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词解释（沉郁顿挫；古文运动；笔补造化；不平则鸣；西昆体）

桐城派名词解释如下：清代古文运动中的正宗流派。为方苞所开创，继有刘大櫆、姚鼐等加以阐发。因其代表人都是安徽桐城人，故称为「桐城派」。道光、咸丰年间的曾国藩正式打出“桐城派”旗号，他在《欧阳生文集序》中，称道方、刘、姚善为古文辞后，说：“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自此，以桐城地域命名的“桐城派”应运而生。“桐城派”在清代文坛上影响极大。时间从康熙时一直绵延到清末；地域超越桐城，遍及国内。桐城派的“载道”思想和“义法”理论，适应了清朝统治者提倡程朱理学的需要，故得以常盛不衰。他们在矫正明末清初“辞繁而芜，句佻且稚"的文风，促进散文的发展方面也起了一定作用。清代散文流派。创始人方苞，继承发展者虽众，但影响最大的主要是刘大櫆和姚鼐。因为方、刘、姚都是安徽桐城人，程晋芳、周永年便戏谓姚鼐说：“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姚鼐《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从此学者转相传述，号桐城派，时在乾隆末年。

桐城派是中国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亦称桐城古文派，为方苞所开创，继有刘大櫆、姚鼐等加以阐发。因其代表人都是安徽桐城人，故称为桐城派。桐城派以其文统的源远流长，文论的博大精深，著述的丰厚清正，风靡全国，享誉海外，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显赫地位，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座丰碑。正式打出“桐城派”旗号的，是道光、咸丰年间的曾国藩。他在《欧阳生文集序》中，称道方、刘、姚善为古文辞后，说：“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自此，以桐城地域命名的“桐城派”应运而生。桐城派的文章特点：桐城派的文章，内容多是宣传儒家思想，尤其是程朱理学；语言则力求简明达意，条理清晰，清真雅正，他们的许多散文都体现了这一特点。桐城派的文章，在思想上多为“阐道翼教”而作；在文风上，是选取素材，运用语言，只求简明达意、条例清晰，不重罗列材料、堆砌辞藻，不用诗词与骈句，力求“清真雅正”，颇有特色。桐城派的文章一般都清顺通畅，尤其是一些记叙文。

桐城派的解释清 代散文流派。其代表人物 方苞 、 刘大櫆 、 姚鼐 ，皆 安徽 桐城 人，故名。桐城派提倡学习先 秦 、两 汉 及 唐 宋 八大家 散文。 讲究 “义法”，主张“义理、考据、词章”三者并重。要求语言雅洁，文以载道，其作品一般内容贫弱，往往流于空洞。是 清 代极有 影响 的散文流派。 词语分解 桐的解释 桐 ó 〔泡（ 〔 梧桐 〕见“ 乷 ）桐〕落叶 乔木 ，叶大，开白色或 紫色 花，木材可做琴、船、箱等物。梧”。 部首 ：木。

桐城派： 　　是清中叶最重要的散文流派，因其代表人物方苞、刘大、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所以被称为“桐城派”。其散文理论的基本特征是：以程朱理学国思想基础，以为清王朝政权服务为目的，以先秦两汉和唐宋八大家的古文为楷模，在文章体制和作法上有细致规则的系统散文理论。方苞是桐城派的创始人，其散文理论的核心是“义法”二字;姚鼐使桐城派理论更加完整和系统化，提出了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兼备的理论，并在自己周围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作家队伍。 　　铁崖体： 　　元代后期诗人杨维桢号铁崖，他所作宫词、竹枝词和古乐府在当时极为流行。由于其能自成一派，仿效者很多，故世称“铁崖体”或“铁体”。 　　台阁体： 　　从永乐到天顺年间，以宰辅权臣杨士奇、杨溥和杨荣为代表的一批文人垄断了文坛。他们的创作内容以粉饰太平、歌功颂德为主旨。所用文体以诗为主，兼及散文，其中除朝廷诏令奏议外，多属应酬、题赠或应制、颂圣之作，风格雍容华贵，典雅工丽。由于他们均为台阁重臣，地位特殊，故使这种文风在社会上风靡一时，以致沿为流派，称台阁体。 　　唐宋派： 　　是出现在明代中期嘉靖年间，以反拨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的复古理论为主要目标的文学派别，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和归有光。他们的基本观点是反对以文采取代道统，主张恢复唐宋八大家的散文传统，倡导文道统一。 　　同光体： 　　实为晚清宋诗运动之第三期。他们不明言宗宋而称“不墨守盛唐”，即以学宋为主，而不以此自限。称“同光”乃出于标榜，以上承道光、咸丰以来的宋诗传统自居，其实“同”字所指同治并无着落，改称“光宣”更切实际。这派诗人的创作多始于光绪中叶以后，故同光体即是指称光绪、宣统以至民国后的宋诗派。同光体诗人中以陈三立成就，沈曾植、郑孝胥等为重要员。 　　汉魏六朝诗派： 　　道光、咸丰之际，湘人王贻运独树一帜，其论诗首尊“八代”，明言复古，其诗作亦刻意模仿。邓辅纶、高心夔为该派的两位主要作者。史称这一诗派为汉魏六朝诗派，亦称湖湘诗派。当时此派诗名甚盛，但后之论者一致指认其“墨守古法”，甚至讥其为“假古董”，故在邓、高二位谢世之后，此派即告衰微。

性灵说：中国古代诗论的一种诗歌创作和评论的主张，以清代袁枚倡导最力。它与神韵说、格调说、肌理说并为清代前期四大诗歌理论派别。一般把性灵说作为袁枚的诗论，实际上它是对明代以公安派为代表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袁宏道《序小修诗》)诗歌理论的继承和发展。遗民诗人：清初诗坛，有一批由明入清的诗人，他们保持自己的民族气节，对时末清初的战乱和民生疾苦铭刻在心，对清统治者在政治上采取不合作态度。拒绝入仕为官。他们用诗歌揭露清兵暴行，颂扬抗清英烈，坚持民族气节，寄托故国哀思，诗风慷慨苍凉、激昂悲壮。这一类诗人被称为遗民诗人，其代表人物为顾炎武、吴嘉纪和屈大均。古文三大家：魏禧,汪琬、侯方域并称为“清初三家”。（散文）桐城派：是我国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亦称“桐城古文派”，世通称“桐城派”。它以其文统的源远流长，文论的博大精深，著述的丰厚清正，风靡全国，享誉海外，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显赫地位，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座丰碑。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被尊为桐城派“四祖。

　　晚期桐城派作家的职业形态与近代文学生产密切相关。两代作家经历了从幕僚、教育家到职业作家的现代转型，家庭经济状况与传统士人“文以载道”理想促成了这种选择。幕僚与传统教育职业对于桐城派文风的转变和现代文学心理建构的积淀起到了重要作用。新式教育和职业作家虽然给晚期桐城派提供了现代转型的平台，但也给桐城派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 　　[关键词]职业形态；文学生产；桐城派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6－0105－04 　　孟祥栋(1978－)，男，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文学与文化。(上海　200444) 　　晚期桐城派是指自曾国藩开创的桐城中兴后期到新文化运动兴起之间的桐城派。从作家构成来看，主要为两代人：曾门四弟子吴汝纶、薛福成、黎庶昌、张裕钊等幕僚群体；桐城嫡传马其昶、姚永概、姚永朴、吴闽生及追随者林纾、严复等人。晚期桐城派作为从主流走向末路的传统文派，作家的生活形态新旧更迭，从职业归属上来说，具有从幕僚、教育家到职业作家的转换过程。这一职业形态不仅影响了作家的文学生产与文学理念，也彰显了中国文学现代化过程中作家的艰难选择与文学现代性变革的曲折。 　　一、千年变局带来多元的职业归属 　　关于桐城派作家的职业身份，有学者认为：早期桐城派大多是由一批既非显宦亦非隐士组成的纯粹文人集合而成的特殊的作家群体。实际上，桐城派鼻祖戴名世、方苞、刘大、姚鼐均是有功名之人，他们的生活经历在中国传统士人的两种主要职业，即从政与教育之间交替进行，文学创作是行有余力时所作。中兴时期桐城派依托曾国藩幕府蔚为大观。晚期桐城派作家遭遇社会结构变革与民族危机，大多仕途多蹇，他们在新兴的社会职业中崭露头角，更有人以近代独立文人的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晚期桐城派的第一代以曾门四弟子为代表，他们不仅均曾在幕府中任职，还在书院传道授业解惑。不同的是薛福成，他在曾国藩过世后，到福州书局谋职，操持笔耕生涯。这一代桐城派作家中，黎庶昌、薛福成还作为参赞、大使出使国外，吴汝纶晚年赴日本考察，在身份认同与世界视野上都超越了中期作家。晚期桐城派的第二代人，也是桐城派末代作家，既有弃官从商，创办实业的先驱张謇，也有到英国海军留学并创办报纸、传播西方文化的严复。桐城派嫡传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兄弟一直坚守古文传统，但也曾与严复、林纾同在京师大学堂这一新式高等教育机构任职。即使是桐城派殿军吴闽生也曾任教育部次长、国务院参议，作家的职业归属出现了新质。 　　中国传统文人安身立命的两个最重要职业是从政与教育，文学创作大多数时候只是一种“副业”。王水照指出：文学作品与经济利益发生关联始于“润笔”习俗，但此非通过市场渠道的交换行为，其作品是产品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商品。多数贫寒之家的文人职业路线是穷困时在私家授徒，考取功名之后学而优则仕，兼济天下，退隐后主讲书院。出身富贵之门的则是少时读书怡情，云游四方，中年入仕、晚年退隐到教育。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从政可以致君尧舜上，实现文道一统；委身书院可以教书育人、传播学术。二者都既是文人乐于安身立命的职业选择，也是士子的主要收入来源，早期桐城派作家的职业归属大体如此。 　　19世纪中期，中国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士人的职业路线发生了重大转折。首先是职业的多元化，由传统文人的从政或教育发展为从政、幕僚、教育与其他职业，这与晚清中国所面临的危机及总体的社会结构发生变化有关。其次是传统文人在新兴职业中崭露头角，尤其是驻外使节与现代学堂和自由撰稿人这三个环节值得重视。研究界已经达成共识，近代中国引进西方思潮、传播西方思潮的主导者是传教士与留学生以及新文化运动主力干将。但从桐城派作家担任驻外时节来看，起先导作用的应是传统士人。再次，晚期桐城派士人的传统职业能力在下降，新兴职业能力在急剧提高。晚期桐城派的曾门四弟子中，只有吴汝伦功名至进士，严复只是赐文科进士。其余主要作家均未取得较好的功名，失去在传统社会获取较高社会地位的资本。但是，他们务实学、古文功底深厚，无论做幕僚还是译书撰文都游刃有余。最后，对于桐城派末代作家来说，走商业化写作或者投身实业成了全新选择。他们面临巨大的社会挑战，坚守桐城派写作理念可以获得少量传统士人的青睐，但生活物质来源匮乏；投身现代性创作，意味着放弃已有的文学、文化理想，多数作家都在这两者的调和中艰难摸索。鉴于晚期桐城派作家职业本身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我们暂且以幕僚、学堂、译书撰稿三个职业，择部分晚期桐城派两代作家进行研究，窥其职业状态及其文学生产之间的关系，从职业归属的角度探讨桐城由中兴走向末路的原因。 　　二、幕府和传统学堂对桐城派的正向推进作用 　　曾门四弟子最主要的职业是幕僚与学堂主讲。吴汝伦与张裕钊先后任莲池书院山长，对桐城文风在北方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吴汝纶、张裕钊、薛福成、黎庶昌等人当都是“夷难定倾”之人才。更为有意思的是，桐城能文诸老，率以经术道义相高，而曾国藩在江南平定太平天国时，经常招携宾客，泛舟秦淮，饮酒赋诗，以相娱嫉。作为幕僚不仅可以获取生活物质，进入仕进便捷之道，且与曾国藩这样的大家相互切磋还能增进学术与文学造诣，这是晚期桐城派作家乃至其他文士想要加入幕府的重要原因。 　　曾国藩以兵事、饷事、吏事、文事四端训勉僚属，吴汝伦虽属专司文事者，也经常参与全局事务处理。唐文治曾专门比较曾国藩幕府和李鸿章幕府的不同，觉得佐曾公幕时日有进益，佐李公幕十余年则故我已然。在曾幕中人争濯磨，事理愈细，文思亦愈精。在李幕则人争揣摩其意，无越范围者，而文思乃日隘。参与晚清重大的社会事件以及相对稳定的学术切磋氛围，对于晚期桐城派作家的文学生产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最为明显的是古文主题与意境的开拓。有研究者认为：晚期桐城派之所以衰亡，它不是强调以当下的“事”作为写作的根本原则，既难以使所写之“物”具有时代个性。又不能从具体的“事”当中开创出新的文体。他们反复讨论“义法”、“声音”，这一现象也说明他们的古文很难具有参与社会实践的功能。事实上，吴汝伦、薛福成等恰恰是因所涉实务于世有裨益，于曾国藩有启发才招入幕。纵观吴汝伦古文，除碑铭、墓表、谱序、寿序等传统主题外，还有大量介绍西学书籍的序、代曾国藩、李鸿章拟的各类奏折，远远超出之前的桐城文范畴。这些如何应对军事、文化、经济危机的古文是传统士人对近代中国走向的前瞻性思考，文章务实，对局势分析到位，同时具有宏观视野，是经世致用的好文。

一、“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意思：《昭明文选》是妖孽之学，桐城派都是些散布荒谬之人。是白话文运动的先锋们贬抑文言文的说法。注：①《昭明文选》：又称《文选》，是中国现存的最早一部诗文总集，由南朝梁武帝的长子萧统组织文人共同编选。②桐城：即桐城派，是我国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亦称“桐城古文派”，世通称“桐城派”。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曾国藩。二、“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由来：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接着，陈独秀以革命者的姿态，响应胡适,在《新青年》第2卷第6号发表《文学革命论》，将矛头对准旧文学，视前后七子和归有光、方苞、刘大櫆、姚鼐等人为“十八妖魔”。同时,在这一期《新青年》的通信栏内，还刊载了钱玄同致陈独秀的一封信，这封信里钱玄同首次使用了“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说法。之后，这两句话成了批判桐城和文选两派的锐利武器,。目桐城为谬种，选学为妖孽”也成了人们的共识。这两句口号由于指明了文学革命的对象，在当时深受欢迎，所发挥的作用，亦不言而喻。今天，人们已经牢固地将“谬种”和“桐城”,“妖孽”和“选学”联系在一起。尽管有人会觉得它不可避免地具有偏激性，但往往因为它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巨大作用而忽略它的不足。扩展资料：白话文运动20世纪早期中国文化界中，一群受过西方教育（当时称为新式教育）的人发起了一次革新运动。1919年5月4日前夕，陈独秀在其主编的《新青年》刊载文章，提倡民主与科学（德先生与赛先生），批判传统纯正的中国文化，并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一方面，以胡适为代表的温和派，则反对马克思主义，支持白话文运动，主张以实用主义代替儒家学说，即为新文化运动滥觞。在这一时期，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这一运动并成为五四运动的先导。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白话文运动

性灵说：是对清中叶袁枚的诗歌理论的概括，主张诗歌表现诗人的个性和灵感，表现诗人的真情实感，反对摹拟古人和堆砌典故，反对无病呻吟。袁枚的性灵说继承了公安派的进步文学观，又吸取了神韵派重个性的观点，既反对形式主义又反对拟古主义，是一种进步的文学理论，但是过分强调“性灵”，主张“师心”，忽视了社会生活在创作中的重要作用，是其历史局限。“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随园诗话》卷五）“作诗不可无我”“有人无我是傀儡也”（《随园诗话》卷七）这一在“吟咏性情”的基点上构成完整体系的诗歌理论，冲破了传统与时代风尚，对格调模拟复古，肌理考据文学，神韵纤巧修饰，浙派琐屑给予有力的冲击，是晚明文艺思潮的隔代重兴，为清诗开创了新的局面。遗民诗人：清初最富有时代精神的诗歌是遗民的作品。据卓尔堪《明遗民诗》辑录，有作者四百馀人，诗歌近三千首，比南宋遗民诗在数量和质量上皆有过之。著名的诗人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吴嘉纪、屈大均、杜濬、钱澄之、归庄、申涵光等，他们受传统的民族思想、爱国主义熏陶，反对清朝的民族压迫与歧视，虽然出发点仍是儒家的“严夷夏之防”，如顾炎武所说：“君臣之分，所关者在一身；夷夏之防，所系者在天下。”(《管仲不死子纠》，《日知录》卷七)但在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特定时期，怀抱救世拯民思想，关注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奔走呼号，以“有亡国、亡天下”区分朝代更替和民族沉沦，用“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的生存危机和民族忧患，唤醒人心，复兴家国，显然包含着反对压迫和侵略的正义性和爱国精神，在当时激励了汉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也对后世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遗民诗人用血泪写成的诗篇，或悲思故国，或讴歌贞烈，或谴责清兵，或表白气节，具有抒发家国之悲和同情民生疾苦的共同主题，体验深切，感情真挚，反映易代之际惨痛的史实与民族共具的感情，笔力遒劲，沉痛悲壮，肇开清诗发展的新天地。古文三大家：写作文学散文的有被称为“清初三大家”的侯方域，魏禧和汪琬。（清初三大家：侯方域、魏禧、汪琬，以写作文学散文见长，《清史稿》卷 四九一《侯方域》末云：“方域健于文，与魏禧、汪琬齐名，号‘国初三家"”。）桐城派：清代最著名，影响最大的散文流派，创始人方苞、刘大櫆、姚鼎集大成，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因而得名。方苞提出“义法”，“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抽象地说，义是指内容，法是形式，义法即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但它的本质，是将程朱理学的道统与韩欧的文统加以继承，并合二者为一体，创作出他所理想的散文集。这种理论的目的当然在于维护封建统治，但它把我国散文创作的优良传统加以归纳，提出了完整的理论体系无疑是有历史功绩的，刘大櫆师事方苞、又是姚鼎之师，是桐城派承先启后的人物。他在方苞“义法”的基础上，提出一些散文创作的具体主张，一强调作文的目的是“明义理，适世用”，二要达到这一目的的必须依靠作家的“能事”，即创作才能，三作家必须运用自己的才能将作为的材料“文理、书卷、经济”与作为的手段“神气、音节、字句”结合起来。姚鼎是桐城派理论的完成者。他的理论大致有如下四个方面，一他认为古文创作的最高境界上，他提出“义理”“考据”“文章”三者统一的主张，“义理”是古文的内容，“文章”是表达的方式，与手法，“考证”则是使内容翔实可靠，三在学习古文方面，他主张由“粗”入“精”，即从文章的形式入手，去了解文章的内容，作者的气质。四他在美学上把古文分为“阴柔”与“阳刚”两大类。对二者不分轻重，认为都是美的。姚鼎的创作成就高于方、刘。对后世的影响也比他们大。属于桐城派的作家，为数可以百计，其成就较大者，有姚门四弟子，方东树、管同、梅曾亮、姚莹等。到晚清则有曾国藩创湘乡派。使桐城派余波一直到“五四”前而不断。方苞《左忠毅公逸事》刘大櫆《书荆柯传后》《送姚女臣传南归序》姚鼎《登泰山记》《游灵岩记》《李斯论》方苞、刘大櫆、姚鼐被尊为“桐城三祖”。“姚门四杰”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桐城派代表人物：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 鼐，姚 莹，曾国藩，吴汝纶，马其昶。希望我的回答能对你有所帮助。

1，通史：连贯地记叙各个时代的史实的史书称为通史，如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也可称为通史。因为他记载了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时代，历时三千多年的史实 2，楚辞 --《楚辞》是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3，乐府-- 中国秦、汉至隋代的宫廷音乐机构。后世亦指有关音乐文学的体裁。 4，公安派 --明代后期,湖北公安人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反对道统,提倡性灵,表现了诗文革新的思想,因三人是兄弟,因此被称为公安三袁,又称为公安派.5，桐城派 --“桐城派”是清代中叶最大的散文流派。代表作家有方苞、刘大櫆、姚鼐，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故称“桐城派”。6，临川四梦 --临川四梦指明代剧作家汤显祖的《牡丹亭》《紫钗记》《邯郸记》《南柯记》。7，九流十家--先秦至汉初学术思想派别的总称。西汉学者刘歆作《七略》，其中《诸子略》将先秦和汉初诸子学派分为十家，即：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家，并分别指出其学术渊源及主要特点。十家中小说家属于艺文，除去不算，称为九流。8前后七子-- 指明代诗歌流派,即明七子。

