离坡的兰芷，早已被荒烟蔓草遮掩。那年月。山林整日沉默，阳光长作散淡，潭水枯寂凄迷；没有一帆风，因牵挂而怅惘，没有一蓑雨，因追念而泄密。不在乎生前曾拥有过什么样的高堂华屋，只要着曲巷仍有它的一座旧居就行；不在乎一生动用过多少文房四宝，只要这红尘仍有它的文字飘香就行。1988年，沈从文病逝于北京，归葬老家凤凰。山城之侧，沱江之畔，丹崖之下，一方矗立的皱石作了他的墓碑兼安息地。山是归根山，水是忘情水，石是三生石，倦游而来的沈从文，从这儿画上了他一生的最后一个句号，完成了他神圣的皈依。

大概是民谣，与《神巫之爱》和《边城》当时那个环境很像

沈从文在1917年高小毕业后，进入当地土著部队办理杂事，后任书记。1923年进入北京大学旁听，同时练习写作。1924年开始发表作品，并结识郁达夫、徐志摩、林宰平等人。1925年发表第一篇小说《福生》，1926年出版第一个创作文集《鸭子》。同年底，沈从文在上海与胡也频等自筹资金，创办《人间》、《红黑》杂志，终因资金不足而停刊。沈从文20年代起蜚声文坛，与诗人徐志摩、散文家周作人、杂文家鲁迅齐名。沈以其小说创作著称。而后，他改执教鞭，1928年到1930年任教于上海中国公学，兼任《大公报》、《益事报》等文艺副刊主编；后曾先后在辅仁大学、国立青岛大学（现中国海洋大学鱼山主校区）、武汉大学、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1948年受到所谓左翼文化人郭沫若等的批判，1948年12月31日宣布封笔[1]，中止文学创作，转入历史文物研究，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服饰。1950年到1978年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任文物研究员；1978年到198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任研究员。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期间遇上文化大革命。军管会的军代表指着他工作室里的图书资料说：“我帮你消毒，烧掉，你服不服？”“没有什么不服，”沈从文回答，“要烧就烧。”于是包括明代刊本《今古小说》在内的几书架珍贵书籍被搬到院子全都烧毁。1949年以后，沈从文没有进行过小说创作。他的书在三十多年间仅出版过一次。沈从文只有小学学历。西南联大要提升沈从文为教授时，刘文典一直看不起搞新文学创作的人。一次，在西南联大的教务会议上，他提出质疑：“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400块钱，我该拿40块钱，朱自清该拿4块钱，可我不会给沈从文4毛钱。沈从文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美籍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则对“沈从文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性”予以充分的肯定，在评点沈的《静》时他说，“三十年代的中国作家，再没有别人能在相同的篇幅内，写出一篇如此有象征意味如此感情丰富的小说来。”在中国公学教书时，沈从文爱上他的女学生张兆和，写了不少的情书追求她，并引发校长胡适的同情，施以援手。最后，据说因沈从文的情书“写得太好了”，张兆和终于同意嫁给沈从文。 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审委员马悦然于高行健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后，在《明报月刊》中表示，1987、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最后候选名单之中，沈从文入选了，而且马悦然认为沈从文是1988年中最有机会获奖的候选人。1988年，马悦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瑞典大使馆文化处询问沈从文是否仍然在世，得到的回答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其时，沈从文刚刚离世数月。文化界流传，1988年诺贝尔评审委员会已经决定文学奖得奖者是沈从文，但因为诺贝尔奖只会颁授给在世的人，因此沈从文与诺贝尔文学奖可谓失之交臂。代表作《蜜柑》 《雨后及其他》 《神巫之爱》 《龙朱》 《旅店及其他》 《石子船》 《虎雏》 《阿黑小史》 《月下小景》 《八骏图》 《如蕤集》 《从文小说习作选》 《新与旧》 《主妇集》 《春灯集》 《黑凤集》 《阿丽思中国游记》 《边城》 《长河》 散文集《从文自传》 《记丁玲》 《湘行散记》 《湘西》 《废邮存底》 《烛虚》 《云南看云集》 学术著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龙凤艺术 相关传记沈从文，《从文自传》，湖南美术出版社 金介甫，《沈从文传》，国际文化出版社 凌宇，《沈从文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沈从文墓位于沈从文的家乡湖南省湘西州凤凰县古城东郊南华山东北麓听涛山中。沈从文于1988年5月10日因心脏病突发在北京的家中去世，骨灰一直摆放在家中。1992年沈从文的骨灰运至凤凰，一半撒于沱江，一半葬于该墓中坟墓的墓碑是一块直接从南华山上采下来的玛瑙石，高28米，宽1.9米，厚0.9米，重约6吨。墓碑正面上的铭文,是由沈从文遗孀张兆和从沈从文的遗作《抽象的抒情》中选出的一句：“ 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沈从文，男，原名沈岳焕，笔名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乳名茂林，字崇文，湖南凤凰人，中国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者。 　　小说集：《老实人》《蜜柑》《雨后及其他》《神巫之爱》等。 　　散文集：《记胡也频》《从文自传》《记丁玲》《湘行散记》等。 　　学术著作：《从文赏玉》、《唐宋铜镜》、《龙凤艺术》、《战国漆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 　　《沈从文的湘西》是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作者为沈从文，主要讲述是现代中国文学的大师,他的一生很富于传奇性.人们提起沈从文,便不能不谈到湘西,去了湖南沅水边,也不可能不想起沈从文的作品,而他一生的传奇,也大都和湘西有关.在他的笔下,湘西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到处充满神秘感的地方，那里的山山水水世俗人情，都是故事，都是诗歌，也都是图画。著名摄影师卓雅，以敏锐、细腻的镜头，将沈从文的湘西呈现给读者，文字里的湘西和照片中的湘西，互为衬托，又互相辉映。

　　沈从文论　　苏雪林　　五四运动以后的六七年中，北方有几个作家颇引起读者的注意，而使得一群青年读者特别倾倒的则推那个年龄最轻而出身又有些奇异的沈从文了。这是一个以作品产量丰富迅速而惊人的作家。屈指他自从事文艺生活以来，至今不过八九年光景，而单行本著作，已有《入伍后》，《蜜柑》，《好管闲事的人》，《阿丽思中国游记》，《旧梦》，《一个天才的通信》，《阿黑小史》，《都市一妇人》，《虎雏》，《石子船》，《山鬼》、《龙朱》，《神巫之爱》，《旅店及其他》，《篁君曰记》，《长夏》，《一个女剧员的生活》，《老实人》，《十四夜间》，《从文子集》，《沈从文甲集》，《记胡也频》，《月下小景》等20余种；零星发表于报章杂志者如记《丁玲女士》，《湘行散记》，《边城》等也还有十来种。我们现在将他的作品总括起来则有以下的四类：1。军队生活，2。湘西民族和苗族的生活，3。普通社会事件，4。童话及旧传说的改作。　　现在先论他第一类作品。沈从文是当兵出身的，所以熟稔军队生活。像《入伍后》，《会明》，《传事兵》，《卒伍》，《夜》，《虎雏》，《我的教育》等篇所写人物都以军人为典型。所记事迹也不过是军队间曰常发生的琐屑。像《我的教育》那篇描写自己少时混迹军队的生涯，每曰除上操以外，无非看审土匪，看杀头，看捉逃兵，或在修械所看工人修械。情节原平淡无奇，不过我们读着时很感觉得一种新鲜趣味。这因为我们普通人生活范围仄狭，除了自己阶级所能经验的以处，其他生活便非常隔膜，假如有一个作家能于我们生活经验以外，供给一些东西，自然要欢迎了。　　所谓富于“异国情调”的诗歌小说得人爱好，也是一个道理。但沈氏在军队中所处地位，似乎比一般士兵优异。据《卒伍》那篇自述，他是在一个亲戚军官领率的队伍中当学习兵，与营长连长儿子同居一处，正如世俗所讽嘲的“少爷兵”的资格是。他没有受过刻苦的训练，没有上过炮火连天惊心动魄的战线，也没有经验过中国普通士兵奸淫杀掠升官发财的痛快，也没有经验过他们饥渴劳顿流离琐尾的惨苦。所以所写军队生活除了还有点趣味之外，不能叫人深切的感动。近来有一位署名黑炎的所著《战线上》，颇为文坛所称道。他的军队生活经验较沈氏丰富，所以他虽显明地受了沈从文这类文字的启示写成，却有出蓝之誉。韩侍桁批评沈从文这类文字道：“带着游戏眼镜来观察士兵的痛苦生活，而结果使其变成了滑稽。”这话说得似乎不大公允。士兵生活诚然是痛苦的，但也有很舒服的。沈氏所过军队生活，原属于后者一类，教他怎样捏造呢？黎锦明有《水莽草》，《黄药》等篇，论者谓足以表现湘西的地方色彩。但黎氏以写故事为首要目的，表现地方色彩为次要目的，所以成功不大。至于沈从文则不然。他的《旅店》（一名《野店》），《入伍后》，《夜》，《黔小景》，《我的小学教育》，《船上》，《往事》，《还乡》，《渔》，对于湘西的风俗人情气候景物都有详细的描写，好像有心要借那陌生地方的神秘性来完成自己文章特色似的。有些故事野蛮惨厉，可以使我们神经衰弱的文明人读之为之起栗，像《夜》的那篇写自己少时混迹军队时和同伴四个军人寄宿某老人家，各讲自己离奇的经历。一个同伴说自己从前曾和一个在沙罗寨的苗族妇人恋爱。妇人虽黑却甚美丽，她的丈夫是一个巫师。这军人每夜必邀一个朋友去那巫师屋后树林中与妇人相会，有一夜因为有点事不得早脱身，便使朋友先去通知妇人，自己事毕立即赴约：　　到了那里，凭借月光，看到妇人同朋友在一株大树下搂在一处，像没有知道他会来，心中非常气忿。走拢去一看，才吓慌了，原来两个人皆为一个矛子扎透了胸脯，矛尖深深的固定在树上，两人皆死了。他不由得惊喊了一声。那个凶手，那个头缠红巾同魔鬼常在一块的怪物，藏在林里阴惨的笑了。像一个鸱枭，用那诅人的口，向他说：“狗，回到你营里去告诉他们，你那懂风情的伙伴，我给他一矛子永远把他同妇人连在一块儿，这是他应得的一种待遇。”他先是为那奇突的事情所恐怖，到后来是为这暗中的嘲弄所愤怒，且明白那伙计是在一种误会中代替了自己遭了这苗人的毒手，他就想跑进深林去找寻这个东西。但是，进去时，已经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他走回营去报告时，这人家已起了火，火焰烛天，这火就是巫师放的，他完全明白。　　又像《渔》的那一篇写两个家族间械斗的情形道：在田坪中极天真的以相互流血　　为乐，男子向前作战，女人则站到山上呐喊助威。交锋了，棍棒齐下，金鼓齐鸣，软弱者毙于重击下，胜利者用红血所染的巾缠在头上，矛尖穿着人头，唱歌回家，用人肝作下酒物，此尤属诸平常的事情。最天真的还是各人把活捉俘虏拿回，如杀猪把人杀死，洗刮干净，切成小块，用香料搀入，放大锅中把文武火煨好，抬到场上，一人打小锣，大喊吃肉吃肉，百钱一块。凡有呆气汉子不知事故想一尝人肉走来试吃一块，则得钱一百。然而更妙的却是在场的一端也正如此喊叫，或竟加钱至二百文。在吃肉者大约也还有得钱以外，在火候咸淡上加以批评的人。　　据说湘西沅水上游，和川黔边境一带有许多苗瑶民族和汉族杂居在一起，惟其生活习惯与我们大不相同。沈从文是湘西人，又曾在黔边军队混过几年，对于苗族生活比较别人多知道一些，故他的作品关于苗族生活的描写要占一部分。这种描写，许多人称为作者作品特具的色彩，也似乎为作者自己所最得意，观其常引“龙朱”二字可知。但以我个人的观察，则较之湘西民族生活之介绍似逊一筹。我们现在以《龙朱》与《神巫之爱》为例。这两篇故事大致仿佛，可说是姊妹篇。龙朱与神巫同是苗族中　　的美少年；同为许多青年妇女所倾心而庄矜自持；后来同为一个极美少女所感而陷入　　情网；同有一个愚蠢而颇具风趣像DonQuixote里的山差邦诧的奴仆。故事是浪漫的，而描写则是幻想的。特别对话欧化气味很重，完全不像脑筋简单的苗人所能说出。像《神巫之爱》里五羊知道主人思慕某女郎，自愿充媒介人而主人不许时的　　一段对话：　　仆：“主人，差遣你蠢仆去做你所要做的事吧，他在候你的命令。”　　主：“你是做不到这事的，因为我又不愿意她以外另一人知道我的心事。”　　五羊喋喋不已，坚欲充任斯役，主仆又有一段对话：主：“你舌头的勇敢恐怕比你的行为大五倍。”　　仆：“主人，说金子是在火里炼得出来的，仆人的能力要做去才知道。”　　神巫既见所思慕的女子呈现于前，便向她求爱道：“我的主人，昨夜里在星光下你美丽如仙，今天在曰光下你却美丽如神了。……神啊，你美丽庄严的口辅，是应当为命令愚人而开的，我在此等候你的使唤。我如今是从你眼中望见天堂了。就立刻入地狱也死而无怨……我生命中的主宰，一个误登天堂用口渎了神圣的尊严的愚人行为如果引起了神圣的憎怒，你就使他到地狱去吧。”　　作者原想写一个态度娴雅辞令优美的苗族美男，然而却不知不觉把他写成路易十四宫庭中人物了。又苗族男女恋爱时喜作歌辞互相唱和，其歌辞虽非我们所能知，但想也不过和《楚辞九歌》，《巴俞欠舞歌》，六朝民间乐府，刘禹锡所拟《竹枝词》；以及今曰所采集的《蜓歌》，《狼情歌》，《岭东恋歌》，《客音情歌》大同小异。不意在沈从文笔下写来，却都带着西洋情歌风味。像神巫所唱：瞅人的星我与你并不相识，我只记得一个女人的眼睛，这眼睛曾为泪水所湿，那光明将永远闪耀我心。　　又：　　天堂门在一个蠢人面前开时，徘徊在门外这蠢人心实不甘；若歌声是启辟这爱情的钥匙，他愿意立定在星光下唱歌一年。　　本来大自然雄伟美丽的风景，和原始民族自由放纵的生活，原带着无穷神秘的美，无穷抒情诗的风味，可以使我们这些久困于文明重压之下疲乏麻木的灵魂，暂时得到一种解放的快乐。我们读到这类作品，好像在沙漠炎曰中跋涉数百里长途之后，忽然走进一片阴森蓊郁的树林，放下肩头重担，拭去脸上热汗，在如茵软草上躺了下来。顷刻之间，那爽肌的空翠，沁心的凉风，使你四体松懈，百忧消散，像喝了美酒一般，不由得沉沉入梦。记得从前读过法国19世纪大作家夏都伯里阳（F。A。　　Chateaubriand）的名著《阿达拉》（Atala）、《海纳》　　（Rene）等关于美洲北部未开辟时土人生活的描写，颇感此等妙趣。但夏氏曾亲赴美洲游历，对北美蛮族的风俗习惯曾下过一番研究功夫，所以其书虽然富于浪漫气氛，实非向壁虚造的故事可比。至于沈从文虽然略略明白一些“花帕族”、“白面族”的分别；能够描写神巫做法事的礼仪；哪能够知道他们男女恋爱时特殊的情形。　　而他究竟没有到苗族中间去生活过，所有叙述十分之九是靠想象来完成的。许多地方似乎从希腊神话，古代英雄传说，以及澳洲、非洲艳情电影抄袭而来，虽然另有用意——解释见后——初读尚觉新奇，再读便味如嚼蜡了。最近发表的《月下小景——新十曰谈序曲》，还是以苗族中间英雄美人做题材，意境也没有超过《龙朱》和《神巫之爱》，不过篇幅很短，所取又是散文诗体裁，使读者陶醉于故事的凄厉哀艳的情绪之中，不暇去苛求它的“真实性”，以文笔论，这倒可算沈从文一切苗族生活介绍之中最优秀的一篇。　　关于第三项作品题材，极为复杂，以中上阶级而论则报馆的编辑，官厅的小科员，大学教授，大学男女学生，亭子间里潦倒文士，官僚，军阀，资本家，土豪，下台后终朝拜佛念经而又干着男女秘密勾当的政客，假作正经暗地养着姘夫的太太，争妍取怜妖淫百出的姨太太，骄贵如太子公主的少爷小姐……都曾在他的文中字间留下了一幅剪影。以下等阶级而论则像船夫，厨子，仆役，草头医生，小店主，边城旅店的老板娘，私娼，野鸡，荒村的隐者，老农夫，小贩子，运私者，木匠，石匠，建筑工人，猎人，渔夫，强盗，土匪，兵士，军队中的伙夫，勤务兵，刽子手……也曾在他作品中当过一度或数度的主角。不过作者对于写作题材虽然这么“贪多”，而他的人生经验究竟不怎样丰富，他虽极力模拟他们的口吻，举止；解剖他们的气质，研究他们职务上的特别名称，无奈都不能深入。他所展露给我们观览的每个人物，仅有一副模糊的轮廓，好像雾中之花似的，血气精魂，声音笑貌，全谈不上。我们若把茅盾的《春蚕》，《林家铺子》，丁玲的《法网》，《水》；鲁迅的《风波》，《祝福》，《阿Q正传》等篇，和沈从文作品并读，便可以辨别出写作工力的差异来。这就是说茅盾等人的作品好像一股电气震撼读者心灵，沈从文的作品，则轻飘飘地抓不着我们痒处。　　童话有《阿丽思中国游记》上下两卷。这是根据英国加乐里（carroll）　　《阿丽思漫游奇境记》而写作的。上卷写阿丽思与兔子约翰傩喜先生到中国游历，发现中国许多腐败情形。下卷则写阿丽思由上海大都市到了他湘西的故乡，看到湘西许多野蛮风俗。这是沈氏著作中最失败的作品，内容和形式都糟。正如他自己序文中所说：“我不能把深一点的社会沉痛情形融化到一种天真滑稽里，成为全无渣滓的东西，讽刺露力乃所以成其浅保”又说：“在本书中思想方面既无办法，要救济这个失败，若能在文字的美丽风趣，好好设法，当然也可以成为一种大孩子读物。可惜这个又归失败。蕴藉近于天才，美丽是力，这大致是关乎所谓学力了。”这算是他还有自知之明的话。新近称为改变作风的《月下小景》——原名《新十曰谈》——体裁模仿意大利的卜伽丘的《十曰谈》，借一群偶然聚集某处的旅客，在消遣漫漫长夜或无聊光阴的方便谈出一个个故事来。题材取之唐释玄晖所撰《法苑珠林》中《知度论》，《大庄严论》，《生经》，《长阿含经》，《树提伽经》，《起世经》，《五分律太子须大拿经》，《杂比喻经》等。或把不完全的故事写成完全；或把几个并非同出一　　经的小故事连缀一处成为一个大故事；或把故事中人物性格改变了赋以现代人的灵魂　　血肉。里面如《扇陀》，《慷慨王子》，《寻觅》，《一个农夫的故事》，《爱欲》，写得都很动人。不过作者存心模仿《十曰谈》体裁，把每个美丽如诗的故事，放在骡马贩子，珠宝商人，市侩，农夫，猎人口中说出，我觉得很有些勉强。但这还可恕，最不该是故事中间往往插进作家自己的议论或安上毫无意义的头尾，将好好一篇文章弄成“美中不足”。有人说沈从文是一个“文体作家”（Stylist），他的义务是向读者贡献新奇优美的文字，内容则不必负责。不知文字可以荒唐无稽，神话童话和古代传说正以此见长——而不可以无意义。《月下小量》这本书无意义的例子我可以举出几个来。像《寻觅》那篇，X地青年为了有所不满足抛弃家财和娇妻远赴朱笛国。朱笛国王为了有所不满足抛弃王位而远赴白玉丹渊国，二人努力的结果，知道宇宙的字典永远没有“满足”这二字的存在，要想快乐除非你自己能“知足”。故事写到这里本可以戛然而止了。但作者为要使故事由本人口中叙出起见，又把那个国王和青年打发上“寻觅”的道路，并把他们一生的运命支配在到处飘泊之中，这岂不成了蛇足么？或者我们的作家以为“知足”是东方懒人思想，永远追求真理，才是现代人精神，所以要给故事这样一个结束。不知道文章的结构是要前后相称的，像裁制衣服一样，你起头既裁成一件宽袍大袖的东方式衣服，后来又加上一个西洋式尾巴，便弄得不伦不类了。又如《猎人故事》把《五分律》乌龟鸿雁迁居一小段文字敷衍成为一大篇，原不容易，但一定要把鸿雁变成人和猎人谈话，我也猜不出作家的命意。《爱欲》那篇《被刖刑者的爱》，全文既侧重妇人与刖者发生恋爱那一点，则前面兄弟为求学之故携带眷属旅行沙漠以至弟妇自杀等等描写都成了累赘。我考《法苑珠林》前后两段本属两个故事，作者将它们连接一起，又不肯使它们互相照应，所以到底还是两橛。　　我们既将沈从文四部分作品讨论完毕，不妨再将他作品的哲学思想和艺术来观察一下。　　沈氏虽号为“文体作家”，他的作品不是毫无理想的。不过他这理想好像还没有成为系统，又没有明目张胆替自己鼓吹，所以有许多读者不大觉得，我现在不妨冒昧地替他拈了出来。这理想是什么？我看就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态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20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中国民族以年龄论并不怎样衰老，我们只须将中国民族组织的历史研究一下便可以知道。先秦时代夏商周三民族历史虽比较久远，代之而兴的楚秦民族却是很青春的。五胡十六国之际鲜卑，匈奴，跖跋等族，以及唐以后辽金元清等游牧民族之同化于我。衰老身体里也增加不少新鲜血液。若说现代欧美民族是个20左右的少年，我们也不过30来岁的壮年罢了。说起竞争，我想我们的力量并不见得比他们逊色，不过中国民族的年龄虽不算老，文化的年龄却太老了。文化像水一样流注过久，便会发生沉淀质。我们血管曰益僵硬，骨骼曰益石灰化，脏腑工作曰益阻滞，五官百骸的动作曰益迟缓，到后来就百病丛生了。加之东汉以后，又接受了印度文化。印度文化是很奇怪的。那些生长热带衣食无忧的圣人，终曰危坐森林：　　竖则恒河沙劫，阿僧劫；横则大千世界，三十三天，将精神驰骋在无边无际的境界里，将心灵陶醉在冥想法悦中。实际生活，永远闭着眼睛不看。这思想流传到中国来，与我们固有的老庄无为哲学结合，于是我们的文化便更酵发一层毒素了。胡适曾说印度人曾赠给我们两种有害礼物：一是佛教思想，一是鸦片烟。这话我认为是极有见地的。因为这种种关系，中国文化不但富于沉淀质而已，后来竟成了一潭微波不起臭秽不堪的死水。无论你是一个怎样勇敢有为的青年，到这死水里洗个浴，便立刻变成恹恹不振的病夫。许多新民族入了这老国以后，多则一二百年，少则七八十年没有不腐化的，便是铁样的证据。我们生长在这文化里，生存竞争，引为大戒。乐天安命，视为固然。由保守而退化，由退化而也就失去在地球上立足的权利。我们瞻望民族的前途，哪能不黯然以悲，又哪能不栗然以惧！　　西洋民族那样的元气淋漓，生机活泼，有如狮如虎如野熊之观，大约因为他们的文化比较年轻的缘故。我们要想恢复民族的青春，便应当接受西洋文化。接受西洋文化，便应先养成强悍粗犷的气质。记得一个曰本学者曾说中国人比之曰本人和西洋人，面貌上似乎缺乏一种野兽气息。五四运动前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极力提倡青年的兽性，或者就是为此。沈从文虽然也是这老大民族中间的一分子，但他属于生活力较强的湖南民族，又生长湘西地方，比我们多带一分蛮野气质。他很想将这分蛮野气质当做火炬，引燃整个民族青春之焰，所以他把“雄强”、“犷悍”，整天挂在嘴边。他爱写湘西民族的下等阶级，从他们龌龊，卑鄙，粗暴，淫乱的性格中；酗酒，赌博，打架，争吵，偷窃，劫掠的行为中，发现他们也有一颗同我们一样的鲜红热烈的心，也有一种同我们一样的人性。那怕是炒人心肝吃的刽子手，割负心情妇舌头来下酒的军官，谋财害命的工人，掳人勒索的绑票匪，也有他的天真可爱处。他极力介绍苗瑶的生活，虽然他觉得苗瑶是被汉族赶入深山退化民族，但他们没有沐浴汉族文化，而且多与大自然接触，生活介于人兽之间，精力似乎较汉族盛旺。所以故意将苗族的英雄儿女，装点得像希腊神话里阿波罗、维纳斯一样。他嘲讽中国文化的地方也极多，如《阿丽思中国游记》，《猎人故事》等等皆是。沈从文文字能得多数青年的同情，或者就因为他文字中具有这种投合青年心理的哲学思想吧。　　谈到沈从文作品的艺术，我也有点意见想倾吐。沈氏作品艺术好处，第一是能创造一种特殊的风格。在鲁迅，茅盾，叶绍钧等系统之外另成一派。丁玲在文坛上的地位虽然高过他，但丁玲文体却显然受过他的影响。他的文字虽然很有疵病，而永远不肯落他人窠臼，永远新鲜活泼，永远表现自己。他获到这套工具之后，无论什么平凡的题材也能写出不平凡的文字来。好像吕纯阳的指头，触到山石都成黄金，好像神话里的魔杖能够将平常境界幻化为缥渺仙国。第二，结构多变化。茅盾在《宿莽》弁言中曾说：“一个已经发表过若干作品的作家的问题，也就是怎样使自己不至于粘滞在自己所铸成的一定的模型中。”郁达夫除自叙体小说外，不能写别的东西，张资平三角恋爱小说千篇一律，可见茅盾所说的困难打破之不易。沈从文小说题材既极广博，结构上要使它不雷同很难办到。但我们的作家，在这方面很显了些手段。他的小说有些是逆起的，例如《喽罗》；有些是顺起的，例如《岚生同岚生太太》；有些是以议论引起来的，例如《第四》；有些是以一封信引起来的，例如《男子须知》。他虽然写了许多篇短篇小说，差不多每篇都有一个新结构，不使读者感到单调与重复，其组织力之伟大，果然值得赞美。而且每篇小说结束时，必有一个“急剧转变”　　（a quick turn）。像《虎雏》那篇，他所收养教育的聪明小兵终于逃走；《夜》那篇，隐居老人开房示人以死妇尸体；《牛》那篇，牛大伯的牛被拉夫者拉去；《冬的空间》那篇，X女士之投海；《入伍后》那篇，二哥之被仇人支解；《岚生同岚生太太》那篇，太太闻女校学生烫头发出而掷其火酒瓶……全篇文字得这样一结，可以给人一个出乎意外的感想，一个愉快的惊奇。　　第二，句法短峭简练，富有单纯的美。听说沈氏常以此自夸，则这种文笔之造成，一定是他有意的努力。如《我的小学教育》自述小时生活道：“正月，到小教场去看迎春；三月间，去到城头放风筝；五月，看划船；六月，上山捉蛐蛐，下河洗澡；七月，烧包；八月，看月；九月登高；十月打陀螺；十二月扛三牲盘子上庙敬神；平常曰子，上学，买菜，请客，送丧。”这似由一首旧式儿歌变化而来，句法则似《月令》。举此一例可概其余了。　　第三，造语新奇，有时想入非非，令人发笑。像“这个人那时正从山西过北京，一个又体面又可爱的人物，在×××最粗糙的比喻上，说那个人单是拿他的脸或者一张口，或者身上任何一部分放到当铺中去也很容易质到一笔大数目款项。”（《第四》）“因为好的天气，是不比印子钱可以用息金借来的。”（《牛》）“人家的怜悯，虽不一定比送礼物来得不慷慨，却实在比礼物还无用的一种东西。”（《爹爹》）诸如此类的言语，沈氏作品中几于俯拾即是，不必具引。别说这是容易，一个性灵尚未被旧文学格式压扁和窒死的人才能有这样自由的想象，才能作这样有趣的譬喻。　　沈从文创作的缺点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首为过于随笔化。他好像是专门拿EssayConter的笔法来写小说的。他曾自己解释道：“从这一小本集子上看，可以得一结论，就是文章更近于小品散文，于描写虽同样尽力，于结构更疏忽了。照一般说法，短篇小说的必需条件所谓‘事物的中心"、‘人物的中心"、‘提高"或‘拉紧"，我全没有顾到。也像有意这样做，我只平平的写去，到要完了就止，事情完全是平常的事情，故既不夸张，也不剪裁的把它写下去了……我还是没有写过一篇一般人所谓的小说的小说，是因为我愿意在章法外接受失败，不想在章法内得到成功。”（《石子船跋》）本来用随笔体裁写故事，在法文有所谓“Conte”①者之一体。如佛郎士《我友之书》（LeLiverdemonami）　　，都德的《磨坊尺牍》（LesLettresdemonmoulin）、《曰曜故事》（LescontesduLundi）就是这类文章，这与小说（Novel）　　是大有分别的。沈氏原是个“说故事的人”，用Conte体裁来写故事亦未尝不可，不过篇篇如此，也就有些讨厌了。　　次则用字造句，虽然力求短峭简炼，描写却依然繁冗拖沓。有时累累数百言还不能达出“中心思想”。有似老妪谈家常，叨叨絮絮，说了半天，听者尚茫然不知其命意之所在；又好像用软绵绵的拳头去打胖子，打不倒他的痛处。他用一千字写的一段文章，我们将它缩成百字，原意仍可不失。因此他的文字不能像利剑一般刺进读者的心灵，他的故事即写得如何悲惨可怕，也不能在读者脑筋里留下永久不能磨灭的印像。在这一点上他与王统照初期作风倒有相象处。据赵景深说，王统照的文字“都是经过若干次的修改和锤炼的”，然而我们读了他的《春雨之夜》，《黄昏》，《一叶》等作只觉得它们“肉多于骨”，只觉得它们重复，琐碎，令人厌倦。世上如真有“文章病院”的话，王统照的文字应该割去二三十斤的脂肪，沈从文的文字则应当抽去十几条使它全身松懈的懒筋。作者写文字时信笔挥洒毫不着急，思想到了哪里，他的笔锋也就到了哪里。不幸他的思想是有些夹杂不清的，所以文字的体裁也就不能十分精醇爽利。　　作者虽未曾受过高深的教育，未曾读过多少书，然而他有像英国哲学家斯宾塞磁石一般善于吸收的头脑，野猫一般善于侦伺的眼光。那怕在一个平凡人生经验上，一篇书上，一句普通朋友谈话上，都可以找到他创作的灵感。似乎世间没有一件事一件东西不足融化而为他写作的题材的。有时他的灵感从什么地方得来，我们都可以清楚知道，不过叫我们去写却写不出来。他自己说能在一件事上发生五十种联想（《阿丽思中国游记自序》），大约不是一句夸诞的话。为了他有这样能力，所以拼命大量生产，拼命将酝酿未曾成熟的情感，观察未曾明晰的对象，写成文章。有时甚至不惜捏造离奇古怪不合情理的事实来吸引读者的兴趣，像《都市一妇人》和《医生》简直写成了一篇低级趣味的Romance①，他文章的轻飘，空虚，浮泛等病均由此而起。这时候他过强的想象力变成了他天才的障碍，左右逢源的妙笔也变成他写作技巧的致命伤了。我常说沈从文是一个新文学界的魔术家。他能从一个空盘里倒出数不清　　的苹果鸡蛋；能从一方手帕里扯出许多红红绿绿的缎带纸条；能从一把空壶里喷出洒　　洒不穷的清泉；能从一方包袱下变出一盆烈焰飞腾的大火，不过观众在点头微笑和热烈鼓掌之中，心里总有“这不过玩手法”的感想。沈从文之所以不能如鲁迅，茅盾，叶绍钧，丁玲等成为第一流作家，便是被这“玩手法”三字决定了的！　　但是作者的天才究竟是可赞美的。他的永不疲乏的创作力尤其值得人惊异。只要他以后不滥用他过多的想象力，将作品产量节制一点，好好去收集人生经验，细细磨琢他的文笔，还有光明灿烂的黄金时代等着他在前面！　　原载《文学》，1934年9月，第3卷第3期

