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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纪八唐高祖武德九年(丙戌,公元626年)
九月,突厥颉利可汗进献三千匹马、一万头羊,唐太宗推辞不受,只是下诏令其归还所掠夺的中原人口,并征召上一年被突厥俘虏的温彦博回到朝中。
丁未(二十二日),太宗带领各卫将士在显德殿庭院练习箭术,并当面训话道:“自古以来就有周边的戎狄等族的侵扰,值得忧虑的是边境稍微安宁,君主就放逸游荡,而忘记战争的威胁,因而一俟敌人来犯则难以抵御。现在朕不让你们修池榭筑宫苑,而是专门熟习射箭技术。闲居无事时,朕就当你们的老师,一旦突厥入侵,则做你们的将领,这样,中原的百姓也许能过上安宁的日子!”从此,太宗皇帝每日带领数百人在宫殿庭院里,教他们射箭,并亲自测试,射中箭靶多的士兵赏赐给弓、刀、布帛,他们的将领考核成绩时列为上等。许多大臣劝谏道:“依照大唐律令,在皇帝住处手持兵刃的要处以绞刑。现在陛下您让这些卑微之人张弓挟箭在殿宇之旁,陛下身处其中,万一有一个狂徒恣肆妄为,就会出现意外事故,这不是重视社稷江山的办法。”韩州刺史封同人假称有事,骑驿马来到朝廷直言苦谏。大宗均听不进去,他说:“真正的君主视四海如同一家,大唐辖境之内,都是朕的忠实臣民。我对每个人都能推心置腹,以诚相待,却为何要对保卫朕的将士横加猜忌呢?”从此人人想着自强自励,几年之间,都成为精锐之士。
太宗曾说过:“我从小南征北战,东略西讨,颇知用兵之道。每次观察敌军阵势,即知道它的强弱,并常以我军弱旅抵挡其强兵,而以强师击其弱旅。敌军追逐我方弱旅不过走数百步,我军攻其弱旅,一定要突至其阵后乘势反击,敌军无不溃败奔逃,这就是我的取胜之道!”
己酉,(二十四日),太宗与群臣当面议定开国元勋长孙无忌等人的爵位田邑,命陈叔达在宫殿下唱名公布,太宗说:“朕分等级排列你们的功劳赏赐,如有不当之处,可以各自申明。”于是各位将领纷纷争功,议论不休,淮安王李神通说:“我在关西起兵,首先响应义旗,而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只是捉刀弄笔,功劳却在我之上,我感到难以心服。”太宗说:“叔父虽然首先响应义旗举兵,这也是自谋摆脱灾祸。等到窦建德侵吞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次纠集余部,叔父丢兵弃甲,望风脱逃。房玄龄等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使大唐江山得以安定,论功行赏,功劳自然在叔父之上。叔父您是皇族至亲,朕对您确实毫不吝惜,但不可循私情滥与有功之臣同等封赏。”众位将领于是相互议论道:“陛下如此公正,即使对皇叔淮安王也不循私情,我们这些人怎么敢不安本分呢。”大家都心悦诚服。房玄龄曾说:“秦王府的旧僚属未能升官的,皆满腹怨言道:‘我等跟随侍奉陛下身边,也有许多年了,现今拜官,反而都在前太子东宫、齐王府僚属的后面。"”太宗说:“君主大公无私,因此能使天下人心服。朕与你们平日的衣食,都取自百姓。因此设官吏定职守都是为了百姓,理应选择贤才加以任用,怎么能以新人旧人来做为选拔人才的先后顺序呢?如果新人贤能,故旧不才,怎么可以放弃新人而只取故旧呢!现在你们不论其是否贤能而只是怨声不断,这岂是为政之道?”
太宗下诏;“民间百姓不得私自设立妖祠。除了正当的卜筮术,其余杂滥占卜,一律禁绝。”
太宗聚集经史子集四部书二十余万卷藏于弘文殿,并于殿旁设置弘文馆。遴选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国内精通学术之人,以原职兼任弘文馆学士,让他们轮流值宿,皇上在听政之暇,领他们进入内殿,讲论先哲言行,商榷当朝大政,有时要到午夜时分才结束。又选取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充任弘文馆学生。
冬季,十月,丙辰朔(初一),出现日食。
太宗下诏追封已故太子皇兄李建成为息王,谥号为隐;皇弟齐王李元吉谥号为剌,以皇家丧礼重新安葬。安葬那一天,太宗皇帝在宜秋门大哭一场,显得十分哀痛。魏徵、王上表请求陪送灵车到安葬地,太宗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并命令原东宫和齐王府的旧僚属都去送葬。
癸亥(初八),朝廷立中山王李承乾为皇太子,时年仅八岁。
庚辰(二十五日),唐朝初步规定功臣实得食邑封户的等级差别。
起初,萧向高祖荐举封德彝,高祖任命他为中书令。到了太宗即位,改任萧为尚书左仆射。封德彝为右仆射,二人商定将要上奏的事,到了太宗面前封德彝屡次变易,由此二人之间产生隔阂。当时房玄龄、杜如晦刚当权,均疏远萧而亲近封德彝,萧愤愤不平,于是上密封的奏章理论,辞意凄凉,由此触犯圣意。适逢萧与陈叔达又在太宗面前含怒争辩,庚辰(二十五日),萧、陈叔达皆以对皇上不恭敬的罪名,被罢官免职。
甲申(二十九日),民部尚书裴矩进言:“对遭受突厥暴虐践踏的百姓,请求每户赐给绢帛一匹。”太宗说:“朕以诚、信二字统治下属,不想徒有抚恤百姓的名声而没有实在的东西,每户中人数多少不等,怎么能整齐划一,赏赐都一样呢?”于是计算人口以它为赏赐的标准。
起初,高祖想以加强皇室宗族的力量来威镇天下,所以与皇帝同曾祖、同高祖的远房堂兄弟以及他们的儿子,即使童孺幼子均封为王,达数十人。
为此,太宗语气和缓地征求群臣的意见:“遍封皇族子弟为王,对天下有利吗?”封德彝回答道:“前世只有皇帝的儿子及兄弟才封为王,其他宗亲如果不是有大功勋,便没有封王的。太上皇亲善厚待皇亲国戚,大肆分封宗室,自东西汉以来都没有如此之多。封给的爵位既高,又多赐给劳力仆役,这恐怕不能向天下人显示自己的大公无私吧!”太宗说:“有道理。朕做天子,就是为了养护百姓,怎么可以劳顿百姓来养护自己的宗族呢!”十一月,庚寅(初五),将宗室郡王降格为县公,只有功勋卓著的几位不降。
丙午(二十一日),太宗与群臣讨论防盗问题。有人请求设严刑重法以禁盗,太宗微笑着答道:“老百姓之所以做盗贼,是因为赋役繁重,官吏贪财求贿,百姓饥寒交集,所以便顾不得廉耻了。朕主张应当杜绝奢移浪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老百姓吃穿有余,自然不去做盗贼,何必用严刑重法呢!”从此经过数年之后,天下太平,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商人旅客可在野外露宿。
太宗曾对身边的大臣说:“君主依靠国家,国家仰仗百姓。剥削百姓来奉养君主,如同割下身上的肉来充腹,腹饱而身死,君主富了而国家灭亡。所以君主的忧虑,不来自于外面,而常在于自身。凡欲望多则花费大,花费大则赋役繁重,赋役繁重则百姓愁苦,百姓愁苦则国家危急,国家危急则君主地位不保。朕常常思考这些,所以不敢放纵自己的欲望。”
十二月,己巳(十五日),益州大都督窦轨上奏,声称当地的獠民造反,请求朝廷派兵讨伐。太宗说:“獠民依仗山林,时常出来做些小偷小摸的事,这是他们的平常习惯。地方官如果能以恩信安抚,他们自然会顺服。怎么可以轻易动干戈,捕、打獠民,把他们当做禽兽一般?这难道是当百姓父母官的本意吗!”最后没有准许出兵。
