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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汉魏时期——中日关系萌芽
中国最早称日本为“倭”，战国时代的古地理书《山海经·海内北经》说：“盖国在矩燕南、倭北、倭属燕。”说明那时中国人还只知道日本的地理方位。到东汉班固写的《汉书·地理志》中，才明白地记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乐浪是前汉武帝灭卫氏朝鲜后在朝鲜半岛北部设立的四郡之一，乐浪海应指黄海及东海一带。分为百余国的“国”，应该是部落或部落联盟。
据范哗《后汉书·东夷传》，后汉光武帝建武中元2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这是《汉书》以后中日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最早记录。1784年，日本九州北部博多湾口的志贺岛发现了铸有“汉委奴国王”的金印一方，证明我国文献的真实性。日本史学界认为“倭奴国”是“倭人权国”之意。半个世纪后，后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后汉书·东夷传》)，说明倭国已用生口(奴隶)作为国际贸易的交换品。
后汉末年，中国北方人民起义不断，形成三国鼎立之势。辽东太守公孙度割据称侯，拥有旧燕之地和乐浪郡，乐浪成为东北亚诸族交通中心。建安9年(204年)度子公孙康立，割乐浪南部设带方郡，统辖中日朝各族交往事宜。康子公孙渊自称燕王(237年)，阻断各族与中原交往，并联南方吴国。景初2年(238年)司马懿奉魏明帝之命灭公孙渊父子，乐浪、带方二郡遂成为中日等国外交往来的枢纽。就在此时，日本出现称为邪马台的女王国，同中国形成了密切的关系。到女王卑弥呼统治时，邪马台国与中国往采有以下几次。
第一次：魏景初3年(239)卑弥呼迫使到带方郡，要求“朝献”。经带方郡太守刘夏派吏将护送进京(洛阳)，献男生口4人、女生口6人、斑布2匹2丈。魏明帝授与卑弥呼女王“亲魏倭王”印，封使节以官职，还赐与黄金、五尺刀、铜镜、真珠、铅丹(红色颜料)及纺织品多种。魏明帝沼书、印绥及礼物于正始元年(240)由带方郡使者送到日本。这是中国使者第一次赴日。
第二次：正始4年(243)卑弥呼派使节8人到洛阳，献上生口、倭锦、绎青嫌、绵衣、帛布、丹木柑、短弓矢等。魏帝齐王芳沼赐黄幢1顶，正始8年(247)由带方郡太守王顾送到日本。这是中国使者第二次赴日。
第三次：正始8年(247)卑弥呼派使节载斯乌越到带方郡，诉说狗奴国男王卑弥弓与邪马台国相攻情况。带方郡太守张政等带去沼书及黄幢，出面调停。这是中国使者第三次赴日。
第四次：正始9年(248)卑弥呼死后，女王壹与派率善中郎将掖邪狗等20人送张政等回国，献上男女生口30人，贡白珠5000孔、青大句珠2枚、异纹杂锦20匹。
卑弥呼女王遣使朝贡是为增强自己的实力，由此中国文化进一步传入日本。金属制品的传入使日本的冶炼术迅速提高。当时日本对中国输入的少量铜镜(三角缘神兽镜)已不能感到满足，开始自己动手制造。于是以中国镜为范板，制造出国产“倭镜”即模仿镜，这点从倭镜大量出土可以证实。据田中家统计，全日本出土的青铜镜有3000面，其中三分之二是倭镜。铁刀的流入，无疑也推动了日本铁器的生产。
二、中国南北朝时期，大和国统一日本，中日之间形成朝贡关系。
公元3世纪末，以大和(今奈良)为中心的畿内地区，兴起了一个大国。因位于大和地区，史称大和国。大和国于4世纪末至5世纪初基本上统一了日本。
公元413年，即大和国在朝鲜战败后的第六年主动和中国建交，一直到公元502年，曾先后13次向东晋、宋、梁各朝遣使朝贡，请求册封。自泰始2年(公元266年)至东晋义熙9年(公元413年)中国史书上中断近150年的日本朝贡记载重新开始，出现了中国史书上所谓的“五倭王时代”。