古文辞类纂名词解释如下：《古文辞类纂》是清人姚鼐编撰的一部具有较大影响的古代散文选集。旨在为人们提供范文，启示古文写作门径。本书是近代著名学者高步瀛笺释，现存稿本一部、清抄本一部。旨在为人们提供范文，启示古文写作门径。本书是近代著名学者高步瀛笺释，现存稿本一部、清抄本一部。高氏笺释姚鼐《古文辞类纂》，考订翔实，穷源竞委，贯通古今，卷帙浩繁，文字细密，条理井然。为高氏平生花费精力最大，亦最能体现其学术造诣之作。高氏此著作，对研究古代散文史与传统文化极有助益，可惜成稿后一直未曾刊印。七十五卷，按文体分十三类，选录战国至清代的 古文 辞赋七百七十四篇。所选作品以“唐宋 八大家 ”为主，亦选录战国、秦汉及明清的作品。卷首序目略述各类文体特点及源流。是代表“桐城派”散文观点的选本。清代姚鼐编《古文辞类纂》是代表“桐城派”散文观点的一部选本，曾颇流行。所选文章，以唐代韩愈、柳宗元、宋代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即所谓“唐宋八大家”之作为主；其前选入战国、秦汉的部分作品，其后选入明代归有光、清代方苞、刘大口的作品，中间选入少数元结、李翱、张载、晁补之的作品。

你问的是什么？所有的名词解释吗？1.风、雅、颂——《诗经》六义之三，《诗经》也就由风、雅、颂三部分组。成。其本质上一种音乐的分类，由音乐而得名。“风”的意思是“乐调”，《诗经》中“风”包括十五“国风”。即：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这十五个地方音乐演奏乐歌。有诗一百六十篇；“雅”就是表现王朝正统内容的乐歌，分为“大雅”“小雅”。大雅多颂美，小雅多怨刺。有诗一百零五首；“颂”是用于宗庙祭祀得舞曲乐歌，分为“周颂”“鲁颂”“商颂”，有诗四十篇。　　2.《左传》——原名《左氏春秋》，作者不详，司马迁认为是鲁人左丘明。其成书约在战国初年，是一部编年体史书。《左传》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止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记载了255年的历史。此外还附录鲁悼公四年至十四年韩、魏、赵三家灭智氏的史实。《左传》详细记载了这一时期各国政治，军事、文化、外交等诸方面的活动，真实描写了当时从天子衰微、诸侯争霸到诸侯衰落、大夫专权的重大历史变迁，再现了重大历史事件及有关的诸侯、卿大夫等各类人物的活动。　　3.《战国策》——一部战国时期史料汇编，其作者并非一人。西汉后期刘向整理得文三十三篇，按国别分为十二国策，定其名为《战国策》。记载了自战国初年至秦灭六国前二百四十年间的部分历史。书中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谋臣策士的言行，映现着当时政治，外交上重大事件和纷纭复杂的历史。其思想内容主要是重士尚利，重权借。此书在文学上有较高成就：善于运用寓言和比喻说理，刻画了许多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叙事说理气势奔放、语言流畅，对后世散文、辞赋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前人称其为“辨丽横肆，亦文辞之最。”　　4.诸子散文——战国诸子百家的散文。战国时期，由于周天子权威不复存在，多个政治中心并存使得不同学说得以自由发展。于是，出现了儒家、墨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纵横家、农家、杂家、小说家等众多学派，形成了诸子百家。他们纷纷著书立说，大胆发表各自的观点，个性鲜明，针贬时弊，推动了各国政治文化的发展。其代表作品有儒家的《论语》、《孟子》、《荀子》，墨家的《墨子》，道家的《老子》、《庄子》，法家的《韩非子》以及纵横家的《战国策》等。其中以《庄子》的文学性最高。而《荀子》《韩非子》在体式和技巧上则达到了成熟。诸子散文的整个发展过程是由语录体，如《论语》逐渐演变为像《韩非子》一类的论说文。由集体记录发展为个人记录，体式与手法都日益完善。　　5.百家争鸣——春秋末期，由于士的阶层的兴起，这些人致力于各种理论学说的创造，产生了具有不同思想、学术倾向的诸子百家，由于战国时期，宽松的文化环境，使得诸子百家纷纷著书立说，大胆发表各自的观点，形成了百家争鸣。其代表人物儒家的孔子、孟子、荀子，墨家的墨子，道家的老子、庄子，法家的韩非子。　　6.浩然之气——孟子提出的道德修养主张“吾养吾浩然之气”。所谓浩然之气，通过“义”的积累而成，“至大至刚”“充塞于天地之间”。表现为崇高的无所畏惧的精神境界和心理状态。　　5.逍遥游——《庄子》里的第一篇文章，“逍遥游”指不借任何外力，也不受任何外力束缚的遨游。是庄子所追求的最高人生境界，是“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辨，无所待而游于无穷”的绝对自由的境界。庄子认为人在世间生活，受到社会的各种束缚，自身的限制等诸多因素，为了实现人生自由，就必须使自己从世俗的价值标准、外在功利和一己小我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精神上和宇宙和谐交融，达到天地共生，万物和一的境界。逍遥游是心灵的遨游，但并非随心所欲的主观冥想，是独具特色的体道方式。后世也把它作为人生的一种境界。　　6.楚辞——战国后期，楚国屈原等人在楚地民歌的基础上创作的一种富有南方地方特色的新诗体。西汉末年，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定名为《楚辞》。从此，“楚辞”成为一部诗歌总集的名称。楚辞是浪漫主义的代表作品，诗歌多用“兮”字咏叹。　　7.九歌——本是古代的一首乐歌名，据《山海经》记载，是夏启从天上偷来的。屈原的《九歌》是他在流放江南时创作，沿用了古《九歌》的名称，在楚国民间祭神乐歌的基础上加工创造而成的祭歌。包括《东太皇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等十一篇作品。诗歌形式上，保持着原始歌、舞、乐三者合一的痕迹。内容充满了浓厚的巫文化色彩和原始的、大胆开放的爱情因素。借助于人于神或神与神的爱情故事展开抒情，间接表现了屈原的理想和要求。　　8.散体大赋——汉代辞赋的一种形式。这类作品从战国时期纵横学说发展而来，其文风与先秦诸子有很大联系。大多数是空有讽刺之名，而似贬实褒、似讽实劝的为统治者扬威颂圣的文字。不仅在形式上篇幅巨大，文字铺排堆砌，而且都是假设三、两人，让他们互相攻驳辨难，最后让代表天子立场的一方获胜。其代表作品有：枚乘的《七发》、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扬雄的《长杨赋》、《羽猎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两京赋》。　　9.互见法——《史记》中描写人物的一种方法，为了不伤害人物的统一性，而同时又能忠实于史实，司马迁把一些不宜在本传写的材料安排到别的篇章中，使得人物形象的个性特征更加鲜明。这就是所谓的“互见法”。（05年已考）　　10.《古诗十九首》——东汉末文人五言诗的代表作。最早见于《昭明文选》，南朝萧统编这部书时，将东汉末年一些无名氏作家的作品十九首选编在一起，称为《古诗十九首》。这些诗篇反映了当时下层文人彷徨失意、感时伤世的苦闷，充斥着一股忧郁感伤的情调。《古诗十九首》艺术成就很高，叙事、写景、抒情达到水乳交融的境地，标志着古代诗歌发展的新阶段。（01年已考）　　11.建安风骨——建安诗歌的独特风格。“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建安时期，正处于汉魏易代之际，这一时期文学的主要代表有“三曹”“七子”和女诗人蔡琰。他们掀起了文人五言诗的创造高潮。其作品直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真实而广泛反映了动乱的社会现实和人民苦难，展示了广阔的时代生活画面；抒发了作家建功立业的理想壮志和积极进去的精神；同时也流露了人生短促、壮志难酬的悲凉幽怨情绪。特点是意境宏大，笔调明朗，形成雄健深沉、慷慨悲凉的风格，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个性特色。于是，后人把这种独特风格称之为“建安风骨”钟嵘《诗品》“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故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04年已考）　　12.永明体——齐梁时期，一种新体诗的名称。源于齐武帝永明年间声律学说的发展，周颙总结出“平、上、去、入”四种声调，即“四声”。同时，沈约提出了八种必须避免的声病。确立了以“四声”“八病”为核心的声律说。诗人们把声律说自觉运用于诗歌创作，产生了面目一新的新诗体就是“永明体”。其代表作家有谢眺、沈约、王融等。（05年已考）　　13.宫体诗（徐庾体）——“宫体”之名始于梁简文萧纲。宫体诗以描绘女性体态、生活为主要内容，风格雕饰绮艳。由于统治者和文人附和，宫体诗成为梁陈时期诗歌主流，代表人物主要有：梁代萧纲、萧绎、徐摛和徐陵父子、庾肩吾和庾信父子，陈代有陈后主以及“狎客”江总、孔范等人。因为徐摛、徐陵父子和庾肩吾、庾信父子均以写艳体诗著称，又把这种形式讲究的艳体诗风称为“徐庾体”。宫体诗虽为诗歌史上一种不良倾向，但它进一步发展了永明体，推动了诗歌由自由表现的古体诗向法度森严的格律诗转变。　　14.上官体——初唐上官仪的诗歌十之八九是奉和应诏之作，绮错婉媚，时谓“上官体”。　　15.沉郁顿挫——杜甫诗歌的主要风格。沉郁顿挫都是指感情而言。“沉郁”有深挚、沉雄、郁结、抑塞之意，主要指感情的力度、浓度、深度，侧重于“意”、“思想”。“顿挫”有抑扬顿挫、句断意连、波澜起伏之意，主要指感情表达的层次、节奏，侧重于“法”“表现”。沉郁顿挫之间有紧密联系，是指感情特别充沛深厚而又无法一下倾吐出来，仿佛有东西梗塞其间，几经反复终于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了。（05年已考论述。04已考）　　16.大历十才子——指唐大历年间的十位诗人。其出处最早见于姚合《极玄集》所载，计：李端、卢纶、钱起等十人。但后来一些文献记载都有所不同，因此，大历十才子又成为一个不确定的概念。大历诗人的诗风清丽空静，省净纤巧，但内容贫乏。其中成就最高者当推卢纶、钱起。（司空曙“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　　16.气盛言宜——韩愈主张的散文创作理论。在孟子“养气说”和梁肃“文气说”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一条为文的原则。“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认为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及文章的情感力量是写好文章的关键。“气”是修养的结果，其中不仅有道德因素，还源于个性禀赋和社会实践的精神气质，情感力量。当“气”极度喷盈而出时，文章就会写得好有动人力量。　　17.行卷、温卷——唐代科举考试时士子“行卷”“温卷”之风盛行。士子在应试之前，常把先以所作诗文投献名公巨卿，以求荣誉，称为“行卷”。见《云麓漫钞》“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故常用作"行卷".”唐代士人行卷，逾日又投，谓之"温卷"“。”行卷“”温卷“之风盛行对唐传奇的繁荣产生了一定影响。　　18.变文——寺院僧侣向听众作宣传的一种说唱体长篇叙事通俗文学。主要指唐代敦煌变文。内容包括讲唱佛经故事和世俗故事两类。讲唱佛经故事主要宣传禅门佛理和封建迷信如《大目乾连冥间救母》、《降魔变文》等；讲唱世俗故事变文富有生活气息和现实意义如《孟姜女变文》、《董永变文》、《伍子胥变文》等。　　19.花间词派——得名于词集《花间集》。五代时期，赵崇祚把晚唐五代词风相近词人温庭筠、韦庄等十八家词共五百首，编成了我国最早的一部文人词总集《花间集》。因为这些文人都奉温庭筠为祖进行词创作，词风大体相近，“花间词派”由此而得。花间词是供歌妓伶工演唱的曲子词选本，是齐梁宫体与晚唐五代倡风相结合的产物。内容大多是冶游宴乐，男女私情，风格也都难逃辞艳情柔得窠臼。（03年已考）　　20.词——是一种文体，它的特定含义是依照燕乐府乐曲所定的乐段乐句和音节声调而填写的歌词。词有各种不同的曲调，每个曲调都有一个名称，谓之词牌，如《菩萨蛮》、《苏幕遮》、《忆江南》、《念奴娇》等。每首词，可以无题目，但绝不可无词牌。词是依曲填写的，所以每个词牌都有固定的乐谱，这就决定了每个词牌的句数，每句的音节，也就决定了词本身的句数、字数、用韵的位置及平仄关系，也就是说，每个词牌都有固定的格式，即所谓“调有定格，字有定声”。词是供演唱用的，一支乐曲演奏一遍叫一阙，所以一段歌词也叫一阙，或称一片。一般的乐曲演唱时要重复一遍，所以词一般也就分为上下两阙。只有一段歌词的词称单调，当然后世也有一首词有三阙或四阙的。词又根据篇幅的大小分为小令、中调和长调，长调又称慢词。1 西昆体——北宋初期以杨亿﹑刘筠看来这种类型的人是你喜欢的对象钱惟演为主要代表人物的诗歌，其重要标志是《西昆酬唱集》，他们主要学习晚唐诗人李商隐的近体律诗，夸大了李诗的形式美，注重对偶，喜欢用典，堆砌辞藻，崇尚纤巧，追求华艳，在内容上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总体来说，西昆体形式精美，内容空洞　　2 易安体——因李清照号易安居士，故其词称为“易安体”，其特点有三，其一，用通俗易懂的文学语言和明白流畅的音律声调作词其二，“易安体”融入了国家兴亡的深悲巨痛，又不失婉约词的本色，具有凄婉悲怆的格调其三，“易安体”有倜傥丈夫气。　　3 山谷体——是指北宋诗人黄庭坚的诗，黄庭坚字山谷他的诗的特征是：生奇瘦硬，其艺术特色是：1以学杜诗为宗旨，重视句法发展了拗句﹑拗律的体制2强调“无一字无来处”，用典以故为新，变俗为雅，点铁成金，夺胎换骨3好奇尚硬，造语洗净铅华，独标隽旨，风格生新瘦峭峻，但兼有浏亮芊绵的一面。　　4 一祖三宗——是指江西派标榜和效法的诗歌作家，一祖指杜甫，江西诗派标榜要向杜甫学习，特别是杜诗高度的艺术技巧，学习杜诗的句法﹑字法甚至模仿杜诗的七律形式，但却忽略杜诗的情感特征。三宗指的是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其中以黄庭坚的诗歌理论和创作理论作为学习和模仿的关键，在作诗时强调“无一字无来处”，“点铁成金”，“夺胎换骨”。　　5 江西诗派——指北宋以黄庭坚为主，以他的诗歌风格为特点形成的一个诗歌流派，因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而得名，图中首列黄庭坚，次列陈师道，共二十五人，江西诗派远学杜甫，以黄庭坚的诗歌为典范。　　6 骚雅词派——指的是姜夔词的艺术特征概括出来的，即“清空”与“优雅”。　　7 诚斋体——杨万里创作的诗歌，被称为“诚斋体”，由江西入，不由江西出，是“诚斋体”得以成立的前提，以日常生活中的小情趣为题。写得活泼自然，风趣淡谐，以新奇的眼光看待身边的一切，捕捉那稍纵即逝的景象，用敏捷灵巧的手法，描绘充满生活小情趣的特定场景，有想象新奇风趣，语言通俗明快，风格流转圆活的特点，“诚斋体”以绝句最为出色，主要学习借鉴了王安石的“半山体”和唐人的“晚唐体”。　　8 半山诗——半山，是王安石晚年在江宁居住的地方，他这个时期的诗歌被编订为《半山集》，亦称为“半山诗”，主要体裁是绝句。　　9 江湖诗派——是继永嘉四灵而兴起的一个诗派，以戴复古﹑方岳为代表，因陈起刊刻《江湖集》而得名，他们流转江湖，结诗酬唱，多效四灵体，崇尚晚唐体的清巧之思，意于苦吟，尽量白描，以不用事为贵。　　10 晚唐体——指南宋以“四灵”诗作为代表的创作风格，主张向晚唐学习，四人诗遂极工，出于贾岛﹑姚合的苦吟诗风，专为格律诗，意平语诡，多有伧气，有冲淡平和，轻灵清寒的境界。“四灵”费心苦吟，刻意求工，是其局限性。　　11 诸宫调——指取同一宫调的若干曲牌联成首尾一韵的短套，再用不同宫调的短套联成长篇的说唱体文学形式。由韵文和散文两部分组成，歌唱与说白相间，属于叙事体。　　12 楔子——是元杂剧剧本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来说，楔子篇幅较短，没有专门的故事情节，常常放在剧本的开头，起到交待剧情的序幕的作用，有时楔子也放在折与折之间，起到过渡承接的作用。　　13 科范——剧本的组成部分之一，指剧本所规定的演员的主要动作﹑表情及舞台效果等提示性文字，简称科。　　14 折——是音乐单位，一折里用同一宫调的一套曲子。　　15 话本——是“说话人”说话所依据的底本，原只是师徒的“说话”的书面记录。并不是让人看的书面著述，原为口语体，现改编成可供阅读的话本小说了。　　16 公安派——指明代后期受李贽“童心说”影响而提出的因主要人物袁宗道﹑袁中道﹑袁宏道。他们均是湖北公安县人而得名，其核心理论是主张袁宏道提出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　　17 复社——明末江南士大夫主张改良政治的文学结社之一，明天启时江南张溥，陈贞惠等初结应社，崇祯之年又集合南北文社中人，会于苏州虎丘，取兴复绝学之义，成立复社，继东林党后以讲学批评时政，主要作家有陈子龙等。　　18 台阁体——是明代初期以杨士奇﹑杨溥﹑杨荣为代表的作家群及创作，这些作家多是朝廷重臣，在创作上内容平乏，以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为主，但他们也表现出一个共同的倾向，即十分重视诗歌的艺术形式，在风格上显得典雅华丽。　　19 唐宋派——是出现在明嘉靖年间以反驳李梦阳为代表的前七子的复古理论为主要目标的文学派别，代表人物有于慎中﹑唐顺之﹑茅坤和归有光等，基本观点是反对以文采取代“道统”，主张恢复唐宋时期以理学为主导的“文道合一”的传统。　　20 阳湖派——清代以恽敬﹑张惠言为代表的散文流派。恽敬是常州阳湖人，后继者多是其同乡，故名。恽﹑张均是桐城派刘大櫆的再传弟子，但其不满桐城派古文的清规戒律，作文既取儒家经典，又参以诸子百家之书，文风较为恣肆，成为桐城派的支流。　　21 桐城派——是清代中期重要的散文流派，其代表人物有方苞﹑刘大櫆﹑姚鼐，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所以称为“桐城派”，“桐城派”散文的基本理论特征是以程朱理学为思想基础，以清王朝政权为服务目的，以先秦两汉和唐宋八大家的古文为楷模，在文章体制和作法上有细致规则的系统化的散文理论。　　22 一人永占——指清代初期李玉的四部著名杂剧作品，是指《一捧雪》﹑《人兽类》﹑《永团圆》﹑《占花魁》这四部作品从不同的角度表现出了李玉的爱情和婚姻理想，同时也借助这些作品抨击明末以来世态炎凉，具有明显的现实性。　　23 南社——是中国近代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潮的到来而出现的一个进步文学团体，代表作家有：陈去病﹑柳亚子﹑高旭，提倡民族气节，倡导民主革命，自觉的利用文字进行各种反清活动。　　24 诗界革命——指发起于19世纪后半期的一次文学改良运动，这些作家主要有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他们试图以诗歌为工具，传播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提倡“我手与我心”，诗界革命尽管成就不高，但表现出一腔爱国主义民主思想，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先导作用。

