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介绍一下赵武灵王

　　赵武灵王，约生于赵肃侯十年（前340年），卒于赵惠文王四年（前295年），名雍，三家分晋后赵国的第六代国君（前325年至前299年在位，执政27年）。周赧王十六年（前299年），他将王位传给了次子赵何，即赵惠文王，自称“主父”，史家又称他为“赵主父”。他是我国封建社会初期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所推行的“胡服骑射”政策，对于当时和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赵武灵王在位期间，正处在战国中后期，列国间战争频仍，兼并之势愈演愈烈，各诸侯国均在发愤图强，以图立于不败之地。进而吞并诸国，称霸华夏。当时，赵都邯郸，疆土主要有当今河北省南部、山西省中部和陕西省东北隅。其周围被齐、中山、燕、林胡、楼烦、东胡、秦、韩、魏等国包围着。时人称赵为“四战之国”，其形势之险恶可以想见。赵武灵王即位前，赵的国势很弱，往往无力抗击二、三等小国中山国的侵扰。赵武灵王即位后，在实行“胡服骑射”前的18年中，赵屡败于秦、魏，除损兵折将，国力大衰外，还不得不忍辱割地。林胡、楼烦也乘此机会，连年向赵发动军事掠夺，赵国几乎没有还击之力。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面前，赵武灵王决心发愤图强，以振兴日渐衰弱的赵国。他客观地分析了当时赵国的实际情况和所处的环境，认真研究了壮大赵国力量的办法，以超凡的才略和气魄，毅然抛弃了中原传统的衣冠制度和作战形式，大胆学习北方游牧族军事上的优点，下令在全国推行“胡服骑射”。他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变赵国被动挨打的局面，削除中山国这个“心腹之患”，进而继承先祖赵襄子“兼戎取代，以攘诸胡”的事业，靠中原传统的步兵和战车配合作战的方式是不能成功的，因为笨重的战车只宜在较为平坦的地方作战，在复杂的地形中运转十分不便；众多的步卒也无力对付那奔驰迅猛，机动灵活的骑兵。必须学习诸胡的长处，壮大自己，才能免于被动挨打。只有以骑兵对抗骑兵，是增强赵国军事力量的唯一出路。同时，只有改中原地区的宽袖长袍为短衣紧袖、皮带束身、脚穿皮靴的胡服，才能适应骑战的需要。在普遍以中原正统和华夏礼乐文化自负的氛围中，他敢于改革传统的舆服制度，而取法胡人的服饰习俗，足见他的确是一位雄才大略、气魄宏大的军事家和政治家。

　　由于胡服骑射不单是一个军事改革措施，同时也是一个国家移风易俗的改革，是一次对传统观念的更新，因此，在施行之初，阻力很大，除了百姓接受有困难外，朝廷内的抵触情绪也很大。以公子成、赵文、赵造、周绍等人为代表的贵族官僚，抱着“循法无过，修礼无邪”的传统观念，拒绝胡服骑射。他们或公开反对，或称疾不朝。群臣也都不愿意穿戴胡服，怨言四起。在这样巨大的阻力面前，赵武灵王没有灰心，以坚定不移的信念和毅力，耐心说服教育，以理服人。由于胡服骑射顺应时代的要求，代表赵国的利益，符合人民抗拒强敌侵扰的愿望，加上赵武灵正采取说服教育，自上而下逐步推广的措施，最终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

　　胡服骑射初期，赵武灵王攻占了原阳（分内蒙古呼和浩特东南黑水河南岸），这里草原辽阔，水草丰美，是一处良好的天然牧场，也是训练骑兵的理想场所，加上这里的人民素有骑射的习尚，容易取得成功，于是，此地便成了胡服骑射的试点。《战国策》注云：“武灵王破原阳以为骑邑者，盖始教一邑，然后行于境内。”这种在原阳取得经验后，推行全国的办法，保证了改革的最后胜利。

　　至于赵武灵工的胡服骑射是在赵全国普遍推行，还是仅局限于北方边地的将土，学界有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赵武灵王的军事改革——胡服骑射，是在举国上下军民中普遍实行的。”我们认为，这一观点更接近历史本身。

　　赵武灵正在推行胡服骑射的过程中，通过在全国，特别是在北方近胡地区人民中招募善于骑射的人，改组部分步兵为骑兵；收编边地游牧族的胡骑等途径，迅速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并通过在代地经营胡马和迫使林胡王献马等渠道，获得了大批良马，为骑兵部队的建设提供了重要保证。

　　随着军事改革的发展，赵国的军事力量迅速得到加强，多年来被动挨打的局面为之一变：赵于东北攻灭了“心腹之患”中山国，西北打败了林胡、楼烦。赵国一跃而成为北方的军事强国，其军事力量并影响到武灵王死后的若干年，以致在大国“纵约”瓦解，各国献地事秦之时，赵尚能屡败秦军，威慑匈奴。

　　赵武灵王在推行胡服骑射，打败林胡、楼烦后，在北方东起无穷之门（今河北张家口外），向西沿阴山直到高阙塞（今内蒙古五原西北黄河东流处）修筑长城，置军戍守，并实行进步的民族和睦政策，使边地免除了胡骑的侵扰，保护了边地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巩固了北方边疆，加强了局部统一，为后来秦汉统一北方边疆奠定了基础。赵武灵王在北边新开辟的地区设置了云中、雁门、代三郡，解放内地依附于吏大夫的奴隶，让他们充实九原等地，加速了封建化的进程，开发了广大边地。

　　胡服骑射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当时，它对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也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赵武灵王变胡服是出于骑射的客观要求，但事实上，胡服不仅只适应于作战的需要，它比中原原来的衣冠更便于人们的生产劳动与其他社会活动，从而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除当时楚、齐两国已有人效法外，汉代即已成为官定武服；北朝以降，文武官员皆着胡服，后来一般百姓，甚至妇女、儿童也逐渐穿上胡服。胡服的优越性日益被中原人民所接受。

　　赵武灵王倡导的习骑射对于此后中国的战争与交通也有很大的影响。春秋以前，中原地区的战争与交通皆用马车，马只是驾车的，不作为骑乘。唐代孔颖达在《礼记·曲礼上》疏云：“古人不骑马，故经但记正典无言骑者。今言骑着，当是周末时礼。”赵武灵王推行的习骑射，推动了整个中原骑射的发展，标志着我国由车战的时代进入骑战时代，这在中国军事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随着骑射的发展，马便逐渐用于骑乘，大大加强了各地区间的交往与联系，促进了各地间，尤其是中原汉族与边地各少数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由此我们可以说，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导致了中原华夏族与北方游牧族的文化融合，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赵武灵王在以绝对优势稳定了北方局势后，便不再满足于完成最初提出的目标，而是把主攻目标移到中原，以图最终完成统一大业。他已经意识到，当时具有统一实力的只有秦、赵两家，秦是他的真正对手。于是他于二十七年（前 299年），勇敢地打破了历来国君死后始立新君的传统，主动将王位让给自己钟爱的幼子赵何，即赵惠文王，并让有丰富政治经验的老臣肥义为相国，而自号为“主父”。他从烦琐的政务中解脱出来，统率他亲手缔造的骑兵，准备从河套一带南下袭秦。为了稳中求胜，赵武灵王冒着很大的危险，化装成使者入秦，窥审秦王态势，侦察关中地形，认真研究袭秦战略。

