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左倾右倾左派右派？

新自由主义是当代西方最重要的经济、政治思潮之一，是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的形式、发展与变化，显示着百年来西方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巨大变化。新自由主义思潮使西方经济、政治思想和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变革。包括保守主义思想在内的形形色色的经济、政治思想几乎都不同程度地带有新自由主义的印记。尤其是社会民主主义理论，费边社会主义理论，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实用主义理论，“福利国家”理论和新保守主义理论，它们的产生或发展过程都与新自由主义密不可分，都从新自由主义理论中吸取营养、择其所需。西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到处可见新自由主义的影子.不仅在政治学、而且在哲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学等学科都存在新自由主义的深刻影响。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已经成为西方诸多国家制定政策的理论依据，从而对全球的经济、政治与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主要有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邓小平思想、老左派思潮、新左派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新儒家思潮、民粹主义思潮。主导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主要思想是“邓小平理论”，是主流的意识形态，“我们现在都是生活在邓小平思想的延长线上”。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绩有目共睹。然而社会上还有很多相反的“声音”，如“老左派”。“老左派”以“四个旋风，两个万言书和两本书”与“邓小平思想”进行了四次主要交锋，“老左派”的抗争，伴随改革开放全过程。接着马立诚先生提出了第三种思潮--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源于上世纪70年末以及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启蒙运动，其核心是对个人价值和尊严的肯定，对个人权利和利益的尊重与保护。这种思想在一定的程度上迎合了一部分人特别是年轻人的价值主张，曾在改革开放之初与主流思想合作。第四种思潮是“新左派”，与“西方接轨”是其典型的特点，多为海外留学归来人士所主导，中坚力量为40岁左右的中青年人。“新左派”的“新”是一种民间疑问，“老左派”强调政府行为。“民主社会主义”是马立诚先生提到的第五种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来源于苏欧的社会主义理论，反对暴力，多党执政，侧重于群体福利，具有“浓浓的社会主义味道”，内部也有很多派别。这几年“民族主义”汹涌澎湃，马立诚先生继续其第六种思潮的阐述。反西方和抵制全球化是“民族主义”最突出的两大诉求。“民族主义”有着非理性的一面。“大陆新儒家”和“民粹主义”是马先生最后提到的两个思潮。“大陆新儒家”认为：“人总离不开信仰和精神支柱，因此儒学复兴顺利成章。”要求把儒学树为官学，以儒教为国教，建立儒家政治制度。“民粹主义”主张极端的平民主义，要求“均贫富”，反对简介民主基础上的代议制民主，要求民众直接参与政治决策过程。“民粹主义”更多的是激情的、浪漫的，非理性的。扩展资料：“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并不意味着当代中国社会思潮只有八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思想界开始进入一个群雄初起的春秋时代”，但毕竟只是“开始进入”，只是“群雄初起”。书中八种“是在当前语境下能够在大众传媒上公开进行论述和博弈的社会思潮”，而非社会思潮全部。不要说那些极端主义与分离主义的暗潮，就是“文革”后公开影响民间社会生活的基督教思潮，也没有包括在述评对象里。参考资料：凤凰网-马立诚：当代中国的八种思潮

新左派 ： 乌有之乡 毛泽东旗帜网 《 读书》杂志 自由主义派： 南方报系 中国自由主义评论网

赵梅 《美国研究》提起“反文化”（counter-culture)一词，人们会很自然地联想起美国60年代的摇滚乐、吸毒、性反常、堕胎、裸奔等迷恋怪癖和追求荒诞的嬉皮文化，以及嬉皮士们在纽约中央公园、旧金山金门公园和纽约郊外伍德斯托克(Woodstock)的昼夜狂欢， 及至以后的“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 、多元文化（muti-culture)及其对主流文化的挑战。 如果严格从字面上理解，“反文化”运动是指美国60年代在青年人当中流行的以反战和反主流文化为特征的一种价值观、文化和生活方式。 第一次将“反文化”归结为以60年代发生在美国社会政治、文化领域的青年人抗议运动为特征的，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海沃德分校（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Hayward)历史学教授西奥多?罗斯扎克。他于1969年出版的《反文化的诞生：反思技术社会及其年轻人的反叛》一书，在嬉皮辍学者和学生中的激进分子这两个分裂的群体中间找到了契合点，那就是反文化，亦即反抗以技术为主体的工业化社会。 在他的定义中，反文化运动是指60年代发生在美国社会的一切抗议运动，既包括校园民主运动、妇女解放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反战和平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同性恋者权利运动等方面的政治“革命”，也包括摇滚乐、性解放、吸毒、嬉皮文化，及神秘主义和自我主义的复兴等方面的文化“革命”。 通常，人们把那些激进的青年学生主张用激进手段进行社会政治改革的运动称为“新左派运动”，而把那些中途辍学、以期通过吸毒、放纵等方式进行的文化反叛，称为“反文化”运动。本文无意在这里做概念上的界定，姑且将60年代发生在政治及文化领域的反抗运动统称为“反文化运动”。这首先是因为，对主流文化、对现存制度的不满与批判，对妇女、对少数民族处境的同情，对和平的渴望，是这两种运动的共同特征，而他们又源出于同样的历史背景。其次，从成员构成上看，很难在两者之间明确区分。不少反文化运动的参加者，同时也是新左派运动的成员。 1964年9月24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年仅22岁的哲学系学生马里奥?萨维奥（Mario Savio）和阿特?戈登堡(Art Goldenberg)等发起并领导了校园“言论自由”运动（Free Speech Movement)，抗议学校当局禁止在校园内谈论民权运动和发表反越战言论。10月1日到2日，加州政府出动国民警卫队前来制止，学生与警察对峙长达32小时，一些学生运动领袖被逮捕， 反文化运动的序幕由此而拉开，以后逐渐蔓延到美国其他所院校及学校以外的地方。1968年，该运动因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遇刺、越战的不断升级而达到高潮。 乍看起来，反文化运动至今没有完结，它因80年代发端于美国高校的多元文化运动而得以延续。但实际上，作为一场以争取民权和反战为目标的反抗运动，它在1975年随着越战的结束而告终。自此以后，反抗运动渐趋平息。这是首先是由于，就社会政治领域的抗议运动而言，运动的一些目标已经实现。美国从越南撤军，反战运动因此而停止。1964年的民权法、1965年的投票权利法和1963年的同酬法在国会获得通过，以及1965年“肯定性行动计划”的提出并实行，深刻地改变了黑人和妇女在美国社会及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虽然黑人反种族歧视的斗争和妇女解放运动此后仍在继续，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在70年代中期暂告一段落。就文化领域的反抗而言，由于嬉皮士们的反抗手段日益激进，运动因逐渐失去了社会的广泛支持而日趋衰落下去。同时，反文化运动参加者年龄的增长也是反抗运动趋于平静的原因之一。到70年代中期，“婴儿潮”头一年出生的人已年届30岁，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他们的注意力开始转向如何面对来自工作和家庭等方面的压力。韦德?克拉克?鲁夫则注意到了冷战对社会思潮向保守主义回归所起的促进作用。他认为，冷战的对峙既激起了美国这场大规模的反抗运动，同时又促使了美国人向保守主义回归。这是因为，冷战的不断升级以及美国在外交上的一系列失败，使不少美国人感到美国所赖以存在的民主制度正在受到威胁，而稳定的家庭生活是美国国家安全所必需的，也是冷战中美国保持对苏优势地位的首要条件。 反文化运动的主要口号是：爱、正义、自由和和平。就运动本身而言，它包涵以下几方面内容：⑴民权运动；⑵ 反战和平运动；⑶文化反抗运动，即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反抗一切现存文化的运动。 当然，每一种抗议运动的发生都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本文所要力图探讨的是美国60年代这场反抗运动的根源。 本课题的研究必然要涉及到的另一个问题是美国“婴儿潮”一代（the baby boom generation)。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自1946年到1964年，美国出现了一次人口高峰。在此期间出生的人被称为“婴儿潮”一代。在“婴儿潮”头十年出生的人，60年代抗议运动发生时他们大多就读于高中或大学，是抗议运动的主体。因此，反文化运动的发生与这一代人的成长环境密切相关。

传统的就不在这里说了，当代的主要有三：一、文化保守主义由于自“五四”以来中国主流学界将中国失败、腐烂的账最终算在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身上，以保住守住儒家文化那些有价值的东西，并力图用它们来建构中国人的生命和意义系统为主要特征的文化保守主义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边缘地位。虽然这种历史的原因只有返回到当初的特定情境才能够客观地进行分析，但它的破坏力还是使文化保守主义背负了太多的历史包袱而备受不公正的责难。二、自由主义 　　 　　自1998年“浮出水面”以来，在7年时间的“公开言说”中自由主义已经占领了越来越多的思想地盘，虽然现在由于它的一些自我解构和极端化言论已经导致了它的分化以及许多原本支持它的力量的反弹。但不管怎样，起码到目前为止，它在民间和学界都居于主流地位。它的强劲势头甚至使我们不能不展开这样的想像：它或许会主导中国未来的政治格局。相对于文化保守主义和新左派而言，它的优势是不言而喻的：既没有必须对过错和负面影响负责的历史包袱，又具有一个力量相当强大的国际背景。三、新左派 　　 　　新左派与自由主义原本是在新启蒙运动中并肩战斗的兄弟，他们的分道扬镳只能归结为中国社会转型刺激的结果。1992年，“南巡讲话”使市场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合法性。改革的负效应日益凸显，“经济自由”和“政治专制”的结合终于形成了一种“形左（意识形态）实右（政策）”的格局。这种格局将一切原本似乎都可以作出准确判断的东西都弄得畸形残缺，面目模糊而难以辩认。在这种资本主义与专制主义混淆不清、自由既可能是权力资本的自由而平等也被视为有回归“平均主义”时代倾向的混乱局面中，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对立格局应运而生。

1、保守党前身为托利党，1833年改为现名1912年国家统一党与之合并，称保守统一党，简称保守党。创始人是罗伯特·皮尔（著名英国首相）。1868年起同自由党轮流执政，逐渐变为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和贵族利益的代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与自由党联合组阁。2、英国工党1900年 2月由职工大会（即总工会）发起创立,初称劳工代表委员会,由隶属于职工大会的工会组织和费边社、独立工党以及社会民主联盟组成。1906年改称工党。3、自由民主党自由民主党于1988年，由成立于1859年的自由党和短暂存在的社会民主党合并而成（两党于合并前就已结为政治同盟数年）。内外政策主要是在原自由党政策的基础上进行调整，对内较强调经济发展与社会正义之间的平衡，重视分配领域的“公平”问题以及环境、生态的保护。4、社会民主党1981年3月26日成立。创立人是从工党中分裂出来的 4名右翼人士。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参加者多数是公司经理、职员、企业管理人员、自由职业者和私人开业者。5、共产党1920年 7月31日由不列颠社会党、社会主义工党和南威尔士共产主义者委员会合并组成。成立后即加入第三国际，成为第三国际的英国支部。1936年，组织英国支队赴西班牙参加反对F.佛朗哥的战争。随后，又开展了声援中国抗日战争和反对A.N.张伯伦的“绥靖”政策，要求同苏联结成和平同盟的运动。参考资料：百度百科-英国政党

马尔库塞说，在当代资本主义的“单面社会”和“全面异化”的社会中，人性受到普遍的压抑。因而这种社会必然要导致革命。但他又认为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已经过时。为此，他提出了一种新的革命理论。1、关于革命的目的马尔库塞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革命的根本目的是人的实现和人的解放，而不是为了改变贫困状态，过上富裕的生活。否则，今天（2008年）的西方发达工业社会根本就不需要革命。因此，革命的动因不是要求改变贫困，追求物质享受，而是在于人们要求自我实现。克服各种形式的异化，争取最高形式的自由。马尔库塞指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虽然生活富裕，但受压抑和异化却更严重了。在技术控制、民主政治的面纱背后所显现出的现实是全面的奴役。人的尊严的沦丧，以及“舒适、温和、合乎情理且民主的不自由”。马尔库塞还说“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是受到抬举的奴隶，但他们毕竟还是奴隶。因为是否是奴隶既不是由服从。也不是由工作难度，而是由人作为一种单纯的工具、人沦为物的状况来决定的”。因此，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2、关于革命的社会力量马尔库塞说，由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无孔不入的意识控制，工人阶级已经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否定力量”变成了“肯定力量”。从而在主观上已经失去了其革命作用。因此，应当从工业社会势力范围之外，即从“单向度社会”这个大染缸之外的社会势力中去寻找革命力量。现在革命的历史使命便落在第三世界的被压迫者和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的“新左派”身上。所谓“新左派”马尔库塞指的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流浪者和被遗弃者。别的各种族别的肤色的受剥削者和受压迫者、失业者和不能被雇佣者的阶层，以及青年知识分子、大学生。他还强调，新左派运动本质上是知识分子运动。他说，革命有赖于一个新的主体的出现……那就是担负着生产过程中愈来愈显得属于要害任务的社会阶级。即技术和科学的知识分子，这些人转过来使传统工人阶级的意识活跃化，而学校和大学生中的那些未被同化的知识青年，则是这个发展中的催化剂。

关于左派和右派，大概是没有明确定义的。我曾经见过一篇文章，把中国现在的政治势力或者说思想界分为三派，还有两个极端——极左和极右。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政治的手使这两派突显得相当醒目，两派在当时可以列为两个等式，即：左派=革命=好的，右派=反革命=坏的。但是，那时候两派不仅自封，也可以由别人指定，说你是左派你就是左派，说你是右派你就是右派，左派和右派也未必就一定代表好或者坏，右派变成左派也可以杀人不眨眼，左派变成右派也可能会死得很惨。感谢上帝，“文革”时候我还小，左派不会要我，右派纸糊的高帽子扣我头上也还太大，我初涉书本童言无忌冒冒失失的语言文字也被父母用各种方法挡在门里并撕毁于纸篓之中，烧毁于炉塘之内。“文革”结束，天下归于一派，都是左派，所不同的是，原先的左派许多被定为极左，原先的右派几乎全部平反扶正。但我看到，过去许多倾左的都在思考左的问题，过去许多右派一旦上来却也压迫新生。那时候我已经长大了，我就更不想归于哪一派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看了些书，又上得网去，知道了“新左派”一词，经常又有朋友站在我身边指着电脑显示屏上一些文章作者的名字说，这是新左派，这也是新左派，这个名词在我的头脑中也就越放越大了。由于历史缘故，新左派中的那个“左”字总有些刺激我，但看了一些新左派的文章，觉得他们既与“文革”时所谓左派不同，也和从“文革”一路“左”过来或早年曾“右”后来又“左”的人不一样。听说美国知识界也有左派，又听说美国的左派恰恰很能自觉站在政府、体制、社会以及其他权力机器的对面为民众、为公理、为一些弱势的人说几句话，再加上近些年来我到底还是读了一些中国新左派的文章，发现他们确与我们过去认为的左派不一样，他们的文章确有一些很好的思考，这就从我的头脑中为左派重塑了形象。既有新左派，那么就该有新右派吧，但又不见有人提及。新左派也好，新右派也好，都应是人身外的东西，他们所应关注的都应是人，都应是生命生存和生活是否合理和幸福，这是一个组织和派别在这世上有无存在价值的最高标准。即使我具备了一定的资格和水平，倘有机会降临给我，让我加入一个什么组织或派别，我也仍是不愿意。人之跻身于人类世界，已然有许多不自由了，再加入一个什么组织或派别，那将更少许多自由，这是不由你说了算的。不加入什么组织，不加入什么派别，这可以使你对任何组织保有赞美的权力，这也可以使你对任何派别保有批评的自由。赞美好的，批评恶的，这种权力和自由是人世间很可宝贵的东西，没有这些，人类世界将不能前行，倘不被金属的东西钳制住，我愿保有这一权力和自由。世间组织派别众多，应该有人站在他们外面对他们有所关注，听他们之所说，看他们之所行，该赞美时赞美，该批评时批评，标准无它，只要他们的所说所行是对众生和众生的前途有利的，我们就该将我们由衷的赞美献给他们，只要他们的所说所行对众生和众生的前途是不利的，我们就不能放弃自己批判的权力，而一旦有人只图一己私利去损害和耽误众生和众生的前途，不管他是以什么名义，不管他是抱有什么目的，为名也好，为利也好，我们都应从批判之外另拿出我们的诅咒施之于他们身上。在这里可以套用一句毛泽东的话，你今天为大众的利益做了些事，你就是伟大的，你明天不为大众的利益做事甚至做了有损于大众的事，你就不是伟大的，而且是可鄙可诅咒的。我看世间的一切组织和派别，我看世间的一切伟人，便是以此作为最重要的标准。当然，一个人应该捍卫自身的权益，这又是不矛盾的。

1、政治观点不同：左派是指走社会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右派是指走自由资本主义道路的人。2、代表人群不同：左派为无产阶级革命派，指站在地位比较低的阶级一边的人，站在大多数民众的立场上的，就是左派。右派为资产阶级反动派，指站在地位比较高的阶级一边的人，站在少数精英阶层的立场上的，就是右派。3、主张内容不同：左派通常主张积极改革，主张把旧的意识形态和制度革除，从而建立新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反对派一般自认为左派；右派一般较为保守，主张稳妥、秩序、渐进、缓慢的改革方式，强调维护旧有传统，保皇党一般自认为右派。4、范围不同：左派通常包含进步主义、社会主义、世界主义、绿色政治、共产主义、社会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左翼专制主义、世俗主义、平等主义、左翼民粹主义、反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而右派通常包含保守主义、反动主义、民族主义、传统主义、资本主义、右翼专制主义、神权政治、自由意志主义、保守自由主义、右翼民粹主义以及法西斯主义。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左派和右派

法兰克福学派 当代“新马克思主义”中影响最大的一 个流派。因其活动中心在德国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 市而得名。这个流派发端于本世纪20年代初期。当时，在 俄国十月革命和欧洲工人运动影响下，为了研究迫切的 社会问题，总结工人运动经验，由具有进步倾向的费列克 斯·威尔发起并出资，在法兰克福成立了一个社会研究 所。刚开始，研究所由于缺乏明确的研究方向，对各种不 同观点兼容并蓄，理论脱离实际，学院气太重，在理论上 并没有多大作为和影响。法兰克福学派的真正形成和发 展，则是在1930年霍克海默尔就任研究所所长之后。霍克 海默尔针对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法西斯主义抬头， 决定把哲学和社会学结合起来，以研究“社会哲学”作为 研究所的中心任务，克服过去单纯研究哲学、忽视社会现 状的偏向。他主持创办了《社会研究杂志》，从不同学科领 域招揽了一批年轻有为的研究人员，如卜洛克、格罗斯 曼、阿道尔诺、马尔库塞、弗罗姆、洛文塔尔等，先后被吸 收参加了该研究所工作。在希特勒上台前夕，研究所及其 主要成员几经周折，迁居美国，坚持对法西斯主义批判。 战后应西德政府之邀，霍克海默尔和阿道尔诺等人于 1949—1950年返回德国，研究所积极开展学术活动，同实 证主义社会学展开论战，在国内外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 响。在长期的学术研究和论争中，法兰克福学派围绕社会 哲学著书立说，吸收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现象学、人 格主义等资产阶级哲学，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社会批判理 论”。该学派从哲学、社会学、法学、心理学、文学艺术等方 面，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和考察。其主要 理论论题，大体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从理性主义出发，从道义上对法西斯“独裁国 家”进行了批判。法兰克福学派多数成员，是犹太人，亲身 经受过希特勒反动政权的迫害，对法西斯主义极端憎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侨居美国对法西斯主义进 行了多方面的揭露和批判。但除个别人之外，其主要代表 人物都是以理性主义为理论出发点，不是把法西斯主义 归因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而是把它看作“理性衰退”的 产物和“专横个性”的表现。霍克海默尔和阿道尔诺合著 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阐述了启蒙精神怎样“由于自身 的内在逻辑而转到了它的反面”，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利 用科学技术进步对人的操纵控制，主张通过对“工具理性 批判”来消除各种形式的异化。马尔库塞在《理性和革命》 一书中，把理性作为裁判一切的尺度，强调理性对现实的 否定作用，批判了实证主义哲学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护。 但这种批判离开了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不仅显得软弱无 力，甚至抹杀法西斯主义同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的区别， 把当时反对法西斯的苏联、美国同希特勒德国相提并论， 一律当作“独裁国家”加以抨击。从此该学派对马克思主 义开始表现出一种明显的离异倾向，并对人类前景存在 着浓厚的悲观主义情绪。 （二）搞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综合”，从心 理学角度分析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病态。法兰克福学 派一些成员认为，马克思提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的原理，并对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作了深刻分析，但对存在 如何决定意识，以及意识形态如何能动地反作用于经济 基础，却没有说明，因而具有“经济主义”和“机械决定论” 缺陷。为了“弥补”马克思主义这个“不足”，他们吸收弗洛 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某些观点，力图把社会学与心理学、理 性与非理性、历史唯物主义与心理结构理论、社会因素与 心理因素结合起来，对资本主义作更全面的批判。马尔库 塞的《爱欲与文明》一书，接受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 念，把“爱欲”本能看作人的本质，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最 大弊害正是对于人的“爱欲压抑”。所以，人的解放最根本 的就是人的本质的解放，也即“爱欲的解放”。“爱欲解放” 归根到底还是劳动解放，也就是消灭“异化劳动”，废除资 本主义制度。此外，弗罗姆在这方面的专门研究更是著称 于世。他通过对人性和性格结构的分析，认为在社会历史 过程中形成的“社会性格”和“社会无意识”，作为经济基 础和意识形态之间的“中间环节”，乃是联结二者的纽带， 从而可“填补”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空白”。该学 派这些重要人物在社会心理学方面的一些独到之见，是 值得重视的。但是，他们企图以此来搞弗洛伊德主义和马 克思主义的“综合”，通过“本能革命”、“心理改革”来消灭 资本主义异化，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三）考察了科学技术进步的社会后果，揭露了当代 资本主义对人民统治的特征。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在当代 发达工业社会，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和生产自动化发展，人 们的物质生活和劳动条件得到了改善，但人们并没有摆 脱异化之苦，相反，“现实构成了一种更高的异化阶段”， 使“异化了的主体被其异化的存在所吞没”。物质生活的 改善是以人的革命精神丧失、牺牲自己的人格和尊严为 代价的。资本主义对人的统治不仅采取政治恐怖手段，而 且还利用科学技术进步形成的“合理化”原则来阻止人民 参与政治，使工业社会成了“技术统治的极权社会”。在文 化方面，统治阶级竭力使精神产品“商品化”和“标准化”， 通过现代化的传播媒介，无孔不入地控制人们“内心自 由”这块唯一的“私人天地”。当代一切标志文明的东西， 既是人们控制自然界而使自己获得解放的工具，同时又 是一部分人奴役另一部分人的手段。压抑性的社会管理 技术性越强、越合理化，受管理的个人摆脱奴役状态就越 加困难。马尔库塞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全面统治下，无产 阶级已失去革命批判精神，同资本主义“一体化”了，解放 人类的任务只能由具有批判意识的青年知识分子来完 成。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进步已经成为剩余价值的 “独立来源”，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也就失去了意义。总之， 按照他们的观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革 命理论，都因科学技术发展所引起的资本主义新变化而 “过时”了。这种观点普遍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反 驳。 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的多方面的考察和分析， 表现了一种积极的批判精神，在理论方面也有一些值得 研究的合理见解。但它坚持抽象的人本主义立场，用弗洛 伊德主义去“改造”马克思主义，否定科学技术的革命意 义，反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却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 的。 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观点，反映了西方左翼知识分 子对当代资本主义统治的不满情绪，在60年代后半期曾 一度成为“新左派”运动的思想武器，使该学派一时名声 大振。然而，它的理论观点并不能给人们摆脱资本主义统 治指出任何行之有效的途径，而且它的许多主要代表人 物都对青年学生和工人的造反行动持反对态度。所以，随 着“新左派”运动的退潮，法兰克福学派也就开始出现了 分化和瓦解。目前，它的后继者寥若晨星，整个学派很不 景气，可以说已是日渐走下坡路了。