清末四大词人：况周颐、王鹏运、朱祖谋、郑文焯齐名合称晚清四大词人,亦称“清季词学四大家”. 同光体：近代学古诗派之一.“同光”指清代“同治”、“光绪”两个年号.光绪九年（1883）至十二年间,郑孝胥、陈衍开始标榜此诗派之名,说是指“同、光以来诗人不墨守盛唐者”. 代表作家郑孝胥、陈衍、陈三立 宋诗运动：清代模仿宋诗格调的一派.要求学古却不沉迷于古.目前学界大体将近代“宋诗派”的形成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指道光、咸丰年间,以程恩泽、祁寯藻、何绍基、魏源、曾国藩、郑珍、莫友芝等为代表的倡言宋诗者；第二阶段指同治、光绪、宣统时期兴起的学宋诗潮,代表人物有陈三立、郑孝胥、陈衍、沈曾植等. 桐城中兴：桐城派在近代的“中兴”,并非仅因“国藩功业即光耀一世,‘桐城"亦缘以增重”,而主要是由于梅曾亮等一批近代桐城派作家,提出了“因时”、“救时”等新的文学主张,并使其作品成为鼓吹反帝爱国、维新改良、变法图强等时代主旋律,从而实现对传统古文的“近代转换”.认清这个问题,有助于确认梅曾亮等“因时”、“救时”文学在近代的突出地位,全面评价近代桐城派古文的功过,对于我们正确处理白话丈与古文的关系,实现对传统的“现代转换”,颇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中国古代文学名词解释如下：1、吴江派是以沈为代表的注重戏曲格律的传奇派别。他的曲论核心是强调“场上之曲”，一是格律至上，是推崇语言“本色”，从剧本有利于舞台演出的角度要求文辞服从格律，服从观众，强调剧本的舞台性。沈是吴江人，赞同并依其曲论进行创作的作家，多为其子侄、门生及追随者等。故这个明末著名的传奇派别称为吴江派。2、性灵说清代中叶，真正与宗唐、宗宋的道统文学观相对、继承晚明以来的主情传统的，是以袁枚为代表的性灵诗派。袁枚接过公案派“独抒性灵”的口号，认为写诗要抒发人的真性情。从强调个人性情出发在文学史观上他主张文学进化论，认为每个时代都应当有自已的文学。基于此，他对清代以来的神韵派、格调派、肌理派等予以全面的批判和排斥，表现了反传统、破偶像、反墓拟、求创新的特点。性灵派的主要成就在诗歌，与袁枚主张和诗相似的诗人还有郑燮、赵翼和黄景仁等。3、湘乡派曾国藩是成同时期桐城文派的中兴缔造者，他对桐城文派的承续和改造，可谓适逢其时、因势利导、深中肯繁。桐城派的中兴既表现于曾国藩本人的创作中，也体现于曾门弟子对其古文理论的实践曾文大体以学识宏能、持论坚劲、入情切理、骈散杂厕、声采炳焕、雄奇瑰伟为特色。在当时腾播人口，为其门弟子所膺服，其古文理论也成为衡文标准，造就一时风气。桐城派衰而复振，又因曾氏文自成一家而列籍湘乡，故有“湘乡派”之称。张裕钊、黎底昌、薛福成和吴汝纶为主力。

阳湖派名词解释是中国清代乾隆、嘉庆时期的散文流派。拓展资料如下：1.阳湖文派的得名，起自光绪初年张之洞《书目答问》，这本目录列举清代古文家文集时，分为“桐城派古文家”、“阳湖派古文家”、“不立宗派古文家”。这时候，阳湖文派的创始人恽敬、张惠言已去世半个多世纪。“阳湖文派”不仅它的名称是后人“加给”的。2.而且它的创始人也是后人“推选”的，甚至它的成员也是后人“认定”的。阳湖文派的作家们，他们在世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已经“开宗立派”，“阳湖派”的得名，是阳湖籍的一群作家们“自成一队”的创作实绩得到世人的推崇，他们的文学主张得到世人的承认所致。3.包世臣在《读大云山房文集》中论述恽敬的创作时说：“古文自南宋以来，皆为以时文之法，繁芜无骨势。茅坤，归有光之徒，程其格式。而方苞系之，自谓真古矣，乃与时文迩近。子居（恽敬）归、方邪许之时，娇然有以自植，固豪杰之士哉!”4.包世臣这篇文章，作于道光元年（1821年），距恽敬去世4年“归、方邪许”是形容桐城派声势之盛。“娇然有以自植”是说恽敬与归有光、方苞的观点、作法不同而别有建树。也就是说，阳湖古文相对于桐城古文而言，“别有建树”。5.“桐城”称派，一般都认为始于姚鼐称“天下文章，出于桐城”一语。这是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姚鼐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一文中的话。6.桐城派作为一代古文的正宗，而阳湖派相对于桐城派而“别有建树”，所以，近代以来讨论阳湖派，总离不开阳湖与桐城两派的关系问题。一是强调两派相承的一面视阳湖派为桐城派的旁支别系；一是强调两派相竞的一面，视阳湖派为摆脱桐城派影响的独立文派。

1.肌理说：“肌理”二字源于杜甫《丽人行》“肌理细腻骨肉匀”之句。肌理本来是指肌肉的纹理。翁方纲借用肌理论诗，理是指义理和文理。义理为“言有物”，指以六经为代表的合乎儒家规范的思想和学问；文理为“言有序”，指诗律、结构、章法等作诗之法。义理为本，通变于法，以考据、训诂增强诗歌的内容，融词章、义理、考据为一体。翁方纲以学问为诗，用韵语做考据，遭到袁枚“错把抄书当作诗”（《仿元遗山论诗绝句》）的批评。翁方纲的肌理说实际上是王士禛神韵说和沈德潜格调说的调和与修正。他用肌理给神韵、格调以新的解释，目的在于使复古诗论重振旗鼓，与袁枚的性灵说相抗衡。2.西昆体： 西昆体——北宋初期以杨亿﹑刘筠看来这种类型的人是你喜欢的对象钱惟演为主要代表人物的诗歌，其重要标志是《西昆酬唱集》，他们主要学习晚唐诗人李商隐的近体律诗，夸大了李诗的形式美，注重对偶，喜欢用典，堆砌辞藻，崇尚纤巧，追求华艳，在内容上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总体来说，西昆体形式精美，内容空洞。3.阳湖派：清乾隆，嘉庆期的散文流派，因代表人物张惠言、恽敬都是江苏阳湖人相关书籍，故而得名“阳湖派”。此外，还有庄述望、庄献可、陈石麟等。这一派古文家，在总体上是以桐城派为宗，和桐城不同的在于，除了取法《六经》、唐宋八大家外，兼取法子、史、杂家，在许多方面有突破。他们对桐城派大家都有批评。恽敬以刘大櫆文“识卑且边幅未化”、“字句极洁而意不免芜近”；评姚鼐“才短不敢放言高论”；甚至方苞文章也有不足，“旨近端而有时而歧，辞近醇而有时而窥。”为矫桐城派卑弱狭窄之陋，主张加强作家的才学修养，提出“文集之衰，当起之以百家”。但在理论和创作上，都不及桐城派影响大。恽敬(1757—1817)，字子居，号简堂，阳湖(今江苏武进)人，乾隆四十八年举人，历官浙江富阳、新喻等县知县，为官清正，颇有治绩。有《大云山房文稿》 8卷。尤以碑志写作出色，颇得史法。张惠言又是常州词派创始人。其古文风格骏逸，较桐城派为旷达，也比较讲求词采。当桐城派散文在文坛影响极盛之际，阳湖文人恽敬、李兆洛，武进文人张惠言（阳湖、武进二县皆属今江苏常州），接受桐城派影响的同时，提出了一些不同的主张，世称阳湖派。4.江湖诗派：“江湖诗派”是南宋后期继永嘉四灵后而兴起的一个诗派，因陈起刊刻的《江湖集》而得名。当时书商陈起与江湖诗人相友善，于是刊售《江湖集》、《续集》、《后集》等书，后人以《江湖集》内诗气味皆相似，故称之为江湖诗派。《江湖集》中所录诗人大部分或为布衣，或为下层官吏，身分卑微，以江湖习气标榜。江湖诗人时时抒发欣羡隐逸、鄙弃仕途的情绪，也经常指斥时弊，讥讽朝政，表达不与当朝者为伍的意愿。江湖诗人中成就较著的是戴复古和刘克庄。 5.诚斋体：诚斋体的得名是源于杨万里。杨万里号诚斋，故称为诚斋体。他的诗歌学习江西诗派，最后摆脱前人的束缚而自成一家，取得了更高的成就。诚斋体的风格特征是活泼自然，饶有谐趣，形成诚斋体的要素之一是诗人把自己的主观情感最大程度地投射在客观事物上。要素之二是杨万里做诗想象奇特，但是不用奇奥生僻的字句，却用浅近明白的语言和流畅直至的章法，近于口语。

　　虞山诗派　　概念简介　　明末清初以常熟虞山命名的东南诗坛重要流派。以钱谦益为首，包括其门生冯舒、冯班、瞿式耜，族孙钱曾、钱陆灿及吴历等。　　编辑本段艺术特点　　虞山诗派最大的特点是学古而不泥古，积极主张诗歌革新并能取诸家之长而自成风格，对东南诗坛的繁荣作出了一定贡献。　　编辑本段代表人物　　钱谦益 (1582～1664)官至南明礼部尚书，被推为东南诗坛祭酒。因政治上屡经沉浮，故早期诗歌中流露忧国忧民的思想，晚年所作则多亡国之臣怀念故朝之音。由于体裁独特，内容充实，一扫明末盲目摹古空虚诗风，开创了清初诗坛清朗活跃的新局面。著有《列朝诗集》、《初学集》、《有学集》等。 　　冯班(1602～1671)与兄冯舒并称"二冯先生"，自《诗经》以下逐一考订渊源，功力深厚，为中国诗歌史上的著名诗论家，著有《定远集》。瞿式耜所作《浩气吟》，气贯长虹，可与文天祥《正气歌》相比美。冯班曾师从钱谦益，反对七子、竟陵和严羽《沧浪诗话》，著《钝吟杂录》专摘严羽以禅喻诗之谬。他的诗歌沉丽细密，锤炼藻绘，根柢徐、庾而出入温、李，抒发古国悲痛，婉而多讽。《题友人〈听雨舟〉》借画以抒明亡之恨，《余生》在隐居的平静里翻滚复国的希望，《有赠》则托古喻今：“隔岸吹唇日沸天，羽书惟道欲投鞭。八公山色还苍翠，虚对围棋忆谢玄。”以史实和今景的交融写出讽刺南明不能御敌的故国哀思，寄托深沉而含蓄有味。冯班论诗有独到之处，诗歌也有个人的面目和特色，并以标榜晚唐李商隐而自张一军，势力颇大，使虞山派“诗坛旗鼓，遂凌中原而雄一代”，后来的吴乔和赵执信，或继承或私淑冯班诗论，批评王土慎的神韵说，可说是虞山诗派的馀波涟漪。[1] 　　钱曾(1629～1710)著《交芦集》、《判春集》。 　　钱陆灿 (1612～1698)是继钱谦益之后的虞山诗派第二盟主，著有《调运斋诗文随刻》等。 　　吴历(1632～1718)著《三巴集》。

