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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风雨所诞生的》内容简介：这部小说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病中的最后一部作品。书中描写了苏联革命时期一个无产者成长的过程。《暴风雨所诞生的》创作背景：《暴风雨所诞生的》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病中的一部作品，这部小说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病中的最后一部作品。书中描写了苏联革命时期一个无产者成长的过程。《暴风雨所诞生的》人物介绍：1.安德烈·潘捷列伊蒙诺维奇·叶若夫：小说的主人公，革命的化身，他原是一个普通的小市民，既没有正确的世界观，也没有明确的人生目标。但是在革命的熏陶下，他健康成长，逐步地在实际斗争中锻炼自己，成为一个勇敢、机智、忠诚的优秀工人阶级先锋战士。2.娜塔莎·叶若娃耶芙娜：安德烈·潘捷列伊蒙诺维奇的妻子，一个在革命的暴风雨中成长起来的女性，她由一个娇生惯养的富裕市民走上革命的道路，最后成为了一个自觉、勇敢、坚强的女革命者。3.谢尔盖·维克托罗维奇：小说的叙述人，革命的见证人。他是一个忠诚、勇敢、善良、朴实、幽默的普通工人，在革命的暴风雨中，他以安详的态度、简洁的笔调，冷静地观察着一切，把一切现象都留在他那明亮的眼睛里。《暴风雨所诞生的》作品鉴赏：1.作品在塑造人物时采用了灵活多样的手法。叶若夫和娜塔莎这两个人物，作者既展示了他们成长的历史和社会环境，又揭示了他们不同的性格特征。叶若夫这一形象体现了作家对革命中英雄人物的审美观，娜塔莎这一形象则凝聚了作家对资产阶级社会对妇女命运所造成的悲剧的审美观。谢尔盖这一形象是叶若夫和娜塔莎的见证人，他的讲述使叶若夫和娜塔莎这两个形象合二为一，体现了作品的主题思想。2.小说情节生动，笔调幽默，对敌人的刻画得特别细致生动，有风有雨，有血有肉，是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小说。3.小说在塑造人物时存在着缺点。比如三个人物的性格都过于鲜明、突出，缺乏深度和复杂性，缺乏人物自我意识。

斯大林，苏联的领导者，最有名的就是格勒战役。提到苏联，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斯大林，他是那个时期的中心人物，受到了很多人的拥护。而当时还有一位热度很高的人物，也在苏联的历史上有着特别有名的人物，他叫叶若夫，他的地位也算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最后却被轻而易举的扳倒，从审判到处决，只用了短短的两天时间！大家都知道，斯大林是列宁定下的接班人，大家也都知道在政治上会有分派，每个人支持的人也都不一样，而列宁定下了斯大林当接班人，这也引起了有的人的不满意，那些不满意的人也是跟他政治上见解不一样的人，他们就像一根鱼刺，深深的卡在斯大林的喉咙里。他为了掌握全国的局势，计划了一场政治行动。把那些站错队，和自己思想不一样的人加进了名单里，而这场行动需要一个靠谱的人来完成，斯大林就选择了叶若夫。叶若夫这个人帮斯大林解决了那些人，帮他做了那些他不能做的暗地里的事，也因此叶若夫得到了斯大林的重用。他这个人杀戮太重，手段特别残忍，在当时的苏联，人们听见叶若夫的名字就害怕，也就是闻风丧胆了。那场运动持续了很长时间，让那些人们每天战战兢兢地过着日子。运动结束以后，斯大林还是觉得不放心，他觉得还有一些人不是向着自己的。史上哪个领导人是真正相信一个人的，他们只相信自己，就算是那些帮自己做了重要事情的人，也是怀疑的。所以第二次运动开始了，大部分的将领被牵扯进来，还有重要官员都被牵连。随着时间的推移，清洗活动持续进行，洗到了叶若夫的头上，他这才发现事情了不对劲，但是当时已经来不及了，他没有办法，被迫承认了罪行，成为了替死鬼，随后被枪决，只用了两天时间叶若夫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叶若夫一路被斯大林提拔上来，俗话说人红是非多，红过了可就不好了，前面也说了他当时的地位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座位快要与斯大林平起平坐。斯大林怎么会容忍他继续在自己身边，除了去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当时叶若夫为斯大林的清洗运动杀了那么多人，人们也都知道他是追随斯大林，所以人们有了怨恨，所以对斯大林有了想法，而斯大林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杀了叶若夫，叶若夫死了，人们心里才会有一点安慰，所以斯大林拿叶若夫当替死鬼，替他安抚人们。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所以要记住一句话功高不过主，君臣之间怎么可能有永远的赏识，只不过是利用罢了。

1938年4月8日，当他又被任命为水运人民委员部人民委员时，叶若夫终于开始走下坡路。1938年8月22日，拉夫连季.贝利亚成为了他的助手并在短时间内取代了他；当斯大林在1938年11月11日抨击NKVD（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记录档案和工作方式后，在1938年11月25日，他被迫辞职，贝利亚旋即接替了他。1939年3月3日，叶若夫被解除了一切在苏共中央的职位，随后在1939年4月10日，他被逮捕并被关押在位于苏汉诺夫卡的监狱中。1940年2月3日，苏联法官瓦西里.尤立科在贝利亚的办公室里审讯了他。叶若夫拒绝了贝利亚的建议，要求他承认试图暗杀斯大林“让一位伟人从地球上消失也许更好”。叶若夫被判有罪并立刻执行了死刑。1940年2月4日在他被行刑前，他被勒令脱光了衣服并被看守殴打。他的遗体被埋在了位于地莫什科耶的一个相当普通的坟墓中。

在苏联官方档案中，叶若夫出生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然而他本人却宣称自己生在立陶宛的名为马里连堡的城市。他的教育程度仅仅达到了小学水平，这也在某个方面为他后来血腥残暴的工作方式找到了一个合理的解释。从1915年至1917年，叶若夫在沙俄军队中服役。并于1917年5月（十月革命数月前）加入布尔什维克，并以红军的身份参与了针对波兰白军的战斗。1922年以后叶若夫开始在苏联政治机关中工作。大多数情况下身份为某某地方共产党委员会的书记。1927年，叶若夫被任命为苏共收支委员会的首脑。1929年他被任命为苏联人民农业政治委员会代表。从1930年开始，他被同时任命为苏联及各部门机关的领导，包括人事部门，工业局以及特别委员会。1934年，叶若夫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会委员，1935年至1939年，他在当选秘密警察最高指挥的同时又是苏共党政控制机关的委员。

叶若夫在他的报告中对布哈林和李可夫提出三点指控：一、欺骗党，成立地下秘密组织；二、坚持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三、在同苏联所有敌人结盟后，转而采取恐怖手段，策划武装暴动，进行各种破坏。布哈林和李可夫对种种诬告都依据事实予以驳斥，坚决否认对他们的指控。

一、平步青云此人的全名是亨里希·萨莫伊洛维奇·柳什科夫，也有的翻译为留希科夫。1900年，柳什科夫出生在敖德萨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17年，还是学生的柳什科夫就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并且投身俄国革命。国内战争期间，柳什科夫在第十四军负责政治工作，参与了对邓尼金的战争。1920年，柳什科夫离开了军队，被调入“契卡”工作。之后，柳什科夫一直负责情报工作，并且在1930年前往德国，负责监视容克斯航空公司的活动。柳什科夫很好地完成了这项工作，受到了斯大林的青睐，因此被调回苏联，进入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出任内务人民委员部亚速海-黑海地方局长，还获得了“列宁勋章”。1936年8月，柳什科夫参加了第一次莫斯科审判，处理了所谓的“托季集团”。二、两极反转1937年，柳什科夫又被调往远东，成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远东的第一号人物。别看柳什科夫只是三级国家安全委员（相当于中将），但他的权力比远东军区的司令都大。当时，苏联正在进行“大清洗”运动，柳什科夫一方面负责远东的情报工作，另一方面负责远东军区的“清洗”工作。苏军名将布留赫尔元帅的被捕，就与柳什科夫有关。就在这个时候，柳什科夫接到了一项命令，让他返回莫斯科。柳什科夫是做情报工作，对这件事非常敏感，心中惴惴不安。这是因为他的顶头上司叶若夫已经失去了斯大林的信任，与此同时。他的两位前任捷连季·杰里巴斯、弗谢沃洛德·巴利茨基都被“清洗”掉了。柳什科夫据此判断，一旦返回莫斯科，恐怕自己就没命了。三、叛投日本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柳什科夫虽然没有读过中国的兵书，但也懂得这个道理。经过一番准备，柳什科夫在1938年6月13日越过图们江，来到了中国东北地区，被日本军队逮捕。在得知柳什科夫的身份后，日本方面立即把他送到东京。一个月后，柳什科夫在东京召开发布会，透露了许多“大清洗”运动中不为人知的事情，引起了舆论的哗然。与此同时，柳什科夫还将苏联在东北的情报网和盘托出，导致苏联在东北的情报网几乎崩溃，许多情报工作者都被逮捕。柳什科夫非常卖命，详细说明了苏军在远东、西伯利亚的兵力，还提供苏联军事无线电密码。1939年，他还策划了暗杀苏联领导人的行动，不过破产了。二战结束前夕，柳什科夫神秘失踪，结局不详。

斯大林认为主要实施“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进攻”的机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远远不能满足高速、坚决、无情镇压的需要。于是，在1936年9月25日，斯大林和日丹诺夫从索契给卡冈诺维奇等政治局委员发了一封电报，其中说：“我们认为任命叶若夫同志为内务人民委员是十分必需的和迫切的事。雅果达在揭发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案中明显地表现出了不称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破获此案件延误了4年。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全体党的干部以及内务部多数州的代表都持这种意见。”1936年9月26日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雅果达被免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一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随后于1937年1月27日被任命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这位矮个子已经大权在握：他掌握着全国党政干部的分配权、统领内务部的军队、掌控全部党政监察机构、指挥边防和社会安全部队、负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安全、操纵全部情报间谍系统。政治局决议还要求叶若夫要将自己十分之九的时间用于内务人民委员会中。 对叶若夫的任命事实上在中央政治局中引起了震动，委员们对此不是噤若寒蝉，就是奉承有加，极尽曲躬逢迎之能事的是卡冈诺维奇。 ，卡冈诺维奇在给Г·奥尔忠尼启则的信中是这样表述的：“我们的最最重要的消息是叶若夫的任命。‘我们的父亲"这一卓越、英明的决定酝酿成熟并得到党内和国内的良好反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这件事情上耽搁了好几年，没有及时防止对基洛夫的卑鄙暗杀。叶若夫来干，情况一定会好。”叶若夫从斯大林那里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调查并领导对他的老上司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雅果达的审判工作，对此他完成得很圆满：捏造必要的证据使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雅果达被以叛国罪判了死刑。 叶若夫接手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后，就连续干了几件“很起劲”的大事：在1937-38年间至少有130万人被逮捕，而且至少681,692人被判“叛国罪”而处决。在古拉格服刑的人数上升至685,201人。另有大批囚犯（至少140,000人）死于前往古拉格和流放地的路上。1937年2―3月间，叶若夫组织了对布哈林和李可夫的“专案”（即著名的莫斯科第三次大审判）；7月，亲自起草了关于镇压前富农分子和反苏维埃分子的命令，开展了一场大规模镇压这些已经被迁徙到边缘地区的人们的战斗；8―9月间，亲自起草了将朝鲜居民迁离边境地区的决议并主持了这项工作 。1937年2月27日，叶若夫在中央全会上对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指控是罗织罪名、编造冤假错案的典型例证。叶若夫在讲话中，用了一条“如果怎样，就必定怎样”的推论，并以此推论为基础提出对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政治指控”。叶若夫说：“我们指控布哈林和李可夫为达到其推翻列宁斯大林的领导的目的，而直接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左派"、左派革命党人、孟什维克以及其他早就被粉碎的派别集团结成联盟。”因此，叶若夫得出了对他们的另一项指控——“他们是仍然没有放下武器的敌人，他们向所有在我们苏联的以及国外的敌对势力发出信号。”叶若夫的罗织罪名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甚至说列宁逝世时，布哈林在场都是布哈林及其一伙编造的谎言。他在全会上声嘶力竭地说：“为了替自己辩护，他拉列宁做证人，为的是一方面求得怜悯，另一方面想说明，列宁是在他的看护下去世的。他在给中央委员会的声明里写道，伊里奇是在他的看护下去世的。胡说八道!谎言！全是撒谎！”布哈林只是辩护了几句：“伊里奇去世时，我确实在场，我那时住在哥尔克！”叶若夫更是破口大骂，说布哈林的辩护“是政治娼妓行为”。在这样的权力掌控之下，除了斯大林，还存在着对叶若夫的个人崇拜。这种崇拜与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一样，是最露骨的。随着叶若夫仕途上的飞黄腾达，落在他头上的桂冠和花环就越多。如“荣誉肃反工作人员”称号、“苏联人民最喜爱的人”。在西伯利亚有几座小城（包括那个后来因为百姓起义被武力镇压而出名的大学城切尔卡斯克）被以叶若夫的名字命名（这也是常例）。叶若夫事业的顶峰是在1937年12月20日，联共（布）为庆祝内务人民委员部成立20周年纪念日而特别在Bolshoi大剧院举办了盛大宴会。在堆满鲜花的舞台上，叶若夫的画像和斯大林的画像并排摆放在一起。阿纳斯塔斯·米高扬——他此时身着一件深色高加索式短上衣，打着皮带——表扬了叶若夫的勤奋工作“学习了斯大林的工作方式”。他继续说道：“从叶若夫同志这里学习——正如他向斯大林同志学习一样。”这句话的核心意思是每个苏联公民都应该追求学习斯大林主义的正统观念——就像内务部的组织一样。当叶若夫出场的时候，他受到了雷鸣般的掌声的欢迎。斯大林也出席了，并从他的私人包厢观看着此情此景。叶若夫此时没准已经感觉到了他所处的危险境地——斯大林不会容忍任何功高震主的人，他总是深深的怀疑着其下属的忠诚度。

28个半布尔什维克是指苏联历史上一批重要的革命家和政治家。其中包括列宁、斯大林、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季米特洛夫、托洛茨基、祖巴托夫、卡米涅夫、卢那察尔斯基、叶若夫、拉狄克、阿尔托夫、彼得罗夫斯基、斯米尔诺夫、科洛廖夫、李可夫、伊万诺夫、利文斯基、加莫夫、蔡特金、加米涅夫、索洛缅尼、贝利亚、库兹涅佐夫、泽利察、伊瓦诺夫、洛莫夫和阿尼科利。这些人在俄国革命和苏联的建设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30年代初,苏联已基本形成高度集权的统制型经济体制,与此相适应,政治权力也趋向于高度集中,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及斯大林对权力的专断正在成为苏联政治领域的主导倾向。这种情况引起了*内部分领导干部的忧虑,同时,在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政策方针等具体问题上,*的领导层也一直存在分歧。虽然通过几轮政治斗争,斯大林已经清除了曾经对他的权力和路线构成威胁的老布尔什维克中的"反对派",提拔了一批忠于自己的较年轻的干部进人领导层,但他的地位还没有最后稳固,他的政策主张仍有可能遭到来自中央委员会乃至政治局成员的反对或抵制。为了把新反对派扼杀在萌芽状态,斯大林需要展开一场全面的政治清洗运动 “基洛夫事件”与大清洗运动的开始 1934年12月1日傍晚,在列宁格勒州委机关所在地斯莫尔尼宫内的走廊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被一位潜入宫内的凶手厄古拉也夫枪杀。这一事件遂成为30年代苏联"大清洗"的开端。 基洛夫被刺事件至今是一个案情扑朔迷离的历史疑案。凶手尼古拉也夫虽然当场被捕,并由当天赶到列宁格勒的斯大林亲自审问,但审讯记录始终没有公布,尼古拉也夫当月即被枪决；另一个主要证人鲍利索夫（基洛夫的警卫队长）在前往受审路上因"交通事故"而死亡。无论基洛夫案的真相如何,有一点十分清楚,即这个事件给斯大林提供了彻底清洗一切反对派（包括潜在的对手）、巩固自己权力地位的机会和采取种种非法手段以达到上述目的的借口。斯大林当时就是按照这一逻辑行动的。 1934年12月1日晚,根据斯大林的建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修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的决议》,规定：凡属恐怖组织和对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进行恐怖活动的案件,侦察工作不能超过十天；控告结论在正式开庭审判前一昼夜交给被告；原告、被告双方都不参加审判；不接受判决上诉书和赦免请求书；极刑判决被宣布后立即执行。这个后来被称作"特别程序"的规定为政治清洗中采用非法手段罗织罪名、迫害异己打开了方便之门,成为斯大林随心所欲清洗政治对手的工具。此后,"大清洗"被逐步推向高潮,其中第一步就是对所谓"列宁格勒总部"的审判。大清洗运动的全面展开1934年12月1日晚,根据斯大林的建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修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的决议》,规定：凡属恐怖组织和对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进行恐怖活动的案件,侦察工作不能超过十天；控告结论在正式开庭审判前一昼夜交给被告；原告、被告双方都不参加审判；不接受判决上诉书和赦免请求书；极刑判决被宣布后立即执行。这个后来被称作"特别程序"的规定为政治清洗中采用非法手段罗织罪名、迫害异己打开了方便之门,成为斯大林随心所欲清洗政治对手的工具。此后,"大清洗"被逐步推向高潮,其中第一步就是对所谓"列宁格勒总部"的审判。 1934年12月22日,苏联政府发表侦查基洛夫案的通报,首次提到有一个名为"列宁格勒总部"的恐怖组织,说尼古拉也夫即是这个组织的成员,该组织主要由原季诺维也夫一加米涅夫反对派成员组成。12月27日,苏联政府公有关于"列宁格勒总部"的控告结论,确认基洛夫被杀是该组织指使所为,并说谋害基洛夫是该组织谋害斯大林和*的其他领导人的长远计划的一部分。在立即处死尼古拉也夫后,1935年1月15日对"总部"主要成员进行了审判,季诺维也夫等人坚决否认自己与基洛夫案有任何牵连,尽管拿不出证据,法庭仍判处季诺维也夫十年监禁,加米涅夫五年监禁。l月18日,联共（布）中央向全国*组织发出秘密信,要求各地动员所有力量深挖敌人,由此开始了遍及全国的大逮捕,制造了无数冤案。 为了给"大清洗"披上"合法"的外衣,1936年8月,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举行了第一次公开审判,被告是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成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米尔诺夫等16人。审讯中,法庭没有出示任何证据,所有的指控都建立在被告的"交代"和"承认"上,在没有律师辩护的情况下,被告的"供词"被作为定罪的依据。法庭最后宣布,季诺维也夫等与已被驱逐出境的托洛茨基相勾结,主使谋杀基洛夫的罪名成立,判处16名被告死刑。判决后不到24小时,报纸即报道：死刑已经执行。 对"联合总部"的审判带动了新一轮逮捕浪潮,根据审讯中被告的"供词",又挖出了一个所谓"托洛茨基平行总部",其成员有皮达可夫、拉狄克、索柯里尼科夫等人。1937年1月,对"平行总部"进行了"大清洗"中第二次公开审判。被告被指控"接受托洛茨基指示","背叛祖国,从事侦察和军事破坏工作,实行恐怖和暗害勾当"。与第一次公开审判的程序一样（只是形式上为被告指定了"辩护人"）,17名被告中皮达可夫等13人被判处死刑,拉狄克等4人被判处十年或八年监禁。 由于拉狄克在受审时交代他与布哈林、李可夫等有"罪恶的联系",1937年2月底,布哈林、李可夫在出席中央全会时被捕,次年3月,对所谓"右派一托洛茨基联盟"进行了"大清洗"中第三次公开审判。布哈林等2I名被告被以"谋害罪"和"叛国罪"起诉,其中包括布哈林、李可夫在内的19人被判处死刑 三次公开审判都是"大清洗"运动中为欺骗国内外舆论而精心炮制的假案,这几次审判所涉及的对象也只是"大清洗"中无数被冤屈者的极少数代表,实际上,"大清洗"所制造的冤假错案远比公开审判所暴露的多得多,清洗的对象从中央到基层几乎包括所有的社会领域和各个阶层。据有关资料显示,在联共（布）十七大当选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人,即70％被清洗；出席十七大的1996名代表中,有1108名,即半数以上被清洗；17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除基洛夫外,有5人被杀；苏维埃和政府机构也遭到沉重打击,仅1937-1938年间被捕并处决的部人民委员就有17人,加上他们的副手和下属,数量还要翻几倍；军队也难逃厄运,1937年5月,副国防人民委员图哈切夫斯基等一批高级将领被指控犯有组织"反苏军事中心"的叛国罪而被逮捕并遭处决,随即在军队中进行了全面清洗,共有3.5万名军官被镇压,其中包括高级军官的80％,元帅的3／5,涉及所有的军区司令和绝大部分集团军司令；即使作为"大清洗"工具的保安机构--内务人民委员部自身也无法幸免,其成员被不断更新,以维持对领袖的忠诚或被当做替罪羊。"大清洗"前期领导内务部的亚哥达因不能满足斯大林的要求而于1936年9月被更加心狠手辣的叶若夫取代,不久被捕并于1938年被处决。叶若夫在按斯大林旨意把“大清洗”推向最高潮后,也遭到同样下场,1938年7月被贝利亚取代,1940年4月1日被以"毫无根据地镇压苏联人民"的罪名而枪毙。 "大清洗"究竟制造了多少冤案、杀害了多少无辜者？至今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数字,但作为一场政治性镇压运动,其规模之大、涉及面之广、危害之深,在历史上堪称空前,它是斯大林领导苏联时期最黑暗的一页。1938年以后,因考虑到苏联人民的承受力已接近极限,同时"大清洗"的目的也已基本达到,所以镇压浪潮趋于缓和,也在不同程度上纠正了一些错误做法。然而,由于斯大林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大清洗"的错误,而是继续把它当做巩固集权体制的必要手段,因此"大清洗"的余波一直延续到战争前夕和战争初期,并在战后再掀高潮。大清洗运动的严重后果 "大清洗"的后果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这场政治运动给苏联社会造成了严重创伤,各个领域的社会精华均受到摧残,人们在生命安全和行动自由得不到法律保护的环境中精神受到极大压抑,而且,在保安机构滥用非法刑讯手段和特务手段的情况下,人人自危,诬告、假供盛行,人格被扭曲,社会道德水平严重滑坡,其消极影响祸及几代人。其二,这场运动最终确立了高度中央集权体制的极端形式--斯大林个人专制。由于用持续数年的大规模镇压清除了从老布尔什维克到年轻一代干部中可能构成对自己权力挑战的对象,特别是整肃了在十七大上流露不满的代表和中央委员会,斯大林终于稳固了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登上了权力金字塔的顶端。而且,凭借保安机构这一专政工具,斯大林得以不受法律制约,也不受*和政府机关的制约,完全将个人凌驾于*和国家之上,在*和国家的名义下实行个人专制统治。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清洗"是苏联确立"斯大林模式"体制的最后一个。

没有最坏只有更坏

1、在俄国历史上，沙皇专制制度一直保持到二十世纪初，俄国人民若干世纪来一直处于专制和恐怖之中，“民主”的概念相当淡薄，这种惨痛的状况限制了人们对民主的追求。株连的例子俯拾即是，例如，随图哈切夫斯基元帅被捕和处决的，有他的妻子和他的两个兄弟，他的母亲和三个姐妹被关进集中营，母亲和一个妹妹死在里面。2、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无任何经验可供借鉴。关于党的领袖与政党、群众的关系，列宁曾有明确论述，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明确指出，领袖是一个集体，是一个集团，而不是一个人。大清洗年代担任苏联总检察长的维辛斯基在1937年3月的一次检察工作人员会议上宣称：“大家应该记住斯大林同志的话：在一个社会的生活中，在我们自己的一生中，总有这样的时刻，即法律成为过时的东西而应当撇到一边。”3、社会主义法制不健全。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尤其是纳粹党上台，使苏联明显感受到颠覆的威胁，纳粹党在许多国家培植“第五纵队”，苏联也渗透进不少敌对分子。扩展资料肃反运动的后果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这场政治运动给苏联社会造成了严重创伤，各个领域的社会精华均受到摧残，人们在生命安全和行动自由得不到法律保护的环境中精神受到极大压抑。其二，这场运动最终确立了高度中央集权体制的极端形式——斯大林个人专制。第三，大规模的恐怖镇压给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障碍。由于成千上万的干部被镇压，生产在无组织状态下进行。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苏联肃反运动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

这话说的有些绝对，山西在北宋一朝还是得到了发展的。但是相对于其他省份来说，山西在北宋的一头一尾都遭到了很大的磨难也是事实。北宋统一中国的重要一战是消灭北汉政权，北汉的地理位置基本就是在山西。此战打得十分艰苦，宋军攻下晋阳后，宋太宗赵光义认为晋阳有王气，容易出现反叛；加之遇到坚决抵抗后产生的怨气，对晋阳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屠杀，并先后火焚、水淹晋阳。造成了晋阳这座千年古城的彻底毁灭。而到了北宋靖康年间，金人南下入侵，西路军粘罕围攻太原，全城军民誓死抵抗。终因寡不敌众、外援不至而太原陷落。山西又一次遭到了屠杀和破坏。因此说山西在宋代是比较苦难的地区也是没有问题的。

苏联30年代令世人震惊的“大清洗”，其余波回音至今仍在原苏联各国萦绕。千百万“大清洗”受害者的遗孤们，每每想到父祖辈的不白之冤和悲惨命运，心里总是波澜起伏，久久按捺不住激动。迄今，世界舆论界也仍对这个事件议论不休。但直到80年代，在事过半个世纪之后，人们对它的历史真相，对它的来龙去脉和基本原因，仍然若明若暗：或者只知其表不知其里，或者只窥见其冰山的一角，而不知其全貌。在不少著作里，对于“大清洗”运动的许多描述都还仅是根据一些人的回忆，只能支离破碎地说些片断和局部情况；有关“大清洗”历史全貌的描写，能完全以文件为依据的论述和著作，犹如凤毛麟角。只是在苏联解体以后，由于档案的揭密，才给我们提供了以档案为根据，进行全景式研究的可能。 大凡历史事件，只有放在历史过程中才能深刻地去加以理解。苏联30年代的“大清洗”运动就是这样。它虽是发生在30年代下半期，但只有把它放在30年代的整个历史过程当中，才能对它进行深刻而全面的了解。“大清洗”运动是以基洛夫被杀案为导因，以莫斯科第一次、第二次审判作动员，在1937年2～3月联共（布）中央全会上直接发动的。它的斗争目标是包括所有前反对派成员及其同情者，党政干部和经济管理人员，内务部和军队干部，直至社会各阶层的一次大清洗、大镇压。或者说，它是在斯大林的集中领导下，持续3～4年之久，设定有一系列政治目标，涵括着一系列打击对象，在运动中后期又有某些失控的一次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因其设定目标的多元性，打击对象的复杂性，以及持续时间的长久性，决定“大清洗”运动的动因是十分复杂的。不追溯到“大清洗”之前，直到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政治经济过程，不考察党内斗争、社会矛盾和国际背景，是难以理清其动因和脉络的。现仅就与“大清洗”的原因、内涵和与之相关的几个问题，概略加以论述。 “大清洗”运动的基本原因 任何重大的历史事件都不是偶然发生的。其发生、发展的基本原因都潜藏在社会积淀起来的重大矛盾中。如果不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仅从偶然事件进行考察，是不能理解其深刻原因的。对于“大清洗”运动，也应该这样来加以认识。正是基于这一观点，我们从分析大量资料中得出结论，“大清洗”的基本原因是： 1. “大转变”的政治后果和党内温和思潮的抬头 斯大林把反“右倾”胜利后开始的转折——转向超速工业化和强制集体化道路，称作“大转变”。在当时苏联的特定条件下，这条道路虽对国家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有其可肯定的一面，但其负面作用和政治后果也是严重的。集体化中对农民采取的暴力强迫和驱赶“富农”政策，紧接着集体化而来的暴力征粮，对拒绝交粮和交粮困难户采取的各种威逼、体罚、刑讯措施，以及伴随而来的大规模逮捕（注：《斯大林30年代初同肖洛霍夫的往来通信》，《斯大林研究》（中央编译局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室编），1995年第5辑，第9～49页。），在农村引起了异常激烈的对抗。据俄罗斯著名农业集体化问题专家B. п.达尼洛夫的资料，在1929年全国有记载的骚动达1300次以上（注：《有文件为证——集体化前夕和集体化过程中的农村史料（1927～1932）》（B.п. 达尼洛夫、H. A.伊夫尼茨基编），莫斯科1989年俄文版，第23页。）； 仅1930年1～3月，有记录的群众性骚动达2700次以上（不包括乌克兰），卷入农民达130多万人。（注：〔俄〕H. A. 伊夫尼茨基：《集体化与消灭富农运动（30年代初）》，莫斯科1994年俄文版，第143～144页。）在1930年3月发表斯大林《胜利冲昏头脑》一文后， 一份下达地方的指令中承认，“农民发动的广泛骚动的浪潮”对体制形成了一种威胁。同时，这期间对牲畜的大量宰杀、劳动力人口逃亡和生产力的破坏，也达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 超高速工业化在1930年夏也造成了严重局面。其表现形式之一是，货币体系遭到破坏，预算完全陷入混乱。事态甚至发展到了只有靠抬高物价，发放义务公债，主要是发行纸币的办法来弥补预算的巨大亏空。这种局面造成了物价飞涨，以致货币贬值到了使农民不得不靠以物易物，用农产品换取日用工业品的地步。 农业遭到破坏，而投入重工业的大量资金又靠向国外出口粮食来获得。这种情况引起了粮食供应紧张，不得不靠粮卡定量分配，这又造成城市生活水平普遍下降。 国家经济生活的紧张，城乡群众的不满，其直接负面后果是提高了“右派”领袖们的政治威望。《真理报》不断收到群众来信，认为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是正确的”，他们在台上时，“一切都充足”，“把他们一撤职，什么都没有了”（注：〔俄〕ю. г. 费尔什京斯基：《同布哈林的谈话——对拉林娜（布哈林娜）回忆录〈不可忘记的往事〉的注释》，莫斯科1993年版：〔美〕R.康奎斯特：《斯大林与基洛夫被杀》，纽约1989年版。）。联共（布）中央监委委员、历史学家、在反“右倾”中明显站在斯大林一边的雅罗斯拉夫斯基，在1930年9 月17日给奥尔忠尼启泽的一封信中，明确表示了对这种情绪的担忧。（注：〔俄〕奥.奥列弗纽克：《政治局——30年代的政权机制》， 莫斯科1996年俄文版，第1页。） 群众中的这种思想情绪反映在党内，就是布哈林等“右倾”领袖人物的政治威望得到恢复，党内干部、党员对其思想主张给予广泛的同情和支持。这样，就引起了党内温和派倾向的抬头。广大党员群众对“右倾”的同情和支持，在1929～1931年的清党运动中曾有明显反映，这期间被开除出党的近25万党员中，相当大一部分是因同情并支持“右倾”而被吊销党票的。（注：〔俄〕奥?奥列弗纽克：《斯大林与奥尔忠尼启泽——30年代政治局的冲突》，莫斯科1993年俄文版。） 党的上层在这期间出现了两个新的反对派案件——瑟尔佐夫—洛米纳泽案和柳京案，也是这种思想动向的反映。谢?瑟尔佐夫原是中央登记分配部长，他为斯大林建立官职等级名录制度曾立过大功。为此，斯大林将他提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并任命为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还将他作为取代李可夫的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的预备人选。洛米纳泽则是联共（布）中央委员，当时担任外高加索党组第一书记。他们在反“右倾”中都曾积极支持过斯大林路线，但后来他们为“大转变”的后果所震惊，开始反对斯大林的方针而站到了同“右 倾分子”交好，支持其方针的立场上。柳京则联合布哈林的几个弟子，起草宣言，几乎是用布哈林的语言阐述其政治纲领，甚至公开提出了打倒斯大林的口号。当斯大林在政治局提出处死柳京的要求时，政治局多数没予支持，柳京及其同伙只是被开除出党并被逐出了莫斯科。（注：〔苏〕罗?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4～226页。） 这些新反对派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们不仅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党内下层的思想情绪，同时也从特定角度显示了党内上层的某些思想倾向。30年代上半期，有诸多事实表明，以基洛夫、奥尔忠尼启泽为首的政治局大多数是主张温和政策的。紧跟斯大林急进方针的，在政治局里仅有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极少数人。但是，政治局多数仍然尊重斯大林的领袖地位，在公开的重大问题上并没有同他采取对抗步骤，况且，斯大林当时的权力还未发展到日后那种完全的独断，还得顾及多数人的意见。因此，在当时困难甚至危机形势的压力下，政治局多数对斯大林的个人权力还具有某种制约作用。这种情况在1932～1934年间，曾一度使温和方针占了上风。 当时温和方针之深得人心，从基洛夫在十七大上赢得的掌声和选票，从布哈林思想赢得的同情及其本人地位的上升，以及从新宪法的起草工作上，都得到了突出的反映。 上述这一切，显然都没有逃过斯大林敏锐注视的目光。特别是十七大最后选举的一幕，他以遭到近300票反对， 支持率大大落后于基洛夫的景况，使他隐忍着领袖地位不稳的剧痛。在这种形势下，打击党内温和派思潮，扭转党和国家的发展方向，看来成了苏维埃国家舵手所预定的航向。 2. 面临发展模式带来的矛盾和“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的误区 苏联从20年代末期以后选择了超高速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发展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要求迅速实现工业化，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愿望和要求，然而，超过客观可能条件的过高速度，加上资金全面紧缺，以及国家科学文化和技术的落后，使这一模式背离了客观经济发展的规律，从而使它陷入了自身的矛盾之中。（1）社会客观经济需求和经济发展的无限复杂性， 同主观认识的滞后性与计划能力的有限性发生矛盾，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计划的失误；（2）技术设备能力的有限性同高速度、超负荷性产生矛盾， 不可避免带来机器设备的损坏；（3）技术规程的严格科学性， 同生产者本身文化技术的落后性和一味热情蛮干产生的矛盾，必然造成诸多生产事故和残废品的发生。尤其是从1935年秋开始的斯达汉诺夫运动展开生产竞赛以后，这些矛盾特别突现出来。可怕的是，面对这些矛盾和问题，不是以冷静的科学态度，从经济规律方面，从技术要求和操作规程上寻找原因，而是重犯“沙赫特事件”的错误，一味从政治上去追究“破坏者”和“人民的敌人”。 苏联政治模式的核心成份之一，是高度集权而又缺乏监督的干部任命制。这种制度造成各级干部只对上级负责，为执行上级指令而很少顾及本单位、本地区的实际情况，也往往漠视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这使官僚主义滋长蔓延；加上官职等级名录制度赋予的特权，又使腐败现象滋生发展。任职的无限期制以及长期的权力腐蚀，造成官场拉帮结派、裙带风盛行，同时也带来养尊处优、不思进取、意志消沉等等干部作风问题。这种现象在30年代已经发展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在1937年2～3月中央全会上，斯大林曾尖锐指出过党内“由亲近的人们结成的小家族，小团体”，互相包庇，“互相吹捧”之类的现象（注：《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4页。）。 怎样解决体制上造成的这些矛盾和问题？斯大林自然谈不到从体制上去找原因。事实表明，他也不能从阶级根源上去观察问题，因为早在1936年修改宪法的讲话中他已经宣布，“所有的剥削阶级都消灭了”。（注：《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第103页。）当时，他更不可能正确认识人民内部和敌我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看到的只是“资本主义包围”。在他看来，在苏维埃国家只有间谍暗害分子的“阴谋破坏”。他说：“只要资本主义包围还存在，我们这里就会有外国代理人派遣到我们后方的暗害分子、间谍、破坏分子和杀人凶手。”（注：《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1～142页。）无疑，他指出的这种现象是一种严酷存在的事实，但他无限扩大了这些事实，而且也把这种无限扩大的事实仅仅同国外的和党内原有的托洛茨基派联系起来，同时又无限地扩大了对他们的斗争。加上他早已形成的社会主义越接近胜利，阶级斗争越趋尖锐的理论误区，就使他对经济模式和政治体制本身带来的困难和矛盾，只能诉诸不间断的清洗和严酷的打击，从此来寻找出路。 3. 战争危险的逼近和对“第五纵队”的担忧 如果说上述两方面是斯大林进行“大清洗”的基本动因的话，那么，这里所谈的则是他发动1937～1938年“大清洗”的较为直接的原因。斯大林执政后，在20年代几乎不间断地进行了一连串的斗争，而且采取的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段。1923～1929年间进行的三次党内斗争姑且不说，从1928年“沙赫特事件”起，在社会上和党内就进行了多次杀伐和清洗，择其要者，即包括下述斗争：反“右倾”之后进行了清党运动（1929～1931年），揭露了所谓“拯救乌克兰联盟”案、“乌克兰青年联合会”案（1930年春）和“劳动农民党”案（1930年），进行了“工业党”审判（1930年11月25日至12月7日），揭发了食品供应系统的特务组织破坏案（1930年秋），还举行了“孟什维克中央联盟局”审判案（1931年）；同时，在党内又先后揭露了所谓瑟尔佐夫—洛米纳泽“反党集团”案（1930年），以柳京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联盟”案（1932年）。这期间，在社会上进行的重大斗争，还包括集体化运动中的驱赶“富农”（1929～1931年），和紧接其后的征粮运动（1932～1933年），以及意识形态“大转变”过程中在文学艺术领域、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部门进行的一连串大批判（1929～1932年）。所有这些斗争，打击面大都波及甚广，在党内和社会上直接伤害并牵连了大量无辜。 经过1933～1934年一度缓和，基洛夫被暗杀案又带来风云骤变，使社会政治生活进一步紧张。从1935～1936年起，接连进行了一连串逮捕、审判、流放和清洗，包括针对克里姆林宫工作人员的“克里姆林宫”案（1935年1～4月），打击少年犯罪和社会不良分子的斗争，检查党证运动，以及在一些地区重新对反苏分子或富农家庭进行的流放等等。所有这些，又在党内外打击了一大片干部和群众，这就在国内形成了极为紧张的社会政在国内社会政治气氛不断紧张的同时，1936年的国际政治舞台也风云四起，开始出现战争乌云。这同英法在西班牙事变中寻求同德、意妥协，为保持其在世界上的既得利益，放弃遏制法西斯侵略的绥靖政策直接相关。苏联领导看到自己在西班牙事变中同英法交好，建立欧洲集体安全的前景变得黯淡，便由对西班牙的不干涉政策，转而变为积极支持共和派的政策。这样，战争的乌云便开始浓密起来。在这种形势面前，斯大林深深意识到，在国内从党内到党外，“异己势力”强大，深恐从最上层各反对派头目到最底层反对派的同情者，以至包括历次社会政治运动遭到打击的形形色色人员，在战争环境中联起手来，结成“第五纵队”，对政权构成严重威胁。斯大林每想起托洛茨基1926年曾讲到过的法国政府反对派克列孟梭集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不顾德国人打到离巴黎80公里的地方而夺取政府权力的事（注：《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0卷，第48～50页。），就不寒而栗。因此，一旦战争威胁来临，他便下定了进行“大清洗”的决心。这从下述事件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来：几乎在苏联改变对西班牙政策的同时，斯大林于1936年9月25日与同在索契休养的日丹诺夫，联名向莫斯科发回一封被认为是发出“大清洗”信号的重要电报——以叶若夫代替雅戈达出任国家安全局局长。这两件事几乎同时发生，被史学家看作绝非“偶然的巧合”：显然，这是打算“在不可避免的战争前夕，消灭在他看来是潜在的“第五纵队”。（注：〔俄〕B.п.德米特连柯主编：《20 世纪俄罗斯史》，莫斯科1996年俄文版，第293～294页。） 对于“第五纵队”的担忧，也为莫洛托夫所证实。这位斯大林的亲密战友直到晚年都坚持认为，我们“幸亏有了1937年”的“大清洗”，“战时才没有出现第五纵队”。（注：〔苏〕《莫洛托夫秘谈录——与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01页。）可见，斯大林这一发动“大清洗”的意图，在莫洛托夫心中是扎根很深的。 以上三个方面，可以说是1937～1938年“大清洗”的基本的和直接的原因。 然而，走向全面“大清洗”的更直接的导因，又是复杂而具体的，可以说，是由一系列事件一步步促成的。 走向“大清洗”运动的台阶 我国过去出版的苏联史著作，在讲到“大清洗”的原因时，大多基本上只讲基洛夫被杀事件；在叙述“大清洗”事件过程时，一般也只讲述莫斯科的三次公开审判。这是苏联档案揭密以前，对于“大清洗”的一种以偏概全的认识。 1937～1938年“大清洗”之发生，除了上述基本的也是主要原因外，还有各种具体的导因，而基洛夫被杀案只是走向镇压的导因之一。莫斯科三次大审判只是1937～1938“大清洗”运动的组成部分之一，而就它们在这次“大清洗”中的地位和作用来看，第一、第二次大审判可以说是整个“大清洗”的舆论准备和战前动员，第三次大审判则已处在整个“大清洗”的尾声阶段。因此，它们只是作为“大清洗”中肃清三个主要反对派头目的战役而安排的，而1937～1938年真正全面的“大清洗”，其主要战役则是在1937年1～5月至1938年1～2月间发生的。这样看来，“大清洗”运动作为苏联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我国史学界是需要重新加以认识的。 联共（布）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市委书记基洛夫1934年12月1日被暗杀。经过苏联史学界和近年俄罗斯史学界多方研究，目前学术界居主导地位的看法是，它既不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集团策划的集团谋杀，也不是一直受到怀疑的斯大林策划的谋杀，而是带有某种偶然性的个人谋杀事件。（注：〔俄〕B.п. 德米特连柯主编：《20世纪俄罗斯史》，第373页。 ）但这一事件被斯大林用作加强镇压，消灭原反对派和一切对他路线不满者，成了推动“大清洗”的重要借口，则是俄罗斯学术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注：〔俄〕奥?奥列弗纽克：《政治局——30年代的政权机制》，第142（？）页。 ）在得知基洛夫被杀几个钟头后，斯大林亲笔给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草拟了一个取名“十二月一日法令”的决议，随后在形式上由政治局批准。该决议规定，侦察恐怖案件要在10天内完成，控告结论在正式开庭审判前一昼夜交付被告；不考虑对犯死罪者的死刑赦免申请；极刑判决宣布以后立即执行。（注：俄罗斯现代史文献收藏使用中心档案馆：第17 库， 第162卷宗，第17分卷，第87页。）这项法令意味着完全抛弃了起码应有的诉讼程序，也放弃了以前规定的对死刑的必要监督。这项法规在1937～1938年的“大清洗”中曾被广泛应用。 基洛夫被杀案很快被斯大林纳入了指控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轨道。他明确指示，要“到季诺维也夫分子当中去寻找凶手”。（注：〔苏〕《苏共中央公报》1989年第4期。）1934年12月16日夜，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捕。12月28～29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派出法庭在列宁格勒判处直接被指控组织谋杀的14人死刑。1935年1月9日，苏联内务部特别会议审理了“列宁格勒萨法罗夫、扎卢茨基等反革命季诺维也夫集团案”。该案包括党、政、工会和经济界活动家，共77人，被判处各种不同期限的监禁和流放。（注：〔苏〕《恢复名誉——30～50年代政治审判案》，莫斯科1991年版，第123～147页。）一礼拜后，即1月16 日，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莫斯科中心”案作为“列宁格勒中心”的领导机构，一案19人被交付法庭，分别被判处5～10年徒刑。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判刑以后，联共（布）中央又给各地党组织下达了一封密信，题为《关于同基洛夫同志被凶残杀害相关事件的后果》。密信马上断定，谋杀是由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卷入的一个阴谋，号召在党内追究一切与托、季有牵连的人员及其同情者。经过对季、加步步审讯逼供，到1935年以后，所有反对派参加者都被指控参与恐怖活动或同该活动有染。 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斯大林在一封信中指出，在党的历史上还存在过其他各种反党集团，他列举了“托洛茨基派”、“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对派”、“右倾派”和“左右杂俎派”。并且指示，所有这些派别都应该是追查的对象。于是，各地方组织便把怀疑的目标对准了所有在各个不同时期反对过斯大林领导并发表过不同意见的共产党员。 在有关基洛夫被杀的官方说词中，仿佛谋杀是由一个持假党证的人潜入基洛夫办公地点所进行的一次行凶。于是在斯大林的倡议下，便掀起了一场检查党证运动。 这场运动始于1935年5月，迄于同年12月。 形式上是一项检查党证及其登录卡片真伪的工作，实际上是以审查党员、换发党证为中心，伴之以逮捕的清党运动。运动由以叶若夫为首的中央干部总管理局领导，并由内务部协同行动。一些党员经审查被开除出党后，接着就被逮捕。1935年12月，中央领导对叶若夫有关运动结果的总结表示不满，又延长了运动期限。运动的结果，审查了81％的党员。其中9％被开除出党。（注：〔俄〕B.п.德米特连柯主编：《20世纪俄罗斯史》，第379页。）中央预计驱逐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的计划没有完成，因为只有被开除党员总数的3％属于这个集团。这表明，实际存在的托、 季分子并不像中央估计的那样多，但中央领导认为，这是因为各地方党组织中有人故意作梗，在抵制中央方针的贯彻执行。 检查党证运动除收集了大量诋毁党员的档案材料外，肃反人员又将被开除者逐一登记造册，立案侦查，其中许多人被以各种借口逮捕。据叶若夫向中央全会的报告，依据不完全资料，到1935年12月1日，与被开除党籍相关而遭到逮捕的有15218人， 揭发出了上百个“敌对组织和集团”；（注：俄罗斯现代史文献收藏使用中心档案馆：第17 库， 第120卷宗，第177分卷，第22页。）在检查党证过程中没收党证几乎达25万张。（注：〔苏〕奥?赫列弗纽克：《政治局——30年代的政权机制》，第148页。）这样，通过这次运动， 安全机关就在手里实际上掌握了各个不同的时期在各种问题上对“总路线”有所异议的所有党员的材料：这些党员的材料和“帽子”被安全机关拿在手里，何时扣上只是时机问题了。同时，中央领导在运动中也掌握了各地组织及其领导人对其方针的各种态度。这就为日后开展的“大清洗”作了全面的准备和铺垫。 除前述“十二月一日法令”外，1935年3 月通过了一项惩治叛国分子家属的法令，4月颁布了准许判处12岁以上儿童刑事罪的指令，6 月9日，又通过了对任何叛逃国外的苏联公民判处死刑的法令，而对任何知情不报者则处以监禁。这样，通过收集有关各类具有潜在反对派情绪的材料（主要是被开除党籍者），通过侦查各地党政领导人对中央采取消极抵制或具有抗上情绪的情况，通过强化政治案件的律条，加上1935年秋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以后工矿企业事故连续不断，追究“破坏分子”、“怠工行为”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而这时国际局势的紧张又使苏联领导人越发对联合民主国家，制止法西斯侵略的可能性打上问号——所有这些情况，就使苏联最高领导人最后作出了迈向“大清洗”的决策。 “大清洗”运动的进程 1936年7月29日， 中央书记处向各地组织下达了联共（布）中央《关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集团恐怖活动》的密信，以此揭开了“大清洗”运动的序幕。密信以通过刑讯逼供取得的口供为根据，列述了托、季直接勾结，实施恐怖活动的“事实”，在审判前已经把他们“罪行”的结论昭告全党。接着，在1936年8月19～24 日进行的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对“托——季反苏联合中心”案的审判，只是个过场和形式而已。这个案件由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审理，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16人交付审判。所有被告都承认不仅是信念上，而且行动上同身处国外的托洛茨基有联系，并参加了对基洛夫的谋杀，还阴谋杀害斯大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他们还供认，其他前反对派成员——布哈林、托姆斯基、李可夫、拉狄克、皮达可夫、索柯里尼可夫和谢列布里亚柯夫等，都参加了反革命阴谋。24日，所有被告被判死刑，并立即执行枪决。 如果说上述联共（布）中央的密信是在党内对“大清洗”所做的一次动员的话，那么，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则是对苏联全社会所做的一次大动员。这次审判确认了托、季阴谋存在的事实，而从这一点又成了舆论动员的出发点。在这次公开审判期间或其后，全国上下举行了成千上万的各种群众集会，一齐声讨托——季阴谋，并作出决议，誓同“阴谋分子”斗争到底。这对造成既成事实，发动舆论、动员社会，起了巨大作用。 但是，以雅戈达为首的内务部清楚地知道，非但把托——季反对派与杀害基洛夫联系起来是牵强附会的，而将这一谋杀案同“右倾”反对派挂起钩来，更是捕风捉影。因此，在雅戈达内务部方面，力图限制这次审判的政治后果。他们把这一与党的干部根本不相干的“暴徒谋杀”，归结为一场普普通通的恐怖事件。在他们看来，审判举行了，案犯惩治了，代表一个不大的托——季集团的敌人已被揭露，事情就算完结，不能再让事态进一步扩大。但在“托——季反苏联合中心”案的审理过程中已在干扰内务部工作的叶若夫，却力图扩大被告 范围，对那些被怀疑抵制中央指令的党内干部和经济管理人员施行打击。斯大林在以雅戈达内务部为一方，以叶若夫为另一方的这场争执中，明确地站在后者一边。 恰在这期间，在1936年9月23日，克麦罗沃矿区连续发生爆炸。正在索契休养的斯大林和日丹诺夫，借机于9月25 日给莫斯科发回一封联名电报，电文说：“我们认为，任命叶若夫同志为内务部人民委员之职是绝对必要和紧急的事情。雅戈达明显不能胜任揭露托——季集团的任务。国家保卫局在这件事情上已经迟延了四年。”（注：〔苏〕《恢复名誉——30～50年代政治审判案》，第33页。）目前从现有档案中尚无法知道这个重大任免事项，经由政治局委员表决没有（注：俄罗斯现代史文献收藏使用中心档案馆，第17库，第63卷宗，第1123分卷， 第146～147页。）， 但由在莫斯科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的卡冈诺维奇立即形成文件，于9月30日完成，则是一清二楚的。 对叶若夫这一任命，进一步为“大清洗”提供了组织保证。此前，在政治局有重要份量的奥尔忠尼启泽，因和卡冈诺维奇保持着友谊关系，并在某种程度上同雅戈达的内务部有着某种默契，因而阻滞了大规模的清洗。但9月底对叶若夫的任命，打破了这种平衡。（注：〔英〕E.A.里斯：《斯大林主义与苏联的铁路运输（1928～1941）， 伦敦、 纽约1995年俄文版，第147、148、150、158、15

