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心消业 -
不难理解，中国文化中没有宗教意识，缺乏原罪意识，当然中国文学没有盗火者牺牲精神和原罪的忏悔意识。但另一方面，我们对鲁迅思想中那种以自审意识和忏悔意识为基础的丰富的精神痛苦是否过于隔膜？鲁迅具有中国人中少有的罪感和忏悔意识。鲁迅的批判是从国民性层面上升到了人性层面，从伦理层面上升到了宗教层面，从耻感上升到了罪感的层面，超越了传统的道德反思而切入到了人的灵魂深层。可是,可惜这样的忏悔也是不多的.尽管如此，在一个缺乏宗教传统的大多数人的灵魂都很麻木的国度，这已经是相当令人吃惊的！那么在缺乏神性之维的情况下，这种罪感来自哪里？这跟鲁迅的人道主义意识及对精神和灵魂的重视有关，跟他自身心灵的敏感和丰富有关，跟他内心的天赋良知有关，也跟他抉心自食对自我深层人性和阴暗面的探索和挖掘有关。鲁迅通过对自我的罪的反思来警醒读者的心灵，使他们因受到触动产生罪感而反思自身人性恶，并进而产生忏悔和赎罪意识。他这种对于自我内心的返观、审视和灵魂的忏悔，日本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竹内好称之为“回心”，这是从个体意义上讲，从群体意义上来说，是对国族历史和文化伦理的反思。 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建立在严峻的自审意识和痛苦的自我剖析的基础之上的，离开了严厉的自我忏悔和痛苦的自我剖析，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将是无法设想。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将是无法设想。鲁迅何以成为鲁迅？正是通过不间断的、痛苦的自审和忏悔，鲁迅才能通过文学创作建立起如此强大，如此深邃的精神主体。当前，我们不缺乏“批判”，恰恰缺乏的就是鲁迅那种深刻的自审意识和忏悔意识。今天只所以要学习鲁迅，就是像鲁迅那样对民族性格的改造和民族历史的现代化进程进行认真的自我反省和历史忏悔，通过自审和忏悔开出中国新文化和未来中国文学的创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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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以来，虽然中国稍有间断 ，我们却向西方学习，可是也看到西方的东西一引进来就变了质，非旦学不到西方的好东西，反而把中国的好东西也丢掉了，但究竟是什么妨碍西方那些好东西得以动作的条件和机制呢？遗憾的是，在当前中国，基本转型的是经济结构和生活方式的某些部分，而不是精神文化。很多知识分子所固守的观念，落后于广大民众；有一些知识分子的观念比较先进，但他们太看重自己的“精英”身份，与广大民众有很大的隔阂，广大民众并不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结果，也就丧失了自己的责任。我们缺少西方人文精神方面的长久启蒙，而传统的东方美德又无法在高节奏、高消费的社会生活中立足，因此在精神文化上处于一种既缺少“外援”、又缺少“遗产”的枯窘状态。这种文化生态，正在进一步酿成恶的循环。为此，我们比过去更需要呼唤宗教精神。代中国文化人的毛病也包含着缺乏自己的灵魂缺陷和摆脱这些缺陷的切身体验。对“人”的主体性的关注，正是鲁迅和邓晓芒的相通之处。这恰好证明了沉旧的精神结构需要一次更彻底的改变，证明了我们在思想上、灵魂上根本转型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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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不反对学习西方，科技兴国，但更看重“立人”，即在科技发展的同时更注重民族精神的重建。鲁迅看得很远，意识到世界科技的发展是大趋势，必然极大地改变世界，包括改变中国。但这个改变可能是正负两方面的。一方面，科技进步当然可以给世界带来好处，鲁迅说那是照耀世界的神圣之光，科技带来的物质文明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翼。但另一方面鲁迅又说，不能过高地评价科学对国民精神改造的价值，不是科技发达了，生活质量就高了，人的素质就高了。他甚至怀疑科学、物质文明无节制的极大发展，可能会构成对人生的一种“威胁”，他提醒，如果片面追求科学和物质文化，可能带来负面的影响和潜在的危害。 鲁迅认为，在个人素质低下的情况下，立宪国会的方案不可能不变味，其流弊较专制统治之下更甚。因此，忽视人的素质而专注于外部功效，羡慕西方的科技手段、典章制度而味于其人性根源，这无异于舍本求未。