通常考古代文学都是用袁本的，其它方向的古代文学则用游本．山东师范大学2001年古代文学试题 一 填空（每题1分，共20分） 1，（ ）是我国浪漫主义文学的萌芽，它对后代文学的影响很大。 1．《诗经•大雅》中的（ ）、《公刘》、《帛》、《皇矣》、《大明》等五篇古老的民族史诗，叙述了周始祖后稷建国至武王灭商的历史。 3，“匠石运斤”这一寓言出自（ ）一书。4 《狱中上梁王》的作者是（ ）5．《吴越春秋》的作者是（ ） 6 ( ) 的《刺世疾邪赋》深刻的揭露了统治者自私贪婪的本质。7 嵇康的 （ ）是一片有浓厚文学意味和大胆反抗思想的散文。 8．鲍照的《 》一文，描写了九江、庐山一带谚云变幻，气象万千的景色。9“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是 （ ）对他自己诗歌语言的生动概括。10 。诗人（ ）善于从多方面学习别人的长处，曾说“不薄今人爱古人，转益多师是吾师”。11 （ ）所著的《霍小玉传》叙述了歌姬霍小玉与李生李益的爱情故事。12．春风又渡江南岸 是宋代诗人（ ）的诗句。13．黄庭坚是 （ ）诗派的诗人。14．《李逵负荆》的作者是（ ）15 李攀龙是明代 （ ）的代表人物。16 复社是（ ）代的爱国文社。17 “南施北宋”是指施闰章和（ ）18 清初著名的满足词人是 （ ） 19 桐城派的支派阳湖派的代表人物是恽敬和（ ）20 《己亥杂诗》的作者是（ ） 二、名词解释（每题3分，共15分）1 风骚 2。《史记》的体例。3 韩孟诗派 4 竟陵派 三、简答题（每题7分，共35分）1． 简述汉大赋的代表作家及其基本艺术特色。2． 简述李商隐七言律诗的艺术成就。3． 周邦彦词的艺术成就主要有几点4． 《西厢记》的艺术成就主要有哪几个方面5．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有哪几个特点。 四、论述体（共30分） 1． 试论陶渊明的归隐与其诗歌创作的关系2． 结合作品谈《水浒传》人物描写的艺术成就。 山东师范大学2002年古代文学试题 一、填空( 15分) 1 东汉后期,毛诗有儒学大师( ) 为作笺,遂压倒”三家诗”而大行于世. 2 “匠石运斤”这一寓言出自（ ）一书 3.陶渊明的< ＞表现了对美好女子刻骨铭心的思慕． 4（ ）的《北山移文》对“缨情好爵”的虚伪隐士有所讽刺。 5．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出自（ ）的《燕歌行》 6 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 出自( )的＜山中寡妇＞ 7．唐代传奇小说，多数收入宋初李昉等编辑的《 》中。 8西昆派以（ ）编《西昆酬唱集》而得名。 9“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是陆游《 》中的名句。 10 《赵氏孤儿》的作者是 （ ） 11吴江派的代表人物是（ ） 12 归有光是明代 （ ）派的代表人物。 13清初诗人以（ ）为最著名 14 （ ）论诗主张“肌理说”。 15 （ ）被称为“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 二、名词解释（每个3分） 1 骈文 2 新乐府运动 3 话本4 临川四梦 5 桐城派 三 简答 （每题8分） 1 《左传》的文学成就 2王维山水田园诗的艺术成就 3、愈散文的语言特点 4、辛弃疾词的思想内容 5、《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 四 论述30分 1《古诗十九首》的艺术成就。 2《红楼梦》人物形象塑造的艺术成就。 山东师范大学2003年古代文学试题 一、填空 1．“夙兴夜寐，靡有朝以“出自《诗经•卫风• 》 2．鹬蚌相持 的故事出自《战国策•（ ） 策> 3 吴越春秋的作者是 ( ) 4 ( ) 的< 与山巨源绝交书>是一篇富有文学性和反抗思想的名文. 5 沈宋是指初唐诗人沈全期和 ( ) 6 柳永<雨霖羚>写道 ( ) ,更那堪冷落清秋节 7 金元之际最杰出的诗人是 ( ) 8 明代 唐宋派 散文创作成就最高的是 ( ) 9 晚明张潽的( )歌颂了苏州市民与阉党斗争的事迹． 10 清代袁枚论诗，深受明代（ ）的影响 ． 二、名词解释（20分） 1 文心雕龙 2 初唐四杰 3 辛派词人 4 南社 简答题（40分） 1 简述曹植诗歌“骨气其高、词采华茂”的具体表现 2 简述霍小玉的形象特征 3 简述陆游诗歌的艺术成就。 4简述《聊斋志异》的思想内容。 5 简述桐城派的代表作家及其主要古文理论观点。 四 论述（任选一题，25分） 1 试论屈原《离骚》与《九章》在思想内涵和艺术表现上的异同。 2 试论《西厢记》的艺术成就。 五 作品分析评论（每个25分，共50分。题目 角度自拟，每题不少于600字） 1 江淹《别赋》节选 黯然销魂者••••••••意别魂之飞扬。 2 杜甫《登高》 山东师范大学2004年古代文学试题 填空： 1《生民》、《 》《绵》《皇矣》《大明》等诗，叙述了周始祖后稷建国至武王灭商的历史。 2“腴辞云构，夸丽凤骇”是齐梁文论家（ ）对枚乘 七发 艺术构思特色的评价。 3 王符《 》是东汉中后期著名的政论著作。 4 （ ）的《与吴质书》悼念忘友，凄楚动人。 5．（ ），赋体物而浏亮，出自陆机的《文赋> 6. 韩愈的< 进学解>的含义是( ) 7中堂诗人( ) 曾自称 五言长城。 8 黄庭坚诗歌的风格特征是（ ） 9 《淮海集》的作者是（ ） 10 （ ）是南宋后期骚雅词派的最高代表。 11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有句云“论功若准平吴例，（ ）。 12 现在认为最早的话本集是（ ） 13《喻世明言》又名《 》 14 不提防余年值乱离 是《 》中的句子。 15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是（ ）常不去口的诗句。 16《革命军》的作者是（ ） 名词解释（20分）1 《古诗十九首》 2 。沈宋 3 台阁体 4 《阅微草堂笔记》 简答题（24分）1 宋玉《九辨》的艺术特色。 2 杜甫诗歌的地位与应县 3 与《长生殿》比较，说明《桃花扇》艺术构思的特点。 论述 （40分） 1 论述辛弃疾词的艺术成 2 怎样评价《三国演义》中的“义”？ 评论写作： 要求：不能少于800字，题目自拟，评论角度自选。 曹植《美女篇》 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体，珊瑚间木难。罗衣何飘摇，轻裾随风还。顾盼遗光彩，长啸气若兰。行使用息驾，休者以忘餐。借问女安在，乃在城南端。青楼临大路，高门结重关。容华耀朝月，谁不希令颜？媒氏何所营？玉帛不时安。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众人徒嗷嗷，安知被所观？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 注释：木难：传说中金翅鸟唾沫结成的碧色的珍珠。 希：钦慕 。嗷嗷:众口喧哗声. 山东师范大学2005年古代文学试题 一、名词解释 1 赋比兴 2 世说新语 3江西诗派 4 三言二拍 二、简答 1 《史记》在塑造人物上的特点 2柳宗元的散文特色 3《西游记》是如何塑造人物形象的 三、论述： 1元代杂剧兴盛的原因2。苏轼词的成就及对开拓性的作用 评论：根据下面材料写一篇评论性的文章，题目自拟，题材角度不限，1500字左右。 节妇吟 张籍 君知妾有夫， 赠妾双明珠； 感君缠绵意， 系在红罗襦。 妾家高楼连苑起， 良人执戟明光里。 知君用心如日月， 事夫誓拟同生死。 还君明珠双泪垂， 恨不相逢未嫁时。 此诗一本题下注云：“寄东平李司空师道”。 李师道是当时藩镇之一的平卢淄青节度使，又冠以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头衔，其势炙手可热。中唐以还，藩镇割据，用各种手段，勾结、拉拢文人和中央官吏。而一些不得意的文人和官吏也往往去依附他们，韩愈曾作《送董邵南序》一文婉转地加以劝阻。张籍是韩门大弟子，他的主张统一、反对藩镇分裂的立场一如其师。这首诗便是一首为拒绝李师道的勾引而写的名作。通篇运用比兴手法，委婉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单看表面完全是一首抒发男女情事之诗，骨子里却是一首政治诗，题为《节妇吟》，即用以明志。 此诗似从汉乐府《陌上桑》、《羽林郎》脱胎而来，但较之前者更委婉含蓄。 首二句说这位既明知我是有夫之妇，还要对我用情，此君非守礼法之士甚明，语气中带微辞，含有谴责之意。这里的“君”，喻指藩镇李师道，“妾”是自比，十字突然而来，直接指出师道的别有用心。 接下去诗句一转，说道：我虽知君不守礼法，然而又为你情意所感，忍不住亲自把君所赠之明珠系在红罗襦上。表面看，是感师道的知己；如果深一层看，话中有文章。 继而又一转，说自己家的富贵气象，良人是执戟明光殿的卫士，身属中央。古典诗词，传统的以夫妇比喻君臣，这两句意谓自己是唐王朝的士大夫。 紧接两句作波澜开合，感情上很矛盾，思想斗争激烈：前一句感谢对方，安慰对方；后一句斩钉截铁地申明己志，“我与丈夫誓同生死”！ 最后以深情语作结，一边流泪，一边还珠，言词委婉，而意志坚决。 此诗富有民歌风味，它的一些描写，在心理刻画中显示，写得如此细腻，熨贴，入情入理，短幅中有无限曲折，真所谓“一波三折”。 “你虽有一番‘好意"，我不得不拒绝。”这就是张籍所要表达的，可是它表达得这样委婉，李师道读了，也就无可奈何。 06年古代文学（大致内容） 一， 竹林七贤，元白体，诗界革命，？，？ 二， 《荀子》艺术特色，李商隐诗歌特色，《儒林外史》，？，？ 三， 《庄子》艺术特色，《水浒传》艺术分析 四， 唐人七律绝句赏析（题目类似“春江花月夜”） 山东师范大学2002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文学理论专业课试题 一、简答 1、为什么说文学话语具有意识形态性？ 2、何谓“诗艺的真实”？ 3、报告文学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二 、论述 1、举例说明文学意境虚实相生的特征。 2、阐述文学鉴赏与文学批评的关系。 山东师范大学2002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评论写作试题 学科专业名称：文艺学 、汉语言文字、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 考试科目：评论写作 一、 阅读下面的作品，写一篇评论文章，要求如下：1、 自拟题目；2、 不少于1500字；3、 可以从某一角度进行评论，不必面面俱到。 二、 论经济全球化语境中的企业文化建设。（此题只由报考文艺专业企业审美文化方向的考生选作。） 桔 子 作者：芥川龙之介 冬天的一个夜晚，天色阴沉，我坐在横须贺发车的上行二等客车的角落里，呆呆地等待开车的笛声。车里的电灯早已亮了，难得的是，车厢里除我以外没有别的乘客。朝窗外一看，今天和往常不同，昏暗的站台上，不见一个送行的人，只有关在笼子里的一只小狗，不时地嗷嗷哀叫几声。这片景色同我当时的心境怪吻合一的。我脑子里有说不出的疲劳和倦怠，就像这沉沉欲雪的天空那么阴郁。我一动不动地双手揣在大衣兜里，根本打不起精神把晚报掏出来看看。 不久，发车的笛声响了。我略觉舒展，将头靠在后面的窗框上，漫不经心地期待着眼前的车站慢慢地往后退去。但是车子还未移动，却听见检票口那边传来一阵低齿木屐的吧嗒吧嗒声；霎时，随着列车员的谩骂，我坐的二等车厢的门咯嗒一声拉开了，一个十三四岁的姑娘慌里慌张地走了进来。同时，火车使劲颠簸了一下，并缓缓地开动了。站台的廊柱一根根地从眼前掠过，送水车仿佛被遗忘在那里似的，戴红帽子的搬运夫正向车厢里给他小费的什么人致谢——这一切都在往车窗上刮来的煤烟之中依依不舍地向后倒去。我好容易松了口气，点上烟卷，这才无精打采地抬起眼皮，瞥了一下坐在对面的姑娘的脸。 那是个地道的乡下姑娘。没有油性的头发挽成银杏髻，红得刺目的双颊上横着一道道皲裂的痕迹。一条肮脏的淡绿色毛线围巾一直耷拉到放着一个大包袱的膝头上，捧着包袱的满是冻疮的手里，小心翼翼地紧紧攥着一张红色的三等车票。我不喜欢姑娘那张俗气的脸相，那身邋遢的服装也使我不快。更让我生气的是，她竟蠢到连二等车和三等车都分不清楚。因此，点上烟卷之后，也是有意要忘掉姑娘这个人，我就把大衣兜里的晚报随便摊在膝盖上。这时，从窗外射到晚报上的光线突然由电灯光代替了，印刷质量不高的几栏铅字格外明显地映入眼帘。不用说，火车现在已经驶进横须贺线上很多隧道中的第一个隧道。 在灯光映照下，我溜了一眼晚报，上面刊登的净是人世间一些平凡的事情，媾和问题啦，新婚夫妇啦，读职事件啦，讣闻等等，都解不了闷儿——进入隧道的那一瞬间，我产生了一种错觉，仿佛火车在倒着开似的，同时，近乎机械地浏览着这一条条索然无味的消息。然而，这期间，我不得不始终意识到那姑娘正端坐在我面前，脸上的神气俨然是这卑俗的现实的人格化。正在隧道里穿行着的火车，以及这个乡下姑娘，还有这份满是平凡消息的晚报——这不是象征又是什么呢？不是这不可思议的、庸碌而无聊的人生的象征，又是什么呢？我对一切都感到心灰意懒，就将还没读完的晚报撇在一边，又把头靠在窗框上，像死人一般阖上眼睛，打起盹儿来。 过了几分钟，我觉得受到了骚扰，不由得四下里打量了一下。姑娘不知什么时候竟从对面的座位挪到我身边来了，并且一个劲儿地想打开车窗。但笨重的玻璃窗好像不大好打开。她那皲裂的腮帮子就更红了，一阵阵吸鼻涕的声音，随着微微的喘息声，不停地传进我的耳际。这当然足以引起我几分同情。暮色苍茫之中，只有两旁山脊上的枯草清晰可辨，此刻直*到窗前，可见火车就要开到隧道口了。我不明白这姑娘为什么特地要把关着的车窗打开。不，我只能认为，她这不过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因此，我依然怀着悻悻的情绪，但愿她永远也打不开，冷眼望着姑娘用那双生着冻疮的手拼命要打开玻璃窗的情景。不久，火车发出凄厉的声响冲进隧道；与此同时，姑娘想要打开的那扇窗终于咯噎一声落了下来。一股浓黑的空气，好像把煤烟融化了似的，忽然间变成令人窒息的烟屑，从方形的窗洞滚滚地涌进车厢。我简直来不及用手绢蒙住脸，本来就在闹嗓子，这时喷了一脸的烟，咳嗽得连气儿都喘不上来了。姑娘却对我毫不介意，把头伸到窗外，目不转睛地盯着火车前进的方向，一任划破黑暗刮来的风吹拂她那挽着银杏譬的鬓发。她的形影浮现在煤烟和灯光当中。这时窗外眼看着亮起来了，泥土、枯草和水的气味凉飕飕地扑了进来，我这才好容易止了咳，要不是这样，我准会没头没脑地把这姑娘骂上一通，让她把窗户照旧关好的。 但是，这当儿火车已经安然钻出隧道，正在经过夹在满是枯草的山岭当中那疲敝的镇郊的道岔。道岔附近，寒伧的茅草屋顶和瓦房顶鳞次栉比。大概是扳道夫在打信号吧，一面颜色暗淡的白旗孤零零地在薄暮中懒洋洋地摇曳着。火车刚刚驶出隧道，这当儿，我看见了在那寂寥的道岔的栅栏后边，三个红脸蛋的男孩子并肩站在一起。他们个个都很矮，仿佛是给阴沉的天空压的。穿的衣服，颜色跟镇郊那片景物一样凄惨。他们抬头望着火车经过，一齐举起手，扯起小小的喉咙拼命尖声喊着，听不懂喊的是什么意思。这一瞬间，从窗口探出半截身子的那个姑娘伸开生着冻疮的手，使劲地左右摆动，给温煦的阳光映照成令人喜爱的金色的五六个桔子，忽然从窗口朝送火车的孩子们头上落下去。我不由得屏住气，登时恍然大悟。姑娘大概是前去当女佣，把揣在怀里的几个桔子从窗口扔出去，以犒劳特地到道岔来给她送行的弟弟们。 苍茫的暮色笼罩着镇郊的道岔，像小鸟般叫着的三个孩子，以及朝他们头上丢下来的桔子那鲜艳的颜色——这一切一切，转瞬间就从车窗外掠过去了。但是这情景却深深地铭刻在我心中，使我几乎透不过气来。我意识到自己由衷地产生了一股莫名其妙的喜悦心情。我昂然仰起头，像看另一个人似地定睛望着那个姑娘。不知什么时候，姑娘已回到我对面的座位上，淡绿色的毛线围巾仍旧裹着她那满是皲裂的双颊，捧着大包袱的手里紧紧攥着那张三等车票。 直到这时我才聊以忘却那无法形容的疲劳和倦怠，以及那不可思议的、庸碌而无聊的人生。 （一九一九年四月）文洁若 译 山东师范大学2003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文学理论与写作试 （一） 简答（共45分，每小题15分） 1、 文学的普遍性质和特殊性质是什么？2、 艺术灵感的特征及其产生原因是什么？3、 文学风格与创作个性的关系是怎样的？ （二） 论述（25分）联系文学批评的实践，阐述审美批评的基本特点。 二、 评论写作（50分）说明：阅读下列短篇小说，写一篇评论文章，题目自拟，篇幅1000字左右。 冯 前（略） 山东师范大学2004文学理论与写作试题 一、文学理论 （一） 简答下列问题（10分*3）1、 诗歌的基本特点是什么？2、 为什么说文学创造是一种更加自由更富于个性的创造？3、 何谓阅读期待视野？（二） 试论述文学接受活动中为什么会产生变异（20分）（三） 谈谈你对“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性质”的理解（25） 三、 写作 请阅读下列文章写一篇文学评论,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字数不少于1500字. 高等教育 强高考落榜后就随本家哥去沿海的一个港口城市打工。 那城市很美，强的眼睛就不够用了。本家哥说，不赖吧？强说，不赖。本家哥说，不赖是不赖，可总归不是自个儿的家，人家瞧不起咱。强说，自个儿瞧得起自个儿就行。 强和本家哥在码头的一个仓库给人家缝补篷布。强很能干，做过的活儿精细，看到丢弃的线头碎布也拾起来，留作备用。 那夜暴风雨骤起，强从床上爬起来，冲到雨帘中。本家哥劝不住他，骂他是个憨蛋。 在露天仓垛里，强察看了一垛一垛，加固被掀动的篷布。待老板驾车过来，他已成了个小人儿。老板见所储物资丝毫不损，当场要给他加薪，他就说不啦，我只是看看我修补的篷布牢不牢。 老板见他如此诚实，就想把另一个公司交给他，让他当经理。强说，我不行，让文化高的人干吧。老板说我看你行--比文化高的是人身上的那种东西！ 强就当了经理。 公司刚开张，需要招聘几个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年轻人当业务员，就在报纸上做了广告。本家哥讯跑来，说给我弄个美差干干。强说，你不行。本家哥说，看大门也不行吗？强说，不行，你不会把这里当成自个儿的家。本家哥脸涨得紫红，骂道，你真没良心。强说，把自个儿的事干好才算有良心。 公司进了几个有文凭的年轻人，业务红红火火地开展起来。过了此日子，那几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知道了他的底细，心里就起毛说，就凭我们的学历，怎能窝在他手下？强知道了并不恼，说，我们既然在一块儿共事，就把事办好吧。我这个经理的帽儿谁都可以戴，可有价值的并不在这顶帽子上…… 那几个大学生面面相觑，就不吭声了。 一外商听说这个公司很有发展前途，想洽谈一项合作项目。强的助手说，这可是条大鱼哪，咱得好好接待。强说，对头。 外商来了，是位外籍华人，还带着翻译、秘书一行。 强用英语问，先生，会汉语吗？ 那外商一愣，说，会的。强就说，我们用母语谈好吗？ 外商就道了一声“OK”。谈完了，强说，我们共进晚餐怎么样？外商迟疑地点了点头。 晚餐很简单，但很有特色。所有的盘子都尽了，只剩下两个小笼包子。强对服务小姐说，请把这两个包子装进食品袋里，我带走。虽说这话很自然，他的助手却紧张起来，不住地看那个外商。那外商站起，抓住强的手紧紧握着，说，OK，明天我们就签合同！ 席间，外商轻声问强，你受过什么教育？为什么能做这么好？ 强说，我家很穷，父母不识字。可他们对我的教育是从一粒米、一根线开始的。后来我父亲去世，母亲辛辛苦苦地供我上学。她说俺不指望你高人一等，你能做好你自个儿的事就中…… 在一旁的老板眼里渗出亮亮的液体。他端起一杯酒，说，我提议敬她老人家一杯……你受过人生最好的教育--把母亲接过来吧！ 山东师范大学2005文学理论与写作试题 简答1、小说的特点2、为什么说文学是一种更加自由更富创造性的活动？3、为什么在文学接受中需要填空和对话？ 论述1、文学批评的作用是什么？2、谈谈你对“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这句话的看法。 写作: 请根据下列文章写一篇文学评论,字数不少于1500字. 文章是孙犁的散文《黄鹂-----病期琐事》 黄 鹂 作者：.孙犁 . ——病期琐事 这种鸟儿，在我的家乡好像很少见。童年时，我很迷恋过一阵捕捉鸟儿的勾当。但是，无论春末夏初在麦苗地或油菜地里追逐红靛儿，或是天高气爽的秋季，奔跑在柳树下面网罗虎不拉儿的时候，都好像没有见过这种鸟儿。它既不在我那小小的村庄后边高大的白杨树上同黧鸡儿一同鸣叫，也不在村南边那片神秘的大苇塘里和苇咋儿一块筑窠。 初次见到它，是在阜平县的山村。那是抗日战争期间，在不断的炮火洗礼中，有时清晨起来，在茅屋后面或是山脚下的丛林里，我听到了黄鹂的尖利的富有召唤性和启发性的啼叫。可是，它们飞起来，迅若流星，在密密的树枝树叶里忽隐忽现，常常是在我仰视的眼前一闪而过，金黄的羽毛上映照着阳光，美丽极了，想多看一眼都很困难。 因为职业的关系，对于美的事物的追求，真是有些奇怪，有时简直近于一种狂热。在战争不暇的日子里，这种观察飞禽走兽的闲情逸致，不知对我的身心情感，起着什么性质的影响。 前几年，终于病了。为了疗养，来到了多年向往的青岛。 春天，我移居到离海边很近，只隔着一片杨树林洼地的一幢小楼房里。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一个人住在这里，清晨黄昏，我常常到那杨树林里散步。有一天，我发现有两只黄鹂飞来了。 这一次，它们好像喜爱这里的林木深密幽静，也好像是要在这里产卵孵雏，并不匆匆离开，大有在这里安家落户的意思。 每天，天一发亮，我听到它们的叫声，就轻轻打开窗帘，从楼上可以看见它们互相追逐，互相逗闹，有时候看得淋漓尽致，对我来说，这真是饱享眼福了。 观赏黄鹂，竟成了我的一种日课。一听到它们叫唤，心里就很高兴，视线也就转到杨树上，我很担心它们一旦要离此他去。这里是很安静的，甚至有些近于荒凉，它们也许会安心居住下去的。我在树林里徘徊着，仰望着，有时坐在小石凳上谛听着，但总找不到它们的窠巢所在，它们是怎样安排自己的住室和产房的呢？ 一天清晨，我又到树林里散步，和我患同一种病症的史同志手里拿着一支猎枪，正在瞄准树上。 “打什么鸟儿？”我赶紧过去问。 “打黄鹂！”老史兴致勃勃地说，“你看看我的枪法。” 这时候，我不想欣赏他的枪技，我但愿他的枪法不准。他瞄了一会儿，黄鹂发觉飞走了。乘此机会，我以老病友的资格，请他不要射击黄鹂，因为我很喜欢这种鸟儿。 我很感激老史同志对友谊的尊重。他立刻答应了我的要求，没有丝毫不平之气。并且说： “养病么，喜欢什么就多看看，多听听。” 这是真诚的同病相怜。他玩猎枪，也是为了养病，能在兴头儿上照顾旁人，这种品质不是很难得吗？ 有一次，在东海岸的长堤上，一位穿皮大衣戴皮帽的中年人，只是为了讨取身边女朋友的一笑，就开枪射死了一只回翔在天空的海鸥。一群海鸥受惊远飏，被射死的海鸥落在海面上，被怒涛拍击漂卷。胜利品无法取到，那位女人请在海面上操作的海带培养工人帮助打捞，工人们愤怒地掉头划船而去。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到房子里，无可奈何地写了几句诗，也终于没有完成，因为契诃夫在好几种作品里写到了这种人。我的笔墨又怎能更多地为他们的业绩生色？ 在他们的房间里，只挂着契诃夫为他们写的褒词就够了。 惋惜的是，我的朋友的高尚情谊，不能得到这两只惊弓之鸟的理解，它们竟一去不返。从此，清晨起来，白杨萧萧，再也听不到那种清脆的叫声。夏天来了，我忙着到浴场去游泳，渐渐把它们忘掉了。 有一天我去逛鸟市。那地方卖鸟儿的很少了，现在生产第一，游闲事物，相应减少，是很自然的。在一处转角地方，有一个卖鸟笼的老头儿，坐在一条板凳上，手里玩弄着一只黄鹂。黄鹂系在一根木棍上，一会儿悬空吊着，一会儿被拉上来。我站住了，我望着黄鹂，忽然觉得它的焦黄的羽毛，它的嘴眼和爪子，都带有一种凄惨的神气。 “你要吗？多好玩儿！”老头儿望望我问了。 “我不要。”我转身走开了。 我想，这种鸟儿是不能饲养的，它不久会被折磨得死去。 这种鸟儿，即使在动物园里，也不能从容地生活下去吧，它需要的天地太宽阔了。 从此，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再想起黄鹂。第二年春季，我到了太湖，在江南，我才理解了“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这两句文章的好处。 是的，这里的湖光山色，密柳长堤；这里的茂林修竹，桑田苇泊；这里的乍雨乍晴的天气，使我看到了黄鹂的全部美丽，这是一种极致。 是的，它们的啼叫，是要伴着春雨、宿露，它们的飞翔，是要伴着朝霞和彩虹的。这里才是它们真正的家乡，安居乐业的所在。 各种事物都有它的极致。虎啸深山，鱼游潭底，驼走大漠，雁排长空，这就是它们的极致。 在一定的环境里，才能发挥这种极致。这就是形色神态和环境的自然结合和相互发挥，这就是景物一体。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吧。这正是在艺术上不容易遇到的一种境界。 (1962年4月)

清初三大家：侯方域、魏禧和汪琬。魏以观点卓越、析理透辟见长，汪则写人状物笔墨生动，侯方域的影响最大，继承韩、欧传统，融入小说笔法，流畅恣肆，委曲详尽，推为第一。“三家”是桐城派的嚆矢。 南朱北王，即清代学者朱彝尊和王士祯的并称。 　

唐宋派是明代嘉靖年间的一个散文流派，代表人物有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他们的基本观点是反对以文采取代“道统”，主张“文道合一”的传统。唐宋派散文成就超过前后七子，但也并非俱是佳品，他们的集子中有不少表彰孝子烈妇的道学文章和应酬捧场的文字。他们主张的“胸臆”、“心源”，指的是道学家的内心世界。茅坤说：“世之文章家当于六籍中求其重心者之至而深于其道,然后从而发之为文。”(《复陈五岳方伯书》)可见他们把道看成是文的源泉,道盛则文盛。这种观点束缚了创作。同时也削弱着他们文学主张的影响力，站在道学立场是不能动摇复古派的根基的。前后七子跨越弘治、正德、嘉靖三朝，取代台阁体主持文坛风气凡百年之久，唐宋派基于自身弱点，虽也指出了复古派的毛病，却始终未能根本改变文坛局面。唯其散文创作对后世较有影响，如清代“桐城派”即继承了它的传统。

