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13个师改编为八路军，13位师长当时担任什么职位，后成就如何

“红一师”是毛泽东1933年6月在江西省永丰县藤田镇亲手创建，并从井冈山上走出来的英雄部队。北京军区第65集团军“红一师”的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一师，战争年代曾孕育出“大渡河十七勇士”、“狼牙山五壮士”等一批英模典型。伴随着我军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历史，她从战火硝烟中一路走来，历经多次调整改编，成为今天雄踞塞外的北京军区某摩托化步兵师。

“红一师”：勇士精神入血脉 红军传统铸英雄群体。 “‘红一师"英雄的兵，藤田编队组建成，跟着毛主席打江山，南征北战立奇功……”1933年6月7日，在江西省永丰县藤田镇，“红一师”走进党领导的武装部队序列。随后，这支部队参加了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在突破湘江、两渡乌江、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巧战直罗镇、激战山城堡等著名战役战斗中，骁勇善战，打出了威名。尤其是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的故事，成为长征史上精彩的一笔。1935年5月24日晚，“红一师”一团冒雨赶到大渡河安顺场右翼。这里地处深山峡谷，当年太平天国名将石达开就在这里全军覆没。为给主力部队打开一条通路，团长杨得志率一营直奔安顺场渡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全歼南岸守敌。午夜，他们找到一条船和10多名船工，同时选出17名官兵组成渡河敢死队。第二天上午，17名勇士冒着敌人密集的枪弹，分两次乘船穿越层层激流，胜利抵达北岸。勇士们在滩头会合后，迅速抢占了渡口要地。“红一师”紧随其后顺利过河，与南岸的部队夹河而上，夺取了泸定桥。随后，中央红军的千军万马笑谈间跨过天险大渡河……从此，“敢打硬仗、不怕牺牲”的十七勇士精神，在部队官兵心中深深扎根，融入血脉。

王自强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一师政委本词条是多义词，共16个义项革命烈士，又名元甲，化名王旷，湖北孝感张家山人。1928年初，任工农红军独立第一师政委，同年5月5日被捕，1930年9月7日就义。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历尽千难险阻到达陕北吴起镇，胜利结束长征。 11月初，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一纵恢复了红一军团番号，28岁林彪任红一军团长，此时的红一军团只有红二师和红四师。 按照我军“三三制”的原则，红一军团还差1个师。 1936年1月，红一军团把各直属团整编为红一师，师首长总共5位。 师长陈赓，建国后授大将，和他搭班子的4位师首长也非常了不起，分别出了1位大将、2位上将，还有1位未授衔的国防部长。 他们都是谁？ 首先是师长陈赓，1903年2月生于湖南湘乡，黄埔一期生，林彪的师兄，国共两党很多名将如徐向前、胡宗南、陈明仁、左权、黄维、杜聿明都是陈赓的同学。 但陈赓比他们都优秀，因为他被誉为 “黄埔三杰” 之一，也是蒋介石的得意弟子，更救过蒋校长的命。 1925年10月，国民革命军东征，遭遇了军阀陈炯明的进攻，兵败如山倒，但蒋介石不愿撤退。 陈赓硬是背着蒋校长跑出了好几里地才转危为安，脱离危险。 众人皆知陈赓打仗非常厉害，可以和粟裕并驾齐驱，指挥大兵团作战能力也不输林彪，但相对于他们二位的内敛性格，陈赓是一个非常幽默风趣的人。 1943年的一个炎炎夏日，毛主席在主席台上做报告，台下的陈赓突然站了起来。 大家都以为他要发言，没想到他径直走到台上的主席身边，一口气把主席杯子里的水喝光了。 然后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说 ：“天气太热，借主席一口水喝。” 在场听课的所有人看了后哭笑不得。 陈赓一生作战经历丰富，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之后和日军、国民党军打过仗，和法军在越南交过手，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朝鲜交过火。 如果单论战功的话，陈赓在大将中只能排粟裕后面，排第四确实对不住的他的资历，但陈赓对这个从来不看重。 也许是天妒英才，1961年3月陈赓病逝，年仅58岁。 其次是陈赓的搭档杨成武，福建长汀人，1914年生，比陈赓小11岁还能当红一师政委足见其优秀。 长征时，杨成武任红四团政委，担负中央红军前卫任务，先后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血战湘江，鏖战乌江，激战娄山关，被毛主席称为敢打头阵的“军中赵子龙”。 抗战时，杨成武任115师独立团团长。 由于杨成武的号召能力非常强，独立团由700多人扩编到7000多人，杨成武也升格为八路军独立师师长。 在著名的黄土岭伏击战中，杨成武指挥部队击毙了日军“名将之花”阿部规秀，震惊日本朝野，日本以《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为题在报纸上连登3天。 1951年，杨成武率领20兵团入朝作战，参加了朝鲜东线的夏、秋季防御战役。 下属的67军军长李湘感染了美军投下的细菌武器，从发病到去世前后只有8天，是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职务最高的指挥员。 1955年，杨成武授上将军衔，之后还担任北京军区和福州军区司令员，组织指挥金门炮击，2004年90岁高龄去世。 然后是副师长杨得志，1911年生，湖南醴陵人，他和杨成武、杨勇誉为“三杨”，毛主席更称他为虎将。 1928年的湘南起义后，杨得志跟随朱德到井冈山会师并分到了红四军特务连，此时的红四军军长就是林彪。历经5次反“围剿”作战，杨得志成长为红一团团长。 韩先楚的部队被称为“旋风部队”，杨得志打仗用兵的特点和他一样，就是兵贵神速，飞兵突破乌江、强渡大渡河、角逐清风店、围攻新安保等都是杨得志战争生涯的杰作。 尤其是1935年，杨得志组织17名勇士强渡安顺口的大渡河，使中央红军再次绝处逢生，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二个石达开”梦。 建国后，杨得志1955年授上将，前后共担任济南、武汉、昆明三个军区的司令员，1979年更是以68岁高龄指挥对越自卫反击战西线作战，战后成为我军总参谋长。 1994年10月，杨得志83岁在北京病逝。 之后是参谋长耿飚，1909年生，和杨得志一样来自湖南醴陵。 杨得志少年时在安源煤矿当挖煤工，耿飚也在铅锌矿当过童工，残酷的剥削让他们走上了共同的革命道路。 1930年，耿飚参加了红3军9师，红3军的军长是黄公略，政委是陈毅，政治部主任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 长征初期，耿飚任红四团团长，政委就是杨成武，两人共同为中央红军开辟通路，毛主席多次写信表扬耿飚。 解放战争时期，耿飚一直担任野战军和兵团参谋长。建国后，由于他调外交部工作，未参加1955年授衔。 但是晚年的耿飚又回归部队工作，担任国防部长。耿飚是5个人中最高寿的，91岁在北京逝世。 最后是政治部主任谭政，他和陈赓非常有渊源。 两人都来自湖南湘乡，小时候都在谭氏宗族的私塾和七星桥国民小学读书，同窗三年，谭政后来还娶了陈赓的亲妹妹，两人都在1955年授大将军衔。 谭政参加了1927年9月的秋收起义，之后给毛主席当过秘书，政治理论素养非常高，是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 毛主席对他高度肯定，评价他 ：谭政，谈政也。 但其实谭政文武双全。 在1929年的广州梅州战斗中，罗荣桓身受重伤，是谭政和战友们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把他从战场上抬下来的。谭政1988年去世，享年82岁。 纵观红一师重建后的师首长班子5位成员，1955年评出了两位大将、两位上将，耿飚成为未授衔的国防部长，按资历授上将也没有问题。 这个领导班子阵容可谓是将星云集、相当辉煌和成功。

1 9 3 师 是 红 一 师 。 1 9 3 师 是 红 一 师 。

由于战争时期丢失了很多重要资料，加上难以查找，在1978年之前，“红一师”为部队讲传统时，一直认为自己是在1937年抗日战争中诞生的，前身是晋察冀军区第一分区。1978年夏天，时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的邓华上将特意找到驻扎在河北北部的“红一师”。原来在1933年建军时，“红一师”下辖三个团，邓华是红三团团政委，后来又成为师政委。他向“红一师”的干部们回忆，1937年后“红一师”又开始叫八路军独立第一师，以及晋察冀第一军分区，他分别是师和分区的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在残酷的战争中，部队的改编乃至撤销、合并经常发生。“红一师”从组建到全国解放，编制改了8次，两个主力团“红一团”和“红三团”也先后调离，但这支部队还是顽强地延续下来。邓华的到来，使“红一师”的“血缘”和脉络重又清晰，这支部队书写了革命军队中历史悠久的一页战史。1933年6月7日，江西省永丰县藤田镇，“红三军”下辖的第7、9师和“红22军”军部及66师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一师。当时任师参谋长的耿飙后来回忆说，“红一师”组建后就有两面旗子，一个叫“决胜千里”，一个叫“牺牲决胜”。“红一师”最著名的一战，是1935年5月强渡大渡河。当时“红一师”一团团长杨得志率一营冒雨赶到大渡河安顺场，由17名官兵组成渡河敢死队，分两次乘船渡河，即“大渡河17勇士”。长征后，“红一师”改编为八路军第115师独立团，后升为八路军独立第一师。1937年11月，部队改为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杨成武任司令员，邓华任政治委员。1939年底，他们在晋北黄土岭击毙“名将之花”阿部规秀。1941年，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一团七连六班的五名战士为掩护群众和主力撤退，将敌人引上河北易县附近的狼牙山，最后跳崖自尽，是为“狼牙山五壮士”。解放战争时期，“红一师”曾参加保卫张家口、绥远、石家庄，进军察南、热西，转战冀东、平绥路，鏖战平津、太原，解放大西北等战役战斗，是华北军区的主力部队。1951年，“红一师”入朝参战，毙伤俘敌9000余人。1984年，“红一师”以两个反坦克导弹方队参加国庆35周年阅兵。队员经过四级选拔和四级联考“红一师”上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他们完成了奥运会、残奥会开闭幕式的6项表演和保障任务。接下来就是国庆60周年大阅兵。事实上，在80年代中期，“红一师”就完成了摩托化改制。在战争期间4次荣立大功的“大功三连”现在就属于装甲部队。据该师介绍，步兵徒步方队在2008年底开始组建，中间经过9次选拔。阅兵联合指挥部曾制订了6类13条标准，“红一师”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脸型、脚长等测量检查指标。整个集团军的基层部队推荐了1万多名基本符合条件的官兵，按照个人申请、营连推荐、团审查、方队审定把关4级程序选拔。在政治上，不仅部队方面进行了基层党支部、团党委、师党委和方队政治考核领导小组审查，还通过地方村委会、学校、派出所和武装部进行了“双向四级联考”，给所有队员家庭所在地武装部都发了调查函。同时，对于新兵派专人到原籍、入伍地逐一走访调查。最后选拔的大约400名队员，不仅包括“红一师”所在集团军战士，还有其他部队的官兵。据介绍，其中年龄最大的是方队的一位教练员35岁，最小的战士17岁。2人参加过维和任务，13人参加过50周年国庆阅兵，137人参加过奥运任务。此外，方队中有24名少数民族官兵，其中包括1名藏族战士。大约400名官兵将排成14个排面行进。为了保证训练，方队购买了军姿固定架和量角器等6大类980多件器材。军姿固定架其实就是十字尺，插在后腰的武装带上，维持后背的平稳挺直。“瞪眼王”根据“红一师”有关负责人向本刊记者介绍，他们参加此次阅兵的目标就是争当最佳徒步方队。据称，投入阅兵训练以来，352名队员人均每天流汗两公斤。“红一师”的训练标准叫做“极限训练”。这些内容包括：军姿练习2小时不动、4小时不倒、60秒钟不眨眼睛；正步练习连续踢腿200次、端腿10分钟不变形，体能训练每天1个5公里。此外，就是每天100个俯卧撑、100个仰卧起坐、100个蹲起和100个蛙跳。在进入北京附近的阅兵村前，方队曾冒着零下20多摄氏度的低温在冀北训练。“训练的时候一身汗，只要一停下来就是一身寒。”一位战士向本刊记者回忆说，冻伤皮肤的不少。在严格的训练之后，“红一师”的这个方队有很多人被称作“踢腿王”、“步幅王”、“军姿王”、“瞪眼王”。“瞪眼王”穆璐瑶说，刚开始训练的时候，他几乎五六秒就要眨一次眼。后来按照中队干部和教练员的要求，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眨眼的频率，坚持迎着风沙练习、对着阳光练习，每次都练得泪流满面。后来在方队的比赛中，他以40分钟的成绩最终获胜。根据统计，在训练期间先后有17名官兵亲人病重病故、家庭发生重大变故没能探家，3位官兵妻子分娩没有回去照顾，9人推迟婚期。此外，全方队有21名官兵自觉放弃考学、读研。不过，严格中也不乏温情。5月底，方队组织70名在四五月出生的官兵，集体过了一次生日。到现在，阅兵指挥部和徒步方队指挥部已经进行了多次考核，其中包括方队以及单排队列。“红一师”不仅得过方队第一名，还包揽过单排的前三名。像那些战争岁月一样，他们正坚定地向着自己的目标前进。

1934年10月，在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下，第五次反“围剿”以失败告终。中央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踏上了漫漫长征路。长征途中，部队分为五个兵团，共有十二个师的编制。那么这十二位师长分别是谁呢？1955年授何军衔？我们接着往下看。红一师师长李聚奎，1904年出生，湖南安化县人。他早年参加了平江起义，长征途中曾率部抢渡乌江，强渡大渡河，功勋卓著。1955年，因为李聚奎已经离开了军队系统，所以没有授衔。但到了1958年，李聚奎调任总后勤部政委，为了便于开展工作，他被单独授予上将军衔。红二师师长陈光，1905年出生，湖南宜章县人。他参加过湘南起义，井冈山斗争和红军长征，是个老革命。值得一提的是，陈光还曾两度代理林彪的职务。建国后，陈光本可以授勋封将，但因为性格原因，他于1954年自焚身亡。 红九军团军团长兼三师师长罗炳辉，1897年出生，云南彝良人。他早年在滇军当兵，参加过护国战争、东征和北伐，后来又加入红军，开始了革命生涯。罗炳辉是由奴隶成长为将军，作战英勇，功勋卓著。只可惜的是，罗炳辉却在1946年6月病逝，年仅49岁。红四师师长洪超，1909年出生，湖北黄梅县人。他参加过湘南起义，还曾经担任朱老总的警卫员。井冈山斗争中，洪超勇猛无敌，晋升很快，长征前夕被任命为红四师师长。令人惋惜的是，红军长征第一仗打响时，洪超亲临一线指挥，不幸被流弹击中，壮烈牺牲，年仅25岁。 红五师师长李天佑，1914年出生，广西临桂人。他早年参加了百色起义，在战斗中逐渐崭露头角，长征期间曾率部担任军团前卫，功劳很大。建国后，李天佑被授予上将军衔，还担任过广州军区司令员。红6师师长曹德清，1909年出生，湖南益阳人。他早年参加了北伐战争、平江起义和中央苏区一至五次反“围剿”作战。1934年10月，曹德清率红6师参加长征，第二年在云南扎西病逝，年仅26岁。 红13师师长陈伯均，1910年出生，四川达县人。他早年参加了秋收起义，后来随主席上井冈山，开始革命生涯。长征途中，陈伯均率部协助红五军团执行后卫任务，战功赫赫。1955年，陈伯均被授予上将军衔。 红15师师长彭绍辉，1906年出生，湖南湘潭人。他早年参加过平江起义，在反“围剿”作战中英勇无畏，屡建奇功。值得一提的是，彭绍辉在战斗中几度负伤，左臂被截除。1955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红八军团军团长兼21师师长周昆，1902年出生，湖南平江人。他参加过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和红军长征。抗战时期，周昆担任八路军115师参谋长，1938年却携款失踪，从此下落不明。 红22师师长周子昆，1901年出生，广西桂林人。他参加过五四运动、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革命年代作战英勇，屡建奇功。抗战爆发后，周子昆担任新四军副参谋长，但在皖南事变中牺牲，年仅40岁。红23师师长孙超群，1906年出生，安徽阜南县人。他参加过北伐战争，1929年在闽西加入红军，开始了革命生涯。此后，孙超群历经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1955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 红34师师长陈树湘，1905年出生，湖南长沙人。他早年在主席的影响下投奔革命，参加过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1934年10月，陈秋湘被任命为红34师师长，负责掩护断后，也被称为“绝命后卫师”。湘江战役中，陈树湘率部死战不退，为主力渡江赢得了宝贵时间，但他自己却重伤被俘，后来断肠牺牲，年仅29岁。

 邓华向“红一师”的干部们回忆，1937年后“红一师”又开始叫八路军独立第一师，以及晋察冀第一军分区，他分别是师和分区的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在这次的访问中，邓华将一九三师成立的时间从抗战初期的一分区往前推了四年，确定为1933年在中央苏区成立的红一师。

据悉陈树湘并没有夫人。陈树湘（1905—1934），1905年出生于湖南长沙1921年，毛泽东、杨开慧定居长沙清水塘，从事建党活动。陈树湘因为常去长沙清水塘挑水送菜，因而结识了毛泽东，叔衡等一批湖南早期革命活动家。扩自资料：1929年9月，陈树湘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此时他所在的警卫团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他随部队上了井冈山。沙“马日事变”发生后，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他不顾个人安危，前去市郊东乡参加农军反攻长沙的战斗。当这一作战计划被取消后，他与杨立三、赖传珠、张令彬等一批农军战友秘密赶到武昌，进入叶挺新兵营当兵，并先后担任班长、排长。后来新兵营改为警卫团，他随团乘船东下，准备参加南昌起义。他从菜农当上了红军师长;他以善攻能守、机智骁勇著称于战场;他怒视敌人，亲手绞断了自己受伤的肠子。这位铮铮硬汉就是长征中牺牲的第一位红军师长、被人们誉为铁血红军将领的陈树湘。参考资料：百度百科-陈树湘

在山东，淄博红一师就是67军199师现在已经缩编为199摩托化步兵旅，在26集团军建制内，驻地山东淄博

以577团和炮兵团为基础改编为193轻型机步旅。193师也是我军著名的红军师，其前身为红一方面军1军团1师，即根正苗红的红一师。在红军时期，红一师参加了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在突破四道封锁线、两渡乌江、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巧战直罗镇、激战山城堡等著名战役战斗中，凭借其昂扬的战斗意志和高超的战斗技巧，都圆满完成任务，打出了威名。抗战开始后，红一师在1937年8月被改编为八路军115师独立团，10月扩编为八路军独立1师，11月兼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

红一师。1、创建时间上。红一师创建于1933年6月，是毛主席在江西永丰藤田镇亲手创建的相比猛虎师而言要更早一点。2、红一师在军姿力量上要比猛虎师更加的雄厚。

余洒度，参加秋收起义并任中国工农红第一师师长，1931年11月，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余洒度最终投敌；1933年，被委任为国民革命第六十一政训处少将处长，为了满足奢侈的生活，余洒度利用职权贩卖毒品；1934年事情败露后，蒋介石亲自下令将其决。

1、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毛泽东。1931年8月，张云逸、邓小平的红七军编入三军团。2、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副总指挥萧克，政治委员任弼时，副政治委员关向应。3、红四方面军1930中红15军与红1军合并成红四军，军长为邝继勋，政委曾中生，参谋长徐向前。1931年11月,以红4军和红25军正式成立红4方面军。四方面军总指挥为徐向前，政委为陈昌浩，政治部主任为刘士奇。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政委周恩来、参谋长叶剑英，（后）刘伯承。共辖：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徐彦刚、（后）左权，共辖：红一师、红二师。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滕代远、（后）杨尚昆、参谋长邓萍，共辖：红四师、红五师、红六师。以上两个是红军战斗力最强的军团。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牺牲在西路军上）、政委朱瑞、参谋长陈伯钧、曹里怀，共辖：红十三师、红十四师。红七军团（1933年9月成立）军团长肖劲光、（后）寻淮洲、政委肖劲光（兼）、（后）乐少华、参谋长粟裕，共辖：红十九师、红二十师、红二十一师。红九军团（同为9月成立）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参谋长郭天民，共辖：红三师、红三十四师。红六军团（未设军团指挥机构，由十七师首长指挥），共辖：红十六、十七、十八师。另外，红一方面军还有以下几个直辖军和师：少共国际师（后改为第十五师）师长陈光、政委肖华。红三军，军长贺龙、政委关向应，共辖：红七、八、九师。闽浙赣新十军，军长匡海龙、政委聂洪钧，共辖：红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师。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政委王平章，共辖：红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师。红二十六军，下辖第四十二师，师长王泰吉、政委高岗。红二十八军，军长廖荣坤、政委王平章，共辖：第八十二师、八十四师。红二十九军，军长陈浅伦、政委李艮。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红四军，军长王宏坤，政委周纯全，共辖：红十师、红十一师、红十二师。红九军，军长何畏，政委詹才芳，共辖：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师。红三十军，军长余天云、政委李先念，共辖：第八十八、八十九、九十师。红三十一军，军长王树声、政委张广才，共辖：第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师。红三十三军，军长王维舟、政委杨克明，共辖：第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师。（当时未有红二方面军，红二方面军于1936年7月2日于四川甘孜成立）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国工农红军

红一师是一支有着悠久历史和光荣传统的部队，是老红军部队，所以伙食也是不错的。

1930年12月上旬，国民党鄂豫皖三省“围剿”军共集结8个师3个旅近10万兵力，发动了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12月30日红一军属部红一师和红二师痛击敌四十六师与六安香火岭，为粉碎第一次“围剿”奠定了胜利的基础。红一军与红十五军于1月中旬在麻城福田河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邝继勋任军长，余笃三任政治委员。2月退守六安国民党第四十六师以第一、第二营为骨干武装起义，捣毁了六安县政府，取得胜利。至此国民党对皖西苏区发动的第一次“围剿”被彻底粉碎。

说起红一军团，大家都知道，那是红军中央的中央。最初由毛主席和朱德领导，后来由林彪聂荣臻领导。红一军团当然是名将辈出，咱就说开国大将吧，罗瑞卿是红一军团的，他曾任红四军政委和红一军团保卫局局长。还有谭政，他曾任红一师政治部主任。 开国上将也有很多，比如肖华，他曾是红一军团所辖少共国际师的师政委，还有李聚奎、赵尔陆、赖传珠、彭绍辉等，都曾是红一军团将领。特别需要说的是，红一军团有五位将领，后来都成为兵团司令员。他们的名气也都非常之大。第一位的当然是刘亚楼了。刘亚楼带的兵有所谓“精灵兵”的称号。长征途中，刘亚楼担任师政委的红二师是中央红军的开路先锋。很多人都知道，刘亚楼在解放战争时期名气很大。其实呀，在红军时期，他就已经大名鼎鼎了。解放战争后期，刘亚楼是第十四兵团司令员，他统领的是四野的王牌部队。说到刘亚楼，就不得不说杨成武。红二师是中央红军的开路先锋，而杨成武担任政委的红四团又走在红二师的最前面，是先锋的先锋。“白袍小将”杨成武在红军时期就已经名满天下了，解放战争时期，他是第二十兵团司令员。 有杨成武，就有杨得志。杨得志曾是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团长，天下第一团团长啊，厉害了。杨成武飞夺泸定桥，杨得志强渡大渡河。解放战争时期，杨得志是第十九兵团司令员。（陈士榘） 第四位是邓华。在红一军团，邓华的名气不是很大，他主要是做政治工作的，当过团政委。长征胜利后，他担任过红一师和红二师的政委，职位当然很高了。解放战争时期，邓华是第十五兵团司令员。 最后一位是陈士榘，参加过秋收起义、从井冈山上走下来的老红军。在红一军团，陈士榘担任过师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陈士榘来到华东战场，最终担任了第八兵团司令员。 这五位名将，当然都是开国上将了。

河北张家口市宣化区解放南路。宣化五中南行100米。10路公交可达

值钱的，这种纪念意义的手表一般都有收藏价值的建议收藏起来以后的价值空间更高。

江苏徐州。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七十一集团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陆军部队，截至2022年12月17日驻扎于江苏苏州，该部队组建于2017年4月，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首任军长是王印芳少将，军政治委员是徐德清少将，其前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二集团军。

飞 夺 泸 定 桥光荣的任务五月二十五日，红一师第一团在安顺场胜利地渡过了大渡河。但是这里水流太急，不能架桥，渡口又只有几只小船，往返一次需要数十分钟，数万大军如果只靠这几只小船来渡河，不知要花费多少时日。同时，蒋介石正在命令四川军阀杨森等部坚堵大渡河，并命令薛岳、周浑元部衔尾猛追。太平天国石达开就是在安顺场被清兵最后消灭的。蒋介石也梦想着把红军变成第二个石达开。当时，很多爱国进步的人们也都在忧虑：红军会不会走石达开的道路?为了迅速渡过大渡河，粉碎反革命前后夹击合围的阴谋，必须火速夺下泸定桥。我们左路军前卫红四团，就是在这紧急的情况下，迅速接受夺取泸定桥的任务的。红一师为右路军，渡过大渡河后沿东岸北进，策应我二师四团夺取泸定桥。胜利的第一天二十七日清晨，我团从安顺场出发，沿大渡河西岸，奔向泸定桥。全程三百二十里，命令规定三天赶到，路，是婉蜒曲折、忽起忽伏的单边羊肠小路，左边是高入云霄刀劈一样的峭壁，山腰上是终年不化的积雪，银光耀眼，寒气袭人；右边是深达数丈、波涛汹涌的大渡河，稍不小心就有掉下去的危险。但大家并没有把这危险放在心上，只有一个想法：加速前进，快些拿下沪定桥。大概走了三十多里路的光景，河对岸的敌军便开始向我们射击了。为了避免无谓伤亡，只得绕路爬山，绕出十多里。这样花费了不少时间。走了约六十里路，前面隆起了一座大山。先头连忽然和敌人一个连遭遇，勇土们好象猛虎见了群羊，只一个锰冲，就把敌人打垮了。这山有十多里高，翻过山是一条小河，桥已被敌人毁掉了。河虽然不宽，但很深，徒涉不能过去。一营立刻组织部队砍树架桥。打了胜仗，跑路更有劲了。我们迎着零星的枪声，继续爬山。突然，侦察员飞奔回来报告：在我左前方的一个大山场里，发现约有一个营的敌人把守，堵住了我们的去路。我和团长王开湘同志领着干部跑步前进，去侦察地形。这座山中间只有一条小路，陡得象座天梯，仰头向上看，这帽子都要掉下来。山顶和隘口上，筑了碉堡。右边靠河，无路可绕。看样子，正面和右面是无论如何冲不上去的。左面也是凌空直立的悬崖，崖壁上稀落地长着一些小树和荆棘。崖顶连接着更高的山峰。经过仔细侦察后断定：爬上左面的悬崖定可抄到敌人的侧背，从敌人的屁股后面袭取这个隘口。我们立即命令三营长曾庆林和总支书记罗华生同志带一个连坚决从左边爬上去，并组织其他两个连从正面佯攻。敌人疯狂地打着机枪，封锁着路口。不到一个钟头，就从敌人后面传来了枪声。我们乘势从正面发起猛攻，前后来击，敌人很快便被打下去了。接着一个猛追，敌人三个连完全被消灭在山崖脚下，活捉营、连长各一，俘虏二百多人。敌人本想凭险坚守，阻挡我们前进，但我们发起猛追以后，前进的速度反而加快了。一天二百四十里第二天，我们比原来命令规定的时间提前一小时吃饭，五点钟就出发了。才走了几里地，军委又来了命令，限我们二十九日夺下泸定桥。“二十九号！”二十九号就是明天！从这里到泸定桥还有二百四十里，也就是说两天的路我们必须一天走完。谁也没料到任务会变得这样紧急二百四十里路就是一个大难题！路，是要人走的，少一步都不行啊！而且还要突破敌人的重重堵击。但这关系全军的重大任务，一定要坚决执行，不容许一分钟、一秒钟的迟疑。泸定桥本来有敌人两个团防守，现在又有两个旅正向泸定桥增援。他们以一部兵力阻止我红一师前进，大部分沿河东岸北上，跟我们隔河齐头前进。如果我们比敌人早到泸定桥，胜利就有希望，不然，要想通过泸定桥就很困难，甚至不可能了。我们要和敌人抢时间！要和敌人赛跑！我们边行军边召集营、连干部和司令部、政治处干部，共同研究怎样完成这一紧急任务。我们提出的动员口号是：“红四团有光荣的战斗历史，坚决完成这一光荣任务，保持光荣传统！”“向夺取安顺场的红一团学习，和红一团比赛，坚决拿下泸定桥！”“任务是光荣的，又是十分艰巨的，我们要经得起考验！”要求部队在明天六时前赶到泸定桥。会后，大家便分头深入连队进行动员。我和总支书记罗华生同志，飞跑到行军队伍的最前头，站在一个小土墩上，向急行军的队伍进行政治鼓动。队伍象一阵风一样迎面卷来，又象一阵风一样从我们身边刮过去。但每一张脸，每一双眼睛，我都看得非常清楚。在走过的队伍中，“坚决完成任务，拿下泸定桥”的口号声，此伏彼起。这声音压倒了大渡河的怒涛，震撼山岳。队伍前进的速度更快了。在行军纵队中，忽然一族人凑拢在一起：这群人刚散开、接着出现了更多人群，他们一面跑，一面在激动地说着什么。这是连队的党支部委员会和党小组在一边行军，一边开会啊！时间逼得我们不可能停下来开会，必须在急行军中来讨论怎样完成党的任务了。紧急任务的动员工作刚做完，部队已接近猛虎岗。猛虎岗是一座上三、四十里下三、四十里的险恶高山，右傍大渡河，左面是更高酌山峰，中间只有一条羊肠小道。这是从安顺场到沪定桥的咽喉，山顶的隘口上有一个营的敌人扼守。这时候，正是大雾迷蒙，五步以外什么也看不见。敌人看不清我们在哪里，只是在工事里恐慌地、盲目地向我们前进方向乱放枪。我们利用大雾掩护着，组织部队摸上山去，并命令他们：不许放一枪，接近敌人后，用刺刀、手榴弹解决敌人。不多时，只听得“轰隆、轰隆……”一连串的手榴弹爆炸声，接着便杀声四起。吓破了胆的敌人，只好向后溃逃了。我先头营即向溃敌猛追，一直追击到接近摩西面村时，又同驻在该村的敌人一个营和一个团部遭遇。在我胜利矛头的冲击下，又把敌人打垮了，我们又占领了摩西面村。可恶的敌人又将村东河上的大桥破坏了，这使我们的行动增加了新的困难，耽误了两小时才架起桥。继续前进，一口气又跑了四、五十里。等我们赶到大渡河岸一个约有十多户人家的村子时，已是傍晚七点了。从这里到泸定桥还有一百一十里。困难一个接一个地来了。天不由人，突然大雨倾盆，电闪雷鸣，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部队一天没有吃上饭，肚子饿得实难支持。道路泥泞，更是走不快，牲口、行李都跟不上。在下猛虎岗的时候，我们已清楚地看见对岸的敌人仍然还和我们并肩前进。困难越是严重，越需要加强政治工作。我们向党支部，向所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积极分子说明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切困难，也说明了必须争取明天六时前赶到泸定桥。号召每人准备一个拐杖，走不动的扶着拐杖走；来不及做饭了，要大家嚼生米、喝凉水充饥。这号召，象一把火点燃起部队炽烈的战斗情绪。看样子，哪怕前面尽是刀山，他们都可以闯过去。然而，在这伸手不见掌的黑夜里，怎能走完这泥泞油滑的一百一十里路呢？这个问题象一块千斤重石压在我的心头。忽然，对岸山坳上出现了几点火光，刹那间变成了一长串的火炬。是敌人在点着火把赶路。敌人的火把给了我们启示。“我们也点火把走”，我脑子里闪出这样的想法，打算立即去同团长、参谋长、总支书记研究，但又一转念“敌我仅一河之隔， 如果敌人向我们联络，暴露了我们是红军，跟我们干起来，如何是好？”“事到万难须放胆”，我们决定利用今昨两天被消灭和打垮的三个营敌人的番号伪装自己，欺骗敌人。立即命令部队将全村老乡家的篱笆全部买下，每人绑一个火把，一班点一个，不许浪费，争取每小时走十里以上；并布置司号员先熟悉缴获的敌人的联络信号，准备在必要时同敌人“联络”；故人的部队都是四川人，我们也选出四川籍的同志和刚捉来的俘虏，准备来回答敌人的问话。为了加快行军速度，把所有牲口、行李、重武器连同团长和我的乘马在内，一律留下，由管理处长何敬之、副官邓光汉带一个排掩护，随后跟进。当时，我腿上的伤口还没有全好，走路有些不大方便，同志们——特别是团长都劝我骑着马走。这正是需要干部起模范作用的时候，哪能再骑马?我以挑战的口吻向大家说：“同志们，咱们一块走吧！看看论走的快!谁先走到泸定桥！”部队兴高采烈地高举火把向前挺进。两岸敌我的火把，交相辉映，远远望去，象两条飞舞的火龙把大渡河的河水映得通红。透过大渡河的波涛声，从对岸传来了清脆的军号声和微弱的喊声。“啥子部队啊！”敌人在向我们联络了。我们的司号员按敌人的联络信号，吹起了嘹亮的军号；四川籍的同志和俘虏也吊起嗓子大声作答。蠢猪似的敌人万想不到，大摇大摆地跟他们并排走的，就是他们所日夜梦想着要消灭的英雄红军，糊里糊涂地同我们一道走了二、三十里。后来，雨下的更大，到深夜十二点钟，对岸的那条火龙不见了，他们大概是怕苦不走了。这一情况立刻传遍全团，同志们纷纷议论着：抓紧好机会啊！快走，快走啊！一个跟着一个拼命地向前赶路。暴雨冲打着战士，山洪从峰顶宜泻大渡河，本来已经难走的羊肠小道，此刻被雨水冲洗得象浇上了一层油，滑的实在厉害。拐杖也不灵了，一不留神就来个倒栽葱，真说得上是三步一摔，五步一跌，队伍简直是在滚进。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不断有人打瞪睡。有的人走着走着就站住了，后面的推他：“走呀！前面的走远了！”这才恍然惊醒，又赶快跟上去。后来，大家干脆解下了绑腿，一条一条的接起来，前后拉着走。经过整夜的急行军，在第二天早晨六点多钟胜利地赶到了泸定桥，并占领了西岸及西桥头。这一天，除了打仗、架桥外整整赶了二百四十里路，真是飞毛腿呀！要桥不要枪我们占领了桥西的几座建筑物和一座天主教堂。战士们忙着做战斗准备，王团长和我领着营、连干部去察看地形。泸定桥真是个险要所在。就连我们这些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见关夺关的人，都不禁要倒吸一口凉气。往下看，褐红色的流水象瀑布一样从上游山峡间倾泻下来，冲击着河底参差耸立的恶石，溅起丈多高的白色浪花，流水声震耳欲聋。在这样的河里，就是一条小鱼，也休想停留片刻，徒涉、船渡都是完全不可能的。再看看桥吧。既不是石桥，也不是木桥，而是一条铁索桥。从东岸到西岸扯了十三根用粗铁环一个套一个联成的长铁索，每根有普通的饭碗粗。两边各两根，做成桥栏，底下并排九根，作为桥面。原来桥面上横铺着木板，现在，木板已被敌人搬到城里去了。只剩下悬挂着的铁索。在桥头的一块石碑上刻着两行诗句：“泸定桥边万重山，高峰入云千里长。”泸定桥东端就是泸定城。这座城一半在东山上，一半贴着大渡河岸，城墙高两丈余，西城门正堵住桥头，过了桥，必须通过城门，别无他路。城里驻着两个团的敌人，山坡上修筑了严密的工事，机枪集中在桥头附近，不断地向我们扫射，迫击炮弹也连珠般地飞过来。敌人凭着这样的天险，疯狂地向我们大声喊叫：“你们飞过来吧！我们交枪啦！”我们的战士则大声回答：“不要你们的枪，只要你们的桥。”看完地形以后，我们立即组织了一个营的火力，封锁河东岸敌人增援的道路。因为东岸和西岸一样，也只有一条依山傍水的小道，敌人只有经过那条路才能到泸定桥。紧按着，我们分头到连队进行夺桥的战斗动员。部队掀起了争取当夺桥突击队的热潮。各连都送来了突击队的名单，要求批准他们担任突击任务。中午，我们在天主教堂召开了全团干部会议，研究、批准突击队。会议刚开始，对岸打过来一排迫击炮弹，天主堂的屋顶被炸开了一个大窟窿，弹片、瓦片宜泻而下。大家却一动不动。我乘机进行鼓动：“敌人来给我们动员了，我们必须立即打过桥去。现在大家说说法让哪个连担任突击。”我刚说完，平时不爱说话的二连长廖大珠刷地站起来，他那矮而结实的身子激动得有点发抖，黝黑的脸一下子红到耳根，吃力地说：“一连过乌江立了功，成为渡乌江模范连， 我们要向一连学习，争取当夺取沪定桥的英雄连。”“夺桥任务非给我们三连不可，”急性子的三连长王有才没等廖大珠说完，就站了起来，他站在那里象座小铁塔，嘴巴象打机关枪：“我们三连哪一次战斗都没落后过，这次保证把桥拿下来。”最后，他又说：“不叫我们当突击队，我这个连长没法向战士们交代。”往后是一场激烈的争论，看样子谁也不愿意把这个任务让给别人，需要我们领导上指定了。我和团长研究后，王团长向干部们交代了夺桥的任务并指定二连任突击队。接着我站起来补充说：“要打仗有的是，咱们轮着干，上次接乌江是一连打头，这次轮到二连，由二连的二十二个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突击队，廖大珠同志任突击队长，我看很好，看大家有没有意见?”会场上响起了一片掌声，廖大珠高兴地跳起来。只有王有才垂着头，嘴里在叨咕着什么。“三连的任务也不轻，”我指着王有才说：“你连担任二梯队，跟着突击队冲，还要担任铺桥面的任务，让后续部队迅速冲进城去，看你还有什么意见？”这时候王有才才露出笑容。最后我们命令各连，让部队吃饱饭好打仗。会后，总支书记罗华生又亲自到二连去帮助进行突击准备工作。总攻在下午四点开始。团长和我在桥头指挥战斗。全团的司号员集中起来吹起冲锋号；所有的武器一齐向对岸敌人开火，军号声、枪炮声、喊杀声震撼山谷。二十二位突击英雄手持冲锋枪或短枪，背挂马刀，腰缠十二颗手榴弹，在廖大珠连长的率领下，冒着密集的枪弹，攀着桥栏，踏着铁索向对岸冲去。跟着他们前进的是三连长王有才率领的第三连。他们除携带的武器外，每人扛一块木板，边铺桥，边冲锋。当突击队刚冲到对面桥头，西城门突然烧起冲天大火。敌人企图用火把我们挡在桥上，用火力消灭我们。火光照红了半边天，桥头被熊熊大火包围住了。这正是千钧一发的时刻。二十二位英雄看到城门口漫天大火，似乎愣了一下，站在我和团长身边的人一齐大声喊道：“同志们！这是胜利的关键！冲进去呀！不怕火呀！迟疑不得！冲啊！敌人垮了。”这喊声给了英雄们勇气、决心和力量，在宏亮的冲锋号声中，他们神速地向着火里冲去了。冲在前面的廖大珠的帽子着了火，他扔掉了帽子，光着头继续往前冲，其余的突击队员们也紧跟着廖连长穿过火焰一直冲进街去。巷战在街口展开了。敌人集中全力反扑过来，二十二位英雄的子弹、手榴弹都打光了，形势万分紧急，眼看支持不住了。正在这个严重关头，王有才连长带着三连冲进去了，接着团长和我率领着后续部队也迅速过桥进了城。经过两小时的激战，两个团的敌人被消灭大半，剩下的狼狈逃窜。黄昏，我全部占领沪定城，牢靠地控制了泸定桥。当前的首要任务是防止敌人的反扑，确保泸定桥的安全。我们立即派出配属我团指挥的军团教导营向打箭炉方向警戒，因为那里尚有敌人的几个团。为了对付向泸定桥增援的两旅敌人，我们派出一个营沿河向南发展。晚上十时，尖兵排打响了，当时，我们估计是敌人的援兵赶到，准备再作一场苦战。该营一部分部队占领了阵地，组织了一个冲锋，遇到了一个伤兵，一问却是我红一师三团的同志，这才知道一师已经赶到。准备同敌人作殊死战的紧张心情，顿时轻松下来。原来敌人的两个旅被我红一师追上，在城南六十里竹林坪地区打了一仗，后来敌人怕我们两面夹攻，慌张地向化林坪方向跑了。我们立即派人迎接随红一师前进的刘伯承总参谋长和聂荣臻政委进入沪定城，大家见了面，十分欢喜。已经是下半夜两点钟了，刘伯承总参谋长仍兴致勃勃地要我带他和聂政委去看泸定桥。我提着马灯，陪着他们从桥东走向桥西。刘伯承总参谋长对每根铁索甚至铁环都看的十分仔细，好象要把整座泸定桥印在自己的脑海里。从桥西折回桥中央的时候，他停住脚步，扶住桥栏，俯视大渡河的急流，着力地在桥板上连蹬三脚，感慨地说：“泸定桥！泸定桥! 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从缴获到的敌人文件中，蹈出了一份刘文辉拍发的紧急通报。这份通报说，我军己面临石达开第二的危境；说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消灭共军，在此一举。敌人的这种幻想，很快就彻底破灭了。我们走的虽然是石达开走过的旧路，但我们不会陷入历史的覆辙。因为我们是中国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人民武装。第三天，军团的主力来到了。接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带着中央机关上来了。千军万马从这英雄的泸定桥渡过了天险大渡河。（载1975年11月1日《解放军报》）作者：杨成武 http://www.sdyyyz.net/red/gs_ldq.htm

