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提出计划生育的人,却娶一妻一妾,有7个儿女，他是谁?

《新人口论》的作者是中国的马寅初。《新人口论》是中国经济学家、人口学家、教育家马寅初创作的人口学著作，于1957年7月5日首次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新人口论》主要是1955年根据马寅初在浙江、上海等地进行的人口调查和中国的国情总结出来的科学预见。马寅初于1957年4月，在北京大学大饭厅就人口问题发表首次演讲，题为《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同年6月，马寅初将自己的演讲整理成文，作为一项提案，提交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并于1957年7月5日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这就是著名的《新人口论》。评价：《新人口论》深入剖析了中国人口问题的性质和表现形式，系统论证了中国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必要性，并顶着苏联人口理论的巨大压力，首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限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政策主张。

新人口论为1957年马寅初提出，以后陆续作了阐明和论证。提出了“中国人口增长过快”的命题，认为1953～1957年，中国人口很可能已超过1953年人口普查得出的年增殖率为20‰的结果。如果按1953年统计的20‰的增殖率估算，“三十年后同实际的人口数字一比，就会差之毫厘而失之千里了”。并分别从加速积累资金、提高科学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以及增加工业原料等方面，对控制人口的必要性、迫切性进行了论述。扩展资料：马寅初《新人口论》研究主题涉及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重大问题。指出人口因素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重大、首要因素；国家建设规模受到改善人们生活和人口再生产的限制；过快人口增长占用有限资金，资源需求过度，制约经济发展，从而确立了人口问题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马寅初的这些重要理论，对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进一步发挥了宏观指导作用，也成为新世纪人口发展战略的核心思想。

《新人口论》是马寅初1955年根据在浙江、上海等地进行的人口调查和中国的国情总结出来的科学预见。新人口论是原北大校长马寅初提出的。是马寅初关于较系统的论述中国当代人口问题的观点。1960年1月4日，因发表《新人口论》被迫辞去北大校长职务。马寅初 （1882—1982），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教育家、人口学家。1882年6月24日生于浙江嵊县。1905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选学矿冶专业。1907年赴美国留学，先后获得耶鲁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1915年回国，在北京大学担任经济学讲师、教授。1919年任北大第一任教务长。1927年到浙江财务学校任教并任浙江省省府委员。1928年任南京政府立法委员，1929年后，出任财政委员会委员长、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兼任南京中央大学、陆军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教授。1938年初，任重庆商学院院长兼教授。1940年12月6日被蒋介石逮捕，被长期关押和软禁，直至抗战胜利才恢复自由。1946年9月，到上海私立中华工商专科学校任教。1949年8月，出任浙江大学校长，1951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并先后兼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全国人大第一、二届常委会委员、政协第一、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二、四届常务委员会委员）、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等职。

《新人口论》内容精要：我们翻开这本薄薄的但又分量十足的《新人口论》，便会惊讶于书中的思想与价值竟然与我们的现实贴得这么近。到21世纪中叶为止，人口问题将一直影响着我们社会的发展，当我们谈到中国国情时，第一句就是：人口众多，由于带来的人多地少的矛盾、能源短缺和水资源不足、人口压力产生就业难问题，以及产生了妨碍生活水平和教育程度提高、住宅紧张、青少年犯罪等问题，使我们认识到，解决人口问题是关系到能否早日实现现代化的不可忽视的问题。马寅初正确地估量了当时人口的发展状况，并以此为立足点和出发点，阐述了“新人口论”的中心论点：控制人口的数量和提高人口的质量。这个中心论点解决了这样一个矛盾：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马寅初用具体数字说明中国人口增加的速度。他说，1953年，国家曾经对全国人口进行过一次深入的普查，并且得出中国人口的增加率平均每年22‰。建国以来，国家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变化，如就业的人多了，组织家庭比过去容易了；妇女在产前产后都有休假，加上保健事业的发展，婴儿和母亲的死亡率大大下降；内战消灭了，人口大量死亡的现象已经没有了；还有社会环境改变了，许多尼姑、和尚也结了婚。这些条件都是人口增加得快的原因。因此，他认为中国的人口这样增长下去，50年后就是26亿，因此他主张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同时，必须实行计划生育。遗憾的是，马寅初提出的“计划生育”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才真正实施起来。当我们国家确定“计划生育”这条国策时，西方许多国家都在抓我们的辫子，说我们的“计划生育”是侵犯人权，这种论调，首先没有认真分析我们的政策，其次带有某些不可告人的目的。按照马寅初的观点，我们的“计划生育”政策正是尊重人权的一个重要措施。“人权首先是让所有的人都能吃饱饭”，如果我们不控制人口，任人口肆意增长，让更多的人饿死、冻死，那才叫侵犯人权呢！另外，马寅初还提出了“普遍宣传避孕，切忌人工流产”的观点。他认为人工流产是应该坚决反对的，要说侵犯人权，人工流产是有点这个意思，但我们要杜绝人工流产，马寅初说，既然已经怀孕，“人”形成了，“他”就应该有生的权利，把他杀掉，就是犯罪。父母杀子女，这成什么话！同时，人工流产对母亲的健康也会带来不好的影响。他还认为，如果赞成人工堕胎，就会把避孕意识冲淡了。为了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马寅初当时提出了他的主张，这些主张在那时是从实际出发，切实可行的，是科学的。第一步要依靠普遍宣传，要破除宗嗣继承观念，破除“早生贵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封建残余思想。第二步，“待到宣传工作收到一定的效果以后，再行修改婚姻法”，实行晚婚，“大概男子25岁，女子23岁结婚是比较适当的”。第三步，如果“婚姻法修改之后，控制人口的力量还不够大，自应辅之以更严厉更有效的行政力量。”《新人口论》中还提到了“提高人口质量”的问题，原理大家都明白了，但实际上又如何呢？中国实行计划生育已经二十年了，人口增长得到了缓解，但不能不看到，真正得到缓解的是城市，因为城市居民文化素质高，观念上、行政上都容易转变和实施，而往往在贫穷的农村地区，“愈是贫穷——人口生产愈多——无法接受教育——愈是贫穷”的恶性循环还在延续。马寅初强调一定要把质与量配得适当，这一点上对于我们现在的“计划生育”国策不能不说有强调的必要。《新人口论》中的所有这些观点曾经被说成“地地道道的马尔萨斯主义”，理由是他把人看成了消费者，没有首先想到人是生产者，是“见口不见手。”而实际上，马寅初可比马尔萨斯高明多了，他还对马尔萨斯人口论作了批判。他指出“马尔萨斯写人口的本意，就在于从理论上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及政府”；另一个根本不同之所在，马尔萨斯鼓吹用战争、瘟疫和饥饿等手段来消灭现有人口，而马寅初主张从人性出发，科学地引导，使人口渐渐地减少。马寅初的真知灼见是划时代的，从根本上促成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就这点而言，又有几人能与马寅初相比？

1953年，新中国进行了首次人口普查，人口达6亿多，这个数字让马寅初感到十分意外——人口增长如此之快，我们的国家还不富裕，如果人口负担过重，会拖累社会主义的建设步伐。时任全国人大代表的马寅初，在此后的基层调研中对人口问题给予了更多的关注。1955年7月，第一届全国人代会第二次会议召开。在浙江小组讨论会上，马寅初提出书面发言稿《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当下就引起了争议，反面的论断层出不穷。无奈之下，马寅初决定先收回发言稿，但他表示自己还要继续进行调研。1957年3月，马寅初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就控制人口问题作了发言。毛泽东听后表示：“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地生产，这是一种设想。这一条，马寅初讲得很好。”马寅初深受鼓舞。他开始在各种场合宣讲要控制人口，并且建议在控制生育方面实行奖惩政策：生两个孩子应该给予奖励，生三个孩子要征税，生四个孩子要征很重的税。1957年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马寅初就人口问题作了发言，完整地阐述了关于人口控制的建议。他的发言，就是著名的《新人口论》。然而，马寅初由此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后来，经过历史的考验，《新人口论》最终得到充分的肯定。本书分别从加速资金积累、提高科学技术、增加工业原料、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人们的物质文化水平、增加工业原料等方面，对控制人口的必要性、迫切性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中国人口多、消费多，所以积累少，只有对人口数量进行控制，使消费比例降低，才能多积累资金；要发展社会主义，就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多搞大工业，然而，由于人口众多，就不得不搞中小型工业，这样实际上是拖住了工业化发展的后腿；轻工业原料大多数来自农业，由于人口多、粮食紧张，就腾不出多少地种棉花、大豆、花生、蚕桑等经济作物；全国人均耕地面积少，大面积垦荒短期内做不到，所以“非控制人口不可”。作者通过晓畅的文字详细阐述了“新人口论”的中心论点：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素质。最终得出结论：人口的数量不只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也对人类的生存状况产生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同时，他尖锐地指出，控制人口数量刻不容缓，否则，日后的问题愈难解决。实践证明，《新人口论》中的观点极富远见，它对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了警示，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本书值得每一位有识之士品读。《新人口论》是一篇卓有见地的不朽之作，马寅初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提出了控制人口增长的各种措施，这些措施经过长期的实践检验是基本可行的。马寅初纪念亭从中国人口增长的现实来看，马寅初的人口理论是完全正确的。本书对掌握人口与计划生育事业发展规律、把握发展趋势、科学决策具有重要的实践和指导意义。该书自出版50多年来，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人们的家庭、生育观念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马寅初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校长，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他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他把自己人口问题的观点和控制人口一些具体建议写成提案，提交 1957年7月召开的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并在会上作了“新人口论”的书面发言。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他的《新人口论》。《新人口论》共分十个部分，包括：(一)我国人口增殖太快。(二)我国资金积累不够快。(三)我在两年前就主张控制人口。(四)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的错误及其破产。 (五)我的人口理论在立场上和马尔萨斯是不同的。(六)不但要积累资金而且要加快积累资金。(七)从工业原料方面看亦非控制人口不可。(八)为促进科学研究亦非控制不可。(九)就粮食而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十）几点建议。《新人口论》中指出：“人口多资金少，是我国的一个很重的矛盾”，建国四年来我国人口增殖率为20‰，照此推算，如果不控制人口，50年后，我国人口将达到16亿。他论证了人口多，人口增长太快势必将引起一系列的矛盾。主要有： 人口数量与质量有矛盾。他说人口问题不仅有数量问题，也有质量问题，在一穷二白的中国，“人口多固然是一个极大的资源，也是一个极大的负担，要保住这个大资源，去掉这个大负担，办法是提高人口质量，控制人口的数量。同时，为了保证全国人民早些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大门，也要去掉人多这个大负担。为此，马寅初得出结论：“人口太多就是我们的致命伤”。他指出，人口繁殖的无组织无纪律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应该实行计划生育。他建议：国家要进行人口普查，制定人口政策；要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民的科学知识水平；要提倡晚婚、晚育、避孕、实行计划生育；政府要有具体措施干涉生育等。马寅初还说：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反动的，他的理论的出发点是维护资产阶级和他的政府，我们是为了人民，为了我们人民自己的政府，我们是从爱人民出发，要我们的人民生活的幸福和繁荣。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到人口问题。马寅初受到鼓舞，在会议上畅谈他的人口问题观点。他指出，人口出生率高的不得了，人口增长速度快得不得了，这样发展下去简直不得了!我国的人口问题将愈来愈严重，一定要实行计划生育，对人口的发展进行控制。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那就不成其为计划经济。他的发言受到全场的热烈鼓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他发言都表示赞同。

1957年7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早在1957年2月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马寅初对人口问题就提出了一些看法。1957年6月一届人大四次会议期间，马寅初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人多固然是一个极大的资源，但也是一个极大的负担，如果不加控制任其盲目增长，势必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 他主张提高人口质量，控制人口数量，并建议采取以下措施：一、进行人口普查，掌握全国人口增长的实际情况，举行人口动态统计，在此基础上来确定人口政策，把人口增长数字订入五年计划；二、宣传晚婚节育采取有效的行政和经济措施，奖励节育，用征税的办法限制多育；三、实行计划生育是控制人口最有效的办法，最重要的是普遍宣传避孕。 在此期间，社会科学理论界对人口问题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反右派斗争中，马寅初的观点受到批评，他的许多正确的意见和建议被错误地当作新马尔萨斯人口论进行批判。这次错误的批判，对国家的经济建设和人口问题的解决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

所以叫“新”人口论，是为了区别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但马寅初的人口论是我国最早的人口论。1957年7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早在1957年2月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马寅初对人口问题就提出了一些看法。1957年6月一届人大四次会议期间，马寅初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人多固然是一个极大的资源，但也是一个极大的负担，如果不加控制任其盲目增长，势必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他主张提高人口质量，控制人口数量，并建议采取以下措施：一、进行人口普查，掌握全国人口增长的实际情况，举行人口动态统计，在此基础上来确定人口政策，把人口增长数字订入五年计划；二、宣传晚婚节育采取有效的行政和经济措施，奖励节育，用征税的办法限制多育；三、实行计划生育是控制人口最有效的办法，最重要的是普遍宣传避孕。在此期间，社会科学理论界对人口问题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反右派斗争中，马寅初的观点受到批评，他的许多正确的意见和建议被错误地当作新马尔萨斯人口论进行批判。这次错误的批判，对国家的经济建设和人口问题的解决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