图哈切夫斯基，叶戈罗夫，布留赫尔

苏联元帅：为苏联工农红军最高军衔，菱形领章，底板为红色，上两边绣金边，用金线刺绣一颗月桂枝环绕的大金五角星，月桂枝交叉处有“镰刀和锤子”符号，袖章为矢型，主图与领章一样，也是一颗金星，外加月桂枝和镰刀锤子图。苏联工农红军元帅军衔大将军衔：位列元帅军衔之下，菱形领章，底板为红色，上面金边，中间刺绣五颗金色将军星徽，星徽要比元帅星徽小，袖章为金色上下镶红边矢型，上方绣一颗金星。苏联工农红军大将军衔大将下面依次是上将、中将以及少将军衔，并从上将开始区分兵种，加兵种符号，底板为兵种勤务色。苏联工农红军兵种符号将军军衔（不含大将），制式与大将基本一致，菱形领章，从上将到少将依次绣四颗到两颗金星，并在金星上方绣兵种符号，袖章为下方镶一条红边的金色矢型，矢型上方有一颗金星。苏联工农红军上将军衔苏联工农红军中将军衔苏联工农红军少将军衔将军衔级下面就是校级军衔，有意思的是，将军衔级最低的一级是少将，是两颗将军星徽，40式军衔中并无一颗将星的形制。只是有争论的一点是，因有35制式旅级指挥员级衔在保留共存于40制式军衔中，会被误认为一颗星的将军。旅级指挥员制服领章及大衣领章校级指挥官制服领章制式为平行四边形，三边镶金边，底色为兵种勤务色，从上校到大尉分别镶四颗到1颗金色长方形，并在最上方缀兵种符号，而大衣领章为菱形，其余和制服领章一样。袖章为矢型，根据衔级大小上绣数量不等的粗细红黄条，没有金星。这里把大尉也列出来只是因为其形制与校级一样，但本身级别仍属于尉级。从上校到大尉军衔标识（从上到下为大衣领章、制服领章及袖章）校级军衔下面是尉级，包括大尉、上尉、中尉和少尉，从上尉开始，领章上根据衔级高低镶三颗到一颗金色正方形，袖章仍以粗细间隔黄线标识，其余形制和校级一样。从上尉到少尉军衔标识尉级下面就是士兵衔级了，士兵只有领章，无袖章。领章无边线，大士到上等兵在领章正中绣一道彩色横线，大士一条横线四颗金色三角形、上士一条横线三颗金色三角形、中士一条横线二颗金色三角形、下士一条横线一颗金色三角形、上等兵一条横线、红军战士只缀兵种勤务符号。而从大士到下士也称为初级指挥员，除战士列兵领章外，内上角均镶有一颗金色三角星。苏联工农红军士兵衔级制式（41年）各领章的兵种勤务色识别如下：基本兵种，如步兵为红；骑兵、快速部队深蓝色；航空兵天蓝色；炮兵、坦克兵、工程兵、通信兵、技术兵黑色；内勤和行政人员为绿色；军事医务人员则为粉红色；边防军深红色等。除指挥员外，其他人员领章的边线、横线颜色则根据底色而定：红色底、深红色底则镶黑边，其他颜色底镶红边。以上是陆军极其附属兵种的军衔形制，而红海军则在沿用35制式军衔形制的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修订，仍为袖章形制。红海军袖章形制红海军最高军衔为海军元帅，其衔级等同于合成军的大将衔级，因受红海军整体规模限制等缘故，海军元帅一衔一直设而未授，最高实授为海军上将衔，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55年。海军将军以上衔级袖章由粗细金色条纹和一颗红星构成，金星中心绣有镰刀锤子图。红海军校级与尉级袖章示范图海军上校以下指挥员军衔袖章也由数条粗细金线和金星构成。但金星内无镰刀锤子图案，金星为金边红星，且比将军星徽要小。红海军初级指挥员及战士袖章示意图海军初级指挥员用金色角线 （角向下）区分军衔，按衔级大小绣4到1条角线，准尉四条角线略细，上士到下士角线粗细一致。上等红海军战士只有金边红星，红海军战士为一颗无边红星。实际角线形制以上是正规作战部队的军衔制式。在40制式中，还有政工人员（政委、指导员、政工战士）衔级、边防军衔级和内务部队（内务人民委员会）衔级，下面简介一二。政工衔级基本上延续了35制式的风格，只是称呼有所改变，改称为高级、上级、中级和初级政工人员，军衔制式基本和35制式一样，依旧为领章制式，高级按衔级大小缀四颗到一颗菱形星徽，领章边线为黑色。上级为长方形星徽，中级为正方形星徽，初级为三角形星徽。同时政工人员袖口佩戴内绣镰刀斧头图案的红底金边五角星，初级政工人员五角星没有金边。政工人员的袖口红星标识政工人员对应作战部队的衔级如下：高级政工人员：一级集团军级政委、二级集团军级政委、军级政委、师级政委、旅级政委（均为菱形星徽）；上级政工人员：团级政委、一级营政委、营级政委（均为长方形星徽）；中级政工人员：大尉级政治指导员（一颗长方形星徽）、上尉级政治指导员（正方形星徽）、中尉级政治指导员；初级政工人员：政工大士、政工上士、政工中士、政工下士（均为三角形星徽）然后是NKVD，35制式的NKVD衔级完全和作战部队不同，用了一年就被取消了，改成与苏军衔章制式类似，只是领章是红底暗红色镶边，到了40年改制，就完全与普通部队一样了，区别在于仍戴的是蓝帽子。苏联内务部队早期领导人叶若夫曾穿过的军装苏联内务部队徽章需注意的是，内务部队的军士是没有上中下衔级之分，都是两个三角形，军士再下面就是列兵了。此外还有边防军衔章体系，因为绿色是边防军军种色，故其帽子、领章、服装牙线都为绿色，与内务部队军衔类似的是，最开始36年设置的时候也是与普通作战部队完全不一样，但没用多久就改为与普通作战部队类似的领章衔级符号，但颜色仍为绿色，帽子依然是绿帽子（这个怪怪的~~）。苏联边防部队徽章苏联边防军的绿帽子，注意帽墙不是蓝色的，是黑色的！

1934年12月，斯大林借苏共中央第二号人物基洛夫被杀为由，开始对前反对派成员及其追随者进行迫害。先后杀害了季诺维也夫、皮达可夫、布哈林、李可夫、图哈切夫斯基等一大批党政军要员，清洗、枪毙了几十万干部，殃及1，500万无辜群众，成为人类史上空前的政治灾难。1934年12月1日晚，四十八岁的苏共中央第二号人物、列宁格勒市委第一书记谢尔盖·米罗维奇·基洛夫在列宁格勒斯莫尔尼宫大楼中被一枪打死。在事发后的几天里，政府发布的声明断言杀害基洛夫的凶手是白卫恐怖分子、这些白俄是从波兰、立陶宛、芬兰潜入前苏联进行恐怖活动的。在十月革命以后的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基洛夫在历次斗争中一直支持斯大林及其路线，提高他的威望，同他的对手们作无情的斗争。但支配着斯大林的是一种极其狭隘的残酷的思想，他迷狂于一种绝对的权力和威望，且早在基洛夫被杀害之前很久，斯大林就使用各种政治诡计和强力手段，使自己摆脱党员和群众的监督。基洛夫死后，斯大林立刻掀起了一段大逮捕高潮，并在没有征求政治局其他成员意见的情况下，下令毫不迟疑地对一大批人执行死刑，尽管绝大部分与基洛夫一案毫无关系。几天以内被处决的列宁格勒有39人，莫斯科有29人，基辅有28人，明斯克有9人。同时，在列宁格勒还掀起了迁出大批原贵族和他们家属的运动，而这些人绝大多数并没有从事任何地下活动和反苏活动。1935年5月，斯大林解散了“老布尔什维克协会”(其成员都是老党员)，并着手篡改历史，虚构传记。一个月后，斯大林又取缔了“政治苦役犯和流放移民协会”。政府还颁布了一项世界文明史上从未有过的法律：十二岁以上的儿童对于所犯的各种罪行、应负与成年人相同的责任(包括死刑)。在这样的背景下，斯大林在1936年组织了第一次莫斯科公审，对象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士等十四人。显然，对前二人进行第二次审判是因为第一次审判对他们判处的几年刑不能令斯大林满意。从1936年夏天开始的接连不断的清洗给全苏造成极大的恐慌，被斯大林一手提拔起来的心腹叶若夫在1937年初掀起了被称为“叶若夫旋风”的更大规模的清洗。而这场旋风迅速导致了第二次莫斯科大审判。1937年1月20日，前苏联所有报纸刊登了总检察长维辛斯基签署的公诉书，指控格奥尔基·列奥多维奇·皮达可夫、卡尔·伯恩哈多维奇·拉狄克等十七名托洛茨基分子组织托洛茨基中心，背叛祖国，从事间谍活动，妄图夺取政权，在前苏联复辟资本主义。1937年1月30日，皮达可夫等十三人被判死刑。其余的四人最后也全部没能逃脱被处死的命运，这是必然的。第三次莫斯科大审判于1938年3月开始，出庭的主要被告人虽然在列宁时期红极一时，但最终的宣判是无情的。1937年6月，前苏联国防部人民委员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其他七名苏军高级将领被逮捕。随后两天内，这八人全部被以叛国等罪名枪决。在此后两个月的1937年8月，斯大林在红军政治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号召在红军中“根除敌人”，并称“红军中存在一个分支密布的间谍网”。它掀起一股狂澜，使军队中人人自危，诬告成风。在1937—1938年间上至国防人民委员会，下至各军区，一大批高、中级军事、政治干部被逮捕了，数万人的肉体遭到消灭。这次对红军的大清洗，同样席卷了红军军事学院，许多军事学院的院长均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处决。用“平行的军事中心”、“军内反对派集团，”等形形色色名义清洗红军的结果，使上至国防人民部，下至军、师、团的大批红军干部被无辜杀害。红军骨干被毁，几乎成了一支群龙无首的部队——或者说斯大林成了惟一的领导。据前苏联《在国外》杂志披露：1937—1938年大清洗的结果是：近35000名红军指挥员被处死，近80名的高级军官，6名元帅中的3名，15名集团军司令中的13名，85名方面军司令中的57名，195名师长中的110名，406名旅长中的220名，以及所有军区司令员都死于内务部军队的子弹。据《伟大的卫国战争简史》的说法则情况更为严重。总之无论在哪一次战争中，无论哪一个军队都没有像前苏联军队在战前那样遭受那么大的损失。早在1932年，当几十万个受饥饿折磨无家可归的儿童挤满许多火车站和大城市时，斯大林就下了一道极其残酷的密令：凡在抢劫粮仓时或在扒窍列车时被抓住的人以及害花柳病的人一律枪毙，死刑应该秘密地执行。对共产党员大批地处以死刑，而且是在连形式上的审判也没有的情况下处以死刑，这在前苏联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但接着1937年夏当内务人民委员已由叶若夫来担任时，斯大林命令他准备出第二份名单来，名单上要列出五千个其他反对派的人，这些也被裸体枪毙。从1935年5月起，许多斯大林的忠实盟友也开始纷纷被捕，而这些被捕者们从未参加过任何政治上的反对派。在20年代参加过“工人反对派”和22人签名的施略普尼柯夫和梅德维捷夫等人在既没有经过审判，也没有任何证词的情况下被处以死刑。他们的子女也被逮捕流放。大规模的镇压同样祸及在苏联的外国共产党人，在苏联的各国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同样成为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清洗对象。前苏联第十七次党代会上所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竟有70%的人被打成“党和人民的敌人”，1966名拥有表决权和咨询权的代表中，也有1108名被定罪为反革命而遭到逮捕或处决。严格说来，这种30年代的政治清洗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甚至直到斯大林去世。其殃及1500万无辜群众，仅在1936～1939年之间，就有100多万人被镇压，被逮捕的不下四五百万人。堪称前苏联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次巨大灾难，和人类史上空前的政治灾难。这场发生在前苏联本世纪三十年代的“肃反”运动是一场完全人为的政治劫难。就其规模来讲，它确实堪称与一场大战、一次肆虐的自然灾害相比，考虑到它的阴险性和隐伏在迫害后面狭隘可鄙的个人目的，它的危害性就更加令人震惊。这场灾难现在已经广为人知，但首次将这一可怕灾难的详情揭露出来，却要等到许多受害者已死去近十五年以后，这不能不说是人类的悲哀。人类的理性和良知在这一事件中备受拷问。也许这场运动能让人们明白狭隘、敌意和仇恨的人性可能带来的可怕后果。在一系列天理难容、使人惊骇的非常事件中，人们也许会想起“良心”这个朴素的字眼。这场政治劫难的原因和独特的背景与残酷性至今仍值得人们去思索、去总结，它使人们认识到对权力进行制约、监督的重要性。

同年11月3日，亚戈达加入契卡。同年7月29日进入契卡主席团。1921年3月31日升任契卡副主席。1922年契卡被隶属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国家政治保卫局(ГПУ)取代。次年9月18日亚戈达成为捷尔任斯基的第二副手，也就是国家政治保卫局第二副局长。1923年国家政治保卫局被改组为与内务人民委员部平级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ОГПУ），亚戈达同时也就理所当然的担任副局长之一。1926年6月捷尔任斯基去世后，亚戈达成为该局第一副局长，地位仅次于维亚切斯拉夫·明仁斯基。由于明仁斯基患有重病，20年代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工作很大程度上是由亚戈达掌管的。1927年12月14日被授予红旗勋章。1930年4月3日被再次授予红旗勋章。同年7月13日被选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1年，亚戈达被降为契卡第二副主席。1932年被派往乌克兰，以确保粮食收购计划的完成。同年12月19日，被授予劳动红旗勋章。1933年8月4日，因积极参加白海一波罗的海运河的建设工程而被授予列宁勋章（编号No.531）。1934年2月10日亚戈达被选为联共（布）中央委员。同年7月10日，在明仁斯基去世两个月后，被斯大林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司掌苏联国安大权。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被刺身亡。由此案，开始了肃反运动。掌管安全部门的亚戈达自然成为肃反运动的第一位直接负责人（其后继者是叶若夫和贝利亚）。当月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即因涉嫌“谋杀基洛夫”被亚戈达掌管的安全部门逮捕。次年1月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受审。在这次审判中，亚戈达迅速处决、流放了许多人，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却只被判处了十年有期徒刑。直到1936年的第一次莫斯科公审，亚戈达才将二人判处极刑，并于同年8月25日监督了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枪决。虽然在肃反运动初期亚戈达逮捕了大批人员，甚至包括自己的亲侄女，但需要指出的是，其中许多无辜者后来亦被其释放，这一点是叶若夫和贝利亚所做不到的。由此可以看出，亚戈达一方面是出于护卫党和苏维埃政权、打击反革命分子的目的，另一方面也是出于自己人在其位、身不由己的政治压力而指挥清洗运动的，并没有夹杂多少攫取权力的个人私心，这是他与其后继者的不同之处。因此，常常看到的是，亚戈达游走在镇压和保护之间的钢丝绳上。对此，斯大林在1936年9月25日给政治局委员的一封电报中评价道：“亚戈达显然在揭露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集团的工作中未能出色完成自己的任务。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在这项工作上延误了4年时间……”1935年11月26日被任命为国家安全总政委。因肃反不力，1936年9月26日，亚戈达被叶若夫取代，旋即调任人民邮电委员。1937年1月29日亚戈达转为预备役。同年4月3日被撤职，5日被捕。翌年3月，在第三次莫斯科公审中以叛国罪和阴谋推翻苏维埃政权罪与布哈林一起受审，最终“供认” 参与托洛茨基集团、德国间谍，杀害高尔基、古比雪夫、明仁斯基，谋害叶若夫、谋杀基洛夫等罪行，并于13日被判处死刑，两天后，也就是1938年3月15日，被枪决。其妻同年6月16日被判刑，当日即被枪决。

克格勃 克格勃克格勃（俄文：Комитет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简称КГБ，克格勃是此三个俄文字母的音译)，即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是1954年3月13日至1991年11月6日期间苏联的情报机构。前身为捷尔任斯基创立的“契卡（Cheka 是全俄肃反特别委员会的俄文简称 All-Russian Extraordinary Commission。全名为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消除怠工特别委员会: All-Russian Extraordinary Commission to Combat Counter-Revolution and Sabotage (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чрезвычайная комиссия по борьбе с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ей и саботажем), 在 1918 年改名为: All-Russian Extraordinary Commission to Combat Counter-Revolution, Profiteering and Power Abuse (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чрезвычайная комиссия по борьбе с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ей, спекуляцией и преступлениям по должности).）”。克格勃的职权领域大致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反间谍部门相当。在1930年代，由亚戈达和叶若夫领导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成为“大清洗”的工具。 冷战期间，“克格勃”的职能过大， 涉及国内所有领域， 凌驾于苏联党和政府之上，在国际上也成为红色恐怖的代名词。克洛勃，俄语全称拉丁字母转写作Komitet Gosudarstvennoy Bezopasnosti,意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是苏联的间谍情报机关。苏联的间谍情报机构曾与美国并驾齐驱，以实力和高明而著称于世，在某方面甚至超过美国。自苏联剧变以后，俄罗斯继承其衣钵，但其力量大为削弱，经过调整以后，又以新的面孔出现，重新活跃。克洛勃建立于1954年。该机构可追溯到1917年12月布尔什维克政府刚建立时成立的“契卡”，捷尔任斯基是第一任首脑。契卡将总部设在彼得格勃勒霍瓦亚大街2号。1918年苏俄政府迁都莫斯科，契卡总部也在1920年迁到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附近的卢比扬卡广场11号。克洛勃主要机构有“对外谍报局、国内反间谍局、军队管理局、边防军管理局、总务局、克洛勃驻外站组等。克格勃系统工作人员曾一度达到50多万名，总部机关有1万人，间谍、反间谍和技术保障等部门有20万人，边防军30万人，此外，在全国有150万线人，在国外有25万谍报人员，年预算为100亿美元。克格勃一直是苏联对外情报工作、反间谍工作。国内安全工作和边境保卫等工作的主要负责部门，是一个凌驾于党政军各部门之上的“超级部”，是一个超然的机构，它只对中央政治局负责。英国情报机关称克格勃为“世界上空前最大的搜集秘密情报的间谍机构”。克格勃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领导人是安德罗波夫和贝利亚，安德罗波夫最后担任了苏联的最高领导人，而贝利亚在权力斗争中失败，被赫鲁晓夫以叛国的罪名处死。1 克格勃名称变更史1917年12月 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Cheka ( 俄语为ЧК ））1922年2 月 国家政治保卫局1923年7 月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1934年7 月 国家安全总局1941年2 月 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1941年7 月 国家安全总局1943年4 月 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1946年3 月 国家安全部1947年1O月至1951年11月 国家安全部（对外情报机构归情报委员会管辖）1953年3 月 内务部1954年3 月 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2 克格勃历任领导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 1917－1926Feliks Edmundovich Dzerzhinski (Belarusian language Фел?ск Эдмундав?ч Дзяржынск?, Polish: Feliks Dzier?yński, Russian: Феликс Эдмундович Дзержинский )维亚切斯拉夫·鲁道福维奇·缅任斯基 1926－1934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亚戈达 1934－1936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 1936－1938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 1938－1941弗谢沃洛德·尼古拉耶维奇·梅尔库罗夫 1941（2－7月）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 1941－1943弗谢沃洛德·尼古拉耶维奇·梅尔库罗夫 1943－1946维克托·谢苗诺维奇·阿巴库莫夫 1946－1951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奥戈利佐夫 1951（8－12月）谢苗·杰尼索维奇·伊格纳季耶夫 1951－1953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 1953（3－6月）谢尔盖·尼基福罗维奇·科鲁格洛夫 1953－1954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 1954－1958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 1958－1961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谢米恰斯内 1961—1967尤里佛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 1967－1982维塔利·瓦西里耶维奇·费多尔丘克 1982（5－12月）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切布里科夫 1982－1988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 1988－19913 克格勃第一总局（对外情报总局）历任领导米哈伊尔·阿布拉莫维奇·特里利瑟尔 1921－1929阿尔图尔·赫里斯季安诺维奇·阿尔图佐夫 1929—1934阿布拉姆·阿罗诺维奇·斯卢茨基 1934－1938米哈伊尔·施皮格尔格拉斯 1938（2－7月）弗拉基米尔·格奥尔吉耶维奇·杰卡诺佐夫 1938－1940帕维尔·米哈伊洛维奇·菲京 1940－1946彼得·瓦西里耶维奇·费多托夫 1946－1949谢尔盖·罗曼诺维奇·萨夫琴科 1949－1953瓦西里·斯捷潘诺维奇·里亚斯诺伊 1953（3－6月）亚里山大·谢苗诺维奇·帕纽什金 1953－1956亚里山大·米哈伊洛维奇·萨哈罗夫斯基 1956－1971费奥多尔康斯坦丁诺维奇·莫尔京 1971－1974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 1974—1988列昂尼德·弗拉基米罗维奇·舍巴尔申 1988‘克格勃全史 作者：克里斯托弗·安德鲁 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 "－－－－－－－－－－－－－－－克格勃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领导人是安德罗波夫和贝利亚，安德罗波夫最后担任了苏联的最高领导人，而贝利亚在权力斗争中失败，被赫鲁晓夫以叛国的罪名处死。 1 克格勃名称变更史 1917年12月 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 1922年2 月 国家政治保卫局 1923年7 月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 1934年7 月 国家安全总局 1941年2 月 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 1941年7 月 国家安全总局 1943年4 月 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 1946年3 月 国家安全部 1947年1O月至1951年11月 国家安全部（对外情报机构归情报委员会管辖） 1953年3 月 内务部 1954年3 月 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 一．领导机构构成 1. 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会主席团 委员会主席团有主席一名，副主席十名，其中包括两名第一副主席。主席和副主席还领导地方国家安全机关——各加盟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区、州国家安全局的活动。 2. 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全委会 苏联国家委员会全委会由十五至十七人组成，负责研究最重要的问题，并就这些问题通过相应决议，以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令的形式生效。决议生效以后，就成了所有国家安全机关必须执行的规定。全委会委员组成中有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副主席、主要部门的主官以及几个地方国家安全机关的领导人。全委会由苏联部长会议决定任免。 约定俗成的是，乌克兰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莫斯科市及莫斯科州和列宁格勒市及列宁格勒州国家安全局的两位局长，传统上都是全委员会委员。根据条例，全委员会一个月举行一次例会，但有时候要多，这取决于该讨论的问题是否紧急，是否重要。 全委员会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命令清单确认干部任免。有时候听取有关国内、国家安全委员会机关和部队所发生的最重大非常事件的报告，讨论上级权力机关的重要决议，并据此作出相应的决定。一般来说，讨论问题会吸收范围相当宽的特邀人员参加，人数有时多达一百人或一百人以上。 全委会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领导机关，是某种指挥学校，是审核与研究最重大问题的形式。全委会通过的主要决定可以长期有效，且只有全委会才能以其决议取消已生效的决定。 全委会是安全委员会相当广泛的负责人交换意见的机会，是作出决断的有益方式和方法，更主要的，它也是确定落实并监督决议执行情况的有益方式和方法。决议将传达到国家安全委员会各级机关和部队，并成为他们在相应方面展开实践活动的依据。 二．各业务局 1. 第一总局 第一总局是对外情报侦察部门，它对驻国外间谍机构实施领导，并从苏联本土进行情报侦察，指导他们所在地区的国家安全机关第一线（情报侦察）分队的工作。这些部门被称为第一总局这一事实，也强调了对国外敌人斗争的头等重要意义。 2. 第二总局 第二总局从事反间谍情报侦察工作。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以来，对外情报侦察工作时分时合，这都取决于当时苏联哪种路线在对国家机关的态度方面占主导地位。八十年代末以来逐渐形成一种做法，即不把全部反间谍情报侦察集中在一个部门。而是根据具体的工作方针把它们分散到几个部门。但第二总局始终是反间谍情报侦察部门的主角，它实施反间谍斗争，并从事与外国代表机构和旅游系统有关的工作，同时还在苏联领土上进行某些侦察活动。 3. 第三总局 第三总局负责制止外国特工机关对苏联武装力量的破坏，领导有关军事部门和部队的特别勤务处的工作。它在七十年代成为总局，其理由是它所从事的与国防部协同行动的工作，不仅量大，意义也很重要。 4. 第四局 第四局负责所有交通运输部门的反间谍情报侦察活动的实施。 5. 第五局 第五局负责与意识形态破坏活动进行斗争，它于1989年改组为“З局”。这远远不是一种形式上的举措。现在，它已经不再从事原属第五局的工作，即反意识形态破坏活动的工作，而是集中全部精力，调查并制止外国特工机关实施的恐怖和破坏活动，而外国特工机关则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从事不符合苏联法律的外国组织和中心来搞这些活动。 6. 第六局 第六局负责各个国防工业目标和某些科研中心的反间谍情报侦察工作。 7. 第七局 第七局的任务是对委员会感兴趣的目标实施屋外监控。这就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所有业务方向都很需要的重要侦察部门。就人数来说，该局是相当大的，其主要特点是时刻保持战斗准备，以便能昼夜执行任务。正是由于这个部门的活动，才得以经常发现并制止外国特工机关的间谍活动，判定他们的犯罪联系，查清他们打入苏联要害部门，与苏联公民联系、实施隐秘行动和通过目视途径取得情报的意图。 8. 第八总局 第八总局负责编制总部机关与地方机关以及情报侦察机关与驻国外情报机构通信联络的秘密电码集。该局拥有制定密码通讯体系的现代化技术和科学装备，能切实保证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密码通讯，并绝对保障这种通讯能在离总部机关的任何距离昼夜不停地工作。获得秘密电码集的途径只有一个，那就是间谍。无线电报务员和密码译员的劳动强度极其繁重，一人，两人，最多三人，就得随时随地地保证驻国外情报机构与总部机关的联络。工作条件是不轻松的，生活因必须遵守严格的制度而变得非常艰辛枯燥，也很不方便，因为，敌方特工机关对无线电报务员和密码译员都有极大兴趣。 9. 第九局 第九局担负保卫职能。它负责保障国家高级领导人、国家最高规格的礼仪场合、外国代表团来访和苏联代表团出访的安全。警卫克里姆林宫政府机关、部长会议大楼和其他一些目标，其中包括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目标，如黑海、波罗的海和其他地区的几个目标，均属于他们的任务。 一九九零年，第九局改组为保卫局，机构也有所改变，确切地划分为两类勤务部门：一类从事管理工作，另一类从事业务活动。 保卫局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很大：始终保持警惕，全神贯注，常备不懈，彻底奉献自己的一切，因为随时随地都会遇到令人不快的突发事件。当然。他们还得适应工作和被保卫人个性的特点，适应需要保证其安全的目标周围的情况。一般来说，出访代表团的安全保障是特别困难的任务。，因为我们在那里并不是主人，但谁也不会解除我们的责任。我们根本不能完全指望接待方的警卫，因为一旦发生意外事件，最终还是我们要负主要责任，而且不仅是公务上的责任，还有道义上的责任。 行使保卫职能，是一项复杂的职业，它需要本领、能力和良好的体力训练。该局工作人员，一般来说，不会长期担任这项工作，过一定时间以后，将调到其他业务活动方向，在这些方向的工作对精神和体力紧张程度的要求要低一些。 10. 第十处 第十处集中存放国家安全机关在苏联时期以及苏联以前时期积累的业务统计文献和档案资料。因此，在工作人员的谈话中通常固定地称之为“档案处”。 国家安全委员会档案是保存各种资料的严整体系，它们依据严密的分类法规则，按主题和年代进行分类，保证资料无条件地典藏，并能迅速检索到需要的文献。在一九九一年八月以前，该部门的工作人员由于苏联有严格的档案使用规则，保证了国家机密的收藏，而且也未发生过任何问题。 同时，遗憾的是，在档案政策中，在档案法规中，存在着一些重大疏漏和不足：没有明确规定某些资料的保存及其发表和用于学术著作的期限，但这却排除了全部准许使用的可能性，封闭了利用堪称国家机密的档案资料搞政治投机和未经证实就转交给大众传媒的通道，这两种行为的后果往往是无法补救的。 八十年代末以来，第十处的工作人员就某些课题、国家机关和其他组织活动中的一些事件及片段进行了认真的分析。他们的分析、总结和结论是非常重要的，并报告了国家领导人，后者还根据他们的报告作出了与某些现实问题有关的相应决定。 档案资料帮助我们填补了许多空白点，给相当微妙的问题带来了一定的公开性，并使人们能够引用真实材料去看待和解决某些问题，这些问题或是涉及苏联和其他国家的公民个耍蚴巧婕八樟墓艺謇妗R痪啪乓荒臧嗽乱院螅蛋缸柿洗庸野踩被岬恼辶魇В掖戳诵矶嘌现匚侍狻：芏嘧柿媳挥糜诔嗦懵愕耐痘康模哉庑┳柿系耐崆故驮蚪徊浇谅伊硕愿霰鹄肥录恼媸导ぁ?/P> 安全委员会档案处把资料编上数字符号并按号码顺序排列，而读者则注意到缺了某些序号，这并不是力图隐藏某个部门，而是安全委员会传统上就是这么做的，在部门编号中允许有缺省项。有时它们被填满了，有时当安全委员会编制发生组织变化时，它们又重新出现了。 11. 第十一局（处）：缺省部门 12. 第十二处 第十二处，关于它的工作，有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传闻和各种各样的谣言，称它的工作是国家安全机关对苏联公民和外国人进行“全面监视”。这里指的是技术监听，是国家安全机关实施特别重要的侦察措施的技术手段。 这类方法一直被外国特工机关所利用，苏联也采用了这种方法。 审查有关国家生活最重要的方面和涉及国家安全利益的案件，需要有非同寻常的侦察方式和方法，监听就是其中之一。它是根据上级确认并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命令宣布生效的细则，在严格规定的条件下进行的。监听不止一次地协助我们查清了犯罪分子极其危险的行动，帮助我们截获国家安全机关感兴趣的联系和接触也使我们有机会获得其他途径不能获得的情报。 八十年代末以前，这个问题在法律上未以必要的形式进行规范，因此，利用通过这一渠道所得的信息具有不可声张的性质，也不向检察院和法庭提供。这些信息要以其他后续行为来证实，当然，是在能这样做的情况下。在侦察诸如杀人、侵吞巨额国家财产和公共财产、走私、炒汇、非法接近国家重大机密并把它们转交给外国代表等案件时，这种信息是格外有用的。 第十二处的工作要求具有专门的技术设备、专业训练、判定什么是所需情报并对其进行整理的能力。该部门工作人员有时要比一般侦察员知道得多，并填补侦察业务活动中的空白。这一部门的能力经常是获取某些情报的唯一手段，这些情报是国家安全机关采用其他办法从来也得不到的。 这项工作的微妙之处还在于以下方面，即在对某些目标开展工作的进程中，侦察人员会完全意外地碰上这样一些情报，它们有的与要求侦察的人毫无关系，有的则与占据国家高级负责职位的人有关，且法律规定禁止监听其谈话。此时该怎么办呢？一方面，确有对这类人物进行监听的禁令，而另一方面，我们有时获得了他们进行非法甚至是犯罪活动的明显证据，又不能就此罢手。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向苏联国内的上一级负责人报告获得的情报，请求准许利用这一情报并继续工作。这种态度源自国家利益的需求，通常并不对刚才提到的、在那之前暂时尚未、将来也不会把此视为侵犯人权，因为这是国家和社会利益迫使我们不得不如此为之。 13. 第十三局（处）：缺省部门 14. 第十四局（处）：缺省部门 15. 第十五局 第十五局从事的工作是设计、建造并按需要的制度管理某些目标，这些目标是为特殊时期，即为一旦爆发军事行动和发生其他意外情况时准备的。 在莫斯科及其郊区和苏联的某些其他地方，建有绝对秘密商定的、供特别时期使用的目标。它们包括统帅国家和武装力量的预备指挥所、不可或缺的储备库、政府通讯枢纽，以及其他在紧急状态中支撑国家生活、保证国家或多或少地正常行使职能的设施，简短点儿说，是维持国家在紧急状态下仍有生存能力的设施。 各目标的设施需要按起码的必不可少的原则作出相应的科学和技术结论，某些目标是用来防止核攻击的，但是，在大型核弹头直接命中时，它们的生存率也会大成问题，这当然是不言而喻的事。虽然如此，目标的某一部分却会保存下来，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保障国家的可管理性。 要保障国家安全，保障国家最重要的目标，没有上述设施是不可能做到的。从苏联的能力出发，我们并不极力主张在所有方面都赶上拥有巨大潜力和实力的美国。但上述设施是最低限度的，是非有不可的。 16. 第十六局 第十六局的工作与第八总局相当接近，它拥有解决技术和科学问题的最杰出的智能潜力。它负责收集公开情报和秘密情报，解决有关打入苏联感兴趣的别国家重要目标的极其复杂的任务。该局有许多高水平的发明，这需要高深的学识、必不可少的技术设备和技术手段。在这个部门工作着一批高级专家，他们完全可以成为苏联科学技术界的骄傲。第十八局并未囿于本单位的小圈子，它与苏联工业部门、科研机关具有广泛的联系，利用自己的潜力，帮助后者完成各种科研任务。 在研究具体任务时，他们要求严格、努力不懈、机敏过人、颖悟独特，并充满永恒追求的强烈愿望，更主要的是他们找出的解决任务的方法简直匪夷所思，而这些任务，乍一看，简直就是人类智慧的幻想。国家安全委员会有一些不懈追求、渴望达到更高水准的部门，而第十六局就是其中之一，也是通往科技难题谜底最佳实践道路上极其重要的一环，没有它，在我们这个时代根本就不能保障苏联的国家安全。 17. 边防军总局 边防军总局领导边防军区、边防部队和哨所。边防部队的总部机关不大，但边防军总数却超过二十二万人。对于苏联这种拥有漫长边界的大国来说，这是现实需求所允许的最低数量。八十年代末迫切需要扩编边防军部队，改善他们的物质条件，给他们增加财政投入。边防军经费已占国家安全委员会预算总开支的一半，其相当一部分用于边界的技术装备：军事技术兵器、目标设施建设、通讯联络、各大单位的工资。 18. 侦察技术局 侦察技术局是设计、开发、生产和经营专用技术工具的先头部队，也是科学思想成果、最高技术工艺和独一无二的技术解决方案最集中的部门。在该局的产品中，进行批量研制和生产的技术工具相对较少，往往是些单个产品，它们被指定用来完成严格规定的侦察任务。侦察技术局利用苏联科学界和整个工业的科技成果，密切关注国外在这一领域的新产品，并极力利用其中最有价值的一切成果。 侦察技术局的产品具有双倍的机密性。如果走漏消息，就能是对手很快制定防范措施，从而抵消我方技术能力的效能。 该局工作人员都是有一定特长的全神贯注的人。国家安全委员会慷慨地把自己的新发明与地方工业部门分享，从来不提任何交换条件，当时也不存在任何商业性活动。完全可以实事求是地说，没有该局的产品，不论是情报侦察机关，还是反间谍情报侦察机关，或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其他部门，首先是边防部队，都不能完成本部门所面临的任务。我相信，这个局仍有远大前程，但是，这只有在一种条件下：即它如果能吸收国内外经验，并不断寻求更高水平的各种科技发现，才能变为现实。 三．其他辅助性部门 1. 军事建设局 军事建设局帮助解决各业务局迫切需要的最复杂的工程项目。 2. 总务局 总务局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业务活动服务。在落实极其复杂的侦察措施时，假如没有物质管理保障，尤其是在意外情况下，其富有效益的工作是不可想象的。 3. 医疗保健局 医疗保健局对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尤其是在国外工作的部分人员由于驻在地的环境引起的健康情况采取预防措施，并经常检查，及时治疗。医疗保健局甚至还制定了一套建议：让去气候条件欠佳之国的工作人员在出国前进行体质锻炼。 4. 捷尔任斯基高等学校 捷尔任斯基高等学校向学员提供近五十种外国语的高级语言训练及专业科目知识，同时还培养高等数学、物理和其他学科的专家。 国家安全委员会拥有出色的教育培训网，学员可以接受高等教育，而工作人员则可在专业培训班为接受专门知识而进行训练和预备训练。 国家安全委员会培养边防和通信干部、密码译员、某些技术专家，保障副博士和博士论文的准备与答辩。 5. 人事局 人事局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管理干部，在其各级单位都建有相应的人事部门。选调工作人员，接受他们参加工作并进行安置、提职，解决许多与物质保障有关的问题，办理休假奖励，选派干部参加培训和进修等等，但这些远远不是国家安全机关人事部门所从事工作的全部。 人事工作最困难的阶段是选调、研究国家安全机关工作的候选人，因为，如果此时出错，可能会在此人活动的任何阶段付出昂贵的代价。 人事局在与意外事件有关的档案分析方面向国家安全委员会各部门提供必要的帮助，这些事件包括个别工作人员的叛变、破坏军事纪律、玩忽职守等。

