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 [哈贝马斯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理论简述]

哈贝马斯的言语有效性要求即人类使用语言需要必须遵守语言交往行为的有效性要求，简而言之分为真实性、正确性与真诚性三种，离开了这三个有效性要求，语用推理就陷入了困境，就无法推导出言者的真实意图。一、理论介绍1、哈贝马斯认为，每一个有效的言语行为都包含三种内在的关系：一是言说与作为现存物总体的外界的关系；二是言说与作为所有被规范调整的人际关系之总体性的‘我们的社会世界"的关系；三是言说与作为言说才意向经验之总体性的“特殊的‘内心世界"的关系”。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言语行为是以理解为目的的，而且言语行为就是一种理解的过程。所谓理解，它不是指对语言表达或事物达成共识的理解，也不是指言者被理解了的意向，而是指向参与的主体之间的默契与合作。2、理解：理解不是一种独立成系的认识过程，而是一种基于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的实践活动与交往活动。理解过程，除了关注言语的真实性外，它还聚焦于言者表达语言的真诚性与言者运用语言的正确性。从哈贝马斯对理解过程的阐释，在人们使用语言的过程中，语言的三种基本有效性包含真实性、正确性与真诚性，必须得到充分的满足，语言才能发挥其内在的作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往才能达到相互理解与一致的认识，一个与人和谐共处的社会才可能得以建立和维持。

尤尔根·哈贝马斯（德文原名：Jürgen Habermas，公元1929年6月18日—），德国作家、哲学家、社会学家，批判学派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旗手。出生于杜塞多夫，曾先后在哥廷根大学、苏黎世大学、波恩大学学习哲学、心理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为《论谢林思想中的矛盾》。 基本介绍 中文名 ：尤尔根·哈贝马斯 外文名 ：Jürgen Habermas（德文原名） 国籍 ：德国 民族 ：日耳曼族 出生地 ：德国科隆 出生日期 ：公元1929年6月18日 职业 ：作家、学者 毕业院校 ：哥廷根大学、苏黎士大学、波恩大学 主要成就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 代表作品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理论和实践》 、《知识和人类旨趣》、《交往行为理论》 学历 ：博士 获奖 ：2015年克鲁格奖 性别 ：男 人物简介,人物经历,贡献,论点,观点,著作,阶段,思想,评价,交往行为理论,普遍主义思想,获奖, 人物简介 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年6月18日-），是德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历任海德堡大学教授、法兰克福大学教授、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以及德国马普协会生活世界研究所所长。1994年荣休。他同时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中坚人物。 由于思想庞杂而深刻，体系宏大而完备，哈贝马斯被公认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威尔比把他称作“当代的黑格尔”和“后工业革命的最伟大的哲学家"，在西方学术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人物经历 1929年6月18日生于杜塞道夫。童年因腭裂接受手术。他在自传演讲中说：“1945年之后,，大门被打开了，我们知道了表现主义艺术、卡夫卡、托马斯·曼、赫尔曼·黑塞，知道了用英语写作的世界文学、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和法国左翼天主教义，知道了弗洛伊德和马克思，还有约翰·杜威（John Dewey），他的学生对德国的再教育影响深远。同时期的电影也传递给我们许多振奋人心的信息。现代主义的解放精神和革命精神通过孟德里安（Mondrian）的建构主义绘画、包浩斯（Bauhaus）建筑学派的几何风格和丝毫也不妥协的工业造型得到了充分的视觉展现。” 哈贝马斯成长于纳粹德国时期，直到50年代末期才变得激进起来。他当过阿多诺的助手，并且三进两出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中心”。早年即以批判理论扬名德国哲学界，在理论上他继承了德国理性主义的伟大传统，认识到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学说对于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极端重要性，并且对维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也曾深入吸收。1961年完成教授资格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获大学教授资格，任教于海德堡大学。1964～1971年在法兰克福大学任哲学和社会学教授，并协助阿多诺指导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1972年，他转入西德施塔恩贝格的麦克斯·普朗克协会，任普朗克科学技术世界生存条件研究所两位所长之一。后任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教授。1994年荣休。 贡献 尤尔根·哈贝马斯所作的最基本的贡献有以下这些：对公共领域的形成和瓦解所进行的历史探讨（尤·哈贝马斯：《公开活动的结构变化》，1962年德文版），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现代科学技术的地位所进行的考察（尤·哈贝马斯：《知识与人的利益》（1968），1971年英文版），为批判理论制订一种哲学框架（《理论与实践》（1963），1974年英文版;《走向合理的社会》（1968），1970年英文版），对行动理论的发展（《交往的理论》，1981年德文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的类型所进行的分析（《合法性的危机》），以及对社会进化论的重新建设。 论点 社会学基本理论观点 哈贝马斯认为西方理性化进程主要表现为技术理性的发展和在各个生活领域的全面渗透，然而技术理性本身无法解决生活世界的价值观问题，因此哈贝马斯提出了沟通理性的概念，试图通过沟通行为的理性化进程解决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的诸多危机。其理论因而被称为“沟通行动理论”。 观点 哈贝马斯认为知识的产生根源于人类的三种旨趣（利益），相应也有三类知识，否认历史一解释知识、经验一分析知识和技术控制旨趣的统治地位，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为了克服动机危机和信任危机，批判理论必须重视互动过程和沟通过程，只有通过沟通行动才有可能把人类从被统治中解放出来。哈贝马斯的知识旨趣说、技术统治论和沟通行动论等学说，作为综合的社会批判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学者称，“哈贝马斯与霍克海默之间围绕着对‘经验与规范"以及‘革命"的理解所展开的冲突，只是社会研究所内部诸多矛盾中的一个，仅仅是由于他们二人分别作为法兰克福学派两代人的代表才显得格外引人注意。除了他们之间的代际冲突之外，法兰克福学派内部同辈人之间也是摩擦不断，矛盾重重，先是有：霍克海默与弗洛姆之间围绕着精神分析理论产生了严重的分歧，直至最终分道扬镳，老死不相往来；基希海默（Otto Kirchheimer）和诺曼（Franz Neumann）等人关于‘权威国家"的法哲学理论，在霍克海默为社会研究所拟订的总体研究计画中一直被排挤在边缘地位（据说被排挤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概念和霍克海默的好友波洛克的研究兴趣有所牴牾），默默无闻，至今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马尔库塞的激进主义哲学则完全背离了法兰克福学派原初的‘理论与实践的同一性"的理论前提等。” 著作 哈贝马斯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流派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著述丰富，迄今有数十部著作问世，主要代表作包括：《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理论和实践》、《知识和人类旨趣》、《技术和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社会科学的逻辑》、《合法性危机》、《文化与批判》、《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沟通与社会进化》、《沟通行动理论》、《真理与论证》、《包容他者》、《事实与价值》、《认识与兴趣》、《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交往行为理论》、《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后形上学思想》等。 阶段 1、前交往期（1959-1968） 研究主题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历史分析以及认识论的历史重建。哈贝马斯通过对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批判，提出了一种批判科学的概念。 2、交往期（1969-1981） 哈贝马斯从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入手，初步完成了其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交往行为理论体系的建立。 3、后交往期（1982-1989） 这期间，哈贝马斯主要致力于对现代性范畴的历史清理和形上学思想的批判，用以抵抗后现代主义和阐述一种建立在语言学转向基础上的“后形上学思想”，从纵向（思想史）和横向（形上学批判）的角度，对交往行为理论进行元论证。 4、反思期（1990-2000）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哈贝马斯开始有意识地把交往行为理论向政治哲学和法哲学领域推进，通过对自由主义政治要领以及社群主义政治要领的批判，主张建立一种新型的话语政治模式，提倡用程式主义来重建民主制度。 思想 哈贝马斯的思想特色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 首先是论战性。哈贝马斯进入学术领域后，便不断向各种不同的思想路线提出挑战，掀起了一场又一场的学术论争。值得重视的有：与波普尔、伽达默尔等的方法论之争；与福科的现代性之争；与亨利希的形上学之争；与诺尔特等的历史学之争；与鲁曼的社会理论之争、与罗尔斯的规范民主之争、与斯洛特迪杰克的基因技术之争等。 2. 其次是综合性。哈贝马斯是一位杰出的综合大师，他把不同的思想路线、理论范畴有机地结合起来，比如对于马克思主义与精神路线、理论范畴有机地结合起来，比如对于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的综合、对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传统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传统的综合、对於哲学先验主义与哲学经验主义的综合等。 3. 再者是体系性。哈贝马斯十分重视自身理论体系的构建，长期以来，他逐步从方法论、认识论、语言哲学、社会学、美学、政治学、法学等角度，建立和完善了自己的交往行为理论体系，试图从规范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加以系统重建。 4. 最后还有实践性。哈贝马斯虽然是一位学院派思想家，但十分看重自身思想的实践性。从1968年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开始，哈贝马斯在德国的政治实践领域一直都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比如，在1998年德国大选中，哈贝马斯在关键时刻曾为社会民主党大造舆信纸，提供理论支持。此外，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哈贝马斯曾率领自己的弟子，与以时任黑森州环境部长的菲舍尔（现任德国外长）为代表的一批政治家组成政治俱乐部，定期举行政治沙龙，从政治哲学的高度讨论重大内政与外交问题，为菲舍尔的外交政策奠定了学理基础，比如菲舍尔关于欧盟改革的一揽子建议与哈贝马斯的话语政治模式之间就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哈贝马斯的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在我国学术界有着不小的影响。迄今，我国已经出版和即将出版的哈贝马斯著作主要有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哈贝马斯文集》（六卷本）、三联书店的《交往行为理论》以及《事实与价值》、译林出版社的《后形上学思想》、学林出版社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和《认识与兴趣》等。 不容否认，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作为一种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确存在着普遍主义、折中主义以及西方中心主义的问题，这些都值得我们做深入的分析和批判。但哈贝马斯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尝试，特别是他把经典马克思主义学说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实践结合起来的尝试，值得我们予以认真关注，比如，他对于晚期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的透彻分析、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对于民族国家范畴的历史梳理，以及对于全球化语境下民主制度的安排和公民资格的确认等的严肃思考，都是十分富有启发意义的。 评价 尽管他所从事的业务跟法兰克福学派是重复的，但他的思想却在一种跟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阿多尔诺、霍克海默、马尔库塞）所采用的迥然不同的框架中发展起来。例如，阿多尔诺认为认识和价值是没有最终的基础的，而哈贝马斯则坚持认为基础的问题（也就是为批判理论提供可靠的、标准的根据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他并且还很关心批判理论的哲学支柱的发展。这就牵涉到重新建设古典希腊哲学和德国哲学的若干中心命题，真理与道义的不可分割性，事实与价值的不可分割性，以及理论与实践的不可分割性。他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这样一个框架结构，它能够兼收并蓄社会科学研究中许许多多显然是互相匹敌的方法，其中包括意识形态批判，行动理论，社会制度分析以及进化理论等等。 对于哈贝马斯来说，重新制订批判理论的必要性是由于20世纪历史的发展进程所决定的。俄国革命蜕化为史达林主义，民众性革命迄今在西方的失败，无产阶级民众没有革命的阶级觉悟，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常性的瓦解——不是变成决定论的、客观主义的科学就是沦为一种悲观主义的文化批判，这一切，都被哈贝马斯看作是现时代的重要特征。此外，他还断言，资本主义社会正在发生许多根本的变化。国家干预在加强，市场得到维护并复原，资本主义变得越来越有组织，工具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仅仅是指采取适当的手段来达到预定的目的）和官僚机构威胁著“公共领域”（指政治生活由公民公开进行讨论这一领域），以及新型的危机倾向正威胁著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合法性。 为了对付这些问题，哈贝马斯发展了一种理论方针，一种可以跟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形形 *** 的学科进行联系的方针。截至目前为止他所作的最基本的贡献有以下这些：对公共领域的形成和瓦解所进行的历史探讨，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现代科学技术的地位所进行的考察，为批判理论制订一种哲学框架，对行动理论的发展，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的类型所进行的分析，以及对社会进化论的重新建设。 交往行为理论 1981年哈贝马斯提出了交往行为理论，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其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规范基础”，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结构转型问题。 法兰克福学派的弱点 哈贝马斯认为，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主要有三大弱点：第一，它未能认真对待现代哲学和社会科学成果，并拒绝用它来丰富自己的理论，沉醉于工具理性批判之中，拘泥于文化与意识形态批判，而没有对这个复杂的现实社会进行经验分析。因而，这种批判对社会经验研究的贡献微乎其微。第二，它未能扬弃黑格尔的理性概念，仍然把理性看作是一种先验的力量，不能把握理性的真正意义。第三，它未能认真对待资本主义民主，因而不能客观评价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采取福利政策所取得的成就。他认为，公共领域结构转型的直接结果就是交往行为的不合理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资本主义交往行为的不合理化 资本主义交往行为的不合理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人们的交往关系呈现出病态的状况，如交往的物质利益泛化、沟通和理解产生障碍等等。 二是交往的风险性增强。诚如贝克所言，现代社会已经处于“文明的火山口上”。吉登斯也不无中肯地指出，现代性或者说现代社会导致了风险性的增加，“如核战争对人类生存的威胁以及风险环境的扩张”等。 三是交往的空间范围不断缩小，生产、科学以及政治等主题化、分化的专业领域正逐渐形成以功利主义为价值取向和价值导向的专门化世界，进而吞噬着人们的交往行为赖以生存的基础——生活世界。 哈贝马斯认为，整个人类生活的世界共有主观世界、客观世界以及社会世界三种类型，它们分别成为认识的三种兴趣各自关注的对象。其中，社会世界又包括制度世界和生活世界两种：制度世界是指那些制度化、组织化以及科层制化的世界，即现代国家机关和社会市场体系；而生活世界则是指能够开展言语沟通、追求话语共识的“尚未主题化”的“原初世界”，它包括进行话语共识的公共领域以及维持私人利益的私人领域。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间出现的矛盾，会使资本主义社会全面异化，因此，只有规范和重构资本主义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重新回到生活世界，才能使资本主义社会继续向前发展。所以，留给哈贝马斯的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构建一个理想的交往行为模式，建立他的交往行为理论。 交往行动的类型 在《交往行为理论》中，他将人的行为分为四种类型。 一是目的性行为。主要集中在生产领域，是借助于工具理性从事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然而，受客观条件的制约，这种行动不但不能发挥人的主体性，反而成为压制人的手段，所以不具备合理性。 二是规范性行为。这是以行为者共同的价值取向为目标的行为，主要是体现在人们的主观世界和社会世界中的价值认同和规范遵守。 三是戏剧性行为。与培根的剧场假相相类似，他认为社会是一个舞台，每一个个体都要在观众或对象面前表演自己，背诵著早已准备好的“台词”让观众去领会他的“潜台词”，因此这也不是一种合理性的行为。但是社会却需要这种行为，因为它是人的社会交往的一种方式。前面的三种行为或者压制人的主体性，或者使人变为一种社会化符号而异化为某种工具，因而都是不合理的行为，于是他提出了交往行为。 四是交往行动。交往行为使用语言或非语言符号作为理解他们各自行动的工具，以便使他们能够在如何有效地协调自身的行为上达成一致。它是主观世界、客观世界和社会世界的综合与扬弃，所以就必然是合理性的行为。 交往行为的功能 哈贝马斯认为，他的交往行为概念有四个功能：一是理解的功能，有助于把握知识；二是合作的功能，使社会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以实现社会的目标；三是社会化功能，即能够使个体认同社会规范和价值取向，从而有助于形成某种价值导向；四是社会转型功能，因为前三种功能的总目的就是要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重现资本主义国家的应有功能，实现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转型、结构变迁和社会进化。也正因为如此，哈贝马斯始终坚持认为现代仍然是一项“未竟事业”。 交往行为理论评价 从总体上看，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试图解决以下几个难题。 第一，它为认识和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实践提供新的视角。“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新的变化，中产阶级普遍增多，工人阶级生活状况有所好转，资本主义社会已经不再是马克思、列宁所描述的那个到处充满著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社会。那么，如何把脉资本主义的本质和特征就成了学者们共同关注的话题。哈贝马斯以自己独特的视角，既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本质，又把这种异化的社会现象当做资本主义社会结构转型和社会变迁的必经之路。也就是说，他把这种异化的社会现实当成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 第二，它为整合社会学传统中的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思维方式提出自己独特的解释原则。自近代笛卡儿以降，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一直受到经验论和唯理论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影响，社会学作为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的一门学科也不例外。一方面，作为一门实证科学，社会学要寻求“社会事实”的客观性，然而，一切的“社会事实”又是主体人的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因而不可避免地具有主观价值性。这样，如何统一主客观问题，实现主观和客观、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就成了社会学家普遍关注的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哈贝马斯以“兴趣”作为逻辑起点，以那种“原初的”、“未分化的”、“尚未主题化”的“生活世界”作为解决主客二元对立的归宿，应该说有自己独到的价值。 第三，它为解决西方社会结构转型问题，避免人的异化，实现人的解放开出自己的一剂“药方”。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全面异化现象以及出现的新情况，西方一大批社会思想家们展开了各自的思考。吉登斯从“结构二重性”出发，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贝尔坚持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变迁和结构转型，他乐观地称之为“后工业社会”；利奥塔、罗蒂等人则认为当前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进入“后现代社会”。而哈贝马斯认为，要避免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公共领域结构转型中出现的异化现象，只有发挥交往理性作用，重新“回到生活世界”，以实现社会的进化。 当然，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依然有很大的局限性。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方法论的局限。他试图整合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形而上和形而下的二元论思维方式，可是从根本上讲，任何一个抛弃或绕开马克思的实践观的做法都是不现实的，只能重新回到二元论，或者以一个新的二元论来取代原来的二元论。 二是视角基础的局限。他以兴趣作为其认识的基础，然而人的兴趣从何而来?如果对哈贝马斯的“兴趣”作一个本体论式的追问就不难发现，无论他论证得多么“完善”，他所谓的“兴趣”其实仍然不过是笛卡儿式的“天赋观念”而已。 三是理论落脚点的局限。与其说他对“资本主义的未来”充满“兴趣”，提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通过“交往行为理论”以实现“社会进化”，不如说他对重新回到“生活世界”更感“兴趣”。但是，他所谓的“生活世界”其实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乌托邦”。 普遍主义思想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使冷战的国际态势成为历史， 一场迅猛而深刻的全球化变革也随之而来。这其中包括经济过程的全球化，即自由市场经济的迅速扩展；也包括政治的全球化，即以美国的自由民主观念为主导的价值观在全球的扩展。美国一直是这场全球化浪潮背后的一个主导力量。然而，市场和民主的推进并非一帆风顺，它们虽然顺利地进入了苏联、东欧等国家的肌体，但在其他一些地区却遇到了阻碍，于是，美国的决策者转向了武装干涉。针对美国的全球主义外交政策，一些国际政治思想应运而生，其中包括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哈贝马斯的普遍主义思想。 哈贝马斯通过评述美国发动的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展现了他的普遍主义国际政治思想。哈贝马斯对这两次看起来相似的战争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从中可以看出他所主张的普遍主义的内涵。 1999年3月24日北约轰炸南斯拉夫后，世界舆论哗然。哈贝马斯在德国的重要报刊《时代周刊》上发表了《 *** 与人性：一场法律与道德边界上的战争》一文，明确表示自己支持这场战争。文中的基本观点是：在二十世纪末，国际社会应普遍尊重基本的人权，这是任何国家统治合法性的底线。现代国际社会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应不受民族国家主权至上的约束，以阻止大规模人道悲剧的发生。哈贝马斯认为，科索沃战争是具有合法性的。 首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虽然没有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但“它的干预是作为对一个被迫害的少数种族（以及少数宗教群体）的紧急救援而进行的”。也就是说，战争手段虽不可取，但在事态紧急且无其他更佳选择的情况下，它作为迫不得已的办法可视为正当。他指出，在空袭前几个月，科索沃大约有三十万人受到了残酷的杀戮、恐怖和驱赶。种种迹象表明，在南联盟进行的是对种族的清洗，而美国和欧盟中富有政治责任的成员国有义务保护阿族人的人权不受侵犯。他认可美国干涉的动机，否认战争背后有任何利益的驱动；认为南联盟严重地践踏人民的人权，国际社会可以越过其国家主权进行直接干预。 其次，他为战争提出了第二个合法性理由，即盟军的“空中打击”不同于以往的战争，“外科手术般精确的”空袭可以有效地保护平民不受伤害。然而，用这些为战争辩护显然不具说服力，因为战争必然会造成人民的苦难。此外，他还担心世界强国会以人权为借口而肆意侵犯他国内政，因此，他需要从学理上为此次战争的正当性进行求证，并阐明他所主张的人权政治前提和条件。 获奖 2015年获得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哈贝马斯怎样论述目的理性行动和交往行动之间的关系？实践意义如何？ 正确答案： 哈贝马斯把社会行动区分为两大类:目的理性行动和交往行动，并指出两类行动具有不同的规范结构。 目的理性行动中的规范结构展开于主观与客观之间，亦即展开于人与物之间，而交往行动中的规范结构则展开于主观之间，亦即展开于人与人之间。 目的理性行动把功利目标、手段选择、技术操作、价值测评和决策筹划等因素考虑周全，并使这些因素在目的理性行动中协调一致，这就是目的理性行动的规范结构。 交往行动的规范结构要求人们在交往中按照真、诚、正、通四条原则行事(或根据交往理性行事)，这也就是哈贝马斯追求的交往行动理性化。 哈贝马斯观点的实践意义在于，在现实生活中，要把生产活动、科学实验等面对客观事物的行动同面对人的交往活动区分开，不能用对待物的原则或行为方式去对待人。