1935年5月，北上抗日的红军向天险大渡河挺进。大渡河水流湍急，两岸都是高山峻岭，只有一座铁索桥可以通过。这座铁索桥，就是红军北上必须夺取的泸定桥。国民党反动派派了两个团防守泸定桥，阻拦红军北上；后来又调了两个旅赶去增援，妄想把我红军消灭在桥头上。我军早就看穿了敌人的诡计。28日早上，红四团接到上级命令：“29日早晨夺下泸定桥！”时间只剩下20多个小时了，红四团离泸定桥还有240里。敌人的两个旅援兵正在对岸向泸定桥行进。抢在敌人前头，是我军战胜敌人的关键。红四团翻山越岭，沿路击溃了好几股阻击的敌人，到晚上7点钟，离泸定桥还有110里。战士们一整天没顾得上吃饭。天又下起雨来，把他们都淋,何炅和李湘谈过恋爱吗,透了。战胜敌人的决心使他们忘记了饥饿和疲劳。在漆黑的夜里，他们冒着雨，踩着泥水继续前进。忽然对岸出现了无数火把，像一条长蛇向泸定桥的方向奔去，分明是敌人的增援部队。红四团的战士索性也点起火把，照,疫情过,吴彦祖长什么样子,后人需要什么,亮了道路跟对岸的敌人赛跑。敌人看到了这边的火把，扯着嗓子喊：“你们是哪个部分的？”我们的战士高声答话：“是碰上红军撤下来的。”对岸的敌人并不疑心。两支军队像两条火龙，隔着大渡河走了二三十里。雨越下越猛，像瓢泼一样，把两岸的火把都浇灭了。对岸的敌人不能再走，只好停下来宿营。红四团仍旧摸黑冒雨前进，终于在29日清晨赶到了泸定桥，把增援的两个旅的敌人抛在后面了。泸定桥离水面有好几丈高，是由13根铁链组成的：两边各有两根，算是桥栏；底下并排9根，铺上木板，就是桥面。人走在桥上,2019年西安空气优良天数,摇摇晃晃，就像荡秋千似的。现在连木板也被敌人抽掉了，只剩下铁链。向桥下一看，真叫人心惊胆寒，红褐色的河水像瀑布一样，从上游的山峡里直泻下来，撞击在岩石上，溅起一丈多高的浪花，涛声震耳欲聋。桥对岸的泸定城背靠着山，西门正对着桥头。守城的两个团的敌人早已在城墙和山坡上筑好工事，凭着天险，疯,杨丞琳演唱会哪里买票,狂地向红军喊叫：“来吧，看你们飞过来吧！”红四团马上发起总攻。团长和政委亲自站在桥头上指挥战斗。号手们吹起冲锋号，所有武器一齐开火，枪炮声，喊杀声，霎时间震动山谷。二连担任突击队，22位英雄拿着短枪，背着马刀，带着手榴弹，冒着敌人密集的枪弹，攀着铁链向对岸冲去。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三连，战士们除了武器，每人带一块木板，一边前进一边铺桥。

大红一师出名可以回溯到1918年一站最后的皇帝攻势大红1师在马恩河立下赫赫战功，之后的亚眠攻势中更是摧城拔寨是美国陆军的几个常备师之一诺曼底之前更是在突尼斯，西西里屡立战功相比之下，29师是国民警卫队改编的，战后自然恢复身份

抗洪抢险模范团-步兵第1师第2团硬骨头六连-步兵第1师第1团第6连坚守英雄连-步兵第1师第2团第3连攻坚英雄连-步兵第1师第1团第9连尖刀七连-步兵第1师第3团第7连临汾旅：步兵第179旅朱德警卫团：步兵第36师第108团百将团：步兵第36师第106团尊干爱兵模范连：步兵第34旅3营7连王杰班：装甲第2师工兵营1连5班群众工作模范团：步兵第149师第446团洛阳英雄连，夜袭长胜连：步兵第37师第109团第5连勇猛顽强英雄连：步兵第37师装甲团第3连尖刀英雄连：步兵第149师装甲团某连老山英雄团：步兵第40师第118团英雄营：原步兵第31师第91团第3营、步兵第40师第118团第1营淮海先锋连：步兵第31师第91团第4连钢铁六连：原步兵第40师第120团第6连猛虎连：原步兵第31师第91团第9连老山神炮连：炮兵第4师第5团某连老山英雄连：步兵第40师第118团第8连老山穿插英雄连：步兵第40师第119团第4连老山防御英雄连：步兵第40师第119团第7连者阴山英雄连：步兵第31师第93团第9连模范红五团：步兵第46师第136团模范红十二团，平江起义第一团：步兵第46师第139团平型关大战突击连，模范红九连：步兵第46师第136团第9连；登城第一营：原步兵第48师第144团第1营杨根思连：原步兵第58师第172团第3连沙家浜连、抗洪抢险英雄连：原步兵第58师第175团第2连政纪模范连：原步兵第60师第178团3机连攻坚英雄连：步兵第61师第182团第9连抗洪抢险模范团：步兵第69师第205团大兴安岭扑火英雄营：步兵第69师第205团第3营兖州登城第一连：步兵第70师第208团第1连兖州战斗英雄连：步兵第70师第208团第2连兖州战斗模范连：步兵第70师第208团第5连渡江模范营：步兵第70师第210团第3营白老虎连：装甲第8师装甲步兵团某连攻如猛虎连：装甲第8师装甲步兵团某连登城尖刀连：装甲第8师装甲步兵团某连济南第一团：摩步第235旅抗洪抢险英雄营：第27集团军工兵团道桥1营先遣渡江英雄连：第27集团军侦察营第2连钢八连：原步兵第79师第235团第8连济南第二团：步兵第91师271团抗洪抢险英雄营：原步兵第92师第275团2营平江起义团：步兵第112师第334团郯城战斗模范连：步兵第112师第334团第8连何万祥连：步兵第112师第334团第1连松骨峰英雄连：步兵第112师第335团第3连钢八连：步兵第113师第337团第8连道峰山营：步兵第190师第569团第3营神枪手四连：步兵第116师第348团第4连钢铁七连：步兵第116师第347团第7连铁拳团：原步兵第118师第352团渡海先锋营：原步兵第118师第352团第1营塔山守备英雄团：步兵第121师第361团塔山英雄团：步兵第123师第367团白台山英雄团：步兵第123师第369团英勇善战模范团：步兵121师第364团穿插英雄连：步兵第121师第361团第3连李向群班：步兵第121师第361团红一团：步兵第163师第387团能攻善守英雄营：步兵第163师第488团第3营穿插英雄营：步兵第124师第372团第1营蟠龙山英雄连：步兵第124师第372团第6连黄草岭守备英雄连：步兵第124师第370团第4连烟台峰守备英雄连：步兵第124师第371团第4连三八线尖刀英雄连，抗洪抢险英雄连：步兵第124师第372团第4连英雄四连：步兵第139师第417团第4连铁军：步兵第127师叶挺独立团：步兵第127师第379团瑞金团：步兵第162师第485团猛虎扑羊团：步兵第162师第486团刘老庄连：步兵第127师第379团第4连钢刀连：步兵第162师第484团第1连金汤桥连：步兵第162师第485团第7连能攻善守英雄连：步兵第127师第379团第9连；阻击英雄连：步兵第127师第379团第1连英雄侦察连：步兵第127师侦察连钢铁第一营：步兵第188师第563团第1营钢铁第八连：步兵第188师第563团第8连红一师：步兵第193师基层建设模范连：步兵第193师装甲团装甲步兵营第3连

在我军57位开国上将中，有一位的履历十分老，此人可以说完全是有大将的资格，因为在红军时期，他曾立下许多不世之功，1955年授衔时，他在地方工作，没有任职，但是三年后，他回到了军队，军委重新给他补衔，由此，他便成为了最后一位授衔的开国上将，他就是被誉为“将圣”的李聚奎将军。 李聚奎是湖北安化人，1904年出生，1928年，在彭德怀的领导下，他参加了起义，同年成为红军中的一员，在党员会议上，李聚奎说 “我这一辈子跟党是跟定了，党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他的这句话，成为了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1930年在第一次反围剿战斗中，我军抓住了敌人中将司令张辉瓒，时任团长的李聚奎，在这场战斗中，立下大功，在红军时期，李聚奎立下了许多不世之功，因而将他说为有大将的资格，是毫无疑问的。 1933年，李聚奎时任红三军 第八师师长，在第四次反围剿战斗中，李聚奎率领部队，以伤亡46人的代价，在 江西宜黄南部的大龙坪打了一仗，俘虏了敌军师长李明，消灭了敌人一个师部及一个旅3000余人，可见李聚奎的猛。 长征开始时，李聚奎时任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从这个职务，大家应该就能看出，李聚奎在当时的地位，长征期间，我们耳熟能详的，强渡大渡河，抢渡乌江等，都是由李聚奎指挥的。 李聚奎当师长时，他的搭档是谭政，即后来的开国大将，他的下属第一团团长，就是后来的开国上将，三杨之一的杨得志，1935年1月，红军要抢渡乌江，命令下到李聚奎处，李聚奎当即指挥第一团杨得志用竹排渡江，并亲冒矢石，最终使得部队胜利度过乌江。 1935年5月，红军来到大渡河，蒋介石曾叫嚣着说“ 要朱毛成为石达开第二”，在李聚奎的指挥下，红一师一天一夜冒雨行军70多公里，歼敌2个连，控制了大河，17名勇士，强渡大渡河，为全军立下大功，毛主席说： 红1团在这次大转移中是立了功的， 周恩来高度评价：红1团是“天下第一团”。 团长杨得志对此很谦虚的说： 强将手下无弱兵！都是李师长领导有方！” 可见李聚奎当时的威望。 1936年，李聚奎随西路军西渡黄河，西路军惨败，李聚奎与党组织失散，他打扮成一个叫花子，白天藏匿于山沟、草丛里，趁着夜色行路，走了两个多月，李聚奎来到延安，毛主席紧紧握着他的手说“你是虽败犹荣！”抗日时期，李聚奎任386旅参谋长，旅长兼太岳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等职。 解放战争时期，李聚奎任东北军区后勤部参谋长，后勤部第二部长等职，李聚奎对革命另外的一个突出的大贡献，便是在抗美援朝时期，担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为了抗美援朝的胜利，他做出了巨大贡献。 1955年授衔时，李聚奎时任石油部部长，没有被授予军衔，但是被授予了三枚一级勋章，1958年，他回到了军队，当时军委补授他上将军衔，由此，他也成为了我军最后一位授衔的开国上将。

1953年6月16日上午，秦基伟来到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见到秦基伟来了，毛主席从内房走了出来。秦基伟立即敬礼，毛主席握着他的手微笑着说：“秦基伟同志，欢迎你啊！” 秦基伟说：“ 主席，我代表十五军的全体指战员，向主席汇报来了。 ”“好啊，好啊，请坐下来来谈。”毛主席说完坐在沙发上，示意秦基伟也坐下来。 毛主席：“ 上甘岭打得很好，这就是一个奇迹。说明一点，它证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骨头比美利坚合众国的钢铁还要坚硬，这个奇迹就是你们创造的。 ”毛主席一边说，一边拿起茶几上的香烟。 秦基伟谦虚地说：“ 这都是主席和军委指挥得好，战士们打得顽强。 ”毛主席则笑了笑，“你们打得好，我看我还是要有所表示。我这里没什么好东西，那就请你吸烟吧。” 秦基伟把手伸向茶几上的烟盒，他没有拿烟，而是把烟盒顺势向毛主席那边推了推，“ 主席，我不会吸烟。 ”事实上，秦基伟是吸烟的，这一次他在毛主席面前说了“谎”。多年之后，秦基伟回忆时说： “ 我觉得在毛主席面前吞云吐雾不大合适。但是，说假话是要尝苦头的。当时，我一天没有两包烟解决不了问题，可是已经说过不抽了，再不敢翻案了。心里暗暗叫苦啊！ ” 毛主席和秦基伟交谈了一个多小时，当秦基伟离开时，他亲自站起来送到门口。分别时，毛主席又说：“ 朝鲜战争是要停下来的，所以调你到云南工作。云南是我国西南大门，处于重要的战略位置，边防线长，还有残匪在境外活动，斗争情况复杂。你年轻力壮，到任后要多下去，熟悉地形，了解部属，把边防建设好，把大门守好。 ” 不久，秦基伟调任云南军区任副司令员，到了1955年4月，因云南军区改称昆明军区，秦基伟改任昆明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9月，秦基伟授衔开国中将，同月他被提拔为昆明军区司令员。 秦基伟一度有“神将”的美誉，周恩来高度评价：“ 文化人中的没文化人，没文化人中的文化人。 ”常言道，虎父无犬子。秦基伟的两个儿子也了不得，长子秦卫江、次子秦天都是中将军衔。 这一篇关于开国中将 秦基伟 的文章。如果大家希望了解秦基伟的传奇故事，不妨用心读一读，一定会有所收获。 秦基伟，1914年11月16日出生于湖北黄安县（今红安县）七里坪镇秦罗庄。秦基伟小时候比较顽皮，生性好动，喜欢无拘无束，而且对新奇事物特别感兴趣。作为家中最小的儿子，父母将更多的爱给了他。8岁年，秦基伟上学了。 然而，从8岁开始，家中就连遭厄运，秦基伟的母亲、父亲、伯父、哥哥相继因病去世。年少的秦基伟饱受了人生冷暖，小小年纪就经历着孤苦伶仃的生活。当时村庄中恶霸剥削村民，秦基伟决定报复他，深夜在恶霸家大门上放上一块大石头，第二天早上恶霸开门被掉下的石头砸得头破血流。 从这件小事就可以看出，秦基伟年少时就对贫穷老百姓抱之深深的同情心，正如他对村庄中小伙伴不止一次地说：“ 我将来一定要让那些地主恶霸倒着走路，谁让他们一直欺负咱们。 ”黄安县是中国最为出名的将军县，徐向前元帅曾题词，“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 资料显示，红军队伍中曾经每3个人就有一个黄安县人，为了革命至少有14万黄安县儿女献出了生命。在这样的环境下，秦基伟很早就参加了革命，13岁那年就参加了著名的黄麻起义。 秦基伟当时是扛着一根红缨枪参加革命的，跟着村庄中农会成员参加战斗。秦基伟后来回忆说： “这次参加黄麻起义，使我受到了很大的锻炼。外面的世界一下子打开了。革命，不再是街谈巷议，也不再是凭空想象。我不仅亲眼看见了，而且亲身参加了。回到七里坪后，我那份热情再也冷不下来了。 ” 参加黄麻起义后，秦基伟躁动的心再也无法静下来了。黄麻起义后，黄安县农民政府主席曹学楷来到七里坪进行群众动员演讲，秦基伟深受感染。不久，黄麻特委将参加暴动的黄安、麻城两县农民自卫军编为中国工农革命鄂东军，秦基伟因年龄太小未能直接参军，结果留下来加入自卫队。 1929年，15岁的秦基伟参加红军，来到红一师第三团机枪连当战士。秦基伟作战极其勇敢，在恶战中他一马当先，短短两年就成为了红四方面军总部手枪营二连连长。作为连长，秦基伟总是在最前线，他很快就遭到了一次重伤，胳膊动脉被打断了。 秦基伟回忆说：“ 我负的伤虽然不是要害部位，但很致命，动脉被打断了。多亏了我的通信员，他好像很有经验，用白布把我的胳膊捆得完全失去了知觉，到医院根本解不开，手插不进去，只好用剪刀剪。要不是这么捆，动脉流血，几分钟就没命了。 ” 秦基伟参军后，先后参加了鄂豫皖苏区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从1933年开始，秦基伟任中共四川红江县委委员和军事指挥长，负责组建地方工农武装。再后来，秦基伟后任红四方面军总部警卫团团长、红31军274团团长，参加保卫川陕苏区的斗争。 1936年10月，党中央发布《十月份作战纲领》，明确规定红四方面军的作战任务：一是向西宁、兰州通道地区，形成扇形运动的防御，拦阻南敌的进攻；二是迅速完成造船任务，以三个军渡过黄河，攻打宁夏。11月10日，西路军成立，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参谋长李特，秦基伟当时担任总部侦察科长。 1937年1月上旬，西路军接连攻占高台、临泽两地，部队就地休整。当时总部机关和五军一部驻扎在临泽，马家军疯狂向高台进攻，不久高台沦陷。敌人很快又把目标转向了临泽，敌众我寡，总部机关被迫转移，结果城内最高领导是供给部郑义斋，一场残酷的突围战开始了，秦基伟出任守城前线总指挥。 当时敌我双方兵力的情况如下，敌人是五个团，而郑义斋率领的后勤、修械、总卫生部医院及妇女独立团一部总共才1200余人，这里面真正有战斗力只有总供给部警卫连。秦基伟接受命令后，把所有人组织起来，干部战士们不分男女，都按照战斗需要组织起来。马家军做梦也没想到，在他们看来驻守在临泽城的红军都是一群“乌合之众”，结果猛攻几天硬是没有攻下来。 临泽城保卫战创造的一个奇迹，秦基伟率部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击退了敌人五个多团兵力的多次围攻，毙伤敌人400多人，成功的突围出临泽，成为红军西征过程中的一个特殊案例。西路军惨败后，秦基伟九死一生回到了延安。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秦基伟只身一人来到山西太谷这一地区组织队伍抗日武装力量。短短一个月时间，秦基伟就拉起了一支300多人的游击队伍，还攻下了太谷县城。不久，八路军第129师下达命令，将太谷游击队和榆次纱厂游击队合并组成“独立支队”，秦基伟担任司令员，赖际发为政治委员。 据资料，秦基伟率领的这支游击队是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第一支游击队。在秦基伟和赖际发的努力下，“秦赖支队”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发展成为5000多人的抗日力量，一度威震晋中。1938年4月，秦基伟率部参加了粉碎晋东南九路大“扫荡”战斗。 1945年8月20日，晋冀鲁豫军区成立，下辖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军区，秦基伟出任太岳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有一个称号，“秦大胆”。别看秦基伟是司令员，抗战期间经常穿着便衣，夜闯鬼子炮楼如同回家，根据地村民说：“ 秦司令就像走亲戚一样去鬼子炮楼，结果炮楼就炸飞了。 ” 1947年7月，党中央决定将太行军区部分地方武装升级组建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九纵队，九纵下辖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旅，司令员秦基伟、政治委员黄镇、副司令员黄新友、参谋长何正文、政治部主任谷景生。 九纵成立大会上，秦基伟代表全体指战员接过旗帜，并向全体将士们讲话。秦基伟慷慨陈词，他说：“ 蒋介石想把战争放在解放区周围，达到消耗我们的目的。我们只有打出去，才能减少解放区人民的负担，把战火烧到蒋介石身边去！ ” 九纵南渡黄河后，取得了较大的战绩。时间到了1948年5月，党中央重建中原军区，九纵则改称为中原野战军第九纵队。次年2月，九纵整编为解放军第十五军，军长秦基伟，政委谷景生。整个解放战争期间，秦基伟率领十五军转战豫、皖、鄂、闽、赣、粤、桂、云、贵、川、康等11个省。秦基伟当时没有意识到，很快他率领十五军名扬天下，威震上甘岭。 1950年10月19日，志愿军正式入朝作战，由此拉开了抗美援朝的序幕。1951年3月，第十五军入朝参战，当时隶属志愿军第三兵团，很快一场举世瞩目的恶战打响了，而此战也让十五军和秦基伟一战成名，十五军还获得了“ 军”的赞誉。 1952年10月14日，时任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发动了以上甘岭地区为主要进攻目标的“金化攻势”。战斗打响后，志愿军阵地每秒落入炮弹至少6发，一天落弹达到的30多万发，天空战机投弹从不停歇。 在43天的激战中，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向不到3.7平方公里的志愿军阵地上，投入了6万多兵力，战机出动了3000多架次，坦克170多辆，前后打掉了190多万发炮弹。这样的疯狂投弹量，使得上甘岭上成为一片焦土，山头直接被削掉了2米，而岩石炸碎后在形成了30多厘米厚的粉末。林彪评价说：“上甘岭是肉磨子！”而“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则评价：“这是朝鲜战场的凡尔登！” 在43天浴血战斗中，秦基伟率领十五军死战不退，涌现了太多可歌可泣的故事。秦基伟晚年在回忆上甘岭战役时说： “ 一九五二年十月十四日这一天，是我一生中又一个焦虑如焚的日子。敌人突然发动攻击，规模之大，火力之猛，手法之狠，都是空前的。尤其是它避我实而就我虚，花招多少有点让我们意外。但我们没有惊慌失措。 ” 秦基伟还说：“ 这场恶战迟早要发生，我们的思想准备还是很充分的。对于全军部队，我们都反复做过动员，不论什么时候，都要打主动仗，敌变我变，不打呆板仗，不打糊涂仗。因而，部队应变的思想准备充分。突然打起来也能保持阵脚不乱，指挥畅通。一句话，我们是不怕的。 ” 当时为了应对敌人的强大火力，志愿军司令部给十五军配备了一个“喀秋莎”火箭炮营。作为志愿军最强大的武器，“喀秋莎”火箭炮发射时容易暴露，平时都被志愿军藏在山洞里。秦基伟每次下令出动“喀秋莎”火箭炮营时都会充分计算好目标，拉出来直接发射，打完立即转移阵地。 上甘岭战役打响后，秦基伟曾七昼夜坐在坑道指挥所里，没休息过一分钟。当十五军攻下597.9高地4号、5号阵地后，敌人不甘心失败又组织反扑，双方激战数日，争夺阵地四十多次。 在战斗最激烈时刻，双眼充血的秦基伟抓起电话，对四十五师师长崔建功说：“ 告诉所有同志，咱们十五军的男人流血不流泪，谁也不允许哭。伤亡就是再大，也要打下去。咱们这是为了全局，十五军打光了也要死战。国内像十五军这样的部队多的是，打光了随便就能拉一个来，可上甘岭只有一个。丢了五圣山，你可不好回来见我喽！ ” 说到情绪激动时，秦基伟几乎在电话中吼叫道：“ 阵地不能丢，请你转告所有人，打到最后一个人，我秦基伟会上去守阵地！我说到做到！ ” 当年11月28日晚8时，秦基伟以十五军名义发出《关于兵力部署调整的指示》：“ 我597.9 高地已达到巩固，537.7 北山除7 、8 号阵地外，其余阵地为我控制。伪九师接替伪二师后，看样子尚无大进攻企图，上甘岭地区之战斗，作为战役性的作战来说应该结束。 ” 上甘岭战役结束后，十五军奉命到朝鲜元山地区负责海岸防御任务，1954年5月撤回国内。 1961年3月14日，中央军委从国防大局考虑，将第十五军改编为解放军空降兵第15军。秦基伟在上甘岭上的卓越表现，一度被称为头等功臣，而十五军也涌现出涌现出黄继光、孙占元、邱少云等一批战斗英雄，“千岁军”的称号名不虚传。 正是在上甘岭战役的表现，秦基伟获得了毛主席的接见。毛主席还对周恩来说：“十五军军长秦基伟在太行山当过司令，现在又是上甘岭的英雄。”1955年9月，新中国首次授衔，秦基伟授予中将军衔，之后历任云南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司令员兼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 特殊时期，秦基伟遭到打压，之后被下放到湖南省常德市西湖农场劳改在农场改造期间，秦基伟吃尽了苦头，下放时他已经54岁，多年的军旅生涯让他身体情况不容乐观。 在《秦基伟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话，“ 西湖农场的劳动量是很大的，有一天我挑了三十二担大粪。农忙搞双抢，割了稻子又插秧，早晨打着电筒上工，夜晚打着电筒收工。再累再苦，我也坚持下来了。 ” 秦基伟并不在意自己辛苦，他看到年轻战士干了一天活后回来倒头就睡，非常心疼。秦基伟瞌睡比较少，“就给他们洗衣服，洗好了又补，常常是在灯下，戴着老花眼镜，一针一针地缝。” 时间久了，战士们知道秦基伟是一个高级干部，还跟大家一样干活，就非常尊敬他。有一次，战士们劳动间隙悄悄问：“你当了那么大的官，现在来挑大粪，心里难受吗？”秦基伟哈哈大笑，他说：“ 那有什么难受的？我当初参加革命，只想着穷人翻身解放，并没有想到要当官。我本来就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参加劳动，可以说如鱼得水。靠自己的汗珠子养活自己，饭香菜美。有什么值得难过的？ ” 1973年4月，秦基伟终于熬出头，中央派人将他接回北京，不久出任成都军区司令员。1976年，秦基伟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在这个职位上，秦基伟一干就是8年时间。 1984年10月1日，国庆35周年大阅兵举行。这次大阅兵意义非凡，自从开国大典阅兵后，每年国庆都会在北京举行阅兵仪式，但是从1960年开始，国家本着厉行节约、勤俭建国的方针对国庆典礼制度进行了改革，实行“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只有逢大庆才会举行阅兵。 1984年并不是“大庆之年”，选择在此时举行大阅兵，是国家慎重考虑的结果。1981年8月10日，邓小平接见总参谋长杨得志和副总参谋长张震时说：“我们好久没有打仗了，通过演习、阅兵把军队的士气鼓舞一下，要把军队训练得像个军队的样子。” 作为改革开放之后的一次大规模阅兵，国家决定以1984年阅兵为契机，目的是为了促进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而担任阅兵总指挥的就是秦基伟。仅凭这一点，就能说明秦基伟在当时军队中的重要地位。 1988年4月，秦基伟出任国防部长，9月晋升为上将军衔。1997年2月2日，秦基伟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83岁。 本文开头出提到，秦基伟两个儿子如今都是中将军衔，可谓一门三中将。鲜为人知的是，秦基伟的女婿杨东明也是中将，杨东明是父亲是开国上将杨成武，他早年跟秦基伟的女儿秦畹江结为夫妇。 在秦基伟的三个孩子中，女儿秦畹江吃得苦最多。特殊时期，秦畹江一直陪伴在父亲身边，这让受到秦基伟在劳作之余内心稍微有所慰藉。 秦基伟对子女要求严格，次子秦天当年还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对于儿子去参军，秦基伟有严格要求，要从连队底层干起。秦天去部队前，秦基伟跟他说：“ 当兵就要到连队，到机关干吗？而且是作战连队。老一辈几乎都是这样要求的，你必须从战士做起，要不你当兵干什么？既然你有志于这一行，那我就告诉你这行的规矩，从连队当兵开始。 ” 当秦天出发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时，对父亲说：“爸爸，我以后可能就不能尽孝了！”秦基伟直接对他劈头盖脸一顿臭骂，“ 你去打这个小仗算什么呀，跟我们过去战争年代能比吗？你一个当团长的怎么能有这种情绪？ ” 如今秦基伟子女个个有出息，相信老将军一定会含笑九泉了。最后说一说空降兵第15军，作为一支英雄部队，2008年汶川大地震参与抗震救灾行动，其中最出名的就是“空降兵十五勇士”。 当年5月13日凌晨，时任空降兵研究所所长的李振波受命指挥一支突击队空降震区，参加救援行动。这是一场无气象资料、无地面引导、无地面标志的“三无空降”，其难度可想而知。这十五勇士的惊天一跳，只为人民，这也是第15军在上甘岭战役涌现出来的不怕牺牲精神的延续，我想着足以告慰这支英雄部队的先烈们。 谨以此文纪念开国中将秦基伟同志。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岁月静好，有的只是他人替你负重前行。如今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更应铭记 历史 ，不忘先烈！