火系套装 | 暗系套装 | 土系套装 | 光系套装 | 水系套装 | 气系套装 ☆暗系专精套装☆ 1、黑珍珠 这颗黑色光泽的珍珠，取自风暴港湾的巨蚌的尸体，天生便有极佳的魔法效果。 效果：攻击+1，诅咒术魔法效果+25% 2、幽魂靴 这双声名狼藉的靴子，来自西大陆最出名的死灵法师杰克曼。据说他每杀死一个人，都会将此人的灵魂，封禁在靴子中。 效果：闪避+3，死亡波纹魔法效果+25% 3、黑巫术腰带 这根满是霉斑、血渍和蛀虫洞的腰带，让人实在提不起穿戴它的欲望。很难想象它之前的主人，有着怎样的生活习惯。 效果：生命值+20，吸能术效果+25% 4、巫毒斗篷 这件由鹰身女妖羽毛编制的斗篷，上面用油脂绘满了各种花纹。当你摸它的时候，斗篷上的羽毛会立即竖起来，并且发出刺耳的尖啸声，让你感觉很不舒服。 效果：魔力+3，变形术魔法效果+25% 5、杀戮护符 这枚黑漆漆的护符，在黑暗世界中享有极高的声誉。它的前任使用者——侏儒巫妖叶若夫，在他进攻杰尔奈德要塞时，启动了这枚护符，夺去了数万人的生命。 效果：魔法值+40，内爆术魔法效果+25% 套装效果： 攻击+12、魔力+12。暗系魔法效果增强25%，获得元素魔法球(该魔法不消耗卷轴)

读《我的大学》有感 《我的大学》是高尔基的自传体小说三部曲之一，是一部有着深刻教育意义和巨大艺术魅力的作品。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是高尔基最卓越的作品之一，也是世界无产阶级文学的宝贵财富。 小说以其现实主义写实风格和热情勇敢的生活态度征服了全世界无数读者的心。它问世之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鼓舞着无数渴望光明和知识的年轻人勇敢前进。作品叙述了少年的“我”怀着上大学的愿望来到喀山，梦想破灭之后，不得不为生存而劳碌奔波，住“大杂院”，卖苦力，与小市民和大学生交朋友。他进入了一所天地广阔的“社会大学”，在那里学到了在有围墙的大学里学不到的知识，经过痛苦的思想探索，终于成长为一个革命知识分子。《我的大学》至今仍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激励了几代人从高尔基的作品中汲取追求光明的勇气和信念。 歌德说过：“读一本好书,就是在和高尚的人谈话。”读了《我的大学》这部文学作品后，我深有感触。这本书不仅让我了解了主人公青年时代的生活及命运，而且还向我们展现了世纪之交广阔的时代背景下一代人的成长历程。 高尔基出身贫寒，有着不幸的童年。他捡过破烂，当过学徒和杂工，受尽了欺凌与虐待。就是在这悲惨而又艰苦的生活中，高尔基仍如生命力顽强的小草，艰难的生长并且绽放。我多么渴望像高尔基那样，做一棵“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小草啊!多么渴望像他那样，到知识的海洋中去遨游。同高尔基相比，我真是羞愧万分。平时在学习中遇到一点挫折我就难以面对，甚至会半途而废。 主人公那种强烈的读书欲望以及顽强的学习精神，使我想到了自己：家中厚厚的书，却让它们闲着，难道是“书非借不能读？”不，自以为知识已经很丰富了，可恰恰相反，不是说“学无止境”吗？难道只有在逆境中才能更好地成长？不，当我读完这本书后，才真正明白：“学习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才真正体会到只有勤奋学习，长大后才能有所作为。 《我的大学》读后感 这篇作文是前苏联俄罗斯作家高尔基所写的。这篇作文写出了他在大学时是怎样过的，怎样活动和成长的。 我读了这篇作文后觉得，高尔基是一个不怕刻苦的人，他坚持着他的梦想，他不会违背他的梦想。高尔基走向成熟的另一个老师是书籍。他看到一个人，他非常喜欢看书， 书籍使他扩大了视野，丰富了他的思想，向他展现了越来越广阔的世界，使他争取美好生活的愿望更加强烈，为之奋斗的决心更加坚定。他叫阿廖沙。22、靠近东窗，坐着一个年轻的解放军战士。被汗水浸透了洗得发白的军衣，紧裹着他那健壮而匀称的身躯。他那白中透红的清秀的面孔，像涂了油彩似的闪闪发光。两条漆黑的、细长的眉毛，有力地向上扬，将到顶端时，才弯成形。一双像熟透了的葡萄一样又黑又大的眼睛，机灵地、警觉地扫视着充满汗味和传出鼾声的车厢。他的右手，很自然地伸到衣襟下面，汗湿的手掌，轻轻握着腰间的小手枪。 ----------摘取高尔基我的大学的情节 还没读完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感觉到了我自己，我也有梦想，可是我还要做些什么呢？我已经在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往前冲了吗？为什么我在心里觉得，我还做的不够呢？我读完了这篇文章后就让我知道了，怎样才能让我的梦想实现。高尔基和阿廖沙都是我的榜样，我一定要像他们一样，不断进取，不断的勇往直前。向着我的梦想冲吧！！！《我的大学》是高尔基的自传体小说三部曲之一，是一部有着深刻教育意义和巨大艺术魅力的作品。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是高尔基最卓越的作品之一，也是世界无产阶级文学的宝贵财富。小说以其现实主义写实风格和热情勇敢的生活态度征服了全世界无数读者的心。它问世之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鼓舞着无数渴望光明和知识的年轻人勇敢前进。作品叙述了少年的“我”怀着上大学的愿望来到喀山，梦想破灭之后，不得不为生存而劳碌奔波，住“大杂院”，卖苦力，与小市民和大学生交朋友。他进入了一所天地广阔的“社会大学”，在那里学到了在有围墙的大学里学不到的知识，经过痛苦的思想探索，终于成长为一个革命知识分子。《我的大学》至今仍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激励了几代人从高尔基的作品中汲取追求光明的勇气和信念。歌德说过：“读一本好书,就是在和高尚的人谈话。”读了《我的大学》这部文学作品后，我深有感触。这本书不仅让我了解了主人公青年时代的生活及命运，而且还向我们展现了世纪之交广阔的时代背景下一代人的成长历程。高尔基出身贫寒，有着不幸的童年。他捡过破烂，当过学徒和杂工，受尽了欺凌与虐待。就是在这悲惨而又艰苦的生活中，高尔基仍如生命力顽强的小草，艰难的生长并且绽放。我多么渴望像高尔基那样，做一棵“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小草啊!多么渴望像他那样，到知识的海洋中去遨游。同高尔基相比，我真是羞愧万分。平时在学习中遇到一点挫折我就难以面对，甚至会半途而废。主人公那种强烈的读书欲望以及顽强的学习精神，使我想到了自己：家中厚厚的书，却让它们闲着，难道是“书非借不能读？”不，自以为知识已经很丰富了，可恰恰相反，不是说“学无止境”吗？难道只有在逆境中才能更好地成长？不，当我读完这本书后，才真正明白：“学习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才真正体会到只有勤奋学习，长大后才能有所

以色列的摩萨德 摩萨德 ，全称为以色列情报和特殊使命局（The Institute for Intelligence and Special Operations ），由以色列军方于1948年建立，与美国中央情报局、苏联内务委员会（克格勃）一起，并称为“世界三大情报组织”。自从成立以来，摩萨德进行了多次让世界震动的成功行动。它的成功，成为世界情报史上的传奇。50多年来，中东5次大战，小小的以色列占尽上风，摩萨德功不可没。它的眼线遍布对方的中枢高层，知己知彼使以色列国防军如虎添翼。50年代，它首先搞到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美国公布后震动全球。60年代，摩萨德跨国跟踪，把二战中屠杀犹太人的战犯艾希曼从阿根廷抓回以色列受审。1966年，它又从伊拉克偷走最先进的米格21战机。摩萨德还组织突击队远程奔袭乌干达首都恩德培机场，成功解救100多名人质，自己只损失了1人———身先士卒的突击队长约尼上校、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哥哥。另外，被称为西方“佐尔格”的情报大师科恩也是摩萨德的特工。前苏联的克格勃 克格勃的职权领域大致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反间谍部门相当，以实力和高明而著称于世，在某方面甚至超过美国。克洛勃建立于1954年。该机构可追溯到1917年12月布尔什维克政府刚建立时成立的“契卡”，捷尔任斯基是第一任首脑。在19世纪30年代，由亚戈达和叶若夫领导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成为“大清洗”的工具。冷战期间，“克格勃”的职能过大， 涉及国内所有领域， 凌驾于苏联党和政府之上，在国际上也成为红色恐怖的代名词。自东欧剧变、苏联解题以后，俄罗斯继承其衣钵，但其力量大为削弱，经过调整以后，又以新的面孔出现，重新活跃。契卡将总部设在彼得格勒（圣彼得堡）霍瓦亚大街2号。1918年苏俄政府迁都莫斯科，契卡总部也在1920年迁到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附近的卢比扬卡广场11号。克洛勃主要机构有“对外谍报局、国内反间谍局、军队管理局、边防军管理局、总务局、克洛勃驻外站组等。克格勃系统工作人员曾一度达到50多万名，总部机关有1万人，间谍、反间谍和技术保障等部门有20万人，边防军30万人，此外，在全国有150万线人，在国外有25万谍报人员，年预算为100亿美元。 克格勃一直是苏联对外情报工作、反间谍工作。国内安全工作和边境保卫等工作的主要负责部门，是一个凌驾于党政军各部门之上的“超级部”，是一个超然的机构，它只对中央政治局负责。英国情报机关称克格勃为“世界上空前最大的搜集秘密情报的间谍机构”。英国的军情六处 军情六处 【缩写】MI6 =Military Intelligence 6 军情六处(英国负责海外谍报工作的部门)也称秘密情报处，原为英国情报机构海外谍报系统，1939年改组，归国防部领导。主要负责在国外进行情报间谍活动，如打入敌对国的组织内部进行策反、招募等。总部设在伦敦威斯敏斯科桥南边一幢20层楼内，对外称“政府电信局”，该处由外交部控制。军情6处与军情5处同时于1909年成立，第一任处长是皇家海军上校曼斯菲尔德·卡明，后来扩展为秘密情报局。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军情6处经历了组织上和行动上一系列不幸灾难。1939年11月9日，在荷兰边境小镇芬洛，两名英国高级情报官亨利·史蒂文斯少校和佩恩·贝斯特上尉，轻易被德国党卫队欺骗并劫持。军情6处从而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情报渠道。在当时，情报的搜集主要是由驻外情报站来提供。这些材料送回伦敦后，总部人员对其进行分类和分析后，分发给各“用户”——陆海空三军。芬洛事件后又遇上财政困难，军情6处陷入了混乱不堪的局面。1940年5月，德国的闪电战使英国不得不关闭了在欧洲的各个情报网，军情6处只剩下在中立国为数不多的几个情报站。军情6处第二任处长辛克莱海军上将在任职14年之后，于1939年11月4日因患癌症去世，随即由其副手斯图尔特·孟席斯接任。面对困境，孟席斯毅然抛弃传统的刺探情报观念，把目光投向了刚刚接管过来的政府密码学校，决心依靠对密码学校的利用，从截获和破译德国电报中获取情报。他果然如愿以偿，布莱切利庄园破译人员获取的“厄尔特拉”（超级机密）为英国赢得最后的胜利立下了奇勋。丘吉尔担任首相后，情报机构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而大量才华出众和有献身精神的年青人，从大学、从伦敦商业界、知识界纷纷应召加入秘密情报组织。值得一提的是，“二战”爆发后，英国从监狱释放了不少偷窃技术高超的保险柜撬窃犯等刑事犯罪分子，要他们为盟军服务。其中大多数人获准参加突击队；少数人参加军情6处，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制锁、橇保险箱和爆破。这看来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战时对策，因为按英国招收间谍的穿透标准来看，理想的间谍是一个出身于上等社会、有经济收入、性格开朗的年轻人。他必须受过比一般人稍高的教育，英俊、勇敢、顽强、比较冷静和客观，一如银幕上的“007”詹姆斯·邦德。因此，英国的间谍机构历来都重视从牛津和剑桥这两所世界名牌大学中招收间谍。1930年以来，军情6处内曾设有一个专门从事破坏和颠覆活动的D处。1940年7月22日根据丘吉尔首相的命令，新成立的特别行动属将D处接管。特别行动属的任务是在海外进行破坏性活动。特别行动属由英国经济战争部部长休·道尔顿博士组建，不久，又由弗兰克·纳尔逊爵士接替道尔顿。1942年5月，特别行动属组织参与了暗杀纳粹党卫队保安局局长赖因哈德·海德里希的事件。1942年5月27日，海德里希在捷克被暗杀，这次行动引起了德国法西斯分子百倍的疯狂报复。单在布拉格就有1万多人被捕，至少1300人被杀。最野蛮的暴行发生在利迪斯村，这个位于布拉格附近的小村庄，环境宁静优美，村里的红瓦房围着一座古老的巴罗克式教堂，恍如世外桃源。一天夜里，党卫队突然包围了村子，全体村民不管男女老幼都被集中起来。党卫队以村里曾有村民掩护过暗杀者为由，把村民中16岁到70岁的男人通通枪毙，将妇女儿童全部用卡车送进集中营，然后一把火将整个村庄的房屋烧毁。特别行动属确实值得称赞的成绩，是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时，其特工人员非常成功地拖住了德国精锐的装甲部队，延误了他们抵达沿海地区的时间。 美国中央情报局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中文简称中情局，英文简称CIA)概述 中央情报局是美国最大的情报机构(美国政府的间谍和反间谍机构，是美国庞大情报系统的总协调机关)，主要任务是公开和秘密地收集和分析关于国外政府、公司和个人在政治、文化、科技等方面的情报，协调其他国内情报机构的活动，并把这些情报报告到美国政府各个部门的工作。它也负责维持大量军事设备，这些设备在冷战期间用于推翻外国政府，例如前苏联，和对美国利益构成威胁的反对者，例如危地马拉的阿本斯和智利的阿连德。总部设在弗吉尼亚州的兰利。有些人认为中央情报局经常进行一些暗杀活动，暗杀敌国领导人，例如古巴总统卡斯特罗，但是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一点。中央情报局的地位和功能相当于英国的军情六局和以色列的摩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工作地点和各种活动几乎完全隐蔽,谢绝外人的参观和访问,这一点和FBI联邦调查局不同。 历史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最早是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乔治·华盛顿总统为对付冲突而主张成立的，当时名叫美国情报组织战略服务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该组织被撤销。然而，杜鲁门总统不久就发现自己陷入了来自政府各部门的情报报告“文山”之中，于是成立了国家情报局及其行动机构，即中央情报组，以协调和核对这些情报报告。1947年，中央情报局取代了中央情报组，正式成为美国总统执行办公室的一个独立机构，总部设在弗吉尼亚州的兰利，在华盛顿地区有许多办公室和2万名雇员，每年预算为80亿美元.中央情报局现已成为美国从事情报分析、秘密人员情报搜集和隐蔽行动的重要机构。中央情报局局长也是中央情报主任，他负责管理整个美国情报界的活动。该局分为四个主要组成部分，每一部分由一名副局长领导，还有六个直接归局长和副局长领导的办公室、总审计办公室、总监办公室、平等就业机会办公室、人事主任办公室、政策与计划主任办公室。四个主要组成部分是：管理处、行动处、科技处、情报处。管理处下设通讯、后勤、安全、财务、医疗服务、人事、训练与教育、数据处理科；行动处下设反情报、国外情报、隐蔽行动、中央掩护科，评价、计划和设计科，共有雇员6000名；情报处下设管理与分析、武器控制情报、搜集需求与评价科，五个地区办公室和五个职能办公室，外加一独立的中心；科技处于1962年成立，当时称之为研究处。1947年建立。总部设在弗吉尼亚州的兰利，是全球性情报网的中心。它不仅有遍布全世界的监听站，还有自己的广播设施、 航空线、宇宙卫星、印刷所以及训练特种部队的基地，拥有大批间谍、特务和情报技术人员。2006年5月26日，美国国会参议院以78票对15票的表决结果，批准了美国总统布什对当时担任国家情报局副局长的空军上将迈克尔u2022海登出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提名。 中央情报局由国家安全委员会直接领导。还担任总统和国会的高级情报顾问，现任局长为迈克尔u2022海登。 局长由总统任命，参议院批准，是美国各情报机构的协调人，负责改进美国情报委员会的工作，保证总统在作出决策时，能充分掌握第一手情况。情报局的主要任务有：①以公开、秘密方式和技术手段，搜集外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与科技情报，协调国内各情报机构的工作。②为总统分析和估价情报，对其他国家进行间谍特务活动。情报技术人员多具有较高学历，或是某些领域的专家。该机构的组织、人员、经费和活动严格保密，即使国会也不能过问。

一、没有清洗朱可夫和崔可夫。他们二人都参加了二战（1939年至1945年），并功高至伟。朱可夫被授予苏联元帅军衔，是苏德战争中继斯大林后第二位获此殊荣的苏军统帅，因其在苏德战争中的卓越功勋，被公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优秀的将领之一，也因此成为仅有的四次荣膺苏联英雄荣誉称号的两人之一，崔可夫也获得了联最高荣誉称号 ——“苏联英雄”。二、大清洗简介：苏联肃反运动（也称大清洗，或译为“大整肃”,即“大恐怖”时期），或称“叶若夫时期”，是指在1934年，苏联斯大林执政下，爆发的一场政治镇压和迫害运动。三、两人简介：1、朱可夫：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1896年12月1日-1974年6月18日）苏联著名军事家，战略家，苏联元帅。1896年12月1日出生，1943年1月18日，朱可夫被授予苏联元帅军衔，是苏德战争中继斯大林后第二位获此殊荣的苏军统帅，因其在苏德战争中的卓越功勋，被公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优秀的将领之一，也因此成为仅有的四次荣膺苏联英雄荣誉称号的两人之一，深受俄罗斯人民的拥戴和敬爱。逝世于1974年6月18日，享年78岁。2、崔可夫：1900年2月12日，阴风低吼。在俄罗斯帝国图拉省奥谢特尔河谷的谢列布里亚内普鲁德村的一座小木屋里，降生了一个骨瘦如柴的小男婴，他被取名为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崔可夫。这里的村民们此时谁也没有料到，出生时奄奄一息的崔可夫在壮年之后竟成为驰骋疆场并一度主宰东德命运的一名元帅。1912年，由于家境贫寒，12岁的小崔可夫就不得不过早辍学，告别父母离开家乡，只身一人前往首都彼得堡谋生。在喀山大街的彼得·萨韦利耶夫工厂，他干上了一份专门为沙皇军官制作刺马针的苦工；这个苦孩子憧憬着自己将来有朝一日能穿上马靴，带上刺马针去驰骋疆场建功立业。1982年3月18日，崔可夫去世，终年82岁。以他的地位和职务，本应葬在克里姆林宫宫墙下，但最终还是按其遗愿葬于伏尔加格勒（斯大林格勒）马马耶夫岗，与老战友舒米洛夫上将作伴。崔可夫一生共获获列宁勋章9枚，十月革命勋章1枚，红旗勋章4枚，一级苏沃洛夫勋章3枚，红星勋章1枚，奖章及外国勋章、奖章多枚，荣誉武器1件。

1937年1月23日，在莫斯科开始了第二次大审讯。皮达可夫、拉狄克、索柯里尼柯夫等17人被告被说成是反苏托洛茨基中心的领导人。他们被指控勾结德国和日本政府阴谋推翻苏维埃政权。他们的幕后指挥者是托洛茨基。这个审判案同第一次一样，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检察长维辛斯基操纵着审判过程。一个目睹公审现场的人写道：“所有被告好像都争相往自己的头上堆加罪名——‘是我的莫大罪过"。几乎用不着让他们同原告对质。”皮达可夫甚至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他同托洛茨基在奥斯陆（被告从未到过那里）的会面……所有的人都被判为有罪，13人被枪决，4人被判处10年徒刑。叶若夫在12月的全会上，攻击布哈林和李可夫，指挥他们同反革命分子托洛茨基有联系，他们有“地下组织”，并正在进行阴谋活动。当莫洛托夫在会上继续对布哈林进行指控的时候，布哈林喊道：“我不是季诺维也夫，也不是加米涅夫！我是不会诬陷自己的。”全会最后是斯大林讲话，他说：“……我们要继续侦察。”在审理“托洛茨基平行中心案”中，拉狄克、皮达可夫等人又给布哈林、李可夫等人捏造了一大堆莫须有的罪名。布哈林接连给斯大林写了几封信，为自己无罪进行辩护，在这期间，布哈林等人还不断被叫去与拉狄克、皮达可夫等人对质。同拉狄克对质后，斯大林问布哈林，怎么解释大家对你提出的指证，布哈林回答说；“这一点您能解释得比我好。”1937年1月7日，作为主编的布哈林的名字已从《消息报》消失了。2月，布哈林年轻的妻子拉林娜上街路遇见奥尔忠尼启则，两人邂逅相遇不知说什么好，最后还是奥尔忠尼启则先开了口：“要坚强一些！”说完转身钻进汽车走了。拉林娜回到家后。把这事告诉了丈夫。布哈林决定给老朋友写封信，信的结尾写道：“我开始担心，我一旦被捕会落到拉狄克、索柯里尼柯夫、穆拉洛夫的地步。别了，亲爱的谢尔戈，我的所有打算都是真诚的。无论以后命运如何，我都是清白的。”他请求奥尔忠尼启则，如果他被捕的话帮助照顾他全家。但信还未发出，奥尔忠尼启则就于2月18日自杀了。布哈林得知奥尔忠尼启则自杀的消息后悲痛地说：“现在再没有人可以指望了。”中央全会2月23日举行，预定的日程是：布哈林和李可夫问题，组织问题。中央通知布哈林参加全会，但布哈林决定不去参加。在给中央的声明信中，指出对他所有的指控都是诽谤，并宣布“从明天开始我将完全绝食，直至撤消对我的所谓背叛、暗害行为，恐怖活动的指控为止。”布哈林从2月20日起真的开始绝食。鉴于布哈林绝食，全会又增加了一个内容：关于布哈林向全会宣布绝食的反党行为问题。由于有这项议程，布哈林决定出席会议，但不停止绝食，进入衣帽间时，李可夫也在，他对布哈林说：“最有远见的还是托姆斯基。”进入会议厅时，布哈林因绝食晕倒在地，斯大林走过来说：“你向谁绝食，尼古拉，向党中央吗？瞧，你像谁了，虚弱不堪。为自己的绝食向全会道歉吧！”布哈林回答说：“既然你们打算把我开除出党，这又有什么用呢？”“谁也不想把你开除出党。走吧，走吧，为不良行为请求全会原谅吧。”布哈林相信了斯大林的话，向全会道了歉，并宣布停止绝食，指望全会对他有个公道的说法。他的希望马上就落空了。在全会上，叶若夫在他的报告中对布哈林和李可夫提出三点指控：一、欺骗党，成立地下秘密组织；二、坚持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三、在同苏联所有敌人结盟后，转而采取恐怖手段，策划武装暴动，进行各种破坏。布哈林和李可夫对种种诬告都依据事实予以驳斥，坚决否认对他们的指控。为了最终处理布哈林和李可夫一案问题，全会决定成立一个以米高扬任主席的委员会，起草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案，成员有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叶若夫、克鲁普斯卡娅、赫鲁晓夫等人。当天晚上，委员会开会，在会上对布哈林、李可夫一案的处理出现了4种意见。会议最后按斯大林的建议通过决议：1、撤销布哈林和李可夫中央候补委员资格，开除出党，不把他们送交法庭审判，而把布哈林和李可夫案件送交内务人民委员部；2、委托由斯大林、米高扬、叶若夫等同志组成的委员会根据决议起草一份说明理由的决议案。一切准备就绪后，第二天早晨，斯大林的秘书给布哈林打电话，让布哈林和李可夫必须参加27日的全会会议。布哈林知道自己与妻子诀别的时候到了，他让拉林娜逐字逐句的背下《致年轻一代党的领导人信》。分别时，布哈林吻了吻妻子，用颤抖的声音说道：“看看，安姆特卡，不要生气，历史经常有令人懊丧的错误，但真理一定胜利。”布哈林和李可夫出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他们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和党籍，并于当天被捕，并直接送到监狱。布哈林和李可夫被关进监狱后，内务部对他们的侦查进行了一年多。在不断的折磨和逼供面前，为了表示自己忠于社会主义和苏维埃政权，他们最终接受了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种种指控。布哈林在狱中给斯大林写了封“绝密，亲收”的信。布哈林在信中并没有打算请求斯大林宽恕，此时他已准备去死，他只是向斯大林表白，“绝对没有犯在侦查时曾承认犯的罪行”。布哈林认真思索自己的遭遇时，似乎找到了它产生的原因。他在信中对斯大林说：“第一，由于战争即将来临；第二，需要向民主过渡，因此有了大清洗这样一种宏大的，大胆的政治构想。”布哈林不愧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猜到了斯大林“大清洗”的真正目的。在开庭前夕，布哈林给妻子写了一封绝笔信，嘱咐“不管你读到，听到多么可怕的东西，不管对我说了些什么，也不管我说了些什么，你都要勇敢地、平静地对待这一切，让全家做好准备……决不要生气，要记住，苏联的伟大事业仍然存在，而这是主要的，同它相比，个人的命运则是过眼烟云，微不足道的。”1938年3月2日～13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对“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案进行公开审理，被告共21人，除布哈林和李可夫，前内务部长亚戈达也一同受审。经11天审讯，法庭宣布判处布哈林、李可夫、亚戈达等18人死刑，其余3人被判处15～25年长期监禁。

苏联： 克格勃 KGB 即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是1954年3月13日至1991年11月6日期间苏联的情报机构。克格勃的职权领域大致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反间谍部门相当。在1930年代，由亚戈达和叶若夫领导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成为“大清洗”的工具。 冷战期间，“克格勃”的职能过大， 涉及国内所有领域， 凌驾于苏联党和政府之上，在国际上也成为红色恐怖的代名词。1954年成立，前身为苏联内务部的国家安全局，内设7个独立管理局和6个独立部，1991年12月随苏联解体而解散，但俄罗斯联邦成立国家安全部后继承了"克格勃"的对外情报工作。 英国： 军情五处 MI5 英国“军情五处”是世界上最具神秘色彩的谍报机构之一。1905年英国陆军大臣R·B·霍尔丹实施的军队改革促使军事情报部门的成立。但是总参谋部为情报部门的归属问题却争论不休，争论的结果导致MI5（军情5处）的成立，它起先归属于陆军部，后来由外交部接管。 军情六处 MI6 也称秘密情报处，原为英国情报机构海外谍报系统，1939年改组，归国防部领导。 美国： 中央情报局 CIA 成立于1947年，直属国家安全委员会，主要任务是公开和秘密地收集外国政治、文化、科技等情报，协调国内各情报机构的活动，向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供报告和资料。 联邦调查局 FBI 美国司法部所属情报机构，1908年成立。除了根据有关立法和其他情况而归其他机构管辖的权限外，有权调查一切违反联邦法律的行为。 国家安全局 NSA 美国国家安全局是根据杜鲁门总统1952年11月的秘密指示成立的，总部设在马里兰州的米德堡。 1978年，国防部建立中央安全局(central security service)，它是美国的绝密情报机关，由国家安全局局长兼任中央安全局局长。 国家安全局包括下列主要部门：无线电和无线电技术侦察局，政府通信、远距离通信和电子计算机设备安全局，科研和试验设计局，计划局和总务局等。国家安全局共有2.5万人左右。年预算经费100多亿美元。人员编制和预算拨款都比中央情报局多。该局总部有一流的密码编制家和数学家，并备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电子计算机。 国家安全局拥有遍布世界各地固定的和机动的无线电拦截和定位站及中心(包括美国驻各国使馆)，还负责协调美国情报部门的电子间谍活动，并同北约国家的无线电侦察和无线电谍报机关进行合作。 国防部中央安全局的任务是保障电讯安全和收集国外情报；借助地面、海上、空中和宇宙手段进行全球无线电和无线电技术侦察；负责破译世界各国的密码信息；编制美国国家机关和五角大楼秘密线路中使用的密码并保持密码的稳定；控制着整个间谍卫星网和世界各地的监听站。 以色列： 摩萨德 MOSSAD 意为以色列国家特工部，是世界上最先应用电脑技术的情报机构，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合作密切，但以色列从未公开承认摩萨德的存在。摩萨德”是伴随着“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发展和以色列国的成立而形成的。在以色列独立以前，巴勒斯坦地区有一个犹太秘密军事组织“哈加纳”（意为“防务”），这个组织是为了专门、有组织地向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秘密购买武装、偷运武器和组织非法移民而成立的，而为这些活动收集情报的则是一个附属“哈加纳”的“沙亚”情报机构。 中国：中国国家安全部 MSS 中国没有国家安全局，所谓的“国安局”只是一种误传，中国只有国家安全部，英文全称是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 ，简称MSS 。中国国家安全部实际上是于一九八三年才设立的。 中国的国家安全部是中国政府唯一对外公开承认的情报机关，也是中国情报及治安系统中，政府参与层面最广的一个单位。国家安全部是在1983年7月，由原中央调查部、公安部两个主要单位，以及统战部、国防科工委等部分单位合并而成，是一个针对他国之国家资源做全面性谍报工作的情报组织。

克格勃（俄文：Комитет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英文：The Committee of State Security）简称КГБ，克格勃是此三个俄文字母的音译，即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是1954年3月13日至1991年11月6日期间苏联的情报机构。前身为捷尔任斯基创立的“契卡（Cheka）”。克格勃是苏联的反间谍机构，以实力和高明而著称于世。 克格勃的职权范围大致与美国的中央情报局（CIA）和联邦调查局（FBI）的反间谍部门相当，以实力和高明而著称于世，在某方面甚至超过美国。克格勃建立于1954年。该机构可追溯到1917年12月苏俄政府刚建立时成立的“契卡”，捷尔任斯基为第一任首脑。在20世纪30年代，由亚戈达和叶若夫领导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成为“大清洗”的工具。冷战期间，“克格勃”的职能过大， 涉及国内的所有领域。自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了克格勃的相关机构，但力量已经大为削弱。随着俄罗斯经济实力的逐渐恢复，为应对北约东扩、格鲁吉亚等传统势力范围的不断被蚕食和国内分裂势力抬头的新局面，俄罗斯的情报机构开始重新纳入国家安全的重点领域，情报活动也重新活跃起来。 克格勃的情报能力有口皆碑。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前俄罗斯联邦总统、现任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的普京，当初也曾是克格勃的一员。

　　普希金是俄罗斯诗歌的太阳，那么月亮呢？月亮是美丽的阿赫玛托娃。　　2006年的3月5日，是阿赫玛托娃逝世40周年纪念日。1966年3月5日那个清晨不属于月亮，阿赫玛托娃因心肌梗塞突然告别了人世。还好，77岁了，活到这个岁上不容易了。生于1889年的阿赫玛托娃，在她百岁诞辰的1989年迎来了人生的一个最高荣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这一年定为“阿赫玛托娃年”，以纪念这位“把人带进一个美好世界”的“诗歌语言　　的光辉大师”。　　国内有不少版本的阿赫玛托娃传记作品，我手头有较早的译本，是俄罗斯学者阿·；帕甫洛夫斯基所著的《安·；阿赫玛托娃传》；新近出版的是学者汪剑钊教授所著的《阿赫玛托娃传》，图文并茂，在阿赫玛托娃逝世40周年的时候与读者见面。　　阿赫玛托娃！阿赫玛托娃！一位俄罗斯大师级的诗人，一位俄罗斯伟大的母亲，她的命运是如此坎坷。年轻时的阿赫玛托娃那么美丽，是典型的俄罗斯美少女；14岁时，在那个圣诞节前夕，她结识了比她大3岁的诗人古米廖夫，古米廖夫疯狂地爱上了她，并因求婚被她拒绝而试图自杀过4次。最后，阿赫玛托娃答应嫁给了他。1910年，阿赫玛托娃与古米廖夫结婚，不久就迎来了“十月革命”；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的1921年8月，古米廖夫被处决，罪名是不难想象的—；—；“反革命阴谋罪”，阿赫玛托娃自然受到了牵连。到了三十年代，她的儿子列夫两次被捕，第1次在1935年，第2次在1938年，原因皆为莫须有，比如第2次被捕仅仅是因为他不承认自己父亲有所谓的“历史问题”。　　概括那个年代苏联的特征，只需要3个字：大清洗。捕过一次之后再捕一次是“很正常”的，那些早在20年代就被投入监狱、被关进劳改营、被弄到政治隔离所，以及被流放的成千上万的人，尽管到了1934年多数已释放，而且表现“良好”，但过了两三年后几乎全部重又被捕，所以那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悲剧，而是一个时代的悲剧；阿赫玛托娃儿子是大清洗高潮三年里500万因政治原因被捕者中的一员。　　白银的月亮凝立如冰，白银的月亮更是惨淡如水。就在那个令俄罗斯人不堪回首的大清洗时代，因为儿子的被捕，诗人成就了她的最重要的代表作《安魂曲》。汪剑钊在《阿赫玛托娃传》自序里提到一个细节，瞬间就刻录在我的大脑里无法删除：“当时，为了保存这部作品，诗人不得已像生活在荷马时代一样，写完某些片段，便给自己最可靠的朋友朗诵，然后由后者背诵，在脑子里‘存盘"，再毁弃手稿。”这就是没有电脑的时代，被人脑所存盘的《安魂曲》！　　一个不把人当人的地方，是不可能把诗歌当诗歌的，诗歌倒是能成为罪行的证据。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那是一个怎样的环境！17世纪英国诗人德莱顿曾说：“人类所有专制中，最糟的是折磨精神的专制。”阿赫玛托娃正处在这样的精神专制的折磨中。一个精神分裂的时代，是能够把一个人的精神弄分裂的。但《安魂曲》要抵抗这样的精神折磨。《安魂曲》写于1935年至1941年期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安魂曲》成了一部只在民间流传的作品，直到1987年它们才得以全文发表在《十月》杂志上。1956年5月，儿子列夫才被释放回家；1957年4月1日，在列宁格勒，阿赫玛托娃给《安魂曲》写下非常精短的《代序》：　　在叶若夫主义肆虐的恐怖年代，我在列宁格勒的探监队列中度过了十七个月。有一次，有人“认出”了我。当时，一个站在我身后的女人，嘴唇发青，当然她从未听说过我的名字，她从我们都已习惯了的那种麻木状态中苏醒过来，凑近我的耳朵（那里所有人都是低声说话的）问道：“您能描写这儿的情形吗？”我就说道：“能。”于是，一丝曾经有过的淡淡笑意，从她的脸上掠过。　　这个触发阿赫玛托娃构思创作《安魂曲》的细节，让我们看到了在博大深厚的黑土层里长大的俄罗斯人民的坚韧与伟大。一位普通的探监妇女，她并不知道阿赫玛托娃，但她希冀着有人把那一切给写下来！于是，阿赫玛托娃用组诗《安魂曲》，让人道主义精神在那个恐怖的时代发出了最强音。“这组诗歌不仅是一部关于自己的命运、自己儿子的命运的作品，而且也是一部关于整个民族背负十字架的苦难的作品。在这组诗中，阿赫玛托娃不仅是列夫·；古米廖夫的母亲，而且是整个俄罗斯母亲的代表。”俄罗斯作家为什么有着博大深厚的人道主义传统？因为有着像黑土层那样博大深厚的俄罗斯人民的孕育。　　另外一个细节，印证了同样的“沉默的石头保留火种”。学者林治贤在《流亡者译丛》总序中提到：苏联作家格拉宁在参加为著名讽刺作家左琴科恢复名誉的活动后，到档案馆查找左琴科在几十年前一次批判会上发言的速记记录。记录在册但被人清掉了。谁干的？不得而知。格拉宁说：“有一回，我自己也不知为什么向一位认识的女速记员讲了我多年来四处寻找那一份速记记录，却徒劳无益……过了大约两个月，她打电话请我去。当我赶到时，她没作任何解释，递给我一叠打字机打好的纸。这正是左琴科那个讲话的速记记录。”这就是从当时与会的一位女速记员那里得到的！速记记录上贴着一张字条：“对不起，有些地方记了个大概，我当时特别激动，眼泪影响了记录。”没有署名。　　这是一个让我每次读《流亡者译丛》都感动得热泪盈眶的细节。一个普通妇女，她可能知道左琴科，也可能不知道左琴科；那个被批判的作家左琴科，那时是“敌人的走狗”、“流氓”、“资产阶级下流作家”！然而，激动的眼泪里写满了一位普通俄罗斯女性的诚实善良，那是博大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所长年孕育的天性，因此，她把左琴科的讲话“存盘”于自己的脑海，从而保存了一份宝贵的历史见证。　　篝火已经熄灭，篝火下沉默的石头保留着火种，这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薪尽火传”。那些为阿赫玛托娃背诵记忆“存盘”《安魂曲》的人们，都是这样的“沉默的石头”；而这样的石头，是能够敲出星星之火的，而星星之火能够燃遍原野，这已是常识。　　相比于人民，那些声称代表人民的人在干些什么呢？1946年8月14日，当时还风光无限的苏共中央，作出了一项关于《星》与《列宁格勒》杂志的著名决议，决议严厉批判的作家就是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说两家杂志给这两个“在意识形态上既缺乏思想性又具有很大危害性的”作家提供发表作品的版面；决议严厉谴责两杂志大量刊登那些“渗透着崇拜一切外国事物的精神的作品”和“反苏维埃的异己作品”。决议写道：“阿赫玛托娃是与我国人民背道而驰的、内容空洞、缺乏思想性的典型代表。她的诗歌充满悲观情绪和颓废心理，表现出过时的沙龙诗歌的风格，停留在资产阶级-贵族阶级唯美主义和颓废主义以及‘为艺术而艺术"这一理论的立场上，不愿与本国人民步调一致，对我国的青年教育事业造成危害，因而不能为苏联文学界所容忍。”　　更可怕的是，文学界红人、向来讲话“义正词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日丹诺夫，在报告中发表了赫赫有名的评价，称阿赫玛托娃“不知是修女还是荡妇，更确切地说，是集淫荡与祷告于一身的荡妇兼修女”！这是与判决她儿子一样的冷漠严酷的判决词，不给他人的尊严留一丁点空间，阿赫玛托娃命中注定要下地狱。随后的事情就可想而知了：《列宁格勒》杂志被责令停办，《星》杂志编委会被改组；左琴科与阿赫玛托娃被开除出苏联作协，停止刊登他们的作品。早在二十年代中后期，阿赫玛托娃曾被一度剥夺了发表作品的权利，她只好开始研究普希金，用来维持生计；如今又被禁发作品，为了生活，她只好开始翻译诗歌。　　在人民心中，阿赫玛托娃是俄罗斯诗歌的月亮；在文艺官眼里，她却是“荡妇兼修女”。然而历史是很讽刺的，作为“白银时代”的代表性诗人，阿赫玛托娃在逝世后迎来了世界的声誉，而那些“苏共时代”的代表性人物，却与那个特权大厦一起崩塌，成了断壁残垣中的废墟瓦砾。其实，泰戈尔在1930年秋天访问苏联两周时，就已用他那柔和而犀利的目光看到了现实和未来，作出了布尔什维克不可能持久的预言：“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可能是一种治疗方法，但是这种治疗是不可能持久的。”（见泰戈尔著《俄罗斯书简》中译本第4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而美国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则这样评价阿赫玛托娃们：“诗人清楚他们的使命。那就是讲真话。让俄国人听到真实情况，不管多么可怕……一百年后，他们的声音，他们的勇气，他们的诚实将使俄国多么为之骄傲！”　　是的，俄罗斯的这些伟大的诗人们作家们，以他们无与伦比的广袤胸怀，为一个国家赢得了骄傲；阿赫玛托娃这样的诗人，成了“不为世界所知的立法者”（雪莱语），但这一切都是以曾经的巨大痛苦为代价的。“痛苦如同远古的楔形文字。”《安魂曲》的声音就这样弥漫开来：“在这类痛苦面前/高山低头、大河断流/但牢门紧闭/‘苦役的洞穴"/和催命的焦愁藏在门后……”　　1966年3月5日，因心肌梗塞突发，阿赫玛托娃辞别了人世。而这一天正是13年前斯大林逝世的忌日。《安魂曲》不仅为一个人安魂，也能为一个时代安魂。在俄罗斯广袤的大地上，静静的涅瓦河静静地流淌，静静的顿河静静地流淌……