哈贝马斯交往理论：哈贝马斯把“社会”划分为“生活世界”和“制度”两部分，认为所谓生活世界，乃是积淀在语言中的各种“背景知识”和行为规范的综合体现，代表了一个社会共同体的集体行为期待，不但个体的经验和行为准则，而且社会的文化传统，都是这种知识的产物。而“制度”则是从生活世界的结构中分化并独立出来的行为调节体制，如政治体制、行政和经济管理体制、法律体制等。

哈贝马斯认为古希腊广场型公共领域是公共领域的原初形态，它具有如下特征：(1)公共领域同私人领域有明确界限;(2)公共领域的活动形式是对话和交往，在话语沟通中发挥舆论的作用;(3)公共领域涉及的公共事务主要是政治生活、军事活动和体育、武力竞技等，而生产劳动和经济活动则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私人领域里的事情。

哈贝马斯提出沟通行动的概念，沟通行动的目的是行动者为了协调相互之间的行动而进行的行动，这种协调又是行动者相互之间以语言为中介，通过相互沟通而达到的。也可以说，沟通行动是人们相互之间的一种运用语言进行沟通通的行动，是使用语言的行动，即言语行动。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提出自己的合理性理论。沟通合理性是指沟通参与者相互协调的问题。沟通的合理性程度是以沟通理性的发展程度为基础的。哈贝马斯对沟通行动概念的分析，普遍语用学对交往的有效性要求的分析，都为了揭示沟通行动中潜藏着的不同于目的理性的另一种理性：反省、批判和论证的能力，即沟通理性。哈贝马斯将体制理性化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平等式部落社会、阶层部落社会、政治阶层分层社会、经济阶段结构社会。经历社会发展，人类用理性替代了权威或传统文化制约从事相互间的沟通。随着人类理性发展，又出现了现代社会的悖论，出现了“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提出用“对话”加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在真实真诚、相互理解的基础上达成共识。基本维度如下：1、交往行动涉及到外在自然世界状况，表现为认知；2、交往行动涉及到主体相互间的关系，涉及到社会世界，表现为相互作用；3、交往行动涉及主体内在自然，即内心活动，主观世界，这表现为自我发展。相比之下，作为目的性活动的生产劳动、规范的或戏剧学的行为概念狭窄得多，它们只能分别同客观世界、社会世界或主观世界中的一个形成片面的关系。扩展资料哈贝马斯的思想历程1、前交往期（1959——1968）研究主题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历史分析以及认识论的历史重建。哈贝马斯通过对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批判，提出了一种批判科学的概念。2、交往期（1969——1981）哈贝马斯从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入手，初步完成了其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交往行为理论体系的建立。3、后交往期（1982——1989）这期间，哈贝马斯主要致力于对现代性范畴的历史清理和形而上学思想的批判，用以抵抗后现代主义和阐述一种建立在语言学转向基础上的“后形而上学思想”，从纵向（思想史）和横向（形而上学批判）的角度，对交往行为理论进行元论证。4、反思期（1990——2000）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哈贝马斯开始有意识地把交往行为理论向政治哲学和法哲学领域推进，通过对自由主义政治要领以及社群主义政治要领的批判，主张建立一种新型的话语政治模式，提倡用程序主义来重建民主制度。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交往行动理论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尤尔根·哈贝马斯

1962年哈贝马斯出版了他的首部重要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在这本书中，哈贝马斯通过对英法德三国进行历史性的考察，将“公共领域”这一词概念化，进行了比较清晰的界定，并提出了公共领域的两次结构转型。 对于公共领域的起源，哈贝马斯追溯到了古希腊时期。在古希腊城邦中，自由民共有的公共领域与每个人特有的私人领域泾渭分明：自由民在广场上参与讨论，决定公共事务，在公共领域建立名誉，突出个性，即哈贝马斯所说的“自由王国和永恒世界”；另一方面，自由民在私人领域中获得自己的生活必需品，满足自己生的欲望，而这一私人领域，又是建立在以男性自由民为中心，以女性、奴隶为附属品的家庭财产结构当中。 但是在古希腊泾渭分明的“公”与“私”这对范畴，在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的法律关系中，又面临着消解。由于封建领主掌握着土地，社会成员以农奴身份依附于封建领主。但这种领主权力相对于国家的支配权力是一种私有权，但是这种私有权又于民法意义中的私有权截然不同。私人所有权与公共所有权在这里难以区分。在这个意义上，封建王侯和各特权阶层本身即是国家，而不是国家的代表。他们在民众面前所代表的是其所有权，而不是民众。专制君主又通过高度象征性的方式，通过一系列规定的“高贵”的繁文缛节，强化特权阶级彼此间的身份认同，同时在文化上维系自己的权力。此时的公共领域是“代表型公共领域”。 这种代表型公共领域随着封建社会的瓦解而逐渐消失，在欧洲世界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当时的人们通过咖啡馆、沙龙等形式聚集在一起，参与社会交往。最初的公共领域是一种“文学公共领域”，新兴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贵族们在一起谈论文学问题，进行文学批评。但是当资产阶级的重商主义政策兴起时，在政府当局和广大民众之间形成了公共管理和私人领域的二元对立的关系。他们意识到自己站在了权力的对立面，此时公共领域的批判开始从文学领域转向政治领域，这样，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便正式形成了。 此外，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拥有“全民参与”、“理性讨论”的特性。在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中，不论参与讨论的人的社会地位的高低，对讨论的话题也不加限制，并且这种讨论是讨论者代表公众，为了公众利益而进行的，因此这种讨论的范围也不仅仅局限于参加讨论的人的内部，任何人（实际上是拥有财产并接受过教育的人）都可以参加到这个讨论的语境中。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政治功能最终体现在对法治观念的讨论上。公众在讨论中形成理性精神，并要求将这种理性精神贯彻到法治中去。

关于哈贝马斯的说法，错误的一项是（）。答案选DA德国作家、哲学家、社会学家B概括了“四种现代思想的主题”C提出了“公共领域”概念D伯明翰学派的旗手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年6月18日—），是德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他认为知识的产生根源于人类的三种旨趣（利益），相应也有三类知识，否认历史一解释知识、经验一分析知识和技术控制旨趣的统治地位，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为了克服动机危机和信任危机，批判理论必须重视互动过程和沟通过程，只有通过沟通行动才有可能把人类从被统治中解放出来。尤尔根·哈贝马斯继承和发展了康德哲学，为“启蒙”进行了辩护， 称现代性为“尚未完成的工程”，提出了著名的交往理性的理论，对后现代主义思潮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哈贝马斯在知识论上的一个主要信念就是：任何一个认识都起源于兴趣。著有《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后形而上学思想》等名作。

您好！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和沟通理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交往理性：指同时满足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这三大有效性要求的交往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协调是交往行为得以顺利完成的关键。沟通理性：是哈贝马斯针对历史上传统的目的理性而提出的，它着眼于社会行为中如何以手段满足其目的之部分，因此，对人的理解集中在个人如何利用外界的资源满足个人的目的之层面上；而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亦主要被视为满足目的之手段。希望这些信息对您有所帮助~

西方的学术里边，你去看好多西方学术里面有一点点极端性的东西，我主要去涉及它比较合理的地方，有些人研读西方哲学的时候，读进去以后，他出不来了，就是把自己的思维整个搞乱了。 我的感觉就是对我们感觉有参考价值的，我们去看看，然后看它的什么呢？ 看它的那个整个发散性的东西，就是培养各种思路去思考问题的能力，可能对我们的开阔视野有好处。 当然，还要进一步的了解一下他们西方的文化。 尤尔根.哈贝马斯是1929年出生的，是“二战”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的德国哲学家。根据我的读书与人生体验，主要思考下面几个理论。1.他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变成改良理论。 因为他从马尔库塞继承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的分析，但是他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他认为重新组织经济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基于革命改革经济的设想不过是乌托邦的空想。 所以，他提出的是改良理论，不是革命理论，这个同马克思的革命论是不一样的。 2．他承认资本主义社会充满危机。他把危机分为四类：经济危机、理性危机、合法性危机和信念危机。 这就是资本主义面临的四重危机。 3.他不赞成阿多诺等人对启蒙运动以来的思想传统的颠覆；相反，他自觉地捍卫启蒙运动所代表的现代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传统。 4.他强调哲学应反思危机、解释危机、才能成为与实践发生联系的批判理论。 1.他反对实证主义对社会科学“不客观”、“不精确”的指责，指出社会科学的对象是社会生活，研究者不可能站在研究对象之外，采取超然的中立立场。 比如经济学，股票市场，好多学家都在预测，当然有人预测准，有人预测不准，为什么？ 因为它的变量太复杂了，你看某位国外大领导到中国来了，来了以后一下子股票猛涨，那如果这个领导不是这个时候来呢？那这个涨幅可能就小点了，所以这种在人参与的活动里面，你要精确的描绘，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 它不是物理学，而物理学是我做了实验以后，你看对不对，那是一样的；但是，经济学的规律，社会学的规律没有那么直接，你说前苏联你能预测什么时候解体，如果你能预测它就不会解体了，那有很大的偶然性，这个社会有一个流向有一个走法，你说科学能研究出来吗，非常困难，因为是人参与的。 2，所以他不同意法兰克福学派其他成员对“工具理性”的排拒立场。 就是法兰克福学派那些人，对“工具理性”是排斥的，那么他反对。他说，批判理论不应该把自然科学当作排斥的对象，一切科学都有它的合理性。 3，那么，就需要区别三种人类利益以及与之相应的三种知识。 3.1人类的技术利益，与满足物质需要的劳动活动相联系，技术利益遵守规律，并由此构造了经验——分析知识 。 比如造汽车，哪个国家造得好，那哪个国家的经济利益不是强了吗？ 3.2实践利益，这里的“实践”是狭义的，专指伦理道德的活动。它创造了社会的共同价值体系，构造了历史——解释知识。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社会哲学，人文哲学有关系，这是人类的狭义的历史，伦理道德社会规范，这些问题你说谁来干，自然科学能解决这类问题吗？解决不了，必须社会科学才能解决，他认为这是社会科学才能干的事情。 3.3还有最后一项利益，就是“解放的利益”，他所说的“解放”指“没有控制的交往”。这样的交往与理解和遵守规则的活动有关，产生出关于规则和遵守规则的合理性的自我反思或批判的知识。 这个东西指的就是哲学，哲学相当于人类的解放，他认为不同的知识其实是和人类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每一项知识都是有局限性，自然科学有局限性，同样哲学也有局限性，哲学它解决不了技术利益，但是反过来自然科学也解决不了解放利益，别的利益的话要有各种不同的知识来对应。 这个观念就比马尔库塞的观点比较全面一点。他强调人类所有知识的定位问题。 1.社会交往理论的初衷是解决社会危机。 劳动的工具行为不能解释劳动的社会性，人们在劳动中产生的生产关系要用交往活动来解释。因此，交往活动不能被视为附属于劳动的行为，而是说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可还原的因素。 这里有同马克思不同的地方，马克思讲的是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社会活动的根本原因，他认为社会的交往活动可能更重要。 当然，社会交往不完全生产性，这是同历史唯物主义不同的地方。 2，规则、语言和交往合理性是交往活动的三个要素： 2.1交往活动的规则是一切社会活动规则的总结。 所有活动都可以还原成交往活动，这个交往活动的规则怎么定，他区别了四种社会活动： 客观世界——“目的活动”； 以认识世界的真实目的的活动，比如自然科学面对客观世界的研究，就是追求真理为目的的活动。 社会世界——“规范调节活动”； 以共同的价值的正当性为标准的调解规范作用，我们在社会里面，社会里面有规则有规范，比如说我们不能剽窃，我们不能说谎，因为道德，这类活动是和社会相关的。 个人世界——“戏剧活动”； 每一个人在公众前的真诚性为标准的“戏剧活动”，就好像每一个人都在演戏，每一个人都在世界舞台上，在这个舞台上你怎么表演，怎么接受公众的注视，怎么面对公众的质疑，因为每一个人都将完全的暴露自己，每一个人都要接受别人对他的一应评价，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真诚性的标准，交往活动。 在这个世界上你看，一个是自然界，一个是社会的，还有一个是我们个人独立的，最后就归于三者之间的交往活动。 在这四个活动里面，交往活动是最普遍的、最重要的活动，因为它与人的生活世界相联系，而生活世界与其他三个世界都相关联，交往活动以另外三种活动的标准为规则，它要求真实性、正当性和真诚性的统一。 这个活动在西方的哲学里面很抽象，但是我们要知道其实上它是很具体的，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比如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交往活动这个活动很重要的，你看一个领导，他比你官职高很多，你说你怎么交往？ 你别看这个词好像听起来是很尊重人的，其实也是不平等的，你为什么说是尊师而不是说尊生爱师，这里面隐含着在这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其实是不平等的。你说你父母他一巴掌打了就打了，你说怎么办，反过来你打他一下试试看？在这个社会里面就是一种不平等在里面。 当然，我说是我们的社会，可能西方稍微好一点，但就整个人类来说，其实都好不到哪去。 他想构造的是一个平等的交往理论，这当然是一个理想世界。如果这个世界有这样一种状态的话，那个交往就非常有意思了，而我们的交往的实质是什么呢，大部分还是为了利益的相互交换与利用。 其实中国社会几千年过去了，儒学那一套东西在影响着人们的观念，主要是强调与加强人的等级观念，除了黄老庄哲学外（这也是可以在世界上拿得出手的中国哲学），很少有思想去提倡自由与平等。 当然，在我看来，儒学它更像是道德箴言劝世言良，当然也有它的积极意义，就是对社会的人伦道德规范起到了稳定的作用。 中国人思想内核深处并没有真正的平等自由的思想，而是强调人的阶级属性和等级观念，主要目的是为皇权服务，现在没有皇帝了，但人们的这种思想遗留下来，影响至今，这也可能是一种遗传。 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想政治不同，可能也和这个交往理论有关系。他们的状态是从小培养起来的一种自由观。人与人之间好像整个是平等的。 2.2社会交往行为是语言的理解和交流的过程。 那么，只有通过语言的交往才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人为什么是人而不是动物，是因为人有语言的交往。 当然我们人在讨论的时候，好像觉得动物没有语言一样，我后来一想，动物是不是也有语言呢？其实我们人并不知道，你看那猴山里一群猴子在听从猴王的指挥，它们其实也是有语言的，当然，即使是研究动物专业的学生要想了解它们的语言也很困难。 当然我们人类的语言是很丰富的，“使我们脱离自然界的东西只有语言。说出了第一句话，就表达了一种普通的、非强制性的交往意向”。 你想交往，而且是很自觉的想交往，第一步只能通过语言。 2.3交往理论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论证交往规则的普遍有效性。 哈贝马斯把主体性转化为“交互主体性”，把纯粹理性转化为“交往合理性”，把先验性转化为程序性的概念。 康德里面的纯粹理性是个人的，什么是善？ 他是从个人理性纯粹理性出发来构造什么是善。那么，他把康德的思想转变了，他认为，这个个人的合理性、纯粹的合理性，要转化为交往合理性、人与人的交往的合理性，其实就是平等的交往，这是基础，社会要靠这种交往合理性才能进步。 什么样的交往才算是合理的？ 在一切可能发生的交往活动之前，我们必须设定一个理想的交往活动，用以论证交往规则的普遍有效性和必然性，即交往的合理性。 那什么是理想的交往活动呢？ 3.“理想的交往行为”是在没有任何强制条件下的平等、自由的对话。 你说做到这个，容易吗？不容易。 不容易就在于没有任何强制条件下的平等自由，这个做不到。你说你同谁对话，要不你高高在上，要么别人就高高在上，当然你们哥几个可能没这个问题，可是和有等级差别的人之间，你们之间很难平等，你平等他也不想给你平等，你怎么对话，比如一个老百姓和当官的，甚至是一个村民和村长之间就很难对话。 当然，“理想的交往行为”这是我们的理想，全社会要向着这种理想前进。 根据这种理想，按照这种理想的交往原则，任何有活动和语言能力的人都可以参加商谈，参与者都可以提出任何意见，可以对任何意见提出修改、批评、保留和赞同的意见。 这是理想交往规则导出的结果，当然这个结果是非常理想，是非常好的。这里面体现了真正的民主、平等、自由的精神。 而不是过多的考虑等级关系对人行为的影响。而不是说上级和下级的差异，不是说老师和学生的差异，不是说领导和群众的差异，这里面没有差异，而是任何有活动和语言能力的人都可以参加商谈。那么，这样的交往规则不但具有普遍必然性，而且具有人类其他活动所要求的真实性、正当性和真诚性。 他的理想就是让所有人都有这个平等交往的权利。 这个社会很大的问题就是不平等，很多民众老是有“意见”，这个民众也不是说吃不饱，也不是说经济困难，但是他就是觉得不公平，而且遇到了不公平和困难也没人帮他解决，那他当然要反映情况了，他就是要发表意见，从上到下，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交往渠道不通。

