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所读的春秋到底是不是左氏春秋?求权威答案

u2022春秋大义是中华文化中的一种基本精神，旨在明辨是非、邪正、善恶、褒贬。春秋，指东周诸侯列国之春秋，但各国春秋只载其事而无其义，孔子以修订鲁国《春秋》为范本，就历史之事件，言春秋之微言大义。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评论道：「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春秋》大义可以从两方面说：明辨是非，分别善恶，提倡德义，从成败里见教训，这是一；夸扬霸业，推尊室，亲爱中国，排斥夷狄，实现民族大一统的理想，这是二。前者是人君的明鉴，后者是拨乱反正的程序。这都是王道。而敬天事鬼，也包括在王道里。《春秋》里记灾，表示天罚，记鬼，表示恩仇，也还是劝惩的意思。古代记事的书常夹杂着好多的迷信和理想，《春秋》也不免如此；三传的看法，大体上是对的。但在解释经文的时候，却往往一个字一个字地咬嚼；三传之中，公羊、谷梁两家全以解经为主 ，左氏却以叙事为主。公、谷以解经为主，所以咬嚼得更厉害些。《春秋》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史。书中虽用鲁国纪元，所记的却是各国的事，所以也是我们第一部通史。所记的齐桓公、晋文公的霸迹最多；后来说“尊王攘夷”是《春秋》大义，便是从这里着眼。孔子是第一个开门授徒，拿经典教给平民的人，《鲁春秋》也该是他的一种科目。关于劝惩的所在，他大约有许多口义传给弟子们。他死后，弟子们散在四方，就所能记忆的又教授开去。《左传》、《公羊传》、《谷梁传》，所谓《春秋》三传里，所引孔子解释和评论的话，大概就是拣的这一些。

1、春秋大义是中华文化中的一种基本精神，旨在明辨是非、邪正、善恶、褒贬。其本质就是个人在群体的社会生活中，在与其他人、周围的环境等产生作用时，在个人行为选择上所遵循的一套行为规范和其背后的思想原则。 2、关公成为春秋大义的代表性人物，他是捍卫大一统，北伐兴复汉室途中死的，为此做出牺牲。关公作为三国凝聚了历史，凝聚了榜样，关公是被全民承认最多的，他现在还在以各种形式留在人们的生活中。

《春秋》大义可以从两方面说：明辨是非，分别善恶，提倡德义，从成败里见教训，这是一；夸扬霸业，推尊室，亲爱中国，排斥夷狄，实现民族大一统的理想，这是二。前者是人君的明鉴，后者是拨乱反正的程序。这都是王道。而敬天事鬼，也包括在王道里。《春秋》里记灾，表示天罚，记鬼，表示恩仇，也还是劝惩的意思。古代记事的书常夹杂着好多的迷信和理想，《春秋》也不免如此；三传的看法，大体上是对的。但在解释经文的时候，却往往一个字一个字地咬嚼；三传之中，公羊、谷梁两家全以解经为主 ，左氏却以叙事为主。公、谷以解经为主，所以咬嚼得更厉害些。《春秋》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史。书中虽用鲁国纪元，所记的却是各国的事，所以也是我们第一部通史。所记的齐桓公、晋文公的霸迹最多；后来说“尊王攘夷”是《春秋》大义，便是从这里着眼。孔子是第一个开门授徒，拿经典教给平民的人，《鲁春秋》也该是他的一种科目。关于劝惩的所在，他大约有许多口义传给弟子们。他死后，弟子们散在四方，就所能记忆的又教授开去。《左传》、《公羊传》、《谷梁传》，所谓《春秋》三传里，所引孔子解释和评论的话，大概就是拣的这一些。

春秋大义是中华文化中的一种基本精神，旨在明辨是非、邪正、善恶、褒贬。春秋，指东周诸侯列国之春秋，但各国春秋只载其事而无其义，孔子以修订鲁国《春秋》为范本，就历史之事件，言春秋之微言大义。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评论道：「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春秋》大义可以从两方面说：明辨是非，分别善恶，提倡德义，从成败里见教训，这是一；夸扬霸业，推尊室，亲爱中国，排斥夷狄，实现民族大一统的理想，这是二。前者是人君的明鉴，后者是拨乱反正的程序。这都是王道。而敬天事鬼，也包括在王道里。《春秋》里记灾，表示天罚，记鬼，表示恩仇，也还是劝惩的意思。古代记事的书常夹杂着好多的迷信和理想，《春秋》也不免如此；三传的看法，大体上是对的。但在解释经文的时候，却往往一个字一个字地咬嚼；三传之中，公羊、谷梁两家全以解经为主 ，左氏却以叙事为主。公、谷以解经为主，所以咬嚼得更厉害些。《春秋》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史。书中虽用鲁国纪元，所记的却是各国的事，所以也是我们第一部通史。所记的齐桓公、晋文公的霸迹最多；后来说“尊王攘夷”是《春秋》大义，便是从这里着眼。孔子是第一个开门授徒，拿经典教给平民的人，《鲁春秋》也该是他的一种科目。关于劝惩的所在，他大约有许多口义传给弟子们。他死后，弟子们散在四方，就所能记忆的又教授开去。《左传》、《公羊传》、《谷梁传》，所谓《春秋》三传里，所引孔子解释和评论的话，大概就是拣的这一些。

从成败里见教训。按朱自清的看法，《春秋》大义主要是说：明辨是非，分别善恶，提倡德义，从成败里见教训。夸扬霸业，推尊周室，亲爱中国，排斥夷狄，实现民族大一统的理想。朱自清,字佩弦，号秋实，笔名余捷、柏香、白水、知白等。原籍浙江绍兴，1898年出生于江苏东海(今连云港市海州区)，原名朱自华，江苏扬州人。

春秋大义是中华文化中的一种基本精神，旨在明辨是非、邪正、善恶、褒贬。　　春秋，指东周诸侯列国之春秋，但各国春秋只载其事而无其义，孔子以修订鲁国《春秋》为范本，就历史之事件，言春秋之微言大义。　　相传孔子根据鲁国的历料记载将鲁隐元年到鲁哀公十四年的历史修成了一部史书，这部编年史书就是春秋，共242年史事，大约有1.5万字。《春秋》记事非常简练，近乎大事年表，随后出现了《左传》，《左传》又称《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终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左传》约18万字，也是一部编年体史书，它比《春秋》多记17年，同时也比《春秋》多很多史料，但后来儒家的经学家认为《左传》是解《春秋》经之作，故西晋杜预作注时重加编排，首列《春秋》经文，然后分条记事，从此《左传》原貌不可得见。　　另一方面，相对于汉代通行的语言和文字，孔子写《春秋》时所使用的语言文字已经叫“古文”了，如果没有注释，当时普通文人恐怕也很难读懂。因此，在传授《春秋》时确实需要进行注释。孟尝君的门客：因误解而自刎是春秋大义的典故，战国四公子之一的齐国的孟尝君自年轻时就在对待门客的招募上，他广泛的招募各国人才以及流亡犯罪的人。这些人来到孟尝君门下之时，孟尝君都会亲自接待。　　孟尝君府上都会为门客准备夜宵，有一天一个门客觉得这饭不合口味就耍起了脾气，孟尝君什么也没说就把自己的夜宵送过去。那门客一看，孟尝君的夜宵和自己的一样，顿时感到十分惭愧，拔刀就自杀了。

1、春秋大义是中华文化中的一种基本精神，旨在明辨是非、邪正、善恶、褒贬。其本质就是个人在群体的社会生活中，在与其他人、周围的环境等产生作用时，在个人行为选择上所遵循的一套行为规范和其背后的思想原则。 2、关公成为春秋大义的代表性人物，他是捍卫大一统，北伐兴复汉室途中死的，为此做出牺牲。关公作为三国凝聚了历史，凝聚了榜样，关公是被全民承认最多的，他现在还在以各种形式留在人们的生活中。

伦常朝纲，春秋大义 ，是什么意思 古典讲究“三纲五常” 三纲者：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同时也要求君、父、夫为臣、子、妻作出表率。它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一种特殊的道德关系。 五常者：仁、义、礼、智、信，是用以调整、规钉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 至于《春秋》，讲究“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意思是说在《春秋》中隐含在语言中所包含的深远微妙的意义。 诸如当时吴国、楚国的国君，都已自称为王，这对于维护宗法制的尊卑贵贱等级观念的孔子来说，是不能容忍的，孔子在"正名"的思想指导下，在《春秋》中却把他们贬称为"子"，以示对这些诸侯竟敢僭拟天子专用王号的谴责。对于这种"春秋"笔法，司马迁得出这样的结论： "《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 春秋大义是什么意思 春秋大义是中华文化中的一种基本精神，旨在明辨是非、邪正、善恶、褒贬。春秋，指东周诸侯列国之春秋，但各国春秋只载其事而无其义，孔子以修订鲁国《春秋》为范本，就历史之事件，言春秋之微言大义。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评论道：「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什么是春秋大义 u2022春秋大义是中华文化中的一种基本精神，旨在明辨是非、邪正、善恶、褒贬。春秋，指东周诸侯列国之春秋，但各国春秋只载其事而无其义，孔子以修订鲁国《春秋》为范本，就历史之事件，言春秋之微言大义。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评论道：「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订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春秋大义别华夷什么意思 出自洪仁的玕遗诗。说的是要遵守春秋上阐明的儒家教义和社会价值体系。将洋洋中华与四方蛮夷分开出来。 什么是《春秋》大义？什么是《春秋》笔法？ 春秋笔法 指寓褒贬于曲折的文笔之中。《春秋》相传为孔子所修，后世认为它每用一字，必寓褒贬，后因以称曲折而意含褒贬的文字为“春秋笔法”。 春秋大义 春秋大义是一种中国特色的史学观。就是对历史不但要有其真实存在的记录，还应该在记录过程中带有道德的评判。 左丘明发微探幽，最先对这种笔法作了精当的概括：“《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贤人谁能修之？”（译文：《春秋》的记述，用词细密而意思显明，记载史实而含蓄深远，婉转而顺理成章，穷尽而无所歪曲，警诫邪恶而褒奖善良。如果不是圣人谁能够编写？） 由于孔子编写《春秋》，在记述历史时，暗含褒贬，行文中虽然不直接阐述对人物和事件的看法，但是却通过细节描写，修辞手法（例如词汇的选取）和材料的筛选，委婉而微妙地表达作者主观看法。后世作者为了阐述孔子的思想，撰写了专门的著作以解释《春秋》的内在涵义，特别是其中涉及礼的一些细节。这种作法被称“微言大义”，者春秋笔法，被中国古代的传统所褒扬。 对联：行止无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 熊逸的《春秋大义》自序里有这样一段话，孙盛阳秋存异本，网际网路上好搜寻。 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最好联 孙盛是一个人的名字，是一个史官。 阳秋指的是孙盛的《晋阳秋》。 异本的意思是不同的版本。 后面一句好理解的。 董仲舒谈春秋大义是否有合孔子的春秋大义？ 这个要从那些治《春秋》的经学家说起啦。摘一段熊逸《春秋大义》中的论述给你看 董仲舒的经学发端已经有了蹈虚之嫌，及至东汉，何休又在蹈虚的基础上再踏一步，发挥董的说法，认为在传闻之世，天下衰败，治道方起，所以才要严本邦与外邦之别，所以才要多照顾国内的事，少管一些国外的事，所以才要录其大者、略其小者；到了所闻之世，已经能见到一些升平气象了，这时候就不再严本邦与外邦之别了，大家都是华夏一家，该讲华夷之辨了，严华夏与夷狄之别；等到了所见之世，天下太平，华夷之辨也没必要再讲了，因为夷狄都已经被纳入了华夏系统，受封爵位，天下远近小大若一，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就该推崇仁义、反对那种用两个字取名的现象。取名不能用两个字，何休原文是“崇仁义，讥二名”。所谓二名，比如姓刘名禹锡、姓白名居易，按照公羊家的说法，这都是春秋大义所谴责，并要被严厉制止的。历史上还真有过对二名的严厉制止：王莽复古，就用“《春秋》讥二名”的道理严令大家起名都要起单名，影响甚至波及匈奴，所以在王莽之后的那段时间里，绝大多数人都是单名，即如三国人物刘备、关羽、张飞、赵云、曹操、孙权……全是单名。明代胡应麟甚至为了证明东汉也不是没有双名的人，特意从《后汉书》和《资治通鉴》蒐罗出几十个双名的例子，这也可见当时双名之罕见。但问题是：“二名”为什么不应该？——《春秋》当中有一些奇怪的笔法，比如把魏曼多写作魏多，把仲孙何忌写作仲孙忌，之所以这样写，《公羊传》给出的答案是：“二名非礼也”，所以孔子故意把双名写成单名，表示批评。春秋时代，人的姓名本来就很混乱，其实很难说把双名写成单名就真有什么涵义。但《公羊传》既然这么说了，也就给了后人以发挥大义的余地。那么，暂且承认《春秋》存在着“讥二名”这个意思，而新的问题是：就算起了双名，也不过是小小的非礼罢了，而前述何休把“崇仁义，讥二名”放在一起来说，这两者的重要性天差地别，似乎不具可比性。而何休这么说其实是大有深意的：从表面的功能意义而言，单名容易避讳，这对和谐君臣关系很有好处，而放宽视野来看，到了三世之中的所见之世，已然天下太平，就算想批评谁，也实在找不出什么坏人坏事了，便只能吹毛求疵地拿“二名”这种小事挑剔一下了。但细考一下，讥二名的涵义是否当真如此，殊难确定。《越绝书》有“《春秋》改文尚质，讥二名，兴素王……”，联络上下文来看，似乎单名属于质，二名属于文，这才是两者的区别所在。另外，《左传》也有一个“讥二名”的说法，和公羊家大不相同——《左传·昭公十三年》载楚国“弃疾即位，名曰熊居”，《礼记正义》引《异义》认为：公羊所谓二名是以双字为名，左氏所谓二名是指楚公子弃疾弑君即位之后改名为熊居这种情形。两说孰是孰非？考之周文王、周武王时代，有贤臣散宜生、苏忿生，都以双字为名，可见公羊家的说法不确。 若依此解，《左传》里的“二名”是指改名。宋代魏了翁有个统计，说古人没有改名的，只有三个弑君之人改过名，即楚公子围、楚公子弃疾和吴公子光。如果真如魏了翁所说，改名和弑君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络，如此而“讥二名”自然有了强大依据。然而《礼记·曲礼下》又有“君子已孤不更名”的说法，是说父亲死后儿子不得改名，究其理论依据，郑玄说是“重本”，孔颖达说名字是父亲所取，如果在父亲死后改名便有遗弃父亲之意。但从这个说法反推，父亲在世的时候改名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这便与魏了翁之说有了矛盾。但无论魏说到底是事实、巧合还是吴、楚异于诸夏风俗，毕竟仅以散宜生、苏忿生便可以证伪公羊家的“讥二名”之说。但是，疑点并未就此定谳，因为《异义》忽略了公羊义理——陈立即辩护道：散宜生、苏忿生，公羊家岂有不知，只是《春秋...... 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是什么意思 翻译： 孔子编定了《春秋》，乱臣贼子非常害怕。 原因如下： 沧海横流之时，孔子编定春秋，寓说理于叙事之中，体现出来的褒善贬恶的政治理性,成为了后世所流传的“春秋大义”。希望借此提供“历史经验”，警戒后人。这个东西后来人们称之为“春秋笔法”。《春秋》面世之后，世间有无数“微言大义”的论者，更有众多“成仁取义”的志士，让历代“乱臣贼子”为之却步。 概括一下，是“春秋大义”震慑了乱臣贼子，是“春秋笔法”刺痛了乱臣贼子，这就是文化的力量，舆论的力量。 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是什么意思? 翻译： 孔子编定了《春秋》，乱臣贼子非常害怕。 原因如下： 沧海横流之时，孔子编定春秋，寓说理于叙事之中，体现出来的褒善贬恶的政治理性,成为了后世所流传的“春秋大义”。希望借此提供“历史经验”，警戒后人。这个东西后来人们称之为“春秋笔法”。《春秋》面世之后，世间有无数“微言大义”的论者，更有众多“成仁取义”的志士，让历代“乱臣贼子”为之却步。 概括一下，是“春秋大义”震慑了乱臣贼子，是“春秋笔法”刺痛了乱臣贼子，这就是文化的力量，舆论的力量。 参考资料：zhidao.baidu/...=query 斯古 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是什么意思 不论是从熊逸的《春秋大义》看还是梁由之的《百年五牛图》， 陈寅恪斯人寥落一朝绝尘而去，都让人欷歔不迭。当年夜读陆键东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手不忍释卷，一篇读罢时已明晦交接。梁 由之固然妙笔生花，而熊逸掷笔掩卷未尝真学释迦佛拈花之故。二 人都不约而同择取了陈氏《答北客》一诗，也都注解寥寥，可思李 劼叹息历史只前进了三平方米是闲文人的酸臭，大可一笑而过。 喜读陈氏，而读之维艰。陈氏之早年文字，多畅晓简明，而晚 年隐晦甚深。《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为陈氏心迹之代表篇 目，易诵上口，可读之再三， 海甯王静安先生自沈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仁咸怀思不能自已。 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佥曰，宜铭之 贞珉，以昭示于无竟。因以刻石之词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 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 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 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 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 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 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斯为陈氏一生轨迹。 然卅年之后，枯眼困顿，泣涕牛衣，恐怕也是陈氏未曾料想得 到的。《答北客》一篇在北京来人之后，前有《给科学院的答复》那 是说给大家听的，而《答北客》附于书信中，故更见陈氏真意。全 诗如左， 多谢相知筑菟裘，可怜无蟹有监州。 柳家既负元和脚，不采萍花即自由。 七言绝句，句句用典，以至于当代学人以查访其中一句之典故 来阐其幽境。胡晓明作《陈寅恪惆守老僧之旧义诗文释证》抓住第 二句，征引苏轼《金门寺中见李留台与二钱惟演易唱和四绝句戏用 其韵跋之其二》，欲问君王乞符竹，但忧无蟹有监州。佐以欧阳修《归 田录》卷二：“……每云：‘我是监州，朝廷使我监汝。"举动为其所 制。往时有钱昆少卿者，家世余杭人也。杭人嗜蟹，昆尝求补外郡， 人问其所欲何州，昆曰：‘但得有螃蟹无通判处则可矣。"”可谓信矣。 而末句化柳宗元《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句，至于柳氏作之深 意，可置而不论，全诗如左， 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舟。 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萍花不自由。 我曾简言之，柳氏是积极自由不得，陈氏是消极自由不得。 首句出自《左传·隐公十一年》：“羽父请杀桓公以求大宰。公 曰：‘为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使营菟裘吾将老焉。”文虽菟裘归老， 而陈氏实是隐世避祸。 至于第三句，他曾有《寄傅斯年》诗云：正始遗音真绝响，元 和新脚未成军。此用刘禹锡《酬柳柳州家鸡之赠》， 日日临池弄小雏，还思写论付官奴。 柳家新样元和脚，且尽姜芽敛手徒。 其实看苏轼《柳氏二外甥求笔迹二首之一》更能明白陈氏之意， 诗谓， 退笔成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 君家自有元和脚，莫厌家鸡更问人。 唐元和年间，柳公权书法流行朝野，同是柳家人，刘禹锡因此 玩笑柳宗元。数百年后，苏轼有外甥亦姓柳，故寄诗勉励其“莫厌 家鸡”，且不必“问人”，但学好自家“元和脚”也是很够用了。陈......

