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评价李鸿章100字

成为第27位粉丝1、评价：虽然李鸿章代表清朝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正面来讲，他尽力维护中国的利益，洋务图强，然而无法改变中国落后的现实。对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他曾据理力争，然而无奈国家羸弱，不得不接受屈辱的要求。他与曾国藩等人主导洋务运动是其进步的表现。他也有外交上维护中国的事迹，如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独自前往谈判，最终不割地而平息事件；在甲午战争处于不利情况时曾主动用最小代价来达成和解等，都是他卫国有利的一面。但是：李鸿章曾作出的错误决策，后人也多对此诟病。如过于避战和重视海防而愿意牺牲整个新疆放弃疆防；1885年在完胜日本的情况下签订的《中日天津会议专条》，给予了日本可以派兵进入朝鲜的权利；与日本的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指挥失误导致军舰在威海卫被全歼；中法战争胜利后反而签订了不平等条约等。虽然这些不利条约和做法受制于各种客观条件，但他依然要为这些事件的误国行为承担很重的责任。另外在早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他杀人过多。这也牵涉到湘军和淮军的整体评价。洋务运动和他的一系列措施并没有改变中国继续沦落，也让他的功劳并不显著。2、个人简介：李鸿章晚清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安徽合肥人，世人多尊称李中堂，亦称李合肥，本名章铜，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作为淮军、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领袖、晚清重臣，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曾经代表清政府签订了《越南条约》《马关条约》《中法简明条约》等。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慈禧太后视其为“再造玄黄之人”，著有《李文忠公全集》。与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并称为“中兴四大名臣”，与俾斯麦、格兰特并称为“十九世纪世界三大伟人”

对于清朝末期来讲，李鸿章是个绕不开的名字。他对于晚清来说，可谓是支柱型的人物了。那么，当今的我们，怎么来评价李鸿章呢？我认为，他可以说是晚清时期非常典型的少有的开明的封建主义官僚。作为地主阶级代表人物之一的他，首先要维护的就是地主阶级们的权益，所以他镇压太平天国，兴办洋物。他非常清晰的意识到中国的落后，希望通过向西方学习来强兴国家，并且身体力行。但由于他忽略了中国的落后主要还是缘于政治制度的本身，而最终并没有实现他的强国梦。在对外战争中，他的妥协，指挥失当，以及在战后签定的《马关条约》，虽然是被迫的，却也令他从此背上丧权辱国的罪名。一、李鸿章所处历史环境我们经常说，评估历史人物最好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李洪章登上清朝外交舞台是1860年的事了。当时，外国人敲开了中国的大门，并签署了许多不平等条约。更重要的是，顽固的封建势力拥有强大的权力，并拼命捍卫即将崩溃的专制统治，外交便成了内政的延伸。从这方面来说，李鸿章的舞台本来就不够，所以即使他有高超的技巧，也不可能跳出封建独裁圈。但是，李洪章也是一个聪明人。早年他就积极推动洋务事业，并在中国现代工业发展史上赢得了许多“第一”。仅凭这一点，他的地位就应该高于那些顽固子弟。二、辱国条约李鸿章《马关条约》等条约的签订，也因此将他和丧权辱国联系在了一起。但小编认为，签定条约实际上李鸿章只是实施者，他并不是决策者，或者不是最终决策者，真正的决策方应该是清政府。李鸿章的悲哀，恰恰是因为他正处于中西方第一次融合的浪潮中。他有一种无法摆脱的封建气味，并且他已经开始具有世界意识和创新思想。当整个国家仍然处于无知和落后的状态时，就不可避免地要为人苛责。对于像李洪章这样能直面世界潮流的人，我们仍然给他一些公平的评价。

李鸿章是近代史上最难以被评价的人，敬他恨他的人都有，梁启超曾言“敬其之才，惜其之志，悲其之遇”，生在这个落魄的帝国之中，李鸿章只落下了“卖国贼”这一千古骂名。那么历史上真实的李鸿章一生有什么样的经历呢?李鸿章的一生又有哪些功与过呢?李鸿章简介李鸿章，生于安徽合肥，原名章桐，字渐甫、子黻，号少荃(泉)，谥文忠，享年87载，乃清朝末期重臣，清末近四十年的国家大事无不与其有关，他一手创建了淮军和北洋水师，倡导了洋务运动，李鸿章曾经代表清廷签订了《中法新约》《辛丑条约》《马关条约》等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李鸿章的功与过李鸿章一生经历了太多的国家大事，因此李鸿章也是近代史上最具争议的人，赞他的认为他是国之栋梁，是整个清朝的支柱，有人将其评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毁李鸿章的则认为其签订了大量的不平等条约，导致中国主权旁落，国土分崩离析。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系统地评价一下他的功过。李鸿章的一生功过难辨，他一手创建了淮军，并且作为淮军的最高统帅，他治下严格，对于军中纪律十分重视，在任职期间，李鸿章更看重能力而不是出身和文化。并且李鸿章很务实，不喜欢嘴上说得好听但是不知世事的人，李鸿章还很体恤民情，比起剥削贫困的农民，他更倾向于从商人手中多收一点军饷。李鸿章曾率领淮军，为剿灭太平天国做出卓越的贡献，虽然这种行为造成了过多的杀戮，但毕竟他结束了战争，给了国内一个平静发展的时机。李鸿章一生最重要的功绩是倡导洋务运动，这是中国近代化的起点，主张“以夷制夷”的他主持建造了中国第一个炼钢炉、第一支近代海军等等，这一切为了中国后来近代化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人骂李鸿章是“卖国贼”，并不只是因为李鸿章签下的那些条约，更是因为李鸿章的一味求和的思想和很多错误的决策，他一心想着“和平发育”，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李鸿章在对外交涉时主张议和，妄图争取到一个和平的发展环境，然而却没有清楚的意识到世界列强是不会坐视中国的发展壮大，他们只会不断的挑起战争来进一步的侵略中国，在这样的情况下，李鸿章想要和平是极不现实的，其艰难可想而知，而且李鸿章在决策上，也又严重的失误之处，主要表现在李鸿章在指挥中日甲午战争中出现失误，导致北洋水师大败;中法战争明明胜利了却和失败没有什么区别等等。对于李鸿章，个人觉得他是一个弱国的外交家，“弱国无外交”，国家自身的羸弱这不是靠外交家就可以弥补回来的，虽然李鸿章是一个文化上的先进分子，他主张将西方的技术学来增强国家的能力，这很符合中国的实际需求。然而最后，归根到底李鸿章只是一个封建王朝的修补匠，为这个已经风雨飘摇的大清国修修补补。是历史造就了李鸿章的辉煌，也是历史给他带来身后骂名无数，对于这样的李鸿章只能说是“惋惜”。u200b

评价李鸿章 李鸿章是近代中国政治、军事和外交的代表人物，在国内李鸿章为国家的统一安定对农民起义势力进行军事镇压，为国家的富强而主张改革，主张接受西方文化科技，引进外来科技和先进军工民事。在国外李鸿章主张和谈，对列强绥靖，以换取中国在世界的稳定。 李鸿章照片 近代末期，李鸿章的影响力逐渐增强，然而他桎梏于封建帝国的思想，无法摆脱洋务改革的局限性，改革未能达到目的。李鸿章逐渐从洋务运动的强国转为富国，开始构建朝廷的国有民生企业，洋务运动带来的富裕最终只被少数满清贵族所有。 洋务运动带来的新风却让近代中国拥有追赶列强的基石，一部分程度上解放了民众的思想，促进了未来革命的成功。轮船招商局等洋务运动所创办的企业加快了南方沿海地区的经济繁荣，汉阳兵工厂等则成为近代中国武装革命的重要力量。 清 *** 在世界列强面前任人鱼肉，李鸿章作为外事交流的重臣，为保清朝的稳定，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列强的渗透因此不断增强。李鸿章临终前签订的《辛丑条约》让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化国家，国家陷入混乱。 李鸿章于清 *** 而言是中兴名臣，于国家民众而言是卖国罪人，于历史时局而言是改革伟人。李鸿章才能卓越，而满清的腐败让他的施展空间大为限制。水浅船大，让人扼腕。 李鸿章政改笔记 李鸿章的政改笔记出自雪珥，全面分析了李鸿章利用洋务改革拯救腐朽的帝国，在这段时期李鸿章的敌人内有封建政敌和满清贵族，外有帝国主义压榨，而李鸿章通过“以夷制夷”和培养军方后人来扩大洋务运动的影响力和改革进度。 李鸿章政改笔记 在政改笔记中，我们看到李鸿章是如何成为清 *** 的一代权臣，在国内的反对中通过政治斗争在夹缝中求生存，利用贪官污吏达到国内各大势力的平衡，经历低潮仍旧不改初心，从而完成洋务改革的既定目的。 李鸿章并非汉奸，国内逼迫希望谈和，国外列强进行压迫恐吓。在《马关条约》谈判期间李鸿章甚至遇刺，同时父子生命安全也得不到保障。因为李鸿章扩建海军、修建铁路等试图保护清朝的海疆安全，此事让日本对李鸿章极为忌惮。然而这次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让李鸿章陷入了政治低潮，洋务运动也开始偃旗息鼓。 李鸿章曾经进行了一次惊心动魄的西行，为政改积攒知识。在各国游览期间，李鸿章受到了各国的惊叹，对于这个没落的东方大臣拥有近代其他人所没有的眼光和政治手腕表示认同，这让李鸿章受益匪浅的同时也为未来的外交卖国罪名埋下灾祸。 在李鸿章低潮时期，他对中国未来可能会出现的民主或君主立宪表示认可，认为这极有可能会发生，同时他也期望未来的政治领袖谨记国家统一对于崛起的必要性。 李鸿章访美 李鸿章一生多与外国人打交道，但是引起国内外轰动的还是1896年8月底的那次访美。当时的李鸿章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为了宣传他的洋务运动，为了能使大清的国力昌盛，也为了保护中国人在国外的利益，他访问了美国。 李鸿章画像 当时李鸿章出访美国举国关注，国际上也很关注此事，美国朝野也把他当做一件大事，作为东方第一位高官来到美利坚，《 *** 》跟踪报道了李鸿章的活动全过程。 李鸿章此次出访美国，行程紧凑，除了例行公事外会见外国使者，看完在美华人外，还发表了著名的演说， *** 美国的排华法案及美国歧视华工的做法，并接受了记着访问，讨论了清朝的对外政策，欢迎外国人在中国来进行友好的经商和投资，他说“我们必须保护国家 *** ，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我们的神圣权力。我将牢记格兰特将军的遗训，所有资本，无论是美国的还是欧洲的，都可以自由来华投资”。 为期十天的访美活动结束后，李鸿章离开华人自发送行，在访美的十天里，这位古稀老人不卑不亢的展现了中国人的气节，展现出了一个高官特有的风度，他虽然是一位老人，但是却用自己的行动为这个国家尽自己可能的力量，也许对于他的功过历史早有明说，但是在不同人的心里，这位老人爱国这一点是没有异议的，是一位值得尊敬的爱国老人。 李鸿章书法 作为封建帝国终点的重臣，李鸿章仍旧留存着中国古代读书人特有的嗜好，友好学子同乡，和睦亲邻师友，拟写对联诗作表明心意。李鸿章留下来的书法，也大都证明了他在中国传统文学的造诣颇具功底。 李鸿章书法 李鸿章的书法作品处于近代，留存较多，然而价值却远超一副古字画。古代常常以字观人，以文取官。李鸿章曾经做过翰林庶吉士，这表明他的文学功底是值得肯定的。他的墨宝多赠以同袍将士或同窗官员，以书法表明自己的心迹。 “常将令德表风俗，不以外物摄天和”，这段不过最简单的对联表明了李鸿章下笔时的平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作为朝中重臣，李鸿章意在富国强兵，他已经不需要甚至不想要通过争权夺利来保障自己的权位。 “天”字在联中锋芒必露，李鸿章的个人荣辱被清 *** 和列强的外交践踏，他不再在意这些身外名声，以忠君爱国贯穿自己的一生。 李鸿章晚年时的书法已经逐渐藏锋于内，他的落款已经由原来的“合肥李鸿章”变为“仪叟李鸿章”。他已是垂垂老矣，已经将毕生奉献了国家。他为官做事从不脱离朝廷法度和帝后旨意，他下笔成书极为顾全纸张大局布置。 至今为止，李鸿章所有的文字姿态极低，无论是隶书或是行书草书，谦让而恭谨，处处避让，循规蹈矩，然而在字里行间的距离和字体的大小，我们也能看到这个老人有时下笔的无奈和决心。 李鸿章后人 李鸿章画像 在李鸿章签订《辛丑条约》死后不久，长子李经述在守孝期间也逝世了，唯有李鸿章的幼子李经迈承担起李家朝中的力量。李鸿章对于幼子极为喜爱，因此李经迈受到李鸿章余荫清 *** 做到驻奥匈帝国大臣、民政右侍郎等职。李经迈是最为理解父亲的人，所以他曾一度为父亲鸣不平，深悔看错他人、错信朝廷。 李鸿章在签订《马关条约》极为颓唐，家中唯有长孙李国杰稍缓他的情绪。李国杰极为著名，和军阀段祺瑞等人交好，在北洋时期和民国初期占据高位，长期掌握轮船招商局。李国杰出手阔绰，与杜月笙、黄金荣等相交甚密，曾经救济抗日志士王亚樵。蒋介石上位后，李国杰因洋务运动和满清遗产与蒋介石交恶，且并未看透政治大局，在日军侵华后不久，被蒋介石指使军统暗杀。 李鸿章的曾孙一代随着李国杰的死亡和日军侵华而逐渐没落，或隐姓埋名，或专于学术，多数生活在上海或安徽合肥。在现代中国，李鸿章的后代多为道字辈和永字辈。 君子之泽，三世而斩。这句古人的谚语在李鸿章后人身上完全应验，自李鸿章的从孙开始，他们不再拥有贵族的骄傲，依靠自己曾经受过的教育、知识素养，为自己而活。

李鸿章本人应该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奸臣，但是他代表满清帝国签订了许多丧权辱国的条约，多多少少和他有关系，弱国无外交，搞不好又被八国联军群殴，他很难， 希望中国人民一定团结爱国，悲剧不要重演。 处在当时的李鸿章只能那样做，对清朝和个人都有好处，跟外国签不平等条约也是为了清朝苟延残喘，个人也能当官敛财，哪有那么正直的辞官装病回家不干了，什么时代人都爱当官。李鸿章也不是忠臣也不是卖国贼，李鸿章是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 严格意义讲， 历史 上的李鸿章虽然谥号：“文忠”，但其实李鸿章既不是卖国贼；也不算绝对忠臣，而应该是个能臣……！ 看看李氏家族对李鸿章死后的尸体怎么处理的就知道了，现在的李鸿章太多了，快要发生战争都外国跑，真正爱国的是广大的平民百姓，李鸿章当然不是民族英雄，也不是卖国贼，他只是腐朽的清王朝的维护者，他是清末有名的清朝官员，在 历史 很多关键节点上都有李鸿章的身影。当然本人并不喜欢李鸿章这个人，但从个人角度来说，他的个人 历史 是有研究价值的。现在可以说李洪昌是封建王朝的余孽，但在当时在清朝的统治阶层中，李鸿章可是大忠臣，他极力维护的是清王朝的利益和他个人的利益，两种利益是相互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同时他们的利益中还加上了外国帝国主义的利益。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李鸿章能占到两座甚至三座，因为李鸿章还重度参与了洋务运动。我们评价李鸿章只能说他是一个 历史 人物，他做了 历史 是他做的事。李鸿章对当年的老百姓有贡献吗？应该做的他做了一部分，但是在李鸿章眼中老百姓只是草芥，这些人是不进他的法眼的，他们看的只是封建王朝的顶层，那也是它的位置他本身的 历史 和经历所决定的。清朝腐败，能臣无能。 这个有什么好讨论的吗？在卖国条约上是不是他签的字？是就是卖国贼，任何解释都是苍白无力的！如果是我，我宁可辞官断指也不签，别人谁爱签谁签，反正我不签！现在再找八百个理由立牌坊，也掩饰不了当过那个的本质！ 其实这两个称号都不恰当！还是他自己的评价最恰当，他说是朝廷的缝补匠。生于未代，朝廷腐朽没落已成不可挽回之势，这不是他的过错，也不可能凭一己之力挽回大局。身为朝廷重臣，唯有勉为其难缝缝补补维持着烂摊子。卖国条约他不签，别人也会签，何况他据理力争，挽回了一些损失！ 从经济上论他发了国难财，家大业大，宰相合肥天下瘦！从政治上论，他背负骂名有些冤，其实是生于未代的悲剧人物！ 忠臣和卖国贼并不矛盾，他顺应慈禧的意愿就算是忠臣，他做了不利于所在国的事就算是买国贼。我们的评判就是这么简单，对吧？ 卖国贼是不能翻案的，《走向共和》对李鸿章个人形象进行了极其的美化，这就是这部电视剧中途被停播的原因。但这个并不能否认李鸿章的卖国贼本性。身为总理大臣，没有组织有效的抵抗，签订卖国条约，不是卖国贼是什么[打脸]

李鸿章，他既是“晚清四大重臣”之一，致力于洋务运动的洋务派领袖，也是“宰相合肥天下瘦”的贪婪腐败之徒。对待他，要把他的功绩和错误分开来看。李鸿章他这个人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人，不是什么名垂千古的忠廉之臣，但是很有能力。也称得上是为了维护清王朝最后一丝尊严而尽心竭力。只是可惜腐朽的封建社会和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之间毫无可比性，他无论怎么努力也是枉然。伊藤博文在《马关条约》签订后得意洋洋地向李鸿章炫耀国力，李鸿章无可奈何地说清王朝已是回天无力，伊藤博文也是点头承认如果换成他恐怕还不如李鸿章，足可见李鸿章的能力。但是他为人贪腐，颇为百姓诟病，就连官吏士族也不屑与他为伍；再加上他多次主持签订卖国条约，更为世人所恨。但这还真不是他的错，毕竟是慈禧说了算的，李鸿章只是个靶子就是了。在和平年代，李鸿章会是个能臣、贪官，但还算不上秦桧一样的大奸臣，死了也就赐个谥号就完了；但是在那个耻辱的年代，李鸿章，也挺不容易的。

对于清朝末期来讲，李鸿章是个绕不开的名字。他对于晚清来说，可谓是支柱型的人物了。那么，当今的我们，怎么来评价李鸿章呢？我认为，他可以说是晚清时期非常典型的少有的开明的封建主义官僚。作为地主阶级代表人物之一的他，首先要维护的就是地主阶级们的权益，所以他镇压太平天国，兴办洋物。他非常清晰的意识到中国的落后，希望通过向西方学习来强兴国家，并且身体力行。但由于他忽略了中国的落后主要还是缘于政治制度的本身，而最终并没有实现他的强国梦。在对外战争中，他的妥协，指挥失当，以及在战后签定的《马关条约》，虽然是被迫的，却也令他从此背上丧权辱国的罪名。一、李鸿章所处历史环境我们经常说，评估历史人物最好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李洪章登上清朝外交舞台是1860年的事了。当时，外国人敲开了中国的大门，并签署了许多不平等条约。更重要的是，顽固的封建势力拥有强大的权力，并拼命捍卫即将崩溃的专制统治，外交便成了内政的延伸。从这方面来说，李鸿章的舞台本来就不够，所以即使他有高超的技巧，也不可能跳出封建独裁圈。但是，李洪章也是一个聪明人。早年他就积极推动洋务事业，并在中国现代工业发展史上赢得了许多“第一”。仅凭这一点，他的地位就应该高于那些顽固子弟。二、辱国条约李鸿章《马关条约》等条约的签订，也因此将他和丧权辱国联系在了一起。但小编认为，签定条约实际上李鸿章只是实施者，他并不是决策者，或者不是最终决策者，真正的决策方应该是清政府。李鸿章的悲哀，恰恰是因为他正处于中西方第一次融合的浪潮中。他有一种无法摆脱的封建气味，并且他已经开始具有世界意识和创新思想。当整个国家仍然处于无知和落后的状态时，就不可避免地要为人苛责。对于像李洪章这样能直面世界潮流的人，我们仍然给他一些公平的评价。

