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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是反法西斯战争形势极为严峻的一年。轴心国的进攻咄咄逼人，各大反法西斯战场均承受着巨大压力，战争危机仍在不断加深。
刚刚建立的中美军事合作关系不仅面临全球战争形势吃紧和联盟体系内在缺陷所带来的种种问题，而且也深受中、美两国对既定政策和军事合作关系所持的不同立场和见解的影响，中美关系中潜在的各种问题暴露出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虽然成立了中国战区，但中国并未在美英联合参谋长会议派驻代表，美、英两国也没有具体讨论过中国大陆的战略指挥和部署问题，盟国也没有地面部队在中国作战。中国基本上仍是独立作战。中国和盟国进行军事合作的主要舞台是缅甸战场。
缅甸战役是中美（也包括中英）结盟后开展的首次军事行动，也是初生的中美同盟经受的第一场考验，贯穿其中的复杂关系及其结果是战时盟国在亚洲关系的一个缩影。
珍珠港事变后，日军挟珍珠港奇袭成功的余威，从印度洋到西南太平洋一线全面出击，英国的防线频频告急。
1942年1月中旬，日军主力从泰国向缅甸进攻，打响了第一次缅甸战役。
日军进攻缅甸旨在切断从仰光到昆明的运输线，从军事上夺取缅甸这样一个从东南亚到西南太平洋和中太平洋防线的西南战略要冲，从政治上迫使重庆政府屈服，并对印度形成强大的军事政治压力，使英国在远东的防线彻底崩溃。
日军一路所向披靡。3月8日，日军占领仰光，并继续北犯，企图夺取缅甸全境。
美国对缅甸防御的思考更多地出于对华政策的考虑。在罗斯福看来，保住缅甸是体现美国对华政策政治目标的一个重要方面。
罗斯福认为，殖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为了自身的安全，西方世界必须抛弃那种把亚洲人视为劣等民族的做法，而平等地对待中国是防止“东西方今后发生根本裂隙”的最好办法。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从军事角度考虑，认为要支持中国抗战，必须守住缅甸，保持援华通道畅通，但英国主要是为了维护殖民统治现状而战。
但是美国对缅甸作战既没有总的战略计划，也没有为缅甸派出地面部队，只有陈纳德率领的美国志愿航空队的100架p40老式战斗机和100多名志愿队员参加了战斗。
鉴于有关缅甸战役的各种决定都需要在英、中、美三方之间取得一致，还必须考虑澳大利亚的态度和反应，因此美国对缅甸战役的作用主要不是体现在前线杀敌，而是体现在负责军火供给和协调各种关系上。
预见到仰光可能失守，作为对策，美国军方提议启动两项重大工程，即开辟飞越喜马拉雅山的航线和修筑中印公路。
在1月30日日军攻占毛淡棉、仰光难保之时，罗斯福为了鼓舞中国士气，维持中国抗战的生命线，在内阁会议上提出了开辟一条空中运输线和一条陆上补给线的计划，并责令哈里曼与当时常驻美国的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具体商谈。
宋子文更倾向于开辟空中航线。这条航线是从印度东北阿萨姆邦地势最高的萨地亚到中国昆明，全程七百英里，他估计用100架DC-3型运输机每月可以将12000吨租借物资运到中国。租借物资可在加尔各答登陆，然后经铁路北运至阿萨姆邦。哈里曼表示赞成宋子文的建议，只是对该航线飞越号称“世界屋脊”的喜马拉雅山所产生的困难有点担心，但总统保证任何纯后勤问题都能迅速“解决”。