唐宋时期的文学革新运动，其内容主要是复兴儒学，其形式就是反对骈文，提倡古文。 所谓“古文”，是对骈文而言的。先秦和汉朝的散文，特点是质朴自由，以散行单句为主，不受格式拘束，有利于反映现实生活、表达思想。自南北朝以来，文坛上盛行骈文，流于对偶、声律、典故、词藻等形式，华而不实，不适于用。西魏苏绰曾仿《尚书》作《大诰》，提倡商朝、周朝古文以改革文体，未有成效。隋文帝时下诏禁止“文表华艳”，李谔上书请革文华，都没有扭转颓风。唐朝初期文坛，骈文仍占主要地位。唐太宗为文也尚浮华。史学家刘知几曾在《史通》中提出“言必近真”、“不尚雕彩”的主张；王勃提议改革文弊，但他们自己的作品，仍用骈体；陈子昂也揭橥复古的旗帜。唐玄宗天宝年间至中唐前期，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先后提出宗经明道的主张，并用散体作文，成为古文运动的先驱。韩愈、柳宗元则进一步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古文理论，并写出了相当数量的优秀古文作品，当时有一批学生或追随者热烈响应，终于在文坛上形成了颇有声势的古文运动，把散文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唐代古文运动的代表 韩愈和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代表。他们倡导古文是为了推行古道，为了复兴儒学。韩愈说，“学古道韩愈而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所以，他们的古文理论都把明道放在首位，不过韩特别强调儒家的仁义和道统，柳则主张“以辅时及物为道”（《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此外，两家的古文理论体系还包括：①主张“养气”，即提高作者的道德修养，强调“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韩愈《答李翊书》），作者的道德修养决定文章的表现形式，所以“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韩愈《答李翊书》）。②关于学习标准，主张“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同前），不仅重视经史，也重视屈原、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艺术成就，吸取他们的精英，丰富自己的写作（韩愈《进学解》、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③自创新意新词，不避“怪怪奇奇”（韩愈《送穷文》），反对模仿因袭，要求“惟陈言之务去”（韩愈《答李翊书》），认为“唯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韩愈《南阳樊绍述墓志铭》）。所以对古圣贤人的著作，要“师其意，不师其辞”（韩愈《答刘正夫书》）。④在重视艺术形式的同时，特别反对有文采而内容荒谬的作品，认为“是犹用文锦覆陷□也。不明而出之，则颠者众矣”（柳宗元《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⑤要求写作必须有认真的态度，不敢出以轻心、怠心、昏气、矜气（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⑥反对盲目地厚古非今，认为“古人亦人耳，夫何远哉”（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对“荣古虐今者，比肩叠迹”（柳宗元《与友人论为文书》）的状况表示愤慨，指出当代好作家不少，柳宗元“若皆为之不已，则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显而易见，韩、柳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在文学上是利用复古的旗帜从事文学革新，推动文学前进。 韩、柳提倡古文，在当时是经过一番斗争的。韩愈曾说：“仆为文久，每自测意中以为好，则人必以为恶矣。小称意,人亦小怪之；大称意,则人必大怪之也。”（《与冯宿论文书》）然而，面对时人的非难和嘲笑，韩愈毫不动摇。他“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不断壮大了古文运动的队伍。韩愈的学生有李翱、皇甫湜、李汉等人，他们又转相传授，推动了古文运动的开展。韩、柳诸人注意汲取口语中的新鲜词汇，提炼为一种接近口语的新的书面语言，写下了许多优秀作品，扩大了书面语言的表达功能，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新的散文传统。唐末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人写的一些讽刺现实的小品文，也都用古文体，可说是承袭了古文运动的余风。 古文运动的发展 中唐古文运动，虽然在当时文坛上取得了胜利，但骈文并未就此匿迹，晚唐以后，它还在继续流行。五代到宋初，浮靡华丽的文风再度泛滥，前蜀的牛希济在他的《文章论》中曾提出：当时文章“忘于教化之道，以妖艳为胜”。北宋初年，王禹偁、柳开又开始提倡古文，都提出文道合一的主张，但二人孤军作战，没有形成有力的运动。宋真宗朝和宋仁宗初年，以杨亿、刘筠为代表的“西昆派”，追求声律骈丽的形式主义思潮，席卷了当时文坛。到石介诸人出来，才给延续百年之久的淫靡文风以有力打击。石介著《怪说》，猛烈抨击“杨亿之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并在《上范思远书》中呼吁“二三同志，极力排斥之，不使害于道”，矢志“学为文，必本仁义”，宁死不作淫靡文章。但石介的创作，成就并不大。宋朝的古文复兴，要到欧阳修倡导之后，才形成一场运动。 欧阳修凭借其政治地位，大力提倡古文，带动了一支写作队伍。他的同辈苏洵，学生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苏轼门下又有黄庭坚、陈师道、张耒、秦观、晁补之等人，都是古文能手，各树旗帜，扩大影响，从而使宋代古文运动达到波澜壮阔的地步。宋代古文运动的主要特点，第一是主张明道。欧阳修说：“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答吴充秀才书》）苏轼说“吾所为文必与道俱”（《朱子语类》引）。这一点继承了唐代古文运动的传统。第二是不高谈学习先秦两汉而直接取法韩愈。王禹偁说“近世为古文之主者，韩史部而已”（《答张扶书》）。他们学韩的共同点，是学韩文“文从字顺”，平易近人的作风，而不学他追求奇古奥僻的偏向。因此，宋代古文，进一步奠定了韩、柳开创的新的书面语言的基础，更有利于表达思想，也更便于为人们接受，发扬了他们开创的新的散文传统的精神。明人朱右把欧、曾、王、三苏六家与韩、柳合称为“八先生”，茅坤编选了《唐宋八大家文钞》，唐、宋古文，取得了分庭抗礼的地位。明朝的宋濂、唐顺之、王慎中、归有光等人以及清朝的桐城派、阳湖派古文之所以取得一定成就，追根溯源，无一不是受到唐宋古文运动的启发或影响。唐宋古文运动，可说是中国散文发展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北宋继唐代古文运动而起的文学革新运动，主要反对以“西昆体”为代表的浮靡文风。但这场文学运动，同时对诗、文进行革新，与政治斗争关系更密切，历时更久，波及更广，参加者更多，其影响也更为深远。 北宋初年，国家统一，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社会较为安定,一部分上层士大夫便醉心太平，粉饰太平,歌功颂德，吟风弄月，以致晚唐五代以来的浮艳文风更有发展。但宋代立国，先天不足，北有辽国,疆域未完,无复汉、唐帝国气象。同时，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兼并日剧,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暴露，政治斗争日趋尖锐,一些开明的中下层士大夫文人感慨国耻，满怀国忧，要求改革政治，提倡写作反映现实的诗文，推崇韩愈、白居易，便形成了对立的文风。所以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一开始便是适应政治斗争需要而起的。其发展过程大体有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宋太祖立国至真宗朝，约为10世纪70年代至11世纪初,是初发阶段,先驱者有柳开、王禹偁、穆修、石介以及姚铉、孙复等。柳开首举“尊韩”的旗帜，提出重道致用、尚朴崇散、宣扬教化等主张，反对当时华靡文风。王禹偁也主张宗经复古，倡导写作“传道明心”的古文，强调韩愈文论“文从字顺”的一面。他推崇李白、杜甫、白居易反映现实的诗歌，反对晚唐以来淫放颓靡诗风，并在创作上实践了自己的主张，他的诗文具有现实内容，语言平易近人，风格清新悦目，显示了诗文革新运动的最初成绩。但是，他们对文学改革的倡导，在当时影响不大，而以杨亿、刘筠和钱惟演为首的西昆派华靡文风却开始泛滥。于是继起的穆修提倡为道而学文，极力反对骈文的章句声偶。他不顾流俗的诋毁，刻印韩柳集数百部在京师出售，以提倡韩柳文自任。稍后的石介，在《怪说》中指名抨击杨亿“缀风月，弄花草”，“蠹伤圣人之道”。但他们在诗文理论方面未能提出新颖切实的见解，又重道轻文，忽视文章的语言形式。除王禹偁外，这些人的散文大都有辞涩言苦之病，创作成就都不高。 第二阶段在宋仁宗朝，从11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左右,是运动形成高潮的阶段,主要代表作家先后有范仲淹、李觏、尹洙、石延年、苏舜钦、梅尧臣、宋祁、欧阳修和苏氏父子、王安石、曾巩等人。先是范仲淹在仁宗天圣三年（1025）提出的改革时弊政纲中，主张改革文风。天圣七年(1029)、明道二年(1033)，朝廷两次下诏申戒浮华，提倡散文。由于朝廷表态，主张改革文风之士接踵涌现。他们频繁往来,相互唱和,一齐向文坛积弊发起了空前有力的冲击，显示出浩大声势。李觏要求文以经世，发挥“治物之器”的作用，反对拟古和“雕锼以为丽”（《上李舍人书》、《上宋舍人书》、《原文》）。尹洙摒弃骈文，致力写作简而有法、辞约理精的古文。苏舜钦高度评价了古代设官采风的重大作用，认为写作诗文的根本目的是“警时鼓众”、“补世救失”,反对以藻丽为胜，提倡“道德胜而后振”(《上孙冲谏议书》)。梅尧臣论诗强调《诗经》、《离骚》传统,重视比兴,力贬浮艳堆砌恶习，要求诗叙人情、状物态,意新语工,景与意会，达到“平淡”高境。苏梅二人的诗风有豪放和淡远之别，但都注重反映现实的社会生活，有力地打击了西昆体无病呻吟的浮艳诗风。他们在诗文革新运动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稍后于苏、梅的欧阳修，则是这一阶段乃至整个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他在运动中的杰出作用是：①有意把诗文革新同范仲淹领导的政治改革结合起来，使古文、诗歌和文学理论批评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从而把运动更加引向了自觉和深入。②阐明理论，指引革新。他提出了“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又认为道可充实文,而不能代替文，主张作文须简而有法，流畅自然，反对模拟与古奥。他论诗重视美刺劝戒,触事感物,提出“诗穷而后工”的著名论点，强调诗人的生活遭遇对于创作的重要作用。他推崇杜甫，赞赏李白。他首创“诗话”这一评论诗文的新体式，其《六一诗话》发表了不少精辟的文论、诗论见解。他的诗文理论，指导了作家的创作实践,指引着革新运动。③改革科场积弊,罢黜四六时文。欧阳修在嘉佑二年(1057)权知礼部贡举，严格规定应试文章必须采用平实朴素的散文，坚决贬斥险怪奇涩和空洞浮华的文风。④大兴创作之风，努力提举后进。欧阳修积极写出了许多优秀散文作品，内容充实，形式新颖，平易自然,流畅宛转,曲畅旁通地叙事、说理、抒情，从而开辟了一条散文创作的通衢大道。他的诗歌在艺术上吸收了韩愈诗散文化的特点，却避免了韩诗的险怪和生僻。他的创作在诗文革新运动中起了典范作用。欧阳修爱惜人材，把一大批新老作家团结在周围。特别是他推重王安石、曾巩和苏氏父子，作为诗文革新的中坚力量，鼓励他们积极创作，保证了运动继续蓬勃发展。欧阳修采取的上述措施，作用很大，影响深广，使革新运动达到高潮，取得胜利。 第三阶段从宋英宗朝至哲宗朝，约11世纪50年代至11世纪末，是运动的完成阶段，主要代表作家是王安石、曾巩、苏轼、苏辙以及黄庭坚、秦观等人。王安石把诗文革新作为推行“新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提出文章的内容应有关“礼教治政”,“务为有补于世”,“以适用为本”（《上人书》等）。他一再痛斥“章句声病，苟尚文辞”（《取材》）的倾向，在诗歌方面独尊杜甫。曾巩、苏辙、王令等人，也各自以其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在运动的深入发展中发挥了骨干作用。而领导这次运动取得全胜的是苏轼。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文坛领袖。他提出诗文应“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凫绎先生诗集叙》),号召作家要“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但他很重视文学艺术的特征，一再指出：文学本身有如精金美玉，自有定价（见《答刘沔都曹书》等）。他又提出了“随物赋形”、“辞达”、“胸有成竹”、“传神写意”、“诗中有画”等著名论点，指导当时的创作。他的诗文词赋，都体现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苏轼也重视人才。被称为“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以及陈师道等人，都成了北宋后期杰出的作家，对北宋文学繁荣都作出了贡献。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唐代古文运动之后，又一次把古代文学、特别是散文以及文论的发展推进了一大步。此后,以“唐宋八大家”为代表的古文传统,一直为元明清散文家奉为正宗，而明清散文更多取法于欧阳修、曾巩、苏轼等。诗歌方面，欧阳修、王安石、苏轼也给予南宋金元诗以及明代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清代宋诗派以深刻的影响。但是，由于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带有“正统”观念,也有要求文学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意味,助长了诗的散文化和“以议论为诗”的概念化倾向，为南宋理学家的散文所师法。这就表现出这一革新运动在思想上的历史局限。 古文运动的成就 唐代古文运动在我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的主要贡献，就是扭转了长期统治文坛的形式主义潮流，继承了早期散文的优良传统并有所创新和发展，从而开创了散文写作的新局面，拨正了古代散文的发展方向。宋代及宋以后的散文，其主流就是在唐代古文运动所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的。

就是散文发展的四个阶段。我国古代散文的发展历程：(1)先秦散文：包括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诸子散文以论说为主，如《论语》《孟子》《庄子》；历史散文是以历史题材为主的散文，凡记述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文章和书籍都是历史散文，如《左传》。(2)两汉散文：西汉时期的司马迁的《史记》把传记散文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东汉以后，开始出现了书、记、碑、铭、论、序等个体单篇散文形式。（3）唐宋散文：在古文运动的推动下，散文的写法日益繁复，出现了文学散文，产生了不少优秀的山水游记、寓言、传记、杂文等作品，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也在此时涌现。(4)明清散文：明代先有“七子”以拟古为主，后有唐宋派主张作品“皆自胸中流出”，较为有名的是归有光。 以桐城派为代表的清代散文，注重“义理”的体现。

1，《国风》是《诗经》的一部分。大抵是周初至春秋间各诸侯国华夏族民间诗歌。国风是《诗经》中的精华，是华夏民族文艺宝库中璀璨的明珠。国风中的周代民歌以绚丽多彩的画面，反映了华夏劳动人民真实的生活，表达了他们对受剥削、受压迫的处境的不平和争取美好生活的信念，是中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2，元嘉三大家指的是南朝时期活跃在文坛的三位诗人：鲍照、谢灵运、颜延之，他们在注重描绘山川景物、讲究词藻的华丽和对仗的工整方面有相互类似之处，被称为“元嘉三大家”。3，宋代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欧阳修六位散文家也称宋六家。4，临川四梦，又称玉茗堂四梦。临川文学的经典名作，指明代剧作家汤显祖的《牡丹亭》《紫钗记》《邯郸记》《南柯记》四剧的合称。前两个是儿女风情戏，后两个是社会风情剧。或许“四剧”皆有梦境，才有“临川四梦”之说，或许“四剧”本身就是其毕生心血凝聚成的人生之梦。5，文界革命是梁启超在1899年提出的口号，要求打破桐城派古文藩篱，推广平易畅达的新文体。

国风《诗经》的一部分。大抵是 周 初至 春秋 间各诸侯国的民间诗歌。包括《周南》、《召南》和《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也称为“十五国风”，共一百六十篇。作品大多体现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对统治阶级的罪恶有所揭露，广阔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但也不尽是民间作品。文章四友指初唐诗坛崔融、李峤、苏味道、杜审言四位诗人，他们的诗歌以宫廷应制奉和之作，内容贫弱，文辞浮艳。其中，杜审言较有成就。胡应麟《诗薮》说：“初唐无七言律，五言亦未超然。二体之妙，杜审言实为首倡。”他在游宦之中写了一些感情真挚的好诗。半山体诗歌北宋文学家、政治家王安石退居江宁后，诗风发生了重大变化，远离了政治、社会，多写山水自然。形式上以绝句为主，很少长篇古体;艺术上讲究炼字、对仗，意境优美含蓄，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后人将他这一时期的诗风称为"半山体"。清初古文三大家清初散文，时有被称为“清初三大家”的侯方域、魏禧和汪琬。魏以观点卓越、析理透辟见长，汪则写人状物笔墨生动，侯方域的影响最大，继承韩、欧传统，融入小说笔法，流畅恣肆，委曲详尽，推为第一。“三家”是桐城派的嚆矢。

　　《史记》在我国比较广泛地传播流行，大约是在东汉中期以后。它成为司马迁著作的专称，也开始于这个时候。在这以前，《史记》都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记》和简称“太史公”。据现知材料考证，最早称司马迁这部史著为《史记》的，是东汉桓帝时写的《东海庙碑》。到唐朝时候，由于古文运动的兴起，文人们对《史记》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当时著名散文家韩愈、柳宗元等都对《史记》特别推崇。宋元之后，欧阳修、郑樵、洪迈、王应麟各家，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赞赏《史记》的文笔。于是《史记》的声望随日俱上，各家各派注释和评价《史记》的书也源源不断出现。　　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俗称“三家注”的《史记集解》（刘宋时裴駰注）、《史记索隐》（唐司马贞注）和《史记正义》（唐张守节注）。《集解》兼采当时裴駰所能见到的前人有关《史记》诸书的研究成果，并一一注明作者名字。一丝不苟。《索隐》进一步指出了《集解》中考证不当的错处。并对《史记》原文提出辨正，发语警辟。《正义》的作者长于舆地之学，对《史记》中地名的考证尤为精辟。读《史记》原文，同时注意看一看这三家注，对原书会有更进一步的理解。1959年中华书局重新标点排印的《史记》，就是与这三家注合刻的本子。

