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教廷历史上最为屈辱的事件是什么？有何原因？

米兰敕令（英文：Edict of Milan），又译作米兰诏令或米兰诏书，是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和李锡尼在313年于 意大利的米兰颁发的一个宽容基督教的敕令；此诏书宣布罗马帝国境内有信仰基督教的自由，并且发还了已经没收的教会财产，亦承认了基督教的合法地位。米兰敕令是基督教历史上的转折点，标志着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对基督教从镇压和宽容相结合的政策转为保护和利用的政策、从被迫害的“地下宗教”成为被承认的宗教，而基督教也开始了与帝国政府的政权合流。为奴隶主统治阶级服务。

306年君士坦丁成为罗马皇帝后，面对基督教拥有很大力量的现实，乃于313年颁布了“米兰敕令”(“宽容敕令”)。敕令规定教徒信仰自由，即允许基督教与其他宗教并存；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同时还决定将以前迫害时期没收的教产归还，保护教徒，教会有权接受土地等遗产，教会神职人员免服城市徭役。“米兰敕令”最后地、肯定地确立了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建造教堂

公元313年，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大帝宣布自己为基督徒，并颁布米兰敕令。米兰敕令宣布，帝国内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初次确定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并与其它宗教享有同样的权利。同时，该敕令要求各地发还全部教产，停止对教会的迫害，此外，该敕令还规定基督徒可以免税和兵役，凡加入教会的人，都会有金钱和衣服发送。

君士坦丁登上罗马帝位后，不仅实行君主“专制”，而且将帝国的首都从罗马迁到东方的拜占庭，改名为君士坦丁堡(今名伊斯坦布尔)。他于313年颁布了所谓的“米兰敕令”，将从诞生起状况就悲惨的基督教的存在合法化，323年他又在尼西亚召开了有318名基督教主参加的会议，即基督教历史上第一次宗教大集结，制定了基督教的正统教义，基督教开始与政治发生了关系。

米兰圣旨的历史背景是什么？米兰敕令的背景很复杂，主要包括基督教的发展和君士坦丁一世的上位，在米兰敕令颁布之前，基督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传播最广的宗教，其前身是犹太教。公元元年，犹太教分为四大教派，所以基督教是其中之一。康斯坦丁一世雕像基督教传入罗马后，立即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所以基督教的势力在古罗马得以迅速壮大。然而，在君士坦丁一世上台之前，国内所有势力都对基督教采取了压制策略，禁止民众信仰基督教。君士坦丁一世上台后，敏感地意识到基督教可以为自己的政治服务，巩固自己的统治，于是颁布法令，宣布人们可以自由信仰基督教。其实米兰圣旨的历史背景应该还包括古罗马帝国的政治斗争，在君士坦丁一世之前处于分裂状态，君士坦丁上台后不久，古罗马帝国的所有力量都集结起来抵抗外敌，使罗马帝国强大起来。但此时罗马帝国的统治基础并不稳固，君士坦丁大帝利用基督教的强大吸引力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使得下层民众对罗马皇帝完全信服。在米兰敕令颁布之前，早期的基督徒大多是穷人。他们有明显的抵触和不合作情绪。他们不想服从统治阶级，所以君士坦丁一世用基督教驯化了他们，使他们全心全意地服从国家领导人的统治。罗马米兰圣旨简介公元313年颁布的米兰敕令是一个条款，是一个宗教宽容契约。这是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颁布的通令。主要规定自313年起，罗马帝国不能再允许贵族肆意杀害基督徒，承认基督教在罗马的合法地位，使古罗马人民可以自由信仰宗教教派。康斯坦丁一世雕像在《米兰圣旨》的简介中已经提到，米兰圣旨的颁布者是英明的君士坦丁一世皇帝，他想利用基督教的强大吸引力来巩固自己的统治，所以他明智地颁布了米兰圣旨，缓解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和民众的信仰缺失，使罗马帝国日益强大，巩固了统治基础。米兰敕令简介还介绍了米兰敕令对基督教的影响。米兰敕令是基督教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此后，西欧各国开始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这标志着基督教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使基督教迅速壮大，成为欧洲的国教和世界上综合影响力最大的教派。在米兰敕令简介的最后，提到了当时罗马贵族对米兰敕令的抵制。但君士坦丁一世成功地用各种手段平息了这些地方的叛乱，使得欧洲贵族无法对基督徒进行限制策略，也提高了自己的威望，使得贵族不敢轻举妄动，也不得不承认基督教在欧洲的合法地位，导致罗马空前繁荣，基督教进一步传播和发展。米兰圣旨的内容是什么？《米兰敕令》的内容其实很简单。《米兰敕令》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个有宗教宽容的契约。《米兰敕令》的主要内容包括两部分，一是允许国内民众自由信仰基督教，二是停止对基督教的限制性发展策略。康斯坦丁大帝雕像《米兰敕令》主要内容最重要的方面是宗教宽容。《米兰敕令》颁布前，欧洲上层阶级采取了限制基督教发展的策略。但在《米兰敕令》颁布后，英明的君士坦丁大帝开始利用基督教的强大吸引力巩固自己的统治，使基督教教派迅速壮大，于是颁布了《米兰敕令》。《米兰敕令》主要内容的第二个方面是立即停止贵族对基督徒的追求。《米兰敕令》年发布之前，很多贵族采取极端手段限制基督教在欧洲的传播，但是《米兰敕令》年明确规定，会允许臣民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只要他们永远不忘记法律和政府，所以《米兰敕令》年之后的贵族就没有合法的理由了。总的来说，《米兰敕令》是世界历史上少有的宗教宽容契约，保证了古罗马帝国的统一和安全。《米兰敕令》的主要内容虽然简单，但影响深远，导致了罗马帝国未来的繁荣和基督教教派的进一步发展。

基督教原来也是受罗马帝国的排斥的。后来，由于基督教所推崇的奉献精神被罗马统治者利用。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 Ier lerand)于公元313年宣布自己为基督徒并颁布米兰赦令，由此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在教会工作的人员被称为“教士”：missionaire（传教士）——pasteur（牧师）。即人民是“羊群”，羊群只能听从牧羊人的管制。于是基督教成了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工具。 另有一个传说：君士坦丁Constantine与他的对手争夺王位。他看见了一个异象，见天上有一个红色的十字架，旁边写着“靠这记号得胜”。他请教一位主教。主教对他说：“这就是你们罗马所迫害的耶稣。你若靠这十字架就可以得胜。”于是他下令，叫所有官兵佩带十字架。结果他战胜了对手，在主后313年当了罗马皇。从此，他停止对教会的迫害，宽大了教会，基督徒可以免税和兵役，加入教会的人，会有衣服和金钱。不久，约有千万人加入教会，造成“政教合一”。君士坦丁皇通谕臣民信奉基督，守主日、建教堂、传圣经、供给教会传道人薪金。主后325年举行第一次大公议会（尼西亚会议），君士坦丁皇以主教的地位自居，立基督教为国教。 以下是关于这则传说更详细的资料： + 名列世界三大宗教之首的基督教，其发展之初也曾受到来自社会各界势力的重重抵斥。尤其是在信奉多神宗教的罗马。直到公元313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颁布米兰敕令，在罗马帝国内施行自由的宗教信仰，基督教才初次取得与其他宗教相同的权利。一直到君士坦丁统治后期，基督教虽然没有取得合法地位，但实际上已经是罗马国教了。直到公元4世纪末，狄奥多西原厄斯一世开始排斥异教信仰时，基督教才正式确立为罗马国教。 罗马皇帝何以如此摒弃传统虔诚之至地皈依基督呢? 长久以来有一个故事在不断激励基督教徒。公元337年，君士坦丁辞别人世后不久，塞沙里亚主教优西比乌在《君士坦丁传》中收录了此事。据说君士坦丁在公元312年10月某一天带领部队直逼罗马城，想从劲敌马克桑蒂亚斯手中把罗马夺取过来。这时君士坦丁在夕阳照射的天空看见一个巨大的十字架，一侧写有一行字句：“凭这个标记可以取得胜利”。就是那一天夜晚，基督显现在君士坦丁梦中，嘱咐他举着绣上基督标记的军旗进攻，否则，将不能取胜。君士坦丁立即命令匠人用纯金打造旗标，上面用宝石连缀成一个代表基督名字的图案，表明他将对基督效忠；根据一些记述，兵士的盾牌上也漆上了一个十字架。于是，君士坦丁的部队，在台伯河密尔维安桥上取得了胜利；马克桑蒂亚斯淹死在台伯河里。君士坦丁得胜后，挺进罗马，自此成为一个坚定不移的基督徒。 优西比乌说那件事是皇帝亲口告诉他的，君士坦丁还对天发誓说此话千真万确，更说不但是他自己，就连在他身边的士兵也非常清楚地看到了出现在天空中的耀眼的十字架。但后世的人对这一记载，有一些怀疑：第一，为什么这项如此惊人的天象启示在皇帝死之前要秘而不宣，直到他死后才让别人知道呢?第二，一夜之间，如何能制成一面镶嵌宝石的精致旗标呢，更何况几乎一造好就被带到战场上去了（尽管优西比乌或是君士坦丁本人，没有清楚明确地说出基督显灵的时间和地点）?还有，既然君士坦丁如此神奇而迅速地皈依基督教，为何要等到去世那年才接受洗礼而成为一名基督教徒呢? 当然，优西比乌记述的故事在各方面不一定都翔实可靠。但是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一定有什么极为罕见的事情发生在那位皇帝进军罗马城前夕。有些学者认为，君士坦丁看到的幻象可能是由气象学家所说的日晕现象引起，大气层上层的冰晶体在太阳光的照射下，便形成地上人所看到的光环。这些光环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相互连锁，就形成了某些观察者所看到的十字架形状。或许这可以对那天黄昏的幻象进行解释，但之后出现的梦境就不一定能解释了。无论怎样，从此，罗马帝国军队在他有生之年，一直在绣有君士坦丁基督标记的军旗下行军。他在这个旗标下所向披靡，战无不胜。 基督教战前显灵，助君士坦丁一臂之力，最终得以修成正果。故事娓娓道来，似真有其事，但无论怎样，这也只是传闻而已。气象学家理论联系实际的阐释，有始却未能善终。

公元313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联合帝国东部教会一起颁布了《米兰敕令》，正式承认基督教为合法宗教，并发还其教堂和财产。《米兰敕令》的颁布是基督教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它第一次承认了基督教会可以拥有财产，并使基督教取得了合法地位。

君士坦丁放开对基督教的限制绝不是为了使它成为正式的国教，但是他制订的法律和其他的政策都有力地促进了它的发展。在君士坦丁统治时期，他颁布法令赐予基督教以诸多特权，如教会有权接受遗产和捐赠，教会神职人员能够豁免赋税和徭役，信奉基督教还成了晋升国家高级职位的一条捷径。他本人还建造了多座知名教堂，如耶路撒冷圣墓教堂等。经君士坦丁之后，基督教的地位已不可动摇，开始了在西方文化史上惟我独尊的时代。公元380年，罗马皇帝狄奥多修更是将基督教正式定为国教，并开始禁止其他宗教进行宗教仪式，基督教开始显现出了“排他”性。公元392年，以德奥菲罗斯主教为首的基督徒纵火焚烧了塞拉皮斯神庙，30多万件的希腊文手稿毁于一旦；狂热的基督徒在这里还地杀了古代世界惟一的一位著名的女科学家希帕提娅——亚历山大缪塞昂学园最后一位重要的人物、当地新柏拉图学派的领袖。这段时期是基督教成长的最佳黄金时期，在这段时间里，原有的罗马神庙被拆毁或改成教堂，奥林匹克运动会被取消。其后的1000年，基督教逐渐四处传播，迁移中的日耳曼部族在小亚细亚和拜占庭接受了基督教。在北方、东北方和西北方，斯拉夫系统的不同民族也通过拜占庭教会接受基督教。传教、开化和殖民这三种活动往往配合进行，因此，代表较先进文化的传教士往往给许多较后进地区带来重要变化。然而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基督教受到了严酷的考验：它早期的势力范围巴勒斯坦、叙利亚、小亚细亚、北非乃至西班牙部分地区已经伊斯兰化；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也受到威胁；俄罗斯沦于蒙古可汗（信奉萨满教）及匈奴金帐汗的统治之下，随之安瓦尔人、匈奴人、蒙古人和土耳其人也先后侵入西方，伊斯兰教得到广泛传播。随着古罗马帝国的分裂，基督教也同时一分为二，以君士坦丁堡（拜占庭）为中心的东正教和以罗马为中心的天主教东西对峙。在西欧文明的重建过程中，罗马主教乘机提高自己的地位。格里高利一世极力扩展罗马主教的权势，西方的主教中惟有他可以称“教皇”，成为西方教会公认的领袖。为与之抗衡，君士坦丁堡主教也在595年自称“普世牧首”（也译作“宗主教”）。双方日益激化的矛盾终于导致了分裂，1054年，遭受了严酷考验的基督教分为天主教和东正教两大派。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又使基督教产生了新教、安立甘宗、信义宗、归正宗和其他各种教派。19世纪是基督教传播史上的“伟大世纪”，在这个世纪里，基督教被传到世界各地。在基督教的教义中，人是按照天主的形象造出来的，因此在天主彰显自己的作为时，人必然起决定性的作用。既然人反映天主的形象，天主在实践自己的计划时就必然要求人的合作。天主和人互相紧密依附，可以说天主和人是互相为了对方的缘故而存在的。根据基督教教义，教会是由天主选的人组成的末世团体，圣神浇灌于教会的生命过程中；教会由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们组成，其中既有犹太人也有非犹太人，教会成员都是“新以色列人”，都是天主的选民；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教会的成员都是建造教会大厦所用的“活石”由教会在世的代表——磐石教宗引导。

两个皇帝的话，lz你指得是君士坦丁一世时么？这事的发端是罗马帝国的“三世纪危机”，即公元三世纪期间帝国内部爆发的大规模、长时间的分裂和叛乱。三世纪危机使得罗马帝国陷入统治危机，因此皇帝戴克里先不得不采用“四帝共治”制度，将帝国分为东西两个部分，各设一名皇帝（奥古斯都）和一名副皇帝（凯撒），总算是平息了罗马帝国的分裂，这一制度也在一段时间传承下去。米兰敕令发布的时候也正是在“四帝共治”时期，因此有两个皇帝：西方的奥古斯都为君士坦丁一世，东方的奥古斯都为李锡尼。

　　基督教原来也是受罗马帝国的排斥的。后来，由于基督教所推崇的奉献精神被罗马统治者利用。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 Ier lerand)于公元313年宣布自己为基督徒并颁布米兰赦令，由此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在教会工作的人员被称为“教士”：missionaire（传教士）——pasteur（牧师）。即人民是“羊群”，羊群只能听从牧羊人的管制。于是基督教成了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工具。　　另有一个传说：君士坦丁Constantine与他的对手争夺王位。他看见了一个异象，见天上有一个红色的十字架，旁边写着“靠这记号得胜”。他请教一位主教。主教对他说：“这就是你们罗马所迫害的耶稣。你若靠这十字架就可以得胜。”于是他下令，叫所有官兵佩带十字架。结果他战胜了对手，在主后313年当了罗马皇。从此，他停止对教会的迫害，宽大了教会，基督徒可以免税和兵役，加入教会的人，会有衣服和金钱。不久，约有千万人加入教会，造成“政教合一”。君士坦丁皇通谕臣民信奉基督，守主日、建教堂、传圣经、供给教会传道人薪金。主后325年举行第一次大公议会（尼西亚会议），君士坦丁皇以主教的地位自居，立基督教为国教。　　以下是关于这则传说更详细的资料： +　　名列世界三大宗教之首的基督教，其发展之初也曾受到来自社会各界势力的重重抵斥。尤其是在信奉多神宗教的罗马。直到公元313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颁布米兰敕令，在罗马帝国内施行自由的宗教信仰，基督教才初次取得与其他宗教相同的权利。一直到君士坦丁统治后期，基督教虽然没有取得合法地位，但实际上已经是罗马国教了。直到公元4世纪末，狄奥多西原厄斯一世开始排斥异教信仰时，基督教才正式确立为罗马国教。　　罗马皇帝何以如此摒弃传统虔诚之至地皈依基督呢?　　长久以来有一个故事在不断激励基督教徒。公元337年，君士坦丁辞别人世后不久，塞沙里亚主教优西比乌在《君士坦丁传》中收录了此事。据说君士坦丁在公元312年10月某一天带领部队直逼罗马城，想从劲敌马克桑蒂亚斯手中把罗马夺取过来。这时君士坦丁在夕阳照射的天空看见一个巨大的十字架，一侧写有一行字句：“凭这个标记可以取得胜利”。就是那一天夜晚，基督显现在君士坦丁梦中，嘱咐他举着绣上基督标记的军旗进攻，否则，将不能取胜。君士坦丁立即命令匠人用纯金打造旗标，上面用宝石连缀成一个代表基督名字的图案，表明他将对基督效忠；根据一些记述，兵士的盾牌上也漆上了一个十字架。于是，君士坦丁的部队，在台伯河密尔维安桥上取得了胜利；马克桑蒂亚斯淹死在台伯河里。君士坦丁得胜后，挺进罗马，自此成为一个坚定不移的基督徒。　　优西比乌说那件事是皇帝亲口告诉他的，君士坦丁还对天发誓说此话千真万确，更说不但是他自己，就连在他身边的士兵也非常清楚地看到了出现在天空中的耀眼的十字架。但后世的人对这一记载，有一些怀疑：第一，为什么这项如此惊人的天象启示在皇帝死之前要秘而不宣，直到他死后才让别人知道呢?第二，一夜之间，如何能制成一面镶嵌宝石的精致旗标呢，更何况几乎一造好就被带到战场上去了（尽管优西比乌或是君士坦丁本人，没有清楚明确地说出基督显灵的时间和地点）?还有，既然君士坦丁如此神奇而迅速地皈依基督教，为何要等到去世那年才接受洗礼而成为一名基督教徒呢?　　当然，优西比乌记述的故事在各方面不一定都翔实可靠。但是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一定有什么极为罕见的事情发生在那位皇帝进军罗马城前夕。有些学者认为，君士坦丁看到的幻象可能是由气象学家所说的日晕现象引起，大气层上层的冰晶体在太阳光的照射下，便形成地上人所看到的光环。这些光环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相互连锁，就形成了某些观察者所看到的十字架形状。或许这可以对那天黄昏的幻象进行解释，但之后出现的梦境就不一定能解释了。无论怎样，从此，罗马帝国军队在他有生之年，一直在绣有君士坦丁基督标记的军旗下行军。他在这个旗标下所向披靡，战无不胜。　　基督教战前显灵，助君士坦丁一臂之力，最终得以修成正果。故事娓娓道来，似真有其事，但无论怎样，这也只是传闻而已。气象学家理论联系实际的阐释，有始却未能善终。

基督教是世界上最大的、传播范围最广的宗教，它由犹太教脱胎换骨而来。公元元年前后，犹太教内部分化为四个宗派：撒都该派、法利赛派、奋锐党和艾赛尼派，基督教极有可能是由艾赛尼派犹太教发展而来。基督教的创始人是公元1世纪的犹太人耶稣。耶稣在历史上众说纷纭，但下面几点则可以肯定：耶稣是犹太人、生活在公元1世纪初、30岁左右在加利利和犹太各地传教、曾收12门徒、遭到犹太教上层的嫉妒与迫害，最后以反罗马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在公元一二世纪时，罗马的统治者认为基督教无非是不大讨人喜爱的犹太人的一种教派，因此基督教和犹太教一样遭到罗马统治者的压制。当时的罗马帝国信仰集古希腊和古罗马众多神祇的多神教，因此笃信一神论的基督教显得特别另类。而且早期的基督教徒多是贫苦之人，由于他们具有明显的反抗意识，不与统治阶级合作，因此多次遭到罗马统治者的迫害，如在戴克里先时代，基督教就遭到了自称罗马旧神朱庇特之子的皇帝的疯狂压制。不过间或也有一些皇帝对基督教采取了宽容的态度，使得到3世纪时基督教徒有600多万。随着基督教的发展，教徒的成分也发生了变化，教义也更趋向于顺从统治阶级，统治阶级也开始了解基督教。

纠正一下米兰敕令是313年由君士坦丁大帝发布的关于不再迫害基督徒的敕令，是在罗马帝国时期，不是法兰克时期；法兰克王国是由克洛维在481年（罗马灭亡后）在高卢地区建立的，而东西法兰克的分裂更是843年加洛林王朝的事了，此时米兰敕令已经颁布5个世纪西欧封建社会的建立是个漫长过程，罗马灭亡后，克洛维时代已经开始向封建社会过度，墨洛温王朝是欧洲大陆封建社会向前发展的时候，到了加洛林时代，就是矮子丕平和查理曼时代，封建制度差不多已经形成；而在不列颠，经过盎格鲁撒克逊的七国时代，到了阿尔弗烈德大王，封建社会也差不多形成了期其中843年的法兰克王国分裂，987年卡佩王朝在法国的建立，919年萨克森王朝在德国的建立以及1066诺曼公爵征服英国是标志性事件，封建社会进一步发展

君士坦丁一世（大帝），（Constantinus I Magnus，272—337），罗马皇帝。他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位信仰基督教的皇帝，曾在313年颁布米兰诏书，承认基督教为合法且自由的宗教。并于330年将罗马帝国的首都从罗马迁到拜占庭，将该地改名为君士坦丁堡。此外，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为欧洲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度起到了重要作用，他被称为西方的“千古一帝”。

奥利乌斯·君士坦丁，约公元274年罗马古国的君主。君士坦丁是罗马帝国西方奥古斯都康士坦提乌斯与其第一个妻子海伦娜的长子。他出生在米西亚省的奈萨。君士坦丁早年从军，先是在加里留部下参加对萨桑波斯战争，后去高卢，随父转战于不列颠，同加里多尼亚作战。306年夏，康斯坦提乌斯在担任奥古斯都仅15个月后死于约克。君士坦丁被军队拥立为奥古斯都。东方的奥古斯都伽列里乌斯也被迫授予君士坦丁以恺撒的称号。然而，君士坦丁为确立其在西方的统治地位，不得不花了6年的时间同其他3个劲敌展开斗争。公元312年，他在罗马郊外战胜劲敌马克森提，胜利地进入罗马，并占有了原属于马克森提管辖的意大利、非洲和西班牙，确立其对帝国西部的统治，成为名符其实的奥古斯都。公元313年，君士坦丁与帝国东部的统治者李锡尼在米兰会晤，并共同发布敕令，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敕令承认基督教徒同其他异教徒有信仰自由的同等权利，并把过去被没收的教堂和教会财产归还给他们。基督教从此成为帝国的合法宗教，变成了国家政权的精神支柱。李锡尼在东方打败了占据小亚细亚、埃及和帝国亚洲部分的奥古斯都——马克西米·达札，控制了东方各行省。至此，整个罗马世界只控制在两个奥古斯都手中。但是，两个奥古斯都并立的局面没有维持多久。公元314年，君士坦丁与李锡尼因边界纠纷而展开战争。李锡尼在班诺尼亚境内和亚得里亚堡一带连遭失败，不得不让出东部的伊利里亚、马其顿、亚加亚等大片土地。这次战争没有取得决定性的结果。随后君士坦丁在莱茵河与多瑙河一带连年作战，曾经打败哥特人，并允准大批“蛮族”入境以补充兵员。公元223年，君士坦丁与李锡尼开始决战，并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卡尔西顿一带彻底地打败了李锡尼。李锡尼被送往帖撒罗尼加。第二年，他被以阴谋叛变和私通蛮族的罪名而处死。君士坦丁从此就成了罗马帝国唯一独裁统治者。恢复帝国统一后，公元325年，君士坦丁在小亚细亚的尼西亚召开了第一次基督教主教会议，确定正统教义，谴责阿里乌斯派为“异端”，从思想上、政治上全面控制基督教，使之成为罗马帝国政治统治的工具。但是，帝国的统一以及废弃戴克里先的四君共治制，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帝国内部分裂的因素。鉴于帝国特定的地理环境，复杂的政治局势，为加强对帝国的控制，避免皇权旁落，君士坦丁不得不继续奉行共治制，把他的3个儿子任命为恺撒，分别统治帝国的不同区域，君士坦丁二世掌管西班牙、高卢和不列颠；康士坦提二世掌管亚洲行省和埃及；康士坦斯掌管意大利、西伊利里亚和非洲。此外，还派两个侄儿——达尔马提和汉尼巴里阿努斯治理较小的地区；达尔马提驻守哥特前线，后者驻守黑海沿岸。君士坦丁只是直接统辖巴尔干半岛和黑海附近，把主要精力放在多瑙河边境上。君士坦丁本想以此来避免皇权旁落，但事与愿违，同许多专制君主一样，只会给他的家族带来骨肉相残之祸。帝国分裂不可避免，内战势必发生，从而加速了帝国社会经济崩溃的过程。继戴克里先之后，君士坦丁采取一系列措施，巩固中央集权，强化官僚体制，实行文武分治，征收人头税和土地税等。为加强其君主专制统治，君士坦丁竭力寻找理论根据。继公元313年的“米兰敕令”之后，于公元325年亲自主持召开了尼西亚主教会议，确定基督教为正统教——国教，为君主专制提供了精神支柱。此后，他对基督教采取保护的态度，授予基督教会许多特权。例如，免除基督教僧侣个人对国家的徭役义务，主教有权审判教会案件。教会还获得了接受遗产、馈赠购买和释放奴隶等权利。同时，宣布阿里乌斯教为异教，规定基督教徒必须尊奉的信条，即圣子基督是永恒的，与圣父、圣灵是同体的。为加强君主专制统治，君士坦丁强化官僚体制。他统治时期，设立了许多新官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官僚按严格的等级制度冠以尊贵头衔，享有一系列如免纳租税、免受拷打，只受元首审判等特权。君主保护他们，而他们则以效忠君主为其最高职责，君主的意志就是唯一的法律。至此，共和制的残余已经不复存在了。为加强君主专制统治，君士坦丁继续推行由戴克里先开创的把军队分为边防军团和内地机动军团的军事改革以及在各行省中使军权和民政权分立的政策，使军事权力集中在皇帝的手中。为了确保兵员，提高军事实力，君士坦丁改变传统的招兵制度，招收蛮族人充实军队，结果，罗马军队的蛮族化大大加强。例如，由4万名哥特人组成的“同盟者”是一支特殊的军队，它从帝国政府领取饷银。许多蛮族人在帝国军队中获得高级军官的职位。君士坦丁在其统治的最初20年中，在罗马建立起一个比戴克里先体制更为完备的君主政体。但是，这种体制的根本目标在于君士坦丁试图通过强制措施来缓解3世纪业已出现的奴隶制危机，维护大奴隶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君士坦丁曾正式宣布，准允贫民出卖自己的子女为奴。还颁布法令确认奴隶主有权将被释放的奴隶及其子女重新沦为奴隶。公元2世纪时，皇帝哈德良和安敦尼曾先后颁布过禁止主人杀害奴隶的法令。这时，君士坦丁的法令中则明确规定：主人为纠正不驯顺的奴隶的恶劣行为而鞭挞奴隶致死可不受起诉。对煽动奴隶逃跑的人由原来的仅处以罚款到这时的受严刑拷打。从前，对逃跑的蛮族奴隶只需将其交给原主即可，而现在则要把他们放逐到矿山去，有时砍断奴隶的腿。在君主制统治下，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更加恶化。奴隶主阶级在它的保护下，重新获得了随意役使，甚而杀害奴隶的特权。当然，这些严刑酷法对社会其他劳动者，特别是隶农同样行之有效。实际上，它已经使隶农和奴隶在地位上很少区别。君士坦丁曾下令对窝藏别人奴隶的人处以大批罚金，给逃亡隶农戴上镣铐，送还原主。君士坦丁的这些法令为其继承者所承认并使其适用范围日益扩大。大批隶农及其子女依法被禁锢在奴隶主的土地上。城市手工业者同样也失去了基本人权：不能自由脱离其所属的手工业公会；向国家缴纳贡税并服劳役。因此，君士坦丁的君主专制制度的阶级实质就是推行一系列反动的政策，竭力迫使劳动群众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确保隶农制大土地所有者所需要的劳动人手和国家赋税的收入来源。这种制度实施的结果是导致了罗马帝国的农业、手工业日益走向衰落，使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更加恶化。在对外政策上，他继续奉行戴克里先的政策。公元313年，曾先后在西方和多瑙河沿岸成功地反击了法兰克人和哥特人的进攻。由于帝国东部在经济、战略上日益重要，公元330年，君士坦丁放弃了千年古都——罗马，迁都于巴尔干半岛的拜占庭，改名为君士坦丁堡(意为“君士坦丁之城”)。临终前，君士坦丁受洗为基督教徒。

君士坦丁 第一位信奉基督教的罗马的帝国皇帝。政治家、谋略家。4世纪初罗马帝国在戴克里先死后，改革所缓和的3世纪危机再度出现，统治阶级内部纷争再起。君士坦丁实施了一系列与戴克里先不同的政治谋略和措施，进行政治、宗教和社会改革：一、废除戴克里先的四帝共治制，皇帝统一控制全国，将帝国划分为高卢、意大利、伊利里亚、东方四大行政区，下设行政区，再下为行省。大行政区的民政由四个近卫军长官负责。二、313年颁布著名的“米兰敕令”，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归还以前没收的教产，保护教会，还授予教会一系列特权。从此，以基督教作为罗马帝国的精神支柱。三、330年从罗马迁都东方的希腊旧城拜占庭，改名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大规模扩建。作为永久性的首都。四、颁布一系列维护奴隶制度的法律。如：重申奴隶主有权处死奴隶;加重对逃奴及其煽动者的刑罚;允许贫民出卖子女为奴;允许奴隶主将被释奴重没为奴;规定隶农及其后代必须固定在主人的土地上等等。君士坦丁的改革暂时稳定了动摇中的罗马帝国的统治，但却未能改变罗马帝国和奴隶制度走向衰亡的历史命运。

比中国千户侯权利大多了,中国的皇权巩固比较强以1037年著名的《米兰敕令》为标志，神圣罗马帝国内的贵族领地也世袭化了。《米兰敕令》确立的原则是：任何领主（无论主教、修道院院长、侯爵、伯爵或其他任何领主）都不得被剥夺其领地，除非是按我们祖先的法令由其同级领主集体裁决他犯了罪；附庸在认为受领主或同级领主不公正对待而可能失去领地时，可以向帝国最高法庭上诉；领主的领地应由儿子或孙子继承，如无子嗣则可由同胞兄弟或同父异母的兄弟继承。领地世袭化的意义是领主把所属领地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王权或政府权力连带地产—起分散给了权贵，再无王权能予回收。大世袭领主在自己的世袭领地上可以独行其是，全权管理领地内的各类事务，排斥王权对领地内部事务的干预。他们可以进一步分封听命于己的附庸，并设置法庭来解决附庸之间的纠纷。城堡是西欧封建社会的基层核心，但在最高王权与最底层的农奴之间，不止是有一层领主，而是有好几个层次，每个领主都可将自己的领地划成数块封给自己的属下，从而形成了一种金字塔形的阶梯网络。一个大领主相对于国王或皇帝来说是附庸(vassal)，国王和皇帝是他的领主(lord)，但相对于这个大领主自己分封的中小贵族来说他就是领主，由他分封的人则是他的附庸；依次类推，直至最低一等的普通骑士。各级领主与附庸相互按契约承担责任和义务。在欧洲大陆，通常情况下附庸只对他的直接领主负责，形成了所谓“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原则。但英格兰的情形有所不同，1086年，征服者威廉召集全体大小封建主宣誓尽忠王室，各级领主便与英王发生了直接的主臣关系。这是英国封建主义的特点。

君士坦丁大帝的功绩：1、君士坦丁与东方的奥古斯都李锡尼在公元313年颁布了“米兰敕令”允许了基督教徒信仰自由。归还教会财产。2、君士坦丁还将古希腊的殖民城市拜占庭建设成了可以和罗马媲美的Nova Roma，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在中世纪成为世界上最伟大丰饶的城市，也保证了东罗马帝国屹立千年。3、君士坦丁在军事上结束了四位皇帝混战的混乱局面，也取缔了在三世纪危机中多次弑君的近卫军。他大量扩充军队，捍卫帝国边疆，使罗马帝国在末期能享受难得的和平 。关于“世界帝王第一”，其实主要是因为第一条功绩，教会神父以及早期基督教史学家都对他充满了崇敬的评价。而现在，信基督教的国家占据了世界上大部分的财富和资源,他们是主流国际民意，所以才有了这个称号。扩展资料：君士坦丁大帝简介：弗拉维·瓦莱里乌斯·奥勒里乌斯·君士坦丁（Flavius Valerius Aurelius Constantine，272年2月27日－337年5月22日），罗马皇帝，在位期间从306年至337年。曾在313年颁布米兰诏书，承认基督教为合法且自由的宗教。其背景是基于政治的意图，想要争取广大的基督徒的支持，并对幼发拉底河防务进行监督。于公元330年将罗马帝国的首都从罗马迁到拜占庭，将该地改名为君士坦丁堡。305年其父君士坦提乌斯·克洛卢斯成为帝国西部的奥古斯都（皇帝）。君士坦丁随父转战于不列颠。306年父死，在不列颠由军队拥立为奥古斯都。312年侵入意大利。后与东罗马皇帝V.L.李锡尼结盟。316年夺取李锡尼在巴尔干半岛的领地 。324年在亚德里雅那堡和克里索普利斯大败李锡尼，从而最终战胜了所有帝位竞争者，成为帝国的独裁统治者。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君士坦丁一世

