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散文的创作

“诗”与“思”的创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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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伯虎 ( 1998) ? 中国商人 ( 1992) ? 武则天 ( 1995)

现代散文的

《守望的距离》、《朱自清散文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散文在反映日新月异的生活方面，发挥了更加广泛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各种体式的散文中，报告文学继续有着较大的发展。其中，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作品，在数量上或质量上都居首位。刘白羽的《朝鲜在战火中前进》，仍发扬他的立足全局、大笔落墨的长处，联起若干画面，以展示历史的进程。华山继描写解放战争的《英雄的十月》之后，此时又写下了《清川江畔》、《歼灭性的打击》等作品，以鲜明的姿态，迅速向外界报道了朝鲜战场的形势和动态。此外，巴金的《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靳以的《呵，“祖国──我的母亲”》等，均以热情而娴熟的笔墨，记录了抗美援朝战争的生活脉搏和英雄们的业绩；而杨朔的《万古青春》、菡子的《和平博物馆》，则在以记叙事件为主的报告文学中，融合进了浓厚的抒情气氛，成为报告文学中兼具抒情散文特色的、别具一格的作品。

这个时期，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成为影响最大的作品。他善于从大量素材中提取最有代表性的事件和人物，在战争环境里充分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艰苦卓绝的战斗意志和美好品质，并将深刻的思想与激越的诗情熔为一炉，从而大大激发了一代读者的热情。他的《汉江南岸的日日夜夜》、《年轻人，让你的青春更美丽吧》，以及《依依惜别的深情》等，也都在读者中引起过强烈的反响。

随着经济建设和社会变革的进展，报告文学的视野也不断扩大。华山的《童话的时代》和《山中海路》，分别反映了改造黄河的宏伟规划和中国地质工作者深入祁连山脉寻找矿藏的事迹。同大西北工业建设一起成长的作家李若冰，以《陕北札记》、《在勘探的道路上》、《柴达木手记》等一组作品，描绘了“大西北在飞跃”的生活剪影。柳青的《王家斌》、《一九五五年秋天在皇甫村》，秦兆阳的《老羊工》、《王永淮》，沙汀的《卢家秀》等等，则比较成功地表现了农业合作化中的农村干部和其他新人新气象。

建国初期报告文学的明显不足，是还没有认真而勇敢地揭示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1956年，刘宾雁发表了《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在文艺界引起热烈争论。这两篇作品，不同于写真人真事的报告文学。而是对若干生活现象的概括，颇近于小说，有人称之为“思考的特写”，后来这两篇作品在反右斗争中曾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在随之而来的“大跃进”年代，报告文学回避矛盾、甚至粉饰生活的现象有所发展，出现了一些浮华不实之作。反映“大跃进”的作品虽然不少，但象刘白羽的《从富拉尔基到齐齐哈尔》、魏钢焰的《宝地、宝人、宝事》那样的佳作，却是不多的。

