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心消业 -
是的，作者：谈迁
国榷
记载明代重要史实的编年体史书。谈迁撰。谈迁专长於史，鉴於明代历朝实录经史官垅断，曲笔聚讼，多忌讳失实，而各家编年史书又多伪陋肤冗，艰辛寻访各种资料，广徵博采，力求徵信。天启元年(1621)始编著，先后六易其稿，初稿六年完成。顺治四年(1647)全稿被窃，又发愤重写，以三十馀年编成《国榷》一书。该书记叙从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九月明太祖朱元璋诞生，到顺治二年五月清兵入南京、福王政权灭亡为止的三百一十七年间的历史。书中敢於直书《明实录》避而不谈的明朝一些重要史实；对一些重要事件，常以个人和诸家的评论并列於后。其史实注意考订精审，材料有相当的可靠性或参考价值。万历以后七十多年的历史，以及建州女真的发展和后金同明的关系的记载，尤为他书所少见。根据邸报、方志和官吏遗民口述材料编补的崇祯朝十七年的史实，也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书中叙事有的过於简略，有的事件前后记叙重复且说法不一。另外，封建正统史观、儒家天命论、佛道等迷信思想，在书中也有浓重反映。《国榷》原稿称百卷，谈迁死后仅有抄本传世，后经浙江海宁张宗祥据蒋氏衍芬草堂抄本和四明卢氏抱经楼藏抄本，及崇祯一朝十卷本互相校补，加以标点，分为一百零四卷，又卷首别作四卷，共一百零八卷。1958年由古籍出版社分六册出版
北营 -
论谈迁《国榷》与史事的考据
杨绪敏,臧其猛
《国榷》是明末清初杰出的史学家谈迁为后
人留下的一部明代编年史巨著。这部史学巨著最
突出的特点是在记述史事的过程中,继承了司马
迁重视考信的优良传统和明中叶以来重实证的学
风,对所依据的史料进行了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
考据工作。他在说明自己撰写《国榷》的动机时
说:“窃感明史而痛之,屡欲振笔,辄自惭怒臂,不
敢称述。间窥诸家编年,于讹陋肤冗者,妄有所损
益。”[ 1 ]在解释《国榷》书名时他指出:“横木水上
曰榷。汉武帝榷商税,今以榷史,义无所短长也。
事辞道法,句榷而字衡之。大抵宁洁毋靡,宁塞毋
猥,宁裁毋赘。若亥豕之讹,雌黄之口,尤其慎旃,
不敢恣臆于百禩之下。”[ 1 ] 可见,他把史料的考
据、“商榷”作为撰写《国榷》的重要任务之一。谈
迁在《国榷》编纂过程中从事的考据工作所表现
出的学风和贡献,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总结。
一、订正《明实录》的失实
《国榷》的编撰是以明代历朝实录和邸报为
主要依据,以明人著述和本人实地调查所搜集到
的史料为参考的。明代保存下来的共有十三朝
(建文附太祖,景泰附英宗)实录及崇祯朝的辑补
本。由于种种原因,其中有数朝实录存在着严重
的失实、丑正、阙漏等现象。正如黄宗羲所指出
的:“实录见其表,其在里者已不可见。况革除之
事,杨文贞(士奇)未免失实; 泰陵之盛,焦泌阳