1、哈贝马斯 哈贝马斯是德国著名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批判理论的代表人物。从传播学的角度出发，哈贝马斯的研究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20世纪70年代以前，主要关注政治公共领域中被扭曲的交往活动，其代表作为《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二个阶段主要研究交往行动理论，其理论主要集中在《交往与社会进化》《交往行动理论》等著作中。 2、公共领域 “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也译“公共空间”）概念的雏形最早由德裔美国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提出，后来哈贝马斯在1962年出版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将公共领域的概念与形成做了一番系统的阐释。他指出，公共领域，“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的u2f00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它是“介于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威之间的u2f00个领域，是u2f00种非官方公共领域。它是各种公众聚会场所的总称，公众在这u2f00领域对公共权威及其政策和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作出评判”。它既可以整合和表达民间的要求，又能使公共权力接受来自民间的约束。当网络日益发展并逐渐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u2f00个重要部分时，u2f00些研究者提出，网络是u2f00种新型的、理想的公共领域。但网络本身的构成是十分复杂的，网络社会也像现实社会u2f00样，存在着参差多样的形态。笼统地说网络是u2f00种新兴的公共领域，是欠妥当的。 3、 交往行动理论 交往行动理论是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透视当代社会运行状态而提出的一个基本理论。对西方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产生重大影响。 哈贝马斯从“理性和行为”两个角度出发，认为现代的西方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执行了意识形态的功能，使社会整体都具有工具理性的特征，“工具行为模式”成为社会“合理化”的主流。但这种侧重于工具和功利的交往方式受到了工具的异化，本身存在着不合理性。因此，哈贝马斯试图构建一种新型的交往行动理论。其“交往行动”实际上是指人们“以符号为媒介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是按照必须遵守的规范进行的，而必须遵守的规范规定着相互的行为期待，并且必须得到至少两个行动的主体（人）的理解和承认。社会规范是通过制裁得到加强的；它的意义在日常语言的交往中得到体现。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最重要的途径是，在建立共同价值规范和充分论证基础上平等对话。对话的有效性原则体现在真实、真诚、正确三个方面。 交往行动理论的内涵主要包括：（1）两个以上主体之间产生的涉及人与人关系的行为，具有交互主体性的特征；（2）以语言符号为媒介的行为模式；（3）必须以社会规范作为准则，具有强烈的规范依赖性和建构性特征；（4）主要形式是对话，目的是求得人们精神交流的畅 通，达到“理解”和“一致”。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带有乌托邦的色彩，过分强调了社会文化的因素，竭力从人本主义的角度去理解问题并引出结论，它力图通过“交往行 动的合理化”实现社会的救赎，在一定程度 上，回避了资本主义各种社会弊病的深刻根源。 我们简单理解，哈贝马斯认为交流双方应该是“互为主体“二人存在，用价值理性（没有支配和强制的传播关系）取代工具理性（工具理性适应的是任何物的关系）来改造社会。 参考文献 [1]网络传播概论，彭兰 [2]浅析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汪奇兵 [3]《科学发展观百科辞典》 [4]《新闻传播学热点专题：知识图谱》

哈贝马斯提出的促进现代社会健康发展的方案是建立批判性哲学话语体系。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中理性化趋势日益加强，但同时也出现了各种形式的“非理性”，如：语言、文化、道德、宗教等领域中的各种“话语”，这些话语之间缺乏协调和统一，导致社会出现了“理性化危机”。因此，哈贝马斯提出建立批判性哲学话语体系，以整合这些不同领域的话语，促进它们之间的协调和统一，从而推动社会的健康发展。具体而言，批判性哲学话语体系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 语言哲学：通过对语言的研究，揭示各种话语之间的内在联系和逻辑关系，推动它们之间的协调和统一。2. 文化哲学：研究各种文化现象，揭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逻辑关系，推动它们之间的协调和统一。3. 道德哲学：研究道德问题，揭示道德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和逻辑关系，推动道德标准的统一和协调。4. 宗教哲学：研究宗教问题，揭示宗教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和逻辑关系，推动宗教信仰的统一和协调。通过建立批判性哲学话语体系，哈贝马斯希望能够整合各种不同领域的话语，推动社会的健康发展。

哈贝马斯认为，人的行为可以归结为两种行为，即工具性行为和交往行为。工具行为指行为人将行事当做达到某个目的的手段，劳动就是一种工具性行为，它表现为人对自然的改造关系。在劳动中表现的是工具理性。交往行为是一种“主体-主体”间遵循有效性要求，以语言符号为媒介而发生的交互性行为，其目的是达到主体间的理解和一致，并由此保持的社会一体化、有序化和合作化。而相互理解的交往理性是交往行动的核心。在交往中表现的便是交往理性。交往理性不是以单个主体为中心的，以知识对象化来认知的。交往理性是涉及对话关系的，主体间相互理解的范式中说话和行动的。它是生活世界的理性，关注可靠主张的主体间性。在哈贝马斯看来，交往理性观是交往行为的基础。他称交往行为代替策略行为的过程为“交往理性化”。对交往理性的呼唤哈贝马斯认为交往在现时代条件下，应该被赋予更为重要的价值表示和地位，因为劳动虽然也包含着人与人的关系，但其主导取向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以生产力的提高为目的的。而就人自身的发展来说，平等互信的交往和沟通具有更为深远和高尚的人本主义价值，一定程度上暗合了人类社会进步的方向。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已经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它使工具行为或者劳动越来越合理化，工具理性极度膨胀，交往则越来越不合理。交往行为被吸收到“有目的性的合理行为”中，于是人的情感，意义，价值等因素被全部消解，人的关系降级为物的关系，人无可挽回的沦为工具，屈从于技术社会的统治之下。劳动的工具理性结构压倒并同化了交往的价值理性结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造成了系统对生活世界的入侵，带来了“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工具理性主宰一切，公共事务成了技术专家和技术官僚的专利，民主政治只剩下外壳。因而，哈贝马斯认为资本主义的唯一出路在于重建交往理性，建立主体间的理解与沟通，实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而要达成共识，哈贝马斯认为有两个前提，一个是有效性要求，一个是理想沟通情境。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哈贝马斯继承并发展了康德哲学思想，为“启 蒙”进行过辩护，把现代性称作“尚未完成 之工程”，他提出了著名的“沟通理性”和 “公共领域”的理论，与后现代主义思潮进行过对话，并对其进行了批判。1、尤尔根·哈贝马斯，是德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历任海德堡大学教授、法兰克福大学教授、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以及德国马普协会生活世界研究所所长。1994年荣休。他同时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中坚人物。2、由于思想庞杂而深刻，体系宏大而完备，哈贝马斯被公认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威尔比把他称作“当代的黑格尔”和“后工业革命的最伟大的哲学家。”，在西方学术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3、哈贝马斯认为西方理性化进程主要表现为技术理性的发展和在各个生活领域的全面渗透，然而技术理性本身无法解决生活世界的价值观问题，因此哈贝马斯提出了沟通理性的概念，试图通过沟通行为的理性化进程解决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的诸多危机。其理论因而被称为沟通行动理论。

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生于1929年，曾先后在哥廷根大学、苏黎士大学、波恩大学学习哲学、心理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为《论谢林思想中的矛盾》。1961年完成教授资格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历任海德堡大学教授、法兰克福大学教授、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以及德国马普协会生活世界研究所所长。1994年荣休。哈贝马斯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流派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著述丰富，迄今有数十部著作问世，主要代表作包括：《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认识与兴趣》、《技术和科学作为意识形态》、《理论与实践》、《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论社会科学的逻辑》、《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交往行为理论》、《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后形而上学思想》、《包容他者》、《事实与价值》以及《真理与论证》等，广泛涉及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不同领域。哈贝马斯自进入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开始涉猎学术研究起，便以思想活跃、政治激进著称。他通过跨学业科的研究方法，对不同的思想领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通过历史分析和社会分析，对西方思想史、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自身的历史进行了清理和批判，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自成一说的“交往行为理论”。由于思想庞杂而深刻，体系宏大而完备，哈贝马斯被公认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甚至被誉搂“当代的黑格尔”，在西方学术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哈氏把“社会”划分为“生活世界”和“制度”两部分。他认为，所谓生活世界，乃是积淀在语言中的各种“背景知识”和行为规范的综合体现，它代表了一个社会共同体的集体行为期待，不但个体的经验和行为准则，而且社会的文化传统，都是这种知识的产物。而“制度”则是从生活世界的结构中分化并独立出来的行为调节体制，如政治体制、行政和经济管理体制、法律体制等。依他之见，“真实、自由和正义的思想，作为相互关联的先验的基本规范……建设性地植根于生活世界的合理结构之中”(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上卷，法兰克福苏尔坎普出版社，1981年，第342页。以下凡引该书，只注卷数及页码，如上卷，第19页)。而在语言中敞开的社会交往行为，则为揭示生活世界的规范性基础提供了现实途径。交往行为理论正是通过对生活世界和以语言为媒介的人际交往活动的语用学分析，发现了交往行为的三大有效性要求，即“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而语言交往的三种有效要求集中到一点，便是符合理性的要求。但是，由于理性在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愈来愈工具化而蜕变为目的一手段理性，从生活世界合理结构中产生的“制度”逐渐脱离生活世界而独立，并反过来制约着、破坏着这种理性的结构，致使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倾向”日益严重，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越来越丧失。

尤尔根·哈贝马斯所作的最基本的贡献有以下这些：对公共领域的形成和瓦解所进行的历史探讨（尤·哈贝马斯：《公开活动的结构变化》，1962年德文版），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现代科学技术的地位所进行的考察（尤·哈贝马斯：《知识与人的利益》（1968），1971年英文版），为批判理论制订一种哲学框架（《理论与实践》（1963），1974年英文版;《走向合理的社会》（1968），1970年英文版），对行动理论的发展（《交往的理论》，1981年德文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的类型所进行的分析（《合法性的危机》），以及对社会进化论的重新建设。

哈贝马斯认为西方理性化进程主要表现为技术理性的发展和在各个生活领域的全面渗透，然而技术理性本身无法解决生活世界的价值观问题，因此哈贝马斯提出了沟通理性的概念，试图通过沟通行为的理性化进程解决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的诸多危机。其理论因而被称为“沟通行动理论”。

【答案】：B伦理中道的基础应该是通过对话与反思所建立的原则，其作用在于使社会成为每个人都有可能在其中实现自我的集合体。在通过对话建构伦理基础这一问题上，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作出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探讨。哈贝马斯把商谈伦理学的基本原则称为“普遍化原则”。每个有效的规范，在不经强制地被普遍遵循的过程中，必须导致满足一切有关人的意趋和为一切有关人所接受的结果。他从伦理普遍主义的立场出发指出“每一个一般地参加论证的人，原则上都能在行动规范的可接受性上达到同样的判断。”这就涉及了商谈伦理学的可操作性问题。

《哈贝马斯》（[英国] 詹姆斯·戈登·芬利森）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链接：https://pan.baidu.com/s/1NIsmlB9U_a1qfJA3sO_Ksw 提取码：ebfh书名：哈贝马斯作者：[英国] 詹姆斯·戈登·芬利森译者：邵志军豆瓣评分：8.9出版社：译林出版社出版年份：2015-9页数：336内容简介：作为当今在世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哈贝马斯思想浩瀚宏富，著作卷帙浩繁。本书作者对哈贝马斯的介绍落笔于哲学、语言、道德、政治、法律和社会理论等各个方面，并且自始至终将叙述重点放在对哈贝马斯思想的总体把握上，呈现给读者“一个用粗线条构成的轮廓分明的思想家头像”。借由清晰、浅显的行文，作者表明，哈贝马斯的理论如何从整体上回答了关于现代社会本质的重大问题，又如何影响着我们对当代各种主题与事件的看法。作者简介：作者詹姆斯·戈登·芬利森（James Gordon Finlayson）　英国塞西克斯大学哲学高级讲师，社会与政治思想学科召集人，之前曾在约克大学任哲学讲师。在《探索》（Inquiry）、《欧洲哲学杂志》等期刊上发表过关于德国现代哲学的论文，对《哈贝马斯：一个批判的读者》一书有所贡献。研究旨趣包括社会与政治哲学、古代伦理与现代伦理、哲学史。

哈贝马斯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流派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著述丰富，迄今有数十《公共领域的结构变化》部著作问世，主要代表作包括：《公共领域的结构变化》、《理论和实践》、《知识和人类旨趣》、《技术和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社会科学的逻辑》、《合法性危机》、《文化与批判》、《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沟通与社会进化》、《沟通行动理论》、《真理与论证》、《包容他者》、《事实与价值》、《认识与兴趣》、《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交往行为理论》、《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后形而上学思想》等。