这可能是因为他预测持久繁荣不可避免地导致递增的人口增长，最后导致人口相对于资源过多，只有通过饥荒、瘟疫和战争来解决人口过剩所带来的压力，这就是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可是，现代经济发展的经验证据却表明，除极贫穷的国家以外，人均收入的增加往往趋向于降低出生率。陶然：我感觉，一般人，尤其是中国人对马尔萨斯理论的理解，更多地是考虑了上述逻辑的后半部分，即人口增长会带来边际回报递减、人均收入下降等现象，从而人口威胁论大行其道。但马尔萨斯的结论，不管是对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分析，还是对工业革命之前的情况是否适用，都是值得怀疑的。董先安：根据一些学者的看法，马尔萨斯当时的分析，主要是对他之前的历史现象的一个规律性总结，因为那时非农产业相对比例比较小，无法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大部分人都在有限而且基本固定的土地上找饭吃，所以人口增加必然导致边际回报递减和人均收入减少。比如，美国经济学家丹·乌什尔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就发表过一篇文章，提出中国朝代变迁的根本机制在于周期性人口过剩所带来的压力、剩余减少和财政无法持续的问题，这些压力必须要通过战争和人口衰减来释放。这个观点在许多中国历史学家中也很有市场，并构成很多人论证中国当今人口过剩会带来问题的一个根据。美国著名的中国史学家，比如费正清也持类似观点，他认为18世纪中国人口增长一倍，是商业经济增长伴随而来的，而到19世纪，土地与人口的平衡就因人口猛增而被打破了。陶然：其实，马尔萨斯观点对于工业革命前的历史时代到底在多大程度上适用，很值得进一步探讨。比如，研究经济发展和技术变迁关系方面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博瑟普就发现，即使在没有工业革命的条件下，人口增长也住往推动人们进行更密集的劳动和在单位面积土地上能够得到更高产出的技术创新，比如增加复种、使用畜力、化肥和采用一些新式耕作技术等等，从而导致所谓“需求驱动”的技术进步。这就是说，即使在工业革命以前的时代，人口增加也未必降低人均产出和剩余。董先安：如你所说，马尔萨斯所宣称的人口压力到底是否符合历史的事实，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正如林毅夫所说，中国在明清之前在全球一直保持技术上的领先地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的总人口规模较大这个事实，人口规模越大，人口中具有发明天赋的人数就越多，技术创新的数目就越多。这个结论至少适用于工业革命前科学技术发展主要来自于具有天资者的分散和孤立创新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但新政权的建立并没有立即改变中国人口多、耕地少、底子薄的基本国情。由于死亡率的大幅度下降，总和生育率(平均每位妇女生育孩子的总数)仍然维持在6.0以上的高水平，中国人口在上世纪50年代经历了一个快速膨胀的时期。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证明，中国早已经不是四万万五千万同胞，而是令人震惊的6亿人口。面对中国的基本国情，面对庞大的人口规模以及这个规模仍然迅速增长的形势，如何认识、解决人口问题，成为中国发展最紧迫的时代课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人口这个事关发展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上，中国陷入了危险的迷茫。但是，清醒者仍有人在。马寅初就是这些清醒者的杰出代表。”马寅初先生《新人口论》优秀著作，代表了新中国人口发展的理论水平，更为重要的是，著作曾深深影响着共和国的人口发展。马寅初先生提出的人口理论和人口政策设计等内容，已被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实践所验证，对当前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完善人口政策仍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新人口论》深入剖析了中国人口问题的性质和表现形式，系统论证了中国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必要性，并顶着苏联人口理论的巨大压力，首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限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政策主张。《新人口论》的发表，给“人口越多越好论”者迎头浇了一盆冷水。马寅初先生一生执着真理，不懈追求，他的《新人口论》首次以中国人口、经济现状为实践依据，提出了提高人口质量、控制人口数量的人口发展主张；并为其实施拟定了较为全面、完整的政策，提出了推迟婚龄、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国家要干预人口控制的政策建议，为中国人口政策奠定了基础。纪念马寅初就是要坚定不移地继承发扬他的人口理论精髓，坚持走计划生育的道路，坚持人口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2007年，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张维庆就号召学习马寅初“忧国忧民的心境、人民大众的立场、科学求实的态度和坚持真理的勇气”，称赞《新人口论》站在学科前沿，指出了人口因素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重大首要因素，国家建设规模受到改善生活和人口再生产的限制；过快人口增长占用有限资金，资源需求过度，制约经济发展，从而确立了人口问题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其逻辑清晰、思路缜密、数据详实，具有研究主题的战略性、理论的规律性和对策方案的操作性；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统筹解决好中国人口问题奠定了重要基础。进入新世纪，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人口科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重要历史时期。在目前“人口多、耕地少、底子薄”的国情下,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低生育水平来之不易，应保持人口低速惯性平稳增长；人口少一些和多一些相比，更有利于国家的发展与强盛，更有利于人居环境的改善和生态屏障的安全，更有利于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马寅初先生的人口增长、适度人口理论和人口政策设计，对在21世纪重新探寻并确立我国人口发展战略，统筹解决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人口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由此，我觉得传承爱国爱民、敢说真话，与时俱进、求实创新，坚持真理、舍生取义，虚心好学、坚忍不拔，生命不止、计划生育、自强不息的精神。是对马寅初先生《新人口论》精神的传承和发展，值得永远学习和发扬光大。

1953年，新中国进行首次人口普查，我国人13达6亿多人，预测此后将急剧增长。这引起马寅初的高度关注。经过多年调查研究，1957年，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马寅初提出了有计划地限制人口增长的建议。后在北大做公开演讲，以此为基础，写成《新人口论》。

老人代表智慧 单只眼镜代表科学和独到 坐姿代表理性 低头代表思考 也就是说 这本著作是关于人口理性科学的讨论 充满了智慧 有独到的见解

《新人口论》共分十个部分：⒈中国人口增殖太快⒉中国资金积累不够快⒊在两年前就主张控制人口⒋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的错误及其破产⒌人口理论在立场上和马尔萨斯是不同的⒍不但要积累资金而且要加快积累资金⒎从工业原料方面看亦非控制人口不可⒏为促进科学研究亦非控制人口不可⒐就粮食而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⒑几点建议。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此后，中共领导的整风运动转入反右。1957年11月11日，《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及马寅初等无党派人士举行会议，决定正式撤销右派分子章伯钧的《光明日报》社社长职务、右派分子储安平的《光明日报》总编辑职务，任命杨明轩为社长，陈此生为副社长兼总编辑。马寅初及其人口论并未受到中央层面的重点批判。从1957年至1959年，《人民日报》仅发表了三篇涉及批评马寅初的文章。1957年10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李普的《不许右派利用人口问题进行政治阴谋》，1958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权仲”的《我国人口和就业问题》，1959年4月15日发表署名“若水”的《人口与人手》。这三篇文章中，署名“权仲”的《我国人口和就业问题》点了马寅初的名字，其他两篇未直接点名。三篇文章的批判重点都不是马寅初。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展了民主党派整风和高校“双反”运动。1958年1月，马寅初的《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一书出版。其后，《计划经济》发表了针对马寅初的经济理论进行商榷的文章，《经济研究》和《教学与研究》也启动了刊发商榷文章的活动。1958年4月19日，民主党派共同主办的《光明日报》以反映全国“双反”运动的形式，在新开辟的“读书”栏目第3期上以“选自北京大学的大字报”的方式，刊登了韩佳辰的《“团团转的联系”不是唯物辩证法——评马寅初著〈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以及中国革命史教研室周家本、强重华的《评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这两张大字报，由此揭开了批判马寅初的序幕。5月9日，《光明日报》刊登了马寅初《再谈我的平衡论中的“团团转”理论》一文，文中马寅初进行了申辩。此后，《光明日报》刊登了一批批判马寅初的文章。6月1日，《光明日报》以“学术动态”综述的方式刊发了《是无产阶级思想？还是资产阶级思想？学术界对马寅初论著展开辩论》，提升了批判调门。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权仲的《我国人口和就业问题》点了马寅初的名字后，《光明日报》一度加速刊登批判马寅初的文章。11月29日，《光明日报》在“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标题下，发表了“北京大学经济系批判马寅初经济思想小组”的3篇批判文章，此后，《光明日报》暂停了对马寅初的批判。截至1958年11月份，《光明日报》发表了37篇批判马寅初的文章，其他中国各报刊（2家报纸，10家学报或学术期刊）公开发表了30篇批判马寅初的文章，合计67篇.这些批判指控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源于马尔萨斯人口论，企图怀疑社会主义优越性，蔑视人民大众，等等。1959年，马寅初仍然正常参加各种国事活动。3月12日，继续当选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4月12日，当选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4月27日，当选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5月2日，马寅初作为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参加了中苏友协第三次全国代表会议，并当选为新一届理事。5月3日，马寅初参加首都纪念“五四”40周年纪念活动，在主席台前就座。9月15日，马寅初参加了毛泽东主席邀请各民主党派团体负责人会议。9月28日，马寅初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庆祝大会上和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主席台就座1959年底之前，仅有《新建设》、《经济研究》、《厦门大学学报》各刊登1篇批判马寅初的文章。马寅初与新人口论及研讨会(17张)1959年3月，马寅初要求《北京大学学报》第1期全文转载其分4天刊登在《光明日报》的《再论平衡论和团团转》。《新建设》1959年11月号和《北京大学学报》第5期同时发表了马寅初写的《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一文。此后，《光明日报》1960年1月开始、《新建设》1959年12月号等报刊接连发表批判文章。1959年12月19日，《新建设》杂志向中共北京大学党委（陆平任党委第一书记）发来一封信函，内称马寅初送来《重申我的请求》一文，要求发表在《新建设》1960年1月号上，《新建设》杂志将该文随此信函寄给中共北京大学党委，希望后者审看。12月24日，北京大学“人口问题研究会举行学术讲演会”“批判马寅初‘人口论"”。自此至1960年1月，北京大学的北京大学毛泽东经济思想学习研究会、北京大学毛泽东哲学思想学习会、北京大学人口问题研究会掀起了批判马寅初的高潮。1960年1月11日，上述三个学会联合召开“马寅初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讨论会”，会上除了一些教师发言外，校办秘书韩苹卿揭发马寅初持有巨额股票，并揭发马寅初反对土地改革，同情右派分子罗隆基和章伯钧、章乃器。韩苹卿的揭发激起了与会者的公愤，马寅初遭到与会者围攻。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新人口论》受到极不公正的谴责。当他在气势汹汹的大批判、大围攻面前公开声明：“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迎战，直到战死为止”。又说：“因为我的理论有相当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不怕油锅炸，即使牺牲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时，表现了一个社会主义科学家维护学术尊严，为真理献身的非凡勇气和高尚品德。由于批判马寅初的人口理论，中国人口继续增加。后来人称“错批一人、误増三亿”。1960年1月12日，马寅初血压升至190，住院治疗。1960年1月13日，《北京大学校刊》报道了上述三个学会联合批判马寅初的会议情况，以及陈岱荪等人在会上的批判发言。此后，北京大学再无关于马寅初的消息发表。1960年，《新建设》1960年1月号发表了马寅初《重申我的请求》，内称，“过去二百多位先生所发表的意见多是大同小异，新鲜的东西太少，不够我学习”。1960年1月，马寅初请辞北京大学校长职务。3月28日，国务院决定免去马寅初北京大学校长职务。此后，马寅初的政治和生活待遇均未发生变化，仍任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等职务。1962年1月，马寅初到浙江嵊县视察，“患肺炎，此后元气大伤，双腿行动不便”。1963年又被免去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此后长期蛰居寓所，撰写探索中国农业经济规律的巨著——《农书》，至1965年完成初稿，约100万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付之一炬。1965年，马寅初一条腿瘫痪。1982年5月10日，马寅初走完了整整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驾鹤西行，魂归道山。享年101岁，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仁者寿。

《新人口论》中的所有这些观点曾经被说成“地地道道的马尔萨斯主义”，理由是他把人看成了消费者，没有首先想到人是生产者，是“见口不见手。”而实际上，马寅初可比马尔萨斯高明多了，他还对马尔萨斯人口论作了批判。他指出其，“马尔萨斯写人口的本意，就在于从理论上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及政府”；另一个根本不同之所在，马尔萨斯鼓吹用战争、瘟疫和饥饿等手段来消灭现有人口，而马寅初主张从人性出发，科学地引导，使人口渐渐地减少。

马寅初。马寅初，1882年6月24日—1982年5月10日，字元善，汉族，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教育学家、人口学家。浙江嵊州人。在著名的《新人口论》中，马寅初较系统的论述了中国的人口问题。提出了“我国人口增长过快”的命题，认为1953～1957年，中国人口很可能已超过1953年人口普查得出的年增殖率为20‰的结果。马寅初新人口论：1957年4月27日，马寅初在北京大学大饭厅发表人口问题的演讲，这是他1949年后第一次公开的学术演讲。在讲演中，马寅初讲述了几年来调查研究的结果。他怀着忧虑的心情说:“解放后，各方面的条件都好起来，人口的增长比过去也加快了。近几年人口增长率已达到30‰，可能还要高，照这样发展下去，50年后中国就是26亿人口，相当于现在世界总人口的总和。