《湘行散记》是沈从文先生据湘行途中所遇之人和所发生的故事所创作的一组散文，共计11篇。《湘行散记》展现了湘西迷人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风土人情，以及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和自发的抗争。语言清丽，风格隽永，具有浓厚的乡土色彩。 《湘行散记》作者介绍 沈从文（1902～1988）现代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原名沈岳焕，笔名小兵、懋琳、休芸芸等。湖南凤凰（今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 作品主要有：短篇小说集《蜜柑》、《雨后及其他》、《神巫之爱》、《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如蕤集》、《八骏图》，中篇小说《一个母亲》、《边城》，长篇小说《旧梦》、《长河》，散文集《记胡也频》、《记丁玲》、《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湘西》等。 《湘行散记》主要内容 《湘行散记》和《湘西》可以同小说《边城》和《长河》互文理解，它们都是作者两次重返湘西所得。迥异于小说“牧歌氛围”“乐观超越”，散文饱含沉甸甸的责任意识——面对一种特殊的历史场域，追溯神性生命的始终，透过表层的血与泪，体验一份人生的庄严。统摄到作者巨大悲悯情感下的书写与反省，是将尖锐的民族问题与社会矛盾，融汇在人事的叙述中。《沅陵的人》、《沅水上游的几个县份》、《桃源与沅州》等反思“文明”与“堕落”的复合关系，《凤凰》沉醉在爱的憧憬里流露出对爱的毁灭性的隐忧，《虎雏再遇记》、《箱子岩》感动于原始生命的力量同时也流露了原始生命活力无从改造与转移的忧惧感。由五四时期兴起的中国现代散文，至30年代，创作多以小品形式为主。收入《湘行散记》、《湘西》中的散文，既能各自独立成篇，又从总体上具有内在的整一性。这种散文长卷的独创，发展了散文艺术的表现形式，开拓了散文创作的意义空间。 《湘行散记》创作背景 《湘行书简》由一组信札集成，是《湘行散记》的母本。1934年，因母亲病危，沈从文匆匆赶回湘西。行前，他与夫人张兆和约定，每天给她写一封信，报告沿途所见所闻。这组书札，便是践履这一约定的产物。《湘行散记》便是根据这些书信积累的素材写成的。从《湘行书简》到《湘行散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材料到创作的极好范例。那些记录了他们彼此思念的文字是作者性格和情绪的真实写照。

沈从文出版作品目录 《鸭子》(小说、戏剧等合集)1926，北新 《蜜柑》(短篇小说集)1927，新月 《入伍后》(小说、戏剧合集)1928，北新 《好管闲事的人》(短篇小说集)1928，新月 《老实人》(短篇小说集)1928，现代 《阿丽思中国游记》(童话)1928，新月 《篁君日记》(中篇小说)1928，文化学社 《山鬼》(短篇小说)1928，光华 《雨后及其他》(短篇小说集)1928，春潮书局 《长夏》(短篇小说) 1928，光华 《阿丽思中国游记》(第2卷，童话) 1928，新月 《不死日记》(短篇小说集)1928，人间 《呆官日记》(中篇小说)1929，上海远东书店 《男子须知》(短篇小说集)1929，红黑 《十日夜间》(小说、戏剧合集)1929，光华 《神巫之爱》(中篇小说)1929，光华 《旅店及其他》(短篇小说集)1930，中华 《凤子》(短篇小说集)1930，杭州苍山书店 《-个天才的通信》(中篇小说)1930，光华 《沈从文甲集》(短篇小说集)1930，神州 《旧梦》(长篇小说)1920，商务 《石子船》(短篇小说集)1932，中华 《沈从文子集》(短篇小说集)1931，新月 《龙朱》(短篇小说集)1931，上海寻乐轩 《-个女剧员的生活》(长篇小说)1931，上海大东书局 《虎雏》(短篇小说集)1932，新中国 《记胡也频》(散文)1932，光华 《泥涂》(中篇小说)1932，北平星云堂书店 《都市一妇人》(短篇小说集)1932，新中国 《慷慨的王子》(短篇小说)1933，良友 《阿黑小史》(中篇小说)1933，新时代 《月下小景》(短篇小说集)1933，现代 《一个母亲》(短篇小说)1933，上海合成书局 《沫沫集》(评论集)1934，上海大东书局 《游目集》(短篇小说集)1934，上海大东书局 《如蕤集》(短篇小说集)1934，生活 《从文自传》 1934，上海第一出版社 《记丁玲》(散文)1934，良友 《边城》(中篇小说)1934，生活 《八骏图》(短篇小说集)1935．文生 《从文小说集》 1936，上海大光书局 《湘行散记》(散文集)1936，商务 《从文小说习作选》(上下册)1936，良友 《月下小景外八篇》(短篇小说集) 1936，复兴 《新与旧》(短篇小说集)1936，良友 《废邮存底》(书信体文论集)与萧乾合著，1937，文生 《一个妇人的日记》(短篇小说)1938， 晨光 《记丁玲》(续集，散文)1939，良友 《湘西》(散文)1939，长沙文史丛书编辑部 《昆明冬景》(论文、散文合集)1939，文生 《主妇集》(短篇小说集)1939，商务(长沙) 《绅士的太太》(短篇小说)1940，上海三通书局 《如蕤》(短篇小说集)1941，上海艺流书店 《烛虚》(散文评论集)1941，文生 《沈从文自传》 1943，上海中央书店 《春灯集》(短篇小说集)1943，开明(桂林) 《云南看云集》(评论集)1943，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 《黑风集》(短篇小说集)1943，开明(桂林) 《长河》(第 l卷，长篇小说) l945，昆明文聚社 《沈从文小说选集》 1957，人文 《沈从文短篇小说选》 1978，香港文教出版社 《从文小说选》 1980，香港时代图书有限公司 《从文散文选》 1980，香港时代图书有限公司 《沈从文散文选》 1981，湖南人民 《沈从文小说选》 1981，湖南人民 《沈从文小说选》 (1-2)1982，人文 《沈从文散文选》 1982，人文 《沈从文文集》(1-12) l982一1984，花城、香港三联 《沈从文选集》(1一5)1983，四川人民 《神巫之爱》(小说、散文集)1983、花城 《凤凰》(小说散文集)1986，文化艺术 《沈从文代表作》(小说、散文集)1987， 黄河文艺---- 《花花朵朵，坛坛罐罐》，外文出版社， —————————————————————————————————————————————————————————— 自己选，采纳

《鸭子》(小说、戏剧等合集)1926，北新《蜜柑》(短篇小说集)1927，新月《入伍后》(小说、戏剧合集)1928，北新《好管闲事的人》(短篇小说集)1928，新月《老实人》(短篇小说集)1928，现代《阿丽思中国游记》(童话)1928，新月《篁君日记》(中篇小说)1928，文化学社《山鬼》(短篇小说)1928，光华《雨后及其他》(短篇小说集)1928，春潮书局《长夏》(短篇小说) 1928，光华《阿丽思中国游记》(第2卷，童话) 1928，新月《不死日记》(短篇小说集)1928，人间《呆官日记》(中篇小说)1929，上海远东书店《男子须知》(短篇小说集)1929，红黑《十日夜间》(小说、戏剧合集)1929，光华《神巫之爱》(中篇小说)1929，光华《旅店及其他》(短篇小说集)1930，中华《凤子》(短篇小说集)1930，杭州苍山书店《—个天才的通信》(中篇小说)1930，光华《沈从文甲集》(短篇小说集)1930，神州《旧梦》(长篇小说)1920，商务《石子船》(短篇小说集)1932，中华《沈从文子集》(短篇小说集)1931，新月《龙朱》(短篇小说集)1931，上海寻乐轩《—个女剧员的生活》(长篇小说)1931，上海大东书局《虎雏》(短篇小说集)1932，新中国《记胡也频》(散文)1932，光华《泥涂》(中篇小说)1932，北平星云堂书店《都市一妇人》(短篇小说集)1932，新中国《慷慨的王子》(短篇小说)1933，良友《阿黑小史》(中篇小说)1933，新时代《月下小景》(短篇小说集)1933，现代《一个母亲》(短篇小说)1933，上海合成书局《沫沫集》(评论集)1934，上海大东书局《游目集》(短篇小说集)1934，上海大东书局《如蕤集》(短篇小说集)1934，生活《从文自传》 1934，上海第一出版社 《记丁玲》(散文)1934，良友《边城》(中篇小说)1934，生活《八骏图》(短篇小说集)1935．文生《从文小说集》1936，上海大光书局《湘行散记》(散文集)1936，商务《从文小说习作选》(上下册)1936，良友《月下小景外八篇》(短篇小说集) 1936，复兴《新与旧》(短篇小说集)1936，良友《废邮存底》(书信体文论集)与萧乾合著，1937，文生《一个妇人的日记》(短篇小说)1938， 晨光《记丁玲》(续集，散文)1939，良友《湘西》(散文)1939，长沙文史丛书编辑部《昆明冬景》(论文、散文合集)1939，文生《主妇集》(短篇小说集)1939，商务(长沙)《绅士的太太》(短篇小说)1940，上海三通书局《如蕤》(短篇小说集)1941，上海艺流书店《烛虚》(散文评论集)1941，文生《沈从文自传》 1943，上海中央书店《春灯集》(短篇小说集)1943，开明(桂林)《云南看云集》(评论集)1943，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黑风集》(短篇小说集)1943，开明(桂林)《长河》(第 l卷，长篇小说) l945，昆明文聚社《沈从文小说选集》 1957，人文《沈从文短篇小说选》 1978，香港文教出版社《从文小说选》 1980，香港时代图书有限公司《从文散文选》 1980，香港时代图书有限公司《沈从文散文选》 1981，湖南人民《沈从文小说选》 1981，湖南人民《沈从文小说选》 (1—2)1982，人文《沈从文散文选》 1982，人文《沈从文文集》(1—12) l982一1984，花城、香港三联《沈从文选集》(1一5)1983，四川人民《神巫之爱》(小说、散文集)1983、花城《凤凰》(小说散文集)1986，文化艺术《沈从文代表作》(小说、散文集)1987， 黄河文艺