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由南向北分三路突破乌江天险。1月6日，红军先头部队进入遵义城。为了建立黔北防御，保证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新根据地”，中央军委决定派红一军团第二师四团追歼北窜之黔军侯之担部，攻克娄山关，占领桐梓县城。命令一下，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和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即到遵义城北门四团驻地部署了战斗任务。四团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当即率部队北进。部队抵板桥，消灭敌人一个前哨排。同时对娄山关敌情进行侦察，决定采用一路正面强攻、一路绕关东小道抄袭的战斗攻克娄山关。1月9日，四团由板桥分道出发。一营长李光顺率一营担任正面主攻，沿公路以梯队形式展开向关口推进。二营为二梯队集结山脚待命。侦察队长潘峰率侦察队和工兵连从关东侧小路向敌人侧后前进，意在截断敌后路，并袭扰桐梓县城。扼守在娄山关上的敌人，是从乌江防线溃退下来的黔军第三旅林秀生部两个团，胆寒若惊弓之鸟。红军尚未攻关，敌军即用电话向其军部请求增援，敌军部电话命令守敌“不准后撤一步”，并命其注意警戒关口东边小路，提防红军从侧后袭击桐梓。时正下雨，红军通信班战士搭电线于敌人电话线上，窃听敌人通话，知敌人东侧空虚。耿飚团长即命正面部队暂缓进攻，命令关东侧侦察队、工兵连迅速断敌退路。通信班又窃听到敌人军部命关上守敌撤退的电话，知道守敌要弃关退守桐梓。正面强攻部队即以密集火力，从关南发动总攻，迅猛杀上娄山关。敌人利用有利地形，妄图死守关口，向北退却。红军冒着枪林弹雨，冲入敌阵，与敌人白刃肉博，占领关口。敌人向北狼狈逃窜，沿途丢弃武器、烟枪和大量军用物资。四团乘胜追击下关，经南溪口、红花园直扑桐梓县城。潘峰率领的侧翼部队已克桐梓，俘敌数百，缴获大量物资。当天，红二师师部进占桐梓，娄山关战斗大获全胜。1月10日，红军追歼敌人，在新站与敌侯之玺部两个团激战一整天，并击退川敌廖海涛部，11日进占松坎。红一师与第十团亦从遵义赶到，进驻桐梓、新站、松坎、酒店垭与川军对峙，组成了遵义的北面防线，为保卫遵义革命中心区的安全和党中央在遵义召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5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二渡赤水，回师黔北，歼灭黔军四个团，攻下娄山关，揭开遵义大捷的序幕，赢得长征以来的第一次巨大胜利，展示了遵义会议的曙光。从此，红军战斗过的娄山关，便成为黔北著名的革命纪念地。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是我党历史上的转折点。但是，蒋介石从各省调集40多万兵力，分七个纵队四面八方扑向黔北，妄图把3万多红军“聚而歼之”。为了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中央军委制定了在宜宾、泸州间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作战计划。1935年1月19日，红军分三路离开遵义北上。1935年1月29日，红军在土城浑溪口、赤水元厚渡口胜利渡过赤水河进入川南。长江沿线敌情严重，不利红军渡江，中央军委电令各军团转移到敌兵力薄弱的云南扎西。蒋介石令川军、滇军向红军侧击，并在川南部署兵力合围红军。2月10日，中央军委决定放弃北渡长江的计划，突然离开扎西、挥戈东进。2月19日，左纵队和右纵队分别在二郎滩和太平渡渡过赤水河。2月14日，红一军团前锋一师一团消灭黔军王家烈第四团一部，攻占了桐梓县城。红军回师迅速，打乱了蒋介石在黔北的军事部署。1935年2月25日晨，中央军委发出“应乘虚占领娄山关”的指示，命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负责指挥一、三军团及干部团进攻娄山关。彭德怀接受任务后立即命三军团第十三团主攻娄山关，一军团第一团向关东侧石炭关迂回，其余各部随前锋向娄山关挺进。25日上午9时，十三团在向娄山关疾进途中，在红花园与赶赴桐梓增援的黔军杜肇华旅（王家烈的主力部队之一）的第六团遭遇，敌且战且退，由南溪口退守娄山关。其团长刘鹤鸣急命“双枪兵”进入隘口两侧高地，右翼由第二营扼守，左翼由一连防守，阻止红军正面进攻，并掩护敌一、三两营在关上构筑工事。敌旅长杜肇华退驻关南黑神庙指挥。敌师长柏辉章命宋华轩率第十团向娄山关右翼增援，令十五团驻守板桥，防止红军从东侧抄袭后路，还命令敌第六团团长刘鹤鸣“固守娄山关三日”，以掩护吴奇伟部由贵阳渡乌江驰援遵义守敌。红军由红花园进抵关北南溪口，经侦察决定，由十三团主攻关口，红十团及一军团一部从两侧包抄，断敌后路。十三团团长彭雪枫、政委苏振华率领红军攻关，在强大火力掩护下发起猛烈仰攻。一营攀悬崖进攻制高点金山，两个冲锋梯队喊声如雷，投出排排手榴弹，端着刺刀冲出敌阵，经过激烈肉搏战，终于打垮守敌，攻占点金山高地。敌军组织强大火力，拼凑“敢死队”反扑，敌军官以手枪督战，逼“双枪兵”冒死攻山。红军与敌人在点金山和大尖山一线进行了反复拼杀的拉锯战。下午4时，红军在军团组织的火力掩护下，发动五次冲锋，击毙敌督战官，乘势猛冲，连续攻占了娄山关两侧的十多座山头，完全突破敌防线，在黄昏前牢牢控制了关口。刘鹤鸣收拾残兵败卒，退守关南黑神庙一线。25日晚，为夺取娄山关战斗的最后胜利，中央军委命令谢嵩、钟赤兵率领三军团十二团从桐梓楚米铺连夜赶赴娄山关，接替与敌人血战一天一夜的十三团一营；命令张宗逊、黄克诚率领红十团从娄山关东侧，由小箐、牛王屯迂回打击板桥驰援之敌十五团；命令邓国清、张爱萍率领红十一团远出娄山关西翼，由小水田经混于场直播高坪大桥，截断板桥和遵义的联系，断敌退路。26日清晨，娄山关上笼罩着浓云密雾。盘踞关南的敌军精锐第四团，排成密集队形向关口发起集团冲锋；刘鹤鸣第六团残部也蜂拥攻关，企图夺回点金山高地。敌旅长杜肇华令第十团宋华轩部、十六团金祖典部，分从左右两翼包抄关口，在轻重机枪掩护下，发动6次冲锋，占领了娄山关口以南沿公路的军事哨和小哨。红十二团居高临下，击溃敌人多次反扑。敌人仰仗兵多弹足，又多次向娄山关猛攻，作垂死挣扎。红军正面出击，左右迂回包抄，前后夹攻，沿公路向南纵深追击。战斗从清晨持续到下午五时，红军牢固地占领了关口，在关口至板桥一线，歼灭和击溃敌人四个团，满山遍野和公路上摆满了敌人的尸体、武器、轿子和烟枪。红军乘胜猛追，在高坪、董公寺一线又歼敌四个团。傍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相继策马登上娄山关，又先后下马观看刚结束战斗的战场。毛泽东突然想起一月前经过娄山关时哼过的几句新词。他再次跨上马背，续完了《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1935年2月27日，红军占领遵义新城。28日晨，红军在城南红花岗、老鸦山与赶来增援的伪中央军激战，歼灭吴奇伟五十九师、九十三师大部，并将敌赶到乌江以南，胜利结束了遵义战役。娄山关激战与遵义战役的胜利，使红军摆脱了被动地位，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在川、滇、黔边区全歼红军的梦想。遵义战役后，红军又三渡赤水，四渡赤水，兵临贵阳，西进云南，巧渡金沙江，冲出绝境，实现了北上会师的伟大战略计划。 红军长征期间，于1935年1月攻下遵义城，在这里，红军战士得到极其宝贵的12天休整。遵义会议前后，红军的处境非常艰难：面对没有根据地而被迫长期艰苦的行军作战，战士大量伤亡失散，而物资、医疗补给也存在很大的困难。当时红军的医疗条件比较差，出征携带的药品都用的差不多了，需要大量补充。红军买光了城内太平洋药房的所有药材，动手术需要大量酒精消毒，就用本地出产的酒替代，当时遵义城比较大的酒坊，就是董公寺窖酒（即后来的董酒）。董酒成为了救助红军伤员的重要物资。一支红军来到遵义城郊董公寺一带，发现这儿的酒质量很好，既能挡寒，还能解乏。一些轻伤员们直接用那窖酒来擦拭身体，消毒化瘀、缓解疼痛，第二天又能精神抖擞的出发了。自此，董酒的妙用便在红军里传开了，离开遵义时，许多红军战士把随身水壶都灌满了董酒。

　　湘江战役中最著名的三大战役是新圩之战， 界首之战，觉山之战。　　湘江战役在国民党方面称作全州战役，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一战。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在湘江上游广西境内的兴安县、全州县、灌阳县，与国民党军苦战五昼夜，最终从全州、兴安之间强渡湘江，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是，中央红军也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部队指战员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　　1.新圩之战　　新圩，位于广西灌阳县西北部，南距县城15公里，北距红军西进路线最近点大桥村　　古岭头5公里，距湘江渡口三四十公里，一条从灌阳通往全州的公路从这里经过，新圩以北5公里的古岭头是红军前往渡口的必经之地。新圩以北一直到湘江岸边都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新圩往南至马渡桥长约10公里的公路两侧丘陵连绵，草木丛生，可以建立阻击阵地。为了防止灌阳县城方向的桂军北上切断红军西进通道，中革军委命令红三军团五师从新圩南下，占领马渡桥，将桂军阻挡在新圩以南。　　红三军团第五师师长李天佑（上将）、政委钟赤兵（中将）率十四、十五团(十三团归军团部指挥)和军委炮兵营3900余人于11月27日下午16时左右抢在桂军前面赶到新圩，占领了新圩-灌阳公路两边的山头，并派出部队沿公路向南面的马渡桥推进，占领公路两边的山头。当日下午，红五师先头部队与桂军侦察连遭遇，红军主动出击，将桂军侦察连击退，并沿公路向南追击至枫树脚附近，因前方的马渡桥已经被桂军占领，便在枫树脚周围的山头构筑工事。李天佑得到报告后，决定将阻击阵地设置在从新圩向南至排埠江村长约8公里的公路两侧山头上，这段防线距灌阳县城7公里，距红军向湘江前进的通道最近点大桥村5公里。红五师的第一道阵地设在枫树脚附近，以公路为界，将部队分成左右两翼，互相配合形成交叉火力。红十五团布置在公路的左侧，即打锣山、水口山、钟山上；红十四团布置在公路的右侧，即月亮包山、判官山上；师指挥所设在距第一道阻击阵地一二里的杨柳井；临时调配的军委“红星”炮兵营，部署在指挥所附近左侧的山地上。　　在国民党方面，桂军部署于新圩方向的有7个团，以第15军军长夏威为指挥官，15军44师（王赞斌）为主攻部队，15军45师134团（凌压西）为44师预备队，以第7军24师为15军预备队。　　桂军前锋于11月27日下午抢在红军之前占领枫树脚南面的马渡桥，但因红军在枫树脚附近建立了阻击阵地，桂军在占据马渡桥后无法继续向前推进，便把狮子山、瘦马岐、张家岭一线做为前沿阵地进行布防。桂军与红军的前沿阵地相距约1000米，中间为水田、早地和小村落，双方都可以看到对方的阵地。　　28日拂晓时分，桂军44师在炮火掩护下，在机枪、重炮、迫击炮掩护下，向红五师前沿阵地发起进攻。红五师沉着应战，以密集火力封锁公路，大量杀伤敌人，“红星”炮兵营也向开炮支援。桂军正面进攻受阻，遂于下午16时，遂派出一部兵力沿红军左侧的瘦马岐等几个山头迂回红军前沿阵地的钟山、水口山一带。红军腹背受敌，损失很大，前沿阵地有的山头一个排打得只剩下一名战士。红五师被迫退守第二道防线。当晚，红军后撤至杨柳井两侧的山头平头岭和尖背岭一线，连夜赶筑工事。平头岭和尖背岭是公路两侧的最高山峰，红十五团防守公路左侧的平头岭，红十四团防守公路右侧的尖背岭，两个阵地互为犄角。　　29日，桂军第24师及45师134团（团长为凌压西）投入战斗，战斗更加激烈。桂军先是以空军一队6架飞机低空轰炸、扫射，继而大炮轰击，接着以步兵轮番冲击。到中午时分，桂军正面与侧后迂回相结合的进攻，已经把红军坚守的山头逼到了绝境。红军与桂军展开了白刃战，反复争夺山头，但终因力量悬殊，红五师伤亡惨重。十四团政治委员负伤；十五团团长白志文（少将）、政委罗元发（中将）负伤，三名营长中有两名牺牲，全团伤亡五百余人。前沿的几个小山头相继丢失，第二道防线眼看就要被突破。红五师师长李天佑命令师参谋长胡震到前线接替白志文指挥红十五团，并电话命令红十四团团长黄冕昌收缩防线，把团指挥所转移到师指挥所位置。这时桂军机枪、炮火已经打到师指挥所旁边来了，师指挥所准备转移。结果，未等师指挥所转移，李天佑便接到了师参谋长胡震牺牲的消息。李天佑刚刚到达新指挥所位置，又接到了红十四团团长黄冕昌牺牲的报告。　　当时，防守公路右侧尖背岭的是红十四团。桂军出动1000多人从正面进攻尖背岭，被红十四团击退。桂军受挫后，又改为从两侧进攻。红十四团团长黄冕昌已经腿部中弹受伤，忍着伤痛指挥战斗。黄冕昌判断，左侧有红十五团火力支援，敌人也不易攻上，右侧一些火力调到了正面，是薄弱点，可能会成为敌人攻击的重点，他命令部队把主要火力立刻调往右侧，左侧只留一个排长带两个班坚守。　　不久，桂军果然出动2000多人向尖背岭右侧发起冲击。桂军翻过一个小山坡后，立即遭到红十四团火力封锁，无法前进。但是，狡猾的桂军在强攻右侧的同时，又集结一股力量攻打左侧。左侧情况危急，黄冕昌命令连指导员何诚带队向右侧敌人打了个反冲锋，趁机抽出部分兵力去支援左侧。然而右侧敌人又发起了反攻，红军寡不敌众，被迫退进工事坚守，黄冕昌团长身中数弹，壮烈牺牲。　　红十四团防守的尖背岭和红十五军团防守的平头岭相继失守。红军交替掩护，且战且退，在板桥铺附近的虎形山构筑数层工事，集中兵力死守。　　30日凌晨，红五师接到紧急驰援红四师光华埔阵地的命令，新圩阵地交红六师十八团接防。由于十八团未能及时赶到，红五师被迫继续与桂军苦战。　　血战至中午，桂军见拿不下虎形山（虎形包），便以重兵迂回左侧高山，向红军压过来，同时出动多架飞机对虎形包狂轰滥炸。红军拼死抵挡一阵后，被迫撤出阵地，退守新圩附近的楠木山和炮楼山一线。　　30日下午15时红十八团赶到新圩，红五师于16时移交防务，迅速赶到界首东南的渠口，与红十三团汇合，从界首过江。　　红五师，这个彭德怀的主力师撤下来的时候，师参谋长、十四团团长、副团长及团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牺牲，十五团团长、十五团政委和十四团政委负重伤，营以下干部大部牺牲。全师战斗之前有三千多人，下来的时候连伤兵也只剩下千余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史》中说：“红十四、十五团浴血奋战三昼夜，伤亡2000多人”。1934年12月2日，军委电台的一份敌情通报中提到：“我三军团第五师此次战役损失甚大，……十三、十四两团，现仅有六百余，十五团尚有四五百人……”。过江以后，红五师缩编为一个团。　　红十八团在新圩接防后，仓促在新圩南面楠木山村附近的炮楼山一带进行布防，其中以两个营扼守楠木山村附近之炮楼山，一个营布防于陈家背。桂军以一部绕过红十八团向北追击，一部留在楠木山村围攻红十八团。12月1日拂晓，桂军对红十八团楠木山阵地发起猛攻，红十八团伤亡惨重。为避免部队被桂军吃掉，红十八团炮楼山防守部队被迫后撤，向在陈家背布防的那个营靠拢。桂军紧紧咬住十八团不放，在十八团撤退后迅速占领炮楼山，并一路跟踪追击。红十八团的两个营刚撤到陈家背，桂军便追了过来。战至中午，红十八团一部被分割包围于陈家背，一部在团长曾春鉴、政委吴子雄率领下突围而出，边打边撤，向湘江岸边转移，最后被桂军分割包围于全州古岭头一带。红十八团约两千名将士大部分壮烈牺牲，只有少数战士突破重围，但又在随后的地方民团的围剿中惨遭杀害，只有为数不多的战士隐姓埋名，流落民间。红六师另外两个团（十六、十七团）损失也比较大，全师基本上不成建制，后缩编为一个独立团。　　1934年11月29日下午15时，中革军委电令红三十四师于30晨应接替六师在红树脚（枫树脚）阻击桂军。但实际上，三十四师接到命令时时新圩红树脚（枫树脚）阵地已经失守。军委的命令致使三十四师孤军深入，最后全军覆没。　　从11月30日起，便有桂军绕过红军阵地北上，12月1日起更是蜂拥北上，其中桂军44师经新圩西北方向的石塘圩向湘江麻子渡、界首方向追击，24师由文市西侧向北追击，134团留在灌阳县境。12月1日晨，桂军24师到达新圩东北方向的文市附近，将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纵队约一个连缴械，迫使中央军停止西进，之后调过头来向西追击红军。中央红军大量未来得及过江的部队，被桂军44师和24师切断、冲散，损失惨重。　　2.界首之战　　界首阻击战斗也叫光华铺阻击战，是湘江战役著名的三大阻击战场之一。　　界首是一座古圩，位于广西兴安县城以北15公里的湘江西岸，是中央红军过湘江时最重要的渡河点。红三军团四师发动当地民众，在江面上搭建了一些浮桥，方便军委纵队和后续部队过江。在界首的湘江西岸江边，距离界首渡口不到100米的地方，有一座古老的祠堂，叫“三官堂”。红军架设的渡河浮桥主道，就从三官堂门前经过。湘江战役时，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的指挥所设在“三官堂”里。 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过江后，也曾进入三官堂，指挥部队渡江。　　1934年11月27日下午，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抢占界首。红四团抢占界首后，奉命增援脚山铺，遂将界首防务移交三军团四师。　　27日晚，三军团四师先头部队到达界首，开始架设浮桥。　　28日，红四师三个团全部到达界首，在界首附近的湘江两岸布防。谢嵩团长、苏振华政委率红十二团留守河东江南渠口。邓国清团长、张爱萍政委率红十一团前出到石门及西北地域布防。沈述清团长、杨勇政委率红十团在湘江西岸界首南面光华铺一带布防。　　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派宣传部长刘志坚到十团督战，并指示红十团在界首以南光华铺、枫山铺地区构筑工事，从正面阻击兴安方向来犯之敌。　　光华铺是界首至兴安间桂黄公路边的一个小村庄，位于界首渡口以南5公里，村北是开阔的水田，另三面是起伏的山丘。　　29日，红十团团长沈述命令三营营长张震率部在光华铺南面布防，以两个连在正面向兴安县城方向筑工事，机枪连和另一个连作预备队，团主力部署在渠口渡附近高地，团指挥所设在渡口附近的小高地上。　　国民党方面，桂军在兴安驻有15军43师128团（冯璜），发现界首渡口被红军占领，又急忙从平乐调一个师的兵力（15军45师的133团、135团，15军43师127团）赶往兴安加强守备，以防止红军攻占兴安威胁桂林。　　29日晨，桂军侦察机飞临界首上空，对红军进行俯冲用扫射。29日下午，桂军多架轰炸机飞临界首渡口，将红军临时架起的浮桥全部炸毁。当夜，红军收集船只，再次架起浮桥。次日晨，又被敌机再次炸毁。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协助朱德总司令指挥部队奋战数小时，再次将浮桥修通。　　29日晚，桂系15军43师(黄镇国)一部向红军据守的光华铺高地攻击前进。当日深夜，部署在前沿的三营值班战士发现湘江边的山上有手电灯光摆动，忙向张震营长报告。张震立即派出一支部队前往搜索，未发现打手电的人。正当搜索的战士感到事情有些蹊跷时，发现湘江西岸有密集的手电灯光在闪烁。原来桂军一部已经迂回到三营阵地后面，直插界首渡口。桂军这支部队行至界首渡口南面2.5公里处，与红十团主力发生接触，双方随即猛烈交火。张震营长见渡口危急，急忙收缩兵力，往回猛打，与十团主力夹击来袭桂军。敌我双方在黑暗中混战，但敌人数量众多，双方激战后形成对峙。混战中，桂军两次攻到离三官堂不足100米的地方。红三军团政委杨尚昆与警卫员多次劝彭德怀转移，但彭德怀认为这里便于指挥，有利于掩护中央军委过江而拒绝离开。　　30日拂晓，张震率三营与团部汇合，但部分敌人突破十团防线占领了渡口。此时，军委第一纵队即将抵达东岸准备渡江，情况万分危急。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和中央红军的指挥机关都在军委第一纵队，军委第一纵队不能过江，情况非同小可。沈述清团长见三营伤亡甚众，下令三营休整，自己亲率一、二营直奔渡口，向人数不多但又时刻威胁着红军渡江部队的桂军发起猛攻。敌我双方都没有工事作依托，在江边来回“拉锯”，战斗异常残酷。经反复冲杀，红十团终于夺回了界首渡口西岸，但十团团长沈述清在冲锋过程中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6岁。沈团长牺牲后，彭德怀命令第四师参谋长杜中美接任红十团团长。杜中美率军将桂军残敌驱赶到光华铺以南。　　30日上午，军委第一纵队开始从界首渡过湘江，进抵界首西北之大田地域。　　不久，桂军45师韦云淞部赶到兴安。兴安县的桂军增至四个团。桂军随即以二个团的优势兵力，在炮火的支援下，向红十团发起了疯狂反扑。30日中午，光华铺失守。为了夺回光华铺，杜中美团长急忙组织部队反攻。在向张家岭高地发起冲锋时，杜中美中弹牺牲，桂军乘势反扑。红十团政委杨勇腿部被弹片击中受伤。为了保存实力，杨勇将部队撤至到西起石门飞龙殿，北至碗渣岭、大洞村丘陵，东至湘江一线，构筑第二道防线。　　为夺回光华铺，彭德怀紧急调红四师的另外两个团赶来增援红十团。桂军的轰炸机再次对界首渡口的浮桥进行轰炸，但红军在当地群众的配合下也再次架起了浮桥，保证了军委一、二纵队全部渡过湘江。　　在彭德怀调兵增援光华铺的同时，桂军的另一个团已经悄悄渡过湘江，急速从湘江东岸向界首渡口推进。当时，军委第二纵队已经于午前进抵界首以东之月亮山附近，如果桂军这个团继续北进，后果将不堪设想。彭德怀见情况紧急，急忙命令红五师十三团黄振团长率所属部队迅速打击东岸立足未稳之敌，阻止其继续北上。黄昏后，中央第二纵队开始过江。彭德怀指挥三军团四师集中所有兵力向光华铺之敌发动反攻，经过又一夜苦战，虽然未能夺回光华铺，但是终于在光华铺与界首之间建立了第二道阻击线。　　12月1日凌晨1时30分，军委主席朱德向全军下达了紧急作战命令：“(一)三十日的战斗，全州之敌已进到朱塘铺，兴安之敌已进到光华铺，灌阳之敌已进占新圩，并续向古岭头方向前进。周敌之先头部队有已渡过文市河之可能。……一号各兵团之部署及任务应如下：……C、三军团应集中两个师以上的兵力在汽车道及其以西地域，有向南驱逐光华铺之敌的任务，并须占领唐家市及西山地域。六师之部队应留河东岸，有占领石玉村的任务，并掩护我五、八军团及六师切断的部队通过湘水。以一个营仍留界首任掩护，该营应向麻子渡派队与五军团切取联络。在万不得已时，三军团必须困守界首及其西南和东南的地域。……”　　在这道命令中，军委要求红三军团将四师、五师主力集中在湘江西岸的桂黄公路及以西地域，界首只留一个营，这是有其道理的。当时，军委两个纵队已经部分过江，这两个纵队缺乏战斗力，如果光华铺附近的桂军绕过三军团阵地攻击军委纵队，后果将不堪设想。为防止这种严重局面的出现，红三军团必须将防线向西延伸。但这也意味着战线的延长，界首渡口处于危险之中。　　12月1日拂晓，从新圩阻击战撤下来的红五师十四、十五团赶来，与十三团会合，接替了红十团的防务，参加了阻击（张震说红五师部队30晚赶到，可能说的是十三团）。　　12月1日清晨，茫茫大雾吞没了湘江，十几米外就看不清人脸。敌我双方继续在浓雾中激战。红三军团四师和从新圩撤出的红五师主力在界首西岸阻击光华铺之敌，红六师主力（缺红十八团）到达界首东岸，一面组织渡江，一面阻击兴安北上之敌，掩护星夜起来的红八、红九军团从凰嘴渡口涉渡湘江。　　战斗到12月1日中午，中央红军主力大部分渡过了湘江，其他负责掩护的部队也已经奉令撤离，可红四师却没有接到撤退命令。桂军的攻势并没有减弱，红四师孤军奋战，如果不及时撤退，后果不堪设想。红四师政委黄克诚感觉到形势不妙，便向师长张宗逊建议组织部队撤退，向西转移。界首战斗结束。　　3.觉山之战　　觉山铺阻击战是湘江战役中著名的三大阻击战之一，是湘江战役中双方投入兵力最多的一场战斗。　　在国民党方面，是第1路追剿司令刘建绪指挥的湘军部队，包括16师（章亮基）、62师（陶广）、63师（陈光中）和第19师（李觉）之一部（一个旅）、4个补充团、3个保安团。紧随湘军后面的，还有薛岳的5个师，也已推进到黄沙河。蒋介石派驻衡阳的飞行大队，也随时可以飞来助战，配合湘军的地面进攻。当时湘军的编制，每个师一万至一万二千人，湘军刘建绪部的总兵达到六七万人。　　在红军方面，是林彪的红一军团。红一军团共三个师，即红一师、红二师、红十五师（少共国际师），据1934年10月8日红军花名册统计，红一军团共19880人。不过，经过前三道封锁线的不断减员，湘江战役时，红一军团的人数已经没有这么多。在脚山（觉山）铺战斗的第一天，红一军团投入了红二师和红一师的一个团，共四个团。第二天便投入了红一、红二师的全部六个团。　　1934年11月27日，湘军刘建绪部进占全州，并在城外布置了警戒线。红一军团二师五团从全州县枧塘乡的屏山渡渡过湘江后，奉命抢占全州县城，但比湘军晚到六个小时，只好占领位于全州南面16公里处的鲁板桥、脚山铺（又名觉山）一线，构筑防御工事。同日，红二师六团由大坪涉渡湘江到达二美滩。红二师四团占领界首，随即将阵地移交三军团四师，紧急赶往脚山铺增援。红一师第二团从全州凤凰乡大坪渡口渡过湘江。到了29日战斗打响时，红二师三个团和红一师二团，共四个团已经全部进入脚山铺阻击阵地。　　觉山铺是是一个只有20多户人家的小村子，坐落在桂（林）黄（沙河）公路边，北距全州16公里，南距军委纵队渡河的界首渡口约30公里。村子周围有几座小山，被南北走向的桂黄公路分在东西两侧，与桂黄公路相交，成十字形。这几座山从东到西分别是：黄帝岭、尖峰岭、冲天凤凰岭、美女梳头岭、米花山、怀中抱子山。黄帝岭、尖峰岭在公路东侧，冲天凤凰岭、美女梳头岭、米花山、怀中抱子山在公路西侧。其中又以黄帝岭和怀中抱子山最高，都在南端，整个地势南高北低，北来的敌人呈仰攻状，而红军居高临下。根据这样的地形地势，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和参谋长左权决定在脚山铺构筑两道阻击线，北侧一列山岭为第一道阻击线，南侧一列山岭为第二道阻击线。军团部设在距脚山铺不远的山头上。　　林彪命令红六团扼守公路西侧的美女梳头岭，红五团扼守公路东侧的先锋岭，红四团扼守公路正面和公路的两侧，红二团做预备队。为防止湘军迂回，林彪又紧急电令红一师增援脚山，准备待一师（缺一个团）赶到，将其全部部署在公路西侧美女梳头岭一带。　　29日晨，湘军以16（章亮基）、19（李觉）师为前锋，以62（陶广）、63（陈光中）师为预备队，向红一军团的脚山阵地压了过来。　　国民党军一开始便出动了十几架飞机，三架一组，对红二师阵地进行扫射轰炸，然后以密集的炮火进行炮击。炮击一停，湘军步兵便以密集的队形发起了冲锋。　　29日湘军组织了数次进攻，也未能攻占红军的一个山头。进攻之敌担心遭到红军夜袭，便撤回到鲁班（板）桥以北。　　30日晨，红一师师长李聚奎、政委赖传珠率领该师的另外两个团从湘桂边境赶到脚山。林彪将李聚奎带来的第一、三团部署在公路西侧左翼米花山一线，其中杨得志的第一团作预备队，第三团与先到达的第二团进行前沿阻击。　　红一师到达觉山之时，北面的湘军也进一步作了调整，在原来的进攻部队的基础上再投入一个多师的兵力，以突破觉山防线，南下封锁湘江渡口。　　天一亮，湘军的进攻便开始了，人数比第一天更多，火力比起第一天更加猛烈。红军的工事被炮火摧毁，各团的指挥所被迫不断地转移，但各部队仍凭险死守，相机反击。几次冲锋之后，湘军判断出红军兵力不足，遂改变战术，一面继续对红军正面阵地进行轮番攻击，一面以大部队迂回至红军阵地侧翼，将红军的战线拉长，以便寻找薄弱环节予以突破。　　湘军这一招很快奏效，红军前沿阵地的几个小山头相继失守，成为湘军向几个主峰发起攻击的桥头堡。打到下午，左翼红一师米花山阵地失守。湘军占领米花山后，将更多的后续部队投入战斗，以米花山为跳板，向美女梳头岭以东各山头发起连续攻击。为避免被包围和减少损失，红一师放弃美女梳头岭，向二师驻守的怀中抱子岭靠拢。林彪军和聂荣臻将军团部转移到右侧红二师阵地的皇帝岭上。　米花山、美女梳头岭的失守后，湘军又集中兵力重点进攻红二师五团防守的右翼阵地尖峰岭。先锋岭是红五团的突出位置，上面只有团政委易荡平带着两个连的战士进行防守。在湘军的优势兵力轮番进攻下，红五团两个连伤亡殆尽，团政委易荡平身负重伤，因不愿当俘虏而开枪自杀。红五团只有少量人员突围而出。　　尖峰岭陷落后，湘军随即猛攻陷于孤立的红四团阵地。当时，红四团奉命布防于桂黄公路两侧，三营在左，由参谋长李英华指挥；二营在右，由政委杨成武率领；一营则由团长耿飚带领，摆在觉山铺中心公路转弯处迎面的山坡上，形成一个凹形的防御阵地。一股湘军不顾部署在左右两侧的二营、三营，直接冲到到了位于阵地中间的一营阵地。正在右侧阵地指挥作战的四团政委杨成武见一营渐渐不支，便组织二营赶去支援，在穿越公路时，右腿中弹负伤。　　大约在杨成武受伤前后，红二师师长陈光亲自冲到前沿阵地，指示耿飚放弃山下阵地，向黄帝岭靠拢。耿飚将全团分成3批交替掩护，且战且退，撤到了位于尖峰岭南面的黄帝岭。红五、六团这时也撤退到了黄帝岭。至此，红一、红二师分别退守怀中抱子岭和黄帝岭，当时已经是30日的黄昏。　　夜幕降临后，阵地上渐渐地安静下来，左翼的怀中抱子岭仍然在红一师手中，右翼的黄帝岭仍然在在红二师手中。但是，湘军已经占领了公路，将红一军团的两个师分隔开来。　　当晚，湘军在黑幕的掩护下，对坚守怀中抱子岭的红一师进行迂回。为了免遭湘军包围和歼灭，红一师师长李聚奎指挥部队撤退到西南方向的水头、夏壁田一带。　　红一师撤出后，红二师显得孤立无援。师长陈光将红二师撤退到红一师右侧的珠兰铺、白沙一带，与红一师防守的水头、夏壁田共同构成第二道阻击线。第二道阻击线长达十公里，战线过长，而且是一片低矮的小土山，南低北高，进攻的湘军居高临下，红一军团的处境十分不利。　　12月1日天刚放亮，湘军的进攻就开始了。阵地上炮声隆隆，杀声震天。仗愈打愈烈，伤亡越来越多。红军占据的各个山头都在吃紧，特别是红一、红二师的结合部。红一、红二师结合部的左翼是黄永胜率领的红一师三团，右翼是耿飚率领的红二师四团。湘军先向位于左翼的一师红三团阵地发起猛攻，接连攻了9次，都被红三团击退。这时，湘军发现红四团防守的珠兰铺是个薄弱点，因为珠兰铺长约5公里，而红四团已经不足千人，兵力十分单薄。当时红四团政委杨成武已经负伤，团长耿飚也因患疟疾身体非常虚弱。湘军集中兵力，重点进攻珠兰铺，红四团左翼被湘军突破。　　结合部被突破后，一股湘军竟然鬼使神差地冲到了红一军团指挥部附近，林彪、聂荣臻、左权等师首长差点当了俘虏。　　红二师部署在东面靠近湘江的地方，有被切断西进退路的危险，师领导当机立断，命令防守白沙的红六团掩护，坚决顶住敌人，其他两个团撤出阵地向西边大山靠拢。　　接近中午时分，红一军团在军团首长指挥下，一师和二师相互交替掩护，边打边撤，向西转移。　　觉山一战，红一军团两个师，与湘军鏖战3天，伤亡惨重。军团政委聂荣臻负伤，四团政委杨成武和五团团长钟学高负伤，五团政委易荡平等千余人牺牲，两个师共损失近四千人（一说红一军团伤亡六千多人，其中牺牲两千余人；一说伤亡三千多人）。

1、强渡大渡河强渡大渡河是指1935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在四川省越西县（今属四川省石棉县）安顺场渡过大渡河的战斗，也是长征途中的一次著名战斗。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首任司令员孙继先中将，在长征中曾是红一军团红一师红一团一营营长，他亲自挑选并带领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从而在被敌人视为插翅难飞的天险防线上，打开一个缺口，为中央红军北上开辟了一条通道。2、血战独树镇这是红25军在长征初期生死攸关的一场恶仗。战斗发生于1934年11月26日，地点在河南方城县独树镇一带。这一仗，可以说把所有不利条件都凑齐了：前有围堵，后有追兵，地形极为不利，天气极端恶劣，战前毫无准备，仓促迎战。有利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红军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和将生死置之度外的牺牲精神。从军长、政委到普通战士，广大指战员与敌人血拼肉搏，最终突破重围进入伏牛山区，继续踏上长征之路。3、吴起镇战斗战斗发生在1935年10月21日。为打退尾追红军陕甘支队的国民党军骑兵部队，我方决定主动出击“砍掉这个尾巴”。红军在吴起镇依托有利地形，经过数小时激战，歼敌1个团，击溃另3个团，迫使国民党军停止了追击。4、包座战斗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8月分成左右两路军经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草地北上。为打通进入甘南的门户，8月29日，右路军发起包座战斗。红军指战员克服人马劳顿、饥寒交迫的困难，采取“围点打援”战法，至8月31日胜利攻占包座，全歼守敌及敌援军大部，缴获大批装备和物资，使刚刚走出草地的红军得到了及时的补充。5、乌蒙山回旋战乌蒙山回旋战发生在1936年二三月间，是红2、红6军团在云贵高原乌蒙山区进行的一系列机动作战。在一个多月时间里，红军克服天气恶劣、粮食缺乏的困难，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历经大小数十战，往来驰骋，转战上千里。

