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名词解释

沈剑龙不是郑超麟。沈剑龙和郑超麟都是《恋爱与革命》小说里的人物，根据小说官网显示的人物介绍可知，沈剑龙不是郑超麟。

“托派”曾经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很有“敌意”的概念。受当时大背景的影响，“中国托派”也是在凄风苦雨中挣扎生存的。1952年12月22日大陆的“托派分子”一夜之间销声匿迹，直到1979年后随着郑超麟这一名字在媒体上的出现，“中国托派”才又一次引起人们的关注。1931年5月1日，在陈独秀的号召下4个托派组织在上海召开了统一大会，成立了统一后的托派中央，陈独秀为总书记。实际上，根据郑超麟的回忆，在是否接受托氏主义的时候，“抵抗最长久的”是陈独秀。扩展资料：“中国托派”分子走上托洛茨基主义的道路，可以分为这样几种：第一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坚定追随者。这些人绝大部分是从莫斯科被遣送回国的，以及看了托洛茨基的著作后受影响者。其中著名者如彭述之、王文元、尹宽、郑超麟等则至死不渝，终生信仰托洛茨基主义。第二种是投机者，如梁干乔、刘仁静等。梁干乔参与了“我们的话派”的创建工作，由于他是托派留学生中唯一受到托洛茨基接见的人，因此处处以“领袖”自居，由于托派统一后的中央没有给予他“领袖”的地位，就投靠到戴笠手下，做起了军统特务。第三种是受“老头子”陈独秀的影响，不满当时中共中央“左”倾错误的指导，懵懵懂懂地参加了托派组织。比如中共一些基层支部的负责人，不满于自己的处境，于是就带着投机心理参加了托派队伍。参考资料：百度百科----中国托派

王景弘的故里，王景弘与郑和同舟共济完成七下西洋的伟大壮举，在郑和逝后又奉命独自率领船队完成八下西洋，他成为我国航海史上与郑和齐名的杰出航海家、外交家。 陈性初原名庆善，字嘉祥。 1871年出生于漳平，1902年赴荷属东印度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受孙中山革命思想影响，创立华侨智育会作为宣传革命的活动阵地，辛亥革命胜利后，募款支援孙中山领导的新政权。 他身居海外，心系中华，发起组织会馆，创办《工商日报》，倡导兴学，开发民智，热心公益事业，毕生为华侨与当地劳苦大众服务。 抗日战争爆发后，怀着“请缨有志愿从戎，余心爱国贯始终”的 *** ，竭力为支援祖国抗战而操劳奔波，成为著名爱国侨领之一。 1939年夏，68岁的陈性初毅然回国行慰劳抗日将士事宜，终因积劳成疾，病逝于昆明。 陈开路（1912-7～2003-6-2），原名陈光照，漳平市西园乡前洋坪村人。 1929年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193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3年2月，转为 *** 党员。 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三纵队特务连勤务员、红十二军六八八团战士、红一军团一师三团机枪连班长、排长、红一军团二团连长。 曾进中央特科学校第五期学习。 参加过中央苏区第一至五次反围剿战争和长征。 在1933年8月的温坊战斗中，勇敢杀敌，在全团大会上受表扬。 在1935年9月的直罗镇战斗中，因作战有方，受军团首长表扬。 1936年3月，率领全连苦练军事技能，在全师政治军事竞赛中获得练兵优胜旗。 到达陕北后，入红军大学一期学习。 后任红一军团一师十三团团长。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红一军团独立团二营营长、挺进军十一支队六团参谋长、晋察冀五分区二十六团副团长、晋察冀四分区二十六团团长、晋察冀独立旅副旅长等职务。 参加了平型关、百团大战和平汉线等战役战斗。 在平型关战斗中，他头部负伤仍率领部队与日军搏斗。 1942年，在东寺战斗中，他右锁骨被弹片打断，伤势稍愈后又投入坪山、会舌战斗，取得胜利，缴获日军山炮一门、机枪3挺，受到华北军区嘉奖。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察冀独立旅副旅长、补充兵团一旅旅长、四野补训四师师长等职务，参加了巩固东北、进军关内、解放华北和平津战役以及解放汉口、广东等战役战斗。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空军十八师第一任师长、广东省公安总队司令员、广西容县军分区司令员和广西军区副司令员。 曾当选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二、五届人大代表， *** 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三、四届区委常委，为广西社会主义建设和繁荣发展，呕心沥血，作出了积极贡献。 1980年10月离休。 陈开路于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 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1960年6月晋升为大校军衔，1988年被授予二级红星功勋章。 2003年6月2日，在广州逝世，享年90岁。 易鸿杉（1976-3～1994-3-13），漳平市溪南镇下林村人。 1994年3月13日，为抢救意外落水的两位村民，英勇献身 近代的郑超麟是一位传奇人物。 他在早年赴法学习时与 *** 同志成为室友，之后与 *** 有关的许多记录都是通过他的回忆编写而成的。 他一生中写过很多文章、书籍，还翻译过苏联的共产主义著作，其中《共产主义ABC》对 *** 产生过很大影响。 此外，漳平还有“开一邑文教之先”的刘棠、著名理学家曾汝檀﹑陈祖康等知名历史人物﹑