2月初，空军参谋长阿诺德向总统建议，鉴于缅甸的主要港口仰光危在旦夕，有必要新辟一条从印度进入中国的空运航线。罗斯福便不失时机地予以推动，并于2月9日向蒋介石保证，“我们正在加大经非洲和印度到达中国的飞机渡运航线，无论仰光是否失陷，经过印度到中国的航线都将保持畅通”。
国民政府对于开辟中印航线和修筑中印公路的要求最为迫切。
1942年2月9日到21日，蒋介石夫妇在英国驻华大使卡尔陪同下访问印度的目的之一，就是加强中、英两国在共同对日作战中的合作，并争取英印当局对于开辟中印陆空交通线的赞同和支持。
中国与英印当局于同年4月达成协议：
在中、美、英三国的共同努力下，1942年5月，从印度阿萨姆邦飞越喜马拉雅山到中国云南昆明的空中战略运输线——“驼峰”航空线正式开通，从而实施了世界航空史上迄今为止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战略空运行动。
开辟陆上通道中印公路的计划也很快启动。早在日军打进缅甸境内之前，中国就预见到下缅地区有可能丢失，故1942年1月1日中国便提出用租借物资修筑一条公路的请求。
该公路预计从印度阿萨姆邦的利多起，穿过缅甸北部的崇山峻岭、森林河流，同中国境内的滇缅公路城镇龙陵连接起来。它要经过一条车辆从未走过的路线，是一项比开辟空中航线更为艰难的工程。
尽管美国工程专家估计要两年半的时间才能建成该公路，但作战计划处把它列为“紧急军事需要”。 因此，在史迪威到达中国或缅甸之前，这条后来被称为史迪威公路的修建计划已经得到有关各方的赞同。但是这条道路能否开通最终要取决于缅甸战事的进展。
在日军大军压境之际，盟国在缅甸防卫问题上却陷入矛盾和纷争之中，首先是中国军队入缅作战的问题。
英国出于轻敌思想、低估中国军队战斗力，特别是防范中国对亚洲民族主义影响的心理，对中国出兵要求推三阻四。1942年1月19日当日军攻占缅泰边境的土瓦时，虽然迫于战争形势，韦维尔于19日和21日分别答应中国第六军第九十三师和第四十九师入缅增援，但是对于驻扎在中缅边境的中国第五军和第六军的其余部分仍不肯放行。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没有任何政治的或行政的难题足以阻止中国军队参加缅甸防御，罗斯福亲自出面干预，他直接和丘吉尔进行磋商。 当时英国防线处处告急，丘吉尔对罗斯福的干预立即作出反应，敦促韦维尔允准中国主力入缅参战，韦维尔勉强同意，中国遂于2月3日下令第六军的其余三个师和第五军入缅。
如何协调盟军，特别是英、中在缅甸盟军指挥权问题上的矛盾，也是这时美国面临的棘手问题。
美方考虑到中国唯一的国际通道穿越缅甸，曾建议将缅甸置于中国战区范围之内，马歇尔所拟方案中缅甸西北部是在中国战区范围之内的，但是韦维尔希望把缅甸防务掌握在自己手中，提出从印度防区的角度能更好地处理缅甸问题。
最后经过折中，将缅甸划在了韦维尔的美英荷澳战区，而不是他的印度防区，旨在强调与中国的战略合作关系。
但是日军的神速推进使阿卡迪亚会议建立的英美联合指挥系统受到挑战，韦维尔的美英荷澳战区司令部于2月25日解散。
3月8日美英联合参谋长会议决定进行战区调整，将战略责任一分为三：
根据这一调整，韦维尔现在是印度防区总司令，缅甸便根据美英联合参谋长会议授权划归韦维尔的印度防区。
史迪威的军队在印度或者缅甸的军事行动都在韦维尔的统帅之下，此后不久亚历山大接替韦维尔任缅甸指挥官。
这种责任划分在缅甸问题上埋下了麻烦的种子。
首先，上述安排包括蒋介石将在联合参谋长会议指导下实施地方性战术行动这一点并未征求蒋介石的意见，特别是让英国统帅指挥缅甸战事的安排，令蒋介石非常愤怒。
这不仅是对蒋介石作为中国战区参谋长、中国作为大国地位的漠视，而且也不合情理。当时中国在缅甸参战兵力远远超过英军的数量，结果形成中国出兵，归英国统帅的局面。蒋介石极力反对由英国人来指挥中国军队，主张由史迪威来指挥缅甸战事。