光荣的任务 五月二十五日，红一师第一团在安顺场胜利地渡过了大渡河。但是这里水流太急，不能架桥，渡口又只有几只小船，往返一次需要数十分钟，数万大军如果只靠这几只小船来渡河，不知要花费多少时日。同时，蒋介石正在命令四川军阀杨森等部坚堵大渡河，并命令薛岳、周浑元部衔尾猛追。太平天国石达开就是在安顺场被清兵最后消灭的。蒋介石也梦想着把红军变成第二个石达开。当时，很多爱国进步的人们也都在忧虑：红军会不会走石达开的道路? 为了迅速渡过大渡河，粉碎反革命前后夹击合围的阴谋，必须火速夺下泸定桥。我们左路军前卫红四团，就是在这紧急的情况下，迅速接受夺取泸定桥的任务的。红一师为右路军，渡过大渡河后沿东岸北进，策应我二师四团夺取泸定桥。 胜利的第一天 二十七日清晨，我团从安顺场出发，沿大渡河西岸，奔向泸定桥。全程三百二十里，命令规定三天赶到，路，是婉蜒曲折、忽起忽伏的单边羊肠小路，左边是高入云霄刀劈一样的峭壁，山腰上是终年不化的积雪，银光耀眼，寒气袭人；右边是深达数丈、波涛汹涌的大渡河，稍不小心就有掉下去的危险。但大家并没有把这危险放在心上，只有一个想法：加速前进，快些拿下沪定桥。 大概走了三十多里路的光景，河对岸的敌军便开始向我们射击了。为了避免无谓伤亡，只得绕路爬山，绕出十多里。这样花费了不少时间。 走了约六十里路，前面隆起了一座大山。先头连忽然和敌人一个连遭遇，勇土们好象猛虎见了群羊，只一个锰冲，就把敌人打垮了。这山有十多里高，翻过山是一条小河，桥已被敌人毁掉了。河虽然不宽，但很深，徒涉不能过去。一营立刻组织部队砍树架桥。 打了胜仗，跑路更有劲了。我们迎着零星的枪声，继续爬山。突然，侦察员飞奔回来报告：在我左前方的一个大山场里，发现约有一个营的敌人把守，堵住了我们的去路。我和团长王开湘同志领着干部跑步前进，去侦察地形。这座山中间只有一条小路，陡得象座天梯，仰头向上看，这帽子都要掉下来。山顶和隘口上，筑了碉堡。右边靠河，无路可绕。看样子，正面和右面是无论如何冲不上去的。左面也是凌空直立的悬崖，崖壁上稀落地长着一些小树和荆棘。崖顶连接着更高的山峰。经过仔细侦察后断定：爬上左面的悬崖定可抄到敌人的侧背，从敌人的屁股后面袭取这个隘口。我们立即命令三营长曾庆林和总支书记罗华生同志带一个连坚决从左边爬上去，并组织其他两个连从正面佯攻。 敌人疯狂地打着机枪，封锁着路口。不到一个钟头，就从敌人后面传来了枪声。我们乘势从正面发起猛攻，前后来击，敌人很快便被打下去了。接着一个猛追，敌人三个连完全被消灭在山崖脚下，活捉营、连长各一，俘虏二百多人。敌人本想凭险坚守，阻挡我们前进，但我们发起猛追以后，前进的速度反而加快了。 一天二百四十里 第二天，我们比原来命令规定的时间提前一小时吃饭，五点钟就出发了。才走了几里地，军委又来了命令，限我们二十九日夺下泸定桥。 “二十九号！”二十九号就是明天！从这里到泸定桥还有二百四十里，也就是说两天的路我们必须一天走完。谁也没料到任务会变得这样紧急二百四十里路就是一个大难题！路，是要人走的，少一步都不行啊！而且还要突破敌人的重重堵击。但这关系全军的重大任务，一定要坚决执行，不容许一分钟、一秒钟的迟疑。 泸定桥那里，本来有敌人两个团防守，现在又有两个旅正向泸定桥增援。他们以一部兵力阻止我红一师前进，大部分沿河东岸北上，跟我们隔河齐头前进。如果我们比敌人早到泸定桥，胜利就有希望，不然，要想通过泸定桥就很困难，甚至不可能了。我们要和敌人抢时间！要和敌人赛跑！我们边行军边召集营、连干部和司令部、政治处干部，共同研究怎样完成这一紧急任务。我们提出的动员口号是：“红四团有光荣的战斗历史，坚决完成这一光荣任务，保持光荣传统！”“向夺取安顺场的红一团学习，和红一团比赛，坚决拿下泸定桥！”“任务是光荣的，又是十分艰巨的，我们要经得起考验！”要求部队在明天六时前赶到泸定桥。会后，大家便分头深入连队进行动员。 我和总支书记罗华生同志，飞跑到行军队伍的最前头，站在一个小土墩上，向急行军的队伍进行政治鼓动。队伍象一阵风一样迎面卷来，又象一阵风一样从我们身边刮过去。但每一张脸，每一双眼睛，我都看得非常清楚。在走过的队伍中，“坚决完成任务，拿下泸定桥”的口号声，此伏彼起。这声音压倒了大渡河的怒涛，震撼山岳。队伍前进的速度更快了。 在行军纵队中，忽然一族人凑拢在一起：这群人刚散开、接着出现了更多人群，他们一面跑，一面在激动地说着什么。这是连队的党支部委员会和党小组在一边行军，一边开会啊！时间逼得我们不可能停下来开会，必须在急行军中来讨论怎样完成党的任务了。 紧急任务的动员工作刚做完，部队已接近猛虎岗。 猛虎岗是一座上三、四十里下三、四十里的险恶高山，右傍大渡河，左面是更高酌山峰，中间只有一条羊肠小道。这是从安顺场到沪定桥的咽喉，山顶的隘口上有一个营的敌人扼守。这时候，正是大雾迷蒙，五步以外什么也看不见。敌人看不清我们在哪里，只是在工事里恐慌地、盲目地向我们前进方向乱放枪。我们利用大雾掩护着，组织部队摸上山去，并命令他们：不许放一枪，接近敌人后，用刺刀、手榴弹解决敌人。不多时，只听得“轰隆、轰隆……”一连串的手榴弹爆炸声，接着便杀声四起。吓破了胆的敌人，只好向后溃逃了。我先头营即向溃敌猛追，一直追击到接近摩西面村时，又同驻在该村的敌人一个营和一个团部遭遇。在我胜利矛头的冲击下，又把敌人打垮了，我们又占领了摩西面村。可恶的敌人又将村东河上的大桥破坏了，这使我们的行动增加了新的困难，耽误了两小时才架起桥。继续前进，一口气又跑了四、五十里。等我们赶到大渡河岸一个约有十多户人家的村子时，已是傍晚七点了。从这里到泸定桥还有一百一十里。 困难一个接一个地来了。天不由人，突然大雨倾盆，电闪雷鸣，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部队一天没有吃上饭，肚子饿得实难支持。道路泥泞，更是走不快，牲口、行李都跟不上。在下猛虎岗的时候，我们已清楚地看见对岸的敌人仍然还和我们并肩前进。 困难越是严重，越需要加强政治工作。我们向党支部，向所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积极分子说明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切困难，也说明了必须争取明天六时前赶到泸定桥。号召每人准备一个拐杖，走不动的扶着拐杖走；来不及做饭了，要大家嚼生米、喝凉水充饥。这号召，象一把火点燃起部队炽烈的战斗情绪。看样子，哪怕前面尽是刀山，他们都可以闯过去。然而，在这伸手不见掌的黑夜里，怎能走完这泥泞油滑的一百一十里路呢？这个问题象一块千斤重石压在我的心头。 忽然，对岸山坳上出现了几点火光，刹那间变成了一长串的火炬。是敌人在点着火把赶路。敌人的火把给了我们启示。“我们也点火把走”，我脑子里闪出这样的想法，打算立即去同团长、参谋长、总支书记研究，但又一转念“敌我仅一河之隔， 如果敌人向我们联络，暴露了我们是红军，跟我们干起来，如何是好？” “事到万难须放胆”，我们决定利用今昨两天被消灭和打垮的三个营敌人的番号伪装自己，欺骗敌人。立即命令部队将全村老乡家的篱笆全部买下，每人绑一个火把，一班点一个，不许浪费，争取每小时走十里以上；并布置司号员先熟悉缴获的敌人的联络信号，准备在必要时同敌人“联络”；故人的部队都是四川人，我们也选出四川籍的同志和刚捉来的俘虏，准备来回答敌人的问话。为了加快行军速度，把所有牲口、行李、重武器连同团长和我的乘马在内，一律留下，由管理处长何敬之、副官邓光汉带一个排掩护，随后跟进。 当时，我腿上的伤口还没有全好，走路有些不大方便，同志们——特别是团长都劝我骑着马走。这正是需要干部起模范作用的时候，哪能再骑马?我以挑战的口吻向大家说：“同志们，咱们一块走吧！看看论走的快!谁先走到泸定桥！” 部队兴高采烈地高举火把向前挺进。两岸敌我的火把，交相辉映，远远望去，象两条飞舞的火龙把大渡河的河水映得通红。透过大渡河的波涛声，从对岸传来了清脆的军号声和微弱的喊声。“啥子部队啊！”敌人在向我们联络了。我们的司号员按敌人的联络信号，吹起了嘹亮的军号；四川籍的同志和俘虏也吊起嗓子大声作答。蠢猪似的敌人万想不到，大摇大摆地跟他们并排走的，就是他们所日夜梦想着要消灭的英雄红军，糊里糊涂地同我们一道走了二、三十里。后来，雨下的更大，到深夜十二点钟，对岸的那条火龙不见了，他们大概是怕苦不走了。这一情况立刻传遍全团，同志们纷纷议论着：抓紧好机会啊！快走，快走啊！一个跟着一个拼命地向前赶路。 暴雨冲打着战士，山洪从峰顶宜泻大渡河，本来已经难走的羊肠小道，此刻被雨水冲洗得象浇上了一层油，滑的实在厉害。拐杖也不灵了，一不留神就来个倒栽葱，真说得上是三步一摔，五步一跌，队伍简直是在滚进。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不断有人打瞪睡。有的人走着走着就站住了，后面的推他：“走呀！前面的走远了！”这才恍然惊醒，又赶快跟上去。后来，大家干脆解下了绑腿，一条一条的接起来，前后拉着走。 经过整夜的急行军，在第二天早晨六点多钟胜利地赶到了泸定桥，并占领了西岸及西桥头。这一天，除了打仗、架桥外整整赶了二百四十里路，真是飞毛腿呀！ 要桥不要枪 我们占领了桥西的几座建筑物和一座天主教堂。战士们忙着做战斗准备，王团长和我领着营、连干部去察看地形。 泸定桥真是个险要所在。就连我们这些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见关夺关的人，都不禁要倒吸一口凉气。往下看，褐红色的流水象瀑布一样从上游山峡间倾泻下来，冲击着河底参差耸立的恶石，溅起丈多高的白色浪花，流水声震耳欲聋。在这样的河里，就是一条小鱼，也休想停留片刻，徒涉、船渡都是完全不可能的。 再看看桥吧。既不是石桥，也不是木桥，而是一条铁索桥。从东岸到西岸扯了十三根用粗铁环一个套一个联成的长铁索，每根有普通的饭碗粗。两边各两根，做成桥栏，底下并排九根，作为桥面。原来桥面上横铺着木板，现在，木板已被敌人搬到城里去了。只剩下悬挂着的铁索。在桥头的一块石碑上刻着两行诗句：“泸定桥边万重山，高峰入云千里长。” 泸定桥东端就是泸定城。这座城一半在东山上，一半贴着大渡河岸，城墙高两丈余，西城门正堵住桥头，过了桥，必须通过城门，别无他路。城里驻着两个团的敌人，山坡上修筑了严密的工事，机枪集中在桥头附近，不断地向我们扫射，迫击炮弹也连珠般地飞过来。敌人凭着这样的天险，疯狂地向我们大声喊叫：“你们飞过来吧！我们交枪啦！”我们的战士则大声回答：“不要你们的枪，只要你们的桥。” 看完地形以后，我们立即组织了一个营的火力，封锁河东岸敌人增援的道路。因为东岸和西岸一样，也只有一条依山傍水的小道，敌人只有经过那条路才能到泸定桥。 紧按着，我们分头到连队进行夺桥的战斗动员。部队掀起了争取当夺桥突击队的热潮。各连都送来了突击队的名单，要求批准他们担任突击任务。 中午，我们在天主教堂召开了全团干部会议，研究、批准突击队。会议刚开始，对岸打过来一排迫击炮弹，天主堂的屋顶被炸开了一个大窟窿，弹片、瓦片宜泻而下。大家却一动不动。我乘机进行鼓动：“敌人来给我们动员了，我们必须立即打过桥去。现在大家说说法让哪个连担任突击。”我刚说完，平时不爱说话的二连长廖大珠刷地站起来，他那矮而结实的身子激动得有点发抖，黝黑的脸一下子红到耳根，吃力地说：“一连过乌江立了功，成为渡乌江模范连， 我们要向一连学习，争取当夺取沪定桥的英雄连。” “夺桥任务非给我们三连不可，”急性子的三连长王有才没等廖大珠说完，就站了起来，他站在那里象座小铁塔，嘴巴象打机关枪：“我们三连哪一次战斗都没落后过，这次保证把桥拿下来。”最后，他又说：“不叫我们当突击队，我这个连长没法向战士们交代。”往后是一场激烈的争论，看样子谁也不愿意把这个任务让给别人，需要我们领导上指定了。我和团长研究后，王团长向干部们交代了夺桥的任务并指定二连任突击队。接着我站起来补充说：“要打仗有的是，咱们轮着干，上次接乌江是一连打头，这次轮到二连，由二连的二十二个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突击队，廖大珠同志任突击队长，我看很好，看大家有没有意见?”会场上响起了一片掌声，廖大珠高兴地跳起来。只有王有才垂着头，嘴里在叨咕着什么。“三连的任务也不轻，”我指着王有才说：“你连担任二梯队，跟着突击队冲，还要担任铺桥面的任务，让后续部队迅速冲进城去，看你还有什么意见？”这时候王有才才露出笑容。最后我们命令各连，让部队吃饱饭好打仗。会后，总支书记罗华生又亲自到二连去帮助进行突击准备工作。 总攻在下午四点开始。团长和我在桥头指挥战斗。全团的司号员集中起来吹起冲锋号；所有的武器一齐向对岸敌人开火，军号声、枪炮声、喊杀声震撼山谷。二十二位突击英雄手持冲锋枪或短枪，背挂马刀，腰缠十二颗手榴弹，在廖大珠连长的率领下，冒着密集的枪弹，攀着桥栏，踏着铁索向对岸冲去。跟着他们前进的是三连长王有才率领的第三连。他们除携带的武器外，每人扛一块木板，边铺桥，边冲锋。 当突击队刚冲到对面桥头，西城门突然烧起冲天大火。敌人企图用火把我们挡在桥上，用火力消灭我们。火光照红了半边天，桥头被熊熊大火包围住了。 这正是千钧一发的时刻。二十二位英雄看到城门口漫天大火，似乎愣了一下，站在我和团长身边的人一齐大声喊道：“同志们！这是胜利的关键！冲进去呀！不怕火呀！迟疑不得！冲啊！敌人垮了。”这喊声给了英雄们勇气、决心和力量，在宏亮的冲锋号声中，他们神速地向着火里冲去了。冲在前面的廖大珠的帽子着了火，他扔掉了帽子，光着头继续往前冲，其余的突击队员们也紧跟着廖连长穿过火焰一直冲进街去。巷战在街口展开了。敌人集中全力反扑过来，二十二位英雄的子弹、手榴弹都打光了，形势万分紧急，眼看支持不住了。正在这个严重关头，王有才连长带着三连冲进去了，接着团长和我率领着后续部队也迅速过桥进了城。经过两小时的激战，两个团的敌人被消灭大半，剩下的狼狈逃窜。黄昏，我全部占领沪定城，牢靠地控制了泸定桥。 当前的首要任务是防止敌人的反扑，确保泸定桥的安全。我们立即派出配属我团指挥的军团教导营向打箭炉方向警戒，因为那里尚有敌人的几个团。为了对付向泸定桥增援的两旅敌人，我们派出一个营沿河向南发展。 晚上十时，尖兵排打响了，当时，我们估计是敌人的援兵赶到，准备再作一场苦战。该营一部分部队占领了阵地，组织了一个冲锋，遇到了一个伤兵，一问却是我红一师三团的同志，这才知道一师已经赶到。准备同敌人作殊死战的紧张心情，顿时轻松下来。原来敌人的两个旅被我红一师追上，在城南六十里竹林坪地区打了一仗，后来敌人怕我们两面夹攻，慌张地向化林坪方向跑了。我们立即派人迎接随红一师前进的刘伯承总参谋长和聂荣臻政委进入沪定城，大家见了面，十分欢喜。 已经是下半夜两点钟了，刘伯承总参谋长仍兴致勃勃地要我带他和聂政委去看泸定桥。我提着马灯，陪着他们从桥东走向桥西。刘伯承总参谋长对每根铁索甚至铁环都看的十分仔细，好象要把整座泸定桥印在自己的脑海里。从桥西折回桥中央的时候，他停住脚步，扶住桥栏，俯视大渡河的急流，着力地在桥板上连蹬三脚，感慨地说：“泸定桥！泸定桥! 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从缴获到的敌人文件中，蹈出了一份刘文辉拍发的紧急通报。这份通报说，我军己面临石达开第二的危境；说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消灭共军，在此一举。敌人的这种幻想，很快就彻底破灭了。我们走的虽然是石达开走过的旧路，但我们不会陷入历史的覆辙。因为我们是中国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人民武装。 第三天，军团的主力来到了。 接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带着中央机关上来了。 千军万马从这英雄的泸定桥渡过了天险大渡河。

1965年12月24日7时30分，赖传珠因病在沈阳逝世，终年55岁。 当赖传珠病逝的消息传到毛主席耳中时，他震惊难过，难以置信，甚至手中的书都拿不稳掉在了地上。因为在他的印象中，这位“先锋官”赖传珠，生命力一直都非常顽强，曾多次九死一生，却还是活了下来，没想到世事无常，他竟然还是败给了病痛。 赖传珠是江西赣县人，很早就参加了革命，算是红军队伍里面的元老级人物了。他出生于地主家庭，但却没有丝毫的纨绔子弟的少爷脾气，反而他从小就懂得吃苦耐劳，他和父母十分同情农民的艰苦生活，并且积极接济和帮助穷苦百姓，因为他家也曾是受地主压迫的穷苦出身，是后来父亲做生意才富裕起来的。赖传珠17岁便参加了革命，父亲还出钱买枪支持他。他领导的农民起义失败后，他的母亲被害，被反动派扔下大雨中折磨了三天三夜才牺牲，全家都被反动派所杀，就连他家的叔叔辈们也都没有幸免。 因此，赖传珠更加坚定地跟着党走，并且凭借着自己的能力担任我军的高级将领。他参与过多场重要战役，比如说田古会议、辽沈战役、解放海南岛等等，在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 在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四野15兵团政委，和邓华率领15兵团的大军打回了老家，解放了江西全境。他回到老家后，站在祖宅前沉默了许久不肯离开。建国后，赖传珠被授予上将军衔。 可为什么毛主席会称他为“先锋官”呢？那是因为他在红军长征时期，他担任着前锋开路，负责为红军打通长征的通道。 1934年，红军正式开始长征之行，当时赖传珠是红一军团一师政委，而一师正好被任命为先锋开路部队，所以当时指挥的赖传珠也被领导们称为“先锋官”。一师主要负责的是开路工作，搭路铺桥，保证后方部队顺利通过。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在前方打击敌人，为部队清除障碍。 在开路过程中，最难熬的莫过于湘江作战了，当时蒋介石派遣三十万大军在湘江附近阻击红军，意图将我军全部消灭。红一师作为先锋部队需要掩护主力部队渡江，还需要阻击国民党的数十万大军，过程十分艰难。在战斗的三天里，赖传珠一刻都未曾休息，每天都在指定计划，谋算战略，战斗结束的那一刻，他直接当场昏迷。 而在长征路上，赖传珠经历的最艰险的一段战斗，就是在渡过赤水河的时候。那时赖传珠刚刚调任了红二师的五团政委，虽然不是先头部队，但他依然负责长征路上的警示工作。当时中央纵队正在渡过赤水河，侦察兵突然报告说薛岳带着部队正在向赤水河赶来。赖传珠明白，如果不能阻击薛岳的军队，中央纵队中的毛主席和朱老总都会有危险。 于是他当机立断，立刻带着红五团前往赤水河东北方位，利用地形优势，提前阻击薛岳的进攻。当时情况非常危急，阻击薛岳这一仗是红军背水一战，而薛岳接受的是蒋介石的死命令，更是毫无保留，带来了自己装备精良的主力部队。 反观赖传珠领导的部队，五团的兵力不不过是薛岳部队的十分之一，并且装备不足，对上他完全就是以卵击石。但赖传珠绝对不能退缩，因为他的身后是中央领导，是红军主力，是共产主义的革命希望，所以他必须坚持到部队全部渡河。凭借一腔热血，加上团部仅有的四挺重机枪，赖传珠竟然真的抵挡住了敌人轮番的猛烈进攻。然而薛岳的部队还是很快突破了防线，冲到了赖传珠的指挥部。 赖传珠没有躲在士兵的身后，而是端起刺刀就向着敌人冲锋，即使身中两枪，也不愿意离开阵地，以惊人的意志力和红军不怕牺牲不苦的支撑下，赖传珠竟然最终带着红五团击退了敌人，保护中央部队顺利渡河。 如此浴血奋战的赖传珠在授勋时完全是可以得到一个上将军衔，但他当时是评衔的审核官，为了避嫌，就给自己降了一级，评了一个中将军衔。毛主席知道这件事情之后非常反对，最后强硬的给他改回了上将军衔。此后赖传珠担任过沈阳军区政委、解放军总干部部副部长、新中国第二、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

飘忽战略 红军是靠游击战起家的，徐向前的战法也首先是从游击战开始的。同时，游击战和运动战也有着十分自然的联系。“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既是游击战，也是一种运动战，只不过是一种比较低级的运动战罢了。当红军不断发展壮大以后，由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就更是必然的了。 徐向前在运动战中十分讲究一种战法:来无影，去无踪，神出鬼没，运动歼敌。鄂豫皖时期红军的著名领导人曾中生同志把这种战法，称做“飘忽战略”。 还在红军由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的过程中，徐向前就运用这种战法，取得了三次出击平汉路，取得三战三捷两扩编的重大胜利。 1930年4月，鄂豫皖边的红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师合编为红一军，三个师分别整编为一、二、三师，许继慎任军长，徐向前任副军长。红一军成立后，许继慎军长率军部去商南、皖西向二、三师传达中央和特委的决定，整编队伍，由徐向前率红一师向平汉路出击。 首战杨家寨。 杨家寨是平汉铁路南段的一个小车站，这里驻着国民党二十军的两个连。此地距敌本部较远，周围地形便于隐蔽接近。 6月11日黄昏，徐向前在二郎店的河滩上，向着整装待发的红一师指战员作战前动员，他号召说:“要干脆利落地吃掉敌人，打出红一师的威风来!”接着，徐向前率部队急行军40里，如同天兵天将一样，飘然而至杨家寨，敌人的两个连全部被歼。有的敌人被活捉时，还以为是做梦。直到红军发给他两块钱作回家的路费时，才完全清醒过来，连声道谢，说红军真是“天兵天将”。 整个战斗，不到半小时就结束了。这一仗，缴枪百余支。 战后，部队撤至黄柴畈休整。红一师由5个大队扩编为3个支队，辖12个大队，另加1个师直特务大队，全师共1200余人。 杨家寨之敌被歼后，郭汝栋仍然积极调兵遣将，声言要报被歼两连之仇。6月26日，敌人一个团进入杨平口以南的郑家店地区，另一团进至小河溪地区。 来敌后援不继，是个好打的孤立之敌。徐向前决定采取诱敌、伏击的战术，在杨平口附近消灭来犯的敌人。 28日，部队从黄柴畈出发，经半夜急行军，迅速地到达指定位置，隐蔽设伏。同时，师特务大队与孝感县游击队一部前出郑家店附近，引诱敌人“上钩”。引诱分队与敌不即不离，边打边撤。 敌人终于全团出动，向我扑来。徐向前看到敌已进入伏击圈内，一声令下，指战员们一跃而起，向敌人猛扑过去。顿时枪声四起，杀声震天。经两小时激战，敌人一个正规团千余人全部被歼。 战后，红一师除留少数侦察人员掌握平汉线南段敌军动态外，部队再次撤回黄柴畈地区，进行第二次扩编。全师三个支队扩编为三个团，每团二个营，每营三个连，共1500余人。 7月下旬，徐向前率红一师再次向平汉铁路出击。这一仗，徐向前采取夜间奔袭战术，出敌不意，一举消灭了花园车站之敌，全歼敌1个团1400余人，缴获重机枪8挺，迫击炮5门，枪800余支和大量物资、弹药。 战后，徐向前率领红一师转移到小河溪地区，进行了第三次扩编，将原两个团各由两个营补充为三个营，还组建了一个机炮混成团。全师已达 3000 人。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徐向前指挥红一师，三战三捷三扩编，打击了敌人，壮大了自己。8月，徐向前率红一师在四姑墩与红二师、红三师会合。在此期间，许继慎率领红二、三师在皖西北一带活动，连克英山、霍山、罗田等县。 从6月至8月，许继慎、徐向前率红一军的三个师分东西两线出击，连战皆捷，先后共歼敌7000 余人,自身兵力扩展到5000 余人，增加了一倍以上。“特别重要的是，红军的战术也有了新发展。可以说，开始了从小规模的游击战向较大规模运动战的过渡。过去只能跑圈子，伏击、袭击小股敌人，消灭国民党正规军的个把排和连;现在不同了，能主动调动大股敌人，在运动中整团整团地歼灭。过去只能攻打些小的民团据点，缴获也少;现在不同了，能打下县城或重镇，缴获大批枪弹和轻重机枪、迫击炮，武装自己”。 如果说，以上几次作战还只是由游击战向运动战过渡的话，那么，到1930年夏以后，红军的作战已经实现了从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经过土地革命战争前三年的游击战，到1930年夏，革命形势有了很大的发展，党和红军的力量不断壮大，群众得到广泛发动，根据地建设具有相当规模，而敌人则内部矛盾重重，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大战正在进行，这就给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大发展以有利时机。在这种形势下，红军主力先后开始整编，组成正规军团，在战略上是内线持久的防御战，在战役战斗上则实行高度机动的外线速决的进攻战。 正是在实行这种战略转变中，徐向前的“飘忽战略”，更加显出它的威力。 1930年10月，蒋、冯、阎战争结束后，国民党阵营内部出现了暂时的稳定，蒋介石乘机收编大量杂牌部队，向革命根据地发起了大规模的“围剿”。这次“围剿” ，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为重点，蒋介石亲自往南昌部署。对鄂豫皖区的“围剿”，由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负责。敌人“围剿”鄂豫皖根据地的计划是:第一步先造成“圆箍式”的包围:第二步，主力突入根据地、占领集镇，控制要道，寻找红军主力作战;第三步，分区“清剿”。敌人兵力共 10 万人。 当时、徐向前尚未知道敌人“围剿”企图。依照长江局指示，部队准备向长江沿岸发展和打通与红十五军的联系。 11月上旬，红军一战于黄陂北的姚家集，二战于黄安。敌人凭借坚固工事顽抗，红军与敌激战终日，屡攻不克，乃撤出战斗。旋即，向麻城转移，准备另寻战机歼灭敌人。 姚家集、黄安之敌也因受到打击而仓皇撤走，黄安县城再获解放。 在麻城，县委坚决要求红一军打料棚，说不打下料棚，地方工作无法开展。徐向前和军部同志考虑，两次攻坚都没打好，不能再攻坚，料棚是个硬据点，不打为好。地方同志不同意，双方争论十分激烈。 这时，红军得悉敌第十三师补充第一团一个营侵入谢店，红军决定乘敌立足未稳，突袭他们。 已是黄昏时分，红一、二师以急行军扑向谢店，向敌猛攻，一举全歼该敌。这一胜利，稳定了麻城的局势，地方党的同志也十分高兴。 11月底，天气已经渐渐冷了起来，部队却还是单衣单裤。冬装无着落，徐向前心里十分犯愁。 正在这时，地方党送来的情报说，新洲城空虚，只有些民团防守。徐向前和军部的领导商量后，决定奔袭新洲，搞点物资，解决部队的冬装问题。 这是一次神出鬼没的“飘忽”行动。徐向前后来回忆说: “我记得很清楚，出击那天晚上，正下雪。南方的雪，边下边化，道路泥泞难行，部队冒雨踏泥急行军，一气跑了50多里。这样坏的天气，敌人意想不到红军出击，疏于防守。我们没打枪，一问，出乎意料，里面驻着郭汝栋的一个混战旅，是当天晚上才开进城里宿营的。他们吃罢饭后，正在安顿睡觉的地方，乱糟糟的，毫无秩序，也不知道红军已经来到跟前。好吧，打!当夜就全歼了这个旅，俘虏敌人好几千，缴获大批枪支和军需物资，打了个大胜仗。新洲是个商埠,城内大的店铺不少，有金店、布店、粮店、当铺。我军将敌人的粮仓打开，分给贫苦百姓;把地主资本家的商店没收，从军长到战士，每人发棉布一匹，银元一块，并给愿意回家的俘虏发了路费;对中小工商业则采取保护的政策，买东西一律给钱。通过向群众广泛宣传红军的宗旨、政策，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 徐向前率红军在新洲城里住了一天，获悉敌徐源泉部有进击新洲的企图，立即决定部队撤离该城，东移但店休息。 红一军的原计划是向长江沿岸发展，会合红十五军。这时，红十五军已离开驻地去皖西，而皖西、商南正遭敌侵袭，情势危急。于是，红一军遂放弃原来向长江沿岸发展的计划，撤离但店，转赴皖西、商南，寻机歼敌。 这时，敌人还正企图在阳逻、团风和麻城、宋埠一带集结兵力，企图南北夹击红军。但是红一军飘然而至皖西，敌人的计划完全落空了。 到达皖西，徐向前才知道敌人的第一次“围剿”已经开始。 于是，徐向前又和军长许继慎率领红一军，开始了反“围剿”战斗。 这时，红军正在豫皖边的李家集，皖西的“围剿”之敌已进至金家寨地区，李家集距金家寨仅60里。徐向前和其他军领导决定，立即消灭这股敌人。 12月14日，红军利用夜袭，一鼓作气，首克金家寨，歼敌第四十六师一个营和反动民团共千余人，缴获步枪千余支、短枪300余支和迫击炮2门。 15日，红军又攻鹅毛岭，歼敌一个营，缴枪百余支。 紧接着，红军乘胜进击麻埠、独山，守敌仓皇逃窜。红军再经两河口渡淠河，克青山店、苏家埠、韩摆渡，又歼敌两个营。 红军旗开得胜，而后兵分两路，进逼六安县城。 六安县城为敌四十六师一部驻守，城坚壕深。在攻城战斗中，第一师师长刘英负伤，由副军长徐向前代理第一师师长。由于攻城作战不利，双方成对峙状态。于是，徐向前和其他军领导决定:向南撤兵。 这天夜里，大雨倾盆而下，道路泥泞不堪，路边的坑洼地带，全是积水，有的地方甚至齐腰深。部队在黑夜里行进，艰难，但却勇猛。 到达两河口地区后，红一军遂以第一师威逼霍山，第二师集中两河口地区。 敌安徽省主席陈调元见六安一度被围，霍山告急，急忙令敌四十六师、警备第二旅主力防守六、霍，寻机向我反扑。同时，敌三十一师一个旅进占金家寨，二十五师一个旅进占叶家集，企图组织新的合围。 红一军鉴于上述敌情，将主力集中于麻埠地区，准备待机歼敌一路，以打破敌之包围。 12月29日，敌四十六师分左、中、右三路向麻埠进犯，而进占金家寨、叶家集的敌三十一师和二十五师，则处于观望之中，并未继续进兵配合。这样，敌四十六师就处于单独冒进的地位。 敌人为红军创造了战机。徐向前和军部领导决定抓住这一时机，集中兵力于运动中击破各路敌人。并具体分工:徐向前带领一、三、四团北出，迎击敌中路的两个团。 30日凌晨，徐向前率三个团从麻埠出发，经数小时急行军，在东香火岭与中路敌先头团遭遇，经4小时的激战，全歼其先头一个团。另一个团溃退至香火岭以东之同兴寺，亦被第一、三团包围歼灭。与此同时，敌右路一个团进据西香火岭，直接威胁红军侧后翼安全。徐向前立即率四团予以迎头痛击，当即歼敌一个先头营，另两个营敌人向北溃窜，徐向前乘胜率第四团追击20余里，在石婆店与第六团前后夹击，将敌全歼。东西香火岭战斗，红军共歼敌三个团，缴获步枪1700余支，迫击炮数门和电台一部。敌四十六师遭到毁灭性打击，残敌赶紧溜进了六安城;敌三十、二十五两师，也吓得慌忙向商城、固始撤退。 敌人在皖西的“围剿”计划破产了。 随后，红一军即开往麻城县的福田河，同红十五军胜利会合。两军根据中央决定，正式编为红四军，全军1.2万余人，以中央派来的旷继勋、余笃三分任军长、政委，徐向前任参谋长。 这时，“围剿”鄂豫皖根据地的敌人，经过一个多月的消耗作战，已被迫转为守势。合编后的红四军，决定实行战略反攻，收复失地，扩展根据地，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并确定以红军主力突击敌人弱点，调动敌人于运动中加以歼灭的作战方针。同时，以一部兵力配合地方武装，扫除根据地内部敌人的孤立据点，扫清后方。 根据上述作战方针，反攻的第一仗是围攻磨角楼。徐向前和军领导的意图是:吸引麻城之敌出援，在野战中“出奇兵而歼灭之”。 磨角楼被围之后，敌第十三师副师长朱怀冰陆续调第七十三、七十四、七十六及补充第一团前来援救，行至骑骡铺以北地区，受到徐向前率领的打援部队的顽强阻止。激战三日，红军毙、伤、俘敌 500 余人，余敌溃逃而去。磨角楼守敌也大部被歼。这次战斗，歼敌千余人，缴枪千余支。 这次作战也有教训，主要是军部有的领导同志实行既攻磨角楼，又打援敌的战术，结果平分了兵力，没有完全达到在运动中歼敌的目的。徐向前后来总结说：“如果我们一开始用个把团围点，集中5个团的兵力在野外打援，待吃掉援敌后，再解决点上的敌人，那就好了。”他还说:“打仗，最忌平分兵力，不讲战术。” 磨角楼战斗后，红四军迅速北上，将光山南部之敌重要据点新集团团围住，以红十师三十团担任主攻任务。攻城采用坑道作业的方法开辟攻击道路，取得了胜利。从此，新集成了鄂豫皖根据地的政治中心。 红四军乘胜前进，决定西出平汉线，进击信阳、广水段，以飘忽战略，乘敌人不备突击敌人，使敌人的军事布置处于被动的地位，诱敌出阵而消灭之。 1931年2月下旬，红四军第十一师向信阳以南的平汉铁路进逼。 3月1日，获悉敌军兵车一列自信阳向南开出，红四军即以一部兵力以“飘忽”行动袭占李家寨车站，将站上人员和设备全部控制，拆除了车站以南的路轨，在站内布置伏击。2日晨7时，敌兵车进站，红军一声号令，全歼车上敌新编十二师一个旅，毙敌旅长侯镇华，缴获大批军火物资。 5日，红四军又袭占柳林车站和再度占领李家寨车站，全歼守敌新编第八十二师一个营，击溃新编第十二师两个团。 红四军在平汉线上的作战行动，使敌人大为震惊。敌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忙令第九师主力集结信阳，并令该师一部由信阳、罗山向南推进;敌武汉“绥靖”主任何成浚也同时令新编第二旅固守广水，三十一师主力由广水向信阳，岳维峻第三十四师由孝感经花园沿平汉路东侧向北推进，企图南北夹击红四军。 各路敌人中，以岳维峻部最为突出冒进。8日，该部抵广水以西的双桥镇。 敌人被调动起来了。 在一盏小油灯下，徐向前向军部的其他领导人介绍和分析敌情，指出，岳维峻孤军北进，沿途又遭到我地方武装的袭扰，十分疲劳，是一支疲惫的孤军，打这个敌人是有把握的。徐向前还指出，我们是“以近待远，以逸待劳”，迅速实施包围分割，有可能打一个歼灭战。徐向前的意见得到了军领导的一致赞成，会上决定:集中5个团的兵力对双桥镇之敌实施突袭。其具体部署是:以第三十、三十一团分两路由北向南、由东向西，实施正面突击。第二十九团，向双桥镇西迂回，实施包围，第二十八、三十三团为预备队。 3月8日夜，部队冒雨向双桥镇地区疾进。 9日拂晓，总攻开始了。三十、三十一团首先从西北和东北方向突破了敌外围阵地，夺占了部分高地。敌仓皇组织反扑，岳维峻亲自督战，武汉行营还派出飞机，战斗异常激烈。 徐向前和旷继勋站在一个小山头上，镇静地指挥着战斗。子弹嗖嗖地在头上飞过，警卫员叫隐蔽一下，他们仍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上午10时许，第二十九团迂回至双桥镇西南，敌陷入四面包围之中。全面出击的时机到了，军部立即令预备队投入战斗，迅速向敌人纵深猛插，直扑双桥镇敌指挥中心，很快就将敌分割成数块。敌指挥中心失灵，领时大乱。岳维峻率溃兵狼狈逃窜，结果他的马弁骑上他的马逃掉了，岳被我军活捉。是役，俘敌官兵5000余人，缴获长短枪2000余枝，迫击炮10门，山炮4门。 至此，敌人夹击红军的企图彻底破产。 岳维峻是个老牌陕军，追随过冯玉祥。1925年，岳维峻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时，徐向前在他属下第六混成旅当参谋、团副。当岳维峻得知败在他的老部下手里后，不禁长叹一声，连说:“蒙多多关照，只要不杀我，我答应你们提出的一切条件!” 双桥镇大捷，大壮了红军的声威。三个多月的反“围剿”，红军在广大人民群众支援和配合下，先后共歼敌1.5万余人。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人口达200万，红军也发展到1.5万多人。红军在反“围剿”中运用的基本作战形式，就是运动战。徐向前在运动战中所采用的“飘忽”战略，成了战胜敌人的拿手好戏。 50多年后，徐向前在他的回忆录中总结这种战法时指出，经验证明:随着红军力量的发展，武器装备的改善，战斗规模的扩大，运动战已成为我们克敌制胜的基本作战形式。无论在战略防御或战略反攻阶段，部队能够连战告捷，整团整师地歼敌，都与以运动战为主的作战形式，密切相关。我们的防御，是运动中的防御，我们的进攻，是运动中的进攻。有进有退，有攻有防，忽东忽西，忽南忽北，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措手不及。曾中生同志把这种战法，叫做“飘忽战略”。所谓“飘忽” ，就是来无影，去无踪，神出鬼没，运动歼敌。 徐向前还总结说，这时，运动战开始成为我们的拿手好戏，并非偶然。一是红军是从游击战起家的。整天和敌人转着圈子打，有游有击，有进有退，“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那不是“运动战”吗?不过是一种低级的非正规的运动作战的形式罢了。力量发展起来了，从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是很自然的。二是红军觉悟高，肯吃苦，服从命令听指挥，战斗作风过得硬。红军是为人民利益而战的，上下一心，不怕牺牲，指到哪里打到哪里，越是艰难越向前。吃不饱，穿不暖，照样能连续行军，连续作战。这一条，白军就不行，没法和红军比。三是无论内线作战或外线进攻，都有根据地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持、配合、掩护。当时我们谓之“群众战争的战略战术”。群众站在红军一边，敌人就成了聋子、瞎子。他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捉不到矫若游龙的红军，红军却能随时“从天而降”，突然制敌于死地。根据地人民的条件，是红军运动作战最可靠的保证。