1960年以来美国的保守主义社会运动 保守主义的社会运动指保守派思想家从象牙塔走入社会，通过指导和建立政治组织和宗 教组织、利益集团/政治行动委员会、基金会、思想库等来扩大保守主义思想在社会和政治 上的影响。这场社会运动内容比较广泛，涉及经济/财政保守主义运动、社会/文化的保守主 义运动、联邦主义运动、自由意志运动等，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文化的保守主义运动，主 要有"新右派"和"宗教右派"运动。"宗教右派" 虽然与"新右派"关系密切，但由于它 的领袖主要是各教派的布道者，既有福音派，又有新教原教旨主义；既包含天主教正统派， 又有犹太教正统派，因而它比"新右派"具有更多的神学色彩 。此外，"新右派"与"宗教 右派"所处的时代不同，"新右派"主要活跃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 ，而"宗教右派"则更 加活跃于八九十年代和21世纪的当前 。 正如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老右派"是三十年代的"老左派"的对立面一样，七八十 年代的"新右派"是六十年代的"新左派"的对立面。"老右派"与"老左派"的对立主要 是由于经济问题而产生的；而"新右派"与"新左派"的分歧则是由一系列的社会文化问题 而引起的。新右派本来在六十年代就已开始酝酿，但它在七八十年代才崛起，它对社会和政 治的影响比"新左派"滞后。自1962年在校园中成立的"民主社会的学生"（Students for Democratic Society，简称SDS）组织开始，"新左派"在六十年代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社会运 动，如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反战运动、反文化运动、性解放运动，他们对社会的批评及这 些运动的发展，促使民主党控制的国会通过了一系列改变历史的法律，如民权法案、战争授 权法案等；他们支持的总统候选人休伯特*汉弗莱、乔治*麦戈文分别在1968、1972年两 次大选中获得民主党的提名，然而，他们的影响在70年代后日渐式微。而在保守主义思想 家如小威廉*巴克利指导下、于1960年在校园中成立"为自由的美国青年"（Young Americans for Freedom, 简称YAF）的右派学生组织，直到80年代才解体；这一组织的学生大多出身 于是共和党人的家庭，他们对共和党沾上自由主义不以为然，认为共和党内的自由主义没有 "保守"古典自由主义所尊奉的自由、传统和秩序；

左派思想前卫，是倾向于改革主张社会变革以达到进步的人，而右派一般是保守势力，倾向于满足目前状态而不主张改革。像郭沫若等老一辈文学家不是常被称为“著名的左翼作家”云云的吗？ 呵呵，我不是搞社会和历史研究的，错误的望批评指正。

1960年代是一个十分奇特而又重要的时代。 　　196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向第二次现代化过渡，苏联等国正在进行第一次现代化，中国则刚刚开始第一次现代化。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大现代化模式都处于深刻转型（或改革）的关键时期，第三世界诸国多数正处于争取独立或确立发展模式阶段。 　　1960年代，特别是其后期，西方世界在经历战后20多年的发展和繁荣之后，普遍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动荡和发展迟缓。第三世界的迅速崛起震撼了世界，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革命运动不断高涨，武装斗争波澜壮阔，捷报频传。美国的侵越战争激起了全世界和平正义力量日益高涨的反战、反帝运动。美国国内的反战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妇女运动、反传统运动愈演愈烈。《法国1968：终结与开端》一书中写到：“‘六十年代"是美国人权、新左（派）运动的同义语。”以1968年震动世界的法国学生运动为代表的学生工人运动席卷多数发达国家，主要发达国家里一片激烈的造反之声，激进的造反者甚至已在设想“后资本主义”的新秩序。在思想文化领域里，西方发达国家1950年代初发端并盛极一时的以麦卡锡主义为代表的右翼保守主义思潮已成强弩之末，后现代主义异军突起，左翼思潮在不长的时间里席卷西方主要国家，西方新左派的影响迅速扩大。西方左翼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1960年代又是社会主义阵营和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分歧和冲突公开化的时代。由于在如何看待战后资本主义制度、如何认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如何认识战争与和平等问题上分歧的发展，196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严重的争论以至分裂。在西方国家，由于不满“老左派”一味追随苏联的种种做法，以及认为传统理论缺少解决当时西方现实问题的能力，“新左派”应运而生并不断壮大，在当时的各种社会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960年代，苏联虽经历了领导人的不正常交替，但自1950年代开始的改革仍在继续进行。至1960年代末，改革的力度已大不如前，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时期”已现端倪。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后，东欧各国不思进取的保守主义上升，改革的进程明显放慢。 　　1960年代中期，中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场面和对巴黎公社精神的召唤使第三世界和西方左翼热血沸腾。 　　总之，1960年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一个激进的年代，一个激情迸发的年代。它是如此纷乱噪杂，又是如此和谐统一，起码从世界现代化的进程来看。只有对这十年有一个全面、概略的掌握，才能对当时各种事件进行有意义分析；才能知道当时能做到什么，不能做到什么；才能知道什么任务是能向当时的人们提出的，什么是不能的；才能知道1970年代后的许多事情为什么会那样产生和发展。

新右派（the New Right）与新左派都是一种社会运动，而新右派乃是相对于“老右派”而产生。其理论基础以哈耶克（F. Hayek）、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思想为基本。新右派与老右派、新保守主义比较不同的是他们的行动力、进取性和民众主义的风格，新右派认为，公民不能完全控制政府，国家虽然希望将福利最大化，但由于国家也是参与者，基于自利心的原因，市场失灵不但不能矫正，反而有政府失灵的状况产生。

法兰克福学派 法兰克福学派 当代“新马克思主义”中影响最大的一 个流派。因其活动中心在德国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 市而得名。这个流派发端于本世纪20年代初期。当时，在 俄国十月革命和欧洲工人运动影响下，为了研究迫切的 社会问题，总结工人运动经验，由具有进步倾向的费列克 斯·威尔发起并出资，在法兰克福成立了一个社会研究 所。刚开始，研究所由于缺乏明确的研究方向，对各种不 同观点兼容并蓄，理论脱离实际，学院气太重，在理论上 并没有多大作为和影响。法兰克福学派的真正形成和发 展，则是在1930年霍克海默尔就任研究所所长之后。霍克 海默尔针对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法西斯主义抬头， 决定把哲学和社会学结合起来，以研究“社会哲学”作为 研究所的中心任务，克服过去单纯研究哲学、忽视社会现 状的偏向。他主持创办了《社会研究杂志》，从不同学科领 域招揽了一批年轻有为的研究人员，如卜洛克、格罗斯 曼、阿道尔诺、马尔库塞、弗罗姆、洛文塔尔等，先后被吸 收参加了该研究所工作。在希特勒上台前夕，研究所及其 主要成员几经周折，迁居美国，坚持对法西斯主义批判。 战后应西德政府之邀，霍克海默尔和阿道尔诺等人于 1949—1950年返回德国，研究所积极开展学术活动，同实 证主义社会学展开论战，在国内外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 响。在长期的学术研究和论争中，法兰克福学派围绕社会 哲学著书立说，吸收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现象学、人 格主义等资产阶级哲学，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社会批判理 论”。该学派从哲学、社会学、法学、心理学、文学艺术等方 面，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和考察。其主要 理论论题，大体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从理性主义出发，从道义上对法西斯“独裁国 家”进行了批判。法兰克福学派多数成员，是犹太人，亲身 经受过希特勒反动政权的迫害，对法西斯主义极端憎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侨居美国对法西斯主义进 行了多方面的揭露和批判。但除个别人之外，其主要代表 人物都是以理性主义为理论出发点，不是把法西斯主义 归因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而是把它看作“理性衰退”的 产物和“专横个性”的表现。霍克海默尔和阿道尔诺合著 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阐述了启蒙精神怎样“由于自身 的内在逻辑而转到了它的反面”，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利 用科学技术进步对人的操纵控制，主张通过对“工具理性 批判”来消除各种形式的异化。马尔库塞在《理性和革命》 一书中，把理性作为裁判一切的尺度，强调理性对现实的 否定作用，批判了实证主义哲学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护。 但这种批判离开了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不仅显得软弱无 力，甚至抹杀法西斯主义同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的区别， 把当时反对法西斯的苏联、美国同希特勒德国相提并论， 一律当作“独裁国家”加以抨击。从此该学派对马克思主 义开始表现出一种明显的离异倾向，并对人类前景存在 着浓厚的悲观主义情绪。 （二）搞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综合”，从心 理学角度分析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病态。法兰克福学 派一些成员认为，马克思提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的原理，并对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作了深刻分析，但对存在 如何决定意识，以及意识形态如何能动地反作用于经济 基础，却没有说明，因而具有“经济主义”和“机械决定论” 缺陷。为了“弥补”马克思主义这个“不足”，他们吸收弗洛 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某些观点，力图把社会学与心理学、理 性与非理性、历史唯物主义与心理结构理论、社会因素与 心理因素结合起来，对资本主义作更全面的批判。马尔库 塞的《爱欲与文明》一书，接受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 念，把“爱欲”本能看作人的本质，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最 大弊害正是对于人的“爱欲压抑”。所以，人的解放最根本 的就是人的本质的解放，也即“爱欲的解放”。“爱欲解放” 归根到底还是劳动解放，也就是消灭“异化劳动”，废除资 本主义制度。此外，弗罗姆在这方面的专门研究更是著称 于世。他通过对人性和性格结构的分析，认为在社会历史 过程中形成的“社会性格”和“社会无意识”，作为经济基 础和意识形态之间的“中间环节”，乃是联结二者的纽带， 从而可“填补”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空白”。该学 派这些重要人物在社会心理学方面的一些独到之见，是 值得重视的。但是，他们企图以此来搞弗洛伊德主义和马 克思主义的“综合”，通过“本能革命”、“心理改革”来消灭 资本主义异化，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三）考察了科学技术进步的社会后果，揭露了当代 资本主义对人民统治的特征。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在当代 发达工业社会，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和生产自动化发展，人 们的物质生活和劳动条件得到了改善，但人们并没有摆 脱异化之苦，相反，“现实构成了一种更高的异化阶段”， 使“异化了的主体被其异化的存在所吞没”。物质生活的 改善是以人的革命精神丧失、牺牲自己的人格和尊严为 代价的。资本主义对人的统治不仅采取政治恐怖手段，而 且还利用科学技术进步形成的“合理化”原则来阻止人民 参与政治，使工业社会成了“技术统治的极权社会”。在文 化方面，统治阶级竭力使精神产品“商品化”和“标准化”， 通过现代化的传播媒介，无孔不入地控制人们“内心自 由”这块唯一的“私人天地”。当代一切标志文明的东西， 既是人们控制自然界而使自己获得解放的工具，同时又 是一部分人奴役另一部分人的手段。压抑性的社会管理 技术性越强、越合理化，受管理的个人摆脱奴役状态就越 加困难。马尔库塞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全面统治下，无产 阶级已失去革命批判精神，同资本主义“一体化”了，解放 人类的任务只能由具有批判意识的青年知识分子来完 成。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进步已经成为剩余价值的 “独立来源”，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也就失去了意义。总之， 按照他们的观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革 命理论，都因科学技术发展所引起的资本主义新变化而 “过时”了。这种观点普遍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反 驳。 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的多方面的考察和分析， 表现了一种积极的批判精神，在理论方面也有一些值得 研究的合理见解。但它坚持抽象的人本主义立场，用弗洛 伊德主义去“改造”马克思主义，否定科学技术的革命意 义，反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却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 的。 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观点，反映了西方左翼知识分 子对当代资本主义统治的不满情绪，在60年代后半期曾 一度成为“新左派”运动的思想武器，使该学派一时名声 大振。然而，它的理论观点并不能给人们摆脱资本主义统 治指出任何行之有效的途径，而且它的许多主要代表人 物都对青年学生和工人的造反行动持反对态度。所以，随 着“新左派”运动的退潮，法兰克福学派也就开始出现了 分化和瓦解。目前，它的后继者寥若晨星，整个学派很不 景气，可以说已是日渐走下坡路了。

就是所说的左派 右派一般来说，右是指思想落后于实际，不能随变化了的情况前进，企图开历史倒车的思想和行为。在政治上往往表现为或是反动的、投降的或是悲观的、保守的。这种思想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被称为右派。如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我党公开反对的是国民党右派分子。后来又出现了对反革命势力妥协退让而葬送革命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与右相对的左，是指革命的、思想进步的，如德国十一月革命的领导者斯巴达克团，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派，是德国共产党的前身。又如国民党内部积极支持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何香凝、廖仲恺等都是国民党左派。在文化战线上，积极投身革命的是“左翼作家联盟”。 今天中国知识分子所分成的左派和右派的定义类似19世纪的概念。当代中国的左派是指“新左派”，右派被称为“自由派”，在中国，左派信仰马列，毛泽东思想，走社会主义公平路线，反对剥削。而右派则崇尚官僚资本主义，自由资本主义，主张全盘西化，走三权分立，议会制等。右派主张中国走外围资本主义及买办资本主义。而左派则注重于发展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主张人人平等，消灭剥削的。两者的主要争论是前者主张公平高于自由，后者主张自由高于公平。

经济历史事件：美国经济增长出现了一个被西方经济学家称之为“黄金时代”的时期。主要内容：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经过“黄金时代”的发展，从1961年的5233亿美元到1971年的10634亿美元。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政府注重以解决就业问题来促进生产和消费，并保持财政预算平衡。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分别提出“新边疆”和“伟大社会”施政纲领，把大规模赤字财政最为经常性政策，以降低失业率、促进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从20世纪60年代起美国经济便开始逐步被金融寡头所掌控，美国由此走向衰退，从一个奋发向上的国家，变成靠剪“外国羊毛”而剥削别国为生。扩展资料：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的头二十多年，美国经济虽然发展了，位于世界各大国之首，但其国内民众普遍不满，被统称为“进步主义运动”的各种民众运动风起云涌。它们的目标多种多样：实现食品安全、争取工人权益、要求妇女平等地位、反对腐败等等。从1919年春开始，美国物价飞速上涨。与战前比，1920年上升了105%。通货膨胀与其他因素一起带来了严重的罢工浪潮。在强大的社会运动的推动下，美国政府把改革放到自己工作的首位。美国政府采取的最主要改革措施是实现税收改革和落实反托拉斯法。美国司法部一直不遗余力地起诉垄断企业。最大的成果是1911年美国最高法院下令解散庞大的石油和烟草垄断企业。美国政府不断地改善行政机构，增加制度供给，加强对市场的监督。地方政府则进行市政管理改革。从建立委员会制到实行市政经理制，既减少腐败也提高专业管理水平。1944年7月1日，在美国新罕布什州布雷顿森林召开的国际会议签订了《布雷顿森林协定》。它通过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奠定了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通过建立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的前身）为美国支持它国经济建设，实际上也是促进本国生产创造了条件。关贸总协定和布雷顿森林协定奠定了美国的世界经济霸权。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美国的世界经济霸权从何而来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美国经济

“左”倾（“Left” deviation）(Leftism) 左倾是指政治上追求进步、同情劳动人民的倾向。而带引号的“左”倾，则是政治思想上超越客观，脱离社会现实条件，陷入空想、盲动和冒险的倾向。“左”倾思想表现为急于求成，主观地夸大革命力量，轻视敌人力量和客观困难，在革命和建设中采取盲动的冒险的行动；或者在革命组织内部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政策；或者在同盟军问题上实行关门主义，打倒一切。“左”倾思想如果形成为系统完整的路线并在实践中执行，便成为“左”倾机会主义或叫“左”倾冒险主义。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曾出现过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1931～1934年，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在党内统治长达4年之久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理论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完备，影响最深，危害最大。在社会主义时期，1957～1976年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过程中发生的错误行为，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左”倾和右倾一样都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因此既反对右，也反对“左”。 右倾 Right deviation 政治思想上，认识落后于实际，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变化、前进，甚至违背客观发展规律的倾向。右倾思想如果形成为系统完整的路线，并在实践中贯彻执行，便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在政治斗争中往往放弃原则，牺牲无产阶级根本利益而求得妥协，又叫右倾投降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原则，在革命斗争中过高估计敌人力量，过低估计革命力量，不敢积极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斗争，坐失有利时机，甚至悲观失望，退却逃跑。北伐战争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表现为不是放手发动工人、农民起来斗争，而是放弃党的领导权，致使党不能组织有力的斗争。抗日战争初期，曾经犯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王明，在只要联合，不要斗争，“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以退让求联合的思想指导下又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把抗日领导权交给蒋介石，严重影响了江南新四军的发展。右倾和“左”倾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都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它们虽是从两个各不相同的极端出发，但思想基础都是主观主义，因此在一定条件下，两者可以互相转化。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斗争中，既反对“左”倾，也反对右倾。

三大社会思潮影响当代中国方宁编者注：因为开始的改革开放，中国人的思想的广泛影响力的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新三个社会思想，集中体现在中国，独特的表达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的感情和愿望的群体在急剧变化的时代，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和冲突。 自由主义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和私有财产权利的顶部，发挥培育新类的奶妈和发言人的作用;民族主义的强烈质疑未来的挑战全球化的姿态，给中国的自由主义的内在逻辑选择问题，“新左派”继承从世界的主流思想询问现代的批判性话语风格，将反映在传统的社会主义批判资本主义，西化趋势熔于一炉。所有的思想有其历史渊源及学术背景，有两个主要的差异密切相关，相互的显示品质。本文注释3岁的思想及其相互关系，试图展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跌宕起伏分化，退起伏的图片，帮助读者深入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和变化。 26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积极的社会智力空前的26年。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1978年底，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和开放。在这四分之一的世纪中，中国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中国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乃至政治制度，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已经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变化自然地反映在了中国人民的精神领域，特别是中国人对年轻一代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代中国的思想和文化部门是像一个“万花筒”的世界中，所有社会学的思想流派几乎都能找到它的踪迹。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真正形成了广泛的影响，但不是很多的意识形态构成社会思潮，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新左派”最有影响力的三大社会思潮值得关注的。 “当代社会思想，在思想和文化领域的反映社会现实，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表现的精神。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新左派”三突出思想，以反映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反映了不同行业，不同的群体在一个急剧变化的社会情感，经验，和他们的愿望。 相关的社会思想和社会生活中可以把握的三重意义。 思想生发的问题。在社会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矛盾是各种社会思潮的驱动力，问题和矛盾，促使人们去思考，去鼓励人们寻求解决方案，并最终导致社会意识形态的形成和发展。 站在决策的概念。任何社会的思想从来都不是一个单一的，面对同样的社会现实，思想反映，但必须改变。共存的各种想法，反映人的意志和愿望的不同位置和体验不同的反对。 公开放映的想法。面对社会问题和矛盾，人群将有很多的想法和概念，但最终形成的广泛流行，被称为社会思想。社会思想的最集中，思路清晰反映某些社会群体的利益。社会思想，社会实践的大背景下，广泛地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心理，适应人的经验的共鸣与他们的人接受。 社会思想始终存在和发展两个层面上，第一个是社会和心理的形式，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心理倾向的社会意识。社会思想的水平，只能理解掌握社会调查中，被调用的统计显着性的社会思想，社会思想中的第二个层次的思想具有一定的观察，思维和概括能力以及掌握一定的知识分子的权利说话，质量意识的概括和表达，他们是社会思潮表示。社会思想的性能水平，为各种学说，理论，被称为文学对社会的思想。社会思想出现的思想家，理论家的著作，学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代表思想，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促进思想，但任何思想家，理论家认为，讲话在思想本身是不一样的。社会思想有其自身的内部逻辑和外部边界。 三当代中国社会思想的社会，有现实的基础。同时，他们也是在社会实践的反馈，反应不容忽视的社会现实，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透视当代社会思潮，更深入的认识和了解，过去和现在的中国社会社会思潮的角度，可以