太宗对大臣裴寂说:“近来很多上书言事的奏章,朕都将它们贴在寝宫的墙壁上,以便进出时观看,朕时常思考为政之道,有时要到深夜才能入睡。希望你们也要恪尽职守,与朕的这一心意相称。”
太宗励精求治,多次让魏徵进入卧室内,询问政治得失。魏徵知无不言,太宗均高兴地采纳。太宗派人征兵,封德彝上奏道:“中男虽不到十八岁,其中身体魁梧壮实的,也可一并征发。”太宗同意。敕令传出,魏徵固执己见加以反对,不肯签署,如是往返四次。太宗大怒,将他召进宫中责备道:“中男中魁梧壮实的,都是那些奸民虚报年龄以逃避徭役的人,征召他们有什么害处,而你却如此固执!”魏徵答道:“军队在于治理得法,而不在于人数众多。陛下征召身体壮健的成丁,用正确的方法加以管理,便足以无敌于天下,又何必多征年幼之人以增加虚数呢!而且陛下总说:》‘朕以诚、信治理天下,欲使臣下百姓均没有欺诈行为。"现在陛下即位没多久,却已经多次失信了!”太宗惊愕地问道:“朕怎么失信了?”魏徵答道:“陛下刚即位时,就下诏说:‘百姓拖欠官家的财物,一律免除。"有关部门认为拖欠秦王府国司的财物,不属于官家财物,仍旧征求索取。陛下由秦王升为天子,秦王府国司的财物不是官家之物又是什么呢?又说:‘关中地区免收二年的租调,关外地区免除徭役一年。"不久又有敕令说:‘已纳税和已服徭役的,从下一年开始免除。"如果退还已纳税物之后,又重新征回,这样百姓不能没有责怪之意。现在是既征收租调,又指派为兵员,还谈什么从下一年开始免除呢!另外与陛下共同治理天下的都是地方官,日常公务都委托他们办理;至于征点兵员,却怀疑他们使诈,这难道是以诚信为治国之道吗?”太宗高兴地说:“以前朕认为你比较固执,怀疑你不通达政务,现在看到你议论国家大政方针,确实都切中要害。朝廷政令不讲信用,则百姓不知所从,国家如何能得到治理呢?朕的过失很深呐!”于是不征点中男做兵员,并且赐给魏徵一只金瓮。
太宗素闻景州录事参军张玄素的大名,便召他进宫,问他为政之道,张玄素答道:“隋朝皇帝好独揽各种政务,而不委任给群臣;群臣内心恐惧,只知道禀承旨意加以执行,没有人敢违命不遵。然而以一个人的智力决断天下事务,即使得失参半,乖谬失误之处已属不少,加上臣下谄谀皇上受蒙蔽,国家不灭亡更待何时!陛下如能慎择群臣而让他们各司其事,自己高拱安坐、清和静穆,考察臣下的成败得失据以实施刑罚赏赐,国家还能治理不好!而且,我观察隋末大动乱,其中想要争夺天下的不过十几人而已,其余大部分都想保全乡里和妻子儿女,等待有道之君而归附。由此可知百姓很少有好作乱的,只是君主不能使他们安定罢了。”太宗欣赏他的言论,提拔他为侍御史。
前幽州记室参军、直中书省张蕴古,呈给太宗一篇《大宝箴》。大略写道:“圣人上承天命,拯黎民于水火,救时世之危难。所以以一个人来治理天下,而不以天下专奉一人。”又写道:“内廷重屋叠室、宽大无比,而帝王所居住的不过一片狭小之地;他们却昏庸无知,大肆修筑瑶台琼室。席前堆着山珍海味,而帝王所吃的不过合口味的几样;他们却忽发狂想,堆糟成丘、以酒为池。”又写道:“不要无声无息、糊里糊涂,也不要苛察小事,自以为精明,应该虽有冕前的垂旒遮住双眼却能看清事物的未成形状态,虽有纩挡住耳朵却能听到尚未发出的声音。”太宗深为嘉许,赏赐给束帛,任命他为大理丞。
太宗召见傅奕,赐给他食物,对他说:“你六月所奏金星出现在秦的分野,秦王当有天下,差一点害我遭殃,不过今后凡有天象变化,你应一如既往,言无不尽,不要心有余悸,总记着过去的事。”太宗曾对傅奕说:“佛作为宗教,道理玄妙可以师法,为何惟独你不明悟其道理?”傅奕答道:“佛是胡族中的狡诈之人,欺言诳世炫耀于西域。中国的一些邪避之人,择取庄子、老子玄谈理论,用妖幻之语加以修饰,用来欺蒙愚昧的民众,这既不利于百姓,更有害于国家,我不是不能明悟,而是鄙视它不愿意接触它。”太宗颇以为然。
太宗担心官吏中多有接受贿赂的,便秘密安排身边的人去试探他们。有一个刑部的司门令史收受绢帛一匹,太宗得悉后想要杀掉他。民部尚书裴矩劝谏道:“当官的接受贿赂,罪的确应当处死;但是陛下派人送上门去让其接受,这是有意引人触犯法律,恐怕不符合孔子所谓‘用道德加以诱导,以礼教来整齐民心"的古训。”太宗听了很高兴,召集文武五品以上的官员,对他们说:“裴矩能够做到在位敢于力争,并不一味地顺从我,假如每件事情都能这样做,国家怎么能治理不好呢!”
臣司马光曰:古人说过:君主贤明则臣下敢于直言。裴矩在隋朝是位佞臣而在唐则是忠臣,不是他的品性有变化。君主讨厌听人揭短,则大臣的忠诚便转化为谄谀;君主乐意听到直言劝谏,则谄谀又会转化成忠诚。由此可知君主如同测影的表,大臣便似影子,表一动则影子随之而动。
这一年,将皇子长沙郡王李恪升为汉王,宜阳郡王李升为楚王。
新罗、百济、高丽三国之间世代结怨,相互攻伐,战事连绵,太宗派遣国子监助教朱子奢前去传达圣意,劝他们讲和,三国都上表谢罪。
唐太宗贞观元年(丁亥,公元627年)
春季,正月,乙酉(初一),改年号。
丁亥(初三),太宗大宴群臣,席间演奏《秦王破陈乐》。太宗说:“朕从前曾受命专行率兵征伐,民间于是流传着这个曲子。虽然不具备文德之乐的温文而雅,但功业却由此而成就,所以始终不敢忘本。”封德彝说:“陛下以神武之才平定天下,岂是文德所堪比拟。”太宗说:“平乱建国凭借武力,治理国家保持已取得的成就却仰赖文才,文武的妙用,各随时势的变化而有不同。你说文不如武,此言差矣!”封德彝磕头道歉。
己亥(十五日),唐朝廷下制文:“从今以后,中书省、门下省以及三品以上官员入朝堂议事,都应让谏官随行,有失误立即进谏。”
太宗让吏部尚书长孙无忌等人与学士、法官重新议定律令,宽减绞刑五十条,改为断右趾,太宗仍嫌其苛刻,说道:“肉刑废除已经很长时间,应当用其他刑罚代替。”蜀王府法曹参军裴弘献请求改断趾为加服劳役的流放,流放到三千里外,刑期三年。太宗下诏依此办理。
太宗认为兵部郎中戴胄忠诚清正耿直,提升他为大理寺少卿。当时许多候选官员都假冒资历和门荫,太宗令他们自首,否则即处死。没过几天,有假冒被发觉的,太宗要杀掉他。戴胄上奏道:“根据法律应当流放。”太宗大怒道:“你想遵守法律而让我失信于天下吗?”戴胄回答道:“敕令出于君主一时的喜怒,法律则是国家用来向天下人昭示最大信用的。陛下气愤于候选官员的假冒,所以想要杀他们,但是现在已知道这样做不合适,再按照法律来裁断,这就是忍住一时的小愤而保全大的信用啊!”太宗说:“你如此执法,朕还有何忧虑!”戴胄前后多次冒犯皇上而执行法律,奏答时滔滔不绝,太宗都听从他的意见,国内没有冤案。
太宗令封德彝荐举贤才,很长时间没有选荐一个人。太宗质问其原因,答道:“不是我不尽心竭力,而是现在没有奇才!”太宗说:“君子用人如用器物,各取其长处。古时候使国家达到大治的君主,难道是从别的时代去借人才的吗?正应当怪自己不能识别人才,怎么能诬蔑整个时代的人呢?”封德彝羞惭地退下。
御史大夫杜淹上奏道:“各部门的公文案卷恐有稽延错漏,请求让御史到各部门检查核对。”太宗征求封德彝的意见,封德彝回答说:“设官定职,各有分工,如果真有错失,御史自当纠察举报。假如让御史到各部门巡视,吹毛求疵,实在是太繁琐。”杜淹默不作声。太宗问杜淹:“你为什么不加争辩呢?”杜淹回答说:“国家的事务,应当务求公正,从善而行。封德彝讲的话深得大体,我心悦诚服,不敢有所非议。”太宗高兴地说:“你们如果都能做到这样,朕还有什么忧虑呢?”