倭五王时代，大和国势力强盛，经济发展，对中国各种物品的需求日益增加，想通过朝贡来满足需要。而当时朝贡是获得中国物品的一个重要途径，所以尽管中国政权更迭频繁，但只要有可能就力图保持这种朝贡关系。实际上，这不仅是进行贸易的一种方式，而且由于侵略朝鲜道到失败，日本想借中国的权威加强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这一点在第五、第十一次朝贡中尤其明显。中日通好后，中国文化不断地流入日本，为后来飞乌文化的形成带来很大影响。
三、隋唐盛世，日本屡派“遣唐使”大举学习中国文化。
随着部民制的衰落，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加深，社会危机日益严重。日本皇室为汲取隋唐王朝统治经验和先进的科学文化，多次遣使到中国和唐朝修好。自舒明天皇2年(公元630年)至宽乎6年(公元894年)间，共任命遣唐使19次，其中成行并到达长安的有13次。
遣唐使团初期分乘2艘船前往中国，每船载120人左右，后期大抵乘4船同行。使团成员利用在唐一年左右的时间，积极学习唐代科学文化知识。遣唐使还起到了贸易使团的作用。遣唐使还有—个重要的任务，那就是送留学生和留学僧入唐学习，接他们学成回国。所以说遣唐使对日唐文化交流起了很大的作用。
遣唐留学生分为留学生和学问僧，一般从有才华的贵族子弟和僧侣中挑选。留学生进入国子监所属六学馆之一，各自学习专业；学问僧主要在长安、洛阳等地各大寺钻研佛教。在平安朗以前遣唐留学生的学习时间都较长。由于他们学习时间长，又同中国人久处，所以不仅其文化知识，且在生活习俗上都深受唐的影响，为日本社会文化的发展作出卓越的贡献。
至9世纪后半期，中国先后发生安史之乱和黄巢农民起义，唐王朝摇摇欲坠。当时日本贵族政治腐败，统治阶级对外趋向消极。宽平6年(公元894年)，新任的遣唐使营原道真(公元845年—公元903年)引用在唐学问僧中蹈的报告而上奏天皇，以“大唐凋敝”，“海路多阻”为理由，建议停派遣唐使。宇多天皇接受了这建议，两国关系遂告中断。
四、宋元时期中日两国的交往。
公元960年宋王朝建立，公元979年太宗统一了中国。日本东大寺僧裔然于永观元年(公元983年)乘吴越陈仁爽、陈仁满的船到中国，受到宋太宗的接见。公元988年商然派弟子嘉因来宋，向宋帝献礼物。延久4年(公元1072年)，成寻及其弟子7人搭宋商船入宋，到天台山国清寺巡拜，还受到宋神宗的接见。神宗委托成寻的弟子带给日本朝廷一封亲笔信和不少礼物，表示谋求睦邻友好的意愿。承历2年(公元1078年)日本政府遣答礼使僧仲回乘宋商孙忠的船只持复信回访，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平安末期逐渐走向正常化的日中关系，镰仓幕府继续予以推进。镰仓幕府积极与南宋贸易的主要原因是获取南宋的铜钱，因为那时日本自己不铸造铜钱，国内流通的主要货币是宋铜钱。
公元1260年忽必烈(成吉思汗之孙）成为蒙古国王。公元1267年迁都燕京(后改称大都，即北京)。公元1271年改国号为元。公元1268年他命高丽使者持书赴日，书中表面上要求建交，实质是效令日本朝贡。京都朝廷几经研究，末予回答。公元1274年和公元1281年，忽必烈两次派兵征服日本，结果都应为台风而失败了。中日关系遂告中断。
五、明朝时期复杂的中日关系：倭寇与勘和贸易
倭寇主要由镰仓时代以来西部一些名主、庄官、地头为核心的纯海盗帮以及武装商人集团和游民等构成。他们在西部豪族的组织下，以对马、壹歧、北九州的松浦和濑户内海为据点，侵掠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沿海地方。从13世纪上半期至16世纪中期活动了300余年之久。