把霍尔种族化，即深描霍尔的“黑”皮肤，把种族“身份”及其觉醒建构为贯穿霍尔作为学者的一生的内在逻辑，是新旧世纪之交人们理解霍尔的主流看法。这种看法的问题在于:没有充分认识霍尔“身份”政治学的适用对象，对此理论进行了不恰当的挪用;没有充分认识霍尔学术研究的介入性质，夸大了个人早期经历对其学术思想发展的影响;存在本质主义的还原论倾向，试图找到一个本质的霍尔或霍尔的本质。正确理解霍尔需要抓住三个关键词:抵抗、开放性和接合，同时回到他所身处其中的社会历史及其流变中去。关键词:霍尔;英国新左派;文化研究;“身份”政治学斯图亚特·霍尔(1932—2014)是学术场域中的切·格瓦纳。他的学术形象或者“身份”是多重的:20世纪50年代后期，他是第二代英国新左派中的风云人物;六七十年代，他致力于文化研究的开拓，被视为伯明翰学派的奠基者和真正的“文化研究之父”;80年代，他率先批判撒切尔政权，是“撒切尔主义”概念的始作俑者;80年代末期以后，他开始反思自己的有色人种、移民“身份”，强力推动了“身份”政治学和文化多元主义的异军突起。这些“身份”的差异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人们很难找到一种可以将它们内在统一起来的线索。那么，应当怎样正确理解霍尔的“身份”呢?本文拟做一些初步思考。一“黑”皮肤无法构成霍尔的“本质”霍尔是“黑”皮肤的、来自牙买加的有色人种。在1987年以前，他涉及种族、移民问题的言论屈指可数，更重要的是，那些言论的对象都是那些处于社会冲突漩涡中的下层有色人种移民，与作为知识精英的他本人无关。在1987年的短篇自传材料《最小的自我》一文中，时年55岁的霍尔第一次正面谈论了自己的有色人种出身和移民身份。在此后的文章和访谈中，他还曾多次回到这个主题，最系统的叙述当属1992年他与中国台湾学者陈光兴所做的访谈《流离失所:霍尔的知识形成轨迹》(1996年公开发表)。正是在此七八年间，霍尔“接合”阿尔都塞、福柯、德里达以及法农、赛义德等人的理论，重新阐释种族等概念，建构了自己的“身份”政治学，继而大力鼓吹文化多元主义，捍卫、争取作为西方社会中少数族裔有色人种的文化权力。墙内开花墙外香。霍尔的自述激发了美国文化研究学者格兰特·法雷德的强烈兴趣。法雷德来自种族隔离的南非，同样是“黑”皮肤，当时正在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加勒比文学。1996年，他基于对霍尔自述的诠释提出:尽管长期压抑自己的早期个人记忆，但加勒比的种族、肤色和阶层冲突却内在地塑造了他的自我，他作为学者的一生，就是逃离加勒比但又最终回归加勒比的辩证过程，或者说就是变成黑人、重新意识到自己是黑人的辩证过程〔1〕。法雷德的观点无疑是新颖而具有吸引力的:首先，他提供了一种具有内在一致性的阐释，将霍尔碎片化的学术历程、学术“身份”缝合到一起，满足了人们的认知需求;其次，他的阐释有“理”，即用霍尔自己建构的“身份”政治学来阐释霍尔自己的形成与发展;再次，他的阐释有“据”，即用霍尔自己的话来叙述关于霍尔自己的故事;最后，他的阐释顺应了当时正在汹涌发展的后殖民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浪潮，具有显而易见的“政治正确”性。所以，法雷德的观点一经出现就迅速流传开来，成为新旧世纪之交人们理解霍尔的主流看法。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观点在霍尔生活的英国同样很有市场。在第一本专论霍尔的著作《斯图亚特·霍尔》(2003)中，从事文化研究的英国学者克里斯·罗杰克说:“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试图探索霍尔学术兴趣转移的复杂线索，据此我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必须正视霍尔在牙买加的成长经历。”〔2〕47在一年后出版的《斯图亚特·霍尔》(2004)中，英国学者詹姆士·普罗科特也认定起源即本质，“霍尔拒绝去面对的加勒比童年生活却指示出了它们本身对其后来思想发展的重要影响，最显著的一点或许就是塑造了他对阶级、种族和身份政治的理论关注。”〔3〕5而在同年出版的《认识斯图亚特·霍尔》(2004)中，曾访谈过霍尔的英国学者海伦·戴维斯也说:“虽然霍尔不是以对族性与种族的思考作为他工作的起始的。不过，他的工作本身就是一个漫长的(自我)发现之旅。”〔4〕3对于被赋予的这种“黑”皮肤新“身份”，霍尔自己怎样看呢?从零星渗透出来的信息看，霍尔的反应是“失望”〔5〕473。他显然不认为自己的新族性理论、“身份”政治学，可以直接运用于对其学术“身份”、学术历程的诠释。那么，这种把霍尔种族化的做法究竟问题何在呢?霍尔及其支持者并没有能够给出明确系统的解答。从思想史研究的角度看，这种做法存在以下必须正视的问题:第一，没有充分认识霍尔“身份”政治学的适用对象，对此理论进行了不恰当的挪用。在霍尔那里，“身份”是主体与话语权力斗争、妥协的产物，是处于话语权力控制下的主体的自我想象:“它们(身份认同)源于对自我的叙事化。尽管这一过程的本质必然是虚构的，不过绝不会破坏它的话语的、物质的或政治的功效，即便是身份得以‘缝合到故事里"的归属部分处于想象(以及象征)之中，因而总是部分地建构在幻想之中，或者至少建构在幻想领域之中。”〔6〕4在“身份”政治学中，霍尔“接合”了诸多同时代理论，其中最重要的当属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很清楚，福柯揭示与批判的是话语权力对大众的控制，他本人并不在被控制的大众之列。霍尔的“身份”政治学揭示与批判的则是西方主流(白人)文化对普通有色人种移民的控制，他本人同样不在此之列。因此，试图用霍尔自己的“身份”政治学来诠释他自己的“身份”形成，是一种不恰当的甚至非法的挪用。第二，没有充分认识霍尔学术研究的介入性质，夸大了个人早期经历对其学术思想发展的影响。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影响下，20世纪20年代以后，人们在传记研究中开始重视对传主早期生活经历的发掘与揭示，以期找到理解其后来思想发展的钥匙。这种做法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已经得到充分证明。不过，在后来的传记实践中，时常有人喜欢对传主的早期经历进行过度探索与考据，千方百计从中找到决定传主后来思想发展的“秘密”。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显然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精神分析是病理学而非生理学，并不是所有人的早期经历都对其后来的思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总的看来，霍尔始终是以自己的学术研究作为干预社会不公、推动社会向更合理状态发展的介入手段。他的思想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保持着极强的敏感性。在这种情况下，过分强调其牙买加童年经历，有本末倒置之嫌。第三，存在本质主义的还原论倾向，试图找到一个本质的霍尔或霍尔的本质。关注霍尔种族“身份”的学者大多具有文化研究或者后殖民研究的背景。在哲学观念上，他们都是反本质主义的，都否定事物存在先验的普遍的永恒本质。但在研究霍尔的过程中，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却以改头换面的方式重新控制了他们，因为他们不过想证明:“黑”皮肤就是霍尔的本质，不管怎样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压抑，霍尔最终还是获得了自己的本质，即发现自己的“黑”皮肤，成为一名黑人!毋庸置疑，霍尔最终确实成了一名黑人，不过，这绝非先验本质的实现，而是自我学习、自我建构的产物:“事实上，‘黑人"也从不仅仅出现在那里。在精神上、文化上和政治上，它一直是一个不稳定的身份。同时，它也是一个叙述、一个故事、一段历史。它是一个被建构出来的、被讲述的、被谈论，而不是简单地被发现的东西……黑人身份是一个需要被学习，并且只能是在某个特定时刻学习的身份。”〔7〕45二理解霍尔的三个关键词霍尔的多元“身份”让人联想到他非常偏爱的一个词“不做保证的”(withoutguarantees)。该词出自1983年一篇文章的标题，霍尔用它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尽管确实是从给定的物质条件中生成的，但意识形态绝非经济基础之线性的、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的产物，这一方面是因为意识形态是按照自身的发展和演化规律不断生成和转化出来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意识形态始终向实践和斗争的历史发展保持着自己的开放性〔8〕83。人们———包括霍尔自己———后来发现，霍尔自己不就是“不做保证的”吗?他不是一粒有着先定“本质”的“种子”，而是一台具有无限可能性的PC裸机，始终在探测时代的问题，根据问题“接合”最有效的资源，“安装”自我;进而根据时代的变化、问题的转换，自我“格式化”，重新“接合”，“重装”上阵。正因为如此，霍尔才会拥有如此不同的“身份”!要想理解“不做保证的”霍尔，必须把握三个关键词。首先是抵抗。霍尔一生都活动在学术场域中，以学者或者知识分子的身份名世。不过，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而是葛兰西所说的“有机知识分子”。霍尔的朋友萨义德曾评论说:“葛兰西力图表明，在社会中履行知识分子作用的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传统知识分子……另一类是有机知识分子，在葛兰西看来，这类人与阶级或事业紧密相关，而这些阶级或事业则使用他们来组织利益、赢得更多的权力、获得更多的控制。……有机知识分子积极介入社会……扩大自己观念的影响力。”〔9〕4作为有机知识分子，尽管从来没有踏入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场域，但霍尔的学术研究却具有鲜明的政治性质，其实质是作为政治的学术实践，或者作为学术实践的政治。由此出发重新审视霍尔丰富多彩的学术历程就能看出，尽管他的“身份”是多重的，但绝不是碎片化的，因为不管他的“身份”如何流变，有一种东西始终没有改变，这就是他对当代资本主义体制或者说权力的抵抗。这实际上也就是霍尔始终之为霍尔的“源代码”。其次是开放性。在霍尔的同时代人中，持类似抵抗立场的有机知识分子还有不少。为什么只有霍尔的“身份”会如此多变呢?这就涉及霍尔一贯秉承的开放性立场。作为有机知识分子，霍尔始终向实践和斗争的历史发展保持着自己的开放性，根据实践和斗争的需要确定自己的学术研究课题。换言之，他主要是根据抵抗实践的需要来决定自己的学术研究课题:哪里存在抵抗，他就奔赴哪里开展研究;随着实践和斗争的历史发展，抵抗的阵地转移了，他也就随之转移，重新开始研究。他的多变多元学术“身份”就是在这种不断运动的“游击战”中逐渐建构并累积下来的。最后是接合。接合是霍尔从拉克劳、墨菲那里借用过来的一个术语，其本意是用来解释意识形态及其斗争的形成为什么具有偶然性，而不是永远必然的、被决定的、绝对的、本质的〔10〕140。这个术语可以同样有效地解释霍尔自己的理论与方法体系的形成与不断变迁。作为一个学者，霍尔否定存在可以包治百病、适用于所有问题的万能工具、万能方法，即便某些理论、方法经证明具有更大的适用性，也不意味着它们能够无条件地适用于日新月异、剧烈变化着的实践和斗争。面对变化了的研究对象，他认为，最恰当的选择就是自觉进行理论和方法上的调整，找到并运用最适合的工具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所以，他对同时代的理论始终保持高度的开放性，根据任务的需要，具体地因而有时是偶然地将各种理论、方法接合起来，构成一个暂时的统一体。霍尔这种做法的缺陷是不可避免的，即他对某些被接合起来的理论、方法的理解、运用难免存在偏差甚至是错误，不过它的思想激励作用却更是让人有目共睹的:“这种开放性为后来的文化理论研究者提供了广阔的理论可能空间。正是这种卓尔不群的风格一直吸引着众多人们走向霍尔的著作。”〔11〕28三图绘霍尔的身份了解霍尔“身份”建构的基本机制后，再反观他多姿多彩、多元多变的一生，就不难看出:不断变化着的是“身份”，始终不变的则是霍尔对时代潮流的敏锐把控和驾驭，他犹如一位驭浪而行的神灵，始终屹立在同时代左派思想的潮头。因此，要想真正把握住霍尔的“身份”，就必须回到他所身处其中的社会历史及其流变中去。霍尔出身于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的牙买加首府金斯顿的一个有色人种中产阶级家庭，其家族的种族成分高度混杂。他在当地一家精英中学接受了完整的英国式教育，后于1951年获得罗氏奖学金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攻读文学学位。在1992年的访谈中，霍尔打破沉默，第一次详细叙述了自己的家事及早年经历，其中专门叙及其姐姐因为黑人男友不被家庭接受而诱发精神疾患，进而整个人生都毁了。言谈之间，霍尔充满自责。把霍尔种族化的倾向就是建立在对这种延迟回忆和自责的过度诠释上的。事实上，完整阅读霍尔关于自己早期经历的叙述，基本可以看出:第一，肤色、种族、社会阶层等诸多问题都对霍尔早期经历有所影响，但所有这些能够施加影响的关键在于他的主体性很强，“我觉得自己更像是一个独立的牙买加男孩。但是，在我家的文化中，这样的主体位置根本无立锥之地。”〔10〕487第二，作为主体性觉醒的自然成果，霍尔形成了明确的反殖民主义的政治意识，这是他早期思想发展的主导语境〔10〕489。第三，真正让他决定自我“流散”的原因与其说是他的“黑”皮肤，倒不如说是他渴望逃避支配欲强烈的母亲对自己的控制〔10〕491，寻找属于自己的人生。也就是说，早期经历培育出来的绝不是霍尔的所谓种族意识，而是其后来贯彻终生的抵抗意识。1951年至1957年，霍尔生活在牛津。在那里，除了文学研究，他也参加社会主义俱乐部的活动，结识了一批像他一样来自大英帝国边缘地带的青年左派知识分子，共同学习马克思主义、研读年长一辈左派知识分子的新著、探讨时局问题，政治立场和理论立场日益明确。1956年英国新左派运动兴起后，他积极参与其中，并于1957年搬迁到伦敦。同年，他与朋友共同创办了《大学与左派评论》杂志，一举成名，成为第二代新左派中的翘楚，有力推动了新左派运动的发展。和当时的其他第二代新左派一样〔12〕，他也基本认同第一代新左派确立的政治立场和理论立场。不过，他此时也已经展现出了一些与众不同的精神气质与思想特征。首先，他具有惊人的理论直觉，能够见微知著，敏锐地把握到尚未充分暴露出来的重大理论主题。在1957年出版的《识字的用途》中，理查德·霍加特在描述了丰裕社会的来临、大众文化的兴起等对英国工人的阶级意识和文化身份认同的影响后，提出一个引发新左派热议的假设:“我们正在成为文化上的无阶级。”〔13〕142当时大多数新左派都批判该假设，但他却力排众议，撰写《无阶级的观念》一文对此进行了理论论证〔14〕26－33〔15〕153－171，并主导《大学与左派评论》开创性地实现了对青年文化、亚文化、城市规划、电视广告、艺术批评、电影评论、工人阶级分化、教育改革等一系列新兴大众文化现象和相关社会问题的研究，为文化研究随后的大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学术准备。其次，他具有极强的反思能力和批判性，主张以开放的方式对待马克思主义。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本身就需要审视的传统，并且它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面对不断变化的资本主义现实，新左派必须与时俱进，引入新的资源，发现新的理论，建构新的战略。再次，他的理论视野开阔，善于学习、接受、运用新的理论资源。这一点在《无阶级的观念》中得到很好的体现。最后，他具有非凡的人格魅力，能够求同存异，团结、领导同道达成使命。他领导下的大学与左派评论》取得了巨大成功，这种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团结了不同代际、不同立场的作者为杂志撰稿。事实上，他也是将第一代、第二代新左派联系起来的一个重要桥梁。正因为如此，1959年《大学与左派评论》和《新理性者》合并重组为《新左派评论》，他被任命为新刊物的第一任主编〔16〕。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大学与左派评论》时期，人们熟悉的、作为有机知识分子的霍尔已经形成了。1958年，霍尔放弃关于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1843—1916)的博士论文写作，全力转向对当代大众文化的研究。1961—1964年，他在伦敦大学切尔西学院讲授电影与媒体研究课程。1964年，他与电影制片人帕迪·沃纳尔合作出版《流行艺术》一书。在该书中，他沿着霍加特和雷蒙·威廉斯开辟的理论道路，拒绝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二元对立，坚持从大众文化本身出发来理解、考察大众与流行文化之间的关系，并强调这种关系已经以因为流行音乐和电视的爆炸式增长和青少年文化的扩散而变得越来越有意义、越来越重要。在同时代人只看到流行文化的意识形态控制时，他则发现了其中的抵抗可能性〔17〕273。基于霍尔在这一时期的创造性研究，即将发生工作调动的霍加特邀请霍尔加盟自己创办的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先后任代理主任(1964—1968)、主任(1969—1979)。正是在这一时期，霍尔领导一批更年轻的新左派学者从第一代新左派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出发，接合了西方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葛兰西)、结构主义、符号学等诸多当代理论资源，对当代传媒、青年亚文化、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现代国家、历史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以及阶级与性别之间的关系等现实问题进行跨学科研究，反复探寻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政治抵抗的可能空间，在创立伯明翰学派的同时，也使自己成为真正的“文化研究之父”。1979年，霍尔转往开放大学任社会学教授。同年，撒切尔领导下的保守党取得出人意料的大选胜利，开始了保守党的长期执政。缺乏足够民意基础的保守党为什么能够赢得选举?当时正经历葛兰西转向的霍尔认为，除了工党执政记录不佳外，关键在于保守党着力进行意识形态霸权建构，瓦解了1945年以后支撑工党的社会共识基础，实现了社会价值观的翻转。为此，他在开放大学开设了“国家与社会”课程，组织了一个新的学术共同体，基于对后福特主义的批判性审视，对19世纪以来英国的历史、现实及其政治本质进行了系统分析，从而使他发明的“撒切尔主义”术语获得了充足的内涵。那么，霍尔为什么要如此深入系统地研究撒切尔主义呢?答案就在于，他希望工党或者说广义的左派能够“向撒切尔主义学习”〔18〕271－283，及早摆脱困境，赢得自己艰难的振兴。这是霍尔最靠近传统政治的一个时期。1987年，也就是撒切尔主义批判尚未结束之际，霍尔发表了短篇自传材料“最小的自我”，拉开了“身份”政治学建构的序幕。那么，他为什么会在此时转向种族问题呢?历史地看，1948年，为了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英国开始从加勒比等殖民地大规模输入黑人劳工移民。霍尔在20世纪50年代末已经观察到了黑人移民与英国主流(白人)社会之间的零星摩擦、冲突，但基本保持了缄默。一种符合其当时理论立场的解释是，他似乎认为这些冲突是阶级问题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因而其将随着阶级问题的解决而解决。不过，随着数量的迅速增长，60年代末期以后，黑人移民与主流(白人)社会的冲突日益频繁和激烈。移民、种族由此成为英国社会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因此，在70年代的文化研究中，霍尔不可避免地触及移民、种族问题，并在1978年的《监控危机》中，深刻、系统地揭示了霸权在种族冲突、种族身份建构中的重要作用。80年代以后，随着保守党政府的长期执政，以工人阶级运动为代表的传统左派政治运动逐渐衰落，而以非政治的社会认同(种族、性别、生态等)为目标的新社会运动却异军突起，取代传统的工人阶级运动，成为抵抗资本主义的主要斗争形式。通过对撒切尔主义的批判性研究，霍尔实际上得出了一个悲观但却现实的结论，即资本主义国家依旧强大，即将来临的90年代还是一个资本主义的“新时代”:“资本依然是全球性的，并且今天更胜以往。不仅如此，与之相伴而生的旧的不平等依旧在决定人们的生活经验，限制所有人群、所有阶级以及所有共同体的希望与忧愁。与新时代一起出现的，正在生产出新的社会分裂、新的不平等和剥夺权力的形式，它们将原有的形式都覆盖了。”〔19〕17在这种新的时代条件下，转向自己与之息息相关的种族、移民问题，从中找寻到新的可能的抵抗空间，就成为霍尔的不二选择。基于这种历史性的、绝非先在必然的选择，霍尔建构出了自己的最新(后)一个、与其“黑”皮肤直接相关的“身份”。

影响当代中国的三大社会思潮房 宁编者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思想界出现的影响广泛的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新左派”三大社会思潮，集中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矛盾与冲突，鲜明表达了不同社会阶层、群体在急剧变动的时代的感受与愿望。自由主义立足于市场经济和私有产权之上，扮演着哺育新阶级的乳母和代言人的角色；民族主义则以挑战全球化内在逻辑的姿态，对自由主义给予中国未来选择发出强烈质疑；“新左派”承袭世界主流思潮的考问现代性的批判性话语风格，将反思传统社会主义与批评资本主义、西化潮流熔于一炉。每一种思潮都有它的历史渊源与学术背景，彼此间呈现出既有重大分歧又有密切关联的特质。本文通过岁三大思潮及其相互关系的评析，试图展现当代中国思想界沉浮分化、进退起伏的图景，帮助读者深入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与变迁。改革开放的26年，是中国社会思想界空前活跃的26年。 1978年底，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在这四分之一的世纪里，中国发生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中国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乃至政治体制都已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巨大的社会变迁自然也反映到中国人的精神领域，对中国人尤其是对年轻一代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代中国的思想文化界犹如“万花筒”，世界上所有的社会学说、思想流派几乎都能在中国找到其踪影。但改革开放以来，真正能在中国社会形成广泛影响、构成社会思潮的思想意识却并不很多，其中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新左派”最具影响，是值得人们关注的三大社会思潮。当代中国的社会思潮，是社会现实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反映，是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精神表现。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新左派”等三大思潮突出而集中地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反映了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在一个急剧变动的社会中的感受、经验以及他们的愿望。关于社会思潮与社会生活的关联可以从三重意义上加以把握。思想生发于问题。社会中存在的各种重大问题和矛盾是社会思想的原动力，问题与矛盾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去寻求解决方案，并最终导致了社会思想意识形态的形成和发展。立场决定观念。任何一个社会的思想观念从来都不是单一的，面对同样的社会现实，思想反映却一定是多种多样的。多种思想观念并存，反映了人们因立场和经验不同而产生的相互区别对立的意志和愿望。公众筛选思潮。面对社会的问题与矛盾，人群中会产生许多想法与观念，但最终能形成具有广泛性、流行性，称得上社会思潮的并不多。社会思潮是那些最能集中和鲜明地反映部分社会群体利益的思想观念。社会思潮以社会实践为宏大背景，广泛反映群众的社会心理，与人们的经验相契合，与之共鸣，为之接受。社会思潮总是在两个层面上存在和发展，首先是社会心理形态，即群众的社会意识中的共同心理倾向。这一层面的社会思潮只能通过社会调查统计加以了解把握，可称之为统计意义的社会思潮；社会思潮的第二个层面是观念形态的，主要通过具有一定观察、思考与概括能力的并掌握一定话语权知识分子，将群众意识进行概括和表达，他们是社会思潮的表述者。这一层面的社会思潮表现为形形色色的学说、理论，可称之为文献意义上的社会思潮。社会思潮中涌现出的思想家、理论家们的著述、学说，从一个侧面反映所代表的思潮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和推动着思潮，但任何思想家、理论家的思想言论都不能等同于思潮本身。社会思潮有着自身的内在逻辑和外部边界。流行于当代中国的三大社会思潮都源自社会，具有现实的基础。同时，它们又反馈于社会实践，反作用于社会现实，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透视当代中国的社会思潮，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和认识中国社会的过去和现在；透视社会思潮，可以帮助人们预见中国社会的未来