1979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英国客人时说，“人口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现在，我们正在把计划生育、降低人口增长率作为一个战略任务。我们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凡是保证只生一个孩子的，我们给予物质奖励。”1979年1月，在四川成都召开了“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讨论了如何在1980年把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的具体措施。此后，各地都出台了计划生育暂行规定，对违规生育者给予经济和行政的严厉处罚。很快，在陈云、华国锋等人的要求下，计划生育政策又变为要求一对夫妇只生一胎。1979年下半年起，多地又按照一胎化的要求修改计划生育规定。1979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英国客人时说，“人口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现在，我们正在把计划生育、降低人口增长率作为一个战略任务。我们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凡是保证只生一个孩子的，我们给予物质奖励。”1979年一年里，全国29个省区市有27个出台了本省的计划生育条例，明确规定用经济的、行政的和法律的手段控制生育。除部分少数民族外，一胎化在全国城乡全面实行，仅云南、青海、宁夏、新疆农村可生育两孩。1979年12月15-20日，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办公室在成都召开各省、市、自治区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为确保1980年和1981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9.5‰和8‰的目标，“目前当务之急是尽快把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转移到提倡和奖励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工作上来，逐年提高生一胎的比例，限制多胎生育。”1980年2月2日，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办公室召开的婚姻、家庭、计划生育新风尚座谈会上提出：“只有逐步做到城市95%、农村90%的育龄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到本世纪末，我国总人口才能控制在12亿左右。”1980年，全国总人口达9.87亿，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分别为18.2‰和11.9‰。1981年3月，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成立，副总理陈慕华兼任首任国家计生委主任。扩展资料：政策的内容摘自《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 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建国以来，由于卫生工作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条件的改善，人口死亡率尤其婴儿死亡率大大降低，寿命大大延长。但是，我们长期对人口出生率没有适当控制，致使人口增长过快。旧中国从一八四○年到一九四九年的一百零九年中，全国只增加人口一亿三千万。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三十年中，出生了人口六亿多，除去死亡，净增四亿三千多万人。人口增长得这样快，使全国人民在吃饭、穿衣、住房、交通、教育、卫生、就业等方面，都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使整个国家很不容易在短时间内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尤其严重的是，我国人口在一九六三年到一九七零年这一段时间增加得最快，现在三十岁以下的人，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百分之六十五，今后每年平均将有二千多万人进入结婚生育期。如果不从现在起用三四十年特别是最近二三十年的时间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控制人口的增长，按目前一对夫妇平均生二点二个孩子计算，我国人口总数在二十年后将达到十三亿，在四十年后将超过十五亿。这将会大大增加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困难，造成人民的生活很难有多少改善的严重局面。解决这一问题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实现国务院的号召，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子女。参考资料：百度百科-独生子女政策

马寅初 (1882—1982) ,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教育家、人口学家。1882年6月24日生于浙江嵊县。1901 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选学矿冶专业。1906年赴美国留学, 先后获得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15年回国, 先后在北洋政府财政部当职员、在北京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1919年任北大第一任教务长。1927年到浙江财务学校任教并任浙江省省府委员。1928年任南京政府立法委员, 1929年后, 出任财政委员会委员长、经济委员会委员长, 兼任南京中央大学、陆军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教授。1938年初, 任重庆商学院院长兼教授。1940年12月6日被蒋介石逮捕。1946年9月, 到上海私立中华工商专科学校任教。1949年8月, 出任浙江大学校长, 并先后兼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51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60年1月4日, 因发表《新人口论》被迫辞去北大校长职务。1979年9月, 平反后担任北大名誉校长, 并重新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委员。1981年2月27日, 当选为中国人口学会名誉会长, 1981年3 月29日, 当选为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第一届理事会顾问。1982年5月10日因病逝世。主要著作有: 《通货新论》(1944)、《战时经济论文集》(1945)、《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1958)、《中国国外汇兑》(1925)、《中国银行论》(1929)、《中国关税问题》(1930)、《资本主义发展史》(1934)、《中国经济改造》(1935)、《经济学概论》(1943)、《新人口论(重版)》(1979)、《马寅初经济论文集(上、下)》(1981)等。 1993年8月获首届中华人口奖“特别荣誉奖”。 早在50年代初, 他就注意并开始研究中国人口增长过快的实际问题。在著名的《新人口论》中, 较系统的论述了中国的人口问题。提出了“我国人口增长过快”的命题, 认为1953～1957年, 中国人口很可能已超过1953年人口普查得出的年增殖率为20‰的结果。如果按1953年统计的20‰的增殖率估算, “三十年后同实际的人口数字一比, 就会差之毫厘而失之千里了”。并分别从加速积累资金、提高科学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以及增加工业原料等方面, 对控制人口的必要性、迫切性进行了论述: ①人口增长与资金积累的矛盾。他认为, 因为中国人口多, 消费大, 所以积累少, 只有把人口控制起来, 使消费比例降低, 才能多积累资金; ②搞社会主义, 就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 多搞大工业, 搞农业电气化、机械化, 然而, 为安排好多人就业, 就不得不搞中小型工业, 农业搞低效率劳动, 实际上是拖住了高 速度工业化的后腿; ③和工业原料的矛盾。大办轻工业可以有效地积累资金, 但是轻工业原料大多数来自农业。由于人口多、粮食紧张, 就腾不出多少地种诸如棉花、蚕桑、大豆、花生等经济作物。同时, 也由于农产品出口受到限制, 就不能进口很多的重工业成套设备, 影响了重工业的发展; ④全国人均不到3亩地, 大面积垦荒短期内又做不到, “就粮食而论, 亦非控制人口不可”。他尖锐地指出, 控制人口实属刻不容缓, 不然的话, 日后的问题益形棘手, 愈难解决。政府对人口若再不设法控制, 难免农民把一切恩德变为失望与不满。他提出了定期举行人口普查, 把人口增长纳入第二个、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建议。 [李国欣提供]马寅初（1882年6月24日—1982年5月10日），教育家，经济学家。浙江绍兴嵊县人（今嵊州市）。 年谱1901年入天津北洋大学（1951年更名天津大学)，选学矿冶专业。 1906年赴美利坚合众国留学，1910年获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1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1915年回国，任北洋政府财政部职员。 1916年任国立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1919年出任首任教务长。 1920年，继国立东南大学（1928年更名国立中央大学）首任商科主任杨杏佛之后，出任国立东南大学附设上海商科大学（现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兼教务主任，曾兼任中国银行总司券（总发行人）等职。 1927年后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委员长、财政委员会委员长等职。并先后出任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重庆大学商学院教授兼院长。曾任广州中山大学、交通大学、苏州东吴大学、重庆陆军大学、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中华工商专科职业学校等校教授。 1948年当选第一任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浙江大学校长。 1951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1960年1月4日因发表《新人口论》被迫辞去校长职务，居家赋闲。 1979年9月任北京大学名誉校长，兼中国人口学会名誉会长。 特别经历 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曾参加五四运动。抗战期间曾因抨击官僚资本家大发国难财遭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监禁。 1957年因发表《新人口论》等文章而遭到错误批判，1979年党中央批准了北京大学党委为他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的决定。马寅初教授毕生从事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稳定物价、控制人口等重大问题献计献策，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经济科学、人口科学学科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马寅初（1882－1982）嵊州人，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学家、人口学家，中国共产党的诤友。 童年时代，马寅初很想读书，更想到大城市去读书。而父亲马棣生认为马寅初聪明伶俐，一定要马寅初学管帐记帐，继承“酒坊”家业，学做生意。为读书，马寅初经常挨父亲训斥、毒打，罚跪。“跪下也要去念书”，“打死我也不做生意”，马寅初忍着疼痛一次又一次地反抗着。 1899年马寅初进入上海“育英书馆”，成绩年年班上第一。他中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天津北洋大学。1903年他被送往美国公费留学，先入耶鲁大学，后入哥伦比亚大学。为“强国富民”，马寅初在美国决定攻读经济， 1910年他在耶鲁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1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他撰写的论文《纽约市的财政》，轰动了当时美国的财政界和经济界，被哥伦比亚大学列为一年级新生的教材。 1916年马寅初返回祖国，怀着“强国富民”的理想支持进步，崇尚革新，声明“一不做官，二不发财”，致力于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和经济人才的培养，著书立说。他是中国最早研究西方经济学的著名学者。 1927年到1937年，马寅初南下浙江、南京、上海，以财政经济专家身份，参与对国家财政经济问题的研究，寻找症结的所在，谋求解决的办法，全力保护中华民族的利益。 1937年到1945年，马寅初继续以财政经济专家身份研究中国的财政经济，剖析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撰文评击“四大家族”趁民族危亡之机大发横财的罪行。抗战爆发后，马寅初拥护抗战，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马寅初的爱国行动、正义行为，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马寅初先后被关进息烽集中营、上饶集中营，最后被软禁于重庆歌乐山家中，直到抗战胜利才恢复人身自由。 抗成胜利后，马寅初继续反对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主义，痛斥国民党政府出卖民族利益。当李公仆，闻一多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消息传来，马寅初愤怒万分，当即写了遗书，告别大家，孑然一身穿蓝布长衫赴南京中央大学讲演，用大量事实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罪行，当讲到物价飞涨时，指名道姓、抨击蒋介石，有力地推动了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反蒋爱国民主运动。他成了旧中国时代一个英勇不屈的民主战士。 解放前马寅初先后在北京大学、南京中央大学、上海交通大学、重庆大学、浙江大学任教。他曾任北大经济系主任、教务长。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解放后马寅初先后任浙江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校长、名誉校长，他的著作很多，其中《新人口论》是一篇卓有见地的不朽之作，这篇论文是经过调查研究后写成的，它正确地分析了我国人口增长速度过快的原因，论证了人口增长太快同积累、消费之间的矛盾，提出了控制人口生育的建议和措施。《新人口论》发表后，引起全国强烈的反响。康生、陈伯达一伙竟把《新人口论》诬为中国的马尔萨斯主义，煽起全国规模的大围攻。马寅初理直气壮，出来应战，有人逼他检讨，他坚决拒绝，再一次发出誓言：不怕孤立，不怕油锅炸，即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他说：“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止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我个人被批判是小事，没什么，不过我想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大事，我相信几十年以后，事实会说明我是对的。”历史的发展证实了马寅初《新人口沦》的正确性和预见性。l960年3月马寅初被迫辞职，离开北京大学，回到嵊州老家。1979年9月11日恢复名誉，教育部任命他为北京大学名誉校长，并被增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历年出版的主要著作 1 马寅初经济论文选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2 中国之新金融政策((上) 商务印书馆 民国28 3 通货新论 商务印书馆 民国36 4 新人口论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 5 马寅初人口文集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7 6 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 财政出版社 1958 7 新人口论 广东经济出版社 1998 8 马寅初抨官僚资本 重庆出版社 1983 9 马寅初选集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8 10 新人口论 北京 1979 11 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0 12 马寅初经济论文选集(上)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1 13 马寅初全集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14 财政学与中国财政 : 理论与现实 商务印书馆 2001 15 通货新论 商务印书馆 1999 16 财政学与中国财政 : 理论与实践商务印书馆 民国37 17 中国国外汇兑 商务印书馆 民国19 18 中华银行论 商务印书馆 民国18 19 马寅初演讲集 商务印书馆 民国12 20 经济学概论 商务印书馆 民国35 21 马寅初战时经济论文集 作家书屋 民国34 22 中国经济改造 商务印书馆 民国24 23 马寅初经济论文集 商务印书馆 民国21 24 中国关税问题 商务印书馆 民国24 25 经济学概论 商务印书馆 民国35 26 经济学概论 商务印书馆 民国32 27 马寅初经济论文集 作家书屋 民国36 28 中国当前之经济问题 : 马寅初讲演 胶济铁路同人学术研究会 [19- 29 马寅初演讲集 商务印书馆 民国17 30 通货新论 商务印书馆 民国37 31 财政学与中国财政 : 理论与实践 商务印书馆 民国38㊣马寅初纪念馆：http://www.eelove.cn/memorial/?id=mayinchu

马寅初的真知灼见是划时代的，从根本上促成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就这点而言，又有几人能与马寅初相比？我们一谈到中国人口问题，一定会马上想到马寅初的名字，这位中国著名的人口学专家、经济学家，以其提出的“新人口论”而闻名于世，尤其当我们感受到人口问题一直在困扰我们的时候，不由自主地将作如下感叹：如果40年前就采用了马寅初的人口论，那该有多么好啊。

马寅初。1957年7月5日 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遭厄运。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马寅初于1957年6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书面发言。他根据1953年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和以后几年人口增长的情况，认为我国人口增殖太快。

静态的解释(1) [static state]∶ 相对 静止的 状态 静态电流 (2) [static]∶从静态来考察 研究 的 静态观测 详细解释 (1).相对静止状态；非工作状态。 马寅初 《新人口论》 ：“普查 结果 表明一九五三年 六月 三十日 中国 人口一共有六亿零一百九十三万八千零三十五人，这是一个静态的记录。” (2).从静态来考虑研究的。如：静态分析。 词语分解 静的解释 静 ì 停止的，与“动”相对：静止。静态。静物。 平静 。 风平浪静 。 没有声音： 安静 。 寂静 。僻静。 冷静 。肃静。静 悄悄 。 静穆 。 静谧 。 静默 。 静观 。静听。 安详 ，闲雅： 静心 。静坐。 古同“净”，清洁。 姓。 动 态的解释 态 （态） à 形状，样： 态度 。状态。 姿态 。形态。神态。动态。静态。事态。情态。常态。 变态 。体态。生态。 一种语法范畴，多表明句子的主语和 动词 之间 关系。 部首 ：心。