春秋笔法指寓褒贬于曲折的文笔之中。《春秋》相传为孔子所修，后世认为它每用一字，必寓褒贬，后因以称曲折而意含褒贬的文字为“春秋笔法”。春秋大义春秋大义是一种中国特色的史学观。就是对历史不但要有其真实存在的记录，还应该在记录过程中带有道德的评判。左丘明发微探幽，最先对这种笔法作了精当的概括：“《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贤人谁能修之？”（译文：《春秋》的记述，用词细密而意思显明，记载史实而含蓄深远，婉转而顺理成章，穷尽而无所歪曲，警诫邪恶而褒奖善良。如果不是圣人谁能够编写？） 由于孔子编写《春秋》，在记述历史时，暗含褒贬，行文中虽然不直接阐述对人物和事件的看法，但是却通过细节描写，修辞手法（例如词汇的选取）和材料的筛选，委婉而微妙地表达作者主观看法。后世作者为了阐述孔子的思想，撰写了专门的著作以解释《春秋》的内在涵义，特别是其中涉及礼的一些细节。这种作法被称“微言大义”，者春秋笔法，被中国古代的传统所褒扬。对联：行止无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

《春秋》大义 【概说】 《春秋》是中国古代的儒家典籍，相传由孔子修订，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共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 《春秋》用于记事的文字极为简练，但内容很丰富，几乎每个句子都暗含褒贬之意，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 由于《春秋》的记事简略，常人难以理解，所以后来的一些学者便对书中的记载进行了解释和说明，这些解释和说明称之为“传”。关于《春秋》的“传”中，较为有名的是“春秋三传”，即《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其中《春秋左氏传》又称《左传》，影响最大，是儒家重要的经典着作之一。 【故事锦囊】 春秋时期，周王朝虽然名义上统一全国，但在事实上它的统治已接近分崩离析。当时的社会动荡不安，人心不古。诸侯挟持天子，大夫放逐诸侯，家臣反叛大夫……凡此种种，就好像一场闹剧，你方唱罢我登台，热闹异常。 在这种形势之下，孔子周游列国，宣扬自己“仁”的学说，试图从道德上根治社会存在的各种弊病；但是，尽管孔子为之奔波一生，最终也没有得到各国的认可，甚至还把自己弄得身心交瘁、穷困不堪。 回来之后，孔子对于仕途心灰意冷，不再热衷于宣扬自己的主张，而是潜心写了《春秋》一书。 在《春秋》之中，社会各种弊端暴露无遗，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数不胜数。这象征着周文王时期的礼乐制度已经成为美好的回忆，取而代之的是“人与人争”的可怕状态。 孔子编《春秋》，既有事实上的依据，又夹杂着个人的爱憎分明。寓说理于叙事之中，体现出一种抑恶扬善的动机。 《春秋》面世之后，一直得到后世士人的重视，研究《春秋》的人越来越多，《春秋》的含义也得到了深化，成为了后世流传的“春秋大义”。 【知识库】 知我罪我，其惟《春秋》 孔子晚年，编完《春秋》后曾说过一番感慨的话：“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大意是，我做的这些事，编的这本书，后人一定会褒贬不一的，但我不论他们如何评价，都会坚持做下去。

两句之中的春秋是不同意思。前者的春秋是孔子著的春秋，后者是指春秋时期。两句表达的意思都是儒家思想。两句话的意思并不冲突，因为其中的义字是不同意思。春秋无义战的义，是因为儒家认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无义就是没有天子的命令。而春秋大义是后人注释孔子著作春秋的出来的一系列行为规范准则，统称为春秋大义~

关羽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关羽就是“义”的代名词，从宋代以来，民间对关羽的崇拜有增无减,各地的关帝庙数量也越来越多，我们最常见到的关帝形象是这样的:他坐在椅子上,右手捋着他那漂亮的须髯,左手握着一卷《春秋》阅读。 那么，“春秋大义”中的“义”是怎样的呢？我们从吕氏春秋的《士节》和《不侵》总结一下吧： 第一，春秋有大义的人，是不寻私利，大公无私的。这样的人，即使国王亲自来请他，如果国王不合他的胃口，他是不会理会的。但如果国王能够找到很多这样的人来帮忙，是能够大立功名，称霸天下的。 比如战国四君子：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赵国的平原君赵胜、楚国的春申君黄歇、齐国的孟尝君田文。他们礼贤下士，广招宾客，为国家的强大贡献了自己的力量。第二，有大义的人不怕死，敢舍身取义，视死如归的。比如齐国有个叫北郭的，生活困难，养不起他的母亲，于是他到晏子门上求见晏子，希望能从晏子这里得到粮食以奉养母亲。晏子也听说这个人志节高尚，马上派人把仓中的粮食、府库中的金钱拿出来分给他，北郭谢绝了金钱而收下了粮食。过了不久，晏子被齐国的国王猜忌，逃往国外遇到北郭，北郭见到晏子后说：“您将要到哪儿去?”晏子说：“我受到齐君 的猜忌，将要逃往国外。”北郭子只是淡淡地说：“您好自为之吧。”晏子上了车，长叹了一口气就走了。北郭回家后，召来他的朋友，告诉他说：“我佩服晏子的道义，曾向他求得粮食奉养母亲。我将用自己的死为他洗清冤情。” 他们到了齐国国王门口，北郭子退下几步自刎而死。他的朋友捧着盛了头的竹匣托付给了齐王，然后对旁观的人说：“北郭子为国难而死，我将为北郭子而 死。”说罢，又退下几步自刎而死。齐王听说这件事，大为震惊，乘着驿车亲自追赶晏子，在离国都不到百里的地方赶上了晏子，请求晏子回去。 第三，义士能为知己者死。豫让就是这样的人，豫让曾经服侍过一些主人，比如范吉射、中行寅（子尝事范氏中行氏），结果他们死了豫让没有为他们报仇，到了智伯瑶被杀，豫让却誓死要为他报仇，为什么呢？ 豫让是这么解释的，他说：“范吉射、中行寅，用普通人的水平对我（是众人畜我也）。那我也就用普通人的水平对他们（我亦众人事之）。到了智伯瑶时候，是用国士的待遇对我（是国士畜我也）。我也就用国士的精神服事他（我亦国士事之）。” 所以啊，讲“义”的人，是会知恩图报的，是为知己贡献一切的。 普通的国王，得到了土地百里就欢呼雀跃（得地百里则喜），却不懂得到士人才是可喜可贺的事情，这是不知轻重，本末倒置啊。有抱负、成就霸业的君主，是因为天下义士全都归附了他们（而士皆归之），比如周武王。就像商纣王，有强大的兵力，可是天下义士全都逃离了他们，结果就是覆灭。 所以，一定要非常重视义士的作用，懂得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东西。 齐国出访秦国，齐国的因为有孟尝君，令强大的秦国不敢小瞧，原来秦昭王还想羞辱一下齐国来使的（辱其使者），最终秦昭王还是道歉了。还说他也喜欢孟尝君（寡人善孟尝君），齐国使者公孙弘回礼，当场答应（公孙弘敬诺）。公孙弘以千乘之臣的大义挑战秦国的万乘之王秦昭王，也可以称为义士了（可谓士矣）。 前几篇文章说，人应该把自己的身子看得比天下还重，却可以为别人献身，可以随意出生入死，灵魂来去自由。 也许，这就是“义”吧！ 好了，今日就分享到这里。 读吕氏春秋，品人生修身，启人生智慧，希望对您有所启发，欢迎在下方留言。

春秋大义　　中国儒家思想中其哲学思想的价值取向；儒家思想在社会价值、伦理道德和社会礼仪等方面的看法、取舍和褒贬。其本质就是个人在群体的社会生活中，在与其他人、周围的环境等产生作用时，在个人行为选择上所遵循的一套行为规范和其背后的思想原则。　　基于科学的原则，这些行为规范之间，以及与其背后的思想原则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逻辑上可论证的因果关系；同时并不是真的有一套数目确定，明确、清楚定义的行为规范，其思想原则也没有准确、完备的定义（所以不是科学）。它也不是现代哲学，现代哲学已经科学化了。它可以理解为是一套古代哲学和这套哲学对现实生活的指导。　　历史缘起　　相传孔子(B.C.551 -- B.C.479)根据鲁国的历料记载将鲁隐元年(B.C.722)到鲁哀公十四年(B.C.481)的历史修成了一部史书，这部编年史书就被叫作《春秋》。共242年史事，大约有1.5万字。《春秋》记事非常简练，近乎大事年表。　　其后（也可能是同时）出现了《左传》。《左传》又称《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B.C.722)，终于鲁哀公二十七年(B.C.468)。《左传》约18万字，也是一部编年体史书，它比《春秋》多记17年，同时也比《春秋》多很多史料。但后来儒家的经学家认为《左传》是解《春秋》经之作，故西晋杜予作注时重加编排，首列《春秋》经文，然后分条记事，从此《左传》原貌不可得见。《史记》和《汉书·艺文志》则认为它是孔子的同代人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　　孔子开了私学之风，由于《春秋》非常简练，传授时就需要解释其文辞和史义。到了汉代，大约是B.C.100期间，就出现了着重从解释《春秋》的文辞和史义上加以发挥的《公羊传》和《谷梁传》，先列《春秋》原文，然后逐字、逐层进行解释。《谷梁传》相对更遵从忠实记载史实的原则，而《公羊传》则认为：《春秋》是孔子借春秋242年史事以表示自己的政治观点，处处包含“微言大义”。司马迁(B.C.145? -- B.C.???)在《史记·孔子世家》中也称，孔子写《春秋》不单纯记载史事，它的遣词用字体现出一套褒贬书法，借此以表达他对社会现实问题的见解，寄托他的社会理想。这也就是《春秋》的“微言大义”。　　另一方面，相对于汉代通行的语言和文字，孔子写《春秋》时所使用的语言文字已经叫“古文”了，如果没有注释，当时普通文人恐怕也很难读懂。因此，在传授《春秋》时确实需要进行注释。　　《春秋大义》－－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　　一本试图向西方世界阐明中国人的精神，并揭示中国文明价值的英文书。英文书名为“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1915年由“北京每日新闻社”首版，该书封面上所题的中文名就是“春秋大义”。该书对于当时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有较大影响，书的作者是辜鸿铭。　　辜鸿铭(A.C.1857 -- A.C.1928)，名汤生，原籍福建同安，出生在马来亚槟榔屿的一个华侨世家。他13岁到西方留学，先后游学于英、德、法、意等国11年。回国后长期担任张之洞幕府的洋文案。清末时，他曾官至外务部郎中，擢左丞。明国初年时任北京大学教授。他精通英德法等近十门语言，用英文写有多部著作，常引据法德作家，而最好讲的是拉丁文。　　辜鸿铭对于当时中国社会的环境、现状，社会习俗，文化传统，社会风气等都非常了解和熟悉，但他还算不上是一个儒学大师。实际上，《春秋大义》一书是以当时西方世界的思维模式来对中国的文化传统进行描述、解释、阐述和赞赏。因此西方通常认为此书，容易理解，有其新颖和独到之处，但算不上很深刻。　　“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deep, broad and simple)　　中国人和中国文明的特征，除了我上面提到过的那三种之外，还应补上一条，而且是最重要的一条，那就是灵敏。(delicacy)”　　[该书已出中译版。]　　《春秋大义》中还有这样一句话：　　“实际上欧洲语言中‘科学"与‘逻辑"二字，是无法在中文里找到完全对等的词加以表达的。”　　还好，今天我们已经有了，并且已经是大众化的日常用语了。　　如果说“春秋大义”是中国文化、文明的核心价值观，那么这本书远没有达到其目的。也许我们不应该对那个时代的人有这么高的要求。　　关于孔子　　孔子生日：　　“鲁襄公二十二年十月庚子日，孔子生。”　　公元前551年10月4日星期六(Julian历)　　公元前551年9月28日星期六(Gregorian历)　　庚戌(狗)年(平年)十月二十七日(鲁历，周历)　　庚戌(狗)年(平年)八月二十七日(夏历)　　孔子卒日：　　“鲁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　　公元前479年3月9日星期六(Julian历)　　公元前479年3月4日星期六(Gregorian历)　　壬戌(狗)年(闰年)四月初十日(鲁历，周历)　　壬戌(狗)年(闰三月)二月初十日(夏历)

没什么实际解释伦常 ： 封建宗法社会的伦理道德。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五伦为不可改变的常道，故称“伦常”。朝纲指的是朝廷的政治纲领,处于指导政治时务的地位春秋之言，微言大义。书春秋大义这是孔子说的

1、相传孔子（B.C.551--B.C.479）根据鲁国的历料记载将鲁隐元年（B.C.722）到鲁哀公十四年（B.C.481）的历史修成了一部史书，这部编年史书就被叫作《春秋》。共242年史事，大约有1.5万字。《春秋》记事非常简练，近乎大事年表。 2、其后（也可能是同时）出现了《左传》。《左传》又称《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B.C.722），终于鲁哀公二十七年（B.C.468）。 3、《左传》约18万字，也是一部编年体史书，它比《春秋》多记17年，同时也比《春秋》多很多史料。但后来儒家的经学家认为《左传》是解《春秋》经之作，故西晋杜预作注时重加编排，首列《春秋》经文，然后分条记事，从此《左传》原貌不可得见。 4、《史记》和《汉书·艺文志》则认为它是孔子的同代人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 5、另一方面，相对于汉代通行的语言和文字，孔子写《春秋》时所使用的语言文字已经叫“古文”了，如果没有注释，当时普通文人恐怕也很难读懂。因此，在传授《春秋》时确实需要进行注释。 以上就是对于春秋大义是什么意思的介绍，网友们明白了吗？