1935年5月29日，红一方面军第二师第四团冲破国民党的封锁，昼夜行军120公里，终于夺取了泸定桥西端的桥头堡。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索桥的木板已经全部被搬走，只剩下几根电缆悬在空中。在桥的东岸，大约有一个团的川军依靠坚固的工事进行抵抗。红军第二师二连22名战士在连长廖大柱的带领下，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攻击，爬上并守住悬空索向桥东进攻，夺取了东桥头堡。后续部队顺着大桥，占领了湖定城，与左岸以北的红一师会合。红军虽然取得了第一次强渡大渡河的胜利，但按照最快的速度，全军渡河也要一个月，而敌人的追兵离安顺场只有三四天的路程。于是中央决定在这里兵分两路，沿大渡河南北两岸向上游泸定方向推进，在那里取桥渡大渡河。这是一个冒险的决定。如果夺桥失败，两个红军无法会合，势必成为两个分散的势力。红军面临的情况是：从安顺场到泸定桥，必须在两天半内攻下160公里的山路。中国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就在这一刻开始了。运行24小时1935年5月27日，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出发，预定三天后到达160公里外的泸定。结果28日上午下令，29日必须查封泸定桥。也就是说，第四团必须在一天内走完剩下的120公里。如果你想完成这个任务，你就要一天24小时跑，哪怕是以急行军的速度。时任共青团政委的杨成武在《忆长征》一书中这样记录：“队伍在前进，快如风。一排排排列整齐的队伍，像脚下的车轮，嗖嗖地从我身边驶过。一阵风掠过，又一阵风掠过”28日晚上7点，距离泸定桥60公里。行进在漆黑的夜晚，没有照明，没有星星和月亮的光。突然闪电划过山谷，大雨倾盆而下。在湿滑的山路上，一只脚会掉进万丈深渊。每个人的体力透支几乎到了极限。一旦跌倒，你可能再也爬不起来。这时，所有的党员都把绳子绑在身上，拖着疲惫的士兵，渴了，仰头喝雨水，饿了，嚼着一口湿漉漉的生米。随着夜色渐深，雨势渐缓，大渡河对岸突然出现了一条长长的火炬。这是川军三十八团三营营长周贵率领的一个营，也是向泸定进军增援。王开湘和杨成武商量，“要不我们也生火？要问对方，就让俘虏回答，说是退伍的川军。”于是，黑夜中，大渡河两岸火把通明，两条火龙齐头并进。跑出几十里，北岸的川军火龙突然不见了。本来川军扎营休息。这时，第四团以更快的速度向前跑去。天快亮了，前面就是泸定桥。此时此刻，100多米的桥面上的木板已经被拆掉了90米左右。敌军占据北岸桥头，机枪对着铁链。29日4时，历史性的进攻开始了。几十声突击号声同时响起，子弹像旋风一样刮向敌人阵地。守卫者甚至不能伸出他们的枪，更不用说探查了。看到几十个红军战士爬过铁索，势头不好，敌人下令：放火。那些被拆下来堆在桥头的桥板，恰好是燃料，一瞬间，火光冲天，覆盖了桥头。但这怎么能阻止红军呢？杨成武的记述是这样的：“前进！廖大柱同志一跃而起，冲进了火场。另一名突击队员冲了进来。这是一个苗族士兵

何畏没有投靠共产党。龚楚和杨遇春是。还有闽赣军区司令员宋清泉、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军区政委陈洪时、闽浙赣省委书记兼闽浙赣军区司令员曾洪易、闽赣军区政治部主任彭佑、新红十军副军长倪宝树等。余洒度：湖南平江人，生年不详。192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 年9 月黄埔军校毕业后，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中校团副兼第1 营营长，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 年“七一五”事变后，同卢德铭一起率部转移到赣西北，后任警卫团代理团长，江西省防军暂编第1 师师长。同年9 月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任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委员，工农革命军第一军1 师师长。起义部队受挫后，仍坚持向长沙进军。意见被否决后，跟随毛泽东到达井冈山。10 月中旬在酃县水口离开部队，向湖南省委报告工作，任湖南省委军委书记。后对革命悲观失望，脱离组织，参加中华革命党（农工民主党前身）。1931 年11 月在上海被捕，后投靠蒋介石，被委以少将空衔。1934 年被蒋介石以“走私、贩毒”的罪名下令枪决。 郭炳生：湖南湘潭人，生年不详。1928年在湘军彭德怀部任连长（是彭德怀的外甥），参加了平江起义。曾任红五军第八大队大队长，第4纵队、第3纵队司令，红八军6师师长，红五军2师师长等职。作战勇敢，指挥机智果断，但性格简单粗暴、旧军队军阀习气严重。因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于1932年9月叛变投敌，被蒋介师委以国民党军新编第37师师长之职，掉头参加围剿红军，于1933年3月在第四次反“围剿”时被红军击毙。 方步舟（1900～1990年），原名项升平，字充如，又名向光如，湖北省大冶市金湖街道办事处项谷文村人。民国16年（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南昌起义和大冶兵暴，具有较强的战略战术和军事指挥能力，曾任中共鄂东南特委书记、红军鄂东南独立师师长，红16师政委、师长，红十七军政委等职。1937年2月因被撤职和对革命前途失去信心而叛逃投敌，担任过国民党挺进军第8游击纵队司令、绥靖总队司令等职，从事过抗日斗争，也曾围剿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1939年曾与我党谈判将其所部改编为八路军或新四军，未果。解放战争中在浙东四明山率人枪千余举行起义，归顺解放军。经陈毅亲自主持讨论研究，对方步舟作出“将功折罪，既往不咎”的决定。解放后南京市委分配他在安徽宣城一个劳改农场当副场长，后来到南京市青龙山林场任副科长。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大冶县立工业学校校长、大冶县农民协会秘书、国民革命军二十军三师六团班长、中共阳大县委组织部长、县委书记、阳新县委书记、鄂东特委组织部长、中共湘鄂赣省鄂东南道委书记兼军区北路指挥部政治委员、中国工农红军十六师政治委员、师长、湘鄂赣军区参谋长、湘鄂赣省委组织部长。　　抗日战争时期，自任武（昌）鄂（城）阳（新）大（冶）边区政府主席，历任国民党第五战区第二纵队游击司令、第九战区第八挺进队司令、国民党国防部绥靖总队副总队长兼第六大队大队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定为十八级国家干部。历任安徽省宣城农场副场长、南京市民政局副科长、青龙山农场生产科副科长兼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　　方步舟民国3年（1914年）毕业于大冶县立高级小学，民国9年毕业于县立中学，民国14年毕业于湖北省外国语专门学校。民国15～16年曾从事工农运动。民国16年，由中共黄石港地方委员会农委书记李实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加入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并参加“八一”南昌武装起义。后参加潮汕暴动，暴动失败后来到武汉，随后回到鄂东南地区组建地方党的组织，任主要负责人。民国19年5月，随何长工、吴致民、徐策等赴上海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民国26年3月，在三界山脱离红军，逃离时被国民党俘获，送武汉行营，出任国民党武汉行辕参议。民国27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并进行大屠杀后，沿江西进，进逼武汉。他再次回到鄂东南重整旧部，组织抗日游击队，称“方部”。民国32年，因保护其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被国民党九战区以“纵匪殃民”罪被捕入狱。被保释出狱后在汉口做煤炭生意。民国37年由同乡刘培初（国防部绥靖总队队长）推荐，成为刘的副总队长。民国37年与中共沔阳县委书记陈秀山取得联系，并指示方留武汉做秘密工作。翌年4月率领所部1 200人在宁波望春桥起义，是年7月，所部改编后归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四师。“文化大革命”中曾被拘捕入狱。1982年12月改为离休。　　方步舟其人经历复杂，他既为中共党的事业做过贡献，又背叛了中共；投靠了国民党，却又率部起义。对此，安徽省军区原副司令员阮贤榜少将在《忆鄂东南土地革命斗争史实》说：“鄂东南苏区创始人之一方步舟叛变投敌了。他在创建鄂东南苏区的革命斗争中是有重大贡献的，他军政、文武双全，当时在群众和红军中有很高的威信。此人1936年（应为1937年）叛变投敌，1949年又率部队起义回到人民的怀抱。”钟期光上将回忆说：方步舟“是大冶人，和徐彦刚共同指挥了虹桥战役，在‘八一"南昌起义中当过士兵，后来对开辟和发展鄂东苏区有过贡献。当过鄂东南道委书记，会打游击战，但以后在1937年逃跑叛变，当了国民党第八游击纵队司令。解放战争时，他在浙东四明山率人枪各千余举行起义，由王建安、谭启龙同志的七兵团接管。他门觉得不好处理，以后将他送到南京三野司令部来。陈毅同志主持三野前委讨论方步舟的问题，经过研究作出结论：‘将功折罪，既往不咎。"陈毅同志交代我找南京市委书记彭冲作这样处理：‘分配他一个工作，不能再入党"。”方步舟领导的第一次活动---刘显堍年关起议： 1927年11月，中共湖北省委派胡朝柱、项升平（方步舟）到阳新开展工作，成立了中共阳（新）大（冶）县委。1928年1月16日，县委通过内线得知湖北省参议员兼阳新县清乡总团团长刘慧臣等在刘氏祠堂续定宗谱的消息后，决定举行起议。入夜，各路农军按照县委的部署悄悄地包围了刘氏祠堂和“清乡总团”团部。晚10时许，在打入“清乡总团”的党员刘辉刚等人的接应下，农民冲进祠堂，抓获处决了刘慧臣。与此同时，党员刘全山、刘怀玉率领另一部分农军在内应配合下攻进“清乡总团”团部。此次共击毙刘慧臣等土劣6人，全歼阳新县“清乡总团”，缴枪30余支和大批物资。《曾拔超的游击队 - 崇阳文史》：曾拔超部队已的五百八十人枪。他接受鄂南第八纵队司令方步舟的邀请，率部开赴武昌、鄂城、嘉鱼三县联防的边陲，以梁子湖为中心开辟抗战游击区。清保咀是梁子湖畔的水码头，是水陆的交通要道，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他们到清保咀不过两天，日军就大势压来，大小战斗打了二十多次，共打死敌军两百余人，终于保住了清保咀。曾拔超得到方步舟司令的赞赏，一九四一年二月被方任命为后方联络处主任，长驻江西漫江；孙炳煌继任支队长。一九四一年四月，余明哲大队在鄂城的木门湾和嘉鱼的渡普口，也打了几次胜仗，共歼日寇一百七十多人，缴枪一百四十多支，也得到了方司令的嘉奖：“沉着机智，勇敢善战”。《红16军在第三次反“围剿”中的日日夜夜》：鄂东南地区的革命基础比较好，早在第一次国内哥命战争时期，就有了党的活动。目前，鄂东南已成立了道委，书记方步舟（后叛变）。鄂东南的武装，也发展有五百多人，三百多支枪，称为鄂东南独立师，师长由方步舟兼任。　　1933年的四月二日，红十六军还没有和鄂东南独立师分手，湘鄂赣苏维埃代表大会作出了一个决定：为了加强边区的武装斗争，平（江）、修（水）、铜（鼓）分区，成立独立红一师；浏（阳）、宜（丰）、万（载）分区，成立独立红二师，鄂东南独立师改名为独立红三师。方步舟著有《红十六师历史》、《鄂东南革命斗争史》、《抗日战争史》、《读书笔记》、《方步舟诗词》、《愚公评红》、《方步舟自传》。　　方步舟于1990年3月在南京逝世。旷朱权：湖南郴县人，生卒年月不详。北伐战争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曾任工农革命军第7 师党代表，红四军第33、第28、第31 团党代表，红一军团第3纵队党代表，参加了井冈山和赣南、闽西地区的游击战争。1930 年后，任红十二军34 师政委，红五军团第十三军37 师政委、军政治部副主任，红二十二军政委，红五军团政治部副主任，江西军区独立第3 师政委，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斗争。1933年8月被中革军委授予二等红星奖章。1935 年春投敌叛变。据说此人抗战时期曾在苏北与新四军交过几次手，后不知所踪。（这个是一军团嫡系干部了，好像还有个毛的嫡系总政治部主任杨岳彬也叛变了。） 张绍东：陕西人（一说为湖北红安人），1907年生。1930 年参加红军，193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二十五军连长、营长，第75 师第224、第223 团团长，参加了鄂豫皖、鄂豫陕苏区的反“围剿”斗争和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任红十五军团第75、第73 师师长，参加了劳山、直罗镇、东征、西征战役。抗日战争开始后，任八路军第115 师第344 旅第687 团团长。1938 年投敌叛变。结局不详。 兰国清：又名兰明清，湖南人（一说为广西人），1911年生。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7 月参加平江起义。曾任红三军团排长、连长、营长，第4 师11 团参谋长，红军陕甘支队第2 纵队11 大队参谋长。参加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任红十五军团参谋长、第73 师参谋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115 师第344 旅第687 团参谋长。因革命意志衰退，兰国清很快堕落，并将同样信念不坚定的团长张绍东拉下水，1938 年3月伙同张绍东叛变投敌。结局不详。史书元，字施元，又名史遽然。1901年出生，湖南醴陵人。1923年考入广州陆军讲武学校，后转入黄埔军校一期六队毕业。1929年和李谦一起到广西参加百色起义期间，因工作不力遭红七军前委通报批评和处分，在红七军所任职务不详。1930年春天在上海叛变，被中央特科的密探杨登瀛发现，由陈赓负责处理。后来到台湾，为国防部情报局少将设计委员和第1兵团司令部高参 。1956年退役，寓居台北。张翼，江苏人，日本士官学校的留学生，曾任红七军前委委员和第55团团长（或政委），红三军团四师参谋长和红九军团参谋长，长征前叛变／或脱队，先投蒋介石，不获重用，再投张学良。抗战中被韩德勤枪毙。孔荷宠，当过红五军第1纵队纵队长，红十六军军长，湘鄂赣军区总指挥等职，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4年广昌战役前后，由于反围剿的失败，由于前途渺茫，投敌。汤祥丰，曾任红二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政治部代主任，红二方面军第六军17师政委等职。1936年10月携枪带人叛逃，投了东北军。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被要回，受到公审。陈祖康（1901－1979），字子侃，福建漳平人，和郑超麟同学兼同乡。1922年在法国的一所大学里正儿八经地留学（不象陈毅******那样屌儿榔当），或土木工程学硕士学位，后经熊雄介绍加入中共。1925年入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是著名的黄埔军校校歌的词作者。1928年任福建临时省委组织部长兼代理省委书记（被代理的就是大名鼎鼎的罗明）。不知道这时候的陈祖康脖子上哪一根筋不对劲，竟然听从糊涂老爸清末秀才陈寿山（字福如）的劝说，投降了国民党49师师长张贞，捉杀了几个早期共产党员。虽说当时的中共福建省委是个临时省委，可怎么也比做地方小军阀的营长有出息。后来陈祖康先入第三党，参加闽变。再入国民党，并一直在戴笠手下干军统，作过闽北站和上海站站长以及重庆中美合作所的小组长，也算抗战有功。国民党迁台以后，任职于香港之保密局，授国军少将军衔。其经历，介于龚楚与严灵峰之间，算是中共叛将中，结局比较好的一个。而且在陈祖康的孙子辈中，出了一个大大的名人，台湾歌手陈如山，俗名阿山。是入围3次金曲奖的四分卫乐团主唱，首创黄埔军歌的摇滚唱法。郑超麟对陈祖康的评价不高，说这个人心术不正，趋炎附势，不能做朋友。张绍东、兰国清，这是红二十五军老人，在抗战里才跑的，他们的同事搭档，曾任红75师政委、73师师长的赵凌波也在抗日中降国民党，不过张、兰从八路军跑的，赵是派去新四军工作的，是第三支队首任参谋长，后来是军参谋处长，皖南事变时任纵队副司令，被俘写了供词，对国民党有点用处的，故1943年2月在安徽无为石涧馆被新四军抓获后处决。

一、生平简介左权（1905年3月15日-1942年5月25日），字孳麟，号叔仁，原名左纪权。湖南醴陵人，黄埔军校一期生，是中国工农红军和八路军高级将领，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赴苏联学习；1934年参加长征，参与指挥强渡大渡河、攻打腊子口等战斗。长征到达陕北后，左权率部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和红军东征。1936年，他担任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率部西征并参与指挥山城堡战役。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协助指挥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粉碎日伪军“扫荡”，发展壮大人民武装力量，取得了百团大战等许多战役、战斗的胜利。1942年5月，日军对太行抗日根据地发动大“扫荡”，左权指挥部队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等机关突围转移，不幸牺牲，年仅37岁。牺牲后，延安和太行山根据地为其举行追悼会，并改辽县为左权县。二、主要事迹1、强渡大渡河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左权随先头部队指挥作战。5月，在强渡大渡河的作战中，左权率部先是在崎岖的小路中轻装疾行，出敌不意地直取小相岭隘口，攻下越西县城。之后一天急行140华里越过晒经关，他率军攻占了大树堡渡口，以佯渡之态势转移了国军对安顺场方向的注意，成功地掩护了红1师从安顺场渡过大渡河。最终中央红军主力全部通过泸定桥，甩掉了尾追不舍的国民党中央军。2、山城堡战役1936年红军东征、西征取得了重大胜利，开辟了延安革命根据地。胡宗南主力部队追随东进，于同年11月20日侵占山城堡。红一师、红二师、红四师于 11月21日向敌人发起猛烈反击。经过一昼夜激战，将敌军两个团全部歼灭，敌军遭到沉重打击，主力立即向西撤退，粉碎了敌人对陕甘宁根据地的进攻。山城堡战役是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所进行的最后一战，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战。3、长乐急袭战1938年4月4日，日军以第一O八师团为主力，出动兵力3万余人，分九路向我晋乐南抗日根据地分进合击，企图消灭我八路军主力，史称“第一次九路围攻”。当夜，第一二九师以第七七二团、第六八九团为左纵队，以第七七一团为右纵队，分别沿浊漳河南北两岸对敌实行平行追击，第七六九团为后继部队、第七七一团两路纵队在武乡长乐村河谷将敌后继部队截住。我军迅速占领两岸高地，枪弹、炮弹、手榴急风暴风暴雨般飞向敌军行列，敌军顿时人仰马翻，死伤遍地，车辆、辎重沿河堆积。随后八路军战士以排山倒海之势冲下高地，与展开白刃搏斗，日军被截为数段，如一条垂死长蛇，被困在长乐河谷地带。已过长乐村敌之主力闻讯大惊，为解救其被困部队，急忙1000集中余人，向八路军左翼纵队发动猛攻。第一二九师师部即令第七七二团十连担任阻击，该连与10倍之敌，激战4小时，打退了敌人的无数次冲锋，终因众寡悬殊，终于夺回了失去的阵地。15时，日军组织第一O五联队千余人由苦米地旅团长自带领，从武乡蟠龙向长乐村增援，我军一二九师第七七二团、第六八九团同敌人进行了英勇的冲锋与反冲锋，给敌人以重创。激战至17时，敌又从辽县方向急调1000多人前来增援。根据当时情况，已不能全歼敌人，为巩固即得胜利，第一二九师决定以第七六九团、第六八九团各一部形成游击网，袭扰与迷惑敌人，其余主力主动撤出战斗。长乐之战我军共毙伤日军2200余人，缴获步枪百余枝和一批军用物资。4、黄崖洞保卫战1941年11月日军第36师团及独立混成旅团各一部7000余人向黄崖洞进攻，负责保卫黄崖洞的是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左权要求该团在保卫战中“一定要抓住一个"稳‘字，坚持不骄不躁，不惶不恐，以守为攻，以静制动的原则”。11日凌晨战斗打响。21日乘胜追击的八路军收复了黎城，胜利地结束了黄崖洞保卫战，此仗日伪军损失2000余人，双方伤亡之比为6：1。中央军委认为：“这次保卫战是最成功的一次，不仅我受到损失少，同时给了日军数倍杀伤，应作为1941年以来反‘扫荡"的模范战斗。”5、壮烈牺牲1942年5月日本军队出动大兵团突袭八路军前敌指挥部，左权负责断后，同年5月25日在山西辽县（现左权县）的十字岭突围战斗中被炮弹击中头部牺牲。

<雪豹>里说的周卫国原型是115师独立团的团长独立团 团长杨成武、副团长邓华、政治处主任罗元发。杨成武；福建长汀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参加闽西农民 战争年代时的“杨成武”暴动，并加入中国工农红军，任闽西红军第三路指挥部秘书、宣传队中队长。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一军团第四军第三纵队干事，第十二师秘书，连政治委员，教导大队政治委员，红十一师第三十二团政治委员，红二师第四团政治委员，红一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次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和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中率部夺取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突破天险腊子口，出色的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前卫任务。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独立团团长，独立第一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参加平型关战斗役和百团大战。指挥了著名的黄土岭战斗，击毙日本军“蒙疆驻屯军”最高司令官阿部规秀中将。后任中共晋察冀边区第一地委书记，冀中军区司令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晋察冀军区第一野战军冀中纵队司令员，晋察冀军区第三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晋察冀野战军第二政治委员，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委员。组织指挥了清风店战役、石家庄战役、平汉北段战役等。1948年后任华北野战军第三兵团司令员，第二十兵团司令员。组织指挥了绥远战役，率部参加平津战役。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天津警备区司令员，京津卫戍区副司令员、司令员。曾任北京市委常委，天津市委常委，中共中央华北局委员。参加了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司令员。率部参加了朝鲜东线的夏、秋季防御战役，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自由独立勋章和一级战斗英雄功勋荣誉章。1952年后，任华北军区参谋长兼华北军区党委书记，副司令员兼京津卫戍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人民解放军防空军司令员。人民解放 杨成武将军生前照军副总参谋长，第一副总参谋长兼军委办公厅主任。代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副秘书长。副总参谋长兼福州军区司令员。参与组织指挥了1958年炮击金门，1959年西藏平叛作战，1960至1961年中缅堪境警卫作战，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和60年代中期开始的抗美援越。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3年6月至1988年3月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文研究委员会主任。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勋章。是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一、二、三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著有《杨成武回忆录》、《杨成武军事文选》等。

毛泽东毛主席决定枪决贺敏仁。在长征期间由于长期的饥饿之下，他竟然萌生了到驻地附近的喇嘛庙偷窃贡品的打算。但因为庙内早已搬空，喇嘛跑得不知所踪，贡品也一无所有，就在他失望地准备离开时，无意间发现地上散落着不少铜钱，大约一百枚左右。心存侥幸的他便拿走了，事后有人告发，由于贺敏仁的姐姐是毛主席的夫人，情况特殊，便上报给毛主席，毛主席为了确保军队的纯净和军规的威严。最终枪决贺敏仁。

抗战英烈胡发坚(1906-1939)，江西吉安人。新四军第1支队参谋长兼江南抗日义勇军第3路副司令员。2014年9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授予抗日英烈荣誉称号。 胡发坚烈士简介 胡发坚(1906―1939)江西吉安人。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转入中国 *** ，同年参加游击队。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连长、营长、团政委和红一军团第一师参谋长等职。1934年10月参加长征，抵达陕北后，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8年，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参谋长。1939年1月，调任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副司令员。率部转战于沪宁铁路武进至无锡段西侧，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同年3月15日，率部解散武进县东南土匪大刀会侯人雄部，于追击少数拒降脱逃土匪时，中弹牺牲。时年33岁。 胡发坚烈士生平经历 胡发坚，1906年生于江西省吉安县富田乡陂下村一个贫农家庭。由于家境贫困，他小时候只读了两年书，就在家放牛。不久，又拜师学习裁缝手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加入中国 *** 。 1930年，胡发坚和同村的胡发鑫等六名年轻人一起，参加吉(安)泰(和)游击队。不久，胡发坚所在游击队编入了工农红军第四军第十一师第二团，随部转战赣西南，参加粉碎 *** 军的“围剿”作战。由于胡发坚多次勇敢而又机智地完成作战任务，很快由班长升任排长、连长。 同年冬，红十一师奉命攻占位于东固和富田之间被敌占领的九层岭、观音崖两处制高点，胡发坚一手举枪，一手攀扶峭石杂树，带领连队向敌展开反复拼杀，终于在红十一师迫击炮集中射击的火力支援下，火速攻上山顶。接着，他又率部朝山下溃军猛扑，800多名 *** 军士兵全部当了俘虏。屡建战功的胡发坚由连长升任营长，1932年升任红十一师第三十二团政治委员。长征前夕，调红一团任参谋长。 1934年10月，胡发坚参加红军长征。10月16日，胡发坚随担任先遣任务的红一团，连夜渡过于都河，与 *** 余汉谋部遭遇。胡发坚和团长杨得志指挥部队同敌军激战三个小时，歼敌600多人，突破 *** 第一道封锁线。之后，红军抢渡湘江，突破敌军第四道封锁线，到达贵州境内。攻克黎平后，红一军团占领了乌江边上的余庆县城，又迅速赶到乌江渡口龙溪。1935年元旦后，红一团奉命强渡乌江。胡发坚和团长面对水流湍急、两岸刀削斧劈般悬崖峭壁的乌江天险，组织一个强渡先行班扎竹排，在机枪、步枪、火炮的掩护下，强渡乌江，后又勇猛顽强一举攻占遵义城，为党中央召开历史性的遵义会议做出了贡献。 遵义会议后，胡发坚和团长奉命率部移师北上，指挥红一团随同大部队迂回、穿插、奔袭，参加四渡赤水的多次著名战斗;随后转战贵州、四川、云南边界地区，歼灭大量 *** 军。5月，红军渡过金沙江，来到大渡河岸。这时，所有渡口都被敌军封锁，后面有几十万敌兵追击。胡发坚和团长立即组织渡江奋勇队，挑选出18名勇士仅靠一只小船，强渡过去，占领对岸工事，控制住渡口。在兄弟团飞夺泸定桥后，红军全部通过了大渡河。在过雪山草地的艰苦征途中，胡发坚亲自带领一批身体较好的干部战士组成担架队，负责收容工作。过草地时，瘴气弥漫，一个连的战士全部中毒牺牲了。胡发坚悲痛万分!他通知部队掩埋好烈士遗体，把佩有五角红星的军帽摆放在烈士墓上，然后，静默致哀。胡发坚庄重地说：“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坚持革命到底!”经过千辛万苦，红一团指战员在胡发坚等率领下，终于胜利到达陕北。 1935年9月，党中央在哈达铺决定将右路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下设三个纵队。杨得志任第一纵队一大队大队长，胡发坚由参谋长改任作战参谋。当杨得志把组织上的决定告诉胡发坚时，胡发坚说：“部队扩大，任务更重了。作战参谋这个工作对我比较合适。”这种毫不勉强的态度，使杨得志深受感动。同年11月，他调任红一军团一师参谋长，参加了直罗镇战斗和东征、西征战役。1936年11月，胡发坚指挥红一师在陇东固原附近的何家堡，一举消灭宁夏军阀马鸿逵的两个骑兵连;之后，同兄弟部队一起，全歼尾随二、四方面军的胡宗南主力第七十八师。1937年春，他奉命随红一军团60多位高级干部，从三原奔赴革命圣地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学习深造。 抗日战争爆发后，胡发坚提前离校，奉命调新四军第一支队任参谋长，协助司令员陈毅率部东进苏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在陈毅直接领导下，胡发坚既会严密地组织指挥战斗，又能骁勇机智地驾驭战争局面，成为不可多得的有力助手。1938年6月，胡发坚根据陈毅“一定要把地方武装统统拉过来，共同抗日”的主张，亲自草拟以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部、政治部名义发布的公告。在公告中强调愿同“江南父老昆季共同生死，以期军民合作，开展广泛游击战争，打击日、顽，影响战局，保卫东南”。第一支队很快团结和争取了当地社会名流和地方实力派，建立起镇江、句容、金坛、丹阳四县抗日总会，为开辟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地方政权的基础。 1938年7月1日深夜，胡发坚率二团一营隐蔽接近新丰车站，指挥部队突然发起猛烈攻击。受惊醒来的10多名日军窜出房内，企图突围，被新四军全部击毙。余下的30多名日军，据屋顽抗，企图逃脱。胡发坚当机立断，即令部队采用火攻战术，将敌全部歼灭。这次战斗的胜利，大大鼓舞了苏南军民共同抗战的必胜信心。8月13日，胡发坚又组织指挥二团第一、第三营，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夜袭句容城。歼灭日伪军40多名，缴获枪40余支、子弹2万多发，以及大批现款、粮食和军用物资。接着，他参与组织指挥二团在句容县天卫寺附近，采用夜袭火攻，激战四小时，拔除了宁杭国道的日军东湾据点。之后，他率伏击部队击毙增援日军79名，伤32名，缴获小炮、枪支等武器，取得伏击打援的胜利。 1939年春节前夕，为打破日军对新四军一支队分割封锁和分区“扫荡”的策略，胡发坚协助陈毅采取避实击虚方针，坚决拔掉丹阳、金坛、溧水之间的敌占据点延陵。除夕之夜，胡发坚、段焕竞率二团一营，先指挥二、三连偷袭驻扎延陵镇桥南东西两头的伪军，然后消灭镇外桥北季子庙里的日军。第一连从下面主攻时，被日军在大庙前的碉堡封锁了冲锋道路，攻打大庙侧后角的第二、三连也被日军机步枪的火网所阻滞。这时，胡发坚及时调整部署，指挥部队一面集中火器压制日军火力，一面组织爆破组，披上湿棉被运动到敌堡前，将成束手榴弹扔进去。第一连冒着硝烟从突破口冲进去，同日军展开了搏斗。最后，日伪军全部被消灭在除夕之夜，新四军一支队用战斗的胜利换来了根据地人民群众春节的欢乐。 1939年春节后，胡发坚受命赴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任副司令员、党总支书记。他领导这支部队在武进、无锡一带开辟抗日游击新区，直接指挥坂上附近的西王村战斗，击毙日军10余人，极大地振奋了苏南人民的抗日信心。他创办随营学校，招收爱国知识青年参加学习，培训了大批敌后抗日骨干分子。他还主动开展战区群众的宣传组织工作，逐步扩大抗日进步力量，为新四军东进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时，武进县洛阳一带，大刀会头目侯人雄盘据在当地敲诈勒索，鱼肉乡里，民愤极大。新四军派人去做工作，他们都蛮横无理，拒不接受新四军的帮助教育和好言相劝，并扬言要杀害 *** 人。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司令员梅光迪是争取过来的实力派，同侯人雄是师徒关系。因此，新四军决定由梅光迪出面，召集大刀会人员开会，劝说他们投降，改邪归正，否则，将动用武力加以消灭。会场周围新四军部署了相当四个连的兵力，照样进行日常操练，但部队得到命令，在胡发坚发出鸣枪信号后，立即按照预案采取军事行动。 3月15日，侯人雄应约率部来到谈家头村开会。会场上，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司令部直属机关一些干部、警卫员郑东明等人，带着短枪，环卫在胡发坚身边。当新四军人员同侯人雄在室内谈话同时，胡发坚开始对坐在地面上的大刀会会员训话，告诫他们大敌当前，枪口应该对着日伪军，不应该残害同胞。当他命令会员们就地放下武器，各自回家务农时，会员们仍在迟疑观望。这时，胡发坚朝天鸣枪，以示警告。不料一些会员跳起来持刀狂奔，我军马上予以拦阻。混乱中，一颗子弹击中胡发坚，经抢救无效，不幸以身殉职。牺牲时，年仅33岁。(袁金莲)