　　2月26日 毛泽东在第11次最高国务（扩大）会议是在北京召开的。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各方面的人士1800多人。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毛泽东的讲话全面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提出了解决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法和各个方面工作的方针。　　4月27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指出，为了适应我们的国家已经从革命的时期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新形势，为了克服近几年来党内新滋长的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以及特权思想，必须按照“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和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　　5月11日 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对美国导弹部队进驻台湾表示极大的愤慨。5月7日，美国宣布将在台湾驻扎装备导弹的美国空军部队。次日，美国侵台军事指挥官宣布，导弹部队的先头部队已进驻台湾。外交部的声明说，中国人民解放自己领土台湾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美国必须对它的侵略行径负完全的责任。连日来，朝鲜、越南和印度等国舆论也纷纷遣责美国把导弹运往台湾。　　7月3日 马寅初在第一届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发表题为《新人口论》的书面发言，认为我国人口增殖太快，主张控制人口。　　《人民日报》发表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他主张，必须提高人口质量，控制人口数量，并建议采取以下措施：一、进行人口普查，举办人口动态统计，确定人口政策，把人口增长的数字订入五年计划。二、宣传晚婚节育的好处，运用节育的办法。同时，国家应该干涉生育，控制人口主权，奖励节育，用征税的办法限制多育。三、实行计划生育是控制人口最有效的办法，普遍宣传避孕。在反右派斗争中，马寅初的这些观点被当作“新马尔萨斯人口论”而受到批判。1979年4月19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大会党委召开会议，为其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8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深入反对右派分子的指示》。这个指示是由毛泽东起草的。《指示》指出，深入揭发右派分子的斗争一方面正在向地县两级（城市向区级和大工矿基层）展开，一方面又必须在中央一级和省市自治区一级各单位深入地加以挖掘。这样右派分子将继续被发现和挖掘出来，人数将逐步增多，极右分子登报的人数，也应适当增多。不是百分之几，也不是百分之十，而是按情况达到极右派的百分之二十、三十、四十或五十。这样有利于教育广大群众，争取中间派，分化右派。《指示》首次并列地使用了极右派，普通右派，中间偏右分子三个概念，要求准确地鉴定这三种人。《指示》要求对党内团内的右派分子要同党外团外的一样看待，一律批判。该登报的，即应登报。在深入挖掘时期，党和政府工作中的错误缺点，边整边改，取信于人，十分重要。　　11月2日至21日 毛泽东等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并出席各国共产党工人党莫斯科会议。11月6日，中国党政代表团参加了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的庆祝大会。11月14日至16日，代表团出席了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16日至19日，又参加了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并分别在两个代表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宣言》和《和平宣言》上签字。其间，毛泽东曾多次发表讲话。

澄清马寅初《新人口论》与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根本区别,对子坚持马寅初《新人口论》中的正确思想是f分必要的。 (一) _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和马尔萨斯的(人日诊》有着截然不同的思想体系。前者揭示我国人口的增长过快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提出用控制人口的办法来解决这个矛盾;后者把私有制社会里出现的贫困和罪恶等规象,归咎子人口过快增长而非社会制度。（二）虽然两者都以人口过快增长展开自1己的理论,但人口过快增长在他们当中所起的作用完全不同。在《新人口论》中它被看作影响经济发展的段素,是被控制的对熟在(人口论》中被当作贫困和罪恶的根源,成为替当时的统治者辩护的理由。 1 957年7月,马寅初先生针对我国人口与经济不相适应的状况,在《新人口论》中开门见山地指出我国“人口多,资金少”的国情,并指出,“我国最大的矛盾是人口增加太快而资金积累得似乎太慢“。他认为,要改善人民生活,一定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

　　一、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是原创。对人口问题进行了独立、细致的调查，不是紧跟形势的应景之作，政策建议务实，尽管有的观点可商榷。他坚持避孕而非人工流产，坚持综合运用教育、法律、经济、行政手段等温和的节制生育主张，充盈人文关怀，至今仍有生命力。　　二、批判马寅初决不局限于北大或民主党派内斗，决不局限于“新人口论”。北大党委、光明日报社、民主党派只是前台奉命而为。马寅初的经济要均衡发展的“团团转”理论，实际上成为周恩来、陈云“反冒进”的理论基础，也成为毛泽东倡导“大跃进”的理论制约，这个障碍必须尽快清除。批判之后，对马进行组织处理的也非北大党委和民主党派。　　三、康生直接指挥、策划、定调批马，有影印件、平反决定、目击证人等确凿证据。至于陈伯达是否指挥、策划批马，确凿证据有待考证。　　四、我国“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一直饱受批评，有成绩，也有严重后遗症。把计划生育“归功”于马寅初一人，是不公正的；把计划生育“归罪”于马寅初一人，也是不公正的。　　五、马寅初不是完人。以他早年孩子多，指责他晚年推行计划生育是心口不一，过于苛刻。他发明“教授学习会”形式改造知识分子思想，还是定位于中共的密友、诤友身份。对运动中思想转不过弯的教授谈不上关心，但也没有刻意为难。　　六、“错批一个人，多生三个亿”说法，前一句没什么争议，后一句难以成立。我国1979年人口比1957年增长32979万人，人口大幅度增长不是随“批判马寅初”而来，而是经过22年才增长近3.3亿。

1957年七月7月1日广东省韶边瑶族自治县成立。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召开第五次牧区工作会议。甘肃省甘南乳品厂在合作市建成并正式投入生产。该厂日产4吨多奶粉和3吨多黄油。7月3日马寅初在第一届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发表题为《新人口论》的书面发言，认为中国人口增殖太快，主张控制人口。7月5日 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遭厄运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召开。会议作出关于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决议。会议决定：撤消广西省建制，以原广西省的行政区域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行政区域；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行政区域，包括银川专区、吴忠和固原两个回族自治州、平凉专区的隆德县和泾源回族自治县，共辖有17个县和两个市。7月9日 《人民日报》报道，全国3500万少数民族已有近3000万人口的地区，基本实现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包括40多个少数民族成份的农牧民，超越一个或几个社会发展阶段，跨进了社会主义。7月11日 湖南省组织的湘西土家族访问团，结束了历时50天的访问工作。7月12日 新疆克拉玛依市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7月15日 中国天主教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会上成立了“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7月20日 全国人民人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召开的民族工作座谈会在青岛举行。参加会议的有29个民族的105位代表。座谈会通过了中央民委和财政部共同草拟的《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暂行办法（草案）》和《关于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管理企业事业的范围和职权的暂行规定（草案）》。会议期间，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接见了与会代表。7月 广西《壮文报》在南宁出版发行。八月8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深入反对右派分子的指示》。8月4日 周恩来作了《关于中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的讲话。7月31日 中共西藏工委统战部邀请拉萨各界人士集会。范明代表西藏工作委员会在会上作了《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在西藏地区不实行民主改革的方针和今后西藏地区工作任务》的报告。8月9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常委会第二十一次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筹备委员会整编方案。8月17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文调查工作者在云南经过五年多的调查研究，帮助傣、景颇、僳僳、佤、哈尼、拉枯、纳西、苗等8个少数民族创制和改进了12种文字。8月19日 《人民日报》报道，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六工作队，对新疆7个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调查工作已告结束。8月23日 广西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在南宁举行。会议一致拥护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关于建立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决议，决定建立广西壮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韦国清（壮族）任主任委员。8月24日 中央民委在北京举行全国民委主任会议。会议讨论了青岛民族工作座谈会上周恩来的讲话和乌兰夫的总结发言等，还交流了各地的民族工作经验，并就如何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各地民族事务机构的各项具体工作任务等进行了研究。《广西日报》报道，广西省在1956年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8月30日 广西省人民委员会发布《关于农村工商各税的修订规定》。九月9月1日北京市民族事务委员会成立。马玉槐（回族）任主任，贺一平、载涛（满族）任副主任。9月2日 云南省昆明市和西双版纳、德宏两自治州先后建立了傣、景颇、僳僳等民族文字的印刷厂。9月13日 新华社报道，内蒙古伊克昭盟乌审旗发现距今约7万年到lO万年的“河套人”顶骨和股骨化石。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成立。松谋（藏族）当选为自治州州长。9月15日 《内蒙古日报》报道，内蒙古自治区列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建设项目已于8月末提前完成。9月20日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扩大）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会上所作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中指出：在少数民族中的社会主义教育和反右派斗争，除了同汉族地区相同的内容以外，还应着重反对民族主义倾向。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成立。石邦智当选州长。国务院批转全国牧区畜牧业工作座谈会纪要。《内蒙古日报》报道，国家投资70多万元，在河套平原兴建的黄河防洪大堤竣工，大堤全长360多华里。9月30日 《广西日报》报道，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投资3751万元，在广西兴建了灌溉面积达1020万亩的水利工程。来京参加“国庆”观礼的西藏、青海、新疆、云南、四川各民族参观团，西藏干部、新疆工业、新疆教育、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西藏青年和贵州各民族青年参观团，以及畲族、满族参观团，包括20多个民族，700余人，先后抵京。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于10月6日接见了各少数民族参观团代表。十月10月1日 人民解放军捐献的“八一”农业机器拖拉机站，在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祥云县建立。该站拥有拖拉机25台。10月4日 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0月5日 新华社报道，新（新疆叶城）——藏（西藏阿里地区噶大克）公路建成，全长1179公里。10月8日 中国第一个天然石油基地——玉门油矿建成，成为一座拥有地质勘探、钻井、采油、炼油、机械修配、油田建设和石油科学研究等部门的大型石油联合企业。10月14日 内蒙古大学在呼和浩特市建成开学。该大学设有蒙古语言文学、汉语言文学、历史、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7个系。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支援教师130多人。10月15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少数民族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指出：少数民族中的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大体分为：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地区、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民主改革并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地区、还没有进行民主改革和某些不需要经过民主改革而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地区，这样三类地区分别采取不同方法进行。10月16日 《人民日报》报道，云南省在发展少数民族教育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已设民族小学6706所，学生达398961人；民族中学及师范学校9所，少数民族学生人数占一半以上的中学和师范7所；过去没有学校和学生的西盟山区佤族和居住在怒江、红河流域原始森林中的怒、独龙等民族和侬人（即壮族）、苦聪人子女也已入学。10月20日 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的最后一批猎民，迁入人民政府为他们新建的房屋。自此，自治旗境内的鄂伦春人全部转入定居游猎生活。10月 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机关刊物—— 《民族团结》杂志在北京创刊。十一月11月3日广东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黎文工作者完成《黎文词典》和黎文农民课本的编写工作。11月1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壮语节目开始播音。11月13日 内蒙古自治区草原最长的一条有线电讯线路在锡林郭勒草原建成。该线从集二铁路的赛汉塔拉起到锡林浩特止，全长367公里。11月13日 中国《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社论。文章最早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11月17日 中国选手郑凤荣打破女子跳高世界纪录。11月18日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成立，李和才（哈尼族）当选为州长。11月19日 中央民委召集在京民委委员及有关民族工作同志座谈讨论在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中进行反对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教育问题。11月25日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中央民委和农业部联合召开牧区畜牧业生产座谈会。会议总结交流了畜牧业工作经验，研究了各类地区的特点，提出了发展畜牧业的方针和任务；还研究了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牧区的生产建设以及同畜牧业有关的经济工作问题。11月 《五体清文鉴》由民族出版社影印出版。十二月12月7日 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12月10日 国务院第三十六次会议在周恩来总理主持下通过了壮族文字方案。此外还讨论通过了《关于少数民族文字方案中设计字母的几项原则》。12月16日 中国第一个实厥语研究班在中央民族学院设立。12月20日 国务院第六十六次会议通过《国务院关于撤消广西省桂西壮族自治州的决定》。12月26日 第一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在埃及首都开罗召开。这次会议决定成立理事会，作为亚非人民团结运动的常设机构。