右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接受别人送的绢帛,事情暴露,太宗说:“长孙顺德如果能有益于国家,朕与他共享府库的资财,他何至于如此贪婪呢!”太宗仍爱惜他有功于大唐,不予惩罚,反而在宫殿上赐给他数十匹绢帛。大理寺少卿胡演说:“长孙顺德贪脏枉法,犯下的罪不可饶恕,为什么又要赐他绢帛呢?”太宗说:“如果他有人性的话,得到朕赐给绢帛的羞辱,远甚于受到刑罚;如果不知道羞耻,不过是禽兽而已,杀他又有何用呢?”
辛丑(十七日),天节将军、燕郡王李艺占据泾洲反叛朝廷。
李艺当初进入朝廷时,居功自傲,秦王李世民身边的人到他的营地,李艺无缘无故地殴打他。高祖皇帝大怒,将李艺关进牢里,不久又释放他。太宗即位后,李艺内心不安。曹州邪恶的巫师李五戒对李艺说:“郡王您已然面呈贵相!”劝他反叛。李艺于是假称奉皇帝密诏,带兵前来朝廷。李艺带领兵马到豳州城下,豳州治中赵慈皓出城迎接,李艺入城占据了豳州。太宗命吏部尚书长孙无忌等人为行军总管,率兵讨伐。赵慈皓听说官兵即将到来,便秘密与统军杨岌商议谋取李艺,事情败露,李艺囚禁了赵慈皓。杨笈在城外觉察到变化,便率兵攻城,李艺手下兵将溃逃,李艺抛下妻子儿女,准备投奔突厥,到了乌氏城,身边的人将他杀掉,送首级回长安。李艺弟李寿,官做利州都督,也受牵连被处斩。
起初,隋朝末年天下大乱,英雄豪杰蜂拥而起,据地拥兵,各自称雄一方。唐兴起后相继归附,高祖为他们分置州县,施以荣禄,由此州县的数目,大大超过隋朝开皇、大业年间。太宗认为官多民少,想革除弊端。二月,下令州县大加合并,依山川地势条件,将全国分为十道:“一关内,二河南,三河东,四河北,五山南,六陇右,七淮南,八江南,九剑南,十岭南。
三月,癸巳(初十),皇后带领着后宫妃嫔及宫外有爵号的妇女举行躬亲蚕事的典礼。
闰三月,癸丑朔(初一),出现日食。
壬申(二十日),太宗对太子少师萧说:“朕年轻时喜好弓箭,曾得到十几张好弓,自认为没有能超过它们的,最近拿给做弓箭的弓匠看,他说:‘都不是好材料。"朕问他原因,弓匠说:‘弓子木料的中心部分不直,所以脉纹也都是斜的,弓力虽强劲但箭发出去不走直线。"朕这才醒悟到以前对弓箭的性能分辨不清。朕以弓箭平定天下,而对弓箭的性能还没有能完全认识清楚,何况对于天下的事务,又怎么能遍知其理呢!”于是下令在京五品以上官员,轮流在中书内省值夜班,太宗多次接见他们,询问民间百姓疾苦和政治得失。
凉州都督、长乐王李幼良,性情暴躁,身边一百多人,都是无赖之徒,侵扰残虐百姓,又和羌、胡等族人开展互市贸易。有人上告太宗说李幼良存有二心,太宗特派中书令宇文士及急速前往,暂代理职权,并按察其事。李幼良身边的人恐惧,密谋劫持李幼良到北方胡虏之地,又想要杀掉宇文士及,占据河西地区。不久又有人将其密谋上告朝廷,夏季,四月,癸巳(十二日),太宗赐李幼良自杀。
五月,苑君璋率领手下兵马投降。起初,苑君璋勾引突厥兵攻陷马邑,杀掉了高满政,退兵据守恒安。他的士兵都是中原人,大多脱离他投奔唐朝。君璋十分害怕,便也主动投诚,请求让他防守北部边疆以赎罪,高祖允诺。君璋请求订契约,高祖派雁门人元普送给他金券。颉利可汗又派人来招降,君璋犹豫不决,恒安人郭子威劝他说:“恒安地势险要城墙坚固,突厥正强盛,正应该依靠它再观察形势的变化,不宜束手受制于人。”苑君璋于是拘捕元普送到突厥,又一次与突厥联合,并数次入侵唐帝国。到了五月,看到颉利可汗政事混乱,知道突厥不足以依靠,于是率兵马投降。太宗封苑君璋为隰州都督、芮国公。
有人上书请求除去奸佞之人,太宗问:“谁是奸佞之人?”回答道:“臣我身居草野,不能确知谁是奸佞之人,希望陛下对群臣明言,或者假装恼怒加以试探,那些坚持己见、不屈服于压力的,便是耿直的忠臣;畏惧皇威顺从旨意的,便是奸佞之人。”太宗说:“君主,是水的源头;群臣,是水的支流。混浊了源头而去希冀支流的清澈,是不可能的事。君主自己做假使诈,又如何能要求臣下耿直呢!朕正以至诚之心治理天下,看见前代帝王喜好用权谋小计来对待臣下,常常觉得可鄙。你的建议虽好,朕不采用。”
六月,辛巳(初一),右仆射密明公封德彝去世。
壬辰(十二日),又任命太子少师萧为尚书左仆射。
戊申(二十八日),太宗与大臣议论周朝、秦朝的政治得失,萧说:“殷纣王无道,周武王讨伐他。周朝及六国均无罪,秦始皇分别灭掉他们。取得天下的方式虽然相同,人心所向却不一样。”太宗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周朝取得天下,更加修行仁义;秦朝取得天下,一味崇尚欺诈、暴力,这就是长短得失的不同。所以说夺取天下也许可以凭借武力,治天下则不可以不顺应民心。”萧钦服不已。
山东大旱,诏令各地赈济抚恤,今年的租赋不必交纳。
秋季,七月,壬子(初二),任命吏部尚书长孙无忌为尚书右仆射。无忌与太宗早年为布衣之交,加上皇后兄长的外戚身份,又有辅佐太宗即位的大功,太宗视为心腹,对他的礼遇无人堪比,几次想重用他为宰相。文德皇后固执地请求:“我身为皇后,家族的尊贵荣耀已达到顶点,实在不愿意我的兄、弟再去执掌国政。汉代的吕、霍、上官三家外戚都是痛彻骨髓的前车之鉴,望陛下体恤明察!”太宗不听,最后还是予以重用。
起初,突厥族风俗淳厚,政令简质疏略。颉利可汗得到汉人赵德言,加以重用,德言恃势专权,大量地改变旧有风俗习惯,政令也变得繁琐苛刻,百姓们大为不满。颉利又信任各胡族人,而疏远突厥本族人,这些胡族人贪得无厌,反复无常,干戈连年不息。又赶上大雪天,雪深达数尺,牲畜多冻死,加以连年饥荒,百姓都饥寒交迫。颉利费用不足,便向各部落征收重税,由此上下离心,怨声载道,各部落多反叛,兵力渐弱。唐朝大臣们议事时多请求乘机出兵,太宗问萧和长孙无忌:“颉利君臣昏庸残暴,必然面临危亡。现在出兵讨伐,则刚刚与突厥订立盟约,师出无名;不出兵,恐怕又要失去机会,怎么办呢?”萧请求出兵。长孙无忌说:“突厥并没有侵我边塞,却要背信弃义、劳民伤财,这不是正义之师的所为。”太宗于是没有出兵。