关于李鸿章的评价，古今中外有很大不同。赞之者，如梁启超称之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美国人认为：“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中国人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贬之者，则多以“卖国贼”三字以蔽之。那么，这种种评价是否就能准确地概括李鸿章的全人呢？以往由于史料的限制，对准确评价李鸿章带来了难度。新编《李鸿章全集》，披露了大量新史料，为正确评价李鸿章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新的依据。 “使当日尽用其谋，知成效必不止此；设晚节无以自现，则士论又当何如？”这是近代著名思想家、也是曾经当过李鸿章僚属的严复在李氏去世时作的挽联。从那时起到现在，李鸿章死了已经整整一百年，但对他的评价仍然是毁誉不一，盖棺尚未论定。“权倾一时，谤满天下”作为晚清一代重臣和权臣，李鸿章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历史舞台上，一直处于古今中外、朝野满汉各种矛盾的漩涡中心，作为实力最强的洋务派淮系集团的首领、清政府重要的决策者和执行者之一，为了因应不可抗拒的时代变局，他在中国早期的洋务——近代化活动中，所做的事情最多，因而引起的争议和非议也最大。有人用八个字很形象地概括他：“权倾一时，谤满天下。”真正使李鸿章声名扫地的是甲午战败，当时弹章盈廷，国人一片唾骂。于是，就有号称曾国藩四大弟子之一的桐城派名士吴汝纶挺身而出，为李鸿章辩诬止谤。他在给友人潘黎阁的信里说：“自倭事起至今，傅相为中国士大夫所唾骂，此由政府扬其焰，而后进之士闻声和之。弟以傅相经营远略三十年，前十年事俱在奏稿；中十年则奏稿尚或假手幕僚；至总署信函，则全系亲笔。后十年则机要事件，皆在电报，亦不肯请人代办，必出亲裁。现拟将此三书辑录成册，则历年支持危局、力求富强之苦心，俱在简册，亦止谤之一道也。”这就是传世的刻印本《李文忠公全集》的由来。吴汝纶编这部《全集》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把李鸿章在当政期间所做的业绩展示给世人，为此他把幕府历年保存下来的文稿逐一考订，分为详、简两套本子。但一来李氏后人拿出的经费有限，二来有些文稿在当时出版还有禁忌，三是吴本人因病早逝，所以后来由他的侄女婿廉泉完成编印出版的这部全集只是简本，尽管字数已经不算少，但它只占详本的三分之一强。另有近三分之二的文稿未刊，详本解放后几经辗转，得到已故顾廷龙先生悉心收集保护，到八十年代中期前，一直尘封在上海图书馆的书库里。“只见李做事，不见其为人”这样一来，势必会给李鸿章的研究和评价带来很大的片面性。因为任何科学全面的历史评判，首要前提就是充分占有史料。一百年来，已经出版的四十多部有关李鸿章的专著和一千四百多篇论文，所依据的主要史料就是这部《李文忠公全集》以及于式枚编印的《李文忠公尺牍》和其它一些已刊的李鸿章文稿，总字数在七百万字左右。而研究成果数量竟如此之多，表明了史学界对这样一个近代历史关键人物的高度关注；但史料的不足又使得研究结论不能尽如人意。例如，著名史学家蒋廷黻先生说过一句名言：“一看李之全集，只见李做事，不见其为人。”其实这只能说他较准确地解读了吴编《全集》的原意，而不能说准确评判了李鸿章。既见李做事，又见李做人新编《李鸿章全集》是由顾廷龙、戴逸两位先生担任主编，由安徽教育出版社独家出资，组织全国三十多位学者于1992年开始启动编纂的。编委会首先从上海图书馆接收了吴汝纶当年所编详本共约1900万字的底稿、以及该馆馆藏的李鸿章其他函稿；接着又收录了各地陆续发现的散稿，和已经公开出版的李鸿章文稿约300万字。在这些稿件中，数量最大的是奏稿。甲午以后，李鸿章到北京入阁办事，或是因为无钱，或是因为当京官体制上有规定，或更可能因为避嫌，没有再请幕僚，所以光绪二十一年到二十五年的奏稿没有底本。到了光绪二十六年他出任两广总督，又有六册《督粤奏稿》，此外还有上图长乐路书库的两大册奏稿散页。这些奏稿，虽然都经过吴汝纶的圈阅，留下编选的痕迹，但有不少部分只有月份而无准确的日期。另外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发现了一套较完整的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期间的题本，即直隶总督督署，按照吏户礼兵刑工六科，由县、州、府层层上报的例行公文，在封套上盖上直隶总督的官印，以李鸿章的名义上奏。虽然严格说并不能算李鸿章本人的文字，但它对研究直隶当时的吏治和省情，颇有价值。由于李鸿章从事的活动几乎涵盖了近代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思想文化各个领域，这批数量浩繁的新史料的即将问世，对于近代史研究的突破性进展，乃至对李鸿章个人的评价，都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如从奏稿来看：吴汝纶刻本选取的折和片，多是按事抽样，互不连贯。新编全集通过和军录副档的对勘，一是校准了日期，二是军机处在收到奏折后，照录下朝廷所附在后面的谕旨，反映了最高当局对李鸿章呈报各事的处理意见，这在底本里是没有的；三是另外还有2300多件折片也是稿本里所没有的。从这些资料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李鸿章作为淮系集团的首领，是如何网罗人才，左提右挈，扭结成这样一个近代最庞大的实力集团的。再就是目前奏稿的整理已经尽量趋全，一折数片，加上附录上谕和其他大臣的折片（由清廷发下交给李鸿章“妥议具奏”的），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清朝官方在一些大政方针上的决策过程；同时也可以看到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所以说李鸿章是既做事，又做人。随着新史料的大量披露，对李鸿章的评价也会随着研究的深入而不断深化细化，由以往宏观的定性的评判，转向微观具体的、有特指对象的量化分析。如李鸿章和淮系集团的研究，可以着重剖析这一集团在中国近代社会进程中的功用和地位；李鸿章在近代军事外交每一件具体事情上的具体做法，都有详尽的资料可供研考；再如李鸿章的吏治手段，李鸿章的赈灾举措，李鸿章的富民思想和理财经验，李鸿章的人际关系，李鸿章的教育改革，等等，无论其成败得失，他山之石，对于今天仍然有着一定的参照作用。

“天下惟庸人无咎可誉。”说得好，出错的人往往都是多作事儿的人，而不作事儿是不会犯错误的。“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历史与真实的差距确实很大，其实多做实事的人未必能流芳万世。 梁启超说:“吾敬李鸿章之材,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李鸿章才识过人，只是生不逢时，值得同情。至少李鸿章在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和外交的现代化上还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 在经济现代化方面，李鸿章倡导洋务运动，创办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北洋舰队、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矿务局、派遣中国第一批学生留美等等。这些实业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洋务运动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改革开放。 在外交现代化方面，应该说，中国的现代化外交是从李鸿章开始，历史上的中国外交都是进贡关系，真正与世界列国平等外交应该是从李鸿章开始，李鸿章应该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外交的先行者。他出使日本（虽然签了马关条约），晚年有周游列国，与各国政要交往，各国对李鸿章的评价都还很高。 历史毕竟需要反面教材，李鸿章签了那么多丧权辱国的条约，自然首当其冲，不过，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还是应该客观地纪念这位洋务运动的老前辈，这位创立多项实业的老前辈，这位开创中国现代外交的老前辈。 当大清王朝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大门的时候，面临着内忧外患。一些封建士大夫视而不见，或者认为外国器械是奇技淫巧，把洋枪洋炮当作妖法，对他们而言，只有莫名的恐惧；或认为外国利器神妙莫测，无法学习；认为学习西方就是以夷变夏。李鸿章当时中国极少数能够正确对待西方技术的人之一，他在顽固派的阻挠和谩骂之下，极力主张“师夷长技以自强”。在他的主持下，中国出现了第一个大型兵工厂，第一座炼钢炉，第一条铁路，第一个煤矿，第一个纺织厂，第一支近代海军，第一艘轮船，第一个到西方的留学生等等，洋务派创造了中国近代的许许多多的第一，无疑为中国的近代化迈出了第一步。 大多数人都会为他一生所从事的“洋务”而痛骂他，诚想，那时除了李鸿章，还有哪个头上是顶戴花翎，脑后拖着辫子的官员可以同外国人周旋。李鸿章做为大清国的“外交家”，在战败求和谈判中，除了把损失减到最小，他也是无可奈何，每次谈判，他总是面临两难选择，他除了通过权衡从中两害取其轻，对于其他，他是无能为力了。每一次在国家临危机时，总要出来收拾残局的李鸿章，被国人视为卖国贼，但国人可曾想过，每次签定了不平等条约，他自己也要遭爱多少伤痛与心痛的折磨，尤其是在日本马关，他不仅在马关遭受刺客的袭击，更在伤痛之下，仍坚持与日本，极力维护清政府的利益，却在带着脸上的绷带与《马关条约》国时受到各方面的压力。其中的困处，除了亲身经历，是不能能彻知晓的。 李鸿章不仅在“洋务”方面表现出了他卓越的才能，也在经济方面做出了他突出的贡献，借着大清国的财力，更是凭借自己卓新的思想与观念，。李鸿章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军事企业；上海洋枪三局。不仅于此，由于李鸿章的主持与参与，洋务派还兴建了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李鸿章为大清国国计民生近代化所奠基的所有事业，令他身后的国人一直在受益。他是对中国近代化产生了到关重要影响的洋务运动的中坚。李鸿章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因此，国人在咒骂痛斥这时，确实深深自省，确实不可放弃”国民之责任”。评价一个人，中国人一向的定论与百年以来的世界舆论截然不同，有人对李鸿间的评价是：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锐的手腕。在中国，评价一个人尤其是像李鸿章生成大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样的人是很容易同时也是很艰难的事情，但无疑的事，李鸿章肯定是十九世纪，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李鸿章是晚清重要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的一生经历了中国晚清时期的许多重大事件，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李鸿章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在晚清时期担任了许多重要职务，包括军机大臣、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等。他在这些职务上表现出色，成功地处理了许多复杂的政治和外交事务。他的才干和智慧使他成为了清朝政府的重要支柱之一。李鸿章是一位有远见的外交家。他在晚清时期积极参与了许多重要的外交活动，包括与英国、法国、俄国等国家的谈判。他以灵活的态度和卓越的谈判技巧，成功地维护了中国的利益和尊严。他还提出了一些具有前瞻性的外交思想，对中国近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当然，李鸿章也有一些不足之处。他的某些决策和行动存在偏差，比如在与日本谈判的过程中，他过于软弱和妥协，没有坚持自己的立场，最终导致了《马关条约》的签订。此外，他在处理一些重要问题时过于妥协，忽略了对中国利益的坚持，也令一些人对他的评价产生了质疑。李鸿章是一位具有争议性的历史人物。他的成就和缺点都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和思考。尽管他在某些方面存在偏差和不足，但他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

评价李鸿章的两个前提 要认识和评价李鸿章，必须弄清以下两个前提： 一是李鸿章本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转型时期。而这样一个过程，又是在中国被动落后挨打的局面下，由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鸦片和洋枪大炮军舰，逼迫中国实行所谓“门户开放”的。正是在这样一个大变局当中，社会上各个阶层、各种身份的中国人，提出形形色色的说法和方案，试图寻找出一条强国富民的理想道路。这时候，经历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国内太平天国运动，一个新兴的统治阶级改革派——洋务派，从清王朝统治集团的高层产生出来。他们接过传统儒家经世致用的旗帜，提倡和标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力图挽封建末世的狂澜于既倒。所以，这样的一个改革派，也可以称之为封建统治的“补天派”，因为他们虽然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但只是停留在器物革新的层面上，无法触动封建社会体制的根本痼疾。 由于洋务派的领袖人物们，掌握了从中央到地方相当大的一部分权力，所以洋务派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早期改革舞台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成为众多改革派别里的主流派；而在洋务派内部，又分成众多的集团，如中央的奕讠斤、文祥集团；地方的曾国藩、左宗棠两个湘系集团以及后起的张之洞集团，其中，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是这些集团里实力最强、兴办洋务成效最大的一个。李鸿章，可以说是一个伴随着近代洋务运动潮流而产生的标志性人物。由于他所具有的权力和地位，使得和同时代的慈禧、赫德三个人交织构成了左右晚清政局满汉中外各项决策的关键性历史人物。 二是李鸿章究竟干了一些什么事。从1862年当上江苏巡抚起，李鸿章在晚清社会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活动了整整四十年，其时间之长、涉及的领域之广、所做的事情之多，是任何同时代的政治家所无法比拟的。他先后担任过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湖广总督，从1870年起，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一直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文华殿大学士（赏穿方龙补服），是清朝政府高层参与决策、执行决策的重要人物。在军事上，李鸿章是淮军和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开了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先河。他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支近代意义上的海军和一系列军工企业，为中国工业打下最早的基础。在经济领域，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福州船政局，李鸿章一个人就办了前面三个，后来他还办了轮船招商局、天津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等，并且率先倡导在中国修建铁路。可以说他在洋务活动中，创办最多，成效最大。在李鸿章的自强措施里，被人提到最多的是两个留存至今的近代企业——江南制造局和轮船招商局。江南制造局采取中国人担任领导，聘请外国技师；而轮船招商局作为民用的服务企业，则是纯粹的华人企业，它的章程里特别规定，不接受外国资本。相比之下，江南制造局由于模仿生产西方的船只兵器，受国外的影响更大，而轮船招商局由于采用了股份制，在组织结构上更先进。它所采用的洋为中用的模式，甚至一些具体的组织生产的方式，一直为后来的民族工业所袭用。从细节和局部上看，李鸿章采取的措施是先进的，代表了未来中国发展方向的。但就他们所想达到的中国“自强”的目的来说，在当时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李鸿章的思想核心仍然是为清王朝服务，仍然希望保留封建统治和现有的政治结构，这就意味着他所倡导的“现代化”本质上是一种防御性的现代化，是没有实现可能的。梁启超谓李鸿章“只懂洋务，不懂国务”，可谓一语中的，这就是他思想中最最落后的一面，也是他个人悲剧性人生的来源。在外交领域，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他就代表清政府经办了许许多多的对外交涉：天津教案、中日建交、中法新约、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绝大部分对外条约都是由他出面签订的。以致在当时外国人的眼里，李鸿章就代表着清朝政府，甚至只见李鸿章而不见清朝皇帝。其实，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李鸿章就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缩影，不了解李鸿章，就不能深入了解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也不能深入研究中国近代史。 盖棺尚不能论定 李鸿章去世前曾留下这样的遗诗：“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李鸿章去世后，当时有人用“权倾一时，谤满天下”来形容他。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对他的评价是：“敬李之才”、“惜李之识”、“悲李之遇”。他虽然已去世一百余年，但仍是百年沉浮，盖棺不能论定。而对他的评价争议最大的，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国内战争中镇压农民起义，用鲜血染红自己的顶戴花翎。这当然是历史上任何一个像李鸿章这样的封建统治者都抹煞不掉的污点。值得探讨的是，在内战烽火中发迹起来的这部分地主阶级经世派官僚，在面对强敌环伺、外侮日亟的形势下，从军事近代化做起，开始了“自强应变”的洋务运动，这是时代潮流的使然。借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革命的镇压者变成了它的遗嘱执行人。二是如何看待李鸿章在主持洋务活动中的“卖国”，洋务又分经济建设和外交活动两大类，随着近年来海内外研究的进展，学术界对他在洋务———近代化建设方面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效基本予以肯定；而对于外交活动、尤其是代表清政府对外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则众说纷纭，褒贬不一。其中疑点最大的，是他在签订《中俄密约》和中东铁路交涉时，是否收受过俄方的贿赂问题。前不久，长期研究张荫桓的学者马忠文先生，经过旁搜博证，写出《旅大交涉中李鸿章、张荫桓“受贿”的疑点》，予以廓清，认为李张二人不可能接受贿赂。此事尚待进一步求证。再比如马关签约，“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李鸿章从此背上卖国的骂名。可是目前的研究显示，李鸿章在谈判中无论大事小事，都用电报向国内最高当局请示，所谓“商让土地”即割地之权，也是早经授予的；至于赔款数额，根据甲午战争史权威戚其章先生研究，由于我方密电码早在战前就被日方破译，因而二万万两赔款的底线早被日方掌握，李鸿章无论如何在谈判桌上辩争也无济于事，这只是科技不如人，落后必然挨打的铁证。 我觉得，“权倾一时，谤满天下”这八个字的评价很形象。因为李鸿章掌握了相当一部分的权力，而中国又是一个弱国，常言弱国无外交，在外交上他无论如何绞尽脑汁，总逃不脱受制于列强的命运。当然李鸿章本人在如何建设的指导思想和用人举措上，也有不可克服的缺点，讲裙带关系，任人唯亲，不敢越封建体制的雷池一步。归根结底，因为他毕竟只是封建王朝的一名忠臣。但不管怎么说，李鸿章总是他那个时代处于朝野内外各种矛盾和旋涡中心的一个关键人物。他所做的那些事情的重要性，和它对近代社会发展的影响，都十分明显地摆在那里！ 他是一个弱国的外交强手，也是经济天才；军事上内战属强者，外战属庸者（不完全是弱者），军事思想不如他的后辈先进；文化上是奉行“中体西用”的代表——这点个人比较欣赏，这才是真正的“拿来主义”，比“全盘西化”和“闭关自守”都来得符合实际；官场生存方面，也属于强者，一直能立于政治的中心；政治理念上，他只能属于封建王朝的卫道士，根本不是什么新时代的代表——他就是自己评价自己的那种“为破屋子修修补补的裱糊匠”，根本不会想到把那间“破屋子”完全推倒了，再建一座新的。 梁启超说得好：“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snshi 太保 最佳答案 - 由提问者2年前选出拿这一观点评价李鸿章，我们不难得出下面的结论：李鸿章作为晚清封建官僚，尽管其主观动机是为了维护清朝专制统治，但他在任期间，以“练兵制器”为核心，引进西方军事技术和民用技术，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了一定的抵制作用，因此其可说是中国近代化的第一人，但和当时世界资本主义化的潮流相比，他顽固维护清朝封建专制统治，只学技术，不学制度、思想和文化，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的落后状态，因此其进步的作用是有限的。另一方面，李鸿章在对外战争中，战略失误，指挥失当，对甲午战争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战后代表清政府签订卖国的《马关条约》，尽管是被迫的，但客观上确实是丧权辱国，因此说其是卖国贼也毫不过分。总之，李鸿章尽管是晚清有一定作为的封建政治家，他领导的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但他向西方的学习存在着本质的局限性，不可能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同时他对外卖国，是清朝主要的卖国贼之一。 过去多年来我们的历史书打着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旗号，其实却对历史人物求全责备，存在着严重的脸谱化倾向。比如对李鸿章，单纯强调他反动卖国的一面，对其领导的洋务运动也基本上全盘否定，看不到它对中国近代化发展的促进作用，因此是片面的。但另一方面，我们在看到李鸿章进步性一面的同时，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对李鸿章的卖国也大加谅解，说成是“不得已而为之”。评价历史的主要标准是看其客观效果，但同时也要了解其主观动机（尽管是第二位的）。尤其是历史文艺作品，历史的客观性决定了它对历史的评价应遵循客观性原则，文艺的情感性又决定了它必须同时揭示历史人物复杂的动机。如此我们才能看到一个丰满的有血有肉的人物。依次来衡量《走向共和》一剧，我们看到编导把李鸿章描绘成一个忧国忧民的人物，完全看不到他作为一个封建官僚，维护清朝专制统治和个人私利的一面，这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另一方面，对李鸿章的洋务运动也大加赞扬，看不到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历史局限性；甚至对其卖国行为，也以浓重的笔墨为其辩护。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历史是为现实的政治服务的，她是一个女人，想给她怎样打扮就给他怎样打扮。当年中共领导农民打土豪，斗地主，而李鸿章是地主阶级的代表，又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因此当然要把李鸿章之类的地主反动派踏翻在地。时代发展到了今天，中共要学习西方技术，进行改革，也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不过内容换了，当年李是坚持封建专制统治和封建文化，只学西方军事和民用技术；当今中共是坚持一党专政（四项基本原则），只学习西方的经济体制。历史真是惊人的相似！物换星移，当年对李鸿章的评价就不合时宜了，因此要翻案！美化李鸿章的意图昭然若揭！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他被视为中国开放第一人，兴办洋务运动，第一个把电报引入中国，废除了延续几千年的驿递制度，在天津办起电报总局大楼；主持修建了中国第一条自建铁路，尽管这条从唐山到胥各庄的唐胥铁路全长只有11公里。同时，他又被称为卖国贼，代表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对于李鸿章的功过是非，一直是众说纷纭。毛泽东评价他“水浅而舟大”，梁启超在为他撰写的传记中说:“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李鸿章自己则形象地称他是“大清朝这座破屋的裱糊匠，处于内忧外患的夹缝里，不能挽大厦于将倾”。到底该如何评价李鸿章，李鸿章的故里——安徽省合肥市专门成立了李鸿章研究会，在其故居办展览介绍李鸿章生平、进行李氏家族变迁的学术研究等，试图用历史的眼光、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重新审视这个历史人物—— 　　李府半条街 　　李鸿章因出生于合肥，故有“李合肥”的绰号。作为晚清时期的军政重臣，曾影响了近代中国整整四十年。当年，随着李鸿章日渐显赫，李氏家族房产遍布安徽的合肥、芜湖、六安和上海等地，李氏家族在合肥繁华的东大街(今淮河路)建有庞大的建筑群，上了年纪的人仍用“李府半条街”来形容当年李家住宅的恢宏气势。李鸿章家族住宅建于19世纪末，历经百年的风风雨雨，依然保留独有的风貌。如今在其原址修复重建的李鸿章故居，规模已不到原来的十二分之一。 　　李府自南向北依次分为大门、过厅、中厅、走马楼。在李府中厅的正中是座屏风，上方高悬一块匾额格外醒目，上书“钧衡笃祜”四个字，钧衡，比喻国家宰相一类重臣；笃，是厚的意思；祜是大福，意思是李鸿章官显福厚。这四个字是李鸿章七十大寿时光绪皇帝御笔所赐，以褒奖他对大清帝国的功绩。在这里布置的《晚清军政重臣——李鸿章》展览共包括五个部分:李鸿章的青少年时代、李鸿章与淮军、李鸿章与洋务运动、李鸿章与外交、毁誉参半的一生等。李鸿章，字子黻，号少荃，道光三年(1823年2月15日)出生于书香门第，24岁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咸丰三年(1853)始办团练，后入曾国藩幕府，显露出军政才能。咸丰十一年(1861)编练淮军，并以此逐渐形成淮系集团。他参与镇压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因功先后任江苏巡抚、两江总督等，封一等肃毅伯。同治九年(1870)起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成为影响清廷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关键人物。19世纪60年代起主办洋务，引进西方科技，修铁路、通电报、设江南制造总局和轮船招商局等军工民企，建立北洋水师，培养新式人才等，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扩张，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和思想基础。 　　开创中国多个“第一” 　　李鸿章自幼天资聪颖，八九

李鸿章是晚清伟大的人物，他继承老师曾国藩的事业，开启中国看世界的眼光，他是一个真正看世界的中国文人与官吏。他的看世界当然比林则徐来得伟大。林则徐也是看世界的文人与官吏，但他属于旧时代的文人与官吏，所以他所开启战争的目的是企图将外人全部驱逐出中国，最后以失败告终。李鸿章所要进行的事业是想让中国工业化，军事化，教育化，但他只成功了一半。中国确实在他的倡导下进步了，而且进步非常大。在实业方面并不比日本小。到一八九O年时，中国海军在东亚是领先于日本。工业也领先于日本。这在西人当时的文章中可以看到对他的热情评价。日本领先于中国在于立宪，在于常备军制，在于国民的热情，和国内政局的二十多年的稳定。

我认为李鸿章并非是中华民族的罪人，他也是睁眼看世界的人，也是想要拯救中华民族的人，他只不过是替清朝背了黑锅而已。他虽然在中路甲午战争中失败，但是归根结底不是他的原因，而是慈禧太后以及那些贪官，他们那些军费。是的，我国没有良好的船只和武器，最后我国在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中国为什么会犯甲午战争中失败？首先是因为中国的装备与日本相比太差，就是中国想要与日本同归于尽，但是只有中国残亡，而日本的军舰确实好好的。那么清王朝为什么不花钱去购买好的武器装备？这是因为这笔军费被慈禧太后用于修建颐和园，大清王朝就快要灭亡了，而这些打光棍，人们却依旧在享受，依旧压榨着百姓，最后使得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污点，一个大国败给了一个弹丸之地，这是一个多么大的耻辱。李鸿章在签订马关条约中做出的努力李鸿章与日本的谈判者伊藤博文，两个人是旧相识。十年前伊藤博文到中国来拜访李鸿章，而李鸿章去傲慢对待伊藤博文，三年后，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两个人又重新碰面，这时候出来是伊藤博文傲慢对待李鸿章。而李鸿章为了能够减少做出的赔偿，被日本人打伤之后，带伤出席谈判，为了能够减少赔偿数目。这个男人，为了自己的国家，不惜放下自己的自尊，被别人打上之后，要不月求公道，反而是为了能够减少赔偿数目。李鸿章替皇家背了黑锅李鸿章从小就非常聪明，她24岁的时候就考中了军事，后来弃文从武。他目光长远，主动请求清王朝进行洋务运动，他还创办了北洋水军，这是东方第一支现代海军，在世界上也有非常大的影响力。但是由于中日甲午战争，由于慈禧太后的贪图享乐，是他不得不背上这让中国耻辱的黑锅，他去谈判签订了马关条约。