君士坦丁一世君士坦丁一世，原名（FlaviusValeriusAureliusConstantine），（公元272年2月27日—337年5月22日），出生于达契亚里普斯（DaciaRipensis）的奈索斯（Naissus）。母亲海伦娜（Helena）是希腊人，父亲是于公元293年成为西方的副皇帝。君士坦丁被派往东方，在那里他晋升为戴克里先皇帝和加列里乌斯皇帝统治下的军事论坛。君士坦丁在伊博拉库姆（现代约克）被军队誉为皇帝。其父亲在公元306年去世后，他在针对马克西提乌斯皇帝和利辛纽斯皇帝的一系列内战中取得了胜利，并在公元324年成为东西方的统治者。作为皇帝，君士坦丁实施了行政、金融、社会和军事改革，以加强帝国。他重组了政府，将民事和军事当局分开。为了对抗通货膨胀，他推出了固相钱，这是一种新的金币，在过去的一千多年中，它已成为拜占庭和欧洲货币的标准。罗马军队进行了重组，由能够抵抗内部威胁和野蛮入侵的战地部队和驻军组成。君士坦丁在罗马边境的法兰克人上成功开展了反对部落的运动，阿拉曼尼、哥特人和萨尔玛提亚人在公元三世纪的危机中被他的前任遗弃的重新安置领土。在宗教政策方面，他大力推行基督教政策。君士坦丁在公元337年5月22日去世，临终前受洗成为基督徒。君士坦丁是转换到基督教的第一个罗马皇帝。在《影响世界的100帝王排行榜》一书中，他名列榜首。中文名：君士坦丁一世外文名：Constantinei别名：君士坦丁大帝国籍：罗马帝国民族：罗马人出生日期：公元272年2月27日逝世日期：公元337年5月22日职业：罗马皇帝信仰：基督教主要成就：重新统一罗马帝国颁布米兰敕令，召开尼西亚会议，提高基督教地位代表作品：《尼西亚信经》继任：君士坦提乌斯人物生平公元3世纪公元272年2月27日，君士坦丁出生于罗马帝国上麦西亚行省的内索斯（今塞尔维亚和黑山东部的尼什）。他是帝国的西部奥古斯都（参见四帝共治制）君士坦提乌斯一世·克罗尔的长子。据说，君士坦丁的母亲海伦娜是一家小旅店的女仆，君士坦丁是她与君士坦提乌斯一世的私生子。但这种说法受到英国历史学者爱德华·吉本的怀疑。吉本认为，海伦娜是这家小旅店的主人，她与君士坦提乌斯一世的婚姻是合法的。不论如何，当293年君士坦提乌斯被西部帝国的奥古斯都马克西米安任命为恺撒后，他就离弃了海伦娜，而与马克西米努斯之女狄奥多拉结婚。公元4世纪君士坦丁在年轻时，主要是为帝国的最高皇帝戴克里先在东方服役。公元305年，戴克里先与马克西米安双双退位，君士坦丁奔赴不列颠与已经升为奥古斯都的父亲会合，在不列颠与蛮族作战。公元306年，君士坦提乌斯一世去世，不列颠军团在英格兰北部城市约克宣布君士坦丁为奥古斯都（公元306年7月25日）。戴克里先的继承者、东部奥古斯都伽列里乌斯死后，4位奥古斯都：李锡尼、马克森提乌斯、马克西米努斯和君士坦丁于311年展开夺权斗争。君士坦丁联合李锡尼反对马克森提乌斯。他越过阿尔卑斯山，占领意大利，在公元312年10月28日台伯河上穆尔维（Milvian）大桥附近的决战中击败马克森提乌斯。马克森提乌斯在逃跑中落水而死。公元313年，君士坦丁与李锡尼在麦地奥兰（今米兰）会晤。李锡尼与君士坦丁的姐姐君士坦提娅结婚，以巩固两人的同盟。两位奥古斯都同时签署了米兰敕令，给予基督教在帝国境内的合法地位。在教会史上，这是一件头等大事。其背景是基于政治的意图，想要争取广大的基督徒的支持，并对幼发拉底河防务进行监督。公元313年，李锡尼在小亚细亚战胜马克西米努斯，与君士坦丁瓜分了帝国。但是，他们之间的和睦仅仅维持了一年。两人都为独霸帝国而投入了新的战斗。公元314年发生的冲突未分胜负。公元316年，君士坦丁夺取李锡尼在巴尔干半岛的领地。公元324年，君士坦丁在亚德里雅那堡和克里索普利斯大败李锡尼，后者在保住性命的保证下投降。然而，君士坦丁在公元325年以阴谋叛变和私通蛮族的罪名将李锡尼绞死。从此，君士坦丁成为罗马世界的统治者。君士坦丁一世于公元330年将罗马帝国的首都从罗马迁到拜占庭，并将该地改名为君士坦丁堡。公元337年5月22日，君士坦丁卒于尼科美底亚。人物事迹政治君士坦丁在许多方面，继承了戴克里先的政策，进一步强化官僚机构，实行文武分治，征收土地税和人头税，建立起有严格等级区别的官僚体系和更加繁复的宫廷礼仪。他允许大批“蛮族”在帝国境内定居，吸收他们入伍，允其担任要职。公元332年颁布法令，严禁隶农自由迁徙。他还禁止城市手工业者脱离手工业公会，禁止市议员离开所属城市。鉴于帝国经济、文化重心东移，330年，迁都拜占庭，并进行扩建，扩建后改名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一世试图取消戴克里先的四帝共治制，但帝国局势的混乱迫使他任命自己的亲信为共治者。君士坦丁一世最初任命长子克里斯普斯为恺撒，但后者由于受到继母法乌斯塔（君士坦丁的第二个妻子）的诬陷，被处死（公元326年）。君士坦丁不久以通奸罪把法乌斯塔也处死，但任命她所生的三个儿子为恺撒：君士坦丁二世统治西班牙、高卢和不列颠；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统治亚洲和埃及；君士坦斯一世统治意大利和北非。君士坦丁一世实际上是继承了戴克里先的做法。在君士坦丁一世时代，罗马帝国变成了军事官僚国家。专横跋扈的近卫军被取消，代之以大量蛮族士兵加入帝国的军队。普通平民为逃避兵役竟采取自残的办法。臃肿的官僚系统更加庞大。颁布过一些保护贫民的法令，但由于普遍的目无法纪而很少得以实行。对奴隶的惩罚变本加厉：根据君士坦丁的法令，实际上已经恢复了主人杀死奴隶的权力（曾被哈德良皇帝废除）。各阶层的依附性加大，农民被束缚于土地（公元332年法令），手工业者被束缚于城市，元老被固定在元老院里。君士坦丁一世继续提倡戴克里先引入的东方专制君主的礼节（戴皇冠，臣民须向皇帝行跪拜礼等）。总而言之，君士坦丁完善了戴克里先的专制君主制度（多米那特制），这种制度的目的是以公开的强制手段，克服罗马的经济危机。君士坦丁一世在公元313年和公元332年分别在西部边境和多瑙河沿岸击退了法兰克人和哥特人的入侵。人物成就宗教“米兰敕令”君士坦丁政治生涯中一个引人注目之处，是他正式皈依基督教。在他皈依基督教之前，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东部的势力一直强于在西部的势力，君士坦丁就是在东方行省的经历中接触到基督教的。君士坦丁被军队立为皇帝后，随即投入一连串情势险恶、错综复杂的内战。在这一时期，君士坦丁的宗教政策具有明显的两面性：一方面继续维护罗马旧教的地位，另一方面积极实行宗教宽容政策。君士坦丁的宗教政策，始终是为其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服务的，而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高明之处在于：他能始终从政治和战略的高度去分析和利用宗教。而其历史性败笔是：把宗教与政治并列起来，给基督教以“国教”的地位，甚至让教会掌握司法大权。虽然这些措施为基督教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使其真正发展成为历史性的宗教，但从政治上讲，这不仅是导致他不得不皈依宗教的根本原因，也是导致欧洲中世纪陷入长期宗教黑暗统治的重要原因。公元312年米尔维亚桥之战的胜利，使君士坦丁成为罗马帝国西部的霸主。到公元313年，整个罗马世界由两个皇帝统治，西部由君士坦丁统治，东部由李锡尼统治。在这个时期，君士坦丁的基督教政策有重大的发展。公元313年是早期基督教发展史上的一个“分水岭”。这一年，君士坦丁和李锡尼在米兰会面同意一项共同的宗教政策，几个月后的一道敕令中载明了这项内容，一般人称这道敕令为“米兰敕令”。米兰敕令的主要内容：承认基督教徒同其他异教徒一样具有同等的信仰自由权，归还给他们被没收的教堂和教会财产，免除了基督教僧侣个人对国家的徭役义务，规定主教有权审判教会案件。敕令并没有把基督教“确立为帝国的官方宗教”，但是敕令对基督教采取了同情和宽容的态度，这显然反映了君士坦丁的宗教态度。敕令允许民众自由选择宗教信仰，要求归还迫害时期没收的教会财产，某些有利于基督教的重要态度在这个官方文件中确定了下来。“米兰敕令”，标志着罗马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对基督教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同时还承认了基督教的合法地位。“米兰敕令”，是君士坦丁和李锡尼共同制定的宗教政策。在君士坦丁统治的西部，基督徒已经受到保护，事实上已经处于合法地位。“米兰敕令”，只是把西部基督徒的地位延伸到东部的基督徒身上，实际上就是把君士坦丁的宗教政策扩大到东部，这说明了君士坦丁对基督徒的保护从西部开始扩大到东部。当然，这也透露出在罗马帝国二帝并治的政治格局中，西部皇帝君士坦丁的政治影响力正在超越东部的某些迹象。君士坦丁在公元312年统治整个西部后，进一步推行扶植基督教的政策，使基督教的势力和影响迅猛发展。公元313年，君士坦丁致信给一些省督，要求他们在自己的辖区内保护基督教。公元317年后，他将国内钱币上异教徒的雕像逐个的除去，直到公元323年，货币上只剩下一些无关宗教的铭刻了。公元319年，君士坦丁下令非洲行省长官豁免神职人员赋税，同时授予主教释奴权。公元321年，他又规定教会可以接受人们所捐赠的遗产和遗物，同年发布礼拜日停工的命令，并规定城市居民在礼拜日不得照常工作，必须到教堂做礼拜。公元324年，当君士坦丁战胜李锡尼从而统一罗马全境后，更大力扶植基督教，政府官员大部被改为由基督徒担任，同时规定凡信奉其他宗教的官员不得参加神庙活动，并且禁止强迫基督徒参加异教祭祀。尼西亚会议公元324年，在君士坦丁战胜东部皇帝李锡尼之后，君士坦丁成为真正的罗马皇帝。他首先巩固东部各行省，然后涉足宗教事务。也就在公元324年秋天，他给各省发送一封信，内容大幅超越所谓的米兰敕令。他不再保持宗教中立；他不再掩饰他的宗教倾向；他强调基督教是真理，异教是错误的。他写道，上帝的力量使他获得胜利，终止异端邪说者的暴政。他下令释放所有强制劳动的基督徒，让所有被流放的基督徒重返家园，归还所有基督徒被没收的财产，不论是个人的，或是团体的财产。他鼓励主教整修损坏的教堂，有必要的话，就建造新教堂。后来他更进一步禁止向异教诸神献祭，询问神谕，或供奉新的异教神像。“基督教不但在帝国里地位最高，也是国教。”君士坦丁的宗教政策，既不是单纯出自宗教动机，也不是纯粹出自政治动机，而是宗教信仰和政治动机的有机统一。割裂了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既不能对他的宗教政策做出合理的解释，也不能对他的政治行为做出合理的解释。《尼西亚信经》全文：“我们信独一上帝，全能的父，创造有形无形万物的主。我们信独一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为父所生，是独生的，即由父的本质所生的。从神出来的神，从光出来的光，从真神出来的真神；受生而非被造，与父同质，天上、地上的万物都是藉着他而受造的。他为拯救我们世人而降临，成了肉身的人，受难，第三日复活，升天。将来必再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们）也信圣灵”。

教堂中表现基督复活的彩色玻璃窗337年，君士坦丁大帝在临死之前受洗为基督教徒，他是罗马皇帝中皈依基督教的第一人。不过这时，罗马统治集团中仍有一部分人反对基督教，他们要求帝国各地仍保持其多神教的信仰。361年，君士坦丁大帝之侄朱里安取得帝位，他就代表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传统，下令禁止独尊基督教，以恢复帝国境内各民族固有的宗教。因为朱里安以前曾一度信仰过基督教，而这时却转过来反对基督教，所以基督教徒称之为“背教者”。当时基督教的势力已相当强固，而要恢复过去多神教的信仰亦非易事。朱里安在位不到两年，后来他一死，禁令失效，基督教的传布更广。及至392年，提奥多西大帝最后终于尊基督教为国教。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这在历史上是一件大事。不用说，基督教在取得合法地位以后，它的教徒是大大增多了。基督教使西方人的伦理观念、风俗习惯、文化教育、建筑、艺术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而自从基督教成了统治阶级的御用工具，它那最初的一点革命精神也就消失了。教会变成了国家统治机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那些主教们则成为高高在上的权势人物。以后在整个中古时期，基督教会本身便是欧洲封建制度之最有力的支柱

君士坦丁大帝，又称君士坦丁一世，是罗马自公元前27年自封元首的屋大维后的第42代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位尊崇基督教的罗马皇帝，于公元313年颁布米兰诏书，承认基督教为合法且自由的宗教，使基督教在其后转变为在欧洲占统治地位的宗教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君士坦丁在罗马皇帝任上曾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他于公元330年将罗马帝国的首都从罗马迁到拜占庭，将该地改名为君士坦丁堡。特别是他颁布的禁止佃农离开租种的土地的法令，把佃农变成了农奴，终生依附在那块土地上。这道法令和类似的法律为奠定中世纪欧洲整个的社会结构基础起到了关键作用。美国学者马恩曾这样评价他：“自此以往，就我们现今所知的基督教而言，创立者已不再是公元1世纪的耶稣基督，而是公元4世纪的君士坦丁大帝。”0327年3月7日 (丁亥年正月廿八)|君士坦丁大帝明令公布7天为一个星期君士坦丁一世（大帝），全名为弗拉维.瓦莱里乌斯.奥勒里乌斯.君士坦丁(274年2月27日－337年5月22日），罗马帝国皇帝，306年至337年在位。他是第一位皈依基督宗教的罗马皇帝，在313年与李锡尼共同颁布《米兰诏书》，承认在帝国内部有信仰基督教的自由。君士坦丁在内战中击败马克森提乌斯和李锡尼，巩固皇位。在其统治时期，他还成功发动对法兰克人、阿拉曼人、西哥特人和萨尔马提亚人的战役，并成功夺回在前一个世纪丧失的达基亚地区。他在拜占庭建立新皇宫，并将之命名为新罗马，但人们为尊君士坦丁之名，将此地称作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在此后一千年内成为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因此君士坦丁也被认为是拜占庭帝国的创立者。四奥古斯都之战戴克里先的继承者、东部奥古斯都伽列里乌斯死后，四位奥古斯都：李锡尼、马克森提乌斯、马克西米努斯和君士坦丁于311年展开夺权斗争。君士坦丁联合李锡尼反对马克森提乌斯。他越过阿尔卑斯山，占领意大利。在312年10月28日的米尔维安大桥战役，君士坦丁在台伯河上米尔维安大桥附近的决战中击败马克森提乌斯。马克森提乌斯在逃跑中落水而死。313年，君士坦丁与李锡尼在麦地奥兰（即今日米兰）会晤。李锡尼与君士坦丁的同父异母姊妹君士坦提娅结婚，以巩固两人的同盟。两位奥古斯都同时签署了米兰敕令，给予基督教在帝国境内的合法地位。在教会史上，这是一件头等大事。313年，李锡尼在小亚细亚战胜马克西米安.达扎，与君士坦丁瓜分了帝国。但是，他们之间的和睦仅仅维持了一年。两人都为独霸帝国而投入了新的战斗。314年发生的冲突未分胜负。324年君士坦丁击溃李锡尼，在李锡尼的妻子向君士坦丁苦苦求情下，李锡尼在保住命的保证下投降。然而君士坦丁在325年以阴谋叛变和私通蛮族的罪名将李锡尼绞死，从此成为罗马世界唯一的统治者。迁都拜占庭拜占庭，天然良港，是连接欧亚大陆的要冲，也是欧亚洲贸易的重心。随着罗马帝国疆域扩大，拜占庭位置显得日益重要，但是在君士坦丁之前的罗马帝国时代，它却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公元330年，君士坦丁为了从地域上更便于统治，并从政治上摆脱罗马的诸势力的牵制，将罗马帝国的首都从罗马迁到拜占庭，并将该地改名为新罗马（非正式称呼为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迁都后重建并大规模扩建了古老的城市拜占庭，使得君士坦丁堡（今名伊斯坦布尔）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直到1453年仍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政治改革君士坦丁统一罗马帝国之后，致力于加强皇帝本人的独裁权力。他废除了四帝共治制，分封他的子侄统治各地；废除了禁卫军，并将禁卫军统领由军职改为地方行政官员（权力极大，全国设四名禁卫军统领，分别为东部统领，伊利里亚统领，高卢统领，意大利统领理论上全国各地除罗马及君士坦丁堡外均分属此四名统领管辖）改用皇帝直接控制的宫廷亲卫队来代替它，并降低边疆驻军的实力；同时进一步神化皇帝本人。自屋大维时代开始不断强化和神化的皇权，到了君士坦丁时代，终于达到了它的顶峰。君士坦丁制定实施了一些民法，对西方后世的影响很大。他创建的法律规定某些职业（如屠夫和面包师）为世袭职业。他还颁布一道法令禁止佃农离开祖种的土地，用现代话来说，他把佃农变成了农奴，终生依附在那块土地上。这道法令和类似的法律为奠定中世纪欧洲整个的社会结构基础起到了关键作用。完善君主制在君士坦丁一世时代，罗马帝国变成了军事官僚国家。专横跋扈的近卫军被取消，代之以大量蛮族士兵加入帝国的军队。普通平民为逃避兵役竟采取自残的办法。臃肿的官僚系统更加庞大。颁布过一些保护贫民的法令，但由于普遍的目无法纪而很少得以实行。对奴隶的惩罚变本加厉：根据君士坦丁的法令，实际上已经恢复了主人杀死奴隶的权力（曾被哈德良皇帝废除）。各阶层的依附加大，农民被束缚于土地（332年法令），手工业者被束缚于城市，元老被固定在元老院里。君士坦丁一世继续提倡戴克里先引入的东方专制君主的礼节（戴皇冠，臣民须向皇帝行跪拜礼等）。总而言之，君士坦丁完善了戴克里先的专制君主制度，这种制度的目的是以公开的强制手段克服罗马的经济危机。制定民法君士坦丁制定的一些民法影响深厚。他创建的法律规定某些职业（如屠夫和面包师）为世袭职业。他还颁布一道法令禁止佃农离开租种的土地，亦即是把佃农变成了农奴，终生依附在那块土地上。这道法令和类似的法律为奠定中世纪整个欧洲的奴隶社会结构起到了基础作用。信奉基督就我们现今所知的基督教而言，创立者已不再是公元1世纪的耶稣基督，而是公元4世纪的君士坦丁大帝。这是美国学者马恩针对君士坦丁大帝重塑基督教的评论。公元312年一天夜里，罗马附近的米尔维亚桥，忧思满腹的君士坦丁正在对第二天即将到来的大战感到发愁，当他眺望星空之际，突然看到苍茫的天空中突然出现了四个硕大无比的火红色的十字架，伴随着这样的字样：依靠此，你将大获全胜。这个被后人广为传诵的遥远而虚幻的情节，实际上预示了世界历史上一个影响极为深远的变化即将发生。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和东部皇帝李锡尼联合颁布了《米兰敕令》，给予基督教以合法地位，并归还了以前所没收的基督教堂和财产。这是基督教发展历程中的重大转折。君士坦丁从未将基督教定为国教，但他的政策明显是鼓励该教的发展。他颁布法令赐予基督教以诸多特权，如教会有权接受遗产和捐赠，教会神职人员豁免赋税和徭役等，在他统治时期，信奉基督教成了晋升国家高级职位的一个捷径。他本人还建造了多座知名教堂，如耶路撒冷圣墓教堂等。经君士坦丁时代之后，基督教的地位已不可动摇，终于在392年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开始了在西方文化史上惟我独尊的时代。创建四帝共治的罗马皇帝戴克里先帝王（284～305在位）疯狂地迫害基督教，但没有得逞，不过很难说没有君土坦丁将会是怎样一番情形。但很显然的是：在君土坦丁的鼓励下基督教的势力和影响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扩大。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基督教就从少数人的宗教变成为地球上最大帝国里居支配地位的法定宗教。显然，君士坦丁是欧洲史上最伟大的关键人物之一。他在《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的名次比亚历山大大帝、拿破仑和希特勒更高些，尽管他们的名气比他还要大，但是他的政策具有更为持久的影响。后世评价人类历史上曾涌现过无数杰出的帝王，如亚历山大大帝，秦始皇，阿提拉，查理曼，成吉思汗，拿破仑等等，但他们或许破坏有余，建设不足，或许建立的帝国持续时间太短，或许他们功业的影响只局限于少数国家地区，而不能像君士坦丁这样有着长久而遍及世界的影响。欧麦尔一世和阿育王对伊斯兰教和佛教有着与君士坦丁对基督教相类似的影响，但伊斯兰教和佛教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毕竟不能与基督教相比。实际上，即使在甚少基督徒的中国，也不知不觉地接受了许多基督教的赠予，如公元纪年（实际上是耶稣基督纪年）、星期日、一夫一妻制、圣诞节、普世精神、忏悔和感恩精神等等。此外，君士坦丁大帝有重建后期罗马帝国辉煌之功。拜君士坦丁大帝所赐而确立了历史地位的君士坦丁堡，由于三面环海一面靠陆的特殊环境，以及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和充足的物资储备，一直是中世纪最难攻克的堡垒，君士坦丁堡的稳固正是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历经千年而不倒的一大关键。因此，君士坦丁大帝也被视为拜占庭帝国的奠基人。君士坦丁大帝所建立的行会制度，也是欧洲中世纪行会制度的先声。综上所述，君士坦丁大帝是最有影响力的世界帝王之一。历史上对君士坦丁大帝为何信奉、是否真正信仰基督教的猜测从未停止过，但最重要的是，君士坦丁大帝能够将个人的精神信仰同国家、民众的需要相结合，将前任惧怕不已的洪水猛兽变为自己统治之浩浩荡荡的支持力量。因势利导、顺应民意，这是历来建立成功统治的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可惜像君士坦丁这样真正认识到这一点的统治者是何其少也。

康斯坦丁 君士坦丁大帝 信息来源：风云人物网 公元280～公元337 君士坦丁大帝是罗马第一位信仰基督教的皇帝。他信仰基督教并制订出鼓励该教发展的许多政策，使基督教从一个受迫害的宗教转变为在欧洲占统治地位的宗教起了重大的作用。 君士坦丁约于280年出生在南斯拉夫的内苏斯镇（今日的尼什）。他父亲是一位部队的高级将领。君士坦丁在戴克里先皇帝的宫廷所在地尼考米迪亚度过少年时期。 戴克里先305年让位，君士坦丁的父亲君士坦子就成了罗马帝国西半部的君主。君士坦子翌年去世，他的军队要求君士坦丁当皇帝，但是另一些将领反对这一要求，因而爆发了一系列的国内战争。战争一直到312年君士坦丁在罗马附近的米尔维安大桥战役中击败他的最后一个劲敌马克森提时才告结束。 君士坦丁成了罗马帝国西半部名正言顺的统治者，但是东半部却是由另一位将军李锡尼统治着。323年君士坦丁主动出击，打败了李锡尼。他从那时起到337年逝世时一直都是罗马帝国唯一的君主。 君士坦丁究竟何时开始信奉基督教我们不得而知。最通常的一种说法是在米尔维安大桥战役的前夕，君士坦丁看到天空上闪耀着十字架样的火舌与这样的话：“这是你克敌的迹象。”不管君士坦丁怎样或何时成为基督信徒的，他总是非常热衷于基督教的发展。他最早期的行动之一就是颁布《米兰敕令》，根据这部敕令，基督教成为一种合法的、自由的宗教。敕令还要求归还先前迫害时期没收的基督教教会的财产，规定星期天为礼拜日。 颁布《米兰敕令》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让所有的人都有宗教信仰的自由。相反，它标志着君士坦丁的统治正式对犹太教实行迫害的开始，而这种迫害在基督教化的欧洲持续了数百年之久。 君士坦丁建立基督教决不是为了使它成为正式的国教，但是他制订的法律和其它的政策都有力地促进了它的发展。显而易见，在他统治期间改信基督教会增大在政治上谋到高官显位的可能性。他的法令给予基督教各种不同实惠的特权及税收豁免权。几所属于世界最著名的教堂也是在他的统治期间建成的，如伯利恒圣诞教堂和耶路撒冷圣墓（耶稣墓）教堂。 仅就君士坦丁作为罗马第一位信仰基督教的皇帝所起的作用就可以使他在本册中有一席之位。况且他的另外几个举动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一，他重建并大规模扩建了古老的城市拜占庭，把它重新命名为君士坦丁堡，并定为首都。君士坦丁堡（今名伊斯坦布尔）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直到1453年仍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 君士坦丁对基督教派的内部事物也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为了解决阿里乌和亚大那西（两位神学家提出了相互对立的学说）的信徒之间发生的一场论战，君士坦丁召开了尼西亚会议——基督教第一次会议（325年）。他在会上起了积极的作用，会议通过了《尼西亚信经》①，结束了这场论战，《尼西亚信经》成了正统的基督教学说。 君士坦丁制定的一些民法更为重要。他创建的法律规定某些职业（如屠夫和面包师）为世袭职业。他还颁布一道法令禁止佃农离开祖种的土地，用现代话来说，他把佃农变成了农奴，终生依附在那块土地上。这道法令和类似的法律为奠定中世纪欧洲整个的社会结构基础起到了积极作用。 君士坦丁直到临终时才肯接受洗礼，显然在此很久以前他就变成了基督教信徒。同样也很清楚基督教精神已完全使他神魂颠倒了。即使按照当时的标准来说，他也是残酷无情的，而且不仅仅是对他的敌人。不知何故，326年他的妻子和长子都死在他的手下。 也许可以证明君士坦丁信奉基督教并没有真正改变历史的进程，而只是顺应了这不可避免的历史潮流。戴克里先帝王（284～305在位）疯狂地迫害基督教，但毕竟没有得逞，因为当时基督教的势力已非常强大，即使用最疯狂的手段也无法把它消除。当人们想到戴克里先企图消灭基督教的斗争终归失败时，也许会认为即使没有君士坦丁的干预，基督教最终也会赢得胜利。 这样的猜想新颖独特，但却不能以理服人。很难说没有君土坦丁将会是怎样一番情形。但是很显然在他的鼓励下基督教的势力和影响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扩大。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基督教就从少数人的宗教变成为地球上最大帝国里居支配地位的法定宗教。显然，君士坦丁是欧洲史上最伟大的关键人物之一。他的名次比亚历山大大帝、拿破仑和希特勒更高些，尽管他们的名气比他还要大，但是他的政策具有更为持久的影响。 ①《尼西亚信经》：由尼西亚公会议所编订，故命。其主要内容为：相信上帝（天主）圣父、圣子、圣灵（圣神）。明确规定上帝为“独一、全能的父”和“创造有形、无形万物的主”；相信耶稣基督“在万世以前与父一体”，“受生而非被造”；相信圣灵（圣神）“是主、是赐生命的”，“与父子同受敬拜，同受尊崇”，“相信圣而公之教会”等。