太宗向公卿大臣询问使国运长久的办法,萧说:“夏、商、周分封诸侯而统治时间长久,秦国不分封诸侯而迅速灭亡。”太宗认为有道理,于是有分封诸侯王的动议。
黄门侍郎王有密奏要上报,交给侍中高士廉转呈,士廉搁置起来没有转达。太宗得知后,八月,戊戌(十九日)这一天,调走高士廉,任命为安州大都督。
九月,庚戌朔(初一),出现日食。
辛酉(十二日),中书令宇文士及降职为殿中监,御史大夫杜淹参预朝政。宰相以外官员参预朝政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杜淹推荐刑部员外郎邸怀道,太宗问他有何才能,杜淹答道:“隋炀帝将要驾临江都,召集百官询问去留之计,怀道当时官居吏部主事,只有他一人坚持认为不可去江都。这是我亲眼所见。”太宗说:“你称赞邸怀道做得对,你自己为什么不正言劝谏?”杜淹答道:“我当时地位卑微,不任要职,又知道劝谏也不会听从,徒然一死毫无益处。”太宗说:“你知道炀帝不可进谏,为什么要在朝为官,即然在朝为官,又怎么能不进谏?你供职于隋朝,姑且可以说位卑言轻,后来供职于王世充,地位尊显,为什么也不进谏?”杜淹答道:“我对王世充不是不进谏,只是他听不进去。”太宗说:“王世充如果贤明又能讷谏,便不应亡国;假若残暴而又拒谏,你怎么能够免于灾祸呢?”杜淹答不上来。太宗说:“现在你的地位称得上尊贵了,可以进谏吗?”杜淹回答:“甘愿冒死强谏。”太宗笑了。
辛未(二十二日),幽州都督王君廓密谋叛乱,中途被杀。
王君廓在幽州时,骄横自恣,无法无天,后被征召入朝。幽州长史李玄道是房玄龄的外甥,托王君廓捎信给房玄龄。君廓私下拆信,不认识草书字体,怀疑他告发自己的罪过,走到渭南,杀死驿站吏卒逃跑,将要奔往突厥,途中被野人杀死。
岭南部落首领冯盎、谈殿等人互相争斗,很久没有入朝。各地方州府前后十几次奏称冯盎谋反,太宗命令将军蔺等人征发江、岭数十州兵马大举讨伐。魏徵劝谏说:“中原刚刚平定,岭南路途遥远、地势险恶,有瘴气瘟疫,不可以驻扎大部队。而且冯盎反叛的情状还没有形成,不宜兴师动众。”太宗说:“上告冯盎谋反者络绎不绝,怎么能说反叛的情状还没有形成呢?”魏徵答道:“冯盎如果反叛,必然分兵几路占据险要之地,攻掠邻近州县。现在告发他谋反已有几年了,而冯氏兵马还没出境,这明显没有反叛的迹象。各州府既然怀疑冯氏谋反,陛下又不派使臣前去安抚,冯氏怕死,所以不敢来朝廷。如果陛下派使臣向他示以诚意,冯氏欣喜能免于祸患,这样可以不必劳动军队而使他顺从。”太宗于是下令收兵。冬季,十月,乙酉(初六),派员外散骑侍郎李公掩持旌节往岭南慰问冯盎,冯盎则让他的儿子冯智戴随着使臣返回朝廷。太宗说:“魏徵让我派遣一个使者,岭南就得以安定,胜过十万大军的作用,不能不加赏。”赐给魏徵绢帛五百匹。
十二月,壬午(初四),尚书左仆射萧因事犯罪被免职。
戊申(三十日),利州都督李孝常等图谋反叛,被处死。
李孝常因上朝办公务,留在京城,与右武卫将军刘德裕及其外甥统军元弘善、监门将军长孙安业相互议论受命于天的征兆,密谋借助皇宫警卫部队叛乱。长孙安业是长孙皇后的同父异母哥哥,嗜酒如命,不务正业。其父长孙晟死后,弟弟长孙无忌与长孙皇后均年幼,安业把二人赶回他们的舅舅高士廉家。等到太宗即位,皇后不念旧怨、不记前嫌,对安业的礼遇仍十分优厚。等到谋反的事被查觉,皇后哭着向太宗请求说:“安业所犯罪行,实在是罪该万死。但他以前对我不好,国人都知道,现在处他以极刑,大家必然认为是我存心报复,这恐怕也会使圣朝受牵累。”安业由此得以免死,流配到州...
- 不白九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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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高祖到城南打猎,太子李建成、秦王李世民、齐王李元吉都跟随在旁,高祖下令三人比赛骑射以决胜负。李建成有匹胡马,肥壮但喜欢将人甩下来,李建成将这匹马交给李世民说:"这马很神骏,能跃过数丈宽的水沟。二弟善骑,试着骑骑看"。李世民骑马逐鹿,马颠覆人,李世民一跃而起,跃出几步远站稳,等马安静下来,再骑上去,这样好几次,李世民回头对宇文士及说:"他们想用这种方法来杀我,可是死生有命,又怎么能伤害到我呢"?李建成听说了,就让妃嫔对高祖说他的坏话:"秦王自己说,我有天命,将来要成为天下之主,怎么会就这样白白死去"?高祖大怒,先召见李建成、李元吉,然后召李世民进见,责备他说:"天子自有天命,不是靠智慧和勇武就可以求来的;你也未免太着急了吧"!
李世民摘去帽子磕头谢罪,自请将此事交付法司调查。高祖仍然怒气不止,正在此时有司上奏突厥入侵,高祖这才换了脸色,安慰勉励李世民,让他重新戴好帽子,和他商量突厥的事。闰月己未,下诏让李世民、李元吉带兵出豳州抵御突厥,高祖在兰池为他们饯行。每每有战事,高祖就让李世民出征,事平之后,对李世民的猜忌就更加厉害。
原文:
上校猎城南,太子、秦、齐王皆从,上命三子驰射角胜[1]。建成有胡马,肥壮而喜蹶[2],以授世民曰:"此马甚骏,能超数丈涧[3]。弟善骑,试乘之"。
世民乘以逐鹿,马蹶,世民跃立于数步之外,马起,复乘之,如是者三,顾谓宇文士及曰:"彼欲以此见杀,死生有命,庸何伤乎"?建成闻之,因令妃嫔谮之于上曰[4]:"秦王自言,我有天命,方为天下主,岂有浪死[5]"!上大怒,先召建成、元吉,然后召世民入,责之曰:"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汝求之一何急邪"!