鲁迅抨击洋务派和改良派所提倡的“物质”与“众数”的主张，重视“精神”与“个体”。在鲁迅看来，“物质”与“众数”，是欧美列强用来炫耀酝天下者，但“根本在人”，学习西方要学根本。所以中国要在当世生存，“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酋个性而张精神”，而不能贪求表面的“现象之术”。 鲁迅早在《科学史教篇》和《摩罗诗力说》等著作中，批判中国文化压抑人的情感由自然属性向情感和意志升华，鲁迅所要唤起的正是中国人的独立创造精神，在鲁迅看来，正是独立创造精神才是西方社会发达的根本所在。鲁迅这些深刻而前卫的思想，体现在他的早期论文《科学史教篇》和《文化偏至论》等篇中。这些论文写作过去快一百年了，读来还那么新鲜，仿佛就是针砭时弊。鲁迅提醒，物质的发展，科学的发展会加速人的欲望，如果不加注意，就容易出现一种通病，人文精神、人性的关怀，可能会受到破坏。物欲膨胀所带来的人文衰落，是一种“通蔽”，是普遍的，是时代病或文明病。而且鲁迅意识到这种通病出来以后是难以控制的。比如环境生态问题、诚信问题、道德底线的突破问题，还有安全感问题，这些问题在多少年后的今天都出现了。鲁迅不幸而言中。 鲁迅当年提出和思考的一些问题仍然缠绕和警示着我们。我们应当珍惜鲁迅以及百年来中国变革中成就的思想遗产，断不能受浮躁风气的左右，轻易否定和抛弃这些珍贵的文化资源。当然，顺便提一下，单单是“文化决定论”，或是“制度决定论”都是不行的，而寻找“文化”与“制度”相契面或许才是我们时代的正解！本文《由“改造国民性”到反思“人性”——从鲁迅到邓晓芒》，着重是在沿着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路，谈邓晓芒的对这一思路的理论贡献，至于"立国"还是"立人"孰重孰轻孰先孰后的问题，不在本文探讨范围。
为了能在这个只生野草不长乔木的土地上“立人”， 凡是妨碍“个体”精神觉醒的外来束缚，都是鲁迅批判的锋芒所向。改造“国民性”，是鲁迅一生坚持的贯穿始终的思想。奴性则是鲁迅“改造民国性思想”的核心所在， 鲁迅反奴性的主要对象是中国知识分子，而中国知识分子奴性的由来主要表现在政治经济、异族奴役、精神礼教、社会心理、教育制度、思维方式六个方面，终其一生，鲁迅都在深挖奴性的根源。
深挖奴性的动力是来自于对自己所处文化氛围的不满和无奈，而这种不满和无奈是来自于现实生活中的受压抑和精神上的无出路。鲁迅直面精神苦难的坚强，深深地影响了邓晓芒，他说鲁迅的反思精神对他的影响太大了，是鲁迅让他无法忍受自欺，是鲁迅让他知道在中国文化之外，还有一个精彩的世界，可以用作反观我们的精神世界（所谓“国民性”）的参照。
“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酋个性而张精神”（《坟·文化偏至论》，即只有尊重和发扬人的个性，才能够使“国民”真正走向觉醒。可以说，“立人”贯穿鲁迅思想的一生。鲁迅正是这样一个把自己消磨在思想启蒙的漫长而无止境的工作之中的“精神界之战士”，终其一生强调“人”的整个精神领域的彻底解救。在鲁迅那里，“人的个体精神自由”是“作人”还是“为奴”的最后一条线。鲁迅对“精神胜利法”等国民劣根性批判，努力探讨论消除广泛存在于思想、制度、文化等领域的主从，奴役关系的途径，目的并不直指向经济和政治操作，而是指向个体人格的现代化，即“个人”的自觉、自主与自决，也就是说，鲁迅想要解决的，是一个古老民族的现代生存方式和精神基础问题。我们没有理由可以认为鲁迅反对政治层面的政策，而鲁迅反对的是，以这些具体项目改革，来排斥或取代启蒙主义的根本任务艰巨战略目标，即再造国民人格。作为一个自觉探讨人的问题的思想家，鲁迅全部文化活动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对人的主体性给予从始至终的关注。
鲁迅这一生都是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可是，当人们真的起来争的时候，启蒙主义者该怎么办？那么，怎么争呢？这个问题鲁迅没有思考完，在1936年鲁迅就死了。后来者回避讨论知识分子本身在现代中国的处境问题。这说明启蒙本身已没有深入人心，知识分子启蒙本来依据理性的力量，希望人能有理性的自觉，其实人不仅是有理性的动物，还受到非理性的支配， 当启蒙主义者揭开了压在心底人们理性之上的迷信的盖子，唤起的不仅仅是人的理性，同时还必将会把非理性的一面也唤起来了。人一旦被唤醒了，就会有任何事情发生。