(芳)又多丑正; 神、熹之载笔者,皆宦逆奄之舍
人。至于思陵十七年之忧勤惕励,而太史逃荒。
皇宬烈焰,国灭而史也随灭。”[ 2 ]《太祖实录》初修
于建文时期,靖难之役后,永乐帝为掩盖某些事
实,曾先后两次重修,甚而杀害初修《太祖实录》
的史官。如永乐元年二月以“指斥旧事”为名,杀
害参与《太祖实录》初修的原史官、南昌知府叶蕙
仲,并将其妻罚为千户泰贵家奴[ 3 ] 。重修的目的
在于预示太祖原有传位于朱棣之意,甚至否认朱
棣生母本为碽妃而强以为马皇后,所以歪曲事实
的地方很多。《成祖实录》阙漏现象尤为严重。
正如明人黄省曾所指出的:“至于修文庙时列传,
不知当柄之臣,何故抹杀其事,每载一人,不过述
其姓名、科甲,转历归老,如由状然,中间略见其为
人若何而已。虽有殊功显谟,竭力社稷,抗法万
世,一切不录,皆随飘风春叶以渐灭焉尔。”[ 4 ]《孝
宗实录》在编纂的过程中,焦芳“入内阁,操史笔。
凡所褒贬多挟恩怨,旧时大臣如何乔新、彭韶、谢
迁辈,芳辄肆诋毁。李东阳等不敢为异同”[ 5 ] 。
因此曲笔现象比较严重。《光宗实录》因阉党与
东林党之间的政治斗争而被修改,颇多失实之处。
《熹宗实录》问题也不少,崇祯对其颇为不满。他
曾批评道:“实录,传信将来,笔削最要虚公,朕昨
闻皇考前录颇失实u22efu22ef今于意合者存其美,不同
者去其实,或实载一节,或单标数语,成心偏见,滋
惑传疑,其于实录之义何在?”再加之顺治初年冯
铨将《熹宗实录》中天启四年纪事毁掉[ 6 ] ,后又缺
天启七年纪事,遂使《熹宗实录》残缺不全。
对《明实录》存在的问题,谈迁是非常清楚
的。因此他对《明实录》抱着不迷信、不盲从的态
度。他在引用《明实录》时特别注意加以厘正,比
如针对修改过的《太祖实录》否认朱棣生母为碽
妃而强以为马皇后的记载,他直截了当地指出:
“太祖高皇帝第四子也,母碽妃。玉牒云,高皇后
第四子。盖史臣因帝自称嫡, 沿之耳。今南京
《太常寺志》载孝陵祔享, 碽妃穆位第一, 可据
也。”[ 7 ]在太祖驾崩建文嗣位问题上,经过永乐年
间重修的《太祖实录》多有曲笔。而《国榷》在记
载这件事情时,补充记载了太祖临终时“皇太孙
侍汤药甚谨,亲扶掖,虽秽亵必躬以进,深夜侍卫
或寝,呼太孙即唯,目不变睫,形至骨立”的事实,
并特别地记载了太祖关于“燕王不可不虑,齐泰
受顾命”的诏谕及传位于建文的遗诏,遗诏称:
“皇太孙允 ,仁明孝友,天下归心,宜登大位,以
勤民政。”[ 8 ]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又如《太祖实
录》记洪武二十五年四月戊寅,太祖登上东角门,
谕群臣曰:“国有长君,社稷之福,燕王类朕,朕欲
立之,何如?”谈迁以为此段记载有曲笔之处。他
说:“国史虽如此,然永乐所裁定,未遂确也。上
言动曲中,安有越秦晋二王,私树燕邸? 此孤竹
君、赵主父偃之覆辙,谓高皇帝出诸口乎? 在文皇
未免借其说以欺靖难诸人,又曲笔张大之,似非所
以安高皇帝也。”[ 9 ]再如明武宗正德十三年八月
福州军索饷起事,《明实录》把起事的原因归咎为
都御史林廷玉、副使高文达“尝干请不遂”,与左
布政使伍符有隙,而故意唆使士兵污辱伍符,然后