孔子的《春秋》是儒家至高的经典，正统的法理基础源于春秋，分为“居正”和“一统”两个层面，以儒家经义为本，正统即儒家道统。“国之统也，犹道之统也。” “儒者之统与帝王之统并行于天下，而互为兴替。其合也，天下以道而治，道以天子而明。” 欧阳修曰：“正统之论，肇于谁乎？始于春秋之作也。” 方孝孺也说：“正统之名，何所本也？曰：本于春秋。” 《春秋》首重名分，名分之要点即要辨明华夷之防，“不与夷狄之主中国”。尊王攘夷的要旨在于华夷之辨，其宗旨植根于《春秋》以及《仪礼》、《周礼》、《礼记》、《尚书》，以华夏礼义作标准。春秋公羊家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结合邹衍“五德运转说”和儒家五端——仁义礼智信，王者是五帝感生的且受天命作皇帝，需要制礼乐昭五端以奉天，行德政，“天子命无常，惟命是德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失去天命会引起易姓革命。 故凡天下之邪正君子之所疑而不能决者，皆至于《春秋》而定，非定于《春秋》，定于礼也，故太史公自序曰：‘《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程颐亦曰：“礼一失则为夷狄，再失则为禽兽。圣人恐人之入夷狄也，故《春秋》之法极谨严，所以谨严者，华夷之辨尤切切也。” 明朝人邱浚也认为正统的标准“在严华夷之分；在立君臣之义；在原父子之心。” 方孝孺也持此观点，“不过辨君臣之等，严华夷之份，扶天理，遏人欲而已。” 唐代皇甫湜解释道：“王者受命于天，作主于人，必大一统。明所授所以正天下之位，一天下之心……所以为中国者，以礼义也；所以为夷狄者，无礼仪也，岂系于地哉。” 皇帝举行隆盛的封禅典礼，既是构成皇权存在合理性、合法性的普遍逻辑性法则和终极依据，又是皇位正统和大一统所必须的文化表征。古代共有秦始皇、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六位皇帝举行过泰山封禅典礼。所谓封禅，即在“泰山上筑土为坛祭天，报天之功，故曰“封”，泰山下小山上除地，报地之功，故曰“禅”。如《白虎通义》谓：“王者易姓而起，天下太平，功成封禅，以告太平。禅梁父之趾，广厚也。刻石纪号，着己之功绩。天以高为尊，地以厚为德，故增泰山之高以报天，禅梁父之趾以报地。封者，附广之；禅者，将以成功相传授之”。首先，皇帝封禅的核心思想观念应是“天命”。中国自商周时代就产生了“天”的信仰观念，其后帝王皆自称是天之子、是奉天承运，即奉天命而治理天下。故《汉书·郊祀志》谓：“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白虎通义·文质》云：“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如夫成功，则天也”；“受命之君，天之所兴，四方莫敢违”；董仲舒《春秋繁露·为人者天》道：“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晋人干宝亦曰：“帝王之兴，必俟天命。苟有代谢,非人事也”。唐天子有八宝（玺），其中之一“曰受命宝，所以修封禅，礼神祇”。而唐玄宗的谥即为“奉天皇帝”，唐以后帝王的尊号、谥号大多是“应天”、“统天”、“仪天”、“法天”、“感天”、“体天”之类的词语，以示“天命”的体现。而司马光于《册问王道》中谓：“王者受天命，临四海，上承天之序，下正人之统”。中国古代社会任何一个皇朝，要想取得统治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权威性，就必须证明皇朝的“天命”。再次，封禅典礼不仅是皇位正统和“大一统”所必须的文化表征，而且亦是大一统的文化要求。正统原义是“天统之正绪”。欧阳修曾谓：“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与不一，然后正统之论作”。故正统同“大一统”又是紧密联系的。“大一统”是春秋战国时代以来的政治命题，历来被视为统治者的理想境界。“大一统”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天下和政治的统一，二是礼仪文化的统一。董仲舒《春秋繁露》谓：“《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陈立《公羊义疏》引《汉书》王阳云：“《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礼·坊记》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尊，以一治之也。即大一统之义也”。皇位正统和大一统都是封禅的核心观念，因而只有平定天下、大功于天下的君王才有资格封禅。所以，秦始皇巡狩封禅，在泰山等地立石铭功颂德曰：“初并天下，罔不宾服”；“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以及“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云云，宣扬的就是天命正统和大一统思想观念。汉武帝封禅前,“外事四夷、教通四海”，北击匈奴、通西域、统一两越、西南夷以及统一宗教祭祀、改德改制等等，其文治武功凸显的也是大一统局面的形成，为封禅大典奠基。为此汉武帝封禅铭文曰：“四宇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而汉光武帝封禅碑也云：“舟舆所通，人迹所至，靡不贡职”；直至唐宋封禅典礼都必须有各方诸侯、蛮夷酋长首领助祭，这也是意味着大一统。如唐玄宗开元封禅，“车驾发东都，百官贵戚、四夷酋长从行”。因此，以封禅典礼作为天命正统和大一统的文化表征、封禅典礼具有“尊王攘夷”、威慑周边异族政权的政治作用。自春秋以来“尊王攘夷”以及“华必统夷”、“以夏变夷”就是许多政论的核心。故“四夷不服，中国不尊”。因此，“内诸夏而外夷狄”“，圣帝在上，诸侯宾服，威振四夷”是儒家思想中理想的政治格局。封禅也是“华夷之辨”重要内容和体现。元封元年（前110 年），汉武帝认为“古者先振兵择旅，然后封禅”，遂置十二部将军，亲率十八万军骑，旌旗连绵千里，出长城，北巡边陲，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威震匈奴。汉武帝如此兴师动众，大张旗鼓，其实是借将举行得“天命”的封禅大典，在政治外交上威慑西北戎狄（此后每隔五年就修封一次）。而汉光武帝封禅也是为了“海内治平,夷狄慕义”。唐玄宗开元封禅，队伍一路“千旗云引，万戟林行”、“万方纵观，千里如堵”，典礼上“百神群望，莫不怀柔，四方诸侯，莫不来庆”，这实际也是政治外交上的威慑与“尊王”的表现。而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封禅，重要动因之一乃是宋辽澶渊之盟后，真宗群臣认为“惟有封禅泰山，可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因为，“契丹其主称天，其后称地，一岁祭天不知其几。猎而手接飞燕，鸨自投地，皆称天赐，祭告而夸耀之”。宋朝诸臣知契丹对天崇敬，遂谋以封天禅地礼之大典“欲假是以动敌人之听闻，庶几足以消沉其窥觎之志欤?” 华夏礼仪文化制度也是用来彰显正统。根据儒家传统，天子是上天感应降世，所以要祭天，与上帝交通。因而祭天是昭示正统的体现，只有天子才有资格祭天，且在礼经里有严格的服制规定。《周礼·春官宗伯》：“王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唐朝《郊祀议》曰：“孔子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此万世不易之法也。昔长孙无忌请祀高祖于圜丘以配昊天上帝，祀太宗于明堂以配上帝，义为得之。今国家嗣兴唐祚，追尊孝德，而以尧舜为肇祀之祖，宜以神尧配天于圜丘，孝德皇帝配上帝于明堂，礼也。其服物制度，古有常仪，愿罢一切伪饰。”郊以祀天，祀天而必法则其所垂之象，使凡吾身之所被服、吾身之所乘驾、吾礼之所施设文饰，莫非天之象焉。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祭天服饰象征着上天垂象、天象，所以天子祭天要穿十二纹章衮冕。三公之冕九，祀、火、毳、藻、绣、爵弁等冕六，韦弁、皮弁、玄冠，合上九。三孤自祀冕而下八，无火冕。公卿七，又无毳冕。上大夫六，又无藻冕。中大夫五，又无皮弁。下大夫四，又无爵弁。士服三，祀弁、爵弁、玄冕。庶士玄冠。 五帝是“五行精气之神”，又《元命包》云：“夏，白帝之子。殷，黑帝之子。周，苍帝之子。”是其王者，皆感大微五帝之精而生。人间的帝王和朝代就是五帝轮流所感应而生的，因此也称为“感生帝”，如尧是赤帝所感生，舜是黄帝所感生，禹是白帝所感生，汤是黑帝所感生，周文王是苍帝所感生。帝王祭天当然要祭祀与自己一朝相应的天帝。各个朝代都有天子的感生帝。“赤应隋者，言赤帝降精，感应而生隋也。故隋以火德为赤帝天子。叶灵皇者，叶，合也，言大隋德合上灵天皇大帝也。又年号开皇，与《灵宝经》之开皇年相合，故曰叶灵皇。皇辟出者，皇，大也，辟，君也，大君出盖谓至尊受命出为天子也。” 唐氏承统，盛德在土。 五帝 五主 五方 五行 五兽 五常 祭祀日 感生帝的王朝 青帝 太皞 东 木 苍龙 仁 立春 周朝、北齐、北魏、北周 白帝 少皞 西 金 白虎 义 立秋 夏朝、秦朝、晋朝 赤帝 神农 南 火 朱雀 礼 立夏 汉朝、隋朝、宋朝、明朝 黑帝 颛顼 北 水 玄武 智 立冬 商朝 黄帝 轩辕 中 土 黄龙 信 先立秋十八日 虞朝、曹魏、唐朝

孔夫子，关夫子，万世两夫子；修春秋，读春秋，千古一春秋。在中国历史上，孔子为文圣，关羽为武圣，一文一武，交相辉映，文成武德，庇佑中华。 关公是宋元明清以来社会各界共同礼拜，万民争相效仿的道德楷模和道德偶像。在宋元明清的中国社会中，祭祀、崇信、膜拜关公的活动，几乎进入了所有的社会活动及精神思想领域。举凡宗教仪式、官府祭奠、社会教育、商业交往、集会结社、文学创作、戏曲演唱、人际交往、风俗民情等等领域，都有对关公及关公忠义节勇信精神的仿效和传承。正如明神宗钦定的醮典献词所云：“恭维关圣帝君，生前忠义，振万古之纲常；身后威灵，保历朝之泰运”。崇祀关公成了中国历史长河中最辉煌也最为广泛的社会文化现象。 关公作为道德楷模和道德偶像被不断提升，关公崇拜作为一种道德文化现象被广泛普及，对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以及道德意识、道德行为的规范与提升，曾经产生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关公在儒家体系中不仅是因为他是一名忠肝义胆、英勇善战的武将，更主要是关公对于儒家经典《左氏春秋》的偏好和具体实践。史书《三国志》多有记载：《三国志江表传》云：“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三国志吕蒙传》云：“斯人（关羽）长而好学，读《左传》略皆上口，梗亮有雄气。” 《左传春秋》是儒家五经之首，有着鲜明的政治与道德倾向。其观念强调文明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和爱国主义情操。《左传》通过对人物事件的细致描述，来体现其道德评价。左氏以记载完整的事实注解春秋褒贬善恶的大义。南宋大儒朱熹以春秋大义为基础，在所著《通鉴纲目》中尊蜀汉为正统，后经各种文学艺术作品的宣扬，使得“寇魏帝蜀”的观念得以流行，关公熟读春秋，践行春秋大义精神的形象也愈发受到尊崇。 湖北省汉口山陕会馆《汉关夫子春秋楼碑记》云：“考《春秋》，系鲁史东周以还，王纲欲坠，我孔子惧万世君臣之大义不明，不得已而以宗鲁者尊周，托《春秋》以见志。……关夫子欲以存蜀者存汉，志《春秋》之志，此《春秋》之所以有其人也。” 河南省北舞渡山陕会馆《创建戏楼碑记》云：“山左有孔子，道德高于万山，世人重其文也。然有文以之为纬，必有武以之为经。唯我关夫子生于山右，仕于汉朝，功略盖天地，神武冠三军。尤可称秉烛达旦，大节垂于史册，洵足媲美孔子，躬当武夫子之称。” 清魏介裔《柏乡庙记》：“自有帝君（指关羽）以身任《春秋》之统，君臣之义，灿然复明。” 清年遐令《重修当阳汉寿亭侯关夫子庙碑记》：“自孟子而下读《春秋》者不乏人，而能于《春秋》大义见诸行事之实者，唯（关）侯一人而已。”清张鹏翮在《关帝像赞》中称关公“《春秋》之旨，独得其宗”。张鹏翮还在《关夫子志序》称：“侯虽未登洙泗之堂，而刚直之气，忠义之概，暗与道合。”即指与孔子《春秋》之道相合。 张鹏翮是康熙雍正年间有名的清官廉吏。康熙帝以他为名臣的楷模。生前，康熙对他的评语是“天下廉吏无出其右”；死后，雍正帝赞誉他是“卓然一代完人”，并加少保，谥“文端”。 张鹏翮一生公正节俭，“终身一茧衾，食无兼味。御书楼数间，荒田数亩而已。” 1725年2月19日逝世时，家中无多余财物，其子懋诚“四顾茫然，无法举丧”。雍正赐白银千两，才得奉丧回遂宁安葬。雍正悲悼减膳，两次御制祭文悼念，赞他“秉性贞介，特身廉洁”，“志行修洁，风度端凝……流芳竹帛，卓然一代完人”。 1713年至1722年，张鹏翮任吏部尚书近10年。在清代，吏部居六部之首。凡全国官吏的任免、考课、升降、调动等事务，均归吏部负责。为了对付有人来说情、请托，张鹏翮在府邸的厅堂上，树了一尊关圣帝君塑像，周仓持刀威严旁立。神座的侧面，摆一书案。每逢亲朋好友有私事请托时，他便指着塑像说：“关帝君在上，岂敢营私徇隐”。有些交谊甚笃的人，硬要求得一好的差使，张鹏翮微微一笑，诙谐地说：“周将军手中的青龙偃月刀很锋利，你不惧怕吗”于是打消登门请托者的邪念妄想。 张鹏翮以敬畏、崇祀关帝作为“在独处时能谨慎不苟”砥砺道德节操的手段，也由此希望关公精神能够推行广远，传承万世。张鹏翮随内阁大臣索额图等经蒙古去俄罗斯议和时，沿途见归化城（今呼和浩特）有关帝庙，其记说：“故使远人，知其忠义也”。张鹏翮在《关帝志》卷三中说：“天下后世之人，因得以景仰神灵，感奋激发，学其存心，考其行事，而慨然想见其为人，读斯志也可以兴矣！”表明“关公神灵感应”之神奇功能，及对于道德良知塑造的神奇力量，因为这神灵来自于自心。 《大学》曾言“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独也。”意思是，那些没有信仰、又没有道德修养的人，在闲居独处的时候，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他们见到善良的人品好的人，会心生嫉恨造谣泼污，但在表面上还要装出一副似乎做过好事的模样，想方设法显示自己的美德。其实，这样自欺欺人有什么意思呢？每个人都不是傻子，每个人都有心灵的触角，真诚人看伪君子，就像能看到他的五脏六腑一样清楚，这就是所谓内心的真实意念会显露于外表。所以君子慎独，独自一人的时候也在坦诚谨慎地做人做事。 张鹏翮“以景仰神灵，感奋激发，学其存心，考其行事，而慨然想见其为人”，先把关公春秋大义的神性摆正，确定春秋大义精神的绝对权威，这样做事时才不会让外物扰乱自己的内心。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心正了，在面对许多外物的诱惑时，能保持内心镇定，不为外物所动，达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的超然境界，从容自如地面对各种挑战。关公精神中春秋大义思想的最基本价值就是唤起人们对规则的尊重，是非善恶褒贬都各归其位，人心要受到道德良知的约束和奖罚。关公精神不只是隐藏于内心的信念，而必定要表现为外部的道德实践行为。从关公信仰中引申出的道德原则，将会成为忠孝节义诚信等行为操守的根据和良心的约束。 虽然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但“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法律约束是他律，是依靠外部力量强制约束自己行为的“外因”表现；道德自律是依靠自我约束自己行为的“内因”表现；从中华传统哲学智慧来看，外因是条件、内因才是基础，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法律能够起多大的作用，要看全民道德素质的程度有多高。从整体上讲社会秩序的运行良好主要靠全体公民的道德“自律”来实现的，没有道德的共同遵守，法律只会处处碰壁、得不到实质的落实。 中国传统社会秩序是如何得以建构和维持起来的？中华文明五千年，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所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国法固然需要人人遵守，但是几千年来传下来的家规家训、民风民俗也要懂得尊重。即使到现在，一些民风淳朴的农村依然固守着传统的习俗，村规民约、礼俗秩序、家族宗祠、行业规范、道义规矩，每个个体都在自觉地服膺于这种约定俗成的礼教约束，关公文化、关公精神不仅仅是中国人认可的价值观，也是社会教化民风向善的重要手段，更是法治社会能够真正贯彻执行的不二途径。恰如于右任先生为关公庙题写的一副楹联：忠义二字团结了中华儿女，《春秋》一书代表着民族精神。 《太史公自序》引董仲舒言云：“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之反正，莫近于《春秋》……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春秋大义，不仅是古代传统社会的行事纲领，更是现代法治社会的行动指南。

相传孔子（B.C.551 -- B.C.479）根据鲁国的历料记载将鲁隐元年（B.C.722）到鲁哀公十四年（B.C.481）的历史修成了一部史书，这部编年史书就被叫作《春秋》。共242年史事，大约有1.5万字。《春秋》记事非常简练，近乎大事年表。其后（也可能是同时）出现了《左传》。《左传》又称《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B.C.722），终于鲁哀公二十七年（B.C.468）。《左传》约18万字，也是一部编年体史书，它比《春秋》多记17年，同时也比《春秋》多很多史料。但后来儒家的经学家认为《左传》是解《春秋》经之作，故西晋杜预作注时重加编排，首列《春秋》经文，然后分条记事，从此《左传》原貌不可得见。《史记》和《汉书·艺文志》则认为它是孔子的同代人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孔子开了私学之风，由于《春秋》非常简练，传授时就需要解释其文辞和史义。到了汉代，大约是B.C.100期间，就出现了着重从解释《春秋》的文辞和史义上加以发挥的《公羊传》和《谷梁传》，先列《春秋》原文，然后逐字、逐层进行解释。《谷梁传》相对更遵从忠实记载史实的原则，而《公羊传》则认为：《春秋》是孔子借春秋242年史事以表示自己的政治观点，处处包含“微言大义”。司马迁(B.C.145? -- B.C.???）在《史记·孔子世家》中也称，孔子写《春秋》不单纯记载史事，它的遣词用字体现出一套褒贬书法，借此以表达他对社会现实问题的见解，寄托他的社会理想。这也就是《春秋》的“微言大义”。另一方面，相对于汉代通行的语言和文字，孔子写《春秋》时所使用的语言文字已经叫“古文”了，如果没有注释，当时普通文人恐怕也很难读懂。因此，在传授《春秋》时确实需要进行注释。

《春秋大义2》（熊逸）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链接：https://pan.baidu.com/s/1lzbkKDAt-vwL5lxDjNcFzg 提取码：a1i4书名：春秋大义2作者：熊逸豆瓣评分：8.7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年份：2009.1页数：512内容简介：作者力求从春秋的二百多年中的第一年隐公元年入手，配合《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以及后世学者对《春秋》的形形色色的解读中，阐释圣人的微言大义。然而，究竟什么是圣人的本意？究竟什么是真正的“春秋大义”？历代的解读都是与解读者的立场、历史背景、生存环境息息相关。可以说，这部以隐公元年为评述对象而阐发的“春秋大义”，是一部见微知著的中国思想史。