鲁迅对国民性劣根的认识是清醒的，然而他却无力，深究这一思路向前开掘，却不断听到这样的说法，诸如“国民性”是个伪问题，这一问题太玄虚，不易把握。有人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政治改革的进程，当代中国人便会改变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但是事实却是，经济发展只是提供了一个基础，人的素质本身还得人自己去努力提高。这些说法，都是遇难而退的讨巧说法，不足为驳，此种现象只能说明，中国的知识分子素质太低，自我反思能力太低，纯粹知识分子的人数太少。中国现代文化主要任务是在确立自我，但鲁迅在从事文化启蒙的同时，也发现了一种悖论，枯朽的中国文化孕育的只是陈旧的根，对恶的批判陷入更大的恶里，如何唤醒呢？鲁迅在《野草》里袒露了这种矛盾和痛苦，进行严酷的自我拷问，从而逼迫自我作“绝望的抗战”，这是一种动力。也正因为如此，沉旧的精神结构需要一次更彻底的改变，证明了我们在思想上、灵魂上根本转型的必要性。从个人来说，当代人文精神的出路不再体现为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本着一片赤诚之心为社会提供一套标准的行为规范，而是体现为对自己的“本心”进行深入的反思和批判。
我觉得鲁迅的悲剧在于把希望放在知识人群体和农民群体身上，这两个群体注定让他失望。一直到80年代，知识启蒙者仍然停留在鲁迅的悲愤里。谢有顺在《失眠的内心》之中说的很好：
我们很容易对一个作家群体或知识分子群体抱以一个总体的期待，而一旦这个期待落空，就会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对这个群体的失望或厌恶。别尔嘉耶夫却说，“只有偶尔才出现向真正的自我认知的突进”，因此，我们不应该动不动对一个群体抱以期望。每个时代的精神挺进的过程，都不是通过群体的方式来完成的，而是由一些伟大的个人来完成。往往是这些“偶尔才出现”的伟大的个人，挽回了他们所处的时代业已失落的尊严。谢有顺指出，一方面是接受卓越的心灵细节的滋养，另一方面是不断地与自我的缺陷和局限作斗争，它构成了向自我认知挺进的过程。大质量的心灵有可能就诞生在这个过程之中。我觉得，当前知识分子的主要斗争方式应该不仅接受卓越的心灵细节的滋养，更应该不断地与自我的缺陷和局限作斗争，这就要不断反思自己的缺陷。对“人”的主体性的关注和反思，正是鲁迅和邓晓芒的相通之处。这恰好证明了沉旧的精神结构需要一次更彻底的改变，证明了我们在思想上、灵魂上根本转型的必要性。
鲁迅的“立人”，主要的是“立己 ”和“立心”。鲁迅注重“内省”，他在不断反思之中自我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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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先生认为，当下我们所面临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同一百年来刚刚接触西方文化时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但是从层次上更深入一些，不再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也不再只是请来“德先生”和“赛先生”，而主要是学习西方那些人文性的东西，如对人性的思考，对精神彼岸的追求等等，在邓晓芒先生敏锐的眼光看来，这些东西看起来一点也不实用，但却正是那些实用的典章制度得以运行的条件。
邓晓芒开始尝试着从鲁迅的资源这里引出一条路来让自己走得比鲁迅更远，他在《灵之舞》里力图把这一代人所经历、所感受、所思考的事情用一种哲学的方式表达出来，不用抽象的逻辑体系，从自己亲自体验的哲学处境出发，到日常生活世界去发掘国人的灵魂借以展示人的生存状态。书中选择真诚、虚伪、自欺、羞愧、孤独、自尊等作为谈论的主题，立足人的生存状态和内心体验，将人心的基本处境作为一个结构性的描述。邓晓芒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从不拿深奥的理论唬人，而只是想要提供一个当代国人对自己的内在灵魂进行“反思”的实例。而在《人之境》里，邓晓芒偏重中西文学形象的比较，从中国文学中的经典形象与西方类似形象的比较中发现国人人格的盲点。邓晓芒在《人之镜——中西文学形象的人格结构》书中指出，中国人以人心为 对象世界的镜子，被动而平静地反映外界，其缺点是没有自我意识，也就没有独立人格。中国人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为镜子，而没有自我意识，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中国人格的根基是“诚”，认为自己本心是纯洁的，拿着仁义道德的镜子“去照别人（诲人不倦）”，唯独不照自己，因为一照自己 就说明自己对自己没有信心，不够“诚”。中国人是从自我出发 去认识外部世界，西方则是从外部世界出发 去获得自我的认识。不反思自己 是不可能有自我意识的。《人之镜——中西文学形象的人格构》一书以西方的人格结构为参照系，以中西文学的不同为起点， 对中国传统人格结构进行了反思。