沈从文沈从文(1902年12月28日－1988年5月10日）原名沈岳焕，笔名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乳名茂林，字崇文，湖南凤凰县人，苗族，祖母刘氏是苗族，其母黄素英是土家族，祖父沈宏富是汉族。沈从文是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31年—1933年在山东大学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沈从文1988年病逝于北京。个人履历文学创作 沈从文14岁高小毕业后入伍，15岁随军外出，曾做过上士，后来以书记名义随大军在边境剿匪，又当过城区屠宰税务员。看尽人世黑暗而产生厌恶心理。接触新文学后，于1923年寻至北京，欲入大学而不成，窘困中开始用“休芸芸”这一笔名进行创作。至三十年代起他开始用小说构造他心中的“湘西世界”，完成一系列代表作，如《边城》、《长河》等。散文集《湘行散记》。他以“乡下人”的主体视角审视当时城乡对峙的现状，批判现代文明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所显露出的丑陋，这种与新文学主将们相悖反的观念大大丰富了现代小说的表现范围。 沈从文一生创作的结集约有80多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个。早期的小说集有《蜜柑》《雨后及其他》《神巫之爱》等，基本主题已见端倪，但城乡两条线索尚不清晰，两性关系的描写较浅，文学的纯净度也差些。30年代后，他的创作显著成熟，主要成集的小说有《龙珠》《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八骏图》《如蕤(rui)集》《从文小说习作选》《新与旧》《主妇集》《春灯集》《黑凤集》等，中长篇《阿丽思中国游记》《边城》《长河》，散文《从文自传》《记丁玲》《湘行散记》《湘西》，文论《废邮存底》及续集、《烛虚》《云南看云集》等。沈从文由于其的创作风格的独特，在中国文坛中被誉为“乡土文学之父”。 从作品到理论，沈从文后来完成了他的湘西系列，乡村生命形式的美丽，以及与它的对照物城市生命形式批判性结构的合成，提出了他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本于自然，回归自然的哲学。“湘西”所能代表的健康、完善的人性，一种“优美和健康和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正是他的全部创作要负载的内容。历史研究 周新国先生建国后，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1981年出版了历时15年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专著。湖南周新国先生《武陵藏珍》一书中还记载过沈从文晚年主要从事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的情况，指出沈从文晚年在古代历史文化研究方面的成绩。在研究中国古代铜镜战国镜方面，沈从文《铜镜史话》指出：“战国铜镜以它规范化的形制、精美的装饰纹饰见称，这标志着中国古代铜镜已经从早期的稚朴走向成熟，楚镜是其中很有名的一种。先在淮河流域发现，通常称为‘淮式镜"。解放七年来，因长沙战国楚墓出土同类镜子格外多，才知道它是楚国的产物，叫作‘楚式镜"比较正确。从现实材料分析，青铜镜子的发明，虽未必创自楚国，但是楚国铸镜工人，对于提高生产技术和丰富镜子装饰艺术，无疑有过极大的贡献。”这一评价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年表 少年时期的沈从文1902年生于湖南凤凰县一个军人世家，学名岳焕，乳名茂林，字崇文。 1917年参加湘西靖国联军第二军游击第一支队，驻防辰州（沅陵）。 1918年自家乡小学毕业后，随当地土著部队流徙于湘、川、黔边境与沅水流域一带，后正式参军 1922年在五四思潮吸引下到北京，升学未成，在郁达夫、徐志摩等鼓励下自学写作。 1923年去北京。报考燕京大学国文班，未被录取。在北京大学旁听。 1924年开始在《晨报副刊》发表作品，接着又在《现在评论》、《小说月报》上发表。 1928年从北京到上海。与胡也频、丁玲筹办《红黑》杂志和出版社。 1929年去吴淞中国公学任教，爱上女学生张兆和。这时期的作品集为《鸭子》、《旅店及其他》等。 1930年后赴青岛大学执教，到抗战前，出版了20多个作品集，有《石子船》、《虎雏》、《月下小景》、《八骏图》等。 1931年陪同丁玲营救胡也频未果，护送丁玲母子回湖南。 1931年至1933年在青岛大学任文学院讲师； 1933年9月9日，与张兆和结婚。同月23日，与杨振声合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创作《边城》。 1938年春，到昆明，继续与杨振声编选中小学国文教科书。11月，任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 1948年开始受到左翼文化界的猛烈批判。同年，工作重心开始转移到文物研究。 1949年后，长期从事文物研究工作。 1950年因承受不了政治压力而自杀，获救。 1960年发表《龙凤艺术》等文。 1969年去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 1978年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1980年偕夫人张兆和赴美探亲讲学。 1981年出版了历时15年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专著。 1983年突患脑血栓，住院治疗。 1984年大病一场。抢救脱险后，说话、行动更加不便。 1988年5月10日下午，心脏病复发，抢救无效，去世。坎坷的一生 沈从文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他1917年到1922年漂游在湘西沅水流域；1923闯入北京，1923年至1928年在北京以写作谋生；1928年至1930年，沈从文被徐志摩发现，将这位小青年推荐给中国公学校长胡适，在上海中国公学任讲师，兼《大公报》《益世报》等文艺副刊主编；1931年至1933年在青岛大学任讲师；1934年至1939年在北京主编全国中小学国文教科书；1939年至1947年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授；1947年至1949年在北京大学任教授；1950年至1978年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任文物研究员；1978年至198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任研究员。沈从文先生的文学作品《边城》《湘西》《从文自传》等，在国内外有重大的影响。他的作品被译成日本、美国、英国、前苏联等四十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并被美国、日本、韩国、英国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选进大学课本，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候选人。沈从文先生不仅是著名的作家，还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他撰写出版了《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龙凤艺术》《战国漆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等学术专著，特别是巨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影响很大，填补了我国文化史上的一项空白。[编辑本段]个人作品 沈从文一生共出版《石子船》《从文子集》等30多种短篇小说集和《边城》《长河》等6部中长篇小说，沈从文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乡村世界的主要表现者和反思者，他认为“美在生命”虽身处于虚伪、自私和冷漠的都市，却醉心于人性之美，他说：“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习作选集代序》)。主要著作 小说集 《老实人》 《蜜柑》 《雨后及其他》 《神巫之爱》 《龙珠》 《旅店及其他》 《石子船》 《虎雏》 《阿黑小史》 《月下小景》 《八骏图》 《如蕤集》 《从文小说习作选》 《新与旧》 《主妇集》 《春灯集》 《黑凤集》 《阿丽思中国游记》 《边城》 (其中节选《端午日》选入江苏版七年级语文上册;s第一章，第十三章选入上海市高中一年级教材） 《长河》 散文集 《记胡也频》 《从文自传》 《记丁玲》 《湘行散记》 《湘西》 《废邮存底》 《烛虚》 《云南看云集》 学术著作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从文赏玉》 相关传记 沈从文，《从文自传》，湖南美术出版社 金介甫，《沈从文传》，国际文化出版社 凌宇，《沈从文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吴世勇，《沈从文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创作风格 沈从文的创作风格趋向浪漫主义，他要求小说的诗意效果，融写实、纪梦、象征于一体，语言格调古朴，句式简峭、主干突出，单纯而又厚实，朴讷而又传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整个作品充满了对人生的隐忧和对生命的哲学思考，一如他那实在而又顽强的生命，给人教益和启示。小说分类 沈从文创作的小说主要有两类，一种是以湘西生活为题材，一种是以都市生活为题材，前者通过描写湘西人原始、自然的生命形式，赞美人性美；后者通过都市生活的腐化堕落，揭示都市自然人性的丧失。其笔下的乡村世界是在与都市社会对立互参的总体格局中获得表现的，而都市题材下的上流社会“人性的扭曲”他是在“人与自然契合”的人生理想的烛照下获得显现，正是他这种独特的价值尺度和内涵的哲学思辨，构起了沈从文笔下的都市人生与乡村世界的桥梁，也正由于这种对以金钱为核心的“现代文学”的批判，以及对理想浪漫主义的追求，使得沈从文写出了《边城》这样的理想生命之歌。代表作 中篇小说《边城》是他的代表作，寄寓着沈从文“美”与“爱”的美学理想，是他表现人性美最突出的作品，通过湘西儿女翠翠恋人傩送的爱情悲剧，反映出湘西在“自然”、“人事”面前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一代又一代重复着悲凉的人生，寄托了作者民族的和个人的隐痛。

《湘行散记》是沈从文的散文集代表作之一，展现了湘西迷人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风土人情，以及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和自发的抗争。语言清丽，风格隽永，具有浓厚的乡土色彩。沈从文现代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主要作品有《老实人》、《边城》、《长河》等。 《湘行散记》创作背景 《湘行书简》由一组信札集成，是《湘行散记》的母本。1934年，因母亲病危，沈从文匆匆赶回湘西。行前，他与夫人张兆和约定，每天给她写一封信，报告沿途所见所闻。这组书札，便是践履这一约定的产物。《湘行散记》便是根据这些书信积累的素材写成的。从《湘行书简》到《湘行散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材料到创作的极好范例。那些记录了他们彼此思念的文字是作者性格和情绪的真实写照。 《湘行散记》作者介绍 沈从文原名沈岳焕，笔名小兵、懋琳、休芸芸等，湖南凤凰人，苗族。1918年小学毕业后随本乡土著部队到沅水流域各地，随军在川、湘、鄂、黔四省边区生活，开始接触中外文学作品。1923年到北京自学并学习写作。曾去北京大学旁听。 抗日战争爆发后，到昆明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任北京大学教授，编辑《大公报》、《益世报》等文学副刊。从1926年出版第一本创作集《鸭子》开始，沈从文出版了70余种作品集，被人称为多产作家。至40年代刊行的作品主要有：短篇小说集《蜜柑》、《雨后及其他》、《神巫之爱》、《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如蕤集》、《八骏图》，中篇小说《一个母亲》、《边城》，长篇小说《旧梦》、《长河》，散文集《记胡也频》、《记丁玲》、《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湘西》等。 他的小说取材广泛，描写了从乡村到城市各色人物的生活，其中以反映湘西下层人民生活的作品最具特色。 《湘行散记》读后感 轻轻翻开《湘行散记》，跟随着沈从文先生的笔，领略湘地那引人入胜的风土人情：有回荡在山涧的撸歌、有凶悍勇敢的水手、更有依山傍水的吊脚楼，就连那贯穿全书野话都是那么富有灵性，让人读后回味无穷。那些野话并不能影响着整本书，反倒让人觉着这是很平常的事情，给别具一番风味的湘地又增添了一抹色彩。 历经十七载，重游故地，心中感慨万千，湘西又历经多少的变迁！ 作者用他优美的笔触，写出了世外桃源般的湘西：“桃花夹岸，芳草鲜美，远客来到，乡下人就杀鸡温酒，表示欢迎”，这是作者在《桃源与沅州》中对于自古以来桃源的描绘，风景优美，乡亲热切迎客，的确是一幅令人心驰神往的“桃源画”！ 重回故地，万物变迁，可不变的仍是先生的那颗如同湘西的水那样清澈的心，他热爱家乡，热爱湘西，对这里有着深深的眷恋。 回味故土上的一切风土人情，忆起陈年旧事，重游湘西，怀揣着一颗无暇清澈的心。

创作风格沈从文的创作风格趋向浪漫主义，他要求小说的诗意效果，融写实、纪梦、象征于一体，语言格调古朴，句式简峭、主干突出，单纯而又厚实，朴讷而又传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沈从文以乡村为题材的小说是典型的乡村文化小说，它不仅在整体上与都市“现代文明”相对照，而且始终注目于湘西世界朝现代转型过程中，不同的文化碰撞所规定的乡下人的生存方式、人生足迹及历史命运。整个作品充满了对人生的隐忧和对生命的哲学思考，一如他那实在而又顽强的生命，给人教益和启示。沈从文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乡村世界的主要表现者和反思者，他认为“美在生命”，虽身处于虚伪、自私和冷漠的都市，却醉心于人性之美，他说：“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习作选集代序》）。沈从文（1902年12月28日－1988年5月10日），原名沈岳焕，字崇文，后改名沈从文，笔名有休芸芸、懋琳、甲辰、上官碧、小兵、炯之等，斋名窄而霉斋，男，湖南凤凰人，中国现代文学家、小说家、散文家和考古学专家。扩展资料：一、小说集《蜜柑》、《雨后及其他》、《神巫之爱》、《龙朱》、《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八骏图》、《如蕤集》、《从文小说习作选》、《新与旧》、《主妇集》、《春灯集》、《黑凤集》、《萧萧》、《阿丽思中国游记》、《边城》、《长河》。二、散文集《从文自传》、《记丁玲》、《湘行书简》、《飘零书简》、《湘西》、《废邮存底》、《烛虚》、《云南看云集》。三、学术著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龙凤艺术》。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沈从文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苗族湖南凤凰县人，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园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1988年病逝于北京。沈从文一生共出版了《石子船》、《从文子集》等30多种短集小说集和《边城》，《长河》等6部中长篇小说，沈从文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乡村世界的主要表现者和反思者，他认为“美在生命”虽身处于虚伪、自私和冷漠的都市，却醉心于人性之美，他说：“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习作选集代序》)。沈从文的创作风格趋向浪漫主义，他要求小说的诗意效果，融写实、纪梦、象征于一体，语言格调古朴，句式简峭、主干凸出，单纯而又厚实，朴纳而又传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彩。整个作品充满了对人生的隐忧和对生生命的哲学思考，如他那实在而又顽强的生命，给人教益和启示。沈从文创作的小说主要有两类，一种是以湘西生活为题材，一种是以都市生活为题材，前者通过描写湘西人原始，身然的生命形式，赞美人性美；后者通过都市生活的腐化堕落，揭示都市自然人性的丧失。其笔下的乡村世界是在与都市社会对立互参的总体格局中获得表现的，而都市题材下的上流社会“人性的扭曲”他是在“人与自然契合”的人生理想的烛照下获得显现，正是他这种独特的价值尺度和内涵的哲学思辨，构起了沈从文笔下的都市人生与乡村世界的桥梁，也正由于这种对以金钱为核心的“现代文学”的批判，以及对理想浪漫主义的追求，使得沈从文写出了《边城》这样的理想生命之歌。中篇小说《边城》是他的代表作，寄寓着沈从文“美”与“爱”的美学理想，是他表现人性美最突出的作品，通过湘西儿女翠翠恋人傩送的爱情悲剧，反映出湘西在“自然”、“人事”面前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一代又一代重复着悲涂的人生，寄托了作者民族的和个人的隐痛。凤凰，了解凤凰，是从沈从文开始的。1902年12月28日，我国著名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沈从文先生诞生在凤凰古城中营街的一座典型的南方古四合院里。四合院是沈从文先生曾任清朝贵州提督的祖父沈宏富于同治五年（1866年）购买旧民宅拆除后兴建的，是一座火砖封砌的平房建筑。四合院分前后两进，中有方块红石铺成的天井，两边是厢房，大小共11间。房屋系穿斗式木结构建筑，采用一斗一眼合子墙封砌。马头墙装饰的鳌头，镂花的门窗，小巧别致，古色古香。整座建筑具有浓郁的湘西明清建筑特色。二十年代就蜚声文坛，被誉为“中国第一流的现代文学作家，仅次于鲁迅”（金介甫Jefferey C.KinKley著《沈从文论》）的沈从文先生在这里度过了他充满传奇色彩的童年。沈从文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他1917年到1922年漂游在湘西沅水流域；1923闯入北京，1923年至1928年在北京以写作谋生；1928年至1930年，在上海中国公学任讲师，兼《大公报》、《益世报》等文艺副刊主编；1931年至1933年在青岛大学任讲师；1934年至1939年在北京主编全国中小学国文教科书；1939年至1947年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授；1947年至1949年在北京大学任教授；1950年至1978年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任文物研究员；1978年至198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任研究员。沈从文先生的文学作品《边城》、《湘西》、《从文自传》等，在国内外有重大的影响。他的作品被译成日本、美国、英国、前苏联等四十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并被美国、日本、韩国、英国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选进大学课本，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侯选人。沈从文先生不仅是著名的作家，还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他撰写出版了《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龙凤艺术》、《战国漆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等学术专著，特别是巨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影响很大，填补了我国文化史上的一项空白。沈从文故居于1991年被列为省人民政府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拔款进行了整修。故居现陈列有沈老的遗墨、遗稿、遗物和遗像，成为凤凰最吸引人的人文景观之一，每天来瞻仰者络绎不绝。

《湘行散记》是沈从文的散文集代表作之一，这个版本并不只湘行散记，一共有三部分：湘行书简、湘行散记、新湘行记。展现了湘西迷人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风土人情，以及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和自发的抗争。语言清丽，风格隽永，具有浓厚的乡土色彩。 《湘行散记》主要内容 《湘行散记》和《湘西》可以同小说《边城》和《长河》互文理解，它们都是作者两次重返湘西所得。迥异于小说“牧歌氛围”“乐观超越”，散文饱含沉甸甸的责任意识——面对一种特殊的历史场域，追溯神性生命的始终，透过表层的血与泪，体验一份人生的庄严。统摄到作者巨大悲悯情感下的书写与反省，是将尖锐的民族问题与社会矛盾，融汇在人事的叙述中。《沅陵的人》、《沅水上游的几个县份》、《桃源与沅州》等反思“文明”与“堕落”的复合关系，《凤凰》沉醉在爱的憧憬里流露出对爱的毁灭性的隐忧，《虎雏再遇记》、《箱子岩》感动于原始生命的力量同时也流露了原始生命活力无从改造与转移的忧惧感。由五四时期兴起的中国现代散文，至30年代，创作多以小品形式为主。收入《湘行散记》、《湘西》中的散文，既能各自独立成篇，又从总体上具有内在的整一性。这种散文长卷的独创，发展了散文艺术的表现形式，开拓了散文创作的意义空间。 《湘行散记》创作背景 《湘行书简》由一组信札集成，是《湘行散记》的母本。1934年，因母亲病危，沈从文匆匆赶回湘西。行前，他与夫人张兆和约定，每天给她写一封信，报告沿途所见所闻。这组书札，便是践履这一约定的产物。《湘行散记》便是根据这些书信积累的素材写成的。从《湘行书简》到《湘行散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材料到创作的极好范例。那些记录了他们彼此思念的文字是作者性格和情绪的真实写照。 《湘行散记》作者介绍 沈从文（1902～1988）现代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原名沈岳焕，笔名小兵、懋琳、休芸芸等。湖南凤凰（今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苗族。1918年小学毕业后随本乡土著部队到沅水流域各地，随军在川、湘、鄂、黔四省边区生活，开始接触中外文学作品。1923年到北京自学并学习写作。曾去北京大学旁听。 1924年后开始发表作品，并与胡也频合编《京报副刊》和《民众文艺》周刊。1928年到上海与胡也频、丁玲编辑《红黑》、《人间》杂志。翌年任教于中国公学。1930年起在武汉大学、青岛大学任教。1934年起编辑北平和天津的《大公报》副刊《文艺》。抗日战争爆发后，到昆明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任北京大学教授，编辑《大公报》、《益世报》等文学副刊。从1926年出版第一本创作集《鸭子》开始，沈从文出版了70余种作品集，被人称为多产作家。至40年代刊行的作品主要有：短篇小说集《蜜柑》、《雨后及其他》、《神巫之爱》、《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如蕤集》、《八骏图》，中篇小说《一个母亲》、《边城》，长篇小说《旧梦》、《长河》，散文集《记胡也频》、《记丁玲》、《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湘西》等。 他的小说取材广泛，描写了从乡村到城市各色人物的生活，其中以反映湘西下层人民生活的作品最具特色。代表作《边城》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表现自然、民风和人性的美，提供了富于诗情画意的乡村风俗画幅，充满牧歌情调和地方色彩，形成别具一格的抒情乡土小说。他的创作表现手法不拘一格，文体不拘常例，故事不拘常格，尝试各种体式和结构进行创作，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文体作家”。他的散文也独具魅力，为现代散文增添了艺术光彩。一些后来的作家曾深受他创作风格的影响。

　　沈从文（1902-1988）， 京派小说代表人物，原名沈岳焕，荒僻神秘的湘西凤凰县，有苗汉土家族的血统。14岁高小毕业后入伍，看尽人世黑暗而产生厌恶心理。接触新文学后，他于1923年寻至北京，欲入大学而不成，窘困中开始用“休芸芸”这一笔名进行创作。至三十年代起他开始用小说构造他心中的“湘西世界”，完成一系列代表作，如《边城》、《长河》等。他以“乡下人”的主体视角审视当时城乡对峙的现状，批判现代文明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所显露出的丑陋，这种与新文学主将们相悖反的观念大大丰富了现代小说的表现范围。　　沈从文一生创作的结集约有80多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个。早期的小说集有《蜜柑》、《雨后及其他》、《神巫之爱》等，基本主题已见端倪，但城乡两条线索尚不清晰，两性关系的描写较浅，文学的纯净度也差些。30年代后，他的创作显著成熟，主要成集的小说有《《龙朱》、《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八骏图》、《如蕤集》、《从文小说习作选》、《新与旧》、《主妇集》《春灯集》《黑凤集》等，中长篇《阿丽思中国游记》、《边城》、《长河》、散文《从文自传》、《记丁玲》、《湘行散记》、《湘西》，文论《废邮存底》及续集、《烛虚》、《云南看云集》等。　　从作品到理论，沈从文后来完成了他的湘西系列，乡村生命形式的美丽，以及与它的对照物城市生命形式批判性结构的合成，提出了他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本于自然，回归自然的哲学。“湘西”所能代表的健康、完善的人性，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正是他的全部创作要负载的内容。　　沈从文全部作品：http://www.wensou.com/a48.htm　　沈从文传：http://book.mumayi.net/jzwx/zgxdrwcj/scw/

沈从文简介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湖南凤凰县人，汉族,但有部分苗血统，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笔名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1988年病逝于北京。 　　沈从文 1４岁高小毕业后入伍，看尽人世黑暗而产生厌恶心理。接触新文学后，他于1923年寻至北京，欲入大学而不成，窘困中开始用“休芸芸”这一笔名进行创作。至三十年代起他开始用小说构造他心中的“湘西世界”，完成一系列代表作，如《边城》、《长河》等。他以“乡下人”的主体视角审视当时城乡对峙的现状，批判现代文明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所显露出的丑陋，这种与新文学主将们相悖反的观念大大丰富了现代小说的表现范围。　　沈从文一生创作的结集约有８０多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个。早期的小说集有《蜜柑》《雨后及其他》《神巫之爱》等，基本主题已见端倪，但城乡两条线索尚不清晰，两性关系的描写较浅，文学的纯净度也差些。３０年代后，他的创作显著成熟，主要成集的小说有《龙珠》《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八骏图》《如蕤集》《从文小说习作选》《新与旧》《主妇集》《春灯集》《黑凤集》等，中长篇《阿丽思中国游记》《边城》《长河》，散文《从文自传》《记丁玲》《湘行散记》《湘西》，文论《废邮存底》及续集、《烛虚》《云南看云集》等。沈从文由于其的创作风格的独特，在中国文坛中被誉为“乡土文学之父”。　　从作品到理论，沈从文后来完成了他的湘西系列，乡村生命形式的美丽，以及与它的对照物城市生命形式批判性结构的合成，提出了他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本于自然，回归自然的哲学。“湘西”所能代表的健康、完善的人性，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正是他的全部创作要负载的内容。著名作品沈从文一生共出版《石子船》《从文子集》等30多种短篇小说集和《边城》《长河》等6部中长篇小说，沈从文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乡村世界的主要表现者和反思者，他认为“美在生命”虽身处于虚伪、自私和冷漠的都市，却醉心于人性之美，他说：“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