辜鸿铭何许人也？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辜鸿铭，(1857年7月18日－1928年4月30日)，字汤生。1857年7月18日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马来西亚的槟城州）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英国的炮舰1840年就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辜鸿铭的义父布朗先生对他说：“你可知道，你的祖国中国已被放在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到了英国，在布朗的指导下,辜鸿铭从西方最经典的文学名著入手，以最朴拙的死记硬背办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1877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后来，蔡元培去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已是声名显赫的知名人物；而40年后，当林语堂来到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著作已是学校指定的必读书了，在林语堂的《京华烟云》一书中曾提及辜鸿铭。14年的留学生活使富有天赋的少年辜鸿铭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 完成学业后,辜鸿铭听从当时在新加坡的语言大家马建忠的劝说,埋头研究中华文化,并回到祖国大陆，继续苦读中国典籍。他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二十年，主要职责是“通译”。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自号“汉滨读易者”。 辜鸿铭博通西欧诸种语言、言辞敏捷的声名很快在欧美驻华人士中传扬开来。他给祖先叩头，外国人嘲笑说：这样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饭菜了吗？辜鸿铭马上反唇相讥：你们在先人墓地摆上鲜花，他们就能闻到花的香味了吗？他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在轮船上用纯正的德语挖苦一群德国人。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想见辜。毛姆的朋友就给辜写了一封信，请他来。可是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辜来。毛姆没办法，自己找到了辜的小院。一进屋，辜就不客气地说：“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一句话，让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毛姆立时极为尴尬，不知所对。 同时作为东方文化的捍卫者，辜鸿铭的声誉也逐渐显赫起来。辜鸿铭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对学生们公开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四夷之邦。”在那样的时候，他还嘴硬，叫西方为“四夷之邦”，为此，许多人仅仅把他当成一个笑料的制造者，却忽略了他内心的痛苦，忽略了他对东方文化的积极思考，忽略了他对这片土地命运的深切关注，也忽略了他曾做出的坚定而绝望的挣扎。 自1883年在英文报纸《华北日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开始，他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里，他还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后来又翻译了《大学》。他的工作是创造性的，古老的东方理论中还加入了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在他之前，中国的古经典从来没有好的译本。 从1901至1905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1909年，英文著本《中国的牛津运动》（德文译本名《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1915年《春秋大义》（即有名的《中国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同时，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锐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义》德文版出版了，在正进行“一战”的德国引起巨大轰动。 辜鸿铭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评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他独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此外还有“灵敏”。 辜鸿铭从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凸显出中国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鸿铭写道，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辜鸿铭生活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只要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就只能是病弱的，任人宰割的。如果你是清醒的，你要抗争，就需付出分外沉痛的代价。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祖国,辜鸿铭为中华传统之断落而忧患，为炎黄文明之涂炭而忧患,他在笔记《张文襄幕府纪闻》中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自尊与忧患的深层叹息。 辜鸿铭狂放的姿态，是他带泪的表演，是以狂放来保护强烈的自尊。当时西方人见到中国街市当中，遍挂“童叟无欺”四字，常对辜说：于此四字，可见中国人心欺诈之一斑。辜顿时语塞，无以自遣。实际上，因为眼界比同时代的人要开阔许多，那种不幸辜鸿铭比任何人都体会得更清楚、更深刻。由此，他不惜用偏执的态度来表达自己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他学在西洋，却喜欢东方姑娘，尤其喜爱中国姑娘的小脚。他的夫人淑姑是小脚，他一见钟情、终身不负。民国建立后,他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用偏激的行为方式--留辫子,穿旧服,为纳妾和缠足进行头头是道的辩解,来对抗整个社会弃绝中华传统的畸形走向。辜鸿铭一生主张皇权，可他并不是遇到牌位就叩头。慈禧太后过生日，他当众脱口而出的“贺诗”是“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袁世凯死，全国举哀三天，辜鸿铭却特意请来一个戏班，在家里大开堂会，热闹了三天。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梳着小辫走进课堂，学生们一片哄堂大笑，辜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 辜鸿铭生平喜欢痛骂西方人，反以此而见重于西方人，不为别的，就为他骂得鞭辟入里，并总能骂在要穴和命门上。故很多西方人崇信辜鸿铭的学问和智慧，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 当年，辜鸿铭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的六国饭店用英文讲演“The Spirit of theChinese People”(他自译为《春秋大义》)，中国人讲演历来没有售票的先例，他却要售票，而且票价高过“四大名旦”之一的梅兰芳。听梅的京戏只要一元二角，听辜的讲演却要两元，外国人对他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辜鸿铭在西方人面前表现出来的优越感源自于他的机智与幽默。某天，辜鸿铭在他位于北京椿树胡同的私邸宴请欧美友人，点的是煤油灯，烟气呛鼻。有人说，煤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明亮，辜鸿铭笑道：“我们东方人，讲求明心见性，东方人心明，油灯自亮。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功夫。”你说这是谈佛理，谈哲学，还是故弄玄虚？反正他这一套足够唬住那些洋鬼子。 辜鸿铭辩才无双。中日甲午海战后，伊藤博文到中国漫游，在武昌时，与张之洞有过一些接触。辜鸿铭是张的幕僚，作为见面礼，他送了伊藤一本自己刚出版的《论语》英译本。伊藤早知辜氏是中国保守派中的先锋大将，便乘机调侃他道：“听说你精通西洋学术，难道还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两千多年前，却不能行于二十世纪的今天吗？”辜鸿铭见招拆招，回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纪，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伊藤听了，一时间无词以对。 在北大，受蔡元培、黄侃、洋教授的青睐，但却是西化分子的死对头。对于胡适等人的白话文运动给国人带来传统文化断层上的灾难，曾经早有预见，但最终，民国政府还是在小学课本废除了文言文，给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巨大损失。辜鸿铭，作为一个出生在马来西亚的华侨，用自己的努力捍卫着中华民族的尊严，是他，促使世界第一个孔子学院的诞生，近代中国的人物，也唯有他，是最受到世界各国学者文人的尊敬的人物，然而在他的祖国中国，却屡屡被自己的同胞和学生嘲笑唾骂误解着，我们不能不遗憾那样的时代里，我们的大多数青年的幼稚和愚蠢。 1928年4月30日，辜鸿铭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编辑本段]【著书立说】 辜鸿铭的仕途生涯不足一谈，他一生事迹的意义及其重要性在于沟通中西文化并诉诸于翻译事业。为了让西方人了解中国的孔孟哲学，精神道义，他勤于写作。辜氏一生著述颇丰，且多用流利的英文写成，其目的即在于使西方人了解，并通过了解进而尊重中国文化。 辜鸿铭的英文著作主要包括： 1． Papers from a Viceroy"s Yamen: A Chinese Plea for the Cause of Good Government and True Civilization.封面上有赵凤昌亲笔手书的中文书名《尊王篇》。该书于1901年在上海出版，乃是辜鸿铭自和义和团运动以来，陆陆续续发表于《日本邮报》等报刊上的系列英文政论文章结集而成的合集。这些文章分析了义和团运动产生的原因，指出义和团运动完全是外国传教士的不正当活动和西方列强的殖民政策所引起的。辜鸿铭还在书中公开对西方文明及其没落进行大肆的评价。该书出版后，欧洲人争相购买传阅，当时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清史稿》本传中说："辜氏以英文撰《尊王篇》，申大义，列强知中华以礼教立国，终不可侮，和议乃就。" 2． ET nunc, reges, intelligite! The Moral Cause of the Russia-Japanese War（《当今，皇上们，请深思！日俄战道德原因》）它从1904年12月10日起在《日本邮报》上连续发表，1906年结集于上海刊行。主要讨论日俄战争在道义方面的根源，兼及中西文明问题，并批评俄日双方的政策。 3． 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中国牛津运动故事》），为辜鸿铭为纪念张之洞而作，1910年首次在上海出版。书中他将张之洞比作英国19世纪的红衣主教纽曼（Cardinat Newman），把张之洞领导的维护中国纲常名教的清流运动和纽曼在英格兰教会攻击自由主义的牛津运动作了对比研究，指出张之洞的清流运动和纽曼的牛津运动都是反对和攻击同一个敌人--现代欧洲高度物质文明的破坏力量。 4．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国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义》），这是辜鸿铭向西方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作。该书1915年在北京首次出版，并很快由德国学者奥斯卡·A·H·施密茨（Oscar.A.H.Schmitz）译成德文，一时轰动西方。书中力阐中华民族德精神和中国文明的价值，鼓吹中国文化救西论。全书分为绪言、导论、正文和附录四个部分。导论阐述"良民宗教"（The Religion of Good-Citizenship）；正文第一章论"中国人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第二章论"中国女子"(The Chinese Woman)，第三章论"中国语言"(The Chinese Language)，第四章论"约翰 ·史密斯在中国"(John Smith in China)，第五章论"一个著名的汉学家"(A Great Sinologue)，第六、七两章论"中国学"(Chinese Scholarship)；附录论"崇拜群众的宗教"或名"战争与出路"(The Religion of Mob-Worship or the War and the Way out)。 此外，辜鸿铭还常在英文报刊上发表文章，《字林西报》（又名《华北日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日本邮报》（Japan Weekly Mail）、《北京日报》（Beijing Daily News）、《密勒氏远东评论》（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华北正报》（North China Standard）、《泰晤士报》（The Times）等英文报刊都是他批判西方，阐扬"周孔之道"的阵地。 辜鸿铭的文章发表之后，西方人既惊讶又非常佩服，德国人和日本人尤其如此，为了让更多的国人了解这位东方圣哲的思想和学说，他们把辜鸿铭的文章著述分别译成德文和日文。1920年在德国莱比锡出版了由奈尔逊教授翻译的辜鸿铭的论文集Vox Clamantis（《呐喊》，又名《哀诉之音》）。德国著名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则编译了辜鸿铭文集《中国对于欧洲思想之反抗：批判论文集》，该书主体为《中国牛津运动》。辜鸿铭在日本讲演的论文由日本大东文化协会集结成《辜鸿铭讲演集》于1925年在日本刊行。1941年日本人萨摩雄次在日本编译出版了《辜鸿铭论集》，主要篇目是从《辜鸿铭讲演集》和《中国人的精神》中选译出来的。[编辑本段]【翻译实践】 作为翻译家，辜鸿铭的贡献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将我国经典古籍《论语》、《中庸》、《大学》等译成英文，在清末民初的中书英译中最享盛誉；另一方面是将外国诗歌等翻译成中文，主要有威廉·柯伯的《痴汉骑马歌》和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咏》，成为近代中国向国内译介西方诗歌的先驱。 中国四书五经的翻译最早始于明末清初。当时来华的外国传教士和汉学家把《诗经》、《易经》、《论语》、《老子》等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移译成多种文字传到欧美，有拉丁文、英文、意大利文、法文等译本。要把中国古代经籍译成西方文字，就得同时精通对译的两种语言，能够透彻理会两国文化，并非一般人所能担任。而这些传教士和汉学家大多数只是粗通汉语，因此翻译出来的作品中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有的甚至是积字成句、积字成篇，根本无法从整体上体现中国文化的精奥之处。 到了近代，翻译孔孟著作最出名的要属理雅各（James Legge）。理雅各是个有名的汉学家，汉语造诣很高。在王韬的协助下，他把中国"十三经"中的十部经书译成英文，统称为《中国经典》（ The Chinese Classics），在西方享有很高的声誉，到现在，仍被许多西方人视为标准译本。但由于英汉两国语言、文化、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因此理雅各的翻译虽较之以前的译著相对准确，仍不免有误解曲解、死译硬译、断章取义的现象。 辜鸿铭早在1884年发表的《中国学》一文中就指出：理雅各翻译《中国经典》的工作不过是应时之需，虽然数量惊人，但并不都令人满意。辜鸿铭认为正是这些传教士和汉学家歪曲了儒家经典的原义，糟蹋了中国文化，并导致西方人对中国人和中国文明产生种种偏见。为了消除这些偏见，他决定自己翻译儒家经典。1898年辜鸿铭在上海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译著《论语》（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 A New Special Translation, Illustrated with Quotations from Goethe and Other Writers），1906年又推出了第二本译著《中庸》（The Universal Order or Conduct of Life），后来他又翻译了《大学》（Higher Education），但是没有正式出版发行。 他在《论语》译序中声称：我们只想在此表达一个愿望，希望那些有教养有思想的英国人在耐心读过我们的译作之后，能够反思一下他们对中国人已有的成见，并能因此修正谬见，改变他们对于中英两国人民与人民、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态度。 辜鸿铭翻译儒经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意译法，即采用"动态对等"的方法，使译文在表达思想方面起到与原文相同的作用，而不是原文与译文之间字栉句比的机械性转换。在《论语》译序中，他就明确指出他的翻译目的是"让普通英语读者能看懂这本给了中国人智力和道德风貌的中文小册子"，因此他努力"使孔子及其弟子的谈话方式，就像有教养的英国人在表达与这些中国俊杰同样的思想时一样。"在《中庸》译序中，他进一步阐明他的翻译观点："彻底掌握其中之意义，不仅译出原作的文字，还要再现原作的风格。"辜鸿铭在具体的翻译工作中，确实努力实践着这一翻译宗旨。例如： 1．《论语·学而第1》中子贡与孔子的一段对话。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者也。"辜鸿铭译为："A disciple of Confucius said to him," To be poor and yet not to be servile; to be rich and yet not to be proud, what do you say to that?"" It is good, "replied Confucius, "but better still it is to be poor and yet contented; to be rich and yet know how to be courteous."" 句中"谄"字译得尤为精彩，servile 远比flatter 更能表情达意。而且整个译句简洁明了，既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又与原句语体风格相互呼应。 2．《论语·子罕第9》中记载颜回赞叹孔子之道高且深的那段话："仰之弥高， 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辜将之译为："The more I have looked up to it the higher it appears. The more I tried to penetrate into it the more impenetrable it seems to be. When I have thought I have laid hold of it here, lo! it is there. But the Master knows admirably how to lead people on step by step. He has enlarged my mind with an extensive knowledge of the arts, while guiding and correcting my judgment and taste. Thus I could not stop in my progress, even if I would." 辜氏的这段译文很好地保持了原文言简意赅的特点。"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译成"The more I have looked up to it the higher it appears. The more I tried to penetrate into it the more impenetrable it seems to be" , 对仗工整，用词洗练到位。"When I have thought I have laid hold of it here, lo! it is there" 一句则将颜回慨叹孔子之道高深不可捉摸的语气栩栩如声地传递出来，让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辜氏将"欲罢不能"译成"Thus I could not stop in my progress, even if I would", 充分挖掘了原文的内涵和神韵并将之生动地再现出来。 辜氏再现原作风格的努力还体现在以诗译诗，即把《论语》、《中庸》等中出现的诗歌片段同样用诗歌的形式表现出来。由于辜氏精通中英文，所以译得颇为成功。如《论语·微子篇第18》中楚狂接舆之歌："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尤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辜氏是这样译的： "O Phoenix bird! O Phoenix bird, "Where is the glory of your prime? "The past, --t is useless now to change, "Care for the future yet is time. "Renounce! Give up your chase in vain; "For those who serve in Court and State "Dire peril follows in their train." 全诗分为三节，共7行，每行8个音节，双行押韵，读后琅琅上口。全诗的关键"Renounce! give up your chase in vain", 把接舆对于孔子没有于乱世之际隐退的不理解和惋惜之情充分地表达出来。 辜鸿铭翻译儒家书籍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是引用歌德、卡莱尔、阿诺德、莎士比亚等西方著名作家和思想家的话来注释某些经文，这在儒经翻译史上还是第一次。辜氏在《论语》译序中解释了其用意："为了让读者彻底理解书中思想的含义，我们引用了欧洲一些非常著名作家的话，作为注释。通过唤起业已熟悉的思路，这些注释或许可以吸引那些了解这些作家的读者。"近代中国于西方的文化交流虽然是双向的，但"西学东渐"的势力始终要比"东学西渐"强大得多，且西方人在对东学进行选择时总是带着殖民者高高在上的蔑视态度，因此，与东方文化的隔膜甚深。在这种情况下，辜氏的儒经注释法对于帮助西方读者理解中国文化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除了引用欧洲名家作注之外，辜氏还在注释中将书中出现的中国人物、中国朝代与西方历史上具有相似特点的人物和时间段作横向比较。如将颜回比作圣·约翰，子路比作圣·彼得，尧比作亚伯拉罕等。对于夏朝这样一个时间概念，辜氏作了这样的比拟：夏朝之于孔子时代的人就如希腊历史之于现代欧洲人。这样的比较未必恰当，但却有助于那些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的西方人更好地把握儒家经典的内容。 辜鸿铭所译的《论语》、《中庸》等较之以前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的儒经译本有了质的飞跃，可以说是儒经西译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但由于思想和时代的局限性，他的译作中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之处。 辜氏译经最大的缺点在于过分意译。其表现之一就是在把握大意的前提下，随意增添许多原文没有的内容。如对"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学而第1》）一句的翻译。辜氏的译文为："It is indeed a pleasure to acquire knowledge and, as you go on acquiring, to put into practice what you have acquired. A greater pleasure still it is when friends of congenial minds come from afar to seek you because of your attainments." 其中"as you go on acquiring", "greater", "of congenial minds"和"because of your attainments"都超出了原文的内容。表现之二 是将译文中出现的大量中国人名、地名删掉。 如在《论语》中，他只保留了颜回和仲由的名字，而孔子的其他弟子则直接翻译为"孔子的一个弟子"或"另一个弟子"。虽然他这样做的动机是好的："为了进一步除去英语读者会产生的古怪感和奇异感，只要有可能，我们就删除其中的专有名词。"（见《论语》译序）但对于帮助西方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这一点，并没有好处，因为儒经中出现的中国人名、地名往往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容，删掉之后就会改变原文的文化色彩和民族色彩。翟林奈（Lionel Giles）在他自己的《论语》译本（The Sayings of Confucius）中就指出辜氏的这种做法只会使刻画人物形象的力度大打折扣，而人物塑造正是《论语》的引人之处。 对于辜氏英译儒经，曾存在过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一种是赞美推崇，一种是否定批评。持前一种观点的以林语堂为代表。林语堂在《从异教徒到基督教徒》一书中这样评价道："他（辜鸿铭）了不起的功绩是翻译了儒家《四书》的三部，不只是忠实的翻译，而且是一种创造性的翻译，古代经典的光透过一种深的了然的哲学的注入。他事实上扮演东方观念语西方观念的电镀匠。他的《孔子的言论》，饰以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有关儒家书籍的翻译，得力于他对原作的深切了解。"持否定态度的则以王国维为代表。王国维曾认真研读过辜氏翻译的《中庸》，并著书《辜汤生英译〈中庸〉后》一文指陈其中大小弊病若干条，认为辜氏的翻译尝试乃一大失败。 不管人们对辜氏译经活动的评价如何，我们都应该承认他对中华文化的阐释宣扬功不可没。他所译的《论语》，泰西购者近万部，流传甚广；所译的《中庸》曾被收入在《东方智慧丛书》中。辜氏也因此在西方声名大噪。他以极大的热情和创造性把中国传统文化介绍给西方世界，在中西文化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春秋时代，诸侯挟持天子，大夫放逐诸侯，家臣反叛大夫，所有的人都在疯狂地追逐着权力，又都在追逐权力的过程中丧失了权力。“《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象征着“周文”的等级森严的礼乐制度此时已经幻为美好的回忆，取而代之的是霍布士所说的“人与人争”的可怕的自然状态。那是一个“文明”退位、“伪文明”得道的时代，人心中原始的动物本能获得了解放，披着“文明”外衣不动声色地将人类召回文明创辟之前的黑暗世界。 沧海横流之时，孔子编定春秋，寓说理于叙事之中，体现出来的褒善贬恶的政治理性,成为了后世所流传的“春秋大义”。希望借此提供“历史经验”，警戒后人。这个东西后来人们称之为“春秋笔法”。《春秋》面世之后，世间有无数“微言大义”的论者，更有众多“成仁取义”的志士，让历代“乱臣贼子”为之却步。 概括一下，是“春秋大义”震慑了乱臣贼子，是“春秋笔法”刺痛了乱臣贼子，这就是文化的力量，舆论的力量。