李鸿章是谁，想必大家都知道他是谁，没错他就是领导了洋务运动的李鸿章。那么纵观他的一生来看， 李鸿章的功与过 都有哪些？作为后人应该如何来正确评价李鸿章呢？想要了解这些内容就来看看下面这篇文章吧。 如何评价李鸿章 对于李鸿章的评价先来看看前人是怎么评价他的吧。梁启超曾经是这样评价李鸿章的，他说李鸿章生出当时那样的环境下，做出这样的举动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当时清朝太过腐败了，一个国家、朝廷已经衰弱了，李鸿章即便再有能力也无法改变当时的国势，所以不能把中国政治的衰败都归结在他一人身上。 李鸿章剧照 而日本的一位首相曾经这样评价李鸿章，李鸿章是唯一一个有能耐跟世界列强争长短的人。 不过在了解了李鸿章的功与过之后，对他的评价也可以更加的客观。在太平天国运动上，李鸿章压制运动的发展有助于国家的统一和团结，确保社会的稳定，但是他杀了投降之人的行为是不可取的。在洋务运动上，大部分的举措是值得赞赏的，但是他在后期为了保存北洋水师的实力而放弃了边疆的行为体现出了李鸿章的视眼还是太过于狭隘了些。 李鸿章一生中的行为有功有过，对于他的评价也是有好的一面也存在不好的一面，只有在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的情况下再对他进行分析，才能够客观、正确地来评价李鸿章这个人。 李鸿章的功与过有哪些 在李鸿章长达78年的人生中，他有立下很多功绩，但同时他也有不少过失的地方。最初的时候，李鸿章压制了太平天国运动，使得国家不会处于一个内忧外患的困境当中。虽然说压制太平天国运动不是民心所向，但是对于国家统一、一直对待外敌是有重要意义的。 李鸿章图片 当时的清朝可以说已经是站在了灭亡的边缘上了，但是因为李鸿章他看到了西方科技的先进性，提出了要向他们学习发展机器、海军等方面的想法，他创办洋务、创办军工业、创办煤矿，提倡大家把西方一些先进的机器应用到民用企业当中去，这对于清朝时候的工业、商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另外在他的领导下，修建了中国首条商业铁路，对于交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而创建北洋水师，是他一生中很重要的成就。 当然李鸿章一生中有功绩自然也有过失的地方，比如说他在太平天国运动中也曾杀过投降的人，这样的行为显示了他不讲仁义的一面。而在后期，李鸿章代表清 *** 与其他国家签订了很多不平等的条约。而这些条约的存在也体现了清 *** 的腐败。 通过李鸿章他的功和过来评价他，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毛泽东评价说他"水浅舟大",意思是，李鸿章有大才，可惜啊，当时的时代背景让他无法施展，正所谓生不逢时。"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浅薄者流亦知省哉。"曾国藩：才可大用。曾国藩作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牛人，眼光很毒辣。梁启超评价李鸿章：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晚年的李鸿章，曾说过一段话，也许能让我们略微了解一下当时的处境，“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风小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虽然后世之人对于李鸿章，往往都认为其是一个卖国贼，签订了如此多的不平等条约，同时还有人认为他在和法国签订条约的时候，收受了贿赂，但在当时他的名声极好，极受重视。到了现在，也有许多人为他平凡。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慈禧太后视其为”再造玄黄之人“，而西方人也将其称为”东方的俾斯麦“。可见李鸿章的个人能力和人格魅力，是受到世界各方共同赞许的。

　　李鸿章是晚期中国政坛上少有的开明的封建士大夫。以下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希望能帮到你。 　　李鸿章是晚期中国政坛上少有的开明的封建士大夫。作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他首先要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兴办洋务运动都是这一阶级属性的具体体现。李鸿章较倭仁等顽固派较为开明，他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的落后，主张通过向西方学习来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并身体力行，创办一批近代的军事和民用企业，客观上 *** 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 *** 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他还积极创见中国的海防，筹划北洋水师等增强了我国的国防能力;派人出国留学，兴办新式学堂，培养了一批科技人才，引进了一些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客观上有利于中国的近代化。至于争议最多的对外战争极力妥协，压制爱国军民的反侵略热情，战后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极大的灾难，这确实是李鸿章一生最不光彩的地方之一，但很难想在弱肉强食、强盗横行，弱国无外交的国际大环境中，作为一个弱国的外交大臣如何能够取得平等的发言权，他背后更深刻的却是整个民族的悲哀。他没有摆脱晚清政治的陋习，存在着贪污腐化的一面，也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中国落后的根源是政治制度的落后，坚持“中体西用”是其洋务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 　　我觉得，“权倾一时，谤满天下”这八个字的评价很形象。因为李鸿章掌握了相当一部分的权力，而中国又是一个弱国，常言弱国无外交，在外交上他无论如何绞尽脑汁，总逃不脱受制于列强的命运。当然李鸿章本人在如何建设的指导思想和用人举措上，也有不可克服的缺点，讲裙带关系，任人唯亲，不敢越封建体制的雷池一步。归根结底，因为他毕竟只是封建王朝的一名忠臣。但不管怎么说，李鸿章总是他那个时代处于朝野内外各种矛盾和旋涡中心的一个关键人物。他所做的那些事情的重要性，和它对近代社会发展的影响，都十分明显地摆在那里 　　对李鸿章历史作用的评价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同***治***、光***绪***两朝，凡清廷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的重大举措，莫不与其有着直接的关系。 　　最早研究李鸿章的是梁启超。梁肯定李鸿章既是“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又为“十九世纪世界史上一人物”，并将其与古今中外历史人物***含诸葛亮、王安石、秦桧、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袁世凯、俾斯麦、伊藤博文等人***进行比较，得出：“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梁启超《李鸿章——中国近四十年大事记》*** 　　50年代至70年代，大陆史学界对李鸿章及洋务运动的评价都持否定态度。如胡绳指出，李鸿章把面对外国侵略者势力的中国封建统治者的地位说得如此地软弱无能，把外国侵略者的力量吹嘘得如此地不可抵御。他的这种害怕外国侵略者的心理，可以代表在慈禧太后统治时期的整个官僚集团中的主导思想。所谓“中兴”、“自强”，都不过是自欺欺人之谈。***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而海外和台湾学者则普遍认为，李鸿章基本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人物。刘广京认为，李鸿章提出的革新方案是相当温和的，同西方及日本的“国家建设”比较，显然缺乏近代化的总体方案。但李不仅提倡近代军事工业，而且鼓励中国商人同西方商行的竞争，同时还是清朝高阶官员鼓吹官办学校教授西方数学和科学的第一人。***刘广京《儒家务实的爱国者》，《李鸿章评传》***大陆史学界对李鸿章的评价从80年代李鸿章研究成为近代史研究的热点和突破口。 　　戴逸认为，李鸿章是近代强国富民道路的探索者之一，他所从事的洋务运动，也是一种尝试和探索。***戴逸在《李鸿章全集》编委会首次会议上的讲话***苑书义认为，马关条约签定后，将所有致败之由、误国之责都归咎于李鸿章个人，反映了清统治层中既不敢正视腐朽的封建制度是万恶之源，又不敢抨击真正的罪魁祸首慈禧一伙。对李鸿章的口诛笔伐，虽然有时意气多于冷静的分析，难于对其作出全面而切合实际的估价，但却反映了朝野上下的思想动向，表现了人们对战败乞和的愤慨和国运垂危的关注。***苑书义《李鸿章传》***陈旭麓认为，李鸿章是洋务运动——近代化第一步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十九世纪后期那个特定时期的开拓性人物。 　　另一方面，李鸿章毕竟还是属于封建“体”里面的人，他本身并没有超过这个“体”，只是从封建的“体”里绽开一个缺口，这是评论李鸿章与近代化关系的一个基点，如果越出了这个基点，就同当时的历史不相符合。***陈旭麓《李鸿章：向中国近代化迈出第一步的代表人物》，《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夏东元认为，李鸿章是公认鞠躬尽瘁地忠于清国的忠臣，唯其忠于清，所以积极办洋务以其臻于富强。但他的一切活动和他所拥有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均是以维护清朝为准绳。他唯恐这些实力不能平内患不能御外侮，所以他总的倾向是“和为贵” 　　 的人还： 1.近代史论文人物李鸿章 2.近代史李鸿章小论文 3.中国近代史关于李鸿章的论文 4.近代历史人物 5.曾国藩的生平事迹及人物评价 6.近代史论文人物陈独秀

1、李鸿章尽力维护中国的利益，洋务图强，然而无法改变中国落后的现实。对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他曾据理力争，然而无奈国家羸弱，不得不接受屈辱的要求。 2、他与曾国藩等人主导洋务运动是其进步的表现。他也有外交上维护中国的事迹，如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独自前往谈判，最终不割地而平息事件；在甲午战争处于不利情况时曾主动用最小代价来达成和解等，都是他卫国有利的一面。 3、但后人也多诟病李鸿章曾作出的错误决策。如过于避战和重视海防而愿意牺牲整个新疆放弃疆防。 4、1885年在完胜日本的情况下签订的《中日天津会议专条》，给予了日本可以派兵进入朝鲜的权利。 5、与日本的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指挥失误导致军舰在威海卫被全歼；中法战争胜利后反而签订了不平等条约等。

说起晚清权臣李鸿章，人们总是会想到“卖国贼”、“千古罪人”这样的评价。但是，当我们平心静气、理性来思考李鸿章所处时代大厦将倾的尴尬境地的时候，我们发现，李鸿章无法也不能承担晚清对外交往失败的悲剧后果。 理想与现实的两难 中西冲突，是两个独立发展的文明体系的冲突。这样的冲突既是局势上的冲突，也是士大夫内在观念的冲突。因此，晚清外交的两难本质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困境。把李鸿章放到中西对比的世界环境中去评价，有助于深刻理解李鸿章和晚清的命运。处在中国传统外交体制解体的历史悲剧中，李鸿章是晚清中国官僚集团中较为清醒和理性地对待“千古变局”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力图建立中国对外关系的新的明确的原则和适应性的方式，但他的思想充满着矛盾：他认识到时代变局需要中国变革，而又无法从体制上乃至文化上采取根本的变革；他实现了从崇拜皇权到推崇国权的政治价值观的转变，证明他本质上仍是一位现实主义的外交家，但他在外交操作上的现实主义与晚清外交面临的两难：既要维护帝国的传统外交体制??天朝礼治体系或朝贡体系的传统理想，又要适应完全对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国际关系体系的现实，便构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 两难之下，对李鸿章对外交涉的评价，必须对他的鲜明的时代意识予以充足的关注。客观的说，在晚清权臣中，李鸿章是最具洞察力的。李鸿章对时局有明确的看法，并为此提出著名的“千古变局”的命题。在1865年、1872年和1874年他在致友人的信及若干奏折中，多次强调，中外之局势是“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深切认识到中国必须开放，与西方竞争。这才有了后来洋务运动的兴起。 李鸿章的变局观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没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就提不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命题，也就不会有对时局的冷静思考。 塞防与海防之争：李鸿章的现代海权意识 1875年，清廷内部出现塞防和海防之争。当时清廷面临着双重危机：西部新疆几乎完全丧失，东面日本正凯觎台湾。实际上这还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是财政预算，二是国防思想的现代化。前一个问题又和左文襄(左宗棠)与李中堂(李鸿章)的个人权力有关。在爱国情操之外，两人多少都有些本位主义，左宗棠督师西北，而新疆是西北要塞，力争收复新疆自然是“份内”之事。而当时国家财政不可能同时打赢两场战争。左宗棠后来出师新疆相当一部分还是靠自筹资金。不过，左宗棠比李鸿章的理论似乎更有煽动性，他主张塞防和海防并重。能否可行姑且不论，仅从政治斗争上，他就比主张海防建设的李鸿章高出一筹。以恭亲王奕 为主的朝廷中和了二者的争论，李鸿章被委任为北洋大臣。而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的建设，是中国国防现代化的开始：一方面改变了传统上注重内陆防御的战略，另一方面，现代化海军的建设，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洋务运动)的重要契机，这一点，又是塞防论所不能达到的。另外，李鸿章认为日本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敌人，这一点对当今的中国人仍然具有警醒的价值。当然，如果把政策的重点完全放在海防上，也不一定能够战胜日本。毕竟，经过明治维新而走上现代国家之路的日本，无论在体制上、经济上、战略上，还是军备上，都已经甩开清朝甚远。 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清王朝首要和紧迫的任务是如何重新建立起有效的国家安全防御体系。在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之后，究竟哪一方是国防战略的重点，战略重心应设立在什么位置？这个问题引起了清王朝众多政治家的广泛争论。这次争论的结果初步改变了中国已经延续千年的国防战略格局，对中国近代国防的重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这次国防大讨论为转机，近代中国的国防开始实现了战略性的转移??海防成为国防重心。这就是海防和塞防之争的历史价值。 左宗棠和李鸿章的观点在当时具体的个案上发生了争论，但并不能就此认为二人完全在长期的国防上持相反观点。作为洋务派的重要人物，左、李二人在军队现代化上的观点是一样的。左宗棠大力创设和扶持福州船政局就证明了他的海防意识。而李鸿章也不是只搞海军。 出访欧美：鲜明的现代意识 《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为千夫所指，失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等职务。1896年2月，为祝贺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同时也为“联俄制日”，李鸿章作为钦差头等全权大臣出访俄国。不久他便前往欧美做了一次环球访问。《中俄密约》的签字，使李鸿章相信“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但实际却开启了列强争相打开中国的大门。不过，对于这趟经历，他得出的根本结论是：“至于根本计，尤在于变法自强。” 1896年6月他到达柏林。为讨教强国之策，李鸿章专门赶到汉堡附近拜访已经下台的俾斯麦。对于“东方的俾斯麦”的来访，俾斯麦提供了建立强国的要诀：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显然，这符合李鸿章的改革取向。但是，这并非是中国自强的根本之计。 1896年8月28日李鸿章抵达纽约。正在海滨度假的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特地赶来会见李鸿章。纽约港到处挂起了大清帝国的龙旗，可谓礼炮轰鸣，万人空巷，受到了“史无前例的礼遇”(《纽约时报》)。李鸿章在回答美国记者提问时也展现了一个卓越的外交家的敏锐的国权意识和现代意识： ??他抨击美国的排华法案。适逢美国国会已通过了排华法案《格利法》。李在抨击这个法案时，“眼睛射出灼人的光芒”。他说，“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你们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吗？这不是自由！” ??他认识到国际经济的互利性质。当记者问到对华投资时，李鸿章认为，在华投资是双方互利的事，并表示清政府非常欢迎任何资本前来投资，建立当代工业企业。他同时说：“对于铁路、电讯等事务，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我们神圣的权利。” ??他对于妇女的教育问题表达了开明的立场。美国记者问及“阁下赞成妇女受教育吗？”时，他说：“在我们清国，女孩在家中请女教师提供教育，所有有经济能力的家庭都会雇请女家庭教师。我们现在还没有供女子就读的公立学校，也没有更高一级的教育机构。这是由于我们的风俗习惯与你们(包括欧洲和美国)不同，也许我们应该学习你们的教育制度，并将最适合我们国情的那种引入国内，这确是我们所需要的。” ??他认识到报纸或者新闻媒体应该揭露真相。他说：“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也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这，就是李鸿章，一个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徘徊矛盾的人，一个处于夹缝中的人。戊戌变法的健将梁启超曾评价李鸿章到，“吾……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李氏认为自己不过是个“裱糊匠”。适逢内忧外患，从里到外都烂透了的清王朝，“裱糊匠”将一个破屋(清王朝)装饰一新嘘嘘人尚可。偶有小风雨修修补补也能看得过去，但真的遇到大风雨，破屋必然原形毕露，又岂是一个半个“裱糊匠”所能补补贴贴支撑起来的呢?

张謇评论某人时说：“以四朝之元老，筹三省之海防，统胜兵精卒五十营，设机厂、学堂六七处，历时二十年之久，用财数千万之多……曾无一端立于可战之地，以善可和之局。”张謇评论的是李鸿章。（2019·随州）李鸿章晚年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对这句话理解正确的是，洋务运动治标不得力，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

说起晚清权臣李鸿章，人们总是会想到“卖国贼”、“千古罪人”这样的评价。但是，当我们平心静气、理性来思考李鸿章所处时代大厦将倾的尴尬境地的时候，我们发现，李鸿章无法也不能承担晚清对外交往失败的悲剧后果。 理想与现实的两难 中西冲突，是两个独立发展的文明体系的冲突。这样的冲突既是局势上的冲突，也是士大夫内在观念的冲突。因此，晚清外交的两难本质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困境。把李鸿章放到中西对比的世界环境中去评价，有助于深刻理解李鸿章和晚清的命运。处在中国传统外交体制解体的历史悲剧中，李鸿章是晚清中国官僚集团中较为清醒和理性地对待“千古变局”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力图建立中国对外关系的新的明确的原则和适应性的方式，但他的思想充满着矛盾：他认识到时代变局需要中国变革，而又无法从体制上乃至文化上采取根本的变革；他实现了从崇拜皇权到推崇国权的政治价值观的转变，证明他本质上仍是一位现实主义的外交家，但他在外交操作上的现实主义与晚清外交面临的两难：既要维护帝国的传统外交体制??天朝礼治体系或朝贡体系的传统理想，又要适应完全对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国际关系体系的现实，便构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 两难之下，对李鸿章对外交涉的评价，必须对他的鲜明的时代意识予以充足的关注。客观的说，在晚清权臣中，李鸿章是最具洞察力的。李鸿章对时局有明确的看法，并为此提出著名的“千古变局”的命题。在1865年、1872年和1874年他在致友人的信及若干奏折中，多次强调，中外之局势是“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深切认识到中国必须开放，与西方竞争。这才有了后来洋务运动的兴起。 李鸿章的变局观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没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就提不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命题，也就不会有对时局的冷静思考。 塞防与海防之争：李鸿章的现代海权意识 1875年，清廷内部出现塞防和海防之争。当时清廷面临着双重危机：西部新疆几乎完全丧失，东面日本正凯觎台湾。实际上这还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是财政预算，二是国防思想的现代化。前一个问题又和左文襄(左宗棠)与李中堂(李鸿章)的个人权力有关。在爱国情操之外，两人多少都有些本位主义，左宗棠督师西北，而新疆是西北要塞，力争收复新疆自然是“份内”之事。而当时国家财政不可能同时打赢两场战争。左宗棠后来出师新疆相当一部分还是靠自筹资金。不过，左宗棠比李鸿章的理论似乎更有煽动性，他主张塞防和海防并重。能否可行姑且不论，仅从政治斗争上，他就比主张海防建设的李鸿章高出一筹。以恭亲王奕 为主的朝廷中和了二者的争论，李鸿章被委任为北洋大臣。而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的建设，是中国国防现代化的开始：一方面改变了传统上注重内陆防御的战略，另一方面，现代化海军的建设，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洋务运动)的重要契机，这一点，又是塞防论所不能达到的。另外，李鸿章认为日本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敌人，这一点对当今的中国人仍然具有警醒的价值。当然，如果把政策的重点完全放在海防上，也不一定能够战胜日本。毕竟，经过明治维新而走上现代国家之路的日本，无论在体制上、经济上、战略上，还是军备上，都已经甩开清朝甚远。 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清王朝首要和紧迫的任务是如何重新建立起有效的国家安全防御体系。在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之后，究竟哪一方是国防战略的重点，战略重心应设立在什么位置？这个问题引起了清王朝众多政治家的广泛争论。这次争论的结果初步改变了中国已经延续千年的国防战略格局，对中国近代国防的重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这次国防大讨论为转机，近代中国的国防开始实现了战略性的转移??海防成为国防重心。这就是海防和塞防之争的历史价值。 左宗棠和李鸿章的观点在当时具体的个案上发生了争论，但并不能就此认为二人完全在长期的国防上持相反观点。作为洋务派的重要人物，左、李二人在军队现代化上的观点是一样的。左宗棠大力创设和扶持福州船政局就证明了他的海防意识。而李鸿章也不是只搞海军。 出访欧美：鲜明的现代意识 《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为千夫所指，失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等职务。1896年2月，为祝贺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同时也为“联俄制日”，李鸿章作为钦差头等全权大臣出访俄国。不久他便前往欧美做了一次环球访问。《中俄密约》的签字，使李鸿章相信“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但实际却开启了列强争相打开中国的大门。不过，对于这趟经历，他得出的根本结论是：“至于根本计，尤在于变法自强。” 1896年6月他到达柏林。为讨教强国之策，李鸿章专门赶到汉堡附近拜访已经下台的俾斯麦。对于“东方的俾斯麦”的来访，俾斯麦提供了建立强国的要诀：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显然，这符合李鸿章的改革取向。但是，这并非是中国自强的根本之计。 1896年8月28日李鸿章抵达纽约。正在海滨度假的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特地赶来会见李鸿章。纽约港到处挂起了大清帝国的龙旗，可谓礼炮轰鸣，万人空巷，受到了“史无前例的礼遇”(《纽约时报》)。李鸿章在回答美国记者提问时也展现了一个卓越的外交家的敏锐的国权意识和现代意识： ??他抨击美国的排华法案。适逢美国国会已通过了排华法案《格利法》。李在抨击这个法案时，“眼睛射出灼人的光芒”。他说，“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你们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吗？这不是自由！” ??他认识到国际经济的互利性质。当记者问到对华投资时，李鸿章认为，在华投资是双方互利的事，并表示清政府非常欢迎任何资本前来投资，建立当代工业企业。他同时说：“对于铁路、电讯等事务，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我们神圣的权利。” ??他对于妇女的教育问题表达了开明的立场。美国记者问及“阁下赞成妇女受教育吗？”时，他说：“在我们清国，女孩在家中请女教师提供教育，所有有经济能力的家庭都会雇请女家庭教师。我们现在还没有供女子就读的公立学校，也没有更高一级的教育机构。这是由于我们的风俗习惯与你们(包括欧洲和美国)不同，也许我们应该学习你们的教育制度，并将最适合我们国情的那种引入国内，这确是我们所需要的。” ??他认识到报纸或者新闻媒体应该揭露真相。他说：“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也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这，就是李鸿章，一个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徘徊矛盾的人，一个处于夹缝中的人。戊戌变法的健将梁启超曾评价李鸿章到，“吾……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李氏认为自己不过是个“裱糊匠”。适逢内忧外患，从里到外都烂透了的清王朝，“裱糊匠”将一个破屋(清王朝)装饰一新嘘嘘人尚可。偶有小风雨修修补补也能看得过去，但真的遇到大风雨，破屋必然原形毕露，又岂是一个半个“裱糊匠”所能补补贴贴支撑起来的呢？