1.克格勃(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 克格勃的职权领域大致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反间谍部门相当。在1930年代，由亚戈达和叶若夫领导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成为“大清洗”的工具。 冷战期间，“克格勃”的职能过大， 涉及国内所有领域， 凌驾于苏联党和政府之上，在国际上也成为红色恐怖的代名词。克洛勃，俄语全称拉丁字母转写作Komitet Gosudarstvennoy Bezopasnosti,意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是苏联的间谍情报机关。苏联的间谍情报机构曾与美国并驾齐驱，以实力和高明而著称于世，在某方面甚至超过美国。自苏联剧变以后，俄罗斯继承其衣钵，但其力量大为削弱，经过调整以后，又以新的面孔出现，重新活跃。克洛勃建立于1954年。该机构可追溯到1917年12月布尔什维克政府刚建立时成立的“契卡”，捷尔任斯基是第一任首脑。契卡将总部设在彼得格勃勒霍瓦亚大街2号。1918年苏俄政府迁都莫斯科，契卡总部也在1920年迁到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附近的卢比扬卡广场11号。克洛勃主要机构有“对外谍报局、国内反间谍局、军队管理局、边防军管理局、总务局、克洛勃驻外站组等。克格勃系统工作人员曾一度达到50多万名，总部机关有1万人，间谍、反间谍和技术保障等部门有20万人，边防军30万人，此外，在全国有150万线人，在国外有25万谍报人员，年预算为100亿美元。克格勃一直是苏联对外情报工作、反间谍工作。国内安全工作和边境保卫等工作的主要负责部门，是一个凌驾于党政军各部门之上的“超级部”，是一个超然的机构，它只对中央政治局负责。英国情报机关称克格勃为“世界上空前最大的搜集秘密情报的间谍机构”。克格勃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领导人是安德罗波夫和贝利亚，安德罗波夫最后担任了苏联的最高领导人，而贝利亚在权力斗争中失败，被赫鲁晓夫以叛国的罪名处死。 2.摩萨德 "摩萨德"是以色列专门负责收集境外情报、在境外执行“特殊任务”的秘密情报组织。自以色列建国以来，它执行过多次重大使命，其中轰动一时的就是1960年前往阿根廷缉拿了纳粹党卫军大头目阿道夫·艾希曼。此外，在还击阿拉伯国家针对以色列的敌对行动中，它也立下了赫赫战功。在冷战时代，摩萨德是一个令人感到十分神秘但又足以令所有国家，尤其是以色列的中东敌对国感到胆战心惊的谍报部门，其活动能力和影响力足以和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媲美，决非浪得虚名。比如说摩萨德特工盗取约旦前国王尿样，从而摸清他身体健康的行动；摩萨德特工从伊拉克总统萨达姆的眼皮底下将50卷价值连城的犹太教珍本古籍悄悄地偷运出境的行动都是它近年来的经典之作。 摩萨德还掌握了克林顿与莱温斯基长达30个小时情意绵绵的录音，并曾想以此要挟克林顿。巴基斯坦《伊斯兰报》11月30日报道说，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将担负起保卫阿富汗过渡政府总统卡尔扎伊的任务。报道说，以色列“摩萨德”情报人员是应美国政府的邀请抵达阿富汗的，预计还有更多的以色列情报人员将陆续抵达阿富汗。 然而，摩萨德这几年失败多于成功，比如说摩萨德曾制定一份详尽的暗杀萨达姆的计划，结果两度失手，不但没能成功，反而连累装扮萨达姆及其随从的5名以特种兵全部被炸死；1998年，摩萨德在瑞士秘密行动失手，结果特工遭审判；1999年底，摩萨德特工制造叙利亚备战的假情报，差点把以色列拖入对叙利亚的战争；2000年，由于摩萨德特工使用加拿大假护照，也致使加拿大和以色列关系降温。 接连的失败和时代的变化使摩萨德失去了冷战时期的光环，甚至连招特工都存在危机，因为没有年轻人愿意当特工了。为此，今年的以色列各希伯来文大报都刊登了一幅内容相同的招聘广告：“摩萨德已经敞开了它的大门，当然不是对每一个人，也不是对许多人，但是它的大门可能正对你敞开着……” 3.中央情报局 1947年7月，美国政府根据美国国会制定的《国家安全法》，设置了中央情报局这一机构。其总部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近郊的兰雷。美国中央情报局是美国最大的间谍和特务机构，是美国情报系统的总协调机关。据该机关透露，其在编人员有16500余人，据有关人士推测实际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由美国总统任命，同时担任总统和国会的高级情报顾问。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简称中情局，英文简称CIA）是美国最大的情报机构，主要任务是公开和秘密地收集和分析关于国外政府、公司和个人；政治、文化、科技等方面的情报，协调其他国内情报机构的活动，并把这些情报报告到美国政府各个部门的工作。它也负责维持大量军事设备，这些设备在冷战期间用于推翻外国政府，例如前苏联，和对美国利益构成威胁的反对者，例如危地马拉的雅克布·阿本斯（Arbenz）和智利的阿耶兰德（Allende）。总部设在兰雷。中央情报局也经常搞一些暗杀活动，暗杀敌国领导人，但很少成功。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成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47年，它是美国庞大情报系统中的重要机构，主要负责给美国联邦政府搜集、提供世界各国军事、政治、经济情报资料，本报向读者展示了一个“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的双面中央情报局。

NKVD内务人民委员部俄文：Народный Комиссариат Внутренних Дел, Narodnyy Komissariat Vnutrennikh Del,缩写为NKVD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在斯大林时代的警察机构，1946年改称内务部，是20世纪30年代苏联大清洗的主要执行机关，首脑为内务人民委员，先后由雅戈达、叶若夫、贝利亚担任。内务人民委员部下属的国家安全总局是克格勃的前身，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组织架构还有“古拉格”等。相当于中国的公安部+国家安全。内务人民委员部组织除担任常规警察的角色外，其属下部门也负责其他事务，如交通管制、消防、国境警备和国家档案管理等。更广为人们所知的是其在大清洗期间执行过大量的法外处决，以及负责运作的古拉格劳动惩戒营、将本国个别少数民族和所谓“原富农”的平民流放到人烟稀少的边境、在国外进行间谍活动、政治暗杀和操纵颠覆外国政府的行为。

在苏联正式场合最早批判斯大林、最早使用“大镇压”这个词的是赫鲁晓夫。 1956年2月他在苏共20大秘密报告中，第一次指出斯大林实行了“大规模镇压”。在报告中谈到斯大林1928－1929年与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斗争时说道：“我想特别提请注意这个事实，即在与托洛茨基等人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时并没有对他们采取极端镇压措施，这场斗争始终是在思想领域进行的。只是在过了几年后……才开始了对他们的镇压行动。这是发生在1935－1937－1938年期间”。很明显，赫鲁晓夫没有把“镇压时期”扩散到斯大林执政的其它年份。报告于1956年3月5日经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下发各级党组织，可见这是代表苏共中央的观点。此后“30年代大清洗、大镇压、大恐怖……”之类词汇开始流行，直到戈尔巴乔夫讲话也援引“30年代破坏法制、专横和镇压行为”的提法 然后,要搞清楚清洗主要是针对谁的?我认为,主要是针对政治犯.让我们查阅1937年7月2日由斯大林签署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反苏维埃分子”决议和7月30日苏联内务部“发动镇压前富农、刑事犯罪者和其它反苏维埃分子战役”决议档案原件。这两份文件公认为发动大清洗的动员令。 　　 第一份决议内容很简单，只是发布要尽快开展与前富农和各类刑事犯罪分子斗争的命令；第二份决议相当详细，不仅确定了这场战役指挥机构、完成期限……更具体指明了打击对象及对这些人判何种刑。打击对象一共针对8类人：1－6类人包括前富农、以及背叛祖国、进行暗杀、炸毁桥梁矿山、充当外国间谍的人……加上仍在积极从事反革命活动的前反苏维埃的党派如社会革命党成员等等。这些罪行，根据1927年颁布的《俄罗斯联邦法典特别部分》第一章第58条，属于国事罪中的第一类，即反革命罪。 　　 这8类人实际上共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从事了所谓反革命活动的人，称为反革命犯或国事犯；一类则是普通刑事犯。以上人等通称为反苏维埃分子，都属于大清洗对象。前者由于被认为是带有明确政治目的的罪犯，所以也被称为政治犯。1942年内务部指令中就把反革命犯通称为政治犯，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议会机构设有“为受政治迫害死亡者平反委员会”，而没有说为所有被镇压的人平反。 因此，如果查对档案原件，对什么是刑事犯、国事犯、反革命犯、政治犯就清楚了。 　　 如果我们说对所谓政治犯的迫害是“镇压无辜”――这正是今天我们研究历史需要汲取的教训――对那些“抢劫、盗窃、贪污受贿……的刑事犯”，这是在任何社会、任何时候都应当镇压的人，难道能够把这些人都统计到被无辜镇压的人数里？ 一直以来,很多人强调"无辜者"在大清洗中所占的比例,我首先说了,非政治犯属于正常的被处罚范畴,因此,毋庸多讨论.但很多人统计的大清洗数字中包括了这两样人:被流放而死的富农和32-33年饥荒饿死的人.这段时间的历史很显然我们是接触不到的,更多的是依赖苏联公布的一些数据(注意,不是西方的,你可以说苏联掩盖事实,但西方的人根本就是在主观臆断但请注意苏联的流放富农政策与大清洗不可混为一谈实际上从列宁时期到70年代,苏联一直在采取流放政策.第二类人,饿死的人能不能算被清洗的?我认为很显然不可以,即使想把这些被饿死的人归结到苏联体制的问题上,同样是不公平的.要知道,西方的封锁,给这些饿死者的压力一点也不比苏联体制的影响小.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那么在大清洗中,真正直接被以政治犯被判处死刑的人有多少呢?根据1992年俄罗斯安全局公布的从1917-1990年所有的因上述政治犯罪行而获罪的人是3853900,被处死的是827995.请注意这是92年的官方数字,此时的俄罗斯正处于叶利钦领导下的全面倒向西方去苏联化的过程,因此基本可以认为不存在为苏联掩盖的情况.我认为这个数字基本是可信的.

1936年底，红军情报总局局长乌里茨基向斯大林报告说，柏林盛传着一种谣言，说是在将军们中间存在着反对苏联领导的派别。叶若夫送来一份罗沃斯材料的报告，那些材料是从巴黎弄到的，讲到“苏联有一批高级指挥员正准备发动政变”，为首的是副国防人民委员，红军参谋长，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捷克斯洛伐克的贝奈斯传来的消息加重了斯大林对图哈切夫斯基的怀疑，贝奈斯提供的文件表明，图哈切夫斯基跟德国军界建立了秘密联系，以求通过暴力推翻斯大林。据认为，参加这一密谋的还有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亚基尔，西部军区司令员乌博列维奇、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科尔克、布琼尼骑兵部队的副手普里马科夫、军队总政治委员加马尔尼克等。1937年5月24日，斯大林给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发了一份供表决的文件，文件写道：根据联共（布）中央委员鲁祖塔克和联共中央候补委员图哈切夫斯基参与托洛茨基——右倾分子反苏阴谋集团和参与替法西斯德国效劳的反苏间谍活动的揭发材料，联共中央政治局提请就开除鲁祖塔克和图哈切夫斯基党籍并将他们的案件移交内务人民委员部审理的建议进行表决。5月20日，图哈切夫斯基被解除副军事人民委员的职务，被派往伏尔加军区，他于25日到任，第二天被捕。6月11日，举行了秘密审判，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7名高级将领被控犯了“间谍和叛国”罪，被执行枪决。图哈切夫斯基被处决是军队大清洗的开始。在1937～1938年的大清洗中，共有3．5万人成了牺牲品，其中高级指挥员受害最深。他们包括：5名元帅中的3名，15名集团军司令中的13名，83名军长级干部中的57名，196名师长级中的110名，406名旅长中的220名，所有11名副军事人民委员，以及最高军事委员会85名中的75名，上校级以下的军官3万名被清洗。大清洗使军队遭受了重大损失，同时也完成了斯大林在战争来临前所要做的政治准备。

1934年12月16日，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同时被捕，在随后进行的审讯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都严正地驳斥了对他们的指控，法庭因为证据不足，宣判季诺维也夫10年监禁，加米涅夫5年。事情当然不能这样完结，于是又组织新的行动。按照什划，内务部很快逮捕了3个人。一个是瓦连京·奥利别尔格，他是内务部的工作人员，内务部要他按照“工作要求”假装成阴谋活动的参加者，并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冒充作自己的的领导，他必须提供证词，帮助党和政府来消灭季诺维也夫等人。奥利别尔格事先得到保证，不管法庭将对他作出什么样的判决，他都被释放，然后派他到远东去担任一个什么要职。因此，奥利别尔格放心大胆地在事先准备好的审讯笔录上签了字。另一个是赖因霍尔德，他是苏联棉纺工业总管理局局长。与加米涅夫有私交。还有哈德·皮克尔，他曾经领导过季诺维也夫的秘书处。赖因霍尔德是个难以制服的人。他被捕后，侦查人员要他承认：加米涅夫曾经吸收他加入恐怖组织，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是反对苏联政府的阴谋组织者和领导人。并对他说，只有他揭露了这两人，他才能够保住自己的一条命，但赖因霍尔德坚决否认自己参加过任何阴谋组织。内务部对他进行了各种手段，包括连续审讯48小时，不准吃饭，不准睡觉，逮捕他的妻子和孩子。最后，赖因霍尔德提出一个条件，他可以签字，但必须得由中央的代表向他宣布：党认为他没有犯任何罪，但党的利益却要求他非作出这样的供认不可。最后，中央书记叶若夫亲自出马以中央名字向他宣布：只有帮助内务部来揭露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才能证明自己无罪和对党的忠诚。于是，赖因霍尔德不得已只好在一份事先准备好的供状上签字。这份供状说，他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组织的一个成员，他曾准备杀害斯大林，活动是在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亲自领导下进行的。还证实说，杀害基洛夫是季、加两人一起策划的，以后还要暗杀斯大林。另一个皮克尔也被采取同样的欺骗手段，说这是党的需要，只要签字，没你的事，皮克尔也照办了。这样，一切都准备好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大案重新审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仍然不屈服，他们对加米涅夫进行了毒打和引诱。斯大林听说他们不屈服，给侦讯员下达了指示。“告诉他们，不管他们怎么做，他们也阻止不住历史的进程。他们的出路只有一条，要么死去，要么挽救自己一条命。给我狠狠地整，直到他们用嘴噙着供状，爬到你们跟前为止。”对付不屈的季诺维也夫的很别致，他们往季诺维也夫的牢房里集中供暖。当时正是盛夏，不供热牢里已热得透不过气来，季诺维也夫正患气喘病，酷热折磨使他难受到了极点。他被折磨得实在受不了，于是便请求和加米涅夫单独谈一谈。请求批准后，他们两人在一起谈了将近1个小时，季诺维也夫劝加米涅夫一起去出席法庭，但条件是斯大林必须当着全体政治局委员的面保证不杀他们。斯大林听说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准备投降后，很高兴。他决定把他们召到自己办公室来，和他们当面谈一谈。在斯大林的办公室，斯大林向他们保证：法庭审判并不是反对他们的，而是反对党的死敌托洛茨基的。我们都是列宁的学生和追随者，因此不管你们对党犯下了多么重大的罪过，我们都不想杀害你们。1936年8月19日～24日，原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奥利别尔格、赖因霍尔德、皮克尔等16人进行公开审判。审判在工会大厦的圆柱大厅举行，这是大清洗运动中第一次公开审判。被告不允许有辩护律师。法庭调查中，被告几乎千篇一律地供认了“杀害基洛夫和准备杀害斯大林及其亲密战友的罪行”。24日，法庭宣布，所控16名被告全部处以死刑。8月25日早晨，这16名被告全部被枪毙了。在对16人审讯过程中，有人揭发了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总检查长维辛斯基宣布了对他们进行调查的命令，几天后，托姆斯基自杀。

2009年12月1日，在前苏联领导人——政治局成员、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谢尔盖·基洛夫（Sergey Kirov）遇刺75周年之际，俄罗斯联邦安全总局解密了一批与基洛夫案相关的文件。圣彼得堡市政府新闻处宣布，包括凶手尼古拉耶夫（Leonid Nikolaev）日记在内的58套文件，已经移交至圣彼得堡市基洛夫博物馆 。1904年，尼古拉耶夫出生在彼得堡的一个工人家庭。很小的时候，他就失去了父亲，再加之其身体一直不太好，长大成人之后，性情变得暴躁异常。18岁时，他成为了联共（布）党员；21岁时，他拥有了一个温暖的家庭：1925年，他与比他大3岁的拉脱维亚姑娘米丽达·德拉乌列结婚，并很快就生了两个漂亮的儿子。虽然曾经在共产主义大学学习过，但他总是不能在任何单位工作很长时间，无数次更换工作之后，1933年10月，他转至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单位——列宁格勒党史研究所，担任党史流动宣传员。此后不久，党史研究所内部征召党员投入运输系统，可尼古拉耶夫却拒绝到铁路上出长差，理由是他身体不好应该疗养，并且，他还有两个年龄尚小的孩子。结果，他被双开了：不仅被开除出党，而且还被开除了公职。尽管被开除后不久，尼古拉耶夫的党籍又被恢复并接到了到工厂工作的建议，然而，曾经拎过公文包的他却并不甘心去干体力活，他开始频繁向各级党政机关及各位领导人——甚至包括斯大林本人——写信控诉自己受到了非人待遇。在给卫生人民委员会的一封信中，他还明确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请在7月1日之前给我回答——让还是不让我去疗养。我该得到疗养许可证了。”此外，他还提出要求，到列宁格勒州的疗养许可证，他还不要，他需要到最好的地方疗养。当然，这些控诉信没有得到任何回音，而且，作为一个失业者，他甚至被剥夺了食品供应证——他的家庭只能靠其夫人米丽达一人来供养。当时，有15年党龄的米丽达已出任了列宁格勒州重工业局视察员。除了向各级党政机关写控告信之外，尼古拉耶夫开始了写自传体日记。在日记中，他写道，他已经30岁了，准备将这本自传留给儿子马尔克斯及列昂尼德做纪念——作为一个失业者，他有大量的时间来做这件事情。在这本日记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他是如何起意报复当权者，并如何准备这次谋杀的。1934年8月，长时间的不得志已让尼古拉耶夫接近疯狂，他不仅决定采取报复行动，而且还准备轰轰烈烈地死去。“我的枪击，将类似于日里亚波夫的枪击！”在日记中，尼古拉耶夫写下了这样的誓言。安德烈·日里亚波夫是俄罗斯历史上著名的刺客——他是刺杀俄皇亚历山大二世的主谋之一。显然，尼古拉耶夫已将其刺杀目标锁定为其所在地的最高领导人——列宁格勒州州委书记基洛夫。1934年12月1日下午16时30分左右，基洛夫进入州委办公大楼斯莫尔尼宫，并沿主楼梯来到了三楼。据基洛夫博物馆的资料显示，就在基洛夫从主走廊拐向左边的走廊准备走向自己的办公室时，后脑中枪倒地。闻声冲出来的工作人员及警卫人员，在基洛夫的尸体旁抓住了手持左轮手枪、有些神经质的尼古拉耶夫。15分钟之后，医生将基洛夫抬进其办公室进行无效抢救之际，尼古拉耶夫的妻子米丽达也被控制起来。尼古拉耶夫被抓后，立即接受了突审，不过当时他情绪已经失控，直到当晚21时被第二次提审时，他才断断续续地作了较有逻辑性的交待。关于凶器的情况，安全人员倒是很快就查明了：尼古拉耶夫行刺时所用的左轮手枪，早在1918年他就拥有了，1924年他从苏联政府手中得到了相应的持枪证（编号4396），1930年4月，重新注册（证件编号12296）。虽然基洛夫在政治局中仅排名第八，但他是斯大林坚定的追随者，在1920年代初，在苏共全党的大辩论中，他坚决支持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1883-1936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首任主席）。1926年，他到列宁格勒接替季诺维也夫任州委书记。同时，他和斯大林有着非常密切的私人关系。斯大林的卫兵在回忆录中曾表示，长时间的聊天之后，斯大林甚至肯把自己的床让给基洛夫睡，自己则跑到一边睡沙发。基洛夫遇害的消息传到莫斯科之后，暴跳如雷的斯大林立即下令开始准备特别专列，他要亲赴列宁格勒察问此案。12月2日上午10时30分，斯大林带同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等多位高级领导人乘特别专列赶到了列宁格勒，下车伊始，他就在列宁格勒火车站痛骂了前来接站的国家安保人员。抵达列宁格勒的当天，斯大林就亲自提审了尼古拉耶夫。之后，安全部门的高级领导人亚戈达、叶若夫、阿格拉诺夫也先后提审了尼古拉耶夫。不过，在所有的审问中，尼古拉耶夫都坚称，他是单独用私人武器完成了谋杀。除提审尼古拉耶夫之外，斯大林在12月2日还决定提审案件中的另一个关键人物：案发后马上被捕的基洛夫的卫队长鲍利索夫——正是他陪同基洛夫上了三楼。然而，就在去见斯大林的路上，鲍利索夫却因车祸死于非命（车中的其他人一个也没有受伤）！相信这一“意外”肯定在加深斯大林愤怒的同时，也让斯大林感觉到了死亡离他是如此之近，因此，斯大林突显了其行事残忍果决的一面，一道其亲手准备、被俄罗斯历史学家尤里·沙巴瓦尔称之为“恐怖宪章”的命令出台了：以后类似案件必须在10天内侦结，极刑判决之后则立即执行。基洛夫的遗体，很快被运到了莫斯科，12月6日，斯大林亲自为之主持了盛大的葬礼，并为其抬棺。米高扬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到：“基洛夫的逝世，是继列宁逝世之后，令党和国家最为痛苦的事情了，那种悲痛甚至超过了捷尔任斯基逝世时的悲痛。”12月29日，尼古拉耶夫及其13名所谓“列宁格勒中心”同伙被处决，在此之前，已有103名前白俄近卫军成员被镇压。两个多月后，已因丧失警惕而被开除出党的米丽达也于1935年3月10日被枪决。除米丽达本人之外，她的妹妹及妹夫同时也被镇压。此外，尼古拉耶夫的兄弟彼得·尼古拉耶夫，米丽达的哥哥彼得·德拉乌列也相继被捕。尼古拉耶夫的两个姐姐、堂兄也都被送进了集中营，其母则被发配到边远的农村居住。尼古拉耶夫的两个儿子，6岁的马尔克斯、3岁的列昂尼德，也被送进了福利院。马尔克斯直到80来岁的时候，才从基洛夫博物馆馆长塔吉扬娜的档案资料中，第一次看到了母亲的照片——2005年8月17日，经公民马尔克斯·德拉乌列提出申请，俄联邦总检察院仔细研究相关文件之后正式宣布，尼古拉耶夫之子马尔克斯·德拉乌列为“镇压受害者”，其政治镇压受害者的地位被正式确认。其实，在儿童福利院长大的马尔克斯·德拉乌列即使是成年之后，也不知道自己和著名的基洛夫案有关系。直到2005年1月，在电视中看一部有关基洛夫案的电影之际，让一直在使用母姓——德拉乌列这个姓在俄罗斯非常少见——的他在仔细研究有关凶手孩子们的资料之后，才突然意识到，他有可能是“凶手”的儿子之一。“我不记得父母了，”他在自传中如此写道，“我只记得6岁之前，我是住在列宁格勒，住在一所C型的大楼里，家就在拱门的上边，亲人则有爸爸、妈妈、奶奶及小弟弟列尼亚，1935年1月，我进了维堡区的第44儿童福利院。”直到现在，马尔克斯也没有找到任何与弟弟列昂尼德有关的音信。而尼古拉耶夫全家因之而变得悲惨无比的命运，只是一个更大悲剧的开始——利用基洛夫案，斯大林发动了苏联历史上著名的大清洗。

　　原标题是《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别怪我咬文嚼字。　　宁肯少些，但要好些　　（1923年3月2日）　　在改善我们国家机关的问题上，我认为工农检查院308不应当追求数量和急于求成。直到现在，我们还很少考虑和关心我们国家机关的质量，所以，理所当然应该关心特别认真地提高它的质量，把具有真正现代素质的人才，即同西欧优秀人才相比并不逊色的人才集中到工农检查院里来。当然，对社会主义共和国说来，这个要求是太低了。但是在头五年里，我们脑子里充满了不相信和怀疑。例如，对那些过多地、过于轻率地侈谈什么“无产阶级”文化的人，我们就不禁要抱这种态度，因为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有真正的资产阶级文化也就够了，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抛掉资产阶级制度以前的糟糕之极的文化，即官僚或农奴制等等的文化也就不错了。在文化问题上，急躁冒进是最有害的。我们许多年轻的著作家和共产党员应该牢牢记住这一点。　　因此，在国家机关问题上，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现在也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最好慢一些。　　我们国家机关的情况，即使不令人厌恶，至少也非常可悲，因此我们必须首先认真考虑怎样来克服它的缺点，同时要记住，这些缺点根源于过去，过去的东西虽已被打翻，但还没有被消灭，没有退到早已成为陈迹的旧文化的阶段去。我在这里提出的正是文化问题，因为在这种事情上，只有那些已经深入文化、深人日常生活和成为习惯的东西，才能算作已达到的成就。而在我们这里，可以说，对社会制度中的精华没有仔细考虑，没有充分理解，没有深切感受，只是匆忙地抓过来，没有经过检验，没有经过考验，没有为经验所证实，没有固定下来，如此等等。当然，在革命时代，在五年之内就使我们从沙皇制度转到苏维埃制度这样令人眩晕的发展速度之下，也不能不是这样。　　应当及时醒悟过来。应当采取的解救办法是对任何冒进和说大话等等一概不相信。应当想一想怎样检查我们每小时都在宣布，每分钟都在实行，尔后又每秒钟都在证明其不扎实、不可靠和未被理解的那些前进步骤。这里最有害的就是急躁。最有害的，就是自以为我们总还懂得一点什么，或者总还有不少人能用来建立真正新的机关，名副其实是社会主义的、苏维埃的机关，如此等等。　　其实不然，在我们这里，这样的机关，甚至这样的机关人员，是少得可笑的，所以我们必须记住，为了建立这样的机关，不应该舍不得时间，而应该花上许多许多年的时间。　　我们有哪些人可以用来建立这种机关呢？只有两种人。第一，是一心为社会主义奋斗的工人。这些人受的教育是不够的。他们倒是想给我们建立优秀的机关。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做，他们无法办到。他们直到现在还没有具备建立这种机关所必需的文化修养。而做这件事情所必需的正是文化。在这里，蛮干或突击，机敏或毅力，以及人的任何优秀品质，都是无济于事的。第二，是有知识的、受过教育和训练的人，而我国比起其他各国来这种人少得可笑。　　在这里也不要忘记，我们往往太喜欢用热心和急于求成等等来弥补（或者以为可以弥补）没有知识这种缺陷。　　为了革新我们的国家机关，我们一定要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然后是检查，使我们学到的东西真正深入血肉，真正地完全地成为生活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学而不用，或只会讲些时髦的词句（无庸讳言，这种现象在我们这里是特别常见的）。总之，我们应该提出的不是西欧资产阶级所提出的要求，而是向一个以发展成社会主义国家为宗旨的国家应该提出的恰如其分的要求。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应当把作为改善我们机关的工具的工农检查院改造成真正的模范机关。　　要想使工农检查院达到应有的水平，就必须遵守“七次量，一次裁”的准则。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非常慎重地、考虑周到地、熟悉情况地利用我们社会制度中真正的精华来建立新的人民委员部。　　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我们社会制度中所有的优秀分子，即第一，先进工人，第二，真正受过教育而且可以保证决不相信空话、决不说昧心话的分子，不怕承认任何困难，不怕为达到自己郑重提出的目的而进行任何斗争。　　在改善我们的国家机关方面，我们已经瞎忙了五年，但只不过是瞎忙而已，五年来已经证明这是无用的，徒劳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这种瞎忙使我们看来像是在工作，实际上却搅乱了我们的机关和我们的头脑。　　这种状况终究应该改变了。　　我们应该遵守一条准则，宁可数量少些，但要质量高些。我们应该遵守一条准则：与其匆忙从事而毫无希望得到优秀人才，倒不如再过两年甚至三年好些。　　我知道，这条准则很难坚持，很难用于我们的实际生活。我知 道，相反的准则会通过无数渠道在我们这里得到奉行。我知道，需要大力抵制，需要表现出无比坚韧的精神，这方面的工作至少在头几年内是极难收效的。然而我深信，我们只有通过这样的工作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而只有达到这个目的，我们才能建立名副其实是苏维埃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以及其他等等。　　许多读者也许认为我在前一篇文章①中举出来做例子的数字大小了。我相信，可以用很多计算来证明这些数字是很不够的。但我认为，我们应该把真正合乎标准的质量这一点看得比一切计算更重要。　　我认为，对我们国家机关来说，正是现在终于到了我们应该十分认真地好好地对它进行一番工作的时候了，对于这种工作，急躁几乎是最有害的。所以我要竭力防止扩大这些数字。相反地，依我看，在这里对数字要掌握得特别紧。让我们直说吧，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现在没有丝毫威信。大家都知道，再没有比我们工农检查院这个机关办得更糟的机关了，在目前情况下，对这个人民委员部没有什么可要求的了。如果我们真正抱定目的要在几年后建成这样的机关：第一，它应当是模范的，第二，它应当得到大家绝对信任，第三，能向所有的人证明，我们所做的确实不愧为中央监察委员会221这样一个高级机关所做的工作，那我们就必须牢记这一点。我认为，应该立即坚决冲破一般的职员编制标准。我们必须用完全特殊的办法，经过极严格的考核来挑选工农检查院的职员。一个人民委员部，如果工作马马虎虎，并且得不到任何信任，说话毫无威信，说实在的，那又何必设立它呢？我想，在进行我们现在所谈的改组工作时，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避免这种现象。　　我们吸收来当中央监察委员的工人，应当是无可指责的共产党员，我想，为了使他们学会工作方法和胜任工作任务，还应该对他们进行长期的培养。其次，在这项工作中，应有一定数目的秘书人员做助手，在任用他们以前，必须再三审查。最后，凡是我们决定要破例立刻委派为工农检查院职员的公职人员，应符合下列条件：　　第一，他们必须有几名共产党员推荐；　　第二，他们必须通过关于我们国家机关知识的考试；　　第三，他们必须通过有关我们国家机关问题的基本理论、管理科学、办文制度等等基础知识的考试；　　第四，他们必须同中央监察委员和本院秘书处配合工作，使我们能够信赖整个机关的全部工作。　　我知道，要达到这些要求还要有许许多多先决条件，所以我很担心工农检查院的大多数“实际工作者”会说这些要求是无法执行的，或者轻蔑地加以嘲笑。但我要同一问工农检查院任何一个现任领导人或与之有关的人，他能不能真心地告诉我，像工农检查院这样的人民委员部在实践上有什么必要？我想，这个问题会帮助他们掌握分寸。要么不值得去做改组工农检查院这样一件没有希望的工作（这类改组我们已经进行过许多次），要么应当真正给自己确定一个任务，用缓慢、艰难和非常的办法，经过多次检查，来建立一个真正模范的，不只是由于官衔和职位才受到大家尊敬的机关。　　如果没有耐心，如果不准备花几年工夫来做这件事，那最好是根本不做。　　我认为，应该从我们在高级劳动研究所等等方面已经搞起来的那些机构中挑出少数几个来，检查它们是否完全认真地工作，只有它们的工作确实符合现代科学的水平，并能使我们得到现代科学提供的一切成果，才能继续工作。这样，指望在几年之内建成一个能胜任工作的机关，就不是空想了；所谓胜任，就是能得到工人阶级、俄国共产党以及我们共和国全体居民的信任，有步骤地、坚持不懈地为改善我们的国家机关而工作。　　现在就可以开始进行这方面的准备工作。如果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同意这个改造计划，它现在就可以开始采取准备措施，以便有条不紊地工作到彻底完成，既不要急躁，也不要拒绝重做已经做过的事情。　　在这里，任何不彻底的解决办法都是极其有害的。凡是根据其他任何考虑制定的工农检查院的编制，实质上都是根据旧官僚的考虑，根据旧的偏见，根据已经受到批判、引起大家讥笑等等的观点制定出来的。　　实质上，这里的问题是这样的：　　要么现在就表明，我们在国家建设方面真正学到了一些东西（五年里也该学到点东西了）；要么承认，我们还没有成熟到这个程度，那就不必动手去做。　　我想，就我们现有的人才而论，认为我们学到的东西已经足以有条不紊地重建一个人民委员部了，这并不是不谦逊。不错，这一个人民委员部应能确定我们整个国家机关的面貌。　　现在就发征稿启事，争取写出两本或更多的关于组织一般劳动、特别是管理方面的劳动的教科书。我们现有的叶尔曼斯基的那本书可以作为基础，附带说一句，虽然他很明显地同情孟什维主义，不适于编写适合苏维埃政权的教科书。其次，不久以前出版的克尔任采夫的那本书也可以作为基础325；最后，在现有的专题参考书中还有一些可能有用。　　派几个有学问的切实可靠的人到德国或英国去搜集图书和研究这个问题。我提出英国，是考虑到派人去美国或加拿大可能做不到。　　成立一个委员会来草拟工农检查院职员候选人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的考试的初步纲要。　　这些以及诸如此类的工作当然不会使人民委员为难，也不会使工农检查院部务委员会委员们或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为难。　　同时还要成立一个筹备委员会来物色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的候选人。我相信，现在在各部门有经验的工作人员中，在我们苏维埃学校的学员中，能担任这项职务的候选人是绰绰有余的。事先排除某一类人未必是正确的。最好是使这个机构有各种各样的人员，在这个机构里我们应当设法把多种素质和不同优点结合起来，因此，我们得下功夫拟好候选人名单。举例来说，如果新的人民委员部是由一个模子出来的人组成的，假定是由官吏型的人组成的，或者排除鼓动员型的人，或者排除善于交际或深入他们不太熟悉的群众中去的人等等，那就糟糕透了。　　* * *　　我想，如果把我的计划和学院式的机关比较一下，那我的意思就表达得更清楚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必须在自己主席团的领导下，经常检查政治局的一切文件。同时他们应当恰当地分配自己做检查工作的时间，以便对我们的机关（从最小的分支机关到最高的国家机关）的办文制度进行检查。最后，他们的工作范围包括研究理论，即研究如何组织他们将要去做的工作的理论，也包括在老同志或劳动组织高级研究所教师的指导下进行的实习。　　但是我认为，他们决不能只限于做这类学院式的工作。除这些工作以外，他们还要学会做别的工作，这种工作，我可以不客气地说，虽然不是学会捉拿骗子，也是捉拿诸如此类的家伙，同时还要想出特别巧妙的办法来掩护自己的进攻、接近等等。　　这样的建议在西欧国家机关中会引起空前的不满、道义上的愤慨等等，但我希望我们还没有官僚化到会采取这种态度的地步。在我们这里，新经济政策还没有被人尊重到如此地步，以至一想到可能捉人就恼怒起来。我们的苏维埃共和国建立还不很久，却已积了这样一堆形形色色的渣滓，未必会有人一想到要用某些巧计、有时要用寻根究源或迂回曲折的侦察方法来挖掘这些渣滓就恼怒起来，假如有，那也可以相信，我们大家都会痛快地嘲笑这种人的。　　我们希望，我们新的工农检查院会丢掉法国人称之为prude-rie的毛病，这种毛病我们可以把它叫作可笑的装腔作势或可笑的妄自尊大，它对我们的官僚，不论是苏维埃官僚还是党官僚最为合适。附带说一句，官僚不仅在苏维埃机关里有，而且在党的机关里也有。　　我在上面说，我们必须学习，到高级劳动组织研究所等机构去学习，但这决不是说，我把这种“学习”理解为有点像学校式的学习，或者我的想法仅仅限于学校式的学习。我希望，没有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会怀疑我，说我不承认这里所说的“学习”包含着某种半玩笑式的手法，某种巧什，某种花招或诸如此类的东西。我知道，在西欧庄重严肃的国家里，这种意见一定会使人大为震惊，任何一个体面的官员连讨论这个意见都不会容许。但是我希望，我们还没有官僚化到这种程度，在我们这里讨论这种意见只会使人感到愉快。　　真的，为什么不把愉快和有益结合起来呢？为什么不能运用某种玩笑式的或半玩笑式的手法去暴露那些可笑的、有害的、半可笑半有害等等的现象呢？　　我认为：如果我们的工农检查院把这些想法研究一下，那会获益匪浅；记载我们中央监察委员会或它在工农检查院工作的同事们取得过几次极其辉煌胜利的奇案录，将增添我们未来的“工农检查员”和“中央监察委员”的不少奇遇，在那些古板正经的教科书不易提及的地方所发生的奇遇。　　* * *　　怎么可以把党的机关和苏维埃机关结合起来呢？这里难道没有什么不可容许的东西吗？　　这个问题倒不是我要提出的。我在上面说过官僚主义者不仅在我们苏维埃机关里有，而且在我们党的机关里也有，这个问题是代表我这句话所暗指的那些人提出的。　　真的，为了工作的利益，为什么不把两种机关结合起来呢？在外交人民委贝部这样的人民委员部里，这种结合带来了极大的好处，并且从一开始就是这么做的，这难道还有谁没有看到吗？为了挫败外国的计谋（姑且这样说吧），难道在政治局里没有从党的角度讨论过关于我们用什么“招数”来对付外国的“招数”这方面的许多大大小小的问题吗？难道苏维埃机关和党的机关这种灵活的结合，不是我们政策的巨大力量的泉源吗？我想，在我们对外政策方面证明正确和确立起来的东西，已经成为惯例而在这个部门已毫无疑问的东西，对于我们的一切国家机关至少是同样适用的（而我认为是更为适用的）。工农检查院本来就是为我们的一切国家机关而设的，它的活动应毫无例外地涉及所有一切国家机构：地方的、中央的、商业的、纯公务的、教育的、档案的、戏剧的等等——总之，各机关一无例外。　　对于活动范围这样广，又需要活动方式非常灵活的机关，为什么不能容许它用特殊的形式把党的监察机关同苏维埃的监察机关合并起来呢？　　我看不出这里有什么障碍。而且我认为，这种结合是顺利工作的唯一保证。我认为，只有在我们国家机关的那些落满灰尘的角落 892里才会有人怀疑这一点，而对这种怀疑只有付之一笑。　　* * *　　还有些人怀疑：把学习和业务结合起来是否合适？我觉得不但合适，而且应该，一般说来，虽然我们对西欧的国家制度采取了革命的态度，但还是沾染上了它的许多最有害和最可笑的偏见，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们那些可爱的官僚有意使我们沾染上这类偏见的，他们有意一再在这类偏见的浑水中摸鱼；他们这种浑水摸鱼的勾当已经猖狂到如此地步，我们中间只有瞎子才看不见。　　在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所有领域中，我们是“极端”革命的。但在尊敬上司，遵守办丈的形式和礼节上，我们的“革命性”往往被最腐败的因循守旧的习气取而代之了。在这里常常可以看到一种极其有趣的现象：在社会生活中，最大的跃进和对极小的变革令人吃惊的畏怯两者兼而有之。　　这也是不难理解的，因为迈出最勇敢的前进步伐的是早就成为理论研究对象的那个领域，是主要从理论上、甚至几乎完全从理论上耕耘过的那个领域。俄国人躲开令人厌恶的官僚制的现实，而在家里酝酿非常大胆的理论构想，因此这些非常大胆的理论构想在我们这里就具有非常大的片面性。在我们这里提出一般构想的理论勇气和在微不足道的办公制度改革上的惊人畏怯兼而有之。我们以举世无双的勇气进行了具有世界意义的极其伟大的土地革命，但在极其次要的办公制度改革上却又缺乏想象力，缺乏把在一般问题上收到“辉煌”效果的一般原理运用到这种改革上去的想象力或耐心。　　因此，在我们现实生活中非凡的勇敢行动同对最微小变革的畏怯心理令人吃惊地同时并存。　　我想，在任何真正伟大的革命中，也历来如此，因为真正伟大的革命是从旧事物同改造旧事物的意向和追求新事物（要新得连一丁点旧事物也没有）的抽象愿望这种矛盾中产生的。　　这种革命来得愈猛，许多这样的矛盾就会存在愈久。　　* * *　　现在我们生活的一般特征是这样的：我们摧毁了资本主义工业，曾力求完全摧毁中世纪设施和地主的土地占有制，并在这个基础上培植出小农和极小农，他们由于相信无产阶级革命工作的成果而跟着它走。但是我们靠这种信任一直支持到社会主义革命在比较发达的国家里获得胜利，那是不容易的，因为小农和极小农，特别是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由于经济的必然性，还停留在极低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上。此外，国际环境也把俄国抛回到过去的水平，我国国民劳动生产率，整个说来，现在比战前低得多。西欧资本主义列强半自觉半自发地尽一切可能把我们抛回到过去的水平，利用俄国国内战争中的各种因素尽量破坏我国经济。当然正是这样结束帝国主义战争在它们看来是最有利的：即使我们推翻不了俄国的革命制度，至少也要使它难于向社会主义发展。——列强大致上就是这样考虑的，而且从它们的角度也不能不这样考虑。结果，它们的任务只完成了一半。它们并没有推翻革命所创立的新制度，但是它们也不让新制度能够立刻大步前进，以证实社会主义者的预言，使他们能够迅速地发展生产力和发挥所有能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的潜力，并向所有的人直观地清楚地证明：社会主义蕴藏着巨大的力量，人类现在已经转入一个新的、有着光辉灿烂前途的发展阶段。　　国际关系体系现在已成为这样：欧洲的一个国家受着各战胜国的奴役，这就是德国。其次，一些国家，而且是西方一些最老的国家，因获得胜利而能够利用胜利向本国被压迫阶级作一些不大的让步，这些让步毕竟在推迟这些国家的革命运动，造成某种类似“社会和平”的局面。　　同时东方许多国家，如印度、中国等等，正是由于最近这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影响而完全被抛出了自己的常轨。这些国家的发展已完全按照整个欧洲的资本主义的方向进行。在这些国家里开始出现整个欧洲的那种动荡。现在全世界都已清楚，这些国家已经卷入不能不引起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发展进程。　　因此，现在我们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在我国这种小农和极小农的生产条件下，在我国这种经济破坏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支持到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那一天呢？不过，这些国家完成这一发展过程，不会像我们从前所期待的那样。它们完成这一发展过程，不会是经过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里平衡“成熟”，而将是经过一些国家对另一些国家进行剥削，经过对帝国主义战争中第一个战败国进行剥削，再加上对整个东方进行剥削的道路来完成的。另一方面，正是由于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东方已经最终加入了革命运动，最终卷入了全世界革命运动的总漩涡。　　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国应该采取怎样的策略呢？显然应该采取这样的策略：为了保住我国的工人政权，为了保持工人政权在我国小农和极小农中间的威望和对他们的领导，我们必须极其谨慎小心。现在全世界正进入一种必然引起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运动，这对我们是有利的。但是也有对我们不利的地方，这就是帝国主义者已把整个世界分裂为两个阵营，而且因德国这个真正先进的、文明的、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现在很难抬起头来而使这种分裂更加复杂化。所谓西方的一切资本主义列强都在啄食它，不让它抬起头来。而另一方面，拥有亿万过着极端贫困生活的被剥削劳动人民的整个东方已陷入这样的境地：其体力、物力根本不能同西欧任何一个小得多的国家的体力、物力和军事力量相比。　　我们能不能避免同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在未来发生冲突呢？过去西方和东方反革命营垒中的矛盾，东方和西方剥削者营垒中的矛盾，日本和美国营垒中的矛盾，曾使西欧反革命势力发动的援助俄国反革命势力的进攻遭到失败，现在能不能指望西方日益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同东方日益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内部矛盾和冲突像过去那样，再给我们一次延缓我们同帝国主义国家的冲突的机会呢？　　我觉得，对这一问题应当这样来回答：这里问题的解决取决于许许多多的情况；整个说来，只有根据地球上绝大多数人口终于在资本主义本身的训练和培养下起来斗争了这一点，才能预见到斗争的结局。　　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如下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正是这个人口的大多数，最近几年来非常迅速地卷入了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世界斗争的最终解决将会如何，是不可能有丝毫怀疑的。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　　但是我们关心的并不是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这种必然性。我们关心的是我们俄国共产党，我们俄国苏维埃政权为阻止西欧反革命国家扼杀我们所应采取的策略。为了保证我们能存在到反革命的帝国主义的西方同革命的和民族主义的东方，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同东方那样落后的但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发生下一次军事冲突的时候，这个大多数必须能赶得上建立文明。我们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虽然我们已经具有这样做的政治前提。我们必须坚持这样的策略，或者说，为了自救必须采取下面的政策。　　我们应当努力建成这样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工人能够保持他们对农民的领导，保持农民对他们的信任，并通过大力节约把自己社会关系中任何浪费现象的任何痕迹铲除干净。　　我们应当使我们的国家机关厉行节约。我们应当把沙皇俄国及其资本主义官僚机关大量遗留在我们国家机关中的一切浪费现象的痕迹铲除干净。　　这岂不是会成为农民局限性的天下吗？　　不会的。只要我们能够保持工人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我们就有可能在我国靠大力节约把任何一点积蓄都保存起来，以发展我们的大机器工业，发展电气化，发展泥炭水力开采业，完成沃尔霍夫水电站工程326，如此等等。　　我们的希望就在这里，而且仅仅在这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打个比喻说——从一匹马上跨到另一匹马上，就是说，从农民的、庄稼汉的、穷苦的马上，从指靠破产的农民国家实行节约的马上，跨到无产阶级所寻求的而且不能不寻求的马上，跨到大机器工业、电气化、沃尔霍夫水电站工程等等的马上。　　在我的思想上，我就是这样把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政策、我们的策略、我们的战略等等的总计划同改组后的工农检查院的任务联系起来的。我们之所以应该对工农检查院特别关心、特别注意，把它的地位提得特别高，使它的领导具有中央委员会的权利等等，在我看来，理由就在这里。　　这个理由是说，只有彻底清洗我们的机关，尽量削减机关非绝对必要的一切，我们才能够有十分把握地坚持下去。而且我们将能够不是在小农国家的水平上，不是在这种普遍的局限性的水平上坚持下去，而是在不断地前进、向着大机器工业前进的水平上坚持下去。　　这就是我所向往的工农检查院的崇高任务。这就是我为了工农检查院而打算把一个最有威信的党的上层机关和一个“普通的”人民委员部合并起来的原因。