　　英国现代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主要派别。主张在新的历史时期维护资产阶级个人自由，调解社会矛盾，维护资本主义制度。　　发展概况 19世纪70年代，英国经济危机严重，为适应资产阶级新的政治要求，T.H.格林首先提出了既坚持英国自由主义传统，又实施国家干预，充分发挥国家作用的新理论。90年代以后，英国自由党内外很多自称“集体主义者”的激进知识分子，主张建立平等、合作的新社会，要求国家在减少日益严重的失业和贫困现象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他们从格林的著作中寻找行动的理论依据。“新自由主义”成为他们所推崇的理论的代名词。最早的新自由主义者代表人物多为牛津大学的教授、学者和研究人员。20世纪初，新自由主义逐渐成为英国官方政策的重要基础，其影响遍及英伦三岛并扩展到西欧，引起西方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的深刻变化。两次世界大战严重阻碍了新自由主义在欧洲的传播，但它的思想原则却在北美得到了体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50～60年代，“福利国家”政策在西方国家兴盛，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也不断扩大。70年代随着“福利国家”政策的破产，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渐趋衰微。　　基本内容 新自由主义以道德学说为理论基础，认为人是道德的存在物。每个人在维护个人权益时应促进社会和谐，人们只有彼此互助才能加快社会发展，实现共同幸福。新自由主义强调个人自由，但不再是消极地反抗旧制度、否定国家干预的自由，而是具有主动精神、富于创造力、倡导新秩序的“积极的”自由；减少贫困、饥饿、伤残、疾病、愚昧种种社会弊害是实现积极自由的重要条件。个人能力的发挥促进个人自由的增长，加快社会自由的发展。发展了的社会自由又有助于个人自由的完善。新自由主义主张扩大国家的干预作用。国家要为个人自由的发展扫除障碍，创造更多 、更好的有利条件。国家权力的加强和运用，可以使政府积极作为，为公民提供更多的社会福利和保护，增强抵御社会弊害的能力。新自由主义强调公民的社会义务，要求个人维护国家。个人只有为国家强盛、社会和谐和公共福利作出贡献，承担更多的义务，才能丰富和发展自己。新自由主义反对帝国主义，认为帝国主义是战争、征服、专制的同义语，是资本主义非正常发展的结果，具有掠夺性和寄生性。它扼杀自由，破坏民主，践踏权利。然而，帝国主义只是一种政策 ，通过实施种种社会改良措施，削减社会矛盾，通过加强伦理道德教育，增强友爱互助和合作团结，可以避免帝国主义的出现，消除其危害。　　影响 新自由主义影响了社会民主主义、费边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实用主义等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政策的重要理论基础，是西方现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治思潮中重要的派别。

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哲学家、美学家、法兰克福学派左翼主要代表，被西方誉为“新左派哲学家”，著有《爱欲与文明——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哲学探讨》、《单向度的人》、 《理性与革命》、《批判哲学研究》等。《单向度的人》 是马尔库塞最著名的作品，它的核心就是批判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这部作品为他在60年代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他被媒体称颂为“新左派之父”,成为了美国和欧洲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

革命情绪再次弥漫于欧洲，但已经不如昔日强烈，而且没有产生暴力革命。由于战争期间担起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领导角色，诸如法国和意大利等国的共产党提高了它们的地位，而且得到民意支持，在1940年代后期的选举中得到显著的成功，而且通常能成为第二大党，但从未能取得执政地位。在东欧的共产党虽然取得选举胜利，但被认为只是一场秀而已。在1960年代至1970年代期间，全球各地爆发起义，加上中国大陆的文化大革命，西方的新左派、民权运动，具战斗精神的黑豹党，以及在各地类似的、带武装的“解放阵线”组织，以至稍有起色的劳工运动—有一段时期，世界革命似乎不但是可能，而且即将到来。所以当时有一句流行话：“东方已红，西方也预备好了” （The East is Red, and the West is Ready）。但这股激进潮流很快就在80、90年代保守主义的反扑和中国和平发展之中又一次消退了。在马克思理论中，列宁的“工人贵族论”和帝国主义理论，以及托洛茨基的“被扭曲的工人政权”（虽然两者未必毫无联系）等都为世界革命尚未发生提供了解释。

激进女性主义于1960年代出现，它来自新左派，又脱离了新左派。由于新左派中的女性成员不满新左派社会主义者和民权团体对她们的态度，发起成立了强烈认同当代女性运动的一个派别。她们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并不是男权制的唯一源头，在所有的经济制度下，女性地位都是低下的，无论社会主义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她们关注女性地位低于男性的问题，关注男权制的深层结构。她们认为：只有消灭男权制才能达到女性运动的目标。在男权制结构内部提高女性地位只会延续统治制度和不平等。

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观点，反映了西方左翼知识分 子对当代资本主义统治的不满情绪，在60年代后半期曾 一度成为“新左派”运动的思想武器，使该学派一时名声 大振。然而，它的理论观点并不能给人们摆脱资本主义统 治指出任何行之有效的途径，而且它的许多主要代表人 物都对青年学生和工人的造反行动持反对态度。所以，随 着“新左派”运动的退潮，法兰克福学派也就开始出现了 分化和瓦解。目前，它的后继者寥若晨星，整个学派很不 景气，可以说已是日渐走下坡路了。

传统的思想流派就不在这里说了，当代的主要有三：一、文化保守主义由于自“五四”以来中国主流学界将中国失败、腐烂的账最终算在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身上，以保住守住儒家文化那些有价值的东西，并力图用它们来建构中国人的生命和意义系统为主要特征的文化保守主义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边缘地位。虽然这种历史的原因只有返回到当初的特定情境才能够客观地进行分析，但它的破坏力还是使文化保守主义背负了太多的历史包袱而备受不公正的责难。二、自由主义 　　 　　自1998年“浮出水面”以来，在7年时间的“公开言说”中自由主义已经占领了越来越多的思想地盘，虽然现在由于它的一些自我解构和极端化言论已经导致了它的分化以及许多原本支持它的力量的反弹。但不管怎样，起码到目前为止，它在民间和学界都居于主流地位。它的强劲势头甚至使我们不能不展开这样的想像：它或许会主导中国未来的政治格局。相对于文化保守主义和新左派而言，它的优势是不言而喻的：既没有必须对过错和负面影响负责的历史包袱，又具有一个力量相当强大的国际背景。三、新左派 　　 　　新左派与自由主义原本是在新启蒙运动中并肩战斗的兄弟，他们的分道扬镳只能归结为中国社会转型刺激的结果。1992年，“南巡讲话”使市场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合法性。改革的负效应日益凸显，“经济自由”和“政治专制”的结合终于形成了一种“形左（意识形态）实右（政策）”的格局。这种格局将一切原本似乎都可以作出准确判断的东西都弄得畸形残缺，面目模糊而难以辩认。在这种资本主义与专制主义混淆不清、自由既可能是权力资本的自由而平等也被视为有回归“平均主义”时代倾向的混乱局面中，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对立格局应运而生。

马尔库塞说，在当代资本主义的“单面社会”和“全面异化”的社会中，人性受到普遍的压抑。因而这种社会必然要导致革命。但他又认为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已经过时。为此，他提出了一种新的革命理论。1、关于革命的目的马尔库塞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革命的根本目的是人的实现和人的解放，而不是为了改变贫困状态，过上富裕的生活。否则，今天（2008年）的西方发达工业社会根本就不需要革命。因此，革命的动因不是要求改变贫困，追求物质享受，而是在于人们要求自我实现。克服各种形式的异化，争取最高形式的自由。马尔库塞指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虽然生活富裕，但受压抑和异化却更严重了。在技术控制、民主政治的面纱背后所显现出的现实是全面的奴役。人的尊严的沦丧，以及“舒适、温和、合乎情理且民主的不自由”。马尔库塞还说“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是受到抬举的奴隶，但他们毕竟还是奴隶。因为是否是奴隶既不是由服从。也不是由工作难度，而是由人作为一种单纯的工具、人沦为物的状况来决定的”。因此，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2、关于革命的社会力量马尔库塞说，由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无孔不入的意识控制，工人阶级已经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否定力量”变成了“肯定力量”。从而在主观上已经失去了其革命作用。因此，应当从工业社会势力范围之外，即从“单向度社会”这个大染缸之外的社会势力中去寻找革命力量。现在革命的历史使命便落在第三世界的被压迫者和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的“新左派”身上。所谓“新左派”马尔库塞指的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流浪者和被遗弃者。别的各种族别的肤色的受剥削者和受压迫者、失业者和不能被雇佣者的阶层，以及青年知识分子、大学生。他还强调，新左派运动本质上是知识分子运动。他说，革命有赖于一个新的主体的出现……那就是担负着生产过程中愈来愈显得属于要害任务的社会阶级。即技术和科学的知识分子，这些人转过来使传统工人阶级的意识活跃化，而学校和大学生中的那些未被同化的知识青年，则是这个发展中的催化剂。3、关于革命的战略马尔库塞既反对改良主义走议会道路，又不主张暴力革命，而是主张用一种“非暴力的反抗”取代议会斗争和暴力革命。他把这种“非暴力的反抗”称为“大拒绝”:不仅拒绝资产阶级用科学技术来奴役人民。而且要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切统统加以拒绝。由于这种“大拒绝”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使革命获得成功，它是一种持久的行动。所以，马尔库塞又把这种革命方式称为“穿越机构或体制的长征”，且这种革命模式的基础、战略和目标都与苏联十月革命的模式有着根本的区别。它是一种以解放爱欲、解放艺术、解放自然为革命目标的乌托邦设计。

这个世界上有两派，一个是左派，一个是右派，“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政治的手使这两派突显得相当醒目，两派在当时可以列为两个等式，即：左派=革命=好的，右派=反革命=坏的。但是，那时候两派不仅自封，也可以由别人指定，说你是左派你就是左派，说你是右派你就是右派，左派和右派也未必就一定代表好或者坏，右派变成左派也可以杀人不眨眼，左派变成右派也可能会死得很惨。 感谢上帝，“文革”时候我还小，左派不会要我，右派纸糊的高帽子扣我头上也还太大，我初涉书本童言无忌冒冒失失的语言文字也被父母用各种方法挡在门里并撕毁于纸篓之中，烧毁于炉塘之内。“文革”结束，天下归于一派，都是左派，所不同的是，原先的左派许多被定为极左，原先的右派几乎全部平反扶正。但我看到，过去许多倾左的都在思考左的问题，过去许多右派一旦上来却也压迫新生。那时候我已经长大了，我就更不想归于哪一派了。 20世纪90年代末期，看了些书，又上得网去，知道了“新左派”一词，经常又有朋友站在我身边指着电脑显示屏上一些文章作者的名字说，这是新左派，这也是新左派，这个名词在我的头脑中也就越放越大了。由于历史缘故，新左派中的那个“左”字总有些刺激我，但看了一些新左派的文章，觉得他们既与“文革”时所谓左派不同，也和从“文革”一路“左”过来或早年曾“右”后来又“左”的人不一样。 听说美国知识界也有左派，又听说美国的左派恰恰很能自觉站在政府、体制、社会以及其他权力机器的对面为民众、为公理、为一些弱势的人说几句话，再加上近些年来我到底还是读了一些中国新左派的文章，发现他们确与我们过去认为的左派不一样，他们的文章确有一些很好的思考，这就从我的头脑中为左派重塑了形象。 既有新左派，那么就该有新右派吧，但又不见有人提及。新左派也好，新右派也好，都应是人身外的东西，他们所应关注的都应是人，都应是生命生存和生活是否合理和幸福，这是一个组织和派别在这世上有无存在价值的最高标准。即使我具备了一定的资格和水平，倘有机会降临给我，让我加入一个什么组织或派别，我也仍是不愿意。人之跻身于人类世界，已然有许多不自由了，再加入一个什么组织或派别，那将更少许多自由，这是不由你说了算的。不加入什么组织，不加入什么派别，这可以使你对任何组织保有赞美的权力，这也可以使你对任何派别保有批评的自由。 赞美好的，批评恶的，这种权力和自由是人世间很可宝贵的东西，没有这些，人类世界将不能前行，倘不被金属的东西钳制住，我愿保有这一权力和自由。世间组织派别众多，应该有人站在他们外面对他们有所关注，听他们之所说，看他们之所行，该赞美时赞美，该批评时批评，标准无它，只要他们的所说所行是对众生和众生的前途有利的，我们就该将我们由衷的赞美献给他们，只要他们的所说所行对众生和众生的前途是不利的，我们就不能放弃自己批判的权力，而一旦有人只图一己私利去损害和耽误众生和众生的前途，不管他是以什么名义，不管他是抱有什么目的，为名也好，为利也好，我们都应从批判之外另拿出我们的诅咒施之于他们身上。 人，置身于这世间，既与人与诸种事物相接触，就总会有痛痒，有冷热，有人类共有的万种感觉，面对一己的痛苦和悲酸若能耶稣般隐忍沉默那当然很让人惊叹，但若能耶稣般悲悯大众的痛苦而代大众呻吟并能为减轻大众的痛苦、增加大众的幸福做些什么，那却是更伟大的，那不是神性，那恰恰是最崇高最伟大的人性。 在这里可以套用一句毛泽东的话，你今天为大众的利益做了些事，你就是伟大的，你明天不为大众的利益做事甚至做了有损于大众的事，你就不是伟大的，而且是可鄙可诅咒的。我看世间的一切组织和派别，我看世间的一切伟人，便是以此作为最重要的标准。 当然，一个人应该捍卫自身的权益，这又是不矛盾的。

关于左派和右派，大概是没有明确定义的。我曾经见过一篇文章，把中国现在的政治势力或者说思想界分为三派，还有两个极端——极左和极右。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政治的手使这两派突显得相当醒目，两派在当时可以列为两个等式，即：左派=革命=好的，右派=反革命=坏的。但是，那时候两派不仅自封，也可以由别人指定，说你是左派你就是左派，说你是右派你就是右派，左派和右派也未必就一定代表好或者坏，右派变成左派也可以杀人不眨眼，左派变成右派也可能会死得很惨。 感谢上帝，“文革”时候我还小，左派不会要我，右派纸糊的高帽子扣我头上也还太大，我初涉书本童言无忌冒冒失失的语言文字也被父母用各种方法挡在门里并撕毁于纸篓之中，烧毁于炉塘之内。“文革”结束，天下归于一派，都是左派，所不同的是，原先的左派许多被定为极左，原先的右派几乎全部平反扶正。但我看到，过去许多倾左的都在思考左的问题，过去许多右派一旦上来却也压迫新生。那时候我已经长大了，我就更不想归于哪一派了。 20世纪90年代末期，看了些书，又上得网去，知道了“新左派”一词，经常又有朋友站在我身边指着电脑显示屏上一些文章作者的名字说，这是新左派，这也是新左派，这个名词在我的头脑中也就越放越大了。由于历史缘故，新左派中的那个“左”字总有些刺激我，但看了一些新左派的文章，觉得他们既与“文革”时所谓左派不同，也和从“文革”一路“左”过来或早年曾“右”后来又“左”的人不一样。 听说美国知识界也有左派，又听说美国的左派恰恰很能自觉站在政府、体制、社会以及其他权力机器的对面为民众、为公理、为一些弱势的人说几句话，再加上近些年来我到底还是读了一些中国新左派的文章，发现他们确与我们过去认为的左派不一样，他们的文章确有一些很好的思考，这就从我的头脑中为左派重塑了形象。 既有新左派，那么就该有新右派吧，但又不见有人提及。新左派也好，新右派也好，都应是人身外的东西，他们所应关注的都应是人，都应是生命生存和生活是否合理和幸福，这是一个组织和派别在这世上有无存在价值的最高标准。即使我具备了一定的资格和水平，倘有机会降临给我，让我加入一个什么组织或派别，我也仍是不愿意。人之跻身于人类世界，已然有许多不自由了，再加入一个什么组织或派别，那将更少许多自由，这是不由你说了算的。不加入什么组织，不加入什么派别，这可以使你对任何组织保有赞美的权力，这也可以使你对任何派别保有批评的自由。 赞美好的，批评恶的，这种权力和自由是人世间很可宝贵的东西，没有这些，人类世界将不能前行，倘不被金属的东西钳制住，我愿保有这一权力和自由。世间组织派别众多，应该有人站在他们外面对他们有所关注，听他们之所说，看他们之所行，该赞美时赞美，该批评时批评，标准无它，只要他们的所说所行是对众生和众生的前途有利的，我们就该将我们由衷的赞美献给他们，只要他们的所说所行对众生和众生的前途是不利的，我们就不能放弃自己批判的权力，而一旦有人只图一己私利去损害和耽误众生和众生的前途，不管他是以什么名义，不管他是抱有什么目的，为名也好，为利也好，我们都应从批判之外另拿出我们的诅咒施之于他们身上。 人，置身于这世间，既与人与诸种事物相接触，就总会有痛痒，有冷热，有人类共有的万种感觉，面对一己的痛苦和悲酸若能耶稣般隐忍沉默那当然很让人惊叹，但若能耶稣般悲悯大众的痛苦而代大众呻吟并能为减轻大众的痛苦、增加大众的幸福做些什么，那却是更伟大的，那不是神性，那恰恰是最崇高最伟大的人性。 在这里可以套用一句毛泽东的话，你今天为大众的利益做了些事，你就是伟大的，你明天不为大众的利益做事甚至做了有损于大众的事，你就不是伟大的，而且是可鄙可诅咒的。我看世间的一切组织和派别，我看世间的一切伟人，便是以此作为最重要的标准。 当然，一个人应该捍卫自身的权益，这又是不矛盾的。

左派比较支持平等，强调建设福利国家，更多的通过国家干预手段帮助弱者，右派比较强调自由，反对过高福利，比较支持竞争，反对国家干预，强调建立“弱”政府，反对对于强者的过多限制。但左派和右派的区别只基于对平等与自由的偏重上。左派更偏重平等一点，右派更偏重自由一点。对基本限度的平等与自由权利，均持有同样的共识。 在中国大陆，派别的划分都是以政府为参照系的。由于历史上政府一直是极左，因此在人们思想上有一个惯性：完全支持政府的就是极左，大部分支持政府的是左派，反对政府的是右派。可以说在九十年代之前，这种划分都是比较合理的。 但现在情况变了，大家都能看到。农民问题、失业工人问题、学生就业问题，基本上都是自由主义者提出来的。按常理，自由主义应该属于右翼阵营，对平等问题的关注较弱。但在国内，连他们都开始关注平等问题，表现得“左”了。说明目前的参照系已经偏向极右。 极左阵营一分为二。有一部分人停住了追随变革的脚步。如果说工人失业、资本家入党还可以被认为是“阵痛”和“权宜之计”的话，国有资产的快速私有化却是令人心下雪亮。有些地区，在九十年代末，私有经济比重还只有百分之十几，但过了四五年，就上升到百分之五十到八十。这可不是什么私有经济的“优越性”，而是大家心知肚明的国有财产瓜分。私有经济再“优越”，也不可能几年就翻上几倍的。这些是目前坚持极左的“毛派”反对“邓派”的基础。

分古代与当代：儒家 　　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 代表人物是孔子 孟子 荀子等。　法家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代表人物是商鞅 韩非子 李斯等。兵家 　　中国古代兵家管理思想是中华民族灿烂的古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历代军事家对战争决策、指挥、统筹及其规律方面的理性认识的总和。代表人物是孙子 孙膑 吴起等。道家 道家以道为世界的本原和普遍法则 ，认为天道无为 ，道法自然 ，据此提出无为而治 、贵柔守雌、以柔克刚等政治、军事策略。代表人物是老子 庄子 列子等。 　墨家 墨家崇尚极其简朴和艰苦的生活，主张非攻“兼相爱、交相利”，不应有亲疏贵贱之别。他更有“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献身精神。代表人物墨子。 纵横家战国时期，诸侯之间经过吞并，各诸侯国实际已经开始有了吞并天下的野心。正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争霸与争天下之间，我国产生了以游说诸侯国施展自己才华的纵横家，他们常常游历于诸侯国之家，以利易利地达到自己的目的，应该说，春秋战国的时代特征赋予了他们特别的作用，同时，他们的许多思想，也是中国历史以来的外交思想的原始出发点。代表人物是范睢 苏秦 张仪等。其次还有名家，代表人物是公孙龙 惠施 。阴阳家，代表人物是邹衍。农家，代表认为是许行。杂家，代表人物是吕不韦和鬼谷子。其余的小流派没有代表本学派的文集，影响力非产有限比如小说家。佛家西汉末年传入我国历经东汉一朝始终不兴，后来经过不断地融合儒家等学说，逐渐被人们接受形成佛家。当代的主要有三：　　一、文化保守主义　　由于自“五四”以来中国主流学界将中国失败、腐烂的账最终算在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身上，以保住守住儒家文化那些有价值的东西，并力图用它们来建构中国人的生命和意义系统为主要特征的文化保守主义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边缘地位。虽然这种历史的原因只有返回到当初的特定情境才能够客观地进行分析，但它的破坏力还是使文化保守主义背负了太多的历史包袱而备受不公正的责难。　　二、自由主义 　　　　自1998年“浮出水面”以来，在7年时间的“公开言说”中自由主义已经占领了越来越多的思想地盘，虽然现在由于它的一些自我解构和极端化言论已经导致了它的分化以及许多原本支持它的力量的反弹。但不管怎样，起码到目前为止，它在民间和学界都居于主流地位。它的强劲势头甚至使我们不能不展开这样的想像：它或许会主导中国未来的政治格局。相对于文化保守主义和新左派而言，它的优势是不言而喻的：既没有必须对过错和负面影响负责的历史包袱，又具有一个力量相当强大的国际背景。　　三、新左派 　　　　新左派与自由主义原本是在新启蒙运动中并肩战斗的兄弟，他们的分道扬镳只能归结为中国社会转型刺激的结果。1992年，“南巡讲话”使市场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合法性。改革的负效应日益凸显，“经济自由”和“政治专制”的结合终于形成了一种“形左（意识形态）实右（政策）”的格局。这种格局将一切原本似乎都可以作出准确判断的东西都弄得畸形残缺，面目模糊而难以辩认。在这种资本主义与专制主义混淆不清、自由既可能是权力资本的自由而平等也被视为有回归“平均主义”时代倾向的混乱局面中，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对立格局应运而生。