君士坦丁大帝 公元280～公元337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全名Gaius Flavius Valerius Aurelius Constantinus)是罗马第一位信仰基督教的皇帝。他信仰基督教并制订出鼓励该教发展的许多政策，使基督教从一个受迫害的宗教转变为在欧洲占统治地位的宗教起了重大的作用。1、 废除“四帝共治”；2、 划分全国为四大行政区，行省、军政改革；3、 迁都君士坦丁堡；4、 “米兰赦令”承认基督教合法地位。君士坦丁约于280年出生在南斯拉夫的内苏斯镇（今日的尼什）。他父亲是一位部队的高级将领。君士坦丁在戴克里先皇帝的宫廷所在地尼考米迪亚度过少年时期。戴克里先305年让位，君士坦丁的父亲君士坦子就成了罗马帝国西半部的君主。君士坦子翌年去世，他的军队要求君士坦丁当皇帝，但是另一些将领反对这一要求，因而爆发了一系列的国内战争。战争一直到312年君士坦丁在罗马附近的米尔维安大桥战役中击败他的最后一个劲敌马克森提时才告结束。君士坦丁成了罗马帝国西半部名正言顺的统治者，但是东半部却是由另一位将军李锡尼统治着。323年君士坦丁主动出击，打败了李锡尼。他从那时起到337年逝世时一直都是罗马帝国唯一的君主。君士坦丁究竟何时开始信奉基督教我们不得而知。最通常的一种说法是在米尔维安大桥战役的前夕，君士坦丁看到天空上闪耀着十字架样的火舌与这样的话：“这是你克敌的迹象。”不管君士坦丁怎样或何时成为基督信徒的，他总是非常热衷于基督教的发展。他最早期的行动之一就是颁布《米兰敕令》，根据这部敕令，基督教成为一种合法的、自由的宗教。敕令还要求归还先前迫害时期没收的基督教教会的财产，规定星期天为礼拜日。颁布《米兰敕令》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让所有的人都有宗教信仰的自由。相反，它标志着君士坦丁的统治正式对犹太教实行迫害的开始，而这种迫害在基督教化的欧洲持续了数百年之久。君士坦丁建立基督教决不是为了使它成为正式的国教，但是他制订的法律和其它的政策都有力地促进了它的发展。显而易见，在他统治期间改信基督教会增大在政治上谋到高官显位的可能性。他的法令给予基督教各种不同实惠的特权及税收豁免权。几所属于世界最著名的教堂也是在他的统治期间建成的，如伯利恒圣诞教堂和耶路撒冷圣墓（耶稣墓）教堂。仅就君士坦丁作为罗马第一位信仰基督教的皇帝所起的作用就可以使他在本册中有一席之位。况且他的另外几个举动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一，他重建并大规模扩建了古老的城市拜占庭，把它重新命名为君士坦丁堡，并定为首都。君士坦丁堡（今名伊斯坦布尔）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直到1453年仍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对基督教派的内部事物也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为了解决阿里乌和亚大那西（两位神学家提出了相互对立的学说）的信徒之间发生的一场论战，君士坦丁召开了尼西亚会议——基督教第一次会议（325年）。他在会上起了积极的作用，会议通过了《尼西亚信经》①，结束了这场论战，《尼西亚信经》成了正统的基督教学说。君士坦丁制定的一些民法更为重要。他创建的法律规定某些职业（如屠夫和面包师）为世袭职业。他还颁布一道法令禁止佃农离开祖种的土地，用现代话来说，他把佃农变成了农奴，终生依附在那块土地上。这道法令和类似的法律为奠定中世纪欧洲整个的社会结构基础起到了积极作用。君士坦丁直到临终时才肯接受洗礼，显然在此很久以前他就变成了基督教信徒。同样也很清楚基督教精神已完全使他神魂颠倒了。即使按照当时的标准来说，他也是残酷无情的，而且不仅仅是对他的敌人。不知何故，326年他的妻子和长子都死在他的手下。也许可以证明君士坦丁信奉基督教并没有真正改变历史的进程，而只是顺应了这不可避免的历史潮流。戴克里先帝王（284～305在位）疯狂地迫害基督教，但毕竟没有得逞，因为当时基督教的势力已非常强大，即使用最疯狂的手段也无法把它消除。当人们想到戴克里先企图消灭基督教的斗争终归失败时，也许会认为即使没有君士坦丁的干预，基督教最终也会赢得胜利。这样的猜想新颖独特，但却不能以理服人。很难说没有君土坦丁将会是怎样一番情形。但是很显然在他的鼓励下基督教的势力和影响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扩大。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基督教就从少数人的宗教变成为地球上最大帝国里居支配地位的法定宗教。显然，君士坦丁是欧洲史上最伟大的关键人物之一。他的名次比亚历山大大帝、拿破仑和希特勒更高些，尽管他们的名气比他还要大，但是他的政策具有更为持久的影响。①《尼西亚信经》：由尼西亚公会议所编订，故命。其主要内容为：相信上帝（天主）圣父、圣子、圣灵（圣神）。明确规定上帝为“独一、全能的父”和“创造有形、无形万物的主”；相信耶稣基督“在万世以前与父一体”，“受生而非被造”；相信圣灵（圣神）“是主、是赐生命的”，“与父子同受敬拜，同受尊崇”，“相信圣而公之教会”等。君士坦丁大帝 Constantine the Great（280—337年），罗马皇帝（306—337年在位）自此以往，就我们现今所知的基督教而言，创立者已不再是公元1世纪的耶稣基督，而是公元4世纪的君士坦丁大帝。——美国学者马恩针对君士坦丁大帝重塑基督教的评论公元312年一天夜里，罗马附近的米尔维亚桥，忧思满腹的君士坦丁正在对第二天即将到来的大战感到发愁，当他眺望星空之际，突然看到苍茫的天空中突然出现了四个硕大无朋的火红色的十字架，伴随着这样的字样：依靠此，你将大获全胜。这个被后人广为传诵的遥远而虚幻的情节，实际上预示了世界历史上一个影响极为深远的变化即将发生。公元280年，君士坦丁出生于今塞尔维亚的尼什。他来自世家大族，但据说是他父亲君士坦乌斯和他的旅店女仆的私生子。当时正值戴克里先推行四帝共治制，君士坦乌斯成为西部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的副手，年轻的君士坦丁很快便成长为帝国上层建筑的重要人物，他曾到东部帝国的皇帝戴克里先军中服役，并在对埃及和波斯的战争中靠自己的勇敢和才干升任高级军官。305年，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连同时退位，君士坦乌斯成为西部帝国的皇帝，君士坦丁回到他的身边，随父转战不列颠等地。306年，君士坦乌斯病逝，君士坦丁在军队拥立下继位为西部帝国的皇帝。但是，帝国的部分将领不服，于是内战爆发。经过6年的征战，公元312年，君士坦丁在上述的米尔维亚桥战役中，据说在基督的佑护下击败了挑战者马克森提，统一了西部帝国。与此同时李锡尼也控制了东部帝国的政权，形成了两帝并立的局面。两人在初期曾密切合作，包括在313年共同颁布了《米兰敕令》等。但统一帝国的野心终于使他们水火不容，323年，君士坦丁进犯并击溃李锡尼，重新统一了罗马帝国。君士坦丁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他拥有强健的体魄和旺盛的精力，但据说内心极其虚弱和怯懦，不得不用珠光宝气来掩饰自己，实际上是一个轻度人格分裂者。他颇具仁爱之心，但曾毒死过他能干的亲生儿子。他曾经施行过仁政，给贫困人口以救助，但很快就变本加厉地成为贫苦人的压迫者。他颁布法令，规定奴隶主有权鞭打奴隶至死，对奴隶逃亡者加重处罚。更重要的是，他严禁隶农逃亡，规定隶农及其后代必须固着在主人的土地上，对逃亡的隶农应带上镣铐解归原主。这就开启了中世纪农奴制的先声。此外，他还将手工业者进一步固着在他们所属的公会里。他规定造币、面包、屠宰等行业为终身和世袭行业，这对中世纪的城市行会制度也有很大影响。君士坦丁统一罗马帝国之后，致力于加强皇帝本人的独裁权力。他废除了四帝共治制，分封他的子侄统治各地；废除了近卫军，改用皇帝直接控制的宫廷亲卫队来代替它，并降低边疆驻军的实力；同时进一步神化皇帝本人。自屋大维时代开始不断强化和神化的皇权，到了君士坦丁时代，终于达到了它的顶峰。尽管随着罗马帝国疆域扩大，拜占庭位置显得日益重要，但是在君士坦丁之前的罗马帝国时代，它却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君士坦丁重建并扩建了拜占庭330年宣布迁都拜占庭为君士坦丁堡，从此，这个城市开始了它辉煌的千年历史，君士坦丁的名字与这个城市溶为一体，直到1453年。因为上述种种举措，君士坦丁已足以排进世界历史上有影响的帝王之列。但还有一个更为深远的变化，使得人类文明几千年的发展都打上了他的烙印，那就是基督教。罗马帝国前期的信仰是综合了古希腊和古罗马众多神邸的多神教，罗马人基本上处于信仰自由的境况。在此之中，笃信一神论的基督教显得特别另类。早期的基督教主要在贫苦人之中传播，信徒之间平等互助，患难相恤。由于他们有明显的反抗意识，不与统治阶级合作，不服兵役，不敬罗马旧神，因此多次遭到罗马统治者的迫害。 早在尼禄时代，年轻的基督教就遭到历史上第一次迫害，此后在三世纪中期狄修斯（249—251年）、瓦列利亚努斯（253—260年）时代，又一次遭到残暴迫害。到了戴克里先（284—305年）时代，自称罗马旧神朱庇特之子的皇帝自然视基督教为异端，基督教又一次遭到了厄运。在此之间，也有一些皇帝对基督教采取宽容的态度，基督教在公元1—3世纪中仍呈迅速发展之势，到3世纪已有教徒600多万人，罗马境内已有教堂1800多个。随着基督教的发展，教徒的成分也发生了变化，许多大地主、富有工商业者和官吏，甚至皇族也加入了基督教，基督教的仪式逐渐变得复杂，教义也更趋向于顺从统治阶级，而统治阶级也开始了解基督教。这就是君士坦丁时代到来之前基督教的状况。 君士坦丁从何时开始信仰基督教还是个谜，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早年并不信基督。也许是他长年征战所见的血流四野的疆场，逐渐使他产生了“罪愆”观念，并从精神上投向当时看来充满仁爱思想的基督教会的怀抱，也许是他母亲和妻子对他产生的潜移默化，因为她们都是虔诚的教徒。而流行最广的说法，则是本文开头出现的奇异情景，君士坦丁在十字架的启示下赢得了米尔维亚桥战役的胜利，并从此眅依了基督教。313年，君士坦丁和东部皇帝李锡尼联合颁布了《米兰敕令》，给予基督教以合法地位，并归还了以前所没收的基督教堂和财产。这是基督教发展历程中的重大转折。君士坦丁从未将基督教定为国教，但他的政策明显是鼓励该教的发展。他颁布法令赐予基督教以诸多特权，如教会有权接受遗产和捐赠，教会神职人员豁免赋税和徭役等，在他统治时期，信奉基督教成了晋升国家高级职位的一个捷径。他本人还建造了多座知名教堂，如耶路撒冷圣墓教堂等。经君士坦丁时代之后，基督教的地位已不可动摇，终于在392年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开始了在西方文化史上惟我独尊的时代。君士坦丁对基督教的贡献还不只与此。当时基督教已分裂成几大派系，其中正统教会主张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说，而以亚历山大里亚主教阿里乌斯为代表的一派则否认三位一体，认为只有圣父才是永恒的，这一派同时还主张教徒安于清贫。为帮助教会统一教义和组织，君士坦丁于323年在尼西亚召集了主教大会，这是基督教历史上第一次宗教大集结。大会通过了《尼西亚信条》，坚持了正统教会的三位一体说为正统，斥责阿里乌斯派为异端，将阿里乌斯革除出教会。337年，君士坦丁临终前接受了洗礼，以一个基督徒的真面目升向他梦想中的天国。很多人提出过，即使没有君士坦丁，基督教也能够发展为世界性宗教，理由是在君士坦丁之前的许多罗马皇帝都对基督教徒进行了残酷压迫，但并没有能阻止基督教发展壮大的趋势。这显然是值得怀疑的。联想到摩尼教，也曾经传播到世界各地，拥有无数虔诚的信徒，也曾屡受压迫而不改其发展壮大的趋势，在罗马帝国时代曾成为基督教的重要对手。但摩尼教始终未能在重要国家取得国教的地位，相反多次受到残酷迫害，在千余年的飘荡之后，终于消失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舞台上。联想到尼西亚大会的作用，可以预见，假如没有君士坦丁，基督教也可能在某个时代，被某个帝王扶植起来，但此时的基督教也必然带有这个时代留下的烙印，而与今天看到的基督教大为不同。人类历史上曾涌现过无数杰出的帝王，如亚历山大大帝，查理曼，拿破仑，成吉思汗，秦始皇等等，但他们或许破坏有余，建设不足，或许建立的帝国持续时间太短，或许他们功业的影响只局限于少数国家地区，而不能像君士坦丁这样有着长久而遍及世界的影响。欧麦尔一世和阿育王对伊斯兰教和佛教有着与君士坦丁对基督教相类似的影响，但伊斯兰教和佛教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毕竟不能与基督教相比。实际上，即使在甚少基督徒的中国，也不知不觉地接受了许多基督教的赠予，如公元纪年（实际上是耶稣基督纪年）、星期日、一夫一妻制、圣诞节、普世精神、忏悔和感恩精神等等。综上所述，君士坦丁大帝应居于这个帝王排行榜之首位。小提示:历史上对君士坦丁大帝为何皈依、是否真正皈依基督教的猜测从未停止过，但最重要的是，君士坦丁大帝能够将个人的精神信仰同国家、民众的需要相结合，将前任惧怕不已的洪水猛兽变为自己统治之浩浩荡荡的支持力量。因势利导、顺应民意，这是历来建立成功统治的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可惜像君士坦丁这样真正认识到这一点的统治者是何其少也。

以下比较详细，特别是要注意的是，教会的等级制度不是一下子就有的，而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增加、完善的，我觉得这样比单独给出一个等级划分要全面。 公元313年，罗马奴隶制帝国皇帝君士坦丁，颁布了“米兰敕令”，宣布基督教为合法宗教，并成为罗马国教。从此，基督教开始占据西方文化的主导，成为跨民族的大宗教，深深影响了西方文化的二元裂变。这种权力与中世纪西欧特殊的政治状况密切相关。本文主要阐发了中世纪西欧教会权力体系的形成的历史轨迹。 1、中世纪以前：教会的组织基础。 基督教会起初仅仅是一些信仰耶稣为弥赛亚的人的自由聚会，教会虽然是自发和自由的，但在内部形成了较强的组织和纪律。“米兰敕令”使基督教获得合法地位，随着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化，使教会模仿罗马帝国，建立起集权式的教会组织。教会开始与帝国合流，教会由民间组织变成官方组织，不再是纯粹的宗教组织，还掌握了附加的权力和法律手段。教会以其精神权力支持政府，政府以世俗权力支持教会。但在罗马帝国控制下，教会远未达到与帝国政府平衡的地位。教会事实上只是帝国负责宗教事务的一个部门，皇帝对教会事务享有最高权威。 在罗马帝国时代，基督教会模仿帝国的集权体制已经形成了系统的组织和教阶制度。位于西方的罗马教会和罗马大主教已经取得了优于东方其他大主教的地位。而西方教会只有一位大主教，这使罗马教会成为西方教会当然的领袖。历任罗马大主教都坚持不懈地提出教会独立和教权至上的要求，不过，在当时还不能实现。随着476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事情有了新的转机。 1、西欧中世纪初期：罗马教会的政治和文化优势。 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罗马处于日耳曼蛮族的军事政治影响下，在罗马行政机构撤退或失控的地区，教会代表着罗马帝国和基督教的光荣传统，屹立于日耳曼人入侵造成的废墟上，似乎是蛮族无法摧毁的永恒之城。西罗马帝国解体后的混乱时代，这一时期世俗权力的失效使主教成为城市或地方上天然的领袖，不仅是精神领袖，也是政治领袖。他们是地方的统治者、裁判者和保护人，接管了大量世俗权力无力负责的世俗事务。教会成为社会弱势人群（孤儿、寡妇等）的保护者，并承担起举办社会慈善事业、兴建和主持医院、学校的责任。罗马教会将罗马帝国的遗民聚集在自己周围，这大大提高了他的威信。 罗马帝国遗民紧紧团结在以罗马教廷为代表的西方教会周围，使统治西欧南部罗马帝国腹地的诸日耳曼王国很快趋于衰落，乃至灭亡了，只有在比较偏远落后的高卢东北部建立的法兰克王国日益强大起来，最终成为西欧的主宰。法兰克人认识到，其统治和扩张需要得到罗马教廷的支持，由此开始了西方君主与罗马教会的结盟。西方各国是不开化的、半野蛮的，代表着古老文明传统的教会和教士在野蛮国家面前，有一种智识和文化的优势，罗马教会是他们精神上的导师。 西罗马帝国灭亡后，虽然在理论上，罗马教会仍臣服于远在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帝国皇帝。但是，距离遥远，加上罗马大主教与皇帝在教义问题上的冲突，拉开了两者的距离。此后，东罗马永远失去了对意大利的控制，罗马教会实际上摆脱了政治统治者。 2、5-10世纪：西方君主与罗马教会的结盟。 自日耳曼蛮族入侵西罗马帝国之后，罗马教廷就开始积极向日耳曼人渗透。496年，法兰克人在日耳曼民族中最早接受了罗马公教。法兰克人是日耳曼民族中最有力量的一支，他们通过扩张兼并，到6世纪中叶，使高卢全境名义上都皈依了罗马公教。后来，查理大帝又于772-803年发动一系列战争，迫使萨克森人加入公教会，从而把基督教扩展到了易北河，教皇在西方确立了最高地位。公元800年，教皇利奥三世在圣彼得教堂为查理曼加冕，查理曼被尊称为“奥古斯都”和“罗马人的皇帝”，这表明罗马教会在政治上从东罗马帝国的体系中解放出来，并与西方君主结成了联盟。962年，教皇为德皇奥托一世的加冕仪式也说明了这一点，此后西欧形成了只有通过教皇或主教涂油加冕才能获得政治合法性的传统。 在查里武力传教的同时，教皇也积极游说传教。西方扩张教皇权力最有力的人物是教皇大格里高利。这位教皇极有才干。由于他领导了抗击伦巴底人入侵和保卫罗马的斗争，使他成为意大利当时最有权势的人。他把主教团派到高卢和英格兰，与法兰克宫廷建立了联系，使英格兰皈依了罗马教会。他还使伦巴底和西班牙放弃了阿里乌斯主义教派而改奉罗马公教。在他之前，教皇的地位虽然受到尊重，但在其主管区外，并没有实际的管辖权。他使西方各日耳曼王国归顺公教会的同时，也把教皇的权力扩张到西欧的大部分地区。他的权威得到了西方全体教士的公认，从而使西方教会在教皇的旗帜下实现了统一。 在中世纪西欧封建化的过程中，主教从各国世俗王权主那里得到分封的土地而成为教会贵族，世俗王权对教会进行扶植。614年墨洛温王朝，颁布敕令，承认世俗和教会大贵族获得土地上的行政和司法权。德皇奥托一世加冕为王后，把大片土地及在这片土地上的行政、司法权赐予教会，称之为“奥托特权”；并任命其亲属分别担任科隆、美因兹和特里尔的大主教，以加强对教会的笼络与控制。他继续向东扩张，968年，他将位于易北河边的马哥德堡改为一个大主教区，赋予大主教控制德国整个东北地区的权力；接着又建立奥尔登堡、哈费尔贝格、勃兰登堡、梅泽堡、蔡茨、迈森、布拉格等七个新的主教区。教会也被纳入封建主义的授封和效忠的网络中，教会与世俗统治者合流，成为相互依存的封建势力的代表。 因此，在封建制度下，很多主教也是封建主。他们行使两种权力，即由主教身份而来的宗教权力和由领主身份而来的世俗权力。但在现实中很难分清，教皇和主教的影响中哪些是封建宗主的影响，哪些是作为精神权威的影响，两者是混在一起的。 3、8世纪中叶后：教皇国的建立使教权获得了一个稳定的政治中心和根据地。 8世纪中叶，法兰克执掌实权的宫相丕平欲废除墨洛温朝国王而自立为王，为此，他需要教皇在道义上的支持，而罗马人正受到伦巴底人侵犯的威胁，教皇已不能指望东罗马帝国皇帝的保护了，于是他便吁请法兰克人的拯救。这样，双方便因互相需要而走到了一起。教皇承认了丕平对王位的要求，由教会人士为他举行敷油圣礼（751年）。接着，教皇史蒂芬二世，又亲自前往会见丕平，并于754年，为丕平进行了加冕涂油仪式。丕平则出兵意大利，打败伦巴底人，并将夺得的拉文纳等一块土地赠给教皇，756年，独立的教皇国由此产生。 教皇国的诞生奠定了教皇的权力基础，对于西方历史发展来说，天主教从此有了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西方基督教世界有了一个稳定的根据地和权力中心。事实证明，教皇权力中心在空间上与各国政府的距离，对维护其独立性是非常必要的。在11世纪的叙任权之争前，各国主教都受本国王公的控制，被纳入封建主义的网络之中，但教皇却在空间上有了一个有形的较为独立的政治中心。 东西方教会的分歧由来已久，裂痕不断扩大，发展到9世纪，竟互相开除教籍。1054年，东西教会彻底分裂，而西方只有一个高级主教，即罗马主教，这也有助于它形成以教皇为中心的统一。 4、9世纪后，君权衰微与教会自治权力的获得 历史发展表明，当西方产生有力的统一的帝国的时候，比如查里曼帝国和奥托帝国，必然要对罗马教会进行政治控制。然而，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特别是从9世纪后，各国封建主割据一方，君权衰微，这是教会实现独立要求的难得机遇。 卡诺莎事件是教皇威权显著上升和世俗王权趋于衰微的重要标志之一。教皇格利哥里七世（1073-1085年），教皇在加强对天主教会的集权统治的过程中，终于和当时西欧尚较强大的世俗王权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发生尖锐冲突。格利哥里七世公开宣称：“教皇有权废黜皇帝”，“教皇有权解除人民对邪恶统治者的效忠誓约”，于1075年正式发布通谕，禁止世俗君王和领主任命神职人员。1076年，刚刚镇压萨克森农民起义和贵族叛乱的亨利四世召集帝国境内忠于皇帝的主教进行宗教会议，宣布废黜格利哥里七世，以为就此可以了事。但格利哥里却针锋相对，在拉特兰召开宗教会议，宣布破门律，开除亨利四世教籍，废黜其帝位、解除臣民对其效忠誓约。接着，德国境内的一些封建领主以教皇谕令为借口，立即否认亨利四世的皇帝权力，酝酿再起叛乱。在国内领主的辖制下，亨利四世只得向格利哥里七世屈服，1077年1月去意大利北部卡诺莎城堡，身着罪衣，在城门口伫立三天，请求驻在城堡的教皇饶恕。这样，他始获赦免。因此，卡诺莎事件是教皇威权显著上升和世俗王权趋于衰微的重要标志之一。罗马教皇以教阶制为基础将西欧天主教会组成了一个严密的国际体系，使自己对王权处于优势。 1075年-1122年，发生的“教皇革命”（叙任权之争），是政教二元化体系正式形成的标志。直到叙任权冲突以前，在主教任命上的基本原则是：教区的教士由人民选举；大主教同意；君主认可。其中一个因素都不能忽略，但这几个因素远不平衡的。主教一身兼任精神和世俗的两种角色，而且主教的世俗角色对帝国越来越重要，主教和修道院长不仅是教会的支柱，同时也是帝国的支柱。从帝国的需要出发，皇帝认为需要控制这些职位的选任，形成对王室的忠诚，特别愿意由在皇室教堂服务的教士充任这些职务。 而教皇希望各国的主教脱离王权的羁绊，献身教会的利益，以避免日益世俗化而导致的教会的堕落和组织的涣散。此前，各地教会、主教受世俗帝王的制约，领主的管辖。通过叙任权之争，教皇对各国教会的最高管辖权得以确立，西方基督教士拱卫在教皇周围。1059年，在罗马召集的一次宗教会议上，宣布教皇由枢机主教选举产生，从而排除了皇帝和罗马贵族对教皇职位的控制。根据1122年的《沃尔姆斯宗教协定》，皇帝保证德国主教和修道院长按教会规定自由选举产生，他只莅临选举，并在有争议的场合介入。皇帝还放弃了向他们授予象征宗教权力的权戒和牧杖的权力，而教皇则承认皇帝的世俗叙任权，即以王笏轻触受圣职者，表示授予他们领地上的世俗权力，包括封建财产权、裁判权和世俗管理权等。 教会最为一个社团性共同体，是否具有选举和任命各级领导人的自主性，是衡量教会与国家分化程度的关键标准。通过长期的发展，特别是教皇革命的作用，教会形成了一个高度组织化、高度集权的权力体系。在教皇的领导下，僧侣在欧洲第一次成为跨地方、跨部落、跨封地和跨国家的阶级，它实现了政治和法律的统一。 在中世纪，教会成为最庞大最富有的王国。他要管理大量财产，向全体居民征收什一税，这使它掌握了巨大的经济权力。由于有独立的经济来源，使教会实现了经济上的自主性。在政治上，教士们一方面凭借其智力优势以个人身份广泛参政，在各王室和贵族宫廷充任官吏和顾问，另一方面，由于他们是社会上最有势力、组织化程度最高的利益集团，使他们能够以整体的身份介入世俗政治。中世纪后期各国建立的等级议会中，教士为第一等级而成为议会最有影响力的一部分。在中世纪，没有教士和教会的配合和介入，任何人管理不了国家。 由此，中世纪西欧基督教（天主教）社会呈现出独特的教权与王权相互分离、各自独立、相互平衡的二元化政治结构模式。这种模式的特征在于，在一个统一的社会共同体内，出现了教会与世俗政府的二元分化，从一个角度看，它是国家，由皇帝或国王统治着教俗两类人群，即主教和一般教士，贵族和一般臣民，但世俗权力对教士的统治是有限的；另一个角度看，它又是教会，由罗马教皇领导着教俗两界基督徒，即由各国主教和其他教士等组成的神职人员，以及其余平信徒，包括皇帝（国王）、贵族和平民等。教士团体严格按照教阶制原则严密地组织起来，取得相对独立的地位。精神权利和世俗权利、教权和王权实现了分化，两者形成了相互依存、相互交叉，又各自独立，相互竞争、平衡与制约的关系。 西欧中世纪，教会不仅确立了普遍承认的，即规定、解释和宣讲教义的权力以及主持信徒宗教生活的圣职权等纯宗教事务的基本权力，成为“照耀西欧各民族的灯塔”，教会内部还形成了独立的教会法、教会法庭、教士和教皇的自由选举制度等自治权力，成为世俗国家的国中之国，国外之国和国上之国；教会还借宗教之名将权力的领地不断向世俗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扩张渗透，形成了庞大的教会权力体系网络，与各国封建主构成西欧封建社会的共同主宰。

君士坦丁大帝对罗马帝国和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 宗教贡献：君士坦丁大帝是第一位信仰基督教的皇帝，他在公元313年颁布了“米兰敕令”，允许了基督教徒信仰自由，归还教会财产，并且规范了基督教教义。这一举措使得基督教从此成为了罗马帝国的国教，也促进了基督教文化的发展和传播。2. 政治贡献：君士坦丁大帝通过一系列的改革，重建了罗马帝国的政治中心，并将其重命名为君士坦丁堡。他还制定了新的民法，改革了政府机构，并加强了军队建设，使得罗马帝国在末期能够享受难得的和平。3. 文化贡献：君士坦丁大帝在古希腊的殖民城市拜占庭建设了新的首都，拜占庭成为了可以和罗马媲美的文化中心。他还支持学术和艺术活动，促进了罗马帝国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总之，君士坦丁大帝通过上述贡献，成为了世界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一位皇帝。

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温饱问题； 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国内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水平达到小康水平； 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 2000年，我们已胜利地实现了“三步走”战略的第一、第二步目标，全国人民的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人均GDP达到848美元，实现了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下一步将开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程度的现代化发展战略第三步阶段。

英国历史的罗马时期指的是公元前55年至410年罗马帝国对英国的统治时期。在这个时期，罗马帝国将英国视为其重要的海外殖民地，并将其划分为四个部分，即不列颠尼亚、康瑟尔、东安格利亚和西萨克逊。罗马帝国的文化、法律、经济和建筑等方面对英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英国的城市、道路、水利系统、公共浴室、公共厕所、温泉等都是由罗马人建造。罗马帝国还在英国建立了大量的要塞和军事基地，以保护其对英国的统治。罗马时期还见证了英国的基督教化。公元313年，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颁布了《米兰敕令》，宣布基督教为合法宗教。此后，罗马和天主教会开始向英国传教，直到公元410年撤离英国。因为罗马统治了不列颠长达400多年，接近英国历史的五分之一，所以罗马时期留下的遗产现在仍然影响着英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一个比较出名的康斯坦丁也就是君士坦丁大帝　公元280～公元337 　　君士坦丁大帝是罗马第一位信仰基督教的皇帝。他信仰基督教并制订出鼓励该教发展的许多政策，使基督教从一个受迫害的宗教转变为在欧洲占统治地位的宗教起了重大的作用。 　　君士坦丁约于280年出生在南斯拉夫的内苏斯镇（今日的尼什）。他父亲是一位部队的高级将领。君士坦丁在戴克里先皇帝的宫廷所在地尼考米迪亚度过少年时期。 　　戴克里先305年让位，君士坦丁的父亲君士坦子就成了罗马帝国西半部的君主。君士坦子翌年去世，他的军队要求君士坦丁当皇帝，但是另一些将领反对这一要求，因而爆发了一系列的国内战争。战争一直到312年君士坦丁在罗马附近的米尔维安大桥战役中击败他的最后一个劲敌马克森提时才告结束。 　　君士坦丁成了罗马帝国西半部名正言顺的统治者，但是东半部却是由另一位将军李锡尼统治着。323年君士坦丁主动出击，打败了李锡尼。他从那时起到337年逝世时一直都是罗马帝国唯一的君主。 　　君士坦丁究竟何时开始信奉基督教我们不得而知。最通常的一种说法是在米尔维安大桥战役的前夕，君士坦丁看到天空上闪耀着十字架样的火舌与这样的话：“这是你克敌的迹象。”不管君士坦丁怎样或何时成为基督信徒的，他总是非常热衷于基督教的发展。他最早期的行动之一就是颁布《米兰敕令》，根据这部敕令，基督教成为一种合法的、自由的宗教。敕令还要求归还先前迫害时期没收的基督教教会的财产，规定星期天为礼拜日。 　　颁布《米兰敕令》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让所有的人都有宗教信仰的自由。相反，它标志着君士坦丁的统治正式对犹太教实行迫害的开始，而这种迫害在基督教化的欧洲持续了数百年之久。 　　君士坦丁建立基督教决不是为了使它成为正式的国教，但是他制订的法律和其它的政策都有力地促进了它的发展。显而易见，在他统治期间改信基督教会增大在政治上谋到高官显位的可能性。他的法令给予基督教各种不同实惠的特权及税收豁免权。几所属于世界最著名的教堂也是在他的统治期间建成的，如伯利恒圣诞教堂和耶路撒冷圣墓（耶稣墓）教堂。 　　仅就君士坦丁作为罗马第一位信仰基督教的皇帝所起的作用就可以使他在本册中有一席之位。况且他的另外几个举动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一，他重建并大规模扩建了古老的城市拜占庭，把它重新命名为君士坦丁堡，并定为首都。君士坦丁堡（今名伊斯坦布尔）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直到1453年仍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 　　君士坦丁对基督教派的内部事物也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为了解决阿里乌和亚大那西（两位神学家提出了相互对立的学说）的信徒之间发生的一场论战，君士坦丁召开了尼西亚会议——基督教第一次会议（325年）。他在会上起了积极的作用，会议通过了《尼西亚信经》①，结束了这场论战，《尼西亚信经》成了正统的基督教学说。 　　君士坦丁制定的一些民法更为重要。他创建的法律规定某些职业（如屠夫和面包师）为世袭职业。他还颁布一道法令禁止佃农离开祖种的土地，用现代话来说，他把佃农变成了农奴，终生依附在那块土地上。这道法令和类似的法律为奠定中世纪欧洲整个的社会结构基础起到了积极作用。 　　君士坦丁直到临终时才肯接受洗礼，显然在此很久以前他就变成了基督教信徒。同样也很清楚基督教精神已完全使他神魂颠倒了。即使按照当时的标准来说，他也是残酷无情的，而且不仅仅是对他的敌人。不知何故，326年他的妻子和长子都死在他的手下。 　　也许可以证明君士坦丁信奉基督教并没有真正改变历史的进程，而只是顺应了这不可避免的历史潮流。戴克里先帝王（284～305在位）疯狂地迫害基督教，但毕竟没有得逞，因为当时基督教的势力已非常强大，即使用最疯狂的手段也无法把它消除。当人们想到戴克里先企图消灭基督教的斗争终归失败时，也许会认为即使没有君士坦丁的干预，基督教最终也会赢得胜利。 　　这样的猜想新颖独特，但却不能以理服人。很难说没有君土坦丁将会是怎样一番情形。但是很显然在他的鼓励下基督教的势力和影响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扩大。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基督教就从少数人的宗教变成为地球上最大帝国里居支配地位的法定宗教。显然，君士坦丁是欧洲史上最伟大的关键人物之一。他的名次比亚历山大大帝、拿破仑和希特勒更高些，尽管他们的名气比他还要大，但是他的政策具有更为持久的影响。