出面劝解以示功。谈迁据赵时春的《平凉府志》
以澄清事实。《平凉府志》记载:“伍布政与杨通
判夺军士月粮,军遂作乱,屯市中,将攻伍、杨之
衙,迁延不果,侯官巡抚林廷玉伺其意善,遂抚降
之,许以时给粮,伍、杨之党反诬其导之也,靳勿
与。故叶元再乱,连日不解,廷玉不得已再抚之,
不下,反质公食言。廷玉阴以义携其党,与镇守太
监兵诛之。”谈迁认为:“《实录》诋廷玉酿变,而赵
以解棼称之,大属矛盾。然干请不遂,遽嗾叛卒,
万一不可制,奈何? 此在庸夫犹不为此,似非所以
律廷玉也。彼夙敦名节, 肯失计蹈于危险之途
哉?”因此他断言:“伍符惧罪,藉廷玉为口实,而
《实录》辄采其说,冤矣。”[ 10 ]这样不仅纠正了《明
实录》记载的失实,而且为一起冤案昭了雪。
二、弥补《明实录》记载的缺漏并辨其是非
《明实录》的缺漏有的是出于为封建统治者
隐讳的需要而人为的删削;有的是因为当时史官
的疏忽或记载的不全。如明太祖晚年杀戮功臣,
《明实录》上只写某人某年某月某日死,多不交待
死因。《国榷》却原原本本地记载了前因后果。
洪武年间,汪广洋、胡惟庸、李善长、蓝玉等相继被
杀,谈迁不仅详载其事,而且均有议论,表明自己
的看法。如洪武十三年详细地记载了胡惟庸被诛
杀的前因后果:“初,惟庸得上意,窃肆威福,横
甚。封事稍嫌,匿不奏。四方馈遗亡算。家人为
奸利事,道关,榜辱关吏,吏奏之。上怒,杀家人,
窃责丞相,谢不知,乃已。又以中书违慢,数诘问
所由,惟庸惧,乃计曰:主上鱼肉勋旧臣,何有我
耶? 死等尔,宁先发,毋为人束死u22efu22ef遂诱吉安侯
陆仲亨、平凉侯费聚,使出招士马为外应u22efu22ef乃遣
元臣封续致书漠北请兵,又使指挥林贤通倭使,俾
载精兵千人伪贡,及期会府中,掩执上。度可取取
之,不可则掠武库兵入海。惟庸因伪称第中甘露
降,请上临幸,许之。会西华门内使云奇走告变
u22efu22ef上悟,登西皇城楼而眺,顾见丞相第中壮士伏
甲屏间数匝,亟发禁兵擒之。”“戊戌,诛左丞相定
远胡惟庸、御史大夫茶陵陈宁,夷三族,尽诛其僚
党,凡万五千人。”[ 11 ]对此,谈迁评论说;“胡丞相
狷才窃柄,俾睨名器u22efu22ef第英主龙兴,手剪群雄,
如灶上扫除,事且大定,而逆党不数人,藏甲不数
百,觊专诸于窟室,冀聂政于东社,自非婴儒,其敢
任之。”[ 11 ]再如《国榷》卷十洪武二十六年在详记
蓝玉案的前因后果的同时,谈迁为蓝玉辩护说:
“蓝凉公非反也。虎将粗暴,不善为容,彼犹沾沾
一太师,何有他望? 胡惟庸通倭虏颇有迹。凉公
欲以部校家奴数百千人冀幸万一,虽至愚不为也。
富贵骄溢,动絓疑网,积疑不解,衅成钟室。噫,功
臣菹醢,安得止大树之下,晚游赤松,庶几哉,不殆
不辱矣。”
关于建文帝的记载,经过修改的《明实录》不
仅取消了建文的年号, 而且删削了大量史实。
《国榷》则补充了朱允 执政4年中的详细史实,
尤其详细地记载了从燕王起兵到攻陷南京的全过
程,并引用王世贞、李维祯、冯时可、何乔远等一大
批史家的记载和评论,一方面评论了建文帝及其
采取的削藩政策与靖难之役的关系,同时也补充
了许多关于建文帝下落的不同记载。至于崇祯朝
和南明弘光政权的史事,由于这两朝没有实录,谈
迁更是依据邸报和自己耳闻目睹的史实作了大量