专题：沈从文小说评论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京派小说代表人物，湖南凤凰县人，有苗汉土家族的血统。14岁高小毕业后投身行伍。1917年到1922年漂游在湘西沅水流域；1923闯入北京，1923年至1928年在北京以写作谋生；1928年至1930年，在上海中国公学任讲师，兼《大公报》、《益世报》等文艺副刊主编；1931年至1933年在青岛大学任讲师；1934年至1939年在北京主编全国中小学国文教科书；1939年至1947年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授；1947年至1949年在北京大学任教授；1950年至1978年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任文物研究员；1978年至198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任研究员，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1988年病逝于北京。 沈从文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乡村世界的主要表现者和反思者，他认为“美在生命”，虽身处于虚伪、自私和冷漠的都市，却醉心于人性之美。从三十年代起他开始用小说构造他心中的“湘西世界”，完成一系列代表作，如《边城》、《长河》等。他以“乡下人”的主体视角审视当时城乡对峙的现状，批判现代文明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所显露出的丑陋，这种与新文学主将们相悖反的观念大大丰富了现代小说的表现范围。 沈从文的创作风格趋向浪漫主义，他要求小说的诗意效果，融写实、纪梦、象征于一体，语言格调古朴，句式简峭、主干凸出，单纯而又厚实，朴纳而又传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彩。整个作品充满了对人生的隐忧和对生生命的哲学思考，如他那实在而又顽强的生命，给人教益和启示。 沈从文创作的小说主要有两类，一种是以湘西生活为题材，一种是以都市生活为题材，前者通过描写湘西人原始，身然的生命形式，赞美人性美；后者通过都市生活的腐化堕落，揭示都市自然人性的丧失。其笔下的乡村世界是在与都市社会对立互参的总体格局中获得表现的，而都市题材下的上流社会“人性的扭曲”他是在“人与自然契合”的人生理想的烛照下获得显现，正是他这种独特的价值尺度和内涵的哲学思辨，构起了沈从文笔下的都市人生与乡村世界的桥梁，也正由于这种对以金钱为核心的“现代文学”的批判，以及对理想浪漫主义的追求，使得沈从文写出了《边城》这样的理想生命之歌。主要著作小说集《蜜柑》 《雨后及其他》 《神巫之爱》 《龙朱》 《旅店及其他》 《石子船》 《虎雏》 《阿黑小史》 《月下小景》 《八骏图》 《如蕤集》 《从文小说习作选》 《新与旧》 《主妇集》 《春灯集》 《黑凤集》 《阿丽思中国游记》 《边城》 《长河》散文集《从文自传》 《记丁玲》 《湘行散记》 《湘西》 《废邮存底》 《烛虚》 《云南看云集》学术著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生平沈从文在1917年高小毕业后，进入当地土著部队办理杂事，后任书记。1923年进入北京大学旁听，同时练习写作。1924年开始发表作品，并结识郁达夫、徐志摩、林宰平等人。1925年发表第一篇小说《福生》，1926年出版第一个创作文集《鸭子》。同年底，沈从文在上海与胡也频等自筹资金，创办《人间》《红黑》杂志，终因资金不足而停刊。沈从文20年代起蜚声文坛，与诗人徐志摩、散文家周作人、杂文家鲁迅齐名。沈以其小说创作著称。而后，他改执教鞭，1928年到1930年任教于上海中国公学，兼任《大公报》、《益事报》等文艺副刊主编；后曾先后在辅仁大学、国立青岛大学（现中国海洋大学鱼山主校区）、武汉大学、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1948年受到所谓左翼文化人郭沫若等的批判，中止文学创作，转入历史文物研究，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服饰。1950年到1978年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任文物研究员；1978年到198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任研究员。1949年以后，沈从文没有进行过小说创作。他的书在三十多年间仅出版过一次。据说他如能多活数月，便极可能在198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沈从文只有小学学历。西南联大要提升沈从文为教授时，刘文典一直看不起搞新文学创作的人。一次，在西南联大的教务会议上，他提出质疑：“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400块钱，我该拿40块钱，朱自清该拿4块钱，可我不会给沈从文4毛钱。沈从文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美籍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则对“沈从文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性”予以充分的肯定，在评点沈的《静》时他说，“三十年代的中国作家，再没有别人能在相同的篇幅内，写出一篇如此有象征意味如此感情丰富的小说来。”在中国公学教书时，沈从文爱上他的女学生张兆和，写了不少的情书追求她，并引发校长胡适的同情，施以援手。最后，据说因沈从文的情书“写得太好了”，张兆和终于同意嫁给沈从文。 关于沈从文与诺贝尔文学奖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审委员谢尔以．马悦然于高行健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后，在《明报月刊》中表示，1987、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最后候选名单之中，沈从文入选了，而且马悦然认为沈从文是1988年中最有机会获奖的候选人。1988年，马悦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瑞典大使馆文化处询问沈从文是否仍然在世，得到的回答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其时，沈从文刚刚离世数月。文化界流传，1988年诺贝尔评审委员会已经决定文学奖得奖者是沈从文，但因为诺贝尔奖只会颁授给在世的人，因此沈从文与诺贝尔文学奖可谓失之交臂。论沈从文独特的艺术风格【作者】顾蔷芬 【内容提要】沈从文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他的作品再现了我国二、三十年代形形色色的人生面影和生活方式,在创作方法、艺术风格及文体形式等诸方面,都有其独特的艺术个性,开拓了我国现代小说的创作领域。通过对作家的人生经历心理**以及小说的意境、语言、文体等方面的分析,阐述了沈从文小说的艺术特征。沈从文的作品研究和他的湘西世界,无疑是件有意义的事情。沈从文及其文学创作在世界文学史上应有一席之地。【关键词】 沈从文;小说;艺术特征 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是一个十分独特的作家。从他以休芸芸笔名发表文章开始,到40 年代末搁笔,给我们留下了短篇小说二百余篇,中、长篇小说十余部,近300 万字。他的作品再现了我国20～30 年代形形色色的人生面影和生活方式,在创作方法、艺术风格及文体形式等诸方面,都具有独特的艺术个性,为开拓我国现代小说的创作领域作出了可贵贡献。一、异样的成长道路 沈从文的家乡在湘黔交界苗汉土家族杂居的边境山城———湖南凤凰县(原镇 ) 。1902 年他出生于一个带有苗族血统的家庭,祖父曾为满清王朝的提督,父亲也做过军官。沈从文小学毕业后,家庭变故,不得不停学寻找生活出路,到湘西土著部队当兵,辗转于沅水流域乡村,同化在下层人民生死忧乐的生活之中。20 岁为逃避家乡给自己规定的生活,抱着求知欲望到北京,处境十分艰难。社会剥夺了他进校读书的权利,把他变成与上流社会格格不入的“乡下人”。人的社会存在和实践活动决定着人的思想意识的内容。沈从文的上述人生经验和自身所处的社会地位使他同当时上流社会完全割断了联系,获得了下层人民的感情和立场,他“发现自己”是个十分固执的乡下人,他说他这个“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情和哀乐,自有独特式样,与城市人截然不同。这样,沈从文获得了最可宝贵的创造品格,站在广大下层人民立场,具有深厚的劳动群众的思想感情,紧紧贴着湘西的人民和土地,在作品中渗透着自己认识生活和表现生活的独特感受,有着独特的表现式样,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二、独特的艺术风格 沈从文独特的艺术个性,除了他个人生活实践铸造的乡下人人格决定其宝贵的创作品格,为人们展现了一个具有丰富特定文化内涵的艺术世界,并以这一世界为参照系,努力追求“人性”的美学理想外,还体现在他的创造有着自觉而独到的艺术追求。他经过不断地探索和磨练,逐步形成了独具韵味的风格。1. 独特的艺术意境 在中国古代的诗论与画论中,意境或情境,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美学范畴。它指的是诗歌或绘画作品中,作者主观体验到的人生情绪,与作品描绘的客观物象融汇交织而形成的审美境界。作为意境构成的基本骨架是物境构成的总特征及作家处理主观情感的具体方式。正是在这两个方面,见出沈从文小说的艺术个性,从而使他的小说具有了一种独创的艺术意境。 沈从文乡土题材的小说所展示的社会人生,是多种文化因素交织而成的有机板块。其中,确有许多使外部的人们大感诧异,难以置信的东西。那种“养身靠商人,恩情却结于水手”的人生形态衍生而出的吊脚楼妓女与柏子的爱情恩怨,那种青年男女间以热情的山歌赢得对方欢心的恋爱方式,那种按照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形成的山民道德形态,如萧萧生子便不再发卖等等。都与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都市及内地社会大异其趣。沈从文确是有意突出湘西的地方性,仿佛要借湘西的原始神秘性、特异性来完成作品的构图。这些人生现象对于中国社会的普遍性来说,它们是特殊的。但对于包括湘西在内的广大西南地区,它们又是普遍的。从特殊见出普遍,既带着特异性,有具有现实性,这是沈从文小说物境描绘的重要特征。 沈从文小说中的这种原始神秘性是通过普通人即“凡夫俗子”的日常生活与交往表现出来的,是风俗画,是人情小说。他要从这平凡的人生现实中,探索“乡下人”的生命形式,表现他们的生命个性,在他们身上,优美与凡庸交叉,道德状况的健康纯朴与理性世界的原始蒙昧并存。 在人生场景的购置上,沈从文的小说构图极富暗示性,常常通过两种方式表现出来。一种是意象内涵的不确定性,这是一种有意做成的“模糊”。如《边城》中翠翠父母爱情悲剧的底蕴,沈从文没作明确交代。这一方面,有时让人觉得费解,但是另一方面却又留下了让人想象的“空白”。另一种是以极简练的文字勾出事象的轮廓,不以铺张的方式将话说尽,给读者留下了驰骋想象的空间。如《静》表现一家老小数口,远道探视亲人,因战乱受阻于途的遭遇。小说集中描写了女孩岳珉的笑,以人物的笑写人生的悲,透出了战乱中人生的悲凉。这种构图方式,也见于景物描写上,《山道中》描写出了湘黔边境山道上的原始荒芜,使人仿佛已置身于这些荒芜落寞的山恋之中。这样,沈从文小说的物境,依靠构图材料的性质及构图方式产生出一种原始、朦胧的审美特征,犹如烟雾缭绕的山恋,显示出朦胧、深远、神秘的美来。 沈从文的小说多写意,总是将故事置于河上、水边。他常说:“故事中我最满意的文章,常用船上水上作背景。”水的颜色、声音特性都染上了作家的主观情感色彩。《柏子》、《丈夫》、《贵生》、《三三》、《静》、《八骏图》、《长河》等等,或在溪边,或在河上、或在海滨,演出人物的悲欢离合。在他的作品中,水的基本色调就是生命的色调,在水的颜色、光彩中,融入了作者的灵性与情感。这样,抓住山水灵性,以水作背景,将故事置于一种翠绿的基色之下,使作品具有一种清新、柔和的格调,成为沈从文小说意境主观情意的一个因素。 沈从文同情下层人民命运,在作品中,他把淡淡的忧郁、辽远的愁绪,夹裹在平静的叙述里。他善于节制自己的感情,从不采取剧急表达情感的方式,他让感情的细流在平静的叙述里缓缓流动。他是在微笑里藏着哀痛,微凉里夹着忧郁,从而形成自己独有的抒情风格。这样,将感情渗透在人物、景物、场面的描写中,在娓娓而谈里自然透出,平淡而辽远,不烈却撩人,成为沈从文小说意境主观情意的另一个因素。 为了加强情感的表达效果,延伸情感的表现空间,沈从文还有意将自然景物人格化,使之与人物的命运与人物情绪相契合,以达到一种强度抒情的效果。 翠翠抱膝坐在月光下,傍着祖父身边,问了许多关于可怜母亲的故事。间或吁一口气,似乎心中压了些分量沉重的东西,想挪移得远一点,才吁着这种气,可是无从把东西挪开。月光如银子,无处不可照及,山上竹簧在月光下成为黑色。身边虫声繁密如落雨,间或不知从什么地方,忽然会有一只草莺“落落落落嘘!”啭着她的喉咙,不久之间,这小鸟又象明白这是半夜,不应该那么吵闹,便仍然闭着那小小眼儿安睡了。(《边城》) 这草莺的夜半吟叫声,仿佛是从人的胸膛里拖出的一串长长喟叹,是翠翠内心情感在自然界引起的一种感应。景随情移,情波荡漾,感人肺腑。作者的意境是一个有机的艺术构成,是由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种种因素融合而成的。总起来说,沈从文小说题材本身具有神秘色彩,在以写意方式勾勒的蒙茸自然的物境上,融入作者的主观情愫。用浸染了作者个性的色调涂染画面,并以舒缓而又绵长、深远的方式处理情感表达的节奏与速律,借助自然景物的人格化,扩大情感表达的空间,融原始神秘美、色调美、情感美于一炉,从而构成独有的审美意境,给人以强烈的美感享受。2. 人物的心理刻化 沈从文的小说十分重视人物的心理刻化,展示了各种人物繁复的感情世界。但是,沈从文小说中的人物心理描写,既不采取大段大段人物内心独白的表现方式,也不取颠倒时空秩序的“意识流”手法勾勒人物的内心轨道,而是自觉运用了不同的创作方法的可能性。他始终立足与本民族的现实人生来吸取中国古代和域外文学艺术的营养。“看得多而杂,就不大可能受什么影响,也可以说受总的影响;一个故事的完成,是可以从多方面入手,都可达到一定效果的。”因此,传统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各流派如印象主义、潜意识和变态心理描写等因素,都化为了他作品的血肉,从而使他的一些作品带有心理小说的特征。他是一个“对一切无信赖”却只信赖“生命”的作家。而生命,在他的思维中,则主要表现为人的精神生活。他在人物心理内容的把握上,运用了西方心理学的分析方法———“下意识”心理状态,人物的变态心理描写,在他的小说中是常见的。但在人物心理内容**上,他却立足于中国文学刻画人物心理的民族传统。在《贵生》中,作家通过主人公心爱的姑娘金凤被地主迎娶成亲的晚上,主人公听到伙计们放纵粗野地议论新娘时的情态,表现出了主人公气恼、烦闷、委屈、不平和无奈的心态,这是通过人物的咬唇、捏拳、喝酒等行动来托出的,是以行动来揭露人物的心理。 《边城》里关于翠翠的心理**,显出了作家小说刻化人物心理的高妙。在翠翠对爱情的反映上,小说紧扣这个十五岁的山村姑娘的心理特点,逼真地描绘出她特有的情态。她刚刚步入青春之年,就象家乡的青山绿水、翠竹茅檐那样纯朴明净,她的身上焕发出了一种真挚无邪的人情美 ......她有时仿佛孤独了一点,爱坐在岩石上去,向太空一片云一棵星星凝目。祖父问:“翠翠,你在想什么?”她便带着点含羞的情绪,轻轻的说:“看水鸭子打架! ……”同时自己也就在心理作答:“我想得很远很远。可我不知道想些什么。”她的确在想,又的确连自己也不知是想些什么。 这是翠翠对爱情的朦胧心理反应。情窦初开的感觉在她的心理骚动,她已隐约感觉到一种人生的新东西正闯入她的生活,她不能不想。但由于年轻,缺少感情经验,她又不能进行条理清晰的思考。这种矛盾必然引起人物内心的“乱”。这种“乱”反映到神态上来,便是一种下意识的迷惘和莫名其妙的痴态。在这里,有人物没自觉到心理活动的内容,当然也有人物自觉到了的心理内容: 翠翠明白了,人来做媒的是大老! 不曾把头抬起,心忡忡的跳着,脸烧得厉害,仍然剥她的豌豆,且随手把空荚抛到水中去,望着它们从流水中从从容容的流去,自己也俨然从容了许多…… 这是老船工向翠翠谈及大老托人提亲之后她的心理反应。当翠翠得知提亲的是大老而不是二老时,一时明显的失望。在心理对大老提亲的否定,对自己感情选择的坚定与从容,在翠翠心理不是下意识的感觉,而是一种明晰的理性思维。但这种抽象的心理内涵,是通过人物的神态和表情透露出来的。从这儿可看出沈从文的艺术感受力是很强的,善于捕捉人物的纤细感情及微妙神态,并艺术地表现出来,透露出人物隐蔽的心理内容,具有耐人寻味的韵味。3. 小说的语言 总的来说,沈从文小说的语言有个发展、成熟的过程。他早期的创造,由于缺乏正规训练,文法上有过一些疵病,不过,这倒也使得他的小说语言多了些山野气息,不失新鲜与活泼。最能反映沈从文小说语言特色的,是他用来表现乡土人生的乡土语言,只是在他的小说进入成熟期后,其语言方显示出它的全部魅力。沈从文成熟期的小说语言,具有独特的风格:格调古朴、句式简峭、主干凸出,少夸张,朴实中有神韵。他的小说语言以湘西地方话为母体,经过加工与提炼,予以书面化。湘西地方话是湘西根源古老的民族文化发展与自身社会经济发展同步的产物。这种语言的现代化程度低,带有中国古代的某些特点。 他的小说语言大约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语言含蓄、素淡、和婉,多用我国传统的“白描手法”,这在《边城》里得到了极好的反映。话说三分,留下让读者去想象的空间。如写翠翠成熟后,她常爱学摆渡的家畜和客人的摸样,有时学小羊唤母的叫声,有时又在发间插上几朵鲜野花,身姿袅娜地扮新娘。即使她初恋时的语言中,也是那样的含蓄。如她用傩送的俏皮话,对外祖父说:“不是翠翠,不是翠翠,翠翠被河里的大鱼吃掉了。”宛如节奏舒缓的行板,余韵久存,淡淡几笔,便含而不露地写出了翠翠的心理变化。她渴望新的温暖和保护,憧憬美好的恋爱婚姻生活。这种颇有山水风味的语言,甚是迷人。 其二,小说语言中很少用助词“的”。这样能逼迫口语成分增加,使句式短朴。如《山道中》有这么一段描写:这时节他们正过一条小溪,两岸山头极高。溪上一条旧木条,是用三根树干搭成,行人走过时便轧轧作响。傍溪山腰老树上猴子叫喊。水流汩汩。远山山鹊飞起时,虽相距极远,朋朋振翅声音仿佛极近……这段描写,没有一个“的”字,句式短峭简洁,对景物不作繁饰,却显得古朴清新。 其三,沈从文小说的语言,植根于湘西的生活土壤之中,带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在这方面,作品中人物的语言,显得更为突出。《萧萧》中乡下人谈论城里女学生, 《柏子》里水手与相好的相互埋怨等等,这些人物对白里,回荡着湘西人的乡音,使人油然而生真实、亲切之感。沈从文曾作过湘西民歌的搜集、整理工作,并常在小说中将民间文学中的起兴比喻手法加以运用。如《边城》里引用了这样一首民歌:“天上起云云起花,包谷林里种豆荚,豆荚缠坏包谷树,姑娘缠坏后生家。”这要比一般性的叙述语调生动多了。他还继承了湘西人说话就地比喻的传统。如《萧萧》中: 萧萧……风里雨里过日子,象一株长在园角落里不为人注意的蓖麻,大枝大叶,日增茂盛……婆婆虽生来象一把剪刀,把凡是给萧萧暴长的机会都剪去了,但乡下的日头同空气都帮助人长大,却不是折磨可以阻挡得住。 这种比喻具有造语新奇,出人意表,朴实而又神气飞动的特点。他的小说语言在叙述方式上,也汲取了民间故事和歌谣的长处,无做作,娓娓叙来,不转弯抹角,简明扼要,经济动人,语言中有浓厚的民间朴素美。如《边城》中: 在一种近乎奇迹中这遗孤居然已长大成人,一转眼间便十五岁了。为了住处两山都竹篁,翠色逼人而来,老船夫随便给这个可怜的孤雏,拾取了一个近身的名字,叫做“翠翠。” 其四,凝练与简洁。沈从文的小说语言算不得纯粹,正如他自己就说,文字一部分见出“文白杂糅”———明显地承受了中国古典文学语言的影响却又未能完全融化为现代白话的结果。但同时,这又带来了沈从文小说语言的凝练与简洁。如: 半个月来,树叶子已落了一半,只要一点点微风,总有些离枝的木叶,同红紫雀儿一般,在高空里翻飞。太阳光温和中微带寒意,景物越发清疏和爽朗,一切光景美到不可形容。夭夭一面打扫祠堂前木叶,一面抬头望半空中飘落的木叶,用手去承接捕捉。(《长河》) 这种写意式的笔法,仿佛随手拈来,轻轻几笔,就点出了山村景物特有的韵味,语言美和画面美达到了高度的统一。4. 小说的文体 沈从文曾有“文体作家”之誉。他的小说在文体风格上确是戛戛独创,不同流俗。总的特色是“不拘常例”,适应着所表现的不同生活与感情内容,多方尝试,不断创新,多采多姿。他有意打破散文与小说间的文体界限,他的作品中,小说具有散文性,散文又具有故事性,可见他在文体革新上是尽了全部的心力的。 沈从文小说文体多样化特征,主要反映在作品开头结尾的变化多端。小说的开头或渲染气氛(如《丈夫》、《萧萧》) ;或推出主要任务(《会明》) ;或开宗明义点出题旨(如《绅士的太太》) ;或单刀直入写场面(如《新与旧》) 。小说的结尾往往牵动着小说整体结构、布局,从中可看出沈从文组织文体的才能。在他的作品中,结尾有“煞尾”和“度尾”两种。“度尾”“如画舫笙歌”,由远及近后又由近及远;“煞尾”则“如骏马收缰,忽然停住”。的确,《牛》《贵生》《丈夫》等小说的结尾都是极好的“煞尾”,小说往往有一种出人意料的结局,作者总以要言不繁的文字点出,一经点出便戛然而止。如《牛》的结尾: ……到了十二月,荡里所有的牛全被衙门征发到一个不可知的地方去了,大牛伯只有成天到保长家去探讯一件事可做。顺眼无意中望到弃在屋里的木榔槌,就后悔为什么当时不重重的一下把那畜生的脚打断。 这种结尾突出了牛老伯对官府的怨恨,仿佛一峰突起,照亮全篇,给读者留下了联想与思索人生的艺术空间,情节的发展一下子收束了,而故事的内在蕴涵刚刚被诱发出来。 从小说的情节发展看,这种煞尾往往是一种突转。所谓“突转”,表现为作品中的人物行为或故事发展的结局突然转向与情节表面指向相反的方向。而突转与发现又是孪生兄弟。所谓“发现”则是人物对自己的身份或处境从不知到知。在《丈夫》中,按情节发展的表面线索,那个丈夫第二天早上将去水保家,可是第二天“两夫妇一早都回转乡下了”。情节发展的这一“突转”,是与人物身份、处境的“发现”息息相关的。那个丈夫在经历了一日夜的难堪与屈辱以后,终于“发现”自己是在被人当傻瓜侮弄。这一真实身份的“发现”,导致他毅然带着妻子回转乡下。故事的结局出人意料,但又符合人物心理发展的内在逻辑,一切又全在情理之中。沈从文在作品中就是特别善于安排这种“发现”与“突转”,使结尾蕴藉含蓄,富于暗示,他深谙“惊讶”与读者美感的心理联系。 而《边城》、《萧萧》等作品的结尾则属“度尾”。《边城》的结尾是具有高度的艺术魅力的。船总顺顺的两个儿子大老、二老都爱上了翠翠,可翠翠的意中人却是二老。最后大老情场失意撑船不幸溺水,悲剧的尾声是在一个雷雨交加之夜,摆渡老人在操劳担忧中去世了,只剩下了孤苦伶仃的翠翠在摆渡口苦苦等着情人二老来接她,而“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结尾与来头,互相呼应,犹如一曲乐音从遥远处传来,音量加大至主旋律,最后又渐渐飘远了,使作品收到了余音袅袅、不绝如缕的艺术效果。 虽然这种文体的不断变换仅仅是为了形式的新而变,且文体变化的意义也有限,但他作品中这种多变的形式与相应的内容之间的联系,恰恰适宜着沈从文表现生命复杂多变的需要,在其大多数篇章里,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是协调的、妥帖的。 综上所述,沈从文以其创作的独特风格当之无愧地属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出色作家之列。我们研究他的作品和他的湘西世界,无疑是件有意义的事情。正如朱光潜先生指出的那样,沈从文及其创作在世界文学史上终会有他一席之地的,我们也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会做出公正、肯定的回答。