罗马统治者内部出现两种倾向，一是恢复传统的以自由民为基础的公民兵制度，由此产生了格拉古兄弟前赴后继的改革，其失败结果证明,这一好的愿望并没有得到历史的肯定。二是打破罗马人与非罗马人、自由民与非自由民之间的界限,将公民兵制度变为募兵制，由此出现了马略的军事改革和苏拉的军事独裁。最后元老院和罗马人民还是将希望寄托在了握有军权的独裁者身上，从而为罗马帝国的建立和皇权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此时罗马的共和传统还在,王政时代王的暴政阴影还在，因此公开称王的时机还不成熟,于是有无视元老院、过于张扬的恺撒被刺身亡的事情。有鉴于此，恺撒的继承人屋大维虽然已将军政大权集于一身，拒绝采用“君主”和“独裁者”的称号，而自称“元首”。“元首制”实质上就是君主制，只不过是一种隐蔽的君主制。人们对秩序的渴求，使之对王权寄予莫大希望,并且赋予王权神圣的权力。公元前27年屋大维自称“元首”,之后不久即获得元老院授予的“奥古斯都”尊号,意为“庄严、神圣”。他家中所有门柱都加上了特殊的月桂装饰,正门阳台则饰以橡树叶。奥古斯都虽然位于众人之上，“然而他仍然是一个人,而决不是东方的神”。苏维托尼乌斯记载很清楚,例如东方各省往往将所建庙宇献给罗马统治者以示忠诚,但屋大维不接受任何行省为他本人建庙,除非是以他和罗马的共同名义而建;再如“当人民想尽办法要他当独裁官时,他屈膝跪下,从肩上扯下托加,光着胸脯,求他们不要坚持这样做”;这决不是因为屋大维不想当国王,不想拥有独裁权力,而是出于政治家的精明。他深感时机还不成熟,操之过急无疑会重蹈恺撒的覆辙。这与其说是谦卑,不如说是狡猾。从某种程度上说,元首政治是成功的,它给罗马带来两个世纪的和平局面,也使罗马城变得更加辉煌壮丽。正像奥古斯都所说:“他发现的是个砖坯造的城市,而交付的是一座大理石的城市。他使罗马成了在人类理智所能预见的未来都会是一个安全的城市。”但是到公元三世纪上半叶,罗马失去了往日的繁盛,经济衰退,商业萧条,最为严重的是政治动荡,政权频繁更迭,奴隶、平民起义不断爆发,手握重兵的军事将领们成为左右政局的风云人物。戴克里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取得皇位的。靠强权夺取政权的人将共和国视为多余的外衣,开始抛开它实行赤裸裸的帝制。戴克里先对内镇压了高卢和阿非利加起义,对外击退了日耳曼人,战胜了萨珊波斯帝国,之后便公开仿效波斯帝王的行为,用豪华的宫廷仪式装饰自己。他头戴珍珠冠冕,身穿金丝长袍,足蹬饰有贵重宝石的鞋子,要求每个晋见者都向他行跪拜之礼,亲吻他长袍的边缘,并且自比为神。正像威尔杜兰所分析的,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的帝位并非正统的,为了巩固它,以及平息百姓的作乱和军队的反叛,他尽量用神力及威严,使他们不敢存非分之想”。到君士坦丁统治时期,罗马帝国的君主专制体制更加完善。戴克里先曾自比“朱庇特之子”,迫害基督教徒;君士坦丁则停止了这种迫害,还试图将其作为实行君主制的精神支柱,由此开始了对基督教长达80 年的改造过程。313 年颁布的《米兰敕令》允许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境内公开传播;325 年召开的尼西亚会议制定了所有基督徒都必须遵从的“三位一体”正统教义;392 年狄奥多西一世将基督教定为罗马帝国国教。罗马帝国对基督教的改造不仅表现在政策上,还体现在物质扶持和教会组织建设方面。在君士坦丁之前,教会财产的存在虽然已成事实,但并没有获得法律承认;313 年《米兰敕令》首次确立教会财产的合法地位,并将其作为团体机关的财产写入罗马法。教会不仅被赋予接受遗产的无限权力,神职人员还获得免税特权,结果出现大批“不信上帝的人争求圣职”的现象,严重影响帝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以致罗马皇帝不得不一再重申,禁止将神职授予拥有300 索里达以上财产者。与此同时,教会按照罗马帝国的行政区划逐渐建立起系统的组织,教会和帝国最终联为一体,罗马帝国实际就是基督教的天然王国。“信仰基督教的皇帝们成了神的代理人,他们把自己的臣民带到了基督的治下;异端变得如叛国罪一般无法容忍,基督徒在帝国范围内进行的传教活动成了保障公共秩序的手段之一。”罗马帝国衰落的根源是奴隶制生产方式的危机,这是军队、强权以及宗教都挽救不了的。476年西罗马帝国的历史走到了尽头。随着君权衰落,西欧也陷入长期的混乱状态。民族大迁徙拉开了中世纪历史的序幕。在匈奴人西进的压力下,生活在莱茵河以东、多瑙河以北的日耳曼人乘罗马帝国衰弱之机,向帝国境内迁徙、定居和陆续建国,这一过程从公元375 年开始,一直持续到公元568 年伦巴德人建国才告结束。民族大迁徙是野蛮对文明的征服,日耳曼人迁徙和建国的过程也是掠夺和破坏的过程,它不仅灭亡了西罗马帝国,摧毁了罗马奴隶制,同时也葬送了罗马帝国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使西欧社会陷入长期的无政府状态。日耳曼人对文明的破坏程度,从当时人的描述中可见一斑。416 年左右,阿奎坦的普罗斯珀哭诉道:“自从我们屈服于汪达尔人和哥特人的刀剑之下,已经十年了,人民已经灭绝,甚至儿童和少女也被他们杀掉了。”“上帝的庙宇被投入火焰之中;寺院全被抢劫。倘若海洋的波涛淹没了高卢的原野,它所造成的损失也会比这小些。”他指出,西哥特人抢劫罗马人的别墅,掠走银器、家具和牲畜,瓜分珠宝和喝光醇酒,抢去教堂的神器,最后还对房屋纵火。在众多蛮族中,汪达尔人破坏最甚,以致“汪达尔人”成为凶恶破坏的同义语。政治动荡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人们的思想。奥古斯丁对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 与地上之城(the City of Man) 的描写,无疑是当时混乱局面的反映。他说，“上帝的选民”才有资格成为上帝之城的居民,地上之城只能是“上帝的弃民”居住之所,但两者都由上帝控制;地上之城的君主职位是上帝为实现自己的目的而设立的,由谁登基为王也受上帝的意志支配。奥古斯丁的论述奠定了中世纪西欧君权神授的理论基础。同时他还认为,在现实社会中区分不出谁是选民,谁是弃民,但是到末日审判时上帝自会区分。这一理论充分表现出奥古斯丁作为思想家的狡黠和机智,既为当时的社会混乱作出了解释,又给无奈中的人们一种美好的向往和追求。他的理论看似合情合理,实际上是画饼充饥;上帝看似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实际上什么具体事情也没做,在现实生活中还是要靠实力树立权威。西欧封建王权就是在这样的混乱状态中出现和发展起来的一种权威。正像基佐描述的:“众雄逐鹿,风云莫测的时代,或者出于无知、残忍、腐败,一些人私欲横流,社会沦为个人意志角逐的战场不能自拔,因为社会缺乏一个自由结合而成的广泛的共同意志,这时候,人们会热烈希望出现一个平息天下的君王。任何一种具有绝对统治权特征之一的制度在这时出现,向社会提出安邦定国之计,社会就会群起支持,热诚拥护,就像逃亡者奔赴教堂寻求避难一样。”恩格斯也说过:“在这种普遍的混乱状态中,王权是进步的因素”;“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

一．君士坦丁王朝1 ， 君士坦丁一世（306-337）， 罗马皇帝。 戴克里先“四帝共治”时期的凯撒（副皇帝）君士坦提乌斯一世之子。 被称为君士坦丁大帝。305年，两位奥古斯都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努斯双双退位。 306年7月， 不列颠军团推举君士坦丁为奥古斯都。 从311年到324年，君士坦丁先后击败马克森提乌斯和李锡尼，成为了罗马帝国唯一的皇帝。313年君士坦丁和李锡尼共同发布《米兰敕令》，给予了基督教合法地位，结束了罗马帝国内持续200年的对基督教的迫*害行为。（《米兰敕令》中规定了星期天是国民的祈祷日，不工作， 这就是星期天休息日的来历。）此后君士坦丁大力在帝国境内推动基督教的发展，325年他组织了第一次尼西亚宗教会议，解决和阿里乌教派对于“三位一体”的争论，会后诞生了早期基督教最重要的文件《尼西亚信经》 ，这为今后基督教赢得帝国国教地位打下了基础。 324年，君士坦丁致信波斯萨珊皇帝沙普尔二世，希望他停止对境内基督徒的迫害行为，但遭到拒绝， 波斯罗马为此爆发战争，这是此后波斯罗马战争的序幕。君士坦丁大帝大规模改建了古希腊的拜占庭城堡，将其命名为“新罗马”， 并在330年迁都与此， 君士坦丁死后，改名为“君士坦丁堡”，中世纪一座不朽的城市就此诞生。 君士坦丁在位期间， 击败了汪达尔人、西哥特人和萨尔马特人， 并重新收复了早早放弃的达西亚省（今罗马尼亚地区）。 君士坦丁大帝还恢复了戴克里先的四头政体，令其三个儿子与他成为共同皇帝， 其中君士坦丁二世统治西班牙、高卢和不列颠；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统治亚洲和埃及；君士坦斯一世统治意大利和北非。而他本人则统治巴尔干半岛。2． 君士坦提乌斯二世（337-361），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和罗马共帝马克西米努斯的女儿狄奥多拉之次子。君士坦丁一世去世后， 三子三分帝国， 君士坦提乌斯获得了帝国东部。 340年，君士坦丁二世去世，幼弟君士坦斯一世合并了其兄的领地，成为整个西罗马的皇帝。 350年，君士坦斯一世被篡位者马格内提乌斯杀害。 353年，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击败马格内提乌斯，迫使其自杀， 重新统一了罗马帝国。 355年，他以朱利安为凯撒，但朱利安在高卢被他的军队拥为奥古斯都， 帝国再次分裂。3．朱利安（361-363），罗马皇帝， 君士坦提乌斯一世的孙子，君士坦丁一世的女婿。 被称为“叛教者”。他被称为“叛教者”是因为他在位期间再次取消了基督教的合法地位，毁坏教堂，并对基督教徒展开迫*害。363年在他出征波斯途中，还将耶路撒冷的所罗门圣殿摧毁。同年，他在与波斯沙普尔二世的战争中阵亡。他死后，他的部下朱维安被拥立为皇帝, 朱维安统治的八个月被称为“非王朝时期。”二 瓦伦提尼安* 迪奥多西王朝1．瓦伦斯（364-378），罗马皇帝，西罗马皇帝瓦伦提尼安一世之弟， 罗马将军格拉提安之子。 朱维安死后，他被拥立为奥古斯都， 瓦伦斯镇压了朱维安部将普罗克皮乌斯的叛乱， 巩固了在帝国东部的统治。在位期间，他驱逐了阿里乌教派的主教，并重新确认了《尼西亚信经》的权威地位。 公元376年，西哥特人受匈人的冲击，渡过多瑙河进入帝国境内，瓦伦斯拒绝他们进入帝国， 并出兵攻击进入帝国的西哥特人。378年，帝国军队在亚德里亚堡被日耳曼人彻底歼灭，瓦伦斯皇帝被杀，罗马帝国的大门被蛮族打开。瓦伦斯因此被称为“真正的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意思就是瓦伦斯死后的罗马帝国已经不是罗马帝国了。）2．狄奥多西一世（379-395），罗马皇帝， 瓦伦提尼安一世的女婿。 狄奥多西一世时期， 允许西哥特人进入巴尔干半岛，并与他们实现了和解，西哥特人还帮助他和西罗马的篡位者尤格尼乌斯进行内战。394年他打败了尤衲嵛谒梗俅瓮骋涣? 也是最后一次统一了罗马帝国。 至392年，狄奥多西一世正式确定了尼西亚派基督教为罗马帝国国教。 并开始清洗国内的异教实力，保存有大量古希腊著作的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便在此期间遭到了毁灭性的焚烧。狄奥多西死后，东西罗马再未统一， 因此， 395年被认为是东西罗马正式分裂的一年。3．阿卡狄乌斯（395-408）， 东罗马皇帝， 狄奥多西一世的长子， 西罗马皇帝霍诺留斯的长兄。阿卡狄乌斯是个虔诚的教徒，但却是个有名无实的皇帝，政权先后被他的执政官奥特洛皮乌斯，他的妻子奥多西娅，以及它的禁卫队长安特姆乌斯所把持。4．狄奥多西二世（408-450）， 东罗马皇帝， 阿卡狄乌斯的长子。 429年，狄奥多西二世组织了一个委员会编纂整理从君士坦丁大帝开始的所有法律文献， 并在438年完成了《狄奥多西法典》， 此法典为100年后查士丁尼的法典的编制提供了基础。 狄奥多西二世时期， 日耳曼蛮族彻底洗劫了西罗马帝国， 但富硕强盛的东罗马帝国， 以及他在位期间修建的长城，使蛮族对东罗马避而远之，东罗马得以在日耳曼人的民族大迁徙浪潮中，保持相对的平静。 但帝国还是受到了阿提拉匈人的洗劫，不得不向匈人屈辱求和。 狄奥多西二世时期，还创建了中世纪著名的君士坦丁堡大学。450年，狄奥多系二世死于一起马术锻炼意外。5．马西安（450-457）， 拜占庭皇帝， 狄奥多西二世之姐普尔切利娅的丈夫。 早年马西安是东罗马军队的士兵，曾参加了对波斯和汪达尔的战争，并被汪达尔人俘虏。在被释放后， 他担任了帝国的保民官。 狄奥多西去世后，马西安娶了他的继承人普尔切利娅，并得以被推举为东罗马皇帝。成为皇帝后， 马西安一改以往对匈奴的退让求和政策，对匈奴主动出击， 阿提拉不得已退出了东罗马，转而进击高卢和意大利。 他还打败了叙利亚人和埃及人的叛乱，并击退了亚美尼亚人的入侵。 马西安大力改革税制，制止浪费， 并向被蛮族摧毁的地区移民，东罗马国力在他统治期间迅速恢复。马西安虽然仅在位7年，但却被认为是拜占庭早期最有作为的君主之一。 后代的东正教会封他和他的妻子为圣徒， 定每年的2月17日为纪念圣马西安夫妇的纪念日。三 立奥王朝1．立奥一世（457-474），拜占庭皇帝。拜占庭的色雷斯（巴尔干东部行省）总督。 457年他与伊苏里亚（小亚细亚南部行省）总督齐诺达成协议， 齐诺支持立奥加冕皇帝，交换条件是齐诺可以娶立奥的女儿(这意味着，齐诺有资格继承无子嗣的立奥的皇位。）。457年2月， 君士坦丁堡长老为立奥加冕，建立起了拜占庭立奥王朝。立奥统治期间，西哥特人和匈奴人相继入侵拜占庭，但在狄奥多西长城面前一筹莫展。他还和汪达尔人作战， 但被击败。 474年73岁高龄的立奥患痢疾去世。2．立奥二世（474）， 拜占庭皇帝。立奥一世的外孙， 齐诺和立奥女儿的儿子， 立奥一世死后即位，由齐诺摄政，10个月后， 7岁的立奥二世由于不明原因死亡。3．齐诺（474-491），拜占庭皇帝。 立奥二世之父。是拜占庭早期最卓越的君主之一。齐诺是伊苏里亚人（伊苏里亚人可能是现在库尔德人的祖先），虽然伊苏里亚人早已经拥有拜占庭的公民权， 但拜占庭人依然把伊苏里亚人当成蛮族来看待。 齐诺由于作战勇敢得到立奥一世的赏识，并与之结盟。 此后他为立奥一世四处征战，先后击败了匈奴人和汪达尔人。但由于他的“外国”血统，他即位后先后受到了以立奥一世的大舅子以及立奥一世妻子（他岳母）为首的元老院的反对，直至476年他才得以进入君士坦丁堡，牧平内乱。 此后他和废除西罗马帝国皇帝的蛮族首领奥多西克达成了协议， 奥多西克承认齐诺为全罗马的皇帝。 他还击退了东哥特王国的提奥多里克国王的威胁。 在他的统治下拜占庭帝国越发稳固，为此后查士丁尼时代的大反攻，打下了基础。4．阿纳斯塔修斯一世（491-518）拜占庭皇帝，齐诺遗孀的丈夫。 491年齐诺去世后，宫廷主管阿纳斯塔修斯被推举为皇帝， 随后他立刻娶了齐诺的遗孀阿里阿德涅（立奥一世的女儿），以使其皇位继承合法化。在他统治期间， 拜占庭帝国充满了活力。492-496年间， 他打败了齐诺弟弟领导的伊苏里亚人的叛乱。502-505年间，爆发了波斯拜占庭战争的序幕， 拜占庭以1000磅黄金换取了和平。 此后拜占庭的巴尔干诸行省开始受到斯拉夫人和保加尔人的入侵，于是阿纳斯塔修斯在君士坦丁堡外围修建了著名的阿纳斯塔修斯长城，从北海岸一直延伸到了南海岸。此长城在中世纪君士坦丁堡的历次保卫战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四， 查士丁尼王朝1．查士丁一世（518-527）， 拜占庭皇帝， 首都卫戍部队长官。查士丁是职业军人，518年，阿纳斯塔修斯去世，作为掌握君士坦丁堡城门钥匙的实权将领，68岁高龄的查士丁被选举为皇帝。（在拜占庭希拉克略王朝之前，皇位继承是件伤脑筋的事情， 因为当时大多数的拜占庭皇帝都有同性恋的喜好， 所以很少有子嗣。）作为一个职业军人，查士丁没有多少管理国家的经验， 所以他管理国家大多依靠他的几个侄子，其中最杰出的当然就是日后名垂青史的查士丁尼。在查士丁一世时期， 查士丁尼已经事实上在替其年迈的叔叔摄政了。 525年， 查士丁颁布法令（很可能就是查士丁尼的意思），废除禁止贵族和平民女子通婚的法律，这在中世纪的欧洲是不可思议的进步。 而查士丁尼也随即娶了平民女演员狄奥多拉为妻。2．查士丁尼一世（527-565），拜占庭皇帝， 查士丁一世之侄。 被称为查士丁尼大帝， 查士丁尼是中世纪欧洲最重要的君主之一。他组织编制的查士丁尼民法大全以及他的将军贝利撒留的征服活动，使拜占庭帝国的声望达到了顶点。 他因而也被称为“最后一位罗马皇帝。”查士丁尼统治期间事迹众多。527年， 即将延续百年的波斯—拜占庭战争爆发， 528年至531年，双方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拉锯，最终在532年达成了和平协议。 540年，萨珊皇帝库斯鲁一世一路横扫拜占庭幼发拉底河至叙利亚沙漠的防线以及亚美尼亚，在取得了重大战果后，545年被拜占庭击退，不得不再次接受拜占庭的和平协议。549-562年，拜占庭和波斯再次在高加索山麓的科尔齐斯王国拉锯，至562年，拜占庭大败波斯，迫使波斯了放弃对科尔齐斯的领土要求， 并再次签订了拜占庭以财富换和平的协议。在对东方的波斯采取守势的同时，查士丁尼在欧洲和北非则四处出击， 533年，贝利撒留仅率领15000人远征北非，9月攻陷汪达尔王国都城迦太基，汪达尔灭国。此后150年间， 北非一直在拜占庭的统治下。535年，贝利撒留在西西里登陆，随后横扫意大利和达尔马提亚的东哥特王国。 但此后东哥特人多次反叛，直至552年，拜占庭终于完全征服了东哥特王国。 552年，拜占庭趁西哥特王国内乱，查士丁尼派兵迅速夺取了伊比利亚半岛南部地区。至此，拜占庭帝国已经收复了除了高卢以外所有的罗马帝国版图。查士丁尼最大的功绩是将罗马法系统整理后于529年发表的《民法大全》以及533年编写的《学说汇纂》，后一部著作汇集了大量罗马法学家对于罗马法的司法解释， 代表着罗马法的最高成就， 此后直到20世纪，查士丁尼法典对于司法和法律的解释，仍然是采用罗马法的欧洲国家法律的唯一标准。查士丁尼对人类法律的贡献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堪称“欧洲法律之父”。查士丁尼时期，君士坦丁堡教会的“基督两性论”和埃及和叙利亚教会的“基督一性论”（即耶稣只有神性，没有人性）的争论激化。查士丁尼为了维护帝国内部的团结，严厉压制一性论，但事与愿违， 帝国内部的裂痕也由此深化， 埋下了此后帝国内部与埃及和叙利亚之间的矛盾。540年起，黑死病（鼠疫）从君士坦丁堡开始蔓延， 整个欧洲均未能幸免。 565年，查士丁尼大帝以83岁高龄去世。 他的逝世纪念日11月14日，正乃笔者生日也。他和他的演员妻子提奥多拉均被此后的东正教会封为圣人。3．查士丁二世（565-578）拜占庭皇帝， 查士丁尼一世的侄子。 查士丁二世在位期间最重要的事件是伦巴第人入侵了意大利， 568年，伦巴第人入侵意大利， 查士丁二世不得不放弃了意大利北部和东部地区。此后拜占庭又遭阿瓦尔人入侵。571年，查士丁和突厥联合和波斯再起战端。但在叙利亚大败于波斯库斯鲁一世，574年，查士丁不得不退休，以大将提比留为凯撒（副皇帝）。4．君士坦丁二世（578-582）拜占庭皇帝， 拜占庭将军（原名提比留）， 查士丁一世的侄孙的岳父。（自查士丁一世起，所有的查士丁尼王朝的皇帝均没有子嗣， 堪称奇观。 提比留以这点亲戚关系，得以继续维持查士丁尼王朝世系。）提比留即位后， 改名君士坦丁。 他在位期间（包括任凯撒期间），先后击败了波斯人，西哥特人和北非的摩尔人的入侵。但同时由于他的大军都用来和波斯作战， 所以无力阻挡从579年开始的斯拉夫人向巴尔干半岛南迁的浪潮。 此后斯拉夫问题逐渐成为了帝国内部最大的问题。5．莫里斯一世（582-602），拜占庭皇帝， 君士坦丁二世的女婿，拜占庭将军。他是拜占庭著名军事家， 曾经著有海陆军协同作战理论的军事著作。他的诸兵种协同作战理论，甚至直到二战之前，都可以算是先进的。 他在位期间， 战争几乎燃遍了帝国全境，591年， 波斯内乱，莫里斯发兵7万助库斯鲁二世夺得皇位，并攻陷了波斯都城泰西封。波斯将亚美尼亚等地割让给了拜占庭， 并与拜占庭签订了“永久和平协议”。在巴尔干，他和斯拉夫人作战， 赢得了不少胜利。 在意大利和北非，他击败了伦巴第人和摩尔人的进攻，并将这些地方交给当地的军事统帅（总督）来统治。 602年，他被政变的军人谋杀。 他死后，查士丁尼王朝世系中断。五， 非王朝时期。1 。福卡斯（602-610），拜占庭皇帝， 拜占庭将领。 被称为“暴君”。602年， 他率军出征多瑙河流域的阿瓦尔人，到了多瑙河后，福卡斯率军哗变，转而南下返回首都，发动政变，杀了莫里斯皇帝，即位为皇帝。 并在首都大肆屠杀反对者。606年， 库斯鲁二世趁拜占庭内乱， 再次入侵。 608年，拜占庭北非总督希拉克略起兵反对福卡斯， 内战爆发。 福卡斯派他的东方总督前去讨伐希拉克略，但被希拉克略之子尼斯塔斯击败， 而波斯也趁拜占庭东方部队前往埃及之机，攻陷了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大部分东方行省，并深入安纳托利亚半岛。610年，希拉克略大军抵达君士坦丁堡城下， 福卡斯的城防部队和希拉克略通络，希拉克略未经抵抗便占领了首都， 抓获并砍了福卡斯的脑袋。希拉克略登基，由此开始了拜占庭希拉克略王朝。六． 希拉克略王朝1。 希拉克略（610-641） 拜占庭皇帝， 亚美尼亚籍非洲总督希拉克略之子（父子同名）。 608年，希拉克略和拜占庭皇帝福卡斯决裂，并进军埃及， 610年， 希拉克略进入首都君士坦丁堡，杀了福卡斯，并在10月5日加冕拜占庭皇帝， 开创了希拉克略王朝。 希拉克略即位之时，拜占庭帝国处于极端危险的状态之中，由于福卡斯从多瑙河边境撤军哗变，致使阿瓦尔人可以随意进出巴尔干半岛。而作为莫里斯皇帝盟友的波斯皇帝库斯鲁二世，则借口莫里斯遇害，大举进攻拜占庭。 安条克、叙利亚、耶路撒冷相继陷落，616年，波斯大将巴尔兹侵入埃及， 至619年征服了整个埃及，萨珊波斯达到了极盛。 在此危机四伏之际，希拉克略拒绝了迁都迦太基的建议，并着手改革军制。他将罗马帝国原来的世袭军区制，改革为更小块的由中央直接控制的军区, 称为“希玛”， 这种中央军事集权的希玛制，为帝国中央进行顺畅的军事调度扫除了障碍，希玛军制不仅帮助了希拉克略最终打败了波斯， 而且在此后的数百年间为拜占庭历代王朝所沿用。此后希拉克略亲率大军，绕开围攻君士坦丁堡的波斯大军，乘军舰在小亚细亚登陆，突袭波斯后方， 希拉克略大败增援的波军，并乘胜收复失地，一路占领了科尔奇斯、亚美尼亚、美地亚。至625年，希拉克略平定小亚细亚西部。随后希拉克略回师君士坦丁堡，进击围攻君士坦丁堡的阿瓦尔人，波斯海军意图协助阿瓦尔人，但又被拜占庭海军击败，失去强援的阿瓦尔人不得不于626年撤围退军。希拉克略迅速组织反攻，进攻波斯，拜军战无不胜，波斯不得不于631年同拜占庭议和，放弃了波斯历代侵占的所有拜占庭领土、释放战俘、归还抢自耶路撒冷的"圣十字架"，归还抢自拜占庭的一切财物，偿还数年军费等等。萨珊波斯数百年战争一无所获，从此再也无法从战争的失利中恢复过来，此后仅仅过了10年，庞大的波斯帝国便被阿拉伯人灭亡了。希拉克略恢复了拜占庭的小亚，两河流域，叙利亚和埃及的所有领土 ，对拜占庭有再造之功，希拉克略影响深远的军事改革以及赢得罗马-波斯战争的最后胜利的辉煌业绩，使他成为拜占庭历史上和贝利撒留齐名的伟大统帅。634年，阿拉伯人进攻叙利亚，希拉克略因病无法亲征，636年，他的拜占庭将军们在雅姆克战役中惨败， 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迅速陷落，而在他去世前， 埃及的大部分也已陷落于阿拉伯人之手。2．君士坦丁三世（641）拜占庭皇帝，希拉克略长子，原名希拉克略。在位仅4个月，便死于肺结核。在位期间， 亚历山大里亚陷落， 埃及全境被阿拉伯人征服，罗马帝国对埃及近700年的统治就此终结。3．希拉克利奥斯（641）拜占庭皇帝，希拉克略次子，君士坦丁三世的同父异母弟弟。君士坦丁三世死后，由于有谣传说他监禁并谋杀了其兄长， 首都军人发动了叛乱，希拉克里奥斯惨遭割鼻之刑后被废黜。4．君士坦斯二世（641-668）拜占庭皇帝， 君士坦丁三世之子。641年，他被叛乱军人拥立为帝。他在位期间，阿拉伯人已经完全占领了埃及，并开始袭击地中海和爱琴海的拜占庭岛屿。 658年，他在多瑙河击败斯拉夫人， 暂时延缓了斯拉夫人向巴尔干南迁的脚步。 661年，他在意大利击败了伦巴第人，并打算把首都迁到西西里岛去，但受到国民的一致反对只能作罢。668年，他在浴室被他的侍卫所暗杀。5．君士坦丁四世（668-685）拜占庭皇帝， 君士坦斯二世之子。674年，阿拉伯人围攻君士坦丁堡， 历时四年， 君士坦丁堡岿然不动，678年，拜军用希腊火击溃了围城的阿拉伯舰队， 是希腊火第一次被应用于实战，这种类似于火焰喷射器的先进武器，以后成为了拜占庭的独门暗器，屡屡帮助拜占庭化险为夷。 此后拜占庭乘胜出击，在安纳托利亚再次打败阿拉伯步兵军团，暂时解除了阿拉伯人试图征服拜占庭的威胁。680年，他召开第三次君士坦丁堡宗教会议， 再次确认了451年加采东宗教会议的决议，宣布基督教一性论是异端，此后帝国境内大部分的一性论教徒都被驱逐，转移到了伊斯兰人控制的科普特教区，在埃及叙利亚等地顽强生存并保持他们的信仰至今， 今天埃及的科普特教徒占了埃及总人口的一成。6．查士丁尼二世（685-695，704-711）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四世之子，被称为“割鼻者”。查士丁尼二世的统治在国内和国外都非常不幸。692年，由于阿拉伯人大肆驱逐黎巴嫩的基督教马龙派教徒，查士丁尼出兵干涉，但遭受惨败，不得不割地赔款，将亚美尼亚、塞浦路斯以及伊比利亚半岛南部的大片土地割让给了阿拉伯帝国。此后由于查士丁尼二世对于“一性伦”教徒的血腥迫*害，遭致叛乱。695年，因和阿拉伯作战失利被监禁的军官列昂提乌斯，在被释放后，发动叛乱，将查士丁尼割鼻后废黜，并将其流放到了克里米亚。 查士丁尼在克里米亚度过了9年流放生涯后， 幸运逃脱并跑到了多瑙河流域的保加尔人那里，在那里得到了保加尔人的帮助，704年，他率领15000保加尔骑兵，深夜突袭了君士坦丁堡，成功杀了篡位者后复位。复位后，查士丁尼很快反悔了和保加尔人的协议。（他承诺给保加尔人大批财物，并授予保加尔可汗凯撒头衔）。以至他的后半任期与保加尔人、阿拉伯人、伦巴第人四处为敌。查士丁尼的残暴统治再次激起叛乱，711年，查士丁尼逃出君士坦丁堡，12月在小亚细亚被抓获后被处死。 希拉克略王朝世系中断。七 ，非王朝时期。1．列昂提乌斯（695-698） 拜占庭皇帝，拜占庭将军。在位期间，697年，北非领地迦太基陷落。698年他被北非叛军发动的军事政变所推翻，并被监禁，705年，被复位的查士丁尼二世所处决。2．提比略三世（698-705）拜占庭皇帝，拜占庭将军。 他本是拜占庭的日耳曼雇佣军将领。697年，他在迦太基被阿拉伯军队击败。他率败军回师后，攻入君士坦丁堡，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列昂提乌斯。即位后他放弃了拜占庭的北非领土，自贝利撒留533年收复北非后，罗马帝国终于永久性地失去了北非领地。703年，查士丁尼二世从流放地脱逃，704年，查士丁尼轻易复位，提比略被抓获后处决。3．查士丁尼二世（ 704-711年复位。）4．菲立普皮克斯（711-713）拜占庭皇帝，亚美尼亚籍军官。 作为一性论教徒，他于711年发动政变推翻了查士丁尼二世。他在位期间，保加尔人洗劫了君士坦丁堡长城以外的地区，撒拉森人则袭击了帝国的小亚细亚沿岸。713年他被元老院废黜。5．阿纳斯塔修斯二世（713-715）拜占庭皇帝，原为菲立普皮克斯的书记官。713年，元老院废黜了菲立普皮克斯,并将他推举为皇帝。715年，再次发生兵变，奥普斯坎“希玛”的军队哗变，他们推选平民文官狄奥多西三世为皇帝。经过六个月的围攻，攻入君士坦丁堡，阿纳斯塔修斯逃到了尼西亚，并终老于萨洛尼卡的修道院。6．狄奥多西三世（715-717）拜占庭皇帝，原为税务官员。715年被哗变军人强迫推为皇帝。717年，伊苏里亚将领立奥三世，起兵反对狄奥多西，5月，狄奥多西宣布退位，退位后他成了一个神甫。立奥的即位，结束了拜占庭政局长期混乱，内战不休的局面，开创了伊苏里亚王朝。八， 伊苏里亚王朝1. 立奥三世（717-741）拜占庭皇帝，伊苏里亚籍军官。717年起兵迫使狄奥多西三世退位。次年用希腊火击退了阿拉伯人对君士坦丁堡的围攻，此后于726年和739年，两次击退阿拉伯人，结束了阿拉伯人对拜占庭的大规模扩张势头。立奥在 国内大力推进改革，减轻赋税，给予奴隶公民权，颁布海事法律等等， 但其影响最深远的举措是颁布了“破除圣像令”。这一运动禁止教徒崇拜偶像，并没收了教堂和修道院的大量财富，此举充实了国库，使拜占庭因战争和内乱消耗殆尽的国力得以迅速恢复。但同时，这一破除圣像运动，使君士坦丁堡和罗马教廷的关系急速恶化，拜占庭此举被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视为异端，拜占庭由此失去了基督教国家的领袖和正统地位，而罗马教皇也很快投入了法兰克人的怀抱，罗马教皇居然在800年绕过拜占庭帝国名正言顺的罗马皇帝，而去为一个日耳曼人加冕罗马皇帝。 这意味着西方世界已经不承认拜占庭帝国的正统地位了，这一切不得不归因于过于激进的“破除圣像运动”。2. 君士坦丁五世（741-775）拜占庭皇帝，立奥三世之子。他在位期间，重新整顿了“希玛”军制，拜占庭经过他父子两代的努力，国力迅速恢复，在751和763年，先后击败了阿拉伯人和保加尔人，收复了在内战中失去的许多领土。君士坦丁五世期间， 继续开展破除圣像运动，大批修道士和修女受到迫*害， 对偶像的崇拜被再次宣布为异端，甚至为基督教会的圣徒进行祈祷的行为也被宣布为异端。775年，他在与保加尔人的战斗中阵亡。9世纪时，他的遗体被后代东正教会掘出，并被抛进了大海。3. 立奥四世（775-780）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五世之子。他在位期间，同其父一样，连续击退了保加尔人和阿拉伯人的进攻。但和其父不同的是，他暂停了破除圣像运动。在位期间，僧侣们受到了善待。4. 君士坦丁六世（780-797) 拜占庭皇帝，立奥四世之子。 即位时，年仅9岁，由其母艾琳摄政。787年他16岁时，和其母为了帝国的执政权而闹翻。797年，艾琳授意军人政变， 君士坦丁六世被政变军人抓住后，被酷刑弄瞎双眼后伤重而死。5. 艾琳（797-802）拜占庭女皇，立奥四世之妻，君士坦丁六世之母。被称为“圣艾琳”。她摄政及执政期间，最大的功绩是恢复了东正教的偶像崇拜，她热心恢复偶像崇拜的功绩，使她死后被东正教会封为圣徒。 802年，不满其恢复偶像崇拜的君士坦丁堡贵族发动政变，拥立了财务大臣奈塞菲雷斯一世为帝，并将她流放到爱琴海上的莱斯博斯岛。翌年，她死于流放地。九， 非王朝时期1．奈塞菲雷斯一世（802-811）拜占庭皇帝，艾琳女皇的财务大臣。802年，在拜占庭贵族和宫廷太监的帮助下， 他废黜了艾琳女皇，并被推举为皇帝。803年和810年，他两次和西方的查理曼大帝达成了协议，承认了查理曼的皇帝地位，并与查理曼帝国平分了意大利的土地，拜占庭获得了意大利东北的威尼斯，达尔马提亚以及意大利南部，而查理曼则获得意大利北部和中部。 811年，奈塞菲雷斯一世入侵保加尔人领地，但在皮里斯卡战役中惨败于保加尔可汗库鲁姆，奈塞菲雷斯一世兵败被杀，他的头骨被做成了库鲁姆可汗的酒器。2．斯塔拉修斯（811）拜占庭皇帝，奈塞菲雷斯一世之子。皮里斯卡战役中，斯塔拉修斯受重伤，但被其卫士救出，其父死后，斯塔拉修斯在亚德里亚堡加冕为帝，这是476年后第一位没有在君士坦丁堡加冕的皇帝。但他还未回到首都，就被其姐夫迈克尔一世所推翻， 他被流放到了修道院， 数月后去世。3．迈克尔一世（811-813）拜占庭皇帝，奈塞菲雷斯一世的女儿普洛克皮娅的丈夫。811年在贵族支持下登基。即位后，再次开展了大规模的圣像破坏运动。而保加尔人则洗劫了马其顿和色雷斯行省。813年他在与保加尔人的战斗中再次战败后，被其大将立奥推翻。退位后，他隐居于修道院。4．立奥五世（813-820）拜占庭皇帝，原为迈克尔一世的将领。立奥在814-817年间，成功挫败了保加尔人对君士坦丁堡的围攻。立奥在