的补充。《国榷》卷八九到卷一0 三详细记载了
崇祯帝在位17年的史实,卷一0四主要记载了南
明弘光政权的史实,其中记载李自成攻陷北京、崇
祯帝煤山自缢事甚详。《国榷》在弥补《明实录》
缺漏时,有时加以说明。如永乐十年九月杀大理
寺卿耿通,谈迁称此事“实录不载,岂有所讳耶;
事具南院故牍,不可不存”。不仅补充记载了此
事,而且说明了耿通被杀的罪名和原因。即“通
所犯谭源清事,止徇情出罪耳”,“先回銮时,每朝
罢,辄窥伺动静, 言东宫过举, 此离间罪重也。
u22efu22ef时汉王构东宫,故上每事怒之,耿通言及,触
上怒,遂被极刑。”[ 12 ]又如《国榷》卷一七永乐十
八年十二月记载:“始立东厂,专内臣刺事。”谈迁
注曰:“事不见正史。而《会典》据成化十八年大
学士万安奏罢东厂云:‘文皇帝建立北京,防微杜
渐,初行锦衣卫官校,暗行缉访谋逆妖言、大恶大
奸等事,恐外官徇情,随立东厂,令内臣提督控制
之。彼此并行,内外相制"云云。不知《实录》遗
此何也?”可知此条《明实录》原本缺载,是谈迁补
记的,而更多史实的补充谈迁是不加说明的。要
想精确地了解谈迁究竟补充了多少史实,则须拿
《明实录》与《国榷》仔细对读,方可知晓。
三、揭露野史的曲笔虚饰
明代私家自行写史的风气超过了以往任何一
个朝代。正如喻应益在《国榷序》中所指出的:
“三代而后, u22efu22ef野史之繁,亦未有多于今日者。”
由于这些野史稗乘作者水平不一,政治态度各异,
加之其他方面的原因,因此存在着“见闻或失之
疏,体裁或失之偏,纪载或失之略”[ 13 ]等问题。谈
迁在引用这些野史稗乘时,态度十分审慎。他说:
“实录外,野史家状,汗牛充栋,不胜数矣。往往
甲泾乙渭,左轩右轾。”对此,他采取的态度是:
“人与书当参观也。其人而贤,书多可探,否则,
间征一二,毋或轻徇。”[ 14 ]也就是说,在决定史料
取舍时,决不单纯因人废言,其人贤,而其书可多
采,即就作者不贤,也不能说其著作一无可取。这
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十分可贵的。这与当时一般
作史者那种“此因彼袭,攘袂公行”[ 2 ]的现象大相
径庭。为此,他对野史稗乘的记载作了认真甄别
鉴定的工作。
比如对元至正二十三年七月鄱阳湖之战中,
朱元璋所乘白海舟被陈友谅军包围一事,稗史记
载:“白海事急时,帐前左副指挥韩成,服公衣冠,
对众投江中,敌信之,稍缓。”谈迁对此颇为怀疑。
他引友人许重熙所云:“此事妄也,两军方斗,无
主将自殒疑众之理。时上称宋平章吴国公,非龙
袍冠冕。”又引当时人朱善所记:“常遇春被敌困,
公率副将陈兆先、韩成救之,遇春舟得脱,而公等
三人战没”等为证,指出:“世俱以纪信拟成(案:
公元前204年,汉王刘邦荥阳被围,纪信伪装成汉
王出城降楚,汉王乘间脱逃,纪信被项羽烧死。) ,
孰知其子虚乌有者哉?”[ 15 ]再如有稗史记洪武旧
臣郭英事迹时,虚构了这样的情节:陈友谅部将陈
英杰驰马持槊直奔朱元璋帐下,郭英从旁来,跃马
奋臂,斩杀陈英杰,使朱元璋脱险。谈迁以为:
“此即敬德之护秦王也。意郭氏后人勋饰称,故
不足信。圣祖素严重,安有牙门如无人焉者。”[ 16 ]