我们已经大略看过了儒学于汉、唐两代在政治运作中的实用意义，看来儒家典籍既可以在审案的时候被援引为法律判例，更可以在国家大政上发挥纲领性的指导作用。嗯，儒学并不像现在很多人以为的那样是什么讲做人、讲伦理的哎——不是的，儒学的核心是在政治，而且，儒家的政治思想核心并不是像很多现代人认为的那样主要体现在《论语》当中，而是体现在《春秋》里的。　　钱穆曾经很清晰地梳理过这个脉络：“隋唐以前人尊孔子，《春秋》尤重于《论语》。两汉《春秋》列博士，而《春秋》又几乎是五经之冠冕。《论语》则与《尔雅》、《孝经》并列，不专设博士。以近代语说之，《论语》在当时，仅是一种中小学教科书，而《春秋》则是大学特定的讲座……此下魏晋南北朝以迄于隋唐，《春秋》列于经，仍非《论语》所能比。”后来直到宋朝，《论语》才和《春秋》平起平坐了，二程和朱熹则抬高《论语》超过了《春秋》，到清代乾嘉以后，《春秋》又超过了《论语》，“只有最近几十年，一般人意见，似乎较接近两宋之程、朱，因此研究孔子，都重《论语》，而忽略了《春秋》。”　　其实，要说这“最近几十年”，《春秋》也发出过不小的声音——晚清时代公羊学独胜，维新派拿它讲变法，革命家拿它讲“华夷之辨”和“易姓革命”，即如一向给人以埋头训诂之印象的杨树达前辈也在1943年出版的《春秋大义述》的自序当中倡明“意欲令诸生严夷夏之防，切复仇之志，明义利之辨，知治己之方”。他所指明的这几条“春秋大义”在当时是实有所指的。而如果以我们现在为坐标，这“最近几十年”的特色则更是明显——要知道，“《春秋》学”比“《论语》学”可复杂和深奥多了，所以，偌大文化断层边缘上的人们借助于《论语》来给断层搭桥显然要比借助于《春秋》容易得多。不过悲观地说，现在再怎么熟读《论语》和《春秋》，乃至其他种种儒家经典，都不会恢复当年的风光了——看看人家汉朝，儒者之学居然切切实实地施展在现实的政治生活当中，影响着内政与外交，掌握着生杀大权，真是威风八面啊。

孔子编定了《春秋》，乱臣贼子非常害怕。原因如下： 沧海横流之时，孔子编定春秋，寓说理于叙事之中，体现出来的褒善贬恶的政治理性,成为了后世所流传的“春秋大义”。希望借此提供“历史经验”，警戒后人。这个东西后来人们称之为“春秋笔法”。《春秋》面世之后，世间有无数“微言大义”的论者，更有众多“成仁取义”的志士，让历代“乱臣贼子”为之却步。 概括一下，是“春秋大义”震慑了乱臣贼子，是“春秋笔法”刺痛了乱臣贼子，这就是文化的力量，舆论的力量。

《春秋大义》是2007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熊逸。中国儒家思想中其哲学思想的价值取向；儒家思想在社会价值、伦理道德和社会礼仪等方面的看法、取舍和褒贬。其本质就是个人在群体的社会生活中，在与其他人、周围的环境等产生作用时，在个人行为选择上所遵循的一套行为规范和其背后的思想原则。

《春秋大义》（熊逸）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资源链接：链接：https://pan.baidu.com/s/12rOjVljCp20NXhPxgT7XVA 提取码：n8l7书名：春秋大义作者：熊逸豆瓣评分：8.8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年份：2007-12页数：554内容简介：《春秋大义:中国传统语境下的皇权与学术》的构架，以上千年的纵深探究历史，不但从中国文化中寻根溯源，还兼涉了西方人类学、宗教学、社会学、心理学，与过去强调“中华文化”的优点与特色不同，作者的着力点在发掘人类文化本源的共同之处，演变的结果和过程或许不同，但蒙昧初期的人类，却拥有几乎共同的规范。视野宽了，结论自然出现，如同在太空中看地球，不必用数学推导地球是圆的，就算原始人都看得出来，没有别的原因，站的高度不同。

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为什么说“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春秋时代，诸侯挟持天子，大夫放逐诸侯，家臣反叛大夫，所有的人都在疯狂地追逐着权力，又都在追逐权力的过程中丧失了权力。“《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象征着“周文”的等级森严的礼乐制度此时已经幻为美好的回忆，取而代之的是霍布士所说的“人与人争”的可怕的自然状态。那是一个“文明”退位、“伪文明”得道的时代，人心中原始的动物本能获得了解放，披着“文明”外衣不动声色地将人类召回文明创辟之前的黑暗世界。沧海横流之时，孔子编定春秋，寓说理于叙事之中，体现出来的褒善贬恶的政治理性,成为了后世所流传的“春秋大义”。希望借此提供“历史经验”，警戒后人。这个东西后来人们称之为“春秋笔法”。《春秋》面世之后，世间有无数“微言大义”的论者，更有众多“成仁取义”的志士，让历代“乱臣贼子”为之却步。概括一下，是“春秋大义”震慑了乱臣贼子，是“春秋笔法”刺痛了乱臣贼子，这就是文化的力量，舆论的力量。

　　辜鸿铭　　【人物简介】　　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辜鸿铭何许人也？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获13个博士学位，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编辑本段]　　【人生经历】　　辜鸿铭，(1857年7月18日－1928年4月30日)，字汤生。1857年7月18日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马来西亚的槟城州）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英国的炮舰1840年就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辜鸿铭的义父布朗先生对他说：“你可知道，你的祖国中国已被放在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到了英国，在布朗的指导下,辜鸿铭从西方最经典的文学名著入手，以最朴拙的死记硬背办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1877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后来，蔡元培去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已是声名显赫的知名人物；而40年后，当林语堂来到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著作已是学校指定的必读书了，在林语堂的《京华烟云》一书中曾提及辜鸿铭。14年的留学生活使富有天赋的少年辜鸿铭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　　完成学业后,辜鸿铭听从当时在新加坡的语言大家马建忠的劝说,埋头研究中华文化,并回到祖国大陆，继续苦读中国典籍。他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二十年，主要职责是“通译”。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自号“汉滨读易者”。　　[辜鸿铭学贯中西]　　辜鸿铭学贯中西　　辜鸿铭博通西欧诸种语言、言辞敏捷的声名很快在欧美驻华人士中传扬开来。他给祖先叩头，外国人嘲笑说：这样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饭菜了吗？辜鸿铭马上反唇相讥：你们在先人墓地摆上鲜花，他们就能闻到花的香味了吗？他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在轮船上用纯正的德语挖苦一群德国人。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想见辜。毛姆的朋友就给辜写了一封信，请他来。可是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辜来。毛姆没办法，自己找到了辜的小院。一进屋，辜就不客气地说：“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一句话，让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毛姆立时极为尴尬，不知所对。[1]　　同时作为东方文化的捍卫者，辜鸿铭的声誉也逐渐显赫起来。辜鸿铭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对学生们公开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四夷之邦。”在那样的时候，他还嘴硬，叫西方为“四夷之邦”，为此，许多人仅仅把他当成一个笑料的制造者，却忽略了他内心的痛苦，忽略了他对东方文化的积极思考，忽略了他对这片土地命运的深切关注，也忽略了他曾做出的坚定而绝望的挣扎。　　自1883年在英文报纸《华北日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开始，他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里，他还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后来又翻译了《大学》。他的工作是创造性的，古老的东方理论中还加入了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在他之前，中国的古经典从来没有好的译本。　　从1901至1905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1909年，英文著本《中国的牛津运动》（德文译本名《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1915年《春秋大义》（即有名的《中国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同时，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锐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义》德文版出版了，在正进行“一战”的德国引起巨大轰动。　　辜鸿铭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评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他独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此外还有“灵敏”。　　辜鸿铭从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凸显出中国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 “温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鸿铭写道，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 ——一种心灵的生活”。　　辜鸿铭生活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只要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就只能是病弱的，任人宰割的。如果你是清醒的，你要抗争，就需付出分外沉痛的代价。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祖国,辜鸿铭为中华传统之断落而忧患，为炎黄文明之涂炭而忧患,他在笔记《张文襄幕府纪闻》中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自尊与忧患的深层叹息。　　辜鸿铭狂放的姿态，是他带泪的表演，是以狂放来保护强烈的自尊。当时西方人见到中国街市当中，遍挂“童叟无欺”四字，常对辜说：于此四字，可见中国人心欺诈之一斑。辜顿时语塞，无以自遣。实际上，因为眼界比同时代的人要开阔许多，那种不幸辜鸿铭比任何人都体会得更清楚、更深刻。由此，他不惜用偏执的态度来表达自己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他学在西洋，却喜欢东方姑娘，尤其喜爱中国姑娘的小脚。他的夫人淑姑是小脚，他一见钟情、终身不负。民国建立后,他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用偏激的行为方式--留辫子,穿旧服,为纳妾和缠足进行头头是道的辩解,来对抗整个社会弃绝中华传统的畸形走向。辜鸿铭一生主张皇权，可他并不是遇到牌位就叩头。慈禧太后过生日，他当众脱口而出的“贺诗”是“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袁世凯死，全国举哀三天，辜鸿铭却特意请来一个戏班，在家里大开堂会，热闹了三天。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梳着小辫走进课堂，学生们一片哄堂大笑，辜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　　辜鸿铭生平喜欢痛骂西方人，反以此而见重于西方人，不为别的，就为他骂得鞭辟入里，并总能骂在要穴和命门上。故很多西方人崇信辜鸿铭的学问和智慧，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　　当年，辜鸿铭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的六国饭店用英文讲演“The Spirit of theChinese People”(他自译为《春秋大义》)，中国人讲演历来没有售票的先例，他却要售票，而且票价高过“四大名旦”之一的梅兰芳。听梅的京戏只要一元二角，听辜的讲演却要两元，外国人对他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辜鸿铭在西方人面前表现出来的优越感源自于他的机智与幽默。某天，辜鸿铭在他位于北京椿树胡同的私邸宴请欧美友人，点的是煤油灯，烟气呛鼻。有人说，煤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明亮，辜鸿铭笑道：“我们东方人，讲求明心见性，东方人心明，油灯自亮。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功夫。”你说这是谈佛理，谈哲学，还是故弄玄虚？反正他这一套足够唬住那些洋鬼子。　　辜鸿铭辩才无双。中日甲午海战后，伊藤博文到中国漫游，在武昌时，与张之洞有过一些接触。辜鸿铭是张的幕僚，作为见面礼，他送了伊藤一本自己刚出版的《论语》英译本。伊藤早知辜氏是中国保守派中的先锋大将，便乘机调侃他道： “听说你精通西洋学术，难道还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两千多年前，却不能行于二十世纪的今天吗？”辜鸿铭见招拆招，回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纪，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伊藤听了，一时间无词以对。　　在北大，受蔡元培、黄侃、洋教授的青睐，但却是西化分子的死对头。对于胡适等人的白话文运动给国人带来传统文化断层上的灾难，曾经早有预见，但最终，民国政府还是在小学课本废除了文言文，给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巨大损失。辜鸿铭，作为一个出生在马来西亚的华侨，用自己的努力捍卫着中华民族的尊严，是他，促使世界第一个孔子学院的诞生，近代中国的人物，也唯有他，是最受到世界各国学者文人的尊敬的人物，然而在他的祖国中国，却屡屡被自己的同胞和学生嘲笑唾骂误解着，我们不能不遗憾那样的时代里，我们的大多数青年的幼稚和愚蠢。　　1928年4月30日，辜鸿铭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编辑本段]　　【著书立说】　　辜鸿铭的仕途生涯不足一谈，他一生事迹的意义及其重要性在于沟通中西文化并诉诸于翻译事业。为了让西方人了解中国的孔孟哲学，精神道义，他勤于写作。辜氏一生著述颇丰，且多用流利的英文写成，其目的即在于使西方人了解，并通过了解进而尊重中国文化。　　辜鸿铭的英文著作主要包括：　　1． Papers from a Viceroy"s Yamen: A Chinese Plea for the Cause of Good Government and True Civilization.封面上有赵凤昌亲笔手书的中文书名《尊王篇》。该书于1901年在上海出版，乃是辜鸿铭自和义和团运动以来，陆陆续续发表于《日本邮报》等报刊上的系列英文政论文章结集而成的合集。这些文章分析了义和团运动产生的原因，指出义和团运动完全是外国传教士的不正当活动和西方列强的殖民政策所引起的。辜鸿铭还在书中公开对西方文明及其没落进行大肆的评价。该书出版后，欧洲人争相购买传阅，当时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清史稿》本传中说："辜氏以英文撰《尊王篇》，申大义，列强知中华以礼教立国，终不可侮，和议乃就。"　　2． ET nunc, reges, intelligite! The Moral Cause of the Russia-Japanese War（《当今，皇上们，请深思！日俄战道德原因》）它从1904年12月10日起在《日本邮报》上连续发表，1906年结集于上海刊行。主要讨论日俄战争在道义方面的根源，兼及中西文明问题，并批评俄日双方的政策。　　3． 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中国牛津运动故事》），为辜鸿铭为纪念张之洞而作，1910年首次在上海出版。书中他将张之洞比作英国19世纪的红衣主教纽曼（Cardinat Newman），把张之洞领导的维护中国纲常名教的清流运动和纽曼在英格兰教会攻击自由主义的牛津运动作了对比研究，指出张之洞的清流运动和纽曼的牛津运动都是反对和攻击同一个敌人--现代欧洲高度物质文明的破坏力量。　　4．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国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义》），这是辜鸿铭向西方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作。该书1915年在北京首次出版，并很快由德国学者奥斯卡·A·H·施密茨（Oscar.A.H.Schmitz）译成德文，一时轰动西方。书中力阐中华民族德精神和中国文明的价值，鼓吹中国文化救西论。全书分为绪言、导论、正文和附录四个部分。导论阐述"良民宗教"（The Religion of Good-Citizenship）；正文第一章论"中国人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第二章论"中国女子"(The Chinese Woman)，第三章论"中国语言"(The Chinese Language)，第四章论"约翰 ·史密斯在中国"(John Smith in China)，第五章论"一个著名的汉学家"(A Great Sinologue)，第六、七两章论"中国学"(Chinese Scholarship)；附录论"崇拜群众的宗教"或名"战争与出路"(The Religion of Mob-Worship or the War and the Way out)。　　此外，辜鸿铭还常在英文报刊上发表文章，《字林西报》（又名《华北日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日本邮报》（Japan Weekly Mail）、《北京日报》（Beijing Daily News）、《密勒氏远东评论》（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华北正报》（North China Standard）、《泰晤士报》（The Times）等英文报刊都是他批判西方，阐扬"周孔之道"的阵地。　　辜鸿铭的文章发表之后，西方人既惊讶又非常佩服，德国人和日本人尤其如此，为了让更多的国人了解这位东方圣哲的思想和学说，他们把辜鸿铭的文章著述分别译成德文和日文。1920年在德国莱比锡出版了由奈尔逊教授翻译的辜鸿铭的论文集Vox Clamantis（《呐喊》，又名《哀诉之音》）。德国著名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则编译了辜鸿铭文集《中国对于欧洲思想之反抗：批判论文集》，该书主体为《中国牛津运动》。辜鸿铭在日本讲演的论文由日本大东文化协会集结成《辜鸿铭讲演集》于1925年在日本刊行。1941年日本人萨摩雄次在日本编译出版了《辜鸿铭论集》，主要篇目是从《辜鸿铭讲演集》和《中国人的精神》中选译出来的。　　[编辑本段]　　【翻译贡献】　　作为翻译家，辜鸿铭的贡献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将我国经典古籍《论语》、《中庸》、《大学》等译成英文，在清末民初的中书英译中最享盛誉；另一方面是将外国诗歌等翻译成中文，主要有威廉·柯伯的《痴汉骑马歌》和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咏》，成为近代中国向国内译介西方诗歌的先驱。　　中国四书五经的翻译最早始于明末清初。当时来华的外国传教士和汉学家把《诗经》、《易经》、《论语》、《老子》等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移译成多种文字传到欧美，有拉丁文、英文、意大利文、法文等译本。要把中国古代经籍译成西方文字，就得同时精通对译的两种语言，能够透彻理会两国文化，并非一般人所能担任。而这些传教士和汉学家大多数只是粗通汉语，因此翻译出来的作品中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有的甚至是积字成句、积字成篇，根本无法从整体上体现中国文化的精奥之处。　　到了近代，翻译孔孟著作最出名的要属理雅各（James Legge）。理雅各是个有名的汉学家，汉语造诣很高。在王韬的协助下，他把中国"十三经"中的十部经书译成英文，统称为《中国经典》（ The Chinese Classics），在西方享有很高的声誉，到现在，仍被许多西方人视为标准译本。但由于英汉两国语言、文化、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因此理雅各的翻译虽较之以前的译著相对准确，仍不免有误解曲解、死译硬译、断章取义的现象。　　辜鸿铭早在1884年发表的《中国学》一文中就指出：理雅各翻译《中国经典》的工作不过是应时之需，虽然数量惊人，但并不都令人满意。辜鸿铭认为正是这些传教士和汉学家歪曲了儒家经典的原义，糟蹋了中国文化，并导致西方人对中国人和中国文明产生种种偏见。为了消除这些偏见，他决定自己翻译儒家经典。1898年辜鸿铭在上海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译著《论语》（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 A New Special Translation, Illustrated with Quotations from Goethe and Other Writers），1906年又推出了第二本译著《中庸》（The Universal Order or Conduct of Life），后来他又翻译了《大学》（Higher Education），但是没有正式出版发行。　　他在《论语》译序中声称：我们只想在此表达一个愿望，希望那些有教养有思想的英国人在耐心读过我们的译作之后，能够反思一下他们对中国人已有的成见，并能因此修正谬见，改变他们对于中英两国人民与人民、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态度。　　辜鸿铭翻译儒经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意译法，即采用"动态对等"的方法，使译文在表达思想方面起到与原文相同的作用，而不是原文与译文之间字栉句比的机械性转换。在《论语》译序中，他就明确指出他的翻译目的是"让普通英语读者能看懂这本给了中国人智力和道德风貌的中文小册子"，因此他努力"使孔子及其弟子的谈话方式，就像有教养的英国人在表达与这些中国俊杰同样的思想时一样。"在《中庸》译序中，他进一步阐明他的翻译观点："彻底掌握其中之意义，不仅译出原作的文字，还要再现原作的风格。"辜鸿铭在具体的翻译工作中，确实努力实践着这一翻译宗旨。例如：　　1．《论语·学而第1》中子贡与孔子的一段对话。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者也。"辜鸿铭译为："A disciple of Confucius said to him," To be poor and yet not to be servile; to be rich and yet not to be proud, what do you say to that?"" It is good, "replied Confucius, "but better still it is to be poor and yet contented; to be rich and yet know how to be courteous."" 句中"谄"字译得尤为精彩，servile 远比flatter 更能表情达意。而且整个译句简洁明了，既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又与原句语体风格相互呼应。　　2．《论语·子罕第9》中记载颜回赞叹孔子之道高且深的那段话："仰之弥高， 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辜将之译为："The more I have looked up to it the higher it appears. The more I tried to penetrate into it the more impenetrable it seems to be. When I have thought I have laid hold of it here, lo! it is there. But the Master knows admirably how to lead people on step by step. He has enlarged my mind with an extensive knowledge of the arts, while guiding and correcting my judgment and taste. Thus I could not stop in my progress, even if I would."　　辜氏的这段译文很好地保持了原文言简意赅的特点。"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 译成"The more I have looked up to it the higher it appears. The more I tried to penetrate into it the more impenetrable it seems to be" , 对仗工整，用词洗练到位。"When I have thought I have laid hold of it here, lo! it is there" 一句则将颜回慨叹孔子之道高深不可捉摸的语气栩栩如声地传递出来，让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辜氏将"欲罢不能"译成"Thus I could not stop in my progress, even if I would", 充分挖掘了原文的内涵和神韵并将之生动地再现出来。　　辜氏再现原作风格的努力还体现在以诗译诗，即把《论语》、《中庸》等中出现的诗歌片段同样用诗歌的形式表现出来。由于辜氏精通中英文，所以译得颇为成功。如《论语·微子篇第18》中楚狂接舆之歌："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尤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辜氏是这样译的：　　"O Phoenix bird! O Phoenix bird,　　"Where is the glory of your prime?　　"The past, --t is useless now to change,　　"Care for the future yet is time.　　"Renounce! Give up your chase in vain;　　"For those who serve in Court and State　　"Dire peril follows in their train."　　全诗分为三节，共7行，每行8个音节，双行押韵，读后琅琅上口。全诗的关键"Renounce! give up your chase in vain", 把接舆对于孔子没有于乱世之际隐退的不理解和惋惜之情充分地表达出来。　　辜鸿铭翻译儒家书籍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是引用歌德、卡莱尔、阿诺德、莎士比亚等西方著名作家和思想家的话来注释某些经文，这在儒经翻译史上还是第一次。辜氏在《论语》译序中解释了其用意："为了让读者彻底理解书中思想的含义，我们引用了欧洲一些非常著名作家的话，作为注释。通过唤起业已熟悉的思路，这些注释或许可以吸引那些了解这些作家的读者。"近代中国于西方的文化交流虽然是双向的，但"西学东渐"的势力始终要比"东学西渐"强大得多，且西方人在对东学进行选择时总是带着殖民者高高在上的蔑视态度，因此，与东方文化的隔膜甚深。在这种情况下，辜氏的儒经注释法对于帮助西方读者理解中国文化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除了引用欧洲名家作注之外，辜氏还在注释中将书中出现的中国人物、中国朝代与西方历史上具有相似特点的人物和时间段作横向比较。如将颜回比作圣·约翰，子路比作圣·彼得，尧比作亚伯拉罕等。对于夏朝这样一个时间概念，辜氏作了这样的比拟：夏朝之于孔子时代的人就如希腊历史之于现代欧洲人。这样的比较未必恰当，但却有助于那些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的西方人更好地把握儒家经典的内容。　　辜鸿铭所译的《论语》、《中庸》等较之以前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的儒经译本有了质的飞跃，可以说是儒经西译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但由于思想和时代的局限性，他的译作中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之处。　　辜氏译经最大的缺点在于过分意译。其表现之一就是在把握大意的前提下，随意增添许多原文没有的内容。如对"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学而第1》）一句的翻译。辜氏的译文为："It is indeed a pleasure to acquire knowledge and, as you go on acquiring, to put into practice what you have acquired. A greater pleasure still it is when friends of congenial minds come from afar to seek you because of your attainments." 其中"as you go on acquiring", "greater", "of congenial minds"和"because of your attainments"都超出了原文的内容。表现之二 是将译文中出现的大量中国人名、地名删掉。　　如在《论语》中，他只保留了颜回和仲由的名字，而孔子的其他弟子则直接翻译为"孔子的一个弟子"或"另一个弟子"。虽然他这样做的动机是好的："为了进一步除去英语读者会产生的古怪感和奇异感，只要有可能，我们就删除其中的专有名词。"（见《论语》译序）但对于帮助西方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这一点，并没有好处，因为儒经中出现的中国人名、地名往往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容，删掉之后就会改变原文的文化色彩和民族色彩。翟林奈（Lionel Giles）在他自己的《论语》译本（The Sayings of Confucius）中就指出辜氏的这种做法只会使刻画人物形象的力度大打折扣，而人物塑造正是《论语》的引人之处。　　对于辜氏英译儒经，曾存在过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一种是赞美推崇，一种是否定批评。持前一种观点的以林语堂为代表。林语堂在《从异教徒到基督教徒》一书中这样评价道："他（辜鸿铭）了不起的功绩是翻译了儒家《四书》的三部，不只是忠实的翻译，而且是一种创造性的翻译，古代经典的光透过一种深的了然的哲学的注入。他事实上扮演东方观念与西方观念的电镀匠。他的《孔子的言论》，饰以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有关儒家书籍的翻译，得力于他对原作的深切了解。"持否定态度的则以王国维为代表。王国维曾认真研读过辜氏翻译的《中庸》，并著书《辜汤生英译〈中庸〉后》一文指陈其中大小弊病若干条，认为辜氏的翻译尝试乃一大失败。　　不管人们对辜氏译经活动的评价如何，我们都应该承认他对中华文化的阐释宣扬功不可没。他所译的《论语》，泰西购者近万部，流传甚广；所译的《中庸》曾被收入在《东方智慧丛书》中。辜氏也因此在西方声名大噪。他以极大的热情和创造性把中国传统文化介绍给西方世界，在中西文化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以上百度百科~---------------