在创作活动中，法捷耶夫也有许多难言之隐。就拿脍炙人口的《青年近卫军》来说吧。1943年苏联共青团中央建议他写一部以克拉斯诺顿城青年近卫军的真实故事为题材的小说，他欣然同意，仅用一年多时间写成这部作品，荣获斯大林奖金。斯大林并未读过这部小说，当他看了根据小说拍成的电影后十分恼火，认为把青年英雄们的伟大战斗写成是自发性的，没有突出党的领导。《真理报》根据这一精神发出猛烈抨击。法捷耶夫只好公开表态：接受批评，修改小说。他花了3年时间对小说做了大手术。围绕着《青年近卫军》的争论到斯大林死后风波再起。西蒙诺夫等作家认为当年对小说的批评是斯大林对文艺的粗暴干涉。于是法捷耶夫再次修改小说，删掉对斯大林歌功颂德的所有内容。一部作品这样反复改动，当然变得支离破碎。关于《青年近卫军》还发生一些鲜为人知的纠纷。小说描写了几名叛徒，但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是被冤枉、已恢复名誉的好人。而小说出版后风靡一时，家喻户晓，那些人又背上“叛徒”的罪名，有的再次被捕，有的走投无路……他们和他们的家属给法捷耶夫写信，或向他求救，或怒斥他歪曲事实。法捷耶夫那部未完成的《黑色冶金》的创作背景就更加离奇了。1951年主管工业的马林科夫把他召去：“冶金部门将有一个伟大的发明，你若能写出来就是对党做出重大贡献。”还说，冶金业中揭露了一个反动团伙——几个搞阴谋破坏的地质学家。法捷耶夫真心愿为党和人民服务，接受了这一任务，到矿区体验生活，开始创作。完成8章后，小说在杂志上发表，反应不错。但很快就得知，那“发明”是个骗局，国家为此浪费了好几亿卢布。至于“反革命团伙”呢，竟是桩冤假错案，受害的地质学家已平反昭雪……法捷耶夫的几年心血毁于一旦，盛怒之下他把手稿烧掉。 法捷耶夫对斯大林虔诚到了迷信的地步。他以为大清洗是秘密警察头子叶若夫及其接替者贝利亚瞒着斯大林干的。他深信斯大林一旦得知定会制止、纠正。他常说：“斯大林受骗了。”他同斯大林也有意见分歧的时候，但他都遵守下级服从上级的纪律。例如在评选斯大林文学奖时，他只能按照斯大林的意志去肯定一些平庸之作。除了虔诚，他对斯大林还怀有一种恐惧。他曾说：“我怕两个人——我的母亲和斯大林，又怕又爱……”又怕又爱——极好地道出了法捷耶夫对斯大林的复杂感情。斯大林死后，苏联社会政治生活发生巨变。作为作协主席，法捷耶夫给苏共中央写了几份报告，提出克服官僚主义体制的设想。但中央没予理睬，也不肯接见他，反而把他关进克里姆林宫医院强制进行“治疗”。法捷耶夫1953年10月召开作协14次中央全会。法捷耶夫在开幕词发言稿中提到为一些受批判作家恢复名誉问题引起了争论，最后发言稿被否定，开幕词被免去。虽然还选他为作协主席，但第一书记由苏尔科夫担任，他已无实权。1956年苏共20次代表大会上，肖洛霍夫发言激烈：“作协已经蜕化成一个行政机构，由权欲熏心的法捷耶夫把持着，在工作中他不愿考虑集体领导的原则。”这令法捷耶夫十分伤心。他以酒浇愁，3个月后自杀，留有一封致苏共中央的遗书。但赫鲁晓夫矢口否认有遗书，直到1990年这封遗书才公之于世。信中表明法捷耶夫对赫鲁晓夫等人的强烈不满：“我终生为之献身的艺术已被自负而又无知的党的领导人所扼杀，现已无法挽救。……那些靠伟大列宁学说起家的暴发户们使我彻底丧失信心。即使他们以列宁学说发誓，也使我难以信任，因为他们可能比暴君斯大林干出更坏的事来。斯大林还多少有点知识，而这些人根本不学无术。作为作家，我的生命已失去任何意义。在生活中我遇到的是卑鄙、谎言、欺骗与诽谤，因此我犹如从邪恶中渴望得到解脱那样乐于结束人生。……请把我埋葬在我母亲的墓旁。”由于法捷耶夫的遗书当时被隐瞒，所以他请求埋在母亲墓旁的愿望也被隐瞒了。他葬在俄国社会名流的墓地——新圣女修道院陵园。他不愿死后再与大人物为伍，只想伴着自己的母亲。但死者这惟一遗愿没能得到尊重。他活着时是个充满矛盾的悲剧性人物，死后也依然落个悲剧性的结局。

苏联30年代令世人震惊的“大清洗”，其余波回音至今仍在原苏联各国萦绕。千百万“大清洗”受害者的遗孤们，每每想到父祖辈的不白之冤和悲惨命运，心里总是波澜起伏，久久按捺不住激动。迄今，世界舆论界也仍对这个事件议论不休。但直到80年代，在事过半个世纪之后，人们对它的历史真相，对它的来龙去脉和基本原因，仍然若明若暗：或者只知其表不知其里，或者只窥见其冰山的一角，而不知其全貌。在不少著作里，对于“大清洗”运动的许多描述都还仅是根据一些人的回忆，只能支离破碎地说些片断和局部情况；有关“大清洗”历史全貌的描写，能完全以文件为依据的论述和著作，犹如凤毛麟角。只是在苏联解体以后，由于档案的揭密，才给我们提供了以档案为根据，进行全景式研究的可能。 “大清洗”运动的基本原因 1. “大转变”的政治后果和党内温和思潮的抬头 斯大林把反“右倾”胜利后开始的转折——转向超速工业化和强制集体化道路，称作“大转变”。在当时苏联的特定条件下，这条道路虽对国家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有其可肯定的一面，但其负面作用和政治后果也是严重的。集体化中对农民采取的暴力强迫和驱赶“富农”政策，紧接着集体化而来的暴力征粮，对拒绝交粮和交粮困难户采取的各种威逼、体罚、刑讯措施，以及伴随而来的大规模逮捕（注：《斯大林30年代初同肖洛霍夫的往来通信》，《斯大林研究》（中央编译局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室编），1995年第5辑，第9～49页。），在农村引起了异常激烈的对抗。据俄罗斯著名农业集体化问题专家B. п.达尼洛夫的资料，在1929年全国有记载的骚动达1300次以上（注：《有文件为证——集体化前夕和集体化过程中的农村史料（1927～1932）》（B.п. 达尼洛夫、H. A.伊夫尼茨基编），莫斯科1989年俄文版，第23页。）； 仅1930年1～3月，有记录的群众性骚动达2700次以上（不包括乌克兰），卷入农民达130多万人。（注：〔俄〕H. A. 伊夫尼茨基：《集体化与消灭富农运动（30年代初）》，莫斯科1994年俄文版，第143～144页。）在1930年3月发表斯大林《胜利冲昏头脑》一文后， 一份下达地方的指令中承认，“农民发动的广泛骚动的浪潮”对体制形成了一种威胁。同时，这期间对牲畜的大量宰杀、劳动力人口逃亡和生产力的破坏，也达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 超高速工业化在1930年夏也造成了严重局面。其表现形式之一是，货币体系遭到破坏，预算完全陷入混乱。事态甚至发展到了只有靠抬高物价，发放义务公债，主要是发行纸币的办法来弥补预算的巨大亏空。这种局面造成了物价飞涨，以致货币贬值到了使农民不得不靠以物易物，用农产品换取日用工业品的地步。 农业遭到破坏，而投入重工业的大量资金又靠向国外出口粮食来获得。这种情况引起了粮食供应紧张，不得不靠粮卡定量分配，这又造成城市生活水平普遍下降。 国家经济生活的紧张，城乡群众的不满，其直接负面后果是提高了“右派”领袖们的政治威望。《真理报》不断收到群众来信，认为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是正确的”，他们在台上时，“一切都充足”，“把他们一撤职，什么都没有了”群众中的这种思想情绪反映在党内，就是布哈林等“右倾”领袖人物的政治威望得到恢复，党内干部、党员对其思想主张给予广泛的同情和支持。这样，就引起了党内温和派倾向的抬头。广大党员群众对“右倾”的同情和支持，在1929～1931年的清党运动中曾有明显反映，这期间被开除出党的近25万党员中，相当大一部分是因同情并支持“右倾”而被吊销党票的。党的上层在这期间出现了两个新的反对派案件——瑟尔佐夫—洛米纳泽案和柳京案，也是这种思想动向的反映。谢?瑟尔佐夫原是中央登记分配部长，他为斯大林建立官职等级名录制度曾立过大功。为此，斯大林将他提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并任命为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还将他作为取代李可夫的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的预备人选。洛米纳泽则是联共（布）中央委员，当时担任外高加索党组第一书记。他们在反“右倾”中都曾积极支持过斯大林路线，但后来他们为“大转变”的后果所震惊，开始反对斯大林的方针而站到了同“右 倾分子”交好，支持其方针的立场上。柳京则联合布哈林的几个弟子，起草宣言，几乎是用布哈林的语言阐述其政治纲领，甚至公开提出了打倒斯大林的口号。当斯大林在政治局提出处死柳京的要求时，政治局多数没予支持，柳京及其同伙只是被开除出党并被逐出了莫斯科。这些新反对派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们不仅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党内下层的思想情绪，同时也从特定角度显示了党内上层的某些思想倾向。30年代上半期，有诸多事实表明，以基洛夫、奥尔忠尼启泽为首的政治局大多数是主张温和政策的。紧跟斯大林急进方针的，在政治局里仅有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极少数人。但是，政治局多数仍然尊重斯大林的领袖地位，在公开的重大问题上并没有同他采取对抗步骤，况且，斯大林当时的权力还未发展到日后那种完全的独断，还得顾及多数人的意见。因此，在当时困难甚至危机形势的压力下，政治局多数对斯大林的个人权力还具有某种制约作用。这种情况在1932～1934年间，曾一度使温和方针占了上风。 当时温和方针之深得人心，从基洛夫在十七大上赢得的掌声和选票，从布哈林思想赢得的同情及其本人地位的上升，以及从新宪法的起草工作上，都得到了突出的反映。 上述这一切，显然都没有逃过斯大林敏锐注视的目光。特别是十七大最后选举的一幕，他以遭到近300票反对， 支持率大大落后于基洛夫的景况，使他隐忍着领袖地位不稳的剧痛。在这种形势下，打击党内温和派思潮，扭转党和国家的发展方向，看来成了苏维埃国家舵手所预定的航向。 2. 面临发展模式带来的矛盾和“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的误区 苏联从20年代末期以后选择了超高速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发展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要求迅速实现工业化，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愿望和要求，然而，超过客观可能条件的过高速度，加上资金全面紧缺，以及国家科学文化和技术的落后，使这一模式背离了客观经济发展的规律，从而使它陷入了自身的矛盾之中。（1）社会客观经济需求和经济发展的无限复杂性， 同主观认识的滞后性与计划能力的有限性发生矛盾，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计划的失误；（2）技术设备能力的有限性同高速度、超负荷性产生矛盾， 不可避免带来机器设备的损坏；（3）技术规程的严格科学性， 同生产者本身文化技术的落后性和一味热情蛮干产生的矛盾，必然造成诸多生产事故和残废品的发生。尤其是从1935年秋开始的斯达汉诺夫运动展开生产竞赛以后，这些矛盾特别突现出来。可怕的是，面对这些矛盾和问题，不是以冷静的科学态度，从经济规律方面，从技术要求和操作规程上寻找原因，而是重犯“沙赫特事件”的错误，一味从政治上去追究“破坏者”和“人民的敌人”。 苏联政治模式的核心成份之一，是高度集权而又缺乏监督的干部任命制。这种制度造成各级干部只对上级负责，为执行上级指令而很少顾及本单位、本地区的实际情况，也往往漠视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这使官僚主义滋长蔓延；加上官职等级名录制度赋予的特权，又使腐败现象滋生发展。任职的无限期制以及长期的权力腐蚀，造成官场拉帮结派、裙带风盛行，同时也带来养尊处优、不思进取、意志消沉等等干部作风问题。这种现象在30年代已经发展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在1937年2～3月中央全会上，斯大林曾尖锐指出过党内“由亲近的人们结成的小家族，小团体”，互相包庇，“互相吹捧”之类的现象（注：《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4页。）。 怎样解决体制上造成的这些矛盾和问题？斯大林自然谈不到从体制上去找原因。事实表明，他也不能从阶级根源上去观察问题，因为早在1936年修改宪法的讲话中他已经宣布，“所有的剥削阶级都消灭了”。（注：《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第103页。）当时，他更不可能正确认识人民内部和敌我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看到的只是“资本主义包围”。在他看来，在苏维埃国家只有间谍暗害分子的“阴谋破坏”。他说：“只要资本主义包围还存在，我们这里就会有外国代理人派遣到我们后方的暗害分子、间谍、破坏分子和杀人凶手。”（注：《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1～142页。）无疑，他指出的这种现象是一种严酷存在的事实，但他无限扩大了这些事实，而且也把这种无限扩大的事实仅仅同国外的和党内原有的托洛茨基派联系起来，同时又无限地扩大了对他们的斗争。加上他早已形成的社会主义越接近胜利，阶级斗争越趋尖锐的理论误区，就使他对经济模式和政治体制本身带来的困难和矛盾，只能诉诸不间断的清洗和严酷的打击，从此来寻找出路。 3. 战争危险的逼近和对“第五纵队”的担忧 如果说上述两方面是斯大林进行“大清洗”的基本动因的话，那么，这里所谈的则是他发动1937～1938年“大清洗”的较为直接的原因。斯大林执政后，在20年代几乎不间断地进行了一连串的斗争，而且采取的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段。1923～1929年间进行的三次党内斗争姑且不说，从1928年“沙赫特事件”起，在社会上和党内就进行了多次杀伐和清洗，择其要者，即包括下述斗争：反“右倾”之后进行了清党运动（1929～1931年），揭露了所谓“拯救乌克兰联盟”案、“乌克兰青年联合会”案（1930年春）和“劳动农民党”案（1930年），进行了“工业党”审判（1930年11月25日至12月7日），揭发了食品供应系统的特务组织破坏案（1930年秋），还举行了“孟什维克中央联盟局”审判案（1931年）；同时，在党内又先后揭露了所谓瑟尔佐夫—洛米纳泽“反党集团”案（1930年），以柳京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联盟”案（1932年）。这期间，在社会上进行的重大斗争，还包括集体化运动中的驱赶“富农”（1929～1931年），和紧接其后的征粮运动（1932～1933年），以及意识形态“大转变”过程中在文学艺术领域、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部门进行的一连串大批判（1929～1932年）。所有这些斗争，打击面大都波及甚广，在党内和社会上直接伤害并牵连了大量无辜。 经过1933～1934年一度缓和，基洛夫被暗杀案又带来风云骤变，使社会政治生活进一步紧张。从1935～1936年起，接连进行了一连串逮捕、审判、流放和清洗，包括针对克里姆林宫工作人员的“克里姆林宫”案（1935年1～4月），打击少年犯罪和社会不良分子的斗争，检查党证运动，以及在一些地区重新对反苏分子或富农家庭进行的流放等等。所有这些，又在党内外打击了一大片干部和群众，这就在国内形成了极为紧张的社会政在国内社会政治气氛不断紧张的同时，1936年的国际政治舞台也风云四起，开始出现战争乌云。这同英法在西班牙事变中寻求同德、意妥协，为保持其在世界上的既得利益，放弃遏制法西斯侵略的绥靖政策直接相关。苏联领导看到自己在西班牙事变中同英法交好，建立欧洲集体安全的前景变得黯淡，便由对西班牙的不干涉政策，转而变为积极支持共和派的政策。这样，战争的乌云便开始浓密起来。在这种形势面前，斯大林深深意识到，在国内从党内到党外，“异己势力”强大，深恐从最上层各反对派头目到最底层反对派的同情者，以至包括历次社会政治运动遭到打击的形形色色人员，在战争环境中联起手来，结成“第五纵队”，对政权构成严重威胁。斯大林每想起托洛茨基1926年曾讲到过的法国政府反对派克列孟梭集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不顾德国人打到离巴黎80公里的地方而夺取政府权力的事（注：《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0卷，第48～50页。），就不寒而栗。因此，一旦战争威胁来临，他便下定了进行“大清洗”的决心。这从下述事件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来：几乎在苏联改变对西班牙政策的同时，斯大林于1936年9月25日与同在索契休养的日丹诺夫，联名向莫斯科发回一封被认为是发出“大清洗”信号的重要电报——以叶若夫代替雅戈达出任国家安全局局长。这两件事几乎同时发生，被史学家看作绝非“偶然的巧合”：显然，这是打算“在不可避免的战争前夕，消灭在他看来是潜在的“第五纵队”。对于“第五纵队”的担忧，也为莫洛托夫所证实。这位斯大林的亲密战友直到晚年都坚持认为，我们“幸亏有了1937年”的“大清洗”，“战时才没有出现第五纵队”。可见，斯大林这一发动“大清洗”的意图，在莫洛托夫心中是扎根很深的。 以上三个方面，可以说是1937～1938年“大清洗”的基本的和直接的原因。 然而，走向全面“大清洗”的更直接的导因，又是复杂而具体的，可以说，是由一系列事件一步步促成的。 走向“大清洗”运动的台阶 我国过去出版的苏联史著作，在讲到“大清洗”的原因时，大多基本上只讲基洛夫被杀事件；在叙述“大清洗”事件过程时，一般也只讲述莫斯科的三次公开审判。这是苏联档案揭密以前，对于“大清洗”的一种以偏概全的认识。 1937～1938年“大清洗”之发生，除了上述基本的也是主要原因外，还有各种具体的导因，而基洛夫被杀案只是走向镇压的导因之一。莫斯科三次大审判只是1937～1938“大清洗”运动的组成部分之一，而就它们在这次“大清洗”中的地位和作用来看，第一、第二次大审判可以说是整个“大清洗”的舆论准备和战前动员，第三次大审判则已处在整个“大清洗”的尾声阶段。因此，它们只是作为“大清洗”中肃清三个主要反对派头目的战役而安排的，而1937～1938年真正全面的“大清洗”，其主要战役则是在1937年1～5月至1938年1～2月间发生的。这样看来，“大清洗”运动作为苏联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我国史学界是需要重新加以认识的。 联共（布）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市委书记基洛夫1934年12月1日被暗杀。经过苏联史学界和近年俄罗斯史学界多方研究，目前学术界居主导地位的看法是，它既不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集团策划的集团谋杀，也不是一直受到怀疑的斯大林策划的谋杀，而是带有某种偶然性的个人谋杀事件。但这一事件被斯大林用作加强镇压，消灭原反对派和一切对他路线不满者，成了推动“大清洗”的重要借口，则是俄罗斯学术界较为一致的看法。在得知基洛夫被杀几个钟头后，斯大林亲笔给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草拟了一个取名“十二月一日法令”的决议，随后在形式上由政治局批准。该决议规定，侦察恐怖案件要在10天内完成，控告结论在正式开庭审判前一昼夜交付被告；不考虑对犯死罪者的死刑赦免申请；极刑判决宣布以后立即执行。这项法令意味着完全抛弃了起码应有的诉讼程序，也放弃了以前规定的对死刑的必要监督。这项法规在1937～1938年的“大清洗”中曾被广泛应用。 基洛夫被杀案很快被斯大林纳入了指控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轨道。他明确指示，要“到季诺维也夫分子当中去寻找凶手”。1934年12月16日夜，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捕。12月28～29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派出法庭在列宁格勒判处直接被指控组织谋杀的14人死刑。1935年1月9日，苏联内务部特别会议审理了“列宁格勒萨法罗夫、扎卢茨基等反革命季诺维也夫集团案”。该案包括党、政、工会和经济界活动家，共77人，被判处各种不同期限的监禁和流放。一礼拜后，即1月16 日，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莫斯科中心”案作为“列宁格勒中心”的领导机构，一案19人被交付法庭，分别被判处5～10年徒刑。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判刑以后，联共（布）中央又给各地党组织下达了一封密信，题为《关于同基洛夫同志被凶残杀害相关事件的后果》。密信马上断定，谋杀是由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卷入的一个阴谋，号召在党内追究一切与托、季有牵连的人员及其同情者。经过对季、加步步审讯逼供，到1935年以后，所有反对派参加者都被指控参与恐怖活动或同该活动有染。 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斯大林在一封信中指出，在党的历史上还存在过其他各种反党集团，他列举了“托洛茨基派”、“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对派”、“右倾派”和“左右杂俎派”。并且指示，所有这些派别都应该是追查的对象。于是，各地方组织便把怀疑的目标对准了所有在各个不同时期反对过斯大林领导并发表过不同意见的共产党员。 在有关基洛夫被杀的官方说词中，仿佛谋杀是由一个持假党证的人潜入基洛夫办公地点所进行的一次行凶。于是在斯大林的倡议下，便掀起了一场检查党证运动。 这场运动始于1935年5月，迄于同年12月。 形式上是一项检查党证及其登录卡片真伪的工作，实际上是以审查党员、换发党证为中心，伴之以逮捕的清党运动。运动由以叶若夫为首的中央干部总管理局领导，并由内务部协同行动。一些党员经审查被开除出党后，接着就被逮捕。1935年12月，中央领导对叶若夫有关运动结果的总结表示不满，又延长了运动期限。运动的结果，审查了81％的党员。其中9％被开除出党。中央预计驱逐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的计划没有完成，因为只有被开除党员总数的3％属于这个集团。这表明，实际存在的托、 季分子并不像中央估计的那样多，但中央领导认为，这是因为各地方党组织中有人故意作梗，在抵制中央方针的贯彻执行。 检查党证运动除收集了大量诋毁党员的档案材料外，肃反人员又将被开除者逐一登记造册，立案侦查，其中许多人被以各种借口逮捕。据叶若夫向中央全会的报告，依据不完全资料，到1935年12月1日，与被开除党籍相关而遭到逮捕的有15218人， 揭发出了上百个“敌对组织和集团”；在检查党证过程中没收党证几乎达25万张。这样，通过这次运动， 安全机关就在手里实际上掌握了各个不同的时期在各种问题上对“总路线”有所异议的所有党员的材料：这些党员的材料和“帽子”被安全机关拿在手里，何时扣上只是时机问题了。同时，中央领导在运动中也掌握了各地组织及其领导人对其方针的各种态度。这就为日后开展的“大清洗”作了全面的准备和铺垫。 除前述“十二月一日法令”外，1935年3 月通过了一项惩治叛国分子家属的法令，4月颁布了准许判处12岁以上儿童刑事罪的指令，6 月9日，又通过了对任何叛逃国外的苏联公民判处死刑的法令，而对任何知情不报者则处以监禁。这样，通过收集有关各类具有潜在反对派情绪的材料（主要是被开除党籍者），通过侦查各地党政领导人对中央采取消极抵制或具有抗上情绪的情况，通过强化政治案件的律条，加上1935年秋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以后工矿企业事故连续不断，追究“破坏分子”、“怠工行为”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而这时国际局势的紧张又使苏联领导人越发对联合民主国家，制止法西斯侵略的可能性打上问号——所有这些情况，就使苏联最高领导人最后作出了迈向“大清洗”的决策。 “大清洗”运动的进程 1936年7月29日， 中央书记处向各地组织下达了联共（布）中央《关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集团恐怖活动》的密信，以此揭开了“大清洗”运动的序幕。密信以通过刑讯逼供取得的口供为根据，列述了托、季直接勾结，实施恐怖活动的“事实”，在审判前已经把他们“罪行”的结论昭告全党。接着，在1936年8月19～24 日进行的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对“托——季反苏联合中心”案的审判，只是个过场和形式而已。这个案件由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审理，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16人交付审判。所有被告都承认不仅是信念上，而且行动上同身处国外的托洛茨基有联系，并参加了对基洛夫的谋杀，还阴谋杀害斯大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他们还供认，其他前反对派成员——布哈林、托姆斯基、李可夫、拉狄克、皮达可夫、索柯里尼可夫和谢列布里亚柯夫等，都参加了反革命阴谋。24日，所有被告被判死刑，并立即执行枪决。 如果说上述联共（布）中央的密信是在党内对“大清洗”所做的一次动员的话，那么，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则是对苏联全社会所做的一次大动员。这次审判确认了托、季阴谋存在的事实，而从这一点又成了舆论动员的出发点。在这次公开审判期间或其后，全国上下举行了成千上万的各种群众集会，一齐声讨托——季阴谋，并作出决议，誓同“阴谋分子”斗争到底。这对造成既成事实，发动舆论、动员社会，起了巨大作用。 但是，以雅戈达为首的内务部清楚地知道，非但把托——季反对派与杀害基洛夫联系起来是牵强附会的，而将这一谋杀案同“右倾”反对派挂起钩来，更是捕风捉影。因此，在雅戈达内务部方面，力图限制这次审判的政治后果。他们把这一与党的干部根本不相干的“暴徒谋杀”，归结为一场普普通通的恐怖事件。在他们看来，审判举行了，案犯惩治了，代表一个不大的托——季集团的敌人已被揭露，事情就算完结，不能再让事态进一步扩大。但在“托——季反苏联合中心”案的审理过程中已在干扰内务部工作的叶若夫，却力图扩大被告 范围，对那些被怀疑抵制中央指令的党内干部和经济管理人员施行打击。斯大林在以雅戈达内务部为一方，以叶若夫为另一方的这场争执中，明确地站在后者一边。 恰在这期间，在1936年9月23日，克麦罗沃矿区连续发生爆炸。正在索契休养的斯大林和日丹诺夫，借机于9月25 日给莫斯科发回一封联名电报，电文说：“我们认为，任命叶若夫同志为内务部人民委员之职是绝对必要和紧急的事情。雅戈达明显不能胜任揭露托——季集团的任务。国家保卫局在这件事情上已经迟延了四年。”目前从现有档案中尚无法知道这个重大任免事项，经由政治局委员表决没有，但由在莫斯科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的卡冈诺维奇立即形成文件，于9月30日完成，则是一清二楚的。 对叶若夫这一任命，进一步为“大清洗”提供了组织保证。此前，在政治局有重要份量的奥尔忠尼启泽，因和卡冈诺维奇保持着友谊关系，并在某种程度上同雅戈达的内务部有着某种默契，因而阻滞了大规模的清洗。但9月底对叶若夫的任命，打破了这种平衡。