另有稗史称郭英有“射陈友谅,缚张士诚”之功,
谈迁认为郭英果有此伟功,为何太祖当初不封其
为侯,而拖迟到洪武十七年,才因其有“征云南”
之功被封为武定侯? 他指出:“今稗说谓英射陈
友谅,缚张士诚,其绩似伟,高帝岂忍遗之耶? 嘉
靖中,裔孙翊国公勋购门客创饰之,幸跻太庙,不
足信也。”[ 17 ]
四、重视考订史实的原委
《国榷·义例》指出:“建置创始必书。如改
郡县、设官司、通朝贡、行封拜、肇工作、定礼乐、正
赋役、开科贡、颁诏令,例宜书。”比如关于明代宦
官干政起始问题,一般认为始于永乐朝,而谈迁却
不以为然。《国榷》卷六记洪武八年“五月戊辰,
内使赵成往河州,以绫绮罗帛茶市马”。谈迁指
出:“此中人奉使之始。初阉禁甚严,不令识字,
有言及时政,立斥之。其河州之命何也? 可奉使,
亦可镇守、监军、采榷、封贡矣。天下之患,尝发于
所不及料,圣祖既料之,亦未坚持其终也。”又如
《国榷》卷六洪武十一年“十月戊申,遣内臣吴诚
诣总兵官指挥杨仲名行营观方略”。谈迁指出:
“此内臣监军之始。即不预军事,恐为所怵也。”
由此交待了明朝宦官涉政的起始。他认为,鉴于
汉唐宦官干政造成的危害,明太祖虽然对宦官采
取抑制的政策,明令宦官不得干预朝政,但他却未
能始终如一地奉行这个政策。宦官的出使、监军,
标志着洪武初年严禁宦官干政政策的失败,从而
为明朝宦官擅政开了先例。又如关于明朝经略宁
夏的起始时间,《国榷》卷五洪武六年四月初一记
载:“太仆寺丞梁野先帖木儿言:‘宁夏及四川,西
南至船城,东北至塔滩,相距八百里,沃野通舟,宜
重将镇之,招集流亡,务农屯田,十一而税,兼行中
盐之法,可军民足食"从之。”谈迁指出:“此经略
宁夏之始。”[ 18 ]
五、对历史人物的名号据实以书
谈迁在《国榷·义例》中有两条谈历史人物
的名号称谓问题。他说:“司马子长于汉初曰沛
公,曰汉王,据实以书,后人或概从帝号,颇乖其
素。”又说:“国初如汉陈友谅、吴张士诚、夏明玉
珍之类,或书入寇,云伪汉、伪吴、伪夏,大非孝陵
逐鹿之意。秦初未尝臣六国,汉初未尝抑西楚也。
孝陵诏敕,不讳为元民,而诸家辄以成败责一时敌
国,得毋早计。”因此他主张人物的名号称谓应
“如本称,庶明历履。”按照以上原则,谈迁在记载
人物不同时期的称谓时,均能据实以书,反映了他
实事求是的治史精神。如初称朱元璋为“朱公
子”(至正十三年五月—至正十五年五月) ,后称
“大元帅(至正十五年六月—至正十六年六月) ,
再后称“吴国公”(至正十六年七月—至正二十三
年十二月) ,再后称“吴王”(至正二十四年正月—
至正二十八年秋) ,洪武元年始称“上”,而不像一
些史书“概从帝号”。对于与朱元璋同时起兵反
元的起义军首领陈友谅、张士诚、明玉珍等均不称
其为“寇”。谈迁认为“国史于陈友谅、张士诚辈
辄书寇,夫寇非所言也。彼未我臣,何寇焉。俱田
间布衣,仗尺剑起事,虽仁暴悬殊,亦自有幸不幸
焉。”[ 14 ]谈迁对永乐年间重修《太祖实录》,取消
建文年号而代之以洪武纪年深表不满。他说:
“圣祖谥异类之顺帝,而今至废骨肉之建文;圣祖
修既亡之元史,而今且革代传之年号。作述相悬,
何啻霄壤哉! ”[ 7 ]又说:“国可灭史不可灭。靖难
之事,彼弃屣而此止戈,名正言顺,夫何疑之有?