建国初期的记叙、抒情散文，总的来看其成绩要逊于报告文学。一般而论，这些作品中的客观记叙胜于主观抒情，虽给人以热烈、质朴、坚实之感，但终觉题材狭窄，形式单调，艺术表现上比较拘谨，尤其是没有充分发挥抒情散文之长。虽然如此，巴金的《忆鲁迅先生》、老舍的《我热爱新北京》、臧克家的《毛主席向着黄河笑》、叶圣陶的《游了三个湖》等佳作，都能别开生面，为抒情散文增添了不少生气。针对这种情况，文艺界提出“复兴散文”的口号。至50年代中期，特别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后，散文创作开始趋向繁荣，一些老作家的抒情散文或游记；像钦文的《鉴湖风景如画》、姚雪垠的《惠泉吃茶记》、丰子恺的《庐山面目》、老舍的《养花》、冰心的《小桔灯》、方令孺的《在山阴道上》、叶圣陶的《记金华的两个岩洞》、巴金的《廖静秋同志》、李霁野的《似曾相识的杜鹃花》等等，各以自己成熟的风格点缀于散文园地。在30、40年代之际涉足文坛的散文家杨朔、秦牧、碧野、郭风等，这时也有重要收获。杨朔主张散文“当诗一样写”，他1956年写的《香山红叶》，以及1959年写的《海市》、《泰山极顶》等，就是他对散文诗化的追求与探索的成果。秦牧几乎是建国以后唯一坚持知识性小品散文的写作，并且取得了显著成绩的作家。他提出克服对散文功能理解上的片面性，以及由此导致的题材、品种、形式的狭窄和单调，并身体力行，创作了《贝壳集》、《星下集》，以谈天说地、辨析名物的方式，抒发议论，寄寓褒贬，力求思想性与趣味性相结合。这些作品，夹叙夹议，基本上属杂文体制；但其中个别篇章，如《社稷坛抒情》，抒情与想象的成分显著加重。碧野曾到新疆深入生活，他的散文集《在哈萨克牧场》、《天山南北好地方》、《遥远的问候》、《边疆风貌》等，反映了边疆的风土人情和发展变化。这以后又长期深入鄂西山区，出版了描写山区生活的散文集《情满青山》和《月亮湖》。他的散文，常将写人、叙事、述景结合一起,构思颇类短篇小说。柯蓝、郭风，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出版了各自的散文诗集《早霞短笛》和《叶笛集》，在一幅幅精致的画面里，含蓄着美好的情思。这时出现的写作抒情散文的新人中，以何为、林遐、杨石较为引人注目。何为的《第二次考试》一文，以其情节的曲折、描写的生动颇受好评；林遐说他的散文，开始只是“感情上的一点抒发”，后来又学会了“一点描绘”，“一点刻画”。杨石的散文，主要收入《岭南春》，托物言志，缅怀革命的艰苦岁月，颇具真情。

在50年代中后期散文获得良好发展的基出上，赢得了60年代初期抒情散文的空前繁荣。许多散文家的风格臻于成熟，大量抒情“美文”纷纷产生。杨朔继散文集《海市》之后，又有《东风第一枝》、《生命泉》两个集子问世，其中篇什大多写得清新、隽美，深得古典诗词意境和语言之妙。秦牧的散文在60年代初也有新的开拓，既有析理透辟、妙趣横生的知识小品；又有感情激越、境界开阔的抒情散文。这些作品分别收入《花城》、《潮汐和船》两集中。以写作“战地报告”、“英雄特写”见长的刘白羽，这时也转向抒情散文的创作，写了《长江三日》、《平明小札》等，表现出一位战士对人生的思索和勇往直前的豪情。吴伯箫在《记一辆纺车》、《菜园小记》、《歌声》、《窑洞风景》等文中，缅怀延安生活，颂赞革命传统，激励人们艰苦奋斗的意志，写得情真意切，文字精美。巴金的《富士山和樱花》、《从镰仓带回的照片》，冰心的《樱花赞》、《一只木屐》等，写作者在日本访问或旅居生活的见闻、回忆，前者编入《倾吐不尽的感情》，后者编入《樱花赞》。这一时期，翻译家曹靖华，也将对昔日艰苦斗争、同志深情的忆念，以及对新生活的赞颂，付诸精练优美的文笔。这些抒情散文结集为《花》。其他如袁鹰的《青山翠竹》、《天山路》，方纪的《挥手之间》、《桂林山水》，翦伯赞的《内蒙访古》，李健吾的《雨中登泰山》，……也都是脍炙人口的作品。这一时期的抒情散文，在题材、品种和风格的多样化方面，呈现了建国后前所未有的盛况。

与报告文学、抒情散文等相比，以“论时事”、“砭痼疾”犀利透辟见长的杂文创作，显得比较沉寂。50年代中期，虽然出现了象巴人的《况钟的笔》、叶圣陶的《老爷说的没错》、钟惦棐的《电影的锣鼓》那样的好作品，以及徐懋庸、曾彦修等人颇有锋芒的篇什，但不久即因反右斗争的扩大化而从散文园地里消失了杂文这枝花朵。这一情况，直到60年代前期，才因邓拓的《燕山夜话》，以及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的出现而有所改变。《人民日报》也曾设立过《长短录》专栏，以推动杂文的写作。夏衍、唐弢等曾在这个专栏内发表过一些引人注目的杂文。马铁丁在《文艺报》和《人民日报》上的杂文，也给读者留下较深的印象。