但11：5，南方的王必强盛；他将帅中必有一个比他更强盛，执掌权柄，他的权柄甚大。这里出现了南方王托勒密王朝（托勒密一世 Soter 323-285），和北方王塞硫古王朝（塞硫古一世 Nicator 312-280，他的继承人是安提克一世 AntiochusⅠSoter 280-261），北方王更强。［这句话是紧接着上文说的，前半句简单说到南方的王，后半句是指北方的王，都是亚历山大的将帅之一。］但11：6，过些年后，他们必互相连合，南方王的女儿必就了北方王来立约，但这女子帮助之力存立不住，王和他所倚靠之力也不能存立，这女子和引导她来的，并生她的，以及当时扶助她的，都必交与死地。这里说北方王叙利亚和南方王埃及，他们相互连合，签订和平条约。埃及托勒密二世（Philadelphus 285-246）将他的女儿白莉丝（Berenice）嫁给北方王安提克二世（色奥斯 261-246），以此缔结合平条约，所以北方王和南方王之间暂时有了一段和平时期。这安提克二世与他的原配夫人（劳底嘉）离了婚，并将她的儿子从家谱中抹除，就和埃及的公主结了婚，从而这两国之间有了暂时的和平。但是圣经说这样的和平没能维持长久。圣经接下来说什么呢？后来当南方王托勒密二世的势力削弱并死去之后，北方王安提克二世就与埃及的公主离婚，并将他以前的原配夫人又领回来，这不就是过去的历史吗？过了不久，这原配夫人就报复她的丈夫，毒死了曾将自己离弃的安提克二世，并且让自己的儿子登上王位（塞硫古二世加利尼基246-227）。但11：7-8，但这女子的本家必另生一子继续王位，他必率领军队进入北方王的保障，攻击他们，而且得胜；并将他们的神像和铸成的偶像，与金银的宝器掠到埃及去。数年之内，他不去攻击北方的王。在埃及的白莉丝的哥哥（托勒密三世 Euergetes 246-221），为了抱他妹妹的死仇，率军来进攻北方王，得胜了。也就是南方王埃及赢了北方王叙利亚，并将许多金银财宝掠到埃及，将许多银像、金像都带到埃及。但11：9-11，北方的王必入南方王的国，却要仍回本地。北方王的二子必动干戈，招聚许多军兵，这军兵前去，如洪水泛滥，又必再去争战，直到南方王的保障。南方王必发烈怒，出来与北方王争战，摆列大军，北方王的军兵必交付他手。之后叙利亚国虽然不断地反攻，但是最终都不能得胜。[塞硫古二世之子塞硫古三世（227-223）、安提克三世（223-187）先后与埃及作战，但是托勒密四世（Philopator 221-203）打败了叙利亚。]但11：12，他的众军高傲，他的心也必自高，他虽使数万人仆倒，却不得常胜。“他”指的就是埃及王，他打败了北方王之后，心高气傲；也说到他将会逼迫犹太人，屠杀他们，因为他们不敬拜埃及的偶像；他虽使数万人扑倒，却不得常胜。但11：13-14，北方王必回来摆列大军，比先前的更多，满了所定的年数，他必率领大军，带极多的军装来。那时，必有许多人起来攻击南方王。并且你本国的强暴人必兴起，要应验那异象，他们却要败亡。[后来，当托勒密五世（Epiphanes 203-181）登位时，安提克三世又预备了大军去攻击埃及。但是罗马人击败了他，叙利亚王朝大大衰落了。罗马吞并了叙利亚之后，又开始攻击埃及。]这段反复争战的历史，圣经里记录得比较简略，只是将历史发展的纲要说了出来。在南、北方王反复争战的历史中，夹在两者中间的就是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他们受尽了苦难。[巴勒斯坦在摆脱叙利亚或埃及的统治之后，在被罗马占领之前，因马加比领导的犹太人起义，有了一段相对独立的时期。这就是14节后半句的内容。]以上所讲的是，玛代波斯之后是希腊；希腊又如何分裂为两个王朝，分裂为北方王和南方王；在南、北方王的争战中，埃及又如何得胜。之后，有罗马帝国，叙利亚被罗马吞并，成了附属于罗马的国家。所以，接下来开始了罗马和埃及交战的历史。罗马与埃及北方王叙利亚被罗马所制服，从而罗马成了北方王。［公元前168年，罗马军队在皮德纳（Pydna）之役中击败了马其顿王之后，罗马的权势便坚固地建立起来了。］从15节开始，就介绍了罗马帝国的兴起。这段预言早已事先对世界未来的历史作了启示。但11：15-16，北方王必来筑垒，攻取坚固城，南方的军兵必站立不住，就是选择的精兵也无力站住。来攻击他的必任意而行，无人在北方王面前站立得住。他必站在那荣美之地，用手施行毁灭。这里记录了罗马通过庞培将军曾一度征服和逼迫犹大国的情形（公元前63年）。［这里的“荣美之地”在旧约时代是指巴勒斯坦地。］17节到24节向我们所展现的是罗马作为一个帝国是如何日益强盛起来的情形。北方王曾是叙利亚，后来罗马成为北方王。罗马掌握了犹太之后，接下来圣经记录罗马和南方王的埃及如何进行争战的详细情形。然后讲述了教皇权如何兴起并代替异教罗马北方王的位置。但11：17，他必定意用全国之力而来，立公正的约，照约而行，将自己的女儿给南方王为妻，想要败坏他，这计却不得成就，与自己毫无益处。[这节经文的中文翻译有误，照strongs译本的表达，直译过来，是这样的：Also He will set his face to go in with the strenh of whole his kingdom, and upright ones with him. So he will do. And the daughter of women he will give to him to destroy it. But not she will stand, nor for him be. [strongs]他必定意用全国之力来到（埃及），并且正直人随着他。他要如此行。而（埃及）要把那女人的女儿给他，以破坏这事。但是她既不能站立，也不会属他。]大家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这是非常惊人的话语，这里简短地预言了[埃及托勒密王朝末代女王]克里奥帕特拉（Cleopatra公元前69-30年）与罗马统帅之间的瓜葛。建立罗马国的朱立斯凯撒（Julius Caesar）征服了东方的叙利亚，又去进攻埃及。这时埃及的托勒密十二世已经死了（公元前51年），在他死的时候，将国家交给他的儿子和克里奥帕特拉公主，让他们共同执政。但是克里奥帕特拉的弟弟[托勒密十三世]想方设法要独掌大权，使克里奥帕特拉很生气。[公元前48年，她被逐，逃往叙利亚。]正在这时罗马将军凯撒进攻到埃及，他看到埃及处在严重的内乱状态，于是他就去缓解内乱，不叫他们纷争，进行征服埃及的工作。这时克里奥帕特拉看到凯撒将军，心中就有了一计，“如果我和这将军联合，就能成为统治埃及的人”，她有了这样的计谋。这是非常有名的故事。于是在某天晚上，她吩咐手下一个力气大的仆人，把她放入一个箱子里，然后这仆人将这箱子扛在肩上，来到凯撒的房子，并放下箱子说：“我们送来了一份礼物给你。”在没有人的时候，克里奥帕特拉就从这箱子里出来了。凯撒被她的妖艳与口才完全迷住了。这样克里奥帕特拉就与凯撒结交，暗暗地掌控了凯撒的心。[她在罗马统帅凯撒支持下重新执政，成为埃及唯一的女王。后来怎样呢？她又与罗马将军安东尼结婚，]她试图用自己的美貌征服罗马，但是在这里圣经简短的预言说她还是要失败。是不是很有趣呢？但11：18-19，其后，他必转回夺取了许多海岛。但有一大帅，除掉他令人受的羞辱，并且使这羞辱归他本身。他就必转向本地的保障，却要绊跌仆倒，归于无有。之后，这里又说罗马会征服非洲的许多海岛，这在历史中也的确清楚地应验了。凯撒要回到他的国家，回去之后将会怎么样呢？凯撒回去之后成为了独裁者，但是很快就被M.J.布鲁图为首的阴谋分子刺杀而亡（公元前44年），他便“绊跌仆倒，归于无有”。朱立斯凯撒死后，屋大维与安东尼形成争雄之势。[公元前40年，安东尼获得罗马东部行省统治权，公元前37年与埃及女王克里奥帕特拉七世结婚，宣称将罗马东部一些领土赠给女王和她的儿子，公元前32年元老院向其宣战。]公元前31年，安东尼与埃及女王在亚克兴海战中败于屋大维，逃回埃及。次年，因绝望自杀。据说克里奥帕特拉也相继自杀，有人说她被毒蛇所咬而死。在这世界上权势、美貌都要过去，惟独遵守上帝旨意的人将永远活着，这是我们从历史中可以看到的！但11：20，那时，必有一人兴起接续他为王，使横征暴敛的人通行国中的荣美地。这王不多日就必灭亡，却不因忿怒，也不因争战。[公元前31年，屋大维在亚克兴海战中打败安东尼与埃及女王，埃及被并入罗马版图，公元前27年元老院授予屋大维“奥古斯都”的尊号，罗马从此进入帝国时代。]这里说到接替凯撒的人要兴起，是指奥古斯都皇帝（屋大维 -公元14年），他制定了向全国征收税金的制度。这时，马利亚和约瑟为报名上册而回到伯利恒，也就在那里耶稣诞生了，不正是在奥古斯都的时代吗？但11：21，必有一个卑鄙的人兴起接续为王，人未曾将国的尊荣给他，他却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用谄媚的话得国。这一个卑鄙的人兴起，是提庇留皇帝（公元14-37年）。奥古斯都曾想法设法不让提庇留继承王位，因为他为人卑鄙。但是最终他还是接续了王位。但11：22，必有无数的军兵势如洪水，在他面前冲没败坏，同盟的君也必如此。这里预言了“同盟的君”也受罗马皇帝之害，那么这“同盟的君”是谁呢？英语的表达是the prince of the covenant，也就是“盟约之君”、“立约的君”，这是指耶稣基督。耶稣当时也被罗马势力所迫，被钉在罗马的铁钉之下。但11：23-24，与那君结盟之后，他必行诡诈，因为他必上来以微小的军成为强盛。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他必来到国中极肥美之地，行他列祖和他列祖之祖所未曾行的，将掳物、掠物和财宝散给众人，又要设计攻打保障，然而这都是暂时的。23节的中文翻译有误，并不是“与那君结盟”，照strongs译本的表达，直译过来，是这样的：And after they join themselves to him, he will practice deceit. [strongs] 在他们和他结合之后，他就行诡诈。这两节经文的意思是：罗马国与很多小国家联盟而成为强盛的大国；与那些小国家结盟，使他们都归属于自己，[在广大地区相继设置行省进行统治]，从而罗马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24节说“这都是暂时的”，英语的表达是for a time，也就是一载或一年（但7：25，4：16）。在预言中一年是多少呢？360日，也就是360年。在这里预言了罗马帝国将强盛360年。公元前31年的亚克兴战役的得胜成为罗马帝国的开始，到公元后330年君士坦丁皇帝迁都为止，西罗马帝国强盛了360年，之后开始衰落。圣经预言说它将统治“一载”，按照圣经预言的解释也就是360年，这就是它的“定期”，这预言如实地成就了。罗马的内战和迁都[从15节到24节，讲到了罗马帝国进行征服并建立起来的过程，最后也预言了它360年的统治时期。在奥古斯都皇帝、提庇留皇帝之后，直到公元117年，图拉真使帝国的疆域达到最大规模。之后进入帝国历史的后期，出现全面危机，政局陷入混乱。284-305年，戴克里先取得了帝国政权，他残酷镇压起义，迫害基督教徒，对外积极作战，暂时强化了统治。他退位后，帝国又陷入纷争之中。]但11：25-29，他必奋勇向前，率领大军攻击南方王，南方王也必以极大极强的军兵与他争战，却站立不住，因为有人设计谋害南方王。吃王膳的，必败坏他，他的军队必被冲没，而且被杀的甚多。至于这二王，他们心怀恶计，同席说谎，计谋却不成就，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北方王必带许多财宝回往本国，他的心反对圣约，任意而行，回到本地。到了定期，他必返回，来到南方，后一次却不如前一次，[305年君士坦丁的父亲成为帝国西部的皇帝，父亲死后，他在不列颠由军队拥立为王。为了利用基督教巩固统治，君士坦丁于313年与东部的统治者李锡尼共同颁布了“米兰敕令”，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使基督教逐渐成为帝国的重要支柱。324年，君士坦丁反过来大败李锡尼，重新统一帝国。325年他在尼西亚主持召开基督教主教会议，这次会议标志着帝国政权控制了全国教会。330年他把首都由罗马迁到拜占廷，改名君士坦丁堡。北方王和南方王，首先是塞硫古王朝与托勒密王朝，即叙利亚和埃及；然后，罗马征服了叙利亚，北方王易位为罗马，南方王仍是埃及；接着，罗马打败埃及，在罗马帝国的后期，北方王和南方王的争战变成了帝国的内战。25-29节这段预言和君士坦丁的时期和事件息息相关，以从罗马迁都君士坦丁堡结束，“因为到了定期”。28节，北方王“回往本国”“回到本地”是指君士坦丁迁都到君士坦丁堡。29节“到了定期，他必返回，来到南方，后一次却不如前一次”，后半句的中文翻译有误，英文是“but it shall not be as the former, or as the latter”，应该是：到了定期，他必返回，来到南方，但是结果既不像前者也不像后者。这是什么意思呢？从罗马迁都以后，一方面形成了东罗马帝国，另一方面随着西罗马帝国的没落，教皇权兴起掌权；迁都以后形成的东罗马，既不像以前的罗马帝国，也不像随后的教皇罗马。圣经的预言多么确切啊！]从异教罗马到教皇罗马但11：30，因为基提战船必来攻击他，他就丧胆而回，又要恼恨圣约，任意而行，他必回来联络背弃圣约的人。“基提战船必来攻击他”，于是开始了西罗马的没落；蛮族不断攻打他，罗马帝国就要灭亡了。这里说“又要恼恨圣约，任意而行”，28节也说到“他的心反对圣约，任意而行”，圣约指的是主的约，上帝的真理，上帝的诫命。[二百年来，异教罗马一直迫害新兴的基督教，后来君士坦丁表面上定基督教为国教，实质上通过政治与教会的联合、教会与异教的联合，“反对圣约，任意而行”。]“他必回来联络背弃圣约的人”，也就是说他们看中和联络的是罗马教会里的领袖们——他们不遵循上帝的话语，不遵守上帝的诫命，不按照真正的基督教精神而行，与政治妥协，贪爱钱财和权力。结果，背道的罗马教，在罗马帝国遭到攻击的时候，趁机承袭了罗马帝国的首都、权力和异教体系。但11：31，他必兴兵，这兵必亵渎圣地，就是保障。除掉常献的燔祭，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的。罗马的军队站在了罗马教这一边，还有皈依天主教的法国国王克洛维斯的势力，都一同来帮助罗马教，确立了教皇权的势力，“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的”。但以理不断证明这“行毁坏可憎的”就是小角的势力教皇权。30节和31节所说的就是从异教罗马到教皇罗马的过程。罗马帝国在受到攻击的时候，就去联络背道的罗马教，使教皇渐渐得势，并将他立为可以处决各种异端的首脑，为全世界基督教会的领袖，最终教皇权承袭了罗马帝国的首都、权力和异教。北方王和南方王之间的争战，先是叙利亚和埃及国的争战，接下来异教罗马兴起，按照预言的顺序，又有教皇罗马的兴起。这一段内容想要告诉我们历史发展的一个路线，从玛代波斯的大利乌王和古列王开始，各个国家和王朝如何相继出现，如何演进，直到教皇罗马如何兴起，他会怎样对上帝的百姓施行逼迫，怎样践踏圣所和上帝的律法，怎样实行毁灭。在第7章和第8章中已经说到了这个小角的势力，而在这里更详细地说明在历史发展的脉络中，这小角的势力教皇权是如何兴起和出现的。先是异教罗马，接着要出现的是教皇罗马，第11章就是围绕这一焦点来记录的。中世纪的教皇权但11：32，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惟独认识上帝的子民必刚强行事。这里所说的是教皇权的作为，和8章24-25节的话“能用双关的诈语……用权术成就手中的诡计……毁灭多人”很相似；但是，在那样的情况下，依然有不屈从于教皇权的威胁，而忠于上帝的真子民，也就是说，这里暗示了宗教改革运动将要兴起。但11：33，民间的智慧人必训诲多人，然而他们多日必倒在刀下，或被火烧，或被掳掠抢夺。在教皇权的逼迫下，有多少忠于真理的人倒在刀下，或被火焚烧，或被掳掠抢夺，数千万的人殉道。这里所说明的正是教皇权施行逼迫的情景。但11：34-35，他们仆倒的时候，稍得扶助，却有许多人用谄媚的话亲近他们。智慧人中有些仆倒的，为要熬炼其余的人，使他们清净洁白，直到末了，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教皇权施行残暴的统治，但是这是有“定期”的。教皇权统治了1260年，行尽了逼迫，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们的得势是有定期的。我们看到，在第7章和第8章预言的基础上，这里进行了更详细的说明。但11：36，王必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神，又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他必行事亨通，直到主的忿怒完毕，因为所定的事必然成就。这节经文和8章23-25节的话相似，“必有一王兴起……事情顺利，任意而行……自高自大……攻击万君之君，至终却非因人手而灭亡”。启示录第13章里面也提到了这样的恶行，但以理书第7章也已经事先预言了，他自高自大，行亵渎的事，说夸大的话，抵挡上帝，谁呢？罗马的教皇权！虽然主让他任意而行，统治1260年之久，但是最终那定期、那末时必定来到。但11：37-38，他必不顾他列祖的神，也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无论何神他都不顾，因为他必自大，高过一切。他倒要敬拜保障的神，用金、银、宝石和可爱之物敬奉他列祖所不认识的神。比起上帝的话语，罗马教皇权更看重什么呢？国家的势力、金银和财宝。比起顺从真理，他们更看重什么呢？权势的力量、政教联合的力量、地位、财富、众人的拥护。［并且教皇权继承了异教的体系，披上基督教的外衣。这里所谓“保障的神”，是指异教的偶像和女神崇拜改头换面，成了天主教的圣母玛利亚崇拜。]但11：39，他必靠外邦神的帮助，攻破最坚固的保障。凡承认他的，他必将荣耀加给他们，使他们管辖许多人，又为贿赂分地与他们。［这节经文的翻译有问题，根据希伯来原文字义，其大意是：他要在保障的坚固城里供奉一个外邦神，他要承认它，并给它增添荣耀，以此来支配多人，列国都要有份。38节说到教皇权要崇拜玛利亚，用金银宝石和可爱之物来敬奉，接下来39节继续说到对这个外邦神的供奉，也就是说，圣母玛利亚崇拜和玛利亚显灵，这样的事情影响会越来越大。］综上所述，从玛代波斯到希腊；从希腊到四王，亚历山大死后，希腊帝国分裂为四国；四国后来变成北方王和南方王；之后，罗马成为北方王，罗马征服叙利亚、又攻打埃及，成为帝国；在360年当中，西罗马十分强盛，之后随着迁都到东部的君士坦丁堡而走向衰落；取而代之，罗马的军队和法兰克王国帮助罗马教的主教确立了教皇权势力；罗马教皇权践踏真理，逼迫宗教改革家们，极尽迫害之能事；教皇所具有的权能，不是上帝的权能，他们喜好金银宝石和外邦的神，从而开始了教会堕落的历史……但以理书第11章就是对这些内容作了十分详细的描述。

君世坦丁一世（大帝） Constantinus I Magnus ， 全名弗拉维·瓦莱里乌斯·奥勒里乌斯·君士坦丁Flavius Valerius Aurelius Constantine（272年或273年2月27日—337年5月22日），罗马皇帝，在位期间从纪元306年至337年。曾在313年颁布米兰诏书，承认基督教为合法且自由的宗教。其背景是基於政治的意图，想要争取广大的基督徒的支持。并於330年将罗马帝国的首都从罗马迁到拜占庭，将该地改名为君士坦丁堡。即位前的事迹君士坦丁出生於罗马帝国上麦西亚行省的内索斯（今塞尔维亚和黑山东部的尼什）。他是帝国的西部奥古斯都（参见四帝共治制）君士坦提乌斯一世·克罗尔的长子。据说君士坦丁的母亲海伦娜是一家小旅店的女仆，君士坦丁是她与君士坦提乌斯一世的私生子。但这种说法受到英国历史学者爱德华·吉本的怀疑。吉本认为，海伦娜是这家小旅店的主人，她与君士坦提乌斯一世的婚姻是合法的。不论如何，当293年君士坦提乌斯被西部帝国的奥古斯都马克西米努斯任命为凯撒后，他就离弃了海伦娜而与马克西米努斯之女狄奥多拉结婚。 君士坦丁在年轻时主要是为帝国的最高皇帝戴克里先在东方服役。305年戴克里先与马克西米努斯双双退位，君士坦丁奔赴不列颠与已经升为奥古斯都的父亲会合。306年君士坦提乌斯一世去世，不列颠军团在英格兰北部城市约克宣布君士坦丁为奥古斯都（306年7月25日）。 四奥古斯都之战戴克里先的继承者`东部奥古斯都伽列里乌斯死后，4位奥古斯都：李锡尼`马克森提乌斯`马克西米安·达扎和君士坦丁於311年展开夺权斗争。君士坦丁联合李锡尼反对马克森提乌斯。他越过阿尔卑斯山，占领义大利，在312年10月28日台伯河上穆尔维( Milvian )大桥附近的决战中击败马克森提乌斯。马克森提乌斯在逃跑中落水而死。313年，君士坦丁与李锡尼在麦地奥兰（今日之米兰）会晤。李锡尼与君士坦丁的姐姐君士坦提娅结婚，以巩固两人的同盟。两位奥古斯都同时签署了米兰敕令，给予基督教在帝国境内的合法地位。在教会史上，这是一件头等大事。 313年，李锡尼在小亚细亚战胜马克西米安·达扎，与君士坦丁瓜分了帝国。但是，他们之间的和睦仅仅维持了一年。两人都为独霸帝国而投入了新的战斗。314年发生的冲突未分胜负。324年君士坦丁击溃李锡尼，后者在保住性命的保证下投降。然而君士坦丁在325年以阴谋叛变和私通蛮族的罪名将李锡尼绞死，从此成为罗马世界唯一的统治者。 [编辑]政治活动君士坦丁一世试图取消戴克里先的四帝共治制，但帝国局势的混乱迫使他任命自己的亲信为共治者。君士坦丁一世最初任命长子克里斯普斯为凯撒，但后者由於受到继母法乌斯塔（君士坦丁的第二个妻子）的诬陷被处死（326年）。君士坦丁不久以通奸罪把法乌斯塔也处死，但任命她所生的三个儿子为凯撒：君士坦丁二世统治西班牙`高卢和不列颠；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统治亚洲和埃及；君士坦斯一世统治义大利和北非。君士坦丁一世实际上是继承了戴克里先的做法。 在君士坦丁一世时代，罗马帝国变成了军事官僚国家。专横跋扈的近卫军被取消，代之以大量蛮族士兵加入帝国的军队。普通平民为逃避兵役竟采取自残的办法。臃肿的官僚系统更加庞大。颁布过一些保护贫民的法令，但由於普遍的目无法纪而很少得以实行。对奴隶的惩罚变本加厉：根据君士坦丁的法令，实际上已经恢复了主人杀死奴隶的权力（曾被哈德良皇帝废除）。各阶层的依附性加大，农民被束缚於土地（332年法令），手工业者被束缚於城市，元老被固定在元老院里。君士坦丁一世继续提倡戴克里先引入的东方专制君主的礼节（戴皇冠，臣民须向皇帝行跪拜礼等）。总而言之，君士坦丁完善了戴克里先的专制君主制度（多米那特制），这种制度的目的是以公开的强制手段克服罗马的经济危机。 君士坦丁一世在313年和332年分别在西部边境和多瑙河沿岸击退了法兰克人和哥特人的入侵。 君士坦丁一世与基督教君士坦丁究竟何时开始信奉基督教我们不得而知。最通常的一种说法是在穆尔维大桥战役( Milvian )的前夕，君士坦丁看到天空上闪耀著十字架样的火舌与这样的话：「这是你克敌的迹象。」不管君士坦丁怎样或何时成为基督信徒的，他总是非常热衷於基督教的发展。他最早期的行动之一就是颁布《米兰敕令》，根据这部敕令，基督教成为一种合法的、自由的宗教。敕令还要求归还先前迫害时期没收的基督教教会的财产，规定星期天为礼拜日。 颁布《米兰敕令》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让所有的人都有宗教信仰的自由。相反，它标志著君士坦丁的统治正式对犹太教实行迫害的开始，而这种迫害在基督教化的欧洲持续了数百年之久。君士坦丁建立基督教决不是为了使它成为正式的国教，但是他制订的法律和其他的政策都有力地促进了它的发展。显而易见，在他统治期间改信基督教会增大在政治上谋到高官显位的可能性。他的法令给予基督教各种不同实惠的特权及税收豁免权。几所属於世界最著名的教堂也是在他的统治期间建成的，如伯利恒圣诞教堂和耶路撒冷圣墓（耶稣墓）教堂。 仅就君士坦丁作为罗马第一位信仰基督教的皇帝所起的作用就可以使他在史册中有一席之位。况且他的另外几个举动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一，他重建并大规模扩建了古老的城市拜占庭，把它重新命名为君士坦丁堡，并定为首都。君士坦丁堡（今名伊斯坦布尔）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直到1453年仍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 君士坦丁对基督教派的内部事物也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为了解决阿利乌和亚他那修（两位神学家提出了相互对立的学说）的信徒之间发生的一场论战，君士坦丁召开了尼西亚会议——基督教第一次大公会议 （325年）。他在会上起了积极的作用，会议通过了《尼西亚信经》①，结束了这场论战，《尼西亚信经》成了正统的基督教学说。 君士坦丁制定的一些民法更为重要。他创建的法律规定某些职业（如屠夫和面包师）为世袭职业。他还颁布一道法令禁止佃农离开祖种的土地，用现代话来说，他把佃农变成了农奴，终生依附在那块土地上。这道法令和类似的法律为奠定中世纪欧洲整个的社会结构基础起到了积极作用。 君士坦丁直到临终时才肯接受洗礼，显然在此很久以前他就变成了基督教信徒。同样也很清楚基督教精神已完全使他神魂颠倒了。即使按照当时的标准来说，他也是残酷无情的，而且不仅仅是对他的敌人。不知何故，326年他的妻子和长子都死在他的手下。也许可以证明君士坦丁信奉基督教并没有真正改变历史的进程，而只是顺应了这不可避免的历史潮流。戴克里先帝王（284～305在位）疯狂地迫害基督教，但毕竟没有得逞，因为当时基督教的势力已非常强大，即使用最疯狂的手段也无法把它消除。当人们想到戴克裏先企图消灭基督教的斗争终归失败时，也许会认为即使没有君士坦丁的干预，基督教最终也会赢得胜利。这样的猜想新颖独特，但却不能以理服人。很难说没有君土坦丁将会是怎样一番情形。但是很显然在他的鼓励下基督教的势力和影响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扩大。在不到100年的时间裏，基督教就从少数人的宗教变成为地球上最大帝国裏居支配地位的法定宗教。显然，君士坦丁是欧洲史上最伟大的关键人物之一。他的名次比亚历山大大帝、拿破仑和希特勒更高些，尽管他们的名气比他还要大，但是他的政策具有更为持久的影响。 ①《尼西亚信经》：由尼西亚公会议所编订，故命。其主要内容为：相信上帝（即天主）圣父、圣子、圣灵（即圣神）。明确规定上帝为「独一、全能的父」和「创造有形、无形万物的主」；相信耶稣基督「在万世以前与父一体」，「受生而非被造」；相信圣灵（圣神）「是主、是赐生命的」，「与父子同受敬拜，同受尊崇」这三个信条构成「三位一体」——基督教基本的信仰理论，「相信圣公教会」等。