3月9日蒋介石致电外交部长宋子文，嘱其转达罗斯福总统，鉴于英军在缅甸只有两个师，而中国有超过英军四倍以上的兵力，强烈要求由史迪威来指挥在缅甸的盟军，希望罗斯福就此事直接与英国政府协商，后又提议将缅北划入中国战区。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史迪威与新任缅甸指挥官亚历山大的权限划分问题。
史迪威使华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指挥缅甸作战，但是英国人却不乐意看到史迪威出现在缅甸，亚历山大希望能指挥中国军队，而且在他看来，史迪威既没有参谋部，也不熟悉当地的情况。
丘吉尔补充说，英国人为中国军队准备了供给设施，并建立了师级层次的联络系统。亚历山大向总统提出建议，史迪威必须在亚历山大的指挥之下。
对于中、英在缅甸指挥权问题的争论，美国的立场是坚持美英联合参谋长会议的决定，同时尽力协调中英矛盾。对于蒋介石强烈要求由史迪威指挥缅甸战事的请求，罗斯福以此事极端敏感，但是相信史迪威会妥善处理为由予以婉拒。
至于英方要求史迪威在其节制之下的请求，罗斯福和马歇尔也予以应允，并向丘吉尔承诺，史迪威将在指挥权问题上与亚历山大配合，直到蒋介石同意。
与此同时，史迪威也积极致力于解决中英缅战指挥权之争，尽力说服英国人在装备中国军队的问题上尽量让蒋介石满意以换取他的合作。
在史迪威的努力下，英军答应解决供给问题。至于指挥权问题，暂时以史迪威和亚历山大达成密切合作的协议加以解决。 3月27日亚历山大访问重庆会晤蒋介石，中国终于同意将指挥缅甸作战的最高指挥权暂时交给亚历山大。
理顺在华各种关系、有效指挥入缅中国军队作战也是此一时期美国实施对华政策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史迪威到中国后面临的局面与他的预想很不一样。 因为各种原因，美国驻华军事使团并没有一个能够正常运转的参谋机构供他接管，于是史迪威利用驻华军事使团的成员，加上自己带来的一干人马组成了一个司令部，于3月4日在重庆成立。
史迪威和蒋介石的第一次会晤于6日在重庆举行。
史迪威最急于了解的是蒋介石准备授予他的对中国军队的指挥权限及蒋介石的战略计划。
虽然史迪威很快就如愿以偿地得到了中国战区参谋长和指挥入缅军队（第五军和第六军）的任命，蒋介石还对史迪威说，他已令其将士只听史迪威的指挥。
但是根据有的美国学者的说法，蒋介石关于中国军队的指挥权几经变动，一开始“给了史迪威，又收回来，然后又给了他”。
关于缅甸防卫问题，蒋介石和史迪威的分歧更大。
在史迪威看来，缅甸作战不仅是为实现保住缅甸，保住中国对外通道畅通这一重要军事目标，而且是为保住中国抗战的信心。
史迪威的计划是，如果仰光失守（在他制订计划的那一天，即3月7日，日军进攻了仰光)，他打算利用中国军队和英军一道发动强大反攻，夺回仰光。如果反攻不成，盟军就退守曼德勒以东的高地，对向北进犯的日军侧翼构成威胁，并控制上缅地区。
10日，在史迪威与蒋介石的谈话中，史迪威说，缅甸对于中国的重要性要超过对于英国的重要性，因为英国守缅甸只为防守印度，但中国如失缅甸，就断绝了与外部世界的交通线。
蒋介石则认为，中国第五军、第六军“入缅之目的，原在固守仰光，现在仰光失守，我军入缅之目的已不存在”。
他担心敌军可能乘中国入缅之机，由越南袭击云南，“苟此举得手，滇省告急，大局将不堪设想，故调回入缅部队以固滇省及长江流域之防务，实为应有之考虑”。
如果说有留驻缅甸之必要，则是收复仰光，而这又非中国军队力所能及。而且蒋介石一再强调，第五军、第六军是中国的精锐部队，只能胜不能败。