马尔库塞说，在当代资本主义的“单面社会”和“全面异化”的社会中，人性受到普遍的压抑。因而这种社会必然要导致革命。但他又认为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已经过时。为此，他提出了一种新的革命理论。1、关于革命的目的马尔库塞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革命的根本目的是人的实现和人的解放，而不是为了改变贫困状态，过上富裕的生活。否则，今天（2008年）的西方发达工业社会根本就不需要革命。因此，革命的动因不是要求改变贫困，追求物质享受，而是在于人们要求自我实现。克服各种形式的异化，争取最高形式的自由。马尔库塞指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虽然生活富裕，但受压抑和异化却更严重了。在技术控制、民主政治的面纱背后所显现出的现实是全面的奴役。人的尊严的沦丧，以及“舒适、温和、合乎情理且民主的不自由”。马尔库塞还说“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是受到抬举的奴隶，但他们毕竟还是奴隶。因为是否是奴隶既不是由服从。也不是由工作难度，而是由人作为一种单纯的工具、人沦为物的状况来决定的”。因此，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2、关于革命的社会力量马尔库塞说，由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无孔不入的意识控制，工人阶级已经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否定力量”变成了“肯定力量”。从而在主观上已经失去了其革命作用。因此，应当从工业社会势力范围之外，即从“单向度社会”这个大染缸之外的社会势力中去寻找革命力量。现在革命的历史使命便落在第三世界的被压迫者和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的“新左派”身上。所谓“新左派”马尔库塞指的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流浪者和被遗弃者。别的各种族别的肤色的受剥削者和受压迫者、失业者和不能被雇佣者的阶层，以及青年知识分子、大学生。他还强调，新左派运动本质上是知识分子运动。他说，革命有赖于一个新的主体的出现……那就是担负着生产过程中愈来愈显得属于要害任务的社会阶级。即技术和科学的知识分子，这些人转过来使传统工人阶级的意识活跃化，而学校和大学生中的那些未被同化的知识青年，则是这个发展中的催化剂。

counterculture反正统文化赵梅《美国研究》提起“反文化”（counter-culture)一词，人们会很自然地联想起美国60年代的摇滚乐、吸毒、性反常、堕胎、裸奔等迷恋怪癖和追求荒诞的嬉皮文化，以及嬉皮士们在纽约中央公园、旧金山金门公园和纽约郊外伍德斯托克(Woodstock)的昼夜狂欢，及至以后的“政治正确”（politicalcorrectness)、多元文化（muti-culture)及其对主流文化的挑战。如果严格从字面上理解，“反文化”运动是指美国60年代在青年人当中流行的以反战和反主流文化为特征的一种价值观、文化和生活方式。第一次将“反文化”归结为以60年代发生在美国社会政治、文化领域的青年人抗议运动为特征的，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海沃德分校（CaliforniaStateUniversity,Hayward)历史学教授西奥多?罗斯扎克。他于1969年出版的《反文化的诞生：反思技术社会及其年轻人的反叛》一书，在嬉皮辍学者和学生中的激进分子这两个分裂的群体中间找到了契合点，那就是反文化，亦即反抗以技术为主体的工业化社会。在他的定义中，反文化运动是指60年代发生在美国社会的一切抗议运动，既包括校园民主运动、妇女解放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反战和平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同性恋者权利运动等方面的政治“革命”，也包括摇滚乐、性解放、吸毒、嬉皮文化，及神秘主义和自我主义的复兴等方面的文化“革命”。通常，人们把那些激进的青年学生主张用激进手段进行社会政治改革的运动称为“新左派运动”，而把那些中途辍学、以期通过吸毒、放纵等方式进行的文化反叛，称为“反文化”运动。本文无意在这里做概念上的界定，姑且将60年代发生在政治及文化领域的反抗运动统称为“反文化运动”。这首先是因为，对主流文化、对现存制度的不满与批判，对妇女、对少数民族处境的同情，对和平的渴望，是这两种运动的共同特征，而他们又源出于同样的历史背景。其次，从成员构成上看，很难在两者之间明确区分。不少反文化运动的参加者，同时也是新左派运动的成员。1964年9月24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年仅22岁的哲学系学生马里奥?萨维奥（MarioSavio）和阿特?戈登堡(ArtGoldenberg)等发起并领导了校园“言论自由”运动（FreeSpeechMovement)，抗议学校当局禁止在校园内谈论民权运动和发表反越战言论。10月1日到2日，加州政府出动国民警卫队前来制止，学生与警察对峙长达32小时，一些学生运动领袖被逮捕，反文化运动的序幕由此而拉开，以后逐渐蔓延到美国其他所院校及学校以外的地方。1968年，该运动因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遇刺、越战的不断升级而达到高潮。乍看起来，反文化运动至今没有完结，它因80年代发端于美国高校的多元文化运动而得以延续。但实际上，作为一场以争取民权和反战为目标的反抗运动，它在1975年随着越战的结束而告终。自此以后，反抗运动渐趋平息。这是首先是由于，就社会政治领域的抗议运动而言，运动的一些目标已经实现。美国从越南撤军，反战运动因此而停止。1964年的民权法、1965年的投票权利法和1963年的同酬法在国会获得通过，以及1965年“肯定性行动计划”的提出并实行，深刻地改变了黑人和妇女在美国社会及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虽然黑人反种族歧视的斗争和妇女解放运动此后仍在继续，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在70年代中期暂告一段落。就文化领域的反抗而言，由于嬉皮士们的反抗手段日益激进，运动因逐渐失去了社会的广泛支持而日趋衰落下去。同时，反文化运动参加者年龄的增长也是反抗运动趋于平静的原因之一。到70年代中期，“婴儿潮”头一年出生的人已年届30岁，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他们的注意力开始转向如何面对来自工作和家庭等方面的压力。韦德?克拉克?鲁夫则注意到了冷战对社会思潮向保守主义回归所起的促进作用。他认为，冷战的对峙既激起了美国这场大规模的反抗运动，同时又促使了美国人向保守主义回归。这是因为，冷战的不断升级以及美国在外交上的一系列失败，使不少美国人感到美国所赖以存在的民主制度正在受到威胁，而稳定的家庭生活是美国国家安全所必需的，也是冷战中美国保持对苏优势地位的首要条件。反文化运动的主要口号是：爱、正义、自由和和平。就运动本身而言，它包涵以下几方面内容：⑴民权运动；⑵反战和平运动；⑶文化反抗运动，即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反抗一切现存文化的运动。当然，每一种抗议运动的发生都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本文所要力图探讨的是美国60年代这场反抗运动的根源。本课题的研究必然要涉及到的另一个问题是美国“婴儿潮”一代（thebabyboomgeneration)。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自1946年到1964年，美国出现了一次人口高峰。在此期间出生的人被称为“婴儿潮”一代。在“婴儿潮”头十年出生的人，60年代抗议运动发生时他们大多就读于高中或大学，是抗议运动的主体。因此，反文化运动的发生与这一代人的成长环境密切相关参考资料：zhidao.baidu.com/question/67528158.html?si=2

新右派（the New Right）与新左派都是一种社会运动，而新右派乃是相对于“老右派”而产生。其理论基础以哈耶克（F. Hayek）、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思想为基本。新右派与老右派、新保守主义比较不同的是他们的行动力、进取性和民众主义的风格，新右派认为，公民不能完全控制政府，国家虽然希望将福利最大化，但由于国家也是参与者，基于自利心的原因，市场失灵不但不能矫正，反而有政府失灵的状况产生。

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主要是批判观点。大体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从理性主义出发，从道义上对法西斯“独裁国家”进行了批判。法兰克福学派多数成员，是犹太人，亲身经受过希特勒反动政权的迫害，对法西斯主义极端憎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侨居美国对法西斯主义进行了多方面的揭露和批判。但除个别人之外，其主要代表人物都是以理性主义为理论出发点，不是把法西斯主义归因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而是把它看作“理性衰退”的产物和“专横个性”的表现。霍克海默尔和阿道尔诺合著 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阐述了启蒙精神怎样“由于自身的内在逻辑而转到了它的反面”，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利用科学技术进步对人的操纵控制，主张通过对“工具理性批判”来消除各种形式的异化。马尔库塞在《理性和革命》一书中，把理性作为裁判一切的尺度，强调理性对现实的否定作用，批判了实证主义哲学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护。但这种批判离开了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不仅显得软弱无力，甚至抹杀法西斯主义同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的区别，把当时反对法西斯的苏联、美国同希特勒德国相提并论，一律当作“独裁国家”加以抨击。从此该学派对马克思主 义开始表现出一种明显的离异倾向，并对人类前景存在着浓厚的悲观主义情绪。 （二）搞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综合”，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病态。法兰克福学派一些成员认为，马克思提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并对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作了深刻分析，但对存在如何决定意识，以及意识形态如何能动地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却没有说明，因而具有“经济主义”和“机械决定论”缺陷。为了“弥补”马克思主义这个“不足”，他们吸收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某些观点，力图把社会学与心理学、理性与非理性、历史唯物主义与心理结构理论、社会因素与心理因素结合起来，对资本主义作更全面的批判。马尔库 塞的《爱欲与文明》一书，接受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念，把“爱欲”本能看作人的本质，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大弊害正是对于人的“爱欲压抑”。所以，人的解放最根本的就是人的本质的解放，也即“爱欲的解放”。“爱欲解放”归根到底还是劳动解放，也就是消灭“异化劳动”，废除资本主义制度。此外，弗罗姆在这方面的专门研究更是著称于世。他通过对人性和性格结构的分析，认为在社会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社会性格”和“社会无意识”，作为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之间的“中间环节”，乃是联结二者的纽带，从而可“填补”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空白”。该学派这些重要人物在社会心理学方面的一些独到之见，是值得重视的。但是，他们企图以此来搞弗洛伊德主义和马 克思主义的“综合”，通过“本能革命”、“心理改革”来消灭 资本主义异化，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三）考察了科学技术进步的社会后果，揭露了当代资本主义对人民统治的特征。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在当代发达工业社会，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和生产自动化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和劳动条件得到了改善，但人们并没有摆脱异化之苦，相反，“现实构成了一种更高的异化阶段”，使“异化了的主体被其异化的存在所吞没”。物质生活的改善是以人的革命精神丧失、牺牲自己的人格和尊严为代价的。资本主义对人的统治不仅采取政治恐怖手段，而且还利用科学技术进步形成的“合理化”原则来阻止人民 参与政治，使工业社会成了“技术统治的极权社会”。在文化方面，统治阶级竭力使精神产品“商品化”和“标准化”，通过现代化的传播媒介，无孔不入地控制人们“内心自由”这块唯一的“私人天地”。当代一切标志文明的东西，既是人们控制自然界而使自己获得解放的工具，同时又是一部分人奴役另一部分人的手段。压抑性的社会管理技术性越强、越合理化，受管理的个人摆脱奴役状态就越加困难。马尔库塞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全面统治下，无产阶级已失去革命批判精神，同资本主义“一体化”了，解放人类的任务只能由具有批判意识的青年知识分子来完成。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进步已经成为剩余价值的“独立来源”，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也就失去了意义。总之，按照他们的观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都因科学技术发展所引起的资本主义新变化而“过时”了。这种观点普遍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反驳。 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的多方面的考察和分析，表现了一种积极的批判精神，在理论方面也有一些值得研究的合理见解。但它坚持抽象的人本主义立场，用弗洛伊德主义去“改造”马克思主义，否定科学技术的革命意义，反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却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 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观点，反映了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对当代资本主义统治的不满情绪，在60年代后半期曾一度成为“新左派”运动的思想武器，使该学派一时名声大振。然而，它的理论观点并不能给人们摆脱资本主义统治指出任何行之有效的途径，而且它的许多主要代表人物都对青年学生和工人的造反行动持反对态度。所以，随着“新左派”运动的退潮，法兰克福学派也就开始出现了分化和瓦解。目前，它的后继者寥若晨星，整个学派很不景气，可以说已是日渐走下坡路了。

全书除导言外包括“单向度社会”、“单向度的思想”和“进行替代性选择的机会”三部分。作者通过对政治、生活、思想、文化、语言等领域的分析、批判，指出发达工业社会是如何成功地压制了人们内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超越性的向度，使这个社会成为单向度的社会，而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了单向度的人，这种人丧失了自由和创造力，不再想像或追求与现实生活不同的另一种生活。书 名:单向度的人作 者:赫伯特·马尔库塞其他版本:德文版、法文版等称 号:西方60年代末大学造反运动教科书作者英文名:Herbert Marcuse其他作品:《理性与革命》《批判哲学研究》1概述　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是法兰克福学派左翼主要代表人物，本书是其最负盛名的著作，旨在揭示当代发达工业社会型的极权主义特征。此书在英国和美国出版后，先后在德国和法国出德文版和法文版，其后又译成多种文字在许多国家出版，被称为西方60年代末大学造反运动的教科书。本书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作了较为深刻的揭露和探索，但暴露出其社会批判理论的乌托邦性质。本书对研究法兰克福学派和马尔库塞理论的发展，有重要的理论价值。2作者简介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哲学家、美学家、法兰克福学派左翼主要代表，被西方誉为“新左派哲学家”，著有《爱欲与文明——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哲学探讨》、《单向度的人》、 《理性与革命》、《批判哲学研究》等。《单向度的人》[1] 是马尔库塞最著名的作品，它的核心就是批判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这部作品为他在60年代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他被媒体称颂为“新左派之父”,成为了美国和欧洲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3论点介绍编辑单向度的人也因此成了流行术语。“向度”在英文中就是“dimension”，也可以翻译成“方面”或“维度”。什么是单向度的人呢？说白了，就是那种对社会没有批判精神，一味认同于现实的人。这样的人不会去追求更高的生活，甚至没有能力去想像更好的生活。马尔库塞认为正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造成了单向度的人。这样的社会是一个极权主义的社会，它压制不同意见和声音，压制了人们对现状的否定和批判。马尔库塞认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极权主义不同于以往的极权主义。以前的极权主义是采用恐怖和暴力手段，不服从政府和当权者会被投进监狱，遭受迫害，甚至被杀害。然而，现代的极权主义社会，却正在于它有对立派别和对立意见的存在。马尔库塞解释说，因为这种对立只不过是表面的对立，就像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虽然两派争权夺利，但他们毕竟都是资本主义政党，并不反对资本主义制度。 又比如在西方社会，群众可以游行示威，但他们反对的只是政府的一些具体措施，并不反对社会制度。甚至旁边还有警察“保护”，以防出事。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里人民群众已丧失了革命性，这就是极权主义的最好证明。如果满意请采纳噢，就是不满意赞我一下，鼓励我一下也可以哈

电影理论与电影作品之间的关系是电影理论是对电影艺术的研究和探讨。电影理论的具体范围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1、电影的本质、本性、基本特征如电影究竟是什么，电影有别于其他艺术的特质何在，电影艺术语言应是什么样的，电影形式的规律性究竟如何等。2、与创作方法相联系的电影理论，如革命现实主义电影理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电影理论，新现实主义电影理论，现代主义电影理论，“新左派”电影理论等。3、电影具体创作理论，如电影剧作理论，电影导演理论，电影表演理论，电影摄影理论等。电影作品，是指摄制在一定载体上，有一系列有伴音或无伴音的画面组成，并且借助适当的装置放映、播放的作品,，随着时代的发展，电影作品可通过各样化的通讯方式呈现出来，展现给大众观看和分享，如现代科技，手机，电脑等。电影的概念：1、电影，也被称为运动画面或动态画面，即“映画”，是作品视觉艺术形式，通过使用移动图像来表达沟通思想，故事，认知，情感，价值观，或各类大气模拟体验。2、这些图像通常伴随着声音，很少有其他感官刺激。 “电影”一词是电影摄影的缩写，通常用于指代电影制作和电影业，以及由此产生的艺术形式。3、膜的运动图像被用创建拍摄具有实际场景运动画面相机，通过拍摄使用传统的图纸或微缩模型动画技术，借助于CGI和计算机动画，或通过一些或所有这些技术的组合，和其他视觉效果。