1981年哈贝马斯提出了交往行为理论，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其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规范基础”，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结构转型问题。 资本主义交往行为的不合理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们的交往关系呈现出病态的状况，如交往的物质利益泛化、沟通和理解产生障碍等等。二是交往的风险性增强。诚如贝克所言，现代社会已经处于“文明的火山口上”。吉登斯也不无中肯地指出，现代性或者说现代社会导致了风险性的增加，“如核战争对人类生存的威胁以及风险环境的扩张”等。三是交往的空间范围不断缩小，生产、科学以及政治等主题化、分化的专业领域正逐渐形成以功利主义为价值取向和价值导向的专门化世界，进而吞噬着人们的交往行为赖以生存的基础——生活世界。哈贝马斯认为，整个人类生活的世界共有主观世界、客观世界以及社会世界三种类型，它们分别成为认识的三种兴趣各自关注的对象。其中，社会世界又包括制度世界和生活世界两种：制度世界是指那些制度化、组织化以及科层制化的世界，即现代国家机关和社会市场体系；而生活世界则是指能够开展言语沟通、追求话语共识的“尚未主题化”的“原初世界”，它包括进行话语共识的公共领域以及维持私人利益的私人领域。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间出现的矛盾，会使资本主义社会全面异化，因此，只有规范和重构资本主义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重新回到生活世界，才能使资本主义社会继续向前发展。所以，留给哈贝马斯的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构建一个理想的交往行为模式，建立他的交往行为理论。 在《交往行为理论》中，他将人的行为分为四种类型。一是目的性行为。主要集中在生产领域，是借助于工具理性从事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然而，受客观条件的制约，这种行动不但不能发挥人的主体性，反而成为压制人的手段，所以不具备合理性。二是规范性行为。这是以行为者共同的价值取向为目标的行为，主要是体现在人们的主观世界和社会世界中的价值认同和规范遵守。三是戏剧性行为。与培根的剧场假相相类似，他认为社会是一个舞台，每一个个体都要在观众或对象面前表演自己，背诵着早已准备好的“台词”让观众去领会他的“潜台词”，因此这也不是一种合理性的行为。但是社会却需要这种行为，因为它是人的社会交往的一种方式。前面的三种行为或者压制人的主体性，或者使人变为一种社会化符号而异化为某种工具，因而都是不合理的行为，于是他提出了交往行为。四是交往行动。交往行为使用语言或非语言符号作为理解他们各自行动的工具，以便使他们能够在如何有效地协调自身的行为上达成一致。它是主观世界、客观世界和社会世界的综合与扬弃，所以就必然是合理性的行为。 从总体上看，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试图解决以下几个难题。第一，它为认识和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实践提供新的视角。“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新的变化，中产阶级普遍增多，工人阶级生活状况有所好转，资本主义社会已经不再是马克思、列宁所描述的那个到处充满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社会。那么，如何把脉资本主义的本质和特征就成了学者们共同关注的话题。哈贝马斯以自己独特的视角，既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本质，又把这种异化的社会现象当做资本主义社会结构转型和社会变迁的必经之路。也就是说，他把这种异化的社会现实当成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第二，它为整合社会学传统中的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思维方式提出自己独特的解释原则。自近代笛卡儿以降，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一直受到经验论和唯理论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影响，社会学作为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的一门学科也不例外。一方面，作为一门实证科学，社会学要寻求“社会事实”的客观性，然而，一切的“社会事实”又是主体人的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因而不可避免地具有主观价值性。这样，如何统一主客观问题，实现主观和客观、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就成了社会学家普遍关注的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哈贝马斯以“兴趣”作为逻辑起点，以那种“原初的”、“未分化的”、“尚未主题化”的“生活世界”作为解决主客二元对立的归宿，应该说有自己独到的价值。第三，它为解决西方社会结构转型问题，避免人的异化，实现人的解放开出自己的一剂“药方”。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全面异化现象以及出现的新情况，西方一大批社会思想家们展开了各自的思考。吉登斯从“结构二重性”出发，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贝尔坚持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变迁和结构转型，他乐观地称之为“后工业社会”；利奥塔、罗蒂等人则认为当前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进入“后现代社会”。而哈贝马斯认为，要避免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公共领域结构转型中出现的异化现象，只有发挥交往理性作用，重新“回到生活世界”，以实现社会的进化。当然，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依然有很大的局限性。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方法论的局限。他试图整合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形而上和形而下的二元论思维方式，可是从根本上讲，任何一个抛弃或绕开马克思的实践观的做法都是不现实的，只能重新回到二元论，或者以一个新的二元论来取代原来的二元论。二是视角基础的局限。他以兴趣作为其认识的基础，然而人的兴趣从何而来?如果对哈贝马斯的“兴趣”作一个本体论式的追问就不难发现，无论他论证得多么“完善”，他所谓的“兴趣”其实仍然不过是笛卡儿式的“天赋观念”而已。三是理论落脚点的局限。与其说他对“资本主义的未来”充满“兴趣”，提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通过“交往行为理论”以实现“社会进化”，不如说他对重新回到“生活世界”更感“兴趣”。但是，他所谓的“生活世界”其实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乌托邦”。

哈贝马斯思想中的系统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友爱和交往。（） A.正确 B.错误 正确答案：B

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旗帜性人物，交往理性理论可以说是哈贝马斯思想肖像最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是区别他与老一代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学说的理论。他把凭借语言来进行的交往形式，当作一种理想的交往模式，进而建立了他的交往合理化的理论体系。　　一、交往理性概念的形成　　　　对哈贝马斯而言，西方的理性化过程包括认知宇宙观的发展和个人意识的提升，他认为古希腊时期以前的理性，带有浓厚的先验色彩： 即认识的理性于整体世界之理性结构中仅能够识别自身，或者说理性赋予历史与自然一种先验思辨的特性。这一时期的理性被认为是宇宙普适化法则或主体天赋之能力，并于自然与世界中贯穿自身、实现主体精神之合理的结构。而“在欧洲传统哲学中，理性乃是宇宙的普遍法则或主体的先天本质。它或被视为世界固有的秩序，即物质世界本身的构成方式，承担着无所不在的统一性诺言； 或被说成是主体与生俱来的先验能力---在自然和历史中贯彻自身、实现自身的主体精神赋予了自然和历史以一种合理的结构； 或被解释为主体和世界共同具有的本质---认识主体的理性在理性结构的世界中识别自身。”　　正是由于传统哲学理性概念的缺失，因此对理性问题的探讨成为哈贝马斯思想的核心议题。　　哈贝马斯“交往理性”概念的形成深受韦伯的合理性理论的影响。韦伯在《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精神》一书中，曾对“合理化”的概念有切中肯綮的描述。并曾引用席勒的名言“解开世界之谜”作为“合理化”的注脚。因此似乎可以说，合理化在消极方面就是化除思想中的神秘成分； 而在积极方面则是增加思想的系统性与一致性，“合理化”趋势的结果就是加强人类对世界过程的预测与控制。韦伯认为由于理性主义的态度与合理化的概念，推动了现代西方的经济、科技、政治、法律与军事等各部门，现代西方文化遂显现为一个整体“合理化”的过程。然而缘于韦伯对西方文明的使命感，以及对近代合理化趋势的广泛分析，他清楚地看到两个对立面： 西方传统的理想与价值（ 如自由、民主与个人主义） 与近代的合理化发展（ 如工业化、科层化） 的对立。欧洲从 18 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由于自然科学、技术、工业的突飞猛进，使思想家对于人类的理性充满信心，认为人类的认识能力、道德与社会组织都能循科技发展的模式不断地进步，以臻于至善。因为在“预测与控制世界过程”下，所谓“合理化”的工具性格就昭然若揭了。工具性的合理化背后所蕴含的理性主要是一种“工具理性”或韦伯行动论架构所称之“目的理性”（ 以精确的计算、目标取向） ,是以达到某一既定目的的有效性，来衡量社会文化设计的合理性，而对此特定之目的本身却不作任何的价值判断，视之为既定的事实（ 所谓的价值中立） .然而此种工具理性所欲服务的目的---“主宰世界”在未加反省的控制与操纵下，工具理性过度膨胀，工业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及技术等等作为，遂与计算性、安全性、效率性等科学万能的价值观挂钩，也与科技官僚、专家学者之被重用联系起来； 能够合理地决定目标与价值（ 驾驭工具理性） 的理性相对萎缩，于是工具理性有如脱缰之野马，无从驾驭，甚至有反过来控制人类历史形成的可能！　　哈贝马斯针对高度工业化的社会（ 或高度发展的科技文明） 与韦伯“合理化”产生之问题，提出“交往理性”、“生活世界殖民化”主张，对目的理性作出系统性的批判，他企图从人类最基本的社会行动---交往行动中，找寻一个广泛的理性基础，作为迈向理性社会的指引。在高度工业化、工具理性高度发展的社会，只有在交往理性化获致相应的发展，工具理性才不会堕落为一种毁灭性的非理性力量。　　哈贝马斯特别关注交往行为，工具性合理化的高度发展如果没有辅以交往合理化，则作为科技、工业主体的人群之共同意志无法形成，因而无法驾驭高度发展的工具理性，最后工具“合理化”往往成为一种非理性的力量、摆脱人类的控制，甚至反过来控制人类的历史行程，或成为一种毁灭的力量。这样的理性不但自我否定，还可能奴役人类、摧毁人类的文明，因此建构一种拯救理性危机、对抗工具理性的理性刻不容缓，交往理性应运而生。　　综上所述，哈贝马斯的理性概念基本上循着三个向度发展： 首先，是将传统意识哲学的研究，转向语言哲学的范式，并沿着康德的理性批判工作，进一步为理性的概念重新定位。其次，重新阐释韦伯对西方近代文明的理性化现象的批判，以及“合理化”过程的反省。再次，针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有关“异化”现象的产生加以批判。按照其交往理性的概念，理性应该通过相互交往的理解过程而得到解释。换句话说，理性体现在人们之间相互交流的理解过程中，体现在人们控制自然中的工具理性转换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交往理性。　　二、交往理性理论的主要内容　　　　（ 一） 交往行为　　有鉴于目的性、规范调节、戏剧行为对于行为中语言使用的片面理解，哈贝马斯是在考察了四种行为概念后提出交往行为概念的。　　首先，哈贝马斯考察了目的性行为。所谓目的性行为，就是指行为者在特定情境下通过选择恰当运用即能带来成功的工具或手段，以达到一定的目的或造成一种追求状态的出现。目的性的行为概念，是以行为者与特定的客观世界之间的关系为前提的； 目的性的行为者，是以一个客观世界为前提的。其中涉及行为者的意见和行为者的意图两个因素。哈贝马斯认为“对行动者与世界的这种关系所作的表达，可以按照真实性和效用性的标准进行判断”; 即可以用真实性的标准来判断行为者的意见是否合理，用有效性的标准来判断行为者的意图是否合理。如果行为者不是试图使自己的意图能够一步实现，或者在考虑效益时考虑到其他行为者的决断，目的性行为模式就会扩展为策略性的行为模式。　　“策略性行为至少涉及两个以上目标为指向的行为主体，他们之间都力图以某种方式影响对方的决策过程，从而使整个策略游戏的结果对自己有利。”　　其次，哈贝马斯考察了规范调节的行为概念。规范调节的行为概念探讨行为者与客观世界和社会世界之间的关系。所谓规范调节的行为，是指行为者在一定的规范条件下，必须遵循这种规范来调整自己的行为，是一种规则导向的行动。“规范表达了在一种社会集团中所存在的相互意见的一致状况”,“遵循规范的中心概念，意味着满足一种普遍化的行动要求”.规范调节的行为不具有认识的意义，不要求预测事情的成败，而考虑行为的意义。对规范是否适用的判断标准，并不在于它的提出所根据的原理，而是在于是否能够得到社会内部所有成员或大部分成员的认可。由于规范调节行为是以两个世界即客观世界和社会世界为前提的，规范调节行为就要求行为者既能对行为的效果负责，又对行为的意义负责，即提出了正当性的有效性要求。　　再次，哈贝马斯考察了戏剧行为概念。戏剧行为涉及的是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所谓戏剧行为，是指行为者在观众面前以一定的方式表现自己的主观性，目的是使观众以一定的方式看到并接受自己所表现的东西。戏剧行为不是一种自发的表达活动，而是一种吸引观众的自我表现活动，这种行为的关键是自我表现。戏剧行为所表达的是主观的东西，是情感和愿望，很难评判其正确性和真实性。但只要这种行为符合真诚性的有效性要求，观众便能领会行为者的自我展现活动，产生一定的观点和印象，对其戏剧行为进行客观判断。　　最后，哈贝马斯着重考察了交往行为概念。所谓交往行为，所涉及的至少是两个具有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的关系，是至少两个具有语言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为达到相互理解而进行的交往。在哈贝马斯看来，交往行为是以语言媒介作为前提，反映出行为者本身与世界的关联，通过对话，达成理解和一致为目的的行为。“它是以主体之间通过符号协调的相互沟通的一致性为基础，致力于达成理解，形成非强迫性的共识。”　　交往行为是一个多维全面的概念，它关涉三个世界（ 客观世界、主观世界和社会世界） ,而非前三种行为只关涉某一或某些世界，如目的论行为透过语言的间接交流，仅着眼于参与者自身的利益，而规范调节行为虽然建立了共识，也只是将此种共识付诸实现，再者，自我表述性质的戏剧行为中，语言转化为一种媒介，展现于具有特色的审美形式，唯有交往行为兼顾了三个面向（ 行为的有效性要求） ---真实性、正当性和真诚性。　　（ 二） 生活世界　　“生活世界”是胡塞尔现象学的用语，指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的、具体的、通过经验能被经验到的周在世界。哈贝马斯强调生活世界不能仅止于文化上的解释，更应包含使用象征符号的媒介，并将社会制度与人格结构纳入其中，成为以文化、社会、人格三个构成要素为主的意义关系网。文化是指交往行为者通过对世界中的事物达成理解，进而解释其依据的知识储备； 并于行动中传递与不断更新，且通过语言的诠释加以分享。社会可理解为合法的秩序，透过此种秩序，交往行为者能够调整社会的整合，形成团体间的归属感、认同感。人格则是赋予主体具有语言与行为的能力表征，能够进一步的参与相互理解的过程。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承担了以下三项功能，即文化上的传递、社会秩序的维持和个人人格的形塑。　　首先，在文化的层面上，文化的再生产（ 持续发展） 涉及的就是社会成员共享的生活方式、观念、思想、习俗文化产品的复制、传承的一再解释。其次，在社会互动的层面上，社会之所以能够统合，主要靠的是社会成员对互为主观共通的规范的遵守，藉由共同规范、共同价值来凝聚目标，而使人际的关系达到合法的秩序安排。再次，在人格的层面上，个人透过社会化过程接受社会的价值，使社会行动者获取与别人互动和沟通的本事。　　对哈贝马斯来说，生活世界和交往行为是两个相辅相成的概念。人类之所以能够交往并且发展出以没有制约的论辩来作为协商行为的准则，主要是指每一个人都拥有，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共同拥有，一组庞大的而“并不明确的”背景资料和知识指导人类的交往，甚至可以说这使得人类交往成为可能。　　进一步探讨生活世界与交往行为的关联，哈贝马斯在二者关系构思上显现出的特点是： 生活世界揭示交往行为蕴含的知识背景，交往行为发生于同一个生活世界中，并构成所有交往参与者的背景； 生活世界一方面构成交往行为的背景，作为所有“信念的储藏库”,并为交往参与者所分享； 另一方面，此种生活世界的概念亦为参与者不同的背景信念所组成。当活动尚未进行时，参与者的背景不一定会达成必然的共识； 更非以先验客观的理性预设交往参与者皆具有相同的抽象世界观。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的产生，使得交往理性本质可落实于具体的脉络中，体现每一位行为者的多元价值普遍性。　　哈贝马斯藉由胡塞尔生活世界的理解，并将其意义加以扩大，认为生活世界是人们日常生活实践的核心，是扎根于生活世界的文化再生产、社会整合与社会化相互作用下的产物。换言之，生活世界具有事实存在的特质，也是生活于其中的个体透过互为主体意义下所共同诠释的世界，并将社会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概念。　　（ 三） 普遍语用学　　所谓普遍语用学，意指关于可能理解的普遍性条件的重构，也可以说是一种语言学的重建研究。藉由分析言语行为、交往职能、交往参与者之间的关系，进而辨析其如何透过语言达成相互理解的目标。说话的语用功能是为了引出理性共识。普遍语用学的目的在于确认并重建可能理解的普遍化条件，或者说是交往行为的一般性预设前提，以彰显言说者的沟通能力。换言之，就是通过反思的方法建立一种普适化的规则体系，言说者必须确实掌握此种规则，以获得有效且成功的交往模式。　　更具体的说，哈贝马斯认为一个有能力的主体，对于自身使用的言语具有自觉规则意识，对特定语用知识系统的重建工作，一方面可以符应日常生活中的语言实践活动，另一方面是确证可能相互理解的普遍性条件，以便进一步“达致理解”.他从三个层面来解释“达致理解”这个概念： “1. 在最低限度上，对话双方至少以同样的方式了解字面表达的意思；2. 要理解说话人想通过这个言说做什么事情，听者就得知道在什么条件下这个行动是可以被接受的；3. 当听者接受一个言语行为时，说话者和听者是在三个方面达成了同意： 规范正确性，命题真理性以及表达的真诚性”.这表征了理解是交往行动的核心要素。哈贝马斯说，交往行动是“理解为导向的行动”,换言之，是“以理解为目的的行动”.　　在界定“理解”的本质时，他又指出，理解“最狭窄的意义是表示两个主体以同样方式理解一个语言学表达； 而最宽泛的意义则是表示在与彼此认可的规范性背景相关的话语的正确性上，两个主体之间存在着某种协调”.为确立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哈贝马斯提出要考察言语的有效性的基础。他提出了凡是参与言语交往行为的人所必须遵循的四项要求： 首先，可理解的诉求，指言说的意义是可以理解的，或者是交往参与者双方可相互理解其语句。其次，真理的诉求，指关涉言说的命题内容是真实的，也就是交往参与者皆相信对方所言是真实的。第三，正当性的诉求，指在交往行为中，参与者双方的言说行动是正当得体的，即了解彼此的关系。第四，真诚性的诉求，指言说者的意向是真诚的，并使自己可为其他参与者所了解。　　哈贝马斯把关于言语行为的研究当作普遍语用学的对象。首先，他认为言语虽然是人们使用语言的行为，但是言语不是个人现象，而是为与交往者达成一致的社会行为。他不同意语言学的结构主义的观点，即认为只能对语言进行规范的分析，而不能对言语进行规范的分析，他认为“不仅语言，而且言语---即在话语中对句子的使用---也是可以进行规范分析的。”但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所着重研究的不是言语的规范结构，而是言语的过程即言语行为。他接受奥斯丁关于以言表意和以言行事的划分，但是，他认为这两种言语行为不是分离的，所有言语行为都具有以言表意成分和以言行事成分，即是说，所有言语行为都具有双重结构。在这两种成分中哈贝马斯更注重以言行事成分，强调以言行事的力量构成所有语言应用的基础，即是说，语言的应用主要就是为了以言行事，这比语言的认识功能更为重要。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把关于言语行为的研究作为他的普遍语用学的重点。　　三、结束语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理论建构在普遍语用学的基础上，突破了传统理性“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完成了主体性向主体间性的转换。交往理性的建构实际上就是理性规范的重建，哈贝马斯“对意识哲学范式进行了自觉的变革，引入以语言为媒介的‘交往行为"的概念，以理解范式（ 交往社会化和相互承认的个体之间的主体间关系范式） 或交往范式扬弃意识哲学范式，使‘孤独主体"向‘互主体"转变”,通过重建理性来摆脱主体哲学的困境，为重新实现合理化提供了新的视角。