李鸿章正面的，他尽力维护中国的利益，洋务图强，然而无法改变中国落后的现实。对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他曾据理力争，然而无奈国家羸弱，不得不接受屈辱的要求。他与曾国藩等人主导洋务运动是其进步的表现。他也有外交上维护中国的事迹，如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独自前往谈判，最终不割地而平息事件；在甲午战争处于不利情况时曾主动用最小代价来达成和解等，都是他卫国有利的一面。负面评价主要来自于李鸿章曾作出的错误决策，后人也多对此诟病。如过于避战和重视海防而愿意牺牲整个新疆放弃疆防；1885年在完胜日本的情况下签订的《中日天津会议专条》，给予了日本可以派兵进入朝鲜的权利；与日本的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指挥失误导致军舰在威海卫被全歼；中法战争胜利后反而签订了不平等条约等。虽然这些不利条约和做法受制于各种客观条件，但他依然要为这些事件的误国行为承担很重的责任。另外在早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他杀人过多。这也牵涉到湘军和淮军的整体评价。洋务运动和他的一系列措施并没有改变中国继续沦落，也让他的功劳并不显著。

李鸿章的评价：对于李鸿章的评价颇有争议。解放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评价很低，认为其一生就是对内镇压人民起义，对外出卖民族利益的历史，是中国近百年来最为反动的人物之一。文革后，对李鸿章的评价趋于公正，认为李鸿章与当时的顽固派相比，是开明的进步的。对于中国军事现代化、中国民用工业的发展以及近代洋务人才的培养做出了突出贡献，客观上提高了中国的国防能力，起到了延缓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进程的作用，是值得肯定的。但也有人持不同观点，认为，李鸿章的镇压革命、实行妥协外交、举办洋务是为一整体，不可分割的，其核心在于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其举办的军事工业，虽然打着“御外侮”和“自强”的旗号，但是他所指挥的淮军，从未向侵略者发过一枪一弹，所屠杀的均是中国人民。其创办的民用工业，实行封建垄断政策，严重阻碍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李鸿章的“外须和戎”的外交政策，结果是清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李鸿章：李鸿章，字少荃，安徽合肥人，生于1823年，卒于1901年。道光进士。清末大臣，洋务派地方代表。1853年，在籍办团练，协助镇压太平军，投靠曾国藩当幕僚。1861年在安徽按湘军编制，组织淮军。1862年4月，淮军由安庆乘英国轮船到上海，与外国侵略者组织“常胜军”，守上海、陷苏州、常州，升任江苏巡抚。1865年署两江总督，镇压捻军。1870年由曾国藩举荐，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握军政、外交大权。为了挽救清朝统治，以“自强”“求富”为名，创办军火工业和民用工业（如江南制造总局、上海轮船招商局等），创办北洋海军。曾参与反对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时与英国策划“东南互保”。订立《辛丑条约》后不久病死。他在洋务运动中贪污中饱，死时遗产竟达4000万两之多。

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领袖之一.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李鸿章就认识到了中国科学技术的不足,并在此后与曾国藩、左宗棠的人发起了洋务运动.设立的轮船招商局、兵工厂都对后世产生了很重要的作用. 李鸿章不是一个好的外交家.面对西方列强以及日本时,所依仗的还是合纵连横的中国古法,而不是世界上通行的以国家利益为前提的外交法则,结果使中国在与西方先进国家交流的时候损失了很大的利益!

李鸿章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首先，他与奕、曾国藩、张之洞等人开展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其次，他代表中国政府与外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外国商品大量进入中国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总而言之，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化道路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

林则徐（1785-1850），字元抚，又字少穆，侯官（今福州市）人。进士出身，嘉庆十九年授翰林院编修，后历任云南乡试正考官，江南道监察御史，浙江杭嘉湖道，江苏、陕西按察使，湖北、河南布政使，云贵总督等职。道光时奉命为钦差大臣，赴广州查办禁烟事。后被遣戍伊犁，写下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悲壮诗句。此后皇帝再任命他为钦差大臣，他抱病起程，途中死于广东普宁行馆，终年66岁。 为民办实事 林则徐虽居高位，但清廉自好，勤于职守，循法秉公，被老百姓誉为“林青天”。在任江苏廉防使时，他在大堂上书写一联：“求通民情；愿闻己过。”事事为民着想，对于漕运、盐法、水利、农业、制币、吏治、救灾等关系民生的大事，无不予以关注。 禁烟不禁商 在广东期间，林则徐大举禁烟，并于1839年6月3日把收缴的英美商人的二百多万斤鸦片在虎门当众销毁。同时，他对外商采取了恩威并重、分化瓦解的策略，提出了“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的原则，对正当贸易一律加以保护和鼓励。 开眼看世界 林则徐被称为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打破以“天朝”自居的妄自尊大和闭关锁国的保守思想，肯于了解外国情况，吸收新事物。他一面积极备战，增设西洋大炮，一面积极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情况，设立译馆，翻译外文书报、律例、军事技术等著作，先后辑有《四洲志》、《华事夷言》、《滑达尔各国律例》等，成为中国近代最早介绍外国的文献。他还是第一个了解国际法，运用国际法与英国人作斗争的中国人。李鸿章简介 李鸿章：安徽合肥市肥东人，老家在今合肥市肥东磨店乡群治行政村调堂部。其祖上本姓许，系明代由江西湖口瓦砾坝迁来合肥，至清初因同邑李心庄无后，将许光照（迎溪）之四子许慎所过继为子名李慎所。这样，李心庄为始祖，李慎所为一世祖，至李鸿章为八世矣。许姓谱中的“命名宇派”为“福云庆胜，伯积善发，光祥诗礼，艳朝志士，传永远昌，才高嘉宇，显德立美，名扬孝友，开承裕英，梁必茂芳。”李氏先世光谱，亦未定字辈。1809年（清嘉庆十四年）首次纂修《合肥李氏宗谱》，始定字辈“文章经国，家道永昌，福寿承恩，勋荣世守”；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四修宗谱时，合肥李氏又续增十六字辈“祖德积厚，克绍辉光，宗绪延长，同敦孝友”。李鸿章父李文安之“文”，系辈分“规范化”后的首辈，李鸿章兄弟按命名字派系“章”辈，置姓名的第三字。李文安系道光甲午科江南乡试第九名举人，戊戌科会试第一百十二名进士，殿试三甲，他的六个儿子：瀚章、鸿章、鹤章、蕴章、风章、昭庆，走的都是读书做官之路。李鸿章24岁考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咸丰初年，他在原籍办团练，抵抗太平军，并去江西、湖南投靠了曾国藩，又奉其命回乡招兵买马，编练成7000名淮军，由部将刘铭传、周盛波、张树声、吴长庆等分带，沿江而下，到上海镇压太平军。1862年，他因“功”被委任为江苏巡抚，三年后又署两江总督，镇压捻军。1870年，他接替曾国藩，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开始逐步掌管清廷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大权。1899年到1900年任两广总督，授武英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他在施政过程中的核心是办洋务，所以又被称为洋务运动的代表者或奠基人。李鸿章曾先后创办江南制造局、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漠河金矿、天津电报局、津榆铁路、上海机器织布局，还建立同文馆，选派留学生出洋。他办洋务的初始动机是办军工企业，造出枪炮、弹药、机器、舰船和水雷，主要用来对付捻军。但由于直接改善了淮军的武器装备，使淮军成为清军中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军事力量，后期淮军实际上成了国防军。李鸿章在与列强的交往中意识到富国才能强兵，故积极推进官办、商办军工企业的发展。他长期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坐镇北方最大的通商口岸天津，既积极筹划北方防务，戍卫京级，又进一步拓展洋务，以增加财赋收人。他还苦心孤诣，编练成一支当时堪称亚洲一流的海军，并在山东刘公岛安营扎寨，这支北洋舰队拥有各种军舰25艘，42000吨位，以大沽港、旅顺港、威海卫港形成三角，拱卫京城海上门户。李鸿章办外交也有“风光”的时候。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李鸿章作为中国特使，应邀赴俄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并顺访欧美诸国。3月27日（农历二月十四日），李鸿章携包括儿子李经方、李经述在内的随员45人，从上海登上法船“爱纳司脱?西蒙号”，翌晨离沪，出东海，经太平洋、印度洋人苏伊士运河，又由迎候的俄国马赫托姆斯基公爵接上“俄罗斯”号，于4月27日抵达俄国的黑海港口敖德萨，改乘火车北上。李鸿章此番“以七十有四之衰龄，涉三万余里之海路”使俄，其主观愿望是联俄并促使俄、德、法三国挟迫日本放弃对我辽东半岛的占领。他在俄国拜会了新沙皇并草签了《中俄密约》，然后到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美国和加拿大巡访并向部分国家的元首递呈国书。在由太平洋取道横滨回国时，感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疯狂的割地赔款要求，他曾拒不上岸，以抒怨忿之气。李鸿章当时是内阁最高职衔的文华殿大学士，实际掌管清廷外交、军事、经济大权，可谓“两人（慈禧光绪）之下，万人之上”，中外皆呼“李中堂”，故荷方打出“千岁李鸿章”的灯花。李鸿章在诗中居然也露出“大国使臣”颇为自得的心情。这封信的墨迹在历100多年后于1998年从荷兰传回合肥。戊戌变法前后，李鸿章已意识到“穷则变，变则通，但端在人心相通”但他却曾举棋不定。当光绪帝下诏“明定国是”时，他曾向管学大臣孙家熏推荐康有为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后党”图谋加害康有为时，李鸿章暗地向康有为通风报信。当慈禧完全占了上风，光绪帝被软禁后，李鸿章又由徘徊观望到缄口不言。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军攻进北京，帝、后西逃西安。由两广总督回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又为清廷这所“破屋”充当起“糖糊匠”之责。但回天乏术，不久他自己却死于内外交困中。李鸿章长期处于内忧外患的夹缝中，处于既不能得罪洋人又要忠于朝廷的夹缝中，处于实际上是“弱国外交”的尴尬境地，虽小心翼翼，东补西贴，如履薄冰，然终未能挽救晚清大厦于将倾。他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

英国及美国对李鸿章最为著名的评价：不仅是中国在当代所孕育的最伟大的人物，而且综合各方面的才能来说，他是全世界在上一世纪中最为独特的人物。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做出了有价值的服务；以从政三十年的政治家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的人口最繁盛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其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日本人对李鸿章的评价是：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清史稿·李鸿章传》评价说：“中兴名臣，与兵事相终始，其勋业往往为武功所掩。鸿章既平大难，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疑谤之起，抑岂无因哉？” 　　梁启超《李鸿章传》对其评价是：“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吾欲以两言论之，曰：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 　　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时，这样说李鸿章：“我中堂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难险阻，尤所不辞。如筹海军、铁路之难，尚毅然而成立，况于农桑之大政，为民生命脉之所关，且无行之难，又有行之人，岂尚有不为者乎？”

李鸿章历时评价高的原因：原因一：知大势，识大体，治理内政的能人，连著名的伊藤博文都认同；日本人评价李鸿章，“如同日本幕末维新的英杰人物，在近代国家变革的阵痛中，一身痛感苦恼之人。他波折万丈的人生，犹如近代中国的动荡起伏。李鸿章保持了 25 年最高实力的地位，是他支撑了大清帝国苟延残喘。诸外国对李鸿章的信赖远远超过紫禁城的皇帝，如果没有这样的有能之士，大清国早已被列强蚕食殆尽。”原因二：几乎独力支撑庞大的中华帝国，能力得到国际信赖；欧美人赞扬李鸿章，“不仅是东方大陆孕育的最伟大人物，而且综合各方面的才能，亦是前世纪中世界最为独特的英杰人物。论其文，他学识广博见闻丰富；研其军，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有所作为；究其政，他为这个最古老、人口最繁盛的国家民众尽心竭力；作为外交家，他高瞻远瞩手段老辣，是国际外交中佼佼者。”原因三：才华横溢，军事战略上有所作为，政治治理能力优异，外交手腕玩得转；“清国和日本的战争实际上是李鸿章和日本的战争。李鸿章失败的大手笔非但没有伤及他的仕途，反而展示了他个人的才能和魅力，李鸿章是近代清国代表文明智慧的伟人。”李鸿章简介：李鸿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晚清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安徽合肥人，世人多尊称李中堂，亦称李合肥，本名章铜，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作为淮军、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领袖、晚清重臣，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曾经代表清政府签订了《越南条约》《马关条约》《中法简明条约》等。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慈禧太后视其为“再造玄黄之人”，著有《李文忠公全集》。与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并称为“中兴四大名臣”，与俾斯麦、格兰特并称为“十九世纪世界三大伟人”。扩展资料历代评价：慈禧称赞他是“再造玄黄”之人。李鸿章去世的消息传来，慈禧的眼泪当场就流了下来，感叹说：“大局未定，倘有不测，再也没有人分担了。”曾国藩的评价：“少荃天资与公牍最相近，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也未可知。”梁启超在他所著的《李鸿章传》中为李鸿章所处的境地感到无尽的悲恸。书中写到：“当戎马压境之际，为忍气吞声之言，旁观者尤为酸心，况鸿章身历其境者！”梁启超在《李鸿章传》，称：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梁启超说他“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日本人对李鸿章的评价是：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美国人的评价是：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李鸿章

如何评价李鸿章与洋务运动看周育民李鸿章与洋务运动的评价问题，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颇具争议的问题。李鸿章由于参与过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签订《马关条约》，相当一段时期被视为汉奸、卖国贼。与李鸿章一生事业有着密切关系的洋务运动，也一度被视为与外国侵略势力相勾结的产物。改革开放以后，有关李鸿章与洋务运动的评价问题，虽然出现了一些新观点、新看法，但进步与反动、爱国与卖国等等的根本分歧，依然十分尖锐。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对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评价，归根到底是要看它们在历史发展中的客观地位和作用。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基本动力；重要历史人物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不应该根据一些道德的、政治的主观标准，而必须从其历史活动对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效果上进行评价。李鸿章的一生事业，从其1862年出任江苏巡抚开始，到1901年签订《辛丑条约》，可以说，与洋务运动相始终。他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开创了许多逗第一地：第一个创办大型近代军工企业——江南制造总局，第一个创办近代民族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个创办近代煤矿企业——开平矿务局，第一个创办近代通信企业——天津电报总局，他还是中国铁路事业的奠基人。除了实业领域之外，在近代教育、军事、文化等事业也有许多开创性的建树。所以，对于李鸿章评价的肯定与否，与洋务运动的评价，密切相关，难以分割。毫无疑问，中国近代化的起步，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只能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和经验；而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在中国的扩张，也要求中国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发展和近代化的设施。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僚所进行的洋务活动，在一定程度符合西方列强的需要，构成了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西方外交史家所谓的中外逗合作地的基础。但这并不能说，洋务派官僚是为了迎合列强的这种需要而办工厂、造铁路、建电报的，相反，他们是抱着维护清王朝统治明确目的而学习西方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方式的。要实现这种政治目的，一方面要抵御列强侵略，另方面要镇压民众起义。19世纪70年代以后，国内民众起义基本平息，对于列强侵略的抵制方面也就日益突出了。从70年代到90年代，清政府进行了三次大的战争，平定阿古柏、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平定阿古柏势力，粉碎了沙俄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阴谋，左宗棠起了重要作用。中法战争，在中越边境上主要是李鸿章的淮军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场战争也是打胜的。甲午战争，以中国惨败而告终，世人以此作为逗洋务运动破产地的明证，有失偏颇。平定阿古柏、中法战争，洋务企业制造的新式枪炮、轮船等等，是起了十分重要作用的；没有北洋海军，清政府就根本没有本钱与日本打一场近代化的战争。以甲午战争的失败，证明洋务运动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注定要破产的，缺乏理论依据，也没有说服力。说洋务运动是洋务派官僚搞的一场与列强相勾结的逗卖国地运动，也不能说明左宗棠、李鸿章这些洋务派官僚为什么要与列强在战场上如此大动干戈。我们认定洋务派搞洋务，目的在于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这是根据他们自身的大量言论和行为对于他们主观动机的判断。但是，历史人物的主观动机，虽然会影响他们的历史活动效果，但客观历史活动本身的地位和作用，不会以他们的主观动机为转移，我们对他们的历史评价也不能简单地依其主观动机作为归宿。生产方式现代化的进程一旦起步，其客观进程就不可能再依洋务派官僚的主观愿望而运行，反而更加深刻地加深了清王朝统治的危机。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引进外国机器，一下子雇用了二千多工人，造就了中国第一代工业无产阶级的主体。蒸汽机的使用，手工采煤不敷应用，又迫使他采用机器采煤，建立开平煤矿；机器采煤的巨大生产力，又使凭借人力畜力的传统运输业无法应付，推动了铁路的建设。19世纪80年代，因为天津大沽之间军用电报使用的便利，又使李鸿章推动了全国电报网的建设，到甲午战争爆发前，全国从内地到边疆的所有省会城市都有了电报。也就是说，在三十年中，李鸿章的洋务事业，仅就经济建设层面而言，奠定了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能源、交通等一些基础性条件，推动了其他洋务企业和民间企业的建立，有力地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新兴工人阶级的10万产业大军，主要集中在洋务企业；甲午以后中国民间投资热潮的涌现，新兴资产阶级的形成，也与此前洋务运动打下的工业基础有着密切关系。洋务学堂培养的学生、派遣留学生、出版翻译的科学书籍传播等等，对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层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由洋务运动所造成的物资流、信息流、资金流乃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发展壮大，深刻地动摇了建立在小生产方式上的封建专制政体的根基，这不能因为与洋务派搞洋务的主观政治动机而轻易否定，也不能因为甲午战败而一笔抹煞。任何历史人物，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在历史限定的舞台上扮演其历史角色的。洋务派官僚们的主观动机与他们所发动的洋务运动客观发展背道而驰，是由包括李鸿章在内的洋务派官僚的历史局限性造成的。这些历史局限性，既包括洋务派官僚自身的教育背景、社会地位和政治立场等主观条件，也包括小生产方式、封建专制政治体制、官场社会氛围以及社会意识形态等等客观条件。在这些主客观条件的局限下，洋务派官僚只能借助传统政治和主流意识形态所能容纳的方式，诸如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形式，以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地为口号，引进西方的先进生产力。洋务运动的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内在的矛盾，实际上是整个封建体制与先进生产力之间深刻矛盾的反映。而正是由于洋务派积极主动地引进了先进的生产力，使得中国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脱离了传统社会朝代更替的轨迹，走上了由洋务而维新变法、由变法而新政、由新政而立宪、由立宪而共和的新轨道。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我们当然要注意分析他们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局限性，但更要注重他们对于后世历史发展产生的正负面影响。否定洋务运动的观点多数是从洋务企业的官督商办等制度束缚了私人资本主义正常发展的角度加以论证的。诚然，对于洋务企业中的衙门作风、封建官场贪污腐败的渗透等等，早期维新思想家都曾有过尖锐的批评。事实上，郑观应、薛福成等人对洋务企业制度的尖锐批评，实际上是洋务企业实践在意识形态上的一种反映。这种批评，并不是要取消洋务运动，而是要求在实践中打破封建体制的束缚，将洋务运动推进到更高的层面。甲午战争以后，维新思潮发展成为维新运动，旧的官督商办体制基本上被冲破了。何以冲破看还在于洋务派引进的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标志着百日维新开始的光绪皇帝逗明定国是地诏，依然以洋务派的逗中体西用地为准则，只是把单纯采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扩大到了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政策等所谓逗西政地层面。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洋务运动与维新变法之间启后承前的关系。维新变法是对洋务运动的否定，这种否定，是辩证的否定，是逗扬弃地。逗扬地的是洋务派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合理内核，逗弃地的是洋务派因历史条件局限而采用的官督商办的外壳。因为维新变法逗否定地了洋务运动而在历史研究中全盘否定洋务运动，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也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对于作为三十年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李鸿章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的评价，是由他的基本事业发展的客观逻辑所决定，既不依他的主观动机为转移，也不依后人的政治标准、价值观念所转移。李鸿章参与过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签订过《马关条约》、《辛丑条约》这些严重丧权辱国的条约，对于这样一个复杂历史人物的评价，不可能简单地以进步或反动、卖国或爱国盖棺论定。他既是一个旧时代的维护者、殉葬者，也是一个被新时代迅速淘汰的开拓者。他致力修补的清王朝逗破屋地已经倒塌，而用来逗补天地的石块，却成为新世界发轫的起点站。逗横看成岭侧成峰地，横看逗破屋地倒塌的废墟，李鸿章不过一陪葬的逗李文忠公地；侧看新时代的高峰，李鸿章却站在海拔的始点。

作为洋务运动的主要代表，李鸿章参与办洋务以及形成的洋务思想是“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继承和深化，使西学东渐又迈进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封建自闭的天朝上国开始走上了向西方学习的道路。其次，李鸿章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在紧要关头和一定程度上说服了封建顽固派，为其兴办洋务消除了不少障碍。 洋务运动使近代中国向西方全面学习再上新台阶，走向自强之路，设立的新式工业、创办的新式学堂以及派遣幼童留学，培育了许多科技人才，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在国内开始得到传播。李鸿章创办的许多洋务企业，客观上推动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和成长，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首先，学习西方军事科技促进近代中国军事工业新发展。洋务运动前期，李鸿章在上海等地创办了一批军用工业，制造洋枪洋炮，在抵御外侵发挥了不少作用。由于清王朝的腐朽落后，虽然这些军用工业没有得到良好发展，但是这些军用工业开启了近代中国军事工业走向新阶段。 其次，由求强到求富开启中国民用工业新起点。李鸿章创办的军用工业需要民用企业提供军需，洋务运动时期李鸿章支持兴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开平煤矿、轮船招商局等“官督商办”企业，推进了洋务运动的发展，也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除了创办民用企业，在洋务运动期间，李鸿章还着手修建铁路、电报，这些举措使得中国交通运输业、电讯事业迈入近代化发展阶段。 再次，派遣幼童留美开启中国教育现代化新进程。除了派遣幼童留美，设立上海广方言馆和各式新学堂，这些措施不仅培养了新式人才，还开启近代中国在更深度、更广度的向西方学习的新时期，也起到启迪民智的作用。存在了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在李鸿章等洋务派的带领下，使得东方向西方学习更加全面和深化，也使得西学向东方传播影响更大更全面，同时使得中国更加迫不及待地向近代化迈进。 来源：北方文学