光荣的任务五月二十五日，红一师第一团在安顺场胜利地渡过了大渡河。但是这里水流太急，不能架桥，渡口又只有几只小船，往返一次需要数十分钟，数万大军如果只靠这几只小船来渡河，不知要花费多少时日。同时，蒋介石正在命令四川军阀杨森等部坚堵大渡河，并命令薛岳、周浑元部衔尾猛追。太平天国石达开就是在安顺场被清兵最后消灭的。蒋介石也梦想着把红军变成第二个石达开。当时，很多爱国进步的人们也都在忧虑：红军会不会走石达开的道路? 为了迅速渡过大渡河，粉碎反革命前后夹击合围的阴谋，必须火速夺下泸定桥。我们左路军前卫红四团，就是在这紧急的情况下，迅速接受夺取泸定桥的任务的。红一师为右路军，渡过大渡河后沿东岸北进，策应我二师四团夺取泸定桥。胜利的第一天二十七日清晨，我团从安顺场出发，沿大渡河西岸，奔向泸定桥。全程三百二十里，命令规定三天赶到，路，是婉蜒曲折、忽起忽伏的单边羊肠小路，左边是高入云霄刀劈一样的峭壁，山腰上是终年不化的积雪，银光耀眼，寒气袭人；右边是深达数丈、波涛汹涌的大渡河，稍不小心就有掉下去的危险。但大家并没有把这危险放在心上，只有一个想法：加速前进，快些拿下沪定桥。大概走了三十多里路的光景，河对岸的敌军便开始向我们射击了。为了避免无谓伤亡，只得绕路爬山，绕出十多里。这样花费了不少时间。走了约六十里路，前面隆起了一座大山。先头连忽然和敌人一个连遭遇，勇土们好象猛虎见了群羊，只一个锰冲，就把敌人打垮了。这山有十多里高，翻过山是一条小河，桥已被敌人毁掉了。河虽然不宽，但很深，徒涉不能过去。一营立刻组织部队砍树架桥。打了胜仗，跑路更有劲了。我们迎着零星的枪声，继续爬山。突然，侦察员飞奔回来报告：在我左前方的一个大山场里，发现约有一个营的敌人把守，堵住了我们的去路。我和团长王开湘同志领着干部跑步前进，去侦察地形。这座山中间只有一条小路，陡得象座天梯，仰头向上看，这帽子都要掉下来。山顶和隘口上，筑了碉堡。右边靠河，无路可绕。看样子，正面和右面是无论如何冲不上去的。左面也是凌空直立的悬崖，崖壁上稀落地长着一些小树和荆棘。崖顶连接着更高的山峰。经过仔细侦察后断定：爬上左面的悬崖定可抄到敌人的侧背，从敌人的屁股后面袭取这个隘口。我们立即命令三营长曾庆林和总支书记罗华生同志带一个连坚决从左边爬上去，并组织其他两个连从正面佯攻。敌人疯狂地打着机枪，封锁着路口。不到一个钟头，就从敌人后面传来了枪声。我们乘势从正面发起猛攻，前后来击，敌人很快便被打下去了。接着一个猛追，敌人三个连完全被消灭在山崖脚下，活捉营、连长各一，俘虏二百多人。敌人本想凭险坚守，阻挡我们前进，但我们发起猛追以后，前进的速度反而加快了。一天二百四十里第二天，我们比原来命令规定的时间提前一小时吃饭，五点钟就出发了。才走了几里地，军委又来了命令，限我们二十九日夺下泸定桥。“二十九号！”二十九号就是明天！从这里到泸定桥还有二百四十里，也就是说两天的路我们必须一天走完。谁也没料到任务会变得这样紧急二百四十里路就是一个大难题！路，是要人走的，少一步都不行啊！而且还要突破敌人的重重堵击。但这关系全军的重大任务，一定要坚决执行，不容许一分钟、一秒钟的迟疑。泸定桥本来有敌人两个团防守，现在又有两个旅正向泸定桥增援。他们以一部兵力阻止我红一师前进，大部分沿河东岸北上，跟我们隔河齐头前进。如果我们比敌人早到泸定桥，胜利就有希望，不然，要想通过泸定桥就很困难，甚至不可能了。我们要和敌人抢时间！要和敌人赛跑！我们边行军边召集营、连干部和司令部、政治处干部，共同研究怎样完成这一紧急任务。我们提出的动员口号是：“红四团有光荣的战斗历史，坚决完成这一光荣任务，保持光荣传统！”“向夺取安顺场的红一团学习，和红一团比赛，坚决拿下泸定桥！”“任务是光荣的，又是十分艰巨的，我们要经得起考验！”要求部队在明天六时前赶到泸定桥。会后，大家便分头深入连队进行动员。我和总支书记罗华生同志，飞跑到行军队伍的最前头，站在一个小土墩上，向急行军的队伍进行政治鼓动。队伍象一阵风一样迎面卷来，又象一阵风一样从我们身边刮过去。但每一张脸，每一双眼睛，我都看得非常清楚。在走过的队伍中，“坚决完成任务，拿下泸定桥”的口号声，此伏彼起。这声音压倒了大渡河的怒涛，震撼山岳。队伍前进的速度更快了。在行军纵队中，忽然一族人凑拢在一起：这群人刚散开、接着出现了更多人群，他们一面跑，一面在激动地说着什么。这是连队的党支部委员会和党小组在一边行军，一边开会啊！时间逼得我们不可能停下来开会，必须在急行军中来讨论怎样完成党的任务了。紧急任务的动员工作刚做完，部队已接近猛虎岗。猛虎岗是一座上三、四十里下三、四十里的险恶高山，右傍大渡河，左面是更高酌山峰，中间只有一条羊肠小道。这是从安顺场到沪定桥的咽喉，山顶的隘口上有一个营的敌人扼守。这时候，正是大雾迷蒙，五步以外什么也看不见。敌人看不清我们在哪里，只是在工事里恐慌地、盲目地向我们前进方向乱放枪。我们利用大雾掩护着，组织部队摸上山去，并命令他们：不许放一枪，接近敌人后，用刺刀、手榴弹解决敌人。不多时，只听得“轰隆、轰隆……”一连串的手榴弹爆炸声，接着便杀声四起。吓破了胆的敌人，只好向后溃逃了。我先头营即向溃敌猛追，一直追击到接近摩西面村时，又同驻在该村的敌人一个营和一个团部遭遇。在我胜利矛头的冲击下，又把敌人打垮了，我们又占领了摩西面村。可恶的敌人又将村东河上的大桥破坏了，这使我们的行动增加了新的困难，耽误了两小时才架起桥。继续前进，一口气又跑了四、五十里。等我们赶到大渡河岸一个约有十多户人家的村子时，已是傍晚七点了。从这里到泸定桥还有一百一十里。困难一个接一个地来了。天不由人，突然大雨倾盆，电闪雷鸣，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部队一天没有吃上饭，肚子饿得实难支持。道路泥泞，更是走不快，牲口、行李都跟不上。在下猛虎岗的时候，我们已清楚地看见对岸的敌人仍然还和我们并肩前进。困难越是严重，越需要加强政治工作。我们向党支部，向所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积极分子说明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切困难，也说明了必须争取明天六时前赶到泸定桥。号召每人准备一个拐杖，走不动的扶着拐杖走；来不及做饭了，要大家嚼生米、喝凉水充饥。这号召，象一把火点燃起部队炽烈的战斗情绪。看样子，哪怕前面尽是刀山，他们都可以闯过去。然而，在这伸手不见掌的黑夜里，怎能走完这泥泞油滑的一百一十里路呢？这个问题象一块千斤重石压在我的心头。忽然，对岸山坳上出现了几点火光，刹那间变成了一长串的火炬。是敌人在点着火把赶路。敌人的火把给了我们启示。“我们也点火把走”，我脑子里闪出这样的想法，打算立即去同团长、参谋长、总支书记研究，但又一转念“敌我仅一河之隔， 如果敌人向我们联络，暴露了我们是红军，跟我们干起来，如何是好？”“事到万难须放胆”，我们决定利用今昨两天被消灭和打垮的三个营敌人的番号伪装自己，欺骗敌人。立即命令部队将全村老乡家的篱笆全部买下，每人绑一个火把，一班点一个，不许浪费，争取每小时走十里以上；并布置司号员先熟悉缴获的敌人的联络信号，准备在必要时同敌人“联络”；故人的部队都是四川人，我们也选出四川籍的同志和刚捉来的俘虏，准备来回答敌人的问话。为了加快行军速度，把所有牲口、行李、重武器连同团长和我的乘马在内，一律留下，由管理处长何敬之、副官邓光汉带一个排掩护，随后跟进。当时，我腿上的伤口还没有全好，走路有些不大方便，同志们——特别是团长都劝我骑着马走。这正是需要干部起模范作用的时候，哪能再骑马?我以挑战的口吻向大家说：“同志们，咱们一块走吧！看看论走的快!谁先走到泸定桥！”部队兴高采烈地高举火把向前挺进。两岸敌我的火把，交相辉映，远远望去，象两条飞舞的火龙把大渡河的河水映得通红。透过大渡河的波涛声，从对岸传来了清脆的军号声和微弱的喊声。“啥子部队啊！”敌人在向我们联络了。我们的司号员按敌人的联络信号，吹起了嘹亮的军号；四川籍的同志和俘虏也吊起嗓子大声作答。蠢猪似的敌人万想不到，大摇大摆地跟他们并排走的，就是他们所日夜梦想着要消灭的英雄红军，糊里糊涂地同我们一道走了二、三十里。后来，雨下的更大，到深夜十二点钟，对岸的那条火龙不见了，他们大概是怕苦不走了。这一情况立刻传遍全团，同志们纷纷议论着：抓紧好机会啊！快走，快走啊！一个跟着一个拼命地向前赶路。暴雨冲打着战士，山洪从峰顶宜泻大渡河，本来已经难走的羊肠小道，此刻被雨水冲洗得象浇上了一层油，滑的实在厉害。拐杖也不灵了，一不留神就来个倒栽葱，真说得上是三步一摔，五步一跌，队伍简直是在滚进。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不断有人打瞪睡。有的人走着走着就站住了，后面的推他：“走呀！前面的走远了！”这才恍然惊醒，又赶快跟上去。后来，大家干脆解下了绑腿，一条一条的接起来，前后拉着走。经过整夜的急行军，在第二天早晨六点多钟胜利地赶到了泸定桥，并占领了西岸及西桥头。这一天，除了打仗、架桥外整整赶了二百四十里路，真是飞毛腿呀！要桥不要枪我们占领了桥西的几座建筑物和一座天主教堂。战士们忙着做战斗准备，王团长和我领着营、连干部去察看地形。泸定桥真是个险要所在。就连我们这些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见关夺关的人，都不禁要倒吸一口凉气。往下看，褐红色的流水象瀑布一样从上游山峡间倾泻下来，冲击着河底参差耸立的恶石，溅起丈多高的白色浪花，流水声震耳欲聋。在这样的河里，就是一条小鱼，也休想停留片刻，徒涉、船渡都是完全不可能的。再看看桥吧。既不是石桥，也不是木桥，而是一条铁索桥。从东岸到西岸扯了十三根用粗铁环一个套一个联成的长铁索，每根有普通的饭碗粗。两边各两根，做成桥栏，底下并排九根，作为桥面。原来桥面上横铺着木板，现在，木板已被敌人搬到城里去了。只剩下悬挂着的铁索。在桥头的一块石碑上刻着两行诗句：“泸定桥边万重山，高峰入云千里长。”泸定桥东端就是泸定城。这座城一半在东山上，一半贴着大渡河岸，城墙高两丈余，西城门正堵住桥头，过了桥，必须通过城门，别无他路。城里驻着两个团的敌人，山坡上修筑了严密的工事，机枪集中在桥头附近，不断地向我们扫射，迫击炮弹也连珠般地飞过来。敌人凭着这样的天险，疯狂地向我们大声喊叫：“你们飞过来吧！我们交枪啦！”我们的战士则大声回答：“不要你们的枪，只要你们的桥。”看完地形以后，我们立即组织了一个营的火力，封锁河东岸敌人增援的道路。因为东岸和西岸一样，也只有一条依山傍水的小道，敌人只有经过那条路才能到泸定桥。紧按着，我们分头到连队进行夺桥的战斗动员。部队掀起了争取当夺桥突击队的热潮。各连都送来了突击队的名单，要求批准他们担任突击任务。中午，我们在天主教堂召开了全团干部会议，研究、批准突击队。会议刚开始，对岸打过来一排迫击炮弹，天主堂的屋顶被炸开了一个大窟窿，弹片、瓦片宜泻而下。大家却一动不动。我乘机进行鼓动：“敌人来给我们动员了，我们必须立即打过桥去。现在大家说说法让哪个连担任突击。”我刚说完，平时不爱说话的二连长廖大珠刷地站起来，他那矮而结实的身子激动得有点发抖，黝黑的脸一下子红到耳根，吃力地说：“一连过乌江立了功，成为渡乌江模范连， 我们要向一连学习，争取当夺取沪定桥的英雄连。”“夺桥任务非给我们三连不可，”急性子的三连长王有才没等廖大珠说完，就站了起来，他站在那里象座小铁塔，嘴巴象打机关枪：“我们三连哪一次战斗都没落后过，这次保证把桥拿下来。”最后，他又说：“不叫我们当突击队，我这个连长没法向战士们交代。”往后是一场激烈的争论，看样子谁也不愿意把这个任务让给别人，需要我们领导上指定了。我和团长研究后，王团长向干部们交代了夺桥的任务并指定二连任突击队。接着我站起来补充说：“要打仗有的是，咱们轮着干，上次接乌江是一连打头，这次轮到二连，由二连的二十二个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突击队，廖大珠同志任突击队长，我看很好，看大家有没有意见?”会场上响起了一片掌声，廖大珠高兴地跳起来。只有王有才垂着头，嘴里在叨咕着什么。“三连的任务也不轻，”我指着王有才说：“你连担任二梯队，跟着突击队冲，还要担任铺桥面的任务，让后续部队迅速冲进城去，看你还有什么意见？”这时候王有才才露出笑容。最后我们命令各连，让部队吃饱饭好打仗。会后，总支书记罗华生又亲自到二连去帮助进行突击准备工作。总攻在下午四点开始。团长和我在桥头指挥战斗。全团的司号员集中起来吹起冲锋号；所有的武器一齐向对岸敌人开火，军号声、枪炮声、喊杀声震撼山谷。二十二位突击英雄手持冲锋枪或短枪，背挂马刀，腰缠十二颗手榴弹，在廖大珠连长的率领下，冒着密集的枪弹，攀着桥栏，踏着铁索向对岸冲去。跟着他们前进的是三连长王有才率领的第三连。他们除携带的武器外，每人扛一块木板，边铺桥，边冲锋。当突击队刚冲到对面桥头，西城门突然烧起冲天大火。敌人企图用火把我们挡在桥上，用火力消灭我们。火光照红了半边天，桥头被熊熊大火包围住了。这正是千钧一发的时刻。二十二位英雄看到城门口漫天大火，似乎愣了一下，站在我和团长身边的人一齐大声喊道：“同志们！这是胜利的关键！冲进去呀！不怕火呀！迟疑不得！冲啊！敌人垮了。”这喊声给了英雄们勇气、决心和力量，在宏亮的冲锋号声中，他们神速地向着火里冲去了。冲在前面的廖大珠的帽子着了火，他扔掉了帽子，光着头继续往前冲，其余的突击队员们也紧跟着廖连长穿过火焰一直冲进街去。巷战在街口展开了。敌人集中全力反扑过来，二十二位英雄的子弹、手榴弹都打光了，形势万分紧急，眼看支持不住了。正在这个严重关头，王有才连长带着三连冲进去了，接着团长和我率领着后续部队也迅速过桥进了城。经过两小时的激战，两个团的敌人被消灭大半，剩下的狼狈逃窜。黄昏，我全部占领沪定城，牢靠地控制了泸定桥。当前的首要任务是防止敌人的反扑，确保泸定桥的安全。我们立即派出配属我团指挥的军团教导营向打箭炉方向警戒，因为那里尚有敌人的几个团。为了对付向泸定桥增援的两旅敌人，我们派出一个营沿河向南发展。晚上十时，尖兵排打响了，当时，我们估计是敌人的援兵赶到，准备再作一场苦战。该营一部分部队占领了阵地，组织了一个冲锋，遇到了一个伤兵，一问却是我红一师三团的同志，这才知道一师已经赶到。准备同敌人作殊死战的紧张心情，顿时轻松下来。原来敌人的两个旅被我红一师追上，在城南六十里竹林坪地区打了一仗，后来敌人怕我们两面夹攻，慌张地向化林坪方向跑了。我们立即派人迎接随红一师前进的刘伯承总参谋长和聂荣臻政委进入沪定城，大家见了面，十分欢喜。已经是下半夜两点钟了，刘伯承总参谋长仍兴致勃勃地要我带他和聂政委去看泸定桥。我提着马灯，陪着他们从桥东走向桥西。刘伯承总参谋长对每根铁索甚至铁环都看的十分仔细，好象要把整座泸定桥印在自己的脑海里。从桥西折回桥中央的时候，他停住脚步，扶住桥栏，俯视大渡河的急流，着力地在桥板上连蹬三脚，感慨地说：“泸定桥！泸定桥! 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从缴获到的敌人文件中，蹈出了一份刘文辉拍发的紧急通报。这份通报说，我军己面临石达开第二的危境；说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消灭共军，在此一举。敌人的这种幻想，很快就彻底破灭了。我们走的虽然是石达开走过的旧路，但我们不会陷入历史的覆辙。因为我们是中国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人民武装。第三天，军团的主力来到了。接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带着中央机关上来了。千军万马从这英雄的泸定桥渡过了天险大渡河。

五月二十五日，红一师第一团在安顺场胜利地渡过了大渡河。但是这里水流太急，不能架桥，渡口又只有几只小船，往返一次需要数十分钟，数万大军如果只靠这几只小船来渡河，不知要花费多少时日。同时，蒋介石正在命令四川军阀杨森等部坚堵大渡河，并命令薛岳、周浑元部衔尾猛追。太平天国石达开就是在安顺场被清兵最后消灭的。蒋介石也梦想着把红军变成第二个石达开。当时，很多爱国进步的人们也都在忧虑：红军会不会走石达开的道路? 为了迅速渡过大渡河，粉碎反革命前后夹击合围的阴谋，必须火速夺下泸定桥。我们左路军前卫红四团，就是在这紧急的情况下，迅速接受夺取泸定桥的任务的。红一师为右路军，渡过大渡河后沿东岸北进，策应我二师四团夺取泸定桥。 胜利的第一天 二十七日清晨，我团从安顺场出发，沿大渡河西岸，奔向泸定桥。全程三百二十里，命令规定三天赶到，路，是婉蜒曲折、忽起忽伏的单边羊肠小路，左边是高入云霄刀劈一样的峭壁，山腰上是终年不化的积雪，银光耀眼，寒气袭人；右边是深达数丈、波涛汹涌的大渡河，稍不小心就有掉下去的危险。但大家并没有把这危险放在心上，只有一个想法：加速前进，快些拿下沪定桥。 大概走了三十多里路的光景，河对岸的敌军便开始向我们射击了。为了避免无谓伤亡，只得绕路爬山，绕出十多里。这样花费了不少时间。 走了约六十里路，前面隆起了一座大山。先头连忽然和敌人一个连遭遇，勇土们好象猛虎见了群羊，只一个锰冲，就把敌人打垮了。这山有十多里高，翻过山是一条小河，桥已被敌人毁掉了。河虽然不宽，但很深，徒涉不能过去。一营立刻组织部队砍树架桥。 打了胜仗，跑路更有劲了。我们迎着零星的枪声，继续爬山。突然，侦察员飞奔回来报告：在我左前方的一个大山场里，发现约有一个营的敌人把守，堵住了我们的去路。我和团长王开湘同志领着干部跑步前进，去侦察地形。这座山中间只有一条小路，陡得象座天梯，仰头向上看，这帽子都要掉下来。山顶和隘口上，筑了碉堡。右边靠河，无路可绕。看样子，正面和右面是无论如何冲不上去的。左面也是凌空直立的悬崖，崖壁上稀落地长着一些小树和荆棘。崖顶连接着更高的山峰。经过仔细侦察后断定：爬上左面的悬崖定可抄到敌人的侧背，从敌人的屁股后面袭取这个隘口。我们立即命令三营长曾庆林和总支书记罗华生同志带一个连坚决从左边爬上去，并组织其他两个连从正面佯攻。 敌人疯狂地打着机枪，封锁着路口。不到一个钟头，就从敌人后面传来了枪声。我们乘势从正面发起猛攻，前后来击，敌人很快便被打下去了。接着一个猛追，敌人三个连完全被消灭在山崖脚下，活捉营、连长各一，俘虏二百多人。敌人本想凭险坚守，阻挡我们前进，但我们发起猛追以后，前进的速度反而加快了。 一天二百四十里 第二天，我们比原来命令规定的时间提前一小时吃饭，五点钟就出发了。才走了几里地，军委又来了命令，限我们二十九日夺下泸定桥。 “二十九号！”二十九号就是明天！从这里到泸定桥还有二百四十里，也就是说两天的路我们必须一天走完。谁也没料到任务会变得这样紧急二百四十里路就是一个大难题！路，是要人走的，少一步都不行啊！而且还要突破敌人的重重堵击。但这关系全军的重大任务，一定要坚决执行，不容许一分钟、一秒钟的迟疑。 泸定桥本来有敌人两个团防守，现在又有两个旅正向泸定桥增援。他们以一部兵力阻止我红一师前进，大部分沿河东岸北上，跟我们隔河齐头前进。如果我们比敌人早到泸定桥，胜利就有希望，不然，要想通过泸定桥就很困难，甚至不可能了。我们要和敌人抢时间！要和敌人赛跑！我们边行军边召集营、连干部和司令部、政治处干部，共同研究怎样完成这一紧急任务。我们提出的动员口号是：“红四团有光荣的战斗历史，坚决完成这一光荣任务，保持光荣传统！”“向夺取安顺场的红一团学习，和红一团比赛，坚决拿下泸定桥！”“任务是光荣的，又是十分艰巨的，我们要经得起考验！”要求部队在明天六时前赶到泸定桥。会后，大家便分头深入连队进行动员。 我和总支书记罗华生同志，飞跑到行军队伍的最前头，站在一个小土墩上，向急行军的队伍进行政治鼓动。队伍象一阵风一样迎面卷来，又象一阵风一样从我们身边刮过去。但每一张脸，每一双眼睛，我都看得非常清楚。在走过的队伍中，“坚决完成任务，拿下泸定桥”的口号声，此伏彼起。这声音压倒了大渡河的怒涛，震撼山岳。队伍前进的速度更快了。 在行军纵队中，忽然一族人凑拢在一起：这群人刚散开、接着出现了更多人群，他们一面跑，一面在激动地说着什么。这是连队的党支部委员会和党小组在一边行军，一边开会啊！时间逼得我们不可能停下来开会，必须在急行军中来讨论怎样完成党的任务了。 紧急任务的动员工作刚做完，部队已接近猛虎岗。 猛虎岗是一座上三、四十里下三、四十里的险恶高山，右傍大渡河，左面是更高酌山峰，中间只有一条羊肠小道。这是从安顺场到沪定桥的咽喉，山顶的隘口上有一个营的敌人扼守。这时候，正是大雾迷蒙，五步以外什么也看不见。敌人看不清我们在哪里，只是在工事里恐慌地、盲目地向我们前进方向乱放枪。我们利用大雾掩护着，组织部队摸上山去，并命令他们：不许放一枪，接近敌人后，用刺刀、手榴弹解决敌人。不多时，只听得“轰隆、轰隆……”一连串的手榴弹爆炸声，接着便杀声四起。吓破了胆的敌人，只好向后溃逃了。我先头营即向溃敌猛追，一直追击到接近摩西面村时，又同驻在该村的敌人一个营和一个团部遭遇。在我胜利矛头的冲击下，又把敌人打垮了，我们又占领了摩西面村。可恶的敌人又将村东河上的大桥破坏了，这使我们的行动增加了新的困难，耽误了两小时才架起桥。继续前进，一口气又跑了四、五十里。等我们赶到大渡河岸一个约有十多户人家的村子时，已是傍晚七点了。从这里到泸定桥还有一百一十里。 困难一个接一个地来了。天不由人，突然大雨倾盆，电闪雷鸣，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部队一天没有吃上饭，肚子饿得实难支持。道路泥泞，更是走不快，牲口、行李都跟不上。在下猛虎岗的时候，我们已清楚地看见对岸的敌人仍然还和我们并肩前进。 困难越是严重，越需要加强政治工作。我们向党支部，向所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积极分子说明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切困难，也说明了必须争取明天六时前赶到泸定桥。号召每人准备一个拐杖，走不动的扶着拐杖走；来不及做饭了，要大家嚼生米、喝凉水充饥。这号召，象一把火点燃起部队炽烈的战斗情绪。看样子，哪怕前面尽是刀山，他们都可以闯过去。然而，在这伸手不见掌的黑夜里，怎能走完这泥泞油滑的一百一十里路呢？这个问题象一块千斤重石压在我的心头。 忽然，对岸山坳上出现了几点火光，刹那间变成了一长串的火炬。是敌人在点着火把赶路。敌人的火把给了我们启示。“我们也点火把走”，我脑子里闪出这样的想法，打算立即去同团长、参谋长、总支书记研究，但又一转念“敌我仅一河之隔， 如果敌人向我们联络，暴露了我们是红军，跟我们干起来，如何是好？” “事到万难须放胆”，我们决定利用今昨两天被消灭和打垮的三个营敌人的番号伪装自己，欺骗敌人。立即命令部队将全村老乡家的篱笆全部买下，每人绑一个火把，一班点一个，不许浪费，争取每小时走十里以上；并布置司号员先熟悉缴获的敌人的联络信号，准备在必要时同敌人“联络”；故人的部队都是四川人，我们也选出四川籍的同志和刚捉来的俘虏，准备来回答敌人的问话。为了加快行军速度，把所有牲口、行李、重武器连同团长和我的乘马在内，一律留下，由管理处长何敬之、副官邓光汉带一个排掩护，随后跟进。 当时，我腿上的伤口还没有全好，走路有些不大方便，同志们——特别是团长都劝我骑着马走。这正是需要干部起模范作用的时候，哪能再骑马?我以挑战的口吻向大家说：“同志们，咱们一块走吧！看看论走的快!谁先走到泸定桥！” 部队兴高采烈地高举火把向前挺进。两岸敌我的火把，交相辉映，远远望去，象两条飞舞的火龙把大渡河的河水映得通红。透过大渡河的波涛声，从对岸传来了清脆的军号声和微弱的喊声。“啥子部队啊！”敌人在向我们联络了。我们的司号员按敌人的联络信号，吹起了嘹亮的军号；四川籍的同志和俘虏也吊起嗓子大声作答。蠢猪似的敌人万想不到，大摇大摆地跟他们并排走的，就是他们所日夜梦想着要消灭的英雄红军，糊里糊涂地同我们一道走了二、三十里。后来，雨下的更大，到深夜十二点钟，对岸的那条火龙不见了，他们大概是怕苦不走了。这一情况立刻传遍全团，同志们纷纷议论着：抓紧好机会啊！快走，快走啊！一个跟着一个拼命地向前赶路。 暴雨冲打着战士，山洪从峰顶宜泻大渡河，本来已经难走的羊肠小道，此刻被雨水冲洗得象浇上了一层油，滑的实在厉害。拐杖也不灵了，一不留神就来个倒栽葱，真说得上是三步一摔，五步一跌，队伍简直是在滚进。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不断有人打瞪睡。有的人走着走着就站住了，后面的推他：“走呀！前面的走远了！”这才恍然惊醒，又赶快跟上去。后来，大家干脆解下了绑腿，一条一条的接起来，前后拉着走。 经过整夜的急行军，在第二天早晨六点多钟胜利地赶到了泸定桥，并占领了西岸及西桥头。这一天，除了打仗、架桥外整整赶了二百四十里路，真是飞毛腿呀！ 要桥不要枪 我们占领了桥西的几座建筑物和一座天主教堂。战士们忙着做战斗准备，王团长和我领着营、连干部去察看地形。 泸定桥真是个险要所在。就连我们这些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见关夺关的人，都不禁要倒吸一口凉气。往下看，褐红色的流水象瀑布一样从上游山峡间倾泻下来，冲击着河底参差耸立的恶石，溅起丈多高的白色浪花，流水声震耳欲聋。在这样的河里，就是一条小鱼，也休想停留片刻，徒涉、船渡都是完全不可能的。 再看看桥吧。既不是石桥，也不是木桥，而是一条铁索桥。从东岸到西岸扯了十三根用粗铁环一个套一个联成的长铁索，每根有普通的饭碗粗。两边各两根，做成桥栏，底下并排九根，作为桥面。原来桥面上横铺着木板，现在，木板已被敌人搬到城里去了。只剩下悬挂着的铁索。在桥头的一块石碑上刻着两行诗句：“泸定桥边万重山，高峰入云千里长。” 泸定桥东端就是泸定城。这座城一半在东山上，一半贴着大渡河岸，城墙高两丈余，西城门正堵住桥头，过了桥，必须通过城门，别无他路。城里驻着两个团的敌人，山坡上修筑了严密的工事，机枪集中在桥头附近，不断地向我们扫射，迫击炮弹也连珠般地飞过来。敌人凭着这样的天险，疯狂地向我们大声喊叫：“你们飞过来吧！我们交枪啦！”我们的战士则大声回答：“不要你们的枪，只要你们的桥。” 看完地形以后，我们立即组织了一个营的火力，封锁河东岸敌人增援的道路。因为东岸和西岸一样，也只有一条依山傍水的小道，敌人只有经过那条路才能到泸定桥。 紧按着，我们分头到连队进行夺桥的战斗动员。部队掀起了争取当夺桥突击队的热潮。各连都送来了突击队的名单，要求批准他们担任突击任务。 中午，我们在天主教堂召开了全团干部会议，研究、批准突击队。会议刚开始，对岸打过来一排迫击炮弹，天主堂的屋顶被炸开了一个大窟窿，弹片、瓦片宜泻而下。大家却一动不动。我乘机进行鼓动：“敌人来给我们动员了，我们必须立即打过桥去。现在大家说说法让哪个连担任突击。”我刚说完，平时不爱说话的二连长廖大珠刷地站起来，他那矮而结实的身子激动得有点发抖，黝黑的脸一下子红到耳根，吃力地说： “一连过乌江立了功，成为渡乌江模范连， 我们要向一连学习，争取当夺取沪定桥的英雄连。” “夺桥任务非给我们三连不可，”急性子的三连长王有才没等廖大珠说完，就站了起来，他站在那里象座小铁塔，嘴巴象打机关枪：“我们三连哪一次战斗都没落后过，这次保证把桥拿下来。”最后，他又说：“不叫我们当突击队，我这个连长没法向战士们交代。”往后是一场激烈的争论，看样子谁也不愿意把这个任务让给别人，需要我们领导上指定了。我和团长研究后，王团长向干部们交代了夺桥的任务并指定二连任突击队。接着我站起来补充说：“要打仗有的是，咱们轮着干，上次接乌江是一连打头，这次轮到二连，由二连的二十二个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突击队，廖大珠同志任突击队长，我看很好，看大家有没有意见?”会场上响起了一片掌声，廖大珠高兴地跳起来。只有王有才垂着头，嘴里在叨咕着什么。“三连的任务也不轻，”我指着王有才说：“你连担任二梯队，跟着突击队冲，还要担任铺桥面的任务，让后续部队迅速冲进城去，看你还有什么意见？”这时候王有才才露出笑容。最后我们命令各连，让部队吃饱饭好打仗。会后，总支书记罗华生又亲自到二连去帮助进行突击准备工作。 总攻在下午四点开始。团长和我在桥头指挥战斗。全团的司号员集中起来吹起冲锋号；所有的武器一齐向对岸敌人开火，军号声、枪炮声、喊杀声震撼山谷。二十二位突击英雄手持冲锋枪或短枪，背挂马刀，腰缠十二颗手榴弹，在廖大珠连长的率领下，冒着密集的枪弹，攀着桥栏，踏着铁索向对岸冲去。跟着他们前进的是三连长王有才率领的第三连。他们除携带的武器外，每人扛一块木板，边铺桥，边冲锋。 当突击队刚冲到对面桥头，西城门突然烧起冲天大火。敌人企图用火把我们挡在桥上，用火力消灭我们。火光照红了半边天，桥头被熊熊大火包围住了。 这正是千钧一发的时刻。二十二位英雄看到城门口漫天大火，似乎愣了一下，站在我和团长身边的人一齐大声喊道：“同志们！这是胜利的关键！冲进去呀！不怕火呀！迟疑不得！冲啊！敌人垮了。”这喊声给了英雄们勇气、决心和力量，在宏亮的冲锋号声中，他们神速地向着火里冲去了。冲在前面的廖大珠的帽子着了火，他扔掉了帽子，光着头继续往前冲，其余的突击队员们也紧跟着廖连长穿过火焰一直冲进街去。巷战在街口展开了。敌人集中全力反扑过来，二十二位英雄的子弹、手榴弹都打光了，形势万分紧急，眼看支持不住了。正在这个严重关头，王有才连长带着三连冲进去了，接着团长和我率领着后续部队也迅速过桥进了城。经过两小时的激战，两个团的敌人被消灭大半，剩下的狼狈逃窜。黄昏，我全部占领沪定城，牢靠地控制了泸定桥。 当前的首要任务是防止敌人的反扑，确保泸定桥的安全。我们立即派出配属我团指挥的军团教导营向打箭炉方向警戒，因为那里尚有敌人的几个团。为了对付向泸定桥增援的两旅敌人，我们派出一个营沿河向南发展。 晚上十时，尖兵排打响了，当时，我们估计是敌人的援兵赶到，准备再作一场苦战。该营一部分部队占领了阵地，组织了一个冲锋，遇到了一个伤兵，一问却是我红一师三团的同志，这才知道一师已经赶到。准备同敌人作殊死战的紧张心情，顿时轻松下来。原来敌人的两个旅被我红一师追上，在城南六十里竹林坪地区打了一仗，后来敌人怕我们两面夹攻，慌张地向化林坪方向跑了。我们立即派人迎接随红一师前进的刘伯承总参谋长和聂荣臻政委进入沪定城，大家见了面，十分欢喜。 已经是下半夜两点钟了，刘伯承总参谋长仍兴致勃勃地要我带他和聂政委去看泸定桥。我提着马灯，陪着他们从桥东走向桥西。刘伯承总参谋长对每根铁索甚至铁环都看的十分仔细，好象要把整座泸定桥印在自己的脑海里。从桥西折回桥中央的时候，他停住脚步，扶住桥栏，俯视大渡河的急流，着力地在桥板上连蹬三脚，感慨地说：“泸定桥！泸定桥! 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从缴获到的敌人文件中，蹈出了一份刘文辉拍发的紧急通报。这份通报说，我军己面临石达开第二的危境；说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消灭共军，在此一举。敌人的这种幻想，很快就彻底破灭了。我们走的虽然是石达开走过的旧路，但我们不会陷入历史的覆辙。因为我们是中国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人民武装。 第三天，军团的主力来到了。接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带着中央机关上来了。千军万马从这英雄的泸定桥渡过了天险大渡河。