《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也是支撑他所构筑的湘西世界的柱石。他通过一个古朴曲折的爱情故事表现了对理想的人生形式的追求。我们从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的总体的大叙事的角度考察《边城》，则不难发现他的真正的命意在于建构一个诗意的田园牧歌世界，支撑其底蕴的是一种美好而自然的人性。从《边城》中，我们看到沈从文笔下诗画般的湘西世界，自然山水滂沱而又秀美，人们单纯而又勇敢，没有贫富、地位之分，均以诚挚为美的，以亲善为人之本，使读者置身于温馨的世界，这种描写手法本身就是对尔虞我诈无情的鞭挞。外公对孙女的爱、翠翠对傩送纯真的爱、天宝兄弟对翠翠真挚的爱以及兄弟间诚挚的手足之爱。这些都代表着未受污染的原始文明的传统美德。作者状写湘西自然之明净，目的在于衬托湘西人清水般的心灵。他笔下的湘西风情与现实中的都市世界形成鲜明的对比。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苗族湖南凤凰县人，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园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1988年病逝于北京。 沈从文一生共出版了《石子船》、《从文子集》等30多种短集小说集和《边城》，《长河》等6部中长篇小说，沈从文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乡村世界的主要表现者和反思者，他认为“美在生命”虽身处于虚伪、自私和冷漠的都市，却醉心于人性之美，他说：“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习作选集代序》)。 沈从文的创作风格趋向浪漫主义，他要求小说的诗意效果，融写实、纪梦、象征于一体，语言格调古朴，句式简峭、主干凸出，单纯而又厚实，朴纳而又传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彩。整个作品充满了对人生的隐忧和对生生命的哲学思考，如他那实在而又顽强的生命，给人教益和启示。 沈从文创作的小说主要有两类，一种是以湘西生活为题材，一种是以都市生活为题材，前者通过描写湘西人原始，身然的生命形式，赞美人性美；后者通过都市生活的腐化堕落，揭示都市自然人性的丧失。其笔下的乡村世界是在与都市社会对立互参的总体格局中获得表现的，而都市题材下的上流社会“人性的扭曲”他是在“人与自然契合”的人生理想的烛照下获得显现，正是他这种独特的价值尺度和内涵的哲学思辨，构起了沈从文笔下的都市人生与乡村世界的桥梁，也正由于这种对以金钱为核心的“现代文学”的批判，以及对理想浪漫主义的追求，使得沈从文写出了《边城》这样的理想生命之歌。 中篇小说《边城》是他的代表作，寄寓着沈从文“美”与“爱”的美学理想，是他表现人性美最突出的作品，通过湘西儿女翠翠恋人傩送的爱情悲剧，反映出湘西在“自然”、“人事”面前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一代又一代重复着悲涂的人生，寄托了作者民族的和个人的隐痛。 凤凰，了解凤凰，是从沈从文开始的。1902年12月28日，我国著名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沈从文先生诞生在凤凰古城中营街的一座典型的南方古四合院里。四合院是沈从文先生曾任清朝贵州提督的祖父沈宏富于同治五年（1866年）购买旧民宅拆除后兴建的，是一座火砖封砌的平房建筑。四合院分前后两进，中有方块红石铺成的天井，两边是厢房，大小共11间。房屋系穿斗式木结构建筑，采用一斗一眼合子墙封砌。马头墙装饰的鳌头，镂花的门窗，小巧别致，古色古香。整座建筑具有浓郁的湘西明清建筑特色。二十年代就蜚声文坛，被誉为“中国第一流的现代文学作家，仅次于鲁迅”（金介甫Jefferey C.KinKley著《沈从文论》）的沈从文先生在这里度过了他充满传奇色彩的童年。 沈从文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他1917年到1922年漂游在湘西沅水流域；1923闯入北京，1923年至1928年在北京以写作谋生；1928年至1930年，在上海中国公学任讲师，兼《大公报》、《益世报》等文艺副刊主编；1931年至1933年在青岛大学任讲师；1934年至1939年在北京主编全国中小学国文教科书；1939年至1947年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授；1947年至1949年在北京大学任教授；1950年至1978年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任文物研究员；1978年至198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任研究员。沈从文先生的文学作品《边城》、《湘西》、《从文自传》等，在国内外有重大的影响。他的作品被译成日本、美国、英国、前苏联等四十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并被美国、日本、韩国、英国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选进大学课本，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侯选人。沈从文先生不仅是著名的作家，还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他撰写出版了《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龙凤艺术》、《战国漆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等学术专著，特别是巨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影响很大，填补了我国文化史上的一项空白。 沈从文故居于1991年被列为省人民政府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拔款进行了整修。故居现陈列有沈老的遗墨、遗稿、遗物和遗像，成为凤凰最吸引人的人文景观之一，每天来瞻仰者络绎不绝。

沈从文对现代文学的贡献在于他创造了诗意的抒情小说文体,他把诗和散文引进小说之中,打破了三者的界限从而大大扩大了小说的表现领域和审美功能. 沈从文小说的主要贡献是他创造了一个特异的"湘西世界".他以湘西人,乡下人的视角,来赞美湘西的山水美景,人的淳朴和风俗的古雅.并以这样一个世界来观照,批判,否定他所生活的,他认为是丑恶的都市社会.因此,沈从文的小说同三十年代主流文学以阶级,阶层的观念分析考察社会不同,他是取地域的,文化的视角,通过两种文化的对峙来表达自己的文学理想. 简析沈从文短篇小说的艺术特色及思想 艺术特色：沈从文短篇小说的主要艺术特色集中在他对文体的创造上。他创造了三种基本文化形态：描述湘西与都市下层人物日常生活与命运的写实故事。如《丈夫》《牛》《菜园》等运用的温情的现实主义。根据民间、宗教故事创作的浪漫传奇。如《媚金.豹子.与那羊》《神巫之爱》《月下小景》等运用的是浪漫主义的手法；嘲讽、抨击现代都市“上等人”所谓“文明”的讽刺小说。运用的批判现实主义。 其次，沈从文追求文体结构的千变万化互不雷同。他所持的是逆向型思维方式，不拘常格，求异思变。文体的自觉使作家获得了文本结构与文本解放的极大自由。结构自然、流畅和千姿百态；表现在文体上则使他的小说打破各种文体间的界限，产生了明显的边缘性：有些运用散文笔致，似抒情散文，有的带有童话色彩，似民间故事。 思想：对湘西劳动人民穷苦命运的关注、同情，对现代都市文明的嘲讽、批判，对湘西完美人性的表现与思考，重建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创作用意。 作为一种新型的艺术形式，话剧突破了传统戏剧远离现实生活的局限，适应了反映新的时代与新的生活的需要。但是，这种新的艺术形式要在中国的土地上扎根，必须拿出有分量的艺术成品，形成引人入胜的戏剧形式，从而赢得广大观众。曹禺的剧作，在这一意义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的作品，特别是《雷雨》、《日出》、《北京人》等代表作，以精湛的艺术形象，展现了黑暗社会的深重苦难，在情节结构的匠心、人物塑造的独到、舞台语言的功力诸方面，都达到了戏剧艺术的高峰，形成了精巧、丰富、浓烈、明丽的艺术风格，成为中国话剧文学的巨著，具有深远的影响及持久的生命力。曹禺从自己的个性出发，有机的吸收西方戏剧艺术与民族古典文学营养。在他笔下，中国话剧艺术逐渐走向成熟，形成了独特的民族个性。在中国话剧走向民族化的过程中，曹禺功不可没。 民族化的前进：透入骨髓的民族性格的挖掘 中国的现代话剧艺术，是在中西方文化互相撞击交流，融会贯通的时代背景中成长起来的。它眼前面对着五色杂陈的域外人文艺术，身后带着本土审美心理定势的阴影。因此，如何正确处理中西戏剧审美的同化和顺应，移植和再生的关系，也即中国话剧的民族化，无疑是一个关系到话剧艺术品位和方向的大问题。 能不能创造出民族化的形象和性格，发掘出民族的内在精神与灵魂，是衡量文学艺术作品是否具有民族风格、民族作风亦即民族审美特征的一把重要标尺。别林斯基在谈到文学作品的民族性问题时，就曾经指出：“在任何意义上，文学都是民族意识，民族精神生活的花朵和果实。”[1]果戈理也认为：“真正的民族性并不在于写农妇的无袖长衣，而在于具有民族精神的人。”[2]所谓“民族意识”、“民族精神”主要表现在人们的性格和心灵世界具有民族特有的精神生活方式与文化心理结构。我们考察一下曹禺的剧作，其人物的性格既有时代的折光，又大都体现出民族特有的精神生活方式与文化心理结构。 曹禺剧作中有两个形象系列十分引人注目：一是旧制度、旧礼教的“卫道者”形象，如周朴园、焦氏、曾皓、曾思懿等；一是被压迫被损害妇女和劳动人民的形象。就前者讲，不论他们的个性有怎样的差异，但在他们的性格与灵魂深处，无不浸透着根深蒂固的封建宗法思想与伦理观念，无不散出腐朽、没落的悲凉气息。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以宗法观念思考问题、待人处事，以封建礼法掩饰他们自私的动机与污浊的灵魂。他们灵魂自私、卑污却又往往以道德面貌出现。这是处于穷途末路的旧制度、旧礼教的“卫道者”们的共同心态。另一类人物，则是与之对立的被压迫被损害者形象如繁漪、陈白露、仇虎、金子、愫芳等。他们都遭受到旧制度、旧礼教的残酷、野蛮的压榨与迫害，又都受到时代大潮的影响，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反封建的个性意识和叛逆性格；但他们反抗封建压迫的思想和行动，又往往受到他们自身残存的封建宗法观念的影响与牵制，而表现出反封建的独特、奇异的心态与方式。繁漪尽管有强烈的反封建叛逆性格，但终因出身于大家望族，封建传统观念不会轻易从她意识中隐退、消失。她敢于同丈夫的前妻之子发生“乱伦”关系，其反封建的叛逆精神可谓热烈果敢；但她与易卜生笔下离家出走的娜拉比起来，却显出不可避免的思想局限：封建宗法伦理观念像一条无形的绳索拘束着她，使她没有能够、甚至不曾想到冲出专制家庭，到广阔的社会去追寻自由幸福的新天地。繁漪与娜拉的差异就在于：在反抗旧制度、旧礼教上，她比娜拉有更重、更复杂的精神负担。所谓繁漪是“中国的娜拉”，就是因为她的反抗是“中国式”的，是由旧中国被压迫妇女独特的精神生活方式和文化心态决定的，是打着旧中国社会现实与历史文化传统的深深烙印的。《原野》中的仇虎，看起来颇为豪放、洒脱，似有一种不可羁绊的原始人性的蛮悍、冲动；但在他的叛逆性格中，同样渗透着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文化遗毒。他向恶霸地主焦阎王一家复仇时，就流露着“父仇子报，父债子还”等封建宗法伦理观念。使仇虎由复仇者转而为被复仇者，因而陷入不能自拔的矛盾痛苦的深渊的，根源就在于他的潜意识中的这种陈腐思想。应该注意的是，在仇虎的性格和心灵中，还有较重的愚昧落后、封建迷信观念。如在他的潜意识活动中，总是同鬼魂、阴曹地府、阎罗王等心灵幻觉中的可怖形象不可分割的纠结在一起，这就是旧中国愚昧落后、笃信鬼魂的农民心理活动的特有色彩与思维方式的反映。脱离了封建宗法观念和迷信鬼神的心理活动与思维方式，就减弱了仇虎作为初步觉醒的落后农民的民族性格的典型性。《北京人》中愫芳的性格中有没有反封建因素？我们回答是肯定的。如她对爱情的向往与追求，她最后终于跳出曾家这个令人窒息的封建牢笼，都反映了她被时代唤醒了的反封建、求自由的个性意识。不过，愫芳的反封建的性格中却渗透着更浓重、更复杂的封建宗法色彩：她那“忍辱负重”“怨而不怒”的思想、人格，对爱情的忠贞不二，对压抑她以至造成她爱情悲剧的封建家庭统治者的宽仁胸襟，她的“为人”、“利他”的思想境界与精神情操，都深深的烙印着以封建宗法色彩为特征的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痕迹。因此，形成了她反抗封建压迫的独特方式：既不是同封建势力针锋相对的冲突，也不是一味消极忍受，而是以顽强的生活意识去追求人生的真正价值与意义。这是一种内向、迂回然而却是韧性的反抗方式。 可见，曹禺剧作的民族风格在一系列复杂奇异的性格挖掘中，在激荡着时代意识与传统思想文化剧烈搏斗的心灵世界中最鲜明、最浓重的表现出来。 民族艺术表现手法的继承和发扬 曹禺既注重向民族现实生活深入开掘，又注意汲取民族艺术的传统美学思想及其表现方法，使他的剧作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充实完美的民族风格。曹禺剧作的民族化表现，艺术上还可以概括出如下三点： 第一， 把心理刻画与写形传神的艺术表现相结合，精细地展现人物的灵魂世界。 中国古典文艺传统对于塑造人物，讲究图形写貌，以形传神。传神即写心，注重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描绘人物的精神风采。曹禺说：“多年来，我倾心于人物性格，我觉得写作就是写人，……而刻画人物，重要的又在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思想和感情。” [3]他善于发掘人物在时代精神的激荡下紧张、剧烈的心灵搏斗，同中国艺术传统中写形传神的艺术经验相融合，以之塑造复杂奇异的人物性格。蘩漪、陈白露的灵魂里自我搏斗，她们悲剧性格的发展进程，全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刻画繁漪形象时，作家审美创造的视角凝聚在时代精神所引发人物心灵世界的强烈骚动上：在“五四”精神的启悟下，繁漪热烈渴望个性自由与解放，确是“心比天高，”；但当她试图冲破封建牢笼，同周朴园前妻之子周萍发生“乱伦”关系后，在她的潜意识深层却又不是窜出传统观念的幽灵，使她不自觉地为突如其来的罪恶感所困扰；而当周萍要“悔改以前的罪恶”，同她断绝那种不正常的关系时，繁漪又死死抓住周萍不放手，一次次病狂般地去破坏周萍与四凤的关系，表现出那么异乎寻常的嫉妒与阴鸷。蘩漪这种矛盾、极端的性格和心态，显然地被时代精神复活了的个性意识所燃起的生命的“电火”。在《日出》中，作家更深入地揭示了陈白露在罪恶社会的逼迫、腐蚀下日益堕落又不甘沉沦，渴望自由光明又难以挣脱生活之苦的灵魂剧烈搏斗，从而凸现了她那矛盾、分裂、忧郁、痛苦的内在复杂性格。曹禺说过：陈白露“时而像是久经风尘，时而像是单纯少女；时而玩世不恭，时而满腔正义；时而放纵任性，时而感伤厌世。[4]作家还特意挑选能够突出人物个性的细节，加以反复表现。陈白露念诗和吃安眠药这两个细节的一再叙写，表现了她内心深处的复杂矛盾，不敢沉溺而无力自拔的悲剧性格。可以说，曹禺式的心理刻画与写形传神的艺术表现形式，通过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入发掘，为中国话剧舞台创造了像蘩漪、陈白露、仇虎等在灵魂的自我交战中挣扎的悲剧形象，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高度。 第二， 浓郁的抒情与深沉的人生哲理的有机统一。 中国文学富有抒情的传统，强调寓理于情，讲究情与理的统一。曹禺的审美追求并不是一般的去再现生活的真实，而是在剧作中熔铸着作家对生活的独特感受、深沉思考，从而展现出一幅幅“情理交融”的诗意境界。曹禺多次谈到：“‘真实的生活"和‘生活的真实"不是一个东西。我以为要写出‘真实的生活"还不是最难的。你熟悉一点，就能写出某一点真实的生活，但是要写出‘生活的真实"你就必须懂得全局，写出社会的本质，让人全面地认识生活、理解社会。” [5]他的作品正是作家在对生活强烈感受、深入思考的基础上，围绕人物性格刻画，向凝聚着生活的丰富内蕴和搏动着时代旋律的人物内心世界深入探索的必然结晶，是创作主体拥抱、深入创作客体并使二者高度融合的产物。作家极其熟悉他所描写的旧中国那鬼影重重的社会生活，对被压迫被损害的妇女和劳动人民尤有深切的理解。他深知的同情他（她）们的悲惨遭遇，赞美他（她）们灵魂深处所焕发的不屈人格。在创作中，作家宗，把被压迫被损害的妇女和劳动人民反封建的叛逆性格与丰富的人性美，置于艺术表现的中心。曹禺善于从被压迫被损害者极端、异常的性格和矛盾、变态的心灵世界中，去发掘反封建个性意识及其人性的特有魅力。作家对蘩漪和陈白露人性美的发掘，是深入底里、激动人心的。按照世俗的眼光，蘩漪、陈白露似乎是伤风败俗、罪孽深重的；然而作家却从“乱伦”的背后和已经堕落而又不甘沉沦的内心矛盾中，发现了她们灵魂深处顽强挣扎的生命力及其反封建叛逆精神。从生活出发，按照她们各自所处的环境与经历，以夸张、强调甚至变形的方法，赋予她们以鲜明、独特的性格与行动。所谓蘩漪的“可爱不在她的“可爱”处，而在她的“不可爱”处，她的“不易为人解悟”的特殊的“魅惑性”，就在于她的内在的动人的人性美，是以反封建的“阴鸷性的力”的变态形式呈现出来的。陈白露内在深处那顽强的、不屈的人性美，是透过她那日益堕落而又不甘沉沦的矛盾痛苦的心理活动渲染出来的。正是在紧张、剧烈，不断深化的灵魂自我搏斗中，她那奋力挣扎的个性意识战胜堕落性而升华到一种诗意的境界：与其屈辱、痛苦的在鬼魅世界中厮混，不如一死求得灵魂的安宁。陈白露这个不能自拔的堕落者的自杀，之所以成为震撼人心的悲剧，就因为作家以夸张、变形的方式，从她那矛盾、痛苦的灵魂深处发掘出了渴望“太阳”、“春日”和“美好生活”的人性之光。“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透过这支希望与绝望剧烈交战的凄恻感人的心灵回旋曲，我们依稀地听到行将涅磐的人性对“太阳”、对“光明”的余音袅袅的呼唤。此外，仇虎那蛮悍、粗犷，激荡着原始生命的复杂性格，愫芳那又凄凉又甜蜜的反常心态，都是他们反封建叛逆精神已经觉醒的个性意识最富于诗意的表现方式。所有这些描写，显然是作家对黑暗现实的强烈感受和激情凝结，一直成为讴歌被践踏的妇女和劳动人民的人性美，揭露旧社会旧制度的黑暗与罪恶，抒发作者沉郁、激荡的诗意激情、最独特、最有效、最震撼人心的艺术表现途径。 可见，曹禺剧作既熔铸着作家真诚炙热的主观情感，又凝聚着他对现实人生问题的深沉探索与哲理思考，因而形成了一种情理交融、意蕴深邃的诗意境界。作家自己曾说，“最好的剧本总是情理交融的”。这正是曹禺向戏剧艺术民族化高峰攀登的切身体验。 第三，地方民俗风情的艺术表现与诗的意境创造相互交织 以鲁迅为主将的五四作家们，十分重视作品的乡土特色，常常在作品中描绘不同地方色彩的民俗风情，用以衬托主要人物的思想性格，批判黑暗的社会人生，强化了反封建的意义。 曹禺的剧作同样注意把人物安置在富有地方特色的城市或乡镇的民俗风情环境中，在最富民俗色彩的婚丧的场面里，刻画人物的性格，多侧面的映照出人物的文化心态。情景相生，物我交融，形成曹禺话剧独特的民族氛围。《雷雨》里的周公馆和《日出》里大城市豪华旅馆的陈设布置，人物的对话，都富有浓重的地方特色与时代气氛。《北京人》的第一幕置景提示语，洋洋洒洒近两千言，围绕小花厅把曾家大少奶奶曾思懿的卧房，文清的睡房，曾老太爷的寝室、小书斋和大客厅的陈设：古老的苏钟、玉如意、盆景兰，红宝石古瓶，玻璃鱼缸，董其昌的行书条幅，垂着黄丝穗的七弦琴……铺写的生动逼真，层次井然；曾家当年的气派，峥嵘的往昔，历历在目，但屋内的清冷沉闷，天空断断续续的哨声，胡同里传来的小车单调的“孜妞妞，孜妞妞”的声音以及磨刀剪的人烂旧的喇叭“唔瓦哈哈”的吼声，无一不与曾家的“气派”形成鲜明强烈的反差，预示着曾家的衰败没落。这段文字犹如一篇深沉的散文诗，实则句句写人。整出戏里，始终贯穿着小贩吆喝叫卖的市声，算命瞎子的铜钲，独轮小车的轮轴声，更锣梆子声。就在这京味浓郁的生活环境里，戏剧充突在展开，人物的灵魂在撞击，在呻吟，整个戏的内在意蕴逐步表露出来了。 注重诗的意境创造，是中国文艺的传统。无论是小说、诗歌或戏曲艺术中，优秀的作家总是重视创造情景交融的意境。用以衬托人物的心灵，突出人物的思想性格。曹禺的剧作，注意在平凡的日常生活里，为人物设置充满诗意的场景，让人物在抒情的独白或含蓄的对话里展示优美的心灵。《北京人》里愫方同瑞贞倾诉心曲时，不断响着暮秋的雁叫，断续的军号声，氛围凄清沉静，衬托出愫方那舍己为人的高尚心灵。《家》的第一幕，喧嚣杂乱的闹洞房之后，月光皎洁，梅花莹白，湖波明亮，杜鹃酣唱，展开了觉新与瑞钰发自肺腑的内心独白，纯朴而真诚，深沉而凄清，情景交融，饱含诗的韵味。《家》的结尾，在大雪纷飞、杜娟哀鸣里瑞钰逝去。洁白清寂的雪景映衬着人物内心的纯净高洁，暗示着雪化冰消之后大地回暖，春光明媚，包孕着深长的意蕴。 注意地方礼俗的描写与诗的意境创造相交织，使剧作具有生活气息和诗化韵味，大大强化了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的统一，这是曹禺对现代话剧民族化的富有个性的艺术创造。 立于世界戏剧之林的忍从型悲剧人物 从世界悲剧角度看，曹禺的贡献在于：他以全部话剧创作实绩，使得悲剧这一西方品种中国化，为世界悲剧之林增添了“忍从型”这一极具民族个性的悲剧类型。 悲剧起源于古希腊的酒神剧，酒神精神中的“开阔激荡，郁愤沉挚”的现世生活精神生活是悲剧的内蕴。无论是《哈姆雷特》，还是《俄底浦斯王》，都是以表现英雄、伟人为主，用热烈奔放的大段抒情自白来表现悲剧的壮美和情感的大悲大恸，以冲突的激烈达到震撼人心的效果。曹禺则是从现实生活提炼出悲剧冲突，描写平凡生活中受压迫与摧残，遭压抑与扭曲的悲剧人物，反映出悲剧深刻丰富的社会意义。作家描写灰色人物，小人物的悲剧，总是致力于反映人物精神追求方面的深刻痛苦，深入探索悲剧人物的内心世界。运用艺术手段把这种精神痛苦的深度传达得淋漓尽致。他的悲剧不是主要呈现为悲壮崇高，而是写出一种忧愤深沉、缠绵抑郁的美，折射出中华民族独特的含蓄委婉的审美个性。曹禺的悲剧艺术正是如此使话剧这种外来的新兴艺术样式在中华民族的艺术领域里发展成熟并扎下根来，成为原汁原味的民族艺术范式。 中国人由于长期受儒家思想熏陶，形成了中庸的人生观，它要求凡事要有节度、合乎中道，适可而止，不走极端。然而中庸的要求却把中国人的处世抹上了一丝退守忍从的灰溜溜的色彩。在黑暗的现实的压迫前，常易变得泯灭自我，含垢忍辱，洁身自好，故作通脱，多做缓解生存与环境尖锐冲突的消极抗争。“非和弗美”构成了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中和之美”是中国美学历几千年不变的基准。中国古典悲剧艺术，在这种“中和之美”的理想要求下，执意把握并成功创造出了一种“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风格基调。 曹禺塑造了瑞珏、翠喜、愫方这样忍从型的悲剧女性，她们在含垢忍辱的悲剧生涯里永葆善良忠贞，默默无闻，任劳任怨的为他人而耗尽自己。她们“思而不贰”的情操，“勤而不怨”的秉性，“曲而不屈”的行为，“美而不矜”的风度，自然而然使这些剧作形成了“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风格基调。更为可贵的是，通过对以曾文清、周萍、觉新等为代表的一个个的“灵魂的躯壳”的塑造，进一步丰富了“忍从型”这一极具民族个性的类型的文化内涵。以曾文清为例，他是剧中曾家第二代“北京人”。他聪颖清俊，善良温厚,不乏士大夫阶级所欣赏的潇洒飘逸。他的悲剧在于，他所长期生活其间，受其多年熏陶的封建儒家文化思想和教养，腐蚀了他的灵魂。长期的隐、忍，使他失去了斗争的信念。精致细腻的生活消磨掉展飞的健翎。他身上理应得到健全发展的真正的人的因素，人的意气，被消耗，吞噬了。重重对生活的厌倦和失望甚至使他懒于宣泄心中的苦痛，懒到他不想感觉自己还有感觉，懒到能使一个有眼的人看得穿“这只是一个生命的空壳”。他尽管爱上一个空谷的幽兰，却只敢停留于相对无言中获得慰藉，爱不能爱，恨不能恨。他出走后又沮丧地归来，以至吞食鸦片自杀，都是必然的。曾文清的悲剧有他个人不可推卸的责任，更有深刻的社会原因。中国几千年礼教与宗法的桎梏，使这些旧家庭中的悲剧人物没有自由，无法呼吸，在痛苦的压抑与深沉的苦闷中，渐渐耗尽生命。这是人的悲剧，灵魂的悲剧。“不说话”的曾文清在剧中似乎消无声息，却让人感到从内到外的悲哀，沉重的压抑，这是心死的悲剧。中国式的悲剧。无声无息却惊心动魄。历史将证明，对于中华民族悲剧精神的发扬光大，曹禺“忍从型”悲剧形象持久恒远的影响与价值。 民族化风格的成因 为什么在中国群星灿烂的剧坛上，曹禺具有如此的的舞台生命力？为什么曹禺象启明星一样恰好升起在三十年代中期，中国社会最黑暗专制的夜空？而在他之前，许多才华横溢的伟大先行者们，筚路褴缕，克尽其能，却没有这样幸运…… 艺术巨匠和杰作，不是任何时代都有的，它是历史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产物。首先，我们不能不谈到曹禺的主体条件，亦即创作个性。创作个性是作家在创作中表现出来的主体特征，是联系生活与艺术的桥梁。通过这条必由之路，作家把实在的自我，和前人的艺术经验以及接受者的期待视野融为一体，构筑成独一无二的艺术自我。 曹禺创作个性的基础，无疑是他特殊的生存体验。曹禺1910年出生于天津的一个破落的百姓官僚家庭，除天津外，曹禺还先后在宣化、北京、南京、江安、重庆等地居住、学习或工作过，一辈子基本没有离开过城市。他的社会联系、生活视野也大致局限在这个范围里。虽然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曹禺曾参加过学生爱国运动，但他毕竟没有夏衍、冯雪峰等人那种职业革命家的经历，甚至很少像左联作家那样直接投身于政治活动，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里，家庭的变故和时代大潮的冲击，把曹禺从一个官僚子弟变成了城市平民，自从离开家庭，只身闯入社会之后，起码在十几年的时间里，曹禺过着普通市民的生活，既算不上平安无事，也说不上轰轰烈烈。总之，像平常人一样经历着时代的动荡不安，感受着平民的喜怒哀乐。在曹禺的生命体验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城市上层的封建官僚及其后裔，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洋奴买办、以及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下层城市平民。他对时代精神的领会，对革命的认识，对历史主人公的理解，主要是通过家庭生活的变动，平常人事关系的分化改组，或私人交谊间接地感受到的。曹禺的生存体验并不十分宽阔，但却很特殊，也很深刻。旧人多于新人，家庭重于社会，女性胜过男性。 曹禺是在令人窒息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出生即失母的精神创伤，使幼小的曹禺感到无形的精神重压，塑造了他的忧郁气质和悲悯情怀。所以，《雷雨u2022序》的开头便是一段夫子自道：我不知道怎样来表白我自己，我素来有些忧郁而暗涩；纵然在人前我有时显露着欢娱，在孤独时却如许多精神总不甘于凝固的人，自己不断来苦恼着自己。这明白无误地说明曹禺的心理类型是内倾的，而内倾和含蓄是东方人传统的心理素质。这种独特的个性致使他对家庭、社会和人生产生某种无法摆脱的悲剧性感受，也使他的作品呈现出独特的缠绵抑郁的民族审美风格。 曹禺对中国传统戏曲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他的童年是在传统戏的熏陶中度过的。曹禺曾说过，“我对戏剧发生兴趣，就是从小时候开始的，我从小就有很多机会看戏，这给我影响很大。” [7]这种从小由传统戏曲文化养育起来的审美情趣，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他以后的创作。 曹禺认为，中西一切伟大的戏剧家，都以能够满足普通观众的艺术期待为其成功的首要前提。剧本创作的根据，是特定时代的民族审美期待。作品要想获得观众——“剧场的生命”，就不得对此置之不理。他明确意识到中国戏曲“必令生旦当场大团圆”的格局，来自中华民族善恶昭彰的正义感和理想主义情愫，虽然在其前期作品里很少大团圆的俗套，但褒贬分明的审美判断却强烈可感，构成其民族品格的重要一面。 在艺术处理上，曹剧也力求适应新旧市民观众的欣赏习惯和审美情趣。它主干突出，背景戏，过渡戏一律推到幕后，重点台词常化成各种变调的形式再三奏响，如繁漪和陈白露那些有名的独白。关键细节则不惜冒着“重描”的危险反复强调，如《雷雨》中藤萝架上中线走电，《日出》里的帐单，《北京人》的棺材，都曾几度提到，反复渲染。其中有的出于思想内容的要求，有的则是由于观众的局限。“原因是怕我们的观众在鼓锣喧嚣的旧戏场里，吃瓜子，喝龙井，谈闲天的习惯还没有大改，注意力浮散，忘性太大，于是不得已地说了一遍再说一遍。” [8] 另外，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喜欢故事引人入胜。情节曲折动人。传奇性，是中国传统戏剧美学的特征之一。观众喜欢曹禺的戏剧，感到他写的戏真是有“戏”。他以曲折的故事情节，激烈的戏剧性冲突，紧张的戏剧场面而引人入胜，扣人心弦。曹禺的作品正是满足了中国观众的传统审美习惯，从而赢得了观众。 总之，曹禺戏剧强烈的民族风格的形成不仅仅由于他自觉的继承和发扬中国民族戏剧的优秀传统，更在于他根植于中国民族的、现实的生活土壤里所形成的独特的审美个性。 曹禺崛起于三十年代剧坛上，高举话剧民族化大旗，把中国话剧艺术推向高峰。而二十年代的著名作家田汉、夏衍等，谁也没有达到如此高度，原因何在？如果仔细比较曹禺和夏衍的艺术追求，不难发现，虽然两人都从市民的心态剖析出发，但曹禺尊重“普通观众的趣味”，而夏衍则更关注社会问题的政治解决。夏衍的剧作被誉为“政治抒情诗”(唐韬语)。人物行动的结局，绝大多数是“由涸澈到江湖”，投身于民族解放的斗争。由于没有曹禺那样丰富的舞台实践经验，不十分注重市民观众的艺术情趣，再加上职业政治思维习惯，夏衍剧作并没有完全化入中华民族传统的正剧艺术审美追求中。中国市民更神往于一种中国式的让观众“喜闻乐见”的话剧艺术，所以与田汉的大段朗诵诗式的宾白，夏衍的政治目的明确而不愿迎合世俗的话剧相比，曹禺的以现代市民观众的审美情趣为参照尺度的作品，才是属于民族的，是属于广大群众的。