郑超麟，于1901年出生在福建省漳平县，自幼接受中国的传统教育。中学毕业后，于1919年离乡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6月，当中国旅欧的年轻马克思主义者在巴黎开会，成立少年共产党，郑超麟是十八名代表之一，其中有周恩来、赵世炎、李慰农、杨士彬与尹宽等人。1923年他被选派到俄国留学，在东方劳动者大学研究马列主义。1924年春在莫斯科由李大钊主持他的入党仪式。1924年7月，因中国革命形势开展，中共急需工作人员，他与陈延年等被派回国。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编辑党报，草拟共产党内部教育与党外宣传的文件，翻译布哈林著的《共产主义ABC》，同时担任党校上海大学的教员。在1925年至1926年中国革命进展期间，他参加有名的五卅运动，参加第二、第三次的上海工人起义。1927年4月，蒋介石实行反革命的流血政变，中共中央迁到武汉，他参加了中共第五届大会。会后任湖北省委宣传部部长。革命失败后，参加中共党史上有名的八七会议。会后随新中央秘密回到上海，担任新党报《布尔什维克》的主编。1928年，赴福建整顿党务。1929年与同志刘静贞结婚。不久、初次为国民党的特务所捕。幸未查出他的真实身份，羁狱四十余日即被营救出狱。1929至1930年，开始接触到托洛茨基有关中国革命的文件，结果与陈独秀等八十多名老干部一齐转向托派；1931年5月，他代表无产者派与陈独秀一起参加中国四派托洛茨基组织的统一大会、被选为中国托派统一组织的中委，兼宣传部主任。不久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判刑十五年。因抗日战争发生而提前获释、实际在狱七年，出狱后与妻子在安徽乡间养病，校改和续译了托洛茨基的《被背叛的革命》。1940年回上海、参加中国托派组织的领导机关--《斗争报》编辑部。同时翻译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第二、三两卷。自从1939年新的世界大战在西欧开始后，中国托派的领导人中发生了意见分歧。主要关于中国的抗日战争被卷入世界大战后我们--中国托派--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态度问题。争论延长，又由政治问题牵涉到组织问题。结果，中国的托派组织终于在1942年重新分裂了。郑超麟是后来命名为中国国际主义工人党的那一派的领导人之一。1941年12月7日，日军占领上海的外国租界，一切抗日的革命活动异常艰难。从那时起直至1945年8月日本战败为止的几年中，郑超麟的主要努力放在写作方面。除了编辑托派的地下刊物《国际主义者》外，他写了《回忆录》，写了《三人行》——一部对话体的政论集。又写了《不断革命ABC》与未完成的《陈独秀传》。为了生活，还翻译了意大利作家西龙尼的《丰丹玛拉》等书。1945年8月至1949年5月，他写了大量文章．登载在公开出版的杂志《新旗》上。新中国建立后，他作了系统的研究，结果写了一本书《国家资本主义论》。在解放军来到上海前夕，他所属的一派改组成为中国国际主义工人党。郑超麟是新党七名领导者之-。1952年12月22日，全体党员，所有中国的托派，连同他们的同情者被捕入狱。从此郑超麟经历了长达二十七年的牢狱生涯。1979年6月，他和其他十一名幸免未死狱中的同志被恢复了自由。

《布尔什维克》编辑部旧址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愚园路，地处闹市却自享幽静，两旁低低的花园洋房和石库门住宅，显得低调和笃定。20世纪20年代，这里是沪西兆丰公园附近的偏僻路段。因为利于隐蔽，中共中央第二次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部就在这里创刊、发行。亨昌里的前门躲在愚园路边梧桐树掩映的店铺中间，弄堂的后门可以通到长宁路。弄堂里共有5排新式石库门房子，都是假三层联列式外廊风格。这是先施、永安两大百货公司于1925年合资兴建的公司高级职员的居所。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停刊。中央机关从武汉迁至上海后，决定重新出暇中央机关刊物，定名《布尔什维克》，由瞿秋白、罗亦农、邓中夏、王若飞、郑超麟五人组成委员会，瞿秋白为丰任，在中央常委监督和指导下开展工作。中共中央委员都有参加和投稿的义务。部与中共中央宣传部同在一处一一亨昌里418号，共同办公。1927年l0月24日，《布尔什维克》创刊号以16开的书刊形式正式出版。“八七”会议后，各地党组织先后在江西、湖南、福建、江苏、广东、广西、湖北、河南等省，领导了上百次的工农武装暴-动，开辟了“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的新局面，《布尔什维克》及时报道了工农武装暴-动的经过，以及工农红军建立革命政权、开展土地斗争的情况，并发表研究斗争策略的文章。关于广州起义，《布尔什维克》连续出了三期特刊。党刊还特_介绍和赞扬了井冈山的斗争。刊行期间，它保存了党在一段时期内的大量历史文献，记录了党领导人民在实际斗争中的历史事实。由于上海当时处存帝国丰义与国民党-派的严密统治下，《布尔什维克》从一开始就不得不秘密出版发行。1928年2月以后，经常不能按时出版，中间曾有几次休刊，最长的一次达8个月。为了避免特务密探的破孩与检查，从1929年1月第二卷第三期开始，不再用“布尔什维克”的字样，封面上曾先后印着《中央半月刊》、《新时代国语教授书》、《中国文化史》、《中国古史考》、《经济月刊》、《平民》、《虹》等刊头；借用过“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商务印书馆”、“中国经济学会”、“经济月刊社”等单位的名称出版印行；还曾以顾康伯、钱玄同等知名学者之名为编著者。1931年11月，中共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后，随着中央机关迁到革命根据地，《布尔什维克》在上海的出版工作逐步结束。至1932年7月，《布尔什维克》共出5卷(第一卷28期，第二卷11期，第三卷6期，第四卷6期，第五卷1期)。是年底，部撤离上海。亨昌里418号位丁弄内住宅的第四排两端第一单元。当年，这摩建筑的底层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岁绮园的住处，前客堂是会客室，西式布置，摆着长沙发、单人沙发和靠背椅。后客堂是饭厅，在两间房当中有一拉门。饭厅中央有一排仿红木八仙桌，桌上置放4套有盖茶盏，桌周有4张长靠背木倚。房间北面角放一张茶几，上面有一台二三十年代的台扇。_二楼南室为党刊丰编、宣传部秘书郑超麟的住处。罗绮园从广东来中央前，瞿秋白经常以兼职宣传部长身份到部指导工作。北室先是黄文容的卧室，后为中共中央常委、组织部长罗亦衣牺牲前的最后住处。二层的前房为郑超麟的办公室兼卧室，也是瞿秋白等党内领导来部碰头开会的地方。室中间有一张八角麻将桌，开会时就以搓麻将作掩护，室内置有大床、衣橱、写字台等家具。后房为当时部秘书黄_然的卧房兼办公室，陈独秀、岁亦农等也曾住过此室。室内的东墙角，有一具瞿秋白寄放在部的私人藏书橱，内多为外文书籍。愚园路上的亨昌里418号现已成为长宁区革命历史文物陈列馆。1988年10月24日，《布尔什维克》部在创刊61周年纪念日当天正式向社会开放。现在的愚园路依旧安静祥和，历史的风霜可以改变建筑的外貌，更可以把红包的记忆铭刻在一代又一代人们的心中。