哈贝马斯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流派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著述丰富，迄今有数十部著作问世，主要代表作包括：《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理论和实践》、《知识和人类旨趣》、《技术和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社会科学的逻辑》、《合法性危机》、《文化与批判》、《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沟通与社会进化》、《沟通行动理论》、《真理与论证》、《包容他者》、《事实与价值》、《认识与兴趣》、《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交往行为理论》、《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后形而上学思想》等。

与卢曼的观点及其社会学眼光相对立， 以规范的普世主义为理论基础，认为个人与社会统一于生活世界，行动的目标在于趋同性。自于尔根·哈贝马斯在联邦德国的早年问起，他就作为政治型知识分子而取得了广泛影响，同时创作了一部重要著作。《哈贝马斯》将重点放在哈贝马斯的近期著作上，从而表明哈贝马斯的基本思想虽然一再经历修缮与改造，但在理论的结构上却依然故我。哈贝马斯热衷于揭示实然与应然的差别，他的理论意在开启用来揭示这一差别的规范性视域。

《启蒙辩证法》是霍克海默写的，哈贝马斯写了个《启蒙与神话的纠缠：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是专门批判《启蒙辩证法》的，你到底想知道哈贝马斯的观点还是《启蒙辩证法》的观点呢……启蒙辩证法的主要观点：1.对启蒙理性进行自我反思，认为启蒙运动所带来的科学性思想最终导致了社会对个人的压迫。指出，在科学的认识世界的同时，启蒙理性也物化了世界。启蒙使人在争取到权力的同时，也使人丧失了自己的主体性。2.顾客也不再是上帝，不是文化工业的主体，而是客体。当文化被批量规格化生产时，文化不再是被人生产或消费的客体，人被强势文化统治而丧失自由。3.大众媒体等掌握话语权的主体制造文化意识形态，并将之强加于消费者。消费者为了追求自由文化而被动接受文化产品，受到文化资本家宰制而被迫丧失自由。总之，他们认为启蒙运动是失败的。

英语世界在赞叹哈氏思想体系博大的同时，对公共领域理论的得失进行了多层面的探析。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的克雷格·卡尔霍恩认为，《公共领域》一书一问世便招来争议，并且可能继续引发争议(该书出版之初，德国国内的一些左翼青年抨击它排斥了无产阶级公共领域，未能充分把握发达资本主义制度中的日常生活（包括大众传媒），夸大了被理想化了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解放潜能（Garnham，1992：8）)，但是没有一本书能产生像它那么多的教益。卡尔霍恩也指出，《公共领域》的主要缺点是未能地对“古典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和“有组织的”或“当下的”资产阶级的后转型（postrans formation）公共领域一视同仁。“哈贝马斯倾向于以洛克和康德的眼光评判18世纪，以马克思和密尔（Mill）的眼光评判19世纪，以典型的郊区电视观众的眼光来评判20世纪。”因此哈氏并没有认真对待20世纪一流思想家的成果，恢复其作品中在意识形态方面被扭曲的真相，而这正是他对17、18、19世纪的研究所表现出来的特点。相反，他没有看到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那些既无理性、也无批判性的庸俗出版物、大肆刊登耸人听闻的犯罪和丑闻故事的小报。其结果也许是夸大了公共领域在20世纪的退化。1960年代批判性政治公众的复兴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此外，公共在大众传媒中的地位也不一定像《公共领域》一书中所指称的那么消极，就可选择的民主性媒介战略而言，也许其空间比哈氏所意识到的要大（Cahhoun,1992：33）。英国中央伦敦理工专科学校的尼古拉斯·加纳姆则对公共领域理论持更多的肯定态度。他将学术界《公共领域》一书的批评归纳如下：（1）哈氏忽视了当代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并行的平民公共领域（plebeian public sphere）的发展；（2）哈氏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理想化了。研究揭示了早期印刷市场恶性竞争的结构，而这个市场不是由致力于公共启蒙的能够自由交流的知识分子所控制；（3）哈氏将家庭和经济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4）哈氏的理性主义公共交流模式使他不能形成多元主义的公共领域理论；（5）《公共领域》的后半部分带有鲜明的精英文化取向，因而过于倚重阿多尔诺的文化工业模式（cultural industries），它夸大了文化工业控制者的操纵力量，忽视了信息领域中国家干预的公益模式。（6）哈氏的交往行动模式虽然已经成为公共交流的准则，但是它忽视了并非寻求共识的其他交往行动；（7）因此，他在信息与娱乐之间划上了一条过于鲜明的界线，忽略了两者的联系，这一点在思考当代民主社会中大众传媒的角色时具有特殊的重要（Garnham1992：359~360）。加纳姆认为，尽管这些批评有助于完善哈氏的理论，然而它们并不能贬低《公共领域》的三大优点：（1）它聚焦于大众公共传播制度与实践之间和民主政治的制度与实践之间经久不变的联系；（2）它注重任何公共领域所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3）它避免了“自由市场/国家控制”这种简单的二分法，而这种二分法在欧美支配着传媒方针研究。出于两个原因，上述优点在今天可能比当年更有价值。其一，随着全球市场一体化的进程和全球性私营经济中心地位的确立，民族国家的基础正在动摇；而在传统上，在民族国家的政治架构内，公民权问题以及传播与政治的关系等问题和公民权的性质。为了民主地控制全球经济和政治，我们必须培育新的政治体制和公共领域。其二，西欧传统的公共广播电视体制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这种变革有如下特点：市场力量增强；在文化资源分配方面改革既有的公共服务模式；电视机成为越来越个人化、家庭化消费方式的中心；市场上出现享受昂贵的专门化信息和文化服务的信息富人（thein formation-rich）和接受日益同质化的大众性娱乐服务的信息穷人（thein formation-poor）；信息和文化领域从国内转向国际以及随之而来的音像新产品的激增；国家电信垄断产业的放松管制和私营化；赞助商对体育和艺术的渗透；在削减公共开支的压力下教育和科研机构转向私人筹措资金；将经济效益视为提供公共信息的标准。这一趋势的结果将改变文化界中市场与公益之间的平衡（Garnham,1992：360~363）。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迈克尔·舒德森教授则以美国为个案，以公民的政治参与和理性一批判的政治交往这两个公共领域的要件入手，探讨了在美国有无公共领域的问题，进而得出了以下结论：在18世纪的殖民地时期，没有出现今天成为美国政治特点的一般意义上的理性—批判的讨论，有政治意图的骚乱要多于关于政治原则的讨论。在19世纪，政治交流并没有随着政治参与的实质性进展而变得更具有理性和批判性。如果我们根据刊登在报纸上的《联邦党人文集》来推断18世纪的政治、根据1858年的林肯—道格拉斯关于奴隶制度存废的大辩论来推断19世纪的政治，那就像以1974年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关于弹劾尼克松总统的辩论电视直播以及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广泛讨论来描述1970年代的政治一样不可靠。这些都是特例，而不能反映各自时代的正常政治交流。因此如果说开展理性一批判的政治交流的公共领域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美国欣欣向荣，那是缺乏根据的（Schudson,1992：160、146）。针对一些附和哈氏的学者抬高政党报刊(哈氏称之为传播“信念”的报刊（哈贝马斯，1999a：221）)、贬低当代主流商业性报刊的观点，舒德森没有像美国新闻史名家弗兰克·莫特（FrankL. Mott）那样，称政党报刊时期为“黑暗时期”，并将1830年代大众化商业报纸的兴起誉之为如日初升，但他指出，早期报刊躲避政治讨论和争议，甚至回避本地新闻。而在1840到1900年间，尽管有不少报纸附属于政党，但是报纸上政治讨论的内容和新闻的比重大大增加，政治参与程度达到了最高水平。而当代大众传媒上的某些专栏和节目发表的不同意见在某种形式上更接近于理性—批判的政治交流。因此他认为，就美国的情形而言，传媒“今不如昔论”站不住脚，换言之，哈氏对早期报刊有过誉之嫌（Schudson，1992：152—156）。同加纳姆一样，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媒介社会学中心主任汉斯·韦斯特拉滕教授更加重视公共领域理论在当代社会情境下的现实意义。他认为，哈氏的公共领域概念是以如下要素为基础的（Verstraeten，1996：348）：1．公共领域需要这样一个论坛：它对尽可能众多的人开放，可以在其间表达和交流多种多样的社会经验。2．在公共领域中，各种论点和意见可以通过理性的讨论来展开交锋。这意味着，只有在公共领域首先对于一个人可能作出的各种选择方案有一种明察的情况下，“理性的”政治选择才有可能。与此同时，传媒应该提供尽可能宽广的解释框架，以便使该公民也能够知晓他没有选择的方案是什么。3．系统地和批判性地检验政府的政策是这种公众领域的首要任务。从以上公共领域的结构特点可以得出以下与传媒有关的重要结论（Verstraeten，1996：348~349）：（1）公共领域概念决不可以同公共广播电视法规混为一谈，因为西欧的大部分公共广播电视公司提供了许多公共领域受控制的实例。（2）上述结构特点恰恰表明，这样一种“公共领域”从来就没有真正出现过，充其量只有某种“萌芽”，既然如此，就无所谓公共领域的衰落与退化。因此我们对传媒与公共领域关系的探讨与怀旧复古、回归19世纪无涉。恰恰相反，我们首先需要立足于当代的社会情境，使公共领域的概念具有现实的意义（Verstraeten，1996：348~349）。韦斯特拉滕认为，有鉴于此，不能对公共领域中的理性作出过于狭窄的解释。尽管这与当代社会领域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传播、合理性和主体性——相关联，因而极为复杂。如果这种理性指涉的只是关于各种“严肃的”社会性主题的理性的和理由充足的讨论，那就可能导致错误的结论，即只有传媒的信息传递功能才受关注。事实决非如此，传媒提供娱乐的功能（这在电视上居支配地位）在促成公共领域的转型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Verstraeten，1996：352~353）。韦斯特拉滕强调，当代传播学者似乎应重新认识麦克卢汉和他的老师哈罗德· 英尼斯（HaroldInnis）的观点，而不能简单地斥之为“技术决定论”，应以媒介技术研究为重要使命。视听媒介的发展强烈地影响着公共领域的结构。电信不应被视为一种在两个分离的“地位环境”之间达成快速沟通的技术手段，而应被视为大大改变社会地位的媒介。有了电信，人们对于其他社会群体的“不在场 ”（“off-stage”）行为有了更多的认识，因此电信将公共领域中的人们安置在不同的位置上；公共领域将有更大的动力，不再仅仅以“在场 ”（“on-stage”）的行为为基础（Verstraeten，1996：354~355）。看看哈氏自己后来的评价也是颇有意思的。到1990年代初，他已经放弃了意识形态批判的传统（Cahhoun,1992：40），转而比较认同西方社会的传统价值观了(他在1999年北约—南斯拉夫战争中的立场表明了这一点（哈贝马斯，1999c）)。他在 1990年3月为《公共领域》德文新版写的序言中承认，“如果我今天重新研究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也许，与当初写作本书不同的一点在于，我的评述会少一点悲观色彩，我所假定的前景会去掉一些固执的成分”。苏联东欧的巨变转型使他重新看到了“福利国家大众民主”(“welfarestatemassdemocracy”)的活力和他过去小视的大众传媒尤其是电视在这场变革中的作用：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巨变构成了链形事件，它不仅是电视转播的一个历史事件，它自身正是通过电视转播的方式完成的。大众传媒不仅起到了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作用。与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不同，电视使得游行民众在广场和街道的真实在场转变成为无所不在的在场，因此，它们展现出了革命力量。由于哈氏公共领域理论的精深、国内研究的有待深入和笔者的能力所限，在这里只能提一些个人的浅见。正如卡尔霍恩所言，《公共领域》一书的最大贡献不在于给出了某种权威性的论断，而在于它作为一部硕果累累、灼见四射的发电机，不断激励着新的研究、分析和理论（Calhoun，1992：41）。欧美学者对它的褒扬和批评都证明着它的价值。如果我们抽去“资产阶级”的限定语，那么公共领域作为一个有待实现的目标，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推进市场经济发展的中国的情境下，也是很有研究和借鉴意义的。首先，一个合理而健康的国家应当努力营造一个公私分明、自由和责任界限清晰的社会。其次，现代法治国家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媒介环境，使传媒与国家、社会和公共形成良性互动，维系民主与法治；第三，传媒应明确和维护自己的社会公器角色，成为公众的信息平台和公共论坛，防止在不良政治和经济势力的侵蚀下退化。第四，传媒所传递的是社会中负责任的成员的理性的和批判性的声音，而不是非理性的和被操纵的意志；第五，传媒研究的政治经济学方法仍就是一个基本方法，但是必须有所发展；第六，传媒与高新技术和新经济的关系以及新技术对传媒和社会的影响有待深入研究。

答案毫无疑问，是的。 公共领域的概念泛指所有介乎于私人行为空间（privet）和政权/机构行为空间（institutions）之间的公众领域。简单点说就是，当公民在一个媒体平台、社区或民间组织中，公开的进行非营利性的国家及政策相关讨论时，他们就构成了一个公共领域。 在西方近代史上，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最初的公共领域成型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公民会议，而在资本主义兴起和工业革命的进程中，社区（类似居委会）、酒馆（Pub，不是Club夜店…）以及民间组织（譬如商会、ngo）成为了公共领域的核心。 而纸媒的兴盛，和后期公共广播系统（public broadcasting）的发展普及，则带来了公共领域的当代转型（也是哈氏的核心观点）：由空间到媒体。人们不再只是聚在居委会或者小酒馆（原谅我坑爹的形容）这种社交空间里，他们对于国家、政治、政策的讨论和影响力从此更多的转移到了公共媒体上。 于是，这个问题的大前提就完成了：公共媒体是当代公共领域的一种形式。 而我们都能理解微博作为媒体/自媒体的功能和影响力。小前提也成立了~ 那么结论：微博是当代公共领域的一种形式。 另外，一种共识是，一个国家公共领域的开放度与这个国家的民主程度直接相关。