沈从文（1902-1988），湖南省凤凰县（今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原名沈岳焕。祖父曾任贵州提督，嫡祖母为苗族。父亲年轻时就入伍从军，辛亥革命时参与当地的武装起义，后因谋刺袁世凯事泄而亡命关外，母亲是世家之女，从小就认字读书，对沈从文影响最深。湘西偏僻的地域特点和他身上独有的苗、汉、土家三个民族的血统，对他性格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 沈从文6岁入私塾，15岁从凤凰县第一小学毕业，这是他的最后学历。1917年8月，即按照当地的风习进入地方土著部队，在沅水流域驻留，先后当过士兵、班长、司书、文书、书记等，在部队活动的沅水流域各县，见识了"湘军"的强悍和杀人如麻的残忍，也见识了地处川、湘、鄂、黔四省交界的湘西这方土地上的人民的美好人性。 1922年（20岁），在接触新文学后，出于内心的憧憬，独自闯荡北京，升学失败后，住在"酉西会馆"（半年后迁入银闸胡同一公寓"窄而霉斋"）自学，并开始文学创作。这时期，主要用"沈从文"、"休芸芸"等笔名在《晨报副刊》、《现代评论》、《小说月报》和《新月》等刊物上发表作品，并与胡也频编辑《京报》副刊和《民众文艺》周刊。郁达夫那篇著名的《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就是在1923年收到沈从文的求助信后给他的回信。 1926年（24岁）出版第一部作品集《鸭子》（包括散文、小说、戏剧和诗歌），1927年又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蜜柑》，在文坛上开始崭露头角。1928年1月，到上海，8月应胡适之邀，以小说毕业的资历担任上海"中国公学"的讲师，讲授写作。这一年，他还出版了小说戏剧集《入伍》、长篇小说《阿丽丝中国游记》第一卷和第二卷、《篁君日记》，短篇小说集《好管闲事的人》、《不死日记》，以及《老实人》、《雨后及其他》等。 1929年1月，开始与胡也频、丁玲夫妇一起创办文学杂志《红黑》和《人间》，并参加新月社。1930年夏，任武汉大学国文系讲师。1931年1月，胡也频被捕入狱，2月7日与柔石、殷夫、李伟森、冯铿（并称"左联五烈士"）被枪杀于上海龙华。4月，沈从文冒险护送丁玲及孩子回家乡湖南常德。这年秋天，应杨振声之邀赴山东，进入青岛大学任教。 1932年秋天，又应杨振声之邀到北京，进入教育部的"中小学教材编选委员会"。在这期间，沈从文每年都出版有多部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呆官日记》、《旧梦》、《一个女演员的生活》，中篇小说《神巫之爱》、《一个天才的通信》、《泥涂》，短篇小说集《男子须知》、《十四夜间及其他》、《沈从文甲集》、《沈从文子集》、《石子船》、《龙朱》、《虎雏》、《都市一妇人》，长篇传记《记胡也频》，以及散文集《旅店及其他》等。 1933年5月，丁玲被捕后失踪，引起文坛瞩目。两个月后，当人们快要忘记丁玲时，沈从文发表了《记丁玲女士》一文。同年9月，沈从文与张兆和结婚。同年10月，沈从文发表《文学者的态度》，引起著名的"京海之争"。这一年他还出版有中篇小说《一个母亲》，短篇小说集《阿黑小史》、《慷慨的王子》和《月下小景》等，并在北京主编《大公报》副刊《文艺》。 1934年是沈从文一生中最为辉煌的一年。这年1月，他返回湘西看望病中的母亲后，写出了他的小说代表作《边城》，并写出了他散文代表作《湘行散记》（1936）和《湘西》（1939）中的许多篇章，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游园集》、《如蕤集》，以及他的第一部自传《从文自传》，还执编了天津《大公报》的文艺副刊，成为了北方"京派"作家群体的组织者。 在随后的两年里，沈从文对自己的创作做了初步的总结，出版了一系列小说选集，如《从文小说集》、《从文小说习作选》、《沈从文选集》、《沈从文小说集》、《新与旧》等。 相关知识：1933年前后，左翼文学的创作面貌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胡也频、丁玲、蒋光赤等"初期左翼作家"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或被杀、被捕、病逝等）相继退出了文坛，张天翼、沙汀、艾芜等"左翼新秀"开始崛起，茅盾的小说创作也进入了爆发期，陆续创作和发表了他最有代表性的小说《子夜》、《林家铺子》和"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等。 与茅盾等许多作家一样，沈从文的生活也在1937年抗战爆发后发生急剧的动荡。1937年8月，随清华、北大、南开等大学南下，经天津、烟台、济南、南京、武汉、长沙，又回到湘西，再经沅陵、贵州到昆明，先后任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副教授、联大北京大学教授，直到1946年，抗战胜利后回到北京，继续任北大教授，并参加编辑了《大公报》、《益世报》、《平明日报》等四种报刊的文学副刊。在这期间，仍然创作出版有长篇小说《一个妇人的日记》、《长河》，短篇小说集《主妇集》、《绅士的太太》、《如蕤》（与《如蕤集》篇目有所不同）、《春灯集》、《黑凤集》，散文集《湘行散记》、《湘西》、《昆明冬景》，以及杂文集《烛虚》、《云南看云集》等。 由于沈从文在文坛上多次发表文章引起论争，从抗战开始，他与左翼作家的关系继续恶化，在左翼作家发动的对"与抗战无关论"、"战国策派"、"反对作家从政论"、"自由主义文学"等一系列论争中，他几乎每次都被列为反叛对象，他在这时期创作的小说也屡遭批判，1948年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一文中以不容置疑的口气断言，他"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的，于是，在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期间，他与京派的理论家朱光潜、沦陷区女作家张爱玲、国统区著名作家无名氏（卜宁）等都排除在外，而且，还被赶下了北大的讲台，经于导致精神错乱，从此，离开文坛。 1949年秋，被送入中央革命大学研究班学习，的改行进入历史博物馆工作。1963年在周恩来总理的提议下，参与了《中国历史图谱》的编写，1964年完成文化研究专著《另古代服饰研究》，1969年被送入湖北咸宁"五七干校"看菜园子，1971的获准回京，1978年"文革"结束后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80年曾赴美讲学。1988年逝世于北京。 关于沈从文的小说创作 沈从文是怀着一个神圣的"文学理想"从边城来到京城的，依照这个理想，他竭力维护文学的纯粹性和严肃性，坚决反对文学的党派性和商业性。在小说创作中，对都市中的现代文明进行了无情的讽刺和批判，精心建造了一个美好的湘西世界，在小说的抒情诗手法和田园诗风格方面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沈从文的小说大体上可以分为"都市"和"湘西"两大题材。都市题材是他以"乡下人"的身份对现实的直面，重点是道德批判，而湘西题材则是他在成为了都市人之后对过去的缅怀，重点是理想歌颂，因此，自然地形成了"冷与暖"两种截然不同的色调。同样是表现都市生活，沈从文小说与左翼小说和新感觉派小说既在"揭露性"表现出共同的特点，但也显示出很大的区别。沈从文较多地看到了现代文明背后的道德沦丧和人的自私贪婪，偏重于知识分子精神上的庸俗卑劣；以茅盾为代表的左翼小说则偏重社会分析和阶级批判；新感觉派小说则偏重于感觉的印象和人性的迷茫。 沈从文小说中大量的性爱描写，最突出地表现在他对都市和湘西的不同态度。沈从文虽然从20岁进京后就一直生活在大都市里，而且还进入了都市的上流社会，是受人尊重的知识分子，但他发现，都市里的高等人都患有"阉寺病"，想爱而不敢爱，甚至连说都不敢说。因而他宁可并始终把自己看作是"乡下人"，不愿与都市的上层人士为伍，总是以乡下人的眼光去看待都市里的人生。在他看来，都市的"智者"用由"文明"制造的种种绳索捆绑住自己，跌入更加不文明的轮回圈中，而乡下人却总是能返朴归真，求得人性的谐和。 在他小说的性爱描写中，也就总是用讥讽的口吻去调侃城市里的各色人等，特别是上层社会的"高等人"两性关系的虚假性，《八骏图》写的是八位教授的丑态，而《绅士的太太》则主要写绅士和淑女们的丑行。在《边城》等作品中，却完全是一种赞美，翠翠对性爱的要求越是大胆，他认为就越纯真而美丽。这里，除了怀乡和怀旧的因素外，主要还在于理性的作用。沈从文是把性爱当作人的生命存在、生命意识的符号来看待的，探讨不同的人的性爱观念，正是观察不同的生命形态的重要角度，由此更可以发现在不同的文化制约下人性的不同表现形式。也正如苏雪林女士所说，沈从文的创作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沈从文论》，《苏雪林选集》，第456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89年）。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这些描写都市人生的小说，对于沈从文的意义，正在于通过"城乡的对照"，唤起了作者对湘西人生的美好回忆和向往。 沈从文的湘西题材，生动地表现出极具地域特色的湘西及沅水流域的民风、民俗。 《柏子》（作于1928年5月，发表于1937年8月的《小说月报》）是沈从文小说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讲述的是一个名叫柏子的水手与辰河岸边一个做娼妇的女人之间男欢女爱的故事。柏子常常花两个月的时间在辰河的船上辛劳，然后来跟相好的妇人团聚一次，将赚的钱及买的东西交给她。而相好的妇人也总是掐算着时日，有情有意地等着柏子的归来，形同夫妇。在这里，作者不是要描写一个劳动者的性格，也不是要粉饰愚昧的人生，而是通过对人性的富于诗意的发现，表现人的生存状态、自然欲望和生命活力。 《萧萧》是沈从文最为写实的作品之一。小说从萧萧12岁嫁给3岁的小丈夫开始，以较多笔墨描写了萧萧的勤劳、纯朴以及作为一个少女所有的天真、幼稚、单纯的情状，故事慢慢走向高潮，到萧萧被花狗用山歌唱开心窍，并怀有身孕，情节出现急剧转折，充满诗意的浪漫变成生死攸关的人生现实。作品的自由结构和风俗描写、爱情歌谣，使小说融入散文和诗的因素。而在他的《龙朱》、《媚金、豹子和那羊》、《月下小景》等作品，更是从民间故事、苗族传说和佛经故事中汲取营养，充满浪漫主义色彩和地方文化特色。 《边城》（连载于《国闻周报》1934年1月至4月。同年10月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单行本）是沈从文小说最有代表的作品。"湘西世界"是沈从文理想人生的缩影，而《边城》则是沈从文供奉着理想的"希腊小庙"。在这座小庙里，不仅有他向往的代表着自然人性的理想人物和理想生活，而且，还有他追求的代表着自然天性的理想文体。在这些人物身上，闪耀着一种神性的光辉，体现着人性中原本就存在的、未被现代文明侵蚀和扭曲的庄严、健康、美丽和虔诚。翠翠在与当地掌水码头团总的二老（二儿子）傩送的短暂接触中，就任由自己萌生出爱意，并没有觉得自己的地位低下，甚至在听到了团总想要与有碾房陪嫁的人家打亲家的话之后，丝毫没有将这个消息与自己的婚事联系在一起。在她天真纯洁的心灵里，似乎根本就不存在"门当户对"的概念。因此，在作者眼中，她的爱是超越一切世俗利害关系的最为高尚也最富有诗意的爱。因此，可以说，翠翠是沈从文的"理想人物"，是他崇拜的爱神和美神。同样高尚的是团总的两个儿子，大老天保和二老傩送都爱上了翠翠，但他们并没有自相残杀，当天保得知翠翠爱上了自己的弟弟后，便主动退出了竞争。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理想生活并不仅仅是一个浪漫温馨的爱情故事，而是一个爱情悲剧。 但作者对这一悲剧似乎并不悲伤，在作者的人生观（生死观）中，这一切生、老、病、死，是自然的安排，是人生的常态，当地民风如此，芸芸众生也应如此。在这个原始而纯朴的世界里，没有邪恶、贪婪，甚至连人类最常见的嫉妒也没有，有的只是和善、诚实、侠义和热情。傩送为了爱情，放弃了陪嫁的碾房，而选择了渡船；天保尊重翠翠的选择，为了成全弟弟，选择了离开；傩送在得知哥哥不幸的消息后，不胜悲哀的重负，也离家而去，连翠翠身边惟一的一个亲人祖父（实际上是外祖父）也弃船仙逝，只留下一个孤零零的翠翠。但天保和傩送的父亲顺顺不但没有责怪翠翠，反而要来接她回家，就连当年追求翠翠母亲的老马兵，也来照应翠翠。这就是生活的牧歌和牧歌式的生活，是未被现代文明浸润扭曲的人生形式，也是人生形式的极致，是"神性"的表现。这种"神性"，就是"爱"与"美"的结合。在作者看来，神、爱、美，三者是一体的，是不可分割的。 为了表现这种"人性的极致"，作者不能不从一开始就制造出一种"梦幻般的"意境："由四川达湖南，靠东有一条官路……"《边城》共21节，每一节都是一首圆润的散文诗，都具有抒情的风格：缓缓的情节、细腻的心理、清丽的语言。在《边城》等描写湘西生活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该叙事就叙事，该抒情就抒情，散文的笔法和诗歌的意境成为小说的主体，现实与梦幻，人生和自然，就这样随着简单的故事发展而水乳交融地掺和在一起。也许，沈从文正是在这不经意间创造出了自己的理想文体：诗化抒情小说。构成"湘西世界"的题材、人性描写、人生形式想象等基本元素，"湘西世界"与现代都市文明病的对照。 我们知道，沈从文的主要文学贡献是用小说和散文建造起了他独特的"湘西世界"，因此，通过与他的都市题材创作相对照等多种形式来了解他的"湘西世界"，就是我们这节课学习的最重要内容。 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在题材上的主要特点，就是生动地表现出极具地域特色的湘西（从更大范围上讲则是"楚地"）的民风、民俗。我们在前面已经说到，沈从文的小说大体上可以分为"湘西"和"都市"两大题材，而他的湘西题材创作也可分为"现实"和"怀旧"两种情况。 关于他的湘西现实题材的创作，我们在专科阶段曾作过专门介绍："受鲁迅起始的、以乡村回忆为题材的"乡土文学"的影响，不仅描写地方风情，也触及某些发人深思的社会问题。《萧萧》写女主人公十二岁被嫁到婆家，小丈夫还不到三岁。后来她被子工人花狗的歌唱开了心窍，做了妇人还怀了孕。于是按老规矩，她或是被沉潭，或是被发卖。只是由于偶然的原因，她生下了男孩而被婆家留下了。这里描写了封建宗法制下婚姻的不合理性。然而，作者还进而描写萧萧后来还是跟她的小丈夫圆房，那时儿子已十岁，十二岁时又忙着给他娶个大六岁的媳妇。这才是更可悲的，受害者对自身的悲剧经历，并无半点醒悟，照着世代相传的老谱，她又亲自给下一代安排悲剧。相反，《丈夫》写的是旧传统美德的消泯和解体，这当然是由于农村经济的衰败，为了求生，农民再也顾不得旧传统了。一些妇女出去"做生意"，也就是卖淫挣钱。这是得到丈夫允许的。由于生存方式的变换，她们失去了农妇的质朴和羞涩。不但肉体被蹂躏，精神也被锈蚀。连麻木的丈夫也难以忍受，他终于带着妻子回去了。还有《牛》，写农民所受苛捐杂税的痛苦。" 而在他的怀旧型的作品中，时间的概念和社会的矛盾被有意地模糊了，在《边城》中，人们的社会地位虽然也有高低之分，但并不存在对立的阶级冲突，作品中的每一个人都是美的化身。在《龙朱》、《媚金、豹子和那羊》、《月下小景》等篇中，作者更是从民间故事、苗族传说和佛经故事中汲取营养，充满浪漫主义的色彩。 沈从文在"湘西世界"和都市题材中的性描写，最突出地表现在他对性爱内容的不同态度上。我们知道，沈从文等京派作家虽然生活在大都市里，而且还进入了都市的上流社会，是受人尊重的知识分子，但他们却始终把自己看作是"乡下人"，不愿与都市的上层人士为伍，总是以乡下人的眼光去看待都市里的人生。因此，沈从文总是用讥讽的口吻去调侃城市里的各色人等，特别是上层社会的"高等人"两性关系的虚假性，《八骏图》写的是八位教授的丑态，而《绅士的太太》则主要写绅士和淑女们的丑行。 但在《边城》等作品中，他却完全采取一种赞美的态度，她们对性爱的要求越是大胆，他越是认为她们纯真而美丽。究其原因，除了有怀乡和怀旧的因素外，主要还在于理性的作用。因为在沈从文是把性爱当作人的生命存在、生命意识的符号来看待的，探讨不同的人的性爱观念，正是观察不同的生命形态的重要角度，由此更可以发现在不同的文化制约下人性的不同表现形式。但沈从文凭什么一定就认为，在现代文明制约下的都市人的人性就是病态的，而在原始生态中的湘西人的人性就是健全的呢？或许我们还可以问：既然湘西的山水和少女都那么美好，他当时为什么一定要跑到丑陋的大都市里来呢？答案应该是不言而喻的，他是在到了大都市之后，特别是在发现了大都市里的高等人都患有"阉寺病"之后，才懂得了自己所失去的是多么美好？阉，即"阉人"、"阉党"。所谓"阉寺"，就是宦官。想爱而不敢爱，甚至连说都不敢说，因此，沈从文们可以骄傲地称自己是乡下人，也宁可称自己是乡下人。 于是，在他的描写中，面对性爱的或隐或显的涌动，乡下人总是能返朴归真，求得人性的谐和；而都市的"智者"却用由"文明"制造的种种绳索捆绑住自己，跌入更加不文明的轮回圈中。也正如苏雪林女士所说，沈从文的创作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既可以说："这些描写都市人生的小说，实际上对于沈从文并没有完全独立的意义，它总是作为整个"乡村叙述体"即"湘西世界"的一个陪衬物或一种批判性的观照而存在的。"也可以说，这些描写都市人生的小说，对于沈从文的意义，正在于它唤起了沈从文对湘西人生的美好回忆和向往。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还可以说，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的人生形式，既带有很大的理性成份，也带有很大的想象成份。在教材中，我们专门介绍了《边城》的写作缘由，甚至谈到了翠翠的形象原型，这在沈从文的散文中也是可以找到依据的。应该说，沈从文的许多小说都是有现实依据的，但地处湘、黔、川三省交界的湘西，正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老、少、边、穷"地区，它真的就像作者所描写的那样如同世外桃园般的美丽？当然不是。这只是文学的创造，也正是文学的魅力所在。因此，我们在教材中这样说，在这个世界（即"湘西世界"）里，沈从文正面提取了未被现代文明浸润扭曲的人生形式，这种人生形式的极致，便是对"神性"的赞美。而这种"神性"，就是"爱"与"美"的结合。也就是说，神、爱、美，三者是一体的，是不可分割的。翠翠是沈从文的"理想人物"，是他崇拜的爱神和美神。为了表现这种"人性的极致"，作者不能不从一开始就制造出一种"梦幻般的"意境，作品开头的那句："由四川达湖南，靠东有一条官路……"，就犹如我们小时候常常听到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边城》与沈从文的文学理想。 "湘西世界"是沈从文理想人生的缩影，而《边城》则是沈从文"湘西世界"的集中代表。因此，我们可以说，沈从文不仅把《边城》看成是一座供奉着人生理想的"希腊小庙"，而且，在这座小庙里还供奉着他的文学理想。在这座小庙里，不仅有他崇拜的代表着自然人性的理想人物，也不仅有他向往的代表着自然人性的理想生活，而且，还有他追求的代表着自然天性的理想文体。在这些理想人物身上，闪耀着一种神性的光辉，体现着人性中原本就存在的、未被现代文明侵蚀和扭曲的庄严、健康、美丽和虔诚。 翠翠在与仅有的男性的接触中萌生出爱意，就任由自己的心思，爱上了当地掌水码头团总的二儿子（二老）傩送，并没有觉得自己的地位低下，甚至在听到了团总想要与有碾房陪嫁的人家打亲家的话之后，丝毫没有将这个消息与自己的婚事联系在一起，在她的天真纯洁的心灵，似乎根本就不存在"门当户对"的概念，因此，在作者眼中，她的爱是超越一切世俗利害关系的最为高尚也最富有诗意的爱。同样高尚的是团总的两个儿子，大老天保和二老傩送同时都爱上翠翠，但他们并没有自相残杀，当天保知道翠翠爱上了自己的弟弟后，便主动退出了竞争。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理想生活并不仅仅是一个浪漫温馨的爱情故事，而是一个爱情悲剧，但作者对这一切似乎并不悲伤。 也许，这正是作者的人生观（生死观）。天保的出走遭遇了不幸，傩送不胜悲哀的重负，也离家而去，连翠翠身边的惟一的一个亲人外祖父也弃船仙逝，只留下一个孤零零的翠翠。这一切生、老、病、死，在作者看来，都是自然的安排，人生的常态，当地民风如此，芸芸众生也应如此。而生活如此，表现生活的小说又什么必要非得按人为形成的规矩去写作呢？于是，在《边城》等描写湘西生活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该叙事就叙事，该抒情就抒情，散文的笔法和诗歌的意境成为小说的主体，现实与梦幻，人生和自然，就这样随着简单的故事发展而水乳交融地掺和在一起。这就是沈从文创造的理想文体：诗化抒情小说。