对中国文学的分析我认为有三个比较精彩：《三国演义》中的关羽、屈原和鲁迅小说《伤逝》。传统中国和西方是如此不同，中国传统的“独立人格”，就是 自觉地 扼杀自己的个性，坚持自己的无人格。这就不难理解，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鲁迅和钱玄同等现代知识分子会如此激烈地批评中国文化，陈独秀不容反对者有辩驳的余地，鲁迅主张不读中国书，钱玄同甚至要废掉汉字。在《灵魂之旅》之中，邓晓芒对90年代中国文学进行解读，指出以王朔为代表的“痞子文学”和以张承志为代表的“道德理想主义”没有创造一种新人文精神的能力，脱离了既定的精神格局，堕落成为一种仅供人消遣的文化快餐。前者缺乏精神的原创性，是对现实中不负责任的游戏态度的鼓吹，后者陷入道德政治的狂热之中。
邓晓芒在《当代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一文中指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正面临着身份的困惑。他通过分析发现，传统中国知识分子根本的毛病在于对权力和政治的依赖性，即使在他们对权势者进行批判时，这种依赖性也以种种方式表现出来。而且，儒道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影响是一脉相承的。他沉痛地指出，五四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主要还是以各种方式从政、佐政、“报效国家”，对知识学问的一切探讨，对真理和美的一切追求，最终无不是为了这一政治目标、服从这一目标，当然也随时能够为了这一目标而被抛弃和牺牲。有了这一根本目的，中国知识分子很少有为真理、学术、艺术和美本身而献身的精神，却在根本上把这些都当作仅仅是手段，是“载道”的工具，他们只不过是各条“战线”上的士兵，这些“战线”全都听命于中央政权或代表“天道”的政治势力的政治号令。1949年以后，大批原先处于体制外和边缘的知识分子“有道则现”，进入了体制内，因而一开始就是带着儒家知识分子的心态参加到社会政治生活中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政治情结，一直要到1989年以后才开始有了实质性的动摇，知识分子才开始大批地“越名教而任自然”，集体地走向“人文精神失落”、“道德理想滑坡”的“渴望堕落”的“痞子精神”。二十世纪末的中国知识分子，道家人格已成气候，这个时期几乎所有造成了轰动效应的文学作品，如贾平凹的《废都》、莫言的《红高粱》、韩少功的《马桥词典》、王朔的“流氓”系列等等，都是对道家精神（也包括禅宗精神）的推波助澜。这些无疑都为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条件，扫除了最顽固的障碍，但本身决不是真正自由知识分子的积极心态，而是一种无可奈何但却“没事偷着乐”的白日梦心态（如鲁迅所说：“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带有逃避现实、取消意志和解构人格的自欺性，其必然归宿只能是放纵自然本能和肉欲享受。世纪之交的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崩溃体现在知识分子身份的彻底丧失，除少数例外，知识分子整体上已被还原为工匠，不是“养家糊口者”，就是“劳动致富者”，并为自己的“看破红尘”而沾沾自喜。生活一下子变得简单起来，也变得残酷起来，金钱成了衡量一个人的惟一标准。因而在今天，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已经寥寥可数，而且就连这少数坚守独立立场的知识分子，也面临着身份意识的困惑，即：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之所究竟在哪里？ 时至今日，我常为中国知识分子在个体人格上被中国传统文化毒害得如此懦弱无力而感到深深的羞耻，远过于鲁迅当年的“怒其不争，哀其不幸”。
对此，邓晓芒为知识分子描绘了一条坦途。他这样解释这条坦途：知识分子并不只是以自己的知识谋生的人，甚至也不只是以这些知识去为社会服务的人，而是对真善美这些人类精神生活目标的自由追求者，是人类自我意识和人生最高价值的体现者；而当他在创建和探求这些无限价值的同时，必然也是对有限的现实生活和社会存在的不懈的批判者。知识分子在追求自己的这些目标时根本上只是为了自己的兴趣和好奇心，即人作为人的自我超越的天性，而不是将其当作用来达到某种另外的现实目的的手段，更不是服从由外部给自己规定好了的天命，但我们相信，人类社会却正由于每个人的这种自由发展的努力而将从必然王国一步步迈向自由王国，接近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马克思）的社会理想。