　　正当赵主父雄心勃勃之时，赵国内部发生了政变。由于他在立赵何为王之后，仍在长子赵章与次于赵何谁为继承王位的问题上，感情用事，优柔寡断。惠文王四年（前 296年），他又欲分赵为二，封赵何于赵，为赵王，封赵章于代，为代王。正当他犹豫未决之时，政变发生了。据《史记·赵世家》记载；惠文王四年，公子章“作乱”，先杀肥义，公子李成、李兑起兵靖难，败公子章。公子章兵败后投奔主父，主父收容了他。公子成、李兑围攻主父所居的沙丘宫，杀死公子章。他们害怕主父秋后算帐，就将主父围困在宫中。“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彀（小麻雀）而食之，三月余而饿死沙丘宫。”赵主父就是这样在内讧中死去。

　　赵主父死后，依据其生前事迹功过，赵国礼臣上谥号“武灵王”。蔡邕《独断》释云：古代“尅定祸乱曰武”，“乱而不损曰灵”。这含义可谓当时人对主父的评价。

　　任何历史人物都有自身的局限性，赵武灵王也不例外。他侧重于军事上的改革，却淡化了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改革；在处理王位问题上，感情用事，优柔寡断，酿成了内讧，削弱了国力。尽管如此。他仍不失为一代英才。晚清梁启超认为，商周以来四千余年，北方少数族世为中国患，华夏族与戎狄战争中胜者不及十分之一，其稍为历史之光者，仅赵武灵王、秦始皇、汉武帝、宋武帝四人。他甚至称赵武灵王为黄帝以后的第一伟人。这虽然有大汉族主义的偏见，但可以说明，赵武灵王的确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和改革家，对中国的历史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赵武灵王

Wulingwang，prince of the Zhao State，

？～公元前295

战国中期赵国国君，著名政治、军事改革家。名雍。周显王四十四年（前325）即位。时赵无力与齐、秦抗衡，且受困于中山、三胡的侵扰。赵武灵王志在图强，决心全力攻灭中山、破三胡，待机逐鹿中原。怂恿中山称王，使之陷于孤立；支持韩、赵、魏合纵抗齐、秦，以免大国干涉赵的行动。周慎靓王三年（前318），与韩、魏合纵攻秦函谷关。周赧王元年（前314），力主存燕伐齐，扩送燕昭王回国拒齐。六年，出九门（今河北正定东南），筑野台，窥察齐、中山地形。八年，率兵攻中山，北达无穷之门（今张家口北），西至河水（黄河）。次年又攻中山至宁葭（今石家庄西北）、西掠林胡至榆中（今内蒙古河套东北部），林胡王献马请和。同年，遣使察诸侯动静，利用秦、齐矛盾，暗中倒向秦国，以牵制齐国，而又不出一兵一卒助秦，保存实力以北图。同时派赵固在代地主持攻胡事宜，收编胡人骑兵。十年，统领左、中、右三军，由牛翦率车骑、赵希率胡、代兵，出井陉关（今河北井陉境），会于曲阳（今曲阳西），攻取丹丘（今唐县西）、华阳、鸿上塞（均在今唐县西北），赵武灵王自率军取鄗（今高邑东）、石邑（今石家庄西南）、封龙（今石家庄西南）、东垣（今石家庄东北），中山王献四邑请和。

十三年，针对北方游牧民族慓悍善骑的特点，为加强上党等边郡防务及灭中山、破三胡计，着手组建一支适于沙漠戈壁地区作战的轻便灵活的骑兵部队。遂排除干扰，移民实边，命北部边郡的将军、大夫、嫡子、戍吏皆着东胡（左氵右岁）貉族服饰，即穿貉服，上衣下裤，戴皮帽，着皮靴，以便于骑乘。十五年，又专辟原阳（今呼和浩特东南）为骑邑，将北方边郡的步、车兵改编为骑兵加以训练。同年，率胡服骑兵出师中山，取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今呼和浩特西南）、九原。次年五月，传位于少子何，自号主父，主持军事，专事攻中山。乘齐、韩、魏三国合纵攻秦，无暇它顾之机，率兵向西北攻掠胡地，十八年，率兵出代西，大败楼烦于西河（今山西北部黄河以东地区），收编胡人骑兵。次年，与燕共灭中山，迁其王于肤施（今陕西榆林东南）。二十年，在沙丘（今河北巨鹿东南）之乱中，饿死于沙丘宫。

赵武灵王深谋远虑，锐意革新，以务实态度推行“胡服骑射”，又以灵活的邦交策略，成就其灭中山、破三胡之功，使赵国武力大增，成为战国后期的抗秦主力。在赵国影响下，中原各国陆续组建骑兵，推动了战争方式的变化。（魏崴）

赵武灵王，约生于赵肃侯十年（前340年），卒于赵惠文王四年（前295年），名雍，三家分晋后赵国的第六代国君（前325年至前299年在位，执政27年）。周赧王十六年（前299年），他将王位传给了次子赵何，即赵惠文王，自称“主父”，史家又称他为“赵主父”。他是我国封建社会初期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所推行的“胡服骑射”政策，对于当时和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赵武灵王在位期间，正处在战国中后期，列国间战争频仍，兼并之势愈演愈烈，各诸侯国均在发愤图强，以图立于不败之地。进而吞并诸国，称霸华夏。当时，赵都邯郸，疆土主要有当今河北省南部、山西省中部和陕西省东北隅。其周围被齐、中山、燕、林胡、楼烦、东胡、秦、韩、魏等国包围着。时人称赵为“四战之国”，其形势之险恶可以想见。赵武灵王即位前，赵的国势很弱，往往无力抗击二、三等小国中山国的侵扰。赵武灵王即位后，在实行“胡服骑射”前的18年中，赵屡败于秦、魏，除损兵折将，国力大衰外，还不得不忍辱割地。林胡、楼烦也乘此机会，连年向赵发动军事掠夺，赵国几乎没有还击之力。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面前，赵武灵王决心发愤图强，以振兴日渐衰弱的赵国。他客观地分析了当时赵国的实际情况和所处的环境，认真研究了壮大赵国力量的办法，以超凡的才略和气魄，毅然抛弃了中原传统的衣冠制度和作战形式，大胆学习北方游牧族军事上的优点，下令在全国推行“胡服骑射”。他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变赵国被动挨打的局面，削除中山国这个“心腹之患”，进而继承先祖赵襄子“兼戎取代，以攘诸胡”的事业，靠中原传统的步兵和战车配合作战的方式是不能成功的，因为笨重的战车只宜在较为平坦的地方作战，在复杂的地形中运转十分不便；众多的步卒也无力对付那奔驰迅猛，机动灵活的骑兵。必须学习诸胡的长处，壮大自己，才能免于被动挨打。只有以骑兵对抗骑兵，是增强赵国军事力量的唯一出路。同时，只有改中原地区的宽袖长袍为短衣紧袖、皮带束身、脚穿皮靴的胡服，才能适应骑战的需要。在普遍以中原正统和华夏礼乐文化自负的氛围中，他敢于改革传统的舆服制度，而取法胡人的服饰习俗，足见他的确是一位雄才大略、气魄宏大的军事家和政治家。