世民免冠顿首,请下法司案验。上怒不解,会有司奏突厥入寇,上乃改容,劳勉世民,命之冠带,与谋突厥。闰月,己未,诏世民、元吉将兵出豳州以御突厥,上饯之于兰池[6]。上每有寇盗,辄命世民讨之,事平之后,猜嫌益甚。
【注解】
[1]角胜:争胜负。
[2]蹶(jué):颠覆。
[3]超:越过。涧:山间流水的沟。
[4]谮(zèn):无中生有地说人坏话。
[5]浪死:徒然死去,白白送死。
[6]兰池:在今陕西咸阳东。扩展资料:
《资治通鉴》(常简作《通鉴》),由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完成。主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
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定名为《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300多万字,另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
《资治通鉴》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官修史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参考链接:百度百科-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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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上(唐太宗)对陪立两旁的大臣说:“我读了《隋炀帝集》这部书,发现文章的辞藻深奥渊博,也知道是肯定尧、舜而否定桀、纣的,但是做起事来为什么又相反了呢?”大臣魏征答道:“百姓的君主虽然都是贤哲圣明,但也应当虚心接受别人的劝谏,这样才能使有智慧的人贡献他的才能。勇敢的人竭尽他的全力。隋炀帝这个人,却是依仗他的地位,狂妄自大,刚愎自用,所以尽管他嘴里说的是尧舜之美德,干的却是桀纣的行为。他没有自知之明,结果遭到覆亡的下场。”皇上听了,深有感触地说道:“前人的教训离我们不算远啊,应当引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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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纪八唐高祖武德九年(丙戌,公元626年)
九月,突厥颉利可汗进献三千匹马、一万头羊,唐太宗推辞不受,只是下诏令其归还所掠夺的中原人口,并征召上一年被突厥俘虏的温彦博回到朝中。
丁未(二十二日),太宗带领各卫将士在显德殿庭院练习箭术,并当面训话道:“自古以来就有周边的戎狄等族的侵扰,值得忧虑的是边境稍微安宁,君主就放逸游荡,而忘记战争的威胁,因而一俟敌人来犯则难以抵御。现在朕不让你们修池榭筑宫苑,而是专门熟习射箭技术。闲居无事时,朕就当你们的老师,一旦突厥入侵,则做你们的将领,这样,中原的百姓也许能过上安宁的日子!”从此,太宗皇帝每日带领数百人在宫殿庭院里,教他们射箭,并亲自测试,射中箭靶多的士兵赏赐给弓、刀、布帛,他们的将领考核成绩时列为上等。许多大臣劝谏道:“依照大唐律令,在皇帝住处手持兵刃的要处以绞刑。现在陛下您让这些卑微之人张弓挟箭在殿宇之旁,陛下身处其中,万一有一个狂徒恣肆妄为,就会出现意外事故,这不是重视社稷江山的办法。”韩州刺史封同人假称有事,骑驿马来到朝廷直言苦谏。大宗均听不进去,他说:“真正的君主视四海如同一家,大唐辖境之内,都是朕的忠实臣民。我对每个人都能推心置腹,以诚相待,却为何要对保卫朕的将士横加猜忌呢?”从此人人想着自强自励,几年之间,都成为精锐之士。
太宗曾说过:“我从小南征北战,东略西讨,颇知用兵之道。每次观察敌军阵势,即知道它的强弱,并常以我军弱旅抵挡其强兵,而以强师击其弱旅。敌军追逐我方弱旅不过走数百步,我军攻其弱旅,一定要突至其阵后乘势反击,敌军无不溃败奔逃,这就是我的取胜之道!”
己酉,(二十四日),太宗与群臣当面议定开国元勋长孙无忌等人的爵位田邑,命陈叔达在宫殿下唱名公布,太宗说:“朕分等级排列你们的功劳赏赐,如有不当之处,可以各自申明。”于是各位将领纷纷争功,议论不休,淮安王李神通说:“我在关西起兵,首先响应义旗,而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只是捉刀弄笔,功劳却在我之上,我感到难以心服。”太宗说:“叔父虽然首先响应义旗举兵,这也是自谋摆脱灾祸。等到窦建德侵吞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次纠集余部,叔父丢兵弃甲,望风脱逃。房玄龄等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使大唐江山得以安定,论功行赏,功劳自然在叔父之上。叔父您是皇族至亲,朕对您确实毫不吝惜,但不可循私情滥与有功之臣同等封赏。”众位将领于是相互议论道:“陛下如此公正,即使对皇叔淮安王也不循私情,我们这些人怎么敢不安本分呢。”大家都心悦诚服。房玄龄曾说:“秦王府的旧僚属未能升官的,皆满腹怨言道:‘我等跟随侍奉陛下身边,也有许多年了,现今拜官,反而都在前太子东宫、齐王府僚属的后面。"”太宗说:“君主大公无私,因此能使天下人心服。朕与你们平日的衣食,都取自百姓。因此设官吏定职守都是为了百姓,理应选择贤才加以任用,怎么能以新人旧人来做为选拔人才的先后顺序呢?如果新人贤能,故旧不才,怎么可以放弃新人而只取故旧呢!现在你们不论其是否贤能而只是怨声不断,这岂是为政之道?”
太宗下诏;“民间百姓不得私自设立妖祠。除了正当的卜筮术,其余杂滥占卜,一律禁绝。”
太宗聚集经史子集四部书二十余万卷藏于弘文殿,并于殿旁设置弘文馆。遴选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国内精通学术之人,以原职兼任弘文馆学士,让他们轮流值宿,皇上在听政之暇,领他们进入内殿,讲论先哲言行,商榷当朝大政,有时要到午夜时分才结束。又选取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充任弘文馆学生。
冬季,十月,丙辰朔(初一),出现日食。
太宗下诏追封已故太子皇兄李建成为息王,谥号为隐;皇弟齐王李元吉谥号为剌,以皇家丧礼重新安葬。安葬那一天,太宗皇帝在宜秋门大哭一场,显得十分哀痛。魏徵、王上表请求陪送灵车到安葬地,太宗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并命令原东宫和齐王府的旧僚属都去送葬。
癸亥(初八),朝廷立中山王李承乾为皇太子,时年仅八岁。
庚辰(二十五日),唐朝初步规定功臣实得食邑封户的等级差别。
起初,萧向高祖荐举封德彝,高祖任命他为中书令。到了太宗即位,改任萧为尚书左仆射。封德彝为右仆射,二人商定将要上奏的事,到了太宗面前封德彝屡次变易,由此二人之间产生隔阂。当时房玄龄、杜如晦刚当权,均疏远萧而亲近封德彝,萧愤愤不平,于是上密封的奏章理论,辞意凄凉,由此触犯圣意。适逢萧与陈叔达又在太宗面前含怒争辩,庚辰(二十五日),萧、陈叔达皆以对皇上不恭敬的罪名,被罢官免职。
甲申(二十九日),民部尚书裴矩进言:“对遭受突厥暴虐践踏的百姓,请求每户赐给绢帛一匹。”太宗说:“朕以诚、信二字统治下属,不想徒有抚恤百姓的名声而没有实在的东西,每户中人数多少不等,怎么能整齐划一,赏赐都一样呢?”于是计算人口以它为赏赐的标准。
起初,高祖想以加强皇室宗族的力量来威镇天下,所以与皇帝同曾祖、同高祖的远房堂兄弟以及他们的儿子,即使童孺幼子均封为王,达数十人。
为此,太宗语气和缓地征求群臣的意见:“遍封皇族子弟为王,对天下有利吗?”封德彝回答道:“前世只有皇帝的儿子及兄弟才封为王,其他宗亲如果不是有大功勋,便没有封王的。太上皇亲善厚待皇亲国戚,大肆分封宗室,自东西汉以来都没有如此之多。封给的爵位既高,又多赐给劳力仆役,这恐怕不能向天下人显示自己的大公无私吧!”太宗说:“有道理。朕做天子,就是为了养护百姓,怎么可以劳顿百姓来养护自己的宗族呢!”十一月,庚寅(初五),将宗室郡王降格为县公,只有功勋卓著的几位不降。