　　1 晚清文学革新运动　　(1)在维新运动直接促助下，出现了突破传统的观念和形式，以适应社会改良与变革要求的尝试，其中包括提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新诗派，让诗歌 “适用于今，通行于俗”的“诗界革命”，将小说的政治宣传与思想教化功能极大提高，企求达到“改良群治”和“新民”目标的“小说界革命”。以及要求打破桐城派古文藩篱，推广平易畅达的“新文体”的“文界革命”。(2)在晚清，袭廷梁呼吁提倡过白话文，为后来的文学革命大力倡导白话文造成一种蓄势。(3)清末民初，域外小说翻译大盛，打破思想封闭状态，开始参与世界文学“对话”，晚清域外小说输入造成的开放态势被文学革命承续并扩展。　　2 《新青年》杂志　　1915年9月，《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新文化运动以此为肇始，1917年迁京，1919年借五四运动大势将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推向高潮。《新青年》集中代表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特色，主编陈独秀在发刊词《敬告青年》中提出“人权，平等，自由”的思想，确认“人权平等之说兴”与“科学之兴”“若舟车之有两轮”。是推进现代社会进化的基本条件。《新青年》倡导民主与科学精神，提出“要从西方请进德先生和赛先生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在《新青年》集结的急进知识分子主要从两方面推进思想启蒙运动：其一是重新评判孔子，抨击文化专制主义，倡导思想自由，其二是广泛引进和吸收运用西方文化。1918年1月号起，《新青年》改由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半农，沈尹默，钱玄同轮流编辑，鲁迅撰稿。　　3 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的关系　　新文化运动直接促成了文学革命，而文学革命又成为新文化运动最重要最有实绩的一部分，文学革命的性质与导向，成就与局限都与新文化运动息息相关。(1)蔡元培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促进了“新思想，新学术”发展，新文化运动借北大学术的自由空气推波助澜，导致了1919年五四爱国学生运动，文学革命在这种背景下发生。(2)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推动了一场旨在反对文言，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文学革命。这场革命的先驱者一身二任，同时又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文学革命自然纳入新文化运动轨道，成为新文化运动最坚实有力的组成部分，表现出浓厚的思想启蒙功利色彩。　　4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　　(1)1917年2月号《新青年》上，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表明了坚定的文学革命立场，文中提出“三大主义”作为“文学革命”的征战目标：“曰推倒雕琢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平民文学，曰推倒陈腐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2)陈独秀从内容到形式对封建旧文学持批判否定态度，从启蒙角度抨击旧文学与“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互为因果，主张已“革新文学“作为革新政治，改造社会之途。　　5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　　(1)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从“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文学进化论角度，认为文言文作为一种文学工具已丧失活力，中国文学要适应现代社会必须进行语体革新，废文言而倡白话。(2)他提出文学改良应从八事着手，即：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3)此八事从不同角度针砭了旧文坛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流弊，粗浅触及了文学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文学的时代性与社会性及语言变革等问题，初步阐明了新文学的要求与推行白话语体文的立场。(4)胡适在文中提出要确认白话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正宗地位，宣称白话文取替文言文以建设新文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此文是文学革命的发难之作，有突出贡献。　　6 钱玄同与刘半农的双簧信　　胡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主张提出后，得到钱，刘等人的响应，钱在致《新青年》的信中从语言文字进化角度说明白话文取替文言文势在必行，指斥拟古的骈文和散文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刘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提出改革韵文，散文使用标点符号等意见，但在思想禁锢的“无声的中国”一时未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发难者们甚至有些寂寞，于是钱和刘在《新青年》发表了“双簧信”，即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给《新青年》写信，模仿旧文人口吻，将他们反对新文学与白话文的种种观点言论加以汇集，然后由刘半农写复信逐一辩驳，因而引起广泛的社会注意。　　7 对黑幕小说与鸳鸯蝴蝶派的批判　　文学革命先驱把批判“黑幕派”和“鸳蝴派”以及旧戏曲作为一场硬仗来打，周作人写了《论黑幕》剖析了晚清以来那种专门泼污水揭阴私的“黑幕小说”的社会根源，指出其与复辟思潮同气相求的本质。钱玄同指出当时黑幕小说的提倡是北洋军阀政府以“复古”达到“愚民”的一种手段。沈雁冰在《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等文章中指出“鸳蝴派”思想上的一个最大错误是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学观念”。鲁迅写了《关于“小说世界”》等文，指出鸳蝴派借白话和通俗刊物流布，不过是“旧文化小说”的“异样的挣扎”!　　8 林蔡之争　　文学革命为新文化运动激流裹挟而下，虽遭旧文学势力反抗，但保守主义的声音相对较微弱，最初只有林琴南出来正面迎击文学革命，这位古文家在晚清曾用古文翻译大量外国小说，如今他极力反对以白话文取替文言文，写了《论古文白话文之消长》《致蔡鹤卿太史书》，对白话文运动大张挞伐，攻击北大新派人物“覆孔孟，铲伦常”“尽反常轨，侈为不经之谈”，北大校长在致林琴南的公开信中重申“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李大钊鲁迅也发文谴责“国粹家”历史倒退行为，《新青年》将林琴南含沙射影诅咒文学革命领袖的小说《荆生》全文转载，逐句批驳，林代表的守旧派对新文学的反攻并无理论力度，只停留在人身攻击和政治要挟层面，反而激起了新文学阵线义无反顾的抗争。　　9 《学衡》派　　以1922年9月在南京创刊的大型学术性杂志《学衡》而得名。其同仁梅光迪，胡先马肃，吴宓曾留学美国，寝馈西洋文学，受当时带保守和清教色彩的新人文主义影响。他们试图以学理立言，在中外文化比较中坚持一个宗旨“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着手整理研究和维持传统文化，对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某些偏激弊病不无中肯批评，但保守立场使他们看不清历史变革趋势，梅写有《评提倡新文化者》，吴《论新文化运动》，胡《评“尝试集”》，基本点是否定文化与文学转型的突变形式。鲁迅发表《估学衡》以揭破此派“学贯中西”姿态下的窘迫，此外，许多拥护者写文迎击批驳“学衡派”的保守立场。　　10 甲寅派　　1925年北洋政府司法与教育总长的章士钊复刊了《甲寅》周刊，发表《评新文学运动》，试图从逻辑学，语言学，文化史等角度论争白话文不能取替文言文，说 “吾之国性群德，悉存文言，国苟不亡，理不可弃”，甚至断定“白话文学”已成强弩之末，重新提倡“读经救国”，新文学阵线全力反击，撰写了许多批判“甲寅派”的文章，从不同角度批驳了甲寅派阻挡新思潮的本质。　　11 易卜生主义　　1918年，《新青年》第四卷第六号破天荒出了一期《易卜生专号》，发表《娜拉》《国民公敌》等三篇剧作，以反传统反专制，提倡个性自由，妇女解放为宗旨，和五四精神吻合。在五四运动高潮中，译介易卜生作品和宣扬易卜生主义更蔚成风气，易卜生在当时中国引起巨大波澜，青年人狂热喜爱他，五四时许多新文学作者曾仿效他写“问题小说”“问题剧”入手，而转向关注和反映社会现实人生的创作。　　12 文学研究会　　1921年1月在北京成立，发起人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王统照，许地山，孙伏园，叶圣陶等12人，后发展为170多人。他们将沈雁冰接编经过革新的《小说月报》作为代用会刊，编印了《文学旬刊》及《诗》《戏剧》月刊，出版“文学研究会丛书”200多种，文学研究会的宗旨是“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注重文学的社会功利性，被看作是“为人生而艺术”的一派。他们以人生和社会问题为题材，注重对社会黑暗的揭示和灰色人生的诅咒，表现新旧冲突，写法上倾向于19世纪俄国和欧洲的现实主义，也借鉴自然主义，重视并强调实地观察和如实描写。　　13 创造社　　1921年6月在东京成立，最初成员有郭沫若，张资平，郁达夫，成仿吾，田汉，穆木天，何畏等人，都是当时在日本留学的学生，先后办有《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创造月刊》《洪水》等十余种刊物，他们初期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强调文学必须忠实地表现作者自己“内心的要求”，讲求文学的全与美，推崇文学创作的直觉与灵感，重视文学的美感作用，注重文学表现“时代的使命”，对旧社会“不惜加以猛烈的炮火”，从创作看，创造社的流派特色显著，该社成员作品大都侧重自我表现，带浓厚抒情色彩，直抒胸臆和病态的心理描写成为他们表达内心矛盾和对现实的反抗情绪的主要形式。以1925年为界，分前后两期，后期提倡“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　　14 语丝社　　1924年11月成立，办有《语丝》周刊，多发表针砭时弊的杂感小品，以倡导这种文体而获“语丝派”之称，主要成员有周作人，钱玄同，林语堂，刘半农，孙伏园，俞平伯等。他们创作的那种着重社会批评与文化批评任意而谈的随笔文体又称“语丝体”。　　15 浅草-沉钟社　　1922年成立的浅草社办有《浅草》季刊，并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中出过《文艺旬刊》，其骨干成员于1929年秋组成沉钟社，办有《沉钟》周刊，半月刊。致力于介绍外国文学，特别是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创作方面有冯至的诗歌，林如稷，陈炜谟，陈翔鹤的小说，多抒写知识青年的生活和忧郁的情感，富于感伤色彩。　　16 新月社　　1923年胡适，陈源，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人在北京发起，原是一个文化社交团体，成员大多曾是旅英美留学生，不久，内部逐渐形成一个诗人群，由此产生新月诗派，1926年4月徐志摩在《晨报》副刊开辟《诗镌》作为他们的代表刊物，宣称“要把创格的新诗当作一件认真事情做”，他们思想上倾向自由主义，前期新月派提倡新格律诗，因而又称“新格律诗派”，在诗作上有建树的诗人有闻一多，徐志摩，朱湘，孙大雨，饶孟侃。　　17 湖畔诗社　　以写作爱情诗闻名，成员有冯雪峰，应修人，潘漠华，汪静之四人。1922年4月出版诗歌合集《湖畔》和后来一些诗作，很能代表五四所唤起的一代新人的纯真与热情。　　18 历史的文学观念论　　文学的历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新陈代谢的历史，是“活文学”随时起来代替了“死文学”的历史。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情感与思想，工具僵化了必然另换新的，这就是“文学革命”。　　19 周作人《人的文学》　　1918年底发表的《人的文学》，要求新文学必须以人道主义为本，观察研究分析社会“人生诸问题”，尤其是底层人们的“非人的生活”，作家必须以认真严肃而非游戏的态度去描写“非人的生活”，对改造社会持积极态度，而且还要展示“理想的生活”，人道主义具体指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人的文学是五四时文学的一个中心概念，1919年初又提出“平民文学”概念，是人的文学的具体化，周作人将封建传统的旧文学概括为“贵族的文学”，平民的文学恰是反其道而行之，“文学的精神区别，指它的普遍与否，真挚与否”，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是以人道主义为本的“为人生的文学”，强调文学是人性的人类的，也是个人的。　　20 进化论　　胡适文学进化论的理论基础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运用生物进化基本原理审视中国文学的发展，指出文学“随时代而变迁”，所以“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胡适的文学进化论是文学革命的核心思想，其思想根源是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基础是以实验主义为基石的自由思想，进化论高度重视文学形式和语言工具的发展变迁，而且充分强调文学的内容也是社会生活和时代精神的记载。反映时代的社会生活，奠定了新文学的写实主义基础，胡适从文学进化论立场出发，提出了文学革命主张，认为白话文是文言文学的进化，必定优于文言文学从而替代文言文学，成为中国文学的正宗，催生了新文学。　　21 小说界革命　　1902年由梁启超发起，为把小说与维新革命联系，竭力强调小说的启迪民智的社会功能，认为小说是“文学之上乘”“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今曰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文史通义》名词解释：中国清代论述文史的著作。章学诚撰，历时30年。共8卷，分内外篇。内篇5卷，外篇3卷。该书远承先秦诸子学术思想，近承明末清初进步思想家的经世致用传统，纵论文史，创见迭出，成一家言。于史学理论贡献尤多。提出阐明六经皆史之旨，反对空谈义理和繁琐考据，强调经世致用。主张历史学家除具有才、学、识外，还必有史德，论文亦有文德，撰写史书应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义法的解释 (1).旧指合乎 某种 道义 标准 的法律。《荀子·王霸》：“所以为布陈於 国家 刑法者，则举义法也。” 汉 刘向 《新序·杂事三》：“若先王（ 燕昭王 ）之报怨雪丑，夷万乘之 齐 ，收八百年之积，及其弃羣臣之日，馀令诏后嗣之义法。执政任事，循法令，顺庶孽，施及萌隶，皆可以教后世。” (2).义理法则。《史记· 十二 诸侯 年表序》：“﹝ 孔子 ﹞论史记旧闻，兴于 鲁 而次《春秋》，上记 隐 ，下至 哀 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 (3). 桐城 派 古文 家亦以称著文应 遵循 的准则。 清 方苞 《书＜货殖传＞后》：“《春秋》制义法，自 太史公 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 刘师培 《论近世文学之变迁》：“其墨守 桐城 文派者，亦囿於义法， 未能 神明 变化。” 词语分解 义的解释 义 （义） ì 公正 合宜的 道理 或举动： 正义 。义不容辞。义无反顾。仗义直言。 合乎正义或公益的：义举。 义务 。义愤。义演。见义勇为。 情谊：义气。恩义。义重如山。 意思，人对事物认识到的内容： 意义 。含义。 法的解释 法 ǎ 体现统治阶段的意志，国家制定和颁布的公民 必须 遵守的行为 规则 ：法办。法典。法官。法规。法律。法令。法定。法场。法理。法纪。法盲。法人（“ 自然 人”的 对称 。指依法成立并能以自己的名义独立 参与 民事活动

曾国藩继承桐城派方苞、姚鼐而自立风格，创立晚清古文的「湘乡派」，他论古文，讲求声调铿锵，以包蕴不尽为能事；所为古文，深宏骏迈，能运以汉赋气象，故有一种雄奇瑰玮的意境，能一振桐城派枯淡之弊，为后世所称。曾氏宗法桐城，但有所变化、发展，又选编了一部《经史百家杂钞》以作为文的典范，非桐城所可囿，世称为湘乡派。清末及民初严复、林纾，以至谭嗣同、梁启超等均受他文风影响。所著有《求阙斋文集》、《诗集》、《读书录》、《日记》、《奏议》、《家书》、《家调》及《经史百家杂钞》、《十八家诗钞》等。不下百数十卷，名曰《曾文正公全集》，传于世。另著有《为学之道》、《五箴》等著作。 思想学术 曾国藩作为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对“乾嘉盛世”后清王朝的腐败衰落，洞若观火，他说：“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对于“士大夫习于忧容苟安”，“昌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痛恨次骨”。他认为，“吏治之坏，由于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诚为探源之论”。基于此，曾国藩提出，“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危急之时需用德器兼备之人，要倡廉正之风，行礼治之仁政，反对暴政、扰民，对于那些贪赃枉法、渔民肥已的官吏，一定要予以严惩。至于关系国运民生的财政经济，曾国藩认为，理财之道，全在酌盈剂虚，脚踏实地，洁已奉公，“渐求整顿，不在于求取速效”。曾国藩将农业提到国家经济中基础性的战略地位，他认为，“民生以穑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他要求“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受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曾国藩对中西邦交有自己的看法，一方面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国，认为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并反对借师助剿，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另一方面又不盲目排外，主张向西方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如他说过购买外洋器物……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可以剿发捻，可以勤远略。 治学论道之经 曾国藩是清末著名的理学大师，学术造诣极深。他说：“盖真能读书者，良亦贵乎强有力也”，要有“旧雨三年精化碧，孤灯五夜眼常青”的精神。写字或阳刚之美，“着力而取险劲之势”；或阴柔之美，“着力而得自然之味”。文章写作，需在气势上下功夫，“气能挟理以行，而后虽言理而不灰”。要注意详略得当，详人所略，略人所详，而“知位置者先后，翦裁之繁简”，又“为文家第一要也”。为文贵在自辟蹊径，“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清韵不匮，声调铿锵，乃文章第一妙境”。 持家教子之术 通过对家庭成员的八本三致祥教育，曾家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的好儿女，尽管是侯门大族，100多年来未见有纨绔子弟，这不能不说是曾国藩教育思想的成功。 曾国藩家教理论体系为：以八本为经，以八宝为纬，以四字要诀、三致祥、三不信穿插其中，经纬连贯，脉络相通，形成的一套治家的完整可师的理论体系；这套理论不同中国传统的关于教育后代的核心理念，反对孔孟朱子颜氏等著名家训所一贯坚持的学而优则仕的学说，并付诸实施。它对当今社会几乎每个家庭所面对的教育困惑问题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疆场竞斗之计 曾国藩以编练湘军起家，书生治国，镇压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其军事思想内涵极丰,确有过人之处。他认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兵少而国强”，“兵愈多，则力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主张军政分理，扣负其责。他购买洋枪、洋炮、洋船，推进中国军队武器的近代。治军以严明军纪为先，同时着意培养“合气”，将士同心，他认为“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选择有四点要求：“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觇敌情，三曰临阵胆实识，四曰营务整齐”。曾国藩军事思想中最丰富并值得今人借鉴的是其战略战术。如“用兵动如脱兔。静如处女”，主客奇正之术，“扎硬寨，打死仗”，水师不可顺风进击，善择营地，“先自治，后制敌”，深沟高垒，地道攻城之术，水陆配合，以静制动，“先拔根本，后翦枝叶”等等。 处世交友之道 曾国藩对交友之道颇有见地，他认为交友贵雅量，要“推诚守正，委曲含宏，而无私意猜疑之弊”。“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不可轻取人财”。要集思广益，兼听而不失聪。“观人之法，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处世方面，曾国藩认为，“处此乱世，愈穷愈好”。身居高官，“总以钱少产薄为妙”。“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德以满而损，福以骄而减矣”。为人须在一“淡”字上着意，“不特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逆，子姓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学问德行之成立与否，亦大半关乎天事，一概笑而忘之”。“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功成身退，愈急愈好”。曾国藩写有格言十二首，基本上概括了他的处世交友之道。 修身养性之诀 曾国藩总结了修身十二款：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亡不能、作字、夜不出门。他认为古人修身有四端可效：“慎独则心泰，主敬则身强，求仁则人悦，思诚则神钦”。曾国藩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守笃诚，戒机巧，抱道守真，不慕富贵，“人生有穷达，知命而无忧。” 人格修炼对他事业有帮助，首先是诚，为人表里一致，一切都可以公之于世。第二个是敬，敬畏，内心不存邪念，持身端庄严肃有威仪。第三个就是静，心、气、神、体都要处于安宁放松的状态。第四个字是谨，不说大话、假话、空话，实实在在，有一是一有二是二。第五个字是恒，生活有规律、饮食有节、起居有常。最高境界是“慎独”，举头三尺有神明。他每天记日记，对每天言行进行检查、反思，一直贯穿到他的后半生，不断给自己提出更多要求：要勤俭、要谦对、要仁恕、要诚信，知命、惜福等，力图将自己打造成当时的圣贤。 许多人都认为人格修炼是空虚的东西，认为修身是虚无缥渺的东西，甚至还是迂腐的，但曾国藩一生的事业，修身才是他事业成功最重要的原因。 曾国藩认为：“养生之法约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恒，二曰惩贫，三曰节欲，四曰每夜临睡前洗脚，五曰每日两饭后各行三千步。”养生之道，“视”、“息”、“眠”、“食”四字 最为要紧，养病须知调卫之道。 曾国藩为自己立下课程十二条： 主敬：整齐严肃，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四刻，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 读书不二：一书未完，不看他书。 读史：念三史（指《史记》、《汉书》、《后汉书》），每日圈点十页，虽有事不间断。 谨言：刻刻留心，第一工夫。 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保身：节劳、节欲、节饮食。 日知其所无：每日读书，记录心得语。有求深意是徇人。 月无忘其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的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昧耽着，最易溺心丧志。 作字：饭后写字半时。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课程。凡事不待明日，取积愈难清。 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 曾国藩用人识人之术 怎样用人，特别是怎样用准人，学问极深。曾国藩用人的学问，是其人生成功术中重要的的一门，他从不盲目选人，糊涂授权，而是睁大自己的一双明亮之眼，遵循“看透人之后再用人”的方法，该避则避、该提则提，显示出到位的领导才智和管理才智。 用人四法：做、省、学、禁； 摸透人的精、气、神； 任用智、言、劳三种人； 曾国藩与《冰鉴》 《冰鉴》简评： 冰鉴古本[3] 《冰鉴》一部纵横中外的人才学教科书，一部关于识人、相人的经典文献，是曾国藩总结自身识人、用人心得而成的一部传世奇书，是曾国藩体察入微、洞悉人心的心法要诀，它因具有极强的实用性、启迪性和借鉴性而受到各界人士的重视和喜爱。《冰鉴》为读者打造一条走近曾国藩的智慧之道，感受他独到的识人、用人策略。 一部真正的智慧经典，不仅可以跨越她所属的领域，而且可以跨越时空！ 《冰鉴》存疑： 1、冰鉴是晚清中兴之臣曾国藩著述(存疑)的一部关于相人识人的作品。分7章。 2、古代盛冰之器。《周礼·天官·凌人》：“祭祀共（供）冰鉴。” 3、鉴，镜子。言镜洁如冰，比喻明察。江淹《谢开府辟召表》：“臣谬赞国机，职宜冰鉴。” 4、指月。元稹《月》：“绛河冰鉴朗，黄道玉轮巍。” 《冰鉴》[4]话说《冰鉴》： 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毛泽东 知人之鉴，并世无伦。 ——李鸿章 公虽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规画精严，无间可寻，大帅如此，实起事以来所未见也。 ——太平天国石达开 圣贤之所美，莫美乎聪明，聪明之所贵，莫贵乎知人。 ——刘邵 …… 有人说，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13套学问，流传下来的只有一套，那就是《曾国藩家书》。其实传下来的有两套，另一套是曾国藩看相的学问、《冰鉴》这一部书。 ——南怀瑾 后世评价 梁启超对曾氏倾心推崇，称“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梁在《曾文正公嘉言钞》序内指曾国藩「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 正如辛亥革命中的章炳麟对曾国藩的评价一样，近百年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曾国藩褒扬者有之，斥骂者也不乏其人。早在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时，即有人责其杀人过多，送其绰号“曾剃头”。到了1870年“天津教案”，不少人骂他是卖国贼，以致曾国藩也觉得“内咎神明，外咎清议”，甚至有四面楚歌之虑。辛亥革命后，一些革命党人说他“开就地正法之先河”，是遗臭万年的汉奸，建国后的史学界对他更是一骂到底，斥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卫道士、地主买办阶级的精偶。 民国著名的清史学家萧一山在《清代通史》中将曾国藩与左宗棠对比：“国藩以谨慎胜，宗棠以豪迈胜。” 中国现代史上两位著名人物毛泽东和蒋介石都高度评价过曾国藩。毛泽东青年时期，潜心研究曾氏文集，得出了“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结论。即使是在毛泽东晚年，他还曾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蒋介石对曾氏更是顶礼膜拜，认为曾国藩为人之道，“足为吾人之师资”。他把《曾胡治兵语录》当作教导高级将领的教科书，自己又将《曾文正公全集》常置案旁，终生拜读不辍。据说，他点名的方式，静坐养生的方法，都一板一眼模仿曾国藩。曾国藩的个人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蔡锷将军对曾氏以爱兵来打造仁义之师的治兵思想推崇备至：“带兵如带子弟一语，最为慈仁贴切。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付之一炬。”(《蔡松坡先生遗集》(二)，第5页)。 左宗棠对曾国藩的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咸丰同年间，曾国藩在“借夷助剿”、夷商代运南漕、派人购买美国机器创办江南机器局、办理天津教案等涉外活动中的表现，指出在严重的内忧外患而大多数士大夫沉湎于义理考据之时，曾国藩能独立时代潮流，把握风云际会，并且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继承和发扬林则徐、魏源的经世致用之学，大力倡导学习西方，开展自强新生政运动，从而成为中国近代化的风云人物。 中国近代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积极实践的第一人。在他的指导下，建造中国第一艘轮船，开启近代制造业的先河；建立第一所兵工学堂，肇始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第一次翻译印刷西方书籍，不仅奠定了近代中国科技基础，而且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安排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其中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清末外交部尚书（部长）梁敦彦、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就是此中佼佼者。 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山祖师 曾国藩自称：“鄙人乃训练之才，非战阵之才”，他教导士兵“说法点顽石之头，苦口滴杜鹃之血”。他以儒家精神练兵，使湘军成为一支有主义的队伍，他作《爱民歌》传唱，使湘军声威大震，毛泽东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即以此为蓝本，蒋介石黄埔建军时，也将他的《爱民歌》印发学生演唱，收效甚大。他看到洪秀全崇拜天主教不合中国国情，写一篇《讨粤匪檄》，使许多知识分子脱去长衫，率瓴黑脚杆的相实农夫，投到湘军的旗帜之下，同太平军作战并取得了最后胜利。 修身齐家治国中华千古第一完人 中国自古就有立功（完成大事业）、立德（成为世人的精神楷模）、立言（为后人留下学说）“三不朽”之说，而真正能够实现者却寥若星辰，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他打败太平天国，保住了大清江山，是清朝的“救命恩人”；他“匡救时弊”、整肃政风、学习西方文化，使晚清出现了“同治中兴”；他克已唯严，崇尚气节，标榜道德，身体力行，获得上下一至的拥戴；他的学问文章兼收并蓄，博大精深，是近代儒家宗师，“其著作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蒋介石），实现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事业，不愧为“中华千古第一完人。” 升官最快做官最好保官最稳之楷模 “从政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自近代以来曾国藩就被政界人物奉为“官场楷模”。这是因为，第一，他升官最快，三十七岁官至二品，在清朝独一人；第二，做官最好，政声卓著，治民有言；第三，保官最稳，历尽宦海风波而安然无恙，荣宠不衰。他熟读中国历史，对官场之道参深悟透，积淀一整套官场绝学，用之于中国官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的第一高手 曾国藩一生致力结交、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他的幕府是中国历史上规模和作用最大的幕府，几乎聚集了全国的人才精华为招揽人才，留住人才，他舍出谦逊的老脸，屡屡上书举荐部下，为部下谋官要权，争谋职位。他一生推荐过的下属有千人之多，官至总督巡抚者就有40多人。他们既有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彭玉麟、李瀚章这样的谋略作战军需人才，也有像俞樾、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第一流的学者和科学家。

<史记》是中国西汉时期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史学名著，列“二十四史”之首，《史记》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之一，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史记》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作者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答即可得2分，回答被采纳则获得悬赏分以及奖励20分