由于胡服骑射不单是一个军事改革措施，同时也是一个国家移风易俗的改革，是一次对传统观念的更新，因此，在施行之初，阻力很大，除了百姓接受有困难外，朝廷内的抵触情绪也很大。以公子成、赵文、赵造、周绍等人为代表的贵族官僚，抱着“循法无过，修礼无邪”的传统观念，拒绝胡服骑射。他们或公开反对，或称疾不朝。群臣也都不愿意穿戴胡服，怨言四起。在这样巨大的阻力面前，赵武灵王没有灰心，以坚定不移的信念和毅力，耐心说服教育，以理服人。由于胡服骑射顺应时代的要求，代表赵国的利益，符合人民抗拒强敌侵扰的愿望，加上赵武灵正采取说服教育，自上而下逐步推广的措施，最终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

胡服骑射初期，赵武灵王攻占了原阳（分内蒙古呼和浩特东南黑水河南岸），这里草原辽阔，水草丰美，是一处良好的天然牧场，也是训练骑兵的理想场所，加上这里的人民素有骑射的习尚，容易取得成功，于是，此地便成了胡服骑射的试点。《战国策》注云：“武灵王破原阳以为骑邑者，盖始教一邑，然后行于境内。”这种在原阳取得经验后，推行全国的办法，保证了改革的最后胜利。

至于赵武灵工的胡服骑射是在赵全国普遍推行，还是仅局限于北方边地的将土，学界有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赵武灵王的军事改革——胡服骑射，是在举国上下军民中普遍实行的。”我们认为，这一观点更接近历史本身。

赵武灵正在推行胡服骑射的过程中，通过在全国，特别是在北方近胡地区人民中招募善于骑射的人，改组部分步兵为骑兵；收编边地游牧族的胡骑等途径，迅速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并通过在代地经营胡马和迫使林胡王献马等渠道，获得了大批良马，为骑兵部队的建设提供了重要保证。

随着军事改革的发展，赵国的军事力量迅速得到加强，多年来被动挨打的局面为之一变：赵于东北攻灭了“心腹之患”中山国，西北打败了林胡、楼烦。赵国一跃而成为北方的军事强国，其军事力量并影响到武灵王死后的若干年，以致在大国“纵约”瓦解，各国献地事秦之时，赵尚能屡败秦军，威慑匈奴。

赵武灵王在推行胡服骑射，打败林胡、楼烦后，在北方东起无穷之门（今河北张家口外），向西沿阴山直到高阙塞（今内蒙古五原西北黄河东流处）修筑长城，置军戍守，并实行进步的民族和睦政策，使边地免除了胡骑的侵扰，保护了边地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巩固了北方边疆，加强了局部统一，为后来秦汉统一北方边疆奠定了基础。赵武灵王在北边新开辟的地区设置了云中、雁门、代三郡，解放内地依附于吏大夫的奴隶，让他们充实九原等地，加速了封建化的进程，开发了广大边地。

胡服骑射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当时，它对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也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赵武灵王变胡服是出于骑射的客观要求，但事实上，胡服不仅只适应于作战的需要，它比中原原来的衣冠更便于人们的生产劳动与其他社会活动，从而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除当时楚、齐两国已有人效法外，汉代即已成为官定武服；北朝以降，文武官员皆着胡服，后来一般百姓，甚至妇女、儿童也逐渐穿上胡服。胡服的优越性日益被中原人民所接受。

赵武灵王倡导的习骑射对于此后中国的战争与交通也有很大的影响。春秋以前，中原地区的战争与交通皆用马车，马只是驾车的，不作为骑乘。唐代孔颖达在《礼记·曲礼上》疏云：“古人不骑马，故经但记正典无言骑者。今言骑着，当是周末时礼。”赵武灵王推行的习骑射，推动了整个中原骑射的发展，标志着我国由车战的时代进入骑战时代，这在中国军事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随着骑射的发展，马便逐渐用于骑乘，大大加强了各地区间的交往与联系，促进了各地间，尤其是中原汉族与边地各少数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由此我们可以说，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导致了中原华夏族与北方游牧族的文化融合，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赵武灵王在以绝对优势稳定了北方局势后，便不再满足于完成最初提出的目标，而是把主攻目标移到中原，以图最终完成统一大业。他已经意识到，当时具有统一实力的只有秦、赵两家，秦是他的真正对手。于是他于二十七年（前 299年），勇敢地打破了历来国君死后始立新君的传统，主动将王位让给自己钟爱的幼子赵何，即赵惠文王，并让有丰富政治经验的老臣肥义为相国，而自号为“主父”。他从烦琐的政务中解脱出来，统率他亲手缔造的骑兵，准备从河套一带南下袭秦。为了稳中求胜，赵武灵王冒着很大的危险，化装成使者入秦，窥审秦王态势，侦察关中地形，认真研究袭秦战略。

正当赵主父雄心勃勃之时，赵国内部发生了政变。由于他在立赵何为王之后，仍在长子赵章与次于赵何谁为继承王位的问题上，感情用事，优柔寡断。惠文王四年（前 296年），他又欲分赵为二，封赵何于赵，为赵王，封赵章于代，为代王。正当他犹豫未决之时，政变发生了。据《史记·赵世家》记载；惠文王四年，公子章“作乱”，先杀肥义，公子李成、李兑起兵靖难，败公子章。公子章兵败后投奔主父，主父收容了他。公子成、李兑围攻主父所居的沙丘宫，杀死公子章。他们害怕主父秋后算帐，就将主父围困在宫中。“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彀（小麻雀）而食之，三月余而饿死沙丘宫。”赵主父就是这样在内讧中死去。

赵主父死后，依据其生前事迹功过，赵国礼臣上谥号“武灵王”。蔡邕《独断》释云：古代“尅定祸乱曰武”，“乱而不损曰灵”。这含义可谓当时人对主父的评价。

任何历史人物都有自身的局限性，赵武灵王也不例外。他侧重于军事上的改革，却淡化了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改革；在处理王位问题上，感情用事，优柔寡断，酿成了内讧，削弱了国力。尽管如此。他仍不失为一代英才。晚清梁启超认为，商周以来四千余年，北方少数族世为中国患，华夏族与戎狄战争中胜者不及十分之一，其稍为历史之光者，仅赵武灵王、秦始皇、汉武帝、宋武帝四人。他甚至称赵武灵王为黄帝以后的第一伟人。这虽然有大汉族主义的偏见，但可以说明，赵武灵王的确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和改革家，对中国的历史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赵武灵王，名雍，赵国第六代国君，公元前325年至前299年在位，是我国封建社会初期的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武灵王元年至胡服骑射前的十九年间，赵国被秦、魏等攻伐或战败六次，损兵折将，周边更无宁日。赵武灵王一方面客观地分析了赵国所处的困难形势，一方面奋发图强，勇敢地打破深深囿于大汉族主义和“圣贤之道”的传统思想和迂腐制度，汲取北方游牧民族军事上的优点，下令全国实行便事尚公的胡服骑射。胡服骑射的结果，一支强大的骑兵很快建立起来，从而扭转了多年秦兵东进和胡马南下的被动局面。赵武灵王凭借胡服骑射的先进军事技术和开明的政治措施，不仅“北地方从，代道大同”，而且进而在北方筑长城，置军戍守，移民垦殖，取民族和睦政策，赢得安定团结局面，保护和发展了边疆人民的农牧生产和正常生活。