苏联30年代令世人震惊的“大清洗”，其余波回音至今仍在原苏联各国萦绕。千百万“大清洗”受害者的遗孤们，每每想到父祖辈的不白之冤和悲惨命运，心里总是波澜起伏，久久按捺不住激动。迄今，世界舆论界也仍对这个事件议论不休。但直到80年代，在事过半个世纪之后，人们对它的历史真相，对它的来龙去脉和基本原因，仍然若明若暗：或者只知其表不知其里，或者只窥见其冰山的一角，而不知其全貌。在不少著作里，对于“大清洗”运动的许多描述都还仅是根据一些人的回忆，只能支离破碎地说些片断和局部情况；有关“大清洗”历史全貌的描写，能完全以文件为依据的论述和著作，犹如凤毛麟角。只是在苏联解体以后，由于档案的揭密，才给我们提供了以档案为根据，进行全景式研究的可能。 “大清洗”运动的基本原因 1. “大转变”的政治后果和党内温和思潮的抬头 斯大林把反“右倾”胜利后开始的转折——转向超速工业化和强制集体化道路，称作“大转变”。在当时苏联的特定条件下，这条道路虽对国家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有其可肯定的一面，但其负面作用和政治后果也是严重的。集体化中对农民采取的暴力强迫和驱赶“富农”政策，紧接着集体化而来的暴力征粮，对拒绝交粮和交粮困难户采取的各种威逼、体罚、刑讯措施，以及伴随而来的大规模逮捕（注：《斯大林30年代初同肖洛霍夫的往来通信》，《斯大林研究》（中央编译局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室编），1995年第5辑，第9～49页。），在农村引起了异常激烈的对抗。据俄罗斯著名农业集体化问题专家B. п.达尼洛夫的资料，在1929年全国有记载的骚动达1300次以上（注：《有文件为证——集体化前夕和集体化过程中的农村史料（1927～1932）》（B.п. 达尼洛夫、H. A.伊夫尼茨基编），莫斯科1989年俄文版，第23页。）； 仅1930年1～3月，有记录的群众性骚动达2700次以上（不包括乌克兰），卷入农民达130多万人。（注：〔俄〕H. A. 伊夫尼茨基：《集体化与消灭富农运动（30年代初）》，莫斯科1994年俄文版，第143～144页。）在1930年3月发表斯大林《胜利冲昏头脑》一文后， 一份下达地方的指令中承认，“农民发动的广泛骚动的浪潮”对体制形成了一种威胁。同时，这期间对牲畜的大量宰杀、劳动力人口逃亡和生产力的破坏，也达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 超高速工业化在1930年夏也造成了严重局面。其表现形式之一是，货币体系遭到破坏，预算完全陷入混乱。事态甚至发展到了只有靠抬高物价，发放义务公债，主要是发行纸币的办法来弥补预算的巨大亏空。这种局面造成了物价飞涨，以致货币贬值到了使农民不得不靠以物易物，用农产品换取日用工业品的地步。 农业遭到破坏，而投入重工业的大量资金又靠向国外出口粮食来获得。这种情况引起了粮食供应紧张，不得不靠粮卡定量分配，这又造成城市生活水平普遍下降。 国家经济生活的紧张，城乡群众的不满，其直接负面后果是提高了“右派”领袖们的政治威望。《真理报》不断收到群众来信，认为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是正确的”，他们在台上时，“一切都充足”，“把他们一撤职，什么都没有了”群众中的这种思想情绪反映在党内，就是布哈林等“右倾”领袖人物的政治威望得到恢复，党内干部、党员对其思想主张给予广泛的同情和支持。这样，就引起了党内温和派倾向的抬头。广大党员群众对“右倾”的同情和支持，在1929～1931年的清党运动中曾有明显反映，这期间被开除出党的近25万党员中，相当大一部分是因同情并支持“右倾”而被吊销党票的。党的上层在这期间出现了两个新的反对派案件——瑟尔佐夫—洛米纳泽案和柳京案，也是这种思想动向的反映。谢?瑟尔佐夫原是中央登记分配部长，他为斯大林建立官职等级名录制度曾立过大功。为此，斯大林将他提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并任命为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还将他作为取代李可夫的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的预备人选。洛米纳泽则是联共（布）中央委员，当时担任外高加索党组第一书记。他们在反“右倾”中都曾积极支持过斯大林路线，但后来他们为“大转变”的后果所震惊，开始反对斯大林的方针而站到了同“右 倾分子”交好，支持其方针的立场上。柳京则联合布哈林的几个弟子，起草宣言，几乎是用布哈林的语言阐述其政治纲领，甚至公开提出了打倒斯大林的口号。当斯大林在政治局提出处死柳京的要求时，政治局多数没予支持，柳京及其同伙只是被开除出党并被逐出了莫斯科。这些新反对派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们不仅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党内下层的思想情绪，同时也从特定角度显示了党内上层的某些思想倾向。30年代上半期，有诸多事实表明，以基洛夫、奥尔忠尼启泽为首的政治局大多数是主张温和政策的。紧跟斯大林急进方针的，在政治局里仅有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极少数人。但是，政治局多数仍然尊重斯大林的领袖地位，在公开的重大问题上并没有同他采取对抗步骤，况且，斯大林当时的权力还未发展到日后那种完全的独断，还得顾及多数人的意见。因此，在当时困难甚至危机形势的压力下，政治局多数对斯大林的个人权力还具有某种制约作用。这种情况在1932～1934年间，曾一度使温和方针占了上风。 当时温和方针之深得人心，从基洛夫在十七大上赢得的掌声和选票，从布哈林思想赢得的同情及其本人地位的上升，以及从新宪法的起草工作上，都得到了突出的反映。 上述这一切，显然都没有逃过斯大林敏锐注视的目光。特别是十七大最后选举的一幕，他以遭到近300票反对， 支持率大大落后于基洛夫的景况，使他隐忍着领袖地位不稳的剧痛。在这种形势下，打击党内温和派思潮，扭转党和国家的发展方向，看来成了苏维埃国家舵手所预定的航向。 2. 面临发展模式带来的矛盾和“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的误区 苏联从20年代末期以后选择了超高速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发展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要求迅速实现工业化，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愿望和要求，然而，超过客观可能条件的过高速度，加上资金全面紧缺，以及国家科学文化和技术的落后，使这一模式背离了客观经济发展的规律，从而使它陷入了自身的矛盾之中。（1）社会客观经济需求和经济发展的无限复杂性， 同主观认识的滞后性与计划能力的有限性发生矛盾，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计划的失误；（2）技术设备能力的有限性同高速度、超负荷性产生矛盾， 不可避免带来机器设备的损坏；（3）技术规程的严格科学性， 同生产者本身文化技术的落后性和一味热情蛮干产生的矛盾，必然造成诸多生产事故和残废品的发生。尤其是从1935年秋开始的斯达汉诺夫运动展开生产竞赛以后，这些矛盾特别突现出来。可怕的是，面对这些矛盾和问题，不是以冷静的科学态度，从经济规律方面，从技术要求和操作规程上寻找原因，而是重犯“沙赫特事件”的错误，一味从政治上去追究“破坏者”和“人民的敌人”。 苏联政治模式的核心成份之一，是高度集权而又缺乏监督的干部任命制。这种制度造成各级干部只对上级负责，为执行上级指令而很少顾及本单位、本地区的实际情况，也往往漠视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这使官僚主义滋长蔓延；加上官职等级名录制度赋予的特权，又使腐败现象滋生发展。任职的无限期制以及长期的权力腐蚀，造成官场拉帮结派、裙带风盛行，同时也带来养尊处优、不思进取、意志消沉等等干部作风问题。这种现象在30年代已经发展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在1937年2～3月中央全会上，斯大林曾尖锐指出过党内“由亲近的人们结成的小家族，小团体”，互相包庇，“互相吹捧”之类的现象（注：《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4页。）。 怎样解决体制上造成的这些矛盾和问题？斯大林自然谈不到从体制上去找原因。事实表明，他也不能从阶级根源上去观察问题，因为早在1936年修改宪法的讲话中他已经宣布，“所有的剥削阶级都消灭了”。（注：《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第103页。）当时，他更不可能正确认识人民内部和敌我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看到的只是“资本主义包围”。在他看来，在苏维埃国家只有间谍暗害分子的“阴谋破坏”。他说：“只要资本主义包围还存在，我们这里就会有外国代理人派遣到我们后方的暗害分子、间谍、破坏分子和杀人凶手。”（注：《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1～142页。）无疑，他指出的这种现象是一种严酷存在的事实，但他无限扩大了这些事实，而且也把这种无限扩大的事实仅仅同国外的和党内原有的托洛茨基派联系起来，同时又无限地扩大了对他们的斗争。加上他早已形成的社会主义越接近胜利，阶级斗争越趋尖锐的理论误区，就使他对经济模式和政治体制本身带来的困难和矛盾，只能诉诸不间断的清洗和严酷的打击，从此来寻找出路。 3. 战争危险的逼近和对“第五纵队”的担忧 如果说上述两方面是斯大林进行“大清洗”的基本动因的话，那么，这里所谈的则是他发动1937～1938年“大清洗”的较为直接的原因。斯大林执政后，在20年代几乎不间断地进行了一连串的斗争，而且采取的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段。1923～1929年间进行的三次党内斗争姑且不说，从1928年“沙赫特事件”起，在社会上和党内就进行了多次杀伐和清洗，择其要者，即包括下述斗争：反“右倾”之后进行了清党运动（1929～1931年），揭露了所谓“拯救乌克兰联盟”案、“乌克兰青年联合会”案（1930年春）和“劳动农民党”案（1930年），进行了“工业党”审判（1930年11月25日至12月7日），揭发了食品供应系统的特务组织破坏案（1930年秋），还举行了“孟什维克中央联盟局”审判案（1931年）；同时，在党内又先后揭露了所谓瑟尔佐夫—洛米纳泽“反党集团”案（1930年），以柳京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联盟”案（1932年）。这期间，在社会上进行的重大斗争，还包括集体化运动中的驱赶“富农”（1929～1931年），和紧接其后的征粮运动（1932～1933年），以及意识形态“大转变”过程中在文学艺术领域、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部门进行的一连串大批判（1929～1932年）。所有这些斗争，打击面大都波及甚广，在党内和社会上直接伤害并牵连了大量无辜。 经过1933～1934年一度缓和，基洛夫被暗杀案又带来风云骤变，使社会政治生活进一步紧张。从1935～1936年起，接连进行了一连串逮捕、审判、流放和清洗，包括针对克里姆林宫工作人员的“克里姆林宫”案（1935年1～4月），打击少年犯罪和社会不良分子的斗争，检查党证运动，以及在一些地区重新对反苏分子或富农家庭进行的流放等等。所有这些，又在党内外打击了一大片干部和群众，这就在国内形成了极为紧张的社会政在国内社会政治气氛不断紧张的同时，1936年的国际政治舞台也风云四起，开始出现战争乌云。这同英法在西班牙事变中寻求同德、意妥协，为保持其在世界上的既得利益，放弃遏制法西斯侵略的绥靖政策直接相关。苏联领导看到自己在西班牙事变中同英法交好，建立欧洲集体安全的前景变得黯淡，便由对西班牙的不干涉政策，转而变为积极支持共和派的政策。这样，战争的乌云便开始浓密起来。在这种形势面前，斯大林深深意识到，在国内从党内到党外，“异己势力”强大，深恐从最上层各反对派头目到最底层反对派的同情者，以至包括历次社会政治运动遭到打击的形形色色人员，在战争环境中联起手来，结成“第五纵队”，对政权构成严重威胁。斯大林每想起托洛茨基1926年曾讲到过的法国政府反对派克列孟梭集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不顾德国人打到离巴黎80公里的地方而夺取政府权力的事（注：《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0卷，第48～50页。），就不寒而栗。因此，一旦战争威胁来临，他便下定了进行“大清洗”的决心。这从下述事件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来：几乎在苏联改变对西班牙政策的同时，斯大林于1936年9月25日与同在索契休养的日丹诺夫，联名向莫斯科发回一封被认为是发出“大清洗”信号的重要电报——以叶若夫代替雅戈达出任国家安全局局长。这两件事几乎同时发生，被史学家看作绝非“偶然的巧合”：显然，这是打算“在不可避免的战争前夕，消灭在他看来是潜在的“第五纵队”。对于“第五纵队”的担忧，也为莫洛托夫所证实。这位斯大林的亲密战友直到晚年都坚持认为，我们“幸亏有了1937年”的“大清洗”，“战时才没有出现第五纵队”。可见，斯大林这一发动“大清洗”的意图，在莫洛托夫心中是扎根很深的。 以上三个方面，可以说是1937～1938年“大清洗”的基本的和直接的原因。 然而，走向全面“大清洗”的更直接的导因，又是复杂而具体的，可以说，是由一系列事件一步步促成的。 走向“大清洗”运动的台阶 我国过去出版的苏联史著作，在讲到“大清洗”的原因时，大多基本上只讲基洛夫被杀事件；在叙述“大清洗”事件过程时，一般也只讲述莫斯科的三次公开审判。这是苏联档案揭密以前，对于“大清洗”的一种以偏概全的认识。 1937～1938年“大清洗”之发生，除了上述基本的也是主要原因外，还有各种具体的导因，而基洛夫被杀案只是走向镇压的导因之一。莫斯科三次大审判只是1937～1938“大清洗”运动的组成部分之一，而就它们在这次“大清洗”中的地位和作用来看，第一、第二次大审判可以说是整个“大清洗”的舆论准备和战前动员，第三次大审判则已处在整个“大清洗”的尾声阶段。因此，它们只是作为“大清洗”中肃清三个主要反对派头目的战役而安排的，而1937～1938年真正全面的“大清洗”，其主要战役则是在1937年1～5月至1938年1～2月间发生的。这样看来，“大清洗”运动作为苏联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我国史学界是需要重新加以认识的。 联共（布）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市委书记基洛夫1934年12月1日被暗杀。经过苏联史学界和近年俄罗斯史学界多方研究，目前学术界居主导地位的看法是，它既不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集团策划的集团谋杀，也不是一直受到怀疑的斯大林策划的谋杀，而是带有某种偶然性的个人谋杀事件。但这一事件被斯大林用作加强镇压，消灭原反对派和一切对他路线不满者，成了推动“大清洗”的重要借口，则是俄罗斯学术界较为一致的看法。在得知基洛夫被杀几个钟头后，斯大林亲笔给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草拟了一个取名“十二月一日法令”的决议，随后在形式上由政治局批准。该决议规定，侦察恐怖案件要在10天内完成，控告结论在正式开庭审判前一昼夜交付被告；不考虑对犯死罪者的死刑赦免申请；极刑判决宣布以后立即执行。这项法令意味着完全抛弃了起码应有的诉讼程序，也放弃了以前规定的对死刑的必要监督。这项法规在1937～1938年的“大清洗”中曾被广泛应用。 基洛夫被杀案很快被斯大林纳入了指控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轨道。他明确指示，要“到季诺维也夫分子当中去寻找凶手”。1934年12月16日夜，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捕。12月28～29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派出法庭在列宁格勒判处直接被指控组织谋杀的14人死刑。1935年1月9日，苏联内务部特别会议审理了“列宁格勒萨法罗夫、扎卢茨基等反革命季诺维也夫集团案”。该案包括党、政、工会和经济界活动家，共77人，被判处各种不同期限的监禁和流放。一礼拜后，即1月16 日，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莫斯科中心”案作为“列宁格勒中心”的领导机构，一案19人被交付法庭，分别被判处5～10年徒刑。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判刑以后，联共（布）中央又给各地党组织下达了一封密信，题为《关于同基洛夫同志被凶残杀害相关事件的后果》。密信马上断定，谋杀是由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卷入的一个阴谋，号召在党内追究一切与托、季有牵连的人员及其同情者。经过对季、加步步审讯逼供，到1935年以后，所有反对派参加者都被指控参与恐怖活动或同该活动有染。 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斯大林在一封信中指出，在党的历史上还存在过其他各种反党集团，他列举了“托洛茨基派”、“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对派”、“右倾派”和“左右杂俎派”。并且指示，所有这些派别都应该是追查的对象。于是，各地方组织便把怀疑的目标对准了所有在各个不同时期反对过斯大林领导并发表过不同意见的共产党员。 在有关基洛夫被杀的官方说词中，仿佛谋杀是由一个持假党证的人潜入基洛夫办公地点所进行的一次行凶。于是在斯大林的倡议下，便掀起了一场检查党证运动。 这场运动始于1935年5月，迄于同年12月。 形式上是一项检查党证及其登录卡片真伪的工作，实际上是以审查党员、换发党证为中心，伴之以逮捕的清党运动。运动由以叶若夫为首的中央干部总管理局领导，并由内务部协同行动。一些党员经审查被开除出党后，接着就被逮捕。1935年12月，中央领导对叶若夫有关运动结果的总结表示不满，又延长了运动期限。运动的结果，审查了81％的党员。其中9％被开除出党。中央预计驱逐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的计划没有完成，因为只有被开除党员总数的3％属于这个集团。这表明，实际存在的托、 季分子并不像中央估计的那样多，但中央领导认为，这是因为各地方党组织中有人故意作梗，在抵制中央方针的贯彻执行。 检查党证运动除收集了大量诋毁党员的档案材料外，肃反人员又将被开除者逐一登记造册，立案侦查，其中许多人被以各种借口逮捕。据叶若夫向中央全会的报告，依据不完全资料，到1935年12月1日，与被开除党籍相关而遭到逮捕的有15218人， 揭发出了上百个“敌对组织和集团”；在检查党证过程中没收党证几乎达25万张。这样，通过这次运动， 安全机关就在手里实际上掌握了各个不同的时期在各种问题上对“总路线”有所异议的所有党员的材料：这些党员的材料和“帽子”被安全机关拿在手里，何时扣上只是时机问题了。同时，中央领导在运动中也掌握了各地组织及其领导人对其方针的各种态度。这就为日后开展的“大清洗”作了全面的准备和铺垫。 除前述“十二月一日法令”外，1935年3 月通过了一项惩治叛国分子家属的法令，4月颁布了准许判处12岁以上儿童刑事罪的指令，6 月9日，又通过了对任何叛逃国外的苏联公民判处死刑的法令，而对任何知情不报者则处以监禁。这样，通过收集有关各类具有潜在反对派情绪的材料（主要是被开除党籍者），通过侦查各地党政领导人对中央采取消极抵制或具有抗上情绪的情况，通过强化政治案件的律条，加上1935年秋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以后工矿企业事故连续不断，追究“破坏分子”、“怠工行为”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而这时国际局势的紧张又使苏联领导人越发对联合民主国家，制止法西斯侵略的可能性打上问号——所有这些情况，就使苏联最高领导人最后作出了迈向“大清洗”的决策。 “大清洗”运动的进程 1936年7月29日， 中央书记处向各地组织下达了联共（布）中央《关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集团恐怖活动》的密信，以此揭开了“大清洗”运动的序幕。密信以通过刑讯逼供取得的口供为根据，列述了托、季直接勾结，实施恐怖活动的“事实”，在审判前已经把他们“罪行”的结论昭告全党。接着，在1936年8月19～24 日进行的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对“托——季反苏联合中心”案的审判，只是个过场和形式而已。这个案件由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审理，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16人交付审判。所有被告都承认不仅是信念上，而且行动上同身处国外的托洛茨基有联系，并参加了对基洛夫的谋杀，还阴谋杀害斯大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他们还供认，其他前反对派成员——布哈林、托姆斯基、李可夫、拉狄克、皮达可夫、索柯里尼可夫和谢列布里亚柯夫等，都参加了反革命阴谋。24日，所有被告被判死刑，并立即执行枪决。 如果说上述联共（布）中央的密信是在党内对“大清洗”所做的一次动员的话，那么，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则是对苏联全社会所做的一次大动员。这次审判确认了托、季阴谋存在的事实，而从这一点又成了舆论动员的出发点。在这次公开审判期间或其后，全国上下举行了成千上万的各种群众集会，一齐声讨托——季阴谋，并作出决议，誓同“阴谋分子”斗争到底。这对造成既成事实，发动舆论、动员社会，起了巨大作用。 但是，以雅戈达为首的内务部清楚地知道，非但把托——季反对派与杀害基洛夫联系起来是牵强附会的，而将这一谋杀案同“右倾”反对派挂起钩来，更是捕风捉影。因此，在雅戈达内务部方面，力图限制这次审判的政治后果。他们把这一与党的干部根本不相干的“暴徒谋杀”，归结为一场普普通通的恐怖事件。在他们看来，审判举行了，案犯惩治了，代表一个不大的托——季集团的敌人已被揭露，事情就算完结，不能再让事态进一步扩大。但在“托——季反苏联合中心”案的审理过程中已在干扰内务部工作的叶若夫，却力图扩大被告 范围，对那些被怀疑抵制中央指令的党内干部和经济管理人员施行打击。斯大林在以雅戈达内务部为一方，以叶若夫为另一方的这场争执中，明确地站在后者一边。 恰在这期间，在1936年9月23日，克麦罗沃矿区连续发生爆炸。正在索契休养的斯大林和日丹诺夫，借机于9月25 日给莫斯科发回一封联名电报，电文说：“我们认为，任命叶若夫同志为内务部人民委员之职是绝对必要和紧急的事情。雅戈达明显不能胜任揭露托——季集团的任务。国家保卫局在这件事情上已经迟延了四年。”目前从现有档案中尚无法知道这个重大任免事项，经由政治局委员表决没有，但由在莫斯科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的卡冈诺维奇立即形成文件，于9月30日完成，则是一清二楚的。 对叶若夫这一任命，进一步为“大清洗”提供了组织保证。此前，在政治局有重要份量的奥尔忠尼启泽，因和卡冈诺维奇保持着友谊关系，并在某种程度上同雅戈达的内务部有着某种默契，因而阻滞了大规模的清洗。但9月底对叶若夫的任命，打破了这种平衡。

30年代的大清洗运动30年代初,苏联已基本形成高度集权的统制型经济体制,与此相适应,政治权力也趋向于高度集中,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及斯大林对权力的专断正在成为苏联政治领域的主导倾向。这种情况引起了党内部分领导干部的忧虑,同时,在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政策方针等具体问题上,党的领导层也一直存在分歧。虽然通过几轮政治斗争,斯大林已经清除了曾经对他的权力和路线构成威胁的老布尔什维克中的"反对派",提拔了一批忠于自己的较年轻的干部进人领导层,但他的地位还没有最后稳固,他的政策主张仍有可能遭到来自中央委员会乃至政治局成员的反对或抵制。为了把新反对派扼杀在萌芽状态,斯大林需要展开一场全面的政治清洗运动“基洛夫事件”与大清洗运动的开始1934年12月1日傍晚,在列宁格勒州委机关所在地斯莫尔尼宫内的走廊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被一位潜入宫内的凶手厄古拉也夫枪杀。这一事件遂成为30年代苏联"大清洗"的开端。基洛夫被刺事件至今是一个案情扑朔迷离的历史疑案。凶手尼古拉也夫虽然当场被捕,并由当天赶到列宁格勒的斯大林亲自审问,但审讯记录始终没有公布,尼古拉也夫当月即被枪决；另一个主要证人鲍利索夫（基洛夫的警卫队长）在前往受审路上因"交通事故"而死亡。无论基洛夫案的真相如何,有一点十分清楚,即这个事件给斯大林提供了彻底清洗一切反对派（包括潜在的对手）、巩固自己权力地位的机会和采取种种非法手段以达到上述目的的借口。斯大林当时就是按照这一逻辑行动的。1934年12月1日晚,根据斯大林的建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修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的决议》,规定：凡属恐怖组织和对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进行恐怖活动的案件,侦察工作不能超过十天；控告结论在正式开庭审判前一昼夜交给被告；原告、被告双方都不参加审判；不接受判决上诉书和赦免请求书；极刑判决被宣布后立即执行。这个后来被称作"特别程序"的规定为政治清洗中采用非法手段罗织罪名、迫害异己打开了方便之门,成为斯大林随心所欲清洗政治对手的工具。此后,"大清洗"被逐步推向高潮,其中第一步就是对所谓"列宁格勒总部"的审判。大清洗运动的全面展开1934年12月1日晚,根据斯大林的建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修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的决议》,规定：凡属恐怖组织和对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进行恐怖活动的案件,侦察工作不能超过十天；控告结论在正式开庭审判前一昼夜交给被告；原告、被告双方都不参加审判；不接受判决上诉书和赦免请求书；极刑判决被宣布后立即执行。这个后来被称作"特别程序"的规定为政治清洗中采用非法手段罗织罪名、迫害异己打开了方便之门,成为斯大林随心所欲清洗政治对手的工具。此后,"大清洗"被逐步推向高潮,其中第一步就是对所谓"列宁格勒总部"的审判。1934年12月22日,苏联政府发表侦查基洛夫案的通报,首次提到有一个名为"列宁格勒总部"的恐怖组织,说尼古拉也夫即是这个组织的成员,该组织主要由原季诺维也夫一加米涅夫反对派成员组成。12月27日,苏联政府公有关于"列宁格勒总部"的控告结论,确认基洛夫被杀是该组织指使所为,并说谋害基洛夫是该组织谋害斯大林和党的其他领导人的长远计划的一部分。在立即处死尼古拉也夫后,1935年1月15日对"总部"主要成员进行了审判,季诺维也夫等人坚决否认自己与基洛夫案有任何牵连,尽管拿不出证据,法庭仍判处季诺维也夫十年监禁,加米涅夫五年监禁。l月18日,联共（布）中央向全国党组织发出秘密信,要求各地动员所有力量深挖敌人,由此开始了遍及全国的大逮捕,制造了无数冤案。为了给"大清洗"披上"合法"的外衣,1936年8月,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举行了第一次公开审判,被告是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成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米尔诺夫等16人。审讯中,法庭没有出示任何证据,所有的指控都建立在被告的"交代"和"承认"上,在没有律师辩护的情况下,被告的"供词"被作为定罪的依据。法庭最后宣布,季诺维也夫等与已被驱逐出境的托洛茨基相勾结,主使谋杀基洛夫的罪名成立,判处16名被告死刑。判决后不到24小时,报纸即报道：死刑已经执行。对"联合总部"的审判带动了新一轮逮捕浪潮,根据审讯中被告的"供词",又挖出了一个所谓"托洛茨基平行总部",其成员有皮达可夫、拉狄克、索柯里尼科夫等人。1937年1月,对"平行总部"进行了"大清洗"中第二次公开审判。被告被指控"接受托洛茨基指示","背叛祖国,从事侦察和军事破坏工作,实行恐怖和暗害勾当"。与第一次公开审判的程序一样（只是形式上为被告指定了"辩护人"）,17名被告中皮达可夫等13人被判处死刑,拉狄克等4人被判处十年或八年监禁。由于拉狄克在受审时交代他与布哈林、李可夫等有"罪恶的联系",1937年2月底,布哈林、李可夫在出席中央全会时被捕,次年3月,对所谓"右派一托洛茨基联盟"进行了"大清洗"中第三次公开审判。布哈林等2I名被告被以"谋害罪"和"叛国罪"起诉,其中包括布哈林、李可夫在内的19人被判处死刑三次公开审判都是"大清洗"运动中为欺骗国内外舆论而精心炮制的假案,这几次审判所涉及的对象也只是"大清洗"中无数被冤屈者的极少数代表,实际上,"大清洗"所制造的冤假错案远比公开审判所暴露的多得多,清洗的对象从中央到基层几乎包括所有的社会领域和各个阶层。据有关资料显示,在联共（布）十七大当选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人,即70％被清洗；出席十七大的1996名代表中,有1108名,即半数以上被清洗；17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除基洛夫外,有5人被杀；苏维埃和政府机构也遭到沉重打击,仅1937-1938年间被捕并处决的部人民委员就有17人,加上他们的副手和下属,数量还要翻几倍；军队也难逃厄运,1937年5月,副国防人民委员图哈切夫斯基等一批高级将领被指控犯有组织"反苏军事中心"的叛国罪而被逮捕并遭处决,随即在军队中进行了全面清洗,共有3.5万名军官被镇压,其中包括高级军官的80％,元帅的3／5,涉及所有的军区司令和绝大部分集团军司令；即使作为"大清洗"工具的保安机构--内务人民委员部自身也无法幸免,其成员被不断更新,以维持对领袖的忠诚或被当做替罪羊。"大清洗"前期领导内务部的亚哥达因不能满足斯大林的要求而于1936年9月被更加心狠手辣的叶若夫取代,不久被捕并于1938年被处决。叶若夫在按斯大林旨意把“大清洗”推向最高潮后,也遭到同样下场,1938年7月被贝利亚取代,1940年4月1日被以"毫无根据地镇压苏联人民"的罪名而枪毙。"大清洗"究竟制造了多少冤案、杀害了多少无辜者？至今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数字,但作为一场政治性镇压运动,其规模之大、涉及面之广、危害之深,在历史上堪称空前,它是斯大林领导苏联时期最黑暗的一页。1938年以后,因考虑到苏联人民的承受力已接近极限,同时"大清洗"的目的也已基本达到,所以镇压浪潮趋于缓和,也在不同程度上纠正了一些错误做法。然而,由于斯大林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大清洗"的错误,而是继续把它当做巩固集权体制的必要手段,因此"大清洗"的余波一直延续到战争前夕和战争初期,并在战后再掀高潮。大清洗运动的严重后果"大清洗"的后果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这场政治运动给苏联社会造成了严重创伤,各个领域的社会精华均受到摧残,人们在生命安全和行动自由得不到法律保护的环境中精神受到极大压抑,而且,在保安机构滥用非法刑讯手段和特务手段的情况下,人人自危,诬告、假供盛行,人格被扭曲,社会道德水平严重滑坡,其消极影响祸及几代人。其二,这场运动最终确立了高度中央集权体制的极端形式--斯大林个人专制。由于用持续数年的大规模镇压清除了从老布尔什维克到年轻一代干部中可能构成对自己权力挑战的对象,特别是整肃了在十七大上流露不满的代表和中央委员会,斯大林终于稳固了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登上了权力金字塔的顶端。而且,凭借保安机构这一专政工具,斯大林得以不受法律制约,也不受党和政府机关的制约,完全将个人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在党和国家的名义下实行个人专制统治。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清洗"是苏联确立"斯大林模式"体制的最后一个。

苏联30年代令世人震惊的“大清洗”，其余波回音至今仍在原苏联各国萦绕。千百万“大清洗”受害者的遗孤们，每每想到父祖辈的不白之冤和悲惨命运，心里总是波澜起伏，久久按捺不住激动。迄今，世界舆论界也仍对这个事件议论不休。但直到80年代，在事过半个世纪之后，人们对它的历史真相，对它的来龙去脉和基本原因，仍然若明若暗：或者只知其表不知其里，或者只窥见其冰山的一角，而不知其全貌。在不少著作里，对于“大清洗”运动的许多描述都还仅是根据一些人的回忆，只能支离破碎地说些片断和局部情况；有关“大清洗”历史全貌的描写，能完全以文件为依据的论述和著作，犹如凤毛麟角。只是在苏联解体以后，由于档案的揭密，才给我们提供了以档案为根据，进行全景式研究的可能。 大凡历史事件，只有放在历史过程中才能深刻地去加以理解。苏联30年代的“大清洗”运动就是这样。它虽是发生在30年代下半期，但只有把它放在30年代的整个历史过程当中，才能对它进行深刻而全面的了解。“大清洗”运动是以基洛夫被杀案为导因，以莫斯科第一次、第二次审判作动员，在1937年2～3月联共（布）中央全会上直接发动的。它的斗争目标是包括所有前反对派成员及其同情者，党政干部和经济管理人员，内务部和军队干部，直至社会各阶层的一次大清洗、大镇压。或者说，它是在斯大林的集中领导下，持续3～4年之久，设定有一系列政治目标，涵括着一系列打击对象，在运动中后期又有某些失控的一次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因其设定目标的多元性，打击对象的复杂性，以及持续时间的长久性，决定“大清洗”运动的动因是十分复杂的。不追溯到“大清洗”之前，直到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政治经济过程，不考察党内斗争、社会矛盾和国际背景，是难以理清其动因和脉络的。现仅就与“大清洗”的原因、内涵和与之相关的几个问题，概略加以论述。 “大清洗”运动的基本原因 任何重大的历史事件都不是偶然发生的。其发生、发展的基本原因都潜藏在社会积淀起来的重大矛盾中。如果不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仅从偶然事件进行考察，是不能理解其深刻原因的。对于“大清洗”运动，也应该这样来加以认识。正是基于这一观点，我们从分析大量资料中得出结论，“大清洗”的基本原因是： 1. “大转变”的政治后果和党内温和思潮的抬头 斯大林把反“右倾”胜利后开始的转折——转向超速工业化和强制集体化道路，称作“大转变”。在当时苏联的特定条件下，这条道路虽对国家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有其可肯定的一面，但其负面作用和政治后果也是严重的。集体化中对农民采取的暴力强迫和驱赶“富农”政策，紧接着集体化而来的暴力征粮，对拒绝交粮和交粮困难户采取的各种威逼、体罚、刑讯措施，以及伴随而来的大规模逮捕（注：《斯大林30年代初同肖洛霍夫的往来通信》，《斯大林研究》（中央编译局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室编），1995年第5辑，第9～49页。），在农村引起了异常激烈的对抗。据俄罗斯著名农业集体化问题专家B. п.达尼洛夫的资料，在1929年全国有记载的骚动达1300次以上（注：《有文件为证——集体化前夕和集体化过程中的农村史料（1927～1932）》（B.п. 达尼洛夫、H. A.伊夫尼茨基编），莫斯科1989年俄文版，第23页。）； 仅1930年1～3月，有记录的群众性骚动达2700次以上（不包括乌克兰），卷入农民达130多万人。（注：〔俄〕H. A. 伊夫尼茨基：《集体化与消灭富农运动（30年代初）》，莫斯科1994年俄文版，第143～144页。）在1930年3月发表斯大林《胜利冲昏头脑》一文后， 一份下达地方的指令中承认，“农民发动的广泛骚动的浪潮”对体制形成了一种威胁。同时，这期间对牲畜的大量宰杀、劳动力人口逃亡和生产力的破坏，也达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 超高速工业化在1930年夏也造成了严重局面。其表现形式之一是，货币体系遭到破坏，预算完全陷入混乱。事态甚至发展到了只有靠抬高物价，发放义务公债，主要是发行纸币的办法来弥补预算的巨大亏空。这种局面造成了物价飞涨，以致货币贬值到了使农民不得不靠以物易物，用农产品换取日用工业品的地步。 农业遭到破坏，而投入重工业的大量资金又靠向国外出口粮食来获得。这种情况引起了粮食供应紧张，不得不靠粮卡定量分配，这又造成城市生活水平普遍下降。 国家经济生活的紧张，城乡群众的不满，其直接负面后果是提高了“右派”领袖们的政治威望。《真理报》不断收到群众来信，认为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是正确的”，他们在台上时，“一切都充足”，“把他们一撤职，什么都没有了”（注：〔俄〕ю. г. 费尔什京斯基：《同布哈林的谈话——对拉林娜（布哈林娜）回忆录〈不可忘记的往事〉的注释》，莫斯科1993年版：〔美〕R.康奎斯特：《斯大林与基洛夫被杀》，纽约1989年版。）。联共（布）中央监委委员、历史学家、在反“右倾”中明显站在斯大林一边的雅罗斯拉夫斯基，在1930年9 月17日给奥尔忠尼启泽的一封信中，明确表示了对这种情绪的担忧。（注：〔俄〕奥.奥列弗纽克：《政治局——30年代的政权机制》， 莫斯科1996年俄文版，第1页。） 群众中的这种思想情绪反映在党内，就是布哈林等“右倾”领袖人物的政治威望得到恢复，党内干部、党员对其思想主张给予广泛的同情和支持。这样，就引起了党内温和派倾向的抬头。广大党员群众对“右倾”的同情和支持，在1929～1931年的清党运动中曾有明显反映，这期间被开除出党的近25万党员中，相当大一部分是因同情并支持“右倾”而被吊销党票的。（注：〔俄〕奥?奥列弗纽克：《斯大林与奥尔忠尼启泽——30年代政治局的冲突》，莫斯科1993年俄文版。） 党的上层在这期间出现了两个新的反对派案件——瑟尔佐夫—洛米纳泽案和柳京案，也是这种思想动向的反映。谢?瑟尔佐夫原是中央登记分配部长，他为斯大林建立官职等级名录制度曾立过大功。为此，斯大林将他提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并任命为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还将他作为取代李可夫的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的预备人选。洛米纳泽则是联共（布）中央委员，当时担任外高加索党组第一书记。他们在反“右倾”中都曾积极支持过斯大林路线，但后来他们为“大转变”的后果所震惊，开始反对斯大林的方针而站到了同“右 倾分子”交好，支持其方针的立场上。柳京则联合布哈林的几个弟子，起草宣言，几乎是用布哈林的语言阐述其政治纲领，甚至公开提出了打倒斯大林的口号。当斯大林在政治局提出处死柳京的要求时，政治局多数没予支持，柳京及其同伙只是被开除出党并被逐出了莫斯科。（注：〔苏〕罗?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4～226页。） 这些新反对派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们不仅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党内下层的思想情绪，同时也从特定角度显示了党内上层的某些思想倾向。30年代上半期，有诸多事实表明，以基洛夫、奥尔忠尼启泽为首的政治局大多数是主张温和政策的。紧跟斯大林急进方针的，在政治局里仅有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极少数人。但是，政治局多数仍然尊重斯大林的领袖地位，在公开的重大问题上并没有同他采取对抗步骤，况且，斯大林当时的权力还未发展到日后那种完全的独断，还得顾及多数人的意见。因此，在当时困难甚至危机形势的压力下，政治局多数对斯大林的个人权力还具有某种制约作用。这种情况在1932～1934年间，曾一度使温和方针占了上风。 当时温和方针之深得人心，从基洛夫在十七大上赢得的掌声和选票，从布哈林思想赢得的同情及其本人地位的上升，以及从新宪法的起草工作上，都得到了突出的反映。 上述这一切，显然都没有逃过斯大林敏锐注视的目光。特别是十七大最后选举的一幕，他以遭到近300票反对， 支持率大大落后于基洛夫的景况，使他隐忍着领袖地位不稳的剧痛。在这种形势下，打击党内温和派思潮，扭转党和国家的发展方向，看来成了苏维埃国家舵手所预定的航向。 2. 面临发展模式带来的矛盾和“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的误区 苏联从20年代末期以后选择了超高速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发展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要求迅速实现工业化，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愿望和要求，然而，超过客观可能条件的过高速度，加上资金全面紧缺，以及国家科学文化和技术的落后，使这一模式背离了客观经济发展的规律，从而使它陷入了自身的矛盾之中。（1）社会客观经济需求和经济发展的无限复杂性， 同主观认识的滞后性与计划能力的有限性发生矛盾，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计划的失误；（2）技术设备能力的有限性同高速度、超负荷性产生矛盾， 不可避免带来机器设备的损坏；（3）技术规程的严格科学性， 同生产者本身文化技术的落后性和一味热情蛮干产生的矛盾，必然造成诸多生产事故和残废品的发生。尤其是从1935年秋开始的斯达汉诺夫运动展开生产竞赛以后，这些矛盾特别突现出来。可怕的是，面对这些矛盾和问题，不是以冷静的科学态度，从经济规律方面，从技术要求和操作规程上寻找原因，而是重犯“沙赫特事件”的错误，一味从政治上去追究“破坏者”和“人民的敌人”。 苏联政治模式的核心成份之一，是高度集权而又缺乏监督的干部任命制。这种制度造成各级干部只对上级负责，为执行上级指令而很少顾及本单位、本地区的实际情况，也往往漠视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这使官僚主义滋长蔓延；加上官职等级名录制度赋予的特权，又使腐败现象滋生发展。任职的无限期制以及长期的权力腐蚀，造成官场拉帮结派、裙带风盛行，同时也带来养尊处优、不思进取、意志消沉等等干部作风问题。这种现象在30年代已经发展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在1937年2～3月中央全会上，斯大林曾尖锐指出过党内“由亲近的人们结成的小家族，小团体”，互相包庇，“互相吹捧”之类的现象（注：《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4页。）。 怎样解决体制上造成的这些矛盾和问题？斯大林自然谈不到从体制上去找原因。事实表明，他也不能从阶级根源上去观察问题，因为早在1936年修改宪法的讲话中他已经宣布，“所有的剥削阶级都消灭了”。（注：《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第103页。）当时，他更不可能正确认识人民内部和敌我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看到的只是“资本主义包围”。在他看来，在苏维埃国家只有间谍暗害分子的“阴谋破坏”。他说：“只要资本主义包围还存在，我们这里就会有外国代理人派遣到我们后方的暗害分子、间谍、破坏分子和杀人凶手。”（注：《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1～142页。）无疑，他指出的这种现象是一种严酷存在的事实，但他无限扩大了这些事实，而且也把这种无限扩大的事实仅仅同国外的和党内原有的托洛茨基派联系起来，同时又无限地扩大了对他们的斗争。加上他早已形成的社会主义越接近胜利，阶级斗争越趋尖锐的理论误区，就使他对经济模式和政治体制本身带来的困难和矛盾，只能诉诸不间断的清洗和严酷的打击，从此来寻找出路。 3. 战争危险的逼近和对“第五纵队”的担忧 如果说上述两方面是斯大林进行“大清洗”的基本动因的话，那么，这里所谈的则是他发动1937～1938年“大清洗”的较为直接的原因。斯大林执政后，在20年代几乎不间断地进行了一连串的斗争，而且采取的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段。1923～1929年间进行的三次党内斗争姑且不说，从1928年“沙赫特事件”起，在社会上和党内就进行了多次杀伐和清洗，择其要者，即包括下述斗争：反“右倾”之后进行了清党运动（1929～1931年），揭露了所谓“拯救乌克兰联盟”案、“乌克兰青年联合会”案（1930年春）和“劳动农民党”案（1930年），进行了“工业党”审判（1930年11月25日至12月7日），揭发了食品供应系统的特务组织破坏案（1930年秋），还举行了“孟什维克中央联盟局”审判案（1931年）；同时，在党内又先后揭露了所谓瑟尔佐夫—洛米纳泽“反党集团”案（1930年），以柳京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联盟”案（1932年）。这期间，在社会上进行的重大斗争，还包括集体化运动中的驱赶“富农”（1929～1931年），和紧接其后的征粮运动（1932～1933年），以及意识形态“大转变”过程中在文学艺术领域、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部门进行的一连串大批判（1929～1932年）。所有这些斗争，打击面大都波及甚广，在党内和社会上直接伤害并牵连了大量无辜。 经过1933～1934年一度缓和，基洛夫被暗杀案又带来风云骤变，使社会政治生活进一步紧张。从1935～1936年起，接连进行了一连串逮捕、审判、流放和清洗，包括针对克里姆林宫工作人员的“克里姆林宫”案（1935年1～4月），打击少年犯罪和社会不良分子的斗争，检查党证运动，以及在一些地区重新对反苏分子或富农家庭进行的流放等等。所有这些，又在党内外打击了一大片干部和群众，这就在国内形成了极为紧张的社会政在国内社会政治气氛不断紧张的同时，1936年的国际政治舞台也风云四起，开始出现战争乌云。这同英法在西班牙事变中寻求同德、意妥协，为保持其在世界上的既得利益，放弃遏制法西斯侵略的绥靖政策直接相关。苏联领导看到自己在西班牙事变中同英法交好，建立欧洲集体安全的前景变得黯淡，便由对西班牙的不干涉政策，转而变为积极支持共和派的政策。这样，战争的乌云便开始浓密起来。在这种形势面前，斯大林深深意识到，在国内从党内到党外，“异己势力”强大，深恐从最上层各反对派头目到最底层反对派的同情者，以至包括历次社会政治运动遭到打击的形形色色人员，在战争环境中联起手来，结成“第五纵队”，对政权构成严重威胁。斯大林每想起托洛茨基1926年曾讲到过的法国政府反对派克列孟梭集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不顾德国人打到离巴黎80公里的地方而夺取政府权力的事（注：《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0卷，第48～50页。），就不寒而栗。因此，一旦战争威胁来临，他便下定了进行“大清洗”的决心。这从下述事件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来：几乎在苏联改变对西班牙政策的同时，斯大林于1936年9月25日与同在索契休养的日丹诺夫，联名向莫斯科发回一封被认为是发出“大清洗”信号的重要电报——以叶若夫代替雅戈达出任国家安全局局长。这两件事几乎同时发生，被史学家看作绝非“偶然的巧合”：显然，这是打算“在不可避免的战争前夕，消灭在他看来是潜在的“第五纵队”。（注：〔俄〕B.п.德米特连柯主编：《20 世纪俄罗斯史》，莫斯科1996年俄文版，第293～294页。） 对于“第五纵队”的担忧，也为莫洛托夫所证实。这位斯大林的亲密战友直到晚年都坚持认为，我们“幸亏有了1937年”的“大清洗”，“战时才没有出现第五纵队”。（注：〔苏〕《莫洛托夫秘谈录——与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01页。）可见，斯大林这一发动“大清洗”的意图，在莫洛托夫心中是扎根很深的。 以上三个方面，可以说是1937～1938年“大清洗”的基本的和直接的原因。 然而，走向全面“大清洗”的更直接的导因，又是复杂而具体的，可以说，是由一系列事件一步步促成的。 走向“大清洗”运动的台阶 我国过去出版的苏联史著作，在讲到“大清洗”的原因时，大多基本上只讲基洛夫被杀事件；在叙述“大清洗”事件过程时，一般也只讲述莫斯科的三次公开审判。这是苏联档案揭密以前，对于“大清洗”的一种以偏概全的认识。 1937～1938年“大清洗”之发生，除了上述基本的也是主要原因外，还有各种具体的导因，而基洛夫被杀案只是走向镇压的导因之一。莫斯科三次大审判只是1937～1938“大清洗”运动的组成部分之一，而就它们在这次“大清洗”中的地位和作用来看，第一、第二次大审判可以说是整个“大清洗”的舆论准备和战前动员，第三次大审判则已处在整个“大清洗”的尾声阶段。因此，它们只是作为“大清洗”中肃清三个主要反对派头目的战役而安排的，而1937～1938年真正全面的“大清洗”，其主要战役则是在1937年1～5月至1938年1～2月间发生的。这样看来，“大清洗”运动作为苏联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我国史学界是需要重新加以认识的。 联共（布）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市委书记基洛夫1934年12月1日被暗杀。经过苏联史学界和近年俄罗斯史学界多方研究，目前学术界居主导地位的看法是，它既不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集团策划的集团谋杀，也不是一直受到怀疑的斯大林策划的谋杀，而是带有某种偶然性的个人谋杀事件。（注：〔俄〕B.п. 德米特连柯主编：《20世纪俄罗斯史》，第373页。 ）但这一事件被斯大林用作加强镇压，消灭原反对派和一切对他路线不满者，成了推动“大清洗”的重要借口，则是俄罗斯学术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注：〔俄〕奥?奥列弗纽克：《政治局——30年代的政权机制》，第142（？）页。 ）在得知基洛夫被杀几个钟头后，斯大林亲笔给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草拟了一个取名“十二月一日法令”的决议，随后在形式上由政治局批准。该决议规定，侦察恐怖案件要在10天内完成，控告结论在正式开庭审判前一昼夜交付被告；不考虑对犯死罪者的死刑赦免申请；极刑判决宣布以后立即执行。（注：俄罗斯现代史文献收藏使用中心档案馆：第17 库， 第162卷宗，第17分卷，第87页。）这项法令意味着完全抛弃了起码应有的诉讼程序，也放弃了以前规定的对死刑的必要监督。这项法规在1937～1938年的“大清洗”中曾被广泛应用。 基洛夫被杀案很快被斯大林纳入了指控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轨道。他明确指示，要“到季诺维也夫分子当中去寻找凶手”。（注：〔苏〕《苏共中央公报》1989年第4期。）1934年12月16日夜，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捕。12月28～29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派出法庭在列宁格勒判处直接被指控组织谋杀的14人死刑。1935年1月9日，苏联内务部特别会议审理了“列宁格勒萨法罗夫、扎卢茨基等反革命季诺维也夫集团案”。该案包括党、政、工会和经济界活动家，共77人，被判处各种不同期限的监禁和流放。（注：〔苏〕《恢复名誉——30～50年代政治审判案》，莫斯科1991年版，第123～147页。）一礼拜后，即1月16 日，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莫斯科中心”案作为“列宁格勒中心”的领导机构，一案19人被交付法庭，分别被判处5～10年徒刑。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判刑以后，联共（布）中央又给各地党组织下达了一封密信，题为《关于同基洛夫同志被凶残杀害相关事件的后果》。密信马上断定，谋杀是由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卷入的一个阴谋，号召在党内追究一切与托、季有牵连的人员及其同情者。经过对季、加步步审讯逼供，到1935年以后，所有反对派参加者都被指控参与恐怖活动或同该活动有染。 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斯大林在一封信中指出，在党的历史上还存在过其他各种反党集团，他列举了“托洛茨基派”、“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对派”、“右倾派”和“左右杂俎派”。并且指示，所有这些派别都应该是追查的对象。于是，各地方组织便把怀疑的目标对准了所有在各个不同时期反对过斯大林领导并发表过不同意见的共产党员。 在有关基洛夫被杀的官方说词中，仿佛谋杀是由一个持假党证的人潜入基洛夫办公地点所进行的一次行凶。于是在斯大林的倡议下，便掀起了一场检查党证运动。 这场运动始于1935年5月，迄于同年12月。 形式上是一项检查党证及其登录卡片真伪的工作，实际上是以审查党员、换发党证为中心，伴之以逮捕的清党运动。运动由以叶若夫为首的中央干部总管理局领导，并由内务部协同行动。一些党员经审查被开除出党后，接着就被逮捕。1935年12月，中央领导对叶若夫有关运动结果的总结表示不满，又延长了运动期限。运动的结果，审查了81％的党员。其中9％被开除出党。（注：〔俄〕B.п.德米特连柯主编：《20世纪俄罗斯史》，第379页。）中央预计驱逐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的计划没有完成，因为只有被开除党员总数的3％属于这个集团。这表明，实际存在的托、 季分子并不像中央估计的那样多，但中央领导认为，这是因为各地方党组织中有人故意作梗，在抵制中央方针的贯彻执行。 检查党证运动除收集了大量诋毁党员的档案材料外，肃反人员又将被开除者逐一登记造册，立案侦查，其中许多人被以各种借口逮捕。据叶若夫向中央全会的报告，依据不完全资料，到1935年12月1日，与被开除党籍相关而遭到逮捕的有15218人， 揭发出了上百个“敌对组织和集团”；（注：俄罗斯现代史文献收藏使用中心档案馆：第17 库， 第120卷宗，第177分卷，第22页。）在检查党证过程中没收党证几乎达25万张。（注：〔苏〕奥?赫列弗纽克：《政治局——30年代的政权机制》，第148页。）这样，通过这次运动， 安全机关就在手里实际上掌握了各个不同的时期在各种问题上对“总路线”有所异议的所有党员的材料：这些党员的材料和“帽子”被安全机关拿在手里，何时扣上只是时机问题了。同时，中央领导在运动中也掌握了各地组织及其领导人对其方针的各种态度。这就为日后开展的“大清洗”作了全面的准备和铺垫。 除前述“十二月一日法令”外，1935年3 月通过了一项惩治叛国分子家属的法令，4月颁布了准许判处12岁以上儿童刑事罪的指令，6 月9日，又通过了对任何叛逃国外的苏联公民判处死刑的法令，而对任何知情不报者则处以监禁。这样，通过收集有关各类具有潜在反对派情绪的材料（主要是被开除党籍者），通过侦查各地党政领导人对中央采取消极抵制或具有抗上情绪的情况，通过强化政治案件的律条，加上1935年秋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以后工矿企业事故连续不断，追究“破坏分子”、“怠工行为”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而这时国际局势的紧张又使苏联领导人越发对联合民主国家，制止法西斯侵略的可能性打上问号——所有这些情况，就使苏联最高领导人最后作出了迈向“大清洗”的决策。 “大清洗”运动的进程 1936年7月29日， 中央书记处向各地组织下达了联共（布）中央《关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集团恐怖活动》的密信，以此揭开了“大清洗”运动的序幕。密信以通过刑讯逼供取得的口供为根据，列述了托、季直接勾结，实施恐怖活动的“事实”，在审判前已经把他们“罪行”的结论昭告全党。接着，在1936年8月19～24 日进行的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对“托——季反苏联合中心”案的审判，只是个过场和形式而已。这个案件由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审理，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16人交付审判。所有被告都承认不仅是信念上，而且行动上同身处国外的托洛茨基有联系，并参加了对基洛夫的谋杀，还阴谋杀害斯大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他们还供认，其他前反对派成员——布哈林、托姆斯基、李可夫、拉狄克、皮达可夫、索柯里尼可夫和谢列布里亚柯夫等，都参加了反革命阴谋。24日，所有被告被判死刑，并立即执行枪决。 如果说上述联共（布）中央的密信是在党内对“大清洗”所做的一次动员的话，那么，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则是对苏联全社会所做的一次大动员。这次审判确认了托、季阴谋存在的事实，而从这一点又成了舆论动员的出发点。在这次公开审判期间或其后，全国上下举行了成千上万的各种群众集会，一齐声讨托——季阴谋，并作出决议，誓同“阴谋分子”斗争到底。这对造成既成事实，发动舆论、动员社会，起了巨大作用。 但是，以雅戈达为首的内务部清楚地知道，非但把托——季反对派与杀害基洛夫联系起来是牵强附会的，而将这一谋杀案同“右倾”反对派挂起钩来，更是捕风捉影。因此，在雅戈达内务部方面，力图限制这次审判的政治后果。他们把这一与党的干部根本不相干的“暴徒谋杀”，归结为一场普普通通的恐怖事件。在他们看来，审判举行了，案犯惩治了，代表一个不大的托——季集团的敌人已被揭露，事情就算完结，不能再让事态进一步扩大。但在“托——季反苏联合中心”案的审理过程中已在干扰内务部工作的叶若夫，却力图扩大被告 范围，对那些被怀疑抵制中央指令的党内干部和经济管理人员施行打击。斯大林在以雅戈达内务部为一方，以叶若夫为另一方的这场争执中，明确地站在后者一边。 恰在这期间，在1936年9月23日，克麦罗沃矿区连续发生爆炸。正在索契休养的斯大林和日丹诺夫，借机于9月25 日给莫斯科发回一封联名电报，电文说：“我们认为，任命叶若夫同志为内务部人民委员之职是绝对必要和紧急的事情。雅戈达明显不能胜任揭露托——季集团的任务。国家保卫局在这件事情上已经迟延了四年。”（注：〔苏〕《恢复名誉——30～50年代政治审判案》，第33页。）目前从现有档案中尚无法知道这个重大任免事项，经由政治局委员表决没有（注：俄罗斯现代史文献收藏使用中心档案馆，第17库，第63卷宗，第1123分卷， 第146～147页。）， 但由在莫斯科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的卡冈诺维奇立即形成文件，于9月30日完成，则是一清二楚的。 对叶若夫这一任命，进一步为“大清洗”提供了组织保证。此前，在政治局有重要份量的奥尔忠尼启泽，因和卡冈诺维奇保持着友谊关系，并在某种程度上同雅戈达的内务部有着某种默契，因而阻滞了大规模的清洗。但9月底对叶若夫的任命，打破了这种平衡。（注：〔英〕E.A.里斯：《斯大林主义与苏联的铁路运输（1928～1941）， 伦敦、 纽约1995年俄文版，第147、148、150、158、15