君士坦丁一世，又名君士坦丁大帝，是公元 306 年至 337年的罗马皇帝。戴克里先皇帝（公元 284-305 年）意识到罗马帝国太大而无法由一个人充分统治，于是将帝国一分为二，建立了四人制或四人统治。当他从尼科米底亚作为“奥古斯都”统治东方，加莱里乌斯作为他的“凯撒”时，马克西米安和康斯坦提乌斯统治着西方。君士坦提乌斯之子君士坦丁有一天会崛起，击败所有的王位挑战者，重新统一分裂的帝国，将首都从旧罗马迁走，建立一个新的东方首都，这座首都有朝一日将以他的名字命名,君士坦丁堡。 早期生活 尽管关于他出生的确切年份的消息来源各不相同，但康斯坦丁（盖乌斯·弗拉维斯·瓦莱里乌斯·康斯坦丁努斯）早在公元 272 年或晚于公元 285 年就出生在现今塞尔维亚的奈苏斯。由于他的父亲不仅是一名军事指挥官，还是西方的凯撒，康斯坦丁早年都在朝廷度过，最终成为戴克里先的高级参谋。即使在他年轻的时候，他周围的人也认为康斯坦丁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在皇帝的指导下，他了解到统治者的工作是保卫帝国免受任何外部力量的影响，并建立一个公正有序的社会——这是君士坦丁自己成为皇帝后会付诸实施的。 公元 305 年 5 月，高级皇帝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都将王位退位给东部的加莱里乌斯（马克西米努斯·戴亚担任凯撒）和西部的君士坦提乌斯（由法尔维乌斯·瓦莱里乌斯·塞尔维乌斯担任凯撒）。这些任命并不受到所有人的欢迎。马克西米安的儿子马克森提乌斯和君士坦丁都感到被出卖了，每个人都认为他应该被任命为凯撒。这种疏忽不会被遗忘并最终将导致一个长期的，浴血苦战战斗控制着帝国的两半。戴克里先退位后，加莱里乌斯（试图平息痛苦的情绪）允许失望的君士坦丁于公元 306 年返回西方，在他父亲的领导下服役。在康斯坦提乌斯于公元 306 年 7 月在约克死于白血病（他被称为“白人”的原因）之前，康斯坦丁有机会与他的父亲在英国一起竞选反对皮克特人。新上任的奥古斯都在英国第二次获得“大不列颠马克西姆斯”的称号。 在他父亲去世后，康斯坦丁继续建立起一个能够迅速果断行动的人的声誉。 在他父亲去世后，君士坦丁在公元 307 年袭击法兰克人时，继续以能够迅速而果断地行动的人而闻名。正是在这里，当他在特里尔 (Augusta Treverorum)的圆形剧场中将两位法兰克国王扔给野兽时，他证明了他可以毫不留情地采取行动。然而，当他恢复早先被没收的教堂财产时，他也可以表现出同情心。慢慢地，他赢得了军队的尊重，向他的部下表明，即使是那些年长和经验丰富的人，他们也可以信任他。 随着君士坦丁斯的去世和不列颠战争的成功，许多人期望君士坦丁被任命为新的西方皇帝；然而，尽管康斯坦提乌斯在临终前将他的儿子命名为奥古斯都，但西弗勒斯（凯撒和加莱里乌斯的密友）被提升为该职位。不管官方法令如何，君士坦丁都被他的手下宣布为奥古斯都。然而，伽勒里乌斯拒绝承认这一声明，而是将自己命名为凯撒。不容忽视的是，马克森提乌斯在公元 305 年也被忽视，他无视加莱里乌斯和君士坦丁，并于公元 307 年 10 月宣布自己为奥古斯都。在罗马人民和禁卫军的支持下，他控制了西西里岛、科西嘉岛、撒丁岛和北部的部分地区非洲。最终，多达六个不同的人最终会要求控制西部。 由于他的友谊加莱里乌斯，西弗勒斯双方君士坦丁和康斯坦丁的哥哥，在-不信任法律马克森提乌斯，为了打败新的奥古斯都，他们与前奥古斯都马克西米安结盟，联手对抗西弗勒斯。对于接到命令阻止 Maxentius 的 Severus 来说不幸的是，他的军队抛弃了他（被 Maxentius 贿赂）。由于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他逃到了拉文纳，结果在罗马城外被俘虏并被杀害。他的死促使加莱里乌斯率军入侵西部，但未能成功。公元 308 年，新的四国（在戴克里先的建议下）成立，李锡尼（伊利里亚军官和加莱里乌斯的朋友）为新的奥古斯都，君士坦丁继续担任凯撒。更令人困惑的是，马克西米安（曾在君士坦丁宫廷担任顾问）于公元 310 年退休，宣布自己为新的奥古斯都，声称君士坦丁已死。康斯坦丁，市拒绝给予他帮助），并且在绝望中马克西米安上吊自杀。 与此同时，马克森提乌斯在罗马的任期正在减弱。他已经失去了在罗马市民中的声望——为了建造一座新的大教堂和一座他自己的大雕像，让他们负担过重。他对人民的蔑视导致了一系列骚乱，最终以数千名罗马人的屠杀而告终。君士坦丁耐心等待，眼睁睁地看着西方帝国开始自毁，集结四万大军，越过阿尔卑斯山，入侵意大利。 君士坦丁成为皇帝 在这座城市几乎没有支持的情况下，马克森提乌斯离开罗马与君士坦丁会面，参加了最后一场至关重要的战斗 - 公元 312 年的米尔维安桥之战。据报道，在战斗开始的前一天，康斯坦丁仰望天空，看到了一个十字光。在它下面是In Hoc Signo Vinces或“在这个标志中，征服”的铭文。那天晚上，在梦中，他得到了对神迹的解释——耶稣基督出现在他面前，告诉他要带着十字架的标志参加战斗。第二天，旧的横幅被显示基督教标志的新横幅所取代。君士坦丁虽然寡不敌众，却轻松击败逃回罗马的马克森提乌斯，但还没到城里就落入河中淹死；第二天早上，他的尸体在许多其他人的尸体中被发现。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被历史学家视为历史的转折点，政教合一。君士坦丁立即完全控制了西部。作为西方的新奥古斯都，他进军罗马；他的第一个行动是颁布米兰敕令，宽容所有宗教（后来由李锡尼共同签署）。 加莱里乌斯担任东方皇帝，马克西米努斯·戴亚担任凯撒。加莱里乌斯因癌症去世后（临终前他废除了所有反基督教的法令），马克西米努斯和李西尼乌斯为争夺东方的控制权而战，最终将帝国的那部分地区分给了他们——李西尼乌斯得到了巴尔干半岛，而马克西米努斯得到了小亚细亚和东部省份。这种安排并没有持续多久，公元 313 年，两人在色雷斯平原上战斗。像米尔维安桥的君士坦丁一样，李锡尼在十字架的标志下战斗；然而，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的信仰，而是为了获得基督徒的支持；他的对手马克西米努斯承诺要消灭他们。尽管人数少，李锡尼乌斯还是胜利了，在马克西米努斯自杀后，夺取了东方的控制权。为了安全地继承王位，他立即处决了加莱里乌斯和西弗勒斯的儿子、马克西米努斯家族，甚至是戴克里先的女儿。 李锡尼乌斯和君士坦丁之间存在着令人不安的休战，部分原因是李锡尼乌斯娶了君士坦丁同父异母的妹妹康斯坦蒂亚。在他们第一次在战场上相遇时，公元 316 年 10 月，君士坦丁在 Cibalae 击败了他。哈德里亚诺波利斯附近的第二场战斗以巴尔干地区的土地割让给君士坦丁而告终。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李锡尼对基督徒的态度随着处决和几座基督教教堂的毁灭而发生了变化。这足以促使君士坦丁集结一支军队并在哈德里亚诺波利斯的第二次战斗中击败李锡尼。战败的指挥官逃离战场，逃离博斯普鲁斯海峡。公元 324 年 9 月，李锡尼乌斯最终在克里索波利斯被击败并投降。李锡尼乌斯希望恢复康斯坦丁最初授予的私人公民的生活，但他信守诺言，公元 325 年，李锡尼乌斯被绞死——甚至他九岁的儿子也被杀了。君士坦丁的胜利将使帝国重新统一。 拜占庭 52岁的君士坦丁现在是帝国唯一的皇帝，随之而来的是安定感。康斯坦丁意识到旧罗马不是他想要的首都，尽管他制定了几个建筑项目，但它正在腐烂。罗马不再实用（君士坦丁甚至解散了禁卫军），也从未考虑过尼科梅迪亚，因为它曾经是戴克里先的首都。需要一个新的首都，虽然他想到了古特洛伊的遗址，但君士坦丁终于看到了他想要的——拜占庭。这座古城战略性地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欧洲一侧，因此它将控制进出黑海的交通。它还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港口（金角湾），因此可以轻松防御。 为了将这座城市重建为他所设想的那样，他从帝国各地引进了工匠和资源。宽阔的大街上有亚历山大、凯撒、奥古斯都、戴克里先，当然还有君士坦丁的雕像。他重建了城墙，建造了蓄水池、基督教教堂（Hagia Irene）和异教寺庙。它是一个同时保持古典的基督教首都。公元 330 年，这座城市终于建成。 君士坦丁与基督教 在他在西方的多年战争中，他一直对异教徒和基督徒表现出宗教宽容（他自公元 312 年起就声称自己是基督徒）。他的母亲海伦娜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君士坦丁成为皇帝后，他派她去圣地朝圣，她在那里建造了伯利恒的圣诞教堂。尽管他年轻时一直崇拜太阳神，虽然有人声称他直到临终才受洗，但他仍然充分表明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许多历史学家甚至认为他使基督教成为帝国的官方宗教（尽管其他人认为是狄奥多西皇帝），尽管事实上太阳神和火星的异教象征出现在他的硬币上。虽然他容忍某些异教徒的宗教习俗，但宗教自由有其局限性，异教徒的献祭被禁止，寺庙宝藏被没收，角斗比赛结束（基督徒不喜欢他们），钉十字架被废除，并颁布了禁止性不道德和仪式卖淫的法律。 公元 325 年，君士坦丁邀请帝国各地的神职人员参加尼西亚会议，在那里他呼吁团结。会议的结果不仅是对阿里乌主义的谴责，而且是对尼西亚信经的谴责，尼西亚信经是基督徒的定义。一年后，也就是公元 326 年，君士坦丁将自己的儿子克里斯普斯（来自他的第一任妻子密涅瓦）杀害——被诬告通奸，他的宗教信仰受到了考验。据消息人士透露，君士坦丁的第二任妻子福斯塔指责曾与父亲并肩作战并统治西部省份的克里斯普斯，因为她爱他，但他拒绝了她。后来她在证明指控是虚假的后自杀了。康斯坦丁为他的余生后悔了。 死亡 君士坦丁大帝继续担任军事指挥官的角色，在他儿子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的协助下于公元 328 年与阿勒曼尼人作战，于公元332 年击败哥特人，使他们饿死屈服，最后从达契亚人手中夺取了失去的领土（领土后来在他死后丢失了）。他最后的愿望是在他们的国王沙普尔二世入侵亚美尼亚后征服邻国波斯.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公元337年，君士坦丁病重而死。他统治了31年。他被安葬在君士坦丁堡的圣使徒教堂，将他的帝国留在了他的三个儿子——君士坦丁二世、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和君士坦斯手中，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最终击败了他的兄弟们，独自统治了整个帝国。

西欧封建制度的确立：1、封建土地关系的确立；在东西法兰克王国,分别以《米兰敕令》和《克尔西敕令》为标志,承认贵族领地世袭.2、自由民农奴化.《米兰敕令》是公元313年颁布《克尔西敕令》是公元877年颁布所以西欧封建制度是在公元9世纪确立的

拿破仑建立的大陆封锁体系并不是通过一个单一的命令来构建的，而是通过一些列的封锁令最终建立起来的。1806年11月21日，拿破仑在柏林发布敕令，宣布封锁不列颠诸岛，英国及其殖民地的船只一律不准驶入帝国控制的任何港口。这一天可以被看做是拿破仑想要建立一个大陆封锁体系来遏制英国。第二年的10月13日，拿破仑又在枫丹白露宫再次发布敕令，这个与前一年发布的封锁敕令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重点在于重申以及强调。1807年的11月23日以及12月17日，身在意大利的拿破仑又发布了米兰敕令，这一条敕令更加详细 的确定了封锁。其中规定，任何商品但凡想入口到大陆来，必须要提供详细的原产地证明，只要不是英国以及它的殖民地的产品就可以准入。中立国的船只如果停靠过英国的港口，再到法国控制的港口就很危险了，船只以及货物都会被没收掉。对于曾经与英国交好，后来中立的国家的船只，可以捕获，因为被判定为“已剥夺国籍”。这个大陆封锁体系的确也达到过其预计的效果，英国的出口业受到了重创，但是也没有坐以待毙，而是宣布从海上对大陆进行封锁。对于法国以及欧洲大陆来讲，大陆封锁体系的建立在前期还是对他们有很多的好处的，没有英国商品的竞争，本国的工业可以发展，还能发展新的工业部门。不过往后发展就会发现，大陆国家诸如德意志、捷克等国又成为了法国有力的竞争对手。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生活用品开始出现短缺，诸如咖啡、食糖、香料等等，这些都是民众生活的必需品。因此逐渐的，大陆封锁体系也不那么招人喜爱了。此外，拿破仑的武力征服扩张也对封锁体系产生了影响。其实行原本就要仰仗军事力量，但是1812年之后法国军事地位逐渐丧失，随之大陆体系也相应瓦解。

米兰敕令（英文：Edict of Milan），又译作米兰诏令或米兰诏书，是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和李锡尼在313年于 意大利的米兰颁发的一个宽容基督教的敕令；此诏书宣布罗马帝国境内有信仰基督教的自由，并且发还了已经没收的教会财产，亦承认了基督教的合法地位。米兰敕令是基督教历史上的转折点，标志着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对基督教从镇压和宽容相结合的政策转为保护和利用的政策、从被迫害的“地下宗教”成为被承认的宗教，而基督教也开始了与帝国政府的政权合流。为奴隶主统治阶级服务。

公元313年米兰敕令(拉丁文:Edictum Mediolanense，英文:Edict of Milan)，又译作米兰诏令或米兰诏书，是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和李锡尼在313年于 意大利的米兰颁发的一个宽容基督教的敕令。此诏书宣布罗马帝国境内有信仰基督教的自由，并且发还了已经没收的教会财产，亦承认了基督教的合法地位。米兰敕令是基督教历史上的转折点，标志着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对基督教从镇压和宽容相结合的政策转为保护和利用的政策、从被迫害的"地下宗教"成为被承认的宗教。

米兰敕令(拉丁文:Edictum Mediolanense,英文:Edict of Milan),又译作米兰诏令或米兰诏书,是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和李锡尼在313年于意大利的米兰颁发的

公元313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联合帝国东部教会一起颁布了《米兰敕令》，正式承认基督教为合法宗教，并发还其教堂和财产。《米兰敕令》的颁布是基督教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它第一次承认了基督教会可以拥有财产，并使基督教取得了合法地位。

由于基督教的势力日增，而且教徒拒服军役，拒不崇拜罗马的神，所以3世纪时基督教仍被帝国当局视为威胁而加以迫害。其中，戴克里先对它迫害的规模较大，一部分坚持基督信仰的教徒被处死，教会财产被没收，文献被烧毁，集会被禁止。但是，帝国当局既无法消灭初创时期的基督教，如今教会已成为一支巨大的社会力量，就更不能阻止其传播了。建造教堂306年君士坦丁成为罗马皇帝后，面对基督教拥有很大力量的现实，乃于313年颁布了“米兰敕令”(“宽容敕令”)。敕令规定教徒信仰自由，即允许基督教与其他宗教并存；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同时还决定将以前迫害时期没收的教产归还，保护教徒，教会有权接受土地等遗产，教会神职人员免服城市徭役。“米兰敕令”最后地、肯定地确立了基督教的合法地位。

著名的君士坦丁一世在经历了戴克里先以后十九年争夺帝位的内战以后，于323年再次恢复了帝国的统一。在君士坦丁战胜其对手的斗争中，宗教政策起了重要的作用。君士坦丁的父亲康士坦提乌斯在其统治区内(高卢、西班牙、不列颠)对基督教一向采取宽容态度，君士坦丁从父亲手上承接过来的军队中又有许多基督教徒。这位识时务的统治者当时虽然还不是基督教徒，但已显示出自己是个新宗教的有力庇护人。早在313年，他就同据有东方各行省的李基尼乌斯联合发布了“米兰敕令”，宣布宗教信仰自由。在这以后，他又赐给基督教会许多重要特权，免除了基督教僧侣本人对国家的徭役义务。基督教很快就从原来是受迫害的宗教变为占优势地位的宗教。这个宗教已习惯于罗马国家的秩序，并乐意为皇帝政权的权威辩护。另一方面，君士坦丁也积极参预教会事务，竭力帮助教会建立统一组织。他认识到统一的帝国必须有同它相适应的统一的教会；在这个教会中不容有教义上的分歧。但当时，就各种教义问题和教会纪律问题进行激烈的争辩是经常发生的。这种争辩是社会斗争的反映，它发生在教会内部，而教会是联合了各种成分的。在基督教成为受官方庇护的宗教以后，它的各派主教们就希望借助皇帝权力来解决内部的纷争。从君士坦丁时代起，教会事务和教义问题已被认为是国务问题。君士坦丁在313年就参预了关于非洲的多拉图斯教派的正统性的争端。非洲基督教的代表人物向君士坦丁提出申诉，请求裁决谁该被认为有权作正统的主教——凯基里亚努斯或多拉图斯?君士坦丁将此事交给主教会议去处理。这次会议起先在罗马开会，后来转往阿尔列。会议承认凯基里亚努斯享有正统主教的权利，并获君士坦丁批准。多拉图斯及其拥护者乃宣称只有他们是真正的基督教徒，并着手建立自己的教会。后来，在正统教会的拥护者与多拉图斯分子之间的争论具有了更激烈的社会斗争的性质：它反映了非洲城市的分离主义倾向以及大土地所有制与小土地所有制之间、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矛盾。君士坦丁对教会事务的最大干预是在怎么对待阿里乌斯教派的问题上。早在2世纪末和3世纪前半期，亚历山大里亚教会的一些神学家就对正统教义提出了异议。其中特别有影响的是奥里根(约生于185年，死于254年)。他以柏拉图的理念观为依据，力图把基督教义与希腊哲学原理结合起来。在他的神学理论体系中，逻各斯(Logos，语言、言论或理智)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与上帝之子耶稣基督被视为同一事物。奥里根对基督教神学基础所作的这种哲学解释的理论，很快就在亚历山大里亚获得广泛的传播。4世纪初，一位以其禁欲主义著名的教会长老阿里乌斯发展了这种理论，而主张这样的学说：在圣父、圣子、圣灵三者中，只有圣父才是永恒的。圣父首先创造圣子或逻各斯，而后逻各斯创造圣灵。因此，圣子不能与圣父同等，而只是与圣父相似。这是对基督教基本教义提出理性主义的解释，在逻辑上是符合思维法则的。但作为神学体系的基督教义应是人们的理性所不能理解的(否则它就没有什么奥秘可言了)，因此，这种学说受到了那些服务于上层社会利益的埃及地区主教们的谴责。但阿里乌斯的思想却在亚历山大里亚的普通居民、手工业者和水手中受到普遍欢迎。在街头上、市场上和其他公共场所，常常发生激烈的辩论，有时还变成了公开的冲突。辩论不仅在埃及教会，而且也在其他地方的教会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君士坦丁显然是在教会人士的要求下进行干预的。325年，君士坦丁在尼西亚召集了全罗马帝国基督教主教会议，讨论阿里乌斯提出的教义问题。大多数与会者表示反对阿里乌斯学说，承认圣子与圣父是同一的。会议据此制定了所有基督教徒都必须遵奉的正统教义——《尼西亚信条》，确认基督与圣父、圣灵是同体的，因而也是永恒的。此时还不是基督教徒的君士丁担任了会议主席，并批准了会议的决议。阿里乌斯被放逐到伊利里库姆，他的一些拥护者被放逐到高卢。然而，尼西亚“全基督教大会”与其说是排除了，倒不如说是正式开创了阿里乌斯教派。阿里乌斯在宫廷官员中有不少拥护者，君士坦丁皇帝本人对他也有好感，因为阿里乌斯并不要求有独立于国家权力之外的教会组织。因此，不久之后，阿里乌斯戏剧性地从流放地被召了回来，而他的主要反对者、亚历山大里亚主教阿诺那修斯却被放逐了。在阿里乌斯于336年死后，他的追随者继续得到宫廷的保护。争论长期进行着。在宫廷中，时而尼西亚信条的拥护者取胜，时而阿里乌斯的支持者占上风。君士坦丁本人又于337年病重时在阿里乌斯教派的教士手上接受洗礼。直至381年，阿里乌斯学说在新的一次宗教会议上再次被谴责，尼西亚教派(正统教派)才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但阿里乌斯教派却又在日耳曼蛮族部落中得到了顺利的传播。对罗马旧教来说，君士坦丁的宗教政策导致了基督教的最后胜利，这无疑也是一种宗教改革。可以说，君士坦丁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在宗教政策上采取了比戴克里先更为明智的方针。他们在利用宗教为帝国政权效劳以巩固奴隶制的社会结构的目标上并无不同，因而在社会改革和财政政策方面，君士坦丁就只是进一步发展了由戴克里先奠定了基础的改革体系。君士坦丁保持了由戴克里先实行的新的帝国划分，并贯彻执行了使地方民政权与军权分离的政策。把军队分为边防部队和内地机动部队的军事改革在他的时代也最后完成了。骄横不逊的近卫军(它的人数在戴克里先时代已减少)被解散，而用重新组织的特殊的宫廷亲卫部队来代替。军事权力从此完全集中到皇帝手里。但是，帝国社会关系的日趋腐朽使军队的素质败坏了。过去那种将土地授予退伍士兵的办法曾具有复兴小土地所有者阶层的社会意义，现在已变成为单纯用来强制土地领受者的儿子世袭当兵的奴役手段了。但强制征召老兵的儿子服兵役，也只能获得新兵来源的一部分，还远远不能满足兵员补充的扩大军队的需要，因而利用蛮族人当兵，把愈来愈多的蛮族人吸收到帝国的军队中来就成为时势之所趋了。军队(包括边防军团、内地机动军团和宫廷亲卫部队)蛮族化的过程大大加速了，许多蛮族出身的人还在军队中担任了高级职位。君士坦丁财政政策的目标同样是为了获得稳定的税收。它的强制实施所造成的社会后果是各个社会阶层之被奴役。316年和325年颁布的敕令禁止城市居民的高级阶层(库里亚)离开他们出生的那个城市。他们不能以任何理由被免除城市的义务，也不能免任民政或军事的职务。库里亚的义务还成了一种世代相承的负担。君士坦丁对待劳动者的态度当然不会更宽容些。332年的皇帝敕令，禁止隶农从一个庄园逃到另一个庄园；收容别人隶农的人，应将他交还原来的主人，此外，还应支付逃亡隶农在其庄园上居留的全部时间所应交的赋税。敕令公然说：“对这些逃跑的隶农，应给他们带上镣铐，就像对待奴隶一样，为的是用惩罚奴隶的方式迫使他们对有特权的自由人履行义务”。君士坦丁也将手工业者进一步固定在他们所属的公会里，强制他们共同负担国家向公会分摊征课的赋税和徭役。317年发布的一项命令说：“造币厂的工匠要一辈子处于其现有的地位”。有些被固定在那些为供应宫廷和军队所需的皇帝作坊里手工业者还被打上烙印，以防逃跑。君士坦丁就是这样以对待奴隶的态度来对待这些原来还是自由人的手工业者的。至于奴隶本身的处境就更悲惨了。按照君士坦丁的法令，奴隶的生命是毫无保障的：主人如果为了“纠正”不驯顺的奴隶的不规矩行为而将这个奴隶鞭挞致死，可不受起诉。这在实际上就是恢复了奴隶主任意杀害奴隶的权力，而在2世纪时，哈德良和安敦尼已颁布过不允许主人杀害奴隶的法令的。3世纪时，对煽动和帮助奴隶逃亡的人，只给予罚款的处分，现在却要严刑拷打。以前对企图投奔蛮族的奴隶，捕获后只是将他们交还原主，现在的法令则规定要把他们放逐到矿山去，有的甚至要被砍腿。君士坦丁还正式宣布，允许贫民出卖自己的子女为奴隶。这是违背罗马传统的基本准则的。在此之前，亚历山大·塞维鲁曾准许二十岁以上的自由民卖身为奴，但到戴克里先执政时，又下令禁止这种行为。现在君士坦丁却比亚历山大·塞维鲁在背离罗马传统准则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了。他的法令还确认奴隶主有权把所谓“无礼的”被释奴隶连同其子女一起重新变为奴隶。这样，在君士坦丁的统治下，劳动群众和普通自由民的生活状况急剧恶化了，甚至中等阶层的人的自由权利也被剥夺了。罗马奴隶制危机和古典文明危机的最后结果就是如此：以对全体劳动人民实行普遍奴役的形式表明了这个社会的不可避免的灭亡。

312年。君士坦丁究竟何时开始信奉基督宗教无法确定。最普遍的一种说法是在穆尔维大桥战役的前夕，君士坦丁看到天空上闪耀着十字架样的火舌与这样的话：“这是你克敌的迹象。”（或译为“靠此得胜”）。米尔维安大桥战役（Battle of the Milvian Bridge）是发生于公元312年10月28日的一场战役。交战双方为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一世和马克森提乌斯。是役之名来源于战役的发生地米尔维安大桥，它是台伯河上的重要桥梁。君士坦丁赢得了这场战役的胜利，使得他能在后来废除四帝共治成为罗马帝国的不二君主。马克森提乌斯在交战时溺毙于河中。按照该撒利亚的优西比乌和拉克坦提乌斯这些编年史学家的说法，这场战役标志着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的开始。拉克坦修斯提到上帝向君士坦丁及其部下托梦，允诺只要他们把凯乐符号涂在他们的盾牌上他们就会胜利。君士坦丁凯旋门的建造即是为了庆祝这场胜利。人们常常把这场战役的胜利归功于教会的介入，然而，这座凯旋门上却没有任何明显的基督教标志。与此相关的：米兰敕令（拉丁语：Edictum Mediolanense），又译作米兰诏令或米兰诏书，是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和李锡尼在313年于意大利的米兰颁发的一个宽容基督教的敕令；此诏书宣布罗马帝国境内有信仰基督教的自由，并且发还了已经没收的教会财产，亦承认了基督教的合法地位。米兰敕令是基督教历史上的转折点，标志着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对基督教从镇压和宽容相结合的政策转为保护和利用的政策、从被迫害的“地下宗教”成为被承认的宗教，而基督教也开始了与帝国政府的政权合流。

著名的君士坦丁一世在经历了戴克里先以后十九年争夺帝位的内战以后，于323年再次恢复了帝国的统一。在君士坦丁战胜其对手的斗争中，宗教政策起了重要的作用。君士坦丁的父亲康士坦提乌斯在其统治区内(高卢、西班牙、不列颠)对基督教一向采取宽容态度，君士坦丁从父亲手上承接过来的军队中又有许多基督教徒。这位识时务的统治者当时虽然还不是基督教徒，但已显示出自己是个新宗教的有力庇护人。早在313年，他就同据有东方各行省的李基尼乌斯联合发布了“米兰敕令”，宣布宗教信仰自由。在这以后，他又赐给基督教会许多重要特权，免除了基督教僧侣本人对国家的徭役义务。基督教很快就从原来是受迫害的宗教变为占优势地位的宗教。这个宗教已习惯于罗马国家的秩序，并乐意为皇帝政权的权威辩护。另一方面，君士坦丁也积极参预教会事务，竭力帮助教会建立统一组织。他认识到统一的帝国必须有同它相适应的统一的教会；在这个教会中不容有教义上的分歧。但当时，就各种教义问题和教会纪律问题进行激烈的争辩是经常发生的。这种争辩是社会斗争的反映，它发生在教会内部，而教会是联合了各种成分的。在基督教成为受官方庇护的宗教以后，它的各派主教们就希望借助皇帝权力来解决内部的纷争。从君士坦丁时代起，教会事务和教义问题已被认为是国务问题。君士坦丁在313年就参预了关于非洲的多拉图斯教派的正统性的争端。非洲基督教的代表人物向君士坦丁提出申诉，请求裁决谁该被认为有权作正统的主教——凯基里亚努斯或多拉图斯?君士坦丁将此事交给主教会议去处理。这次会议起先在罗马开会，后来转往阿尔列。会议承认凯基里亚努斯享有正统主教的权利，并获君士坦丁批准。多拉图斯及其拥护者乃宣称只有他们是真正的基督教徒，并着手建立自己的教会。后来，在正统教会的拥护者与多拉图斯分子之间的争论具有了更激烈的社会斗争的性质：它反映了非洲城市的分离主义倾向以及大土地所有制与小土地所有制之间、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矛盾。君士坦丁对教会事务的最大干预是在怎么对待阿里乌斯教派的问题上。早在2世纪末和3世纪前半期，亚历山大里亚教会的一些神学家就对正统教义提出了异议。其中特别有影响的是奥里根(约生于185年，死于254年)。他以柏拉图的理念观为依据，力图把基督教义与希腊哲学原理结合起来。在他的神学理论体系中，逻各斯(Logos，语言、言论或理智)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与上帝之子耶稣基督被视为同一事物。奥里根对基督教神学基础所作的这种哲学解释的理论，很快就在亚历山大里亚获得广泛的传播。4世纪初，一位以其禁欲主义著名的教会长老阿里乌斯发展了这种理论，而主张这样的学说：在圣父、圣子、圣灵三者中，只有圣父才是永恒的。圣父首先创造圣子或逻各斯，而后逻各斯创造圣灵。因此，圣子不能与圣父同等，而只是与圣父相似。这是对基督教基本教义提出理性主义的解释，在逻辑上是符合思维法则的。但作为神学体系的基督教义应是人们的理性所不能理解的(否则它就没有什么奥秘可言了)，因此，这种学说受到了那些服务于上层社会利益的埃及地区主教们的谴责。但阿里乌斯的思想却在亚历山大里亚的普通居民、手工业者和水手中受到普遍欢迎。在街头上、市场上和其他公共场所，常常发生激烈的辩论，有时还变成了公开的冲突。辩论不仅在埃及教会，而且也在其他地方的教会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君士坦丁显然是在教会人士的要求下进行干预的。325年，君士坦丁在尼西亚召集了全罗马帝国基督教主教会议，讨论阿里乌斯提出的教义问题。大多数与会者表示反对阿里乌斯学说，承认圣子与圣父是同一的。会议据此制定了所有基督教徒都必须遵奉的正统教义——《尼西亚信条》，确认基督与圣父、圣灵是同体的，因而也是永恒的。此时还不是基督教徒的君士丁担任了会议主席，并批准了会议的决议。阿里乌斯被放逐到伊利里库姆，他的一些拥护者被放逐到高卢。然而，尼西亚“全基督教大会”与其说是排除了，倒不如说是正式开创了阿里乌斯教派。阿里乌斯在宫廷官员中有不少拥护者，君士坦丁皇帝本人对他也有好感，因为阿里乌斯并不要求有独立于国家权力之外的教会组织。因此，不久之后，阿里乌斯戏剧性地从流放地被召了回来，而他的主要反对者、亚历山大里亚主教阿诺那修斯却被放逐了。在阿里乌斯于336年死后，他的追随者继续得到宫廷的保护。争论长期进行着。在宫廷中，时而尼西亚信条的拥护者取胜，时而阿里乌斯的支持者占上风。君士坦丁本人又于337年病重时在阿里乌斯教派的教士手上接受洗礼。直至381年，阿里乌斯学说在新的一次宗教会议上再次被谴责，尼西亚教派(正统教派)才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但阿里乌斯教派却又在日耳曼蛮族部落中得到了顺利的传播。对罗马旧教来说，君士坦丁的宗教政策导致了基督教的最后胜利，这无疑也是一种宗教改革。可以说，君士坦丁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在宗教政策上采取了比戴克里先更为明智的方针。他们在利用宗教为帝国政权效劳以巩固奴隶制的社会结构的目标上并无不同，因而在社会改革和财政政策方面，君士坦丁就只是进一步发展了由戴克里先奠定了基础的改革体系。君士坦丁保持了由戴克里先实行的新的帝国划分，并贯彻执行了使地方民政权与军权分离的政策。把军队分为边防部队和内地机动部队的军事改革在他的时代也最后完成了。骄横不逊的近卫军(它的人数在戴克里先时代已减少)被解散，而用重新组织的特殊的宫廷亲卫部队来代替。军事权力从此完全集中到皇帝手里。但是，帝国社会关系的日趋腐朽使军队的素质败坏了。过去那种将土地授予退伍士兵的办法曾具有复兴小土地所有者阶层的社会意义，现在已变成为单纯用来强制土地领受者的儿子世袭当兵的奴役手段了。但强制征召老兵的儿子服兵役，也只能获得新兵来源的一部分，还远远不能满足兵员补充的扩大军队的需要，因而利用蛮族人当兵，把愈来愈多的蛮族人吸收到帝国的军队中来就成为时势之所趋了。军队(包括边防军团、内地机动军团和宫廷亲卫部队)蛮族化的过程大大加速了，许多蛮族出身的人还在军队中担任了高级职位。君士坦丁财政政策的目标同样是为了获得稳定的税收。它的强制实施所造成的社会后果是各个社会阶层之被奴役。316年和325年颁布的敕令禁止城市居民的高级阶层(库里亚)离开他们出生的那个城市。他们不能以任何理由被免除城市的义务，也不能免任民政或军事的职务。库里亚的义务还成了一种世代相承的负担。君士坦丁对待劳动者的态度当然不会更宽容些。332年的皇帝敕令，禁止隶农从一个庄园逃到另一个庄园；收容别人隶农的人，应将他交还原来的主人，此外，还应支付逃亡隶农在其庄园上居留的全部时间所应交的赋税。敕令公然说：“对这些逃跑的隶农，应给他们带上镣铐，就像对待奴隶一样，为的是用惩罚奴隶的方式迫使他们对有特权的自由人履行义务”。君士坦丁也将手工业者进一步固定在他们所属的公会里，强制他们共同负担国家向公会分摊征课的赋税和徭役。317年发布的一项命令说：“造币厂的工匠要一辈子处于其现有的地位”。有些被固定在那些为供应宫廷和军队所需的皇帝作坊里手工业者还被打上烙印，以防逃跑。君士坦丁就是这样以对待奴隶的态度来对待这些原来还是自由人的手工业者的。至于奴隶本身的处境就更悲惨了。按照君士坦丁的法令，奴隶的生命是毫无保障的：主人如果为了“纠正”不驯顺的奴隶的不规矩行为而将这个奴隶鞭挞致死，可不受起诉。这在实际上就是恢复了奴隶主任意杀害奴隶的权力，而在2世纪时，哈德良和安敦尼已颁布过不允许主人杀害奴隶的法令的。3世纪时，对煽动和帮助奴隶逃亡的人，只给予罚款的处分，现在却要严刑拷打。以前对企图投奔蛮族的奴隶，捕获后只是将他们交还原主，现在的法令则规定要把他们放逐到矿山去，有的甚至要被砍腿。君士坦丁还正式宣布，允许贫民出卖自己的子女为奴隶。这是违背罗马传统的基本准则的。在此之前，亚历山大·塞维鲁曾准许二十岁以上的自由民卖身为奴，但到戴克里先执政时，又下令禁止这种行为。现在君士坦丁却比亚历山大·塞维鲁在背离罗马传统准则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了。他的法令还确认奴隶主有权把所谓“无礼的”被释奴隶连同其子女一起重新变为奴隶。这样，在君士坦丁的统治下，劳动群众和普通自由民的生活状况急剧恶化了，甚至中等阶层的人的自由权利也被剥夺了。罗马奴隶制危机和古典文明危机的最后结果就是如此：以对全体劳动人民实行普遍奴役的形式表明了这个社会的不可避免的灭亡。