哈氏所谓公共领域，指的是一个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公共空间，市民们假定可以在这个空间中自由言论，不受国家的干涉。意指的是一种介于市民社会中日常生活的私人利益与国家权利领域之间的机构空间和时间，其中个体公民聚集在一起，共同讨论他们所关注的公共事务，形成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一致意见，并组织对抗武断的、压迫性的国家与公共权力形式，从而维护总体利益和公共福祉。通俗地说，就是指“政治权力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公共领域最关键的含义，是独立于政治建构之外的公共交往和公众舆论，它们对于政治权力是具有批判性的，同时又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图：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结构图哈贝马斯研究公共领域结构时重点采用了民主理论的视角，强调了政治公共领域对实现民主的重要作用，崇尚公民公众拥有对公共事务自由发表意见、交流看法的空间和权利。他研究的公共领域主要是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黄金时代的公共领域由拥有部分经济和政治特权的资产阶级组成，在小规模的咖啡馆、图书馆、大学及博物馆等场所谈论时政，而且人员严格限制在资产阶级内部。因此，“公共领域”概念的提出，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理想：建立一个民主的、平等参与的、自由讨论的整合社会。由于哈贝马斯过分注重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研究，而忽略了对平民公共领域的关注，因此，不少学者对其理论的普遍性和代表性产生怀疑。 对于公共领域的研究，是西方哲学家最为关注的课题之一。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的源头在于美籍德裔犹太血统的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Arendt)。阿伦特说的公共领域是指作为行动(action)实现的场所，是人们平等对话、参与行动的政治空间。所谓行动是指人们之间不借助于中介而直接交往的活动，它是人类意识发展最高阶段的产物，是优于劳动和工作的真正人类自律。阿伦特认为，劳动与工作都属于私人领域，劳动的特点在于不留下永久的客体，它的结果一经产生立即被消耗，劳动仅仅是满足生命必需性的手段，它服从生命的本能活动。工作虽然比劳动高一层次，它产生了耐久的客体，并以此作为首要目标；工作使人产生了自我意识，但是工作者面临的仍然是物的世界而不是人的世界，只有行动才面临人的世界，行动不仅通过他人在场确立了个人认同和自我存在，而且提示着个体惟一的自由。人生的意义在于什么呢?阿伦特认为，就是要参与到公共领域中，与同类一起行动，从而超越劳动与工作达到不朽，政治就是教会人们如何达到伟大与辉煌的艺术。一个忙于劳动和工作而无暇参与行动的人，绝不可能是真正自由、幸福的。由此，阿伦特推论道，自古希腊以来，西方政治就不再配称为政治，因为私人领域日益扩张，公共领域却日益萎缩，只有劳动而无行动，只有行政而无政治。行动总是以语言为中介的，阿伦特认为，在公共领域中，人们参与政治，只有通过辩论才能和其他的人发生关联，才能成为交往共同体的成员。默默无言的行动者不能算是行动者，他简直就是虽生犹死。近代以来，自由民主制度如代议制等都令人失望，原因就在于“经济利益占主导的意识形态导致了私人领域的膨胀，最终取代吞噬了公共领域”。哈贝马斯继承了阿伦特把公共领域视为观点的竞技场的思想，同时对公共领域的兴衰作了历史考察，提出了“代表型公共领域”、“文学公共领域”、“政治公共领域”等不同的概念，从而进一步发展了公共领域理论。从字面上看，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puMcsphere)和阿伦特的公共领域(publicrealm)相差不大，都是指“政治权力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但实际上还是有着重大差别的。“阿伦特的公共领域是从政治的概念而来，而政治是在人们之间产生的，不同的人的自由和人的自发性是‘人之间"这个空间产生的前提，一人或者同质的人群不会有‘人之间"，政治的意义在于自由，它依据人的多样性这个前提，只有不同质的人才产生对公共空间的需要，而这个公共领域又保证哈贝马斯们的多元与不同。多元与差异是政治的本质，也是阿伦特的公共领域的一个重要特征。而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则是指作为公众的私人聚集在一起，就公共事务进行讨论，最后形成意志，达成共识。”阿伦特强调观点与意见的异质性，而哈贝马斯则强调取得一致的意见，这是两种公共领域的最大的差别。

（1）对于政治制度的正确性以及合理性要借助哲学、宗教、伦理学作出论证。需要论证的内容包括：国家机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政治活动方式（如选举）；政治决策；政治领导人的素质。（2）合法性的根本标准：政治领域是否反映了社会共同性标准。（3）政治合法性危机（信任危机）：危机的产生即失去了群众对政治的忠诚与信任而如何重获合法性，关键在于建立社会国家，实行福利制度，缓和社会冲突，获得人们对政治权威的信任。（4）卡尔马克思曾对资本主义政权的合法性进行过批判，哈贝马斯不同于马克思，是对后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认为先进资本主义社会问题主要存在于社会、政治、文化领域，并且，对政治制度无信心，即政权的信任危机是最重要的问题。政权的信任危机主要表现是：人们对政治生活冷漠，对政治人物的不崇敬等。因此，解决现今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方式也不再是马克思所（5）政权信任危机/合法性危机产生的原因（民众失去对于权威的信心之原因）：A．国家进行过度干预，造成民众对政治生活不满。B．公民认为自己在政治、文化各方面愿望普遍没有得到满足。C．行政当权者无能力履行预定计划，也会导致公众的不满。D．社会文化系统产生对政治的不信任的因素。（社会文化系统若产生对于政权不信任的元素，将会导致民众更大的不满，引发政权信任危机的进一步爆发）（6）如何解决政权合法性危机/信任危机：A．政府要约束自己的行为；B．要遵守与群众的约定，使得公民相信政治家；C．注重公民的私人领域；D．尽量保证民众合法要求的满足。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是以18世纪欧洲——主要是法国、英国和德国的历史为背景，所得出的一个马克斯·韦伯式的理想类型。他分析了18世纪资产阶级社会中出现的俱乐部、咖啡馆、沙龙、杂志和报纸，是一个公众们讨论公共问题、自由交往的公共领域，它形成了政治权威重要的合法性基础。《媒介研究进路》这本书只选了“公共领域的诸种机制”这一节，论述了宴会、沙龙、咖啡馆在机制上拥有一些共同的标准，由此可窥豹一斑。

哈贝马斯(1929～ )Habermas，Jürgen于尔根哈贝马斯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1929年生于杜塞多夫，曾先后在哥廷根大学、苏黎世大学、波恩大学学习哲学、心理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为《论谢林思想中的矛盾》。1961年完成教授资格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历任海德堡大学教授、法兰克福大学教授、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以及德国马普协会生活世界研究所所长。1994年荣休。1961年获大学教授资格，任教于海德堡大学。1964～1971年在法兰克福大学讲授哲学、社会学，并协助T.W.阿多诺指导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1971年任普朗克科学技术世界生存条件研究所领导人。后任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教授。哈贝马斯认为知识的产生根源于人类的三种旨趣(利益)，相应也有三类知识，否认历史一解释知识、经验一分析知识和技术控制旨趣的统治地位，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为了克服动机危机和信任危机，批判理论必须重视互动过程和沟通过程，只有通过沟通行动才有可能把人类从被统治中解放出来。哈贝马斯的知识旨趣说、技术统治论和沟通行动论等学说，作为综合的社会批判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学者称，“哈贝马斯与霍克海默之间围绕着对“经验与规范”以及“革命”的理解所展开的冲突，只是社会研究所内部诸多矛盾中的一个，仅仅是由于他们二人分别作为法兰克福学派两代人的代表才显得格外引人注意。除了他们之间的代际冲突之外，法兰克福学派内部同辈人之间也是摩擦不断，矛盾重重，先是有：霍克海默与弗洛姆之间围绕着精神分析理论产生了严重的分歧，直至最终分道扬镳，老死不相往来；基希海默（Otto Kirchheimer）和诺曼（Franz Neumann）等人关于“权威国家”的法哲学理论，在霍克海默为社会研究所拟订的总体研究计划中一直被排挤在边缘地位（据说被排挤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概念和霍克海默的好友波洛克的研究兴趣有所抵牾），默默无闻，至今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马尔库塞的激进主义哲学则完全背离了法兰克福学派原初的“理论与实践的同一性”的理论前提等。”哈贝马斯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流派法兰克福学派 第二代的代表人物，著述丰富，迄今有数十部著作问世，主要代表作包括：《公共领域的结构变化》、《理论和实践》、《知识和人类旨趣》、《技术和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社会科学的逻辑》、《合法性危机》、《文化与批判》、《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沟通与社会进化》、《沟通行动理论》、《真理与论证》、《包容他者》、《事实与价值》、《认识与兴趣》、《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交往行为理论》、《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后形而上学思想》等。哈贝马斯的思想大体经历了如下发展阶段：1、前交往期（1959-1968）研究主题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历史分析以及认识论的历史重建。哈贝马斯通过对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批判，提出了一种批判科学的概念。2、交往期（1969-1981）哈贝马斯从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入手，初步完成了其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交往行为理论体系的建立。3、后交往期（1982-1989）这期间，哈贝马斯主要致力于对现代性范畴的历史清理和形而上学思想的批判，用以抵抗后现代主义和阐述一种建立在语言学转向基础上的“后形而上学思想”，从纵向（思想史）和横向（形而上学批判）的角度，对交往行为理论进行元论证。4、反思期（1990-2000）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哈贝马斯开始有意识地把交往行为理论向政治哲学和法哲学领域推进，通过对自由主义政治要领以及社群主义政治要领的批判，主张建立一种新型的话语政治模式，提倡用程序主义来重建民主制度。由于思想庞杂而深刻，体系宏大而完备，哈贝马斯被公认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甚至被誉为“当代的黑格尔”，在西方学术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以下另据[英] 汤姆·博托莫尔：《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哈贝马斯，尤尔根（Habermas，Jürgen）1929年6月18日生于杜塞尔多夫。哈贝马斯成长于纳粹德国时期，直到50年代末期才变得激进进来。他当过阿多尔诺的助手，在阿多尔诺（还有其他人）的影响下，认识到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学说对于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极端重要性。在海德尔堡从事哲学教学以后（1961—1964年），他在法兰克福大学任哲学和社会学教授。1972年，他转入西德施塔恩贝格的麦克斯61普朗克协会。尽管他所从事的业务跟法兰克福学派是重复的，但他的思想却在一种跟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阿多尔诺、霍克海默、马尔库塞）所采用的迥然不同的框架中发展起来。例如，阿多尔诺认为认识和价值是没有最终的基础的，而哈贝马斯则坚持认为基础的问题（也就是为批判理论提供可靠的、标准的根据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他并且还很关心批判理论的哲学支柱的发展。这就牵涉到重新建设古典希腊哲学和德国哲学的若干中心命题，真理与道义的不可分割性，事实与价值的不可分割性，以及理论与实践的不可分割性。他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这样一个框架结构，它能够兼收并蓄社会科学研究中许许多多显然是互相匹敌的方法，其中包括意识形态批判，行动理论，社会制度分析以及进化理论等等。对于哈贝马斯来说，重新制订批判理论的必要性是由于20世纪历史的发展进程所决定的。俄国革命蜕化为斯大林主义，群众性革命迄今在西方的失败，无产阶级群众没有革命的阶级觉悟，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常性的瓦解——不是变成决定论的、客观主义的科学就是沦为一种悲观主义的文化批判，这一切，都被哈贝马斯看作是现时代的重要特征。此外，他还断言，资本主义社会正在发生许多根本的变化。国家干预在加强，市场得到维护并复原，资本主义变得越来越有组织，工具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仅仅是指采取适当的手段来达到预定的目的）和官僚机构威胁着“公共领域”（指政治生活由公民公开进行讨论这一领域），以及新型的危机倾向正威胁着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合法性。为了对付这些问题，哈贝马斯发展了一种理论方针，一种可以跟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形形色色的学科进行联系的方针。截至目前为止他所作的最基本的贡献有以下这些：对公共领域的形成和瓦解所进行的历史探讨（见“参考书目”①），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现代科学技术的地位所进行的考察（见“参考书目”④），为批判理论制订一种哲学框架（见“参考书目”②，③），对行动理论的发展（见“参考书目”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的类型所进行的分析（见“参考书目”⑤），以及对社会进化论的重新建设（见“参考书目”）参考书目①尤61哈贝马斯：《公开活动的结构变化》，1962年德文版。②同上作者：《理论与实践》（1963），1974年英文版。③同上作者：《走向合理的社会》（1968），1970年英文版。④同上作者：《知识与人的利益》（1968），1971年英文版。⑤同上作者：《合法性的危机》（1973），1976年英文版。⑥同上作者：《交往和社会的演变》，1976年英文版，1979年再版。⑦同上作者：《交往的理论》，1981年德文版。⑧大卫61赫尔德：《批判理论介绍——从霍克海默到哈贝马斯》，1980年英文版。⑨托马斯61麦卡锡：《尤尔根61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1978年英文版。⑩约翰61汤普森和大卫61赫尔德编：《哈贝马斯——批判性的辩论》，1982年英文版。

哈贝马斯(1929～ )Habermas，Jürgen于尔根哈贝马斯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1929年生于杜塞多夫，曾先后在哥廷根大学、苏黎世大学、波恩大学学习哲学、心理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为《论谢林思想中的矛盾》。1961年完成教授资格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历任海德堡大学教授、法兰克福大学教授、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以及德国马普协会生活世界研究所所长。1994年荣休。1961年获大学教授资格，任教于海德堡大学。1964～1971年在法兰克福大学讲授哲学、社会学，并协助T.W.阿多诺指导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1971年任普朗克科学技术世界生存条件研究所领导人。后任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教授。哈贝马斯认为知识的产生根源于人类的三种旨趣(利益)，相应也有三类知识，否认历史一解释知识、经验一分析知识和技术控制旨趣的统治地位，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为了克服动机危机和信任危机，批判理论必须重视互动过程和沟通过程，只有通过沟通行动才有可能把人类从被统治中解放出来。哈贝马斯的知识旨趣说、技术统治论和沟通行动论等学说，作为综合的社会批判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学者称，“哈贝马斯与霍克海默之间围绕着对“经验与规范”以及“革命”的理解所展开的冲突，只是社会研究所内部诸多矛盾中的一个，仅仅是由于他们二人分别作为法兰克福学派两代人的代表才显得格外引人注意。除了他们之间的代际冲突之外，法兰克福学派内部同辈人之间也是摩擦不断，矛盾重重，先是有：霍克海默与弗洛姆之间围绕着精神分析理论产生了严重的分歧，直至最终分道扬镳，老死不相往来；基希海默（Otto Kirchheimer）和诺曼（Franz Neumann）等人关于“权威国家”的法哲学理论，在霍克海默为社会研究所拟订的总体研究计划中一直被排挤在边缘地位（据说被排挤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概念和霍克海默的好友波洛克的研究兴趣有所抵牾），默默无闻，至今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马尔库塞的激进主义哲学则完全背离了法兰克福学派原初的“理论与实践的同一性”的理论前提等。”哈贝马斯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流派法兰克福学派 第二代的代表人物，著述丰富，迄今有数十部著作问世，主要代表作包括：《公共领域的结构变化》、《理论和实践》、《知识和人类旨趣》、《技术和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社会科学的逻辑》、《合法性危机》、《文化与批判》、《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沟通与社会进化》、《沟通行动理论》、《真理与论证》、《包容他者》、《事实与价值》、《认识与兴趣》、《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交往行为理论》、《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后形而上学思想》等。

1、前交往期（1959-1968）研究主题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历史分析以及认识论的历史重建。哈贝马斯通过对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批判，提出了一种批判科学的概念。2、交往期（1969-1981）哈贝马斯从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入手，初步完成了其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交往行为理论体系的建立。3、后交往期（1982-1989）这期间，哈贝马斯主要致力于对现代性范畴的历史清理和形而上学思想的批判，用以抵抗后现代主义和阐述一种建立在语言学转向基础上的“后形而上学思想”，从纵向（思想史）和横向（形而上学批判）的角度，对交往行为理论进行元论证。4、反思期（1990-2000）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哈贝马斯开始有意识地把交往行为理论向政治哲学和法哲学领域推进，通过对自由主义政治要领以及社群主义政治要领的批判，主张建立一种新型的话语政治模式，提倡用程序主义来重建民主制度。

关于"哈贝马斯怎样论述目的理性行动和交往行动之间的关系？实践意义如何？"的答案很多朋友不是很清楚，接下来小编就为介绍一下改题答案吧。哈贝马斯怎样论述目的理性行动和交往行动之间的关系？实践意义如何？正确答案：哈贝马斯把社会行动区分为两大类:目的理性行动和交往行动，并指出两类行动具有不同的规范结构。目的理性行动中的规范结构展开于主观与客观之间，亦即展开于人与物之间，而交往行动中的规范结构则展开于主观之间，亦即展开于人与人之间。目的理性行动把功利目标、手段选择、技术操作、价值测评和决策筹划等因素考虑周全，并使这些因素在目的理性行动中协调一致，这就是目的理性行动的规范结构。交往行动的规范结构要求人们在交往中按照真、诚、正、通四条原则行事(或根据交往理性行事)，这也就是哈贝马斯追求的交往行动理性化。哈贝马斯观点的实践意义在于，在现实生活中，要把生产活动、科学实验等面对客观事物的行动同面对人的交往活动区分开，不能用对待物的原则或行为方式去对待人。

哈贝马斯提出沟通行动的概念，沟通行动的目的是行动者为了协调相互之间的行动而进行的行动，这种协调又是行动者相互之间以语言为中介，通过相互沟通而达到的。也可以说，沟通行动是人们相互之间的一种运用语言进行沟通通的行动，是使用语言的行动，即言语行动。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提出自己的合理性理论。沟通合理性是指沟通参与者相互协调的问题。沟通的合理性程度是以沟通理性的发展程度为基础的。 哈贝马斯对沟通行动概念的分析，普遍语用学对交往的有效性要求的分析，都为了揭示沟通行动中潜藏着的不同于目的理性的另一种理性：反省、批判和论证的能力，即沟通理性。哈贝马斯将体制理性化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平等式部落社会、阶层部落社会、政治阶层分层社会、经济阶段结构社会。经历社会发展，人类用理性替代了权威或传统文化制约从事相互间的沟通。随着人类理性发展，又出现了现代社会的悖论，出现了“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哈贝马斯的思想特色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 首先是论战性。哈贝马斯进入学术领域后，便不断向各种不同的思想路线提出挑战，掀起了一场又一场的学术论争。值得重视的有：与波普尔、伽达默尔等的方法论之争；与福科的现代性之争；与亨利希的形而上学之争；与诺尔特等的历史学之争；与鲁曼的社会理论之争、与罗尔斯的规范民主之争、与斯洛特迪杰克的基因技术之争等。2. 其次是综合性。哈贝马斯是一位杰出的综合大师，他把不同的思想路线、理论范畴有机地结合起来，比如对于马克思主义与精神路线、理论范畴有机地结合起来，比如对于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的综合、对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传统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传统的综合、对于哲学先验主义与哲学经验主义的综合等。3.再者是体系性。哈贝马斯十分重视自身理论体系的构建，长期以来，他逐步从方法论、认识论、语言哲学、社会学、美学、政治学、法学等角度，建立和完善了自己的交往行为理论体系，试图从规范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加以系统重建。4. 最后还有实践性。哈贝马斯虽然是一位学院派思想家，但十分看重自身思想的实践性。从1968年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开始，哈贝马斯在德国的政治实践领域一直都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比如，在1998年德国大选中，哈贝马斯在关键时刻曾为社会民主党大造舆信纸，提供理论支持。此外，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哈贝马斯曾率领自己的弟子，与以时任黑森州环境部长的菲舍尔（现任德国外长）为代表的一批政治家组成政治俱乐部，定期举行政治沙龙，从政治哲学的高度讨论重大内政与外交问题，为菲舍尔的外交政策奠定了学理基础，比如菲舍尔关于欧盟改革的一揽子建议与哈贝马斯的话语政治模式之间就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哈贝马斯的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在我国学术界有着不小的影响。迄今，我国已经出版和即将出版的哈贝马斯著作主要有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哈贝马斯文集》（六卷本）、三联书店的《交往行为理论》以及《事实与价值》、译林出版社的《后形而上学思想》、学林出版社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和《认识与兴趣》等。不容否认，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作为一种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确存在着普遍主义、折中主义以及西方中心主义的问题，这些都值得我们做深入的分析和批判。但哈贝马斯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尝试，特别是他把经典马克思主义学说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实践结合起来的尝试，值得我们予以认真关注，比如，他对于晚期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的透彻分析、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对于民族国家范畴的历史梳理，以及对于全球化语境下民主制度的安排和公民资格的确认等的严肃思考，都是十分富有启发意义的。