古代发展过程中一种人发起的文化的改革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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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务文体是创新型报章文体，是指出现于报刊之上、不同于桐城派古文的一种比较通俗浅近的文体。“时务文体”是维新派创造的新型的报章文体，其特点是半文半白，平易畅达，笔锋常带感情，有时还加以口语和外来语。这种文体在梁启超的《时务报》用的最好，故被人们称为“时务文体”，后来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运用的更加熟练，又被称为“新民文体”。在《时务报》上发表的、像梁启超的文章那样谈论时务、宣传维新变法的文章，被人们称为“时务文体”。中文名时务文体特点行文自由，不拘一格参考《新民丛报》类别文体它有三个突出的特点：1.行文自由，不拘一格；2.平行畅达，词汇新颖、生动3.笔锋常带感情，很有渲染力。这种文体首先是王韬在《循环日报》上运用，发展于梁启超的《时务报》，成于《新民丛报》。

蔡林之争指的是最早代表复古主义文学思潮出来反对文学革命的是林纾（琴南）。这位古文家极力反对以白话文代替文言，写了《论古文白话之消长》《致蔡鹤卿太史书》，对白话文运动大张伐，又在《新申报》上发表《荆生》《妖梦》等文言小说，影射攻击文学革命领袖。北大校长蔡元培在致林纾公开信中则重申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李大钊、鲁迅也发文谴责＂国粹家＂历史倒退行为。林纾所代表的守旧派对新文学的反攻，并没有什么理论力度，只停留在人身攻击和政治要挟的层面，反而激起了新文学阵线义无反顾的抗争。林纾简介林纾（1852年11月8日—1924年10月9日），中国近代文学家，字琴南，号畏庐，别署冷红生，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晚称蠡叟、践卓翁、六桥补柳翁、春觉斋主人。室名春觉斋、烟云楼等。早年曾从同县薛锡极读欧阳修文及杜甫诗。后读同县李宗言家所藏书，不下三四万卷，博学强记，能诗，能文，能画，有狂生的称号。光绪八年（1882年）举人，官教论，考进士不中。二十六年（1900年），在北京任五城中学国文教员。所作古文，为桐城派大师吴汝纶所推重，名益著，于是任北京大学讲席。

1、桐城派，亦称“桐城古文派”，世通称“桐城派”，是我国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它以其文统的源远流长，文论的博大精深，著述的丰厚清正，风靡全国，享誉海外，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显赫地位，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座丰碑。 2、正式打出“桐城派”旗号的，是道光、咸丰年间的曾国藩，曾国藩在《欧阳生文集序》中称道方、刘、姚善为古文辞后，说：“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自此，以桐城地域命名的“桐城派”应运而生。

　　1、桐城派，亦称“桐城古文派”，世通称“桐城派”，是我国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它以其文统的源远流长，文论的博大精深，著述的丰厚清正，风靡全国，享誉海外，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显赫地位，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座丰碑。 　　2、正式打出“桐城派”旗号的，是道光、咸丰年间的曾国藩，曾国藩在《欧阳生文集序》中称道方、刘、姚善为古文辞后，说：“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自此，以桐城地域命名的“桐城派”应运而生。

　　1、桐城派，亦称“桐城古文派”，世通称“桐城派”，是我国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它以其文统的源远流长，文论的博大精深，著述的丰厚清正，风靡全国，享誉海外，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显赫地位，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座丰碑。 　　2、正式打出“桐城派”旗号的，是道光、咸丰年间的曾国藩，曾国藩在《欧阳生文集序》中称道方、刘、姚善为古文辞后，说：“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自此，以桐城地域命名的“桐城派”应运而生。

1、桐城派，亦称“桐城古文派”，世通称“桐城派”，是我国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它以其文统的源远流长，文论的博大精深，著述的丰厚清正，风靡全国，享誉海外，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显赫地位，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座丰碑。 2、正式打出“桐城派”旗号的，是道光、咸丰年间的曾国藩，曾国藩在《欧阳生文集序》中称道方、刘、姚善为古文辞后，说：“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自此，以桐城地域命名的“桐城派”应运而生。

“桐城派”是清代中叶最大的散文流派。代表作家有方苞、刘大櫆、姚鼐，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故称“桐城派”。 “桐城派”散文理论的建立，是从方苞开始的。 “桐城派”在清代文坛上影响极大。时间从康熙时一直绵延到清末；地域超越桐城，遍及国内。桐城派的“载道”思想和“义法”理论，适应了清朝统治者提倡程朱理学的需要，故得以常盛不衰。他们在矫正明末清初“辞繁而芜，句佻且稚"的文风，促进散文的发展方面也起了一定作用。桐城派 清代散文流派。创始人方苞，继承发展者虽众，但影响最大的主要是刘大櫆和姚鼐。因为方、刘、姚都是安徽桐城人，程晋芳、周永年便戏谓姚鼐说：“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姚鼐《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从此学者转相传述，号桐城派，时在乾隆末年。 桐城派的文论，以“义法”为中心，逐步丰富发展，成为一个体系。“义法”一词，始见于《史记·十二诸侯表序》。表序说“(孔子)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方苞取之以论文。他说：“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又书货殖传后》）所谓言有物,指文章的内容；言有序,指文章的形式。他的义经法纬之说，是要求内容和形式相统一。又说：“法之变，盖其义有不得不然者”(《书五代史安重诲传后》)，又认为形式决定于内容。从“义法”说出发，他主张古文当以“雅洁”为尚，反对俚俗和繁芜。 刘大櫆着重发展了方苞关于“法”的理论，进一步探求散文的艺术性，并提出了“因声求气”说。他说：“作文本以明义理,适世用。而明义理,适世用，必有待于文人之能事。”所谓“能事”，主要是指文章的“神气”、“音节”问题。他说：“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论文偶记》） 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他一方面针对当时“言义理之过者，其辞芜杂俚近，如语录而不文；为考证之过者，至繁碎缴绕，而语不可了当”的弊病，强调“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合一，“以能兼者为贵”（《惜抱轩文集·述庵文钞序》）;另一方面,又发展“神气”说，他说：“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古文辞类纂序》）他把众多不同的文章风格，归纳为“阳刚”、“阴柔”两大类，实际上他们多数人的创作，是偏于“阴柔”之美的，所以又以为“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海愚诗钞序》）。 桐城派的文章,在思想上多为“阐道翼教”而作;在文风上，是选取素材，运用语言，只求简明达意、条例清晰，不重罗列材料、堆砌辞藻,不用诗词与骈句,力求“清真雅正”，颇有特色。桐城派的文章一般都清顺通畅，尤其是一些记叙文，如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等，都是著名的代表作品。 桐城派在清代文坛上影响极大。时间上从康熙时一直绵延至清末；地域上也超越桐城，遍及国内。主要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姚鼐四人之外，还有方氏门人雷□、沈彤、王又朴、沈庭芳、王兆符、陈大受、李学裕,刘大櫆门人钱伯□、王灼、吴定、程晋芳等,姚鼐门人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等。追随梅曾亮的还有朱琦、龙启瑞、陈学受、吴嘉宾、邓显鹤、孙鼎臣、鲁一同、邵懿辰等。道光咸丰年间，曾国藩鼓吹中兴桐城派,但又以“桐城诸老，气清体洁”,“雄奇瑰玮之境尚少”，欲兼以“汉赋之气运之”(吴汝纶《与姚仲实》)，承其源而稍异其流，别称“湘乡派”。 桐城派的“载道”思想，适应清朝统治者提倡程朱理学的需要；“义法”理论，也能为“制举之文”所利用，故得以长盛不衰。他们在矫正明末清初“辞繁而芜，句佻且稚”（方苞《书柳文后》）的文风，促进散文的发展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姚鼐编选《古文辞类纂》，流传尤广。

“桐城派”是清代中叶最大的散文流派。代表作家有方苞、刘大櫆、姚鼐，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故称“桐城派”。 “桐城派”散文理论的建立，是从方苞开始的。 “桐城派”在清代文坛上影响极大。时间从康熙时一直绵延到清末；地域超越桐城，遍及国内。桐城派的“载道”思想和“义法”理论，适应了清朝统治者提倡程朱理学的需要，故得以常盛不衰。他们在矫正明末清初“辞繁而芜，句佻且稚"的文风，促进散文的发展方面也起了一定作用。桐城派 清代散文流派。创始人方苞，继承发展者虽众，但影响最大的主要是刘大櫆和姚鼐。因为方、刘、姚都是安徽桐城人，程晋芳、周永年便戏谓姚鼐说：“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姚鼐《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从此学者转相传述，号桐城派，时在乾隆末年。 桐城派的文论，以“义法”为中心，逐步丰富发展，成为一个体系。“义法”一词，始见于《史记·十二诸侯表序》。表序说“(孔子)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方苞取之以论文。他说：“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又书货殖传后》）所谓言有物,指文章的内容；言有序,指文章的形式。他的义经法纬之说，是要求内容和形式相统一。又说：“法之变，盖其义有不得不然者”(《书五代史安重诲传后》)，又认为形式决定于内容。从“义法”说出发，他主张古文当以“雅洁”为尚，反对俚俗和繁芜。 刘大櫆着重发展了方苞关于“法”的理论，进一步探求散文的艺术性，并提出了“因声求气”说。他说：“作文本以明义理,适世用。而明义理,适世用，必有待于文人之能事。”所谓“能事”，主要是指文章的“神气”、“音节”问题。他说：“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论文偶记》） 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他一方面针对当时“言义理之过者，其辞芜杂俚近，如语录而不文；为考证之过者，至繁碎缴绕，而语不可了当”的弊病，强调“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合一，“以能兼者为贵”（《惜抱轩文集·述庵文钞序》）;另一方面,又发展“神气”说，他说：“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古文辞类纂序》）他把众多不同的文章风格，归纳为“阳刚”、“阴柔”两大类，实际上他们多数人的创作，是偏于“阴柔”之美的，所以又以为“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海愚诗钞序》）。 桐城派的文章,在思想上多为“阐道翼教”而作;在文风上，是选取素材，运用语言，只求简明达意、条例清晰，不重罗列材料、堆砌辞藻,不用诗词与骈句,力求“清真雅正”，颇有特色。桐城派的文章一般都清顺通畅，尤其是一些记叙文，如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等，都是著名的代表作品。 桐城派在清代文坛上影响极大。时间上从康熙时一直绵延至清末；地域上也超越桐城，遍及国内。主要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姚鼐四人之外，还有方氏门人雷□、沈彤、王又朴、沈庭芳、王兆符、陈大受、李学裕,刘大櫆门人钱伯□、王灼、吴定、程晋芳等,姚鼐门人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等。追随梅曾亮的还有朱琦、龙启瑞、陈学受、吴嘉宾、邓显鹤、孙鼎臣、鲁一同、邵懿辰等。道光咸丰年间，曾国藩鼓吹中兴桐城派,但又以“桐城诸老，气清体洁”,“雄奇瑰玮之境尚少”，欲兼以“汉赋之气运之”(吴汝纶《与姚仲实》)，承其源而稍异其流，别称“湘乡派”。 桐城派的“载道”思想，适应清朝统治者提倡程朱理学的需要；“义法”理论，也能为“制举之文”所利用，故得以长盛不衰。他们在矫正明末清初“辞繁而芜，句佻且稚”（方苞《书柳文后》）的文风，促进散文的发展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姚鼐编选《古文辞类纂》，流传尤广。

清代古文运动中的正宗流派。清代古文运动中的正宗流派。为方苞所开创，继有刘大_、姚鼐等加以阐发。因其代表人都是安徽桐城人，故称为「桐城派」。道光、咸丰年间的曾国藩正式打出“桐城派”旗号，他在《欧阳生文集序》中，称道方、刘、姚善为古文辞后，说：“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自此，以桐城地域命名的“桐城派”应运而生。

桐城派是我国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亦称“桐城古文派”，世通称“桐城派”。它以其文统的源远流长，文论的博大精深，著述的丰厚清正，风靡全国，享誉海外，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显赫地位，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座丰碑。

古代文学一般包括欧洲古代文学和中国古代文学。欧洲古代文学又包括古希腊文学和罗马文学，中国古代文学按时间分类，包括先秦两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唐宋文学，元明清文学。下面是我整理的自学考试古代文学名词解释，欢迎阅览。 桐城派： 是清中叶最重要的散文流派，因其代表人物方苞、刘大、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所以被称为“桐城派”。其散文理论的基本特征是：以程朱理学国思想基础，以为清王朝政权服务为目的，以先秦两汉和唐宋八大家的古文为楷模，在文章体制和作法上有细致规则的系统散文理论。方苞是桐城派的创始人，其散文理论的`核心是“义法”二字;姚鼐使桐城派理论更加完整和系统化，提出了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兼备的理论，并在自己周围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作家队伍。 铁崖体： 元代后期著名诗人杨维桢号铁崖，他所作宫词、竹枝词和古乐府在当时极为流行。由于其能自成一派，仿效者很多，故世称“铁崖体”或“铁体”。 台阁体： 从永乐到天顺年间，以宰辅权臣杨士奇、杨溥和杨荣为代表的一批文人垄断了文坛。他们的创作内容以粉饰太平、歌功颂德为主旨。所用文体以诗为主，兼及散文，其中除朝廷诏令奏议外，多属应酬、题赠或应制、颂圣之作，风格雍容华贵，典雅工丽。由于他们均为台阁重臣，地位特殊，故使这种文风在社会上风靡一时，以致沿为流派，称台阁体。 唐宋派： 是出现在明代中期嘉靖年间，以反拨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的复古理论为主要目标的文学派别，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和归有光。他们的基本观点是反对以文采取代道统，主张恢复唐宋八大家的散文传统，倡导文道统一。 同光体： 实为晚清宋诗运动之第三期。他们不明言宗宋而称“不墨守盛唐”，即以学宋为主，而不以此自限。称“同光”乃出于标榜，以上承道光、咸丰以来的宋诗传统自居，其实“同”字所指同治并无着落，改称“光宣”更切实际。这派诗人的创作多始于光绪中叶以后，故同光体即是指称光绪、宣统以至民国后的宋诗派。同光体诗人中以陈三立成就最高，沈曾植、郑孝胥等为重要员。 汉魏六朝诗派： 道光、咸丰之际，湘人王贻运独树一帜，其论诗首尊“八代”，明言复古，其诗作亦刻意模仿。邓辅纶、高心夔为该派的两位主要作者。史称这一诗派为汉魏六朝诗派，亦称湖湘诗派。当时此派诗名甚盛，但后之论者一致指认其“墨守古法”，甚至讥其为“假古董”，故在邓、高二位谢世之后，此派即告衰微。

清代散文流派。其代表人物方苞 、刘大櫆、 姚鼐，皆安徽桐城人，故名。桐城派提倡学习先 秦 、两 汉 及 唐 宋 八大家散文。讲究“义法”，主张“义理、考据、词章”三者并重。要求语言雅洁，文以载道，其作品一般内容贫弱，往往流于空洞。是清代极有影响的散文流派

“桐城派”是清代中叶最大的散文流派。代表作家有方苞、刘大櫆、姚鼐，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故称“桐城派”，他们三人则被尊为“桐城三祖”。

1.肌理说：“肌理”二字源于杜甫《丽人行》“肌理细腻骨肉匀”之句。肌理本来是指肌肉的纹理。翁方纲借用肌理论诗，理是指义理和文理。义理为“言有物”，指以六经为代表的合乎儒家规范的思想和学问；文理为“言有序”，指诗律、结构、章法等作诗之法。义理为本，通变于法，以考据、训诂增强诗歌的内容，融词章、义理、考据为一体。翁方纲以学问为诗，用韵语做考据，遭到袁枚“错把抄书当作诗”（《仿元遗山论诗绝句》）的批评。翁方纲的肌理说实际上是王士禛神韵说和沈德潜格调说的调和与修正。他用肌理给神韵、格调以新的解释，目的在于使复古诗论重振旗鼓，与袁枚的性灵说相抗衡。2.西昆体： 西昆体——北宋初期以杨亿﹑刘筠看来这种类型的人是你喜欢的对象钱惟演为主要代表人物的诗歌，其重要标志是《西昆酬唱集》，他们主要学习晚唐诗人李商隐的近体律诗，夸大了李诗的形式美，注重对偶，喜欢用典，堆砌辞藻，崇尚纤巧，追求华艳，在内容上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总体来说，西昆体形式精美，内容空洞。3.阳湖派：清乾隆，嘉庆期的散文流派，因代表人物张惠言、恽敬都是江苏阳湖人相关书籍，故而得名“阳湖派”。此外，还有庄述望、庄献可、陈石麟等。这一派古文家，在总体上是以桐城派为宗，和桐城不同的在于，除了取法《六经》、唐宋八大家外，兼取法子、史、杂家，在许多方面有突破。他们对桐城派大家都有批评。恽敬以刘大櫆文“识卑且边幅未化”、“字句极洁而意不免芜近”；评姚鼐“才短不敢放言高论”；甚至方苞文章也有不足，“旨近端而有时而歧，辞近醇而有时而窥。”为矫桐城派卑弱狭窄之陋，主张加强作家的才学修养，提出“文集之衰，当起之以百家”。但在理论和创作上，都不及桐城派影响大。恽敬(1757—1817)，字子居，号简堂，阳湖(今江苏武进)人，乾隆四十八年举人，历官浙江富阳、新喻等县知县，为官清正，颇有治绩。有《大云山房文稿》 8卷。尤以碑志写作出色，颇得史法。张惠言又是常州词派创始人。其古文风格骏逸，较桐城派为旷达，也比较讲求词采。当桐城派散文在文坛影响极盛之际，阳湖文人恽敬、李兆洛，武进文人张惠言（阳湖、武进二县皆属今江苏常州），接受桐城派影响的同时，提出了一些不同的主张，世称阳湖派。4.江湖诗派：“江湖诗派”是南宋后期继永嘉四灵后而兴起的一个诗派，因陈起刊刻的《江湖集》而得名。当时书商陈起与江湖诗人相友善，于是刊售《江湖集》、《续集》、《后集》等书，后人以《江湖集》内诗气味皆相似，故称之为江湖诗派。《江湖集》中所录诗人大部分或为布衣，或为下层官吏，身分卑微，以江湖习气标榜。江湖诗人时时抒发欣羡隐逸、鄙弃仕途的情绪，也经常指斥时弊，讥讽朝政，表达不与当朝者为伍的意愿。江湖诗人中成就较著的是戴复古和刘克庄。 5.诚斋体：诚斋体的得名是源于杨万里。杨万里号诚斋，故称为诚斋体。他的诗歌学习江西诗派，最后摆脱前人的束缚而自成一家，取得了更高的成就。诚斋体的风格特征是活泼自然，饶有谐趣，形成诚斋体的要素之一是诗人把自己的主观情感最大程度地投射在客观事物上。要素之二是杨万里做诗想象奇特，但是不用奇奥生僻的字句，却用浅近明白的语言和流畅直至的章法，近于口语。

　　 小说界革命： 　　是晚清文学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1902年，梁启超创办《新小说》杂志，并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正式提出了小说界革命的口号，重点论述了小说界革命之必要，指明小说界革命的中心意图是“改良群治”，认为“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它适应了晚清社会文化与文学求新求变的内在要求，促进了新小说的诞生和兴盛，取得了比诗界革命、文界革命更大的成功。 　　 新小说： 　　是相对于“旧小说”而言的，专门指拥护“小说界革命”的作者创作的各种类型、各种面貌的小说作品。其涵义有二：一是“使小说新”，即刷新小说，一新小说之面貌，一;一是指新面貌的、新样式的新质小。前者是“小说界革命”的任务之一，后者即是小说界革命的直接产物和主要结果。“新小说”五花八门，品类繁多，文白杂陈，雅俗共存，风格各异，显示了一代文人空前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其中以政治小说、谴责小说和科学小说最为引人注目。 　　 辛派词人： 　　指的是南渡前后词风与辛弃疾相似或相近的作家。既包括早于辛弃疾的南渡初期作家张元、颖孝祥等，也包括和辛弃疾同时或后于辛弃疾在作词方面追步辛弃疾的作家陈亮、刘过等人。他们都以浓郁有爱国激情和慷慨悲壮的词风，共同促成了苏、辛词派的形成，成为词史上一笔富贵的精神财富，为宋词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形式派： 　　是清初传奇的主要流派之一。它以李渔为代表。他们将讲求戏曲的娱乐功能和写作技巧作为最高目标。李渔的戏剧理论精僻地揭示了戏剧艺术的内部规律，是中国古代戏曲理论系统化的标志，而他的剧本创作很好地体现了其戏剧理论。 　　 阳湖派： 　　嘉庆年间，当桐城派极盛之际，恽敬和张惠言接受桐城派理论影响，又对桐城派的理论作了一些修正，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他们二人及其大部分追随者都是阳湖人，故被称为“阳湖派”。他们有散文理论方面有两点不同：一是取法六经语孟和唐宋八大家之外，兼取子史百家;二是把骈文笔法引入古文，使散文具有博雅工丽之特点。