　　西欧封建主义的形成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论题。许多学者将封建主义的萌芽追溯到古罗马帝国晚期的社会结构和日耳曼蛮族原有的军事组织。其中，法兰克人的扈从制度（或称亲兵制度）对封建主义形成的影响尤为巨大。一个领域内的统治者为确保其政权的稳固，往往“通过依靠他的可以信赖的军人组成的扈从在他自己和那些完全是作为统治客体的下层民众之间架起桥梁”，为此他“从他控制下的土地管区中赐给他们土地作为采邑”；而他的直接封臣又“时常把他们自己的采邑分成小块授予他们的扈从成员”。这种土地的分封，乃是蛮族统治者试图把个人关系的框架纳入正在运行的统治结构的过程，其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作为个人联盟的国家 封建社会最初是一种“军事性的社会”。而随着公元6-8世纪法兰克人统治的扩展，这种政治运作机制也逐渐扩及了整个西欧。　　但在公元9世纪中叶以前，西欧所存在的还只能算作是一种“准封建”(quasi-feudalism)状态，只有在查理曼帝国崩溃以后，西欧的封建主义才步入其成熟时期。所谓“准封建”状态与成熟的封建主义之间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封建领地是否世袭化。在查理大帝去世前的法兰克王国中，统治者给予其封臣领地只是作为该封臣个人对其效忠的一种报酬，封臣对领地的拥有有一定的年限，至多也只是终身，当封臣去世后其领地将由统治者收回。通过这种方式，法兰克国王们避免了政治统治的分裂。此外，在8-9世纪法兰克王国兴盛时期，商务贸易和货币仍然通行，统治者还能用货币来酬常其臣属，故封地并非是获取效忠的惟一手段。事实上，查理曼很注意国家权威的完整性，他对分封领地非常谨慎，除了恰巧驻在边境上或蛮族所居地区的伯爵以外，查理曼“从不授给任何伯爵一个以上的郡”，他的理由是：“凭那份进款或那份地产……我就可以使某个臣属效忠，而他也会像随便哪个主教或伯爵一样好，或者还要好些。”这种政策的实际效果是使贵族的领地保持在较小的规模并与基督教会的教区体系犬牙交错，从而排除了贵族领地独行其是的危险性。　　然而，查理曼死后，卡洛林帝国便陷于内战不已，并遭受来自马扎尔人、维金人和阿拉伯人外来入侵的混乱局面，查理大帝约束大贵族割据倾向的努力付诸东流了。查理曼子孙之间的骨肉相残致使帝国权威急剧衰落。查理曼的几个孙子为击败竞争对手，争相拉拢一些有权有势的大贵族，而在战乱频繁、贸易中断的情形下，货币失去了它原有的价值，土地成为君主收买臣属的主要手段。于是，他们抛弃查理曼那套限制贵族领地规模的策略，开始允许同一个人拥有不止一个郡的领地。当一些贵族因领地膨胀而实力大增时，国王们自然而然地又向他们作新的让步，给予他们对其领地的世袭权利。西法兰克王国的秃头查理开此风气之先，877年他颁布诏令，承认由儿子继承父亲领地的做法。在北意大利，由于查理曼长孙罗退尔的软弱，贵族领主的独立更加彻底。当奥托一世及其后人征服该地时，罗退尔被迫承认北意大利诸侯世袭制的既成事实。在东法兰克王国境内，领地世袭化要稍晚一些，但在康拉德二世(1024-1039)时期，以1037年著名的《米兰敕令》为标志，神圣罗马帝国内的贵族领地也世袭化了。《米兰敕令》确立的原则是：任何领主（无论主教、修道院院长、侯爵、伯爵或其他任何领主）都不得被剥夺其领地，除非是按我们祖先的法令由其同级领主集体裁决他犯了罪；附庸在认为受领主或同级领主不公正对待而可能失去领地时，可以向帝国最高法庭上诉；领主的领地应由儿子或孙子继承，如无子嗣则可由同胞兄弟或同父异母的兄弟继承。　　领地世袭化的意义是领主把所属领地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王权或政府权力连带地产—起分散给了权贵，再无王权能予回收。大世袭领主在自己的世袭领地上可以独行其是，全权管理领地内的各类事务，排斥王权对领地内部事务的干预。他们可以进一步分封听命于己的附庸，并设置法庭来解决附庸之间的纠纷。亨利·哈兰姆总结了封建主义鼎盛时期法兰西的封建主拥有的特权：(1)铸造货币；(2)发动私人战争；(3)除向领主提供财政支援外，免除一切公共捐税；(4)摆脱司法控制；(5)在自己的领地内行使司法权威。“这些特权是如此地广泛，与一切主权原则如此地相对，会令我们从严格的意义上把法兰西看作是一个诸多国家的联合体。”　　这种中央政府权威被排挤出地方政治领域的事态，与欧洲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联系在一起。与9-11世纪西欧普遍的领地世袭化进程同时进行的一个事态是，伴随着内战和私战的绵延及外族的不断入侵，自由民得不到王权的有效保护，他们被迫依附于当地的强大领主以求在混乱时日得以生存。自由民依附领主的方式是将自己的土地奉献给某个领主，再在封建条件下取回这份土地；更流行的方法是自由民被迫承认自己是某个领主的臣属，从而承认从来就不存在的所谓地产的“授予”；作为领主的附庸，自由民获得了领主的庇护，但同时必须向领主履行提供劳役等义务，他们的人身自由被大大剥夺，沦为了农奴。这个进程在遭维金人入侵最严重的西法兰克王国地区发展最早，逐渐也扩散到意大利和德意志。由于有了大批农奴的依附，封建领主就掌握了更坚实的经济基础，因此封建主义从最初的军事性机制扩展为组织经济生产的纽带。由封建主义组织的经济是一种封闭型的自然经济，西欧各地普遍修筑起来的城堡（注：城堡的兴起在西法兰克地区发生较早，在德意志则较晚，大约到11世纪后期才出现，见J.W.汤普逊：《封建时代的德意志》(James Westfall Thompson:Feudal German)，芝加哥，1928年版，第304页。）则是这种经济形态的象征。随着封建主义的成熟，西欧的城堡结构也逐步改进，在西法兰克地区，10世纪时的木结构堡垒建筑让位于11世纪以后的石块建筑。城堡强调了这样的事态，“即领主的权威是基于拥有土地基础上的地方性现实”；它是力量的象征，虽然有时是用作镇压的武器，但也被当作保护周围村庄的手段。“领主和附庸、仆役和农民在城堡内高大的厅堂中一同按序进餐，这反映出这些人组成了一个由双向性义务约束的、存在于国家之内的社团　　城堡是西欧封建社会的基层核心，但在最高王权与最底层的农奴之间，不止是有一层领主，而是有好几个层次，每个领主都可将自己的领地划成数块封给自己的属下，从而形成了一种金字塔形的阶梯网络。一个大领主相对于国王或皇帝来说是附庸(vassal)，国王和皇帝是他的领主(lord)，但相对于这个大领主自己分封的中小贵族来说他就是领主，由他分封的人则是他的附庸；依次类推，直至最低一等的普通骑士。各级领主与附庸相互按契约承担责任和义务。在欧洲大陆，通常情况下附庸只对他的直接领主负责，形成了所谓“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原则。但英格兰的情形有所不同，1086年，征服者威廉召集全体大小封建主宣誓尽忠王室，各级领主便与英王发生了直接的主臣关系。[14]这是英国封建主义的特点。事实上，欧洲各地区领主与附庸间具体的责任和义务及运作方式各有所差，并无统一的规则；神圣罗马帝国的封建制度与英格兰的封建制度大相径庭，法国与西班牙的情形相去甚远，德意志与意大利的做法也不尽然。这正是西欧封建主义之“非系统性”的一个方面，恰如著名史家威尔斯强调的那样：“处在其鼎盛时期的封建主义什么都是，就是没有系统性。它是粗略组织起来的混乱状态。”[15](p.638)　　不过西欧的封建制度毕竟还有一些普遍性的规范。总的来说，封建领主与附庸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双向的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他们必须相互承担一系列的责任和义务。领主除给予附庸封地作为其武器、衣食等费用的资源外，还有保护附庸不受任何伤害的责任，而附庸则必须宣誓效忠于领主并向领主履行诸种义务，大致包括应领主之召随领主征战、协助领主处理行政和司法等事务、遇领主有特殊事情（如领主被俘需赎金赎身、领主之儿女婚嫁等）时捐献款项等。[10](pp.367-368)附庸必须遵守封建契约中规定的各种应尽义务，否则就是犯“大罪”(Felony)，有可能失去采邑；而如果他能履行义务，其采邑即可父子相传，领主不得无故籍没。同样，如果领主不能尽到保护附庸的责任，或对附庸不公平，附庸就可宣布解除对领主效忠的誓言。12世纪后期开始有一些法学家阐述封建主从关系，这些受罗马法影响的采邑法法学家们非常注重“领主对领地的权利”(dominium directum)和“附庸的权利”(dominium utile)之间的区别，[2](p.220)他们对两者的权利给予了同等的重视，认为“封建依附关系是一种对双方都有约束而不只是约束附庸的契约”。[16](pp.98-99)阿拉贡王国贵族向国王效忠的传统誓言是最好的佐证：“与您一样优秀的我们，向并不比我们更优秀的您起誓，承认您为我们的国王和最高领主，只要您遵从我们的地位和法律；如果您不如此，上述誓言即无效。”[17](p.54)　　世袭化的封建领主们珍视他们的权利，坚持这些权利对他们来说就是一项维护荣誉的神圣事业；与这项事业相比，对上级领主的忠诚——在最高层次上即是对王权（也即国家权力）的服从——似乎只能处于次要的地位。1022年布卢瓦公爵厄德致其领主法国国王罗伯特的一封信清楚地表明了封建主的心态。布卢瓦公爵在得知国王将通过一次法庭审判来剥夺他的采邑时，拒绝出席受审而代以致信国王以示抗议。他在信中称：“……任何人都会认为我配得上继承〔财产〕。至于我从你那里领得的采邑，很明显它不是你以国王身份而拥有的，而是我感谢你的恩宠通过从我的祖先那里继承而得到的……真的，我为什么不能去捍卫我的自尊？我要求上帝证明我自己的灵魂，我宁可死得光荣而不愿生活没有自尊。”[4](pp.36-37)　　基于这种信念，中世纪领主与领主之间、领主与附庸之间发生争执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一些争执能通过同级领主的集体裁决或上级领主法庭的仲裁得到解决，但还有一些争执靠裁决无法解决，便只能诉诸武力，由此引发的贵族之间的私战十分普遍。13世纪中叶法国国王再三颁布禁止王室直属领地内附庸间相互私斗的诏令可证明这类私斗的普遍性。另一个证明贵族私战普遍性的佐证是基督教会约束私战的努力：9世纪末法兰西地区几次宗教会议（989、990、994年）规定了一种称作“上帝的和平(Peace of God)”的惯例，号召封建主和封建武士在一定的期限内不劫掠教会财产和老弱病残人等。此惯例在11世纪中叶时在欧洲其他地方得到推广，名目变成了“上帝的休战(Truce of God)”，封建武士被要求去支持教会，每周从星期三日落至星期一日出期间停止一切争战。[10](pp.412-417)但从相反方面去理解的话，“上帝的休战”意味着封建武士还能在一周的其他三天中用武力来解决相互间的争端。　　封建主们与国王及皇帝之间的争执，也应包括在私斗范畴内，因为在封建主们看来，君主并非最高权力拥有者，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也是附庸，即上帝的附庸。封建权利的维护者、《保卫权利反对暴君》一书的作者宣称：“上帝授予国王到其王国，与附庸被其领主授予采邑的方式几乎完全相同。我们必须得出结论：国王是上帝的附庸，他们如果犯了大罪，也必然要被剥夺他们从领主那里得到的权益……既然上帝占据着最高领主的位置而国王是附庸，谁敢否认我们必须服从上帝这个领主而非身为附庸的国王呢？”[16](p.99)那么由谁来行使这种对君主的剥夺？自然是那些自认为代行上帝旨意的封建主，他们往往以上帝之名义集体反抗君主。如在13世纪初反抗国王约翰的英国贵族武装的首领便自称是“上帝和神圣教会之军的统帅”，[18](p.67)这场争斗以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告终，英国贵族成功地限制了国王的权力，也保护了自己的许多权利。　　在德意志地区，封建诸侯对抗其领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意向更加坚决。德意志的封建割据势力源于日耳曼部落军事首领制，查理曼曾对古老的诸日耳曼公爵权势进行大力抑制，但始终未能将其彻底根除。在查理曼死后，东法兰克王国境内诸侯割据局面逐渐又恢复起来。从奥托一世起，神圣罗马帝国不乏有雄才大略、武功赫赫的皇帝，但在德意志内部，他们始终只能是几个大诸侯中的第一人而已，故日耳曼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王冠相继在萨克森家族(919-1024)、法兰克尼亚家族(1024-1125)、萨克森家族(1125-1138)、斯瓦本的霍亨斯陶芬家族(1138-1254)间轮换传递。日耳曼人几大公国的首领可以承认国王和皇帝的职位，也时时向皇帝宣誓效忠，但他们决不愿承认他们从国王处获得他们的公国，或者说从国王处得到他们的领地，他们声称他们的领地是“太阳采邑”(Sonnenlehen)，即取自太阳的领地，以此来强调他们的完全自由。[19](pp.293-294)一旦时机来临，德意志诸侯总是毫不犹豫地反抗皇帝权威，坚持自己独立的权利。　　封建主义政治机制便是这样建立在各级领主与附庸个人之间很不稳固的行为规范基础之上。这套规范，本质上是属于私法范畴内的东西，它们不能与现代国家的那种公共法律混为一谈，现代意义上的公法在中世纪的欧洲几乎完全不存在。故有学者称“在封建国家里，私法取代了公法的地位”。对此威尔斯作了这样的补充：“更确切地说是公法沦丧并消失了，而私法则来填补了这个真空；公共责任变成了私下的义务。”[15](p.640)　　由于领主—附庸间阶梯型网络的破毁，封建国家的界限也是杂乱无章，一个君主所统治的东西，不是对某个确定的地域的统治，而是他手中所掌握的“权利”之延伸。在所谓的封建“权利”中，由联姻所致的王朝继承具有特殊的意义。在中世纪乃至近代早期的欧洲，王朝继承在国际政治中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通过王朝世袭体系安排的个人继承是国家生存的自然伙伴，王室成员之间的联姻可以导致国家像财产一样合并或甚至瓜分。因此，“外交家们将大量的时间花在嫁妆事宜上，嫁妆事宜乃是有关遗产继承或潜在遗产继承的一种国际交易”。[21](p.94)这种情形，在法国加佩王朝(987-1328)时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路易六世(1081-1137)安排其子路易七世(1137-1180)与阿基坦(Aquitaine)家族的女继承人爱丽娜结婚，有望使普图瓦(Poitou)、桑顿日(Saintonge)和圭亚那(Guienne)等大片领地并入王室直属领，使法国王室领的规模扩大整整一倍。但1152年爱丽娜与路易七世的离婚却一下子使这个成果消失殆尽，而随后爱丽娜与安茹伯爵亨利（英国国王亨利二世）的再婚更使法王的这个附庸的领地扩大到可怕的规模。[22](p.107)　　基于时时变化的联姻继承体系和不确定的私人契约关系，封建国家（如果姑且把这些君主的领地称作“国家”的话）的疆域显得极其模糊。例如，亨利二世(1154-1189)统治着英格兰，同时又是诺曼底公爵、安茹伯爵、图棱伯爵和曼恩伯爵，他的权限“从北冰洋一直延伸到比利牛斯山脉”，英格兰只是他的行省之一。但是，他作为诺曼底等领地的领主，又应是法国国王的附庸，因此他得去巴黎拜见法王以示忠诚。[23](pp.184,187)而此时的法国国王名义上是亨利二世的领主，对亨利二世的英格兰王国并无统治权，就连对诺曼底等地，他实际上也无法行使有效管辖。法国国王腓力普二世在决意控制诺曼底之前，先得在1202年以领主身份剥夺英王约翰在法国的采邑，随后再派兵攻占诺曼底公国。[24](p.7)而当1213年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废黜约翰并邀腓力普二世出任英国国王时，法国国王甚至可能把英格兰归入他的个人统治。[25](p.32)确定法国国王的统治区域是一件为难之事，虽然法兰西王国理应含括大致相当于原西法兰克王国的疆域，但当时人却往往只把巴黎周围的那一小块王室直属领地视为法国。迟至13世纪末，当法国国王的权力已大大扩展之时，法国南部一些地方如土伦等地的官员还习惯于说“派信使到法兰西去”，他的意思是派人去巴黎。[26](p.388)同样，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名义上是德意志、北意大利众多诸侯的领主，但他对这些地区的统治却极为软弱。可他作为西西里国王，却能在这个基督教国度的外围地区行使着极其严酷的统治，剥夺了贵族、教士和城市的诸多权利。此外，他又在1229年加冕为耶路撒冷国王，使自己的权力伸展到地中海东岸地区。　　这些缺乏稳定疆域范围的西欧封建国家的君主不仅对内无法实行统一的管理，对外也不能以主权者的身份进行平等的交往。一个典型的事例是，1329年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访问法国，在亚眠受到法国国王腓力普五世的热情接待，但爱德华三世对是否应向法国国王表示臣服（按惯例是采用交握双手置于领主两手之间的仪式）迟疑不决，他的谋士建议他等回英国查阅有关古代契约后再决定对待法国国王的礼仪。在查阅了旧有契约后，爱德华三世致书腓力普五世称：“吾等已查悉〔英王对待法王的〕礼仪若何，故谨致此函告知，吾等在亚眠尊奉法国国王之礼仪应是臣属朝见领主之礼。[10](p.366)此事件表明，英法两国的关系主要取决于两国君主的祖先之间订立的契约规范，而不是由国家间的平等法规来决定。九年之后，爱德华三世为对抗腓力普五世，积极地追求同神圣罗马帝国结盟，他与德意志皇帝结盟的方式是向皇帝巴伐利亚的路易斯效忠，自愿作皇帝的附庸，皇帝则封爱德华三世为皇帝在德意志西部的代理，随后爱德华便召集西德意志诸侯，要求他们出兵为他进攻法国国王。[28](p.22)可见，中世纪西欧国家之间的联盟也是建立在个人契约的基础上的，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性质完全等同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不过在层次上有所差别而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卡尔顿·海斯声称在中世纪欧洲没有“国际关系”。

弗拉维乌斯·瓦列里乌斯·奥利乌斯·君士坦丁（约280—337），古罗马皇帝（306—337），也称君士坦丁大帝。君士坦丁是罗马帝国西方奥古斯都康士坦提乌斯与其第一个妻子海伦娜的长子。他出生在米西亚省的奈萨。君士坦丁早年从军，先是在加里留部下参加对萨桑波斯战争，后去高卢，随父转战于不列颠，同加里多尼亚作战。306年夏，康斯坦提乌斯在担任奥古斯都仅15个月后死于约克。君士坦丁被军队拥立为奥古斯都。东方的奥古斯都伽列里乌斯也被迫授予君士坦丁以恺撒的称号。然而，君士坦丁为确立其在西方的统治地位，不得不花了6年的时间同其他3个劲敌展开斗争。312年，他在罗马郊外战胜劲敌马克森提，胜利地进入罗马，并占有了原属于马克森提管辖的意大利、非洲和西班牙，确立其对帝国西部的统治，成为名副其实的奥古斯都。313年，君士坦丁与帝国东部的统治者李锡尼在米兰会晤，并共同发布敕令，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敕令承认基督教徒同其他异教徒有信仰自由的同等权利，并把过去被没收的教堂和教会财产归还给他们。基督教从此成为帝国的合法宗教，变成了国家政权的精神支柱。李锡尼在东方打败了占据小亚细亚、埃及和帝国亚洲部分的奥古斯都——马克西米·达札，控制了东方各行省。至此，整个罗马世界只控制在两个奥古斯都手中。但是，两个奥古斯都并立的局面没有维持多久。314年，君士坦丁与李锡尼因边界纠纷而展开战争。李锡尼在班诺尼亚境内和亚得里亚堡一带连遭失败，不得不让出东部的伊利里亚、马其顿、亚加亚等大片土地。这次战争没有取得决定性的结果。随后君士坦丁在莱茵河与多瑙河一带连年作战，曾经打败哥特人，并允准大批“蛮族”入境以补充兵员。223年，君士坦丁与李锡尼开始决战，并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卡尔西顿一带彻底地打败了李锡尼。李锡尼被送往帖撒罗尼加。第二年，他被以阴谋叛变和私通蛮族的罪名而处死。君士坦丁从此就成了罗马帝国惟一独裁统治者。恢复帝国统一后，325年，君士坦丁在小亚细亚的尼西亚召开了第一次基督教主教会议，确定正统教义，谴责阿里乌斯派为“异端”，从思想上、政治上全面控制基督教，使之成为罗马帝国政治统治的工具。但是，帝国的统一以及废弃戴克里先的四君共治制，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帝国内部分裂的因素。鉴于帝国特定的地理环境，复杂的政治局势，为加强对帝国的控制，避免皇权旁落，君士坦丁不得不继续奉行共治制，把他的3个儿子任命为恺撒，分别统治帝国的不同区域，君士坦丁二世掌管西班牙、高卢和不列颠；康士坦提二世掌管亚洲行省和埃及；康士坦斯掌管意大利、西伊利里亚和非洲。此外，还派两个侄儿——达尔马提和汉尼巴里阿努斯治理较小的地区；达尔马提驻守哥特前线，后者驻守黑海沿岸。君士坦丁只是直接统辖巴尔干半岛和黑海附近，把主要精力放在多瑙河边境上。君士坦丁本想以此来避免皇权旁落，但事与愿违，同许多专制君主一样，只会给他的家族带来骨肉相残之祸。帝国分裂不可避免，内战势必发生，从而加速了帝国社会经济崩溃的过程。继戴克里先之后，君士坦丁采取一系列措施，巩固中央集权，强化官僚体制，实行文武分治，征收人头税和土地税等。为加强其君主专制统治，君士坦丁竭力寻找理论根据。继313年的“米兰敕令”之后，于325年亲自主持召开了尼西亚主教会议，确定基督教为正统教——国教，为君主专制提供了精神支柱。此后，他对基督教采取保护的态度，授予基督教会许多特权。例如，免除基督教僧侣个人对国家的徭役义务，主教有权审判教会案件。教会还获得了接受遗产、馈赠购买和释放奴隶等权利。同时，宣布阿里乌斯教为异教，规定基督教徒必须尊奉的信条，即圣子基督是永恒的，与圣父、圣灵是同体的。为加强君主专制统治，君士坦丁强化官僚体制。他统治时期，设立了许多新官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官僚按严格的等级制度冠以尊贵头衔，享有一系列如免纳租税、免受拷打，只受元首审判等特权。君主保护他们，而他们则以效忠君主为其最高职责，君主的意志就是惟一的法律。至此，共和制的残余已经不复存在了。为加强君主专制统治，君士坦丁继续推行由戴克里先开创的把军队分为边防军团和内地机动军团的军事改革以及在各行省中使军权和民政权分立的政策，使军事权力集中在皇帝的手中。为了确保兵员，提高军事实力，君士坦丁改变传统的招兵制度，招收蛮族人充实军队，结果，罗马军队的蛮族化大大加强。例如，由4万名哥特人组成的“同盟者”是一支特殊的军队，它从帝国政府领取饷银。许多蛮族人在帝国军队中获得高级军官的职位。君士坦丁在其统治的最初20年中，在罗马建立起一个比戴克里先体制更为完备的君主政体。但是，这种体制的根本目标在于君士坦丁试图通过强制措施来缓解3世纪业已出现的奴隶制危机，维护大奴隶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君士坦丁曾正式宣布，准允贫民出卖自己的子女为奴。还颁布法令确认奴隶主有权将被释放的奴隶及其子女重新沦为奴隶。2世纪时，皇帝哈德良和安敦尼曾先后颁布过禁止主人杀害奴隶的法令。这时，君士坦丁的法令中则明确规定：主人为纠正不驯顺的奴隶的恶劣行为而鞭挞奴隶致死可不受起诉。对煽动奴隶逃跑的人由原来的仅处以罚款到这时的受严刑拷打。从前，对逃跑的蛮族奴隶只需将其交给原主即可，而现在则要把他们放逐到矿山去，有时砍断奴隶的腿。在君主制统治下，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更加恶化。奴隶主阶级在它的保护下，重新获得了随意役使，甚而杀害奴隶的特权。当然，这些严刑酷法对社会其他劳动者，特别是隶农同样行之有效。实际上，它已经使隶农和奴隶在地位上很少区别。君士坦丁曾下令对窝藏别人奴隶的人处以大批罚金，给逃亡隶农戴上镣铐，送还原主。君士坦丁的这些法令为其继承者所承认并使其适用范围日益扩大。大批隶农及其子女依法被禁锢在奴隶主的土地上。城市手工业者同样也失去了基本人权：不能自由脱离其所属的手工业公会；向国家缴纳贡税并服劳役。因此，君士坦丁的君主专制制度的阶级实质就是推行一系列反动的政策，竭力迫使劳动群众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确保隶农制大土地所有者所需要的劳动人手和国家赋税的收入来源。这种制度实施的结果是导致了罗马帝国的农业、手工业日益走向衰落，使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更加恶化。在对外政策上，他继续奉行戴克里先的政策。313年，曾先后在西方和多瑙河沿岸成功地反击了法兰克人和哥特人的进攻。由于帝国东部在经济、战略上日益重要，330年，君士坦丁放弃了千年古都——罗马，迁都于巴尔干半岛的拜占庭，改名为君士坦丁堡（意为“君士坦丁之城”）。临终前，君士坦丁受洗为基督教徒。

国王＿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 西欧封建主义的形成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论题。许多学者将封建主义的萌芽追溯到古罗马帝国晚期的社会结构和日耳曼蛮族原有的军事组织。其中，法兰克人的扈从制度（或称亲兵制度）对封建主义形成的影响尤为巨大。一个领域内的统治者为确保其政权的稳固，往往“通过依靠他的可以信赖的军人组成的扈从在他自己和那些完全是作为统治客体的下层民众之间架起桥梁”，为此他“从他控制下的土地管区中赐给他们土地作为采邑”；而他的直接封臣又“时常把他们自己的采邑分成小块授予他们的扈从成员”。这种土地的分封，乃是蛮族统治者试图把个人关系的框架纳入正在运行的统治结构的过程，其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作为个人联盟的国家 封建社会最初是一种“军事性的社会”。[5](p.249)而随着公元6-8世纪法兰克人统治的扩展，这种政治运作机制也逐渐扩及了整个西欧。 但在公元9世纪中叶以前，西欧所存在的还只能算作是一种“准封建”(quasi-feudalism)状态，只有在查理曼帝国崩溃以后，西欧的封建主义才步入其成熟时期。[6](p.353)所谓“准封建”状态与成熟的封建主义之间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封建领地是否世袭化。在查理大帝去世前的法兰克王国中，统治者给予其封臣领地只是作为该封臣个人对其效忠的一种报酬，封臣对领地的拥有有一定的年限，至多也只是终身，当封臣去世后其领地将由统治者收回。[7](p.160)通过这种方式，法兰克国王们避免了政治统治的分裂。在东法兰克王国境内，领地世袭化要稍晚一些，但在康拉德二世(1024-1039)时期，以1037年著名的《米兰敕令》为标志，神圣罗马帝国内的贵族领地也世袭化了。《米兰敕令》确立的原则是：任何领主（无论主教、修道院院长、侯爵、伯爵或其他任何领主）都不得被剥夺其领地，除非是按我们祖先的法令由其同级领主集体裁决他犯了罪；附庸在认为受领主或同级领主不公正对待而可能失去领地时，可以向帝国最高法庭上诉；领主的领地应由儿子或孙子继承，如无子嗣则可由同胞兄弟或同父异母的兄弟继承。[10](pp.383-384) 领地世袭化的意义是领主把所属领地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王权或政府权力连带地产—起分散给了权贵，再无王权能予回收。大世袭领主在自己的世袭领地上可以独行其是，全权管理领地内的各类事务，排斥王权对领地内部事务的干预。他们可以进一步分封听命于己的附庸，并设置法庭来解决附庸之间的纠纷。[11](pp.45-50)亨利·哈兰姆总结了封建主义鼎盛时期法兰西的封建主拥有的特权：(1)铸造货币；(2)发动私人战争；(3)除向领主提供财政支援外，免除一切公共捐税；(4)摆脱司法控制；(5)在自己的领地内行使司法权威。“这些特权是如此地广泛，与一切主权原则如此地相对，会令我们从严格的意义上把法兰西看作是一个诸多国家的联合体。”[7](p.205) 这种中央政府权威被排挤出地方政治领域的事态，与欧洲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联系在一起。与9-11世纪西欧普遍的领地世袭化进程同时进行的一个事态是，伴随着内战和私战的绵延及外族的不断入侵，自由民得不到王权的有效保护，他们被迫依附于当地的强大领主以求在混乱时日得以生存。自由民依附领主的方式是将自己的土地奉献给某个领主，再在封建条件下取回这份土地；更流行的方法是自由民被迫承认自己是某个领主的臣属，从而承认从来就不存在的所谓地产的“授予”；作为领主的附庸，自由民获得了领主的庇护，但同时必须向领主履行提供劳役等义务，他们的人身自由被大大剥夺，沦为了农奴。这个进程在遭维金人入侵最严重的西法兰克王国地区发展最早，逐渐也扩散到意大利和德意志。由于有了大批农奴的依附，封建领主就掌握了更坚实的经济基础，因此封建主义从最初的军事性机制扩展为组织经济生产的纽带。[12](p.38)由封建主义组织的经济是一种封闭型的自然经济，西欧各地普遍修筑起来的城堡（注：城堡的兴起在西法兰克地区发生较早，在德意志则较晚，大约到11世纪后期才出现，见J.W.汤普逊：《封建时代的德意志》(James Westfall Thompson:Feudal German)，芝加哥，1928年版，第304页。）则是这种经济形态的象征。随着封建主义的成熟，西欧的城堡结构也逐步改进，在西法兰克地区，10世纪时的木结构堡垒建筑让位于11世纪以后的石块建筑。城堡强调了这样的事态，“即领主的权威是基于拥有土地基础上的地方性现实”；它是力量的象征，虽然有时是用作镇压的武器，但也被当作保护周围村庄的手段。“领主和附庸、仆役和农民在城堡内高大的厅堂中一同按序进餐，这反映出这些人组成了一个由双向性义务约束的、存在于国家之内的社团 不过西欧的封建制度毕竟还有一些普遍性的规范。总的来说，封建领主与附庸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双向的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他们必须相互承担一系列的责任和义务。领主除给予附庸封地作为其武器、衣食等费用的资源外，还有保护附庸不受任何伤害的责任，而附庸则必须宣誓效忠于领主并向领主履行诸种义务，大致包括应领主之召随领主征战、协助领主处理行政和司法等事务、遇领主有特殊事情（如领主被俘需赎金赎身、领主之儿女婚嫁等）时捐献款项等 封建主们与国王及皇帝之间的争执，也应包括在私斗范畴内，因为在封建主们看来，君主并非最高权力拥有者，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也是附庸，即上帝的附庸。封建权利的维护者、《保卫权利反对暴君》一书的作者宣称：“上帝授予国王到其王国，与附庸被其领主授予采邑的方式几乎完全相同。我们必须得出结论：国王是上帝的附庸，他们如果犯了大罪，也必然要被剥夺他们从领主那里得到的权益……既然上帝占据着最高领主的位置而国王是附庸，谁敢否认我们必须服从上帝这个领主而非身为附庸的国王呢？”[16](p.99)那么由谁来行使这种对君主的剥夺？自然是那些自认为代行上帝旨意的封建主，他们往往以上帝之名义集体反抗君主。如在13世纪初反抗国王约翰的英国贵族武装的首领便自称是“上帝和神圣教会之军的统帅”，[18](p.67)这场争斗以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告终，英国贵族成功地限制了国王的权力，也保护了自己的许多权利。 在德意志地区，封建诸侯对抗其领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意向更加坚决。德意志的封建割据势力源于日耳曼部落军事首领制，查理曼曾对古老的诸日耳曼公爵权势进行大力抑制，但始终未能将其彻底根除。在查理曼死后，东法兰克王国境内诸侯割据局面逐渐又恢复起来。从奥托一世起，神圣罗马帝国不乏有雄才大略、武功赫赫的皇帝，但在德意志内部，他们始终只能是几个大诸侯中的第一人而已，故日耳曼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王冠相继在萨克森家族(919-1024)、法兰克尼亚家族(1024-1125)、萨克森家族(1125-1138)、斯瓦本的霍亨斯陶芬家族(1138-1254)间轮换传递。日耳曼人几大公国的首领可以承认国王和皇帝的职位，也时时向皇帝宣誓效忠，但他们决不愿承认他们从国王处获得他们的公国，或者说从国王处得到他们的领地，他们声称他们的领地是“太阳采邑”(Sonnenlehen)，即取自太阳的领地，以此来强调他们的完全自由。[19](pp.293-294)一旦时机来临，德意志诸侯总是毫不犹豫地反抗皇帝权威，坚持自己独立的权利。 封建主义政治机制便是这样建立在各级领主与附庸个人之间很不稳固的行为规范基础之上。这套规范，本质上是属于私法范畴内的东西，它们不能与现代国家的那种公共法律混为一谈，现代意义上的公法在中世纪的欧洲几乎完全不存在。故有学者称“在封建国家里，私法取代了公法的地位”。对此威尔斯作了这样的补充：“更确切地说是公法沦丧并消失了，而私法则来填补了这个真空；公共责任变成了私下的义务。”[15](p.640) 由于领主—附庸间阶梯型网络的破毁，封建国家的界限也是杂乱无章，一个君主所统治的东西，不是对某个确定的地域的统治，而是他手中所掌握的“权利”之延伸。在所谓的封建“权利”中，由联姻所致的王朝继承具有特殊的意义。在中世纪乃至近代早期的欧洲，王朝继承在国际政治中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通过王朝世袭体系安排的个人继承是国家生存的自然伙伴，王室成员之间的联姻可以导致国家像财产一样合并或甚至瓜分。因此，“外交家们将大量的时间花在嫁妆事宜上，嫁妆事宜乃是有关遗产继承或潜在遗产继承的一种国际交易”。 基于时时变化的联姻继承体系和不确定的私人契约关系，封建国家（如果姑且把这些君主的领地称作“国家”的话）的疆域显得极其模糊。 这些缺乏稳定疆域范围的西欧封建国家的君主不仅对内无法实行统一的管理，对外也不能以主权者的身份进行平等的交往。