长征故事－－飞夺泸定桥光荣的任务五月二十五日，红一师第一团在安顺场胜利地渡过了大渡河。但是这里水流太急，不能架桥，渡口又只有几只小船，往返一次需要数十分钟，数万大军如果只靠这几只小船来渡河，不知要花费多少时日。同时，蒋介石正在命令四川军阀杨森等部坚堵大渡河，并命令薛岳、周浑元部衔尾猛追。太平天国石达开就是在安顺场被清兵最后消灭的。蒋介石也梦想着把红军变成第二个石达开。当时，很多爱国进步的人们也都在忧虑：红军会不会走石达开的道路?为了迅速渡过大渡河，粉碎反革命前后夹击合围的阴谋，必须火速夺下泸定桥。我们左路军前卫红四团，就是在这紧急的情况下，迅速接受夺取泸定桥的任务的。红一师为右路军，渡过大渡河后沿东岸北进，策应我二师四团夺取泸定桥。胜利的第一天二十七日清晨，我团从安顺场出发，沿大渡河西岸，奔向泸定桥。全程三百二十里，命令规定三天赶到，路，是婉蜒曲折、忽起忽伏的单边羊肠小路，左边是高入云霄刀劈一样的峭壁，山腰上是终年不化的积雪，银光耀眼，寒气袭人；右边是深达数丈、波涛汹涌的大渡河，稍不小心就有掉下去的危险。但大家并没有把这危险放在心上，只有一个想法：加速前进，快些拿下沪定桥。大概走了三十多里路的光景，河对岸的敌军便开始向我们射击了。为了避免无谓伤亡，只得绕路爬山，绕出十多里。这样花费了不少时间。走了约六十里路，前面隆起了一座大山。先头连忽然和敌人一个连遭遇，勇土们好象猛虎见了群羊，只一个锰冲，就把敌人打垮了。这山有十多里高，翻过山是一条小河，桥已被敌人毁掉了。河虽然不宽，但很深，徒涉不能过去。一营立刻组织部队砍树架桥。打了胜仗，跑路更有劲了。我们迎着零星的枪声，继续爬山。突然，侦察员飞奔回来报告：在我左前方的一个大山场里，发现约有一个营的敌人把守，堵住了我们的去路。我和团长王开湘同志领着干部跑步前进，去侦察地形。这座山中间只有一条小路，陡得象座天梯，仰头向上看，这帽子都要掉下来。山顶和隘口上，筑了碉堡。右边靠河，无路可绕。看样子，正面和右面是无论如何冲不上去的。左面也是凌空直立的悬崖，崖壁上稀落地长着一些小树和荆棘。崖顶连接着更高的山峰。经过仔细侦察后断定：爬上左面的悬崖定可抄到敌人的侧背，从敌人的屁股后面袭取这个隘口。我们立即命令三营长曾庆林和总支书记罗华生同志带一个连坚决从左边爬上去，并组织其他两个连从正面佯攻。敌人疯狂地打着机枪，封锁着路口。不到一个钟头，就从敌人后面传来了枪声。我们乘势从正面发起猛攻，前后来击，敌人很快便被打下去了。接着一个猛追，敌人三个连完全被消灭在山崖脚下，活捉营、连长各一，俘虏二百多人。敌人本想凭险坚守，阻挡我们前进，但我们发起猛追以后，前进的速度反而加快了。一天二百四十里第二天，我们比原来命令规定的时间提前一小时吃饭，五点钟就出发了。才走了几里地，军委又来了命令，限我们二十九日夺下泸定桥。“二十九号！”二十九号就是明天！从这里到泸定桥还有二百四十里，也就是说两天的路我们必须一天走完。谁也没料到任务会变得这样紧急二百四十里路就是一个大难题！路，是要人走的，少一步都不行啊！而且还要突破敌人的重重堵击。但这关系全军的重大任务，一定要坚决执行，不容许一分钟、一秒钟的迟疑。泸定桥本来有敌人两个团防守，现在又有两个旅正向泸定桥增援。他们以一部兵力阻止我红一师前进，大部分沿河东岸北上，跟我们隔河齐头前进。如果我们比敌人早到泸定桥，胜利就有希望，不然，要想通过泸定桥就很困难，甚至不可能了。我们要和敌人抢时间！要和敌人赛跑！我们边行军边召集营、连干部和司令部、政治处干部，共同研究怎样完成这一紧急任务。我们提出的动员口号是：“红四团有光荣的战斗历史，坚决完成这一光荣任务，保持光荣传统！”“向夺取安顺场的红一团学习，和红一团比赛，坚决拿下泸定桥！”“任务是光荣的，又是十分艰巨的，我们要经得起考验！”要求部队在明天六时前赶到泸定桥。会后，大家便分头深入连队进行动员。我和总支书记罗华生同志，飞跑到行军队伍的最前头，站在一个小土墩上，向急行军的队伍进行政治鼓动。队伍象一阵风一样迎面卷来，又象一阵风一样从我们身边刮过去。但每一张脸，每一双眼睛，我都看得非常清楚。在走过的队伍中，“坚决完成任务，拿下泸定桥”的口号声，此伏彼起。这声音压倒了大渡河的怒涛，震撼山岳。队伍前进的速度更快了。在行军纵队中，忽然一族人凑拢在一起：这群人刚散开、接着出现了更多人群，他们一面跑，一面在激动地说着什么。这是连队的党支部委员会和党小组在一边行军，一边开会啊！时间逼得我们不可能停下来开会，必须在急行军中来讨论怎样完成党的任务了。紧急任务的动员工作刚做完，部队已接近猛虎岗。猛虎岗是一座上三、四十里下三、四十里的险恶高山，右傍大渡河，左面是更高酌山峰，中间只有一条羊肠小道。这是从安顺场到沪定桥的咽喉，山顶的隘口上有一个营的敌人扼守。这时候，正是大雾迷蒙，五步以外什么也看不见。敌人看不清我们在哪里，只是在工事里恐慌地、盲目地向我们前进方向乱放枪。我们利用大雾掩护着，组织部队摸上山去，并命令他们：不许放一枪，接近敌人后，用刺刀、手榴弹解决敌人。不多时，只听得“轰隆、轰隆……”一连串的手榴弹爆炸声，接着便杀声四起。吓破了胆的敌人，只好向后溃逃了。我先头营即向溃敌猛追，一直追击到接近摩西面村时，又同驻在该村的敌人一个营和一个团部遭遇。在我胜利矛头的冲击下，又把敌人打垮了，我们又占领了摩西面村。可恶的敌人又将村东河上的大桥破坏了，这使我们的行动增加了新的困难，耽误了两小时才架起桥。继续前进，一口气又跑了四、五十里。等我们赶到大渡河岸一个约有十多户人家的村子时，已是傍晚七点了。从这里到泸定桥还有一百一十里。困难一个接一个地来了。天不由人，突然大雨倾盆，电闪雷鸣，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部队一天没有吃上饭，肚子饿得实难支持。道路泥泞，更是走不快，牲口、行李都跟不上。在下猛虎岗的时候，我们已清楚地看见对岸的敌人仍然还和我们并肩前进。困难越是严重，越需要加强政治工作。我们向党支部，向所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积极分子说明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切困难，也说明了必须争取明天六时前赶到泸定桥。号召每人准备一个拐杖，走不动的扶着拐杖走；来不及做饭了，要大家嚼生米、喝凉水充饥。这号召，象一把火点燃起部队炽烈的战斗情绪。看样子，哪怕前面尽是刀山，他们都可以闯过去。然而，在这伸手不见掌的黑夜里，怎能走完这泥泞油滑的一百一十里路呢？这个问题象一块千斤重石压在我的心头。忽然，对岸山坳上出现了几点火光，刹那间变成了一长串的火炬。是敌人在点着火把赶路。敌人的火把给了我们启示。“我们也点火把走”，我脑子里闪出这样的想法，打算立即去同团长、参谋长、总支书记研究，但又一转念“敌我仅一河之隔， 如果敌人向我们联络，暴露了我们是红军，跟我们干起来，如何是好？”“事到万难须放胆”，我们决定利用今昨两天被消灭和打垮的三个营敌人的番号伪装自己，欺骗敌人。立即命令部队将全村老乡家的篱笆全部买下，每人绑一个火把，一班点一个，不许浪费，争取每小时走十里以上；并布置司号员先熟悉缴获的敌人的联络信号，准备在必要时同敌人“联络”；故人的部队都是四川人，我们也选出四川籍的同志和刚捉来的俘虏，准备来回答敌人的问话。为了加快行军速度，把所有牲口、行李、重武器连同团长和我的乘马在内，一律留下，由管理处长何敬之、副官邓光汉带一个排掩护，随后跟进。当时，我腿上的伤口还没有全好，走路有些不大方便，同志们——特别是团长都劝我骑着马走。这正是需要干部起模范作用的时候，哪能再骑马?我以挑战的口吻向大家说：“同志们，咱们一块走吧！看看论走的快!谁先走到泸定桥！”部队兴高采烈地高举火把向前挺进。两岸敌我的火把，交相辉映，远远望去，象两条飞舞的火龙把大渡河的河水映得通红。透过大渡河的波涛声，从对岸传来了清脆的军号声和微弱的喊声。“啥子部队啊！”敌人在向我们联络了。我们的司号员按敌人的联络信号，吹起了嘹亮的军号；四川籍的同志和俘虏也吊起嗓子大声作答。蠢猪似的敌人万想不到，大摇大摆地跟他们并排走的，就是他们所日夜梦想着要消灭的英雄红军，糊里糊涂地同我们一道走了二、三十里。后来，雨下的更大，到深夜十二点钟，对岸的那条火龙不见了，他们大概是怕苦不走了。这一情况立刻传遍全团，同志们纷纷议论着：抓紧好机会啊！快走，快走啊！一个跟着一个拼命地向前赶路。暴雨冲打着战士，山洪从峰顶宜泻大渡河，本来已经难走的羊肠小道，此刻被雨水冲洗得象浇上了一层油，滑的实在厉害。拐杖也不灵了，一不留神就来个倒栽葱，真说得上是三步一摔，五步一跌，队伍简直是在滚进。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不断有人打瞪睡。有的人走着走着就站住了，后面的推他：“走呀！前面的走远了！”这才恍然惊醒，又赶快跟上去。后来，大家干脆解下了绑腿，一条一条的接起来，前后拉着走。经过整夜的急行军，在第二天早晨六点多钟胜利地赶到了泸定桥，并占领了西岸及西桥头。这一天，除了打仗、架桥外整整赶了二百四十里路，真是飞毛腿呀！要桥不要枪我们占领了桥西的几座建筑物和一座天主教堂。战士们忙着做战斗准备，王团长和我领着营、连干部去察看地形。泸定桥真是个险要所在。就连我们这些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见关夺关的人，都不禁要倒吸一口凉气。往下看，褐红色的流水象瀑布一样从上游山峡间倾泻下来，冲击着河底参差耸立的恶石，溅起丈多高的白色浪花，流水声震耳欲聋。在这样的河里，就是一条小鱼，也休想停留片刻，徒涉、船渡都是完全不可能的。再看看桥吧。既不是石桥，也不是木桥，而是一条铁索桥。从东岸到西岸扯了十三根用粗铁环一个套一个联成的长铁索，每根有普通的饭碗粗。两边各两根，做成桥栏，底下并排九根，作为桥面。原来桥面上横铺着木板，现在，木板已被敌人搬到城里去了。只剩下悬挂着的铁索。在桥头的一块石碑上刻着两行诗句：“泸定桥边万重山，高峰入云千里长。”泸定桥东端就是泸定城。这座城一半在东山上，一半贴着大渡河岸，城墙高两丈余，西城门正堵住桥头，过了桥，必须通过城门，别无他路。城里驻着两个团的敌人，山坡上修筑了严密的工事，机枪集中在桥头附近，不断地向我们扫射，迫击炮弹也连珠般地飞过来。敌人凭着这样的天险，疯狂地向我们大声喊叫：“你们飞过来吧！我们交枪啦！”我们的战士则大声回答：“不要你们的枪，只要你们的桥。”看完地形以后，我们立即组织了一个营的火力，封锁河东岸敌人增援的道路。因为东岸和西岸一样，也只有一条依山傍水的小道，敌人只有经过那条路才能到泸定桥。紧按着，我们分头到连队进行夺桥的战斗动员。部队掀起了争取当夺桥突击队的热潮。各连都送来了突击队的名单，要求批准他们担任突击任务。中午，我们在天主教堂召开了全团干部会议，研究、批准突击队。会议刚开始，对岸打过来一排迫击炮弹，天主堂的屋顶被炸开了一个大窟窿，弹片、瓦片宜泻而下。大家却一动不动。我乘机进行鼓动：“敌人来给我们动员了，我们必须立即打过桥去。现在大家说说法让哪个连担任突击。”我刚说完，平时不爱说话的二连长廖大珠刷地站起来，他那矮而结实的身子激动得有点发抖，黝黑的脸一下子红到耳根，吃力地说：“一连过乌江立了功，成为渡乌江模范连， 我们要向一连学习，争取当夺取沪定桥的英雄连。”“夺桥任务非给我们三连不可，”急性子的三连长王有才没等廖大珠说完，就站了起来，他站在那里象座小铁塔，嘴巴象打机关枪：“我们三连哪一次战斗都没落后过，这次保证把桥拿下来。”最后，他又说：“不叫我们当突击队，我这个连长没法向战士们交代。”往后是一场激烈的争论，看样子谁也不愿意把这个任务让给别人，需要我们领导上指定了。我和团长研究后，王团长向干部们交代了夺桥的任务并指定二连任突击队。接着我站起来补充说：“要打仗有的是，咱们轮着干，上次接乌江是一连打头，这次轮到二连，由二连的二十二个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突击队，廖大珠同志任突击队长，我看很好，看大家有没有意见?”会场上响起了一片掌声，廖大珠高兴地跳起来。只有王有才垂着头，嘴里在叨咕着什么。“三连的任务也不轻，”我指着王有才说：“你连担任二梯队，跟着突击队冲，还要担任铺桥面的任务，让后续部队迅速冲进城去，看你还有什么意见？”这时候王有才才露出笑容。最后我们命令各连，让部队吃饱饭好打仗。会后，总支书记罗华生又亲自到二连去帮助进行突击准备工作。总攻在下午四点开始。团长和我在桥头指挥战斗。全团的司号员集中起来吹起冲锋号；所有的武器一齐向对岸敌人开火，军号声、枪炮声、喊杀声震撼山谷。二十二位突击英雄手持冲锋枪或短枪，背挂马刀，腰缠十二颗手榴弹，在廖大珠连长的率领下，冒着密集的枪弹，攀着桥栏，踏着铁索向对岸冲去。跟着他们前进的是三连长王有才率领的第三连。他们除携带的武器外，每人扛一块木板，边铺桥，边冲锋。当突击队刚冲到对面桥头，西城门突然烧起冲天大火。敌人企图用火把我们挡在桥上，用火力消灭我们。火光照红了半边天，桥头被熊熊大火包围住了。这正是千钧一发的时刻。二十二位英雄看到城门口漫天大火，似乎愣了一下，站在我和团长身边的人一齐大声喊道：“同志们！这是胜利的关键！冲进去呀！不怕火呀！迟疑不得！冲啊！敌人垮了。”这喊声给了英雄们勇气、决心和力量，在宏亮的冲锋号声中，他们神速地向着火里冲去了。冲在前面的廖大珠的帽子着了火，他扔掉了帽子，光着头继续往前冲，其余的突击队员们也紧跟着廖连长穿过火焰一直冲进街去。巷战在街口展开了。敌人集中全力反扑过来，二十二位英雄的子弹、手榴弹都打光了，形势万分紧急，眼看支持不住了。正在这个严重关头，王有才连长带着三连冲进去了，接着团长和我率领着后续部队也迅速过桥进了城。经过两小时的激战，两个团的敌人被消灭大半，剩下的狼狈逃窜。黄昏，我全部占领沪定城，牢靠地控制了泸定桥。当前的首要任务是防止敌人的反扑，确保泸定桥的安全。我们立即派出配属我团指挥的军团教导营向打箭炉方向警戒，因为那里尚有敌人的几个团。为了对付向泸定桥增援的两旅敌人，我们派出一个营沿河向南发展。晚上十时，尖兵排打响了，当时，我们估计是敌人的援兵赶到，准备再作一场苦战。该营一部分部队占领了阵地，组织了一个冲锋，遇到了一个伤兵，一问却是我红一师三团的同志，这才知道一师已经赶到。准备同敌人作殊死战的紧张心情，顿时轻松下来。原来敌人的两个旅被我红一师追上，在城南六十里竹林坪地区打了一仗，后来敌人怕我们两面夹攻，慌张地向化林坪方向跑了。我们立即派人迎接随红一师前进的刘伯承总参谋长和聂荣臻政委进入沪定城，大家见了面，十分欢喜。已经是下半夜两点钟了，刘伯承总参谋长仍兴致勃勃地要我带他和聂政委去看泸定桥。我提着马灯，陪着他们从桥东走向桥西。刘伯承总参谋长对每根铁索甚至铁环都看的十分仔细，好象要把整座泸定桥印在自己的脑海里。从桥西折回桥中央的时候，他停住脚步，扶住桥栏，俯视大渡河的急流，着力地在桥板上连蹬三脚，感慨地说：“泸定桥！泸定桥! 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从缴获到的敌人文件中，蹈出了一份刘文辉拍发的紧急通报。这份通报说，我军己面临石达开第二的危境；说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消灭共军，在此一举。敌人的这种幻想，很快就彻底破灭了。我们走的虽然是石达开走过的旧路，但我们不会陷入历史的覆辙。因为我们是中国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人民武装。第三天，军团的主力来到了。接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带着中央机关上来了。千军万马从这英雄的泸定桥渡过了天险大渡河。

在，现对外叫‘红一师"。

《军营大舞台》 20120910 军歌嘹亮 北京军区＂红一师＂专场演唱会

　　曹操统帅五十万大军杀气腾腾地直奔刘备驻地新野。当时，刘备手下的战将只有关羽、张飞和赵云，士兵不过三千人，难抵曹操大军。刘备打算率领部下逃到江陵，又不忍丢下百姓，于是只能日行十几里路。曹军追兵日行三百里，终在长坂坡追上刘军。刘备眷属失散，赵云几进曹军救出阿斗，但至当阳桥时却无力对付敌兵，幸好张飞出现，他怒喝三声，吓死曹将夏侯杰，使曹操也由疑到惊到怕，狼狈逃窜。京剧里有唱词：“当阳桥头一声吼，喝断桥梁水倒流”。飞 夺 泸 定 桥光荣的任务五月二十五日，红一师第一团在安顺场胜利地渡过了大渡河。但是这里水流太急，不能架桥，渡口又只有几只小船，往返一次需要数十分钟，数万大军如果只靠这几只小船来渡河，不知要花费多少时日。同时，蒋介石正在命令四川军阀杨森等部坚堵大渡河，并命令薛岳、周浑元部衔尾猛追。太平天国石达开就是在安顺场被清兵最后消灭的。蒋介石也梦想着把红军变成第二个石达开。当时，很多爱国进步的人们也都在忧虑：红军会不会走石达开的道路?为了迅速渡过大渡河，粉碎反革命前后夹击合围的阴谋，必须火速夺下泸定桥。我们左路军前卫红四团，就是在这紧急的情况下，迅速接受夺取泸定桥的任务的。红一师为右路军，渡过大渡河后沿东岸北进，策应我二师四团夺取泸定桥。胜利的第一天二十七日清晨，我团从安顺场出发，沿大渡河西岸，奔向泸定桥。全程三百二十里，命令规定三天赶到，路，是婉蜒曲折、忽起忽伏的单边羊肠小路，左边是高入云霄刀劈一样的峭壁，山腰上是终年不化的积雪，银光耀眼，寒气袭人；右边是深达数丈、波涛汹涌的大渡河，稍不小心就有掉下去的危险。但大家并没有把这危险放在心上，只有一个想法：加速前进，快些拿下沪定桥。大概走了三十多里路的光景，河对岸的敌军便开始向我们射击了。为了避免无谓伤亡，只得绕路爬山，绕出十多里。这样花费了不少时间。走了约六十里路，前面隆起了一座大山。先头连忽然和敌人一个连遭遇，勇土们好象猛虎见了群羊，只一个锰冲，就把敌人打垮了。这山有十多里高，翻过山是一条小河，桥已被敌人毁掉了。河虽然不宽，但很深，徒涉不能过去。一营立刻组织部队砍树架桥。打了胜仗，跑路更有劲了。我们迎着零星的枪声，继续爬山。突然，侦察员飞奔回来报告：在我左前方的一个大山场里，发现约有一个营的敌人把守，堵住了我们的去路。我和团长王开湘同志领着干部跑步前进，去侦察地形。这座山中间只有一条小路，陡得象座天梯，仰头向上看，这帽子都要掉下来。山顶和隘口上，筑了碉堡。右边靠河，无路可绕。看样子，正面和右面是无论如何冲不上去的。左面也是凌空直立的悬崖，崖壁上稀落地长着一些小树和荆棘。崖顶连接着更高的山峰。经过仔细侦察后断定：爬上左面的悬崖定可抄到敌人的侧背，从敌人的屁股后面袭取这个隘口。我们立即命令三营长曾庆林和总支书记罗华生同志带一个连坚决从左边爬上去，并组织其他两个连从正面佯攻。敌人疯狂地打着机枪，封锁着路口。不到一个钟头，就从敌人后面传来了枪声。我们乘势从正面发起猛攻，前后来击，敌人很快便被打下去了。接着一个猛追，敌人三个连完全被消灭在山崖脚下，活捉营、连长各一，俘虏二百多人。敌人本想凭险坚守，阻挡我们前进，但我们发起猛追以后，前进的速度反而加快了。一天二百四十里第二天，我们比原来命令规定的时间提前一小时吃饭，五点钟就出发了。才走了几里地，军委又来了命令，限我们二十九日夺下泸定桥。“二十九号！”二十九号就是明天！从这里到泸定桥还有二百四十里，也就是说两天的路我们必须一天走完。谁也没料到任务会变得这样紧急二百四十里路就是一个大难题！路，是要人走的，少一步都不行啊！而且还要突破敌人的重重堵击。但这关系全军的重大任务，一定要坚决执行，不容许一分钟、一秒钟的迟疑。泸定桥本来有敌人两个团防守，现在又有两个旅正向泸定桥增援。他们以一部兵力阻止我红一师前进，大部分沿河东岸北上，跟我们隔河齐头前进。如果我们比敌人早到泸定桥，胜利就有希望，不然，要想通过泸定桥就很困难，甚至不可能了。我们要和敌人抢时间！要和敌人赛跑！我们边行军边召集营、连干部和司令部、政治处干部，共同研究怎样完成这一紧急任务。我们提出的动员口号是：“红四团有光荣的战斗历史，坚决完成这一光荣任务，保持光荣传统！”“向夺取安顺场的红一团学习，和红一团比赛，坚决拿下泸定桥！”“任务是光荣的，又是十分艰巨的，我们要经得起考验！”要求部队在明天六时前赶到泸定桥。会后，大家便分头深入连队进行动员。我和总支书记罗华生同志，飞跑到行军队伍的最前头，站在一个小土墩上，向急行军的队伍进行政治鼓动。队伍象一阵风一样迎面卷来，又象一阵风一样从我们身边刮过去。但每一张脸，每一双眼睛，我都看得非常清楚。在走过的队伍中，“坚决完成任务，拿下泸定桥”的口号声，此伏彼起。这声音压倒了大渡河的怒涛，震撼山岳。队伍前进的速度更快了。<br>在行军纵队中，忽然一族人凑拢在一起：这群人刚散开、接着出现了更多人群，他们一面跑，一面在激动地说着什么。这是连队的党支部委员会和党小组在一边行军，一边开会啊！时间逼得我们不可能停下来开会，必须在急行军中来讨论怎样完成党的任务了。紧急任务的动员工作刚做完，部队已接近猛虎岗。猛虎岗是一座上三、四十里下三、四十里的险恶高山，右傍大渡河，左面是更高酌山峰，中间只有一条羊肠小道。这是从安顺场到沪定桥的咽喉，山顶的隘口上有一个营的敌人扼守。这时候，正是大雾迷蒙，五步以外什么也看不见。敌人看不清我们在哪里，只是在工事里恐慌地、盲目地向我们前进方向乱放枪。我们利用大雾掩护着，组织部队摸上山去，并命令他们：不许放一枪，接近敌人后，用刺刀、手榴弹解决敌人。不多时，只听得“轰隆、轰隆……”一连串的手榴弹爆炸声，接着便杀声四起。吓破了胆的敌人，只好向后溃逃了。我先头营即向溃敌猛追，一直追击到接近摩西面村时，又同驻在该村的敌人一个营和一个团部遭遇。在我胜利矛头的冲击下，又把敌人打垮了，我们又占领了摩西面村。可恶的敌人又将村东河上的大桥破坏了，这使我们的行动增加了新的困难，耽误了两小时才架起桥。继续前进，一口气又跑了四、五十里。等我们赶到大渡河岸一个约有十多户人家的村子时，已是傍晚七点了。从这里到泸定桥还有一百一十里。困难一个接一个地来了。天不由人，突然大雨倾盆，电闪雷鸣，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部队一天没有吃上饭，肚子饿得实难支持。道路泥泞，更是走不快，牲口、行李都跟不上。在下猛虎岗的时候，我们已清楚地看见对岸的敌人仍然还和我们并肩前进。困难越是严重，越需要加强政治工作。我们向党支部，向所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积极分子说明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切困难，也说明了必须争取明天六时前赶到泸定桥。号召每人准备一个拐杖，走不动的扶着拐杖走；来不及做饭了，要大家嚼生米、喝凉水充饥。这号召，象一把火点燃起部队炽烈的战斗情绪。看样子，哪怕前面尽是刀山，他们都可以闯过去。然而，在这伸手不见掌的黑夜里，怎能走完这泥泞油滑的一百一十里路呢？这个问题象一块千斤重石压在我的心头。忽然，对岸山坳上出现了几点火光，刹那间变成了一长串的火炬。是敌人在点着火把赶路。敌人的火把给了我们启示。“我们也点火把走”，我脑子里闪出这样的想法，打算立即去同团长、参谋长、总支书记研究，但又一转念“敌我仅一河之隔， 如果敌人向我们联络，暴露了我们是红军，跟我们干起来，如何是好？”“事到万难须放胆”，我们决定利用今昨两天被消灭和打垮的三个营敌人的番号伪装自己，欺骗敌人。立即命令部队将全村老乡家的篱笆全部买下，每人绑一个火把，一班点一个，不许浪费，争取每小时走十里以上；并布置司号员先熟悉缴获的敌人的联络信号，准备在必要时同敌人“联络”；故人的部队都是四川人，我们也选出四川籍的同志和刚捉来的俘虏，准备来回答敌人的问话。为了加快行军速度，把所有牲口、行李、重武器连同团长和我的乘马在内，一律留下，由管理处长何敬之、副官邓光汉带一个排掩护，随后跟进。当时，我腿上的伤口还没有全好，走路有些不大方便，同志们——特别是团长都劝我骑着马走。这正是需要干部起模范作用的时候，哪能再骑马?我以挑战的口吻向大家说：“同志们，咱们一块走吧！看看论走的快!谁先走到泸定桥！”部队兴高采烈地高举火把向前挺进。两岸敌我的火把，交相辉映，远远望去，象两条飞舞的火龙把大渡河的河水映得通红。透过大渡河的波涛声，从对岸传来了清脆的军号声和微弱的喊声。“啥子部队啊！”敌人在向我们联络了。我们的司号员按敌人的联络信号，吹起了嘹亮的军号；四川籍的同志和俘虏也吊起嗓子大声作答。蠢猪似的敌人万想不到，大摇大摆地跟他们并排走的，就是他们所日夜梦想着要消灭的英雄红军，糊里糊涂地同我们一道走了二、三十里。后来，雨下的更大，到深夜十二点钟，对岸的那条火龙不见了，他们大概是怕苦不走了。这一情况立刻传遍全团，同志们纷纷议论着：抓紧好机会啊！快走，快走啊！一个跟着一个拼命地向前赶路。暴雨冲打着战士，山洪从峰顶宜泻大渡河，本来已经难走的羊肠小道，此刻被雨水冲洗得象浇上了一层油，滑的实在厉害。拐杖也不灵了，一不留神就来个倒栽葱，真说得上是三步一摔，五步一跌，队伍简直是在滚进。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不断有人打瞪睡。有的人走着走着就站住了，后面的推他：“走呀！前面的走远了！”这才恍然惊醒，又赶快跟上去。后来，大家干脆解下了绑腿，一条一条的接起来，前后拉着走。经过整夜的急行军，在第二天早晨六点多钟胜利地赶到了泸定桥，并占领了西岸及西桥头。这一天，除了打仗、架桥外整整赶了二百四十里路，真是飞毛腿呀！要桥不要枪我们占领了桥西的几座建筑物和一座天主教堂。战士们忙着做战斗准备，王团长和我领着营、连干部去察看地形。泸定桥真是个险要所在。就连我们这些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见关夺关的人，都不禁要倒吸一口凉气。往下看，褐红色的流水象瀑布一样从上游山峡间倾泻下来，冲击着河底参差耸立的恶石，溅起丈多高的白色浪花，流水声震耳欲聋。在这样的河里，就是一条小鱼，也休想停留片刻，徒涉、船渡都是完全不可能的。再看看桥吧。既不是石桥，也不是木桥，而是一条铁索桥。从东岸到西岸扯了十三根用粗铁环一个套一个联成的长铁索，每根有普通的饭碗粗。两边各两根，做成桥栏，底下并排九根，作为桥面。原来桥面上横铺着木板，现在，木板已被敌人搬到城里去了。只剩下悬挂着的铁索。在桥头的一块石碑上刻着两行诗句：“泸定桥边万重山，高峰入云千里长。”泸定桥东端就是泸定城。这座城一半在东山上，一半贴着大渡河岸，城墙高两丈余，西城门正堵住桥头，过了桥，必须通过城门，别无他路。城里驻着两个团的敌人，山坡上修筑了严密的工事，机枪集中在桥头附近，不断地向我们扫射，迫击炮弹也连珠般地飞过来。敌人凭着这样的天险，疯狂地向我们大声喊叫：“你们飞过来吧！我们交枪啦！”我们的战士则大声回答：“不要你们的枪，只要你们的桥。”看完地形以后，我们立即组织了一个营的火力，封锁河东岸敌人增援的道路。因为东岸和西岸一样，也只有一条依山傍水的小道，敌人只有经过那条路才能到泸定桥。紧按着，我们分头到连队进行夺桥的战斗动员。部队掀起了争取当夺桥突击队的热潮。各连都送来了突击队的名单，要求批准他们担任突击任务。中午，我们在天主教堂召开了全团干部会议，研究、批准突击队。会议刚开始，对岸打过来一排迫击炮弹，天主堂的屋顶被炸开了一个大窟窿，弹片、瓦片宜泻而下。大家却一动不动。我乘机进行鼓动：“敌人来给我们动员了，我们必须立即打过桥去。现在大家说说法让哪个连担任突击。”我刚说完，平时不爱说话的二连长廖大珠刷地站起来，他那矮而结实的身子激动得有点发抖，黝黑的脸一下子红到耳根，吃力地说：“一连过乌江立了功，成为渡乌江模范连， 我们要向一连学习，争取当夺取沪定桥的英雄连。”“夺桥任务非给我们三连不可，”急性子的三连长王有才没等廖大珠说完，就站了起来，他站在那里象座小铁塔，嘴巴象打机关枪：“我们三连哪一次战斗都没落后过，这次保证把桥拿下来。”最后，他又说：“不叫我们当突击队，我这个连长没法向战士们交代。”往后是一场激烈的争论，看样子谁也不愿意把这个任务让给别人，需要我们领导上指定了。我和团长研究后，王团长向干部们交代了夺桥的任务并指定二连任突击队。接着我站起来补充说：“要打仗有的是，咱们轮着干，上次接乌江是一连打头，这次轮到二连，由二连的二十二个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突击队，廖大珠同志任突击队长，我看很好，看大家有没有意见?”会场上响起了一片掌声，廖大珠高兴地跳起来。只有王有才垂着头，嘴里在叨咕着什么。“三连的任务也不轻，”我指着王有才说：“你连担任二梯队，跟着突击队冲，还要担任铺桥面的任务，让后续部队迅速冲进城去，看你还有什么意见？”这时候王有才才露出笑容。最后我们命令各连，让部队吃饱饭好打仗。会后，总支书记罗华生又亲自到二连去帮助进行突击准备工作。总攻在下午四点开始。团长和我在桥头指挥战斗。全团的司号员集中起来吹起冲锋号；所有的武器一齐向对岸敌人开火，军号声、枪炮声、喊杀声震撼山谷。二十二位突击英雄手持冲锋枪或短枪，背挂马刀，腰缠十二颗手榴弹，在廖大珠连长的率领下，冒着密集的枪弹，攀着桥栏，踏着铁索向对岸冲去。跟着他们前进的是三连长王有才率领的第三连。他们除携带的武器外，每人扛一块木板，边铺桥，边冲锋。当突击队刚冲到对面桥头，西城门突然烧起冲天大火。敌人企图用火把我们挡在桥上，用火力消灭我们。火光照红了半边天，桥头被熊熊大火包围住了。这正是千钧一发的时刻。二十二位英雄看到城门口漫天大火，似乎愣了一下，站在我和团长身边的人一齐大声喊道：“同志们！这是胜利的关键！冲进去呀！不怕火呀！迟疑不得！冲啊！敌人垮了。”这喊声给了英雄们勇气、决心和力量，在宏亮的冲锋号声中，他们神速地向着火里冲去了。冲在前面的廖大珠的帽子着了火，他扔掉了帽子，光着头继续往前冲，其余的突击队员们也紧跟着廖连长穿过火焰一直冲进街去。巷战在街口展开了。敌人集中全力反扑过来，二十二位英雄的子弹、手榴弹都打光了，形势万分紧急，眼看支持不住了。正在这个严重关头，王有才连长带着三连冲进去了，接着团长和我率领着后续部队也迅速过桥进了城。经过两小时的激战，两个团的敌人被消灭大半，剩下的狼狈逃窜。黄昏，我全部占领沪定城，牢靠地控制了泸定桥。当前的首要任务是防止敌人的反扑，确保泸定桥的安全。我们立即派出配属我团指挥的军团教导营向打箭炉方向警戒，因为那里尚有敌人的几个团。为了对付向泸定桥增援的两旅敌人，我们派出一个营沿河向南发展。晚上十时，尖兵排打响了，当时，我们估计是敌人的援兵赶到，准备再作一场苦战。该营一部分部队占领了阵地，组织了一个冲锋，遇到了一个伤兵，一问却是我红一师三团的同志，这才知道一师已经赶到。准备同敌人作殊死战的紧张心情，顿时轻松下来。原来敌人的两个旅被我红一师追上，在城南六十里竹林坪地区打了一仗，后来敌人怕我们两面夹攻，慌张地向化林坪方向跑了。我们立即派人迎接随红一师前进的刘伯承总参谋长和聂荣臻政委进入沪定城，大家见了面，十分欢喜。已经是下半夜两点钟了，刘伯承总参谋长仍兴致勃勃地要我带他和聂政委去看泸定桥。我提着马灯，陪着他们从桥东走向桥西。刘伯承总参谋长对每根铁索甚至铁环都看的十分仔细，好象要把整座泸定桥印在自己的脑海里。从桥西折回桥中央的时候，他停住脚步，扶住桥栏，俯视大渡河的急流，着力地在桥板上连蹬三脚，感慨地说：“泸定桥！泸定桥! 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从缴获到的敌人文件中，蹈出了一份刘文辉拍发的紧急通报。这份通报说，我军己面临石达开第二的危境；说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消灭共军，在此一举。敌人的这种幻想，很快就彻底破灭了。我们走的虽然是石达开走过的旧路，但我们不会陷入历史的覆辙。因为我们是中国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人民武装。第三天，军团的主力来到了。接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带着中央机关上来了。千军万马从这英雄的泸定桥渡过了天险大渡河。（载1975年11月1日《解放军报》）作者：杨成武