因此，为真理而真理，为学术而学术，为道德而道德，为正义而正义，为美而美，为艺术而艺术，总之，为自由而自由，这就是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的最后基点。当然，这也是人类生存和每个普通人发展的潜在方向，但知识分子在这方面是先知先觉者，他们最先意识到，每个人为自己争自由就是为人类争自由，当他们把这一目标当作个人目标来追求时，他们实际上也是为人类共同的前景开辟着道路。而当所有的人都能够达到像知识分子这样的生存境界时，知识分子的使命就完成了，“知识分子”这一角色也就从社会结构中消失了。因此，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也好，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也好，肩负着社会历史的“责任”也好，如果没有知识分子自身的人格建设作为前提，如果不是立足于知识分子自己安身立命的基点，而只是基于传统知识分子的榜样，或是仅仅作为国家、社会和劳动大众“养活”知识分子的代价来要求知识分子（要求知识分子“报答”），那都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变成对知识分子的一种无端的苛求，或是知识分子自身的一种虚伪的自我标榜。这等于要求一个意识到自己“也是人”的知识分子去勉为其难地做“圣人”。然而，一个明确了自己个人的兴趣所在并心甘情愿地为之献身的知识分子，在客观上倒的确会成为各方面的社会精英，而有能力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这就是如爱迪生、莱特兄弟、爱因斯坦、卓别林、甘地、罗素、萨特、索尔仁尼琴、比尔·盖茨等等一大批知识分子给我们作出的榜样。
邓晓芒认为，当代人文精神的出路正在于走出王朔等人所代表的文化幼稚病：自然崇拜、赤子崇拜和大众崇拜，而努力探求和建立一种成熟的独立的个体人格。只有对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所谓“圣人之德”）来一个自我否定，才能为新型道德（“小人之德”）开辟道路 ，才可能建立起现代社会的新人文精神。从个人来说，当代人文精神的出路不再体现为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本着一片赤诚之心为社会提供一套标准的行为规范，而是体现为对自己的“本心”进行深入的反思和批判。为此，邓晓芒提倡“新批判主义”，它是从现实出发，返回到自己的内心世界，对自我的心灵进行深层次的批判和反省。鲁迅虽然最早也做过这一工作，但还只是国民生的批判与改造，邓晓芒则是要从国民性问题入手而进入到人性批判。特别指出，国民性批判毕竟有这样一个局限，即以为通过这种批判可以改良国民性，重新成为好人，保持住纯洁无辜的“本心”。但是，鲁迅以后看到的却是进化论的无用。邓晓芒所谓的人性批判则不是要通过一代或几代人来改良国民性，而是要建立一种原罪意识，即意识到人性本质上的恶，忏悔和反省是每个人永远的责任。在对鲁迅早期作品《文化偏至论》（1908年）的分析中，邓晓芒指出了鲁迅早期思想的矛盾。认为，西方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本来是靠一种超越世俗的彼岸信念而结合成一种普遍的独立人格的，但在引入中国这样一个缺乏彼岸信念的文化中来时便解体了，个人主义被理解成中国传统“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狂士风度，失去了普遍性，人道主义则被理解成中国传统“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圣人主义，失去了独立个性。这使得鲁迅的这一矛盾无法调和，必然在内心极端痛苦中导致自己和“生命从速消磨”的悲剧。邓晓芒举例指出，庄子“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是一种极其幸福、极其温顺的阿Q哲学，即“精神胜利法”；西方的个人主义是永远的自我怀疑、自我审视和自我超越，以尼采为例，笔下的“疯子”充满着西方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极端痛苦的追求，这种罪感和这种带罪超越感是庄子绝对没有的。邓晓芒指出，鲁迅的内心痛苦并不是来自于自我否定和自我超越，而是来自于在强大的传统及世俗压力下不能或不敢将自己的真心敞露出来，即来自于无法做到自我肯定、自满自足。