李鸿章是晚清名臣更是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核心力量。在洋务运动期间，他带领洋务派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核心指导思想对中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改变了中国几千年的重农轻商的理念，利用官办工厂在一定程度上抵御了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开创了中国近代化的先河。 在洋务运动发展的过程中，清朝政府内部有两大派别：顽固派和洋务派。顽固派的核心思想如下：国家稳定的根本在于国家内部的礼节和礼仪，不能把国家发展的着力点放在权谋欺诈上，我们国家地大物博，人才鼎盛不应该学习洋人的理念。而洋务派的核心思想如下：“师夷长技以制夷”利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先进理念，创办学堂，建设政府自己的兵工厂，建立自己的军队，达到“自立自强”的目的。 在慈禧太后认可洋务运动后，洋务派便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在全国开展向西方学习的浪潮。把八字的核心思想进行拆分，“中学”学的是清政府的政权统治，也就是保存清朝皇帝政治制度和封建统治;“西学”学的是西方列强在工业、农业、军事等方面的先进科学技术。“中学”和“西学”相互结合，共同巩固清王朝的封建统治。 洋务运动虽然最后没有取得李鸿章等领导者预期的效果，但是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尝试，在洋务运动的初期确实为中国近代化文明带来了一线希望。在洋务运动中，李鸿章的经济管理思维在现在看来虽然有着比较大的局限性和封建性，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着推动性作用，作为现代的企业经营者也应该议古论今为当今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 来源：企业科技与发展

正面评价李鸿章正面的，他尽力维护中国的利益，洋务图强，然而无法改变中国落后的现实。对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他曾据理力争，然而无奈国家羸弱，不得不接受屈辱的要求。他与曾国藩等人主导洋务运动是其进步的表现。他也有外交上维护中国的事迹，如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独自前往谈判，最终不割地而平息事件；在甲午战争处于不利情况时曾主动用最小代价来达成和解等，都是他卫国有利的一面。 负面评价负面评价主要来自于他曾作出的错误决策，后人也多对此诟病。如过于避战和重视海防而愿意牺牲整个新疆放弃疆防；1885年在完胜日本的情况下签订的《中日天津会议专条》，给予了日本可以派兵进入朝鲜的权利；与日本的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指挥失误导致军舰在威海卫被全歼；中法战争胜利后反而签订了不平等条约等。虽然这些不利条约和做法受制于各种客观条件，但他依然要为这些事件的误国行为承担很重的责任。另外在早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他杀人过多。这也牵涉到湘军和淮军的整体评价。洋务运动和他的一系列措施并没有改变中国继续沦落，也让他的功劳并不显著。

　　人物评价　　总评李鸿章尽力维护中国的利益，洋务图强，然而无法改变中国落后的现实。对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他曾据理力争，然而无奈国家羸弱，不得不接受屈辱的要求。他与曾国藩等人主导洋务运动是其进步的表现。他也有外交上维护中国的事迹，如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独自前往谈判，最终不割地而平息事件；在甲午战争处于不利情况时曾主动用最小代价来达成和解等，都是他卫国有利的一面。但后人也多诟病李鸿章曾作出的错误决策。如过于避战和重视海防而愿意牺牲整个新疆放弃疆防；1885年在完胜日本的情况下签订的《中日天津会议专条》，给予了日本可以派兵进入朝鲜的权利；与日本的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指挥失误导致军舰在威海卫被全歼；中法战争胜利后反而签订了不平等条约等。虽然这些不利条约和做法受制于各种客观条件，但他依然要为这些事件的误国行为承担很重的责任。另外在早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他杀人过多。这也牵涉到湘军和淮军的整体评价。洋务运动和他的一系列措施并没有改变中国继续沦落，也让他的功劳并不显著。历代评论慈禧称赞他是“再造玄黄”之人。李鸿章去世的消息传来，慈禧的眼泪当场就流了下来，感叹说：“大局未定，倘有不测，再也没有人分担了。”曾国藩的评价：“少荃天资与公牍最相近，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也未可知。”梁启超在他所著的《李鸿章传》中为李鸿章所处的境地感到无尽的悲恸。书中写到：“当戎马压境之际，为忍气吞声之言，旁观者尤为酸心，况鸿章身历其境者！”梁启超在《李鸿章传》，称：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梁启超说他“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梁启超对李鸿章的评价：若以中国之失政而尽归于李鸿章一人，李鸿章一人不足惜，而彼执政误国之枢臣，反得有所诿以辞斧钺，而我四万万人放弃国民之责任者，亦且不复自知其罪也。西报有论者曰：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其言虽稍过，然亦近之。不见乎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若专为直隶满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者乎？即有之，亦空言而己。乃至最可笑者，刘公岛降舰之役，当事者致书日军，求放还广丙一船，书中谓此舰系属广东，此次战役，与广东无涉云云。各国闻者，莫不笑之，而不知此语实代表各省疆臣之思想者也。若是乎，日本果真与李鸿章一人战也。以一人而战一国，合肥合肥，虽败亦豪哉！中国俗儒骂李鸿章为秦桧者最多焉。法越中日两役间，此论极盛矣。出于市井野人之口，犹可言也，士君子而为此言，吾无以名之，名之曰狂吠而已。李鸿章之败绩，既已屡见不一见矣。后此内忧外患之风潮，将有甚于李鸿章时代数倍者，乃今也欲求一如李鸿章其人者，亦渺不可复睹焉。念中国之前途，不禁毛发栗起，而未知其所终极也。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日本人对李鸿章的评价是：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美国人的评价是：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李鸿章 （晚清名臣）李鸿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晚清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安徽合肥肥东人，世人多尊称李中堂，亦称李合肥，本名章铜，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作为淮军、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领袖、晚清重臣，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曾经代表清政府签订了《越南条约》《马关条约》《中法简明条约》等。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慈禧太后视其为“再造玄黄之人”。与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并称为“中兴四大名臣”，与俾斯麦、格兰特并称为“十九世纪世界三大伟人”。

被评为世界三大伟人　　李鸿章、格兰特、俾斯麦被称为19世界的世界三大伟人。格兰特是美国总统，他是军人出身，早年的时候百战百胜，有着“常胜将军”之称。俾斯麦是德国的铁血宰相，是带领德国走向强盛的风云人物。那么李鸿章，这个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卖国贼的人又是何德何能可以和他们相提并论呢?接下来看看李鸿章做了什么，李鸿章带领着手下不到1万的新兵击败了太平天国的10万大军，守住了上海，他一手创建的淮军在后来维护清王朝安定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是洋务运动的核心，当时的李鸿章在外国人的眼中比中国的皇帝更有名。　　李鸿章和俾斯麦合影.jpg　　李鸿章和俾斯麦合影　　现在的历史书上李鸿章被写成了一个卖国贼，其实真正了解过那段历史的人都不会这么片面的去解读李鸿章。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杰出的人才之一，如果没有李鸿章，清朝至少要早灭亡20年，国家的灾难只会更多。在当时李鸿章很受外国人的尊敬，外国的使节在紫禁城中一直都是趾高气昂的，唯有在拜访李鸿章的时候会恭敬有礼，而且李鸿章出访外国的时候受到的待遇要远超其他的国家领导人。　　纵观李鸿章的一生可以说他已经做到了极致，换上谁去都不会比他做得更好了，如何没有他，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至少要延迟十数年，辛亥革命或许都不会发生，他也是很无奈的一个人，尽管他的能力完全不弱于人，但是面对当时的局面却没能力挽狂澜，救大清于乱世之中。　　比较一下这三个人，他们都曾经位高权重，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还为国家的统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以说19世纪世界三大伟人之称实至名归。 　　李鸿章后人　　李鸿章一生风风雨雨，从不得志到走向巅峰，最后又难以避免的走向衰亡。而他的后代也深受他的影响，从享受余荫到后来走出先辈的阴影，走出自己的生活。　李鸿章照片.jpg　　李鸿章照片　　李鸿章一生有过有过3个儿子，都从事过外交行业，李鸿章的爱女嫁给了清朝的名臣张佩纶，是著名作家张爱玲的祖母。李鸿章家族的第四第五代子孙，大多都没能享受到祖辈的余荫，还有不少因为李鸿章这么个祖先而受到歧视，只能靠着自己的艰苦创业来改变生活环境。　　到了现在李鸿章的后代有着很多的人才，很多都靠着自己的打拼闯出了名头，其中有着不少的亿万富翁。　　李鸿章被外国人认为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杰出人物，被很多外国人所推崇，德国的铁血宰相曾这么说：他和李鸿章是当代最伟大的政治家。被人称为是中国俾斯麦。可惜两人境遇却是不同，俾斯麦铁血政策拯救了德国，而李鸿章却做了清王朝的裱糊匠，没能挽救国家。而在李鸿章死后，他的后代却一直生活至今，并且在海内外都有他们的足迹。

中肯。作者把李鸿章同古今中外的要人如：霍光、诸葛亮，秦桧、曾国藩、张之洞、俾斯麦、伊藤博文等做了对比，指出了李鸿章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心，能够忍辱负重。但是由于他没有长远的眼光，不知道为后世立百年大计，仅满足于修修补补，而不懂得现代民主政治的特点和国民的地位、国民在现代国际竞争中的作用、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因此在现代国际竞争中处处落于下风，处处受制。最后作者忧虑地说：“在晚清政府中李鸿章是最具有世界眼光、最有能力和品格的一个人，尚且不能避免失败的命运。今后内忧外患的风潮，将要比李鸿章时代还要严重数倍，但要想再找一个像李鸿章这样的人，也几乎不可能了。”扩展资料：梁启超说：“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从一个人可以看到一个民族的四十年，这样的人物无论如何都应该被重视和铭记。李鸿章对于中国的意义，就如同格拉斯顿之于英国、俾斯麦之于德国、迪亚斯之于墨西哥、麦金利之于美国。在晚清四十年中，没有人比李鸿章对中外关系的影响更为巨大；这些年中，虽然新人辈出、新鲜事物辈出，但一切浮云散尽后，你会发现李鸿章还在原位屹然不动，他与慈禧太后两人，是仅有的凭借个人影响力就能左右各国对华政策的人。晚清重臣李鸿章故去之后，留下了一桩众说纷纭的历史公案。或以平发平捻为李鸿章功，或以数次和议为李鸿章罪。有感于此，两个月后，梁启超著就《李鸿章传》一书。作者仿西人传记体例，而以太史公《伯夷列传》之笔法，叙议结合而评论公允，可谓是李鸿章传记中的经典之作。本书从李鸿章的早年落拓，写到他镇压太平天国，创办洋务运动使其声望达到顶点，再到甲午战争撞碎其强国梦，迅速由盛而衰，最后只能周旋于列强的外交舞台直至死去的悲壮一生。甲午年洋务运动的破产，让人感到“以一人而敌一国”的无望与悲恸，梁启超也由此发出“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的感叹。在本书中，梁启超把李鸿章与曾国藩、张之洞、俾斯麦、加富尔、伊藤博文等人做了比较，指出李鸿章是怀着忍辱负重、死而后已之心为清政府“修修补补”的，只不过他缺少长远的政治眼光，不懂得为后世立百年大计。李鸿章不懂得现代民主政治的特点和国民的地位、国民在现代国际竞争中的作用、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因此在国际竞争中处处落于下风。处处受制。总之他的失败也就是晚清政府的失败，是晚清政府不了解世界大势，不懂得民主政治的必然结局。最深刻的惋惜，最中肯的评价。真实再现晚清版“国进民退”，重温背负百年历史黑锅的晚清改革总设计师！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李鸿章传

在我看来，为李鸿章定位，以下三点是不能忽视的： 第一，庸众中的杰士。 晚清统治层从最高统治者至大小官员是个平庸的群体。他们是处于衰败状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产儿，又在腐朽不堪的专制制度制约下活动。按照19世纪下半叶人类文化已达到的水平去衡量，这批统治者都是知识低下，目光短浅的平庸之辈。但在激烈的社会震荡中，他们中也分化出一些比较杰出的人物。李鸿章就是其中的一个。 张之洞、梁启超都认为李氏的见识超出同侪，这个论断是公允的。但这不等于说，他在一切方面都比所有大小官员高明。这是不可能的。准确点说，他是甲午战争前，为数不多的识见超群的清政府大员之一。 他较早地意识到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局，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地步。1865年间，他便指出：“书生坐谈误国，可为□叹!且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千古变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钧执政亦不知，岂甘视其沈胥耶!”李鸿章：《复朱久香学使》(同治四年七月十三日)，全集《朋僚函稿》卷六第37页。正是基于这种不甘心自己的国家沉沦的自觉，他以推行“自强新政”即洋务运动为己任，而经过锐意考查，有些认识也颇为高明。 首先，他是最早认识开放不可逆转的大臣之一。同治元年(1862)他便指出“华夷混壹局势已成，我辈岂能强分界画。”李鸿章：《复沈幼丹中丞》(同治元年三月初二日)，同上卷一第9页。从鸦片战争开始至1900年的60年间，对侵略者与老师一身二任的列强持什么态度，一直是朝野上下激烈争辩的问题。顽固守旧派要恪守严夷夏之辨的传统信条，对外来事物持排斥态度，既阻碍了本国的发展，又往往用一些不恰当的措施去激化与西方列强的矛盾，酿成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大祸。这些大祸的发生，西方侵略者当然有其罪责，那是须另行讨论的问题。这里我们着重看中国这一方的问题，守旧派给侵略者提供了可乘之机，也是不容讳言的事实。李鸿章则持截然不同的态度。他力主以开放的态度去处理同外国的关系，以新的观念和措施去适应“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李鸿章：《筹议海防摺》(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第11页。 例如，一些外国人在中国各地经商、传教、办医院、办学、办报等等，其中有些败类胡作非为。各地与外国人的冲突层出不穷，反入城和驱赶洋人的事件时有发生。李鸿章反对外国人各种违反法纪的行为，但他也不赞成用简单粗暴的驱逐等办法去对待外国人。他说：“庚申(1860年)以后，夷势内向，薄海冠带之伦，莫不发愤慷慨，争言驱逐。局外之訾议，既不悉局中之艰难……但欲逞意气于孤注之掷，岂非视国事如儿戏耶!”李鸿章：《筹议海防摺》(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第11页。如果这个警告真正得到重视，不但可以减少大小不等的中外纠纷，也许义和团与八国联军那样的大灾难亦有可能避免。 又如，有清一代共开放了三十四个通商口岸。用现在的眼光看真是少而又少(目前仅广东就有40多个对外开放的口岸)。可当时清政府和外国却为此弄得唇焦舌痹，甚至不惜兵戎相见。李鸿章对此大不以为然：“人皆震惊于添口之多……西洋各国到处准他人寄居贸易，而仍日益强盛，可知其病不在添口而在不能自强。”李鸿章：《复刘仲良中丞》(光绪二年九月十四日)，全集《朋僚函稿》卷十六第30页。历史已经证明，正确的是李鸿章而不是冀图闭关锁国之辈。 其次，李鸿章的高明之处还在于把“借法自强”看作救国的关键所在。当时，不少大臣空喊“攘夷”而反对学习西方，与正确的救国途径背道而驰。有的大臣虽然也主张学习西方，但视野狭窄。李鸿章的洋务思想于70年代趋于成熟。他的主张也有许多弱点，有的且是重大弱点，但在当时已属卓荦不群。 例如，他把学西方作为救国急务，爱国赤诚溢于言表：“如泰西各国皆起于弹丸之地，创造各样利器，未及百年而成就如此之精……中国在五大洲中自古称最强大，今乃为小邦所轻视，练兵、制品、购船诸事，师彼之长，去我之短，及今为之而已迟矣!若再因循不办，或旋作旋辍，后患殆不忍言!”李鸿章：《筹议海防摺》(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第24页。他自觉地继承和发展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的思想，以“外须和戎，内须变法”李鸿章：《复王壬秋山长》(光绪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九第43页。为洋务自强运动的根本指导思想。和戎为的是创造一个有利于改革和建设的国际环境，而根本的出发点是变法图存。他语重心长地说：“自秦政变法而败亡，后世人君遂以守法为心传。自商鞅、王安石变法而诛绝，后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悦。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天耶?人耶?恶得知其故耶?”李鸿章：《复王壬秋山长》(光绪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九第43页。作为洋务运动无可争议的领袖，李鸿章意识到自己的活动是商鞅、王安石变法的继续。他把传统的“穷则变，变则通”思想作为变革的理论依据，而整军经武，购买和仿造船、炮、洋枪则成了变法的重要内容。 当时，敌国环伺，整军经武是任何执掌国家权柄的人不能不考虑的大事。李鸿章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围绕国防建设提出了三个根本性的大事： 一是培养全新的人才。 他是奉命筹议海防的大臣之一，而在覆奏中异于他人之处在于三次尖锐地指出人才培养的变革是成败关键。他说：“若不稍变成法，于洋务开用人之途，使人人皆能通晓，将来即有防海万全之策，数十年后主持乏人，亦必名存实亡。”“尤以人才为亟要，使天下有志之才，无不明于洋务，庶练兵制品造船各事可期逐渐精强。”这里提出的“人人皆能通晓”或“无不明于洋务”，显然不是对原有科举制度补苴罅漏所能达到。因此，他猛烈抨击“所用非所学，人才何由而出”!“以章句弓马施于洋务，隔膜太甚”!“小楷试帖太蹈虚饰，甚非作养人才之道”!可是，鉴于前此局部改变科举的建议均一再受阻，他不敢提出立即全面废除这一腐朽制度的主张，只好委婉而明确地要“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改变“士大夫趋向”，建议“凡有海防省分，均宜设立洋学局”，“多方诱掖”，令“与正途出身无异”。李鸿章：《筹议海防摺》，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第24、12、23页。这是一个冀图推广西学，改变士大夫价值取向的计划。 二是全面发展工商业。 他认为除了发展造船制械等军事工业外，纺织品等日用货物“既不能禁洋货之不来，又不能禁华民之不用……曷若亦设机器自为制造，轮船铁路自为转运”，而矿藏则“择其利厚者次第开挖，一切仿西法行之，或由官筹资本，或劝远近富商凑股合立公司。”与此同时，还应支持“设厂造耕织机器”的建议。李鸿章：《筹议海防摺》，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第20、21页。 三是要求宫廷节省冗费。 就在这个奏摺中，他两次提出“伏愿我皇上顾念社稷生民之重，时势艰危之极，……节省冗费”。“停宫府不急之需，减地方浮滥之费，以裨军实。”李鸿章：《筹议海防摺》，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第12、22页。 历史已经证明，近代中国发展的迟滞与现代化事业的失败同没有贯彻这些主张有密切的关系。从整个社会看，李鸿章不一定是这些思想的首倡者；同时，下面我们还有机会讨论他的文化、经济思想，会看到其中也包含着一些致命的弱点。但在大臣中能全面地提出这些主张的却不多见。在这次筹议海防的大讨论中，只有郭嵩焘的眼光比他深邃。参阅本书(一)《从林则徐到郭嵩焘》。 我无意引述那些著名的反对学习西方的顽固分子的言论以证明李鸿章的高明，尽管那类言论比比皆是。甲午战争中名噪一时的王文韶，当时任湖南巡抚，他在讨论中说：“机器渐行，则失业者渐众，胥天下为游民，其害不胜言矣。……故臣渭机器局除制造军用所需外，其余宜一概禁止，不得仿制各项日用器具，是亦无表中所以固本之一端。”《湖南巡抚王文韶奏》(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一百。如果说他是内陆省份的巡抚，情有可原的话，曾任福州船政大臣多年的沈葆桢，不愧是办洋务的名家了，光绪元年升任两江总督、南洋通商大臣，在任期间所办德政之一，是花钱将外国人修的吴淞铁路买回来后竟下令拆掉!直到光绪五年(1879)他仍认为：“查铁路以便转输，电线以通文报，均非不适于用。然创举必视民情。台湾则可行，以其为民情所安也；他处则难行，以其为民情所骇也。”《光绪五年九月二十日两江总督沈荷桢奏摺》，《洋务运动》(一)第18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以这样的认识去管理全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借法自强”在他权力所及之处自然成为一句空话。 又以鼎鼎大名的左宗棠来说，史家们素来誉之为洋务运动的重要领袖。他创办福州船政局及附属学堂，是官办企业和学堂中之佼佼者，确实功不可没。他的认识如何呢?1866年他向朝廷报告英、法等国“恃以傲我者，不过擅轮船之利耳”，广东的抬枪“较之洋人所推来福炮更捷而更远大”，“其信线一种，则运思巧而不适于用……此外奇巧之器甚夥，然皆美观而不适于用，则亦玩艺而已”!，因此，那些均不必学。基于这样的认识，外商运来器材，要架设线路，开办电报，他竟阔气地“给以价值，收其器具，见(现)尚存福州府库也!”左宗棠：《覆陈筹议洋务事宜摺》(同治五年五月十三日)，《左宗棠全集》奏稿三第68-69页，岳麓书社1989年长沙。 与李鸿章把兴办洋务看作救国大计的认识相反，从70至80年代，左宗棠却除了自己举办的项目外往往持否定态度。1878年，他在给陕西巡抚的信中写道：曾纪泽“绝口不谈洋务，或亦心知其不然耶?”左宗棠：《致谭钟麟》(光绪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左宗棠未刊书牍》148页，岳麓书社1989年。同郭嵩焘、王韬、郑观应等人哀其抓不住根本的批评不同，这是以“不谈洋务”为高的错误见解。他对购买军舰也不以为然。1879年他写道：“幼丹(两江总督沈葆桢——袁)之明岂尚不知铁甲固无所用之耶?”左宗堂：《致徐理卿》(光绪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左宗棠未刊书牍》第173页，岳麓书社1989年。翌年，他又说：“铁甲轮船英人本视为废物……船坞为各国销金之锅，罄其财而船终无用，李(鸿章)与丁(汝昌)独无所闻，亦不可解也。”左宗堂：《致徐理卿》(光绪六年四月十六日)，《左宗棠未刊书牍》第177页，岳麓书社1989年。我无意在这里全面评论左宗棠。“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就兴办洋务而言，左与李比，无疑望尘莫及。 又以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騄来说吧。直到1888年他仍振振有词地说“铁路宜于边地，不宜于腹地”，致使李鸿章不得不为之宣讲常识：“铁路设于腹地，有事则运兵，无事则贸迁，经费方能措办。若设于荒凉寂寞之区专待运兵之用，造路之费几何?养路之费几何?无论中国外国焉得此不竭之财以供铁路之用耶!”不少官员更等而下之，说修铁路有“资敌”、“扰民”、“夺民生计”三大害。哭笑不得的李鸿章只好说：“耳食之言，每致误事，传播外国，贻笑堪虞!”“鸿章老矣，报国之日短矣，即使事事顺手，亦复何补涓埃!所愿当路大君子务引君父以洞悉天下中外真情，勿徒务虚名而忘实际，狃常见而忽远图，天下幸甚!大局幸甚!”李鸿章：《议驳京僚谏阻铁路各奏》(光绪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全集《海军函稿》卷三第18、25、21页。 正是当政群臣的平庸才显出李鸿章的杰出。 还应指出，为了推动洋务自强运动，对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李鸿章也有所考虑。70年代起，由于在要不要学西方及向西方学什么等问题意见分歧，引起了长时期的关于道器关系的议论。王韬、郭嵩焘等对道器统一论作了深刻的分析。李鸿章也于1876年以道器统一的观点去开导那些食古不化之流。他说：“其风气所趋，不能不然者，道也；而道之所寓者，器也。……设令炎帝、轩辕复生乎今世，其不能不从事于舟车枪炮机器者，自然之势也。今之议者动引古圣，啜糟粕而去精华，务空谈而忘实践，失之弥远。”他认为只有“于外人所长，亦勿设藩篱以自隘，斯乃道器兼备。”李鸿章：《答彭孝廉书》(丙子)，《李文忠公遗集》卷五第12-13页。他没有像王、郭等人那样，由道器统一而触及政制、伦理等根本问题，而使自己的诠释停留在较低的层面上；但他以此论证打开国门学习西方的合理性，仍然是值得称许的。同时，据现有材料看，他实际上已经认识到中国当时的礼义教化也不如西方，落后的不仅是枪炮舟车。光绪二年(1876)正月，他同日本公使穆丽交谈。穆丽说：“以鄙见论之，亚细亚洲教化非不美也，然以顶善之教化比之欧罗巴洲，亚细亚不过十分之三，欧罗巴不在七分之下也。”李鸿章的答复是：“此论甚公。”《日本穆丽钦差直督李中堂面谈大略》，《万国公报》398卷第684页。对东方文化落后现状的认识远非闭目塞聪之流可比拟。 进入80年代以后，他甚至注意到了西方思维方法变革的历史经验，力图从中汲取教益。他说：“阿(里斯多德)氏以前人之说为无可疑，即据之以推新理，故其学不及贝(根)氏。”《王佐才课卷批语》，《格致课艺汇编》(己丑)第6页。褒扬培根，贬抑阿里斯多德，无非是他反对泥古，渴望从实际出发研究新事物成为一代新风的求变心理的折射。与此同时，他渴望有中西哲学和各项学术融合的新的文化诞生。 种种迹象都表明，他的思想已经不完全受中体西用论的桎梏。在当朝大臣中，有如是认识者真如凤毛麟角。 第二，晚清近代化事业的主要开创者。 稍加考查就会知道，中国有机械制造、近代的采煤、铁路、电报、轮船运输、纺织等工业、采矿和交通运输及信息企业，无一不同李鸿章的推动、支持有关。而在办新式学堂、派留学生出洋等方面也有他不可磨灭的一份。人们已经历数过这些官办企业或事业的种种弊端，这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可是，我们同样无法否定一个铁的事实：西方的机器和科学技术进入中国就是对愚昧无知的打击，就播下了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种子。招商局轮船所到之处，商品经济总有大小不等的发展。江南制造局翻译出版的几百部西书不是孕育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一代呼风唤雨的人物吗?!没有洋务运动，鲁迅又怎么会跑到南京去上学呢?!对19世纪以来为捍卫中国的独立和摆脱中世纪的落后状况尽心尽力的人，我们都应如实记下其劳绩和失误。李鸿章也不应例外。 第三，一代先进知识分子的凝聚中心。 鸦片战争后在中西文化撞击下逐渐出现了一批新型的知识分子。他们先是集结在曾国藩周围，接着就向李鸿章靠拢。在甲午战争以前，这些对西方了解较多且程度不等地掌握了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有识之士大体上都视李鸿章为中心。他们向他提供了大量的信息，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李鸿章所以能显得识见超群，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从他们身上汲取了许多新鲜的知识。甲午战争前夕，孙中山谋求上进，首先想到的就是给李鸿章上书；其中固然与李氏是重要权力中心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李氏思想比较开明和开放，是各项洋务事业的主要推动者，因而对他这一类有新知识的青年颇具吸引力。于是，在甲午战争前，不但严复、马建忠及其他留洋归来的技术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在他直接领导或势力所及的范围内服务，就是对其学西方的作为持激烈批评态度的郭嵩焘、王韬、郑观应等人，也是他的朋友或麾下的重要官员。 在任何社会中，知识要通过一定的渠道才能转换为政策或各项活动。这项转换机制是否健全对社会发展影响很大。在甲午战争前的二十多年中，他在很大程度上起着转换枢纽的重要作用。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这个作用完成得不好。但这个情况却有力地证明，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仍然依附于清政府；同戊戌维新前后的情况不同，他们没有发展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李鸿章就是在这个大格局下，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我说李鸿章是庸众中的杰士，其中包括李氏本人也不脱平庸的意思。这突出地表现在1896年他到俄、德、法、英、美五国及加拿大走一趟以后，认识仍不见有大的提高。他说：“今游于各大国者四阅月，忽经新气之感动，此心意一往而深。……泰西格物之功效，致力之材能，某皆默而识之，学而不厌。他日身归故国，后半生无涯之大事，将重整其旗鼓，忝颜而将中军；且较诸前半生之仅效微劳者，冀于中国尤有裨益。”蔡尔康等：《李鸿章历聘欧美记》第175页，岳麓书社1986年。一个年过七旬的老翁经受重大挫折后尤有此雄心壮志，令人感动。可是，他想到的仍然是科学技术和军事，仍不明白离开良好的社会运行机制，这些是无法真正学到手的。就这一点而言，他仍然是东方的庸人。 不过，时代变化。一批新的杰士正在崛起，洋务运动和洋务思潮不再是晚清变法自强的主流。李鸿章已被历史大潮冲刷到一旁。这个衰朽王朝正在加速沉沦。李鸿章却眼睁睁看着它坍塌而无能为力。