1984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长宁区革命文物陈列馆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旅大第1届职工代表大会于1950年3月20日至3月22日在大连市举行。这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了进一步落实工人阶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加强工人阶级在企业中的领导权而举行的。代表大会共有代表221人，代表了旅大机械厂的生产、技术、管理等各个方面的职工。代表大会的主要议程包括：选举产生旅大机械厂的职工代表会和职工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听取厂党委和厂委会的工作报告；讨论和通过旅大机械厂的章程等。这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为旅大机械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新中国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从苏联归来》（[法] 安德烈·纪德）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资源链接：链接：https://pan.baidu.com/s/1Nzzdxr27W3WtQPvKdNW0gw 提取码：9zsi书名：从苏联归来作者：[法] 安德烈·纪德译者：郑超麟豆瓣评分：8.5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年份：1999-1-1页数：164作者简介：安德烈·保罗·吉约姆·纪德（法语：André Paul Guillaume Gide ，1869年11月22日－1951年2月19日），法国作家，194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纪德的早期文学带有象征主义色彩，直到两次世界大战的战间期，逐渐发展成反帝国主义思想。纪德擅长虚构和自传书写，在文字间展露他的人格中，因拘谨保守的教育和狭隘的社会道德主义分裂而成的两面：冲突和至终和谐。他的作品描绘了严谨道德约束下的自由和赋权，可以感受到他为追求知性而诚朴的持续努力。他自我探索般的文字，反映了他关于如何成为完全的自己的思索，笔意所及包括在不背叛个人价值的同时，拥抱个人的性别本质。纪德的政治活动受当时社会风潮影响；他并在1936年远行至苏联后，表明抛弃共产主义。

《玉尹残集》（郑超麟）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链接：https://pan.baidu.com/s/1kEtMyNhKcUTeuhb0mgF-mQ提取码：1234书名：玉尹残集作者：郑超麟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年份：1989年6月页数：144内容简介：中国托派最后一位大老郑超麟解放后曾坐二十年牢，此为其狱中诗，及少数出狱后晚年诗作。只印了700本。作者简介：中国托派最后一位大老

正文史景：旅欧“少年共产党”委员代号记 原文：1923年，“少年共产党”在巴黎召开大会，选出新的执行委员。周恩来为此次大会写给国内青年团中央的报告说：“选举新执行委员会五人：捉掀、伍豪、石人、裸体、觉奴。”裸体即汪泽楷，伍豪是周恩来。 编者解读：旅欧“少年共产党”精英荟萃，其成立的时间也早于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时间。那是在浩浩荡荡的赴法勤工俭学大潮中，在1920年2月27日，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赵世炎、陈公培等，在旅欧的中国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创建的统一的共产主义组织旅法共产主义小组，又称旅欧共产主义小组。 这之后，该小组又于1922年6月，在巴黎建立了统一的旅欧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会议选举赵世炎任书记，周恩来为宣传部长，张伯简为组织部长。张伯简未到职时，由李维汉任代理组织部长。1922年底，陈独秀到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给赵世炎写信表示，不宜叫"少年共产党"，应改称 社会 主义青年团。“少年共产党”执行委员会接受作为党的中央局书记的陈独秀的意见。 1923年2月17日，赵世炎、周恩来、陈延年等在巴黎西郊比扬古镇警察分局内一个会议厅举行了"少共"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大会选举了周恩来、任卓宣、尹宽、汪泽楷、肖朴生5人为委员，刘伯坚、王凌汉、袁子贞为候补委员，并推选周恩来接替赵世炎，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书记，尹宽任共产主义研究会主任，接替了张申府的工作。 正如中国共产党在国内成立的秘密状态一样， 成立之初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也是一个秘密的组织,成员之间彼此通过交换书刊、参加会议保持联系,研讨问题。 辛亥革命的烈士之子、 “少共”成员韩奇分析了地下斗争的危险,建议大家都使用代号,准备迎接残酷的斗争。大家一致接受，于是, “少共” 历史 上著名的“代号时代”开始了。 周恩来代号“伍豪” ,赵世炎代号“乐生”,李维汉代号“罗迈” ,郑超麟代号“丝连” ,张伯简代号"红鸿",王若飞代号"雷音",陈延年代号“林木” ,熊雄代号“其光”,尹宽代号“壮夫” ,聂荣臻代号“向上”。李慰农和任卓宣的代号最有特点:一个叫“锄斧”,一个叫“捉锨”，都和农民劳动的工具有关。 周恩来没有起新的代号,仍沿用他在天津觉悟社时的代号"伍豪”作为自己的化名。 “伍豪”的豪气,在他担任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执行书记后,愈发显得寒光逼人,凛凛生威。他在追悼被军阀吴佩字杀害的“二七”大罢工工人大会会场上,慷慨激昂地发表了长篇演讲。