赵武灵王，约生于赵肃侯十年（前340年），卒于赵惠文王四年（前295年），名雍，三家分晋后赵国的第六代国君（前325年至前299年在位，执政27年）。

周赧王十六年（前299年），他将王位传给了次子赵何，即赵惠文王，自称“主父”，史家又称他为“赵主父”。

他是我国封建社会初期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所推行的“胡服骑射”政策，对于当时和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赵武灵王，约生于赵肃侯十年（前340年），卒于赵惠文王四年（前295年），名雍，三家分晋后赵国的第六代国君（前325年至前299年在位，执政27年）。周赧王十六年（前299年），他将王位传给了次子赵何，即赵惠文王，自称“主父”，史家又称他为“赵主父”。他是我国封建社会初期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所推行的“胡服骑射”政策，对于当时和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赵武灵王在位期间，正处在战国中后期，列国间战争频仍，兼并之势愈演愈烈，各诸侯国均在发愤图强，以图立于不败之地。进而吞并诸国，称霸华夏。当时，赵都邯郸，疆土主要有当今河北省南部、山西省中部和陕西省东北隅。其周围被齐、中山、燕、林胡、楼烦、东胡、秦、韩、魏等国包围着。时人称赵为“四战之国”，其形势之险恶可以想见。赵武灵王即位前，赵的国势很弱，往往无力抗击二、三等小国中山国的侵扰。赵武灵王即位后，在实行“胡服骑射”前的18年中，赵屡败于秦、魏，除损兵折将，国力大衰外，还不得不忍辱割地。林胡、楼烦也乘此机会，连年向赵发动军事掠夺，赵国几乎没有还击之力。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面前，赵武灵王决心发愤图强，以振兴日渐衰弱的赵国。他客观地分析了当时赵国的实际情况和所处的环境，认真研究了壮大赵国力量的办法，以超凡的才略和气魄，毅然抛弃了中原传统的衣冠制度和作战形式，大胆学习北方游牧族军事上的优点，下令在全国推行“胡服骑射”。他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变赵国被动挨打的局面，削除中山国这个“心腹之患”，进而继承先祖赵襄子“兼戎取代，以攘诸胡”的事业，靠中原传统的步兵和战车配合作战的方式是不能成功的，因为笨重的战车只宜在较为平坦的地方作战，在复杂的地形中运转十分不便；众多的步卒也无力对付那奔驰迅猛，机动灵活的骑兵。必须学习诸胡的长处，壮大自己，才能免于被动挨打。只有以骑兵对抗骑兵，是增强赵国军事力量的唯一出路。同时，只有改中原地区的宽袖长袍为短衣紧袖、皮带束身、脚穿皮靴的胡服，才能适应骑战的需要。在普遍以中原正统和华夏礼乐文化自负的氛围中，他敢于改革传统的舆服制度，而取法胡人的服饰习俗，足见他的确是一位雄才大略、气魄宏大的军事家和政治家。

由于胡服骑射不单是一个军事改革措施，同时也是一个国家移风易俗的改革，是一次对传统观念的更新，因此，在施行之初，阻力很大，除了百姓接受有困难外，朝廷内的抵触情绪也很大。以公子成、赵文、赵造、周绍等人为代表的贵族官僚，抱着“循法无过，修礼无邪”的传统观念，拒绝胡服骑射。他们或公开反对，或称疾不朝。群臣也都不愿意穿戴胡服，怨言四起。在这样巨大的阻力面前，赵武灵王没有灰心，以坚定不移的信念和毅力，耐心说服教育，以理服人。由于胡服骑射顺应时代的要求，代表赵国的利益，符合人民抗拒强敌侵扰的愿望，加上赵武灵正采取说服教育，自上而下逐步推广的措施，最终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

胡服骑射初期，赵武灵王攻占了原阳（分内蒙古呼和浩特东南黑水河南岸），这里草原辽阔，水草丰美，是一处良好的天然牧场，也是训练骑兵的理想场所，加上这里的人民素有骑射的习尚，容易取得成功，于是，此地便成了胡服骑射的试点。《战国策》注云：“武灵王破原阳以为骑邑者，盖始教一邑，然后行于境内。”这种在原阳取得经验后，推行全国的办法，保证了改革的最后胜利。

至于赵武灵工的胡服骑射是在赵全国普遍推行，还是仅局限于北方边地的将土，学界有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赵武灵王的军事改革——胡服骑射，是在举国上下军民中普遍实行的。”我们认为，这一观点更接近历史本身。

赵武灵正在推行胡服骑射的过程中，通过在全国，特别是在北方近胡地区人民中招募善于骑射的人，改组部分步兵为骑兵；收编边地游牧族的胡骑等途径，迅速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并通过在代地经营胡马和迫使林胡王献马等渠道，获得了大批良马，为骑兵部队的建设提供了重要保证。

随着军事改革的发展，赵国的军事力量迅速得到加强，多年来被动挨打的局面为之一变：赵于东北攻灭了“心腹之患”中山国，西北打败了林胡、楼烦。赵国一跃而成为北方的军事强国，其军事力量并影响到武灵王死后的若干年，以致在大国“纵约”瓦解，各国献地事秦之时，赵尚能屡败秦军，威慑匈奴。

赵武灵王在推行胡服骑射，打败林胡、楼烦后，在北方东起无穷之门（今河北张家口外），向西沿阴山直到高阙塞（今内蒙古五原西北黄河东流处）修筑长城，置军戍守，并实行进步的民族和睦政策，使边地免除了胡骑的侵扰，保护了边地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巩固了北方边疆，加强了局部统一，为后来秦汉统一北方边疆奠定了基础。赵武灵王在北边新开辟的地区设置了云中、雁门、代三郡，解放内地依附于吏大夫的奴隶，让他们充实九原等地，加速了封建化的进程，开发了广大边地。

胡服骑射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当时，它对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也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赵武灵王变胡服是出于骑射的客观要求，但事实上，胡服不仅只适应于作战的需要，它比中原原来的衣冠更便于人们的生产劳动与其他社会活动，从而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除当时楚、齐两国已有人效法外，汉代即已成为官定武服；北朝以降，文武官员皆着胡服，后来一般百姓，甚至妇女、儿童也逐渐穿上胡服。胡服的优越性日益被中原人民所接受。

赵武灵王倡导的习骑射对于此后中国的战争与交通也有很大的影响。春秋以前，中原地区的战争与交通皆用马车，马只是驾车的，不作为骑乘。唐代孔颖达在《礼记·曲礼上》疏云：“古人不骑马，故经但记正典无言骑者。今言骑着，当是周末时礼。”赵武灵王推行的习骑射，推动了整个中原骑射的发展，标志着我国由车战的时代进入骑战时代，这在中国军事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随着骑射的发展，马便逐渐用于骑乘，大大加强了各地区间的交往与联系，促进了各地间，尤其是中原汉族与边地各少数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由此我们可以说，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导致了中原华夏族与北方游牧族的文化融合，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赵武灵王在以绝对优势稳定了北方局势后，便不再满足于完成最初提出的目标，而是把主攻目标移到中原，以图最终完成统一大业。他已经意识到，当时具有统一实力的只有秦、赵两家，秦是他的真正对手。于是他于二十七年（前 299年），勇敢地打破了历来国君死后始立新君的传统，主动将王位让给自己钟爱的幼子赵何，即赵惠文王，并让有丰富政治经验的老臣肥义为相国，而自号为“主父”。他从烦琐的政务中解脱出来，统率他亲手缔造的骑兵，准备从河套一带南下袭秦。为了稳中求胜，赵武灵王冒着很大的危险，化装成使者入秦，窥审秦王态势，侦察关中地形，认真研究袭秦战略。