今革建文而仍洪武,孙蒙祖号,是似以父子角,非
所以妥高帝在天之灵也。”[ 14 ]因此,他在《国榷》
中不仅恢复了建文年号,而且在起兵以前把朱棣
称为燕王,到起兵以后,建文帝削除燕王封号,便
改称燕庶人。谈迁虽身在清朝,但他是以亡国遗
民的心情来写《国榷》的,因此,他毫不掩饰地直
称清先人为“建虏”, 清建立后又改称其为“清
虏”。这在当时,是要冒被杀头的危险,需要很大
勇气的。
六、对暂无法下结论的史料,采用
兼收并存的办法
由于明代私家修史非常繁富,各家之说往往
互相矛盾,有的史实与谈迁耳闻有出入且暂无法
下结论的,谈迁往往采用兼收并存的办法。如记
载李自成与吴三桂之间的瓜葛时,谈迁记录了友
人明光禄寺丞高弘商亲身经历的一件事。高弘商
于崇祯十七年被起义军俘虏。是年四月,吴三桂
大败起义军。高氏曾亲自听起义军将领李肖宇
“面述败状”,并诉说当时情景:“自成出吴襄军前
以招三桂,三桂不动,求见东宫,亦出之,三桂叩马
上而哭。自成嘱东宫招之,三桂称万岁。东宫还
营,自成轻骑欲过三桂营劳军,三桂诺,留宴,同东
宫焉。酒数行,笳吹大作,三桂遽起抱东宫入,自
成亟腾马去,不及执矣。天骤晦,贼休营不备,胡
骑突杀,锐甚,自相踏藉,僵尸数十里。”听当事人
直接面述,应该是比较可信的。然而谈迁对此却
持非常审慎的态度。他说:“三桂绐降,自成劳
军,东宫留夺,诸家所未闻,似属子虚。予亦未敢
竟矜以为然,故录存其说以备后之考订可也。”[ 19 ]
又如弘光元年三月,有少年至南京,自称旧太子。
马士英派宦官持御札召见,同时又揣摩弘光帝之
意,提出若干可疑之处。大学士王铎昔日曾侍奉
过太子,但慑于马士英的权势,遂加以附和,首言
太子为伪。对马士英等人断定该少年为假太子一
事,谈迁是持怀疑态度的。他引用了许重熙《甲
乙汇略》所载:“去年秋,舍人穆虎道山东,值少
年,求附行。同途久之,云我东宫也。入南京梦箕
邸中,梦箕未之信,少年曰:‘我往始冠,君不赞礼
乎?"盖梦箕先北寺序班,遂伏地哭。留浃月,惧
露,移杭州,又久之,潜遣往浙东,将匿之闽粤,以
不自晦,上书明其事”,以此作为证据并以自己亲
耳所闻作为佐证:“夏五月,予从高相国弘图宿西
湖净慈寺,旧阉苏某四月出金陵,云东宫甚真,其
足骭骨左右各双,谁能伪之? 特慑于积威,毋敢相
剖。”有了这两个证据,似乎可以下结论了,但谈
迁非常谨慎地认为:此为“一时道听,不敢如湘山
野录致烛影斧声之枉。然略举其概以俟南史氏,
亦存疑之例也。”[ 20 ]尤其对有关建文帝下落的资
料,谈迁更是不厌其烦地加以引录,以证明建文帝
在靖难之役中没有死。这除了寄托对建文帝的同
情和怀念外,客观上为后来的史学研究者提供了
企图解开建文帝下落之谜的一些依据。采取存异
的办法,不仅保留了许多不可多得的史料,把历史
上某些问题的分争交待得非常清楚,以留给后人
裁定,而且避免了因鲁莽而造成《国榷》记载的失
实。
总之,谈迁在编纂《国榷》的过程中,对其主
要的依据《明实录》采取不迷信、不轻信的态度;
对各种野史的记载,更是进行了去伪存真、去粗取
精的考证、鉴定工作;对暂时无法断定其是非的史
料,他采用了兼蓄并存的方法。尤其是他在客观
记载史实的过程中,采用了插附按语、亦评亦辩的
特殊方式,对所载史事既有考证,也有评论,颇具
特色。为了保证《国榷》记事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他在异常艰苦的情况下,先后搜集到当朝人所编
修的《吾学编》、《大政记》、《宪章录》、《弇山堂别
集》、《绥寇纪略》、《崇祯事迹》等百余种书籍。在
“征文”的同时,还作了大量的“考献”工作,公元
1653年(顺治十年) ,他应聘做弘文馆编修朱之锡
的记室,通过运河到达北京,在北京一呆就是两年
多。在此期间,他全力搜集相关史料,实地调查采
访熟悉明朝掌故的人,以订正《国榷》记载的失
误,弥补其缺失。经过刻苦努力,他不仅订正了史
书记载的错误,而且补充了大量史料,尤其是弥补
了崇祯、弘光两朝史料的缺失,为明朝历史的纂
修,立下了汗马之功。与谈迁同时代的学者钱朝
玮在《谈孺木先生传》中作了这样的记述:“《国
榷》者即先生所辑《皇明日录》也。起龙飞,迄瞑
晦,凡三百年事,罔不详核而备载之,约数百卷。
日得十二纸为率。尝谓予曰:‘志此者三十年矣。
月旦一时,是非千古,不可苟也"。尝旅食京师,
得睹史馆秘本,又旁参诸家,寻访故老,今始就
绪。”[ 21 ]由此可见,谈迁作史的态度是极其严谨求
实的,其科学治史精神至今仍然值得我们认真学
习借鉴。
[参 考 文 献]
[ 1 ]谈迁. 国榷:“自序”[M ]. 北京:中华书局, 1988.