会场内布置的周恩来亲笔书写的标语,是那样警醒而夺目:“军阀手中铁,工人颈上血! "字里行间分明有身临其境、热血奔涌的气概。 “伍豪”有何来历？说起来还是周恩来在“五四”运动高潮期间的事情。1919年，周恩来从日本回国后不久，为了把当时天津进步的青年力量团结起来，就和谌志笃、马骏、刘清扬、李毅韬等一起组织天津进步青年团体觉悟社。觉悟社的最早一批成员只有20人。为了表示男女平等，20名成员男女各半。而且为了方便觉悟社内之间的交流、联系和开展革命斗争的安全、保密，决定设50个号码，通过抽签的方式，以各自抽到的号码作为自己的代号，剩下的30个号码留给后来的参加者。结果周恩来抽到5号，邓颖超抽到1号。这就是周恩来“伍豪”一名的由来，而邓颖超后来用“逸豪”一名，也是同样的道理。 那么，《非常道》原文的新执行委员会五人：“捉掀、伍豪、石人、裸体、觉奴”，除了周恩来的“伍豪”代号，其他又分别是何人对何号呢？ 基本可以确定的是：任卓宣（捉掀）、汪泽楷（裸体）。 石人、觉奴尚无资料记载。用排除法，大会选举了周恩来、任卓宣、尹宽、汪泽楷、肖朴生5人为委员。那么余下的尹宽，已有代号“壮夫”，推断可能与此代号相近的“石人”也是尹宽的代号。那么，最后一个代号：“觉奴”，应该就是肖朴生的吧。肖朴生是邓小平的入团介绍人和革命领路人，可惜29岁因病英年早逝。 在起代号的过程中，有两个小事，值得记录在此。一个是代号“锤子”无人认领。鉴于李慰农和任卓宣的代号一个叫“锄斧”,一个叫“捉锨”，都和农民劳动的工具有关。代号发起人韩奇说: “有没有人叫"锤子, ?有了锄斧,最好还要有一个锤子,工农联盟嘛,就像苏联的国旗一样。”任卓宣说: “你就叫"锤子,吧。”一句话说得所有在场的四川人都大笑了起来。原来“锤子”在四川话里是一个极其不雅的称呼。 另一个小事也并不小。张若名自己所起的代号为“一蜂”——-只小小的蜜蜂。周恩来说: "你这个化名有点小布尔乔亚情调,没有革命的味道。你看若飞和尹宽同志,一个`雷音",一个`壮夫", 雷霆万钧之势,这才是我们赤色组织应有的革命性格。”张若名说: "李维汉不也起了一个浪漫主义的代号‘罗迈"嘛。可你看,和笙兄是一个多么稳重成熟的同志。再者说,革命就不需要浪漫主义了吗?"有人说，代号之辩，可能显示了这对从五四运动时就曾一起坐牢,又双双飘洋过海寻求真理的的青年恋人，出现了爱的裂痕。1924年，张若名因参加法国共产党里昂支部列宁追悼大会，行踪暴露，加之出身问题被组织审查，遂退出少共。 这些代号,好似一种来自推背图中的谶语,为那个浪漫的时代和年轻的风云人物标记了一个个饶有趣味或别有深意的注脚。

正确的信念和理想，我们必须不余遗力的追求，追求的过程 有风险 有付出 有牺牲，我们要义无反顾的迎着困难前行。 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建党初期，党受到了国民党和国外反对势力的残酷镇压，但是共产党员没有倒下。 1928年4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局主任罗亦农因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 罗亦农是中共的重要领导人，是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在上海有很大的影响。他被捕的次日，上海报纸就传出消息。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新军阀认为“首要已擒，共祸可熄”，正欲趁此一网打尽中共在上海的秘密机关。 在这十分危急的时刻，身为中共中央内交主任的张宝泉深知自己责任重大，马不停蹄地在各秘密机关之间穿梭。他先找了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编辑部，通知了编辑郑超麟。郑超麟给他换上了自己的黑色大衣。改装后，他又赶到周恩来处送情报。得知周恩来已安全撤离，他放心地离开，又沉着地前往别处。不料途中忽然遇见外国巡捕“抄靶子”（就是突然封锁某一路口，搜查过往行人），张宝泉来不及转移身上的文件，不幸被捕。 巡捕房在张宝泉身上搜出许多党内重要文件，断定他来历不凡，把他当作“奇货”，想急于获得更多的东西。威逼利诱无结果，严刑拷打也不能使他开口，兽性大发的敌人搬出了叫做“九尾猫”的刑具。据说这种刑具可以使受刑人产生极度的痛苦，而不会立即毙命。但是，在张宝泉的面前，这种刑具也失去作用。 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钱大钧听说巡捕房捕到这么一个“奇货”，便亲自出面要求引渡。张宝泉遂被引渡到龙华警备司令部。 在龙华，张宝泉遭到更加残酷的毒打，皮鞭打得他全身血肉模糊，两条腿被打断。他几次昏死过去，敌人又用冷水泼醒。但他紧咬牙关，怒目而视，回答敌人的只有一句话：“不知道！你们休想从我嘴里得到什么有用的东西！”狱中的难友看到这种情况，没有一个不为之感动流泪。 敌人在这个铮铮铁骨的共产党人面前终于无可奈何，于是把张宝泉拖到院子里，打过200军棍后，又用盒子枪在他身上连击七枪，三把刺刀挑起他的尸体，扔出龙华监狱那高高的围墙。年仅27岁的张宝泉就这样壮烈牺牲了。 女党员 梁慧贞 临终的唯一请求： 1931年5月1日凌晨，厦门的天有些微凉，放眼望去，天空中漂浮着一层暗淡的薄雾，仿佛预示着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果不其然，这一天敌人将一批革命志士赶出了牢房，随即将他们押到了车上，所有人都不言语，大家心里都明白，这是一条通往死亡的路。 车子行驶良久后，停在了厦门禾山的一处偏僻山地。敌人拿着枪将革命志士一个接一个地赶下车，这其中还有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孕妇，她面无表情，手抚摸着肚子，一步一步地走上了刑场。 随着敌人的枪响，革命志士们一个接一个地倒下了，他们的身体虽然倒下了，但他们的信仰却永远长存。 最后，敌人的枪口对准了怀孕的女子。就在敌人要开枪时，女子突然开口说：“把表给你，请你对着我的头开枪，不要打我的肚子！” 刽子手看着她手中的表，有过半分钟的迟疑，但最终还是答应了女子的请求。随着一声枪响，子弹从女子的头部穿过，她直挺挺地倒在了冰冷的地上，但手却一直保持着抚摸肚子的姿势。 这名身怀六甲为革命英雄牺牲的女子，名叫梁慧贞，牺牲这年她年仅26岁。此时。距离她生产还有两个月，只可惜为了革命的胜利，孩子还未来得及看看这个世界，就和母亲一起牺牲了。 作为孩子的母亲，梁慧贞的心都在滴血，但作为一个革命者，为了新中国、为了民族大义，她毅然决然地走上了断头台，她宁愿牺牲母子二人的生命，也不会出卖组织。 对党忠诚 我们才会有正义感，才能为群众做事 不存私心杂念，国家的 公家的财物，不拿一针一线，心底无私天地宽，干干净净的做人，做带头人 做令人信服值得尊重的人。 做好的事情，给人树立榜样；没有做好的事 做砸的事要用于承担责任 不推卸。 忠诚 有信仰才能干干净净，干干净净才能有担当，有担当才能令人信服！