正当赵主父雄心勃勃之时，赵国内部发生了政变。由于他在立赵何为王之后，仍在长子赵章与次于赵何谁为继承王位的问题上，感情用事，优柔寡断。惠文王四年（前 296年），他又欲分赵为二，封赵何于赵，为赵王，封赵章于代，为代王。正当他犹豫未决之时，政变发生了。据《史记·赵世家》记载；惠文王四年，公子章“作乱”，先杀肥义，公子李成、李兑起兵靖难，败公子章。公子章兵败后投奔主父，主父收容了他。公子成、李兑围攻主父所居的沙丘宫，杀死公子章。他们害怕主父秋后算帐，就将主父围困在宫中。“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彀（小麻雀）而食之，三月余而饿死沙丘宫。”赵主父就是这样在内讧中死去。

赵主父死后，依据其生前事迹功过，赵国礼臣上谥号“武灵王”。蔡邕《独断》释云：古代“尅定祸乱曰武”，“乱而不损曰灵”。这含义可谓当时人对主父的评价。

任何历史人物都有自身的局限性，赵武灵王也不例外。他侧重于军事上的改革，却淡化了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改革；在处理王位问题上，感情用事，优柔寡断，酿成了内讧，削弱了国力。尽管如此。他仍不失为一代英才。晚清梁启超认为，商周以来四千余年，北方少数族世为中国患，华夏族与戎狄战争中胜者不及十分之一，其稍为历史之光者，仅赵武灵王、秦始皇、汉武帝、宋武帝四人。他甚至称赵武灵王为黄帝以后的第一伟人。这虽然有大汉族主义的偏见，但可以说明，赵武灵王的确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和改革家，对中国的历史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赵武灵王，约生于赵肃侯十年（前340年），卒于赵惠文王四年（前295年），名雍，三家分晋后赵国的第六代国君（前325年至前299年在位，执政27年）。周赧王十六年（前299年），他将王位传给了次子赵何，即赵惠文王，自称“主父”，史家又称他为“赵主父”。他是我国封建社会初期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所推行的“胡服骑射”政策，对于当时和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赵武灵王在位期间，正处在战国中后期，列国间战争频仍，兼并之势愈演愈烈，各诸侯国均在发愤图强，以图立于不败之地。进而吞并诸国，称霸华夏。当时，赵都邯郸，疆土主要有当今河北省南部、山西省中部和陕西省东北隅。其周围被齐、中山、燕、林胡、楼烦、东胡、秦、韩、魏等国包围着。时人称赵为“四战之国”，其形势之险恶可以想见。赵武灵王即位前，赵的国势很弱，往往无力抗击二、三等小国中山国的侵扰。赵武灵王即位后，在实行“胡服骑射”前的18年中，赵屡败于秦、魏，除损兵折将，国力大衰外，还不得不忍辱割地。林胡、楼烦也乘此机会，连年向赵发动军事掠夺，赵国几乎没有还击之力。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面前，赵武灵王决心发愤图强，以振兴日渐衰弱的赵国。他客观地分析了当时赵国的实际情况和所处的环境，认真研究了壮大赵国力量的办法，以超凡的才略和气魄，毅然抛弃了中原传统的衣冠制度和作战形式，大胆学习北方游牧族军事上的优点，下令在全国推行“胡服骑射”。他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变赵国被动挨打的局面，削除中山国这个“心腹之患”，进而继承先祖赵襄子“兼戎取代，以攘诸胡”的事业，靠中原传统的步兵和战车配合作战的方式是不能成功的，因为笨重的战车只宜在较为平坦的地方作战，在复杂的地形中运转十分不便；众多的步卒也无力对付那奔驰迅猛，机动灵活的骑兵。必须学习诸胡的长处，壮大自己，才能免于被动挨打。只有以骑兵对抗骑兵，是增强赵国军事力量的唯一出路。同时，只有改中原地区的宽袖长袍为短衣紧袖、皮带束身、脚穿皮靴的胡服，才能适应骑战的需要。在普遍以中原正统和华夏礼乐文化自负的氛围中，他敢于改革传统的舆服制度，而取法胡人的服饰习俗，足见他的确是一位雄才大略、气魄宏大的军事家和政治家。

由于胡服骑射不单是一个军事改革措施，同时也是一个国家移风易俗的改革，是一次对传统观念的更新，因此，在施行之初，阻力很大，除了百姓接受有困难外，朝廷内的抵触情绪也很大。以公子成、赵文、赵造、周绍等人为代表的贵族官僚，抱着“循法无过，修礼无邪”的传统观念，拒绝胡服骑射。他们或公开反对，或称疾不朝。群臣也都不愿意穿戴胡服，怨言四起。在这样巨大的阻力面前，赵武灵王没有灰心，以坚定不移的信念和毅力，耐心说服教育，以理服人。由于胡服骑射顺应时代的要求，代表赵国的利益，符合人民抗拒强敌侵扰的愿望，加上赵武灵正采取说服教育，自上而下逐步推广的措施，最终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

胡服骑射初期，赵武灵王攻占了原阳（分内蒙古呼和浩特东南黑水河南岸），这里草原辽阔，水草丰美，是一处良好的天然牧场，也是训练骑兵的理想场所，加上这里的人民素有骑射的习尚，容易取得成功，于是，此地便成了胡服骑射的试点。《战国策》注云：“武灵王破原阳以为骑邑者，盖始教一邑，然后行于境内。”这种在原阳取得经验后，推行全国的办法，保证了改革的最后胜利。 至于赵武灵工的胡服骑射是在赵全国普遍推行，还是仅局限于北方边地的将土，学界有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赵武灵王的军事改革——胡服骑射，是在举国上下军民中普遍实行的。”我们认为，这一观点更接近历史本身。

赵武灵正在推行胡服骑射的过程中，通过在全国，特别是在北方近胡地区人民中招募善于骑射的人，改组部分步兵为骑兵；收编边地游牧族的胡骑等途径，迅速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并通过在代地经营胡马和迫使林胡王献马等渠道，获得了大批良马，为骑兵部队的建设提供了重要保证。

随着军事改革的发展，赵国的军事力量迅速得到加强，多年来被动挨打的局面为之一变：赵于东北攻灭了“心腹之患”中山国，西北打败了林胡、楼烦。赵国一跃而成为北方的军事强国，其军事力量并影响到武灵王死后的若干年，以致在大国“纵约”瓦解，各国献地事秦之时，赵尚能屡败秦军，威慑匈奴。

赵武灵王在推行胡服骑射，打败林胡、楼烦后，在北方东起无穷之门（今河北张家口外），向西沿阴山直到高阙塞（今内蒙古五原西北黄河东流处）修筑长城，置军戍守，并实行进步的民族和睦政策，使边地免除了胡骑的侵扰，保护了边地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巩固了北方边疆，加强了局部统一，为后来秦汉统一北方边疆奠定了基础。赵武灵王在北边新开辟的地区设置了云中、雁门、代三郡，解放内地依附于吏大夫的奴隶，让他们充实九原等地，加速了封建化的进程，开发了广大边地。