“争国本”是万历年间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之一,间接引发了明末几十年的党争,甚至对南明的灭亡也有一定影响.直到万历末年福王之国,争国本才算告一段落.争国本导致万历消极怠工,给明朝的衰落埋下了伏笔.然而,阅读“争国本”的来龙去脉,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按照儒家传统的“春秋大义”,朱常洛本来没有理由被立为太子,朱常洵的资格至少不比常洛逊色.以下完全按照儒家经学义理进行探讨.群臣拥立朱常洛为太子,理由是“立嫡立长”的儒家宗法制度.按照群臣的主流意见,当时的王皇后没有嫡子,那么长子常洛理所当然应该立为太子.儒家义理真是如此吗?我们看看《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章：“桓幼而贵,隐长而卑,其为尊卑出微,国人莫知.隐长又贤,诸大夫扳隐而立之.隐于是焉而辞立,则未知桓之将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则恐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隐之立为桓立也.隐长又贤,何以不宜立?立适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桓何以贵?母贵也.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以上主要论述为何鲁隐公不能正式即位,只能摄政,等待桓公长大后归政于桓公,理由就是“桓幼而贵,隐长而卑”.关于为什么隐公的出身不如桓公,有几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隐公和桓公的母亲都是侧室,但桓公之母的地位略高；另一种说法认为桓公的母亲原本是侧室,但后来扶正为正室——这种扶正行为,在当时是不符合周礼的,所以桓公究竟是不是出身更贵,还有待争论.无论如何,《公羊传》最后提出了一条有力的理论：“立适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意思是说,在立嫡子的时候,要优先立年龄较大的；在立庶子的时候,要立出身较贵的,即其母地位较高的.对“立子以贵不以长”的理解,历史上有些争论,有人认为这一条仅限于在嫡子和庶子之间比较,“贵”是指的嫡子.但是《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认为桓公之母并非正室,《左传》也仅仅提到桓公之母被违法礼法地被扶正,不应当被视为“元后大子”.主流经学家认为,“立子以贵”的“子”是指庶子,即在没有嫡子的情况下,按照庶子出身的贵贱来确定太子.朱常洛出生的时候,母亲王氏仅仅是宫女；出生之后,母亲仅仅晋升为妃.而朱常洵出生的时候,母亲郑氏就已经是妃了,此后晋升为贵妃,地位始终高于常洛.按照《公羊传》的这条春秋大义,朱常洵立为太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奇怪的是,深受儒家传统教育的万历皇帝竟然根本没有想到援引《公羊传》的这条春秋大义为自己辩护,也没有暗示大臣援引此条为朱常洵张目.群臣上书只顾叫嚷“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却没有注意到“无嫡立长”在儒家经学里根本不成立,应该是“无嫡立贵”.为何在争国本事件中,从来没有人提到这一条可能对常洛一派文臣造成毁灭性打击的春秋大义呢?是万历读书太少,文臣不愿提到,还是满朝文武根本就没读懂春秋大义呢儒家只不过是表面理由 深刻理由就是背后的权利斗争 我支持你了,即使你没有道理 我还是支持你 不然一朝天子一朝臣 接下去死的还不是我 所以我管你儒家还是基督 既然选定阵营 就不能动摇了