　　洪亮吉（1746—1809）字君直，又字雅存，号北江，江苏阳湖（今江苏武进）人，清代著名的汉学家、诗人。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中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贵州学政及高宗实录馆纂修官等职。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因上书陈弊政，被发配伊犁，次年释放回籍。主要著作有《洪北江遗书》二百二十二卷。他在《意言》的《治平篇》和《生计篇》两篇文章中，集中阐述了他对清代前期人口问题的观点。　　在清代前期，中国人口的增长速度和绝对量都远远超过了前代。据估计，顺治八年至十八年（公元1651—1661年）人口不过一亿左右，到乾隆五十年至五十六年（公元1785—1791年）却猛增至三亿。同一时期，耕地虽然有所扩大，但远远低于人口的增长，平均每人占有耕地从原来的五亩多，下降为两亩多。洪亮吉针对当时人口增长大大超过耕地和一般生活资料增长的情况，首先认为，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而田地、房屋“亦不过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治平篇》）在几十年到一百多年中，人口会增加五倍、十倍、二十倍，田地与房屋仅增加一倍、三倍、五倍，尽管没有什么科学根据，但他的这一看法，除与五年后马尔萨斯的人口按等比数列增加、生活资料按等差数列增加的观点很相类似外，与马尔萨斯把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口规律看成是超社会、超历史、超地域的自然规律有着根本不同。　　洪亮吉认为，人口的增长既然远远超过了田地与房屋的增长，就不但使得“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治平篇》），“为农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为商贾者十倍于前而货不加增”，还产生了“终岁勤动，毕生皇皇而自好者居然有沟壑之忧”和为非作歹之徒，生“攘夺之患”（《生计篇》）的严重情况，这里洪亮吉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固然认识不到造成当时人民贫困和社会动乱不安的根本原因是封建的剥削制度，但他既敏锐地看到了人口增长太快、生活资料增长太慢，会影响封建社会秩序的安定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又看到了土地的大肆兼并，对这一矛盾的加剧。“况有兼并之家，一人据百人之屋，一户占百户之田，何怪乎遭风雨、霜露、冰寒、颠踣而死者之比比乎！”（《治平篇》）比起马尔萨斯故意掩盖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是劳动人民失业、贫穷、困苦以及战争的根源的真象，又有很大不同。　　为了解决人口过剩，洪亮吉认为不外乎有“天地调剂法”和“君相调剂法”两种。前者，借助自然灾害和疫病流行来减少人口；后者，由政府通过发展生产，移民开荒，减轻赋税，反对奢侈浪费，抑制兼并和赈济贫困等来减轻人口增长过快的压力。但他也认为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有很大局限性，这一矛盾是无法解决的。”然民之遭水旱、疾疫而不幸者，不过十之一、二矣”；“治平之久，君相亦不能使人不生，而君相之所以为民计者，亦不过前此数法也。……此吾所以为治平之民虑也。”（同上）洪亮吉从维护封建统治的利益出发，虽然不可能找到真正解决人口问题的办法，但是比马尔萨斯美化资本主义制度，认定贫民自身是贫困的原因，贬低发展生产的作用，反对救济贫民，指望战争、疾疫以及自然灾害发挥最大的抑制人口增长的作用等敌视劳动人民的观点，是完全不同的。

计划生育曾经是国家是大力实施的一个政策，因为计划生育的缘故，很多80后和90后都是独生子女。很多人都对这个政策特别熟悉，知道他对国家的影响，那么你知道谁是第1个提出计划生育的人吗？此人叫马寅出，提出计划生育政策后，限制其他人生儿育女，自己却娶了两个妻子，连续生了8个孩子。马寅出的家庭比较富裕，他从小就接受了非常良好的教育，早年因为能力比较突出，被家人送去了国外留学。在国外学习的过程中，他懂得了很多先进的知识，也吸收了一部分进步思想。马寅出成长的年代，中国还比较流行，多生才有劳动力，大家都觉得传宗接代，是一个家庭最重要的事情。只有生下儿子传承与香火，才能对得起自己的先祖，马寅出自己就是如此，他为了生一个能够传宗接代的儿子，接连生育了8个孩子。1953年我国进行了第1次人口普查，结果发现当时的中国一共有6亿多人口，每年的人口增量是1200万到1300万，人口增长率高的可怕，如果按照这个数据计算的话，到2020年的时候，中国的人口将会超过26亿。一个国家的发展虽然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但是如果人口太多的话，就会给国家造成生命的影响，因为这些人每天都会消耗大量的资源，一旦无法满足的话，就会引发各种社会问题，我对国家的长久发展极其不利。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经济学家出身的马寅出提出了计划生育的理论，他觉得应该有计划的进行人口安排，控制人口的增长。值得一提的是，马寅出虽然生育了8个孩子，但其实他并没有违反人口生育的政策。因为他最后一个孩子出生于1925年，那时候，整个国家都在大量生育，他也只是一个跟风者。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从1955年才开始大范围实施的。从历史的角度来说，马寅出的提议，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人口过度增长的问题。

马寅初主张我们有计划经济，也应该有计划生育，并且提出三点非常具体的建议，建议确定我国的人口政策，宣传节制生育和晚婚的好处，控制人口增长。“新人口论”的基本观点就是要通过控制人口发展，进一步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经过30多年的社会实践，马寅初“新人口论”的观点被证明是正确的，许多主张是可行的，直到今天，它对于我们研究人口理论、推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促进四个现代化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马寅初还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在教育园地辛勤耕耘了60多年，桃李满天下。解放后，他热心于教育事业，一再强调办教育要“学习新思想，确立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全体师生只有在共同的政治思想基础上，才能团结无间，精诚互助，培养出切合实际要求的专门技术人才。”

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是一篇卓有见地的不朽之作，这篇论文是经过调查研究后写成的，它正确地分析了我国人口增长速度过快的原因，论证了人口增长太快同积累、消费之间的矛盾，提出了控制人口生育的建议和措施。《新人口论》发表后，引起全国强烈的反响。康生、陈伯达一伙竟把《新人口论》诬为中国的马尔萨斯主义，煽起全国规模的大围攻。马寅初理直气壮，出来应战，有人逼他检讨，他坚决拒绝，再一次发出誓言：不怕孤立，不怕油锅炸，即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他说：“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止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我个人被批判是小事，没什么，不过我想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大事，我相信几十年以后，事实会说明我是对的。”历史的发展证实了马寅初《新人口沦》的正确性和预见性。l960年3月马寅初被迫辞职，离开北京大学，回到嵊州老家。1979年9月11日恢复名誉，教育部任命他为北京大学名誉校长，并被增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蔡元培【近代】 （1868一1940）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光绪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补编修。戊戌维新变法失败，深感清政府腐败无能，弃官南返，开始从事教育和革命活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上海沦陷移居香港，后病卒于香港。 其主要教育思想为： （1）提出了著名的自由主义和谐发展的教育方针，认为要培养“健全的人格”，必须在“共和精神”的指导下，接受五个方面的教育：即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育才能完成，（2）主张 “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3）强调发展个性，崇尚自然。为使学生的个性和才能得到充分发展，强调要有“自动”、“自学”、“自助” 的精神，防止“注入式”的教学方法。（4）重视劳动教育、平民教育和女子教育。还支持“勤工俭学”和“工学互助”活动。其著作辑有《蔡元培全集》。胡适【近代】 （1891—1962）中国近代学者、教育家。字适之，安徽绩溪人。早年在上海梅溪学堂、澄忠学堂和中国公学求学。1910年赴美留学。先后入康乃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受业于杜威，获哲学博士学位。自称“受杜威先生实验主义哲学的绝大影响”，实用主义是他“生活和思想的一个向导”。 他一生参加学术活动的领域较广泛，在哲学、文学、历史和教育等方面，均有专门论著。教育方面，他提倡改良主义的教育救国论，要求学生“安心求学”，埋头于“读书救国”，反对学生参加革命运动。同时竭力宣传实用主义的教育理论和方法。他对高等教育的建设和规划特别重视，认为高等教育是国家学术研究的中心。主要著作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白话文学史》（上卷）和《胡适文存》等。粱启超【近代】 （1873—1929）中国近代思想家、教育家。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县人。王国维【近代】 （1877—1927）中国近代学者、教育家。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曾留学日本，归国后1903年起先后担任通州和苏州师范学堂心理学、伦理学教习。1922年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信导师。1925年受聘为清华研究院教授。较早介绍西方哲学、美学、教育学和心理学。 教育思想方面，在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德育、智育、美育和体育多方面发展的“完全之人物”。力主理论知识与实际知识并重。认为教育应以道德为中心。较早提出美育应列为学校的正式科目的见解。 其教育主张主要有： （1）大学要办成研究学术的场所； （2）大学应承担培养年轻一代理论学术人才的责任；学术应自由和独立等。（3）重视师资的培养，强调必须办好高等教育，以充实中学的师资；办好中学及师范教育，以充实小学的师资。其著述甚丰，涉猎教育、哲学、文学、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诸方面，主要收入《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所译日本花铣三郎著作《教育世界》，为中国第一部介绍的外国教育学。马寅初【现代】 （1882一1982）中国近现代经济学家、教育家。浙江乘县人。1906年毕业于北洋大学，留学美国耶鲁大学， 1915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浙江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校长。为第一、二、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至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二、四届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口学会名誉会长。 1958年发表《新人口论》，遭批判。1979年9月恢复名誉，任北京大学名誉校长。毕生热爱教育事业，热爱青年，提出应以全面发展的观点去教育青年学生，不仅要使他们有丰富的科学知识，而且要使他们有高尚的思想，强健的体魄和初步的办事能力。 著有《马寅初演讲集》、《新人口论》、《马寅初经济论文选集》等。陶行知【现代】 （1891一1946）中国近代教育家。原名文浚，又名知行。安徽歙县人。1910年入金陵大学文科，1914年赴美国留学，1915年获伊里诺大学政治硕士学位1946年4月，回上海从事反内战、反独裁的民主运动。同年7月因脑溢血逝世。毛泽东称他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著作很多，已合编为《陶行知全集》（六卷）。

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上的人口第一大国，现在的人口初步计算已经到达了14亿，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数字，一个人一口唾沫就能淹死一个人了，但是人多了也不是一件好事，会严重超出国家的负担能力，所以在八十年代的时候，就推出了计划生育政策，这个政策无疑控制住了中国人口的迅速增长。【提出人口控制概念】那么大家知道计划生育政策是谁提来的吗？这个人的名字叫做马寅，马寅出生于清代末年，算得上是一个读书人了，后来改革开放之后，他也找到了自己喜欢的职业，成为了一个教育家，后来新中国在调查人口基数的时候，居然到达了至少6个亿的数目，而且很多地区的人口增长率也是很高的，再这样放任下去，就会出现难以控制的局面，所以马寅提出了人口控制，不过以他当时的身份显然没有太大的说服力，因为他自己有两个妻子，生下了八个孩子，大家怎么会相信他说的话呢，自己都做不到，还想让别人也做到，大家纷纷觉得这个人不可靠，不过这确实有点冤枉他了，因为马寅出生于清代末年，所以依照当时的制度迎娶了两个妻子过门，后来才生下了八个孩子，等他学习到了新的知识，通过数据调查才意识到不能生这么多的小孩，但是孩子已经生出来了，总不能再塞回去。【出书《新人口论》】不过对于外界的多种议论，他也没有做过多的解释，只是默默写了一本《新人口论》，尽自己的能力做着计划生育概念的推广，后来这本书出来之后，得到了一定的支持，里面关于计划生育的概念，原因，和具体实施都有比较全面的说明和参考意见，还预测了如果不控制人口的增长未来几年的人口增长趋势，过了几年之后，人们发现果然如这本书里所言，的确给当时带来了一定的管理困难，国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在经过多方商议之后，决定推出计划生育政策，马寅对此也是喜闻乐见的，大家后来也看到了计划生育的确控制住了中国人口数目的增长。【教育很重要】但是控制过头了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中国经历了几十年的迅速发展，在各个方面的人才也是越来越多，但是人口的总基数也开始下降，因为计划生育，只能生一个小孩，所以当一代人渐渐老去，年轻的劳动力不足，也是一个问题，这就叫做老龄化，老龄化的问题比较严重和尖锐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国家又放开了二胎政策，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越来越多，所以也不会像从前的人觉得生的越多越好，毕竟生不算什么太大的事，将一个孩子能够教育成精英，才是难事，如果都还抱着像从前那样的想法，孩子就是真正输在了起跑线上，所以生几个孩子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对此，荧幕前的有何感想？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

在中国古代一度施行”一夫多妻”制度，在传统观念中，家中多子往往可以给家族带来更多的福气，因此一户人家里面子孙满堂的场面并不稀奇，而到了建国初期，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提倡“人多就是力量”、“人就是生产力”等，在生孩子方面，每家的人口也比较多。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力逐渐发展和社会制度的完善，人们的理念和观念也有所变化，不再一味地去“造人”，在这其中，“计划生育”的推行和实施发挥着重大作用，后来也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计划生育”起初是由马寅初提出的，他是我国第一个提出计划生育的人，然而作为提倡者，马寅初却迎娶了两任妻子，第二任老婆甚至比他小22岁，两位妻子也为他生了8个孩子。回顾马寅初的一生，他生于1882年，是浙江人，从小聪明伶俐，但家里不是什么大户人家，因而一家人过着清贫的日子。然而年少的马寅初却拥有一颗求知的心，对于知识渴望和好奇使得他在学习中不断进修、学习，出国深造完成学业后，义无反顾地回到祖国，将自己的所学奉献给国家。在当时可以出国留学的人不在多数，而能够在完成学业之后还选择回国的更是寥寥无几，马寅初的回国很快就受到多方的关注，他们纷纷向马寅初伸出橄榄枝，企图抢在别人之前将这位贤能义士纳入麾下。然而马寅初早已规划好自己的人生，他理想的道路上不想掺杂太多他人的声音和思想，于是他婉拒他们的邀请，在北京大学任教，他相信知识的力量是强大的，足以引导人们思想的成熟和进步，在这之后几年，马寅初成为当年经济学术界的先行者和领军人，他将自己的一生都投入到学术研究之中。在1949年，马寅初出任浙江大学的校长，在工作之余还留意着时事和国家的发展走向。在整个国家都充斥着多生多子的理念时，他看出其中的异端，人多不单意味着群体的壮大，人口众多更是国家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忽视的负担，只是目前还尚在“潜伏期”，像一颗随时会引爆的炸弹，当人口的增长超出一般社会的规律时，生产力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很容易就会引发温饱问题。出于这一点，马寅初深入群众之中进行调查，人口基数过大的调查结果也促使他提议“少生优生”的生育计划：每个家庭只可以有不超过两个孩子，超生的人口就要罚款处理。毫无疑问，这个政策刚出来的时候受到漫天质疑与反对，毕竟其中的理念与当时人们的认知是“反其道而行”的。但随后国家的研究也验证了这一提倡的科学性和长久性，为更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便将生育计划立法。随着计划的展开和落实，国家自上而下都很好控制住人口的增长，全国新增人口的数量得到有效和显著的控制。然而作为提倡者的马寅初却有婚姻两段，和第一任妻子的婚姻是在父母的旨意下完成的，她为马寅初生下1儿3女，然而儿子不幸得病去世。在当时“男尊女卑”的社会，假如没有能生下男丁传宗接代，是会受到周围人的指点和谩骂，因此妻子主动让马寅初纳妾以延续香火。当时的马寅初不想因为这样而休妻，但在后来出国留学时，聚少离多让二人的距离渐行渐远。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女儿的同学，也是他日后的第二任妻子，当时年仅13岁，情投意合的两人不顾他人的眼光很快结为夫妻，并育有2男2女。马寅初的成功也离不开他本身倔强的性格，他自小便有非常硬气的性格，但凡是不公的事情都会挺身而出。也是这样的性格让他发表《新人口论》后被囚禁了两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以洗冤。《新人口论》也是他一生发表过的，众多文章论文中最著名的。一边为国家的发展做贡献、发声，另一边却也因自己膝下诸多儿女让很多人产生偏见，但这并不能否认他在国家经济、文学界和人口增长等领域的贡献。敢于发声，无畏困难的精神也值得我们学习和传承