[ 2 ]黄宗羲. 谈君墓志铭[A ]. 国榷. 篇后附录[M ]. 北京: 中华书
局, 1988.
[ 3 ]谈迁. 国榷:卷一三(永乐元年) [M ]. 北京:中华书局, 1988.
[ 4 ]谈迁. 国榷:卷二一(宣德五年) [M ]. 北京:中华书局, 1988.
[ 5 ]龙文彬. 明会要:卷三六[M ]. 职官八. 北京:中华书局, 1998.
[ 6 ]朱彝尊. 曝书亭集:卷四五[M ]“书两朝从信录后”. 上海:世界
书局, 1937.
[ 7 ]谈迁. 国榷:卷一二(建文四年) [M ]. 北京:中华书局, 1988.
[ 8 ]谈迁. 国榷:卷十(洪武三十一年) [M ]. 北京:中华书局, 1988.
[ 9 ]谈迁. 国榷:卷九(洪武二十五年) [M ]. 北京:中华书局, 1988.
[ 10 ]谈迁. 国榷:卷五0 (武宗正德十三年) [M ]. 北京:中华书局,
1988.
[ 11 ]谈迁. 国榷:卷七(洪武十三年) [M ]. 北京:中华书局, 1988.
[ 12 ]谈迁. 国榷:卷一五(永乐十年) [M ]. 北京:中华书局, 1988.
[ 13 ]喻应益. 国榷:序[M ]. 北京:中华书局, 1988.
[ 14 ]谈迁. 国榷:“义例”[M ]. 北京:中华书局, 1988.
[ 15 ]谈迁. 国榷:卷一(元顺帝至正二十三年) [M ]. 北京:中华书
局, 1988.
[ 16 ]谈迁. 国榷:卷二(元顺帝至正二十四年) [M ]. 北京:中华书
局, 1988.
[ 17 ]谈迁. 国榷:卷一三(永乐元年) [M ]. 北京:中华书局, 1988.
[ 18 ]谈迁. 国榷:卷五(洪武六年) [M ]. 北京:中华书局, 1988.
[ 19 ]谈迁. 国榷: 卷一0 一(崇祯十七) [M ]年.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 20 ]谈迁. 国榷:卷一0四(弘光元年) [M ]. 北京:中华书局, 1988.
[ 21 ]钱朝玮. 谈孺木先生传[A ]. 国榷:篇后附录[M ]. 北京:中华书
局, 1988.
苏萦 -
《国榷》编年体史籍。明末清初谈迁撰。全书正文104卷，卷首4卷。约428万余字。作者家境清贫，以力、文墨事务为生。其以诸家明吏粗浅，实录又多有失实，故以《明实录》为聿，遍考群籍而编此书。记事起子元天历元年(1328)，迄于南明弘光元年 (1645)。其中万历以后70年篇幅居全书三分之一。该书的特点是对于《明实录》中避而不淡的一些重要史实，敢于直书；对于明代重要事件，经常将自己以及诸家的评论并列于后；对于所收史实进行了精审考订。该书清代及民国间均无刊本，故未经改纂。1958年中华书局出版张宗祥据蒋氏衍芬草堂和卢氏抱经楼两抄本互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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