应该是克格勃克格勃（俄文：Комитет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听 （说明 · 关於）），简称КГБ，克格勃是此三个俄文字母的音译)，即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是1954年3月13日至1991年11月6日期间苏联的情报机构。另一个名称『格别乌』来自此情报机构1922年至1934年的名称『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俄文缩写ГПУ的音译。前身为捷尔任斯基创立的“契卡”（ЧК/Cheka）。“契卡”是「全俄肃反特别委员会」（All-Russian Extraordinary Commission）的俄文简称，全名为「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消除怠工特别委员会」（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чрезвычайная комиссия по борьбе с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ей и саботажем/All-Russian Extraordinary Commission to Combat Counter-Revolution and Sabotage，在1918年改名为“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打击投机及权力滥用特别委员会”（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чрезвычайная комиссия по борьбе с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ей, спекуляцией и преступлениям по должности/All-Russian Extraordinary Commission to Combat Counter-Revolution, Profiteering and Power Abuse）。克格勃的职权领域大致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反间谍部门相当。在1930年代，由亚戈达和叶若夫领导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成为“大清洗”的工具。 冷战期间，“克格勃”的职能过大， 涉及国内所有领域， 凌驾于苏联党和政府之上，在国际上也成为红色恐怖的代名词。克格勃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领导人是安德罗波夫和贝利亚，安德罗波夫最后担任了苏联的最高领导人，而贝利亚在权力斗争中失败，被赫鲁晓夫以叛国的罪名处死。现任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早年曾任职于克格勃。克格勃名称变更史1917年12月：“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Cheka ( 俄语为ЧК ）） 1922年2月：国家政治保卫局 1923年7月：国家政治保卫总局 1934年7月：国家安全总局 1941年2月：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 1941年7月：国家安全总局 1943年4月：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 1946年3月：国家安全部 1947年10月-1951年11月：国家安全部（对外情报机构归情报委员会管辖） 1953年3月：内务部 1954年3月：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 克格勃及其前身历任领导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Феликс Эдмундович Дзержинский）：1917－1926 维亚切斯拉夫·鲁道福维奇·缅任斯基：1926－1934 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亚戈达：1934－1936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1936－1938 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1938－1941 弗谢沃洛德·尼古拉耶维奇·梅尔库罗夫：1941（2－7月） 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1941－1943 弗谢沃洛德·尼古拉耶维奇·梅尔库罗夫：1943－1946 维克托·谢苗诺维奇·阿巴库莫夫：1946－1951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奥戈利佐夫：1951（8－12月） 谢苗·杰尼索维奇·伊格纳季耶夫：1951－1953 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1953（3－6月） 谢尔盖·尼基福罗维奇·科鲁格洛夫：1953－1954 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1954－1958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1958－1961 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谢米恰斯内：1961—1967 尤里佛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1967－1982 维塔利·瓦西里耶维奇·费多尔丘克：1982（5－12月） 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切布里科夫：1982－1988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1988－1991 克格勃第一总局（对外情报总局）历任领导米哈伊尔·阿布拉莫维奇·特里利瑟尔：1921－1929 阿尔图尔·赫里斯季安诺维奇·阿尔图佐夫：1929—1934 阿布拉姆·阿罗诺维奇·斯卢茨基：1934－1938 米哈伊尔·施皮格尔格拉斯：1938（2－7月） 弗拉基米尔·格奥尔吉耶维奇·杰卡诺佐夫：1938－1940 帕维尔·米哈伊洛维奇·菲京：1940－1946 彼得·瓦西里耶维奇·费多托夫：1946－1949 谢尔盖·罗曼诺维奇·萨夫琴科：1949－1953 瓦西里·斯捷潘诺维奇·里亚斯诺伊：1953（3－6月） 亚里山大·谢苗诺维奇·帕纽什金：1953－1956 亚里山大·米哈伊洛维奇·萨哈罗夫斯基：1956－1971 费奥多尔康斯坦丁诺维奇·莫尔京：1971－1974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1974—1988 列昂尼德·弗拉基米罗维奇·舍巴尔申：1988

苏联30年代令世人震惊的“大清洗”，其余波回音至今仍在原苏联各国萦绕。千百万“大清洗”受害者的遗孤们，每每想到父祖辈的不白之冤和悲惨命运，心里总是波澜起伏，久久按捺不住激动。迄今，世界舆论界也仍对这个事件议论不休。但直到80年代，在事过半个世纪之后，人们对它的历史真相，对它的来龙去脉和基本原因，仍然若明若暗：或者只知其表不知其里，或者只窥见其冰山的一角，而不知其全貌。在不少著作里，对于“大清洗”运动的许多描述都还仅是根据一些人的回忆，只能支离破碎地说些片断和局部情况；有关“大清洗”历史全貌的描写，能完全以文件为依据的论述和著作，犹如凤毛麟角。只是在苏联解体以后，由于档案的揭密，才给我们提供了以档案为根据，进行全景式研究的可能。 “大清洗”运动的基本原因 1. “大转变”的政治后果和党内温和思潮的抬头 斯大林把反“右倾”胜利后开始的转折——转向超速工业化和强制集体化道路，称作“大转变”。在当时苏联的特定条件下，这条道路虽对国家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有其可肯定的一面，但其负面作用和政治后果也是严重的。集体化中对农民采取的暴力强迫和驱赶“富农”政策，紧接着集体化而来的暴力征粮，对拒绝交粮和交粮困难户采取的各种威逼、体罚、刑讯措施，以及伴随而来的大规模逮捕（注：《斯大林30年代初同肖洛霍夫的往来通信》，《斯大林研究》（中央编译局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室编），1995年第5辑，第9～49页。），在农村引起了异常激烈的对抗。据俄罗斯著名农业集体化问题专家B. п.达尼洛夫的资料，在1929年全国有记载的骚动达1300次以上（注：《有文件为证——集体化前夕和集体化过程中的农村史料（1927～1932）》（B.п. 达尼洛夫、H. A.伊夫尼茨基编），莫斯科1989年俄文版，第23页。）； 仅1930年1～3月，有记录的群众性骚动达2700次以上（不包括乌克兰），卷入农民达130多万人。（注：〔俄〕H. A. 伊夫尼茨基：《集体化与消灭富农运动（30年代初）》，莫斯科1994年俄文版，第143～144页。）在1930年3月发表斯大林《胜利冲昏头脑》一文后， 一份下达地方的指令中承认，“农民发动的广泛骚动的浪潮”对体制形成了一种威胁。同时，这期间对牲畜的大量宰杀、劳动力人口逃亡和生产力的破坏，也达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 超高速工业化在1930年夏也造成了严重局面。其表现形式之一是，货币体系遭到破坏，预算完全陷入混乱。事态甚至发展到了只有靠抬高物价，发放义务公债，主要是发行纸币的办法来弥补预算的巨大亏空。这种局面造成了物价飞涨，以致货币贬值到了使农民不得不靠以物易物，用农产品换取日用工业品的地步。 农业遭到破坏，而投入重工业的大量资金又靠向国外出口粮食来获得。这种情况引起了粮食供应紧张，不得不靠粮卡定量分配，这又造成城市生活水平普遍下降。 国家经济生活的紧张，城乡群众的不满，其直接负面后果是提高了“右派”领袖们的政治威望。《真理报》不断收到群众来信，认为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是正确的”，他们在台上时，“一切都充足”，“把他们一撤职，什么都没有了”群众中的这种思想情绪反映在党内，就是布哈林等“右倾”领袖人物的政治威望得到恢复，党内干部、党员对其思想主张给予广泛的同情和支持。这样，就引起了党内温和派倾向的抬头。广大党员群众对“右倾”的同情和支持，在1929～1931年的清党运动中曾有明显反映，这期间被开除出党的近25万党员中，相当大一部分是因同情并支持“右倾”而被吊销党票的。党的上层在这期间出现了两个新的反对派案件——瑟尔佐夫—洛米纳泽案和柳京案，也是这种思想动向的反映。谢?瑟尔佐夫原是中央登记分配部长，他为斯大林建立官职等级名录制度曾立过大功。为此，斯大林将他提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并任命为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还将他作为取代李可夫的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的预备人选。洛米纳泽则是联共（布）中央委员，当时担任外高加索党组第一书记。他们在反“右倾”中都曾积极支持过斯大林路线，但后来他们为“大转变”的后果所震惊，开始反对斯大林的方针而站到了同“右 倾分子”交好，支持其方针的立场上。柳京则联合布哈林的几个弟子，起草宣言，几乎是用布哈林的语言阐述其政治纲领，甚至公开提出了打倒斯大林的口号。当斯大林在政治局提出处死柳京的要求时，政治局多数没予支持，柳京及其同伙只是被开除出党并被逐出了莫斯科。这些新反对派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们不仅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党内下层的思想情绪，同时也从特定角度显示了党内上层的某些思想倾向。30年代上半期，有诸多事实表明，以基洛夫、奥尔忠尼启泽为首的政治局大多数是主张温和政策的。紧跟斯大林急进方针的，在政治局里仅有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极少数人。但是，政治局多数仍然尊重斯大林的领袖地位，在公开的重大问题上并没有同他采取对抗步骤，况且，斯大林当时的权力还未发展到日后那种完全的独断，还得顾及多数人的意见。因此，在当时困难甚至危机形势的压力下，政治局多数对斯大林的个人权力还具有某种制约作用。这种情况在1932～1934年间，曾一度使温和方针占了上风。 当时温和方针之深得人心，从基洛夫在十七大上赢得的掌声和选票，从布哈林思想赢得的同情及其本人地位的上升，以及从新宪法的起草工作上，都得到了突出的反映。 上述这一切，显然都没有逃过斯大林敏锐注视的目光。特别是十七大最后选举的一幕，他以遭到近300票反对， 支持率大大落后于基洛夫的景况，使他隐忍着领袖地位不稳的剧痛。在这种形势下，打击党内温和派思潮，扭转党和国家的发展方向，看来成了苏维埃国家舵手所预定的航向。 2. 面临发展模式带来的矛盾和“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的误区 苏联从20年代末期以后选择了超高速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发展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要求迅速实现工业化，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愿望和要求，然而，超过客观可能条件的过高速度，加上资金全面紧缺，以及国家科学文化和技术的落后，使这一模式背离了客观经济发展的规律，从而使它陷入了自身的矛盾之中。（1）社会客观经济需求和经济发展的无限复杂性， 同主观认识的滞后性与计划能力的有限性发生矛盾，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计划的失误；（2）技术设备能力的有限性同高速度、超负荷性产生矛盾， 不可避免带来机器设备的损坏；（3）技术规程的严格科学性， 同生产者本身文化技术的落后性和一味热情蛮干产生的矛盾，必然造成诸多生产事故和残废品的发生。尤其是从1935年秋开始的斯达汉诺夫运动展开生产竞赛以后，这些矛盾特别突现出来。可怕的是，面对这些矛盾和问题，不是以冷静的科学态度，从经济规律方面，从技术要求和操作规程上寻找原因，而是重犯“沙赫特事件”的错误，一味从政治上去追究“破坏者”和“人民的敌人”。 苏联政治模式的核心成份之一，是高度集权而又缺乏监督的干部任命制。这种制度造成各级干部只对上级负责，为执行上级指令而很少顾及本单位、本地区的实际情况，也往往漠视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这使官僚主义滋长蔓延；加上官职等级名录制度赋予的特权，又使腐败现象滋生发展。任职的无限期制以及长期的权力腐蚀，造成官场拉帮结派、裙带风盛行，同时也带来养尊处优、不思进取、意志消沉等等干部作风问题。这种现象在30年代已经发展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在1937年2～3月中央全会上，斯大林曾尖锐指出过党内“由亲近的人们结成的小家族，小团体”，互相包庇，“互相吹捧”之类的现象（注：《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4页。）。 怎样解决体制上造成的这些矛盾和问题？斯大林自然谈不到从体制上去找原因。事实表明，他也不能从阶级根源上去观察问题，因为早在1936年修改宪法的讲话中他已经宣布，“所有的剥削阶级都消灭了”。（注：《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第103页。）当时，他更不可能正确认识人民内部和敌我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看到的只是“资本主义包围”。在他看来，在苏维埃国家只有间谍暗害分子的“阴谋破坏”。他说：“只要资本主义包围还存在，我们这里就会有外国代理人派遣到我们后方的暗害分子、间谍、破坏分子和杀人凶手。”（注：《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1～142页。）无疑，他指出的这种现象是一种严酷存在的事实，但他无限扩大了这些事实，而且也把这种无限扩大的事实仅仅同国外的和党内原有的托洛茨基派联系起来，同时又无限地扩大了对他们的斗争。加上他早已形成的社会主义越接近胜利，阶级斗争越趋尖锐的理论误区，就使他对经济模式和政治体制本身带来的困难和矛盾，只能诉诸不间断的清洗和严酷的打击，从此来寻找出路。 3. 战争危险的逼近和对“第五纵队”的担忧 如果说上述两方面是斯大林进行“大清洗”的基本动因的话，那么，这里所谈的则是他发动1937～1938年“大清洗”的较为直接的原因。斯大林执政后，在20年代几乎不间断地进行了一连串的斗争，而且采取的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段。1923～1929年间进行的三次党内斗争姑且不说，从1928年“沙赫特事件”起，在社会上和党内就进行了多次杀伐和清洗，择其要者，即包括下述斗争：反“右倾”之后进行了清党运动（1929～1931年），揭露了所谓“拯救乌克兰联盟”案、“乌克兰青年联合会”案（1930年春）和“劳动农民党”案（1930年），进行了“工业党”审判（1930年11月25日至12月7日），揭发了食品供应系统的特务组织破坏案（1930年秋），还举行了“孟什维克中央联盟局”审判案（1931年）；同时，在党内又先后揭露了所谓瑟尔佐夫—洛米纳泽“反党集团”案（1930年），以柳京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联盟”案（1932年）。这期间，在社会上进行的重大斗争，还包括集体化运动中的驱赶“富农”（1929～1931年），和紧接其后的征粮运动（1932～1933年），以及意识形态“大转变”过程中在文学艺术领域、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部门进行的一连串大批判（1929～1932年）。所有这些斗争，打击面大都波及甚广，在党内和社会上直接伤害并牵连了大量无辜。 经过1933～1934年一度缓和，基洛夫被暗杀案又带来风云骤变，使社会政治生活进一步紧张。从1935～1936年起，接连进行了一连串逮捕、审判、流放和清洗，包括针对克里姆林宫工作人员的“克里姆林宫”案（1935年1～4月），打击少年犯罪和社会不良分子的斗争，检查党证运动，以及在一些地区重新对反苏分子或富农家庭进行的流放等等。所有这些，又在党内外打击了一大片干部和群众，这就在国内形成了极为紧张的社会政在国内社会政治气氛不断紧张的同时，1936年的国际政治舞台也风云四起，开始出现战争乌云。这同英法在西班牙事变中寻求同德、意妥协，为保持其在世界上的既得利益，放弃遏制法西斯侵略的绥靖政策直接相关。苏联领导看到自己在西班牙事变中同英法交好，建立欧洲集体安全的前景变得黯淡，便由对西班牙的不干涉政策，转而变为积极支持共和派的政策。这样，战争的乌云便开始浓密起来。在这种形势面前，斯大林深深意识到，在国内从党内到党外，“异己势力”强大，深恐从最上层各反对派头目到最底层反对派的同情者，以至包括历次社会政治运动遭到打击的形形色色人员，在战争环境中联起手来，结成“第五纵队”，对政权构成严重威胁。斯大林每想起托洛茨基1926年曾讲到过的法国政府反对派克列孟梭集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不顾德国人打到离巴黎80公里的地方而夺取政府权力的事（注：《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0卷，第48～50页。），就不寒而栗。因此，一旦战争威胁来临，他便下定了进行“大清洗”的决心。这从下述事件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来：几乎在苏联改变对西班牙政策的同时，斯大林于1936年9月25日与同在索契休养的日丹诺夫，联名向莫斯科发回一封被认为是发出“大清洗”信号的重要电报——以叶若夫代替雅戈达出任国家安全局局长。这两件事几乎同时发生，被史学家看作绝非“偶然的巧合”：显然，这是打算“在不可避免的战争前夕，消灭在他看来是潜在的“第五纵队”。对于“第五纵队”的担忧，也为莫洛托夫所证实。这位斯大林的亲密战友直到晚年都坚持认为，我们“幸亏有了1937年”的“大清洗”，“战时才没有出现第五纵队”。可见，斯大林这一发动“大清洗”的意图，在莫洛托夫心中是扎根很深的。 以上三个方面，可以说是1937～1938年“大清洗”的基本的和直接的原因。 然而，走向全面“大清洗”的更直接的导因，又是复杂而具体的，可以说，是由一系列事件一步步促成的。 走向“大清洗”运动的台阶 我国过去出版的苏联史著作，在讲到“大清洗”的原因时，大多基本上只讲基洛夫被杀事件；在叙述“大清洗”事件过程时，一般也只讲述莫斯科的三次公开审判。这是苏联档案揭密以前，对于“大清洗”的一种以偏概全的认识。 1937～1938年“大清洗”之发生，除了上述基本的也是主要原因外，还有各种具体的导因，而基洛夫被杀案只是走向镇压的导因之一。莫斯科三次大审判只是1937～1938“大清洗”运动的组成部分之一，而就它们在这次“大清洗”中的地位和作用来看，第一、第二次大审判可以说是整个“大清洗”的舆论准备和战前动员，第三次大审判则已处在整个“大清洗”的尾声阶段。因此，它们只是作为“大清洗”中肃清三个主要反对派头目的战役而安排的，而1937～1938年真正全面的“大清洗”，其主要战役则是在1937年1～5月至1938年1～2月间发生的。这样看来，“大清洗”运动作为苏联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我国史学界是需要重新加以认识的。 联共（布）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市委书记基洛夫1934年12月1日被暗杀。经过苏联史学界和近年俄罗斯史学界多方研究，目前学术界居主导地位的看法是，它既不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集团策划的集团谋杀，也不是一直受到怀疑的斯大林策划的谋杀，而是带有某种偶然性的个人谋杀事件。但这一事件被斯大林用作加强镇压，消灭原反对派和一切对他路线不满者，成了推动“大清洗”的重要借口，则是俄罗斯学术界较为一致的看法。在得知基洛夫被杀几个钟头后，斯大林亲笔给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草拟了一个取名“十二月一日法令”的决议，随后在形式上由政治局批准。该决议规定，侦察恐怖案件要在10天内完成，控告结论在正式开庭审判前一昼夜交付被告；不考虑对犯死罪者的死刑赦免申请；极刑判决宣布以后立即执行。这项法令意味着完全抛弃了起码应有的诉讼程序，也放弃了以前规定的对死刑的必要监督。这项法规在1937～1938年的“大清洗”中曾被广泛应用。 基洛夫被杀案很快被斯大林纳入了指控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轨道。他明确指示，要“到季诺维也夫分子当中去寻找凶手”。1934年12月16日夜，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捕。12月28～29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派出法庭在列宁格勒判处直接被指控组织谋杀的14人死刑。1935年1月9日，苏联内务部特别会议审理了“列宁格勒萨法罗夫、扎卢茨基等反革命季诺维也夫集团案”。该案包括党、政、工会和经济界活动家，共77人，被判处各种不同期限的监禁和流放。一礼拜后，即1月16 日，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莫斯科中心”案作为“列宁格勒中心”的领导机构，一案19人被交付法庭，分别被判处5～10年徒刑。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判刑以后，联共（布）中央又给各地党组织下达了一封密信，题为《关于同基洛夫同志被凶残杀害相关事件的后果》。密信马上断定，谋杀是由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卷入的一个阴谋，号召在党内追究一切与托、季有牵连的人员及其同情者。经过对季、加步步审讯逼供，到1935年以后，所有反对派参加者都被指控参与恐怖活动或同该活动有染。 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斯大林在一封信中指出，在党的历史上还存在过其他各种反党集团，他列举了“托洛茨基派”、“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对派”、“右倾派”和“左右杂俎派”。并且指示，所有这些派别都应该是追查的对象。于是，各地方组织便把怀疑的目标对准了所有在各个不同时期反对过斯大林领导并发表过不同意见的共产党员。 在有关基洛夫被杀的官方说词中，仿佛谋杀是由一个持假党证的人潜入基洛夫办公地点所进行的一次行凶。于是在斯大林的倡议下，便掀起了一场检查党证运动。 这场运动始于1935年5月，迄于同年12月。 形式上是一项检查党证及其登录卡片真伪的工作，实际上是以审查党员、换发党证为中心，伴之以逮捕的清党运动。运动由以叶若夫为首的中央干部总管理局领导，并由内务部协同行动。一些党员经审查被开除出党后，接着就被逮捕。1935年12月，中央领导对叶若夫有关运动结果的总结表示不满，又延长了运动期限。运动的结果，审查了81％的党员。其中9％被开除出党。中央预计驱逐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的计划没有完成，因为只有被开除党员总数的3％属于这个集团。这表明，实际存在的托、 季分子并不像中央估计的那样多，但中央领导认为，这是因为各地方党组织中有人故意作梗，在抵制中央方针的贯彻执行。 检查党证运动除收集了大量诋毁党员的档案材料外，肃反人员又将被开除者逐一登记造册，立案侦查，其中许多人被以各种借口逮捕。据叶若夫向中央全会的报告，依据不完全资料，到1935年12月1日，与被开除党籍相关而遭到逮捕的有15218人， 揭发出了上百个“敌对组织和集团”；在检查党证过程中没收党证几乎达25万张。这样，通过这次运动， 安全机关就在手里实际上掌握了各个不同的时期在各种问题上对“总路线”有所异议的所有党员的材料：这些党员的材料和“帽子”被安全机关拿在手里，何时扣上只是时机问题了。同时，中央领导在运动中也掌握了各地组织及其领导人对其方针的各种态度。这就为日后开展的“大清洗”作了全面的准备和铺垫。 除前述“十二月一日法令”外，1935年3 月通过了一项惩治叛国分子家属的法令，4月颁布了准许判处12岁以上儿童刑事罪的指令，6 月9日，又通过了对任何叛逃国外的苏联公民判处死刑的法令，而对任何知情不报者则处以监禁。这样，通过收集有关各类具有潜在反对派情绪的材料（主要是被开除党籍者），通过侦查各地党政领导人对中央采取消极抵制或具有抗上情绪的情况，通过强化政治案件的律条，加上1935年秋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以后工矿企业事故连续不断，追究“破坏分子”、“怠工行为”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而这时国际局势的紧张又使苏联领导人越发对联合民主国家，制止法西斯侵略的可能性打上问号——所有这些情况，就使苏联最高领导人最后作出了迈向“大清洗”的决策。 “大清洗”运动的进程 1936年7月29日， 中央书记处向各地组织下达了联共（布）中央《关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集团恐怖活动》的密信，以此揭开了“大清洗”运动的序幕。密信以通过刑讯逼供取得的口供为根据，列述了托、季直接勾结，实施恐怖活动的“事实”，在审判前已经把他们“罪行”的结论昭告全党。接着，在1936年8月19～24 日进行的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对“托——季反苏联合中心”案的审判，只是个过场和形式而已。这个案件由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审理，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16人交付审判。所有被告都承认不仅是信念上，而且行动上同身处国外的托洛茨基有联系，并参加了对基洛夫的谋杀，还阴谋杀害斯大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他们还供认，其他前反对派成员——布哈林、托姆斯基、李可夫、拉狄克、皮达可夫、索柯里尼可夫和谢列布里亚柯夫等，都参加了反革命阴谋。24日，所有被告被判死刑，并立即执行枪决。 如果说上述联共（布）中央的密信是在党内对“大清洗”所做的一次动员的话，那么，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则是对苏联全社会所做的一次大动员。这次审判确认了托、季阴谋存在的事实，而从这一点又成了舆论动员的出发点。在这次公开审判期间或其后，全国上下举行了成千上万的各种群众集会，一齐声讨托——季阴谋，并作出决议，誓同“阴谋分子”斗争到底。这对造成既成事实，发动舆论、动员社会，起了巨大作用。 但是，以雅戈达为首的内务部清楚地知道，非但把托——季反对派与杀害基洛夫联系起来是牵强附会的，而将这一谋杀案同“右倾”反对派挂起钩来，更是捕风捉影。因此，在雅戈达内务部方面，力图限制这次审判的政治后果。他们把这一与党的干部根本不相干的“暴徒谋杀”，归结为一场普普通通的恐怖事件。在他们看来，审判举行了，案犯惩治了，代表一个不大的托——季集团的敌人已被揭露，事情就算完结，不能再让事态进一步扩大。但在“托——季反苏联合中心”案的审理过程中已在干扰内务部工作的叶若夫，却力图扩大被告 范围，对那些被怀疑抵制中央指令的党内干部和经济管理人员施行打击。斯大林在以雅戈达内务部为一方，以叶若夫为另一方的这场争执中，明确地站在后者一边。 恰在这期间，在1936年9月23日，克麦罗沃矿区连续发生爆炸。正在索契休养的斯大林和日丹诺夫，借机于9月25 日给莫斯科发回一封联名电报，电文说：“我们认为，任命叶若夫同志为内务部人民委员之职是绝对必要和紧急的事情。雅戈达明显不能胜任揭露托——季集团的任务。国家保卫局在这件事情上已经迟延了四年。”目前从现有档案中尚无法知道这个重大任免事项，经由政治局委员表决没有，但由在莫斯科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的卡冈诺维奇立即形成文件，于9月30日完成，则是一清二楚的。 对叶若夫这一任命，进一步为“大清洗”提供了组织保证。此前，在政治局有重要份量的奥尔忠尼启泽，因和卡冈诺维奇保持着友谊关系，并在某种程度上同雅戈达的内务部有着某种默契，因而阻滞了大规模的清洗。但9月底对叶若夫的任命，打破了这种平衡。

克格勃（俄文：Комитет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简称КГБ，克格勃是此三个俄文字母的音译)，即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是1954年3月13日至1991年11月6日期间苏联的情报机构。前身为捷尔任斯基创立的“契卡（Cheka 是全俄肃反特别委员会的俄文简称 All-Russian Extraordinary Commission。全名为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消除怠工特别委员会: All-Russian Extraordinary Commission to Combat Counter-Revolution and Sabotage (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чрезвычайная комиссия по борьбе с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ей и саботажем), 在 1918 年改名为: All-Russian Extraordinary Commission to Combat Counter-Revolution, Profiteering and Power Abuse (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чрезвычайная комиссия по борьбе с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ей, спекуляцией и преступлениям по должности).）”。克格勃的职权领域大致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反间谍部门相当。在1930年代，由亚戈达和叶若夫领导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成为“大清洗”的工具。 冷战期间，“克格勃”的职能过大， 涉及国内所有领域， 凌驾于苏联党和政府之上，在国际上也成为红色恐怖的代名词。克格勃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领导人是安德罗波夫和贝利亚，安德罗波夫最后担任了苏联的最高领导人，而贝利亚在权力斗争中失败，被赫鲁晓夫以叛国的罪名处死。

克格勃 克格勃（俄文：Комитет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简称КГБ，克格勃是此三个俄文字母的音译)，即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是1954年3月13日至1991年11月6日期间苏联的情报机构。前身为捷尔任斯基创立的“契卡（Cheka 是全俄肃反特别委员会的俄文简称 All-Russian Extraordinary Commission。全名为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消除怠工特别委员会: All-Russian Extraordinary Commission to Combat Counter-Revolution and Sabotage (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чрезвычайная комиссия по борьбе с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ей и саботажем), 在 1918 年改名为: All-Russian Extraordinary Commission to Combat Counter-Revolution, Profiteering and Power Abuse (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чрезвычайная комиссия по борьбе с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ей, спекуляцией и преступлениям по должности).）”。克格勃的职权领域大致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反间谍部门相当。在1930年代，由亚戈达和叶若夫领导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成为“大清洗”的工具。 冷战期间，“克格勃”的职能过大， 涉及国内所有领域， 凌驾于苏联党和政府之上，在国际上也成为红色恐怖的代名词。 克格勃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领导人是安德罗波夫和贝利亚，安德罗波夫最后担任了苏联的最高领导人，而贝利亚在权力斗争中失败，被赫鲁晓夫以叛国的罪名处死。 1 克格勃名称变更史 1917年12月 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Cheka ( 俄语为ЧК ）） 1922年2 月 国家政治保卫局 1923年7 月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 1934年7 月 国家安全总局 1941年2 月 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 1941年7 月 国家安全总局 1943年4 月 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 1946年3 月 国家安全部 1947年1O月 至 1951年11月 国家安全部（对外情报机构归情报委员会管辖） 1953年3 月 内务部 1954年3 月 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 2 克格勃历任领导 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 1917－1926 Feliks Edmundovich Dzerzhinski (Belarusian language Фел?ск Эдмундав?ч Дзяржынск?, Polish: Feliks Dzier?yński, Russian: Феликс Эдмундович Дзержинский ) 维亚切斯拉夫·鲁道福维奇·缅任斯基 1926－1934 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亚戈达 1934－1936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 1936－1938 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 1938－1941 弗谢沃洛德·尼古拉耶维奇·梅尔库罗夫 1941（2－7月） 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 1941－1943 弗谢沃洛德·尼古拉耶维奇·梅尔库罗夫 1943－1946 维克托·谢苗诺维奇·阿巴库莫夫 1946－1951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奥戈利佐夫 1951（8－12月） 谢苗·杰尼索维奇·伊格纳季耶夫 1951－1953 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 1953（3－6月） 谢尔盖·尼基福罗维奇·科鲁格洛夫 1953－1954 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 1954－1958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 1958－1961 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谢米恰斯内 1961—1967 尤里佛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 1967－1982 维塔利·瓦西里耶维奇·费多尔丘克 1982（5－12月） 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切布里科夫 1982－1988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 1988－1991 3 克格勃第一总局（对外情报总局）历任领导 米哈伊尔·阿布拉莫维奇·特里利瑟尔 1921－1929 阿尔图尔·赫里斯季安诺维奇·阿尔图佐夫 1929—1934 阿布拉姆·阿罗诺维奇·斯卢茨基 1934－1938 米哈伊尔·施皮格尔格拉斯 1938（2－7月） 弗拉基米尔·格奥尔吉耶维奇·杰卡诺佐夫 1938－1940 帕维尔·米哈伊洛维奇·菲京 1940－1946 彼得·瓦西里耶维奇·费多托夫 1946－1949 谢尔盖·罗曼诺维奇·萨夫琴科 1949－1953 瓦西里·斯捷潘诺维奇·里亚斯诺伊 1953（3－6月） 亚里山大·谢苗诺维奇·帕纽什金 1953－1956 亚里山大·米哈伊洛维奇·萨哈罗夫斯基 1956－1971 费奥多尔康斯坦丁诺维奇·莫尔京 1971－1974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 1974—1988 列昂尼德·弗拉基米罗维奇·舍巴尔申 1988 ‘克格勃全史 作者：克里斯托弗·安德鲁 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 "