当代的知识分子是要从事文化传播和文化批判的，这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来说的，是世俗关怀，也必须要做的，这也是鲁迅精神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四精神的实质是一种文化自我批判精神，它以鲁迅为其最高代表，是中国四千年文明从未有过的，此外，以鲁迅为主要代表的自我忏悔精神，这种精神其实是五四批判精神的内化和进一步深化，鲁迅的精神象征是游魂和毒蛇：“有一游魂，化为长蛇，不以齿人，自啮其身，终以殒颠”，“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的确，从来没有人像鲁迅那样对自己作如此阴郁的反思，那样使自己置之死地而后生。他潜入到自己的内心深处，虽然并没有解决什么“问题”，但却发现了自身的矛盾。这也是需要继承的。
当代的知识分子是要从事文化传播和文化批判的，这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来说的，是世俗关怀，也必须要做的，这也是鲁迅精神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四精神的实质是一种文化自我批判精神，它以鲁迅为其最高代表，是中国四千年文明从未有过的，此外，以鲁迅为主要代表的自我忏悔精神，这种精神其实是五四批判精神的内化和进一步深化，鲁迅的精神象征是游魂和毒蛇：“有一游魂，化为长蛇，不以齿人，自啮其身，终以殒颠”，“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的确，从来没有人像鲁迅那样对自己作如此阴郁的反思，那样使自己置之死地而后生。他潜入到自己的内心深处，虽然并没有解决什么“问题”，但却发现了自身的矛盾。这也是需要继承的。邓晓芒先生在《继承五四，超越五四——新批判主义宣言》中所说，当代知识分子把世俗关怀与终极关怀区分开来，把实用理性和价值理性区分开来，他主张，知识分子应该有、也必然会有世俗关怀，但这只能是第二位的；知识分子作为知识分子应当立足于终极关怀，从这个高度来充当世俗生活（包括自己的生存）的永不妥协的批判者。由此观之，“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是第二位的问题，“娜拉为什么出走、怎样出走”才是最重要的根本问题；前者只涉及到肉体上的生存，后者则有关个体人格的存在，决不能用第二位的问题掩盖、冲淡了第一位的问题。知识分子不是政治家，更不是政客、幕僚，他应当充当人类的大脑，而不是肢体，他应当保持对世俗生活的一定的超越维度。当然这不是主张脱离现实，躲进象牙之塔，相反，知识分子应当从现实出发去思考超越现实层面的问题，从现实中发现超前的意义和永恒的意义。知识分子不搞运动，不拉帮结派，不操纵人，不炒作自己；他应该理解他人，给人以灵魂的震动，因为他致力于理解自己，他探究着自己的人性。知识分子的言论即便没有现实可见的效力，也自有其价值，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只要它真正切入了人类自身精神上的现实处境。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所说的“立人”是指终极意义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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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是什么？摩罗说的好，随着时间的推进，棋琴书画打拱作揖叩头跪腿这些外部演示的传统正在不同程度的渐渐消失，可是对于人心的阴暗和权谋的肮脏的欣赏、崇拜和玩味却成了人们体现文化品位、维持文化认同的最后的堡垒和图腾。这其实是中国文化中最有吞噬力的精神黑洞，无数才华横溢的文人学士都不幸栽倒在这个黑洞里。这种精神空间十分狭窄。 精神色彩单一，被实用理性和乐感文化腐蚀了灵魂、被权术、暴力、奴役、仇恨扭曲了神经的生活，——这样的生存状况和精神状况依然持续地存在着，如果这样的情况不发生改变，很难说我们已是现代人了。是的，传统已融入到我们的一言一行之中了，融进了我们的思维方式之中了。早在1988年出版的《耻辱者手记》里面，摩罗表达了某种自审和忏悔的企图：“我活了这么多年才知道实际上一无所赖，也就是说，原来我是个无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非人……我的写作乃是
大鱼炖火锅 -
1.《药》中，夏瑜是为了寻求救国之路投入革命，目的正是为了解救广大被压迫被损害者，投入监狱之后，却被这些人认为是逆贼，他不被任何人同情，反而他的遭遇被人赏鉴，甚至死了之后，他的血还被卖给人吃。
2。《祝福》中，祥林嫂很可怜，嫁了两次，男人都死了，和她一样的被压迫被损害者却因此而取笑她。
等……
她们已经习惯了被压迫的状态，所以说这是他们奴性的表现。所以鲁迅说中国的历史就是暂时作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的交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