　　沈从文　　（1902～1988）现代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原名沈岳焕，笔名小兵、懋琳、休芸芸等。湖南凤凰（今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苗族。1918年小学毕业后随本乡土著部队到沅水流域各地，随军在川、湘、鄂、黔四省边区生活，开始接触中外文学作品。1923年到北京自学并学习写作。曾去北京大学旁听。1924年后开始发表作品，并与胡也频合编《京报副刊》和《民众文艺》周刊。1928年到上海与胡也频、丁玲编辑《红黑》、《人间》杂志。翌年任教于中国公学。1930年起在武汉大学、青岛大学任教。1934年起编辑北平和天津的《大公报》副刊《文艺》。抗日战争爆发后，到昆明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任北京大学教授，编辑《大公报》、《益世报》等文学副刊。从1926年出版第一本创作集《鸭子》开始，沈从文出版了7O余种作品集，被人称为多产作家。至40年代刊行的作品主要有：短篇小说集《蜜柑》、《雨后及其他》、《神巫之爱》、《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如蕤集》、《八骏图》，中篇小说《一个母亲》、《边城》，长篇小说《旧梦》、《长河》，散文集《记胡也频》、《记丁玲》、《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湘西》等。他的小说取材广泛，描写了从乡村到城市各色人物的生活，其中以反映湘西下层人民生活的作品最具特色。代表作《边城》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表现自然、民风和人性的美，提供了富于诗情画意的乡村风俗画幅，充满牧歌情调和地方色彩，形成别具一格的抒情乡土小说。他的创作表现手法不拘一格，文体不拘常例，故事不拘常格，尝试各种体式和结构进行创作，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文体作家”。他的散文也独具魅力，为现代散文增添了艺术光彩。一些后来的作家曾深受他创作风格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沈从文被安排到中国历史博物馆，从事文物、工艺美术图案及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工作。1957年放弃了文学生涯。1978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研究员，致力于中国古代服饰及其他史学领域的研究。研究成果有《唐宋铜镜》、《龙凤艺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学术著作。1980年曾应邀赴美国讲学，1982年增补为中国文联委员。沈从文的著作除前面列举的外，还有论文集《沫沫集》、《废邮存底》、《云南看云集》，批评专集《现代中国作家评论选》，以及多种沈从文的选集和多卷本《沈从文文集》等。

　　一、沈从文代表作品：　　《边城》、《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龙凤艺术》等.　　二、作者简介：　　沈从文（1902－1988），中国著名作家，原名沈岳焕，笔名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乳名茂林，字崇文，湖南凤凰人。其祖父沈宏富是汉族，祖母刘氏是苗族，母亲黄素英是土家族。因此，沈从文的民族应是汉族，但沈从文本人却更热爱苗族，他的文学作品中有许多对于苗族风情的描述。　　沈从文是作家、历史文物研究者。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交界地区。1924年开始进行文学创作，撰写出版了《长河》、《边城》等小说。1931年－1933年在青岛大学任教，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历史与文物的研究，著有《中国古代服饰研究》。1988年病逝于北京。　　三、人物评价：　　沈从文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文学作品《边城》 、《湘西》、《从文自传》等，在国内外有重大的影响。他的作品被译成日本、美国、英国、前苏联等四十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并被美国、日本、韩国、英国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选进大学课本，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候选人。沈从文不仅是作家，还是历史学家、考古学家。　　先生一生中，着有五百万字的著作文章，《边城》、《长河》、《从文自传》是他的代表作。他晚年专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填补了中国物质文化史上的一页空白。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笔名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乳名茂林，字崇文。湖南凤凰县人，祖母刘氏是苗族，其母黄素英是土家族，祖父沈宏富是汉族。沈从文是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31年－1933年在山东大学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1988年病逝于北京。 代表作品：《边城》，《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龙凤艺术》小说集　　《老实人》 　　《蜜柑》 　　《雨后及其他》 　　《神巫之爱》 　　《龙朱》 　　《旅店及其他》 　　《石子船》 　　《虎雏》 　　《阿黑小史》 　　《月下小景》 　　《八骏图》 　　《如蕤集》 　　《从文小说习作选》 　　《雪晴》 　　《新与旧》 　　《主妇集》 　　《春灯集》 　　《黑凤集》 　　《阿丽思中国游记》 　　《边城》 (其中《端午日》选入江苏版七年级语文上册;第一章，第十三章选入上海市高中一年级教材，第3~6节选入人教版高中必修5） 　　《长河》 散文集　　《沈从文散文选》《记胡也频》 　　《从文自传》 　　《记丁玲》 　　《湘行散记》 　　《湘西》 　　《废邮存底》 　　《烛虚》 　　《云南看云集》 学术著作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从文赏玉》 相关传记　　沈从文，《从文自传》，湖南美术出版社 　　金介甫，《沈从文传》，国际文化出版社 　　凌宇，《沈从文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吴世勇，《沈从文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 　　李辉，《沈从文图传》，长江文艺出版社

　　【沈从文】（1902～1988）现代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原名沈岳焕，笔名小兵、懋琳、休芸芸等。湖南凤凰（今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苗族。1918年小学毕业后随本乡土著部队到沅水流域各地，随军在川、湘、鄂、黔四省边区生活，开始接触中外文学作品。1923年到北京自学并学习写作。曾去北京大学旁听。1924年后开始发表作品，并与胡也频合编《京报副刊》和《民众文艺》周刊。1928年到上海与胡也频、丁玲编辑《红黑》、《人间》杂志。翌年任教于中国公学。1930年起在武汉大学、青岛大学任教。1934年起编辑北平和天津的《大公报》副刊《文艺》。抗日战争爆发后，到昆明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任北京大学教授，编辑《大公报》、《益世报》等文学副刊。从1926年出版第一本创作集《鸭子》开始，沈从文出版了7O余种作品集，被人称为多产作家。至40年代刊行的作品主要有：短篇小说集《蜜柑》、《雨后及其他》、《神巫之爱》、《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如蕤集》、《八骏图》，中篇小说《一个母亲》、《边城》，长篇小说《旧梦》、《长河》，散文集《记胡也频》、《记丁玲》、《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湘西》等。他的小说取材广泛，描写了从乡村到城市各色人物的生活，其中以反映湘西下层人民生活的作品最具特色。代表作《边城》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表现自然、民风和人性的美，提供了富于诗情画意的乡村风俗画幅，充满牧歌情调和地方色彩，形成别具一格的抒情乡土小说。他的创作表现手法不拘一格，文体不拘常例，故事不拘常格，尝试各种体式和结构进行创作，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文体作家”。他的散文也独具魅力，为现代散文增添了艺术光彩。一些后来的作家曾深受他创作风格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沈从文被安排到中国历史博物馆，从事文物、工艺美术图案及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工作。1957年放弃了文学生涯。1978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研究员，致力于中国古代服饰及其他史学领域的研究。研究成果有《唐宋铜镜》、《龙凤艺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学术著作。1980年曾应邀赴美国讲学，1982年增补为中国文联委员。沈从文的著作除前面列举的外，还有论文集《沫沫集》、《废邮存底》、《云南看云集》，批评专集《现代中国作家评论选》，以及多种沈从文的选集和多卷本《沈从文文集》等。　　沈从文（1902-1988）， 京派小说代表人物，原名沈岳焕，荒僻神秘的湘西凤凰县，有苗汉土家族的血统。14岁高小毕业后入伍，看尽人世黑暗而产生厌恶心理。接触新文学后，他于1923年寻至北京，欲入大学而不成，窘困中开始用“休芸芸”这一笔名进行创作。至三十年代起他开始用小说构造他心中的“湘西世界”，完成一系列代表作，如《边城》、《长河》等。他以“乡下人”的主体视角审视当时城乡对峙的现状，批判现代文明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所显露出的丑陋，这种与新文学主将们相悖反的观念大大丰富了现代小说的表现范围。　　沈从文一生创作的结集约有80多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个。早期的小说集有《蜜柑》、《雨后及其他》、《神巫之爱》等，基本主题已见端倪，但城乡两条线索尚不清晰，两性关系的描写较浅，文学的纯净度也差些。30年代后，他的创作显著成熟，主要成集的小说有《《龙朱》、《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八骏图》、《如蕤集》、《从文小说习作选》、《新与旧》、《主妇集》《春灯集》《黑凤集》等，中长篇《阿丽思中国游记》、《边城》、《长河》、散文《从文自传》、《记丁玲》、《湘行散记》、《湘西》，文论《废邮存底》及续集、《烛虚》、《云南看云集》等。　　从作品到理论，沈从文后来完成了他的湘西系列，乡村生命形式的美丽，以及与它的对照物城市生命形式批判性结构的合成，提出了他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本于自然，回归自然的哲学。“湘西”所能代表的健康、完善的人性，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正是他的全部创作要负载的内容。（宇慧根据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整理撰写）　　沈从文简介　　沈从文先生（1902～1988），现代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学者。原名沈岳焕，笔名小兵、懋琳、休芸芸等。湖南凤凰（今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苗族。1918年小学毕业后随本乡土著部队到沅水流域各地，随军在川、湘、鄂、黔四省边区生活。1923年到北京自学并学习写作。1924年后开始发表作品，并与胡也频合编《京报副刊》和《民众文艺》周刊。1928年到上海与胡也频、丁玲编辑《红黑》、《人间》杂志。翌年任教于中国公学。1930年起在武汉大学、青岛大学任教。1934年起编辑北平和天津的《大公报》副刊《文艺》。抗日战争爆发后，到昆明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任北京大学教授，编辑《大公报》、《益世报》等文学副刊。从1926年出版第一本创作集《鸭子》开始，沈从文先生出版了70余种作品集，被人称为多产作家。至40年代刊行的作品主要有：短篇小说集《蜜柑》、《雨后及其他》、《神巫之爱》、《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如蕤集》、《八骏图》，中篇小说《一个母亲》、《边城》，长篇小说《旧梦》、《长河》，散文集《记胡也频》、《记丁玲》、《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湘西》等。还有论文集《沫沫集》、《废邮存底》、《云南看云集》，批评专集《现代中国作家评论选》，以及多种沈从文的选集和多卷本《沈从文文集》等。他的小说取材广泛，描写了从乡村到城市各色人物的生活，其中以反映湘西下层人民生活的作品最具特色。代表作《边城》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表现自然、民风和人性的美，提供了富于诗情画意的乡村风俗画幅，充满牧歌情调和地方色彩，形成别具一格的抒情乡土小说。他的创作表现手法不拘一格，文体不拘常例，故事不拘常格，尝试各种体式和结构进行创作，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文体作家”。他的散文也独具魅力，为现代散文增添了艺术光彩。一些后来的作家曾深受他创作风格的影响。在文学态度上，沈从文先生一直坚持自由主义立场，坚持文学要超越政治和商业的影响。　　1948年沈从文先生受到了左翼文化界猛烈批判，郭沫若斥责沈从文先生：“一直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1949年，沈从文先生放弃了文学创作，被安排到中国历史博物馆，担任了一名历史博物馆的讲解员。沈从文先生的下半生从事文物、工艺美术图案及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工作。1978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研究员，致力于中国古代服饰及其他史学领域的研究。先后发表了《唐宋铜镜》、《龙凤艺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学术著作。与沈从文先生在国内的默默无闻相反，沈先生在国外名声鹊起，于1980年应邀赴美国讲学，并进入诺贝尔文学奖的终审名单。1988年，86岁的沈从文先生因为心脏病复发离开了人世，为后人留下了无限的惋惜。　　姓名：沈从文　　性别：男　　出生年月：1902—1988年　　籍贯：湖南　　沈从文（男）（1902—1988）原名沈茂林、沈岳焕，笔名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湖南凤凰人。1917年小学毕业后，参加家乡土著部队预备兵的训练，后正式从军，任上士司书，后来作过屠宰收税员。谙熟湘西民风民俗，对其后来创作的题材选择和艺术风格形成很大影响。因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1922年到北京谋求升学，未果，开始写作求生。曾与胡也频合编《京报》副刊，同时在香山慈幼院图书馆工作。1928年到上海，先后与丁玲合编《红与黑》，并曾参加新月社。出版了《鸭子》、《阿丽思中国游记》、《入伍后》、《雨后及其他》、《巫神之爱》等作品和作品集。此后历任中国公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教职。编过天津版《大公报》文艺副刊。30年代是他的创作高峰期，出版了中篇小说《边城》、《阿黑小史》，短篇小说集《虎雏》、《月下小景》、《如蕤集》、《八骏图》、《新与旧》，传记《记胡也频》、《记丁玲》，散文集《从文自传》、《湘西散记》、《湘西》等作品，成为文坛影响颇大的京派小说家。在三四十年代的历次论争中，他一再显出与左翼文学思潮的隔膜。1948年曾被郭沫若点名批判，一度使他因神经过度紧张造成疾病，幸自杀未遂，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馆等从事工艺美术和物质文化史的研究，不再从事文学创作。1978年调任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1981年长期研究的成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香港商务印书馆初版）出版。80年代初期开始出现一股“沈从文热”，对他的研究逐步深入，对他的作品的评价也越来越高。近年他的书信集《从文家书》出版后更引起了学界广泛的研究兴趣。他的小说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湘西艺术世界，在这个恬淡静谧的氛围中揭示乡村生命形式的美丽，以及对它的对照物城市生命形式的批判，是一种自然、纯朴、自由的抒情文学。他把乡土文学发展到了更高的境界，小说达到了乡情风俗、人事命运、人物形象完美和谐、浑然一体的境地，语言具有个性，生机勃勃。而他至善至美的文学理想，探求人性的文学立场，在当时喧哗的时代中迟迟不能得到理解。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苗族湖南凤凰县人，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园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1988年病逝于北京。　　沈从文一生共出版了《石子船》、《从文子集》等30多种短集小说集和《边城》，《长河》等6部中长篇小说，沈从文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乡村世界的主要表现者和反思者，他认为“美在生命”虽身处于虚伪、自私和冷漠的都市，却醉心于人性之美，他说：“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习作选集代序》)。　　沈从文的创作风格趋向浪漫主义，他要求小说的诗意效果，融写实、纪梦、象征于一体，语言格调古朴，句式简峭、主干凸出，单纯而又厚实，朴纳而又传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彩。整个作品充满了对人生的隐忧和对生生命的哲学思考，如他那实在而又顽强的生命，给人教益和启示。　　沈从文创作的小说主要有两类，一种是以湘西生活为题材，一种是以都市生活为题材，前者通过描写湘西人原始，身然的生命形式，赞美人性美；后者通过都市生活的腐化堕落，揭示都市自然人性的丧失。其笔下的乡村世界是在与都市社会对立互参的总体格局中获得表现的，而都市题材下的上流社会“人性的扭曲”他是在“人与自然契合”的人生理想的烛照下获得显现，正是他这种独特的价值尺度和内涵的哲学思辨，构起了沈从文笔下的都市人生与乡村世界的桥梁，也正由于这种对以金钱为核心的“现代文学”的批判，以及对理想浪漫主义的追求，使得沈从文写出了《边城》这样的理想生命之歌。　　中篇小说《边城》是他的代表作，寄寓着沈从文“美”与“爱”的美学理想，是他表现人性美最突出的作品，通过湘西儿女翠翠恋人傩送的爱情悲剧，反映出湘西在“自然”、“人事”面前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一代又一代重复着悲涂的人生，寄托了作者民族的和个人的隐痛。　　凤凰，了解凤凰，是从沈从文开始的。1902年12月28日，我国著名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沈从文先生诞生在凤凰古城中营街的一座典型的南方古四合院里。四合院是沈从文先生曾任清朝贵州提督的祖父沈宏富于同治五年（1866年）购买旧民宅拆除后兴建的，是一座火砖封砌的平房建筑。四合院分前后两进，中有方块红石铺成的天井，两边是厢房，大小共11间。房屋系穿斗式木结构建筑，采用一斗一眼合子墙封砌。马头墙装饰的鳌头，镂花的门窗，小巧别致，古色古香。整座建筑具有浓郁的湘西明清建筑特色。二十年代就蜚声文坛，被誉为“中国第一流的现代文学作家，仅次于鲁迅”（金介甫Jefferey C.KinKley著《沈从文论》）的沈从文先生在这里度过了他充满传奇色彩的童年。　　沈从文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他1917年到1922年漂游在湘西沅水流域；1923闯入北京，1923年至1928年在北京以写作谋生；1928年至1930年，在上海中国公学任讲师，兼《大公报》、《益世报》等文艺副刊主编；1931年至1933年在青岛大学任讲师；1934年至1939年在北京主编全国中小学国文教科书；1939年至1947年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授；1947年至1949年在北京大学任教授；1950年至1978年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任文物研究员；1978年至198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任研究员。沈从文先生的文学作品《边城》、《湘西》、《从文自传》等，在国内外有重大的影响。他的作品被译成日本、美国、英国、前苏联等四十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并被美国、日本、韩国、英国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选进大学课本，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侯选人。沈从文先生不仅是著名的作家，还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他撰写出版了《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龙凤艺术》、《战国漆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等学术专著，特别是巨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影响很大，填补了我国文化史上的一项空白。　　沈从文故居于1991年被列为省人民政府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拔款进行了整修。故居现陈列有沈老的遗墨、遗稿、遗物和遗像，成为凤凰最吸引人的人文景观之一，每天来瞻仰者络绎不绝。