李鸿章是晚清伟大的人物，他继承老师曾国藩的事业，开启中国看世界的眼光，他是一个真正看世界的中国文人与官吏。他的看世界当然比林则徐来得伟大。林则徐也是看世界的文人与官吏，但他属于旧时代的文人与官吏，所以他所开启战争的目的是企图将外人全部驱逐出中国，最后以失败告终。 李鸿章所要进行的事业是想让中国工业化，军事化，教育化，但他只成功了一半。中国确实在他的倡导下进步了，而且进步非常大。在实业方面并不比日本小。到一八九O年时，中国海军在东亚是领先于日本。工业也领先于日本。这在西人当时的文章中可以看到对他的热情评价。日本领先于中国在于立宪，在于常备军制，在于国民的热情，和国内政局的二十多年的稳定。 具地讲，中国落后于日本在于政治制度方面，在于国民万众一心的勇气和探索精神。这些东西我们中国曾在汉、唐时一个也不少啊。其他微观因素还有:第一是连年的灾害，这不得不令翁同和将海军的军费压缩，而去救灾(根本不是像某些人说的是与李鸿章闹个人意见!!翁与李个人关系很好。翁有许多次求助于李，李全部答应。)。第二，中国的国家和政局不稳，每十年有一次战争，或对外或对内，而且每次要选在太后万岁之时，这也是令太后不愉快的事情。中国的国力已经被消耗得差不多了，每年要向外人借款来填补军费等开支。第三，国民素质太低，受近代文明教育的比例还是太低。教育的内容还是二千年来的科举制的内容，虽有一些经世致用的内容，但与当时的泰西诸国的科学比较，显然落后几百年。第三，国民没有爱国热情，在满人当政汉人受压迫的年代，汉人是不会真正替满人出力的，一切唯满人的意志而决定，汉人逆来顺受，虽然在洪杨之后，有曾，李，左等大臣拥兵地方，但号召全国显然力所不能。所以李鸿章所倡导的事业也只能在北洋和南洋有开拓性的进展，在其他地方是没有动静或很少动静的。第五，士大夫和官吏阶层没有紧迫感，李鸿章再急，也无济于事。还没有一个奋勇争先的官僚阶层为中国的奋起而努力。这点日本较中国强几十倍。第六，即使像李鸿章这样真正看世界的人，也并不完全知晓世界大事。所看的世界以实用性为主，如军事，如实业，如教育等，没有看到法律，科学，政治制度，种族关系这些在背面起作用的因素。所以也不可能去改革政治体制与文化体制、种族体制、社会的法律的体制。所以孙中山对李鸿章虽属尊敬，但也指出了他的这一缺陷。第六，中国传统文人与官吏所具备的美德束缚了李鸿章等人的手脚。他们唯知忠君报国，不论上面的决定是好是坏，总是唯命是从，一切不敢抗命，与孙文一代比，这也是他们那一代的重大缺陷。 由于以上这些原因，甲午战争失败了，李鸿章也失败了。李鸿章失败后，并没有灰心丧气，而是周游世界。他是中国人中走得最远，走得国家最多的中国文人与官吏。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他在这些欢呼中保持了冷静和尊严。他更加广泛地了解了泰西诸国的政治，经济，工业，人文，治世之道。与俄国建立了联盟，也以实业做诱饵，博得了英，比，德，法等国的好感，来华投资者渐多。 李鸿章自身失败了，但他的的事业并未全败，又被他传给了袁世凯。袁世凯比李鸿章强的一点是非常有头脑，有决心，有毅力，有勇气，有规划，所以能最后成功。但这成功的起点当是起自曾国藩，继自李鸿章。这三人相辅相成，谁也不能少掉谁。所以我们现在说中国的近代史，可以说起自林则徐，也可以说是起自洪秀全，也可以说是起自曾国藩和李鸿章。 李鸿章当然不是完人，世间本无完人，如果有，也是自欺之谈。李鸿章像所有伟大人物一样，不在于他自身的成功与失败，而是找到了使中国强盛的事业，并选择了继承者，将这一事业传接下去。这也是李鸿章留给中国的最有意义的遗产。 我们评价李鸿章，不需要无聊地替他的失败去辨解，去掩饰，去粉刷添彩，也无需大动肝火地去无端指责他的失败，更无需很无聊地把他描写成为一个没事情就去逗弄八哥的人，没事就去取悦太后和皇上的人，没事就与小女人嘻嘻哈哈的人，没事就与翁同和在大殿上嚼舌头的人。 李鸿章是中国的文人与官吏。有中国文人与官吏的主要特征与缺陷，也有中国人的骨气，智慧，胆略，见识。我们应该把他做为中国人的一部份，去理解他，去批评他，去赞扬他，也要去爱护他，纪念他。 李鸿章是历史人物。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为历史人物。成为历史人物的人，必然有在历史上可值得一书的事与绩。对待历史人物，不能以现在的眼光去强求他要达到某个高度，如果达不到的话，就将之贬得一无是处。这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同时，对历史人物评价，也不能为现时的政治，政党，时事等服务。搞顺我者荣，逆我者亡。历史人物是背景，但不是陪衬。是事实，不是面团。对李鸿章也是如此，一定要以真的事实为基础，而不但以个人的好恶和感情去妄待他

李鸿章，晚清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淮军、北洋水师的创始人、统帅，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曾经代表清政府签订了《越南条约》《马关条约》《中法简明条约》等条约。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慈禧太后视其为“再造玄黄之人”。同时，李鸿章广为后人诟病，认为他是“汉奸”、“卖国贼”、“投降派”。那么，到底李鸿章这人怎么样，功过孰大？孟子曰：知人论世，世固不易论，人亦岂易知耶？历史人物，处于特定历史时期，对其评判，须具有历史眼光，置身于其时其地思考。以下是一些阅读过李鸿章文章的网友对他的评论，你赞同哪一个看法？我们期待您的评论。评论一：我一直坚持认为，历史人物只能放到历史当中评论，用当时世界大环境和国内小环境的角度才能正确评价功过是非。没有绝对的好人和坏人。评论二：梁启超对他的看法还是挺客观的。前段时间还看了个纪录片，讲李鸿章与日本议和的前后历史经过，说李鸿章在当时，是受制于慈禧和日本人颇为无可奈何的。我同意梁启超的说法，李不学无术，导致他无法打开局面。所谓时势造就了李，但李未能造就时势。评论三：李鸿章这个人很不容易，甚至可以说很伟大，现在对他的评价偏低。试想：一个汉人，在朝堂中立足于万人之上，足见他已经相当不凡。他所派遣出去留洋的学生，后来都成了民国年间的中流砥柱。而他甘于同流合污的勇气，于黑暗中匡扶道义，自然很多人说他卖国求荣，也有很多人说他身为一个汉人屈在满人的政府之下，但他的伟大也确在此 他靠近黑暗是为了守护更多人。评论四：我很尊敬他，发自内心的。小时候被教科书错误的认识了他，以为他真卖国来着，当时学的激愤不已。后来看了很多书，还有很多纪录片，慢慢也明白过来一人之力不足以逆转国运，而且当时之下，也没有机会让他做什么。丧权辱国条约虽然是他签的，但是他能不签么？触怒当权者，斩了一个李鸿章，自有别的大臣顶上来去签。时势使然……看他为了洋务运动呕心沥血的时候，真的是眼泪都下来了，可是国家根基腐朽，已经不是几个工厂几次留洋可以改变的了。很想为李鸿章一哭，他有大才，他也有大运，只是生不逢时。此生为了国家鞠躬尽瘁，可大厦将倾，日已西沉。乱世一贯出人才，他们点亮了乱世，但不一定总能拯救乱世评论五：听到过一个段子，不知真假。姑且观之。签《辛丑条约》的时候，原本是另外一个人签的，但他看着这丧权的条约，想着签了注定遗臭万年。所以签字的手悬着始终下不了手，李鸿章叹了口气，说自己已经签了马关，不在乎再签一个，于是就由他签了。评论六：对这些人未可过分苛责，亦未可过分尊崇。若只崇德不务实，如有些理学家们清议漫天，不谙一事，临危茫然，一死而已，岂非可笑。做人虽要崇德，但为政亦须识时务呀。人家勉力为之，成败赖天，我们后辈又如何去耻笑呢？特别是一想如果自己处在那个位置，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呢！不论是林则徐，还是李鸿章，他们都在探索，他们心中对于中国该何去何从都没有肯定的答案，只是不断寻求而已。后来的人不也都是在根据自己的思考在探索吗？有些人灭亡了帝制，有些人挽救了中国，有些人发展了集权，有些人开放了市场。但不论哪种路线，好的不一定永远好，坏的也不一定永远无益。评论七：有句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认为一个临终之人是比较可能表达自己真实内心的。因此大家有必要读一下李鸿章的绝命诗，其人的期许与抱负或可窥见一斑：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熄，请君莫作等闲看。评论八：李鸿章是个悲剧人物，我比较喜欢他。晚清政府腐败与衰落，他个人为之付出了巨大的艰辛与努力。他为晚清政府所做出的贡献，不仅延续了大清朝廷的国祚，也促进了当时国内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毫无疑问，李鸿章是爱国的。弱国无外交，恐怕晚清最著名的外教家曾纪泽也会有此类的感叹，大清政府在西方列强面前不过是砧板上的肉，谈判结果其实早已注定，作为条约谈判代表，李鸿章不过是大清政府推到台前平民愤的替罪羊。看李鸿章谈判时随行人员的日记说到：李年事已高，身体很差，但是为减少条款，争取国家的利益付出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作为弱国的代表，他所受的屈辱，恐怕现在的人难以想象，最后签订，也知道自己必定身败名裂，不过他是没有选择的余地的，忍辱负重也罢，无可奈何也罢，条约的签订不过当时社会条件之下的必然结局，他个人早已荣辱置身事外。我很喜欢晚清到民国的一些人物，爱国，有民族气节，都在为当时社会之进步付出自己的努力，虽然有时候方向不用，但目的却是一样的，希望自己的民族崛起，不再受西方列强的欺凌，我想不管他们最终做出的事情结果怎样，这份为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就值得我们敬仰！”评论九：能主张开展洋务的人，是那种以天朝自居的不思进取的人吗？据说其人很有才华，当年到西方各国访问时也受到过热烈欢迎。至于总是强调他签马关条约的言论，绝对是丑化李鸿章没商量。条约是他签的没错，可是不签就会被慈禧做掉，不得不签。七八十岁的老头子，大老远从北京到日本签条约。在日本还被激进分子枪击了，以此为条件才让日本减免了一亿两银子的赔款。容易吗？一个被国人唾弃的爱国者。

李鸿章尽力维护中国的利益，洋务图强，然而无法改变中国落后的现实。对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他曾据理力争，然而无奈国家羸弱，不得不接受屈辱的要求。他与曾国藩等人主导洋务运动是其进步的表现。他也有外交上维护中国的事迹，如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独自前往谈判，最终不割地而平息事件；在甲午战争处于不利情况时曾主动用最小代价来达成和解等，都是他卫国有利的一面。 但后人也多诟病李鸿章曾作出的错误决策。如过于避战和重视海防而愿意牺牲整个新疆放弃疆防；1885年在完胜日本的情况下签订的《中日天津会议专条》，给予了日本可以派兵进入朝鲜的权利；与日本的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指挥失误导致军舰在威海卫被全歼；中法战争胜利后反而签订了不平等条约等。

评价李鸿章作为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者，长期蒙受“卖国贼”之评价。近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史料出现，这位备受争议的清末重臣的地位也逐渐获得一些较为公正的评价。 正面的，他尽力维护中国的利益，洋务图强，然而无法改变中国落后的现实。对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他曾据理力争，然而无奈国家羸弱，不得不接受屈辱的要求。他与曾国藩等人主导洋务运动是其进步的表现。他也有外交上维护中国的事迹，如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独自前往谈判，最终不割地而平息事件；在甲午战争处于不利情况时曾主动用最小代价来达成和解等，都是他卫国有利的一面。 负面评价主要来自于他曾作出的错误决策，后人也多对此诟病。如过于避战和重视海防而愿意牺牲整个新疆放弃疆防；1885年在完胜日本的情况下签订的《中日天津会议专条》，给予了日本可以派兵进入朝鲜的权利；与日本的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指挥失误导致军舰在威海卫被全歼；中法战争胜利后反而签订了不平等条约等。虽然这些不利条约和做法受制于各种客观条件，但他依然要为这些事件的误国行为承担很重的责任。另外在早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他杀人过多。这也牵涉到湘军和淮军的整体评价。洋务运动和他的一系列措施并没有改变中国继续沦落，也让他的功劳并不显著。 《清史稿·李鸿章传》评价说：“中兴名臣，与兵事相终始，其勋业往往为武功所掩。鸿章既平大难，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疑谤之起，抑岂无因哉？” 曾国藩曾说“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俞樾）拼命著书”。李鸿章热中官场，亦深得朝廷倚重，历数十年而不衰，显然得益于他的为官之道。 李鸿章的政敌梁启超对他的评价是：“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吾欲以两言论之，曰：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 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时，曾这样说李鸿章: “我中堂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难险阻，尤所不辞。如筹海军、铁路之难，尚毅然而成立，况于农桑之大政，为民生命脉之所关，且无行之难，又有行之人，岂尚有不为者乎? ” 左宗棠因湘淮派系之争，以及对国防政策之歧见，与李鸿章素来不睦，甚至势同水火。在中法战争以签订有利于法国的中法天津条约结局之后，左宗棠对当时主和的李鸿章作出以下批评：“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在是否收复新疆的问题上他也与李鸿章相左，最终事实证明左宗棠收复新疆是值得肯定的；而李鸿章希望放弃新疆的做法虽然是依其重视海防的道理，但依然是误国的决策。 李鸿章对自己作为尝作出以下的总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尤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打字不易，如满意，望采纳。