摩萨德走向前台在以色列，摩萨德长期以来一直秘密行动。不过，这一状况已经得到了改变。以色列司法部发言人阿尔米·阿伯拉莫维茨在2000年4月2日对新闻界说，摩萨德可能获得公开地位，目前的问题是：如何给该组织确立一个目前尚不存在的明确身份。几年前，摩萨德向公众公开了其头目的名字，慢慢地揭开了罩在它头上的神秘面纱。近年来，一系列行动上的失误损害了摩萨德的形象，招致国内外舆论的关注。这一切都促使以色列当局决心给摩萨德以公开地位，希望通过合法化等措施，规范其调查方式和行动手段，进一步加强其打击犯罪活动的职能，使其更顺利地展开工作。阿伯拉莫维茨说，如果公众知道摩萨德的权力有多大，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会有助于改变摩萨德目前面临的局面。他表示，以色列议会已经在考虑通过一项法令，将“欣贝特”合法化，一旦这一步骤顺利完成，下一步行动就将是摩萨德的地位公开合法化。不久前，以色列人常常被一幅醒目的广告所吸引：天蓝色背景下，画有以色列国徽的深蓝色大门敞开着，广告词称，以色列情报局（简称摩萨德）的大门向你打开：发挥你的潜力，开发你的能力，前面是广阔的未来和崇高的贡献。这是号称世界四大间谍组织之一的摩萨德首次公开刊登招聘广告。习惯于对国家安全和机密守口如瓶的老一辈犹太人，对于他们引为自豪的最隐秘的间谍机构居然公开露面，大做广告，实在难以接受。摩萨德前局长夏维特无奈地承认，当今的年轻人更注重个人价值的体现。虽然摩萨德现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优秀的特工，但由于生活在和平环境中的年轻人国家安全观念淡薄，禁不住高科技企业优厚待遇的诱惑，根本不愿到国家安全机构工作，使得摩萨德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图4—9摩萨德公开招聘特工的计划得到了以色列总理的支持和批准。总理府为此发表声明说，目前，情报部门已难招聘到一流人才。摩萨德必须适应人才市场竞争，效法美、英等国，采取公开的方法征召精英。摩萨德昔日的辉煌能否延续，成为以色列上下关注的问题。面对后继无人的严峻形势，它不得不走向前台，撩开其神秘的面纱。克格勃的职权领域大致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反间谍部门相当，以实力和高明而著称于世，在某方面甚至超过美国。克洛勃建立于1954年。该机构可追溯到1917年12月布尔什维克政府刚建立时成立的“契卡”，捷尔任斯基是第一任首脑。在19世纪30年代，由亚戈达和叶若夫领导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成为“大清洗”的工具。冷战期间，“克格勃”的职能过大， 涉及国内所有领域， 凌驾于苏联党和政府之上，在国际上也成为红色恐怖的代名词。自东欧剧变、苏联解题以后，俄罗斯继承其衣钵，但其力量大为削弱，经过调整以后，又以新的面孔出现，重新活跃。契卡将总部设在彼得格勒（圣彼得堡）霍瓦亚大街2号。1918年苏俄政府迁都莫斯科，契卡总部也在1920年迁到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附近的卢比扬卡广场11号。克洛勃主要机构有“对外谍报局、国内反间谍局、军队管理局、边防军管理局、总务局、克洛勃驻外站组等。克格勃系统工作人员曾一度达到50多万名，总部机关有1万人，间谍、反间谍和技术保障等部门有20万人，边防军30万人，此外，在全国有150万线人，在国外有25万谍报人员，年预算为100亿美元。克格勃一直是苏联对外情报工作、反间谍工作。国内安全工作和边境保卫等工作的主要负责部门，是一个凌驾于党政军各部门之上的“超级部”，是一个超然的机构，它只对中央政治局负责。英国情报机关称克格勃为“世界上空前最大的搜集秘密情报的间谍机构”。军情六处 开放分类： 军事 【缩写】MI6 =Military Intelligence 6 军情六处(英国负责海外谍报工作的部门)也称秘密情报处，原为英国情报机构海外谍报系统，1939年改组，归国防部领导。主要负责在国外进行情报间谍活动，如打入敌对国的组织内部进行策反、招募等。总部设在伦敦威斯敏斯科桥南边一幢20层楼内，对外称“政府电信局”，该处由外交部控制。 军情6处与军情5处同时于1909年成立，第一任处长是皇家海军上校曼斯菲尔德·卡明，后来扩展为秘密情报局。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军情6处经历了组织上和行动上一系列不幸灾难。1939年11月9日，在荷兰边境小镇芬洛，两名英国高级情报官亨利·史蒂文斯少校和佩恩·贝斯特上尉，轻易被德国党卫队欺骗并劫持。军情6处从而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情报渠道。 在当时，情报的搜集主要是由驻外情报站来提供。这些材料送回伦敦后，总部人员对其进行分类和分析后，分发给各“用户”——陆海空三军。芬洛事件后又遇上财政困难，军情6处陷入了混乱不堪的局面。 1940年5月，德国的闪电战使英国不得不关闭了在欧洲的各个情报网，军情6处只剩下在中立国为数不多的几个情报站。 军情6处第二任处长辛克莱海军上将在任职14年之后，于1939年11月4日因患癌症去世，随即由其副手斯图尔特·孟席斯接任。面对困境，孟席斯毅然抛弃传统的刺探情报观念，把目光投向了刚刚接管过来的政府密码学校，决心依靠对密码学校的利用，从截获和破译德国电报中获取情报。他果然如愿以偿，布莱切利庄园破译人员获取的“厄尔特拉”（超级机密）为英国赢得最后的胜利立下了奇勋。 丘吉尔担任首相后，情报机构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而大量才华出众和有献身精神的年青人，从大学、从伦敦商业界、知识界纷纷应召加入秘密情报组织。 值得一提的是，“二战”爆发后，英国从监狱释放了不少偷窃技术高超的保险柜撬窃犯等刑事犯罪分子，要他们为盟军服务。其中大多数人获准参加突击队；少数人参加军情6处，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制锁、橇保险箱和爆破。这看来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战时对策，因为按英国招收间谍的穿透标准来看，理想的间谍是一个出身于上等社会、有经济收入、性格开朗的年轻人。他必须受过比一般人稍高的教育，英俊、勇敢、顽强、比较冷静和客观，一如银幕上的“007”詹姆斯·邦德。因此，英国的间谍机构历来都重视从牛津和剑桥这两所世界名牌大学中招收间谍。 1930年以来，军情6处内曾设有一个专门从事破坏和颠覆活动的D处。1940年7月22日根据丘吉尔首相的命令，新成立的特别行动属将D处接管。特别行动属的任务是在海外进行破坏性活动。特别行动属由英国经济战争部部长休·道尔顿博士组建，不久，又由弗兰克·纳尔逊爵士接替道尔顿。 1942年5月，特别行动属组织参与了暗杀纳粹党卫队保安局局长赖因哈德·海德里希的事件。1942年5月27日，海德里希在捷克被暗杀，这次行动引起了德国法西斯分子百倍的疯狂报复。单在布拉格就有1万多人被捕，至少1300人被杀。最野蛮的暴行发生在利迪斯村，这个位于布拉格附近的小村庄，环境宁静优美，村里的红瓦房围着一座古老的巴罗克式教堂，恍如世外桃源。一天夜里，党卫队突然包围了村子，全体村民不管男女老幼都被集中起来。党卫队以村里曾有村民掩护过暗杀者为由，把村民中16岁到70岁的男人通通枪毙，将妇女儿童全部用卡车送进集中营，然后一把火将整个村庄的房屋烧毁。 特别行动属确实值得称赞的成绩，是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时，其特工人员非常成功地拖住了德国精锐的装甲部队，延误了他们抵达沿海地区的时间。 美国中央情报局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中文简称中情局，英文简称CIA)概述 中央情报局是美国最大的情报机构(美国政府的间谍和反间谍机构，是美国庞大情报系统的总协调机关)，主要任务是公开和秘密地收集和分析关于国外政府、公司和个人在政治、文化、科技等方面的情报，协调其他国内情报机构的活动，并把这些情报报告到美国政府各个部门的工作。它也负责维持大量军事设备，这些设备在冷战期间用于推翻外国政府，例如前苏联，和对美国利益构成威胁的反对者，例如危地马拉的阿本斯和智利的阿连德。总部设在弗吉尼亚州的兰利。有些人认为中央情报局经常进行一些暗杀活动，暗杀敌国领导人，例如古巴总统卡斯特罗，但是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一点。中央情报局的地位和功能相当于英国的军情六局和以色列的摩萨。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工作地点和各种活动几乎完全隐蔽,谢绝外人的参观和访问,这一点和FBI联邦调查局不同。历史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最早是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乔治·华盛顿总统为对付冲突而主张成立的，当时名叫美国情报组织战略服务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该组织被撤销。然而，杜鲁门总统不久就发现自己陷入了来自政府各部门的情报报告“文山”之中，于是成立了国家情报局及其行动机构，即中央情报组，以协调和核对这些情报报告。1947年，中央情报局取代了中央情报组，正式成为美国总统执行办公室的一个独立机构，总部设在弗吉尼亚州的兰利，在华盛顿地区有许多办公室和2万名雇员，每年预算为80亿美元. 中央情报局现已成为美国从事情报分析、秘密人员情报搜集和隐蔽行动的重要机构。中央情报局局长也是中央情报主任，他负责管理整个美国情报界的活动。该局分为四个主要组成部分，每一部分由一名副局长领导，还有六个直接归局长和副局长领导的办公室、总审计办公室、总监办公室、平等就业机会办公室、人事主任办公室、政策与计划主任办公室。四个主要组成部分是：管理处、行动处、科技处、情报处。管理处下设通讯、后勤、安全、财务、医疗服务、人事、训练与教育、数据处理科；行动处下设反情报、国外情报、隐蔽行动、中央掩护科，评价、计划和设计科，共有雇员6000名；情报处下设管理与分析、武器控制情报、搜集需求与评价科，五个地区办公室和五个职能办公室，外加一独立的中心；科技处于1962年成立，当时称之为研究处。 1947年建立。总部设在弗吉尼亚州的兰利，是全球性情报网的中心。它不仅有遍布全世界的监听站，还有自己的广播设施、 航空线、宇宙卫星、印刷所以及训练特种部队的基地，拥有大批间谍、特务和情报技术人员。 2006年5月26日，美国国会参议院以78票对15票的表决结果，批准了美国总统布什对当时担任国家情报局副局长的空军上将迈克尔u2022海登出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提名。 中央情报局由国家安全委员会直接领导。还担任总统和国会的高级情报顾问，现任局长为迈克尔u2022海登。 局长由总统任命，参议院批准，是美国各情报机构的协调人，负责改进美国情报委员会的工作，保证总统在作出决策时，能充分掌握第一手情况。情报局的主要任务有：①以公开、秘密方式和技术手段，搜集外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与科技情报，协调国内各情报机构的工作。②为总统分析和估价情报，对其他国家进行间谍特务活动。情报技术人员多具有较高学历，或是某些领域的专家。该机构的组织、人员、经费和活动严格保密，即使国会也不能过问。组织中央情报局现已成为美国从事情报分析、秘密人员情报搜集和隐蔽行动的重要机构。中央情报局局长也是中央情报主任，他负责管理整个美国情报界的活动。该局分为四个主要组成部分，每一部分由一名副局长领导，还有六个直接归局长和副局长领导的办公室、总审计办公室、总监办公室、平等就业机会办公室、人事主任办公室、政策与计划主任办公室。四个主要组成部分是：管理处、行动处、科技处、情报处。管理处下设通讯、后勤、安全、财务、医疗服务、人事、训练与教育、数据处理科；行动处下设反情报、国外情报、隐蔽行动、中央掩护科，评价、计划和设计科，共有雇员6000名；情报处下设管理与分析、武器控制情报、搜集需求与评价科，五个地区办公室和五个职能办公室，外加一独立的中心；科技处于1962年成立，当时称之为研究处。 主要任务1、以公开、秘密方式和技术手段，搜集外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与科技情报，协调国内各情报机构的工作。 2、为总统分析和估价情报，对其他国家进行间谍特务活动。情报技术人员多具有较高学历，或是某些领域的专家。该机构的组织、人员、经费和活动严格保密，即使国会也不能过问。 职能 根据美国1947年出台的《安全条例》，美国中央情报局没有国内任务，也没有逮捕权，主要有以下五种职能：1、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供协调政府各部门和机构有关国家安全方面情报活动的情况；2、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供协调政府各部门和机构有关国家安全方面情报活动的建议；3、联系和评价有关国家安全的情报，为政府内部适当传播情报，在适当的地点提供有用的机构和设施；4、为现存情报机构的利益，从事共同关心的辅助服务，以便更有效、更集中地执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定；5、履行影响国家安全的有关情报的其它职能和义务，以便国家安全委员会能随时进行指导。大事件 美国中央情报局执行任务时，主要采取人力侦察和技术监视，公开渠道搜集情报，以及实物器材开发和寻找行动等手段。情报来源包括间谍、使馆职员、判逃者、移民和旅游者。如20世纪60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印度尼西亚进行了一项名为“哈布林克”的行动。间谍们潜入了一个装有“萨姆—2”导弹的仓库中，从一颗导弹上卸下了导向系统，并偷运出来。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中央情报局发展了波兰陆军司令部一位上校为间谍。波兰陆军司令部的所有秘密行动计划全部被上校泄露。中央情报局与FBI的区别CIA隶属于国家安全委员会,主要任务是公开和秘密地收集外国政治、文化、科技等情报,协调国内各情报机构的活动,向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供报告和资料.FBI隶属于司法部,主要任务是调查违反联邦犯罪法,支持法律,保护美国调查来自于外国的情报和恐怖活动,在领导阶层和法律执行方面对联邦、州、当地和国际机构提供帮助，同时在响应公众需要和忠实于美国宪法前提下履行职责.最重要的一点,CIA没有在国内逮捕人的权利.

克格勃（俄文：Комитет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简称КГБ，克格勃是此三个俄文字母的音译)，即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是1954年3月13日至1991年11月6日期间苏联的情报机构。前身为捷尔任斯基创立的“契卡（Cheka 是全俄肃反特别委员会的俄文简称 All-Russian Extraordinary Commission。全名为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消除怠工特别委员会: All-Russian Extraordinary Commission to Combat Counter-Revolution and Sabotage (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чрезвычайная комиссия по борьбе с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ей и саботажем), 在 1918 年改名为: All-Russian Extraordinary Commission to Combat Counter-Revolution, Profiteering and Power Abuse (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чрезвычайная комиссия по борьбе с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ей, спекуляцией и преступлениям по должности).）”。克格勃简介克格勃的职权领域大致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反间谍部门相当，以实力和高明而著称于世，在某方面甚至超过美国。克洛勃建立于1954年。该机构可追溯到1917年12月布尔什维克政府刚建立时成立的“契卡”，捷尔任斯基是第一任首脑。在1930年代，由亚戈达和叶若夫领导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成为“大清洗”的工具。冷战期间，“克格勃”的职能过大， 涉及国内所有领域， 凌驾于苏联党和政府之上，在国际上也成为红色恐怖的代名词。自苏联剧变以后，俄罗斯继承其衣钵，但其力量大为削弱，经过调整以后，又以新的面孔出现，重新活跃。契卡将总部设在彼得格勒（圣彼得堡）霍瓦亚大街2号。1918年苏俄政府迁都莫斯科，契卡总部也在1920年迁到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附近的卢比扬卡广场11号。克洛勃主要机构有“对外谍报局、国内反间谍局、军队管理局、边防军管理局、总务局、克洛勃驻外站组等。克格勃系统工作人员曾一度达到50多万名，总部机关有1万人，间谍、反间谍和技术保障等部门有20万人，边防军30万人，此外，在全国有150万线人，在国外有25万谍报人员，年预算为100亿美元。克格勃一直是苏联对外情报工作、反间谍工作。国内安全工作和边境保卫等工作的主要负责部门，是一个凌驾于党政军各部门之上的“超级部”，是一个超然的机构，它只对中央政治局负责。英国情报机关称克格勃为“世界上空前最大的搜集秘密情报的间谍机构”。

先介绍几个比较出名的 苏联： 克格勃 KGB 克格勃（俄文：Комитет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简称КГБ，克格勃是此三个俄文字母的音译)，即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是1954年3月13日至1991年11月6日期间苏联的情报机构。前身为捷尔任斯基创立的“契卡（Cheka 是全俄肃反特别委员会的俄文简称 All-Russian Extraordinary Commission。全名为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消除怠工特别委员会: All-Russian Extraordinary Commission to Combat Counter-Revolution and Sabotage (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чрезвычайная комиссия по борьбе с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ей и саботажем), 在 1918 年改名为: All-Russian Extraordinary Commission to Combat Counter-Revolution, Profiteering and Power Abuse (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чрезвычайная комиссия по борьбе с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ей, спекуляцией и преступлениям по должности).）”。克格勃的职权领域大致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反间谍部门相当。在1930年代，由亚戈达和叶若夫领导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成为“大清洗”的工具。 冷战期间，“克格勃”的职能过大， 涉及国内所有领域， 凌驾于苏联党和政府之上，在国际上也成为红色恐怖的代名词。1954年成立，前身为苏联内务部的国家安全局，内设7个独立管理局和6个独立部，1991年12月随苏联解体而解散，但俄罗斯联邦成立国家安全部后继承了"克格勃"的对外情报工作。

克格勃（俄文：Комитет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简称КГБ，克格勃是此三个俄文字母的音译)，即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是1954年3月13日至1991年11月6日期间苏联的情报机构。前身为捷尔任斯基创立的“契卡（Cheka 是全俄肃反特别委员会的俄文简称 All-Russian Extraordinary Commission。全名为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消除怠工特别委员会: All-Russian Extraordinary Commission to Combat Counter-Revolution and Sabotage (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чрезвычайная комиссия по борьбе с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ей и саботажем), 在 1918 年改名为: All-Russian Extraordinary Commission to Combat Counter-Revolution, Profiteering and Power Abuse (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чрезвычайная комиссия по борьбе с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ей, спекуляцией и преступлениям по должности).）”。克格勃的职权领域大致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反间谍部门相当。在1930年代，由亚戈达和叶若夫领导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成为“大清洗”的工具。 冷战期间，“克格勃”的职能过大， 涉及国内所有领域， 凌驾于苏联党和政府之上，在国际上也成为红色恐怖的代名词。

30年代初,苏联已基本形成高度集权的统制型经济体制,与此相适应,政治权力也趋向于高度集中,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及斯大林对权力的专断正在成为苏联政治领域的主导倾向。这种情况引起了党内部分领导干部的忧虑,同时,在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政策方针等具体问题上,党的领导层也一直存在分歧。虽然通过几轮政治斗争,斯大林已经清除了曾经对他的权力和路线构成威胁的老布尔什维克中的"反对派",提拔了一批忠于自己的较年轻的干部进人领导层,但他的地位还没有最后稳固,他的政策主张仍有可能遭到来自中央委员会乃至政治局成员的反对或抵制。为了把新反对派扼杀在萌芽状态,斯大林需要展开一场全面的政治清洗运动“基洛夫事件”与大清洗运动的开始1934年12月1日傍晚,在列宁格勒州委机关所在地斯莫尔尼宫内的走廊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被一位潜入宫内的凶手厄古拉也夫枪杀。这一事件遂成为30年代苏联"大清洗"的开端。基洛夫被刺事件至今是一个案情扑朔迷离的历史疑案。凶手尼古拉也夫虽然当场被捕,并由当天赶到列宁格勒的斯大林亲自审问,但审讯记录始终没有公布,尼古拉也夫当月即被枪决；另一个主要证人鲍利索夫（基洛夫的警卫队长）在前往受审路上因"交通事故"而死亡。无论基洛夫案的真相如何,有一点十分清楚,即这个事件给斯大林提供了彻底清洗一切反对派（包括潜在的对手）、巩固自己权力地位的机会和采取种种非法手段以达到上述目的的借口。斯大林当时就是按照这一逻辑行动的。1934年12月1日晚,根据斯大林的建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修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的决议》,规定：凡属恐怖组织和对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进行恐怖活动的案件,侦察工作不能超过十天；控告结论在正式开庭审判前一昼夜交给被告；原告、被告双方都不参加审判；不接受判决上诉书和赦免请求书；极刑判决被宣布后立即执行。这个后来被称作"特别程序"的规定为政治清洗中采用非法手段罗织罪名、迫害异己打开了方便之门,成为斯大林随心所欲清洗政治对手的工具。此后,"大清洗"被逐步推向高潮,其中第一步就是对所谓"列宁格勒总部"的审判。大清洗运动的全面展开 1934年12月1日晚,根据斯大林的建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修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的决议》,规定：凡属恐怖组织和对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进行恐怖活动的案件,侦察工作不能超过十天；控告结论在正式开庭审判前一昼夜交给被告；原告、被告双方都不参加审判；不接受判决上诉书和赦免请求书；极刑判决被宣布后立即执行。这个后来被称作"特别程序"的规定为政治清洗中采用非法手段罗织罪名、迫害异己打开了方便之门,成为斯大林随心所欲清洗政治对手的工具。此后,"大清洗"被逐步推向高潮,其中第一步就是对所谓"列宁格勒总部"的审判。 1934年12月22日,苏联政府发表侦查基洛夫案的通报,首次提到有一个名为"列宁格勒总部"的恐怖组织,说尼古拉也夫即是这个组织的成员,该组织主要由原季诺维也夫一加米涅夫反对派成员组成。12月27日,苏联政府公有关于"列宁格勒总部"的控告结论,确认基洛夫被杀是该组织指使所为,并说谋害基洛夫是该组织谋害斯大林和党的其他领导人的长远计划的一部分。在立即处死尼古拉也夫后,1935年1月15日对"总部"主要成员进行了审判,季诺维也夫等人坚决否认自己与基洛夫案有任何牵连,尽管拿不出证据,法庭仍判处季诺维也夫十年监禁,加米涅夫五年监禁。l月18日,联共（布）中央向全国党组织发出秘密信,要求各地动员所有力量深挖敌人,由此开始了遍及全国的大逮捕,制造了无数冤案。为了给"大清洗"披上"合法"的外衣,1936年8月,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举行了第一次公开审判,被告是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成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米尔诺夫等16人。审讯中,法庭没有出示任何证据,所有的指控都建立在被告的"交代"和"承认"上,在没有律师辩护的情况下,被告的"供词"被作为定罪的依据。法庭最后宣布,季诺维也夫等与已被驱逐出境的托洛茨基相勾结,主使谋杀基洛夫的罪名成立,判处16名被告死刑。判决后不到24小时,报纸即报道：死刑已经执行。对"联合总部"的审判带动了新一轮逮捕浪潮,根据审讯中被告的"供词",又挖出了一个所谓"托洛茨基平行总部",其成员有皮达可夫、拉狄克、索柯里尼科夫等人。1937年1月,对"平行总部"进行了"大清洗"中第二次公开审判。被告被指控"接受托洛茨基指示","背叛祖国,从事侦察和军事破坏工作,实行恐怖和暗害勾当"。与第一次公开审判的程序一样（只是形式上为被告指定了"辩护人"）,17名被告中皮达可夫等13人被判处死刑,拉狄克等4人被判处十年或八年监禁。由于拉狄克在受审时交代他与布哈林、李可夫等有"罪恶的联系",1937年2月底,布哈林、李可夫在出席中央全会时被捕,次年3月,对所谓"右派一托洛茨基联盟"进行了"大清洗"中第三次公开审判。布哈林等2I名被告被以"谋害罪"和"叛国罪"起诉,其中包括布哈林、李可夫在内的19人被判处死刑三次公开审判都是"大清洗"运动中为欺骗国内外舆论而精心炮制的假案,这几次审判所涉及的对象也只是"大清洗"中无数被冤屈者的极少数代表,实际上,"大清洗"所制造的冤假错案远比公开审判所暴露的多得多,清洗的对象从中央到基层几乎包括所有的社会领域和各个阶层。据有关资料显示,在联共（布）十七大当选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人,即70％被清洗；出席十七大的1996名代表中,有1108名,即半数以上被清洗；17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除基洛夫外,有5人被杀；苏维埃和政府机构也遭到沉重打击,仅1937-1938年间被捕并处决的部人民委员就有17人,加上他们的副手和下属,数量还要翻几倍；军队也难逃厄运,1937年5月,副国防人民委员图哈切夫斯基等一批高级将领被指控犯有组织"反苏军事中心"的叛国罪而被逮捕并遭处决,随即在军队中进行了全面清洗,共有3.5万名军官被镇压,其中包括高级军官的80％,元帅的3／5,涉及所有的军区司令和绝大部分集团军司令；即使作为"大清洗"工具的保安机构--内务人民委员部自身也无法幸免,其成员被不断更新,以维持对领袖的忠诚或被当做替罪羊。"大清洗"前期领导内务部的亚哥达因不能满足斯大林的要求而于1936年9月被更加心狠手辣的叶若夫取代,不久被捕并于1938年被处决。叶若夫在按斯大林旨意把“大清洗”推向最高潮后,也遭到同样下场,1938年7月被贝利亚取代,1940年4月1日被以"毫无根据地镇压苏联人民"的罪名而枪毙。"大清洗"究竟制造了多少冤案、杀害了多少无辜者？至今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数字,但作为一场政治性镇压运动,其规模之大、涉及面之广、危害之深,在历史上堪称空前,它是斯大林领导苏联时期最黑暗的一页。1938年以后,因考虑到苏联人民的承受力已接近极限,同时"大清洗"的目的也已基本达到,所以镇压浪潮趋于缓和,也在不同程度上纠正了一些错误做法。然而,由于斯大林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大清洗"的错误,而是继续把它当做巩固集权体制的必要手段,因此"大清洗"的余波一直延续到战争前夕和战争初期,并在战后再掀高潮。

　　应该是音译克格勃　　克格勃（俄文：Комитет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英文：The Committee of State Security，德文：Der Ausschuss für Staatssicherheit，法文：La commission de sécurité de l"Etat，简称КГБ克格勃是此三个俄文字母的音译)，即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是1954年3月13日至1991年11月6日期间苏联的情报机构。前身为捷尔任斯基创立的“契卡”。　　（Cheka 是全俄肃反特别委员会的俄文简称 All-Russian Extraordinary Commission。全名为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消除怠工特别委员会: All-Russian Extraordinary Commission to Combat Counter-Revolution and Sabotage (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чрезвычайная комиссия по борьбе с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ей и саботажем), 在 1918 年改名为: All-Russian Extraordinary Commission to Combat Counter-Revolution, Profiteering and Power Abuse (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чрезвычайная комиссия по борьбе с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ей, спекуляцией и преступлениям по должности).）　　[编辑本段]克格勃简介　　克格勃的职权范围大致与美国的中央情报局（CIA）和联邦调查局（FBI）的反间谍部门相当，以实力和高明而著称于世，在某方面甚至超过美国。克洛勃建立于1954年。该机构可追溯到1917年12月苏俄政府刚建立时成立的“契卡”，捷尔任斯基为第一任首脑。在20世纪30年代，由亚戈达和叶若夫领导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成为“大清洗”的工具。冷战期间，“克格勃”的职能过大， 涉及国内的所有领域。自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了克格勃的相关机构，但力量已经大为削弱。随着俄罗斯经济实力的逐渐恢复，为应对北约东扩、格鲁吉亚等传统势力范围的不断被蚕食和国内分裂势力抬头的新局面，俄罗斯的情报机构开始重新纳入国家安全的重点领域，情报活动也重新活跃起来。　　克格勃的情报能力有口皆碑。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前俄罗斯联邦总统、现任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的普京，当初也曾是克格勃的一员。　　前苏联早期的情报机构普京在克格勃时的留影KGB的创始人捷尔任斯基契卡将总部设在彼得格勒（圣彼得堡）霍瓦亚大街2号。1918年 苏俄政府迁都莫斯科，契卡总部也在1920年迁到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附近的卢比扬卡广场11号。　　克格勃主要机构有“对外谍报局、国内反间谍局、军队管理局、边防军管理局、总务局、克洛勃驻外站组等。克格勃系统工作人员曾一度达到50多万名，其中总部机关1万人，间谍、反间谍和技术保障等部门20万人，边防军30万人。此外，在全国有150万线人，在国外有25万谍报人员，年预算100亿美元。　　克格勃一直是苏联对外情报工作、反间谍工作、国内安全工作和边境保卫等工作的主要负责部门，是一个凌驾于党政军各部门之上的“超级机构”，它只对苏共中央政治局负责。克格勃被英国的情报机关称为“世界上空前最大的搜集秘密情报的间谍机构”。　　[编辑本段]克格勃名称变更史　　1917年12月 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　　1922年2 月 国家政治保卫局　　1923年7 月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　　1934年7 月 国家安全总局　　1941年2 月 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　　1941年7 月 国家安全总局　　1943年4 月 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　　1946年3 月 国家安全部　　1947年10月至1951年11月 国家安全部（对外情报机构归情报委员会管辖）　　1953年3 月 内务部　　1954年3 月 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　　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　　[编辑本段]领导机构构成　　1. 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会主席团　　坐落在卢比扬卡的原KGB总部大楼委员会主席团有主席一名，副主席十名，其中包括两名第一副主席。主席和副主席还领导地方国家安全机关——各加盟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区、州国家安全局的活动。　　2. 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全委会　　苏联国家委员会全委会由十五至十七人组成，负责研究最重要的问题，并就这些问题通过相应决议，以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令的形式生效。决议生效以后，就成了所有国家安全机关必须执行的规定。全委会委员组成中有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副主席、主要部门的主官以及几个地方国家安全机关的领导人。全委会由苏联部长会议决定任免。 约定俗成的是，乌克兰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莫斯科市及莫斯科州和列宁格勒市及列宁格勒州国家安全局的两位局长，传统上都是全委员会委员。根据条例，全委员会一个月举行一次例会，但有时候要多，这取决于该讨论的问题是否紧急，是否重要。 全委员会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命令清单确认干部任免。有时候听取有关国内、国家安全委员会机关和部队所发生的最重大非常事件的报告，讨论上级权力机关的重要决议，并据此作出相应的决定。一般来说，讨论问题会吸收范围相当宽的特邀人员参加，人数有时多达一百人或一百人以上。 全委会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领导机关，是某种指挥学校，是审核与研究最重大问题的形式。全委会通过的主要决定可以长期有效，且只有全委会才能以其决议取消已生效的决定。 全委会是安全委员会相当广泛的负责人交换意见的机会，是作出决断的有益方式和方法，更主要的，它也是确定落实并监督决议执行情况的有益方式和方法。决议将传达到国家安全委员会各级机关和部队，并成为他们在相应方面展开实践活动的依据。　　克格勃各业务局1. 第一总局 第一总局是对外情报侦察部门，它对驻国外间谍机构实施领导，并从苏联本土进行情报侦察，指导他们所在地区的国家安全机关第一线（情报侦察）分队的工作。这些部门被称为第一总局这一事实，也强调了对国外敌人斗争的头等重要意义。　　2. 第二总局 第二总局从事反间谍情报侦察工作。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以来，对外情报侦察工作时分时合，这都取决于当时苏联哪种路线在对国家机关的态度方面占主导地位。八十年代末以来逐渐形成一种做法，即不把全部反间谍情报侦察集中在一个部门。而是根据具体的工作方针把它们分散到几个部门。但第二总局始终是反间谍情报侦察部门的主角，它实施反间谍斗争，并从事与外国代表机构和旅游系统有关的工作，同时还在苏联领土上进行某些侦察活动。　　3. 第三总局 第三总局负责制止外国特工机关对苏联武装力量的破坏，领导有关军事部门和部队的特别勤务处的工作。它在七十年代成为总局，其理由是它所从事的与国防部协同行动的工作，不仅量大，意义也很重要。　　4. 第四局 第四局负责所有交通运输部门的反间谍情报侦察活动的实施。　　5. 第五局 第五局负责与意识形态破坏活动进行斗争，它于1989年改组为“З局”。这远远不是一种形式上的举措。现在，它已经不再从事原属第五局的工作，即反意识形态破坏活动的工作，而是集中全部精力，调查并制止外国特工机关实施的恐怖和破坏活动，而外国特工机关则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从事不符合苏联法律的外国组织和中心来搞这些活动。　　6. 第六局 第六局负责各个国防工业目标和某些科研中心的反间谍情报侦察工作。　　7. 第七局 第七局的任务是对委员会感兴趣的目标实施屋外监控。这就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所有业务方向都很需要的重要侦察部门。就人数来说，该局是相当大的，其主要特点是时刻保持战斗准备，以便能昼夜执行任务。正是由于这个部门的活动，才得以经常发现并制止外国特工机关的间谍活动，判定他们的犯罪联系，查清他们打入苏联要害部门，与苏联公民联系、实施隐秘行动和通过目视途径取得情报的意图。　　8. 第八总局 第八总局负责编制总部机关与地方机关以及情报侦察机关与驻国外情报机构通信联络的秘密电码集。该局拥有制定密码通讯体系的现代化技术和科学装备，能切实保证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密码通讯，并绝对保障这种通讯能在离总部机关的任何距离昼夜不停地工作。获得秘密电码集的途径只有一个，那就是间谍。无线电报务员和密码译员的劳动强度极其繁重，一人，两人，最多三人，就得随时随地地保证驻国外情报机构与总部机关的联络。工作条件是不轻松的，生活因必须遵守严格的制度而变得非常艰辛枯燥，也很不方便，因为，敌方特工机关对无线电报务员和密码译员都有极大兴趣。　　9. 第九局 第九局担负保卫职能。它负责保障国家高级领导人、国家最高规格的礼仪场合、外国代表团来访和苏联代表团出访的安全。警卫克里姆林宫政府机关、部长会议大楼和其他一些目标，其中包括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目标，如黑海、波罗的海和其他地区的几个目标，均属于他们的任务。 一九九零年，第九局改组为保卫局，机构也有所改变，确切地划分为两类勤务部门：一类从事管理工作，另一类从事业务活动。 保卫局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很大：始终保持警惕，全神贯注，常备不懈，彻底奉献自己的一切，因为随时随地都会遇到令人不快的突发事件。当然。他们还得适应工作和被保卫人个性的特点，适应需要保证其安全的目标周围的情况。一般来说，出访代表团的安全保障是特别困难的任务。，因为我们在那里并不是主人，但谁也不会解除我们的责任。我们根本不能完全指望接待方的警卫，因为一旦发生意外事件，最终还是我们要负主要责任，而且不仅是公务上的责任，还有道义上的责任。 行使保卫职能，是一项复杂的职业，它需要本领、能力和良好的体力训练。该局工作人员，一般来说，不会长期担任这项工作，过一定时间以后，将调到其他业务活动方向，在这些方向的工作对精神和体力紧张程度的要求要低一些。　　10. 第十处 第十处集中存放国家安全机关在苏联时期以及苏联以前时期积累的业务统计文献和档案资料。因此，在工作人员的谈话中通常固定地称之为“档案处”。 国家安全委员会档案是保存各种资料的严整体系，它们依据严密的分类法规则，按主题和年代进行分类，保证资料无条件地典藏，并能迅速检索到需要的文献。在一九九一年八月以前，该部门的工作人员由于苏联有严格的档案使用规则，保证了国家机密的收藏，而且也未发生过任何问题。 同时，遗憾的是，在档案政策中，在档案法规中，存在着一些重大疏漏和不足：没有明确规定某些资料的保存及其发表和用于学术著作的期限，但这却排除了全部准许使用的可能性，封闭了利用堪称国家机密的档案资料搞政治投机和未经证实就转交给大众传媒的通道，这两种行为的后果往往是无法补救的。 八十年代末以来，第十处的工作人员就某些课题、国家机关和其他组织活动中的一些事件及片段进行了认真的分析。他们的分析、总结和结论是非常重要的，并报告了国家领导人，后者还根据他们的报告作出了与某些现实问题有关的相应决定。 档案资料帮助我们填补了许多空白点，给相当微妙的问题带来了一定的公开性，并使人们能够引用真实材料去看待和解决某些问题，这些问题或是涉及苏联和其他国家的公民， 安全委员会档案处把资料编上数字符号并按号码顺序排列，而读者则注意到缺了某些序号，这并不是力图隐藏某个部门，而是安全委员会传统上就是这么做的，在部门编号中允许有缺省项。有时它们被填满了，有时当安全委员会编制发生组织变化时，它们又重新出现了。　　11. 第十一局（处）：缺省部门　　12. 第十二处 第十二处，关于它的工作，有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传闻和各种各样的谣言，称它的工作是国家安全机关对苏联公民和外国人进行“全面监视”。这里指的是技术监听，是国家安全机关实施特别重要的侦察措施的技术手段。 这类方法一直被外国特工机关所利用，苏联也采用了这种方法。 审查有关国家生活最重要的方面和涉及国家安全利益的案件，需要有非同寻常的侦察方式和方法，监听就是其中之一。它是根据上级确认并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命令宣布生效的细则，在严格规定的条件下进行的。监听不止一次地协助我们查清了犯罪分子极其危险的行动，帮助我们截获国家安全机关感兴趣的联系和接触也使我们有机会获得其他途径不能获得的情报。 八十年代末以前，这个问题在法律上未以必要的形式进行规范，因此，利用通过这一渠道所得的信息具有不可声张的性质，也不向检察院和法庭提供。这些信息要以其他后续行为来证实，当然，是在能这样做的情况下。在侦察诸如杀人、侵吞巨额国家财产和公共财产、走私、炒汇、非法接近国家重大机密并把它们转交给外国代表等案件时，这种信息是格外有用的。 第十二处的工作要求具有专门的技术设备、专业训练、判定什么是所需情报并对其进行整理的能力。该部门工作人员有时要比一般侦察员知道得多，并填补侦察业务活动中的空白。这一部门的能力经常是获取某些情报的唯一手段，这些情报是国家安全机关采用其他办法从来也得不到的。 这项工作的微妙之处还在于以下方面，即在对某些目标开展工作的进程中，侦察人员会完全意外地碰上这样一些情报，它们有的与要求侦察的人毫无关系，有的则与占据国家高级负责职位的人有关，且法律规定禁止监听其谈话。此时该怎么办呢？一方面，确有对这类人物进行监听的禁令，而另一方面，我们有时获得了他们进行非法甚至是犯罪活动的明显证据，又不能就此罢手。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向苏联国内的上一级负责人报告获得的情报，请求准许利用这一情报并继续工作。这种态度源自国家利益的需求，通常并不对刚才提到的、在那之前暂时尚未、将来也不会把此视为侵犯人权，因为这是国家和社会利益迫使我们不得不如此为之。　　13. 第十三局（处）：缺省部门　　14. 第十四局（处）：缺省部门　　15. 第十五局 第十五局从事的工作是设计、建造并按需要的制度管理某些目标，这些目标是为特殊时期，即为一旦爆发军事行动和发生其他意外情况时准备的。 在莫斯科及其郊区和苏联的某些其他地方，建有绝对秘密商定的、供特别时期使用的目标。它们包括统帅国家和武装力量的预备指挥所、不可或缺的储备库、政府通讯枢纽，以及其他在紧急状态中支撑国家生活、保证国家或多或少地正常行使职能的设施，简短点儿说，是维持国家在紧急状态下仍有生存能力的设施。 各目标的设施需要按起码的必不可少的原则作出相应的科学和技术结论，某些目标是用来防止核攻击的，但是，在大型核弹头直接命中时，它们的生存率也会大成问题，这当然是不言而喻的事。虽然如此，目标的某一部分却会保存下来，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保障国家的可管理性。 要保障国家安全，保障国家最重要的目标，没有上述设施是不可能做到的。从苏联的能力出发，我们并不极力主张在所有方面都赶上拥有巨大潜力和实力的美国。但上述设施是最低限度的，是非有不可的。　　16. 第十六局 第十六局的工作与第八总局相当接近，它拥有解决技术和科学问题的最杰出的智能潜力。它负责收集公开情报和秘密情报，解决有关打入苏联感兴趣的别国家重要目标的极其复杂的任务。该局有许多高水平的发明，这需要高深的学识、必不可少的技术设备和技术手段。在这个部门工作着一批高级专家，他们完全可以成为苏联科学技术界的骄傲。第十八局并未囿于本单位的小圈子，它与苏联工业部门、科研机关具有广泛的联系，利用自己的潜力，帮助后者完成各种科研任务。 在研究具体任务时，他们要求严格、努力不懈、机敏过人、颖悟独特，并充满永恒追求的强烈愿望，更主要的是他们找出的解决任务的方法简直匪夷所思，而这些任务，乍一看，简直就是人类智慧的幻想。国家安全委员会有一些不懈追求、渴望达到更高水准的部门，而第十六局就是其中之一，也是通往科技难题谜底最佳实践道路上极其重要的一环，没有它，在我们这个时代根本就不能保障苏联的国家安全。　　17. 边防军总局 边防军总局领导边防军区、边防部队和哨所。边防部队的总部机关不大，但边防军总数却超过二十二万人。对于苏联这种拥有漫长边界的大国来说，这是现实需求所允许的最低数量。八十年代末迫切需要扩编边防军部队，改善他们的物质条件，给他们增加财政投入。边防军经费已占国家安全委员会预算总开支的一半，其相当一部分用于边界的技术装备：军事技术兵器、目标设施建设、通讯联络、各大单位的工资。　　18. 侦察技术局 侦察技术局是设计、开发、生产和经营专用技术工具的先头部队，也是科学思想成果、最高技术工艺和独一无二的技术解决方案最集中的部门。在该局的产品中，进行批量研制和生产的技术工具相对较少，往往是些单个产品，它们被指定用来完成严格规定的侦察任务。侦察技术局利用苏联科学界和整个工业的科技成果，密切关注国外在这一领域的新产品，并极力利用其中最有价值的一切成果。 侦察技术局的产品具有双倍的机密性。如果走漏消息，就能是对手很快制定防范措施，从而抵消我方技术能力的效能。 该局工作人员都是有一定特长的全神贯注的人。国家安全委员会慷慨地把自己的新发明与地方工业部门分享，从来不提任何交换条件，当时也不存在任何商业性活动。完全可以实事求是地说，没有该局的产品，不论是情报侦察机关，还是反间谍情报侦察机关，或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其他部门，首先是边防部队，都不能完成本部门所面临的任务。我相信，这个局仍有远大前程，但是，这只有在一种条件下：即它如果能吸收国内外经验，并不断寻求更高水平的各种科技发现，才能变为现实。　　[编辑本段]其他辅助性部门　　1. 军事建设局 军事建设局帮助解决各业务局迫切需要的最复杂的工程项目。　　苏联KGB徽章2. 总务局 总务局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业务活动服务。在落实极其复杂的侦察措施时，假如没有物质管理保障，尤其是在意外情况下，其富有效益的工作是不可想象的。　　3. 医疗保健局 医疗保健局对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尤其是在国外工作的部分人员由于驻在地的环境引起的健康情况采取预防措施，并经常检查，及时治疗。医疗保健局甚至还制定了一套建议：让去气候条件欠佳之国的工作人员在出国前进行体质锻炼。　　4. 捷尔任斯基高等学校 捷尔任斯基高等学校向学员提供近五十种外国语的高级语言训练及专业科目知识，同时还培养高等数学、物理和其他学科的专家。 国家安全委员会拥有出色的教育培训网，学员可以接受高等教育，而工作人员则可在专业培训班为接受专门知识而进行训练和预备训练。 国家安全委员会培养边防和通信干部、密码译员、某些技术专家，保障副博士和博士论文的准备与答辩。　　5. 人事局 人事局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管理干部，在其各级单位都建有相应的人事部门。选调工作人员，接受他们参加工作并进行安置、提职，解决许多与物质保障有关的问题，办理休假奖励，选派干部参加培训和进修等等，但这些远远不是国家安全机关人事部门所从事工作的全部。 人事工作最困难的阶段是选调、研究国家安全机关工作的候选人，因为，如果此时出错，可能会在此人活动的任何阶段付出昂贵的代价。 人事局在与意外事件有关的档案分析方面向国家安全委员会各部门提供必要的帮助，这些事件包括个别工作人员的叛变、破坏军事纪律、玩忽职守等。　　[编辑本段]克格勃历任领导　　克格勃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领导人是安德罗波夫和贝利亚，安德罗波夫最后担任了苏联的最高领导人，而贝利亚在权力斗争中失败，被赫鲁晓夫以叛国的罪名处死。　　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 1917－1926　　Feliks Edmundovich Dzerzhinski　　(Belarusian language Фел?ск Эдмундав?ч Дзяржынск?,　　Polish: Feliks Dzier?yński,　　Russian: Феликс Эдмундович Дзержинский )　　维亚切斯拉夫·鲁道福维奇·缅任斯基 1926－1934年　　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亚戈达 1934－1936年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 1936－1938年　　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 1938－1941年　　弗谢沃洛德·尼古拉耶维奇·梅尔库罗夫 1941年（2－7月）　　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 1941－1943年　　贝利亚与斯大林(左后)及斯大林之女弗谢沃洛德·尼古拉耶维奇·梅尔库罗夫 1943－1946年　　维克托·谢苗诺维奇·阿巴库莫夫 1946－1951年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奥戈利佐夫 1951年（8－12月）　　谢苗·杰尼索维奇·伊格纳季耶夫 1951－1953年　　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 1953年（3－6月）　　谢尔盖·尼基福罗维奇·科鲁格洛夫 1953－1954年　　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 1954－1958年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 1958－1961年　　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谢米恰斯内 1961—1967年　　尤里·佛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 1967－1982年　　维塔利·瓦西里耶维奇·费多尔丘克 1982年（5－12月）　　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切布里科夫 1982－1988年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 1988－1991年　　3 克格勃第一总局（对外情报总局）历任领导　　米哈伊尔·阿布拉莫维奇·特里利瑟尔 1921－1929年　　阿尔图尔·赫里斯季安诺维奇·阿尔图佐夫 1929—1934年　　阿布拉姆·阿罗诺维奇·斯卢茨基 1934－1938年　　米哈伊尔·施皮格尔格拉斯 1938年（2－7月）　　弗拉基米尔·格奥尔吉耶维奇·杰卡诺佐夫 1938－1940年　　帕维尔·米哈伊洛维奇·菲京 1940－1946年　　彼得·瓦西里耶维奇·费多托夫 1946－1949年　　谢尔盖·罗曼诺维奇·萨夫琴科 1949－1953年　　瓦西里·斯捷潘诺维奇·里亚斯诺伊 1953年（3－6月）　　亚里山大·谢苗诺维奇·帕纽什金 1953－1956年　　亚里山大·米哈伊洛维奇·萨哈罗夫斯基 1956－1971年　　费奥多尔康斯坦丁诺维奇·莫尔京 1971－1974年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 1974—1988年　　列昂尼德·弗拉基米罗维奇·舍巴尔申 1988年

苏联肃反运动或称叶若夫时期，是指在1934年，苏联斯大林执政下，爆发的一场政治镇压和迫害运动。以谢尔盖·基洛夫被刺事件引发，它包括对苏联共产党内部的清洗以及对无辜人员的迫害，这段时期典型的现象包括无处不在的政治审查、到处都存在的怀疑间谍破坏、做秀公审、关押和死刑，使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状态，同时也使苏联的党、政、军失去了一大批优秀骨干，使社会主义失去了一次自我完善的机会。

克格勃主要机构有“对外谍报局、国内反间谍局、军队管理局、边防军管理局、总务局、克格勃驻外站组等。克格勃系统工作人员曾一度达到50多万名，总部机关有1万人，间谍、反间谍和技术保障等部门有20万人，边防军30万人，此外，在全国有150万线人，在国外有25万谍报人员，年预算为100亿美元。克格勃一直是苏联对外情报工作、反间谍工作、国内安全工作和边境保卫等工作的主要负责部门，是一个凌驾于党政军各部门之上的“超级部”，是一个超然的机构，它只对中央政治局负责。 克格勃的职权领域大致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反间谍部门相当。在1930年代，由亚戈达和叶若夫领导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成为“大清洗”的工具。冷战期间，“克格勃”的职能过大，涉及国内所有领域，凌驾于苏联党和政府之上，在国际上也成为红色恐怖的代名词。苏联的间谍情报机构曾与美国并驾齐驱，以实力和高明而著称于世，在某方面甚至超过美国。自苏联剧变以后，俄罗斯继承其衣钵，但其力量大为削弱，经过调整以后，又以新的面孔出现，重新活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