湘江战役中最著名的是新圩之战、界首之战、脚山之战新圩之战：新圩阻击战主战场1934年11月26日，红三军团命令红五师星夜赶到新圩，阻击灌阳方向桂军第十五军的两个师，第七军的一个团，以保证红军全军左翼安全，掩护红军大部队过湘江。红五师师长李天佑、政委钟赤兵率领全师指战员把阻击阵地选择在杨柳井附近的水口山、枫树脚、板桥铺一带。红十五团在公路左侧（往灌阳县城方向），占住钟山、打锣山、坦复、定复一带，红十四团在右侧的霞上坪、判官山、打矿山、马鞍山一线，师指挥所设在杨柳井左侧山头上；红星炮兵营配置指挥所设在附近山头，战地医院设在下立安村，后勤部设在上立安村。新圩阻击战是湘江战役打得最艰苦、最悲壮的一次战斗，这次战斗历时三天三夜。由此可见，新圩阻击战关系到红军的生死存亡，对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界首之战：界首阻击战斗也叫光华铺阻击战，是湘江战役著名的三大阻击战场之一。界首是一座古圩，位于广西兴安县城以北15公里的湘江西岸，是中央红军过湘江时最重要的渡河点。红三军团四师发动当地民众，在江面上搭建了一些浮桥，方便军委纵队和后续部队过江。在界首的湘江西岸江边，距离界首渡口不到100米的地方，有一座古老的祠堂，叫“三官堂”。红军架设的渡河浮桥主道，就从三官堂门前经过。湘江战役时，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的指挥所设在“脚山之战：脚山铺阻击战是湘江战役中著名的三大阻击战之一，是湘江战役中双方投入兵力最多的一场战斗。脚山一战，红一军团两个师，与湘军鏖战3天，伤亡惨重。军团政委聂荣臻负伤，四团政委杨成武和五团团长钟学高负伤，五团政委易荡平等千余人牺牲，两个师共损失近四千人(一说红一军团伤亡六千多人，其中牺牲两千余人;一说伤亡三千多人)。

1953年6月16日上午，秦基伟来到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见到秦基伟来了，毛主席从内房走了出来。秦基伟立即敬礼，毛主席握着他的手微笑着说：“秦基伟同志，欢迎你啊！” 秦基伟说：“ 主席，我代表十五军的全体指战员，向主席汇报来了。 ”“好啊，好啊，请坐下来来谈。”毛主席说完坐在沙发上，示意秦基伟也坐下来。 毛主席：“ 上甘岭打得很好，这就是一个奇迹。说明一点，它证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骨头比美利坚合众国的钢铁还要坚硬，这个奇迹就是你们创造的。 ”毛主席一边说，一边拿起茶几上的香烟。 秦基伟谦虚地说：“ 这都是主席和军委指挥得好，战士们打得顽强。 ”毛主席则笑了笑，“你们打得好，我看我还是要有所表示。我这里没什么好东西，那就请你吸烟吧。” 秦基伟把手伸向茶几上的烟盒，他没有拿烟，而是把烟盒顺势向毛主席那边推了推，“ 主席，我不会吸烟。 ”事实上，秦基伟是吸烟的，这一次他在毛主席面前说了“谎”。多年之后，秦基伟回忆时说： “ 我觉得在毛主席面前吞云吐雾不大合适。但是，说假话是要尝苦头的。当时，我一天没有两包烟解决不了问题，可是已经说过不抽了，再不敢翻案了。心里暗暗叫苦啊！ ” 毛主席和秦基伟交谈了一个多小时，当秦基伟离开时，他亲自站起来送到门口。分别时，毛主席又说：“ 朝鲜战争是要停下来的，所以调你到云南工作。云南是我国西南大门，处于重要的战略位置，边防线长，还有残匪在境外活动，斗争情况复杂。你年轻力壮，到任后要多下去，熟悉地形，了解部属，把边防建设好，把大门守好。 ” 不久，秦基伟调任云南军区任副司令员，到了1955年4月，因云南军区改称昆明军区，秦基伟改任昆明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9月，秦基伟授衔开国中将，同月他被提拔为昆明军区司令员。 秦基伟一度有“神将”的美誉，周恩来高度评价：“ 文化人中的没文化人，没文化人中的文化人。 ”常言道，虎父无犬子。秦基伟的两个儿子也了不得，长子秦卫江、次子秦天都是中将军衔。 这一篇关于开国中将 秦基伟 的文章。如果大家希望了解秦基伟的传奇故事，不妨用心读一读，一定会有所收获。 秦基伟，1914年11月16日出生于湖北黄安县（今红安县）七里坪镇秦罗庄。秦基伟小时候比较顽皮，生性好动，喜欢无拘无束，而且对新奇事物特别感兴趣。作为家中最小的儿子，父母将更多的爱给了他。8岁年，秦基伟上学了。 然而，从8岁开始，家中就连遭厄运，秦基伟的母亲、父亲、伯父、哥哥相继因病去世。年少的秦基伟饱受了人生冷暖，小小年纪就经历着孤苦伶仃的生活。当时村庄中恶霸剥削村民，秦基伟决定报复他，深夜在恶霸家大门上放上一块大石头，第二天早上恶霸开门被掉下的石头砸得头破血流。 从这件小事就可以看出，秦基伟年少时就对贫穷老百姓抱之深深的同情心，正如他对村庄中小伙伴不止一次地说：“ 我将来一定要让那些地主恶霸倒着走路，谁让他们一直欺负咱们。 ”黄安县是中国最为出名的将军县，徐向前元帅曾题词，“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 资料显示，红军队伍中曾经每3个人就有一个黄安县人，为了革命至少有14万黄安县儿女献出了生命。在这样的环境下，秦基伟很早就参加了革命，13岁那年就参加了著名的黄麻起义。 秦基伟当时是扛着一根红缨枪参加革命的，跟着村庄中农会成员参加战斗。秦基伟后来回忆说： “这次参加黄麻起义，使我受到了很大的锻炼。外面的世界一下子打开了。革命，不再是街谈巷议，也不再是凭空想象。我不仅亲眼看见了，而且亲身参加了。回到七里坪后，我那份热情再也冷不下来了。 ” 参加黄麻起义后，秦基伟躁动的心再也无法静下来了。黄麻起义后，黄安县农民政府主席曹学楷来到七里坪进行群众动员演讲，秦基伟深受感染。不久，黄麻特委将参加暴动的黄安、麻城两县农民自卫军编为中国工农革命鄂东军，秦基伟因年龄太小未能直接参军，结果留下来加入自卫队。 1929年，15岁的秦基伟参加红军，来到红一师第三团机枪连当战士。秦基伟作战极其勇敢，在恶战中他一马当先，短短两年就成为了红四方面军总部手枪营二连连长。作为连长，秦基伟总是在最前线，他很快就遭到了一次重伤，胳膊动脉被打断了。 秦基伟回忆说：“ 我负的伤虽然不是要害部位，但很致命，动脉被打断了。多亏了我的通信员，他好像很有经验，用白布把我的胳膊捆得完全失去了知觉，到医院根本解不开，手插不进去，只好用剪刀剪。要不是这么捆，动脉流血，几分钟就没命了。 ” 秦基伟参军后，先后参加了鄂豫皖苏区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从1933年开始，秦基伟任中共四川红江县委委员和军事指挥长，负责组建地方工农武装。再后来，秦基伟后任红四方面军总部警卫团团长、红31军274团团长，参加保卫川陕苏区的斗争。 1936年10月，党中央发布《十月份作战纲领》，明确规定红四方面军的作战任务：一是向西宁、兰州通道地区，形成扇形运动的防御，拦阻南敌的进攻；二是迅速完成造船任务，以三个军渡过黄河，攻打宁夏。11月10日，西路军成立，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参谋长李特，秦基伟当时担任总部侦察科长。 1937年1月上旬，西路军接连攻占高台、临泽两地，部队就地休整。当时总部机关和五军一部驻扎在临泽，马家军疯狂向高台进攻，不久高台沦陷。敌人很快又把目标转向了临泽，敌众我寡，总部机关被迫转移，结果城内最高领导是供给部郑义斋，一场残酷的突围战开始了，秦基伟出任守城前线总指挥。 当时敌我双方兵力的情况如下，敌人是五个团，而郑义斋率领的后勤、修械、总卫生部医院及妇女独立团一部总共才1200余人，这里面真正有战斗力只有总供给部警卫连。秦基伟接受命令后，把所有人组织起来，干部战士们不分男女，都按照战斗需要组织起来。马家军做梦也没想到，在他们看来驻守在临泽城的红军都是一群“乌合之众”，结果猛攻几天硬是没有攻下来。 临泽城保卫战创造的一个奇迹，秦基伟率部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击退了敌人五个多团兵力的多次围攻，毙伤敌人400多人，成功的突围出临泽，成为红军西征过程中的一个特殊案例。西路军惨败后，秦基伟九死一生回到了延安。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秦基伟只身一人来到山西太谷这一地区组织队伍抗日武装力量。短短一个月时间，秦基伟就拉起了一支300多人的游击队伍，还攻下了太谷县城。不久，八路军第129师下达命令，将太谷游击队和榆次纱厂游击队合并组成“独立支队”，秦基伟担任司令员，赖际发为政治委员。 据资料，秦基伟率领的这支游击队是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第一支游击队。在秦基伟和赖际发的努力下，“秦赖支队”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发展成为5000多人的抗日力量，一度威震晋中。1938年4月，秦基伟率部参加了粉碎晋东南九路大“扫荡”战斗。 1945年8月20日，晋冀鲁豫军区成立，下辖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军区，秦基伟出任太岳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有一个称号，“秦大胆”。别看秦基伟是司令员，抗战期间经常穿着便衣，夜闯鬼子炮楼如同回家，根据地村民说：“ 秦司令就像走亲戚一样去鬼子炮楼，结果炮楼就炸飞了。 ” 1947年7月，党中央决定将太行军区部分地方武装升级组建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九纵队，九纵下辖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旅，司令员秦基伟、政治委员黄镇、副司令员黄新友、参谋长何正文、政治部主任谷景生。 九纵成立大会上，秦基伟代表全体指战员接过旗帜，并向全体将士们讲话。秦基伟慷慨陈词，他说：“ 蒋介石想把战争放在解放区周围，达到消耗我们的目的。我们只有打出去，才能减少解放区人民的负担，把战火烧到蒋介石身边去！ ” 九纵南渡黄河后，取得了较大的战绩。时间到了1948年5月，党中央重建中原军区，九纵则改称为中原野战军第九纵队。次年2月，九纵整编为解放军第十五军，军长秦基伟，政委谷景生。整个解放战争期间，秦基伟率领十五军转战豫、皖、鄂、闽、赣、粤、桂、云、贵、川、康等11个省。秦基伟当时没有意识到，很快他率领十五军名扬天下，威震上甘岭。 1950年10月19日，志愿军正式入朝作战，由此拉开了抗美援朝的序幕。1951年3月，第十五军入朝参战，当时隶属志愿军第三兵团，很快一场举世瞩目的恶战打响了，而此战也让十五军和秦基伟一战成名，十五军还获得了“ 军”的赞誉。 1952年10月14日，时任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发动了以上甘岭地区为主要进攻目标的“金化攻势”。战斗打响后，志愿军阵地每秒落入炮弹至少6发，一天落弹达到的30多万发，天空战机投弹从不停歇。 在43天的激战中，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向不到3.7平方公里的志愿军阵地上，投入了6万多兵力，战机出动了3000多架次，坦克170多辆，前后打掉了190多万发炮弹。这样的疯狂投弹量，使得上甘岭上成为一片焦土，山头直接被削掉了2米，而岩石炸碎后在形成了30多厘米厚的粉末。林彪评价说：“上甘岭是肉磨子！”而“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则评价：“这是朝鲜战场的凡尔登！” 在43天浴血战斗中，秦基伟率领十五军死战不退，涌现了太多可歌可泣的故事。秦基伟晚年在回忆上甘岭战役时说： “ 一九五二年十月十四日这一天，是我一生中又一个焦虑如焚的日子。敌人突然发动攻击，规模之大，火力之猛，手法之狠，都是空前的。尤其是它避我实而就我虚，花招多少有点让我们意外。但我们没有惊慌失措。 ” 秦基伟还说：“ 这场恶战迟早要发生，我们的思想准备还是很充分的。对于全军部队，我们都反复做过动员，不论什么时候，都要打主动仗，敌变我变，不打呆板仗，不打糊涂仗。因而，部队应变的思想准备充分。突然打起来也能保持阵脚不乱，指挥畅通。一句话，我们是不怕的。 ” 当时为了应对敌人的强大火力，志愿军司令部给十五军配备了一个“喀秋莎”火箭炮营。作为志愿军最强大的武器，“喀秋莎”火箭炮发射时容易暴露，平时都被志愿军藏在山洞里。秦基伟每次下令出动“喀秋莎”火箭炮营时都会充分计算好目标，拉出来直接发射，打完立即转移阵地。 上甘岭战役打响后，秦基伟曾七昼夜坐在坑道指挥所里，没休息过一分钟。当十五军攻下597.9高地4号、5号阵地后，敌人不甘心失败又组织反扑，双方激战数日，争夺阵地四十多次。 在战斗最激烈时刻，双眼充血的秦基伟抓起电话，对四十五师师长崔建功说：“ 告诉所有同志，咱们十五军的男人流血不流泪，谁也不允许哭。伤亡就是再大，也要打下去。咱们这是为了全局，十五军打光了也要死战。国内像十五军这样的部队多的是，打光了随便就能拉一个来，可上甘岭只有一个。丢了五圣山，你可不好回来见我喽！ ” 说到情绪激动时，秦基伟几乎在电话中吼叫道：“ 阵地不能丢，请你转告所有人，打到最后一个人，我秦基伟会上去守阵地！我说到做到！ ” 当年11月28日晚8时，秦基伟以十五军名义发出《关于兵力部署调整的指示》：“ 我597.9 高地已达到巩固，537.7 北山除7 、8 号阵地外，其余阵地为我控制。伪九师接替伪二师后，看样子尚无大进攻企图，上甘岭地区之战斗，作为战役性的作战来说应该结束。 ” 上甘岭战役结束后，十五军奉命到朝鲜元山地区负责海岸防御任务，1954年5月撤回国内。 1961年3月14日，中央军委从国防大局考虑，将第十五军改编为解放军空降兵第15军。秦基伟在上甘岭上的卓越表现，一度被称为头等功臣，而十五军也涌现出涌现出黄继光、孙占元、邱少云等一批战斗英雄，“千岁军”的称号名不虚传。 正是在上甘岭战役的表现，秦基伟获得了毛主席的接见。毛主席还对周恩来说：“十五军军长秦基伟在太行山当过司令，现在又是上甘岭的英雄。”1955年9月，新中国首次授衔，秦基伟授予中将军衔，之后历任云南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司令员兼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 特殊时期，秦基伟遭到打压，之后被下放到湖南省常德市西湖农场劳改在农场改造期间，秦基伟吃尽了苦头，下放时他已经54岁，多年的军旅生涯让他身体情况不容乐观。 在《秦基伟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话，“ 西湖农场的劳动量是很大的，有一天我挑了三十二担大粪。农忙搞双抢，割了稻子又插秧，早晨打着电筒上工，夜晚打着电筒收工。再累再苦，我也坚持下来了。 ” 秦基伟并不在意自己辛苦，他看到年轻战士干了一天活后回来倒头就睡，非常心疼。秦基伟瞌睡比较少，“就给他们洗衣服，洗好了又补，常常是在灯下，戴着老花眼镜，一针一针地缝。” 时间久了，战士们知道秦基伟是一个高级干部，还跟大家一样干活，就非常尊敬他。有一次，战士们劳动间隙悄悄问：“你当了那么大的官，现在来挑大粪，心里难受吗？”秦基伟哈哈大笑，他说：“ 那有什么难受的？我当初参加革命，只想着穷人翻身解放，并没有想到要当官。我本来就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参加劳动，可以说如鱼得水。靠自己的汗珠子养活自己，饭香菜美。有什么值得难过的？ ” 1973年4月，秦基伟终于熬出头，中央派人将他接回北京，不久出任成都军区司令员。1976年，秦基伟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在这个职位上，秦基伟一干就是8年时间。 1984年10月1日，国庆35周年大阅兵举行。这次大阅兵意义非凡，自从开国大典阅兵后，每年国庆都会在北京举行阅兵仪式，但是从1960年开始，国家本着厉行节约、勤俭建国的方针对国庆典礼制度进行了改革，实行“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只有逢大庆才会举行阅兵。 1984年并不是“大庆之年”，选择在此时举行大阅兵，是国家慎重考虑的结果。1981年8月10日，邓小平接见总参谋长杨得志和副总参谋长张震时说：“我们好久没有打仗了，通过演习、阅兵把军队的士气鼓舞一下，要把军队训练得像个军队的样子。” 作为改革开放之后的一次大规模阅兵，国家决定以1984年阅兵为契机，目的是为了促进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而担任阅兵总指挥的就是秦基伟。仅凭这一点，就能说明秦基伟在当时军队中的重要地位。 1988年4月，秦基伟出任国防部长，9月晋升为上将军衔。1997年2月2日，秦基伟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83岁。 本文开头出提到，秦基伟两个儿子如今都是中将军衔，可谓一门三中将。鲜为人知的是，秦基伟的女婿杨东明也是中将，杨东明是父亲是开国上将杨成武，他早年跟秦基伟的女儿秦畹江结为夫妇。 在秦基伟的三个孩子中，女儿秦畹江吃得苦最多。特殊时期，秦畹江一直陪伴在父亲身边，这让受到秦基伟在劳作之余内心稍微有所慰藉。 秦基伟对子女要求严格，次子秦天当年还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对于儿子去参军，秦基伟有严格要求，要从连队底层干起。秦天去部队前，秦基伟跟他说：“ 当兵就要到连队，到机关干吗？而且是作战连队。老一辈几乎都是这样要求的，你必须从战士做起，要不你当兵干什么？既然你有志于这一行，那我就告诉你这行的规矩，从连队当兵开始。 ” 当秦天出发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时，对父亲说：“爸爸，我以后可能就不能尽孝了！”秦基伟直接对他劈头盖脸一顿臭骂，“ 你去打这个小仗算什么呀，跟我们过去战争年代能比吗？你一个当团长的怎么能有这种情绪？ ” 如今秦基伟子女个个有出息，相信老将军一定会含笑九泉了。最后说一说空降兵第15军，作为一支英雄部队，2008年汶川大地震参与抗震救灾行动，其中最出名的就是“空降兵十五勇士”。 当年5月13日凌晨，时任空降兵研究所所长的李振波受命指挥一支突击队空降震区，参加救援行动。这是一场无气象资料、无地面引导、无地面标志的“三无空降”，其难度可想而知。这十五勇士的惊天一跳，只为人民，这也是第15军在上甘岭战役涌现出来的不怕牺牲精神的延续，我想着足以告慰这支英雄部队的先烈们。 谨以此文纪念开国中将秦基伟同志。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岁月静好，有的只是他人替你负重前行。如今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更应铭记 历史 ，不忘先烈！

红军时期的部队分别有：有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每个部队的基本概述为：1，红一方面军：第一、三、五、七、八、九军团（长征前）。2，红二方面军：第二、六军团，第三十二军（原九军团）。（二、四方面军会师时）3，红四方面军：第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军。（一、四方面军会师前）对于1933年6月以后（第五次反围剿前）的详细序列表一，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政委周恩来、参谋长叶剑英，（后）刘伯承共辖：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徐彦刚、（后）左权，共辖：红一师、红二师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滕代远、（后）杨尚昆、参谋长邓萍，共辖：红四师、红五师、红六师以上两个是红军战斗力最强的军团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牺牲在西路军上）、政委朱瑞、参谋长陈伯钧、曹里怀，共辖：红十三师、红十四师红七军团（1933年9月成立）军团长肖劲光、（后）寻淮洲、政委肖劲光（兼）、（后）乐少华、参谋长粟裕，共辖：红十九师、红二十师、红二十一师红九军团（同为9月成立）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参谋长郭天民，共辖：红三师、红三十四师红六军团（未设军团指挥机构，由十七师首长指挥），共辖：红十六、十七、十八师另外，红一方面军还有以下几个直辖军和师：少共国际师（后改为第十五师）师长陈光、政委肖华红三军，军长贺龙、政委关向应，共辖：红七、八、九师闽浙赣新十军，军长匡海龙、政委聂洪钧，共辖：红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师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政委王平章，共辖：红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师红二十六军，下辖第四十二师，师长王泰吉、政委高岗红二十八军，军长廖荣坤、政委王平章，共辖：第八十二师、八十四师红二十九军，军长陈浅伦、政委李艮二，红二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共辖：红四军，军长王宏坤，政委周纯全，共辖：红十师、红十一师、红十二师红九军，军长何畏，政委詹才芳，共辖：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师红三十军，军长余天云、政委李先念，共辖：第八十八、八十九、九十师红三十一军，军长王树声、政委张广才，共辖：第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师红三十三军，军长王维舟、政委杨克明，共辖：第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师（当时未有红二方面军，红二方面军于1936年7月2日于四川甘孜成立）1934年10月以后，即长征开始时的序列表中革委及红军总部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共辖：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共辖：红一师、红二师、红十五师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参谋长邓萍，（后）叶剑英，共辖：红四、五、六师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参谋长刘伯承，共辖：红十三师、红三十四师（即湘江血战中的全军后卫，全师几乎无人生还。）红八军团，军团长周昆、政委黄更、参谋长黄睿，共辖：红二十一、二十三师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后）何长工、参谋长郭天民，共辖：红三、二十二师三，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李特共辖：红四军，军长王宏坤、（后）许世友，政委王建安，共辖：红十、十一、十二师红九军，军长何畏、政委陈海松、参谋长王学礼，共辖：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师红三十军，军长余天云、政委李先念，共辖：红八十八、八十九、九十师红三十一军，军长孙玉清、政委詹才芳、参谋长龚炳章，共辖：红九十一师、九十二师、九十三师红三十三军。军长王维舟、政委张广才，共辖：第九十八、九十九师以下三个军为各根据地独立军红二十五军，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参谋长戴季英，共辖：四个团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师长刘志丹，政委杨森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师长杨琪、政委张达荣、参谋长朱子修

三军仪仗队方队 三军仪仗队方队由北京卫戍区仪仗大队组成，是国庆阅兵的第一方阵，仪仗兵都是万里挑一。 看点：三军仪仗队队员身高一般在1.84米~1.90米，是最高最帅的一个群体。 陆军 陆军学员方队 陆军学员方队由石家庄机械化步兵学院组成。方队训练强调队员正步、齐步的步幅要严格控制在75厘米，毫厘不差。 看点：石家庄机械化步兵学院号称中国的“西点军校”。方队中有80名来自全国不同大学、不同专业的国防生。 陆军步兵方队 步兵方队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的部队，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师，简称“红一师”。战争年代，该师曾参加过第五次反围剿、平型关等著名战役。 看点：他们是徒步方队中唯一的步兵方队。 特种兵方队 平均年龄22.5岁的特种兵方队由北京军区某集团军特种兵大队组成，在国庆阅兵中是第一次亮相。组建近二十年，特种部队即将在天安门前向世人掀起神秘的面纱。中国特种部队诞生于上世纪90年代，曾完成“爱尔纳-突击”国际侦察兵比武、国家反恐演习等重大任务九十余项。 看点：特种兵方队持枪将是徒步方队中国内最先进的微声冲锋枪。大家可以注意看，这种枪的枪管胖胖的，因为里面装有消音器。枪身总体上比较短，一次性装弹数量比较多，是普通枪的好几倍。 海军 海军学员方队 海军学员方队来自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开国大典上，大连舰艇学院的海军学员方队走在受阅队伍的最前面，今年，大连舰艇学院的海军学员方队将是第5个受阅队伍。 看点：大连舰艇学院是第14次参加国庆阅兵。 水兵方队 水兵方队由青岛海军潜艇学院组成，该院也是第14次参加国庆阅兵。今年阅兵的水兵方队都是由新兵组成，新兵身体素质有待提高，但新兵的可塑性也很强。 看点：参加今年阅兵的水兵方队都是新兵。 海军陆战队方队 海军陆战队方队由南海舰队海军陆战队某旅组成，来自广东湛江，平均年龄21岁。作为两栖蛙人，陆战队队员在战场上要时刻弯腰，但队列训练场上却挺身示军威。 看点：他们来自广东，更是中国海军的希望。 空军 飞行学员方队 飞行学员方队是空军唯一一个徒步徒手方队，飞行学员方队由空军210多个团以上单位抽组而成。 看点：飞行服有看头，在双臂和臀部之间以及双腿之间安装双层飞行翼布，分别为前翼和后翼，前后翼上均开有透气孔，你可要仔细瞧。 空降兵方队 空降兵方队是以黄继光生前所在连等英雄连队组建而成。汶川地震，15勇士奋勇一跳抒写了惊世传奇。历史上，空降兵已先后参加了12次国庆阅兵。 看点：身着迷彩服、足蹬新式伞靴、头顶伞兵头盔。 三军女兵方队 三军女兵方队主要由白求恩军医学院负责抽组，队员最高学历博士生，最小18岁，平均年龄22岁，其中少数民族24人。 看点：方队阵容是世界近代阅兵史上阵容最庞大的徒步方队。 二炮 二炮学员方队 第二炮兵将在组成5个装备方队的基础上，首次组成徒步方队受阅。充分体现出了战略导弹部队军种地位作用。 看点：参阅人员全都是大专以上学历，其中硕士研究生学员和本科成长干部学员占61%。 武警 武警方队 武警部队受阅徒步方队350余名受阅官兵，绝大部分来自国旗护卫队、国宾护卫队、钓鱼台国宾礼宾班、使馆区执勤支队以及“雪豹突击队”等“国字号”部队。 看点：队员从武警北京总队4万多人中挑选出来，素质过硬。 后备 预备役方队 预备役方队以北京军区预备役高炮师为主体，是14个徒步方队中唯一通过天安门广场时的劈枪方队，也是唯一端枪受阅方队。 看点： 队员来自北京11个区县和首钢总公司，既有公务员、企业干部，也有村官、大学生。 女民兵方队 女民兵方队由北京市朝阳区在编女民兵遴选抽组而成，最小的才17岁。这支方队是第三次参加国庆阅兵。 看点：唯一一支民兵方队，代表全国8000万基干民兵受阅。中新社北京十月一日电题：军事专家解读国庆受阅武器装备十“最” 记者孙自法 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国庆阅兵盛典一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盛大上演，十四个徒步方队、三十个武器装备方队和十二个空中梯队依次接受检阅。国防大学军事后勤与装备研究所副所长崔向华教授看完阅兵盛典后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依然难抑振奋之情，他以军事专家视角，将这次受阅武器装备归纳为十个“最”—— 一是装备体系最全。这次阅兵既包括陆军、海军、空军、第二炮兵和武警部队装备，又涵盖到预警、侦察、通信、电子对抗、雷达、运输和后勤装备，装备种类非常齐全。 二是装备数量最多。这次阅兵共有三十个装备方队、地面装备五百多台，十二个空中梯队、一百五十一架飞机，为新中国历次国庆阅兵中装备数量最多的一次。 三是装备性能最优。这次阅兵所展示的五十二型主要装备的性能都达到一定水准，跨进世界武器装备先进行列，包括受阅的九九式主战坦克、“鹰击”系列反舰导弹、预警机、无人机、歼十、歼十一、陆基巡航导弹、洲际导弹等性能都非常优越。 四是国产化率最高。这次阅兵所展示的全部装备都是中国国产装备，包括歼十、预警机、无人机等，歼十一是中国创新发展的多用途战机，其发动机、航电、雷达、火控、机载武器等全部为中国自主研制生产，机体结构也采用了许多国产复合材料。 五是首阅规模最大。这次阅兵中，首次参阅的装备方队不仅数量与一九八四年和一九九九年阅兵相比都是空前的，而且首阅装备方队规模最大，第一次亮相国庆阅兵的装备方队包括无人机方队、通信兵方队、机动雷达方队、后勤装备方队等。 六是着装色彩最美。这次阅兵在过去军中一片绿色的理念上有了很大的飞越，各类各型装备和受阅官兵都根据自身军兵种的特殊需要，以特有颜色受阅。特别是首次亮相的武警“雪豹突击队”，白色的防暴车、黑色的警服在受阅方队中颇为醒目。 七是飞行技术最棒。这次阅兵，展示出中国飞行员高超的飞行技术。各梯队飞机不仅都准时到达受阅上空，而且梯队与梯队之间、单机与单机之间的距离也保持得非常好，做到了“米秒不差”。同时，这次是挂弹参阅，也是继开国大典之后，空中梯队第二次挂弹“上阵”，与六十年前相比，这次显然要“危险”得多——飞机挂载的是首次亮相的中国自主研制的多型空地、空空导弹。 八是压轴威力最猛。这次五个导弹装备方队作为压轴方队，一百零八枚参阅导弹包括地地常规导弹、陆基巡航导弹、地地中远程导弹、洲际战略核导弹等，全部都是最新型号，充分展示出解放军战略威慑核心力量和中远程精确打击力量建设的新发展、新成就。 九是编排设计最新。这次阅兵为了更好地围绕展示国威军威、振奋民族精神、激发爱国热情这一主题，在内容、形式的编排设计上着重强调创新，如阅兵展示的五十六个方(梯)队，寓意中国五十六民族团结和谐、万众一心；九九式坦克方队的箭式新队形、新造型，寓意解放军是打赢之箭、胜利之箭。 十是协同能力最强。阅兵部队历来阵容庞大，涉及面广，组织协调十分困难，能否顺利实施阅兵，很重要的一点还要看是否具备了诸军兵种的协同作战能力。这次阅兵就充分展示出解放军各级指挥员及其指挥机关，已具备了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和联合作战能力。 崔向华教授表示，这次国庆阅兵充分展示中国特色武装力量体系精干合成、综合高效的建设成果。如此多高精尖武器装备的公开亮相，也标志着中国军队和国防建设日益走向成熟、开放与自信

开国元帅彭德怀是一位个性特别鲜明的人物。他最为人称道、让人佩服的是身经百战、威武坦荡、谨慎果断、叱咤风云的军事指挥才能和显赫战功，以及刚正不阿、正气凛然、光明磊落、不唯书不唯上、实事求是、敢于同错误路线作斗争的铁骨铮铮硬汉子品格，这里要讲的是他优秀品质里的另一面———做人做事严于律己、光明磊落而知错即改、勇于道歉的故事，这些感人往事集中表现了他作为一名优秀共产党领导干部的担当品质。新中国成立后还曾抚着彭绍辉的断臂，为当年向彭绍辉发火一事道歉1932年，在担任第三军团第一师师长时，不满27岁的彭绍辉投入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他率部在北线助攻，连续攻克了宜黄、乐安两县，并配合主力围困南丰之敌。此后，又转战东线，参加了黄狮渡、邵武、浒湾和丰山铺战斗，出色地完成了反“围剿”前期作战任务。后来，在宜黄南部的黄陂战斗中，彭绍辉率部绕到敌后，攻打敌第五十九师侧翼，歼敌一个旅。在草台岗地区的霹雳山战斗中，彭绍辉挥师主攻，经过20多分钟的浴血奋战，红一师占领了敌第十一师的主阵地，重伤敌师长萧乾，赢得了整个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的关键之仗。在这次战斗中，当红一师连续发动三次冲锋均未攻下目标时，彭德怀来到前沿阵地，抓起电话筒高声对师长彭绍辉说：“我在看你们行动，要特别冷静，一定组织好火力，利用一切机会猛攻。”作为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大将军，在战斗中久攻不下的时候，彭德怀没有头脑发热，而是亲临一线，现场指挥。这一点对争取战斗的胜利来说，至关重要。然而，遗憾的是，在这次战斗中，师长彭绍辉在率部追歼溃敌时，被敌人的机枪子弹打中左臂，后因药品短缺，加之伤口感染发炎，最终不幸被截去左臂。彭德怀为此倍感痛心。新中国成立后还曾抚着彭绍辉的断臂，为当年向彭绍辉发火一事道歉。众所周知，战事非同儿戏，流血牺牲不可避免。作为一个指挥官，对受伤下属的关心，是对战争创伤的一种抚慰。彭德怀对自己的爱将失去左臂十分痛心，甚至“耿耿于怀”，多少年以后还挥之不去“自责”的心理，这充分体现了彭德怀关心下属的浓浓之情。但这次付出“断臂”之血的代价的一仗，是彭绍辉在红军时期的巅峰之战。为表彰彭绍辉的指挥有方和英勇善战，1933年8月1日，中革军委授予他二等红星奖章。彭绍辉从此一战成名！

新中国成立后，我军首次实行军衔制，共有57人被授予开国上将军衔。这些开国上将，大部分都是正兵团级将领，资历和战功极高。但很少有人知道，1955年授衔时，只有55人被授予开国上将，还有两位是在1956年、1958年单独授予的，这是为何呢？这两人又是谁？我们接着往下看。王建安，1908年出生，湖北红安县人。众所周知，红安是我国著名的将军县，很早就建立了革命政权。受到进步思想影响，王建安19岁入党，还参加了黄麻起义，开始了轰轰烈烈的革命生涯。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建安最高职务是红4军政委，值得一提的是，他和许世友等人还有过疙瘩。那是在1937年，当时许世友等十多位红四方面将领打算回四川打游击，王建安立即向抗大报告情况。很快，许世友等人被抓捕起来，思想转变后才得以释放。因为这件事，许世友对王建安意见很大。直到解放战争时期，俩人才握手言和。建国后，王建安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担任志愿军第9兵团司令员兼政委。1954年春，因为身体原因，王建安回国养病。1955年，我军举行了盛大的授衔仪式，但王建安却无缘军衔。至于其中原因，一说是因为黎玉被批判，一说是因为他骄傲自满翘尾巴，被人建议授中将。但负责授衔的罗帅不同意，坚持要等等看。1956年，王建安被单独授予开国上将军衔，后来历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和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等职务。虽然长期担任副职，但王建安将军却从不计较，始终任劳任怨地工作，令人敬佩不已。 李聚奎，1904年出生，湖南安化县人。他早年参加了彭老总领导的平江起义，后来随部队上井冈山，开始了革命生涯。李聚奎作战英勇，特别是在红军长征途中，当时他率领的红一师是开路先锋，攻占遵义城、四渡赤水河、强渡大渡河，立下赫赫战功。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李聚奎又参加了西路军西征，历经九死一生回到延安。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李聚奎继续战斗在一线，担任过八路军旅参谋长、四野后勤部部长等职务。建国后，我国成立了石油工业部，李聚奎出任部长。 1955年，因为李聚奎已经离开军队系统，因此没有参与授衔。但到了1958年，李聚奎重新回到了部队工作，担任总后勤部政委。为了便于开展工作，组织上又为他单独授予了开国上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