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迁 -
据旧县志记载，熙湖书院原建在县西北二里，1755年（乾隆二十年），知县吴易峰创建。有会文堂，丽泽堂，景贤祠，同春亭，静观亭，文昌阁，东为法华寺（俗称火神庙，今改建为福利院）。因日久倾圮，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知县余心畅率绅士改建于城内范铁巷（即今老城原太师南大门一带）。中为会文堂。门东有厅堂，左右各有书舍二间。前为对厅和傍厅。东为厢屋，连接考棚。围周一百零三丈，有围墙环绕。1854年（咸丰四年）冬，毁于战火。 1861年（咸丰十一年），安庆府知府下令各县按例举行生员考试。当时书院、考棚均遭破坏，知县马文梦只得用茅草铺盖考棚，勉强完成试事。不久，即着手重修，并就原址拓宽，后为书院，前为考棚。书院左右建两厅，中为川堂、会文堂，堂侧建耳舍，左右列号舍。东偏后为艺圃，前为龙门，偏西建余公祠。 1870年（同治九年），书院首事就范铁巷公馆旧址建屋二重，有堂，有厢房，有楼。堂的左右建仓二间，供储书之用，四周环以围墙。1894年（光绪二十年），知县萧仁丙督同县绅士再改建于考棚之西，大门南向。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清帝下诏，改直省各属书院为兼习中西学校，以省书院为高等学，郡书院为中等学，州县书院为小学。
清末太湖知县贾仕骏于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将为科举制度培育人才的熙湖书院改为“太湖县立中学堂”。
1912年（民国元年），经县议会议定，改县立中学堂为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 六邑联中，全称为“安庆六邑联立中学”，创建于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校址在安庆百花亭。所谓“六邑”是指怀宁、桐城、潜山、太湖、宿松、望江六县，统属于当时的安庆府。最初的校名为“安庆府中学堂”，民国建立后，府制废除，乃以“六邑”二字名校。 学校初为府立，凡学校行政皆受命于郡守。民国之后，治权归六邑公益董事会。董事会再选聘校长总管全校校务。校长以下设立校务主任及学监、舍监；后改设教务、训育及事务三部，各设立主任一人。后来，为使管教结合，又采取过级任制，不久，则改设生活指导委员会和训育委员会。学制最初为四年和五年两种，后定为初中三年，高中三年。 1938年（民国27年），侵华日军逼近安庆，六邑联中高中部撤离至桐城黄甲铺（后因战事吃紧，未能坚持办学），初中部则迁至太湖。范协邦为第一任副校长兼教导主任。
六邑师生迁至太湖以后，最初利用城北福音堂和聂、王二氏宗祠为校舍。4月上旬，4个班学生恢复上课，李启光（西溟）任初中部主任，檀黠韩负责教务，张宿芳负责总务。6月，日军压境，飞机轰炸太湖县城，福音堂被毁，部分学生组成流亡队，向大别山区疏散。7月，经校董会太湖籍董事杨慧存、赵纶士等筹划，决定在薛义河借王氏宗祠复课。此时，由于战事频仍，交通阻隔，迁至太湖境内的六邑中学初中部，实际上已与迁桐城的高中部没有联系，而成为太湖境内的一所独立学校。校董会决定由赵纶士出任校长，王甸平为教导主任。当年秋季招收初中3个班，学生150人。
1939年春，校址由薛义河又迁至离县城约8里的姜家岭，校名曾定为安庆七邑联立中学，不久仍用“六邑”原名。 姜家岭的房舍，原系李幼乾先生私邸，有厅堂、书斋、卧室、客房、仓房、厨房及大小余屋30多间，李先生慷慨许诺把房屋租给学校，以示对教育和抗战的支持。但李氏房舍仅能容纳百人左右。赵校长为解决校舍不足，多次与太湖县各界人士磋商，争取太湖地方财政拨款，并呈文省教育厅请求资助。为解燃眉之急，他曾亲自带领师生到县城搬运被日寇炸毁的福音堂、晋熙小学等处的残砖断瓦，以应建房之需。他还将为亡母治丧而收得的礼金全部捐献给学校作建校经费，受到省政府通令嘉奖。在赵校长多方筹集之下，陆续建起楼房、平房80余间，可容纳12个班，600多百名学生。 1940年，为发展地方教育，以适应抗日救国的需要，六邑中学在辛家冲设立了简易师范科，培养战时需要的乡村小学教师，由甘兆卿、辛哲明先后任师范科主任。辛哲明在简易师范科第一、二期合刊的《同学录序言》中说：“自民国二十九年，即我中华民族空前抗战之第四年，我太湖县为发展教育，以适应抗战建国之需要，乃遵省令于县六邑联中附设简易师范科。始主其事者，为甘君兆卿，甘君去职，地方耆硕强哲明继之。” 同年秋，六邑恢复高中招生，招收2个班，学生100人。 1941年秋，又于司空山麓的店前河设立六邑中学店镇分部，余正堂任分部教导主任。该分部共培养初中毕业生120余人。 当时，抗日御敌，救亡图存，是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头等大事。学校成立了“青年抗敌协会”，组织师生到县城和农村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并秘密翻印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发给师生学习。