很快，向警予与彭述之的事情闹到了中共中央。蔡和森把这件事情提交给党的政治局会议，其动机是想请党阻止向彭之间的恋爱，以此来挽救自己的婚姻。向警予则报告在丈夫蔡和森离沪期间，她与彭述之发生了恋爱，其经过情形已向他坦率说明了。她表明她陷于痛苦的境地，因为她与和森共患难多年，彼此互相敬爱，现在仍然爱他，不愿使和森受到创伤；但同时对彭述之也发生了不能抑制的感情，因为他的风趣确是动人的。她要求中央准她离沪，派她到莫斯科去进修。

记尹宽郑超麟着王凡西校尹宽是二十年代上海三次武装暴动的最高领导者之一，他领导和发展了山东省共产党工作和群众运动，他在革命失败后主持了安徽省的共产党工作，他写了不少的宣传和教育的文章，最后他带动一部分共产党员在大革命失败后彷徨歧路时候毅然离开史大林主义的轨道而走上托洛茨基主义的轨道去，一直到死他还坚持着托洛茨基主义。不管他一生中有何缺点和错误，不管他晚年如何迫于形势不得不委曲求全，尹宽在中国革命史上仍不失为一个值得人怀念的革命家。目录一．小引二．自明团三．工学世界社四．少年共产党五．王辩六．左派反对派

向警予因为与蔡畅的特殊关系因而结识了蔡和森、毛泽东等好友，1919年12月，蔡和森、向警予、蔡畅及蔡母葛健豪等30余人决定远涉重洋，赴法国进行勤工俭学，并且积极探寻革命真理。也正是在行船的途中“向警予和蔡和森”碰出了爱情的火花，从此以后，两颗炽热的心，交融在了一起，多少次的夜里他们彻夜长谈共同探索革命的真理。经过了漫长的海上航行，一个月后他们抵达了法国巴黎，随即开始勤工俭学，接下来的日子里两个年轻人走动的更加频繁，也度过了今生令人难忘的日子，1920年5月，蔡和森和向警予在法国蒙达尼正式结为夫妻，并且憧憬着以后的革命生活。在法国勤工俭学2年后，到了1921年底，蔡和森因为参加了“非法”的组织活动，被遣返回国。此时，他的妻子已经身怀六甲，但义无反顾的追随丈夫回到了祖国。因为对革命的追求，他们回国后便加入了组织，也成为了在圈内有名的“红色恋人”，在次年召开的组织大会上，蔡和森当选为中央委员，而妻子向警予被任命为妇女部第一任部长，夫妻俩双双成为了卓越的领导人，这在当时非常少见。很快他们的大女儿蔡妮出生了，为了纪念两个人在法国蒙达尼的结合，特意取名“妮妮”；1924年他们又迎来了一个新的生命，这次是一个儿子，他们取名蔡博，在历史上这两个孩子的降生，被誉为是“向蔡同盟”的结晶，当时流传成为一段佳话。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儿子仅仅出生2年之后，昔日的“向蔡同盟”就遭遇到了挑战，1926年，由于生活习性等不合的原因，两人在莫斯科宣布分手。女儿蔡妮、儿子蔡博也被送回老家，由祖母抚养。两人的就义：1928年3月20日，由于被可恶的叛徒出卖，向警予不幸在法租界的三德里被捕。自知凶多吉少，她面对敌人的酷刑，表现的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决心，让敌人也为之心惊胆战。临行前，还不死心的刽子手毫无人性可言，竟然向她嘴里塞进石沙，又用皮带勒住她的脸颊，很快血沫从她的嘴角里流出，就这样，被敌人残酷地杀害了，年仅33岁。向警予被捕之后，蔡和森曾经也想设法营救，他立刻给萧子升发去电报，望营救向警予，但是一切都太迟了，他等来的消息是向警予英勇就义。他为此悲痛不已，撰文悼念“我的妻”：“伟大的警予，英勇的警予，你没有死，你永远没有死。你不是和森个人的爱人，你是中国无产阶级永远的爱人！”。仅仅又过了3年，同样是叛徒的出卖，蔡和森在香港被捕，面对反动派他的思想坚如磐石，只求一死，就这样，等待他的是和警予一样的结局。1931年8月4日，蔡和森在广州英勇就义，年仅36岁，这对的红色的伴侣，曾经婚姻虽然破裂，但是都兑现了曾经许下的革命诺言，无愧于心！

拼音：wǔ sà yùn dòng注音： ㄨˇ ㄙㄚˋ ㄩㄣˋ ㄉㄨㄥˋ五卅运动造句：1、与上海五卅运动中短暂的“劳资同盟”相比，省港罢工中的“工商联合”却呈现出稳固、持久的特点。2、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这在五卅运动及其以后的大革命运动已经得了充分的证明。3、在读书的这几年中，袁殊接触了各种思潮，参加了五卅运动，还改掉了自己的原名“袁学易”。4、这是五卅运动爆发时上海总工会的游行队伍。5、自五卅运动起就认识顾顺章的郑超麟对顾的印象是服从上级指挥，工作周到，处事果断。

生活习惯不合。向警予与蔡和森的结合曾被称作“向上同盟/向蔡同盟”，由于生活习惯不合等原因，1926年，向警予与蔡和森在莫斯科分手。生活“同盟”虽已不再，革命理想同盟却犹在。得知向警予牺牲，蔡和森悲痛不已，撰文悼念“我的妻”：“伟大的警予，英勇的警予，你没有死，你永远没有死。你不是和森个人的爱人，你是中国无产阶级永远的爱人！”扩展资料：向警予原本是一位活泼多情的女子，崇尚妇女解放和个性自由。但结合后的她还是受到旧式礼教的一些束缚，处处压抑自己，不苟言笑，也反对工作和生活中其他人的谈情说笑，少妇老成。同事们送她“老祖母”的绰号。处于从封建专制社会向近代民主社会转型时期的向警予，她本身就是趋新和守旧、开放和封闭的矛盾统一体。结合后她对蔡和森的感情不变，但对他拖沓和不注意卫生的生活习惯比较反感。另外，“向蔡同盟”的经典故事也使她感到很大的压力，她必须尽量地显得庄重。

同年属龙男女结婚好吗 晚年周劭。 1986年，我进上海古籍出版社工作。在工余休息的时候，经常见到一个身材健朗、衣着整洁、看上去颇有气度的老人在编辑室门外走道里叼着雪茄与年轻人聊天。我好奇地问同事：“这是谁呀？”他们告诉我，他叫周劭，是我社的特约编辑，在以编辑出版文学典籍整理著作为主的之一编辑室工作，当时年已七旬。同事又做神秘状地告诉我，他曾用名周黎庵，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滩上的著名编辑、作家，他的太太穆丽娟是戴望舒的前妻。这果然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当时在以编辑出版文学研究著作为主的第二编辑室工作。此后，我有空也去听他聊天，也读到了他的一些著作，渐渐地对他的生平事迹有了一些了解。 执业律师 在叙述晚年周劭的生活状态前，有必要简述周劭的生平经历和早年事迹。周劭，1916年6月生，浙江镇海人。他的父系家世，周劭成年后几乎没有提及，只言及祖父是乡间绅士，先他出世而亡，他在外婆家长大。外婆家是书香门第，给了他很好的读书环境。周劭十一岁到上海清心中学附小读书,寄居在其舅张鲁庵家，直到1935年6月中学毕业。张鲁庵是参行老板，又是著名篆刻家，与陈巨来为同门。 