胡服骑射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当时，它对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也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赵武灵王变胡服是出于骑射的客观要求，但事实上，胡服不仅只适应于作战的需要，它比中原原来的衣冠更便于人们的生产劳动与其他社会活动，从而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除当时楚、齐两国已有人效法外，汉代即已成为官定武服；北朝以降，文武官员皆着胡服，后来一般百姓，甚至妇女、儿童也逐渐穿上胡服。胡服的优越性日益被中原人民所接受。

赵武灵王倡导的习骑射对于此后中国的战争与交通也有很大的影响。春秋以前，中原地区的战争与交通皆用马车，马只是驾车的，不作为骑乘。唐代孔颖达在《礼记·曲礼上》疏云：“古人不骑马，故经但记正典无言骑者。今言骑着，当是周末时礼。”赵武灵王推行的习骑射，推动了整个中原骑射的发展，标志着我国由车战的时代进入骑战时代，这在中国军事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随着骑射的发展，马便逐渐用于骑乘，大大加强了各地区间的交往与联系，促进了各地间，尤其是中原汉族与边地各少数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由此我们可以说，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导致了中原华夏族与北方游牧族的文化融合，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赵武灵王在以绝对优势稳定了北方局势后，便不再满足于完成最初提出的目标，而是把主攻目标移到中原，以图最终完成统一大业。他已经意识到，当时具有统一实力的只有秦、赵两家，秦是他的真正对手。于是他于二十七年（前 299年），勇敢地打破了历来国君死后始立新君的传统，主动将王位让给自己钟爱的幼子赵何，即赵惠文王，并让有丰富政治经验的老臣肥义为相国，而自号为“主父”。他从烦琐的政务中解脱出来，统率他亲手缔造的骑兵，准备从河套一带南下袭秦。为了稳中求胜，赵武灵王冒着很大的危险，化装成使者入秦，窥审秦王态势，侦察关中地形，认真研究袭秦战略。

正当赵主父雄心勃勃之时，赵国内部发生了政变。由于他在立赵何为王之后，仍在长子赵章与次于赵何谁为继承王位的问题上，感情用事，优柔寡断。惠文王四年（前 296年），他又欲分赵为二，封赵何于赵，为赵王，封赵章于代，为代王。正当他犹豫未决之时，政变发生了。据《史记·赵世家》记载；惠文王四年，公子章“作乱”，先杀肥义，公子李成、李兑起兵靖难，败公子章。公子章兵败后投奔主父，主父收容了他。公子成、李兑围攻主父所居的沙丘宫，杀死公子章。他们害怕主父秋后算帐，就将主父围困在宫中。“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彀（小麻雀）而食之，三月余而饿死沙丘宫。”赵主父就是这样在内讧中死去。

赵主父死后，依据其生前事迹功过，赵国礼臣上谥号“武灵王”。蔡邕《独断》释云：古代“尅定祸乱曰武”，“乱而不损曰灵”。这含义可谓当时人对主父的评价。

任何历史人物都有自身的局限性，赵武灵王也不例外。他侧重于军事上的改革，却淡化了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改革；在处理王位问题上，感情用事，优柔寡断，酿成了内讧，削弱了国力。尽管如此。他仍不失为一代英才。晚清梁启超认为，商周以来四千余年，北方少数族世为中国患，华夏族与戎狄战争中胜者不及十分之一，其稍为历史之光者，仅赵武灵王、秦始皇、汉武帝、宋武帝四人。他甚至称赵武灵王为黄帝以后的第一伟人。这虽然有大汉族主义的偏见，但可以说明，赵武灵王的确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和改革家，对中国的历史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赵武灵王，约生于赵肃侯十年（前340年），卒于赵惠文王四年（前295年），名雍，三家分晋后赵国的第六代国君（前325年至前299年在位，执政27年）。周赧王十六年（前299年），他将王位传给了次子赵何，即赵惠文王，自称“主父”，史家又称他为“赵主父”。他是我国封建社会初期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所推行的“胡服骑射”政策，对于当时和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赵武灵王在位期间，正处在战国中后期，列国间战争频仍，兼并之势愈演愈烈，各诸侯国均在发愤图强，以图立于不败之地。进而吞并诸国，称霸华夏。当时，赵都邯郸，疆土主要有当今河北省南部、山西省中部和陕西省东北隅。其周围被齐、中山、燕、林胡、楼烦、东胡、秦、韩、魏等国包围着。时人称赵为“四战之国”，其形势之险恶可以想见。赵武灵王即位前，赵的国势很弱，往往无力抗击二、三等小国中山国的侵扰。赵武灵王即位后，在实行“胡服骑射”前的18年中，赵屡败于秦、魏，除损兵折将，国力大衰外，还不得不忍辱割地。林胡、楼烦也乘此机会，连年向赵发动军事掠夺，赵国几乎没有还击之力。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面前，赵武灵王决心发愤图强，以振兴日渐衰弱的赵国。他客观地分析了当时赵国的实际情况和所处的环境，认真研究了壮大赵国力量的办法，以超凡的才略和气魄，毅然抛弃了中原传统的衣冠制度和作战形式，大胆学习北方游牧族军事上的优点，下令在全国推行“胡服骑射”。他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变赵国被动挨打的局面，削除中山国这个“心腹之患”，进而继承先祖赵襄子“兼戎取代，以攘诸胡”的事业，靠中原传统的步兵和战车配合作战的方式是不能成功的，因为笨重的战车只宜在较为平坦的地方作战，在复杂的地形中运转十分不便；众多的步卒也无力对付那奔驰迅猛，机动灵活的骑兵。必须学习诸胡的长处，壮大自己，才能免于被动挨打。只有以骑兵对抗骑兵，是增强赵国军事力量的唯一出路。同时，只有改中原地区的宽袖长袍为短衣紧袖、皮带束身、脚穿皮靴的胡服，才能适应骑战的需要。在普遍以中原正统和华夏礼乐文化自负的氛围中，他敢于改革传统的舆服制度，而取法胡人的服饰习俗，足见他的确是一位雄才大略、气魄宏大的军事家和政治家。

由于胡服骑射不单是一个军事改革措施，同时也是一个国家移风易俗的改革，是一次对传统观念的更新，因此，在施行之初，阻力很大，除了百姓接受有困难外，朝廷内的抵触情绪也很大。以公子成、赵文、赵造、周绍等人为代表的贵族官僚，抱着“循法无过，修礼无邪”的传统观念，拒绝胡服骑射。他们或公开反对，或称疾不朝。群臣也都不愿意穿戴胡服，怨言四起。在这样巨大的阻力面前，赵武灵王没有灰心，以坚定不移的信念和毅力，耐心说服教育，以理服人。由于胡服骑射顺应时代的要求，代表赵国的利益，符合人民抗拒强敌侵扰的愿望，加上赵武灵正采取说服教育，自上而下逐步推广的措施，最终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