公元1369年(明洪武2年，正平23年)3月，倭寇与沿海海盗抢掠山东、江浙、广东，朱元璋派杨载带国书赴日交涉，要求征西将军怀良亲王镇压倭寇。怀良亲王非但不理，反拘杀明使，自此倭寇更猖獗，竟经山东南下，转掠浙江温(永嘉)、台(临海)、明(部县)诸州、及至福建沿海。时怀良亲王又暗助明左丞相胡惟庸谋反，图谋“一举干掉明主”。公元1387年(明洪武20年，元中4年），宁波卫指挥林贤借日兵助胡惟庸谋反事件被揭露，明太祖遂绝日本贸易，严海禁，遣将剿御倭寇。
足利义满统一日本后，为满足日商恢复对明贸易要求和日本上层阶级对明代商品嗜爱，同时为利用对明贸易充实幕府财政，政治上借助明帝国的声势巩固将军地位，决心恢复对明邦交。于是下令九州探题取缔倭寇，并于应永8年(公元1401年)5月以博多商人肥宫及僧人祖阿为使臣赴南京，致书惠帝，表明恢复邦交意愿。应永11年 (明永乐2年，公元1404年)，明成祖允许日本以朝贡形式同明贸易，并为防止倭寇温水摸鱼，规定“勘合之制”，也就是所谓《永乐勘合贸易条约》。
以朝贡形式进行的勘合贸易对日方非常有利。明政府对此种贸易不只减免关税，且承担“日本国王”使节及其众多随员(实际是商人)在明期间全部食宿费用，发给衣服，免费供应他们归途一个月的海上旅程用粮。部分贸易品是以足利将军向明帝贡献方物、明帝回赠“颁赐物”的方式进行交易的，一般说来，回赠品的价值大大超过贡献方物的价值。
应永15年(公元1408年)义满死，其子义持继任将军后，立即改变对明的外交贸易政策，中断日明关系。此后倭寇劫掠明沿海的活动又继猖獗。正长元年(公元1428年)义持死，新任将军义教决心恢复日明邦交，永享4年(公元1432年)任命入日明僧龙室道渊为正使，携带国书赴明。次年(公元1433年)5月龙室到北京，向宣宗献方物和国书，在北京签订《宣德贸易条约》，以代替《永乐条约》条约规定10年一贡，贡船不超过3艘，人员不超过300，刀剑不超过3000。同时以宣德勘合代替永乐勘合，此后日明贸易正常进行。
六、明末清初，明朝两度出兵朝鲜打败丰臣秀吉，德川实行锁国策，中日两国官方交往中断。
天正18年(公元1590年)丰臣秀吉统一日本。作为军事封建领主魁首的丰臣秀吉不满足于对日本人民的统治，进而想迫使朝鲜、菲律宾、中国台湾、琉球前来朝贡，梦想统治中国大陆和朝鲜。天正18年(公元1590年)冬他致书朝鲜国王，公然宣称他要“长驱直入大明国，易吾朝之风俗于400余州，施帝都政化于亿万斯年”，威逼朝鲜臣服，充当侵略中国的急先锋。丰臣秀吉的无理要求被朝鲜拒绝。文禄元年(公元1592年)3月，他派宇喜多秀家为侵略军总头目，小西行长、加藤清正为先锋，派遣近16万陆军渡海作战，于釜山登陆，同时派遣九鬼嘉隆、藤堂高虎指挥的9000名水军袭击朝鲜沿海各地，日军的侵略遭到了朝鲜人民的顽强抵抗。应朝鲜政府之请，明朝派遣的援朝军自7月起陆续抵朝，投入战斗。但第一批5000援军7月间在进攻平壤之战中因副总兵祖承训轻敌失利，先锋史儒战死，承训败回。12月底，经略宋应昌和提督李如松所部第二批4万援军入朝，旋即于1593年1月初再次发动平壤战役，向盘踞这里的小西行长部队猛烈进攻，明军经一昼夜血战，收复平壤，继而解放开城。庆长2年(公元1597年)1月，丰臣秀吉复派兵14万登陆釜山北犯。8个月后到达京城附近。但不久被明将麻贵所部击败，退到南部沿海狭小地带，负由顽抗。次年秋，丰臣秀吉病死，日军开始撤退。11月，日本水军在半岛东南房梁海面上受到中朝联合水师的截击，损失极重，逃到岸上的也道毁灭性打击，死万余人。到年底以前，日本陆军陆续撤回日本。
德川幕府成立初期，为获得贸易利润，充实财力，准备消灭丰臣遗族及异己势力的内战，以树立全国统一的专制政权，继续采取织田、丰臣时期的开放政策，鼓励海外贸易。1615年发给赴日的广东、南京商船朱印状，予以贸易自由，并托明船带信给福建总督，向明朝提出讲和恢复勘合贸易的要求，以谋结束丰臣秀吉以来对中朝两国的敌对状态。明朝因倭寇及丰臣的侵扰，对日十分警惕，且国内形势不稳，厉行海禁，拒绝幕府要求。