可见，史迪威是一心想守住缅甸，保住一个中国与外部世界的通道；而蒋介石在仰光失守之后已经无心再战，希望保住精锐部队，回防本土。
由于盟国在保卫缅甸问题上纷争不断，在缅北保卫战中，盟军在指挥和战术配合方面举步维艰。 3月11日，史迪威入缅指挥作战。其间史迪威与蒋介石争议不断，中国军队和英国军队互相指责。
在这种情况下，1942年3月开始的缅甸保卫战几乎是灾难性的。组织散漫、充满失败主义情绪的英国部队以及指挥失灵的中国军队，根本不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并抱有明确目标的日军的对手。
这是缅甸战役中最激烈的一场战斗，显示了史迪威一贯认为的中国军队只要有坚强刚毅的领导就能有不俗表现的良好素质。
中国军队虽然损失了不少 汽车 、迫击炮、野战炮和高射炮，伤亡人数达20%，但是他们的英勇作战不仅拯救了缅军第一师，而且也拯救了其东面的印度十七师。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亮点是由陈纳德率领的美国志愿航空队的出色表现。根据4月份的统计数据，美国志愿航空队与敌机鏖战于缅甸上空，击毁日机33架，另外可能还有10架日机也被击毁，美国志愿航空队仅损失飞机1架，9架遭到炮火袭击，1名飞行员受伤。
但所有这些并不能挽回整个战场的颓势。
4月29日，东路日军攻占腊戍，切断滇缅公路，并于5月8日攻陷该地，同时西路日军攻入缅印北部边境。
中国军队冒着滂沱大雨，穿越深山密林，突破日军堵截，历尽千辛万苦，一部分退回云南省，一部分由史迪威率领撤往印度。
缅甸战役的失败对1942年的中美关系影响至大，它不仅使史蒋之间相互积怨，使蒋介石对缅甸反攻、对史迪威的指挥和与英国人的合作充满抵触情绪，更重要的是它突显了“保持中国于战争之中”的紧迫性与高难度，中美在如何扭转危局问题上的争论不断发酵、升级，终于酿成中美关系中的第一次危机。
缅甸失守后，中国不仅同外部联络的陆海路交通被切断，而且面临日军大举进攻中国西南的军事威胁。在陪都重庆，素来支撑国民党坚持抵抗的信念似乎发生了动摇。
宋美龄在5月23日写信给租借物资管理局局长居里说，中国的士气“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低过”，委员长也“第一次”感到悲观。
5月27日蒋介石在给罗斯福的信中指出，缅甸路失陷后，日本紧接着扩大对中国至关重要的南部、中部和西北部防御区的进攻，形势危急，而联合国家在太平洋上和亚洲大陆不断遭受挫折的现实，以及缺乏反攻决心的局面令人沮丧，中国抗战已经进入了他从未经历过的决定性阶段。
马格鲁德甚至认为，日军可能在云南发动进攻，并占领昆明，从而引起重庆政府的全面动摇，因此建议考虑作好撤离驻华美国军事人员的准备。
对于中国的现状，5月8日，高斯大使给国务卿赫尔连发两封电报，分析了缅甸失守和目前不利的军事形势在中国引起的反响。
高斯认为美国应冷静应对。
在他看来，日军不会马上对昆明发动重大攻势；蒋介石会继续抵抗；没有人能搞垮蒋介石，来同日本人媾和；蒋介石仍是盟国最终打败日本人的依托力量。
因此，美国必须在华稳住阵脚，“只要重庆政府继续存在并继续执行抗日政策，就不能作出任何引起中国人缺乏信心的举措”。赫尔和马歇尔同意高斯的判断。
5月9日，马歇尔向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发布指示，命令所有驻华美国军官务必“继续对中国的前途持沉着和乐观态度”，无论是在制订计划时还是在谈话时，都不得让人觉得美国认为“局势已毫无希望”，人员的行踪也必须严加限制，避免可能被人误认为美国人要撤退。