胡服骑射初期，赵武灵王攻占了原阳（分内蒙古呼和浩特东南黑水河南岸），这里草原辽阔，水草丰美，是一处良好的天然牧场，也是训练骑兵的理想场所，加上这里的人民素有骑射的习尚，容易取得成功，于是，此地便成了胡服骑射的试点。《战国策》注云：“武灵王破原阳以为骑邑者，盖始教一邑，然后行于境内。”这种在原阳取得经验后，推行全国的办法，保证了改革的最后胜利。

至于赵武灵工的胡服骑射是在赵全国普遍推行，还是仅局限于北方边地的将土，学界有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赵武灵王的军事改革——胡服骑射，是在举国上下军民中普遍实行的。”我们认为，这一观点更接近历史本身。

赵武灵正在推行胡服骑射的过程中，通过在全国，特别是在北方近胡地区人民中招募善于骑射的人，改组部分步兵为骑兵；收编边地游牧族的胡骑等途径，迅速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并通过在代地经营胡马和迫使林胡王献马等渠道，获得了大批良马，为骑兵部队的建设提供了重要保证。

随着军事改革的发展，赵国的军事力量迅速得到加强，多年来被动挨打的局面为之一变：赵于东北攻灭了“心腹之患”中山国，西北打败了林胡、楼烦。赵国一跃而成为北方的军事强国，其军事力量并影响到武灵王死后的若干年，以致在大国“纵约”瓦解，各国献地事秦之时，赵尚能屡败秦军，威慑匈奴。

赵武灵王在推行胡服骑射，打败林胡、楼烦后，在北方东起无穷之门（今河北张家口外），向西沿阴山直到高阙塞（今内蒙古五原西北黄河东流处）修筑长城，置军戍守，并实行进步的民族和睦政策，使边地免除了胡骑的侵扰，保护了边地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巩固了北方边疆，加强了局部统一，为后来秦汉统一北方边疆奠定了基础。赵武灵王在北边新开辟的地区设置了云中、雁门、代三郡，解放内地依附于吏大夫的奴隶，让他们充实九原等地，加速了封建化的进程，开发了广大边地。

胡服骑射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当时，它对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也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赵武灵王变胡服是出于骑射的客观要求，但事实上，胡服不仅只适应于作战的需要，它比中原原来的衣冠更便于人们的生产劳动与其他社会活动，从而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除当时楚、齐两国已有人效法外，汉代即已成为官定武服；北朝以降，文武官员皆着胡服，后来一般百姓，甚至妇女、儿童也逐渐穿上胡服。胡服的优越性日益被中原人民所接受。

赵武灵王倡导的习骑射对于此后中国的战争与交通也有很大的影响。春秋以前，中原地区的战争与交通皆用马车，马只是驾车的，不作为骑乘。唐代孔颖达在《礼记·曲礼上》疏云：“古人不骑马，故经但记正典无言骑者。今言骑着，当是周末时礼。”赵武灵王推行的习骑射，推动了整个中原骑射的发展，标志着我国由车战的时代进入骑战时代，这在中国军事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随着骑射的发展，马便逐渐用于骑乘，大大加强了各地区间的交往与联系，促进了各地间，尤其是中原汉族与边地各少数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由此我们可以说，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导致了中原华夏族与北方游牧族的文化融合，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赵武灵王在以绝对优势稳定了北方局势后，便不再满足于完成最初提出的目标，而是把主攻目标移到中原，以图最终完成统一大业。他已经意识到，当时具有统一实力的只有秦、赵两家，秦是他的真正对手。于是他于二十七年（前 299年），勇敢地打破了历来国君死后始立新君的传统，主动将王位让给自己钟爱的幼子赵何，即赵惠文王，并让有丰富政治经验的老臣肥义为相国，而自号为“主父”。他从烦琐的政务中解脱出来，统率他亲手缔造的骑兵，准备从河套一带南下袭秦。为了稳中求胜，赵武灵王冒着很大的危险，化装成使者入秦，窥审秦王态势，侦察关中地形，认真研究袭秦战略。

正当赵主父雄心勃勃之时，赵国内部发生了政变。由于他在立赵何为王之后，仍在长子赵章与次于赵何谁为继承王位的问题上，感情用事，优柔寡断。惠文王四年（前 296年），他又欲分赵为二，封赵何于赵，为赵王，封赵章于代，为代王。正当他犹豫未决之时，政变发生了。据《史记·赵世家》记载；惠文王四年，公子章“作乱”，先杀肥义，公子李成、李兑起兵靖难，败公子章。公子章兵败后投奔主父，主父收容了他。公子成、李兑围攻主父所居的沙丘宫，杀死公子章。他们害怕主父秋后算帐，就将主父围困在宫中。“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彀（小麻雀）而食之，三月余而饿死沙丘宫。”赵主父就是这样在内讧中死去。

赵主父死后，依据其生前事迹功过，赵国礼臣上谥号“武灵王”。蔡邕《独断》释云：古代“尅定祸乱曰武”，“乱而不损曰灵”。这含义可谓当时人对主父的评价。

任何历史人物都有自身的局限性，赵武灵王也不例外。他侧重于军事上的改革，却淡化了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改革；在处理王位问题上，感情用事，优柔寡断，酿成了内讧，削弱了国力。尽管如此。他仍不失为一代英才。晚清梁启超认为，商周以来四千余年，北方少数族世为中国患，华夏族与戎狄战争中胜者不及十分之一，其稍为历史之光者，仅赵武灵王、秦始皇、汉武帝、宋武帝四人。他甚至称赵武灵王为黄帝以后的第一伟人。这虽然有大汉族主义的偏见，但可以说明，赵武灵王的确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和改革家，对中国的历史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一定要给分！

赵武灵王

赵武灵王，约生于赵肃侯十年（前340年），卒于赵惠文王四年（前295年），名雍，三家分晋后赵国的第六代国君（前325年至前299年在位，执政27年）。周赧王十六年（前299年），他将王位传给了次子赵何，即赵惠文王，自称“主父”，史家又称他为“赵主父”。他是我国封建社会初期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所推行的“胡服骑射”政策，对于当时和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赵武灵王在位期间，正处在战国中后期，列国间战争频仍，兼并之势愈演愈烈，各诸侯国均在发愤图强，以图立于不败之地。进而吞并诸国，称霸华夏。当时，赵都邯郸，疆土主要有当今河北省南部、山西省中部和陕西省东北隅。其周围被齐、中山、燕、林胡、楼烦、东胡、秦、韩、魏等国包围着。时人称赵为“四战之国”，其形势之险恶可以想见。赵武灵王即位前，赵的国势很弱，往往无力抗击二、三等小国中山国的侵扰。赵武灵王即位后，在实行“胡服骑射”前的18年中，赵屡败于秦、魏，除损兵折将，国力大衰外，还不得不忍辱割地。林胡、楼烦也乘此机会，连年向赵发动军事掠夺，赵国几乎没有还击之力。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面前，赵武灵王决心发愤图强，以振兴日渐衰弱的赵国。他客观地分析了当时赵国的实际情况和所处的环境，认真研究了壮大赵国力量的办法，以超凡的才略和气魄，毅然抛弃了中原传统的衣冠制度和作战形式，大胆学习北方游牧族军事上的优点，下令在全国推行“胡服骑射”。他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变赵国被动挨打的局面，削除中山国这个“心腹之患”，进而继承先祖赵襄子“兼戎取代，以攘诸胡”的事业，靠中原传统的步兵和战车配合作战的方式是不能成功的，因为笨重的战车只宜在较为平坦的地方作战，在复杂的地形中运转十分不便；众多的步卒也无力对付那奔驰迅猛，机动灵活的骑兵。必须学习诸胡的长处，壮大自己，才能免于被动挨打。只有以骑兵对抗骑兵，是增强赵国军事力量的唯一出路。同时，只有改中原地区的宽袖长袍为短衣紧袖、皮带束身、脚穿皮靴的胡服，才能适应骑战的需要。在普遍以中原正统和华夏礼乐文化自负的氛围中，他敢于改革传统的舆服制度，而取法胡人的服饰习俗，足见他的确是一位雄才大略、气魄宏大的军事家和政治家。