丙午(二十一日),太宗与群臣讨论防盗问题。有人请求设严刑重法以禁盗,太宗微笑着答道:“老百姓之所以做盗贼,是因为赋役繁重,官吏贪财求贿,百姓饥寒交集,所以便顾不得廉耻了。朕主张应当杜绝奢移浪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老百姓吃穿有余,自然不去做盗贼,何必用严刑重法呢!”从此经过数年之后,天下太平,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商人旅客可在野外露宿。
太宗曾对身边的大臣说:“君主依靠国家,国家仰仗百姓。剥削百姓来奉养君主,如同割下身上的肉来充腹,腹饱而身死,君主富了而国家灭亡。所以君主的忧虑,不来自于外面,而常在于自身。凡欲望多则花费大,花费大则赋役繁重,赋役繁重则百姓愁苦,百姓愁苦则国家危急,国家危急则君主地位不保。朕常常思考这些,所以不敢放纵自己的欲望。”
十二月,己巳(十五日),益州大都督窦轨上奏,声称当地的獠民造反,请求朝廷派兵讨伐。太宗说:“獠民依仗山林,时常出来做些小偷小摸的事,这是他们的平常习惯。地方官如果能以恩信安抚,他们自然会顺服。怎么可以轻易动干戈,捕、打獠民,把他们当做禽兽一般?这难道是当百姓父母官的本意吗!”最后没有准许出兵。
太宗对大臣裴寂说:“近来很多上书言事的奏章,朕都将它们贴在寝宫的墙壁上,以便进出时观看,朕时常思考为政之道,有时要到深夜才能入睡。希望你们也要恪尽职守,与朕的这一心意相称。”
太宗励精求治,多次让魏徵进入卧室内,询问政治得失。魏徵知无不言,太宗均高兴地采纳。太宗派人征兵,封德彝上奏道:“中男虽不到十八岁,其中身体魁梧壮实的,也可一并征发。”太宗同意。敕令传出,魏徵固执己见加以反对,不肯签署,如是往返四次。太宗大怒,将他召进宫中责备道:“中男中魁梧壮实的,都是那些奸民虚报年龄以逃避徭役的人,征召他们有什么害处,而你却如此固执!”魏徵答道:“军队在于治理得法,而不在于人数众多。陛下征召身体壮健的成丁,用正确的方法加以管理,便足以无敌于天下,又何必多征年幼之人以增加虚数呢!而且陛下总说:》‘朕以诚、信治理天下,欲使臣下百姓均没有欺诈行为。"现在陛下即位没多久,却已经多次失信了!”太宗惊愕地问道:“朕怎么失信了?”魏徵答道:“陛下刚即位时,就下诏说:‘百姓拖欠官家的财物,一律免除。"有关部门认为拖欠秦王府国司的财物,不属于官家财物,仍旧征求索取。陛下由秦王升为天子,秦王府国司的财物不是官家之物又是什么呢?又说:‘关中地区免收二年的租调,关外地区免除徭役一年。"不久又有敕令说:‘已纳税和已服徭役的,从下一年开始免除。"如果退还已纳税物之后,又重新征回,这样百姓不能没有责怪之意。现在是既征收租调,又指派为兵员,还谈什么从下一年开始免除呢!另外与陛下共同治理天下的都是地方官,日常公务都委托他们办理;至于征点兵员,却怀疑他们使诈,这难道是以诚信为治国之道吗?”太宗高兴地说:“以前朕认为你比较固执,怀疑你不通达政务,现在看到你议论国家大政方针,确实都切中要害。朝廷政令不讲信用,则百姓不知所从,国家如何能得到治理呢?朕的过失很深呐!”于是不征点中男做兵员,并且赐给魏徵一只金瓮。
太宗素闻景州录事参军张玄素的大名,便召他进宫,问他为政之道,张玄素答道:“隋朝皇帝好独揽各种政务,而不委任给群臣;群臣内心恐惧,只知道禀承旨意加以执行,没有人敢违命不遵。然而以一个人的智力决断天下事务,即使得失参半,乖谬失误之处已属不少,加上臣下谄谀皇上受蒙蔽,国家不灭亡更待何时!陛下如能慎择群臣而让他们各司其事,自己高拱安坐、清和静穆,考察臣下的成败得失据以实施刑罚赏赐,国家还能治理不好!而且,我观察隋末大动乱,其中想要争夺天下的不过十几人而已,其余大部分都想保全乡里和妻子儿女,等待有道之君而归附。由此可知百姓很少有好作乱的,只是君主不能使他们安定罢了。”太宗欣赏他的言论,提拔他为侍御史。
前幽州记室参军、直中书省张蕴古,呈给太宗一篇《大宝箴》。大略写道:“圣人上承天命,拯黎民于水火,救时世之危难。所以以一个人来治理天下,而不以天下专奉一人。”又写道:“内廷重屋叠室、宽大无比,而帝王所居住的不过一片狭小之地;他们却昏庸无知,大肆修筑瑶台琼室。席前堆着山珍海味,而帝王所吃的不过合口味的几样;他们却忽发狂想,堆糟成丘、以酒为池。”又写道:“不要无声无息、糊里糊涂,也不要苛察小事,自以为精明,应该虽有冕前的垂旒遮住双眼却能看清事物的未成形状态,虽有纩挡住耳朵却能听到尚未发出的声音。”太宗深为嘉许,赏赐给束帛,任命他为大理丞。
太宗召见傅奕,赐给他食物,对他说:“你六月所奏金星出现在秦的分野,秦王当有天下,差一点害我遭殃,不过今后凡有天象变化,你应一如既往,言无不尽,不要心有余悸,总记着过去的事。”太宗曾对傅奕说:“佛作为宗教,道理玄妙可以师法,为何惟独你不明悟其道理?”傅奕答道:“佛是胡族中的狡诈之人,欺言诳世炫耀于西域。中国的一些邪避之人,择取庄子、老子玄谈理论,用妖幻之语加以修饰,用来欺蒙愚昧的民众,这既不利于百姓,更有害于国家,我不是不能明悟,而是鄙视它不愿意接触它。”太宗颇以为然。
太宗担心官吏中多有接受贿赂的,便秘密安排身边的人去试探他们。有一个刑部的司门令史收受绢帛一匹,太宗得悉后想要杀掉他。民部尚书裴矩劝谏道:“当官的接受贿赂,罪的确应当处死;但是陛下派人送上门去让其接受,这是有意引人触犯法律,恐怕不符合孔子所谓‘用道德加以诱导,以礼教来整齐民心"的古训。”太宗听了很高兴,召集文武五品以上的官员,对他们说:“裴矩能够做到在位敢于力争,并不一味地顺从我,假如每件事情都能这样做,国家怎么能治理不好呢!”
臣司马光曰:古人说过:君主贤明则臣下敢于直言。裴矩在隋朝是位佞臣而在唐则是忠臣,不是他的品性有变化。君主讨厌听人揭短,则大臣的忠诚便转化为谄谀;君主乐意听到直言劝谏,则谄谀又会转化成忠诚。由此可知君主如同测影的表,大臣便似影子,表一动则影子随之而动。
这一年,将皇子长沙郡王李恪升为汉王,宜阳郡王李升为楚王。
新罗、百济、高丽三国之间世代结怨,相互攻伐,战事连绵,太宗派遣国子监助教朱子奢前去传达圣意,劝他们讲和,三国都上表谢罪。
唐太宗贞观元年(丁亥,公元627年)
春季,正月,乙酉(初一),改年号。
丁亥(初三),太宗大宴群臣,席间演奏《秦王破陈乐》。太宗说:“朕从前曾受命专行率兵征伐,民间于是流传着这个曲子。虽然不具备文德之乐的温文而雅,但功业却由此而成就,所以始终不敢忘本。”封德彝说:“陛下以神武之才平定天下,岂是文德所堪比拟。”太宗说:“平乱建国凭借武力,治理国家保持已取得的成就却仰赖文才,文武的妙用,各随时势的变化而有不同。你说文不如武,此言差矣!”封德彝磕头道歉。
己亥(十五日),唐朝廷下制文:“从今以后,中书省、门下省以及三品以上官员入朝堂议事,都应让谏官随行,有失误立即进谏。”
太宗让吏部尚书长孙无忌等人与学士、法官重新议定律令,宽减绞刑五十条,改为断右趾,太宗仍嫌其苛刻,说道:“肉刑废除已经很长时间,应当用其他刑罚代替。”蜀王府法曹参军裴弘献请求改断趾为加服劳役的流放,流放到三千里外,刑期三年。太宗下诏依此办理。
太宗认为兵部郎中戴胄忠诚清正耿直,提升他为大理寺少卿。当时许多候选官员都假冒资历和门荫,太宗令他们自首,否则即处死。没过几天,有假冒被发觉的,太宗要杀掉他。戴胄上奏道:“根据法律应当流放。”太宗大怒道:“你想遵守法律而让我失信于天下吗?”戴胄回答道:“敕令出于君主一时的喜怒,法律则是国家用来向天下人昭示最大信用的。陛下气愤于候选官员的假冒,所以想要杀他们,但是现在已知道这样做不合适,再按照法律来裁断,这就是忍住一时的小愤而保全大的信用啊!”太宗说:“你如此执法,朕还有何忧虑!”戴胄前后多次冒犯皇上而执行法律,奏答时滔滔不绝,太宗都听从他的意见,国内没有冤案。
太宗令封德彝荐举贤才,很长时间没有选荐一个人。太宗质问其原因,答道:“不是我不尽心竭力,而是现在没有奇才!”太宗说:“君子用人如用器物,各取其长处。古时候使国家达到大治的君主,难道是从别的时代去借人才的吗?正应当怪自己不能识别人才,怎么能诬蔑整个时代的人呢?”封德彝羞惭地退下。
御史大夫杜淹上奏道:“各部门的公文案卷恐有稽延错漏,请求让御史到各部门检查核对。”太宗征求封德彝的意见,封德彝回答说:“设官定职,各有分工,如果真有错失,御史自当纠察举报。假如让御史到各部门巡视,吹毛求疵,实在是太繁琐。”杜淹默不作声。太宗问杜淹:“你为什么不加争辩呢?”杜淹回答说:“国家的事务,应当务求公正,从善而行。封德彝讲的话深得大体,我心悦诚服,不敢有所非议。”太宗高兴地说:“你们如果都能做到这样,朕还有什么忧虑呢?”