为鼓舞抗日救国的斗志，师生人人学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五月纪念歌》等抗战歌曲。学校还聘请第五战区三十四工作团团长、共产党员孙觉以及三十四工作团团员李文涛来校任教。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时任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官卫立煌将军秘书的地下党员、赵纶士先生的长子赵荣声回乡探亲（其妻靳明女士为六邑中学教师），学校借此机会邀请他作了题为《论太平洋战争》的时事报告。他在报告中除分析了当时的世界形势之外，着力阐述了毛泽东“持久战”的主张，批驳了国民党右派散布的“亡国论”、“投降论”及某些激进分子散布的“速胜论”，大大鼓舞了全校师生的抗日斗志。在共产党员、爱国青年积极参与抗日救亡活动的影响下，学校抗日气氛非常活跃，师生爱国热情日益高涨，不少学生投笔从戎，加入抗日队伍。曾任解放军某军政委、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长的蔡别文将军就是当年投笔从军的学生之一。
由于国民党政府一贯奉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错误政策，孙觉、李文涛等共产党员及一批进步青年的爱国行动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监视。在他们即将遭到迫害的危急时刻，赵纶士校长不顾个人安危，毅然掩护他们安全转移。 六邑中学向以良好的校风驰名远近。当时办学条件十分简陋，物质生活极为艰苦，但学校处处焕发着勃勃生机。校园内有一块地，是李氏厅堂的旧址，后来平作菜园，园内有松、竹、梅、乌桕等杂沓而生，而竹稍多。以往，每当竹笋刚刚长出之时，就被人割去，赵校长对此深感惋惜。他作了一首诗：“草木春来长，生意已欣然。萌芽同爱惜，几日便参天。”他又特意制作一块木牌，将诗抄录其上，挂在竹木旁边；还写了《园竹说》一文，阐明爱护竹木与培养人才同出一理。赵校长这种就地取材、巧妙设譬的教育方式，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从此，折竹割笋的人悄然绝迹，竹木越长越茂盛。 校长治校有方，教师严谨执教，学生勤奋学习，因而教学质量在当时形势十分紧张、物质资料非常匮乏的情况下，仍能稳步提高。高三学生赵国廷在全国高中学生作文竞赛中荣获第一名。在当时封闭的太湖县，一个普通百姓的子弟取得这样的成绩，犹如封建时代中了状元一般，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反响。 六邑中学优良的校风，还表现在对学生特殊的爱护上。 1942年冬，高三学生孙巍因病死亡，同班同学聂家型在校内壁报上撰文表示悼念，文中对校方诊治失时有所批评。这篇壁报恰被来校视察的教育厅督学看见，即对学校训导人员有所指责。军训教官汪铁如则认为学生在壁报上公开撰文批评校方，是越轨犯上，违犯校规，扬言要惩治撰稿者，并当众将壁报撕毁。这一粗暴无理的行为，激起高三学生的愤怒，当即宣布罢课，拥向教师宿舍，捣毁了汪的卧室，焚烧其衣被。汪铁如见此情状，几近疯狂，立即向太湖保安队请调军警来弹压。一时间，校内岗哨林立，荷枪实弹的军警虎视眈眈，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校园。为首的几名学生从后山逃走。汪铁如仍不罢休，依仗保安队的势力，逼着当时代管校务的教务主任陈我鲁召开临时校务会议，强行宣布开除聂家型、赵壁、梅景庚、刘先林、储平战、何楷模等6人。这次风潮，后来被称为“六君子事件”。 事发之时，赵纶士校长正在外地参加会议，返校途中得知此事。他在冷静地分析了事发的原因之后，考虑到既不能得罪有保安队撑腰的汪铁如，又不能让6个有志青年白白失去学习的机会，因此，他明地里同意开除6名学生，而将开除名单一直锁在抽屉里，并未上报教育厅，保留了6名学生的学籍，还于暗中示意6名学生到其他学校借读。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至此，经过8年浴血奋战，付出牺牲3500万同胞的高昂贵代价的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全国人民欣喜若狂，六邑师生欣喜若狂！10月10日“双十节”，太湖城内工农商学兵各界数千人举行了“庆祝抗战胜利”的提灯游行。六邑联中师生排演的文艺节目及绘制的各种彩灯，尤其引人注目。除踩高跷、跑旱船、骑毛驴、荡秋千、舞狮子、舞龙灯、渔翁撒网、十番锣鼓等民间传统节目外，还有各种弘扬民族精神、歌颂抗日志士的新鲜灯饰，如“八仙过海”、“八锤大闹朱仙镇”、“醒狮”、“气壮山河”等。一些讽刺贪官污吏的彩灯，也在提灯游行中出现，如“雁过拔毛”、“棺材里伸出手——死要”等，观众纷纷拍手叫好。 1946年春，六邑中学师生与太湖人民同甘共苦、团结战斗8年之后，带着庆祝抗战胜利的喜悦，迁回安庆。部分太湖籍教员及两个班的初中学生并入太湖县中，留在了太湖。 全校共有54个高中教学班，学生5400余人。教职工170余人，其中特级教师2人，高级教师61人，省级“教坛新星”4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