马寅初提出计划生育是1953年。马寅初（1882年6月24日至1982年5月10日），名元善，字寅初，浙江嵊县人，汉族，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人口学家。马寅初长期从事经济学教学研究和教育行政管理，为中国人口科学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马寅初主要著作有《经济学概论》、《资本主义发展史》、《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新人口论》、《马寅初经济论文集》等。1901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冶金学专业；1907年赴美国耶鲁大学攻读经济学；1910年入哥伦比亚大学专攻实用经济学；1914年获经济学和哲学双博士学位。后入纽约大学研究商业。主要成就早在50年代初，他就注意并开始研究中国人口增长过快的实际问题。在著名的《新人口论》中，较系统的论述了中国的人口问题，提出了“我国人口增长过快”的命题，认为1953至1957年，中国人口很可能已超过1953年人口普查得出的年增殖率为20‰的结果。如果按1953年统计的20‰的增殖率估算，三十年后同实际的人口数字一比，就会差之毫厘而失之千里了。并分别从加速积累资金、提高科学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以及增加工业原料等方面，对控制人口的必要性、迫切性进行了论述。

马寅初。独生子女政策是马寅初提出的，他在1957年7月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新人口论》提出独生子女政策，1978年，计划生育政策正式写入宪法，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所以独生子女是马寅初提出的。

　　1978年，计划生育政策正式写入宪法，“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　　在此之前，七十年代流行的计生 口号 是“一个太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短短几年后的1980年，“只生一个好”的标语已写满中国的大街小巷。“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这一当代中国人口政策的基调，正是在1980年中央召开五次人口座谈会后确定下来的。本刊记者专访了会议全程的亲历者、著名人口经济学专家田雪原，听他讲述计划生育政策出台前的论争过程。 　　《光明日报》为马寅初平反 　　1978年8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我的文章《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翻案》。这篇翻案文章对我来讲，是二十年磨一剑。自从五十年代末马寅初被批判罢官，此后十多年无人敢触及人口学研究。不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翻案，人们的思想禁锢就不能打破，从事人口研究就心存疑虑，害怕有一天会成为马寅初第二，人口理论拨乱就是一句空话。曾有学术界的同事发文猜测：田雪原为马寅初辩护，大概是当时中央将这一任务分配到社科院经济所。当时我还在工作，所以恰好条件合适，此事便落到了我头上。可惜他没有猜对。我写这篇文章，不是“奉命之作”，而是“蓄谋已久”。 　　1959年我初入北大，一踏进校门便赶上第二次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这让我陷入了迷茫。我利用课余时间找来老校长的《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等几篇文章读起来，批判他的文章也读。读完感到，马老讲得颇有道理，而那些批判文章却大都千篇一律，空喊政治口号。再看看马老年近八十仍誓死为真理而战，我更是为这种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所打动，于是便有意搜集一些相关资料，并且一直保存下来。毕业后，我参加了两年“四清”，然后“文革”开始，下放劳动。为马老翻案的愿望，就此酝酿了将近二十年。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我就开始动笔撰写翻案文章，但当时的形势是“两个凡是”当道，文章无处发表。1978年，我觉得时机合适了，几易其稿后，送到了《光明日报》。之所以要送到《光明日报》，首先因为它是教育科学领域的宣传主阵地，文章类型风格比较适合；更重要的一点是，当年《光明日报》是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急先锋，理应对过去的批判有一个交待。 　　报社收到稿子后很重视，告诉我准备作为“重头文章”刊用。期间《光明日报》先后发了两篇为马寅初“鸣不平”的短文，报社领导说这是“下毛毛雨”，我的文章准备作为报社“文革”期间错误的总清算来发表。实际上这篇文章并不算“为马寅初平反的第一篇文章”，但因为文章较长，阐发比较全面，影响大，而被大家记住。 　　人口预测为决策提供参考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参与的人口预测工作也在第二年紧锣密鼓地展开。中国将来理想的人口数量是多少？能否达到？怎样达到？制定未来的人口政策，首先就要求对未来的人口变动做出预测。 　　其实现在说起人口预测很简单，但在人口研究刚刚恢复不久的七十年代末，能够做出人口预测的单位却是凤毛麟角。当时听说有的人做人口预测，还使用“年龄移算法”——将每年出生的人口加上每年扣除自然死亡人口后的存活人口，如此一年年移算下去。当时计算机远没今天这么普及，在使用手摇计算器的时代，可想其工作量之大。 　　1979年，一次在成都召开的人口讨论会上，我遇到七机部（航天部前身）二院的李广元，他告诉我，七机部正在做人口预测的工作。搞航天的做人口预测，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主要是计算导弹飞行弹道的，导弹飞行中形成的抛物线，与生育分布曲线相似。李广元说看过我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非常赞同我的观点，希望与我合作一起来做人口预测的研究。 　　从成都回来后，我和七机部二院副院长宋健相约面谈了一次，一些想法和观点一致，接下来就开始了合作研究。由于我们各自有自己的本职工作，研究只能在业余时间进行。宋健提出，我们缺少来自实际的真实人口数据。今天中国的人口数据是公开的，但当时却是秘密。为了取得真实可靠的出生率材料，我们当时跑到公安部、民政部、国家统计局、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等单位“游说”，费了不少周折。最后终于拿到了被认为可以代表城镇和农村的一个市和一个县的材料，我们简直如获至宝。1979年的第四季度，差不多每个星期天，我们都要在一起讨论。讨论结果由我撰写成文，经宋健审定后，作为研究的最终成果。 　　这一成果后来呈给钱学森和许涤新，由他们推荐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的陈慕华，再转报中央政治局。1980年2月，新华社报道了我们合作研究的人口预测成果。198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宋健、田雪原、于景元、李广元合著的《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如今三十多年过去，当初人口预测揭示的我国人口变动的基本趋势，经过实践验证，是可以肯定的。 　　五次会议形成共识“要少生” 　　1980年，是中国人口政策的关键节点。3月下旬至5月上旬，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央办公厅，连续召开了五次人口座谈会。作为人口学研究者，我受邀参加了这五次座谈会。 　　第一和第二次会议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举行，规模很大，至少都是百人以上。参会人员来自各个不同的部门：国家计委、卫生部、民政部、公安部、劳动总局、妇联等，大都是部长级别的领导，还有一些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会议由中办副主任冯文彬主持，他开宗明义，说中央准备研究人口问题，广泛征求大家的意见。至今仍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当时开会的气氛相当好，大家畅所欲言，此前也没有任何所谓的布置。 　　座谈会参与人员随着议题的明确慢慢减少，第四次讨论会，人员减少到二十来人，带有总结的性质，就座谈会取得的共识，讨论可能遇到的问题和应对的政策措施。最后一次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委领导同志二十多人出席，讨论座谈会向中央书记处的报告稿。会后根据提出的意见，由我来对报告做最后一次修改。平心而论，这一过程并不是如同有的文章或网上帖子所说的那样，是“草率”和“不负责任”的决定。相反，座谈会做了当时最大限度的民主讨论，和尽可能严谨的科学分析。

《新人口论》作者是马寅初。主要是1955年根据他在浙江、上海等地进行的人口调查和中国的国情总结出来的科学预见。马寅初于1957年4月，在北京大学大饭厅就人口问题发表首次演讲，题为《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同年6月，马寅初将自己的演讲整理成文，作为一项提案，提交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并于1957年7月5日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这就是著名的《新人口论》。

《新人口论》是中国人马寅初1955年根据在浙江、上海等地进行的人口调查和中国的国情总结出来的科学预见。马寅初于1957年4月，在北京大学大饭厅就人口问题发表首次演讲，题为《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这年6月，马寅初将自己的演讲整理成文，作为一项提案，提交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并于1957年7月5日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这就是著名的《新人口论》。【作者简介】马寅初（1882—1982），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教育家、人口学家。1882年6月24日生于浙江嵊县。1905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选学矿冶专业。1907年赴美国留学，先后获得耶鲁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1915年回国，在北京大学担任经济学讲师、教授。1919年任北大第一任教务长。1927年到浙江财务学校任教并任浙江省省府委员。1928年任南京政府立法委员，1929年后，出任财政委员会委员长、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兼任南京中央大学、陆军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教授。1938年初，任重庆商学院院长兼教授。1940年12月6日被蒋介石逮捕，被长期关押和软禁，直至抗战胜利才恢复自由。1946年9月，到上海私立中华工商专科学校任教。1949年8月，出任浙江大学校长，1951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并先后兼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全国人大第一、二届常委会委员、政协第一、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二、四届常务委员会委员）、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等职。【内容简述】新人口论为1957年马寅初提出，以后陆续作了阐明和论证。提出了“中国人口增长过快”的命题，认为1953～1957年，中国人口很可能已超过1953年人口普查得出的年增殖率为20‰的结果。如果按1953年统计的20‰的增殖率估算，“三十年后同实际的人口数字一比，就会差之毫厘而失之千里了”。并分别从加速积累资金、提高科学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以及增加工业原料等方面，对控制人口的必要性、迫切性进行了论述：①人口增长与资金积累的矛盾。他认为，因为中国人口多，消费大，所以积累少，只有把人口控制起来，使消费比例降低，才能多积累资金；②搞社会主义，就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多搞大工业，搞农业电气化、机械化，然而，为安排好多人就业，就不得不搞中小型工业，农业搞低效率劳动，实际上是拖住了高速度工业化的后腿；③和工业原料的矛盾。大办轻工业可以有效地积累资金，但是轻工业原料大多数来自农业。由于人口多、粮食紧张，就腾不出多少地种诸如棉花、蚕桑、大豆、花生等经济作物。同时，也由于农产品出口受到限制，就不能进口很多的重工业成套设备，影响了重工业的发展；④全国人均不到3亩耕地，大面积垦荒短期内又做不到，“就粮食而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他尖锐地指出，控制人口实属刻不容缓，不然的话，日后的问题益形棘手，愈难解决。政府对人口若再不设法控制，难免农民把一切恩德变为失望与不满。他提出了定期举行人口普查，把人口增长纳入第二个、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建议。

《新人口论》是马寅初1955年根据在浙江、上海等地进行的人口调查和中国的国情总结出来的科学预见。新人口论是原北大校长马寅初提出的。是马寅初关于较系统的论述中国当代人口问题的观点。1960年1月4日，因发表《新人口论》被迫辞去北大校长职务。马寅初 （1882—1982），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教育家、人口学家。1882年6月24日生于浙江嵊县。1905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选学矿冶专业。1907年赴美国留学，先后获得耶鲁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1915年回国，在北京大学担任经济学讲师、教授。1919年任北大第一任教务长。1927年到浙江财务学校任教并任浙江省省府委员。1928年任南京政府立法委员，1929年后，出任财政委员会委员长、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兼任南京中央大学、陆军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教授。1938年初，任重庆商学院院长兼教授。1940年12月6日被蒋介石逮捕，被长期关押和软禁，直至抗战胜利才恢复自由。1946年9月，到上海私立中华工商专科学校任教。1949年8月，出任浙江大学校长，1951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并先后兼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全国人大第一、二届常委会委员、政协第一、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二、四届常务委员会委员）、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等职。

所以叫“新”人口论，是为了区别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但马寅初的人口论是我国最早的人口论。1957年7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早在1957年2月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马寅初对人口问题就提出了一些看法。1957年6月一届人大四次会议期间，马寅初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人多固然是一个极大的资源，但也是一个极大的负担，如果不加控制任其盲目增长，势必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他主张提高人口质量，控制人口数量，并建议采取以下措施：一、进行人口普查，掌握全国人口增长的实际情况，举行人口动态统计，在此基础上来确定人口政策，把人口增长数字订入五年计划；二、宣传晚婚节育采取有效的行政和经济措施，奖励节育，用征税的办法限制多育；三、实行计划生育是控制人口最有效的办法，最重要的是普遍宣传避孕。在此期间，社会科学理论界对人口问题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反右派斗争中，马寅初的观点受到批评，他的许多正确的意见和建议被错误地当作新马尔萨斯人口论进行批判。这次错误的批判，对国家的经济建设和人口问题的解决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