右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接受别人送的绢帛,事情暴露,太宗说:“长孙顺德如果能有益于国家,朕与他共享府库的资财,他何至于如此贪婪呢!”太宗仍爱惜他有功于大唐,不予惩罚,反而在宫殿上赐给他数十匹绢帛。大理寺少卿胡演说:“长孙顺德贪脏枉法,犯下的罪不可饶恕,为什么又要赐他绢帛呢?”太宗说:“如果他有人性的话,得到朕赐给绢帛的羞辱,远甚于受到刑罚;如果不知道羞耻,不过是禽兽而已,杀他又有何用呢?”
辛丑(十七日),天节将军、燕郡王李艺占据泾洲反叛朝廷。
李艺当初进入朝廷时,居功自傲,秦王李世民身边的人到他的营地,李艺无缘无故地殴打他。高祖皇帝大怒,将李艺关进牢里,不久又释放他。太宗即位后,李艺内心不安。曹州邪恶的巫师李五戒对李艺说:“郡王您已然面呈贵相!”劝他反叛。李艺于是假称奉皇帝密诏,带兵前来朝廷。李艺带领兵马到豳州城下,豳州治中赵慈皓出城迎接,李艺入城占据了豳州。太宗命吏部尚书长孙无忌等人为行军总管,率兵讨伐。赵慈皓听说官兵即将到来,便秘密与统军杨岌商议谋取李艺,事情败露,李艺囚禁了赵慈皓。杨笈在城外觉察到变化,便率兵攻城,李艺手下兵将溃逃,李艺抛下妻子儿女,准备投奔突厥,到了乌氏城,身边的人将他杀掉,送首级回长安。李艺弟李寿,官做利州都督,也受牵连被处斩。
起初,隋朝末年天下大乱,英雄豪杰蜂拥而起,据地拥兵,各自称雄一方。唐兴起后相继归附,高祖为他们分置州县,施以荣禄,由此州县的数目,大大超过隋朝开皇、大业年间。太宗认为官多民少,想革除弊端。二月,下令州县大加合并,依山川地势条件,将全国分为十道:“一关内,二河南,三河东,四河北,五山南,六陇右,七淮南,八江南,九剑南,十岭南。
三月,癸巳(初十),皇后带领着后宫妃嫔及宫外有爵号的妇女举行躬亲蚕事的典礼。
闰三月,癸丑朔(初一),出现日食。
壬申(二十日),太宗对太子少师萧说:“朕年轻时喜好弓箭,曾得到十几张好弓,自认为没有能超过它们的,最近拿给做弓箭的弓匠看,他说:‘都不是好材料。"朕问他原因,弓匠说:‘弓子木料的中心部分不直,所以脉纹也都是斜的,弓力虽强劲但箭发出去不走直线。"朕这才醒悟到以前对弓箭的性能分辨不清。朕以弓箭平定天下,而对弓箭的性能还没有能完全认识清楚,何况对于天下的事务,又怎么能遍知其理呢!”于是下令在京五品以上官员,轮流在中书内省值夜班,太宗多次接见他们,询问民间百姓疾苦和政治得失。
凉州都督、长乐王李幼良,性情暴躁,身边一百多人,都是无赖之徒,侵扰残虐百姓,又和羌、胡等族人开展互市贸易。有人上告太宗说李幼良存有二心,太宗特派中书令宇文士及急速前往,暂代理职权,并按察其事。李幼良身边的人恐惧,密谋劫持李幼良到北方胡虏之地,又想要杀掉宇文士及,占据河西地区。不久又有人将其密谋上告朝廷,夏季,四月,癸巳(十二日),太宗赐李幼良自杀。
五月,苑君璋率领手下兵马投降。起初,苑君璋勾引突厥兵攻陷马邑,杀掉了高满政,退兵据守恒安。他的士兵都是中原人,大多脱离他投奔唐朝。君璋十分害怕,便也主动投诚,请求让他防守北部边疆以赎罪,高祖允诺。君璋请求订契约,高祖派雁门人元普送给他金券。颉利可汗又派人来招降,君璋犹豫不决,恒安人郭子威劝他说:“恒安地势险要城墙坚固,突厥正强盛,正应该依靠它再观察形势的变化,不宜束手受制于人。”苑君璋于是拘捕元普送到突厥,又一次与突厥联合,并数次入侵唐帝国。到了五月,看到颉利可汗政事混乱,知道突厥不足以依靠,于是率兵马投降。太宗封苑君璋为隰州都督、芮国公。
有人上书请求除去奸佞之人,太宗问:“谁是奸佞之人?”回答道:“臣我身居草野,不能确知谁是奸佞之人,希望陛下对群臣明言,或者假装恼怒加以试探,那些坚持己见、不屈服于压力的,便是耿直的忠臣;畏惧皇威顺从旨意的,便是奸佞之人。”太宗说:“君主,是水的源头;群臣,是水的支流。混浊了源头而去希冀支流的清澈,是不可能的事。君主自己做假使诈,又如何能要求臣下耿直呢!朕正以至诚之心治理天下,看见前代帝王喜好用权谋小计来对待臣下,常常觉得可鄙。你的建议虽好,朕不采用。”
六月,辛巳(初一),右仆射密明公封德彝去世。
壬辰(十二日),又任命太子少师萧为尚书左仆射。
戊申(二十八日),太宗与大臣议论周朝、秦朝的政治得失,萧说:“殷纣王无道,周武王讨伐他。周朝及六国均无罪,秦始皇分别灭掉他们。取得天下的方式虽然相同,人心所向却不一样。”太宗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周朝取得天下,更加修行仁义;秦朝取得天下,一味崇尚欺诈、暴力,这就是长短得失的不同。所以说夺取天下也许可以凭借武力,治天下则不可以不顺应民心。”萧钦服不已。
山东大旱,诏令各地赈济抚恤,今年的租赋不必交纳。
秋季,七月,壬子(初二),任命吏部尚书长孙无忌为尚书右仆射。无忌与太宗早年为布衣之交,加上皇后兄长的外戚身份,又有辅佐太宗即位的大功,太宗视为心腹,对他的礼遇无人堪比,几次想重用他为宰相。文德皇后固执地请求:“我身为皇后,家族的尊贵荣耀已达到顶点,实在不愿意我的兄、弟再去执掌国政。汉代的吕、霍、上官三家外戚都是痛彻骨髓的前车之鉴,望陛下体恤明察!”太宗不听,最后还是予以重用。
起初,突厥族风俗淳厚,政令简质疏略。颉利可汗得到汉人赵德言,加以重用,德言恃势专权,大量地改变旧有风俗习惯,政令也变得繁琐苛刻,百姓们大为不满。颉利又信任各胡族人,而疏远突厥本族人,这些胡族人贪得无厌,反复无常,干戈连年不息。又赶上大雪天,雪深达数尺,牲畜多冻死,加以连年饥荒,百姓都饥寒交迫。颉利费用不足,便向各部落征收重税,由此上下离心,怨声载道,各部落多反叛,兵力渐弱。唐朝大臣们议事时多请求乘机出兵,太宗问萧和长孙无忌:“颉利君臣昏庸残暴,必然面临危亡。现在出兵讨伐,则刚刚与突厥订立盟约,师出无名;不出兵,恐怕又要失去机会,怎么办呢?”萧请求出兵。长孙无忌说:“突厥并没有侵我边塞,却要背信弃义、劳民伤财,这不是正义之师的所为。”太宗于是没有出兵。
太宗向公卿大臣询问使国运长久的办法,萧说:“夏、商、周分封诸侯而统治时间长久,秦国不分封诸侯而迅速灭亡。”太宗认为有道理,于是有分封诸侯王的动议。
黄门侍郎王有密奏要上报,交给侍中高士廉转呈,士廉搁置起来没有转达。太宗得知后,八月,戊戌(十九日)这一天,调走高士廉,任命为安州大都督。
九月,庚戌朔(初一),出现日食。