后来，德川幕府为了禁绝天主教和巩固幕府的统治的安全，陆续颁布了一些闭关锁国的政策，日本与国外的交往逐渐中断。
七、鸦片战争与明治维新前后，中日关系的变化。
1868年4月，德川庆喜去水户“谨慎”(实为幽禁)，幕府统治倒台。公元1870年9月公布了藩政改革纲要即《藩制》，随后政府又进行了官制改革、法制改革等一系列改革，逐渐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资本主义制度，史称“明治维新”。
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日本的国力日渐强盛。而此时的清政府由于腐败和外敌的入侵，国力日渐衰弱。在日本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使下级武士陷于困境，他们不满政府，纷起叛乱。日本政府为安定内部，决定转内征为外征，把士气转向国外，他们很自然地把目光转向中国，开始推行向中国侵略扩张的政策。1871年6月，日派全权大使伊达宗城、随员柳原前光到天津，与清政府进行谈判，企图签订不平等条约，遭到拒绝后，签订了一个对等条约《中日修好条约》。在条约签订后，日本政府认为约文不妥，公开声明予以否定。第二年3月又派柳原前光来要求修改条约。特别是要取消第二条，并加入最惠国条项。结果遭到中国的拒绝。日本的计划失败了。
1871年11月30日，由琉球宫古岛民的两艘船组成的进贡船离开琉球[注19]那霸港驶向中国，中途遇暴风，漂流海上，一艘幸还，另一艘漂到台湾西南海岸高山族牡丹社的八遥湾。该船共有船员69名，其中3名淹死，66名登陆。但登陆船员中，54名被高山族杀害，12名逃出，在风山县受清政府官兵保护。1872年7月被清政府送回到那霸。
本来琉球的船民被台湾高山族人民误杀，这纯属中国与琉球之间的问题，但是日本决定乘机插手，准备借所谓属于日本的琉球人被杀而侵略台湾。日政府为防止欧美国家的干涉和清政府的抗议，在侵台前策划了一系列外交阴谋。首先是强改琉球国王为琉球藩王，叙列华族，其对外交际事务由日外务省处理；其次，以日政府同意继承琉美条约为条件，争取美国承认琉球是日本领土；第三，利用外务卿副岛种臣来华互换《中日修好条规》机会，试探清政府对台湾和朝鲜的态度。结果被清政府官员严词斥责，看讹诈不成，明治政府决定军事侵略台湾。1874年4月设立“台湾蕃地事务局”，任命大藏卿大隅重信为长官，以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蕃地事务都督。5月7日西乡从道率兵3千6百人进犯台湾。5月22日日军在台湾登陆。6月1日，日军对牡丹社和高士佛社发动总攻，台湾人民以原始武器英勇抗击日军。清政府任命福州船政大臣沈藻侦，率大军渡海保卫台湾。本来，日本已渐感国力不支，但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在美、英、法三国公使的“调停”下，与日本和解，1874年10月31日达成协议，李鸿章与日本全权大使大久保利通签订中日《北京条约》。清政府屈从日本，承认“台湾‘生蕃"曾对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日本出兵是“保民义举”；规定日军撤出台湾，赔偿日本银50万两。日本侵略中国领土台湾，中国反而予以赔偿，进一步刺激了日本的侵略野心。1875年日本强迫琉球断绝与中国的一切关系，并1879年4月4日废琉球藩，改为冲绳县，完全吞并了琉球。并由此开始了日本对亚洲各国血腥侵略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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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福东渡给落后的日本带去了文明的火种。徐福是日本第一个天皇。