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1929年生于杜塞多夫，曾先后在哥廷根大学、苏黎世大学、波恩大学学习哲学、心理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为《论谢林思想中的矛盾》。1961年完成教授资格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历任海德堡大学教授、法兰克福大学教授、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以及德国马普协会生活世界研究所所长。1994年荣休。1961年获大学教授资格，任教于海德堡大学。1964～1971年在法兰克福大学讲授哲学、社会学，并协助T.W.阿多诺指导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1971年任普朗克科学技术世界生存条件研究所领导人。后任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教授。哈贝马斯认为知识的产生根源于人类的三种旨趣(利益)，相应也有三类知识，否认历史一解释知识、经验一分析知识和技术控制旨趣的统治地位，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为了克服动机危机和信任危机，批判理论必须重视互动过程和沟通过程，只有通过沟通行动才有可能把人类从被统治中解放出来。哈贝马斯的知识旨趣说、技术统治论和沟通行动论等学说，作为综合的社会批判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学者称，“哈贝马斯与霍克海默之间围绕着对“经验与规范”以及“革命”的理解所展开的冲突，只是社会研究所内部诸多矛盾中的一个，仅仅是由于他们二人分别作为法兰克福学派两代人的代表才显得格外引人注意。除了他们之间的代际冲突之外，法兰克福学派内部同辈人之间也是摩擦不断，矛盾重重，先是有：霍克海默与弗洛姆之间围绕着精神分析理论产生了严重的分歧，直至最终分道扬镳，老死不相往来；基希海默（Otto Kirchheimer）和诺曼（Franz Neumann）等人关于“权威国家”的法哲学理论，在霍克海默为社会研究所拟订的总体研究计划中一直被排挤在边缘地位（据说被排挤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概念和霍克海默的好友波洛克的研究兴趣有所抵牾），默默无闻，至今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马尔库塞的激进主义哲学则完全背离了法兰克福学派原初的“理论与实践的同一性”的理论前提等。” 哈贝马斯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流派法兰克福学派 第二代的代表人物，著述丰富，迄今有数十部著作问世，主要代表作包括：《公共领域的结构变化》、《理论和实践》、《知识和人类旨趣》、《技术和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社会科学的逻辑》、《合法性危机》、《文化与批判》、《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沟通与社会进化》、《沟通行动理论》、《真理与论证》、《包容他者》、《事实与价值》、《认识与兴趣》、《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交往行为理论》、《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后形而上学思想》等。 哈贝马斯的思想大体经历了如下发展阶段： 1、前交往期（1959-1968） 研究主题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历史分析以及认识论的历史重建。哈贝马斯通过对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批判，提出了一种批判科学的概念。 2、交往期（1969-1981） 哈贝马斯从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入手，初步完成了其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交往行为理论体系的建立。 3、后交往期（1982-1989） 这期间，哈贝马斯主要致力于对现代性范畴的历史清理和形而上学思想的批判，用以抵抗后现代主义和阐述一种建立在语言学转向基础上的“后形而上学思想”，从纵向（思想史）和横向（形而上学批判）的角度，对交往行为理论进行元论证。 4、反思期（1990-2000）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哈贝马斯开始有意识地把交往行为理论向政治哲学和法哲学领域推进，通过对自由主义政治要领以及社群主义政治要领的批判，主张建立一种新型的话语政治模式，提倡用程序主义来重建民主制度。 由于思想庞杂而深刻，体系宏大而完备，哈贝马斯被公认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甚至被誉为“当代的黑格尔”，在西方学术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哈贝马斯的思想特色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首先是论战性。哈贝马斯进入学术领域后，便不断向各种不同的思想路线提出挑战，掀起了一场又一场的学术论争。值得重视的有：与波普尔、伽达默尔等的方法论之争；与福科的现代性之争；与亨利希的形而上学之争；与诺尔特等的历史学之争；与鲁曼的社会理论之争、与罗尔斯的规范民主之争、与斯洛特迪杰克的基因技术之争等。 2，其次是综合性。哈贝马斯是一位杰出的综合大师，他把不同的思想路线、理论范畴有机地结合起来，比如对于马克思主义与精神路线、理论范畴有机地结合起来，比如对于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的综合、对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传统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传统的综合、对于哲学先验主义与哲学经验主义的综合等。 3，再者是体系性。哈贝马斯十分重视自身理论体系的构建，长期以来，他逐步从方法论、认识论、语言哲学、社会学、美学、政治学、法学等角度，建立和完善了自己的交往行为理论体系，试图从规范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加以系统重建。 4，最后还有实践性。哈贝马斯虽然是一位学院派思想家，但十分看重自身思想的实践性。从1968年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开始，哈贝马斯在德国的政治实践领域一直都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比如，在1998年德国大选中，哈贝马斯在关键时刻曾为社会民主党大造舆信纸，提供理论支持。此外，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哈贝马斯曾率领自己的弟子，与以时任黑森州环境部长的菲舍尔（现任德国外长）为代表的一批政治家组成政治俱乐部，定期举行政治沙龙，从政治哲学的高度讨论重大内政与外交问题，为菲舍尔的外交政策奠定了学理基础，比如最近菲舍尔关于欧盟改革的一揽子建议与哈贝马斯的话语政治模式之间就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哈贝马斯的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在我国学术界有着不小的影响。迄今，我国已经出版和即将出版的哈贝马斯著作主要有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哈贝马斯文集》（六卷本）、三联书店的《交往行为理论》以及《事实与价值》、译林出版社的《后形而上学思想》、学林出版社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和《认识与兴趣》等。 不容否认，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作为一种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确存在着普遍主义、折中主义以及西方中心主义的问题，这些都值得我们做深入的分析和批判。但哈贝马斯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尝试，特别是他把经典马克思主义学说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实践结合起来的尝试，值得我们予以认真关注，比如，他对于晚期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的透彻分析、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对于民族国家范畴的历史梳理，以及对于全球化语境下民主制度的安排和公民资格的确认等的严肃思考，都是十分富有启发意义的。1929年6月18日生于杜塞尔多夫。 哈贝马斯成长于纳粹德国时期，直到50年代末期才变得激进进来。他当过阿多尔诺的助手，在阿多尔诺（还有其他人）的影响下，认识到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学说对于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极端重要性。在海德尔堡从事哲学教学以后（1961—1964年），他在法兰克福大学任哲学和社会学教授。1972年，他转入西德施塔恩贝格的麦克斯u2022普朗克协会。尽管他所从事的业务跟法兰克福学派是重复的，但他的思想却在一种跟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阿多尔诺、霍克海默、马尔库塞）所采用的迥然不同的框架中发展起来。例如，阿多尔诺认为认识和价值是没有最终的基础的，而哈贝马斯则坚持认为基础的问题（也就是为批判理论提供可靠的、标准的根据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他并且还很关心批判理论的哲学支柱的发展。这就牵涉到重新建设古典希腊哲学和德国哲学的若干中心命题，真理与道义的不可分割性，事实与价值的不可分割性，以及理论与实践的不可分割性。他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这样一个框架结构，它能够兼收并蓄社会科学研究中许许多多显然是互相匹敌的方法，其中包括意识形态批判，行动理论，社会制度分析以及进化理论等等。 对于哈贝马斯来说，重新制订批判理论的必要性是由于20世纪历史的发展进程所决定的。俄国革命蜕化为斯大林主义，群众性革命迄今在西方的失败，无产阶级群众没有革命的阶级觉悟，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常性的瓦解——不是变成决定论的、客观主义的科学就是沦为一种悲观主义的文化批判，这一切，都被哈贝马斯看作是现时代的重要特征。此外，他还断言，资本主义社会正在发生许多根本的变化。国家干预在加强，市场得到维护并复原，资本主义变得越来越有组织，工具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仅仅是指采取适当的手段来达到预定的目的）和官僚机构威胁着“公共领域”（指政治生活由公民公开进行讨论这一领域），以及新型的危机倾向正威胁着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合法性。 为了对付这些问题，哈贝马斯发展了一种理论方针，一种可以跟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形形色色的学科进行联系的方针。截至目前为止他所作的最基本的贡献有以下这些：对公共领域的形成和瓦解所进行的历史探讨（见“参考书目”①），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现代科学技术的地位所进行的考察（见“参考书目”④），为批判理论制订一种哲学框架（见“参考书目”②，③），对行动理论的发展（见“参考书目”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的类型所进行的分析（见“参考书目”⑤），以及对社会进化论的重新建设（见“参考书目”） 参考书目 ①尤u2022哈贝马斯：《公开活动的结构变化》，1962年德文版。 ②同上作者：《理论与实践》（1963），1974年英文版。 ③同上作者：《走向合理的社会》（1968），1970年英文版。 ④同上作者：《知识与人的利益》（1968），1971年英文版。 ⑤同上作者：《合法性的危机》（1973），1976年英文版。 ⑥同上作者：《交往和社会的演变》，1976年英文版，1979年再版。 ⑦同上作者：《交往的理论》，1981年德文版。 ⑧大卫u2022赫尔德：《批判理论介绍——从霍克海默到哈贝马斯》，1980年英文版。 ⑨托马斯u2022麦卡锡：《尤尔根u2022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1978年英文版。 ⑩约翰u2022汤普森和大卫u2022赫尔德编：《哈贝马斯——批判性的辩论》，1982年英文版。 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最后一位批判理论家，正如胡老师所说哈贝马斯是当今世界仅存的一位传播学大师，虽然这本书不在胡老师开出的阅读书目中，怀着崇敬的心情拜读了大师的力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读后受益颇多，把自己的见解与大家分享：（1）怎样理解公共领域（2）《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研究对象（3）公共领域与传媒的关系（4）《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研究对象 何谓公共领域 公共领域指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一个公共空间，市民们假定可以在这个空间自由言论，不受国家干涉，传媒运作的空间之一，这就是公共领域。 公共领域在文化研究中属于文化政策的研究范围，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概念起源与奴隶制时期雅典广场的政治集会，是时自由民有权参与民主讨论，可见公共领域是建立在自由发表意见与自由对话之上，与私人领域泾渭分明。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研究对象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研究对象是自由主义模式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指的是当时的咖啡馆,报纸,图书馆,大学及博物馆等. “他们的阅读兴趣主要集中在当时的最近出版物上.随着这样的一个阅读公众的产生,一个相对密切的公共交往网络从私人领域形成了. [1]” 在这些场所人们平等交往,自由讨论,决策也依照多数原则.哈贝马斯从社会学和历史学为切入点，探讨了自由主义模式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生产,发展,瓦解的历史及其社会结构，政治的功能，观念与意识形态。如在公与私的问题上，哈贝马斯认为，在私人领域人们的角色是父母，夫妻，兄弟姐妹和朋友；在公共领域，人们的角色是公民，按公民的权利与义务行事。哈贝马斯坚持公众是关于市民的广泛互动，“公众”只存在与公民之间的积极意见，观点和信息的交流和交往之间。 哈贝马斯认为，资产阶级在社会经济活动中获得独立后，国家和社会就开始分离。在国家与公共领域的关系方面，国家后退成为政治社会，只负责政治事务，将社会和文化生活交给了社会。霍尔也成谈到，18世纪的国家没有专职警察，没有常设军队。19世纪的国家不是企业的拥有者，对大学教育也没有指导权，也不负责全国的经济政策。在理想的民主政治下，国家在法律制约下只能承担公共领域的担保人角色，是保障自由的权利机关。国家只能担保和提供公共领域的运作条件，但是不能干预。比如，它可以为传媒，为大学提供资金，却不能插手干预传媒和大学的事务。哈贝马斯认为这是一种理想的公共领域模式，它体现的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建立一个民主的，平等参与的，自由讨论的整合社会。 然而资本主义的发展破坏了这一公共领域。《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后半部分，哈贝马斯着重分析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转型，纪19世纪末，资本主义经济在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导致的财富分配不平衡，进而导致进入和控制公共领域的不平等。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趋向融合，从公私分明转到国家社会一体化。由于国家的干预，国家和社会的分离消失了。 公共领域与传媒 哈贝马斯指出，国家和经济的相互融合剥夺了资产阶级私法和自由主义宪法关系的基础，而国家和私人开始对传媒进行控制，而导致了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随着商业化和交往网络的密集，随着资本的不断投入和宣传机构组织程度的提高，交往渠道增强了，进入公共场合交往的机会则面临着日趋加强的选择压力。这样，一种新的影响范畴产生了，即传媒力量。具有了操纵力量的传媒抢夺了公众性原则的中立特征。大众传媒影响了公共领域的结构，同时又统领了公共领域。于是，公共领域发展成为一个失去了权利的竞技场……【2】 很显然，在哈贝马斯看来，传媒的民主功能自18世纪以来是在不断下降。18世纪中，新闻业的角色是将个人意见转为公共舆论。如报纸就是一个大众可以参与自由讨论，干预政事。通过公众在报纸上的讨论和争论，传媒加快民主政治进程。然垄断资本主义的崛起，报纸日趋被意识形态操纵，为资产阶级利益控制。同国家合谋的传媒集团，用他们的政治利益代替了大众话语，公民的民主权利，同样被损坏。公共舆论不再是话语的讨论过程，而成为传媒操纵的结果。公共领域被广告的传媒技术控制。 如果说，在哈贝马斯的理想公共领域里，社会通过公共媒体交换意见，对问题或产生质疑，或达成共识，那么，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显而易见加重了当代文化的不平等。市场化后，那些最大规模控制资本的国家如美国，以及集团如CNN，也最大规模控制了全球的公众舆论。第三世界发展国家发现自己很难有拥有自己公共领域的话语权。市场社会正以它独特的方式，在消灭文化的差异，通过市场，从新制造社会不平等。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局限性 (1) 进入哈贝马斯公共领域里的人都是资产阶级而不是平民，故在公民代表性方面哈贝马斯没有普遍性。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体系由一个政治经济特权集团组成的，相遇交流在小规模的报纸，沙龙和咖啡馆里，人员严格控制在资产阶级内部。这一点在影片《泰坦尼克号》中有个情节很能说明问题。杰克由于救了罗丝，被请到一等舱与富人们共进晚餐。宴罢男士悉尽去小客厅谈政治，独有身为“平民”的杰克，尽管他是救人英雄，却无法进入资产阶级的空间。哈贝马斯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资产阶级的利益被等同运公共领域的利益。 (2)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的多义性和模糊性，也让哈贝马斯无以适应今日公共领域的多元化。如电视作为社会文化经验，应无疑地增加公众文化和公众参与。但是哈贝马斯强调的是“以阅读为中介，以交流为核心的公共交往”【3】，其公共领域理论基于一种人与人的讨论，亲眼目睹而且必须亲身进入，这是哈贝马斯理论分析的基础所在。然而今日相当一部分公共领域已无须当事人亲自进入，互联网的出现，尤其是电子信件和网上聊天，为“地球村”提供公共讨论的场所。互联网的民主性是不言而喻的，任何人都可以在同时进入公共领域，同时获得相同的信息。“这种由人际传播和小群体传播构建起来的包围式的虚拟环境，基本上可以形成同步和平等的信息互动，并为受众提供了各种参与项目”【4】受众在自己创造和信息的发布过程中，不断体验新鲜与刺激。 【1】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3页 【2】 莫利：《电视，观众与文化》，1996年，第15页 【3】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4页 【4】 胡翼青：《传播学：学科危机与范式革命》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5页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哈氏把“社会”划分为“生活世界”和“制度”两部分。他认为，所谓生活世界，乃是积淀在语言中的各种“背景知识”和行为规范的综合体现，它代表了一个社会共同体的集体行为期待，不但个体的经验和行为准则，而且社会的文化传统，都是这种知识的产物。而“制度”则是从生活世界的结构中分化并独立出来的行为调节体制，如政治体制、行政和经济管理体制、法律体制等。依他之见，“真实、自由和正义的思想，作为相互关联的先验的基本规范……建设性地植根于生活世界的合理结构之中”(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上卷，法兰克福苏尔坎普出版社，1981年，第342页。以下凡引该书，只注卷数及页码，如上卷，第19页)。而在语言中敞开的社会交往行为，则为揭示生活世界的规范性基础提供了现实途径。交往行为理论正是通过对生活世界和以语言为媒介的人际交往活动的语用学分析，发现了交往行为的三大有效性要求，即“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而语言交往的三种有效要求集中到一点，便是符合理性的要求。但是，由于理性在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愈来愈工具化而蜕变为目的一手段理性，从生活世界合理结构中产生的“制度”逐渐脱离生活世界而独立，并反过来制约着、破坏着这种理性的结构，致使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倾向”日益严重，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越来越丧失。