世界性文化研究起源于英国，英国文化研究起源于伯明翰大学。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1964年，担任伯明翰大学英语系教授的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因获得了企鹅出版社的一笔资助，在伯明翰大学建立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霍加特成为CCCS的第一任主任。后来，霍加特离开伯明翰，赴巴黎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工作， CCCS主任一职便由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继任。从1964年霍尔到CCCS工作，到1968年担任主任，再到1979年离任，霍尔在这里连续工作了15年的时间，为CCCS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当时，CCCS主要任务是培养研究生。他们借助油印“文化研究工作报告”(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和伦敦哈奇逊(Hutchinson)出版公司来传播他们的研究成果。1979年霍尔离任时，中心在读的硕士和博士多达40人。1979年理查德·约翰逊继任中心主任后所开创的历史研究给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带来了新的研究方向和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后，乔治·拉伦在官方的压力下，将文化研究中心与社会学系合并，成立了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至此，文化研究从研究生课程扩展到本科教育的领域。2002年，由于种种原因，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遭到校方的解散，而当时，该系已经拥有14名教工和250余名大学生和研究生。伯明翰学派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伯明翰学派成员是指那些曾经在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工作过和学习过的知识分子，包括理查德·霍加特、斯图亚特·霍尔、理查德·约翰逊、乔治·拉伦、托尼·杰弗逊、保罗·威利斯、迪克·赫布迪奇、安吉拉·麦克罗比、保罗·吉洛伊、劳伦斯·格罗斯伯格、戴维·莫利、安·格雷等人。而广义的伯明翰学派成员则除了上述曾在伯明翰工作和学习的人之外，也包括一些虽然没有在伯明翰学习和工作过、却与伯明翰学派成员有着非常密切的学术联系的知识分子，如雷蒙德·威廉斯、格雷厄姆·默多克、约翰·菲斯克、托尼·本尼特、西蒙·弗里斯等人。需要指出的是，伯明翰学派是后来别人加给他们的一个称谓，而他们本人则很少公开宣称自己属于伯明翰学派。实际上，伯明翰学派并非是一个严格的学术团体，也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纲领，他们的文化研究甚至无法称得上是一门传统意义上的学科。正像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教授西蒙·杜林(Simon During)在《文化研究读本》中所指出的那样：“文化研究是正在不断流行起来的研究领域，但是它不是与其他学科相似的学院式学科，它既不拥有明确界定的方法论，也没有清楚划定的研究领域。”伯明翰学派成员的研究领域是非常广泛的，他们常常将政治经济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哲学、文学理论、媒体理论、影视研究、大众传媒研究、博物馆研究、艺术史和艺术评论结合在一起，来探讨不同社会中的文化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研究毫无特点可言。从总体上讲，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并非是就文化而言文化，他们总是将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与意识形态、阶级、种族、性别等更广泛的社会政治背景联系起来进行探讨。所以，阶级、种族和性别便构成了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三位一体”。一、伯明翰学派的阶级研究早期伯明翰学派成员的左翼知识分子背景，自然使得他们非常关注阶级问题。理查德·霍加特生于里兹(Leeds)一个工人家庭，是在工人社区中长大的孤儿。威廉斯则是出生于威尔士边境的一个普通铁路信号员的儿子，他十四岁就参加过工党的活动， 1939年加入英国共产党。这样的出生背景自然会给他们的思想感情带来一定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在战后的英国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变化，除了劳资对峙之外，传统的工人阶级文化与新兴的大众文化之间也存在着某种对峙。如何看待这种对峙，自然是左翼知识分子所无法回避的问题。1956年，前苏联入侵匈牙利，左派阵营中反对苏联入侵的“新左派”脱颖而出。新左派在理论上和政治上挑战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无法满意地解释资本主义后期的一些社会现象。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走入文化研究领域的，他们大多都是新左派成员，而他们的研究成果也大体集中在这一时期。霍加特的《识字能力的用途》出版于1957年，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出版于1958年，《漫长的革命》出版于1963年，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出版于1963年。这几本书成为后来斯图亚特·霍尔所称英国传统的文化研究成型的标志。而1961年由汤普森等人合办的《新理性者》(New Reasoner)杂志与霍尔等人经营的《大学与左派评论》(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杂志合并而成的《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则长期以来一直是新左派的重要舆论阵地。二、伯明翰学派的亚文化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霍尔与他的团队一道大大推进了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工作，使之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学术话语。当时，英国的制造业在萎缩，导致英国工人阶级的影响力下降。许多工人开始转而拥护撒切尔主义。而对于霍尔和其他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从忠于工党转向忠于保守党，这样的转变是与他们本人的愿望相违背的。为了理解这种转变，伯明翰的学者们开始求助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的著作。葛兰西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意大利的工人和农民会把选票投给法西斯主义者？换句话说，为什么劳动人民会赞成威权专制，而放弃自己的自由权利？葛兰西发展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将文化看成是政治控制和社会控制的重要工具，也就是说，资本家不仅动用警察、军队、监狱等强硬手段来维护他们的统治，而且也将政治和社会控制贯穿到工人阶级的日常文化中。在这种背景下，葛兰西提出了他著名的“文化霸权”概念。在“文化霸权”中，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成为社会价值的常识(common sense)，使工人阶级以资产阶级之善为善，使他们宁可维持现状，也不愿反抗。葛兰西认为，工人阶级需要一种反文化(counter-culture)，首先要推翻资产阶级所谓的“自然”、“常规”的社会价值理念，最后成功推翻资本主义。应该说，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对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产生了极大极广泛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后期，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相继出版了一系列研究工人阶级文化的著作，如《工人阶级文化》、《仪式抵抗》、《学习劳动》等。这些著作继承了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以及英共历史学家对工人阶级文化的关怀，同时又与他们有着很大的不同。第一，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假定工人阶级文化具有某种共同的本质，并且致力于发现这一本质，而这一时期研究工人阶级文化的著作则强调工人阶级文化的异质性和复杂性。这种异质性是由工人阶级内部的种族、性别、年龄、地域及劳动分工等复杂因素构成的，因此并不存在一种具有统一本质的工人阶级文化，也不存在铁板一块的工人阶级意识，存在的只是各种相互竞争的工人阶级亚文化，每一种亚文化都具有独特的生活方式。七十年代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要关注的是这些亚文化中的异种，即英国工人阶级青少年的亚文化。第二，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偏重于文化主义的研究方法相比较，这一时期的工人阶级亚文化研究更加注重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他们纷纷将目光投向索绪尔、俄国形式主义和罗兰·巴特，更加重视文本分析的方法，学术性更加浓厚。由于他们所面对的都是活生生的文本个案，因而也使他们便于开展细致入微的文本分析，并由此揭示文本的文化意义。三、伯明翰学派的电视研究大众传媒研究是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其中尤以电视研究最为突出。斯图亚特·霍尔不仅在CCCS成立了媒体研究小组，而且身体力行，亲自主导研究选题。《时事电视的“团结”》这篇论文就是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媒体小组集体研究的成果，最后由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伊恩·考奈尔(Ian Connell)，莉迪亚·克梯(Lidia Curti)执笔完成。在这篇论文中，霍尔等人通过考察1974年10月英国大选前夕英国广播公司(BBC)的电视节目——《全景》(Panorama)，把当时社会政治气氛的历史背景与对《全景》文本的结构主义阅读结合起来，详细分析了媒体、国家和政治之间在国家团结的危急时刻的关系。《时事电视的“团结”》由此成为英国伯明翰学派电视研究的一个代表性文本。在这个案例研究中，电视的意识形态效果就是使国家的议会形式成为一种自然的理所当然的形式，于是意识形态并不是“媒体的一个骗局”，而是一套结构装置，它为一切看似开放和明确的东西提供框架，反过来又成为特定的政治意义的一个标志。时事新闻所标榜的均衡原则和中立原则，其实质是对统治阶级“优势结构”的复制。这就是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论的关键所在。霍尔在运用阿尔都塞理论进行分析的时候，揭示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欺骗性，剖析了意识形态在电视节目中的运作机制，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性的电视理论观点。例如，霍尔等人并不认为播音员和政治家之间有某种共谋关系，意识形态并不是以一种机械式的专制主义的方式来控制公众的。他们认为电视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具有一种双重特性。电视既自主又依附，换而言之，它对于国家来说，“相对自主”。他们也并不把电视仅仅看成是观察世界的窗口。他们认为电视从不只传达一个意义，而是提供意义的范围，其中有一个推荐的意义在引导或指导观众：“关于从电视上可得到的信息，我们认为它们从来不止传达‘一个"意义；它们其实是一个具有众多意义的场所，其中某个得到推荐的观点被作为最恰当的观点提供给电视观众。这种‘推荐"(preferring)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场所。”这成为伯明翰学派电视理论的一个出发点。这意味着观众在看电视的时候，并不仅仅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主动的选择者和参与者，观众也参与到电视意义的创作之中。这样一来，电视就成了有权者和无权者的斗争场域。一方面，统治阶级通过电视赢得弱势阶级的认同，使后者的隶属地位更加确立；另一方面，弱势阶级根据自己的社会经验来重新解读电视文本，从而会发生理解上的偏差与误读。这就形成了优势社会形态的电视文本和观众的社会情景之间的某种张力。观众的社会情景促使他们和优势的意识形态结构发生矛盾和冲突，观众收看电视的行为也正是他们的思想和文本的意义之间相互对话、相互协商的过程。这预示着，伯明翰学派电视理论的分析重点将会从文本转向读者。四、伯明翰学派的种族研究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对种族问题的关注仍然是从斯图亚特·霍尔开始的。1978年，他与别人合著的《管制危机》[10]一书出版。这本书详细考察了黑人青年的“行凶抢劫”这一社会问题所产生的道德恐慌，使人们对原有的对种族的固有理解受到了挑战。吉洛伊1978年在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学习， 80年代初他与中心其他七位成员合作出版了《帝国反击》。这本书考察了种族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英国政治中的重要位置，批评了主流社会学的种族理论，揭示了黑人犯罪行为的表现及内在实质，表达了他们对黑人抵抗的支持与理解，使“种族”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种族问题之所以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被列上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议事日程，跟当时英国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有关。一方面，英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地位在战后的衰落，另一方面由于战后重建，英国从前殖民地招募了大批有技术的手工劳动者以及医生护士。这些来自亚洲、非洲尤其是说英语的加勒比地区的移民极大地改变了英国政治的本质、内容和形式。尽管政府官方对移民持欢迎态度，但随着70年代英国经济的衰退，失业率上升，因担心亚裔人和黑人抢走本土英国人的工作机会而产生的种族矛盾便日趋激化。“‘种族"现在与移民问题结合在一起，就成了一个核心的政治问题胶囊，因为它带来了对国家整体的焦虑——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文化上——和国家的危机。”在这种背景下，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便从早期对“阶级”的关注转向了更为具体和现实的“种族”研究。而在众多的研究者中，吉洛伊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位。1987年，他出版了《米字旗上无黑色》一书，对英国种族和阶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他看来，种族问题以及殖民主义和帝国历史问题都是英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极为重要的现象。这些问题的形成过程对于理解英国经济如何被建构、阶级关系如何被调控，它随后又如何更普遍地影响到文化的形成及民族身份建构都非常关键。吉洛伊的分析是极其独特和睿智的。他一方面极力维护黑人文化，另一方面也反对一些黑人学者所坚持的种族绝对论观点。国家和民族的想象性统一，作为现代性的具体体现，一直被认为是世界秩序的构成因素。而吉洛伊则试图超越这种想象性统一，使世界更加开放。对那些黑人学者和激进主义分子而言，种族这个范畴依然是辨别“我们是谁”或“我们不是谁”的标志。而吉洛伊则反对这种族绝对性的论述。在吉洛伊的分析中，从作为政治意识枢纽的生产和劳动，到社群、城市环境、政府、福利体系和家庭，都有一种双重转换性。在这种双重转换中，一种所有其他差异性最终都可能被瓦解于其中的阶级范畴消失了，而产生了一种可以容纳不同内涵的种族范畴。吉洛伊在该书第一章对种族问题进行了最清晰的表述：“种族构型(race formation)……既是指具有共同表型特征的变体(phenotypical variation)转换为基于种族和肤色进行区分的具体系统，也是指对一直具有种族历史特征的伪造的生物理论的吁请。种族构型还包含着一种姿态，在这种姿态中，种族在政治学中成为有组织性的，特别是在种族区分已经变成了许多机构结构的一种特征的地方……以及个体交互作用的一种特征的地方。”《米字旗上无黑色》号召人们，尤其是号召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去关注“种族”和种族主义的问题，为建立真正多元民主和具有包容性的文化而努力。该书于2002年再版，成为吉洛伊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五、伯明翰学派的性别研究20世纪70年代，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了妇女研究小组(women`s study group)。之所以要成立这样的研究小组，跟当时在CCCS学习的安吉拉·麦克罗比(Angela McRobbie)不满意她的同事在对青年亚文化研究中的男性立场有关。伯明翰内部在此问题上出现了极大的分歧和争论，这也是导致霍尔离开伯明翰的重要原因之一。麦克罗比认为伯明翰青年亚文化的研究者是性别盲(对性别差异视而不见)，他们研究中的“青年”一词从一开始就毫无疑问是一个男性词汇，因为虽然他们的调查对象经常提到青年工人阶级妇女，但他们丝毫没注意到这些人。他们忽视了受调查者所说的话中的性别歧视。根据麦克罗比的解释，正是这些带有性别歧视的话语表现了他们压制女性的男性态度，表现出了某种工人阶级大男子主义的概念是如何与攻击性的异性恋形式相联系的。《女性不同意》是一部CCCS妇女小组的论文集，这些论文从各个方面考察了早期女性主义的研究：如个人的理念、心理分析、性行为与主体性、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以及关于女性杂志与罗曼史的文本文章，除此之外，这部论文集里还有两篇女性的经验之作。多罗西·霍布逊(Dorothy Hobson)描写了孤独的家庭主妇用收音机等媒介来对抗她们的孤独感。她对日常生活经验在建构与重构有性别意义的生活方面的作用感兴趣。她的方法是在她们家里进行对话式采访，后来则是与受访者一同观看《十字路口》(Crossroads)这样的肥皂剧。麦克罗比的《工人阶级女孩与女性文化》则是对当地一家女性俱乐部的年轻会员进行了历时5个月的研究。在该书中她“想看看这些工人阶级的女孩子们的文化”和她们“特殊的、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她想研究工人阶级文化和女权主义理念，尤其是青春期女生的日常生活经验。麦克罗比与13-16岁的女孩子们谈论她们的“学校”、“家庭”和“休闲”生活。她使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如问卷调查、观察、访谈、非正式讨论以及要求相关女生记日记。她的女性调查对象脑中满是女人的想法——并且渴望能开始“女性的事业”——婚姻与家庭。

英国两党制与内阁制相结合，具有以下特点： 　　①内阁由下院大选中获得多数席位的政党单独组成。 　　②由下院多数党领袖担任首相。 　　③一党内阁和阁员只对下院负责，如失去下院信任，内阁全体辞职；或者首相提请国王解散议会，重新大选，组成新的一党内阁。 　　④下院最大的反对党可建立影子内阁。 　　英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由两党或三党组成的联合内阁，主要是在战争的特殊情况下发生的。英国保守党 　　前身为托利党,1833年改为现名1912年国家统一党与之合并，称保守统一党，简称保守党。1868年起同自由党轮流执政，逐渐变为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和贵族利益的代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与自由党联合组阁。1924年后,与工党轮流执政。1945年7月大选前，除1923～1924年和1929～1931年由工党两度短期执政外，保守党一直处于执政党地位或作为联合政府的最大政党。但在1945年以后到1979年，除了1951～1964年和1970～1974年执政外,均处于反对党地位。1975年2月，M.H.撒切尔夫人当选党的领袖后，提出自力更生、自由企业和减少政府干预等方针。1979年5月大选中,该党获得绝对多数议席，撒切尔夫人成为英国和西欧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并于1983年和1987年两次蝉联首相。1990年大选再次获胜。该党1979年执政后，进一步强调“反对国有制和社会主义集权，捍卫个人自由”这个传统的信条,改变了战后30多年历届政府实行的凯恩斯主义,推行货币主义为主的经济政策，重现保守的传统特性。[保守党领袖M.H.撒切尔夫人任首相达11年多(1979年5月～1990年11月)] 　　保守党的组织由领袖、议会党团、全国联盟和中央事务所组成。领袖权力很大，不受党的任何组织机构约束，执政时出任首相，在野时为反对党领袖。议会党团由下院全体保守党员组成，并由它组织内阁或影子内阁。设置业务委员会(亦称1922年委员会)、后座议员委员会和督导会。全国联盟是保守党议会外的组织，它包括保守党年会、中央评议会、执行委员会、区组织机构和选区协会等。全国联盟只起讨论和建议作用，无权决定党的政策,其主要任务是在议会外从事宣传和组织工作,以扩大党的势力和影响。中央事务所是党的行政机构。另外，保守党还有卡尔登俱乐部、樱草俱乐部等外围组织。保守党从未公布过党员数,据估计,1945年有100万,1954年有 280万，1970年有225万，80年代以来约200万人。1990年起J.梅杰任领袖。 英国工党 　　1900年 2月由职工大会（即总工会）发起创立,初称劳工代表委员会,由隶属于职工大会的工会组织和费边社、独立工党以及社会民主联盟组成。1906年改称工党。1906～1914年在议会中依附自由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支持政府的战争政策，并加入了自由党的联合内阁。战后,加入伯尔尼国际。20世纪初,力量日益增强，逐步取代了自由党。1918年 2月通过了由费边社创始人S.J.韦伯帮助起草的新党章，规定除保留原有的集体党员制度外，还在各选区设立组织以吸收个人党员。同年 6月，通过了由韦伯等起草的纲领性声明《工党与新社会秩序》，首次提出要埋葬私有制。1924年1月，在自由党的支持下首次组阁,并从此开始与保守党轮流执政。1945年以前，仅于1923～1924年和1929～1931年两次短期执政。1945年大选至1951年，组织过两届内阁。在此期间，发起重新建立社会党国际。1964～1970年、1974～ 英国政党政治的起点1979年，先后组织了 4届内阁，这是工党历史上执政最长的两次。1979年、1983年、1987年和1990年 4次大选连遭失败。工党纲领的传统理论基础是费边社会主义。主张生产资料、分配手段和交换手段的公有制，实行计划管理，以达到公平分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艾德礼工党政府将此付诸实施,1948年宣布建成福利国家。但50年代开始,随着英国经济的发展,工党内出现意识形态分歧。右派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变了，社会主义应是“增加社会福利,实现社会平等”,而不是以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化为目的；反对以新的社会制度代替现存的社会制度，主张在现存制度基础上追求更高程度的完善。50～60年代，这些思想在工党内占上风。但左派仍坚持国有化，认为没有国有化就没有社会主义。60年代初，“新左派”从文化上批判资本主义，认为资产阶级文化上的统治使人们处在全面异化的状态中，因此，必须向资产阶级发动全面的文化进攻，对资本主义社会实行总体改造。这对70年代后再次活跃起来的工党左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后者据此提出国有化还应该加上工业民主化和生活方式民主化，对工党传统的社会主义进行了补充。 　　工党的组织由领袖、议会党团、议会外组织和总部组成。在野时每年选举领袖，并设副领袖；执政时可不改选，也不设副职。议会党团由下院全体工党议员组成。每届议会开始即选举领袖、副领袖和总督导员。在野时，由领袖、副领袖、下院议会党团主席、上院工党领袖、两院总督导员以及工党议员代表等组成议会委员会，领导议会党团活动。执政时，则由工党内阁代替，另设联络委员会与后座议员保持联系。在议会外，全国代表大会（工党年会）是工党的最高权力机构。下设全国执行委员会、区域会议、选区组织和全国劳工理事会。工党总部是行政机构。党员数：1947年是 500万人，1957年是 660万人，1975年是650万人，1984年是622万人。领袖N.金诺克（1983年起）。 英国社会自由民主党 　　1988年 3月由自由党及社会民主党内支持同自由党合并的多数派组成。内外政策主要是在原自由党政策的基础上进行调整，对内较强调经济发展与社会正义之间的平衡，重视分配领域的“公平”问题以及环境、生态的保护；对外反对种族歧视，主张改善与第三世界的关系，强调维护和平，共同发展。有党员约10余万。领袖P.阿什当（1988年起）。

　　法兰克福学派　　法兰克福学派 当代“新马克思主义”中影响最大的一　　个流派。因其活动中心在德国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　　市而得名。这个流派发端于本世纪20年代初期。当时，在　　俄国十月革命和欧洲工人运动影响下，为了研究迫切的　　社会问题，总结工人运动经验，由具有进步倾向的费列克　　斯·威尔发起并出资，在法兰克福成立了一个社会研究　　所。刚开始，研究所由于缺乏明确的研究方向，对各种不　　同观点兼容并蓄，理论脱离实际，学院气太重，在理论上　　并没有多大作为和影响。法兰克福学派的真正形成和发　　展，则是在1930年霍克海默尔就任研究所所长之后。霍克　　海默尔针对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法西斯主义抬头，　　决定把哲学和社会学结合起来，以研究“社会哲学”作为　　研究所的中心任务，克服过去单纯研究哲学、忽视社会现　　状的偏向。他主持创办了《社会研究杂志》，从不同学科领　　域招揽了一批年轻有为的研究人员，如卜洛克、格罗斯　　曼、阿道尔诺、马尔库塞、弗罗姆、洛文塔尔等，先后被吸　　收参加了该研究所工作。在希特勒上台前夕，研究所及其　　主要成员几经周折，迁居美国，坚持对法西斯主义批判。　　战后应西德政府之邀，霍克海默尔和阿道尔诺等人于　　1949—1950年返回德国，研究所积极开展学术活动，同实　　证主义社会学展开论战，在国内外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　　响。在长期的学术研究和论争中，法兰克福学派围绕社会　　哲学著书立说，吸收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现象学、人　　格主义等资产阶级哲学，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社会批判理　　论”。该学派从哲学、社会学、法学、心理学、文学艺术等方　　面，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和考察。其主要　　理论论题，大体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从理性主义出发，从道义上对法西斯“独裁国　　家”进行了批判。法兰克福学派多数成员，是犹太人，亲身　　经受过希特勒反动政权的迫害，对法西斯主义极端憎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侨居美国对法西斯主义进　　行了多方面的揭露和批判。但除个别人之外，其主要代表　　人物都是以理性主义为理论出发点，不是把法西斯主义　　归因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而是把它看作“理性衰退”的　　产物和“专横个性”的表现。霍克海默尔和阿道尔诺合著　　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阐述了启蒙精神怎样“由于自身　　的内在逻辑而转到了它的反面”，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利　　用科学技术进步对人的操纵控制，主张通过对“工具理性　　批判”来消除各种形式的异化。马尔库塞在《理性和革命》　　一书中，把理性作为裁判一切的尺度，强调理性对现实的　　否定作用，批判了实证主义哲学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护。　　但这种批判离开了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不仅显得软弱无　　力，甚至抹杀法西斯主义同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的区别，　　把当时反对法西斯的苏联、美国同希特勒德国相提并论，　　一律当作“独裁国家”加以抨击。从此该学派对马克思主　　义开始表现出一种明显的离异倾向，并对人类前景存在　　着浓厚的悲观主义情绪。　　（二）搞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综合”，从心　　理学角度分析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病态。法兰克福学　　派一些成员认为，马克思提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的原理，并对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作了深刻分析，但对存在　　如何决定意识，以及意识形态如何能动地反作用于经济　　基础，却没有说明，因而具有“经济主义”和“机械决定论”　　缺陷。为了“弥补”马克思主义这个“不足”，他们吸收弗洛　　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某些观点，力图把社会学与心理学、理　　性与非理性、历史唯物主义与心理结构理论、社会因素与　　心理因素结合起来，对资本主义作更全面的批判。马尔库　　塞的《爱欲与文明》一书，接受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　　念，把“爱欲”本能看作人的本质，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最　　大弊害正是对于人的“爱欲压抑”。所以，人的解放最根本　　的就是人的本质的解放，也即“爱欲的解放”。“爱欲解放”　　归根到底还是劳动解放，也就是消灭“异化劳动”，废除资　　本主义制度。此外，弗罗姆在这方面的专门研究更是著称　　于世。他通过对人性和性格结构的分析，认为在社会历史　　过程中形成的“社会性格”和“社会无意识”，作为经济基　　础和意识形态之间的“中间环节”，乃是联结二者的纽带，　　从而可“填补”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空白”。该学　　派这些重要人物在社会心理学方面的一些独到之见，是　　值得重视的。但是，他们企图以此来搞弗洛伊德主义和马　　克思主义的“综合”，通过“本能革命”、“心理改革”来消灭　　资本主义异化，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三）考察了科学技术进步的社会后果，揭露了当代　　资本主义对人民统治的特征。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在当代　　发达工业社会，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和生产自动化发展，人　　们的物质生活和劳动条件得到了改善，但人们并没有摆　　脱异化之苦，相反，“现实构成了一种更高的异化阶段”，　　使“异化了的主体被其异化的存在所吞没”。物质生活的　　改善是以人的革命精神丧失、牺牲自己的人格和尊严为　　代价的。资本主义对人的统治不仅采取政治恐怖手段，而　　且还利用科学技术进步形成的“合理化”原则来阻止人民　　参与政治，使工业社会成了“技术统治的极权社会”。在文　　化方面，统治阶级竭力使精神产品“商品化”和“标准化”，　　通过现代化的传播媒介，无孔不入地控制人们“内心自　　由”这块唯一的“私人天地”。当代一切标志文明的东西，　　既是人们控制自然界而使自己获得解放的工具，同时又　　是一部分人奴役另一部分人的手段。压抑性的社会管理　　技术性越强、越合理化，受管理的个人摆脱奴役状态就越　　加困难。马尔库塞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全面统治下，无产　　阶级已失去革命批判精神，同资本主义“一体化”了，解放　　人类的任务只能由具有批判意识的青年知识分子来完　　成。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进步已经成为剩余价值的　　“独立来源”，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也就失去了意义。总之，　　按照他们的观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革　　命理论，都因科学技术发展所引起的资本主义新变化而　　“过时”了。这种观点普遍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反　　驳。　　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的多方面的考察和分析，　　表现了一种积极的批判精神，在理论方面也有一些值得　　研究的合理见解。但它坚持抽象的人本主义立场，用弗洛　　伊德主义去“改造”马克思主义，否定科学技术的革命意　　义，反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却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　　的。　　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观点，反映了西方左翼知识分　　子对当代资本主义统治的不满情绪，在60年代后半期曾　　一度成为“新左派”运动的思想武器，使该学派一时名声　　大振。然而，它的理论观点并不能给人们摆脱资本主义统　　治指出任何行之有效的途径，而且它的许多主要代表人　　物都对青年学生和工人的造反行动持反对态度。所以，随　　着“新左派”运动的退潮，法兰克福学派也就开始出现了　　分化和瓦解。目前，它的后继者寥若晨星，整个学派很不　　景气，可以说已是日渐走下坡路了。

影射史学的思想根源在于古为今用的观念，事实上，前者是由后者的实用方面产生的直接后果。但不幸的是用过头了，步入了歧途。另一方面，也应指出的是，古为今用的观念从1950年代产生以来，就未得到明确的解释。总的来说，为短期的政治目标服务的动机，促使史学家直接选择有用的事实，不可避免地会将历史的学问转变为政治的宣传。“四人帮”控制下的历史革命与美国1960年代新左派激进的史学非常相似，注意到这点很有趣。新左派激进的史学家也搜寻有用的历史，“但其结果既不合用，又违背历史”，费希尔的这个评论很恰当。费希尔关于美国新左派激进史学家的看法，同样适用于中国“四人帮”手下的那些“革命”史学家。总有许多史学家，他们更关注真理和他们在一起，而不是他们和真理在一起。这种态度不是任何流派或任何一代人的专利。但无论它出现在历史学术活动的什么地方，其内容都是可恨的，后果都是可怕的。将史学衍变成宣传工具，简直就是在毁灭它。利用史学的问题不解决，就将颠覆史学，因为由此产生的根本就不是历史……而且，“新左派”史学家现在出产的“有用”的历史不讨人嫌，因为它内容上是激进的，尽管其方法论上极其保守……许多新的好程序设计现在正处在发展过程中—这些设计会更接近于客观现实的理想。但在激进史学中很少看到它们，因为激进史学是印象式的，技术上不复杂，概念上也无原创性—旧概念只在细小的方面得到调整。唯一的区别是，古为今用的观念在中国遭到如此无情地扭曲，以至于产生了影射史学。