汉光武帝赐奴国王 金印 铁剑 铜镜。日本人合称为 “三种神器”，两千年来一直被当作日本皇室的信物。
581年隋朝建立，日本派出许多留学生和留学憎，回国后都以其所学，作出相应的贡献。随着日本文明程度的提高，反而妄自尊大。第二次遣隋使国书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第三次遣隋使国书称“东天皇敬曰西皇帝”
大唐盛世，日本狂妄付出代价。公元663年8月，白江口海战。大唐舰队击焚日本400余艘战船。
日本在白江口海战败于中国之后，完全臣服于中国。开始派遣规模更大、次数更多的遣唐使，鉴真七次东渡。中日两国历史上最友好和文化交流最密切的时期终于开启。佛教生于印度，盛于中华，开花于日本。
元朝舰队4400艘船进攻日本，毁于台风。日本人谓之【神风】
后来，元朝覆灭，尘封近千年的灭亡中华之心终于开启。
明朝建立，中朝联军，击败日军，丰臣秀吉忧郁而死。
日本完成明治维新后，步步为营，杀向中国。
1874年武力吞并琉球。
1894甲午战争旅顺大屠杀，全歼北洋舰队，洋务运动在日本直接打击下破产。日本占领中国辽东和台湾。
1900年日本参加八国联军侵略中国。
1905年日军占领旅顺口、沈阳、铁岭。
1915年【二十一条】
1919年《凡尔赛和约》规定德国在山东的全部权益由日本承袭。
1925 年“五卅惨案”。
1926东北日军驻扎的开始。
1928年济南惨案
1931年“九一八"事变，战争一直打到1945年。
1931——1945年日军的暴行，以后专门开贴。
二战以后，日本臣服美国。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日本从废墟爬起来，今日日本已然是一个强盛的国家。
对于中日关系，我们有一个近乎专用的名词，就是"一衣带水"；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就是"中日两国友好了两千多年，只是近一百年才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还有一个十分美好的愿望，就是"世世代代友好"。对此，本人曾经深以为然，十分赞成。但近些年来，由于出了一些事情，看了一些材料，作了一些思考，觉得对于中日关系的历史和本质，应该 有一个重新的思考和把握。
（一）历史上 ，日本对中国的挑衅始于唐朝，近百年间，侵略持续了七十年，其害罄竹难书
中国与日本的交往始于何时，并无准确记载。中国最早涉及日本的记事见诸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其中有这样的说法："盖国在巨燕南，倭北，倭属燕。"据考证，"盖"指的是朝鲜半岛上的盖马，"燕"是指古燕国，位于现在河北北部、辽宁西部；而"倭"则指今天的日本列岛诸国。
后来的《汉书·地理志》中记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这印证了《山海经》的记载不虚，且说明倭人来过中国大陆。
中国人到日本的最早记载是传说中的"徐福东渡"，中日两国史家均认为徐福东渡确有其事，且认为徐福故里就在今天的江苏赣榆的后徐福村或在山东龙口一带。
比传说更有说服力的是实物。1784年，日本北九州志贺岛上出土的一枚金质印章上刻有五个汉字"汉委奴国王"，史家认为"委"应为"倭"，这枚金印印证了《后汉书》的记载：公元57年，日本列岛上有一个叫倭奴国的统治者，派遣使者到中国京都洛阳朝见东汉王朝皇帝刘秀，汉光武帝刘秀授以紫色丝带的金印。当时的规矩是皇帝自用玉印红带，诸王和宰相用金印紫带，九卿用银印青带，再往下还有钢印黑带、木印黄带。汉光武帝以天子之尊授予倭奴国王金印紫带，给以诸王的规格，说明中国皇帝是十分重视倭奴国的。