　　唐宋古文运动　　唐宋古文运动作品唐宋古文运动是指唐代中叶及北宋时期以提倡古文、反对骈文为特点的文体改革运动。因同时涉及文 学的思想内容，所以兼有思想运动和社会运动的性质。 “古文”这一概念由韩愈最先提出。 他把六朝以来讲求声律及辞藻、 排偶的骈文视为俗下文字，认为自己的散文继承了先秦两汉文章的传统，所以称“古文”。韩愈提倡古文，目的在于恢复古代的儒学道统，将改革文风与复兴儒学变为相辅相成的运动。在提倡古文时，进一步强调要以文明道。除唐代的韩愈、 柳宗元外，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人也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　　唐代古文运动的起因　　唐宋时期的古文运动，是提倡古文、反对骈文的一次文风、文体、文学语言的革新运动。其内容主要是复兴儒学，其形式就是反对骈文，提倡古文。 所谓“古文”，是对骈文而言的，先秦和汉朝的散文，特点是质朴自由，以散行单句为主，不受格式拘束，有利于反映现实生活、表达思想。所谓“骈文”，是指六朝以来讲究排偶、辞藻、音律、典故的文体。自南北朝以来，文坛上盛行骈文，是始于汉朝，盛行于南北朝的文体。骈文中虽有优秀作品，但大量的是形式僵化、内容空虚的文章。流于对偶、声律、典故、词藻等形式，华而不实，不适于用。骈文作为一种文体，成了文学发展的障碍。西魏苏绰曾仿《尚书》作《大诰》，提倡商朝、周朝古文以改革文体，未有成效。隋文帝时下诏禁止“文表华艳”，李谔上书请革文华，都没有扭转颓风。唐朝初期文坛，骈文仍占主要地位。唐太宗为文也尚浮华。史学家刘知几曾在《史通》中提出“言必近真”、“不尚雕彩”的主张；王勃提议改革文弊，但他们自己的作品，仍用骈体；陈子昂也揭橥复古的旗帜。唐玄宗天宝年间至中唐前期，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先后提出宗经明道的主张，并用散体作文，成为古文运动的先驱。　　第一次古文运动（唐代）　　韩愈等人举起“复古”的旗帜，提倡学古文，习古道，以此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儒家思想。这主张得到了柳宗元等人的大力支持和社会上的广泛反应，逐渐形成了群众性的斗争浪潮，压倒了骈文，形成一次影响深远的“运动”。这一运动有其发展过程。在骈文盛行时，已有人提出改革的要求，初唐陈子昂曾主张“复古”，是文体革新的先驱者。其后，萧颖士、李华等继起，提出取法三代两汉的主张，为韩柳古文运动做了思想准备。中唐时期虽经安史之乱，唐朝国力衷弱，但贞元以后，社会暂时安定，经济有所发展，出现了“中兴”的希望。这样韩愈等人倡导古文运动的时机也就成熟了。他们提出“载道”、“明道”的口号，这是古文运动的基本理论。他们重视作家的品德修养，重视写真情实感，强调要有“务去陈言”（韩愈《答李翊书》）和“词必己出”（韩愈《南阳樊绍述墓志铭》）的独创精神。他们一方面亲自实践，一方面又培养了许多青年作家，使古文运动的声势日渐壮大。　　第二次古文运动（北宋）　　晚唐时期，古文运动趋于衰落，出现了讲究雕章琢句的不良文风。北宋时期，以欧阳修为代表的一些文人，极力推崇韩、柳，又掀起一次新的古文运动。一面反对晚唐以来的不良文风；一面提倡继承韩愈的道统和文统，强调文道统一，道先于文的观点，写了大量平易自然、有血有肉的散文，共同扫清了绮靡晦涩的文风，使散文走上了平易畅达、反映现实生活的道路。人们把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共称为“唐宋八大家”，把唐代和宋代的两次古文运动称之为“唐宋古文运动”。　　编辑本段唐宋古文运动的代表　　唐代代表　　韩愈和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代表，也是“唐宋八大家”中的仅有的两个唐朝人。他们倡导古文是为了推行古道，为了复兴儒学。韩愈说，“学古道 韩愈　　而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所以，他们的古文理论都把明道放在首位，不过韩特别强调儒家的仁义和道统，柳则主张“以辅时及物为道”（《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此外，两家的古文理论体系还包括：①主张“养气”，即提高作者的道德修养，强调“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韩愈《答李翊书》），作者的道德修养决定文章的表现形式，所以“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韩愈《答李翊书》）。②关于学习标准，主张“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同前），不仅重视经史，也重视屈原、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艺术成就，吸取他们的精英，丰富自己的写作（韩愈《进学解》、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③自创新意新词，不避“怪怪奇奇”（韩愈《送穷文》），反对模仿因袭，要求“惟陈言之务去”（韩愈《答李翊书》），认为“唯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韩愈《南阳樊绍述墓志铭》）。所以对古圣贤人的著作，要“师其意，不师其辞”（韩愈《答刘正夫书》）。④在重视艺术形式的同时，特别反对有文采而内容荒谬的作品，认为“是犹用文锦覆陷□也。不明而出之，则颠者众矣”（柳宗元《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⑤要求写作必须有认真的态度，不敢出以轻心、怠心、昏气、矜气（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⑥反对盲目地厚古非今，认为“古人亦人耳，夫何远哉”（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对“荣古虐今者，比肩叠迹”（柳宗元《与友人论为文书》）的状况表示愤慨，指出当代好作家不少， 柳宗元　　“若皆为之不已，则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显而易见，韩、柳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在文学上是利用复古的旗帜从事文学革新，推动文学前进。 韩、柳提倡古文，在当时是经过一番斗争的。韩愈曾说：“仆为文久，每自测意中以为好，则人必以为恶矣。小称意,人亦小怪之；大称意,则人必大怪之也。”（《与冯宿论文书》）然而，面对时人的非难和嘲笑，韩愈毫不动摇。他“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不断壮大了古文运动的队伍。韩愈的学生有李翱、皇甫湜、李汉等人，他们又转相传授，推动了古文运动的开展。韩、柳诸人注意汲取口语中的新鲜词汇，提炼为一种接近口语的新的书面语言，写下了许多优秀作品，扩大了书面语言的表达功能，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新的散文传统。唐末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人写的一些讽刺现实的小品文，也都用古文体，可说是承袭了古文运动的余风。　　宋代代表　　欧阳修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代表。 中唐后，由于缺少力能扛鼎的大家，古文运动自晚唐至宋，逐渐衰微，骈体文又死灰复燃。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的骈文又成为文坛主流。于是又开始了古文和骈文的新一轮的斗争。到宋代中叶，由于欧阳修的创导，又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诗文革新运动。欧阳修主张“文以明道”，从理论和创作两方面为诗文革新奠定了基础，确立了方向。他还注意培养选拔古文高手。曾巩、王安石、苏轼兄弟都是他的门生。他们的散文创作，继承和发扬了韩柳的传统，又别开生面，异彩纷呈。　　唐宋八大家　　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作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苏轼、苏洵、苏辙 （苏轼，苏洵，苏辙三人称为三苏）、欧阳修、王安石、曾巩。 唐宋八大家对古文运动的推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韩愈、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欧阳修是宋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三苏等五人是宋代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八大家在创作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留下不少名篇传诵后世。　　唐宋八大家在散文创作上的贡献　　1、在文章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强调“文以明道”、“文以载道”，反对“为文”而作。 2、创造了一种“词必己出”文能达意、既可以明道，又富有文学形象的散文语言。 3、在表现手法上，八大家常把叙事议论、描写抒情结合起来，融为一体。　　编辑本段古文运动代表的主要作品　　韩愈　　议论文：《原道》、《师说》、《杂说》、《答李翊书》。 叙事散文：《张中丞传后叙》、《柳子厚墓志铭》、《祭十二郎文》。 集本《韩昌黎集》　　柳宗元　　山水散文：《永州八记》、《始得西山宴游记》《小石潭记》 人物传记：《童区寄传》、《种树郭橐驼传》。 政论文、寓言小品。文集《柳河东全集》　　欧阳修　　政论文：《朋党论》 记叙散文：《醉翁亭记》 杂文：《六一诗话》 王安石 杂文：《答司马谏议书》、《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　　苏轼　　文学散文：《石钟山记》、《放鹤亭记》、《赤壁赋》、《后赤壁赋》 史论或政论：《上神宗皇帝书》、《范增论》、《留侯论》、《韩非论》、《贾谊论》、《晁错论》、《教战守策》　　编辑本段宋代古文运动的发展　　宋代古文运动的背景　　中唐古文运动，虽然在当时文坛上取得了胜利，但骈文并未就此匿迹，晚唐以后，它还在继续流行。五代到宋初，浮靡华丽的文风再度泛滥，前蜀的牛希济在他的《文章论》中曾提出：当时文章“忘于教化之道，以妖艳为胜”。北宋初年，王禹偁、柳开又开始提倡古文，都提出文道合一的主张，但二人孤军作战，没有形成有力的运动。宋真宗朝和宋仁宗初年，以杨亿、刘筠为代表的“西昆派”，追求声律骈丽的形式主义思潮，席卷了当时文坛。到石介诸人出来，才给延续百年之久的淫靡文风以有力打击。石介著《怪说》，猛烈抨击“杨亿之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并在《上范思远书》中呼吁“二三同志，极力排斥之，不使害于道”，矢志“学为文，必本仁义”，宁死不作淫靡文章。但石介的创作，成就并不大。宋朝的古文复兴，要到欧阳修倡导之后，才形成一场运动。　　宋代古文运动的兴起　　欧阳修凭借其政治地位，大力提倡古文，带动了一支写作队伍。他的同辈苏洵，学生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苏轼门下又有黄庭坚、陈师道、张耒、秦观、晁补之等人，都是古文能手，各树旗帜，扩大影响，从而使宋代古文运动达到波澜壮阔的地步。宋代古文运动的主要特点，第一是主张明道。欧阳修说：“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答吴充秀才书》）苏轼说“吾所为文必与道俱”（《朱子语类》引）。这一点继承了唐代古文运动的传统。第二是不高谈学习先秦两汉而直接取法韩愈。王禹偁说“近世为古文之主者，韩史部而已”（《答张扶书》）。他们学韩的共同点，是学韩文“文从字顺”，平易近人的作风，而不学他追求奇古奥僻的偏向。因此，宋代古文，进一步奠定了韩、柳开创的新的书面语言的基础，更有利于表达思想，也更便于为人们接受，发扬了他们开创的新的散文传统的精神。明人朱右把欧、曾、王、三苏六家与韩、柳合称为“八先生”，茅坤编选了《唐宋八大家文钞》，唐、宋古文，取得了分庭抗礼的地位。明朝的宋濂、唐顺之、王慎中、归有光等人以及清朝的桐城派、阳湖派古文之所以取得一定成就，追根溯源，无一不是受到唐宋古文运动的启发或影响。唐宋古文运动，可说是中国散文发展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北宋继唐代古文运动而起的文学革新运动，主要反对以“西昆体”为代表的浮靡文风。但这场文学运动，同时对诗、文进行革新，与政治斗争关系更密切，历时更久，波及更广，参加者更多，其影响也更为深远。　　北宋初年，国家统一，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社会较为安定,一部分上层士大夫便醉心太平，粉饰太平,歌功颂德，吟风弄月，以致晚唐五代以来的浮艳文风更有发展。但宋代立国，先天不足，北有辽国,疆域未完,无复汉、唐帝国气象。同时，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兼并日剧,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暴露，政治斗争日趋尖锐,一些开明的中下层士大夫文人感慨国耻，满怀国忧，要求改革政治，提倡写作反映现实的诗文，推崇韩愈、白居易，便形成了对立的文风。所以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一开始便是适应政治斗争需要而起的。其发展过程大体有三个阶段。　　编辑本段宋代古文运动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从宋太祖立国至真宗朝，约为10世纪70年代至11世纪初,是初发阶段,先驱者有柳开、王禹偁、穆修、石介以及姚铉、孙复等。柳开首举“尊韩”的旗帜，提出重道致用、尚朴崇散、宣扬教化等主张，反对当时华靡文风。王禹偁也主张宗经复古，倡导写作“传道明心”的古文，强调韩愈文论“文从字顺”的一面。他推崇李白、杜甫、白居易反映现实的诗歌，反对晚唐以来淫放颓靡诗风，并在创作上实践了自己的主张，他的诗文具有现实内容，语言平易近人，风格清新悦目，显示了诗文革新运动的最初成绩。但是，他们对文学改革的倡导，在当时影响不大，而以杨亿、刘筠和钱惟演为首的西昆派华靡文风却开始泛滥。于是继起的穆修提倡为道而学文，极力反对骈文的章句声偶。他不顾流俗的诋毁，刻印韩柳集数百部在京师出售，以提倡韩柳文自任。稍后的石介，在《怪说》中指名抨击杨亿“缀风月，弄花草”，“蠹伤圣人之道”。但他们在诗文理论方面未能提出新颖切实的见解，又重道轻文，忽视文章的语言形式。除王禹偁外，这些人的散文大都有辞涩言苦之病，创作成就都不高。　　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在宋仁宗朝，从11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左右,是运动形成高潮的阶段,主要代表作家先后有范仲淹、李觏、尹洙、石延年、苏舜钦、梅尧臣、宋祁、欧阳修和苏氏父子、王安石、曾巩等人。先是范仲淹在仁宗天圣三年（1025）提出的改革时弊政纲中，主张改革文风。天圣七年(1029)、明道二年(1033)，朝廷两次下诏申戒浮华，提倡散文。由于朝廷表态，主张改革文风之士接踵涌现。他们频繁往来,相互唱和,一齐向文坛积弊发起了空前有力的冲击，显示出浩大声势。李觏要求文以经世，发挥“治物之器”的作用，反对拟古和“雕锼以为丽”（《上李舍人书》、《上宋舍人书》、《原文》）。尹洙摒弃骈文，致力写作简而有法、辞约理精的古文。苏舜钦高度评价了古代设官采风的重大作用，认为写作诗文的根本目的是“警时鼓众”、“补世救失”,反对以藻丽为胜，提倡“道德胜而后振”(《上孙冲谏议书》)。梅尧臣论诗强调《诗经》、《离骚》传统,重视比兴,力贬浮艳堆砌恶习，要求诗叙人情、状物态,意新语工,景与意会，达到“平淡”高境。苏梅二人的诗风有豪放和淡远之别，但都注重反映现实的社会生活，有力地打击了西昆体无病呻吟的浮艳诗风。他们在诗文革新运动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稍后于苏、梅的欧阳修，则是这一阶段乃至整个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他在运动中的杰出作用是：①有意把诗文革新同范仲淹领导的政治改革结合起来，使古文、诗歌和文学理论批评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从而把运动更加引向了自觉和深入。②阐明理论，指引革新。他提出了“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又认为道可充实文,而不能代替文，主张作文须简而有法，流畅自然，反对模拟与古奥。他论诗重视美刺劝戒,触事感物,提出“诗穷而后工”的著名论点，强调诗人的生活遭遇对于创作的重要作用。他推崇杜甫，赞赏李白。他首创“诗话”这一评论诗文的新体式，其《六一诗话》发表了不少精辟的文论、诗论见解。他的诗文理论，指导了作家的创作实践,指引着革新运动。③改革科场积弊,罢黜四六时文。欧阳修在嘉佑二年(1057)权知礼部贡举，严格规定应试文章必须采用平实朴素的散文，坚决贬斥险怪奇涩和空洞浮华的文风。④大兴创作之风，努力提举后进。欧阳修积极写出了许多优秀散文作品，内容充实，形式新颖，平易自然,流畅宛转,曲畅旁通地叙事、说理、抒情，从而开辟了一条散文创作的通衢大道。他的诗歌在艺术上吸收了韩愈诗散文化的特点，却避免了韩诗的险怪和生僻。他的创作在诗文革新运动中起了典范作用。欧阳修爱惜人材，把一大批新老作家团结在周围。特别是他推重王安石、曾巩和苏氏父子，作为诗文革新的中坚力量，鼓励他们积极创作，保证了运动继续蓬勃发展。欧阳修采取的上述措施，作用很大，影响深广，使革新运动达到高潮，取得胜利。　　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从宋英宗朝至哲宗朝，约11世纪50年代至11世纪末，是运动的完成阶段，主要代表作家是王安石、曾巩、苏轼、苏辙以及黄庭坚、秦观等人。王安石把诗文革新作为推行“新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提出文章的内容应有关“礼教治政”,“务为有补于世”,“以适用为本”（《上人书》等）。他一再痛斥“章句声病，苟尚文辞”（《取材》）的倾向，在诗歌方面独尊杜甫。曾巩、苏辙、王令等人，也各自以其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在运动的深入发展中发挥了骨干作用。而领导这次运动取得全胜的是苏轼。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文坛领袖。他提出诗文应“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凫绎先生诗集叙》),号召作家要“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但他很重视文学艺术的特征，一再指出：文学本身有如精金美玉，自有定价（见《答刘沔都曹书》等）。他又提出了“随物赋形”、“辞达”、“胸有成竹”、“传神写意”、“诗中有画”等著名论点，指导当时的创作。他的诗文词赋，都体现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苏轼也重视人才。被称为“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以及陈师道等人，都成了北宋后期杰出的作家，对北宋文学繁荣都作出了贡献。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唐代古文运动之后，又一次把古代文学、特别是散文以及文论的发展推进了一大步。此后,以“唐宋八大家”为代表的古文传统,一直为元明清散文家奉为正宗，而明清散文更多取法于欧阳修、曾巩、苏轼等。诗歌方面，欧阳修、王安石、苏轼也给予南宋金元诗以及明代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清代宋诗派以深刻的影响。但是，由于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带有“正统”观念,也有要求文学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意味,助长了诗的散文化和“以议论为诗”的概念化倾向，为南宋理学家的散文所师法。这就表现出这一革新运动在思想上的历史局限。　　编辑本段古文运动的成就和影响　　唐代古文运动在我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的主要贡献，就是扭转了长期统治文坛的形式主义潮流，继承了早期散文的优良　　传统并有所创新和发展，从而开创了散文写作的新局面，拨正了古代散文的发展方向。宋代及宋以后的散文，其主流就是在唐代古文运动所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经过一场古文运动,文坛上就再也不会出现形式主义逆流了。实际上,韩柳之后,唐代古文运动的一般发展情况,大致有两种趋向:一是以李翱为代表的偏于阐道,反映现实的范围窄了,一是皇甫湜、孙樵等的“趋怪走奇”,使文章晦涩难晓,这都是不利于古文发展的。至晚唐,出现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人的小品文,短小精悍,笔锋犀利,为晚唐文坛增添了光彩。五代至宋初,浮靡华艳的文风又一次泛滥,北宋真宗年间还出现了以杨亿、刘筠等人为代表的西昆派,“务以言语声偶擿裂,号为时文,以相夸尚”(欧阳修《苏氏文集序》)。 这一次,挽转文坛、诗坛颓风的使命落到了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人的身上。由他们掀起的诗文革新运动的浪潮,就文的方面来说,是直接继承了唐代古文运动的传统的,也可以视为唐代古文运动的继续和发展。所以在文学史上,也常常连称为唐宋古文运动。宋代的古文运动不再标举学习先秦两汉而主张直接取法韩愈,如欧阳修在《记旧本韩文后》就认为,“学者当止于是而止尔”。这也说明了宋代散文与唐代散文一脉相承的关系。宋代的散文作品,更多地朝着“文从字顺”的方向发展,比韩、柳的古文更进一步缩短了与口语的距离,因而更有利于表情达意,也更为人们所容易接受。明代的朱右曾将韩愈、柳宗元与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的散文作品合编为《八先生文集》,后来茅坤又继之编选了《宋八大家文钞》,从此,“唐宋八大家”便成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文人写作散文的楷模。明代的唐宋派,清代的桐城派、阳湖派,其散文成就都与唐宋古文运动有着渊源关系。从对后世所发生的深远影响来看,我们也完全可以这样说,唐宋古文运动,是我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的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http://baike.baidu.com/view/1240.htm　　具体可以去这里看

所谓史记三家注，就是南朝时的宋裴骃《史记集解》、唐代的司马贞《史记索隐》、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的合称。《史记》在我国比较广泛地传播流行，大约是在东汉中期以后。它成为司马迁著作的专称，也开始于这个时候。在这以前，《史记》都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记》和简称《太史公》。据现知材料考证，最早称司马迁这部史著为《史记》的，是东汉桓帝时写的《东海庙碑》。到唐朝时候，由于古文运动的兴起，文人们对《史记》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当时著名散文家韩愈、柳宗元等都对《史记》特别推崇。宋元之后，欧阳修、郑樵、洪迈、王应麟各家，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赞赏《史记》的文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