这个要从那些治《春秋》的经学家说起啦。摘一段熊逸《春秋大义》中的论述给你看 董仲舒的经学发端已经有了蹈虚之嫌，及至东汉，何休又在蹈虚的基础上再踏一步，发挥董的说法，认为在传闻之世，天下衰败，治道方起，所以才要严本邦与外邦之别，所以才要多照顾国内的事，少管一些国外的事，所以才要录其大者、略其小者；到了所闻之世，已经能见到一些升平气象了，这时候就不再严本邦与外邦之别了，大家都是华夏一家，该讲华夷之辨了，严华夏与夷狄之别；等到了所见之世，天下太平，华夷之辨也没必要再讲了，因为夷狄都已经被纳入了华夏系统，受封爵位，天下远近小大若一，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就该推崇仁义、反对那种用两个字取名的现象。　　取名不能用两个字，何休原文是“崇仁义，讥二名”。所谓二名，比如姓刘名禹锡、姓白名居易，按照公羊家的说法，这都是春秋大义所谴责，并要被严厉制止的。历史上还真有过对二名的严厉制止：王莽复古，就用“《春秋》讥二名”的道理严令大家起名都要起单名，影响甚至波及匈奴，所以在王莽之后的那段时间里，绝大多数人都是单名，即如三国人物刘备、关羽、张飞、赵云、曹操、孙权……全是单名。明代胡应麟甚至为了证明东汉也不是没有双名的人，特意从《后汉书》和《资治通鉴》搜罗出几十个双名的例子，这也可见当时双名之罕见。　　但问题是：“二名”为什么不应该？——《春秋》当中有一些奇怪的笔法，比如把魏曼多写作魏多，把仲孙何忌写作仲孙忌，之所以这样写，《公羊传》给出的答案是：“二名非礼也”，所以孔子故意把双名写成单名，表示批评。　　春秋时代，人的姓名本来就很混乱，其实很难说把双名写成单名就真有什么涵义。但《公羊传》既然这么说了，也就给了后人以发挥大义的余地。那么，暂且承认《春秋》存在着“讥二名”这个意思，而新的问题是：就算起了双名，也不过是小小的非礼罢了，而前述何休把“崇仁义，讥二名”放在一起来说，这两者的重要性天差地别，似乎不具可比性。　　而何休这么说其实是大有深意的：从表面的功能意义而言，单名容易避讳，这对和谐君臣关系很有好处，而放宽视野来看，到了三世之中的所见之世，已然天下太平，就算想批评谁，也实在找不出什么坏人坏事了，便只能吹毛求疵地拿“二名”这种小事挑剔一下了。　　但细考一下，讥二名的涵义是否当真如此，殊难确定。《越绝书》有“《春秋》改文尚质，讥二名，兴素王……”，联系上下文来看，似乎单名属于质，二名属于文，这才是两者的区别所在。另外，《左传》也有一个“讥二名”的说法，和公羊家大不相同——《左传·昭公十三年》载楚国“弃疾即位，名曰熊居”，《礼记正义》引《异义》认为：公羊所谓二名是以双字为名，左氏所谓二名是指楚公子弃疾弑君即位之后改名为熊居这种情形。两说孰是孰非？考之周文王、周武王时代，有贤臣散宜生、苏忿生，都以双字为名，可见公羊家的说法不确。 若依此解，《左传》里的“二名”是指改名。宋代魏了翁有个统计，说古人没有改名的，只有三个弑君之人改过名，即楚公子围、楚公子弃疾和吴公子光。　　如果真如魏了翁所说，改名和弑君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如此而“讥二名”自然有了强大依据。然而《礼记·曲礼下》又有“君子已孤不更名”的说法，是说父亲死后儿子不得改名，究其理论依据，郑玄说是“重本”，孔颖达说名字是父亲所取，如果在父亲死后改名便有遗弃父亲之意。但从这个说法反推，父亲在世的时候改名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这便与魏了翁之说有了矛盾。　　但无论魏说到底是事实、巧合还是吴、楚异于诸夏风俗，毕竟仅以散宜生、苏忿生便可以证伪公羊家的“讥二名”之说。但是，疑点并未就此定谳，因为《异义》忽略了公羊义理——陈立即辩护道：散宜生、苏忿生，公羊家岂有不知，只是《春秋》于定公、哀公时代无恶可贬，只好讥二名了。这恰是《春秋》义理之所在，是公羊先师的微言大义。　　至此，《春秋》到底有没有“讥二名”之义，如果有，到底其义为何，越发难以说清，“讥二名”背后的“三世说”也越发显得可疑。用不着现代人的眼光，古人也很难相信何休的这个三世之说是实事求是的。如果定公、哀公年间真是那样一个太平盛世，孔子又怎么会惶惶如丧家之犬？　　何休的三世说在“事实正确”的层面上无可置疑地荒谬着，他自己也说所谓太平世只是“文致太平”，而所谓“文致太平”，其实是不太平的，但作太平之文而已；考察其理论内部，时而张三世、时而善复古，291无法自洽，但无论如何，这在“义理正确”的层面上毕竟有着特殊的一番拨乱反正的意义。甚至直到晚清，有人发现这样一个问题：自宋代以来人们就本着春秋大义而高喊攘夷，可越是攘夷，夷患反倒越大，梁启超回应这个问题道：《春秋》并不是这么讲的，“孔子之作《春秋》，治天下也，非治一国也；治万世也，非治一时也，故首张三世之义……”梁如此说，是针对晚清时局有的放矢，而且特别点明后世所谓夷狄，着眼点在于地域与种族，《春秋》所谓夷狄，着眼点在于政俗与行事。292其涵义是：若不变法改良，我们这些汉人就沦为夷狄了，而那些种族意义上的域外之夷狄因其文化与政治的先进性已经超越我们而升格为华夏了。　　梁启超的经学直承康有为，远绍董仲舒、何休，而这样一种普世主义的春秋大义，或是起源于“一种对于‘万世法"蜕变为‘地方性知识"的忧虑”，毕竟经学（尤其是今文经学，更尤其是今文经学中的《春秋》之学）本来就是政治哲学，并不是纯粹的学术，而是要讲究通经致用，是要为时政服务的。以公羊学论，“地主阶级运用公羊学以自救的方式有二：一是世族地主阶级为了巩固原有的阶级地位而强调公羊学中的专制主义；一是新兴地主阶级为了争取新的统治秩序而运用公羊学中的改制思想”，是本于用世的。　　“陶冶有无天事业，权衡治乱帝功夫”，讲到实用性，实用型的政治哲学的一般特点是：从长程来看总是要因时而变，而在一时一地又自然要归于一统才便于应用。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不要说经学家们的分歧，单是经典本身就互相冲突、莫衷一是，这就提出了一个统一经义标准的要求。　　如何统一？这个问题也可以表述为：对不同的学说应该如何处理？——最易被援引的论据就要算孔子诛少正卯一事了。桓谭《新论》讲孔子和少正卯同在鲁国，各自教学，少正卯的魅力不下孔子，使孔门弟子“三盈三虚”，只有一个颜渊始终不曾离开过孔子。孔子诛少正卯一事最早见于《荀子·宥坐》，其真实性大有可疑，其寓意却影响深远。俞樾引《易传》“阴疑于阳必战”来解释其中道理，说阴和阳如果势均力敌，必然会发生斗争，少正卯对于孔子来说正是“阴疑于阳”，其结果自然是“必战”，这就是《周易·坤卦》上六爻所表现的“龙战于野，其血玄黄”。既然是这种你死我活的局面，那么孔子若不杀少正卯就无法治理鲁国，杀少正卯的人也一定就是孔子。　　“正邪不两立，王业不偏安”，对待异端不能手软，少正卯伏诛则“方令鲁国知王法，自此齐侯畏圣人”。政坛险恶，所以心思要敏捷，下手要迅猛，当然，若能在“阴疑于阳”之前就防患于未然那就最好，尤其当理论分歧还属于内部矛盾的时候更应如此。汉代的儒学内部之争就很有几分“阴疑于阳”的气氛了，汉章帝召开的白虎观会议就是为了应对这一现象而作出的一次重大努力。会议结果是以今文经学统一分歧，编定《白虎通义》，以作为应对方方面面时政问题的权威工具书。　　但这也自然带来了一个问题：以往的理论发展、学术辩难自此以后就变得既没必要、也不应该了。于是，今文学家也没什么微言大义了，古文学家本来就偏于纯学术，这一来就更加学术化了。经学依然火热，只是自然而然地政治味道渐淡、学术味道渐浓，以至于连篇累牍的章句训诂之学大大抬头了。——以学术眼光来看，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在一些有识之士看来，把政治降格为学术，实在是不可容忍的。　　其时经学的另一大潮流是神秘主义的谶纬倾向，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得说是官学一统的结果。儒家所传授的典籍本来是先代的“王官之学”，不同于《论语》、《孟子》、《墨子》、《庄子》这些私家著述，两者之区别属于“王官学”和“百家言”的区别，《论》、《孟》升格为经是后来的事。301《汉书》载窦太后好《老子》，以此召问儒生辕固，辕固回答说“此家人言矣”，结果惹得太后大怒，把辕固关进了野猪圈。这个“家人言”就是说《老子》属于“百家言”，303是私家著述，比不上儒家传承的先代王官之学。后来汉武帝独尊儒术（实为独尊先代王官学），确定汉家的官学典籍，那些在官学典籍之外的著述（尤其是新著）就更难受到人们的重视了。——这个问题的影响力将会一直波及到清代，经学与子学判若云泥。看先秦诸子，老、庄、杨、墨……凡有想法的人都可以立一家之言，但从汉代独尊儒术之后，历代的顶尖思想家的立言之举几乎都要附着在儒家那寥寥几部经典之上。　　汉代的谶纬只是这种风气的一个古怪的开端。官学典籍被确定了，人们的创造力又无法被真正遏止，解决之道就是跟风出书，把自己的新书在书名和内容上与经典挂上关系，附会为古代圣人之作，作为与经书相对应的纬书。为了把假戏作真，每每在书中用上天的启事、圣人的预言来凿实自家的正统身份。　　神秘主义是那个时代轰轰烈烈的大风尚，甚至官方都要求以谶纬之说阐释五经，305而即便像董仲舒这样的正统今文宗师，身上也有很多方的气质，一部《春秋繁露》也很难说是儒学的成分多些，还是方技的成分多些。　　其实谶纬预言之类的东西古已有之，只不过当初都属于诸子百家各自的一家之言，影响力不算太大，汉朝谶纬却附身于经学之上，难免所惑者众了。　　于是，谶纬与儒家合流，形成了一场甚嚣尘上的造神运动，孔子的身世开始变得异于常人。据纬书《春秋演孔图》的说法，当初孔子的母亲有次在野外睡觉，梦中遇到了黑帝的使者，请自己去和黑帝梦交，还说她将在空桑之中生下一个儿子。孔母醒来之后若有所感，后来果然生孔丘于空桑。307　　空桑并不是一个寻常的地方。《吕氏春秋·古乐》说空桑是颛顼帝的住处，而在另一个传说里，空桑一地的得名更是神奇，据《吕氏春秋·正味》说是一名女子怀孕之后梦到有天神叮嘱她，说如果臼里出了水就往东跑，不可回头去看，结果臼里真的出了水，女子也真的向东跑，但终于没忍住回头去看。这一看，看到整个村子都陷入了一片汪洋，而女子自己也因为违反了神谕而变成了一株树干中空的桑树。后来有侁氏的女子在采桑的时候发现了这株桑树的树洞里有一个婴儿，便拣了回去，这个婴儿就是后来辅佐商汤成就王业的伊尹。　　总之，一切都暗示着孔母所生之子将来定会非同小可，空桑之地也因为孔子的出生而变得更加有名了，但这样一来，孔子的生父就从人间的叔梁纥变做了天上的黑帝。父亲是黑帝，儿子就是玄圣，胸口天生六个字：制作定世符运。　　圣人到底是父母所生，还是感天而生，这是汉代今、古文经学的一个重要辩题，许慎和郑玄就为此打过笔墨官司。但这个空桑的传说倒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因为《史记·孔子世家》就记载叔梁纥和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孔子的这个野合出身，直到现在还惹得很多人在打笔墨官司，认为这个难听的词语用在孔子身上，对于中华民族而言，大有渎神一般的罪过，殊不知野合本是周代的正当风俗，丝毫也没有伤风败俗的意味，而在汉人那里，这个新版本的野合不但不是渎神，反而是在造神。唐代司马贞作《史记索隐》，既对这一古老风俗大感隔膜，大概也没机会见到汉代纬书（隋炀帝曾对纬书搞过一次相当严厉的禁毁活动），于是辗转弥合，把“野合”解释成叔梁纥老夫少妻，不合礼数。（司马贞这个“为贤者讳”的作法大大符合于公羊学传统。）　　在神秘主义潮流之下，孔子既是黑帝之子，便称玄圣。《庄子·外篇·天下》有“以此处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处下，玄圣素王之道也”。玄圣与素王并称，两者又与帝王天子对举，使这个《天下》篇看上去很像是汉人的作品。　　于是，孔子变成了摩西，《春秋》也就变成了上得天启、下垂万世的摩西十诫。黑帝之子的身份把孔子纳入了五德终始的轮回系统里去，终于成就了他受命于天的素王形象。而在世俗的一面，经学的神学化也给儒家知识分子们带来了一分神圣的使命感，所谓天、地、君、亲、师，其中君与师都是得自于天的，道统和君统一样有着神圣的源头，董仲舒、何休便都是乘着这一传统而来的。　　令人奇怪的是，董、何各为两汉大师，后人对他们的评价却颇为不同，甚至迥然有别。王应麟谈到公羊学术，说董的“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两句话深得孔子心法，司马迁也从董仲舒那里学得了纲领之正。而考之《公羊传》，却发现书中并没有公羊学里大名鼎鼎的谶纬之文与黜周王鲁之说，推其原委，这恐怕都是何休搞出来的。苏轼说何休是公羊之罪人，晁说之也说何休有负于公羊之学，所谓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辅、二类、七缺这些名目都是何休私自的发明，本来就不是《公羊传》里的学问，何休还作《公羊墨守》要捍卫公羊学，实在没有道理。　　对何休评价如此之差，主要因为何休虽名为公羊大师，但过分脱离了《公羊传》的文本，自己生发出了许多奇谈怪论。这就让我们看到，所谓春秋大义，其实多是公羊大义、榖梁大义或者左氏大义，和《春秋》本身的关系不是很大，而在公羊大义之内，属于《公羊传》本身的内容竟然也不太多，反而有不少都是书中全然没有的何休大义。苏轼还有过这样一个评语：要说奇谈怪论，“三传”各自都有，但以《公羊传》为最，何休又从而附会了不少。　　何休是否真的如此不堪，这话要两说。纯以学术而论，皮锡瑞认为何休之说自有师承，并非空穴来风，即便退一步说，就算被何休发明出来的那些春秋大义确实以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为多，但联系一下何所在的时代，经学的神学化赋予了学者以神圣使命感，使他们生起了继承孔子而垂法立宪的雄心，而经学的章句化又必然会使这一雄心无法容忍。毕竟公羊学从董仲舒始就是以通经致用为学术之最高纲领的，治其学者“一是循规蹈矩，忠心耿耿地执行朝廷的政令，颇有政绩，如贡禹、褚大、左咸等；一是以《春秋》为最高法典，以《春秋》之义作为指导司法实践的行为准则和依据，如孙宝、吕步舒等人都有典型的例证。甚至连酷吏张汤也网罗儒生，精研《春秋》，以便在断狱时附会”。何休要“张三世”，把《公羊传》的所传闻世、所闻世、所见世敷衍为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如果纯粹在实事求是的立场上衡量，这分明就是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当时任何一个稍有历史知识的平庸之辈恐怕也很难相信这样的谬论，遑论渊博的何休自己。但何休这里提出来的，并不是对过去世界的描述，而是对一个循序渐进的乌托邦理念的勾勒，是要让已经“堕落”为章句考据之学的经学恢复到它本来的政治哲学的身份。这也许未必就是“孔子”的门徒们应该作的，却一定是“素王”的追随者们义不容辞的，不惜为此屈就事实而附会理论。　　周予同归纳经学三大派，论其特点与利弊，以一言蔽之：“今文学以孔子为政治家，以六经为孔子致治之说，所以偏重于‘微言大义"，其特色为功利的，而其流弊为狂妄。古文学以孔子为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书，所以偏重于‘名物训诂"，其特色为考证的，而其流弊为繁琐。宋学以孔子为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载道之具，所以偏重于心性气理，其特色为玄想的，而其流弊为空疏。”321　　一个形象越模糊、越复杂，就提供了越多的诠释乃至于借题发挥的余地。“孔丘究竟是一个学者还是一个受天命的王，这是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一个根本分歧之点。孔丘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神，这是古文经学和谶纬的一个根本分歧之点。”因为这样的分歧，古文家诸经并重，今文家主推《春秋》，但古文家的学术也远远不是纯粹的，因为在他们眼里，孔子虽然仍在食人间烟火，但经由孔子所整理、传播的六经却是上古圣王的治世之道，颇有神学元典的性质。所以在政治哲学的意义上，古文家意在取法于先王，今文家意在取法于孔子并向往后王（杨向奎即论公羊与荀子为同一学派，是儒家而近于法家，汉代所谓外儒内法，公羊学本身就含有法家因素323）。——这问题其实就是复古与维新的问题。　　复古的声音从来都是很强大的：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古时候一切都是好的，而世道越来越坏，一直坏到现在，所以要想扭转颓势，就得从典籍当中认真学习古代圣王之道并加以推行。但孔子也明明说过：“周代的制度是以夏、商两代之制为基础发展而来的，蔚为壮观，我主张周制。”324用现在的话说，孔子在这番话里表现出了进步的历史发展观。孔子还说：“齐国一有改革，便会达到鲁国的程度；鲁国一有改革，便会合于大道。”　　所以，乌托邦在古代还是在未来，时人应该复古还是应该维新，这两派都能在同样的元典中找到理论依据。这时再看何休的三世说，岂不正是“衰乱世一有改革，便会达到升平世；升平世一有改革，便会达到合于大道的太平世”么？

分类: 文化/艺术 >> 文学 >> 小说 解析: 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辜鸿铭何许人也？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辜鸿铭，字汤生。1857年7月18日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英国的炮舰1840年就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辜鸿铭的义父布朗先生对他说：“你可知道，你的祖国中国已被放在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到了英国，在布朗的指导下,辜鸿铭从西方最经典的文学名著入手，以最朴拙的死记硬背办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1877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后来，蔡元培去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已是声名显赫的知名人物；而40年后，当林语堂来到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著作已是学校指定的必读书了。14年的留学生活使富有天赋的少年辜鸿铭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 完成学业后,辜鸿铭听从当时在新加坡的语言大家马建忠的劝说,埋头研究中华文化,并回到祖国大陆，继续苦读中国典籍。他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二十年，主要职责是“通译”。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自号“汉滨读易者”。 辜鸿铭博通西欧诸种语言、言辞敏捷的声名很快在欧美驻华人士中传扬开来。他给祖先叩头，外国人嘲笑说：这样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饭菜了吗？辜鸿铭马上反唇相讥：你们在先人墓地摆上鲜花，他们就能闻到花的香味了吗？他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在轮船上用纯正的德语挖苦一群德国人。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想见辜。毛姆的朋友就给辜写了一封信，请他来。可是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辜来。毛姆没办法，自己找到了辜的小院。一进屋，辜就不客气地说：“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一句话，让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毛姆立时极为尴尬，不知所对。 同时作为东方文化的捍卫者，辜鸿铭的声誉也逐渐显赫起来。辜鸿铭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对学生们公开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四夷之邦。”在那样的时候，他还嘴硬，叫西方为“四夷之邦”，为此，许多人仅仅把他当成一个笑料的制造者，却忽略了他内心的痛苦，忽略了他对东方文化的积极思考，忽略了他对这片土地命运的深切关注，也忽略了他曾做出的坚定而绝望的挣扎。 自1883年在英文报纸《华北日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开始，他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里，他还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后来又翻译了《大学》。他的工作是创造性的，古老的东方理论中还加入了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在他之前，中国的古经典从来没有好的译本。 从1901至1905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1909年，英文著本《中国的牛津运动》（德文译本名《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1915年《春秋大义》（即有名的《中国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同时，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锐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义》德文版出版了，在正进行“一战”的德国引起巨大轰动。 辜鸿铭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评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他独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此外还有“灵敏”。 辜鸿铭从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凸显出中国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鸿铭写道，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辜鸿铭生活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只要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就只能是病弱的，任人宰割的。如果你是清醒的，你要抗争，就需付出分外沉痛的代价。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祖国,辜鸿铭为中华传统之断落而忧患，为炎黄文明之涂炭而忧患,他在笔记《张文襄幕府纪闻》中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自尊与忧患的深层叹息。 辜鸿铭狂放的姿态，是他带泪的表演，是以狂放来保护强烈的自尊。当时西方人见到中国街市当中，遍挂“童叟无欺”四字，常对辜说：于此四字，可见中国人心欺诈之一斑。辜顿时语塞，无以自遣。实际上，因为眼界比同时代的人要开阔许多，那种不幸辜鸿铭比任何人都体会得更清楚、更深刻。由此，他不惜用偏执的态度来表达自己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他学在西洋，却喜欢东方姑娘，尤其喜爱中国姑娘的小脚。他的夫人淑姑是小脚，他一见钟情、终身不负。民国建立后,他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用偏激的行为方式--留辫子,穿旧服,为纳妾和缠足进行头头是道的辩解,来对抗整个社会弃绝中华传统的畸形走向。辜鸿铭一生主张皇权，可他并不是遇到牌位就叩头。慈禧太后过生日，他当众脱口而出的“贺诗”是“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袁世凯死，全国举哀三天，辜鸿铭却特意请来一个戏班，在家里大开堂会，热闹了三天。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梳着小辫走进课堂，学生们一片哄堂大笑，辜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

熊逸：读熊逸的文章让人想到令狐冲，那个武侠世界里的自由主义者，独孤九剑以无招胜有招，破尽天下招式。熊逸的前作《周易江湖》可比“破剑式”，到《春秋大义》已经是“破气式”了。令狐冲的独孤九剑传自风清扬，熊逸的独孤九剑传自何处已不可考，但我感觉他的哲学观和方法论受哈耶克和波普尔的影响甚大，《春秋大义》是可算是借中国历史对奥地利学派精神的一种宣扬，不知从何时起，中国人对的政制的思考热情也淹没在赚钱的浪潮中，这本书的出现，给了很多人擦亮自己眼睛的机会。

宋襄公（？－前637年），春秋时宋国国君。子姓，名兹甫。公元前650年至637年在位。宋襄公是宋桓公的儿子，宋成公的父亲。 平定齐乱 周襄王九年（公元前643年），齐桓公重病，齐国五公子（公子无亏、公子昭、公子潘、公子元、公子商人）各率党羽争位。冬十月七日，齐桓公饿死。五公子互相攻打，齐国一片混乱。桓公尸体在床上放了六十七天，尸虫都从尸体上爬了出来。翌年初，新立的齐君无亏才把桓公收殓。 齐国太子昭逃到宋国，向宋襄公求救。尽管当时宋国十分弱小，但因齐桓公死前曾委托他照顾太子，宋襄公全力帮助太子昭回齐国即位。 周襄王十年（公元前642年），各国诸侯接到宋襄公通知，请他们共同护送公子昭到齐国去接替君位。但是宋襄公的号召力不大，多数诸侯把宋国的通知搁在一边，只有卫国、曹国、邾国三个小国派了一些人马来。宋襄公率领四国军队向齐国进发，齐国的贵族对公子昭怀有同情之心，再加上不清楚宋军实力，就把无亏与竖刁杀了，赶走了易牙，在国都临淄迎接公子昭回国。公子昭回国后当上了国君，是为齐孝公。襄公因此小有名气。 图谋称霸 齐桓公死后，诸侯霸主之位空缺，宋襄公想效仿齐桓公，会合诸侯，确立霸主地位。目夷劝谏他说：“以小国之力会合诸侯是祸患。”襄公不听。 周襄王十一年（公元前641年），宋襄公扣押了滕宣公，又邀曹、邾两国在曹南会盟，而后，又命邾文公把鄫国国君当作祭品押到睢水郊外去祭祀，想借此来威胁东夷臣服。同年秋天，宋襄公又因为曹国不服，发兵包围了曹国。同年冬天，陈穆公邀诸侯重修齐桓公之好，于是陈、蔡、楚、郑等国在齐国结盟。这样，在诸侯中变形成了两大集团，楚、齐、郑、陈、蔡等国为一大集团，而图谋称霸的宋襄公一党只有卫、邾、曹、滑等几个小国。 宋襄公雄心勃勃，想继承齐桓公的霸业，与楚国争霸，一度为楚国所拘。前638年，宋襄公讨伐郑国，与救郑的楚兵战于泓水。楚兵强大，宋襄公讲究“仁义”，要待楚兵渡河列阵后再战，结果大败受伤，次年伤重而死。