50年后，汉安帝即位时，倭奴国又派使节来"奉贡朝贺"。《后汉书·倭传》记载："安帝永初元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所谓"献生口百六十人"，也就是向汉安帝献了一百六十个奴婢。
进入三国时期，日本列岛出现了三十多个小国，相互攻伐，最后共立实力较强的邪马台国女王为头领。三国时期，魏国地处中国北方，且较强盛。公元238年，邪码台女王卑弥呼遣使难升米大夫来朝，魏明帝盛礼接见，封卑弥呼为"亲魏倭王"，并仿照汉光武帝成例，授以金印紫带，甚至还热情洋溢地亲复诏书于女王。据《魏志·倭人传》记载，从公元238年到公元247年的九年间，魏国与邪马台国的相互遣使达七次之多，形成中日通交的一个小高潮。其中邪马台国来使四次，魏国也曾三次派使前往日本列岛调解各国之间的纷争。当时的日本并无文字，因此《魏志·倭人传》成为记载日本历史的重要文献。
日本的小国如此热衷于和中国中央王朝交往，并不仅仅是为了得到一枚中国皇帝的封印，而是有着切实的功利目的。一是通过中国皇帝的封授提高自己在日本列岛诸国中的地位，二是通过朝贡得到物质回报。事实上，他们的每次朝见的确都得到了丰厚的回赠，包括铜镜、铜剑、铜矛等青铜器，铁器、种子等农耕技术，还有绢帛、玻璃珠等生活用品。这些日本所没有的先进器物和技术，推动了日本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汉字的传入。公元五世纪以前，在日本自己仿制的铜镜上镌刻的汉字差错百出，不成文句，这说明当时的日本人还没有掌握汉字。但随着双方交往的增多和东渡汉人的增多，汉字开始在日本普及。开始是上层统治者，然后是普通老百姓也学会了使用汉字。公元478年倭王武就曾以汉字向中国皇帝书写奏文。之后，日本慢慢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了日文，但直到公元九世纪，不少日本人仍以汉字进行写作。从公元六世纪到九世纪的六部日本正史，都是用汉字写成的。
文字是文化的主要载体。汉字传入日本后，不但使中日两国的口头与书面沟通更为方便了，还使日本民族发生了由刻木结绳记事向文字记事的历史性转变，大量记载着先进文明的汉字典籍也开始传入日本，这对于促进日本文明发展的影响是极其重要和深远的。
蜀、吴、魏相继灭亡后，从公元265年到589年的300多年间，中国进入了西晋、东晋和南北朝时期。从西晋到东晋的150年间，正是日本的邪马台国衰落，大和民族不断崛起的时期。到公元四世纪末五世纪初，大和政权基本统一日本列岛之后，又开始了和中国的交往。据《宋书·倭国传》记载，公元421年、425年、430年，倭王赞曾三次遣使向南朝刘宋朝廷朝贡。宋武帝修诏回复，封赞为"安东大将军"。赞死后，其弟珍继任。值得注意的是，中日关系从此开始出现微妙变化。
从汉光武帝授予倭奴国王金印起，至倭王赞止，历代倭王都是虔敬地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而没有主动提出自己的要求；但珍打破了这一传统，开始向中国皇帝提出过分的要求。公元420年，宋武帝在册封倭王赞为"安东大将军"时，同时册封朝鲜半岛的百济王为"镇东大将军"，爵位在倭王之前。珍认为大和的实力在百济之上，对于自己的封号低于百济王表示不满。公元438年，赞遣使赴宋朝贡，要求宋文帝给自己加封"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这意味着珍不仅要求将自己的封号排列于百济王之前，还要求由自己来控制朝鲜半岛，这是日本第一次表露自己觊觎朝鲜的野心，并且是在自己的宗主国皇帝面前公开地表达这种欲望。这一非同寻常的要求，既显示了珍的个人傲慢不羁，也体现了日本民族的一个显著特点。