中国古代战争只有在春秋以前才会下战书约战，击败对手后一般会释放俘虏。到了春秋后期，这种战争历礼节就渐渐消亡了，各国在战争中都是无所不用其及。尤以战国时期战乱频频，战争以消灭敌国为目的，最为暴乱。如秦白起于伊阙之战杀韩魏联军24万人，于长平之战坑杀赵军45万人。在这样暴虐的情况下，战场规则被完全抛弃。为威吓敌方，常常坑杀敌军俘虏，或将阵亡敌军首级砍下堆成“京观”，甚至屠杀平民。此后由于儒学“仁”的思想影响，直到唐代，大规模屠杀俘虏的记载方才少有耳闻（最后一次屠杀10万人以上的记载是唐薛仁贵“三箭平天山”后将放下武器投降的10万西突厥军尽数坑杀）。总而言之，中国古代战争可以说是极不讲规矩，为了胜利不择手段。到了民国，受西方的影响，一般俘虏会被遣散或收编，而将官更是有免死的不成文规定，但是也有杀俘的恶性事件。如孙传芳就曾将俘虏的奉军将领斩首，结果他下野后被该将领的女儿刺死；西北军宋哲元曾在陕西将俘虏的土匪坑杀，引起全国通电谴责。中国古代一项不那么文明的交战惯例是：战胜的一方将战败一方阵亡者的尸体堆积在大路两侧，覆土夯实，形成一个个大金字塔形的土堆，号为“京观”或“武军”，用以夸耀武功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史称东周。诸侯 争霸的春秋时期开始。 约公元前753年，传说罗马建城。 公元前685年，齐桓公即位，以管仲为相，进行改革。 公元前509年，罗马王政时代结束，共和国建立。 公元前453年，晋国赵、韩、魏三家共灭知氏，三分其领地。 公元前449年，罗马颁行十二铜表法。 公元前356年，秦国商鞅开始变法。 公元前264年前241年，罗马与迦太基爆发第一次布匿战争。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中国，建立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王朝 秦朝，自称“始皇帝”。 公元前218年 前201年，罗马与迦太基爆发第二次布匿战争。 公元前202年，刘邦在楚汉战争中击败项羽，建立西汉王朝。 公元前149年 前146年，罗马与迦太基爆发第三次 布匿战争，迦太基城被摧毁。 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刘彻即位，西汉进入强盛时期。 公元前2世纪30年代 前1世纪30年代，罗马内战时代。 公元前119年，西汉卫青、霍去病击败匈奴，从此匈奴远徙。 公元前73年 前71年，罗马斯巴达克奴隶大起义 公元前60年，西汉设置西域都护府，对西域进行管辖。 公元前60年，罗马庞培、克拉苏、恺撒结成“前三头政治”。 公元前51年，汉宣帝刘询召集石渠阁会议，讨论五经异同。 公元前43年，罗马安东尼、屋大维、李必达结成“后三头政治”。 公元前33年，西汉王昭君出塞。 公元前27年，屋大维确立元首制，建立罗马帝国。 公元8年，王莽代汉建立新朝。 公元14年 68年，罗马帝国朱里亚克劳狄王朝 公元25年，刘秀建立东汉王朝。 公元26年，罗马帝国弗拉维王朝。 公元73年，东汉窦固击败匈奴，班超出使西域。 公元79年，罗马维苏威火山爆发，庞贝等城被湮没 公元92年，宦官郑众等因诛杀外戚有功而封侯，宦官开始用权。 公元96年 192年，罗马帝国安东尼王朝。 公元97年，东汉班超派遣甘英出使大秦（即罗马帝国），甘英 至条支，临海而还。 公元166年，大秦（罗马）王安敦使者至汉朝。 公元184年，张角领导黄巾大起义。 公元193年 235年，罗马帝国塞维鲁王朝。 公元208年，孙权、刘备联军在赤壁之战中击败曹*军队。 公元212年，罗马皇帝卡拉卡拉颁布敕令，把罗马公民 权授予境内自由人。 公元220年，曹丕废汉献帝自立为帝，建立魏国。 公元235年 284年，罗马社会陷入“三世纪危机”， 蛮族开始越境入侵。 公元280年，西晋灭吴，短暂统一中国。 公元284年 305年，罗马戴克里先进行改革。 公元291年，西晋爆发“八王之乱”。 公元313年，君士坦丁皇帝颁布“米兰敕令”，承认基督教合法。 公元316年，匈奴兵攻占长安，西晋结束，次年东晋建立。 公元330年，君士坦丁迁都拜占庭，改名君士坦丁堡 公元383年，东晋军队在淝水之战中大败前秦军队。 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 公元420年，刘裕废东晋帝自立，国号宋，史称刘宋，南朝开始。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皇帝罗慕洛奥古斯都被废除， 西罗马帝国灭亡。 公元1453年,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土尔其帝国攻破,东罗马灭亡. 同年明朝建立85年.

　　康斯坦丁大帝又译作君士坦丁大帝　　君士坦丁大帝　　信息来源：风云人物网　　公元280～公元337　　君士坦丁大帝是罗马第一位信仰基督教的皇帝。他信仰基督教并制订出鼓励该教发展的许多政策，使基督教从一个受迫害的宗教转变为在欧洲占统治地位的宗教起了重大的作用。　　君士坦丁约于280年出生在南斯拉夫的内苏斯镇（今日的尼什）。他父亲是一位部队的高级将领。君士坦丁在戴克里先皇帝的宫廷所在地尼考米迪亚度过少年时期。　　戴克里先305年让位，君士坦丁的父亲君士坦子就成了罗马帝国西半部的君主。君士坦子翌年去世，他的军队要求君士坦丁当皇帝，但是另一些将领反对这一要求，因而爆发了一系列的国内战争。战争一直到312年君士坦丁在罗马附近的米尔维安大桥战役中击败他的最后一个劲敌马克森提时才告结束。　　君士坦丁成了罗马帝国西半部名正言顺的统治者，但是东半部却是由另一位将军李锡尼统治着。323年君士坦丁主动出击，打败了李锡尼。他从那时起到337年逝世时一直都是罗马帝国唯一的君主。　　君士坦丁究竟何时开始信奉基督教我们不得而知。最通常的一种说法是在米尔维安大桥战役的前夕，君士坦丁看到天空上闪耀着十字架样的火舌与这样的话：“这是你克敌的迹象。”不管君士坦丁怎样或何时成为基督信徒的，他总是非常热衷于基督教的发展。他最早期的行动之一就是颁布《米兰敕令》，根据这部敕令，基督教成为一种合法的、自由的宗教。敕令还要求归还先前迫害时期没收的基督教教会的财产，规定星期天为礼拜日。　　颁布《米兰敕令》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让所有的人都有宗教信仰的自由。相反，它标志着君士坦丁的统治正式对犹太教实行迫害的开始，而这种迫害在基督教化的欧洲持续了数百年之久。　　君士坦丁建立基督教决不是为了使它成为正式的国教，但是他制订的法律和其它的政策都有力地促进了它的发展。显而易见，在他统治期间改信基督教会增大在政治上谋到高官显位的可能性。他的法令给予基督教各种不同实惠的特权及税收豁免权。几所属于世界最著名的教堂也是在他的统治期间建成的，如伯利恒圣诞教堂和耶路撒冷圣墓（耶稣墓）教堂。　　仅就君士坦丁作为罗马第一位信仰基督教的皇帝所起的作用就可以使他在本册中有一席之位。况且他的另外几个举动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一，他重建并大规模扩建了古老的城市拜占庭，把它重新命名为君士坦丁堡，并定为首都。君士坦丁堡（今名伊斯坦布尔）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直到1453年仍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　　君士坦丁对基督教派的内部事物也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为了解决阿里乌和亚大那西（两位神学家提出了相互对立的学说）的信徒之间发生的一场论战，君士坦丁召开了尼西亚会议——基督教第一次会议（325年）。他在会上起了积极的作用，会议通过了《尼西亚信经》①，结束了这场论战，《尼西亚信经》成了正统的基督教学说。　　君士坦丁制定的一些民法更为重要。他创建的法律规定某些职业（如屠夫和面包师）为世袭职业。他还颁布一道法令禁止佃农离开祖种的土地，用现代话来说，他把佃农变成了农奴，终生依附在那块土地上。这道法令和类似的法律为奠定中世纪欧洲整个的社会结构基础起到了积极作用。　　君士坦丁直到临终时才肯接受洗礼，显然在此很久以前他就变成了基督教信徒。同样也很清楚基督教精神已完全使他神魂颠倒了。即使按照当时的标准来说，他也是残酷无情的，而且不仅仅是对他的敌人。不知何故，326年他的妻子和长子都死在他的手下。　　也许可以证明君士坦丁信奉基督教并没有真正改变历史的进程，而只是顺应了这不可避免的历史潮流。戴克里先帝王（284～305在位）疯狂地迫害基督教，但毕竟没有得逞，因为当时基督教的势力已非常强大，即使用最疯狂的手段也无法把它消除。当人们想到戴克里先企图消灭基督教的斗争终归失败时，也许会认为即使没有君士坦丁的干预，基督教最终也会赢得胜利。　　这样的猜想新颖独特，但却不能以理服人。很难说没有君土坦丁将会是怎样一番情形。但是很显然在他的鼓励下基督教的势力和影响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扩大。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基督教就从少数人的宗教变成为地球上最大帝国里居支配地位的法定宗教。显然，君士坦丁是欧洲史上最伟大的关键人物之一。他的名次比亚历山大大帝、拿破仑和希特勒更高些，尽管他们的名气比他还要大，但是他的政策具有更为持久的影响。　　①《尼西亚信经》：由尼西亚公会议所编订，故命。其主要内容为：相信上帝（天主）圣父、圣子、圣灵（圣神）。明确规定上帝为“独一、全能的父”和“创造有形、无形万物的主”；相信耶稣基督“在万世以前与父一体”，“受生而非被造”；相信圣灵（圣神）“是主、是赐生命的”，“与父子同受敬拜，同受尊崇”，“相信圣而公之教会”等。

西欧封建主义的形成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论题。许多学者将封建主义的萌芽追溯到古罗马帝国晚期的社会结构和日耳曼蛮族原有的军事组织。其中，法兰克人的扈从制度（或称亲兵制度）对封建主义形成的影响尤为巨大。一个领域内的统治者为确保其政权的稳固，往往“通过依靠他的可以信赖的军人组成的扈从在他自己和那些完全是作为统治客体的下层民众之间架起桥梁”，为此他“从他控制下的土地管区中赐给他们土地作为采邑”；而他的直接封臣又“时常把他们自己的采邑分成小块授予他们的扈从成员”。这种土地的分封，乃是蛮族统治者试图把个人关系的框架纳入正在运行的统治结构的过程，其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作为个人联盟的国家 封建社会最初是一种“军事性的社会”。而随着公元6-8世纪法兰克人统治的扩展，这种政治运作机制也逐渐扩及了整个西欧。但在公元9世纪中叶以前，西欧所存在的还只能算作是一种“准封建”(quasi-feudalism)状态，只有在查理曼帝国崩溃以后，西欧的封建主义才步入其成熟时期。所谓“准封建”状态与成熟的封建主义之间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封建领地是否世袭化。在查理大帝去世前的法兰克王国中，统治者给予其封臣领地只是作为该封臣个人对其效忠的一种报酬，封臣对领地的拥有有一定的年限，至多也只是终身，当封臣去世后其领地将由统治者收回。通过这种方式，法兰克国王们避免了政治统治的分裂。此外，在8-9世纪法兰克王国兴盛时期，商务贸易和货币仍然通行，统治者还能用货币来酬常其臣属，故封地并非是获取效忠的惟一手段。事实上，查理曼很注意国家权威的完整性，他对分封领地非常谨慎，除了恰巧驻在边境上或蛮族所居地区的伯爵以外，查理曼“从不授给任何伯爵一个以上的郡”，他的理由是：“凭那份进款或那份地产……我就可以使某个臣属效忠，而他也会像随便哪个主教或伯爵一样好，或者还要好些。”这种政策的实际效果是使贵族的领地保持在较小的规模并与基督教会的教区体系犬牙交错，从而排除了贵族领地独行其是的危险性。然而，查理曼死后，卡洛林帝国便陷于内战不已，并遭受来自马扎尔人、维金人和阿拉伯人外来入侵的混乱局面，查理大帝约束大贵族割据倾向的努力付诸东流了。查理曼子孙之间的骨肉相残致使帝国权威急剧衰落。查理曼的几个孙子为击败竞争对手，争相拉拢一些有权有势的大贵族，而在战乱频繁、贸易中断的情形下，货币失去了它原有的价值，土地成为君主收买臣属的主要手段。于是，他们抛弃查理曼那套限制贵族领地规模的策略，开始允许同一个人拥有不止一个郡的领地。当一些贵族因领地膨胀而实力大增时，国王们自然而然地又向他们作新的让步，给予他们对其领地的世袭权利。西法兰克王国的秃头查理开此风气之先，877年他颁布诏令，承认由儿子继承父亲领地的做法。在北意大利，由于查理曼长孙罗退尔的软弱，贵族领主的独立更加彻底。当奥托一世及其后人征服该地时，罗退尔被迫承认北意大利诸侯世袭制的既成事实。在东法兰克王国境内，领地世袭化要稍晚一些，但在康拉德二世(1024-1039)时期，以1037年著名的《米兰敕令》为标志，神圣罗马帝国内的贵族领地也世袭化了。《米兰敕令》确立的原则是：任何领主（无论主教、修道院院长、侯爵、伯爵或其他任何领主）都不得被剥夺其领地，除非是按我们祖先的法令由其同级领主集体裁决他犯了罪；附庸在认为受领主或同级领主不公正对待而可能失去领地时，可以向帝国最高法庭上诉；领主的领地应由儿子或孙子继承，如无子嗣则可由同胞兄弟或同父异母的兄弟继承。领地世袭化的意义是领主把所属领地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王权或政府权力连带地产—起分散给了权贵，再无王权能予回收。大世袭领主在自己的世袭领地上可以独行其是，全权管理领地内的各类事务，排斥王权对领地内部事务的干预。他们可以进一步分封听命于己的附庸，并设置法庭来解决附庸之间的纠纷。亨利·哈兰姆总结了封建主义鼎盛时期法兰西的封建主拥有的特权：(1)铸造货币；(2)发动私人战争；(3)除向领主提供财政支援外，免除一切公共捐税；(4)摆脱司法控制；(5)在自己的领地内行使司法权威。“这些特权是如此地广泛，与一切主权原则如此地相对，会令我们从严格的意义上把法兰西看作是一个诸多国家的联合体。”这种中央政府权威被排挤出地方政治领域的事态，与欧洲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联系在一起。与9-11世纪西欧普遍的领地世袭化进程同时进行的一个事态是，伴随着内战和私战的绵延及外族的不断入侵，自由民得不到王权的有效保护，他们被迫依附于当地的强大领主以求在混乱时日得以生存。自由民依附领主的方式是将自己的土地奉献给某个领主，再在封建条件下取回这份土地；更流行的方法是自由民被迫承认自己是某个领主的臣属，从而承认从来就不存在的所谓地产的“授予”；作为领主的附庸，自由民获得了领主的庇护，但同时必须向领主履行提供劳役等义务，他们的人身自由被大大剥夺，沦为了农奴。这个进程在遭维金人入侵最严重的西法兰克王国地区发展最早，逐渐也扩散到意大利和德意志。由于有了大批农奴的依附，封建领主就掌握了更坚实的经济基础，因此封建主义从最初的军事性机制扩展为组织经济生产的纽带。由封建主义组织的经济是一种封闭型的自然经济，西欧各地普遍修筑起来的城堡（注：城堡的兴起在西法兰克地区发生较早，在德意志则较晚，大约到11世纪后期才出现，见J.W.汤普逊：《封建时代的德意志》(James Westfall Thompson:Feudal German)，芝加哥，1928年版，第304页。）则是这种经济形态的象征。随着封建主义的成熟，西欧的城堡结构也逐步改进，在西法兰克地区，10世纪时的木结构堡垒建筑让位于11世纪以后的石块建筑。城堡强调了这样的事态，“即领主的权威是基于拥有土地基础上的地方性现实”；它是力量的象征，虽然有时是用作镇压的武器，但也被当作保护周围村庄的手段。“领主和附庸、仆役和农民在城堡内高大的厅堂中一同按序进餐，这反映出这些人组成了一个由双向性义务约束的、存在于国家之内的社团城堡是西欧封建社会的基层核心，但在最高王权与最底层的农奴之间，不止是有一层领主，而是有好几个层次，每个领主都可将自己的领地划成数块封给自己的属下，从而形成了一种金字塔形的阶梯网络。一个大领主相对于国王或皇帝来说是附庸(vassal)，国王和皇帝是他的领主(lord)，但相对于这个大领主自己分封的中小贵族来说他就是领主，由他分封的人则是他的附庸；依次类推，直至最低一等的普通骑士。各级领主与附庸相互按契约承担责任和义务。在欧洲大陆，通常情况下附庸只对他的直接领主负责，形成了所谓“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原则。但英格兰的情形有所不同，1086年，征服者威廉召集全体大小封建主宣誓尽忠王室，各级领主便与英王发生了直接的主臣关系。[14]这是英国封建主义的特点。事实上，欧洲各地区领主与附庸间具体的责任和义务及运作方式各有所差，并无统一的规则；神圣罗马帝国的封建制度与英格兰的封建制度大相径庭，法国与西班牙的情形相去甚远，德意志与意大利的做法也不尽然。这正是西欧封建主义之“非系统性”的一个方面，恰如著名史家威尔斯强调的那样：“处在其鼎盛时期的封建主义什么都是，就是没有系统性。它是粗略组织起来的混乱状态。”[15](p.638)不过西欧的封建制度毕竟还有一些普遍性的规范。总的来说，封建领主与附庸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双向的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他们必须相互承担一系列的责任和义务。领主除给予附庸封地作为其武器、衣食等费用的资源外，还有保护附庸不受任何伤害的责任，而附庸则必须宣誓效忠于领主并向领主履行诸种义务，大致包括应领主之召随领主征战、协助领主处理行政和司法等事务、遇领主有特殊事情（如领主被俘需赎金赎身、领主之儿女婚嫁等）时捐献款项等。[10](pp.367-368)附庸必须遵守封建契约中规定的各种应尽义务，否则就是犯“大罪”(Felony)，有可能失去采邑；而如果他能履行义务，其采邑即可父子相传，领主不得无故籍没。同样，如果领主不能尽到保护附庸的责任，或对附庸不公平，附庸就可宣布解除对领主效忠的誓言。12世纪后期开始有一些法学家阐述封建主从关系，这些受罗马法影响的采邑法法学家们非常注重“领主对领地的权利”(dominium directum)和“附庸的权利”(dominium utile)之间的区别，[2](p.220)他们对两者的权利给予了同等的重视，认为“封建依附关系是一种对双方都有约束而不只是约束附庸的契约”。[16](pp.98-99)阿拉贡王国贵族向国王效忠的传统誓言是最好的佐证：“与您一样优秀的我们，向并不比我们更优秀的您起誓，承认您为我们的国王和最高领主，只要您遵从我们的地位和法律；如果您不如此，上述誓言即无效。”[17](p.54)世袭化的封建领主们珍视他们的权利，坚持这些权利对他们来说就是一项维护荣誉的神圣事业；与这项事业相比，对上级领主的忠诚——在最高层次上即是对王权（也即国家权力）的服从——似乎只能处于次要的地位。1022年布卢瓦公爵厄德致其领主法国国王罗伯特的一封信清楚地表明了封建主的心态。布卢瓦公爵在得知国王将通过一次法庭审判来剥夺他的采邑时，拒绝出席受审而代以致信国王以示抗议。他在信中称：“……任何人都会认为我配得上继承〔财产〕。至于我从你那里领得的采邑，很明显它不是你以国王身份而拥有的，而是我感谢你的恩宠通过从我的祖先那里继承而得到的……真的，我为什么不能去捍卫我的自尊？我要求上帝证明我自己的灵魂，我宁可死得光荣而不愿生活没有自尊。”[4](pp.36-37)基于这种信念，中世纪领主与领主之间、领主与附庸之间发生争执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一些争执能通过同级领主的集体裁决或上级领主法庭的仲裁得到解决，但还有一些争执靠裁决无法解决，便只能诉诸武力，由此引发的贵族之间的私战十分普遍。13世纪中叶法国国王再三颁布禁止王室直属领地内附庸间相互私斗的诏令可证明这类私斗的普遍性。另一个证明贵族私战普遍性的佐证是基督教会约束私战的努力：9世纪末法兰西地区几次宗教会议（989、990、994年）规定了一种称作“上帝的和平(Peace of God)”的惯例，号召封建主和封建武士在一定的期限内不劫掠教会财产和老弱病残人等。此惯例在11世纪中叶时在欧洲其他地方得到推广，名目变成了“上帝的休战(Truce of God)”，封建武士被要求去支持教会，每周从星期三日落至星期一日出期间停止一切争战。[10](pp.412-417)但从相反方面去理解的话，“上帝的休战”意味着封建武士还能在一周的其他三天中用武力来解决相互间的争端。封建主们与国王及皇帝之间的争执，也应包括在私斗范畴内，因为在封建主们看来，君主并非最高权力拥有者，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也是附庸，即上帝的附庸。封建权利的维护者、《保卫权利反对暴君》一书的作者宣称：“上帝授予国王到其王国，与附庸被其领主授予采邑的方式几乎完全相同。我们必须得出结论：国王是上帝的附庸，他们如果犯了大罪，也必然要被剥夺他们从领主那里得到的权益……既然上帝占据着最高领主的位置而国王是附庸，谁敢否认我们必须服从上帝这个领主而非身为附庸的国王呢？”[16](p.99)那么由谁来行使这种对君主的剥夺？自然是那些自认为代行上帝旨意的封建主，他们往往以上帝之名义集体反抗君主。如在13世纪初反抗国王约翰的英国贵族武装的首领便自称是“上帝和神圣教会之军的统帅”，[18](p.67)这场争斗以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告终，英国贵族成功地限制了国王的权力，也保护了自己的许多权利。在德意志地区，封建诸侯对抗其领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意向更加坚决。德意志的封建割据势力源于日耳曼部落军事首领制，查理曼曾对古老的诸日耳曼公爵权势进行大力抑制，但始终未能将其彻底根除。在查理曼死后，东法兰克王国境内诸侯割据局面逐渐又恢复起来。从奥托一世起，神圣罗马帝国不乏有雄才大略、武功赫赫的皇帝，但在德意志内部，他们始终只能是几个大诸侯中的第一人而已，故日耳曼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王冠相继在萨克森家族(919-1024)、法兰克尼亚家族(1024-1125)、萨克森家族(1125-1138)、斯瓦本的霍亨斯陶芬家族(1138-1254)间轮换传递。日耳曼人几大公国的首领可以承认国王和皇帝的职位，也时时向皇帝宣誓效忠，但他们决不愿承认他们从国王处获得他们的公国，或者说从国王处得到他们的领地，他们声称他们的领地是“太阳采邑”(Sonnenlehen)，即取自太阳的领地，以此来强调他们的完全自由。[19](pp.293-294)一旦时机来临，德意志诸侯总是毫不犹豫地反抗皇帝权威，坚持自己独立的权利。封建主义政治机制便是这样建立在各级领主与附庸个人之间很不稳固的行为规范基础之上。这套规范，本质上是属于私法范畴内的东西，它们不能与现代国家的那种公共法律混为一谈，现代意义上的公法在中世纪的欧洲几乎完全不存在。故有学者称“在封建国家里，私法取代了公法的地位”。对此威尔斯作了这样的补充：“更确切地说是公法沦丧并消失了，而私法则来填补了这个真空；公共责任变成了私下的义务。”[15](p.640)由于领主—附庸间阶梯型网络的破毁，封建国家的界限也是杂乱无章，一个君主所统治的东西，不是对某个确定的地域的统治，而是他手中所掌握的“权利”之延伸。在所谓的封建“权利”中，由联姻所致的王朝继承具有特殊的意义。在中世纪乃至近代早期的欧洲，王朝继承在国际政治中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通过王朝世袭体系安排的个人继承是国家生存的自然伙伴，王室成员之间的联姻可以导致国家像财产一样合并或甚至瓜分。因此，“外交家们将大量的时间花在嫁妆事宜上，嫁妆事宜乃是有关遗产继承或潜在遗产继承的一种国际交易”。[21](p.94)这种情形，在法国加佩王朝(987-1328)时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路易六世(1081-1137)安排其子路易七世(1137-1180)与阿基坦(Aquitaine)家族的女继承人爱丽娜结婚，有望使普图瓦(Poitou)、桑顿日(Saintonge)和圭亚那(Guienne)等大片领地并入王室直属领，使法国王室领的规模扩大整整一倍。但1152年爱丽娜与路易七世的离婚却一下子使这个成果消失殆尽，而随后爱丽娜与安茹伯爵亨利（英国国王亨利二世）的再婚更使法王的这个附庸的领地扩大到可怕的规模。[22](p.107)基于时时变化的联姻继承体系和不确定的私人契约关系，封建国家（如果姑且把这些君主的领地称作“国家”的话）的疆域显得极其模糊。例如，亨利二世(1154-1189)统治着英格兰，同时又是诺曼底公爵、安茹伯爵、图棱伯爵和曼恩伯爵，他的权限“从北冰洋一直延伸到比利牛斯山脉”，英格兰只是他的行省之一。但是，他作为诺曼底等领地的领主，又应是法国国王的附庸，因此他得去巴黎拜见法王以示忠诚。[23](pp.184,187)而此时的法国国王名义上是亨利二世的领主，对亨利二世的英格兰王国并无统治权，就连对诺曼底等地，他实际上也无法行使有效管辖。法国国王腓力普二世在决意控制诺曼底之前，先得在1202年以领主身份剥夺英王约翰在法国的采邑，随后再派兵攻占诺曼底公国。[24](p.7)而当1213年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废黜约翰并邀腓力普二世出任英国国王时，法国国王甚至可能把英格兰归入他的个人统治。[25](p.32)确定法国国王的统治区域是一件为难之事，虽然法兰西王国理应含括大致相当于原西法兰克王国的疆域，但当时人却往往只把巴黎周围的那一小块王室直属领地视为法国。迟至13世纪末，当法国国王的权力已大大扩展之时，法国南部一些地方如土伦等地的官员还习惯于说“派信使到法兰西去”，他的意思是派人去巴黎。[26](p.388)同样，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名义上是德意志、北意大利众多诸侯的领主，但他对这些地区的统治却极为软弱。可他作为西西里国王，却能在这个基督教国度的外围地区行使着极其严酷的统治，剥夺了贵族、教士和城市的诸多权利。此外，他又在1229年加冕为耶路撒冷国王，使自己的权力伸展到地中海东岸地区。这些缺乏稳定疆域范围的西欧封建国家的君主不仅对内无法实行统一的管理，对外也不能以主权者的身份进行平等的交往。一个典型的事例是，1329年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访问法国，在亚眠受到法国国王腓力普五世的热情接待，但爱德华三世对是否应向法国国王表示臣服（按惯例是采用交握双手置于领主两手之间的仪式）迟疑不决，他的谋士建议他等回英国查阅有关古代契约后再决定对待法国国王的礼仪。在查阅了旧有契约后，爱德华三世致书腓力普五世称：“吾等已查悉〔英王对待法王的〕礼仪若何，故谨致此函告知，吾等在亚眠尊奉法国国王之礼仪应是臣属朝见领主之礼。[10](p.366)此事件表明，英法两国的关系主要取决于两国君主的祖先之间订立的契约规范，而不是由国家间的平等法规来决定。九年之后，爱德华三世为对抗腓力普五世，积极地追求同神圣罗马帝国结盟，他与德意志皇帝结盟的方式是向皇帝巴伐利亚的路易斯效忠，自愿作皇帝的附庸，皇帝则封爱德华三世为皇帝在德意志西部的代理，随后爱德华便召集西德意志诸侯，要求他们出兵为他进攻法国国王。[28](p.22)可见，中世纪西欧国家之间的联盟也是建立在个人契约的基础上的，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性质完全等同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不过在层次上有所差别而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卡尔顿·海斯声称在中世纪欧洲没有“国际关系”。我建议你看更加鲜明的 彩色欧洲史 由英国人。约翰 史蒂文森总编，中国友 谊出版公司 出版 这本书比较通俗易懂，有图有真相

政教合一指的是政权和神权合二为一的制度，一般特点有：国家的元首和宗教首领同为一个人，政权和神权由一个人支配；宗教教义是法律建制的依据，是处理一切事物的准绳；宗教信仰一般是一神信仰，支配着民众的日常生活习俗和情感原则。典型的政教合一的国家有中世纪时期的拜占庭帝国、沙俄、阿拉伯帝国、印度等国家或地区。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正符合政教合一的一般特点，是较为典型的政教合一国家。公元395年，罗马帝国不堪外族侵扰，为了更好地管辖庞大的疆域，一分为二，东部以君士坦丁堡为首府，东罗马帝国建立。首先，东罗马帝国是一神制国家。罗马帝国历史上的君士坦丁大帝是第一位信仰基督教的皇帝，313年，君士坦丁与东部帝国的奥古斯都在米兰联名发表《米兰敕令》，宽容基督徒的行为。敕令正式宣布基督教徒的信仰自由，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承认基督教徒可拥有合法的财产。从此以后，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而在东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成为国家的唯一宗教，在百姓中广为流传。这与罗马帝国的多神教是不同的，意义重大。在政治方面，皇帝掌握着拜占庭帝国的最高权力。皇帝有多重身份，既是最高的政治领袖、军队首领、法律的裁判者，更是宗教的最高主宰。皇帝被看作是神在人间的化身，至高无上。高级官员还可以亲吻皇帝的右胸，而低级官员只能吻脚，平民百姓都不能直视皇帝。皇帝有权召开宗教大会，任免教会首领和高级教士。每年的12月25日光明节，皇帝要头戴象征太阳的金光环，主持参加庆典。因为太阳是皇帝的象征。拥有巨大权力的皇帝成为了教会的保护人。在法律方面，东罗马帝国沿袭了罗马帝国的法律体系，也受了宗教的影响。基督教的教义“人性恶”和“原罪”，赎罪等贯穿其中。在世俗生活中，基督教的发展更为深刻，甚至可称之为“极端”。他们把不信基督教的人称之为“异端”，采取极端手段打压。随着帝国皇帝权力逐渐削弱，教会甚至开始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在法律、税收和司法方面享有特权。综上，东罗马帝国可以说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