1935年秋，周劭考入设在上海的东吴大学法学院。东吴大学是美国监理会于1900年创办的,设有文、理、法三个学院,文、理学院设在苏州,原校址现为苏州大学；法学院设在上海虹口昆山路。法学院当时开设预科课程，规定须在苏州东吴大学本部年或两年预科方可到上海念完四年或三年的五年制系课程教育。周劭自言：“我于一九三五年考入东吴大学读法学预科，考卷交的是‘白卷"，希望不被录取而可偿东渡扶桑念文科的夙愿，但法学院院长吴经熊是我的表伯又是我的忘年交，还想做我的老师，便运用职权，破格录取我这个曵白学生，从此开始两学期的负笈吴门生涯，实际上前后不到八个月。”（《吴门笈影》，《葑溪寻梦》，古吴轩出版社，1999年） 周劭在苏州东吴大学本部读法学院预科，因此与苏州结缘。他早年出版的《葑门集》（上海葑溪书屋，1940年；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以《清明集》为题，与《清明集》合刊），晚年出版的随笔集《葑溪寻梦》，俱以苏州地名命名。在东吴大学，他加入了宁波同乡会，并与担任会长的同年同乡同级同舍的经济系同学蒋纬国交往密切。蒋纬国当时住在距今苏州大学不远的南园，今南园宾馆尚存蒋纬国故居。1940年夏，周劭以法学学士毕业。同年冬，他经过设在重庆的律师甄别会甄别，取得律师资格和，即入上海外滩附近圆明园路上的秉公律师事务所执行律师业务。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该事务所解散。 崭露头角 在这之前的1937年11月12日，占领上海华界和苏州河以北的半个上海公共租界。上海法租界和苏州河以南的半个上海公共租界四面都是侵占的沦陷区，仅租界内是未到而为英法等国控制的地方，就像大海当中的孤岛，故称“孤岛”。“孤岛”存在时间就从这天至1941年12月8日侵入上海租界为止。周劭从小就喜欢写作，11岁时就给当地报纸投稿并发表 ，时涉足文坛并开始其编辑生涯，“孤岛”时期崭露头角。 1936年秋，他来上海，与宇宙风社编辑陶亢德（1908—1983）等人合办《谈风》半月刊，自任主编。次年爆发，该刊出版不满一年便停刊。陶亢德拉他入宇宙风社担任编辑，因业务结识了老舍、郁达夫、周作人、丰子恺、俞平伯、刘大杰、赵景深、施蛰存等一批著名文人学者。他又署名“吉力”，向创刊于1938年的《文汇报》副刊《世纪风》投稿并由此认识其编者唐弢（1913—1992），遂与唐弢等《鲁迅风》 合撰杂文集《边鼓集》（上海文汇有限公司，1939）、《横眉集》（上海世界书局，1939），成为一时闻名的“鲁迅风”杂文作家。 《鲁迅风》周刊是王任叔、孔另境、金性尧等人于1939年1月创办的以继承鲁迅杂文风格为宗旨的。《边鼓集》收文载道（金性尧）、周木、周黎庵、屈轶、柯灵、风子（唐弢）6人杂文18篇，按人分卷，共6卷。《横眉集》所收 除《边鼓集》6人外，加入孔另境。《边鼓集》意谓为救亡而打的阵阵激烈的边鼓，从“沉重的心中发出来低微而急迫的声音”。《横眉集》书名“横眉”，取自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之句。孔另境在《横眉集》序中代表 揭出写作的主旨：“不但要和国内各阶层的恶劣倾向”，“而且还得负着剥露和击刺国外侵略者的丑态和计的责任”。 主编《宇宙风》 周劭当时勤于写作，除了合集外，其个人著作结集的有《清明集》（上海宇宙风社，1938）、《吴钩集》（上海宇宙风社，1938）、《华发集》（上海庸林书屋，1941）等。其《清明集》收六篇 ，叙明清史事，以史为鉴，借古讽今，充满现实意义。如《清初贰臣的生涯》直斥：“屈节事仇的人物，我们称他们为‘"或‘傀儡"，自有史以来，中华遭异族时，总有这些丑类的出现，真是‘自古已然，于今为烈"的。”他的这些 均先刊于《宇宙风》。《宇宙风》1935年秋创刊，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终刊，是当时有影响的刊物，销量曾达45000份，仅次于《生活》和《东方》。由林语堂、陶亢德和周劭编辑。后来林语堂赴美国，陶亢德去，就由周劭独编。 1936年至1941年，周劭在上海还先后担任《谈风》半月刊主编、《宇宙风乙刊》编辑、《天下事》半月刊主编；1939年又任上海循环报社副刊《海风》主编；1940年又任西洋文学月刊社《西洋文学》编辑；1940年至1941年，又任上海鲁迅风社《鲁迅风》周刊编辑。从这些履历，可以看到周劭当年在文坛的活跃度。陈青生说：“周黎庵和文载道在孤岛时期是名噪一时的《鲁迅风》杂文作家，积极宣传爱国，严厉谴责行径，公认为‘派"作家。”（《时期的上海文学》，上海出版社，1995年）他不仅在当时与金性尧同声相应，而且在后来对金性尧产生了几乎影响其下半辈子命运的作用（参见下文）。 帮闲文人 “孤岛”沦陷后，日寇严酷一切活动，生活在沦陷区的国人命运发生了急剧变化，文产生了分化。留在上海的文人，或如许广平、柯灵等坚贞不屈，不与日伪合作；或者闭门写作，有的还可依赖教书为生，如钱锺书完成《谈艺录》和《围城》两部名著，有的只能过着贫寒的生活，如谭正璧等（这可能是多数）；或如袁殊、关露等潜入日伪内部，不惜牺牲名节从事神的事业；还有如胡兰成、柳雨生等觍颜事敌，主动成为文化。周劭和文载道等则明知为汪伪做事有辱名节，但还是做了帮闲文人。1942年至1944年，周劭任上海古今出版社《古今》编辑、主编。《古今》是曾任汪伪部副部长和政务次长朱朴（1902—1970）于1942年3月创办的，先是月刊，到第九期改为半月刊。朱朴与周海关系密切，自称“周先生是我更好的朋友”（《朴园短简——致文若之一信》，《朴园日记》，海豚出版社，2012）。他在《〈古今〉两年》一文中说：“就中帮助最多而最力者要推周海先生，两年以来，他不仅不断地为《古今》撰文，使得《古今》能够读者更热烈的欢迎，而且每逢《古今》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总不吝赐以精神及物质的帮助。” 《古今》以发表文史掌故、散文小品 为主，但 中不少是汪伪。《古今》先后发表汪精卫《故人故事》、周海《广州之行》《扶桑籍影溯当年》《盛衰阅尽话沧桑》《苦学记》、陈公博《上海的》等 。周黎庵作为主编，在《古今》周年纪念特大号的《编辑后记》中说：“尤其难能可贵者，乃国府 汪先生，于宵旰忧勤，日理万机之余，亦抽暇为纪念号撰文，此不独本刊独特之光荣，亦中国文坛有史以来之盛事”，“本期又一特殊之贡献，乃周海先生之《扶桑籍影溯当年》，本刊之得有今日地位，周先生文字号召之力为多，此文与《故人故事》并刊，足称双绝，为本刊生色不少。”在《〈古今〉两年》一文中，周黎庵写道：“《古今》二年来的成功，可以说是 之成功，造成《古今》地位的 ，之一位 ，不用说，是周海先生了，凡是有他文字的一期，我们总特地多印一些，但还是一销而空。”这些话与朱朴之语如出一辙。因此，人们自然就把《古今》看成了周海的刊物也即刊物。 