辛酉(十二日),中书令宇文士及降职为殿中监,御史大夫杜淹参预朝政。宰相以外官员参预朝政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杜淹推荐刑部员外郎邸怀道,太宗问他有何才能,杜淹答道:“隋炀帝将要驾临江都,召集百官询问去留之计,怀道当时官居吏部主事,只有他一人坚持认为不可去江都。这是我亲眼所见。”太宗说:“你称赞邸怀道做得对,你自己为什么不正言劝谏?”杜淹答道:“我当时地位卑微,不任要职,又知道劝谏也不会听从,徒然一死毫无益处。”太宗说:“你知道炀帝不可进谏,为什么要在朝为官,即然在朝为官,又怎么能不进谏?你供职于隋朝,姑且可以说位卑言轻,后来供职于王世充,地位尊显,为什么也不进谏?”杜淹答道:“我对王世充不是不进谏,只是他听不进去。”太宗说:“王世充如果贤明又能讷谏,便不应亡国;假若残暴而又拒谏,你怎么能够免于灾祸呢?”杜淹答不上来。太宗说:“现在你的地位称得上尊贵了,可以进谏吗?”杜淹回答:“甘愿冒死强谏。”太宗笑了。
辛未(二十二日),幽州都督王君廓密谋叛乱,中途被杀。
王君廓在幽州时,骄横自恣,无法无天,后被征召入朝。幽州长史李玄道是房玄龄的外甥,托王君廓捎信给房玄龄。君廓私下拆信,不认识草书字体,怀疑他告发自己的罪过,走到渭南,杀死驿站吏卒逃跑,将要奔往突厥,途中被野人杀死。
岭南部落首领冯盎、谈殿等人互相争斗,很久没有入朝。各地方州府前后十几次奏称冯盎谋反,太宗命令将军蔺等人征发江、岭数十州兵马大举讨伐。魏徵劝谏说:“中原刚刚平定,岭南路途遥远、地势险恶,有瘴气瘟疫,不可以驻扎大部队。而且冯盎反叛的情状还没有形成,不宜兴师动众。”太宗说:“上告冯盎谋反者络绎不绝,怎么能说反叛的情状还没有形成呢?”魏徵答道:“冯盎如果反叛,必然分兵几路占据险要之地,攻掠邻近州县。现在告发他谋反已有几年了,而冯氏兵马还没出境,这明显没有反叛的迹象。各州府既然怀疑冯氏谋反,陛下又不派使臣前去安抚,冯氏怕死,所以不敢来朝廷。如果陛下派使臣向他示以诚意,冯氏欣喜能免于祸患,这样可以不必劳动军队而使他顺从。”太宗于是下令收兵。冬季,十月,乙酉(初六),派员外散骑侍郎李公掩持旌节往岭南慰问冯盎,冯盎则让他的儿子冯智戴随着使臣返回朝廷。太宗说:“魏徵让我派遣一个使者,岭南就得以安定,胜过十万大军的作用,不能不加赏。”赐给魏徵绢帛五百匹。
十二月,壬午(初四),尚书左仆射萧因事犯罪被免职。
戊申(三十日),利州都督李孝常等图谋反叛,被处死。
李孝常因上朝办公务,留在京城,与右武卫将军刘德裕及其外甥统军元弘善、监门将军长孙安业相互议论受命于天的征兆,密谋借助皇宫警卫部队叛乱。长孙安业是长孙皇后的同父异母哥哥,嗜酒如命,不务正业。其父长孙晟死后,弟弟长孙无忌与长孙皇后均年幼,安业把二人赶回他们的舅舅高士廉家。等到太宗即位,皇后不念旧怨、不记前嫌,对安业的礼遇仍十分优厚。等到谋反的事被查觉,皇后哭着向太宗请求说:“安业所犯罪行,实在是罪该万死。但他以前对我不好,国人都知道,现在处他以极刑,大家必然认为是我存心报复,这恐怕也会使圣朝受牵累。”安业由此得以免死,流配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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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高祖到城南打猎,太子李建成、秦王李世民、齐王李元吉都跟随在旁,高祖下令三人比赛骑射以决胜负。李建成有匹胡马,肥壮但喜欢将人甩下来,李建成将这匹马交给李世民说:"这马很神骏,能跃过数丈宽的水沟。二弟善骑,试着骑骑看"。李世民骑马逐鹿,马颠覆人,李世民一跃而起,跃出几步远站稳,等马安静下来,再骑上去,这样好几次,李世民回头对宇文士及说:"他们想用这种方法来杀我,可是死生有命,又怎么能伤害到我呢"?李建成听说了,就让妃嫔对高祖说他的坏话:"秦王自己说,我有天命,将来要成为天下之主,怎么会就这样白白死去"?高祖大怒,先召见李建成、李元吉,然后召李世民进见,责备他说:"天子自有天命,不是靠智慧和勇武就可以求来的;你也未免太着急了吧"!
李世民摘去帽子磕头谢罪,自请将此事交付法司调查。高祖仍然怒气不止,正在此时有司上奏突厥入侵,高祖这才换了脸色,安慰勉励李世民,让他重新戴好帽子,和他商量突厥的事。闰月己未,下诏让李世民、李元吉带兵出豳州抵御突厥,高祖在兰池为他们饯行。每每有战事,高祖就让李世民出征,事平之后,对李世民的猜忌就更加厉害。
原文:
上校猎城南,太子、秦、齐王皆从,上命三子驰射角胜[1]。建成有胡马,肥壮而喜蹶[2],以授世民曰:"此马甚骏,能超数丈涧[3]。弟善骑,试乘之"。
世民乘以逐鹿,马蹶,世民跃立于数步之外,马起,复乘之,如是者三,顾谓宇文士及曰:"彼欲以此见杀,死生有命,庸何伤乎"?建成闻之,因令妃嫔谮之于上曰[4]:"秦王自言,我有天命,方为天下主,岂有浪死[5]"!上大怒,先召建成、元吉,然后召世民入,责之曰:"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汝求之一何急邪"!
世民免冠顿首,请下法司案验。上怒不解,会有司奏突厥入寇,上乃改容,劳勉世民,命之冠带,与谋突厥。闰月,己未,诏世民、元吉将兵出豳州以御突厥,上饯之于兰池[6]。上每有寇盗,辄命世民讨之,事平之后,猜嫌益甚。
【注解】
[1]角胜:争胜负。
[2]蹶(jué):颠覆。
[3]超:越过。涧:山间流水的沟。
[4]谮(zèn):无中生有地说人坏话。
[5]浪死:徒然死去,白白送死。
[6]兰池:在今陕西咸阳东。扩展资料:
《资治通鉴》(常简作《通鉴》),由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完成。主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
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定名为《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300多万字,另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
《资治通鉴》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官修史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参考链接:百度百科-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