由此可见，缅甸失守后，维持中国继续抗战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中心问题。
美国在先欧后亚战略之下所能设想的亚洲战略就是支持中国继续同日本作战，以便最大限度地牵制日军，并为最后反攻提供空袭日军海上航线和轰炸日本本土的基地。
而由于缅甸失守，能够把人员、武器、供给物资运入中国的一切可用的陆海通道均被截断，中国能够从外部获得任何援助的唯一途径就是“驼峰”空运。这条飞越世界屋脊的航线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运输线。
空运在7000多公尺的高空进行，气候条件恶劣（热带的雨季和世界屋脊的冰雪)，飞机还可能遭到日军的攻击，加之可以提供的运输机有限，开始时每月空运物资不过几十吨，对于如此广大的中国战场真是杯水车薪。
罗斯福极为担心中国退出战争，一直坚持给蒋介石打气。
5月5日他要求空军参谋长阿诺德将军“研究”将物资空运到中国的“一切可能途径”，因为“不管多么困难，我们都必须使航线保持畅通”。
针对中国战场与外部世界相隔绝这种困难局面，美国陆军部作战司于5月26日向马歇尔提交了一份题为《保持中国于战争之中》的重要文件。
作战司分析了中国战场的形势，认为空运并不能给中国提供足够的供给，“重新开始经仰光向中国运送军火是极端重要的”，“如不采取措施重新打开通往中国的陆上通道，美国援助中国的承诺就没有意义”，“保持中国参战”的政策便难以实现。
马歇尔建议由史迪威来负责缅甸反攻行动，这得到总统的认可。
史迪威首先考虑的是由美国直接派地面部队来解中国之围。
他在5月25日发给陆军部的电报中重提当初的要求，希望派遣一到两个美国师用于对南中国海的盟国军事行动。如果美国的战斗部队被派到印度，他打算把这些美国部队补充到那些得到重新训练和装备的参加过缅甸作战的中国军队中，借助这支军队夺回缅甸，将日本人从泰国驱逐出去，然后从中国攻入河内——海南——广东的三角地带。
但在先欧后亚战略下，马歇尔一心想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根本无意把任何兵力抽调到亚洲战场，所以马歇尔只答应第十航空队重新划归史迪威指挥。
训练、装备、改革中国军队是史迪威用于解除中国困境的根本出路。在史迪威看来，中国现有的政治和军事组织事实上已经无可救药，只有依靠一批在“新军”中重新加以整训、装备和指挥的中国士兵，才能取得军事上的胜利。
史迪威计划组建两支新军。一支在印度建立，由他率领从缅甸撤退下来的中国军队余部组成，并招募新兵加以补充。 另一支规模较大的30个师的兵团将在中国云南省西部调集。这两个兵团将在美国人的指导下由中国军官自己指挥，它们在重新训练和装备后将出师缅甸，在英军协助下重新开辟通往中国的陆上通道。
根据上述设想，史迪威于5月26日提出了一个改造中国军队的方案，其要点为：
这一计划如果得以实行，势必完全打乱国民党军队长期形成的派系，不但会遭到这些派系的拼死抵抗，而且可能从根本上触动蒋介石的政权基础。蒋介石对此反应冷淡是可想而知的。
宋美龄在浏览了史迪威的报告后所作出的评价是这并没有超出以前德国顾问所提出的建议，并在20天后的一次会晤时说道，史迪威建议的激进的改革方案是行不通的，“如果头被砍了，其它什么都没有了”。
随后从5月26日到8月1日，史迪威也提过不少类似计划，多达13个备忘录，其中10个没有得到任何回复。但是为了安抚美方，蒋介石同意在印度训练一支小规模的中国武装部队。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