《边城》是他的代表作 。沈从文的主要作品有《龙珠》、《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八骏图》等。沈从文，苗族，著名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出生于湘西凤凰的他，一生是坎坷的一生，沈从文一生为人朴厚、治学严谨，著述甚丰。他的作品被译成40多个国家出版，并被10多个国家或地区选进大学课本。沈从文曾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是蜚声文坛的巨星。有人说：“沈从文是中国第一流的现代文学作家，仅次于鲁迅”。扩展资料：1902年12月28日出生于湖南凤凰，中国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者。1917年参加湘西靖国联军第二军游击第一支队，驻防辰州（沅陵）。1918年自家乡小学毕业后，随当地土著部队流徙于湘、川、黔边境与沅水流域一带，后正式参军。1922年，沈从文脱下军装，来到北京，他渴望上大学，可是仅受过小学教育，又没有半点经济来源，就在北京大学旁听。1934年完成的《边城》，是这类“牧歌”式小说的代表，也是沈从文小说创作的一个高峰。建国后，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1950年因承受不了政治压力而自杀，获救。1984年大病一场。抢救脱险后，说话、行动更加不便。1988年5月10日下午，心脏病复发，抢救无效去世。沈从文的文学作品《边城》 、《湘西》、《从文自传》等，在国内外有重大的影响。他的作品被译成日本、美国、英国、前苏联等四十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并被美国、日本、韩国、英国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选进大学课本，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候选人。1987年、1988年沈从文入围诺贝尔文学奖。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沈从文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湖南凤凰县人，汉族,但有部分苗血统，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笔名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1988年病逝于北京。　　沈从文 14岁高小毕业后入伍，看尽人世黑暗而产生厌恶心理。接触新文学后，他于1923年寻至北京，欲入大学而不成，窘困中开始用“休芸芸”这一笔名进行创作。至三十年代起他开始用小说构造他心中的“湘西世界”，完成一系列代表作，如《边城》、《长河》等。他以“乡下人”的主体视角审视当时城乡对峙的现状，批判现代文明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所显露出的丑陋，这种与新文学主将们相悖反的观念大大丰富了现代小说的表现范围。　　沈从文一生创作的结集约有80多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个。早期的小说集有《蜜柑》《雨后及其他》《神巫之爱》等，基本主题已见端倪，但城乡两条线索尚不清晰，两性关系的描写较浅，文学的纯净度也差些。30年代后，他的创作显著成熟，主要成集的小说有《龙朱》《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八骏图》《如蕤集》《从文小说习作选》《新与旧》《主妇集》《春灯集》《黑凤集》等，中长篇《阿丽思中国游记》《边城》《长河》，散文《从文自传》《记丁玲》《湘行散记》《湘西》，文论《废邮存底》及续集、《烛虚》《云南看云集》等。　　从作品到理论，沈从文后来完成了他的湘西系列，乡村生命形式的美丽，以及与它的对照物城市生命形式批判性结构的合成，提出了他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本于自然，回归自然的哲学。“湘西”所能代表的健康、完善的人性，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正是他的全部创作要负载的内容。　　沈从文作品　　沈从文一生共出版《石子船》《从文子集》等30多种短篇小说集和《边城》《长河》等6部中长篇小说，沈从文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乡村世界的主要表现者和反思者，他认为“美在生命”虽身处于虚伪、自私和冷漠的都市，却醉心于人性之美，他说：“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习作选集代序》)。　　创作风格　　沈从文的创作风格趋向浪漫主义，他要求小说的诗意效果，融写实、纪梦、象征于一体，语言格调古朴，句式简峭、主干突出，单纯而又厚实，朴讷而又传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整个作品充满了对人生的隐忧和对生命的哲学思考，一如他那实在而又顽强的生命，给人教益和启示。　　小说分类　　沈从文创作的小说主要有两类，一种是以湘西生活为题材，一种是以都市生活为题材，前者通过描写湘西人原始、自然的生命形式，赞美人性美；后者通过都市生活的腐化堕落，揭示都市自然人性的丧失。其笔下的乡村世界是在与都市社会对立互参的总体格局中获得表现的，而都市题材下的上流社会“人性的扭曲”他是在“人与自然契合”的人生理想的烛照下获得显现，正是他这种独特的价值尺度和内涵的哲学思辨，构起了沈从文笔下的都市人生与乡村世界的桥梁，也正由于这种对以金钱为核心的“现代文学”的批判，以及对理想浪漫主义的追求，使得沈从文写出了《边城》这样的理想生命之歌。　　代表作　　中篇小说《边城》是他的代表作，寄寓着沈从文“美”与“爱”的美学理想，是他表现人性美最突出的作品，通过湘西儿女翠翠恋人傩送的爱情悲剧，反映出湘西在“自然”、“人事”面前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一代又一代重复着悲凉的人生，寄托了作者民族的和个人的隐痛。　　凤凰古城　　凤凰，了解凤凰，是从沈从文开始的。1902年12月28日，我国著名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沈从文先生诞生在凤凰古城中营街的一座典型的南方古四合院里。四合院是沈从文先生曾任清朝贵州提督的祖父沈宏富于同治五年（1866年）购买旧民宅拆除后兴建的，是一座火砖封砌的平房建筑。四合院分前后两进，中有方块红石铺成的天井，两边是厢房，大小共11间。房屋系穿斗式木结构建筑，采用一斗一眼合子墙封砌。马头墙装饰的鳌头，镂花的门窗，小巧别致，古色古香。整座建筑具有浓郁的湘西明清建筑特色。二十年代就蜚声文坛，被誉为“中国第一流的现代文学作家，仅次于鲁迅”（金介甫Jefferey C.KinKley著《沈从文论》）的沈从文先生在这里度过了他充满传奇色彩的童年。　　沈从文故居于1991年被列为省人民政府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拨款进行了整修。故居现陈列有沈老的遗墨、遗稿、遗物和遗像，成为凤凰最吸引人的人文景观之一，每天来瞻仰者络绎不绝。　　沈从文的生平　　沈从文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他1917年到1922年漂游在湘西沅水流域；1923闯入北京，1923年至1928年在北京以写作谋生；1928年至1930年，在上海中国公学任讲师，兼《大公报》《益世报》等文艺副刊主编；1931年至1933年在青岛大学任讲师；1934年至1939年在北京主编全国中小学国文教科书；1939年至1947年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授；1947年至1949年在北京大学任教授；1950年至1978年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任文物研究员；1978年至198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任研究员。沈从文先生的文学作品《边城》《湘西》《从文自传》等，在国内外有重大的影响。他的作品被译成日本、美国、英国、前苏联等四十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并被美国、日本、韩国、英国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选进大学课本，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候选人。沈从文先生不仅是著名的作家，还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他撰写出版了《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龙凤艺术》《战国漆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等学术专著，特别是巨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影响很大，填补了我国文化史上的一项空白。　　沈从文孩童趣事　　1915年，沈从文由私塾进了凤凰县立第二初级小学读书，半年后转入文昌阁小学。因沈从文天性活泼好动且贪玩，常常逃学去街上看木偶戏，书包就藏放在土地庙里，有一次，他照样把书包放在土地庙，看了一整天的戏，戏看完了，别的孩子早已放学回家，他再回到土地庙里去书包，才发现书包不见了。这时他急了，但转念一想：书包不见了，也不是什么大事。第二天，他硬着头皮照样上学，刚走到校园里一株楠木树下，就遇见了他的级任老师毛先生。毛老师面带怒色，罚沈从文跪在那株楠木树下，大声责问沈从文昨天到哪里去了。沈从文知道隐瞒不住，干脆回答：“看戏去了。”毛老师见沈从文贪玩逃学还如此理直气壮，便狠狠地批评说：“勤有功，戏无益，树喜欢向上长，你却喜欢在树底下，高人不做，做矮人，太不争气了！”大约跪了半个小时，毛老师才叫他起来。这时，毛老师用温和的口吻问沈从文恨不恨老师罚他跪在树下。沈从文毫不掩饰地说：“当然恨，恨你不该在同学面前罚跪侮辱我。”后来，毛老师把沈从文带进办公室慢慢开导说：“树木是往上长的，你却要往下跪。人必须要求进取，不能自轻自贱而要自尊自贵。”经毛老师耐心地说服教导一番后，沈从文知耻而后勇，一改以往的顽劣脾气，勤奋学习，成绩提高非常快。　　沈从文墓地　　沈从文先生是我国著名文学家、史学家、考古学家、历史文物研究家，湖南凤凰县人，生于一九零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一九八八年五月十日病故于北京，终年八十六岁。　　先生一生中，著有五百万字的著作文章，《边城》《长河》《从文自传》是他的代表著。他晚年专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填补了我国物质文化史上的一页空白。先生从凤凰走向世界文坛，为家乡为民族争得了荣誉。　　家乡人民非常崇敬他，县委、县政府与其家属商议，决定将先生骨灰安葬在“听涛”山下。沈家主动自理安葬费。　　杜田村“听涛”山距离县城中心一公里半，远则积山万丈，争气负高，含霞饮景，参差岱雄；近则圭壁联植，环美幽丽，沱水通脉，清滢秀澈，岩泽气通，如珠走镜，似仙境也！　　先生碑，采天然五彩石，状如云茹。碑石正面，集先生手迹，其文曰：“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背面，为先生姨妹张充和撰联并书，联曰：“不折不从，星斗其文；亦慈亦让，赤子其人。”由中央美术学院著名雕塑家刘焕章教授镌。　　先生一生，淡名如水，勤奋、俭朴、谦逊、宽厚、自强不息。先生爱祖国、恋故乡，时刻关心国之安、乡之勃兴、民之痛痒、人之温爱，堪称后辈学习之楷模，特立墓地，以示永远怀念！　　凤凰县人民政府　　一九九二年清明立　　沈从文与张兆和的似水姻缘　　苏州一个名叫张吉友的富商，除了拥有万顷良田，热心于结交蔡元培这样的教育界名流、投资教育事业，还因四个才貌双全的女儿而尽人皆知。后来，这个大户人家的二女儿张允和嫁给了颇有建树的语言学家周有光，三女儿张兆和则嫁给了赫赫有名的大作家沈从文。　　就在张允和与周有光喜结良缘后不久，她的妹妹张兆和也在名作家沈从文的长时间进攻下举手投降，成为这个情书圣手的俘虏。　　沈从文来自风景秀美的湘西。玲珑剔透的山水孕育了他的才情，人性甜美的凤凰小城赋予他柔顺多情的个性。这位杰出的小说家和历史文物研究家一生共出版过三十多部短篇小说集和六部中长篇小说，是少数几个拥有世界性声誉的现代中国作家之一。青年时代的沈从文就因写过一些新潮的白话小说而在文坛崭露头角，由于诗人徐志摩的介绍，他被中国公学校长胡适聘为教师。然而木讷的沈从文第一堂课就洋相百出，他万万没有想到在那些目睹他出洋相的女学生中，就有以后成为他夫人的张兆和。　　张兆和情急之下，拿着沈从文的全部情书去找校长理论，那个校长就是胡适　　18岁的张兆和在中国公学曾夺得女子全能第一名，她聪明可爱，单纯任性。兆和身后有许多追求者，她把他们编成了“青蛙一号”、“青蛙二号”、“青蛙三号”。二姐张允和取笑说沈从文大约只能排为“癞蛤蟆第十三号”。自卑木讷的沈从文不敢当面向张兆和表白爱情，他悄悄地给兆和写了第一封情书。　　老师的情书一封封寄了出去，点点滴滴滋润着对方的心。女学生张兆和把它们一一作了编号，却始终保持着沉默。后来学校里起了风言风语，说沈从文因追求不到张兆和要自杀。张兆和情急之下，拿着沈从文的全部情书去找校长理论，那个校长就是胡适。　　兆和把信拿给胡适看，说：老师老对我这样子。胡校长答：他非常顽固地爱你。兆和马上回他一句：我很顽固地不爱他。胡适说：我也是安徽人，我跟你爸爸说说，做个媒。兆和连忙说：不要去讲，这个老师好像不应该这样。没有得到校长胡适的支持，张兆和只好听任沈老师继续对她进行的感情文字的狂轰滥炸。沈从文开始了他马拉松式的情书写作。　　沈从文带着巴金建议他买的礼物——一大包西方文学名著敲响了张家的大门。　　1932年夏天，张兆和大学毕业回到了苏州的老家。沈从文带着巴金建议他买的礼物——一大包西方文学名著敲响了张家的大门，二姐允和出来招呼了这位不速之客。弄堂很窄，允和对站在太阳底下的沈从文说：你进来吧，有太阳。沈从文不进来，允和就告诉他三妹上图书馆去了，不在家，让他进来等。沈从文听完说了声“我走吧”回头就走了。沈从文回到了旅馆，一个人躺在床上胡思乱想，满脑子尽是张兆和的音容笑貌。　　三妹回来后，允和把她骂了一顿：你假装用功，明明晓得他今天要来。兆和说：我就是用功，哪晓得他这个时候来啊。允和让妹妹大大方方地把老师请到家里来，兆和终于鼓起勇气回请了沈从文。心潮澎湃的沈从文回到青岛后，立即给二姐允和写信，托她询问张父对婚事的态度。　　他在信里写道：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张兆和的父亲开明地答：儿女婚事，他们自理。　　带着这份喜悦，两姐妹便一同去了邮局，给沈从文发电报。允和拟好的电报是：山东青岛大学沈从文允。很简单。兆和的则是：沈从文乡下人喝杯甜酒吧。这也许是中国最早的一个白话文电报了，但邮局没有收，而收下了允和的。　　与沈从文订婚之后，张兆和为了和心爱的人靠得更紧，只身来到青岛，在青岛大学图书馆工作。专心于写作的沈从文在生活上一塌糊涂，一次洗衣服时，兆和发现了一张揉碎了的当票。原来沈从文把兆和的一只戒指当了，却忘了取回。1933年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当时的北平中央公园宣布结婚，但并没有举行任何仪式。新居是北平西城达子营的一个小院子，这个媒人是允和做的，所以沈从文一看见二姐允和就叫她“媒婆”。　　我离开北平时还计划用半个日子写文章，谁知到了这小船上却只想为你写信，别的事全不能做.　　新婚不久，因母亲病危，沈从文回故乡凤凰探望。他在船舱里给远在北平的张兆和写信说：我离开北平时还计划每天用半个日子写信，用半个日子写文章，谁知到了这小船上却只想为你写信，别的事全不能做。　　不幸的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没有放过沈从文。一次又一次来势汹涌的打击，使忧郁过度的沈从文陷入了病态的迷狂状态，他不断念叨着“回湘西去，我要回湘西去”，张兆和无言地面对此情此景，眼泪禁不住滚滚而下。后来，在妻子悉心的照料和药物治疗下，沈从文渐渐恢复了健康，这些难忘的经历使他的心灵产生了对苦难的免疫力，使他和妻子坚强地度过了艰辛清贫的岁月。1988年5月10日，饱经沧桑的沈从文安详地离开了人世，把无限的眷恋留给了白发苍苍的妻子，就如同留给了人间无限柔美的湘西。

　　沈从文研究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研究领域里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方面。“沈从文现象”，是20世纪中国具有独特色彩与内涵的思想—文化现象，对沈从文先生其人其文的研究，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发生。　　1）早在20世纪20年代，沈从文就开始为文坛所注意。到30年代，沈从文已经拥有广泛影响。但直到1949年前，对沈从文的研究却没有溢出文学评论的范围。当然，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在它尚未走完自己行程的时候，一切研究都很难具有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史研究的意义。可是，在1949以前，对中国现代文学带有文学史色彩的研究文字却非绝无仅有。为后来的研究者不断称引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诸导言，其分文体对第一个十年文学过程的总结与描述，就分明具有文学史研究的特征。早在20年代，沈从文就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里所界定的“乡土文学”作家，但他却无缘进入《中国新文学大系》；30年代，沈从文在文坛上已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鲁迅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所作沈从文是“自新文学以来”“所出现的最好的作家”之一的论断，是以史学眼光看沈从文的，但留下的也仅仅是一种结语似的判断，缺少具体的论述与阐释。而大量的评述沈从文的文字，或急于从政治上给沈从文定性，或仅就沈从文个别及部分作品的创作倾向与特征作一般性评论。　　而苏雪林的《沈从文论》不再简单地指证沈从文的作品“没有思想”，而是第一个揭示出沈从文作品“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入到老迈龙踵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引燃整个民族青春火焰。”刘西渭在他的《〈边城〉与〈八骏图〉》和评萧乾《篱下集》、芦焚的《里门拾记》(在与沈从文相互比照中进行)的文字中，将沈从文的评论纳入他确立的一种理论前提下：在小说世界里有两种作家——伟大的小说家与自觉的艺术家。　　2）从1949年到20世纪80年代，在这大约三十年间，除了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和唐弢先生主编、成书于1979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留下的是国内沈从文研究的空白。　　3）就在沈从文政治上受批判、创作被漠视的30年间，在海外的华人学者中，沈从文研究却取得了明显进展。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美藉华人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1961年英文版初版、1979年中文版)和香港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中有关沈从文的论述。还有80年代初因研究沈从文获得哈佛博士的美国学者金介甫。　　4）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沈从文研究书目及其作者：　　《从边城走向世界》－－凌宇，85/12，三联　　《我所认识的沈从文》－－荒芜编，86/7，岳麓书社　　《沈从文作品欣赏》－－吴立昌编，88/1，广西教育　　《沈从文研究》－－吉首大学中文系，88/，湖南大学出版社　　《沈从文传》－－凌宇著，88/10，十月文艺版　　《长河不尽流》－－89/4，湖南文艺版　　《沈从文与东西方文化》－－赵学勇著，90/6，兰州大学出版社　　《沈从文传》－－金介甫著，90/10，时事出版社　　《沈从文研究资料》－－邵华强编，91/1，花城　　《建筑人性神庙》－－吴立昌著，91/9，复旦大学版　　《沈从文传》－－金介甫著，92/2，湖南文艺版　　《沈从文论》－－王继志著，92/4，江苏教育出版社　　《沈从文评论》－－贺兴安著，92/10，成都出版社　　《沈从文名作欣赏》－－赵园，93/6，中国和平出版社　　《沈从文的故事》－－符家钦著，93/7，中国友谊出版社　　《“人性的治疗者”——沈从文传》－－吴立昌著，93/12，上海文艺版　　《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金介甫著，94/7，华东师范大学版　　《沈从文印象》－－孙冰编，学林出版社　　《湘西秀士——名人笔下的沈从文，沈从文笔下的名人》－－凌宇编 东方出版社1998年10月第一版　　《往事苍老》－－李辉著 花城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　　《沈从文评传》－－王宝生著 重庆出版社 1995年 11月第一版　　《怀念沈从文》－－凤凰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的“凤凰文史资料第二辑”，89/12，内部发行

　　沈从文（1902－1988），中国著名作家，原名沈岳焕，笔名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乳名茂林，字崇文。湖南凤凰县人，祖母刘氏是苗族，其母黄素英是土家族，祖父沈宏富是汉族。因此，沈从文的民族身份可以是此三个民族的任何一个，但沈从文本人却更热爱苗族，他的文学作品中有许多对于苗族风情的描述。　　沈从文是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撰写出版了《长河》、《边城》等小说，1931年－1933年在青岛大学任教。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1988年病逝于北京。　　个人作品：　　小说集　　《老实人》《蜜柑》《雨后及其他》《神巫之爱》《龙朱》《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八骏图》《如蕤集》《从文小说习作选》《雪晴》《新与旧》《主妇集》《春灯集》《黑凤集》《阿丽思中国游记》《边城》《长河》《街》《萧萧》《三三》　　散文集　　《记胡也频》《从文自传》《记丁玲》《湘行散记》《湘西》《废邮存底》《烛虚》《云南看云集》《沈从文散文选》《不知为什么忽然爱上你》　　学术著作　　《从文赏玉》《唐宋铜镜》《龙凤艺术》《战国漆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

沈从文，男，原名沈岳焕，笔名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乳名茂林，字崇文，湖南凤凰人，中国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者。 小说集：《老实人》《蜜柑》《雨后及其他》《神巫之爱》等。 散文集：《记胡也频》《从文自传》《记丁玲》《湘行散记》等。 学术著作：《从文赏玉》、《唐宋铜镜》、《龙凤艺术》、《战国漆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 《沈从文的湘西》是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作者为沈从文，主要讲述是现代中国文学的大师,他的一生很富于传奇性.人们提起沈从文,便不能不谈到湘西,去了湖南沅水边,也不可能不想起沈从文的作品,而他一生的传奇,也大都和湘西有关.在他的笔下,湘西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到处充满神秘感的地方，那里的山山水水世俗人情，都是故事，都是诗歌，也都是图画。著名摄影师卓雅，以敏锐、细腻的镜头，将沈从文的湘西呈现给读者，文字里的湘西和照片中的湘西，互为衬托，又互相辉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