《春秋大义2》（熊逸）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pNKLYlux4YwC-TccV2xkg 提取码：skol书名：春秋大义2作者：熊逸豆瓣评分：8.7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年份：2009.1页数：512内容简介：作者力求从春秋的二百多年中的第一年隐公元年入手，配合《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以及后世学者对《春秋》的形形色色的解读中，阐释圣人的微言大义。然而，究竟什么是圣人的本意？究竟什么是真正的“春秋大义”？历代的解读都是与解读者的立场、历史背景、生存环境息息相关。可以说，这部以隐公元年为评述对象而阐发的“春秋大义”，是一部见微知著的中国思想史。

先贤孟子曾经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为什么说“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 春秋时代，诸侯挟持天子，大夫放逐诸侯，家臣反叛大夫，所有的人都在疯狂地追逐着权力，又都在追逐权力的过程中丧失了权力。“《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象征着“周文”的等级森严的礼乐制度此时已经幻为美好的回忆，取而代之的是霍布士所说的“人与人争”的可怕的自然状态。那是一个“文明”退位、“伪文明”得道的时代，人心中原始的动物本能获得了解放，披着“文明”外衣不动声色地将人类召回文明创辟之前的黑暗世界。 沧海横流之时，孔子编定春秋，寓说理于叙事之中，体现出来的褒善贬恶的政治理性,成为了后世所流传的“春秋大义”。希望借此提供“历史经验”，警戒后人。这个东西后来人们称之为“春秋笔法”。《春秋》面世之后，世间有无数“微言大义”的论者，更有众多“成仁取义”的志士，让历代“乱臣贼子”为之却步。 概括一下，是“春秋大义”震慑了乱臣贼子，是“春秋笔法”刺痛了乱臣贼子，这就是文化的力量，舆论的力量。

辜汤生（1857年7月18日－1928年4月30日），字鸿铭，号立诚。祖籍福建省同安县，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学博中西，号称“清末怪杰”，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他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创获甚巨；并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原名《清流传》）和《中国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义》）等英文书，热衷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文化和精神，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西方形成了“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的说法。详细资料参见：http://baike.baidu.com/view/1998.htm

《春秋大义2》（熊逸）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资源链接：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_3KAigUaTyb9cJpF5fpfw 提取码：9epr书名：春秋大义2作者：熊逸豆瓣评分：8.7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年份：2009.1页数：512内容简介：作者力求从春秋的二百多年中的第一年隐公元年入手，配合《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以及后世学者对《春秋》的形形色色的解读中，阐释圣人的微言大义。然而，究竟什么是圣人的本意？究竟什么是真正的“春秋大义”？历代的解读都是与解读者的立场、历史背景、生存环境息息相关。可以说，这部以隐公元年为评述对象而阐发的“春秋大义”，是一部见微知著的中国思想史。

《春秋大义》是2007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熊逸。这本书旨在尝试解释中华文明之精神,且揭示其价值。故而春秋大义应当翻译为：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重点词汇释义：Spirit：精神，心灵; 情绪; 勇气Chinese People：华夏儿女

春秋时代，诸侯挟持天子，大夫放逐诸侯，家臣反叛大夫，所有的人都在疯狂地追逐着权力，又都在追逐权力的过程中丧失了权力。“《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象征着“周文”的等级森严的礼乐制度此时已经幻为美好的回忆，取而代之的是霍布士所说的“人与人争”的可怕的自然状态。那是一个“文明”退位、“伪文明”得道的时代，人心中原始的动物本能获得了解放，披着“文明”外衣不动声色地将人类召回文明创辟之前的黑暗世界。沧海横流之时，孔子编定春秋，寓说理于叙事之中，体现出来的褒善贬恶的政治理性,成为了后世所流传的“春秋大义”。希望借此提供“历史经验”，警戒后人。这个东西后来人们称之为“春秋笔法”。《春秋》面世之后，世间有无数“微言大义”的论者，更有众多“成仁取义”的志士，让历代“乱臣贼子”为之却步。概括一下，是“春秋大义”震慑了乱臣贼子，是“春秋笔法”刺痛了乱臣贼子，这就是文化的力量，舆论的力量。

辜鸿铭何许人也？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９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辜鸿铭，字汤生。1857年７月18日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英国的炮舰1840年就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辜鸿铭的义父布朗先生对他说：“你可知道，你的祖国中国已被放在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到了英国，在布朗的指导下,辜鸿铭从西方最经典的文学名著入手，以最朴拙的死记硬背办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1877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后来，蔡元培去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已是声名显赫的知名人物；而40年后，当林语堂来到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著作已是学校指定的必读书了。14年的留学生活使富有天赋的少年辜鸿铭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 完成学业后,辜鸿铭听从当时在新加坡的语言大家马建忠的劝说,埋头研究中华文化,并回到祖国大陆，继续苦读中国典籍。他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二十年，主要职责是“通译”。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自号“汉滨读易者”。 辜鸿铭博通西欧诸种语言、言辞敏捷的声名很快在欧美驻华人士中传扬开来。他给祖先叩头，外国人嘲笑说：这样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饭菜了吗？辜鸿铭马上反唇相讥：你们在先人墓地摆上鲜花，他们就能闻到花的香味了吗？他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在轮船上用纯正的德语挖苦一群德国人。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想见辜。毛姆的朋友就给辜写了一封信，请他来。可是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辜来。毛姆没办法，自己找到了辜的小院。一进屋，辜就不客气地说：“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一句话，让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毛姆立时极为尴尬，不知所对。 同时作为东方文化的捍卫者，辜鸿铭的声誉也逐渐显赫起来。辜鸿铭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对学生们公开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四夷之邦。”在那样的时候，他还嘴硬，叫西方为“四夷之邦”，为此，许多人仅仅把他当成一个笑料的制造者，却忽略了他内心的痛苦，忽略了他对东方文化的积极思考，忽略了他对这片土地命运的深切关注，也忽略了他曾做出的坚定而绝望的挣扎。 自1883年在英文报纸《华北日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开始，他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里，他还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后来又翻译了《大学》。他的工作是创造性的，古老的东方理论中还加入了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在他之前，中国的古经典从来没有好的译本。 从1901至1905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1909年，英文著本《中国的牛津运动》（德文译本名《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1915年《春秋大义》（即有名的《中国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同时，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锐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义》德文版出版了，在正进行“一战”的德国引起巨大轰动。 辜鸿铭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评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他独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此外还有“灵敏”。 辜鸿铭从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凸显出中国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鸿铭写道，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辜鸿铭生活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只要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就只能是病弱的，任人宰割的。如果你是清醒的，你要抗争，就需付出分外沉痛的代价。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祖国,辜鸿铭为中华传统之断落而忧患，为炎黄文明之涂炭而忧患,他在笔记《张文襄幕府纪闻》中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自尊与忧患的深层叹息。 辜鸿铭狂放的姿态，是他带泪的表演，是以狂放来保护强烈的自尊。当时西方人见到中国街市当中，遍挂“童叟无欺”四字，常对辜说：于此四字，可见中国人心欺诈之一斑。辜顿时语塞，无以自遣。实际上，因为眼界比同时代的人要开阔许多，那种不幸辜鸿铭比任何人都体会得更清楚、更深刻。由此，他不惜用偏执的态度来表达自己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他学在西洋，却喜欢东方姑娘，尤其喜爱中国姑娘的小脚。他的夫人淑姑是小脚，他一见钟情、终身不负。民国建立后,他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用偏激的行为方式--留辫子,穿旧服,为纳妾和缠足进行头头是道的辩解,来对抗整个社会弃绝中华传统的畸形走向。辜鸿铭一生主张皇权，可他并不是遇到牌位就叩头。慈禧太后过生日，他当众脱口而出的“贺诗”是“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袁世凯死，全国举哀三天，辜鸿铭却特意请来一个戏班，在家里大开堂会，热闹了三天。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梳着小辫走进课堂，学生们一片哄堂大笑，辜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 辜鸿铭生平喜欢痛骂西方人，反以此而见重于西方人，不为别的，就为他骂得鞭辟入里，并总能骂在要穴和命门上。故很多西方人崇信辜鸿铭的学问和智慧，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当年，辜鸿铭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的六国饭店用英文讲演“The Spirit of theChinese People”(他自译为《春秋大义》)，中国人讲演历来没有售票的先例，他却要售票，而且票价高过“四大名旦”之一的梅兰芳。听梅的京戏只要一元二角，听辜的讲演却要两元，外国人对他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辜鸿铭在西方人面前表现出来的优越感源自于他的机智与幽默。某天，辜鸿铭在他位于北京椿树胡同的私邸宴请欧美友人，点的是煤油灯，烟气呛鼻。有人说，煤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明亮，辜鸿铭笑道：“我们东方人，讲求明心见性，东方人心明，油灯自亮。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功夫。”你说这是谈佛理，谈哲学，还是故弄玄虚？反正他这一套足够唬住那些洋鬼子。辜鸿铭辩才无双。中日甲午海战后，伊藤博文到中国漫游，在武昌时，与张之洞有过一些接触。辜鸿铭是张的幕僚，作为见面礼，他送了伊藤一本自己刚出版的《论语》英译本。伊藤早知辜氏是中国保守派中的先锋大将，便乘机调侃他道：“听说你精通西洋学术，难道还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两千多年前，却不能行于二十世纪的今天吗？”辜鸿铭见招拆招，回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纪，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伊藤听了，一时间无词以对。在北大，受蔡元培、黄侃、洋教授的青睐，但却是新文化的死对头。1928年4月30日，辜鸿铭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辜鸿铭何许人也？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他倒读英文报纸以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辜鸿铭，字汤生。1857年7月18日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英国的炮舰1840年就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辜鸿铭的义父布朗先生对他说：“你可知道，你的祖国中国已被放在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到了英国，在布朗的指导下，辜鸿铭从西方最经典的文学名著入手，以最朴拙的死记硬背办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1877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后来，蔡元培去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已是声名显赫的知名人物；而40年后，当林语堂来到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著作已是学校指定的必读书了。14年的留学生活使富有天赋的少年辜鸿铭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　　完成学业后，辜鸿铭听从当时在新加坡的语言大家马建忠的劝说，埋头研究中华文化，并回到祖国大陆，继续苦读中国典籍。他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20年，主要职责是“通译”。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自号“汉滨读易者”。　　辜鸿铭博通西欧诸种语言、言辞敏捷的声名很快在欧美驻华人士中传扬开来。他给祖先叩头，外国人嘲笑说：这样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饭菜了吗？辜鸿铭马上反唇相讥：你们在先人墓地摆上鲜花，他们就能闻到花的香味了吗？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想见辜。毛姆的朋友就给辜写了一封信，请他来。可是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辜来。毛姆没办法，自己找到了辜的小院。一进屋，辜就不客气地说：“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一句话，让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毛姆立时极为尴尬，不知所对。　　同时作为东方文化的捍卫者，辜鸿铭的声誉也逐渐显赫起来。辜鸿铭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对学生们公开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四夷之邦。”在那样的时候，他还嘴硬，叫西方为“四夷之邦”，为此，许多人仅仅把他当成一个笑料的制造者，却忽略了他内心的痛苦，忽略了他对东方文化的积极思考，忽略了他对这片土地命运的深切关注，也忽略了他曾做出的坚定而绝望的挣扎。　　自1883年在英文报纸《华北日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开始，他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几年里，他还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后来又翻译了《大学》。他的工作是创造性的，古老的东方理论中还加入了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在他之前，中国的古经典从来没有好的译本。　　从1901至1905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1909年，英文著本《中国的牛津运动》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1915年《春秋大义》（即有名的《中国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同时，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锐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义》德文版出版了，在正进行“一战”的德国引起巨大轰动。　　辜鸿铭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评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他独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此外还有“灵敏”。　　辜鸿铭从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凸显出中国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鸿铭写道，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辜鸿铭生活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只要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就只能是病弱的，任人宰割的。如果你是清醒的，你要抗争，就需付出分外沉痛的代价。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祖国，辜鸿铭为中华传统之断落而忧患，为炎黄文明之涂炭而忧患，他在笔记《张文襄幕府纪闻》中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自尊与忧患的深层叹息。　　辜鸿铭狂放的姿态，是他带泪的表演，是以狂放来保护强烈的自尊。当时西方人见到中国街市当中，遍挂“童叟无欺”四字，常对辜说：于此四字，可见中国人心欺诈之一斑。辜顿时语塞，无以自遣。实际上，因为眼界比同时代的人要开阔许多，那种不幸辜鸿铭比任何人都体会得更清楚、更深刻。由此，他不惜用偏执的态度来表达自己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他学在西洋，却喜欢东方姑娘，尤其喜爱中国姑娘的小脚。他的夫人淑姑是小脚，他一见钟情、终身不负。民国建立后，他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采用偏激的行为方式——留辫子，穿旧服，为纳妾和缠足进行头头是道的辩解，来对抗整个社会弃绝中华传统的畸形走向。辜鸿铭一生主张皇权，可他并不是遇到牌位就叩头。慈禧太后过生日，他当众脱口而出的“贺诗”是“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袁世凯死，全国举哀三天，辜鸿铭却特意请来一个戏班，在家里大开堂会，热闹了三天。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梳着小辫走进课堂，学生们一片哄堂大笑，辜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

辜鸿铭的著作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德文译本名《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中国人的精神》、笔记《张文襄幕府纪闻》、《中国札记》等。《中国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义》，是辜鸿铭最有影响的英文代表作品，全书由作者1914年发表于英文报纸《中国评论》、以“中国人的精神”为核心的系列英语论文结集而成。是东西方文化比较的早期代表作品。辜鸿铭论述的主旨就是揭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阐发中国传统文化的永恒价值。辜鸿铭的成就20世纪初，西方人曾经流传过一句话，说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辜鸿铭在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六国饭店用英语讲演《春秋大义》，每张售价两块大洋，比京剧大王梅兰芳的票价还贵了八毛。当然，咱们要说句公道话，梅老板天天都演出，而辜鸿铭，就讲这么一回，所以他们的市场价值还是有很大不同的。但无论如何，辜鸿铭被印度的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在德国，有人成立了辜鸿铭俱乐部和辜鸿铭研究会。丹麦文学评论大伽勃兰兑斯在1917年的一篇文章里面称辜鸿铭是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西方人对辜鸿铭表现出了兴趣和尊敬，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辜鸿铭是第一个敢于直接怼他们的东方人。

学者辜鸿铭。

春秋时代，诸侯挟持天子，大夫放逐诸侯，家臣反叛大夫，所有的人都在疯狂地追逐着权力，又都在追逐权力的过程中丧失了权力。“《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象征着“周文”的等级森严的礼乐制度此时已经幻为美好的回忆，取而代之的是霍布士所说的“人与人争”的可怕的自然状态。那是一个“文明”退位、“伪文明”得道的时代，人心中原始的动物本能获得了解放，披着“文明”外衣不动声色地将人类召回文明创辟之前的黑暗世界。沧海横流之时，孔子编定春秋，寓说理于叙事之中，体现出来的褒善贬恶的政治理性,成为了后世所流传的“春秋大义”。希望借此提供“历史经验”，警戒后人。这个东西后来人们称之为“春秋笔法”。《春秋》面世之后，世间有无数“微言大义”的论者，更有众多“成仁取义”的志士，让历代“乱臣贼子”为之却步。概括一下，是“春秋大义”震慑了乱臣贼子，是“春秋笔法”刺痛了乱臣贼子，这就是文化的力量，舆论的力量。

孔子编定了《春秋》，乱臣贼子非常害怕。原因如下： 沧海横流之时，孔子编定春秋，寓说理于叙事之中，体现出来的褒善贬恶的政治理性,成为了后世所流传的“春秋大义”。希望借此提供“历史经验”，警戒后人。这个东西后来人们称之为“春秋笔法”。《春秋》面世之后，世间有无数“微言大义”的论者，更有众多“成仁取义”的志士，让历代“乱臣贼子”为之却步。 概括一下，是“春秋大义”震慑了乱臣贼子，是“春秋笔法”刺痛了乱臣贼子，这就是文化的力量，舆论的力量。摘自百度网友,谢谢.

上联：孝当竭力忠则尽命下联：生为相国死作涛神伍子胥

译文：孔子编定了《春秋》，乱臣贼子非常害怕。出自：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原因：沧海横流之时,孔子编定春秋,寓说理于叙事之中,体现出来的褒善贬恶的政治理性,成为了后世所流传的“春秋大义”.希望借此提供“历史经验”,警戒后人.这个东西后来人们称之为“春秋笔法”.《春秋》面世之后,世间有无数“微言大义”的论者,更有众多“成仁取义”的志士,让历代“乱臣贼子”为之却步.概括一下,是“春秋大义”震慑了乱臣贼子,是“春秋笔法”刺痛了乱臣贼子,这就是文化的力量,舆论的力量.

关羽关羽是读过书的，《三国演义》中说他读过《春秋》。这说明在关羽是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一个人，他的头脑里就有坚定的儒家伦理道德观念。《春秋》对于关羽来说，一方面是作为兵书来读，另一方面《春秋》也成为中国传统思想和道德精神的象征。到后来的桃园三结义，更是深深地烙上了这种传统文化精神。《三国演义》（全名为《三国志通俗演义》，又称《三国志演义》）是元末明初小说家罗贯中根据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解以及民间三国故事传说经过艺术加工创作而成的长篇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与《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并称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该作品成书后有嘉靖壬午本等多个版本传于世，到了明末清初，毛宗岗对《三国演义》整顿回目、修正文辞、改换诗文，该版本也成为诸多版本中水平最高、流传最广的版本。

孔子著春秋大义,提出（）,发扬文化之大义。 A.建立霸业 B.君权神授 C.民族融合 D.尊王攘夷 正确答案：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