报告文学，1962年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复苏，以及学习雷锋和加强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需要，又开始活跃起来。短短一两年中，就涌现出不少佳作。魏钢焰的《红桃是怎么开的》，写出了优秀工人赵梦桃对党的事业和阶级姐妹的一片热诚；穆青、冯健、周原合写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再现了一位鞠躬尽瘁的人民公仆的崇高形象；黄宗英的《小丫扛大旗》，反映了新一代知识青年献身农村建设的时代风貌；黄钢的《朝鲜──晨曦清亮的国家》，描绘出战后朝鲜生活、建设的壮丽图画。其他象佟希文的《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巴金等的《手》等，都曾给予读者以激励和鼓舞。

1964年以后，散文园地日趋萧索。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几乎一片空白。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散文创作出现了新的局面。报告文学以崭新的姿态，开拓题材领域，揭示生活矛盾，反映时代变革，在表现艺术上，也有不少创新和突破。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黄钢的《亚洲大陆的新崛起》、柯岩的《奇异的书简》，率先涉足科学领域，写出了献身祖国科学事业的知识分子形象。在这些作品的带动下，描写知识分子的报告文学纷至沓来，已不限于表现科学领域的风光和科学家的献身精神，而是着眼于历史的反思和现实矛盾的揭示。如黄宗英的《大雁情》，写的是科学工作者秦官属的事迹，同时，也使人看到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阻力；金河的《历史之章》，通过工程师王灿文一生的遭遇，反映出历史的曲折。此外，象写张志新烈士的《正气歌》，写知识青年曹南薇的《戴着锁链登攀的人》，或讴歌烈士为捍卫真理而献身的崇高精神，或赞颂青年为发展科学而奋斗的顽强风格，行文之间，常常总结出发人深省的历史教训。　随着国家拨乱反正和改革的步伐，广大城乡人民生活中出现了新的变化。较早反映这一变化的作品，有描写富拉尔基第一重型机器厂新任厂长宫本言知难而进、厉行改革的《励精图治》，以及描写河南农村改革新气象的《热流》，描写老革命家的崇高品质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彭大将军回故乡》，描写击剑手栾菊杰为祖国荣誉而顽强搏击的《扬眉剑出鞘》，表现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斗中英雄浴血奋战和崇高心灵的《从悬崖到坦途》、《爱情的凯歌》，以及再现人民群众同江青反革命集团斗争的历史画面的长篇报告文学《命运》等等，都从不同侧面和角度，真实地反映了处于变革着的时代面貌。

这一时期的抒情散文，也经过复兴，走向繁荣。回忆与思索，同样是这一时期抒情散文的主要内容。《巴金近作》，收入他“文化大革命”以后的散文，其中的《怀念萧珊》，回忆与亡妻萧珊生前患难与共的生活片断，于日常琐事之间，寄托无限深情。菡子的《素花集》，以文喻花，献给在“文化大革命”中故去的老革命家以及战友，其中的《梅岭诗意》，追忆陈毅当年战斗梅岭的艰苦岁月，颇堪吟味。刘白羽的《芳草集》格调由热烈、绚烂趋向含蕴、清澈。孙犁自1977年起，也不断有散文新作问世，作品取材多属回忆，咏物俱有寄托，抒情常含哲理，谈吐时透机锋，清新优美的“荷花淀”风格为之一变，主要作品有《晚华集》、《秀露集》等。秦牧相继有《长街灯语》、《花蜜和蜂刺》等集出版。他的抒情散文依然保持着杂文的风骨，他的杂文则于鞭笞腐朽、针砭时弊之际，显示了笔锋的凌厉和透辟。其他象《丁玲散文近作选》、徐迟《法国，一个春天的旅行》、袁鹰《悲欢》集，以及宗璞《废墟的号唤》、贾平凹《一棵桃树》等等，都是这个时期出版的较好的抒情散文集。

1978年以来，思想上的解放促进了杂文的发展。在很多报刊杂志上，杂文都获得了自己生长的园地，只是说理深刻、形象生动，锋利而又隽永之作，尚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