一个羽翼未丰的小国之君竟敢在宗主天子面前如此咄咄逼人，宋文帝当然感到震惊，对其无理要求当即予以拒绝，只同意授予其兄赞一样的封号："安东将军倭国王"。
珍死后，其子济即位。这时刘宋王朝已逐步衰败，济继续遣使来华重提珍的要求，宋文帝底气不足，终于同意把济册封为"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将军"。济死后，其子武更上一层楼，遣使来华告知自封为"七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当时的宋顺帝无可奈何，只是将"七国"改为"五国"而已。刘宋王朝对日本的让步标志着中日关系的一个新的开始，从此日本得寸进尺，并开始在朝鲜半岛扩张势力，日本与中、朝之间的历史恩怨就这样埋下了伏笔。
663年，中国的唐高宗（武则天的丈夫）时期，日本军队为控制朝鲜半岛，公然向强大的唐朝军队开战，这一仗史称"白江口之战"，结果日军失败。
到了明朝，日本侵略朝鲜，并歧途以朝鲜为跳板入侵中国，被中朝联军击败。日本军阀丰臣秀吉在尚未统一日本的情况下，竟誓言"灭亡中国，迁都于北京，天皇住北京"。其野心之大，于此可见。
明朝中后期，日本倭寇侵略骚扰中国东南沿海，祸害中国人民数十年。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情况 。
从日本的历史和中日之间的上述交往中可以看出，日本民族有其显著特点，可谓"国家不大而野心不小，民族不众而桀骜不驯"。他们并不是强大起来以后才有野心的，而是在弱小的时候就野心勃勃。
1874年，日本发兵攻打台湾，从此每隔三五年就发达一次对华侵略行动，直到1945年战败为止。仅甲午战争一仗，日本从中国勒索的赔偿就是日本年财政收入的6倍。1931年到1945年侵华战争，日本给中国造成的人员伤亡是3500万人，直接财产损失是1000亿美元、间接财产损失是5000亿美元。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造成如此严重的灾难；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日本这样，对中国造成如此严重的浩劫。
如果打一个比喻，可以说日本是一条"恶狼"，专门吃人，而且主要是吃中国人。更严重的问题是，这条"狼"吃了中国人，至今还不肯认错，更不肯承担由此产生的罪责。
东方进行的是"羊"的教育，培养的是温文尔雅、逆来顺受、安于现状的人。西方进行的是"狼"的教育，培养的是个性张扬、敢于挑战、不断超越的人。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世界，我们要对孩子进行"狼"的教育，而不应是"羊"的教育。
这是深圳市南山区学府小学名为《出征》的狼群雕塑底座上刻下的一段文字。
这个光辉思想，不光适用于小学生，也适用于全中国各族人民。如果这种教育真的能够推开，把中国人民都变成"狼"--当然是"文明狼"，也就是强悍的文明人，而不是到处吃人、欺负人的野蛮狼--那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真的可以实现了。
最后，还建议大家看一本书--《狼图腾》。这本书可以说是对广大读者进行"狼文明"教育的最佳启蒙读物，有助于我们了解强悍的民族精神与强国之间的内在联系，值得一读。
还要声明一下，本人用"狼"来形容日本 ，不是妖魔化日本，而是以物喻理，如此而已。对于那些公正和主张中日友好的日本人士，本人认为非但不要待之以强硬，还要热忱地欢迎和予以支持，这是另一个话题，今天没时间细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