《单向度的人》是马尔库塞最著名的作品，它的核心就是批判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这部作品为他在60年代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他被媒体称颂为“新左派之父”,成为了美国和欧洲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 马尔库塞认为正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造成了单向度的人。这样的社会是一个极权主义的社会，它压制不同意见和声音，压制了人们对现状的否定和批判。 马尔库塞认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极权主义不同于以往的极权主义。以前的极权主义是采用恐怖和暴力手段，不服从政府和当权者会被投进监狱，遭受迫害，甚至被杀害。然而，现代的极权主义社会，却正在于它有对立派别和对立意见的存在。 马尔库塞解释说，因为这种对立只不过是表面的对立，就像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虽然两派争权夺利，但他们毕竟都是资本主义政党，并不反对资本主义制度。 又比如在西方社会，群众可以游行示威，但他们反对的只是政府的一些具体措施，并不反对社会制度。甚至旁边还有警察“保护”，以防出事。 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里人民群众已丧失了革命性，这就是极权主义的最好证明。

1、“中西政治思想中的伦理际遇”，《政治学研究》，2000.03。2、“伦理与政治的双向涵摄”，《哲学研究》，1999.03。3、“人性诘问与早期儒家政治哲学”，《哲学研究》，1998.04。4、“类型背景解释方式”，《哲学研究》，1997.09。 1、“政治决断政治行动与制宪权”，《思想战线》，2006.05。2、“政治哲学”，《思想战线》，2006.04。3、“廓清儒学研究的知识边界”，《学术研究》，2006.09。4、“思想的张力”，《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4。5、“权力共享与利益分享：和谐社会的两个前提”，《学术研究》，2005.05。6、“创新文化视野中的大学精神”，《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04。7、“以逻辑支撑信念——论殷海光自由主义的理论特质”，《中山大学学报》，2005.04。8、“道德与中国传统政治的合法性”，《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5.01。9、“中西政治思想比较的正当性问题”，中山大学学报，2004.11。10、“在一致与歧见之间－－全球治理的价值共识问题”，《厦门大学学报》，2004.04。11、“从方法视角看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03。12、“政治正当性判准的历史建构——从政治哲学角度看《易经》”，《学术研究》，2004.03。13、“地方性知识及其全球性扩展---文化对话中的强势关系与平等问题”，《厦门大学学报》，2003.02。 14、“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儒家伦理的双旋结构”，《中山大学学报》，2002.06。15、“两种视角：企业的企业家与社会的企业家”，《学术研究》，2002.03。16、“经典解读中的原创思想负载”，《中国哲学史》，2002.01。17、“中庸：作为普世伦理的考量”，《厦门大学学报》，2002.01。18、“重申方法--论传统伦理反思的问题意识”，《学术研究》，2001.08。19、“现代性历史断裂与中国社会文化转型”，《厦门大学学报》，2001.01。20、“现代性的中国关怀”，《学术月刊》，2001.01。21、“早期儒家伦理政治构想”，《学术月刊》，2000.11。22、“尊严、境界与德性——儒家人学三论”，《中国哲学史》，2000.04。23、“给政治以伦理化解释”，《中国哲学史》，1998.03。24、“信息时代伦理整合的传统资源”，《学术研究》，1998.02。25、“伦理的政治化定位”，《中山大学学报》，1998.01。26、“社会开放与伦理抉择模式的转换”，《学术研究》，1997.07。27、“现代的召唤”，《学术研究》，1997.03。28、“向理性伦理回归”，《学术月刊》，1997.03。29、“信念的重建”，《中山大学学报》，1997.01。30、“珠江三角洲政府的公共管理能力”，《中国行政管理》，1997。 1、“公选与权力开放”，《学海》，2004.06。2、“中国现代思想脉络中的自由主义：一个概观－－《中国现代思想脉络中的自由主义》序”，《开放时代》，2004.04。3、“从良法、良制到良序——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视角”，《江海学刊 》，2004.04。4、“政治哲学的问题架构与思想资源”，《江海学刊》，2003.02。5、“儒家伦理政治与保守社会模式的建构”，《广东社会科学》，2002.02。6、“道德理想、组织力量与志愿行动”，《开放时代》，2001.11。7、“忏悔与追悔——关于两种伦理现象的比较分析”，《开放时代》，2000.03。8、“伦理思维的前提批判”，《社会科学》，1997.11。9、“伦理思维的前提批判”，《社会科学》，1997.11。 1、“城市的使命——城市文化品位的历史积淀与当代提升”，《社会科学论坛》，2004.08。2、“区域治理的国际视野－－解读广东国际经济发展咨询会”，广东经济管理学院学报，2004.01。3、“魏玛亡国的教训”，《南风窗》，2001.08。4、“甚么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共同底线”，《二十一世纪评论(境外)》，2001.06。5、“从科学家到社会贤达”，《武汉科技大学学报》论文集，2001.06。6、“大学扩张的道德边界”，《东方文化》，2001.06。7、“李光耀为何改弦更张”，《南风窗》，2001.04。8、“从大同到自由”，《开放时代》，2001.03。9、“天人合一”，《论衡丛刊》，1999.07。10、“Between Specilism and Universalism”，《Perspectives 99.1》，1999.01。11、“自由的祈望”，《东方文化》，1999.01。12、“解读新左派”，《天涯》，1999.01。13、“反省法国大革命”，《南方周末（阅读）》，1999.01。14、“解读“新左派””，《天涯》，1999。15、“自由的祈望”，《东方文化》，1999。16、“Chinese Traditional Studies: A Reflection of the Times”，《Com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1999。17、“中国自由主义的理论困局”，《东方文化》，1998.06。18、“大学的主义与主义的大学”，《东方文化》，1998.05。19、“南方的精神家园”，《开放时代》，1998.04。20、“政治的认知方式”，《东方论坛》，1998.02。21、“会通及其限度”，《开放时代》，1998.02。22、“自由主义的两种理路”，《文化中国（加拿大)》，1998.01。23、“重估八十年代学风”，《东方文化》，1997.05。24、“文化的放逐”，《文学自由谈》，1997.02。25、“ 从冲突理论视角看和谐社会建构”，《江苏社会科学》，2006.01。 1、《权利的召唤》，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01。2、《伦理王国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01。3、《中国现代思想脉络中的自由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0。4、《政治哲学的理论视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12。5、《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东方出版社，2003.07。6、《伦理政治研究──从早期儒学视角的理论透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7、《走向开放的道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4。8、《从自在到自觉──中国国民性探讨》，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9、《建国之惑 —留学精英与现代政治的误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

当今社会主要有七大社会思潮当今中国社会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种社会思潮层出不穷。这些社会思潮复杂多变，纷乱繁杂，对我国的社会和人民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其主要存在以下七种社会思潮：1.新自由主义思潮。新自由主义是一种以经济自由市场化为内核并拓展至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社会思潮。其基本理论主张是经济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强调作为个人主体在社会生活中的自由与机会均等。2.新左派。它生发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是新自由主义的直接对立面。新左派将阶级斗争理论与西方左翼理论包括依附性发展论、罗马娱乐部理论与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等糅合起来，从激进平等主义的立场来批判自由主义和中国的改革开放。3.民主社会主义。它是21世纪初出现的一种国际性政治社会思潮，改革开放后逐渐传播到中国社会，在知识界具有广泛的影响。民主社会主义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而是一种社会公正、生活美好、自由与世界和平的制度。它反对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认为可以通过政策和法律的不断变革等改良方式，渐进地、和平实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4.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是唯心史观的一种表现，是为国内外敌对势力服务的旨在否定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一股政治思潮。5.文化守成主义。文化守成主义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当代中国快速成长的一种社会文化思潮。文化守成主义的兴起是对过去几十年来全盘反传统主义思潮以致产生“文化大革命”式的“痞子文化”横扫精致性、教养性或文明性传统的政治主流文化的反思，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上快速增长需要文化的自信和传统价值的认同从而获得精神上的安身立命之皈依的文化渴望，也是全球化过程中中国社会对西方全球化的浪潮冲击与压力造成的文化焦虑感和心理无根感”文化回应。6.民主主义思潮。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发轫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成长于90年代中期到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出现激进化趋势。7.“全球主义”思潮。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现代信息技术、通讯技术以及交通工具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特别是经济联系愈发紧密和频繁人们的活动越来越具有全球性的特点“全球化思潮”正是在这种趋势下形成和兴起的一股强劲的思想潮流。当前，我国社会思潮层出不穷、复杂多变，特别是错误的、落后的、保守反动的社会思潮会给我国社会带来很大的消极影响。因此，要应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的国内矛盾以及纷繁缭乱的社会环境，就必须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就必须“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具体说来，就是必须对各种社会思潮区别对待，辩证扬弃，就必须科学发展，改善民生，坚持改革发展的成果人民共享，就必须创新工作方法，探寻有效路径。（一）区别对待，辩证扬弃当今中国社会，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和经济的不断发展，各种社会思潮多元并存、复杂多变、相互激荡，这就要求我们要搞清楚各种社会思潮的社会基础及其现实成因，预见其给人们带来的影响，需要我们擦亮双眼，提高鉴别力，而对各种社会思潮要区别对待，做到辩证的否定和扬弃。马克思曾经指出“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测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当前，各种社会思潮多元并存、鱼龙混杂，针对其带来的影响和冲击，需要我们运用辩证否定观进行分析、甄别和扬弃。对那些正确的、积极向上的，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社会思潮，我们要予以肯定，并加以完善和发展，对那些错误的、消极落后的、腐朽的思潮，我们要坚决抵制。在对待社会思潮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抛弃以往的那种简单的“一刀切”和不假思索而一味地“堵”的做法，必须分析其受众基础和现实成因，预见其影响，必须运用辩证的否定观对其分析，加以鉴别和扬弃。（二）科学发展，改善民生如前所述，社会思潮本质上反映的是人们的利益诉求和思想状态。面对当前人们价值取向多元化、思想观念复杂化和各种社会思潮丛生的现实，我们必须深化改革、科学发展、改善民生。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出现的问题，坚持改革发展的成果人们共享，是我们的一大法宝。科学发展要求以人为本，要求解决人们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也就是改善民生。当前，我国发展中出现了诸如经济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有所扩大，公平正义被掩盖等问题。这些问题不加以解决必然会导致人们心理不平衡，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因此，必须重视人们的呼声，正确对待人们的利益诉求，必须深化改革，创新分配制度。在效率优先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公平，调整人们之间的利益分配，缩小差距，坚持改革发展的成果由人们共享，让人们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和实惠，着力解决就业、教育、医疗、社保以及住房等民生问题。唯有如此，人们才可能从内心支持、拥护和认同社会主义，唯有如此，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进行。深化改革、科学发展、改善民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体现，也是应对和回击当前各种社会思潮的有效武器。（三）创新工作方法，探寻长效机制第一．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工作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要应对这种局面就必须创新工作方法，探寻有效路径，通过建立各种长效机制来引领社会思潮； 第二.预测机制,预测机制是现代国家和社会的一种通用机制,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生活领域中意义重大。对社会思潮的预测就是要求“对某种社会思潮产生的可能性、发展条件、蔓延速度及其社会后果等进行全面的分析与评估。”由于社会思潮多元并存，流派纷呈、复杂多变，因而社会思潮的预测对象十分多元，内容十分宽泛，往往呈现出综合性、复杂性和广泛性的特点。因而对社会思潮的预测就必须结合各种社会因素，对社会思潮的成因、受众基础、理论观点、内容特征、历史背景和发展方向等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和揭示，建立长效的预测机制是有效规避各种社会思潮的消极影响，引领人们走出思想误区的有效渠道；第三.疏导机制，针对当前社会思潮泛滥的局面，建立长效的疏通和引导机制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疏通就是要求营造一个民主讨论、言论自由、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以及和谐活泼的舆论宽松环境，要允许“发发牢骚、讲些怪话”不压制、不阻塞不同观点或意见，鼓励学术切磋和交流；坚持贯彻“双百方针”通过观点的交流和碰撞，来分清良莠、明辨是非。引导就是运用正确的、主流的、积极向上的指导思想对各种社会思潮进行指引，必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各种社会思潮进行区分鉴别，必须旗帜鲜明、强调原则，对正确的积极向上的社会思潮加以肯定和鼓励，对错误的腐朽的观点或意见进行客观评价、教育和批评，做到以理服人。建立长效的疏导机制是集思广益、追求真理和发扬民主的有效渠道，是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手段；第四.评价机制。社会思潮反映的是特定时期一定阶级或阶层人们的利益诉求和思想状态，对社会思潮的引领就必须建立长效的评价机制，建立长效评价机制就是要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以社会发展和群众的需要为尺度，对社会思潮的思想观点、认识方法进行价值判断的活动。”当前，各种思潮多元并存、流派纷呈、复杂多变、相互激荡。人们对社会思潮的理解往往流于表面化、片面化和简单化。对其分析和鉴别能力日益式微，由于各种社会思潮都有其现实的社会基础，因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大众的、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各种社会思潮的思想本质、理论来源、受众基础、历史背景和发展前景等进行分析和鉴别十分必要和迫切。建立长效的评价机制是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手段和渠道。

　英国两党制的形成、发展大体上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辉格党与托利党先后执政时期　　1714年乔治一世即位后，英国逐渐形成国王不出席内阁会议，由议会多数党领袖主持内阁的宪法惯例，从而使内阁被议会多数党控制。辉格党和托利党依据议会席位多少的变化而轮流组阁，为两党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第二阶段——保守党与自由党轮流执政时期　　在这个阶段中，两党从议会内的政党发展为全国性的、群众性的政党，这是两党制形成的基本条件和重要标志。经过多次议会改革，彻底改变了下院与上院、王室之间的力量对比，国王成为虚君，削弱了上院的权力，提高了下院的地位。在此基础上确立了两党制。 第三阶段——两党制逐步完备　　第三阶段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两党制逐步完备。保守党于1907年首创影子内阁，以后凡在大选中获得下院次多数议席的政党则成为法定的反对党。反对党在议会中有可能通过不信任投票取代执政党的地位。 保守党：保守党的组织由领袖、议会党团、全国联盟和中央事务所组成。领袖权力很大，不受党的任何组织机构约束，执政时出任首相，在野时为反对党领袖。议会党团由下院全体保守党员组成，并由它组织内阁或影子内阁。设置业务委员会(亦称1922年委员会)、后座议员委员会和督导会。全国联盟是保守党议会外的组织，它包括保守党年会、中央评议会、执行委员会、区组织机构和选区协会等。全国联盟只起讨论和建议作用，无权决定党的政策,其主要任务是在议会外从事宣传和组织工作,以扩大党的势力和影响。中央事务所是党的行政机构。另外，保守党还有卡尔登俱乐部、樱草俱乐部等外围组织。保守党从未公布过党员数,据估计,1945年有100万,1954年有 280万，1970年有225万，80年代以来约200万人。1990年起J.梅杰任领袖。 工党：1900年 2月由职工大会（即总工会）发起创立,初称劳工代表委员会,由隶属于职工大会的工会组织和费边社、独立工党以及社会民主联盟组成。1906年改称工党。1906～1914年在议会中依附自由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支持政府的战争政策，并加入了自由党的联合内阁。战后,加入伯尔尼国际。20世纪初,力量日益增强，逐步取代了自由党。但50年代开始,随着英国经济的发展,工党内出现意识形态分歧。右派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变了，社会主义应是“增加社会福利,实现社会平等”,而不是以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化为目的；反对以新的社会制度代替现存的社会制度，主张在现存制度基础上追求更高程度的完善。50～60年代，这些思想在工党内占上风。但左派仍坚持国有化，认为没有国有化就没有社会主义。60年代初，“新左派”从文化上批判资本主义，认为资产阶级文化上的统治使人们处在全面异化的状态中，因此，必须向资产阶级发动全面的文化进攻，对资本主义社会实行总体改造。 自由党：辉格党和托利党轮流组阁时期，党派活动只限于议会内部。19世纪3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基本完成,英国社会阶级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形成了两大对立的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同时，英国统治阶级内部也发生变化，形成了代表土地贵族、金融贵族和大商人利益的保守势力与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改革势力。前者以土地贵族为核心，在原托利党的基础上组成保守党；后者以热心于自由贸易的工厂主为核心，在原辉格党的基础上组成自由党。 1832年选举改革以后，扩大了普选权。为争夺选民，获取议会多数，两党竞相发展自己的议会外组织，建立选区协会，作为竞选机构。随着议会和两党制的确立及发展，两党在19世纪中叶都成为有严密的中央和地方组织的全国性政党，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被垄断资本主义代替后，保守党逐步由土地贵族的党变为垄断资产阶级的党。与此同时，自由党逐步衰落，该党主张的自由贸易政策使英国丧失了“世界工厂”的垄断地位，大批工业资本家转向保守党。 英国政党的特点如下　：　①内阁由下院大选中获得多数席位的政党单独组成。 　　②由下院多数党领袖担任首相。 　　③一党内阁和阁员只对下院负责，如失去下院信任，内阁全体辞职；或者首相提请国王解散议会，重新大选，组成新的一党内阁。 　　④下院最大的反对党可建立影子内阁。 　　英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由两党或三党组成的联合内阁，主要是在战争的特殊情况下发生的。 前任首相为布朗，为工党。 2010年5月12日，英国保守党党魁戴维61卡梅伦(David Cameron)就任英国新首相，宣告工党13年执政的结束。43岁的卡梅伦也成为自1812年以来英国最年轻的首相

身份认同理论是西方国家提出的，身份认同构建是西方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它受到新左派、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的特别青睐。身份认同植根于西方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具有3种倾向：1、传统的固定认同，来自西方哲学主体论；2、受相对主义影响，出现一种时髦的后现代认同，反对单一僵硬，提倡变动多样；3、另有一种折中认同，秉承现代性批判理念，倡导一种相对本质主义。身份认同危机：就是当一个人从原来的身份改变成另外一个身份时，他就不清楚自己到底是谁了。在经过内心的纠结之后，会特别强调和认同他的新身份。所以会做出比平常表达要过激很多的行为。比如，有些侨胞在国内时生活特别苦，来到国外后，赚到钱就喜欢买豪宅名车，热衷于炫富，就是因为他们要努力显现自己有钱人的新身份，与原来那个穷困潦倒的旧身份彻底隔绝、区分开来。以上内容参考：百度百科-身份认同