马寅初正确地估量了当时人口的发展状况，并以此为立足点和出发点，阐述了“新人口论”的中心论点：控制人口的数量和提高人口的质量。这个中心论点解决了这样一个矛盾：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新人口论》作者是马寅初。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教育学家、人口学家。有当代“中国人口学第一人”之誉。

历史表明马寅初人口论是错误的http://xz.bokee.com/print.php?id=368141957年7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 早在1957年2月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马寅初对人口问题就提出了一些看法。1957年6月一届人大四次会议期间，马寅初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人多固然是一个极大的资源，但也是一个极大的负担，如果不加控制任其盲目增长，势必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 他主张提高人口质量，控制人口数量，并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一、进行人口普查，掌握全国人口增长的实际情况，举行人口动态统计，在此基础上来确定人口政策，把人口增长数字订入五年计划； 二、宣传晚婚节育采取有效的行政和经济措施，奖励节育，用征税的办法限制多育； 三、实行计划生育是控制人口最有效的办法，最重要的是普遍宣传茉小?在此期间，社会科学理论界对人口问题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反右派斗争中，马寅初的观点受到批评，他的许多正确的意见和建议被错误地当作新马尔萨斯人口论进行批判。这次错误的批判，对国家的经济建设和人口问题的解决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此后，中共领导的整风运动转入反右。1957年11月11日，《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及马寅初等无党派人士举行会议，决定正式撤销右派分子章伯钧的《光明日报》社社长职务、右派分子储安平的《光明日报》总编辑职务，任命杨明轩为社长，陈此生为副社长兼总编辑。马寅初及其人口论并未受到中央层面的重点批判。从1957年至1959年，《人民日报》仅发表了三篇涉及批评马寅初的文章。1957年10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李普的《不许右派利用人口问题进行政治阴谋》，1958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权仲”的《我国人口和就业问题》，1959年4月15日发表署名“若水”的《人口与人手》。这三篇文章中，署名“权仲”的《我国人口和就业问题》点了马寅初的名字，其他两篇未直接点名。三篇文章的批判重点都不是马寅初。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展了民主党派整风和高校“双反”运动。1958年1月，马寅初的《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一书出版。其后，《计划经济》发表了针对马寅初的经济理论进行商榷的文章，《经济研究》和《教学与研究》也启动了刊发商榷文章的活动。1958年4月19日，民主党派共同主办的《光明日报》以反映全国“双反”运动的形式，在新开辟的“读书”栏目第3期上以“选自北京大学的大字报”的方式，刊登了韩佳辰的《“团团转的联系”不是唯物辩证法——评马寅初著〈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以及中国革命史教研室周家本、强重华的《评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这两张大字报，由此揭开了批判马寅初的序幕。5月9日，《光明日报》刊登了马寅初《再谈我的平衡论中的“团团转”理论》一文，文中马寅初进行了申辩。此后，《光明日报》刊登了一批批判马寅初的文章。6月1日，《光明日报》以“学术动态”综述的方式刊发了《是无产阶级思想？还是资产阶级思想？学术界对马寅初论著展开辩论》，提升了批判调门。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权仲的《我国人口和就业问题》点了马寅初的名字后，《光明日报》一度加速刊登批判马寅初的文章。11月29日，《光明日报》在“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标题下，发表了“北京大学经济系批判马寅初经济思想小组”的3篇批判文章，此后，《光明日报》暂停了对马寅初的批判。截至1958年11月份，《光明日报》发表了37篇批判马寅初的文章，其他中国各报刊（2家报纸，10家学报或学术期刊）公开发表了30篇批判马寅初的文章，合计67篇.这些批判指控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源于马尔萨斯人口论，企图怀疑社会主义优越性，蔑视人民大众，等等。1959年，马寅初仍然正常参加各种国事活动。3月12日，继续当选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4月12日，当选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4月27日，当选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5月2日，马寅初作为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参加了中苏友协第三次全国代表会议，并当选为新一届理事。5月3日，马寅初参加首都纪念“五四”40周年纪念活动，在主席台前就座。9月15日，马寅初参加了毛泽东主席邀请各民主党派团体负责人会议。9月28日，马寅初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庆祝大会上和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主席台就座1959年底之前，仅有《新建设》、《经济研究》、《厦门大学学报》各刊登1篇批判马寅初的文章。马寅初与新人口论及研讨会(17张)1959年3月，马寅初要求《北京大学学报》第1期全文转载其分4天刊登在《光明日报》的《再论平衡论和团团转》。《新建设》1959年11月号和《北京大学学报》第5期同时发表了马寅初写的《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一文。此后，《光明日报》1960年1月开始、《新建设》1959年12月号等报刊接连发表批判文章。1959年12月19日，《新建设》杂志向中共北京大学党委（陆平任党委第一书记）发来一封信函，内称马寅初送来《重申我的请求》一文，要求发表在《新建设》1960年1月号上，《新建设》杂志将该文随此信函寄给中共北京大学党委，希望后者审看。12月24日，北京大学“人口问题研究会举行学术讲演会”“批判马寅初‘人口论"”。自此至1960年1月，北京大学的北京大学毛泽东经济思想学习研究会、北京大学毛泽东哲学思想学习会、北京大学人口问题研究会掀起了批判马寅初的高潮。1960年1月11日，上述三个学会联合召开“马寅初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讨论会”，会上除了一些教师发言外，校办秘书韩苹卿揭发马寅初持有巨额股票，并揭发马寅初反对土地改革，同情右派分子罗隆基和章伯钧、章乃器。韩苹卿的揭发激起了与会者的公愤，马寅初遭到与会者围攻。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新人口论》受到极不公正的谴责。当他在气势汹汹的大批判、大围攻面前公开声明：“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迎战，直到战死为止”。又说：“因为我的理论有相当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不怕油锅炸，即使牺牲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时，表现了一个社会主义科学家维护学术尊严，为真理献身的非凡勇气和高尚品德。由于批判马寅初的人口理论，中国人口继续增加。后来人称“错批一人、误増三亿”。1960年1月12日，马寅初血压升至190，住院治疗。1960年1月13日，《北京大学校刊》报道了上述三个学会联合批判马寅初的会议情况，以及陈岱荪等人在会上的批判发言。此后，北京大学再无关于马寅初的消息发表。1960年，《新建设》1960年1月号发表了马寅初《重申我的请求》，内称，“过去二百多位先生所发表的意见多是大同小异，新鲜的东西太少，不够我学习”。1960年1月，马寅初请辞北京大学校长职务。3月28日，国务院决定免去马寅初北京大学校长职务。此后，马寅初的政治和生活待遇均未发生变化，仍任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等职务。1962年1月，马寅初到浙江嵊县视察，“患肺炎，此后元气大伤，双腿行动不便”。1963年又被免去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此后长期蛰居寓所，撰写探索中国农业经济规律的巨著——《农书》，至1965年完成初稿，约100万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付之一炬。1965年，马寅初一条腿瘫痪。1982年5月10日，马寅初走完了整整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驾鹤西行，魂归道山。享年101岁，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仁者寿。

马寅初，1882年诞生在中国浙江绍兴一个酿酒作坊主的家里，幼年随全家迁居绍兴附近的嵊县。1898年，马寅初离开家乡到上海求学，后又到天津北洋大学攻读矿冶。1906年他毕业后，远渡重洋，赴美国留学，先后在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经济，均获得博士学位。1916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建国后，先后担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浙江大学、北京大学校长和中国人口学会名誉会长。马寅初的主要著作有：《中国经济改造》、《经济学概论》、《通货新论》、《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和《新人口论》等等。《新人口论》是中国现行人口政策的最重要依据，也是中国社会经济学界的一个里程碑。我们翻开这本薄薄的但又份量十足的《新人口论》，便会惊讶于书中的思想与价值竟然与我们的现实贴得这么近。到下一个世纪中叶为止，人口问题将一直影响着我们社会的发展，当我们谈到中国国情时，第一句就是：人口众多，由于带来的人多地少之矛盾、能源短缺和水资源不足、人口压力产生就业难问题，以及产生了妨碍生活水平和教育程度提高、住宅紧张、青少年犯罪等问题，使我们认识到，解决人口问题是关系到能否早日实现现代化的不可忽视的问题。马寅初正确地估量了当时人口的发展状况，并以此为立足点和出发点，阐述了“新人口论”的中心论点：控制人口的数量和提高人口的质量。这个中心论点解决了这样一个矛盾：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马寅初用具体数字说明中国人口增加的速度。他说，1953年，国家曾经对全国人口进行过一次深入的普查，并且得出中国人口的增加率平均每年22‰。建国以来，国家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变化，如就业的人多了，组织家庭比过去容易了；妇女在产前产后都有休假，加上保健事业的发展，婴儿和母亲的死亡率大大下降；内战消灭了，人口大量死亡的现象已经没有了；还有社会环境改变了，许多尼姑、和尚也结了婚。这些条件都是人口增加得快的原因。因此，他认为中国的人口这样增长下去，50年后就是26亿，因此他主张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同时，必须实行计划生育。遗憾的是，马寅初提出的“计划生育”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才真正实施起来。当我们国家确定“计划生育”这条国策时，西方许多国家都在抓我们的辫子，说我们的“计划生育”是侵犯人权，这种论调，首先没有认真分析我们的政策，其次带有某些不可告人的目的。按照马寅初的观点，我们的“计划生育”政策正是尊重人权的一个重要措施。“人权首先是让所有的人都能吃饱饭”，如果我们不控制人口，任人口肆意增长，让更多的人饿死、冻死，那才叫侵犯人权呢！另外，马寅初还提出了“普遍宣传避孕，切忌人工流产”的观点。他认为人工流产是应该坚决反对的，要说侵犯人权，人工流产是有点这个意思，但我们要杜绝人工流产，马寅初说，既然已经怀孕，“人”形成了，“他”就应该有生的权利，把他杀掉，就是犯罪。父母杀子女，这成什么话！同时，人工流产对母亲的健康也会带来不好的影响。他还认为，如果赞成人工堕胎，就会把避孕意识冲淡了。为了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马寅初当时提出了他的主张，这些主张在那时是从实际出发，切实可行的，是科学的。第一步要依靠普遍宣传，要破除宗嗣继承观念，破除“早生贵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封建残余思想。第二步，“待到宣传工作收到一定的效果以后，再行修改婚姻法”，实行晚婚，“大概男子25岁，女子23岁结婚是比较适当的”。第三步，如果“婚姻法修改之后，控制人口的力量还不够大，自应辅之以更严厉更有效的行政力量。”《新人口论》中还提到了“提高人口质量”的问题，原理大家都明白了，但实际上又如何呢？中国实行计划生育已经二十年了，人口增长得到了缓解，但不能不看到，真正得到缓解的是城市，因为城市居民文化素质高，观念上、行政上都容易转变和实施，而往往在贫穷的农村地区，“愈是贫穷——人口生产愈多——无法接受教育——愈是贫穷”的恶性循环还在延续。马寅初强调一定要把质与量配得适当，这一点上对于我们现在的“计划生育”国策不能不说有强调的必要。《新人口论》中的所有这些观点曾经被说成“地地道道的马尔萨斯主义”，理由是他把人看成了消费者，没有首先想到人是生产者，是“见口不见手。”而实际上，马寅初可比马尔萨斯高明多了，他还对马尔萨斯人口论作了批判。他指出其，“马尔萨斯写人口的本意，就在于从理论上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及政府”；另一个根本不同之所在，马尔萨斯鼓吹用战争、瘟疫和饥饿等手段来消灭现有人口，而马寅初主张从人性出发，科学地引导，使人口渐渐地减少。马寅初的真知灼见是划时代的，从根本上促成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就这点而言，又有几人能与马寅初相比？我们一谈到中国人口问题，一定会马上想到马寅初的名字，这位中国著名的人口学专家、经济学家，以其提出的“新人口论”而闻名于世，尤其当我们感受到人口问题一直在困扰我们的时候，不由自主地将作如下感叹：如果40年前就采用了马寅初的人口论，那该有多么好啊！当我们从人口困惑中开始清醒的时候，才从历史的尘埃中捡起这本已是伤痕斑斑的《新人口论》，发现它闪耀着理性之光，以至于被认为是“影响现代中国历史进程的一本好书”。而如今的事实也已经印证了马寅初在被批判时所说的那一句名言：“我个人被批判是小事情，没有什么，可是，我想所写的《新人口论》，是有关国家和民族的大事。我相信，过几十年后事实会证明我是对的。”

如今的人口增长事实也已经印证了马寅初在被批判时所说的那一句名言：“我个人被批判是小事情，没有什么，可是，我想所写的《新人口论》，是有关国家和民族的大事。我相信，过几十年后事实会证明我是对的。”