周劭是《古今》的骨干。朱朴《〈古今〉两年》云：“当《古今》最初创刊的时候，……事实上的编辑者和撰稿者只有三个人，一是不佞本人，其余两位即陶亢德、周黎庵两君而已。”周劭从《古今》第三期起出任《古今》主编。朱朴说：“我与黎庵没有一天不到社中工作，不论风雨寒暑，从未间断。”可以说周劭对《古今》出力最多。为了办好《古今》，他还拉来金性尧帮忙。金性尧成了《古今》的不署名编辑，每天去半天。金性尧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 是写于2003年的《悼黎庵》，写到他与周劭因为《世纪风》写杂文而相识。后来，朱朴和周劭合办《古今》，“朱朴是没有金钱和权势的，但因投靠了周海，经济上也有了保证，成为周门一个高级清客”。金性尧检讨自己：“我也是相差无几，后来是自甘附逆。作为《世纪风》的 原是很清白的，作了《古今》的不署名编辑，上便有泾渭之分。胜利后被人诟骂，也是咎由自取。每个人的行动都应由自己负责，我是自己撞上去的。因为这时候我正在吸，需要钱用。这真是百悔莫赎的，我一生的许多错误，皆由此而来。” 除了约稿编稿，周劭在《古今》也发表有《记章太炎及其轶事》《忆郁达夫》《清乾隆帝的出生》等文史 。因为周劭办《古今》的影响，1942年4月，周海等认为周劭“前在沪刊物颇著文名，现已参加和运工作甚力”而“派以简任待遇专员名义，不支俸以励贤能”，任命他为汪伪会秘书厅简任专员；1944年又任命他为汪伪“储备银行调查处专员”，但周劭均未到职。 1944年10月《古今》在出版第五十七期后停刊。终刊时，朱朴“邀周黎庵、文载道便餐，一以《古今》小休，尚有琐屑余事待商；一以二年来甘苦相共，不能不聊表寸衷也”（《朴园日记——重阳雨丝风片录》，《朴园日记》，海豚出版社，2012）。由此可见周劭与朱朴关系之密切。朱朴后来赴定居，从事书画鉴。《文汇报》记者陆灏，有一天问周劭为什么会参加《古今》的编辑，周劭回“说到底，就是四个字：贪生怕死。” 在办刊物的同时，1940年至1944年，周劭还在上海兼营律师业务，他的主要生活 还是依靠律师业务的收入。 胜利后，清算。与周劭一起担任《古今》编辑并古今出版社、开办具有日资背景的太平书局的陶亢德与周作人、龙榆生等被定为“文化”锒铛入狱，太平书局被定为敌产。虽然在1945年11月上海曙光出版社出版的署名司马文侦的《文化》一书中，周黎庵与陶亢德、胡兰成、柳雨生等一起被列为“文化”，但周劭由于脱身早，又没担任过汪伪实职，所以未遭清算。1945年至1949年，周劭在上海加入天衡事务所，地址在四川中路，专营律师业务，经办民事、刑事诉讼。他为茅盾先生过房屋纠纷官司，并写入了其晚年所著《黄昏小品》。这一时期，他离开文坛，停止写作，也不再参加文艺界活动。 在时代的大风潮里 周劭在上海前的事迹，多见于他自己写的回忆性 和相关记载，蔡登山等人所撰 也有述及。他此后的事迹蔡登山等人所撰 所述不详，兹根据相关记载梳理如下。 上海后不久，律师制度取消，周劭遂在虹学教了一学期的历史课后辞职。1950年7月，他进入私营正广和汽水公司任顾问，草拟公司章程等，不久任副经理。因对业务不熟悉，学非所用，周劭萌生退意。1956年12月，他参加上海市人才会，被调配到上海文化出版社任编辑。其老友孔另境时任上海文化出版社编辑部副主任。金性尧则在此前由上海文化出版社调到1956年11月新成立的古典文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任编辑。1957年6月，周劭由宓逸群、金性尧介绍，加入促进会。同年，周劭在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了他根据关汉卿原著《望江亭》改编的配图的通俗读物。这年5月，朱朴作为著名书画鉴家来上海活动一周，到的当日晚上即与周劭见面，“相见兴奋，一时几乎话都说不出来”。接下来周劭有四天陪他活动，有一日“下午黎庵同性尧来访，性尧较十年前得意多了”（《上海一周》，《朴园日记》，同上）。相比金性尧，周劭舒适的日子很短暂。1958年9月，上海文化出版社鉴于周劭汪伪时期的历史问题，经报上海市有关部门批准，“以论处，行政开除，送去劳动教养”，被遣送安徽劳动教养。1965年1月，经安徽省厅局批准，周劭“解除，留队就业”。1975年12月，周劭经安徽省有关部门核准“予以转业，并享有公”。1976年3月，周劭被分配在上海市公司所属成都皮革五金合作商店工作。 1977年11月，上海市委决定恢复上海市出版局和各出版社的建制。1978年1月1日，上海文艺出版社恢复原名，因上海文化出版社早已并入上海文艺出版社，故周劭也“归队”进了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制，直到1985年5月退休。周劭向提出了 自己历史问题的复查要求。1980年11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复查后认为对周劭汪伪时期的历史问题“可不以对待，应予纠正”。为此，建议上级有关部门撤销当年对周劭开除公职和送的决定。 进入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年1月1日，上海古籍出版社在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等的基础上成立，老社长李俊民积极招纳老编辑。金性尧时在上海古籍出版社任编辑。可能是他的推荐，恢复编辑身份的周劭没有回上海文艺出版社工作，而是从1979年起被上海古籍出版社聘为编辑。周劭到古籍出版社，从事他喜爱的古典文学著作的编辑；同时，古籍出版社的人际关系和专注学术的氛围，使他有如鱼得水的感受，得以尽展其才学。李俊民是一位忠厚长者，敢于起用有才学之人。当时与周劭年辈相近的编辑还有不少。他认识了刚恢复编辑身份回到古籍出版社工作的王勉（鲲西）。他俩与金性尧同年，生肖都属龙，都对明清史事和文学素有研究。周劭所在的之一编辑室主任李学颖，对编辑工作极其认真负责，也对明清史事和文学有浓厚兴趣，周劭担任责任编辑的许多图书就是由她复审把关的。 继任的编辑室主任赵昌平，是施蛰存先生的首届研究生，他尊称周劭为“师叔”。周劭对家人有点严厉，与年轻编辑交往时则以平辈视之，年轻编辑或尊称他为“周公”或开玩笑地叫他“周老头”。编辑丁如明记得，周劭退休后，有一次由他公子扶着来社里，坐在楼下厅里，要丁如明下去谈谈。他们正谈话间，忽然他公子插了句话，他勃然大怒，斥责道：“我们大人说话你插什么嘴，没规矩！”其实他公子与丁如明年龄差不多，相差至多也就三四岁。弄得丁如明倒有点尴尬，很过意不去。