理论界流行着这样的见解：20世纪乃是批评的世纪。单从一波接一波风起云涌的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ies)而言，这种说法似乎并不夸张。从上世纪初的英美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精神分析学派，到上世纪中叶的结构主义、新结构主义、女权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再到世纪末的新历史主义与后殖民文化批评，批评理论在20世纪的人文学科中确乎风光无限。即就视觉艺术批评来说，与上个世纪潮流迭起的艺术运动一样，艺术批评同样充满了精彩纷呈的景观：阿波利奈尔(Apollinaire)、罗杰。弗莱(Roger Fry)、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阿尔法雷德。巴尔(Alfred Barr)、哈罗德。罗森伯格(Harold Rosenberg)、约翰。伯格(John Berger)、波普艺术批评家群体、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奥利瓦(Oliwa)、阿瑟。邓托(Arthur Danto)、汉斯。贝尔廷(Hans Belting)、罗莎琳德。克劳斯(Rosalind Krauss)、彼得。贝格尔(Peter Burger)、加布利克(Suzi Gablik)、胡伊森(Huyssen)、T.J。克拉克(T. J. Clark)、麦克尔。弗莱德(Michael Fried)、西尔盖。吉博(Serge Guibaut)、唐纳德。库斯比特(Danald Kusbit)、希尔顿。克莱默(Hilton Kramer)，斯蒂芬。莫拉夫斯基(Stefan Morawski)以及，或许是上世纪最伟大的批评家泰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然而，这些批评家及其理论在中国的命运却大不相同。当国内文学批评界对上世纪的各种文学批评理论如数家珍的时候，上述艺术批评家当中的许多人在国内艺术批评界甚至闻所未闻。艺术史向来被认为是本国史学中最弱的学科之一，而艺术批评理论的匮乏无疑加剧了它的落后状况。上世纪最著名的艺术批评史家文丘利(Venturi)曾经断言：一切艺术史都是批评史，因为艺术史中对作品的描述、解释与评价无不涉及艺术批评，或者不妨说就是批评的任务。20世纪下半叶对西方艺术史的不满程度，可以从欧美各国质疑艺术史的方法论基础的出版物的持续升温这一事实中见出。可以这样说，批评理论的迅速发展已经改变了艺术史的方向。相应地，它的缺失也就成了国内艺术史学科的重灾区。批评家作为现代艺术潮流的孵化者、报导者、仲裁者甚至制造者，早已被公认为当代艺术动力机制中的关键。试想一下这些批评家在催化与帮助人们理解那些艺术运动中的角色：弗莱之于后印象派、阿波利奈尔之于立体派、格林伯格之于抽象表现主义。也许，我们可以援引美国艺术批评家库斯比特的观点作为我们对艺术批评的一般性质的初步认知。他认为，艺术批评家的角色经常是悖谬的。因为当艺术品还很新鲜和怪异时，他就率先，常常是最鲜活地做出反应，并且初步向我们解释它的意义。然而，他的反应又常常不很全面，因为这样的艺术品还没有被广泛地体验过：作品尚未有一个历史，一个据此可以解释"文本"的语境。当批评家将艺术品当作一个当下产品来遭遇时，它还缺乏历史"负载"。事实上，批评家的部分工作就是要在历史的法庭上赢得胜诉。这就是为什么，正如波德莱尔所说，批评家经常是一个对艺术品"充满激情和党派性的观察家"，而不是对其价值做出无利害的判断的裁判员的原因。正因为它的当代性，他扮演着鼓动家的角色，只能从作品本身的角度来处理整个案子。对敏感的批评家来说，作品始终让他感到惊异，而他则始终对它保持热度。他会让未来的历史家们去处理诸如解剖艺术品--到那时，它通常已被假定有一个公认的意义--之类的事情。然而，批评家的当下的观点常常成为有关该作品的本质特征的基本评价。批评家的反应，如果说不是所有未来解释的范型，至少是所有未来解释的条件。他的关注是作品进入历史的门票。现代批评家权力的标志，就是他对新艺术的命名。比如，路易斯。瓦克塞尔(Louis Vauxcelles)的标签"野兽派"和"立体派"就曾大大地影响了人们对这些风格的理解。通过命名，这些艺术品对未来的人们来说就被赋予了某种本质特征。而且，只不过以"符号圈地运动"(semiotic enclave)--借用乌贝托。埃科(Unberto Eco)的术语--作为开端的理解，成了话语构型的一整套语言，并且开创了各种观点的全部氛围。说白了，其责任是重大的。格林伯格有一回曾写道，批判性地趋近艺术品的最佳时机是当它的新颖性已经逝去而它自身却尚未成为历史之时。然而，正是在这一时刻，艺术品的阐释最是未曾得到解决，最是易受攻击的时候；也是在这样的时刻，批评家以即席命名的形式所作的当机立断，能够一劳永逸地封存它的命运。因此，正如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在《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Critics as Artists)当中所说的那样，批评对艺术至关重要；批评把握、保存、培育、提升艺术。由于对批评的效验估计不足，也由于对欧美上百年的现代艺术批评缺乏起码的参照，国内艺术批评多少尚处于黑暗中摸索阶段。最近10年来，虽有不少西方当代艺术材料被介绍进来，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甚至介绍者本人对这些材料也不甚了了(国内乱轰轰的后现代主义理论研究即是明证)，或者以一种绕口令般的伶牙利齿在美术界捣浆糊，使本来严肃的学术工作往往成为一场混仗。于是，甚至出现了--据说流行于美术学院--"西方艺术没有什么，他们要等到塞尚以后才有文人画"之类的荒谬绝伦的观点。如果说本书有什么主题的话，那么其中之一肯定是对这种观点的批评。正当我们奋力抵抗所谓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时候，曾几何时，中国中心主义早已偷偷地从后门溜回来了。事实上，它又何曾从我们央央大国五千年文明的"中国"血液中离开过？将艺术界(包括艺术教育界)观念的混淆单纯地归结为缺乏真正意义上的艺术批评(因为批评的原义之一是"辨析"，亦即使观念尽可能清晰地得到表达)，可能失之简单。但是，对西方艺术批评的漠视与无知，已经让我们的学生吃足了苦头。后果之一便是今日中国艺术走向了两个--至少在我看来--毫无希望的极端。在一极，艺术成了一种单纯的笔墨游戏与自娱自乐，一种与当下感性毫不相关的文人雅玩或匠人的玩意儿。这类所谓的画家像龟缩在洞穴中的爬行类动物，固执而有耐心地蛰伏在他们的蛋丸之地，他们坚固的硬壳足以抵挡任何来自外界的风雨的骚扰，社会的转型、生活的演化、感受性的变迁、审美观念的变化，在他们看来都是毫无意义的东西，或者干脆是不存在的。其理论依据据说来自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文化矛盾学说，一种认为在经济－技术、政治－社会与审美－文化之间有着不同步的结构的观点。问题在于，在贝尔那里只是一种"事实"(fact)的描述(还是相互"矛盾"的事实)，到了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那里却成了一种可以遵照无误的"规范"(norm)。另一种理论据说是波普尔(Karl Popper)的"问题情境"学说与贡布里希(E. Combrich)的"图式理论"，一种认为艺术史的风格是艺术家在一定的情境中解决艺术问题的结果的思想。在这里，波普尔的多样性的"问题情境"被还原为单纯的"形式问题"，而在贡布里希那里是如此丰富而多层次的"趣味逻辑"则被简化为纯粹的"程式与匹配"的"形式课题"。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另一个理由据信来自"对20世纪中国艺术史逻辑的观照"。在他们的观照中，20世纪的所谓"三大艺术思潮"，即主张水墨画西化的徐悲鸿与主张中西融合的林风眠都或多或少地失败了，唯独主张"拉开中西绘画距离、各自迈向各自高峰"的潘天寿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并与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一道，成为20世纪中国艺术史上最伟岸的大师。本书作者无意否定上述诸人的成就，对诸大师之间(包括徐、林在内)的排队问题也丝毫不感兴趣。我想指出的只是这样一个从未或很少处在人们反思范围中的事实：即上世纪30至40年代的中国现代艺术(特别是在上海)是如何在上世纪中叶的政治谋杀与保守主义分子的群起而攻之之下渐渐消亡的。所谓"三大思潮"，不管是西化派、融合派还是距离派，在我看来，只是文化保守主义阵营内部的争吵。而20世纪中国艺术史真正的三大思潮中，只有文化保守主义获得了空前成功，来自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过去在国内就没有得到过心悦诚服的承认，如今则早已成为新左派批评家反刍的草料，而现代主义的婴粟却像昙花一样烟消云散。但是，它顽固的毒素在被压抑了整整30年以后，终于在80年代中期悄悄绽放。第二个极端--在我看来是一个更阴险也是更恶毒的极端--就是在90年代以后以发烧似的热度迅速传播的流行性病毒：后现代主义。正如在欧美，后现代主义是无法挑战现存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左派激进冲动的一种替代性选择(特别参见法国少壮派理论家费里与雷诺〔Luc Ferry and Alain Renaut〕对后现代老大师们的反击之作《60年代的法国哲学》〔French Philosophy of the Sixties〕，以及伊格尔顿(Eagleton)的《后现代主义的幻象》〔The Illusions of Postmodernism〕)，中国式后现代主义的盛行也是80年代末中国激进知识分子新启蒙运动受挫的结果，从此，后现代主义立刻成为文化保守主义与新左派的最佳救命稻草，并加速了文化保守主义与新左派在反对现代主义这一点上的同盟，再次完成了对8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的谋杀(情形与40年代末有着惊人的相似)。后现代主义是兴起于西方60年代，在70年代达到猖獗的哲学、社会文化与艺术思潮。80年代初，主要由于哈贝马斯(Habermas)的分水岭之作《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方案》(Modernity: An Unfinished Project)的宣读，西方思想界开始了对后现代主义的强大的批判运动。80与90年代西方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一个主题，可以被归结为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之争。这在思想界表现在伽达默尔／德里达(Gadamer/Derrida)之争、哈贝马斯／福柯(Habermas/Foucault)之争这样的大师级理论交锋中，表现在法国新生代思想家费里与雷诺等对前此20年中拉康(Lacon)、福柯、德里达、布尔迪厄(Bourdieu)、博德利亚(Baudrillard)、德勒兹(Deleuxe)与利奥塔(Lyotard)的压倒性的后现代思潮的直接对抗上，体现在德国中生代思想界(魏尔默〔A. Wellmer〕、霍内特〔A. Honneth〕与法兰克〔M. Frank〕)对法国思想的全面挑战中。在批评界体现在希尔顿。克莱默对后现代主义"庸人的报复"(参同名批评文集The Revenge of the Philistines)所作的反击上，体现在哈贝马斯与魏尔默对詹克斯的"后现代主义建筑理论与批评"所作的驳正上，也体现在艺术批评界持久的"沃霍尔(Warhol)还是博伊斯(Beuys)"的争论中。在艺术运动中，它不仅体现在德国"新表现主义"对美国波普艺术的宣战中，体现在98－99年美国现代艺术博物馆所举办的波洛克(Pollock)大型回顾展中(并比较80年代批评波洛克及其高度现代主义的著名论文集《波洛克之后》〔Pollock and After〕，以及99年出版的"批判之批判"论文集《波洛克：新的取向》〔Pollock: New Approaches〕)，还体现在人们对晚期德朗(Derain)、巴尔蒂斯(Balthus)与莫兰迪(Morandi)的具象绘画那种持久高涨的热情中。90年代以来，几个特殊的案例事实上已经宣判了作为一种持续的哲学、思想文化与艺术思潮的后现代主义的死亡，尽管它的某些假设还将产生持久的影响。这也是拙著《透支的想象：现代性哲学引论》(学林出版社2022年版)的结论之一。在这些案例中，"海德格尔(Heidegger)事件"、"保罗。德。曼(Paul de Man)事件"与"索卡尔(Sokal)事件"具备足够的典型性。据说海德格尔是20世纪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只有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一人堪与媲美。但是，海氏将希腊的存在本体论、中世纪的神学本体论与现代的逻辑本体论一概削平，一视同仁地概念化为"存在－神－逻辑学"(Onto-theo-logy)是一种典型的还原论。相应地，他将苏格拉底以后的整个西方历史一律视为"远离神的黑暗"，并于20世纪来到"黑夜之夜将达夜半"的最黑暗时期，也是对西方历史的过分简化的图解(显然是尼采的反启蒙后现代思想"人类历史不是一部进步史，而是一部退化史"的翻版)。由于海德格尔戴上了这样一副哲学墨镜，他就不可能对20世纪现实中的色彩与层次做出区分，从而将国家社会主义、极权主义与自由民主制一律视为"现代性的产物"。在他看来，德国纳粹主义、苏联共产主义与美国自由主义，统统都是"同一回事"。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他在德国纳粹运动中以及在其后的"非纳粹化"运动中的所作所为。"海德格尔事件"的复杂之处固然不容许人们在一个思想家的思想与他的在世行动中做简单的彼此类推，亦即，说海德格尔的思想直接导致了他的纳粹行为，或者说海德格尔一度的行为证明了他的思想是纳粹主义的，这都是不明智的。但是，如果说海德格尔的思想，再宽泛一点讲，德国20－30年代右翼知识分子(海德格尔、容格尔〔Ernst Junger〕、舍勒尔〔Max Scheler〕、卡尔。施米特〔Karl Schmitt〕，"汉语学界"右翼知识分子最为心仪的"四尔")叫嚣着大地、鲜血、战争、种族的非理性主义思潮，与纳粹意识形态之间没有一点关联，那也委实太天真了！上世纪60年代，基本上由尼采与海德格尔培育出来的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潮，漂洋过海去到美国后，在美国获得了更为赤露的后现代主义动机：正当美国陷于越战的泥潭而遭致自由民主价值的最大的合法性危机之时。由德里达打头，所谓的"耶鲁四人帮"为后盾的美国后现代主义思潮迅速地在全球漫延开来。其中最著名者，叫保罗。德。曼。此人极其聪明，文笔流畅，思路清晰。其基本观点是，一切文本都是作者袒露与隐瞒的运作，记忆与遗忘的策略。一切阅读都是误读。而写作与阅读则构成作者与读者之间一种揭露与掩盖、设访与投射的游戏。80年代末，从他年轻时期的某些档案材料中，人们发现了他原来是纳粹时期一个积极的反犹主义者。于是，美国大学特别是英文系里那些天真的解构主义信奉者们，突然惊讶地意识到了某个事实：解构主义与罪恶意识的压抑(遗忘)之间的不经意流露的关联。90年代初，美国的"索卡尔事件"使后现代主义的最后一点美丽幻象也破灭了。索卡尔是一位美国物理学家，他花费了差不多整整两年的时间，处心积虑地炮制了一篇题为《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Transgressing the Boundaries: Toward a Transformative Hermeneutics of Quantum Gravity)的诈文，其中充满了常识性科学错误同时却充斥了后现代主义者最喜爱的奇思妙想与时髦术语，并把它投给了美国最著名的后现代主义刊物之一《社会文本》(Social Context)(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座上宾詹明信〔F. Jameson〕是该刊的主编之一)，结果是：此文被登了出来。尽管这一事件的深远意义远未为人们充分意识到，但是，人们普遍认为，此举表明了后现代主义者的学术水准已经下降到了何种荒唐的地步。可以并不夸张地说，上述三个事件事实上已经宣告了哲学、文学艺术与社会文化三个层次上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破产。"事件"之所以为"事件"，乃是因为人们在其中倾注了大量热情，因而卷入了无数文献。围绕着这些事件，人们能够组织起纷纭的思绪，从而给予一个时代的精神状况以实体表现的形式。而这个时代的精神状况则是：人们对于后现代主义应当被理解为20世纪下半叶西方社会的一种病理症状这一点已经获得了清楚的自我意识。后现代主义以其智性上的反理性主义、道德上的犬儒主义与感性上的快乐主义，即便在最为流行的时候，也没有逃脱西方有识之士的尖锐批判。本书多次提及的哈贝马斯就是这样一位思想家。而另外一些学者，则将后现代主义看成西方高度现代主义(high modernism)的一个反题。现在，走向终点的反题已经失去了昔日的锋芒，一种新的综合开始到来。那就是"后现代之后"：魏尔默与霍内特之坚持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辩证观，当作如是解。然而，本书作者宁愿坚持一种拓展了内涵的现代主义立场，并认为哈贝马斯的"未完成的现代性"，或贝格尔的"后前卫艺术"的提法更为可取。因为，如果说现代主义是西方现代艺术的正题，那么，贝格尔所说的旨在摧毁现代主义自主原则的"历史前卫艺术"(Historical avant-garde, 指达达主义、早期超现实主义与苏俄前卫艺术)才是现代主义的反题。而后现代主义某种意义上只是欧洲历史前卫艺术(以杜桑为代表)的延续，某种意义上则是欧洲历史前卫艺术的一个搞笑的美国版(以沃霍尔为代表，参本书所述胡伊森精彩的分析)。因此，导源于对现代性的敏感意识的现代主义，其潜力远未穷尽，而它在遭遇历史前卫艺术与后现代主义之后，反而显出了更顽强的生命力。这就是本书所说的"无边的现代主义"的意思。然而，正当后现代主义在它的原发地已经走向终结的时候，它在中国却获得了始料未及的繁衍契机。与某些论者不同，本书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将中国式后现代主义归结为学术界与艺术界鹦鹉学舌的结果(所谓"话语的平移")。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着深层次的历史原因，也有着更为具体可感的现实动机。后现代主义的反基础主义、反总体性、反主体性、强调动态过程胜于静态结构，与中国前现代性思维是如此合拍，以至于人们稍加思索就不难从后现代主义当中辨别出中**守主义者的弦外之音。而它所宣扬的后现代主义视觉美学：非线性几何、不对称、反崇高、散点透视乃至中国园林式"后现代空间"……也与中国前现代性美学如出一辙。不是偶然的是，西方鼓吹后现代主义建筑最起劲的查尔斯。詹克斯先生的太太就是一位研究中国园林的专家。而欧美某些后现代主义"建筑大师"到中国来兜了一圈后，欣快地大叫"后现代建筑在中国"也就不难理解。于是，贫困时代的灾难性混乱、粗野的地方性崇拜与不加克制的复活主义立刻被宣布为后现代性的前卫性。而近年所谓"经济起飞年代"的那些拙劣的伪现代建筑与陈词滥调的现代主义当然不加区分地被宣布为"现代主义的垃圾"。后现代主义在中国落脚的时候，正是80年代尚未分化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新启蒙"遭到重创的时候。这赋予了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由90年代初的北京大学出版的《走向后现代主义》开路，北大与中国社科院一路高歌走向"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出版事业大游行：《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后殖民文化批评》，直到蔚为大观的"知识分子图书馆"(似乎只有后现代主义分子才配称得上"知识分子"的称号)。显然，除了迎合文化保守主义的心态，后现代主义太切合新左派的胃口了。在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与新左派眼里，难道还有比宣扬形而上学的恐怖主义、理性社会的大监狱、西方中心主义的险恶用心、自由民主的乌托邦、全球化的谎言、身份与差异、文化与价值相对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更好的东西吗？与保守主义者忽然从后现代主义中找到了中国前现代性的新的合法性一样，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者则从西方后现代主义"没有底盘的游戏"(德里达)、"一切皆可"(邓托)、"快乐的虚无主义"(奥利瓦)以及"正经不起来"(苏姗。桑塔格〔Susan Sontag〕)那里，发明了"政治波普"、"泼皮现实主义"、"新文人画"、"玩得就是心跳"、"一点正经没有"，以及各式各样假冒的观念艺术。但是，与保守主义的危险不同，中国式后现代主义的危险并不在于它与当下感性全然无关的形式玩物与装饰，而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即不顾一切形式法则与视觉质量的纯粹的观念。西方"历史前卫艺术"的合理因素在于：他们的反形式(anti-form)与反艺术(anti-art)是建立在西方现代艺术史特别是经典现代主义的高度形式主义的正题之上的。这样，前卫艺术的反题才拥有了一定的合法性。而中国式后现代主义在没有任何语境的前提下，一下子走到了反形式的前卫艺术，因此它除了孤零零的各别事件之外，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效应。不仅如此，它的真正危险在于，它以貌似激进的观念掩盖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中国现代性的先天不健全；并以这种思想的短路形式扼杀了中国当代艺术的现代性诉求。在本书即将完成之际，我读到了英国著名批评理论家伊格尔顿的如下一段话，我在拍手叫好之余不免暗暗叫苦：如此洞见却需要一位与我们相隔千万里的外人来点破，难道还不足以使国人(当然包括我自己在内)感到羞耻吗？他说："今天在北京大学设有一个后现代研究的机构，中国在进口减肥口乐的同时一起进口德里达(北大还以聘请到德里达做名誉教授为能事--笔者按)。一种需要深入探讨的时间扭曲。殖民主义的进程有助于在好坏两方面剥夺第三世界社会的发达的现代性，现在这个进程让位于新殖民主义的进程，由于这个新的进程，那些部分地是前现代性的结构被吸入了西方后现代性的旋涡。这样，没有继承一种成熟的现代性的后现代性日益成为它们的命运，好像落伍造成了一种形式的早熟。一个进一步的矛盾是，在古老与先锋的痛苦张力中，在文化的领域里，再造了一种现代主义艺术的某些经典条件。"(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第139页)中国是否已经具备了现代主义艺术的经典条件，本书暂且不论。这里能说的是，从意识到我们的参照系的情形--西方现代主义事业的未竞使命及其后现代主义的幻觉--的那一刻起，这种条件就已经在形成之中了。因为，意识的照亮之处，正是救赎的开始之时。本书作者并不自命为这一救赎的努力当中的一部分。我只能满足于在四处弥漫着的保守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大雾中保持清醒的尝试，并且坚信，正如保守主义－后现代主义同盟曾经欢呼雀跃地宣布中国可以并且应当绕过现代性直接跃入后现代性是一场白日梦一样，那种认为后现代主义乃是中国艺术的命运的说法也只不过是一纸谎言。曾几何时，人们是那么醉心于中国可以避开工业化、城市化与社会化的现代性命题直奔信息化、乡土化与社群化的"后工业社会"的美梦，然而，一个越来越被认可的事实却是：中国一向试图绕过去的工业化进程、市场法则、理性化管理、程序合理性、法治原则，乃至于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却原来是绕不过去的现代性的硬核！而我们在走向社会的现代化与文化的现代性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挫折，无不可以追溯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没有从思想意识到行动习惯上真正确立主体性--黑格尔认为的现代性的本质--的基础地位。文化的中断与意义的失落(我们在处理传统与现代性问题上的曲折与反复)、社会的未分化和并非建立在真正的个体主体性基础之上的社会的虚假团结，以及个性的匮乏，解释了以下社会事实：由于我们在处理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上的笨拙，以至于"创新"需要被当作一种政治口号由政府来加以提倡；由于我们并没有真正确立起一种自我选择、自我负责的现代性的自律道德的基础，以至于"诚信"居然成为一个"拥有五千年文化的文明礼仪之邦"在遭遇现代市场法则与新型人际关系时最大的问题；由于强大的儒家传统与20世纪极左派集体主义意识形态对个体主义的压抑，以至于"个性"的不健全始终成为中国各种社会现象最有解释力的终极原因：由于缺乏个性，整个社会才循环地陷于各种"群众运动"之中；由于没有个性，整个社会才经常承受着未分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没有多元的价值体系及其相应的多元的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巨大压力。以至于，人们可以说，一个庞大的无边无际的未分化社会的海洋(特别是农村)，为顽固的文化保守主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社会资源；而一个尚未形成自我意识中心、自我价值定位与自我道德承担的"无中心的"(non-centered)个人，恰恰成了"去中心的"(de-centered)、陶醉迷狂的、"一切皆可的"和不负责任的后现代主义的最佳温床。

传统的就不在这里说了,当代的主要有三：　　一、文化保守主义　　由于自“五四”以来中国主流学界将中国失败、腐烂的账最终算在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身上,以保住守住儒家文化那些有价值的东西,并力图用它们来建构中国人的生命和意义系统为主要特征的文化保守主义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边缘地位.虽然这种历史的原因只有返回到当初的特定情境才能够客观地进行分析,但它的破坏力还是使文化保守主义背负了太多的历史包袱而备受不公正的责难.　　二、自由主义 　　　　自1998年“浮出水面”以来,在7年时间的“公开言说”中自由主义已经占领了越来越多的思想地盘,虽然现在由于它的一些自我解构和极端化言论已经导致了它的分化以及许多原本支持它的力量的反弹.但不管怎样,起码到目前为止,它在民间和学界都居于主流地位.它的强劲势头甚至使我们不能不展开这样的想像：它或许会主导中国未来的政治格局.相对于文化保守主义和新左派而言,它的优势是不言而喻的：既没有必须对过错和负面影响负责的历史包袱,又具有一个力量相当强大的国际背景.　　三、新左派 　　　　新左派与自由主义原本是在新启蒙运动中并肩战斗的兄弟,他们的分道扬镳只能归结为中国社会转型刺激的结果.1992年,“南巡讲话”使市场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合法性.改革的负效应日益凸显,“经济自由”和“政治专制”的结合终于形成了一种“形左（意识形态）实右（政策）”的格局.这种格局将一切原本似乎都可以作出准确判断的东西都弄得畸形残缺,面目模糊而难以辩认.在这种资本主义与专制主义混淆不清、自由既可能是权力资本的自由而平等也被视为有回归“平均主义”时代倾向的混乱局面中,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对立格局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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