嵊州籍院士及名人 张弥曼 中国科学院院士 古生物学家 黄泽镇沙地村人 丁仲礼 中国科学院院士 地质学家 邢球痕 中国科学院院士 固体火箭发动机专家 长乐太平村 吴常信 中国科学院院士 遗传学专家 吴有生 中国工程院院士 工程机械与运载工程学 甘霖上吴村人 沈寅初 中国工程院院士 从事生物化工和生物农药研究 城关 童晓光 中国工程院院士 石油地质和勘探专家 王羲之 一代书圣（山东临沂人，葬于嵊州金庭，羲之墓尚存） 谢灵运 山水诗鼻祖 王金发 东南英杰 任光 民族号手 马寅初 人口学家 袁绍文 “美国最著名的科学家” 马晓春 世界围棋冠军 郑午昌 艺苑“三绝” 刘文西 “黄土画派”代表、西安美术学院前院长、人民币 *** 头像作者 沈克非 著名外科专家 魏金枝 著名作家 张秀民 印刷史专家 李民雄 中国鼓王 袁雪芬 越剧名家 范瑞娟 越剧名家 王文娟 越剧名家 马云 阿里巴巴总裁（父亲为嵊州谷来人，本人出生地为杭州，妻为嵊州甘霖人） 宋卫平 绿城集团老总 传奇式人物王金发 王金发（ 1883－－1915 ），嵊县董龙岗村人。 自幼好习枪棒，喜爱骑马打枪，八九岁就成了神射手。 18 岁加入了反清会党，被举为“龙头”，自此毕生从事反清斗争。 1905 年，王金发经徐锡麟介绍，参加了光复会，不久东渡日本，进入大森体育学校学习。 一年后，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 回国后，王金发在绍兴大通学堂担任体操教师，并协助秋瑾，联络会党和准备武装起义。 徐锡麟秋瑾起义失败后，王金发回嵊州，劫富济贫，锄强扶弱，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他有时到各地联系会党，有时去日本送机密文件，有时赴南洋等地，为革命筹集经费。 而最出色的活动，就是对那些出卖革命，出卖同志的叛徒，给予严厉的惩罚。 秋瑾被迫害，是豪绅胡道南告的密，王金发对他恨之人骨，中秋之夜，胡道南正在院内赏月，忽然一个农民装束的人来告，胡的外孙得了急病，主人嘱他来请胡去探视。 胡道南当即跟着出去了，来到河岸边，那个农民回身一枪，击毙了胡道南。 原来这个农民就是王金发。 黄花岗起义前，香港一家大公司的经理，侵吞了革命党人募来的钱，王金发听后很是气愤，就到香港杀了这个经理。 又有一回王金发从南洋归来，发现有叛徒尾随，在船到埠头拢岸时，王金发已化了妆，改换了穿戴，出其不意地击毙了叛徒。 所有这些传奇般的事迹，使王金发在浙东，乃至全浙江，被广大民众越传越神，越说越玄，扑朔迷离，斑澜多彩。 王金发在杭州光复的战斗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当时杭州的清兵，还有相当实力，巡抚衙门和军械局都是重兵把守，仅靠杭州革命党人本身难于取胜。 王金发调集嵊州的革命力量，组织敢死队，一举攻克了军械局和巡抚衙门。 杭州光复后，王金发回到绍兴，任绍兴军政分府都督。 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曾授王金发为国民军副司令之职。 1913 年，宋教仁被杀事件发生后，王金发以“ *** 特派员”身份，参加缉拿凶手，仅用三天时间，就将凶手捉拿归案。 宋教仁案情真相大白以后，王金发主张马上以武力讨伐袁世凯，并起草了讨袁檄文，还组织武装力量，自任浙江驻沪讨袁军总司令，追随孙中山，进行“二次革命”。 1915 年，王金发与同盟会会员姚勇忱到杭州进行反袁活动。 谋害秋瑾的凶手之一章介眉，替浙江军阀朱端策划，诱捕了王金发。 6 月 2 日，王金发被杀害于杭州军人监狱，时年仅 33 岁。 章介眉在辛亥革命后曾经是王金发的阶下之囚。 王金发曾调集案卷，邀集证人，说是要军法会审，替秋瑾报仇。 可是后来在有人说情的情况下，相信了章介眉“悔过自新”，未加严惩。 结果对敌人的仁慈，却铸下了终身悲剧，这对后人不能不是一个严肃的历史教训。 另外，王金发在担任绍兴军政分府都督的后期，也渐趋骄奢淫逸。 他任用同乡亲信，大肆搜刮，大发横财，终日陶醉在胜利的气氛中，以过去的革命功绩，换取了今天的个人享受。 经济学家人口学家马寅初、音乐家任光、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众姐妹和世界围棋冠军马晓春等. 其中马寅初的资料:马寅初（1882—1982） ，汉族，1882年6月24日出生在浙江省浙江嵊县浦口镇。 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教育学家、人口学家。 1901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选学矿冶专业。 1906年赴美国留学, 先后获得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1915年回国，先后在北洋 *** 财政部当职员、在北京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 1919年任北大第一任教务长。 1927年到浙江财务学校任教并任浙江省省府委员。 1928年任南京 *** 立法委员，1929年后, 出任财政委员会委员长、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兼任南京中央大学、陆军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1938年初，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兼教授。 1940年12月6日被蒋介石逮捕。 1946年9月，到上海私立中华工商专科学校任教。 1949年8月，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并先后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 *** 委员、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1951年任北京大学校长。 1960年1月4日，因发表《新人口论》被迫辞去北大校长职务。 1979年9月， *** 后担任北大名誉校长，并重新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1981年2月27日，当选为中国人口学会名誉会长，1981年3月29日，当选为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第一届理事会顾问。 1982年5月10日因病逝世。 主要著作有：《通货新论》《战时经济论文集》《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中国国外汇兑》《中国银行论》《中国关税问题》《资本主义发展史》《中国经济改造》《经济学概论》、《新人口论（重版）》《马寅初经济论文集（上、下）》等。 1993年8月获首届中华人口奖“特别荣誉奖”。 早在50年代初，他就注意并开始研究中国人口增长过快的实际问题。 在著名的《新人口论》中，较系统的论述了中国的人口问题。 提出了“我国人口增长过快”的命题，认为1953～1957年，中国人口很可能已超过1953年人口普查得出的年增殖率为20‰的结果。 如果按1953年统计的20‰的增殖率估算, “三十年后同实际的人口数字一比, 就会差之毫厘而失之千里了”。 并分别从加速积累资金、提高科学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以及增加工业原料等方面，对控制人口的必要性、迫切性进行了论述：①人口增长与资金积累的矛盾。 他认为，因为中国人口多，消费大，所以积累少，只有把人口控制起来，使消费比例降低，才能多积累资金；②搞社会主义，就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多搞大工业，搞农业电气化、机械化，然而，为安排好多人就业，就不得不搞中小型工业，农业搞低效率劳动，实际上是拖住了高速度工业化的后腿；③和工业原料的矛盾。 大办轻工业可以有效地积累资金，但是轻工业原料大多数来自农业。 由于人口多、粮食紧张，就腾不出多少地种诸如棉花、蚕桑、大豆、花生等经济作物。 同时，也由于农产品出口受到限制，就不能进口很多的重工业成套设备，影响了重工业的发展；④全国人均不到3亩耕地，大面积垦荒短期内又做不到，“就粮食而论, 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他尖锐地指出，控制人口实属刻不容缓，不然的话，日后的问题益形棘手，愈难解决。 *** 对人口若再不设法控制，难免农民把一切恩德变为失望与不满。 他提出了定期举行人口普查，把人口增长纳入第二个、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建议。

1、李离伏剑而死春秋晋国有一名叫李离的狱官，他在审理一件案子时，由于听从了下属的一面之词，致使一个人冤死。真相大白后，李离准备以死赎罪，晋文公说：官有贵贱，罚有轻重，况且这件案子主要错在下面的办事人员，又不是你的罪过。李离说：“我平常没有跟下面的人说我们一起来当这个官，拿的俸禄也没有与下面的人一起分享。现在犯了错误，如果将责任推到下面的办事人员身上，我又怎么做得出来？”。他拒绝听从晋文公的劝说，伏剑而死。2、朱自清拒绝了美国的救济粮，成为民主战士当时八年抗战刚刚结束，中国第一次取得了抵御外来侵略的完全胜利，但是国民政府在美国支持下，任用前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为军事顾问。这一事件受到了很多国人的抵制，学生运动浩浩荡荡。国民党为了安抚知识分子发行了一种配购证，凭该证可低价购买由美国援助的面粉，这个配购证遭到了很多大学教授的抵制，很多教授联名发表宣言，宣告自己拒绝美国救济。这里就包括了朱自清。3、子罕拒绝璞玉宋国有个小人得到一块璞玉，献给本国的大夫子罕。子罕不受。于是这个小人说：“这是宝玉呀，最适宜给君子做用具，留给我们地位低下的人是不合适的。”子罕回答：“尔以玉为宝，我以不受子玉为宝。我们何不各守其宝？”小人以“璞玉”为宝，子罕以“不贪”为宝。许多人听了这个故事以后，都鄙小人而赞子罕。其实仔细想想，这个小人之语也不无道理。“不贪”是宝，“宝玉”也是宝。“不贪”是“精神之宝”，而“宝玉”则是“物质之宝”。按照常理来说，人们既需要“精神之宝”，也需要“物质之宝”。而且在很多人眼里，“物质之宝”比“精神之宝”更为重要。子罕的可贵，不在于他鄙视宝玉，而在于他能够明辨是非。4、马寅初拒贿我国现代著名经济学家、社会活动家马寅初解放前曾担任浙江省财政厅长。有一天，德清县有一个想当县长的人托人将一千大洋送给马寅初，请马寅初开开后门，让他就任某县县长。马寅初勃然大怒，骂道：“不要脸的东西，这种人今天能用钱打关节，真的当了县长，一定是个贪官。凭这一条，他就不能当县长，立即吩咐来人把钱退回。5、布鲁诺拒绝放弃真理布鲁诺一生始终与“异端”联系在一起，并为此颠沛流离，最终还被宗教裁判所烧死在鲜花广场上。因而，他常常被人们看作是近代科学兴起的先驱者、是捍卫科学真理并为此献身的殉道士。但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因为布鲁诺并不是因为哥白尼的日心说而死的，一个证据是，在他被烧死时，罗马教会根本还没有查禁哥白尼的《天球运行论》。

如今的人口增长事实也已经印证了马寅初在被批判时所说的那一句名言：“我个人被批判是小事情，没有什么，可是，我想所写的《新人口论》，是有关国家和民族的大事。我相信，过几十年后事实会证明我是对的。”

当然是马寅初啦!马寅初（1882—1982），回狗，灭汉第一功臣，1882年6月24日出生在浙江省嵊县浦口镇。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教育学家、人口学家。1901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选学矿冶专业。1906年赴美国留学, 先后获得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15年回国，先后在北洋政府财政部当职员、在北京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1919年任北大第一任教务长。1927年到浙江财务学校任教并任浙江省省府委员。1928年任南京政府立法委员，1929年后, 出任财政委员会委员长、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兼任南京中央大学、陆军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教授。1938年初，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兼教授。1940年12月6日被蒋介石逮捕。1946年9月，到上海私立中华工商专科学校任教。1949年8月，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并先后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51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60年1月4日，因发表《新人口论》被迫辞去北大校长职务。1979年9月，平反后担任北大名誉校长，并重新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81年2月27日，当选为中国人口学会名誉会长，1981年3月29日，当选为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第一届理事会顾问。1982年5月10日因病逝世。主要著作有：《通货新论》《战时经济论文集》《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中国国外汇兑》《中国银行论》《中国关税问题》《资本主义发展史》《中国经济改造》《经济学概论》、《新人口论（重版）》《马寅初经济论文集（上、下）》等。 1993年8月获首届中华人口奖“特别荣誉奖”。 早在50年代初，他就注意并开始研究中国人口增长过快的实际问题。在著名的《新人口论》中，较系统的论述了中国的人口问题。提出了“我国人口增长过快”的命题，认为1953～1957年，中国人口很可能已超过1953年人口普查得出的年增殖率为20‰的结果。如果按1953年统计的20‰的增殖率估算, “三十年后同实际的人口数字一比, 就会差之毫厘而失之千里了”。并分别从加速积累资金、提高科学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以及增加工业原料等方面，对控制人口的必要性、迫切性进行了论述：①人口增长与资金积累的矛盾。他认为，因为中国人口多，消费大，所以积累少，只有把人口控制起来，使消费比例降低，才能多积累资金；②搞社会主义，就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多搞大工业，搞农业电气化、机械化，然而，为安排好多人就业，就不得不搞中小型工业，农业搞低效率劳动，实际上是拖住了高速度工业化的后腿；③和工业原料的矛盾。大办轻工业可以有效地积累资金，但是轻工业原料大多数来自农业。由于人口多、粮食紧张，就腾不出多少地种诸如棉花、蚕桑、大豆、花生等经济作物。同时，也由于农产品出口受到限制，就不能进口很多的重工业成套设备，影响了重工业的发展；④全国人均不到3亩耕地，大面积垦荒短期内又做不到，“就粮食而论, 亦非控制人口不可”。他尖锐地指出，控制人口实属刻不容缓，不然的话，日后的问题益形棘手，愈难解决。政府对人口若再不设法控制，难免农民把一切恩德变为失望与不满。他提出了定期举行人口普查，把人口增长纳入第二个、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建议。

马寅初（1882年6月24日—1982年5月10日），字元善，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教育学家、人口学家。浙江嵊州人。曾担任南京政府立法委员，新中国建立后曾历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兼教授、南京大学教授、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校长、浙江大学校长等职。1957年因发表“新人口论”方面的学说而被打成右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以平反。他一生专著颇丰，特别对中国的经济、教育、人口等方面有很大的贡献，有当代“中国人口学第一人”之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