李鸿章作为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者，长期蒙受“卖国贼”之评价。近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史料出现，这位备受争议的清末重臣的地位也逐渐获得一些较为公正的评价。 正面的，他尽力维护中国的利益，洋务图强，然而无法改变中国落后的现实。对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他曾据理力争，然而无奈国家羸弱，不得不接受屈辱的要求。他与曾国藩等人主导洋务运动是其进步的表现。他也有外交上维护中国的事迹，如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独自前往谈判，最终不割地而平息事件；在甲午战争处于不利情况时曾主动用最小代价来达成和解等，都是他卫国有利的一面。 负面评价主要来自于他曾作出的错误决策，后人也多对此诟病。如过于避战和重视海防而愿意牺牲整个新疆放弃疆防；1885年在完胜日本的情况下签订的《中日天津会议专条》，给予了日本可以派兵进入朝鲜的权利；与日本的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指挥失误导致军舰在威海卫被全歼；中法战争胜利后反而签订了不平等条约等。虽然这些不利条约和做法受制于各种客观条件，但他依然要为这些事件的误国行为承担很重的责任。另外在早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他杀人过多。这也牵涉到湘军和淮军的整体评价。洋务运动和他的一系列措施并没有改变中国继续沦落，也让他的功劳并不显著。《清史稿·李鸿章传》评价说：“中兴名臣，与兵事相终始，其勋业往往为武功所掩。鸿章既平大难，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疑谤之起，抑岂无因哉？” 曾国藩曾说“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俞樾）拼命著书”。李鸿章热中官场，亦深得朝廷倚重，历数十年而不衰，显然得益于他的为官之道。 梁启超著 李鸿章的政敌梁启超对他的评价是：“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吾欲以两言论之，曰：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 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时，曾这样说李鸿章： “我中堂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难险阻，尤所不辞。如筹海军、铁路之难，尚毅然而成立，况于农桑之大政，为民生命脉之所关，且无行之难，又有行之人，岂尚有不为者乎? ” 左宗棠因湘淮派系之争，以及对国防政策之歧见，与李鸿章素来不睦，甚至势同水火。在中法战争以签订有利于法国的中法天津条约结局之后，左宗棠对当时主和的李鸿章作出以下批评：“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在是否收复新疆的问题上他也与李鸿章相左，最终事实证明左宗棠收复新疆是值得肯定的；而李鸿章希望放弃新疆的做法虽然是依其重视海防的道理，但依然是误国的决策。 李鸿章对自己作为尝作出以下的总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尤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一、对李鸿章的客观评价李鸿章是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是晚清中国政坛上少有的开明的封建官僚。作为地主阶级代表人物，他首先要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镇压太平天国、兴办洋务都是这一阶级属性的具体体现。李鸿章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的落后，主张通过向西方学习来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并身体力行，客观上有利于中国的近代化;但他没有真正认识到中国落后的根源是其政治制度本身，向西方学习存在着本质的局限性，不可能使中国真正走上富强之路。李鸿章在对外战争中，指挥失当、极力妥协，战后代表清政府签定卖国的《马关条约》等条约，尽管是被迫的，但客观上确实是丧权辱国，他是清朝的主要卖国贼之一。二、李鸿章本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转型时期，而这样一个过程，又是在中国被动落后挨打的局面下，由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鸦片和洋枪、大炮、军舰逼迫中国实行所谓“门户开放”的。正是在这样一个大变局当中，社会上各个阶层、各种身份的中国人提出形形色色的说法和方案，试图寻找出一条强国富民的理想道路。这时候，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国内太平天国运动，一个新兴的统治阶级改革派——洋务派从清王朝统治集团的高层产生出来。由于洋务派的领袖人物们掌握了从中央到地方相当大的一部分权利，所以洋务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成为众多改革派别里的主流派：而在洋务派内部，又分成众多的集团，其中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是这些集团里实力最强、兴办洋务成效最大的一个。李鸿章，可以说是一个伴随着近代洋务运动潮流而产生的标志性人物，由于他所具有的权力和地位，使其和同时代的慈禧、赫德三个人交织构成了左右晚清政局满汉中外各项决策的关键性人物。因此说，李鸿章活跃于政治舞台之日，正值晚清从传统向近代、从独立国家向半殖民地演化的过渡时代，适逢其会的李鸿章也就成了“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他的人生旅途，涉及晚清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三、对李鸿章错误的反面批判李鸿章身后曾经得到了许多不公正的评价以至于在课本中和电视剧中被塑造成卖国贼汉奸卑微的形象等，所谓的历史事实是由于后来的时代需求，而不断的被发掘和阐释而展现出不同的面貌!或许关于李鸿章带给我们的看法大概可以从这句话得到一些答案!任何人都要时代和环境的约束和限制，评价历史人物一定放到特定的时期去看待，如果以现代的人观点来看，那么每个人都是失败者本文中的观点难免有偏颇之处 。

清朝时，李鸿章签订了30多个不平等条约，之前有没有收回扣？（回扣是西方贯用的贿赂手法，暗中回扣给代表之人让他让利），尤其是不平等条约《中法越南条约》，但李鸿章的巨额财富说不清，道不明。礼部侍郎上奏了一份供词。李鸿章曾串通日本间谍。无风不起浪，因此联想，李鸿章遭遇日本人枪击，子弹入骨，这情节跟台湾总统陈水扁非常像，用苦肉计转移视听，尺度刚好不致命。然后日本配合减白银一亿两，天衣无缝。因此李鸿章再次坐稳宰相之位。后来跟俄国签1896年《中俄密约》时，沙皇以300万卢布贿赂李鸿章。最后只付50万卢布 ，从收买合作关系变为打赏了，因为清朝已经不值得尊重了。李鸿章气愤难耐，临签约时，拒绝与俄方签约。损国怎能不损己，不平等到了自身利益和尊严时，方知后悔。李鸿章甲午战争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统管海陆军，任用手下非船政大学毕业丁汝昌为海军提督（总司令），理由陆军比海军勇猛，必须由陆军之人带领海军，其私心之重，可谓司马之心路人皆知。因为丁汝昌的原因，北洋水师成了李鸿章的私家军。丁汝昌不但没有基本海战常识，还把陆军的歪风带到海军，舰队在平时训练中弄虚作假，水手纪律松懈。舰艇机器维护极差，煤炭用的是劣等货，钱到那里去了？军火采购也存在严重问题，李鸿章亲戚包办军火采购，炮弹质量问题很大，根本就不能用来发炮。在甲午战争正式爆发前严重错判局势。看看北洋陆军豪无气节，未打争先恐后逃亡，致使北洋海军腹背受敌全军覆没，北洋陆军跟北洋海军比，有天壤之别，不说就知道谁之错。窃钩者诛， 盗国者侯，淋漓尽致！问题是，李鸿章成立北洋水师处心积虑，把它变成了自己的私家军，那算什么功劳？那只能算掠夺他人之功，那懂得珍惜水师成立之不易，没有亲身经历，那知道培养水师人才之辛酸。北洋水师一步到位，班底全部来自福州船政，除了水师提督（总司令）丁汝昌之外，他本身海军知识和管理一片空白。国内舰船也是来自福州船政造船厂，李鸿章不过是借用左宗棠和沈葆桢的功劳，来标榜自己洋务的成就而已。不要忘了，福州船政创立人是左宗棠，经营人是沈葆桢。李鸿章本身没有知耻近乎勇的隐忍，没有与时俱进的触角，更没有为宰相的胸襟，显而易见是，争权夺利，诿过于人，粉饰洋务，粉饰贪赃，这些才是李鸿章的真能力。否则北洋水师怎么可能全军覆没。除了私心之外，中国随便任何一位庸碌之才也不可能让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李鸿章是有才，因其私心过重成了低劣之才，连庸碌之才也不配。

对李鸿章的历史评价(好评)关于李鸿章的评价，古今中外有很大不同。赞之者，如梁启超称之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美国人认为：“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中国人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贬之者，则多以“卖国贼”三字以蔽之。那么，这种种评价是否就能准确地概括李鸿章的全人呢？以往由于史料的限制，对准确评价李鸿章带来了难度。新编《李鸿章全集》，披露了大量新史料，为正确评价李鸿章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新的依据。 “使当日尽用其谋，知成效必不止此；设晚节无以自现，则士论又当何如？”这是近代著名思想家、也是曾经当过李鸿章僚属的严复在李氏去世时作的挽联。从那时起到现在，李鸿章死了已经整整一百年，但对他的评价仍然是毁誉不一，盖棺尚未论定。“权倾一时，谤满天下”作为晚清一代重臣和权臣，李鸿章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历史舞台上，一直处于古今中外、朝野满汉各种矛盾的漩涡中心，作为实力最强的洋务派淮系集团的首领、清政府重要的决策者和执行者之一，为了因应不可抗拒的时代变局，他在中国早期的洋务——近代化活动中，所做的事情最多，因而引起的争议和非议也最大。有人用八个字很形象地概括他：“权倾一时，谤满天下。”真正使李鸿章声名扫地的是甲午战败，当时弹章盈廷，国人一片唾骂。于是，就有号称曾国藩四大弟子之一的桐城派名士吴汝纶挺身而出，为李鸿章辩诬止谤。他在给友人潘黎阁的信里说：“自倭事起至今，傅相为中国士大夫所唾骂，此由政府扬其焰，而后进之士闻声和之。弟以傅相经营远略三十年，前十年事俱在奏稿；中十年则奏稿尚或假手幕僚；至总署信函，则全系亲笔。后十年则机要事件，皆在电报，亦不肯请人代办，必出亲裁。现拟将此三书辑录成册，则历年支持危局、力求富强之苦心，俱在简册，亦止谤之一道也。”这就是传世的刻印本《李文忠公全集》的由来。吴汝纶编这部《全集》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把李鸿章在当政期间所做的业绩展示给世人，为此他把幕府历年保存下来的文稿逐一考订，分为详、简两套本子。但一来李氏后人拿出的经费有限，二来有些文稿在当时出版还有禁忌，三是吴本人因病早逝，所以后来由他的侄女婿廉泉完成编印出版的这部全集只是简本，尽管字数已经不算少，但它只占详本的三分之一强。另有近三分之二的文稿未刊，详本解放后几经辗转，得到已故顾廷龙先生悉心收集保护，到八十年代中期前，一直尘封在上海图书馆的书库里。“只见李做事，不见其为人”这样一来，势必会给李鸿章的研究和评价带来很大的片面性。因为任何科学全面的历史评判，首要前提就是充分占有史料。一百年来，已经出版的四十多部有关李鸿章的专著和一千四百多篇论文，所依据的主要史料就是这部《李文忠公全集》以及于式枚编印的《李文忠公尺牍》和其它一些已刊的李鸿章文稿，总字数在七百万字左右。而研究成果数量竟如此之多，表明了史学界对这样一个近代历史关键人物的高度关注；但史料的不足又使得研究结论不能尽如人意。例如，著名史学家蒋廷黻先生说过一句名言：“一看李之全集，只见李做事，不见其为人。”其实这只能说他较准确地解读了吴编《全集》的原意，而不能说准确评判了李鸿章。既见李做事，又见李做人新编《李鸿章全集》是由顾廷龙、戴逸两位先生担任主编，由安徽教育出版社独家出资，组织全国三十多位学者于1992年开始启动编纂的。编委会首先从上海图书馆接收了吴汝纶当年所编详本共约1900万字的底稿、以及该馆馆藏的李鸿章其他函稿；接着又收录了各地陆续发现的散稿，和已经公开出版的李鸿章文稿约300万字。在这些稿件中，数量最大的是奏稿。甲午以后，李鸿章到北京入阁办事，或是因为无钱，或是因为当京官体制上有规定，或更可能因为避嫌，没有再请幕僚，所以光绪二十一年到二十五年的奏稿没有底本。到了光绪二十六年他出任两广总督，又有六册《督粤奏稿》，此外还有上图长乐路书库的两大册奏稿散页。这些奏稿，虽然都经过吴汝纶的圈阅，留下编选的痕迹，但有不少部分只有月份而无准确的日期。另外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发现了一套较完整的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期间的题本，即直隶总督督署，按照吏户礼兵刑工六科，由县、州、府层层上报的例行公文，在封套上盖上直隶总督的官印，以李鸿章的名义上奏。虽然严格说并不能算李鸿章本人的文字，但它对研究直隶当时的吏治和省情，颇有价值。由于李鸿章从事的活动几乎涵盖了近代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思想文化各个领域，这批数量浩繁的新史料的即将问世，对于近代史研究的突破性进展，乃至对李鸿章个人的评价，都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如从奏稿来看：吴汝纶刻本选取的折和片，多是按事抽样，互不连贯。新编全集通过和军录副档的对勘，一是校准了日期，二是军机处在收到奏折后，照录下朝廷所附在后面的谕旨，反映了最高当局对李鸿章呈报各事的处理意见，这在底本里是没有的；三是另外还有2300多件折片也是稿本里所没有的。从这些资料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李鸿章作为淮系集团的首领，是如何网罗人才，左提右挈，扭结成这样一个近代最庞大的实力集团的。再就是目前奏稿的整理已经尽量趋全，一折数片，加上附录上谕和其他大臣的折片（由清廷发下交给李鸿章“妥议具奏”的），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清朝官方在一些大政方针上的决策过程；同时也可以看到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所以说李鸿章是既做事，又做人。随着新史料的大量披露，对李鸿章的评价也会随着研究的深入而不断深化细化，由以往宏观的定性的评判，转向微观具体的、有特指对象的量化分析。如李鸿章和淮系集团的研究，可以着重剖析这一集团在中国近代社会进程中的功用和地位；李鸿章在近代军事外交每一件具体事情上的具体做法，都有详尽的资料可供研考；再如李鸿章的吏治手段，李鸿章的赈灾举措，李鸿章的富民思想和理财经验，李鸿章的人际关系，李鸿章的教育改革，等等，无论其成败得失，他山之石，对于今天仍然有着一定的参照作用。

理想与现实的两难 中西冲突，是两个独立发展的文明体系的冲突。这样的冲突既是局势上的冲突，也是士大夫内在观念的冲突。因此，晚清外交的两难本质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困境。把李鸿章放到中西对比的世界环境中去评价，有助于深刻理解李鸿章和晚清的命运。处在中国传统外交体制解体的历史悲剧中，李鸿章是晚清中国官僚集团中较为清醒和理性地对待“千古变局”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力图建立中国对外关系的新的明确的原则和适应性的方式，但他的思想充满着矛盾：他认识到时代变局需要中国变革，而又无法从体制上乃至文化上采取根本的变革；他实现了从崇拜皇权到推崇国权的政治价值观的转变，证明他本质上仍是一位现实主义的外交家，但他在外交操作上的现实主义与晚清外交面临的两难：既要维护帝国的传统外交体制??天朝礼治体系或朝贡体系的传统理想，又要适应完全对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国际关系体系的现实，便构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 两难之下，对李鸿章对外交涉的评价，必须对他的鲜明的时代意识予以充足的关注。客观的说，在晚清权臣中，李鸿章是最具洞察力的。李鸿章对时局有明确的看法，并为此提出著名的“千古变局”的命题。在1865年、1872年和1874年他在致友人的信及若干奏折中，多次强调，中外之局势是“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深切认识到中国必须开放，与西方竞争。这才有了后来洋务运动的兴起。 李鸿章的变局观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没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就提不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命题，也就不会有对时局的冷静思考。 塞防与海防之争：李鸿章的现代海权意识 1875年，清廷内部出现塞防和海防之争。当时清廷面临着双重危机：西部新疆几乎完全丧失，东面日本正凯觎台湾。实际上这还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是财政预算，二是国防思想的现代化。前一个问题又和左文襄(左宗棠)与李中堂(李鸿章)的个人权力有关。在爱国情操之外，两人多少都有些本位主义，左宗棠督师西北，而新疆是西北要塞，力争收复新疆自然是“份内”之事。而当时国家财政不可能同时打赢两场战争。左宗棠后来出师新疆相当一部分还是靠自筹资金。不过，左宗棠比李鸿章的理论似乎更有煽动性，他主张塞防和海防并重。能否可行姑且不论，仅从政治斗争上，他就比主张海防建设的李鸿章高出一筹。以恭亲王奕 为主的朝廷中和了二者的争论，李鸿章被委任为北洋大臣。而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的建设，是中国国防现代化的开始：一方面改变了传统上注重内陆防御的战略，另一方面，现代化海军的建设，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洋务运动)的重要契机，这一点，又是塞防论所不能达到的。另外，李鸿章认为日本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敌人，这一点对当今的中国人仍然具有警醒的价值。当然，如果把政策的重点完全放在海防上，也不一定能够战胜日本。毕竟，经过明治维新而走上现代国家之路的日本，无论在体制上、经济上、战略上，还是军备上，都已经甩开清朝甚远。 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清王朝首要和紧迫的任务是如何重新建立起有效的国家安全防御体系。在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之后，究竟哪一方是国防战略的重点，战略重心应设立在什么位置？这个问题引起了清王朝众多政治家的广泛争论。这次争论的结果初步改变了中国已经延续千年的国防战略格局，对中国近代国防的重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这次国防大讨论为转机，近代中国的国防开始实现了战略性的转移??海防成为国防重心。这就是海防和塞防之争的历史价值。 左宗棠和李鸿章的观点在当时具体的个案上发生了争论，但并不能就此认为二人完全在长期的国防上持相反观点。作为洋务派的重要人物，左、李二人在军队现代化上的观点是一样的。左宗棠大力创设和扶持福州船政局就证明了他的海防意识。而李鸿章也不是只搞海军。 出访欧美：鲜明的现代意识 《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为千夫所指，失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等职务。1896年2月，为祝贺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同时也为“联俄制日”，李鸿章作为钦差头等全权大臣出访俄国。不久他便前往欧美做了一次环球访问。《中俄密约》的签字，使李鸿章相信“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但实际却开启了列强争相打开中国的大门。不过，对于这趟经历，他得出的根本结论是：“至于根本计，尤在于变法自强。” 1896年6月他到达柏林。为讨教强国之策，李鸿章专门赶到汉堡附近拜访已经下台的俾斯麦。对于“东方的俾斯麦”的来访，俾斯麦提供了建立强国的要诀：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显然，这符合李鸿章的改革取向。但是，这并非是中国自强的根本之计。

李鸿章是晚期中国政坛上少有的开明的封建士大夫。作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他首先要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兴办洋务运动都是这一阶级属性的具体体现。李鸿章较倭仁等顽固派较为开明，他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的落后，主张通过向西方学习来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并身体力行，创办江南织造总局、天津机器制造局、上海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等一批近代的军事和民用企业，客观上抵制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刺激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他还积极创见中国的海防，筹划北洋水师等增强了我国的国防能力；派人出国留学，兴办新式学堂，培养了一批科技人才，引进了一些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客观上有利于中国的近代化。至于争议最多的对外战争极力妥协，压制爱国军民的反侵略热情，战后签订《中法新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极大的灾难，这确实是李鸿章一生最不光彩的地方之一，但很难想在弱肉强食、强盗横行，弱国无外交的国际大环境中，作为一个弱国的外交大臣如何能够取得平等的发言权，他背后更深刻的却是整个民族的悲哀。他没有摆脱晚清政治的陋习，存在着贪污腐化的一面，也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中国落后的根源是政治制度的落后，坚持“中体西用”是其洋务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总之，评价历史人物要循着公平、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放在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从阶级分析和历史发展的角度全面分析，不能以偏概全“天下惟庸人无咎可誉。”说得好，出错的人往往都是多作事儿的人，而不作事儿是不会犯错误的。“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历史与真实的差距确实很大，其实多做实事的人未必能流芳万世。 梁启超说:“吾敬李鸿章之材,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李鸿章才识过人，只是生不逢时，值得同情。至少李鸿章在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和外交的现代化上还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在经济现代化方面，李鸿章倡导洋务运动，创办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北洋舰队、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矿务局、派遣中国第一批学生留美等等。这些实业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洋务运动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改革开放。在外交现代化方面，应该说，中国的现代化外交是从李鸿章开始，历史上的中国外交都是进贡关系，真正与世界列国平等外交应该是从李鸿章开始，李鸿章应该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外交的先行者。他出使日本（虽然签了马关条约），晚年有周游列国，与各国政要交往，各国对李鸿章的评价都还很高。历史毕竟需要反面教材，李鸿章签了那么多丧权辱国的条约，自然首当其冲，不过，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还是应该客观地纪念这位洋务运动的老前辈，这位创立多项实业的老前辈，这位开创中国现代外交的老前辈。当大清王朝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大门的时候，面临着内忧外患。一些封建士大夫视而不见，或者认为外国器械是奇技淫巧，把洋枪洋炮当作妖法，对他们而言，只有莫名的恐惧；或认为外国利器神妙莫测，无法学习；认为学习西方就是以夷变夏。李鸿章当时中国极少数能够正确对待西方技术的人之一，他在顽固派的阻挠和谩骂之下，极力主张“师夷长技以自强”。在他的主持下，中国出现了第一个大型兵工厂，第一座炼钢炉，第一条铁路，第一个煤矿，第一个纺织厂，第一支近代海军，第一艘轮船，第一个到西方的留学生等等，洋务派创造了中国近代的许许多多的第一，无疑为中国的近代化迈出了第一步。大多数人都会为他一生所从事的“洋务”而痛骂他，诚想，那时除了李鸿章，还有哪个头上是顶戴花翎，脑后拖着辫子的官员可以同外国人周旋。李鸿章做为大清国的“外交家”，在战败求和谈判中，除了把损失减到最小，他也是无可奈何，每次谈判，他总是面临两难选择，他除了通过权衡从中两害取其轻，对于其他，他是无能为力了。每一次在国家临危机时，总要出来收拾残局的李鸿章，被国人视为卖国贼，但国人可曾想过，每次签定了不平等条约，他自己也要遭爱多少伤痛与心痛的折磨，尤其是在日本马关，他不仅在马关遭受刺客的袭击，更在伤痛之下，仍坚持与日本，极力维护清政府的利益，却在带着脸上的绷带与《马关条约》国时受到各方面的压力。其中的困处，除了亲身经历，是不能能彻知晓的。李鸿章不仅在“洋务”方面表现出了他卓越的才能，也在经济方面做出了他突出的贡献，借着大清国的财力，更是凭借自己卓新的思想与观念，。李鸿章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军事企业；上海洋枪三局。不仅于此，由于李鸿章的主持与参与，洋务派还兴建了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李鸿章为大清国国计民生近代化所奠基的所有事业，令他身后的国人一直在受益。他是对中国近代化产生了到关重要影响的洋务运动的中坚。李鸿章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因此，国人在咒骂痛斥这时，确实深深自省，确实不可放弃”国民之责任”。评价一个人，中国人一向的定论与百年以来的世界舆论截然不同，有人对李鸿间的评价是：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锐的手腕。在中国，评价一个人尤其是像李鸿章生成大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样的人是很容易同时也是很艰难的事情，但无疑的事，李鸿章肯定是十九世纪，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李鸿章是晚清伟大的人物，他继承老师曾国藩的事业，开启中国看世界的眼光，他是一个真正看世界的中国文人与官吏。他的看世界当然比林则徐来得伟大。林则徐也是看世界的文人与官吏，但他属于旧时代的文人与官吏，所以他所开启战争的目的是企图将外人全部驱逐出中国，最后以失败告终。李鸿章所要进行的事业是想让中国工业化，军事化，教育化，但他只成功了一半。中国确实在他的倡导下进步了，而且进步非常大。在实业方面并不比日本小。到一八九O年时，中国海军在东亚是领先于日本。工业也领先于日本。这在西人当时的文章中可以看到对他的热情评价。日本领先于中国在于立宪，在于常备军制，在于国民的热情，和国内政局的二十多年的稳定。具地讲，中国落后于日本在于政治制度方面，在于国民万众一心的勇气和探索精神。这些东西我们中国曾在汉、唐时一个也不少啊。其他微观因素还有:第一是连年的灾害，这不得不令翁同和将海军的军费压缩，而去救灾(根本不是像某些人说的是与李鸿章闹个人意见!!翁与李个人关系很好。翁有许多次求助于李，李全部答应。)。第二，中国的国家和政局不稳，每十年有一次战争，或对外或对内，而且每次要选在太后万岁之时，这也是令太后不愉快的事情。中国的国力已经被消耗得差不多了，每年要向外人借款来填补军费等开支。第三，国民素质太低，受近代文明教育的比例还是太低。教育的内容还是二千年来的科举制的内容，虽有一些经世致用的内容，但与当时的泰西诸国的科学比较，显然落后几百年。第三，国民没有爱国热情，在满人当政汉人受压迫的年代，汉人是不会真正替满人出力的，一切唯满人的意志而决定，汉人逆来顺受，虽然在洪杨之后，有曾，李，左等大臣拥兵地方，但号召全国显然力所不能。所以李鸿章所倡导的事业也只能在北洋和南洋有开拓性的进展，在其他地方是没有动静或很少动静的。第五，士大夫和官吏阶层没有紧迫感，李鸿章再急，也无济于事。还没有一个奋勇争先的官僚阶层为中国的奋起而努力。这点日本较中国强几十倍。第六，即使像李鸿章这样真正看世界的人，也并不完全知晓世界大事。所看的世界以实用性为主，如军事，如实业，如教育等，没有看到法律，科学，政治制度，种族关系这些在背面起作用的因素。所以也不可能去改革政治体制与文化体制、种族体制、社会的法律的体制。所以孙中山对李鸿章虽属尊敬，但也指出了他的这一缺陷。第六，中国传统文人与官吏所具备的美德束缚了李鸿章等人的手脚。他们唯知忠君报国，不论上面的决定是好是坏，总是唯命是从，一切不敢抗命，与孙文一代比，这也是他们那一代的重大缺陷。由于以上这些原因，甲午战争失败了，李鸿章也失败了。李鸿章失败后，并没有灰心丧气，而是周游世界。他是中国人中走得最远，走得国家最多的中国文人与官吏。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他在这些欢呼中保持了冷静和尊严。他更加广泛地了解了泰西诸国的政治，经济，工业，人文，治世之道。与俄国建立了联盟，也以实业做诱饵，博得了英，比，德，法等国的好感，来华投资者渐多。李鸿章自身失败了，但他的的事业并未全败，又被他传给了袁世凯。袁世凯比李鸿章强的一点是非常有头脑，有决心，有毅力，有勇气，有规划，所以能最后成功。但这成功的起点当是起自曾国藩，继自李鸿章。这三人相辅相成，谁也不能少掉谁。所以我们现在说中国的近代史，可以说起自林则徐，也可以说是起自洪秀全，也可以说是起自曾国藩和李鸿章。李鸿章当然不是完人，世间本无完人，如果有，也是自欺之谈。李鸿章像所有伟大人物一样，不在于他自身的成功与失败，而是找到了使中国强盛的事业，并选择了继承者，将这一事业传接下去。这也是李鸿章留给中国的最有意义的遗产。我们评价李鸿章，不需要无聊地替他的失败去辨解，去掩饰，去粉刷添彩，也无需大动肝火地去无端指责他的失败，更无需很无聊地把他描写成为一个没事情就去逗弄八哥的人，没事就去取悦太后和皇上的人，没事就与小女人嘻嘻哈哈的人，没事就与翁同和在大殿上嚼舌头的人。李鸿章是中国的文人与官吏。有中国文人与官吏的主要特征与缺陷，也有中国人的骨气，智慧，胆略，见识。我们应该把他做为中国人的一部份，去理解他，去批评他，去赞扬他，也要去爱护他，纪念他。李鸿章是历史人物。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为历史人物。成为历史人物的人，必然有在历史上可值得一书的事与绩。对待历史人物，不能以现在的眼光去强求他要达到某个高度，如果达不到的话，就将之贬得一无是处。这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同时，对历史人物评价，也不能为现时的政治，政党，时事等服务。搞顺我者荣，逆我者亡。历史人物是背景，但不是陪衬。是事实，不是面团。对李鸿章也是如此，一定要以真的事实为基础，而不但以个人的好恶和感情去妄待他