交往理性是德国哈贝马斯提出的。指隐含在人类言语结构中并由所有能言谈者共享的理性。在传统的标准理性观看来，理性只有一个维度，它涉及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并成为思想和单个主体行为的中心。与此不同，交往理性是双维度的，涉及不同言谈者之间的对话关系。传统理性观通过我们关于对象的知识范式表现出来，而交往理性则在主体间相互理解的范式中被表达；这些主体能够说话和行动，处于对一个非自我中心化的世界的理解之中。它是生活世界（life-world）的理性，关注可靠主张的主体间性。它的有效性领域相应于人类言语的领域。在哈贝马斯看来，交往理性观是交往行为的基础。他称交往行为代替策略行为的过程为“交往理性化”。概念理解：哈贝马斯认为，相互理解是交往行动的核心，而语言占据特别重要的地位。交往行为是一种“主体—主体”遵循有效性规范，以语言符号为媒介而发生的交互性行为，其目的是达到主体间的理解和一致，并由此保持的社会一体化、有序化和合作化。简言之，劳动偏重的是人与自然的征服与顺从的关系，交往偏重的是人与人的理解和取信的关系。哈贝马斯认为交往在现时代条件下，应该被赋予更为重要的价值表示和地位，因为劳动虽然也包含着人与人的关系，但其主导取向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以生产力的提高为尺度的。而就人自身的发展来说，平等互信的交往和沟通是具有更为深远和高尚的人本主义价值，一定程度上暗合了人类是社会进步的方向。

《哈贝马斯》（[英国] 詹姆斯·戈登·芬利森）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资源链接：链接：https://pan.baidu.com/s/1M5cNAWqWS7Dmj5SyEOSXig 提取码：ybv6书名：哈贝马斯作者：[英国] 詹姆斯·戈登·芬利森译者：邵志军豆瓣评分：8.9出版社：译林出版社出版年份：2015-9页数：336内容简介：作为当今在世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哈贝马斯思想浩瀚宏富，著作卷帙浩繁。本书作者对哈贝马斯的介绍落笔于哲学、语言、道德、政治、法律和社会理论等各个方面，并且自始至终将叙述重点放在对哈贝马斯思想的总体把握上，呈现给读者“一个用粗线条构成的轮廓分明的思想家头像”。借由清晰、浅显的行文，作者表明，哈贝马斯的理论如何从整体上回答了关于现代社会本质的重大问题，又如何影响着我们对当代各种主题与事件的看法。作者简介：作者詹姆斯·戈登·芬利森（James Gordon Finlayson）　英国塞西克斯大学哲学高级讲师，社会与政治思想学科召集人，之前曾在约克大学任哲学讲师。在《探索》（Inquiry）、《欧洲哲学杂志》等期刊上发表过关于德国现代哲学的论文，对《哈贝马斯：一个批判的读者》一书有所贡献。研究旨趣包括社会与政治哲学、古代伦理与现代伦理、哲学史。序言作者徐友渔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1982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哲学硕士学位。发表《“哥白尼式”的革命》、《形形色色的造反》、《告别20世纪》、《不懈的精神追求》、《重读自由主义及其他》等著作十余部。

http://baike.baidu.com/view/83751.html?wtp=tt吉登斯http://baike.baidu.com/view/132484.html?wtp=tt哈贝马斯吉登斯对福利国家的理论吉登斯认为国家不应使人们对福利产生依赖，而应该创建一种促使所有公民都工作而不依赖救济的现代福利体系。 我觉得他的观点有一定合理性，欧美国家有太多人靠政府救济过安逸生活而放弃劳动创造财富，而工作的人往往又有太多的税赋，他们努力工作赚来的钱很大一部分用来养活这些人。 吉登斯认为国家不应使人们对福利产生依赖，而应该创建一种促使所有公民都工作而不依赖救济的现代福利体系。 我觉得他的观点有一定合理性，欧美国家有太多人靠政府救济过安逸生活而放弃劳动创造财富，而工作的人往往又有太多的税赋，他们努力工作赚来的钱很大一部分用来养活这些人。

论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　　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的主要内容 　　1．交往行为概念的内涵及其实质。哈贝马斯认为，研究交往问题，在哲学层面上必须从相互关系人手。由于这种相互关系是指不同的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必须求助于未受干扰的主体之间的经验。他试图追溯到相互关系的原初状态，即未受干扰的主体之间的经验，通过考察不同的有语言和行为能力的主体间的相互理解的过程，包括相互理解所需要的媒介和背景，来阐明他的交往行为理论”。哈贝马斯对行为类型进行了分析。行为分为四类：一是目的性行为即“劳动”；二是规范调节性行为；三是戏剧行为；四是交往行为。交往行为所涉及的至少是两个具有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的关系，是至少两个具有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通过符号协调的互动，遵循着一定的规范，借助语言媒介，通过对话达成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一致。哈贝马斯认为，四种行为侧重于不同的世界。目的性行为主要考虑客观世界；规范调节性行为与社会世界相联系；戏剧行为涉及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特别是社会世界的关系，其关键是自我表现；交往行为导向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本质上更具有合理性的要求，因为它把各种不同经验导向合理的协调和发展。交往行为组成的世界，也就是人们的日常语言所支撑的世界，哈贝马斯称之为生活世界。 　　2．交往行为是以理解为核心的行为。哈贝马斯认为：“理解这个词是含混不清的，它最狭窄的意义是表达两个主体以同样的方式理解一个语言学表达；而最宽泛的意义则是表达在与彼此认可的规范性背景相关的话语的正确性上，两个主体之间存在着某种协调；此外还表示两个交往过程的参与者能对世界上的某种东西达成理解，并且彼此能使自己的意向为对方所理解。哈贝马斯认为，理解是一种展开于主体之间的交互性的意识活动，要真正实现“理解”就必须借助于语言媒介。哈贝马斯认为，在目的性行为中，语言是许多媒介中的一种，行为者通过语言试图影响他人，实现行为者对于客观世界的意图。在规范调节性行为中，语言首先是一种可以提供文化价值、取得意见一致的媒介，它主要是帮助人们建立规范和行为导向，建立社会世界的合法关系。在戏剧行为中，语言是自我表现的媒体，表现行为者的认识和情感，再现行为者的主观世界。在上述三种行为中，都只注重了语青的一种功能，而没有同时注意到语言的所有功能。只有在注重相互关系的交往行为中，语言才同时承担陈述并判断事实的功能，使行为者与客观世界发生联系，承担帮助人们达成共识的理解媒体的功能，使行为者与社会世界发生联系，并承担表达者表现的功能，使行为者展示自身的主观世界。哈贝马斯认为，通过参与者在相互作用中达到他们相互提出的有效性声明的交互主体性的确认，这样理解才以协调行动的动机发挥作用。他认为，现代理论注重意义的追问，人们在语言的交往活动中会达成共识。在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普遍共识是一种理想化的过程，即交往理性。为了有效沟通，哈贝马斯认为在交往过程中需要遵循三项语言学规范要求：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哈贝马斯认为，目的"性行为涉及真实性要求，规范调节性行为涉及正确性要求，戏剧行为涉及真诚性要求，而交往行为与这三个要求有关联。交往行为同时可以满足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的三个有效性要求，所以交往行为才是最合理的社会行为。 　　3．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双层理论架构。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是由文化、社会和个性三个层次构成。“我所说的u2018文化u2019，指的是可随时动用的知识储备——在这种储备中，交往的参与者，当他们对属于某一个世界的事物相互交换看法时，最大限度地做出他们的解释。我所说的u2018社会u2019，指的是那些合法的秩序——借助于这些秩序，交往的参与者调整着他们的隶属于社会群体的成员，并因而保证他们之间的团结一致。我所说的u2018个性u2019，指的是主体由此获得言语和行动的功能的那种能力和资格。”由此观之，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在本质上是由知识构成的。 　　与“生活世界”相对应的是“系统”概念。其一，系统是一种方法，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重视其结构和功能层面；其二，系统是作为社会的制度和组织影响着人类的生活。系统机制的产生必须以生活世界的合理化达到相应程度为条件，系统产生的目的是服务于生活世界的。在货币和权力得以通过法的形式组织起来以前，生活世界合理化已经达到了很成熟的程度。这两个相互作用的子系统，又反作用于那些使他们自身成为可能的、合理化了的现代社会生活形式。在一定的程度上，金钱化和官僚化已经渗透到生活世界的核心领域。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系统和生活世界的严重分离。现代社会陷入困境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系统控制了生活世界，即“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作为现代文明系统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官僚政治体制，凭借货币和权力这两个媒介，侵蚀原本属于非市场和非商品化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使之金钱化和官僚化，从而引起了生活世界的交往行为被金钱和权力所摄控，生活世界的意义和价值丧失，交往行为的社会整合作用被抵消。同时，科学技术的进步服务于生产的发展，现代文明放逐了早期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和公正这些思想，文化世界荒芜化。既然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病因、现代文明的危机在于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分离、在于生活世界的殖民化，那么克服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拯救现代文明的途径也就在于系统与生活世界的重新协调，其关键在于交往理性的重建。 　　4．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的路径探索。第一，共同的规范标准。哈贝马斯认为规范标准的普遍化原则应该能够为大家普遍接受和遵循。为了论证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必须由共同的、普遍的规范标准来指导，他提出了商谈伦理学。商谈伦理学试图向现代社会提出一个相互理解并为各个交往共同体成员所同意的规范道德体系。第二，选择恰当的语言。在哈贝马斯看来，凡是有交往的地方就会有言语行为的出现，凡是言语行为受到阻碍和被歪曲的地方就不会有合理的交往。人们之间的交谈交往，无非涉及实情、人情和心情三个方面，而这三个方面都得通过相应的语言加以表现，通过语言使交往者、交谈者达到相互理解。语言是交往行为的杠杆和促使交往合理化的关键。为了顺利达到协调行为的目的，在进行对话的时候，对话双方必须选择一种能够让对方了解自己的正确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第三，进行对话活动。交往必须对话，对话就是交往。在对话活动中，交往双方的利益才能被考虑到，交往双方提出的各种要求才可以成为讨论的对象，在民主、平等、和谐的协商氛围中，人们才能在没有任何外在强迫的氛围中充分论证自己的观点。对话是人们达成统一共识的最为有效的办法和最为便利的途径。

哈贝马斯认为知识的产生根源于人类的三种旨趣（利益），相应也有三类知识，否认历史一解释知识、经验一分析知识和技术控制旨趣的统治地位，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为了克服动机危机和信任危机，批判理论必须重视互动过程和沟通过程，只有通过沟通行动才有可能把人类从被统治中解放出来。哈贝马斯的知识旨趣说、技术统治论和沟通行动论等学说，作为综合的社会批判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学者称，“哈贝马斯与霍克海默之间围绕着对“经验与规范”以及“革命”的理解所展开的冲突，只是社会研究所内部诸多矛盾中的一个，仅仅是由于他们二人分别作为法兰克福学派两代人的代表才显得格外引人注意。除了他们之间的代际冲突之外，法兰克福学派内部同辈人之间也是摩擦不断，矛盾重重，先是有：霍克海默与弗洛姆之间围绕着精神分析理论产生了严重的分歧，直至最终分道扬镳，老死不相往来；基希海默（Otto Kirchheimer）和诺曼（Franz Neumann）等人关于“权威国家”的法哲学理论，在霍克海默为社会研究所拟订的总体研究计划中一直被排挤在边缘地位（据说被排挤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概念和霍克海默的好友波洛克的研究兴趣有所抵牾），默默无闻，至今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马尔库塞的激进主义哲学则完全背离了法兰克福学派原初的“理论与实践的同一性”的理论前提等。”

“公共领域”一词最早由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提出的。 A.正确 B.错误 正确答案：A

尽管他所从事的业务跟法兰克福学派是重复的，但他的思想却在一种跟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阿多尔诺、霍克海默、马尔库塞）所采用的迥然不同的框架中发展起来。例如，阿多尔诺认为认识和价值是没有最终的基础的，而哈贝马斯则坚持认为基础的问题（也就是为批判理论提供可靠的、标准的根据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他并且还很关心批判理论的哲学支柱的发展。这就牵涉到重新建设古典希腊哲学和德国哲学的若干中心命题，真理与道义的不可分割性，事实与价值的不可分割性，以及理论与实践的不可分割性。他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这样一个框架结构，它能够兼收并蓄社会科学研究中许许多多显然是互相匹敌的方法，其中包括意识形态批判，行动理论，社会制度分析以及进化理论等等。对于哈贝马斯来说，重新制订批判理论的必要性是由于20世纪历史的发展进程所决定的。俄国革命蜕化为斯大林主义，群众性革命迄今在西方的失败，无产阶级群众没有革命的阶级觉悟，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常性的瓦解——不是变成决定论的、客观主义的科学就是沦为一种悲观主义的文化批判，这一切，都被哈贝马斯看作是现时代的重要特征。此外，他还断言，资本主义社会正在发生许多根本的变化。国家干预在加强，市场得到维护并复原，资本主义变得越来越有组织，工具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仅仅是指采取适当的手段来达到预定的目的）和官僚机构威胁着“公共领域”（指政治生活由公民公开进行讨论这一领域），以及新型的危机倾向正威胁着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合法性。为了对付这些问题，哈贝马斯发展了一种理论方针，一种可以跟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形形色色的学科进行联系的方针。截至目前为止他所作的最基本的贡献有以下这些：对公共领域的形成和瓦解所进行的历史探讨，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现代科学技术的地位所进行的考察，为批判理论制订一种哲学框架，对行动理论的发展，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的类型所进行的分析，以及对社会进化论的重新建设。

我能接受的一些理解:1：效果史原则——既非主观也非客观，而是主客观的融合境界，但过分强调了传统的凝固化影响，偏见能对现在批判，正说明了传统是偏见能发挥作用的重要和唯一场所，传统需要反思，正是反思诞生传统（同意）！2：解释学绝对化语言科学，（我不赞同此观点）——语言是唯一的桥梁（存在走向思的桥梁），没有语言就没有存在之思，有的可能只是事物图像的逻辑或事实联结！3：历史真实在理解中达到是唯心主义（我不赞同），历史正是在理解中创造的！4：最后一点，解释学与意识形态批判的问题（我认为他们都不完全正确）应该是：它们互为来源互为归宿是一体两用。结论：1：解释学摧毁的所谓实证科学的客观性；2：社会科学很不如自然科学精确；3：解释学把一切科学信息转换为社会生活世界的语言即（之于”我“的意识）；4：“不理解”。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使冷战的国际态势成为历史， 一场迅猛而深刻的全球化变革也随之而来。这其中包括经济过程的全球化，即自由市场经济的迅速扩展；也包括政治的全球化，即以美国的自由民主观念为主导的价值观在全球的扩展。美国一直是这场全球化浪潮背后的一个主导力量。然而，市场和民主的推进并非一帆风顺，它们虽然顺利地进入了苏联、东欧等国家的肌体，但在其他一些地区却遇到了阻碍，于是，美国的决策者转向了武装干涉。针对美国的全球主义外交政策，一些国际政治思想应运而生，其中包括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哈贝马斯的普遍主义思想。 哈贝马斯通过评述美国发动的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展现了他的普遍主义国际政治思想。哈贝马斯对这两次看起来相似的战争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从中可以看出他所主张的普遍主义的内涵。 1999年3月24日北约轰炸南斯拉夫后，世界舆论哗然。哈贝马斯在德国的重要报刊《时代周刊》上发表了《兽性与人性：一场法律与道德边界上的战争》一文，明确表示自己支持这场战争。文中的基本观点是：在二十世纪末，国际社会应普遍尊重基本的人权，这是任何国家统治合法性的底线。现代国际社会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应不受民族国家主权至上的约束，以阻止大规模人道悲剧的发生。哈贝马斯认为，科索沃战争是具有合法性的。 首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虽然没有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但“它的干预是作为对一个被迫害的少数种族（以及少数宗教群体）的紧急救援而进行的”。也就是说，战争手段虽不可取，但在事态紧急且无其他更佳选择的情况下，它作为迫不得已的办法可视为正当。他指出，在空袭前几个月，科索沃大约有三十万人受到了残酷的杀戮、恐怖和驱赶。种种迹象表明，在南联盟进行的是对种族的清洗，而美国和欧盟中富有政治责任的成员国有义务保护阿族人的人权不受侵犯。他认可美国干涉的动机，否认战争背后有任何利益的驱动；认为南联盟严重地践踏人民的人权，国际社会可以越过其国家主权进行直接干预。 其次，他为战争提出了第二个合法性理由，即盟军的“空中打击”不同于以往的战争，“外科手术般精确的”空袭可以有效地保护平民不受伤害。然而，用这些为战争辩护显然不具说服力，因为战争必然会造成人民的苦难。此外，他还担心世界强国会以人权为借口而肆意侵犯他国内政，因此，他需要从学理上为此次战争的正当性进行求证，并阐明他所主张的人权政治前提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