由于胡服骑射不单是一个军事改革措施，同时也是一个国家移风易俗的改革，是一次对传统观念的更新，因此，在施行之初，阻力很大，除了百姓接受有困难外，朝廷内的抵触情绪也很大。以公子成、赵文、赵造、周绍等人为代表的贵族官僚，抱着“循法无过，修礼无邪”的传统观念，拒绝胡服骑射。他们或公开反对，或称疾不朝。群臣也都不愿意穿戴胡服，怨言四起。在这样巨大的阻力面前，赵武灵王没有灰心，以坚定不移的信念和毅力，耐心说服教育，以理服人。由于胡服骑射顺应时代的要求，代表赵国的利益，符合人民抗拒强敌侵扰的愿望，加上赵武灵正采取说服教育，自上而下逐步推广的措施，最终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

胡服骑射初期，赵武灵王攻占了原阳（分内蒙古呼和浩特东南黑水河南岸），这里草原辽阔，水草丰美，是一处良好的天然牧场，也是训练骑兵的理想场所，加上这里的人民素有骑射的习尚，容易取得成功，于是，此地便成了胡服骑射的试点。《战国策》注云：“武灵王破原阳以为骑邑者，盖始教一邑，然后行于境内。”这种在原阳取得经验后，推行全国的办法，保证了改革的最后胜利。

至于赵武灵工的胡服骑射是在赵全国普遍推行，还是仅局限于北方边地的将土，学界有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赵武灵王的军事改革——胡服骑射，是在举国上下军民中普遍实行的。”我们认为，这一观点更接近历史本身。

赵武灵正在推行胡服骑射的过程中，通过在全国，特别是在北方近胡地区人民中招募善于骑射的人，改组部分步兵为骑兵；收编边地游牧族的胡骑等途径，迅速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并通过在代地经营胡马和迫使林胡王献马等渠道，获得了大批良马，为骑兵部队的建设提供了重要保证。

随着军事改革的发展，赵国的军事力量迅速得到加强，多年来被动挨打的局面为之一变：赵于东北攻灭了“心腹之患”中山国，西北打败了林胡、楼烦。赵国一跃而成为北方的军事强国，其军事力量并影响到武灵王死后的若干年，以致在大国“纵约”瓦解，各国献地事秦之时，赵尚能屡败秦军，威慑匈奴。

赵武灵王在推行胡服骑射，打败林胡、楼烦后，在北方东起无穷之门（今河北张家口外），向西沿阴山直到高阙塞（今内蒙古五原西北黄河东流处）修筑长城，置军戍守，并实行进步的民族和睦政策，使边地免除了胡骑的侵扰，保护了边地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巩固了北方边疆，加强了局部统一，为后来秦汉统一北方边疆奠定了基础。赵武灵王在北边新开辟的地区设置了云中、雁门、代三郡，解放内地依附于吏大夫的奴隶，让他们充实九原等地，加速了封建化的进程，开发了广大边地。

胡服骑射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当时，它对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也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赵武灵王变胡服是出于骑射的客观要求，但事实上，胡服不仅只适应于作战的需要，它比中原原来的衣冠更便于人们的生产劳动与其他社会活动，从而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除当时楚、齐两国已有人效法外，汉代即已成为官定武服；北朝以降，文武官员皆着胡服，后来一般百姓，甚至妇女、儿童也逐渐穿上胡服。胡服的优越性日益被中原人民所接受。

赵武灵王倡导的习骑射对于此后中国的战争与交通也有很大的影响。春秋以前，中原地区的战争与交通皆用马车，马只是驾车的，不作为骑乘。唐代孔颖达在《礼记·曲礼上》疏云：“古人不骑马，故经但记正典无言骑者。今言骑着，当是周末时礼。”赵武灵王推行的习骑射，推动了整个中原骑射的发展，标志着我国由车战的时代进入骑战时代，这在中国军事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随着骑射的发展，马便逐渐用于骑乘，大大加强了各地区间的交往与联系，促进了各地间，尤其是中原汉族与边地各少数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由此我们可以说，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导致了中原华夏族与北方游牧族的文化融合，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赵武灵王在以绝对优势稳定了北方局势后，便不再满足于完成最初提出的目标，而是把主攻目标移到中原，以图最终完成统一大业。他已经意识到，当时具有统一实力的只有秦、赵两家，秦是他的真正对手。于是他于二十七年（前 299年），勇敢地打破了历来国君死后始立新君的传统，主动将王位让给自己钟爱的幼子赵何，即赵惠文王，并让有丰富政治经验的老臣肥义为相国，而自号为“主父”。他从烦琐的政务中解脱出来，统率他亲手缔造的骑兵，准备从河套一带南下袭秦。为了稳中求胜，赵武灵王冒着很大的危险，化装成使者入秦，窥审秦王态势，侦察关中地形，认真研究袭秦战略。

正当赵主父雄心勃勃之时，赵国内部发生了政变。由于他在立赵何为王之后，仍在长子赵章与次于赵何谁为继承王位的问题上，感情用事，优柔寡断。惠文王四年（前 296年），他又欲分赵为二，封赵何于赵，为赵王，封赵章于代，为代王。正当他犹豫未决之时，政变发生了。据《史记·赵世家》记载；惠文王四年，公子章“作乱”，先杀肥义，公子李成、李兑起兵靖难，败公子章。公子章兵败后投奔主父，主父收容了他。公子成、李兑围攻主父所居的沙丘宫，杀死公子章。他们害怕主父秋后算帐，就将主父围困在宫中。“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彀（小麻雀）而食之，三月余而饿死沙丘宫。”赵主父就是这样在内讧中死去。

赵主父死后，依据其生前事迹功过，赵国礼臣上谥号“武灵王”。蔡邕《独断》释云：古代“尅定祸乱曰武”，“乱而不损曰灵”。这含义可谓当时人对主父的评价。

任何历史人物都有自身的局限性，赵武灵王也不例外。他侧重于军事上的改革，却淡化了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改革；在处理王位问题上，感情用事，优柔寡断，酿成了内讧，削弱了国力。尽管如此。他仍不失为一代英才。晚清梁启超认为，商周以来四千余年，北方少数族世为中国患，华夏族与戎狄战争中胜者不及十分之一，其稍为历史之光者，仅赵武灵王、秦始皇、汉武帝、宋武帝四人。他甚至称赵武灵王为黄帝以后的第一伟人。这虽然有大汉族主义的偏见，但可以说明，赵武灵王的确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和改革家，对中国的历史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一个有魄力进行改革的君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