评价李鸿章的两个前提 要认识和评价李鸿章，必须弄清以下两个前提： 一是李鸿章本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转型时期。而这样一个过程，又是在中国被动落后挨打的局面下，由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鸦片和洋枪大炮军舰，逼迫中国实行所谓“门户开放”的。正是在这样一个大变局当中，社会上各个阶层、各种身份的中国人，提出形形色色的说法和方案，试图寻找出一条强国富民的理想道路。这时候，经历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国内太平天国运动，一个新兴的统治阶级改革派——洋务派，从清王朝统治集团的高层产生出来。他们接过传统儒家经世致用的旗帜，提倡和标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力图挽封建末世的狂澜于既倒。所以，这样的一个改革派，也可以称之为封建统治的“补天派”，因为他们虽然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但只是停留在器物革新的层面上，无法触动封建社会体制的根本痼疾。 由于洋务派的领袖人物们，掌握了从中央到地方相当大的一部分权力，所以洋务派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早期改革舞台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成为众多改革派别里的主流派；而在洋务派内部，又分成众多的集团，如中央的奕讠斤、文祥集团；地方的曾国藩、左宗棠两个湘系集团以及后起的张之洞集团，其中，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是这些集团里实力最强、兴办洋务成效最大的一个。李鸿章，可以说是一个伴随着近代洋务运动潮流而产生的标志性人物。由于他所具有的权力和地位，使得和同时代的慈禧、赫德三个人交织构成了左右晚清政局满汉中外各项决策的关键性历史人物。 二是李鸿章究竟干了一些什么事。从1862年当上江苏巡抚起，李鸿章在晚清社会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活动了整整四十年，其时间之长、涉及的领域之广、所做的事情之多，是任何同时代的政治家所无法比拟的。他先后担任过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湖广总督，从1870年起，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一直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文华殿大学士（赏穿方龙补服），是清朝政府高层参与决策、执行决策的重要人物。在军事上，李鸿章是淮军和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开了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先河。他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支近代意义上的海军和一系列军工企业，为中国工业打下最早的基础。在经济领域，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福州船政局，李鸿章一个人就办了前面三个，后来他还办了轮船招商局、天津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等，并且率先倡导在中国修建铁路。可以说他在洋务活动中，创办最多，成效最大。在李鸿章的自强措施里，被人提到最多的是两个留存至今的近代企业——江南制造局和轮船招商局。江南制造局采取中国人担任领导，聘请外国技师；而轮船招商局作为民用的服务企业，则是纯粹的华人企业，它的章程里特别规定，不接受外国资本。相比之下，江南制造局由于模仿生产西方的船只兵器，受国外的影响更大，而轮船招商局由于采用了股份制，在组织结构上更先进。它所采用的洋为中用的模式，甚至一些具体的组织生产的方式，一直为后来的民族工业所袭用。从细节和局部上看，李鸿章采取的措施是先进的，代表了未来中国发展方向的。但就他们所想达到的中国“自强”的目的来说，在当时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李鸿章的思想核心仍然是为清王朝服务，仍然希望保留封建统治和现有的政治结构，这就意味着他所倡导的“现代化”本质上是一种防御性的现代化，是没有实现可能的。梁启超谓李鸿章“只懂洋务，不懂国务”，可谓一语中的，这就是他思想中最最落后的一面，也是他个人悲剧性人生的来源。在外交领域，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他就代表清政府经办了许许多多的对外交涉：天津教案、中日建交、中法新约、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绝大部分对外条约都是由他出面签订的。以致在当时外国人的眼里，李鸿章就代表着清朝政府，甚至只见李鸿章而不见清朝皇帝。其实，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李鸿章就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缩影，不了解李鸿章，就不能深入了解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也不能深入研究中国近代史。 盖棺尚不能论定 李鸿章去世前曾留下这样的遗诗：“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李鸿章去世后，当时有人用“权倾一时，谤满天下”来形容他。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对他的评价是：“敬李之才”、“惜李之识”、“悲李之遇”。他虽然已去世一百余年，但仍是百年沉浮，盖棺不能论定。而对他的评价争议最大的，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国内战争中镇压农民起义，用鲜血染红自己的顶戴花翎。这当然是历史上任何一个像李鸿章这样的封建统治者都抹煞不掉的污点。值得探讨的是，在内战烽火中发迹起来的这部分地主阶级经世派官僚，在面对强敌环伺、外侮日亟的形势下，从军事近代化做起，开始了“自强应变”的洋务运动，这是时代潮流的使然。借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革命的镇压者变成了它的遗嘱执行人。二是如何看待李鸿章在主持洋务活动中的“卖国”，洋务又分经济建设和外交活动两大类，随着近年来海内外研究的进展，学术界对他在洋务———近代化建设方面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效基本予以肯定；而对于外交活动、尤其是代表清政府对外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则众说纷纭，褒贬不一。其中疑点最大的，是他在签订《中俄密约》和中东铁路交涉时，是否收受过俄方的贿赂问题。前不久，长期研究张荫桓的学者马忠文先生，经过旁搜博证，写出《旅大交涉中李鸿章、张荫桓“受贿”的疑点》，予以廓清，认为李张二人不可能接受贿赂。此事尚待进一步求证。再比如马关签约，“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李鸿章从此背上卖国的骂名。可是目前的研究显示，李鸿章在谈判中无论大事小事，都用电报向国内最高当局请示，所谓“商让土地”即割地之权，也是早经授予的；至于赔款数额，根据甲午战争史权威戚其章先生研究，由于我方密电码早在战前就被日方破译，因而二万万两赔款的底线早被日方掌握，李鸿章无论如何在谈判桌上辩争也无济于事，这只是科技不如人，落后必然挨打的铁证。 我觉得，“权倾一时，谤满天下”这八个字的评价很形象。因为李鸿章掌握了相当一部分的权力，而中国又是一个弱国，常言弱国无外交，在外交上他无论如何绞尽脑汁，总逃不脱受制于列强的命运。当然李鸿章本人在如何建设的指导思想和用人举措上，也有不可克服的缺点，讲裙带关系，任人唯亲，不敢越封建体制的雷池一步。归根结底，因为他毕竟只是封建王朝的一名忠臣。但不管怎么说，李鸿章总是他那个时代处于朝野内外各种矛盾和旋涡中心的一个关键人物。他所做的那些事情的重要性，和它对近代社会发展的影响，都十分明显地摆在那里！ 他是一个弱国的外交强手，也是经济天才；军事上内战属强者，外战属庸者（不完全是弱者），军事思想不如他的后辈先进；文化上是奉行“中体西用”的代表——这点个人比较欣赏，这才是真正的“拿来主义”，比“全盘西化”和“闭关自守”都来得符合实际；官场生存方面，也属于强者，一直能立于政治的中心；政治理念上，他只能属于封建王朝的卫道士，根本不是什么新时代的代表——他就是自己评价自己的那种“为破屋子修修补补的裱糊匠”，根本不会想到把那间“破屋子”完全推倒了，再建一座新的。 梁启超说得好：“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李鸿章与洋务运动的评价问题，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颇具争议的问题。李鸿章由于参与过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签订《马关条约》，相当一段时期被视为汉奸、卖国贼。与李鸿章一生事业有着密切关系的洋务运动，也一度被视为与外国侵略势力相勾结的产物。改革开放以后，有关李鸿章与洋务运动的评价问题，虽然出现了一些新观点、新看法，但进步与反动、爱国与卖国等等的根本分歧，依然十分尖锐。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对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评价，归根到底是要看它们在历史发展中的客观地位和作用。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基本动力；重要历史人物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不应该根据一些道德的、政治的主观标准，而必须从其历史活动对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效果上进行评价。李鸿章的一生事业，从其1862年出任江苏巡抚开始，到1901年签订《辛丑条约》，可以说，与洋务运动相始终。他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开创了许多“第一”：第一个创办大型近代军工企业——江南制造总局，第一个创办近代民族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个创办近代煤矿企业——开平矿务局，第一个创办近代通信企业——天津电报总局，他还是中国铁路事业的奠基人。除了实业领域之外，在近代教育、军事、文化等事业也有许多开创性的建树。所以，对于李鸿章评价的肯定与否，与洋务运动的评价，密切相关，难以分割。毫无疑问，中国近代化的起步，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只能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和经验；而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在中国的扩张，也要求中国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发展和近代化的设施。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僚所进行的洋务活动，在一定程度符合西方列强的需要，构成了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西方外交史家所谓的中外“合作”的基础。但这并不能说，洋务派官僚是为了迎合列强的这种需要而办工厂、造铁路、建电报的，相反，他们是抱着维护清王朝统治明确目的而学习西方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方式的。要实现这种政治目的，一方面要抵御列强侵略，另方面要镇压民众起义。19世纪70年代以后，国内民众起义基本平息，对于列强侵略的抵制方面也就日益突出了。从70年代到90年代，清政府进行了三次大的战争，平定阿古柏、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平定阿古柏势力，粉碎了沙俄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阴谋，左宗棠起了重要作用。中法战争，在中越边境上主要是李鸿章的淮军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场战争也是打胜的。甲午战争，以中国惨败而告终，世人以此作为“洋务运动破产”的明证，有失偏颇。平定阿古柏、中法战争，洋务企业制造的新式枪炮、轮船等等，是起了十分重要作用的；没有北洋海军，清政府就根本没有本钱与日本打一场近代化的战争。以甲午战争的失败，证明洋务运动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注定要破产的，缺乏理论依据，也没有说服力。说洋务运动是洋务派官僚搞的一场与列强相勾结的“卖国”运动，也不能说明左宗棠、李鸿章这些洋务派官僚为什么要与列强在战场上如此大动干戈。我们认定洋务派搞洋务，目的在于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这是根据他们自身的大量言论和行为对于他们主观动机的判断。但是，历史人物的主观动机，虽然会影响他们的历史活动效果，但客观历史活动本身的地位和作用，不会以他们的主观动机为转移，我们对他们的历史评价也不能简单地依其主观动机作为归宿。生产方式现代化的进程一旦起步，其客观进程就不可能再依洋务派官僚的主观愿望而运行，反而更加深刻地加深了清王朝统治的危机。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引进外国机器，一下子雇用了二千多工人，造就了中国第一代工业无产阶级的主体。蒸汽机的使用，手工采煤不敷应用，又迫使他采用机器采煤，建立开平煤矿；机器采煤的巨大生产力，又使凭借人力畜力的传统运输业无法应付，推动了铁路的建设。19世纪80年代，因为天津大沽之间军用电报使用的便利，又使李鸿章推动了全国电报网的建设，到甲午战争爆发前，全国从内地到边疆的所有省会城市都有了电报。也就是说，在三十年中，李鸿章的洋务事业，仅就经济建设层面而言，奠定了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能源、交通等一些基础性条件，推动了其他洋务企业和民间企业的建立，有力地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新兴工人阶级的10万产业大军，主要集中在洋务企业；甲午以后中国民间投资热潮的涌现，新兴资产阶级的形成，也与此前洋务运动打下的工业基础有着密切关系。洋务学堂培养的学生、派遣留学生、出版翻译的科学书籍传播等等，对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层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由洋务运动所造成的物资流、信息流、资金流乃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发展壮大，深刻地动摇了建立在小生产方式上的封建专制政体的根基，这不能因为与洋务派搞洋务的主观政治动机而轻易否定，也不能因为甲午战败而一笔抹煞。任何历史人物，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在历史限定的舞台上扮演其历史角色的。洋务派官僚们的主观动机与他们所发动的洋务运动客观发展背道而驰，是由包括李鸿章在内的洋务派官僚的历史局限性造成的。这些历史局限性，既包括洋务派官僚自身的教育背景、社会地位和政治立场等主观条件，也包括小生产方式、封建专制政治体制、官场社会氛围以及社会意识形态等等客观条件。在这些主客观条件的局限下，洋务派官僚只能借助传统政治和主流意识形态所能容纳的方式，诸如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形式，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口号，引进西方的先进生产力。洋务运动的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内在的矛盾，实际上是整个封建体制与先进生产力之间深刻矛盾的反映。而正是由于洋务派积极主动地引进了先进的生产力，使得中国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脱离了传统社会朝代更替的轨迹，走上了由洋务而维新变法、由变法而新政、由新政而立宪、由立宪而共和的新轨道。

《清史稿·李鸿章传》评价说：“中兴名臣，与兵事相终始，其勋业往往为武功所掩。鸿章既平大难，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疑谤之起，抑岂无因哉？”梁启超《李鸿章传》对其评价是：“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吾欲以两言论之，曰：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时，这样说李鸿章：“我中堂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难险阻，尤所不辞。如筹海军、铁路之难，尚毅然而成立，况于农桑之大政，为民生命脉之所关，且无行之难，又有行之人，岂尚有不为者乎？”近代史学家唐德刚（安徽合肥人，李鸿章同乡）认为其“内悦昏君，外御列强”，是自有近代外交以来，中国出了“两个半”外交家的其中一个，（另外周恩来是一个，顾维钧是半个。）李鸿章对自己作出以下的总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但真的遇到大风雨，破屋必然原形毕露，又岂是一个半个“裱糊匠”所能补补贴贴说起晚清权臣李鸿章，人们总是会想到“卖国贼”、“千古罪人”这样的评价。但是，当我们平心静气、理性来思考李鸿章所处时代大厦将倾的尴尬境地的时候，我们发现，李鸿章无法也不能承担晚清对外交往失败的悲剧后果。 理想与现实的两难 中西冲突，是两个独立发展的文明体系的冲突。这样的冲突既是局势上的冲突，也是士大夫内在观念的冲突。因此，晚清外交的两难本质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困境。把李鸿章放到中西对比的世界环境中去评价，有助于深刻理解李鸿章和晚清的命运。处在中国传统外交体制解体的历史悲剧中，李鸿章是晚清中国官僚集团中较为清醒和理性地对待“千古变局”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力图建立中国对外关系的新的明确的原则和适应性的方式，但他的思想充满着矛盾：他认识到时代变局需要中国变革，而又无法从体制上乃至文化上采取根本的变革；他实现了从崇拜皇权到推崇国权的政治价值观的转变，证明他本质上仍是一位现实主义的外交家，但他在外交操作上的现实主义与晚清外交面临的两难：既要维护帝国的传统外交体制??天朝礼治体系或朝贡体系的传统理想，又要适应完全对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国际关系体系的现实，便构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 两难之下，对李鸿章对外交涉的评价，必须对他的鲜明的时代意识予以充足的关注。客观的说，在晚清权臣中，李鸿章是最具洞察力的。李鸿章对时局有明确的看法，并为此提出著名的“千古变局”的命题。在1865年、1872年和1874年他在致友人的信及若干奏折中，多次强调，中外之局势是“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深切认识到中国必须开放，与西方竞争。这才有了后来洋务运动的兴起。 李鸿章的变局观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没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就提不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命题，也就不会有对时局的冷静思考。 塞防与海防之争：李鸿章的现代海权意识 1875年，清廷内部出现塞防和海防之争。当时清廷面临着双重危机：西部新疆几乎完全丧失，东面日本正凯觎台湾。实际上这还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是财政预算，二是国防思想的现代化。前一个问题又和左文襄(左宗棠)与李中堂(李鸿章)的个人权力有关。在爱国情操之外，两人多少都有些本位主义，左宗棠督师西北，而新疆是西北要塞，力争收复新疆自然是“份内”之事。而当时国家财政不可能同时打赢两场战争。左宗棠后来出师新疆相当一部分还是靠自筹资金。不过，左宗棠比李鸿章的理论似乎更有煽动性，他主张塞防和海防并重。能否可行姑且不论，仅从政治斗争上，他就比主张海防建设的李鸿章高出一筹。以恭亲王奕 为主的朝廷中和了二者的争论，李鸿章被委任为北洋大臣。而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的建设，是中国国防现代化的开始：一方面改变了传统上注重内陆防御的战略，另一方面，现代化海军的建设，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洋务运动)的重要契机，这一点，又是塞防论所不能达到的。另外，李鸿章认为日本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敌人，这一点对当今的中国人仍然具有警醒的价值。当然，如果把政策的重点完全放在海防上，也不一定能够战胜日本。毕竟，经过明治维新而走上现代国家之路的日本，无论在体制上、经济上、战略上，还是军备上，都已经甩开清朝甚远。 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清王朝首要和紧迫的任务是如何重新建立起有效的国家安全防御体系。在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之后，究竟哪一方是国防战略的重点，战略重心应设立在什么位置？这个问题引起了清王朝众多政治家的广泛争论。这次争论的结果初步改变了中国已经延续千年的国防战略格局，对中国近代国防的重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这次国防大讨论为转机，近代中国的国防开始实现了战略性的转移??海防成为国防重心。这就是海防和塞防之争的历史价值。 左宗棠和李鸿章的观点在当时具体的个案上发生了争论，但并不能就此认为二人完全在长期的国防上持相反观点。作为洋务派的重要人物，左、李二人在军队现代化上的观点是一样的。左宗棠大力创设和扶持福州船政局就证明了他的海防意识。而李鸿章也不是只搞海军。 出访欧美：鲜明的现代意识 《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为千夫所指，失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等职务。1896年2月，为祝贺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同时也为“联俄制日”，李鸿章作为钦差头等全权大臣出访俄国。不久他便前往欧美做了一次环球访问。《中俄密约》的签字，使李鸿章相信“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但实际却开启了列强争相打开中国的大门。不过，对于这趟经历，他得出的根本结论是：“至于根本计，尤在于变法自强。” 1896年6月他到达柏林。为讨教强国之策，李鸿章专门赶到汉堡附近拜访已经下台的俾斯麦。对于“东方的俾斯麦”的来访，俾斯麦提供了建立强国的要诀：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显然，这符合李鸿章的改革取向。但是，这并非是中国自强的根本之计。 1896年8月28日李鸿章抵达纽约。正在海滨度假的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特地赶来会见李鸿章。纽约港到处挂起了大清帝国的龙旗，可谓礼炮轰鸣，万人空巷，受到了“史无前例的礼遇”(《纽约时报》)。李鸿章在回答美国记者提问时也展现了一个卓越的外交家的敏锐的国权意识和现代意识： ??他抨击美国的排华法案。适逢美国国会已通过了排华法案《格利法》。李在抨击这个法案时，“眼睛射出灼人的光芒”。他说，“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你们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吗？这不是自由！” ??他认识到国际经济的互利性质。当记者问到对华投资时，李鸿章认为，在华投资是双方互利的事，并表示清政府非常欢迎任何资本前来投资，建立当代工业企业。他同时说：“对于铁路、电讯等事务，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我们神圣的权利。” ??他对于妇女的教育问题表达了开明的立场。美国记者问及“阁下赞成妇女受教育吗？”时，他说：“在我们清国，女孩在家中请女教师提供教育，所有有经济能力的家庭都会雇请女家庭教师。我们现在还没有供女子就读的公立学校，也没有更高一级的教育机构。这是由于我们的风俗习惯与你们(包括欧洲和美国)不同，也许我们应该学习你们的教育制度，并将最适合我们国情的那种引入国内，这确是我们所需要的。” ??他认识到报纸或者新闻媒体应该揭露真相。他说：“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也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这，就是李鸿章，一个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徘徊矛盾的人，一个处于夹缝中的人。戊戌变法的健将梁启超曾评价李鸿章到，“吾……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李氏认为自己不过是个“裱糊匠”。适逢内忧外患，从里到外都烂透了的清王朝，“裱糊匠”将一个破屋(清王朝)装饰一新嘘嘘人尚可。偶有小风雨修修补补也能看得过去支撑起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