周劭在古籍出版社工作的十年间，主要从事古籍整理稿件的审读，他担任责任编辑的图书有四十多种，其中有列入《中国古典文学丛书》的《樊南文集》《雁门集》《揭傒斯全集》《高青丘集》《陈子龙诗集》《牧初学集》《牧有学集》《牧杂著》《吴梅村全集》《顾亭林诗集汇注》《安雅堂全集》《方苞集》《樊榭山房集》《刘大櫆集》《惜抱轩诗文集》《两当轩集》《人境庐诗草笺注》《岭云海日楼诗钞》等，以及《瀛奎律髓汇评》《宋词纪事》《明诗纪事》《词苑丛谈》《洪宪纪事诗三种》《清诗别裁集》等。由于饱读诗书，腹笥深厚，他审稿面很宽，速度也快。1988年12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推荐报送，经上海市出版专业高级职务评审会讨论表决通过其编审任职资格。 重作冯妇 周劭在做编辑的同时，自己也参与一些古籍整理，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就有他标点的查慎行著《敬业堂诗集》（全三册，1986）、姚燮著《复庄诗问》（全二册，1988）和《史记菁华录》（与王兴康合作，署名周旻佳，1988）等。晚年他又重作冯妇，写了不少漫谈文史掌故和回忆往事的随笔，结集的有《黄昏小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葑溪寻梦》（古吴轩出版社，1999）、《向晚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等，内容主要是谈明清史中的人物和轶事、近现代名人趣闻、上海和苏州地区的地方掌故等，往往是谈今说古，中西兼容，娓娓道来，意趣盎然。他专题的著作有《清诗的春夏》和《中国明清的官》等。周劭喜欢清诗，尤其推重清代诗人吴伟业和黄仲则，取名为“揖吴拜黄”。他曾告诉丁如明，他去时居然还带了两人的集子，两人的诗陪伴他熬过了漫长的岁月。 《清诗的春夏》署名周黎庵。他把清诗分为四季，以随笔的写法叙述清代前中期诗人的故事。这是中华书局（）有限公司“诗词坊”中的一种，1990年4月版，1991年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内地版，这套书是金性尧主编的。这套书中还有金性尧著的《闲坐说诗经》等。《中国明清的官》是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茗边老话》丛书中的一种，收入丛书的还有金性尧的《六宫幽灵》、鲲西的《深宫里的温莎娘们》。周劭下笔极快，掌故信手拈来，他的这些 大都是工间操休息时间写就的。 1987年12月，上海书店出版社聘请周劭和上海古籍出版社杨友仁、上海辞书出版社王知伊三位退休老编审为《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特约编辑。《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由周劭的老友范泉负责编辑，范泉是一位富有经验的老出版家，为丛书搭建了一个包括施蛰存等各领域专家的阵容强大的编委会。编辑室还有龚建星、郑晓方两位青年编辑。龚建星后调《新民晚报》任副刊《夜光杯》编辑，以笔名西坡名世。郑晓方为早期人郑超麟（1901—1998）之堂孙女，为照顾郑超麟起居从福建老家调沪，后调中国福利会出版社为编审。当时，在福州路上海书店楼上食堂划出一块地方，放上写字桌和书橱，他们就在那里做编辑。经过这些老少编辑几年的艰苦努力，1991年12集30卷2000万字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出版。1997年，该书获第三届图书奖荣誉奖。 为了开拓选题，周劭向赵昌平建议将《宇宙风·自传之一章》《人间世·名人志》专栏合集为《未能忘却的忆念》一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该书裒集了蔡元培、周作人、老舍、郁达夫、徐志摩等文化人的生活片断，不仅有史料价值，而且可读性强。受这本书的影响，我策划了《名刊》丛书十册，选了《语丝》《新月》《太白》《宇宙风》《》《人间世》《现代》《万象》等名刊名篇，其中选了戴望舒的 ，周劭还特地陪着戴望舒的女儿戴咏素来我社领取样书和稿费。 周劭晚年来往的朋友除了同事外，老辈的有施蛰存等，小友有陆灏、龚建星等。周劭年轻时就喜欢打牌，晚年也喜雀战。华东师范大学陈子善教授回忆道，其父陈新民“与周黎庵交往较为密切，因他们一度在上海正广和汽水厂共过事。记忆中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末，周黎庵常来寒舍与家父喝酒聊天，后来家父家母也常去周府与周黎庵、穆丽娟夫妇玩方城之嬉”（陈子善《不日记二集》，山东画报出版社，2022 ）。 周劭晚年经常去走访施蛰存先生。陈巨来身后的著作《安持人物琐忆》，是他生前将此稿托付给施蛰存，施蛰存交周劭谋求出版。陆灏等为辽宁教育出版社编《万象》，周劭遂交《万象》连载，后单行出版，名躁一时。周劭还为《万象》撰写了《陈巨来与浙派篆刻家》《烟草琐话》《三十年代有过一个“年”》等文。他与施先生有抽雪茄的共同爱好。施先生送了几枝哈瓦那雪茄给周劭，周劭舍不得吸，一直着。后期他吸雪茄，大多由丁如明替他到徐家汇一家烟店一箱一箱地买。他要桐乡雪茄烟厂生产的，贵一点的牌三角六分一包十支装的他还舍不得买，买二角七分一包价低的。后来桐乡烟厂关门了，他叹息不止。当然这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价格了。 周劭退休后，为图清静，向上海文艺出版社借了一间屋独居。房子在嘉善路，我去过，记得是楼中间的亭子间，一厅一卧室。他在斗室中挂了一匾“揖吴拜黄”，还在板壁上挂他和太太穆丽娟年轻时的合影照片。他身体不错，冬天坚持洗冷水浴。他喜欢喝酒，晚年患有痛风，穆丽娟不许他喝酒，他还不听，还请年轻编辑一起喝酒。因痛风走路不便，他出门拄着拐杖，牙又掉了几个，有年轻同事与他开玩笑，说他：“无齿（耻）之徒，于行”，他不以为忤，闻之大笑。小青年越挤兑他，他越高兴。周劭晚上喜欢看电视剧。有一阵“清宫戏”流行，他看完了就写一篇杂感，寄给《新民晚报》的《夜光杯》发表。鲲西《怀周劭》一文记：“周君尝自云但有一瓶酒一枝笔，文可顷刻而成。虽然这样，不查文献行文难免有误，所以闻亦有疑，周君并不以为意，只是愤愤然就此封笔了。”但周劭去世后不久，《夜光杯》还发表有他的存稿。 晚年穆丽娟。 周劭与穆丽娟 写周劭，穆丽娟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穆丽娟与戴望舒的故事，坊间已有多种图书 述及，穆丽娟本曾以戴望舒前妻、周劭夫人的身份接受过访谈，2011年6月15日《新民周刊》就有《穆时英之妹穆丽娟：与戴望舒离婚，和周黎庵相伴》一文，叙述得比较详细，本文就不再赘述，只叙述穆丽娟与周劭相关的事迹。 穆丽娟，浙江慈溪人，1917年出生于一个实业家家庭。1935年毕业于上海南洋女中。穆丽娟的大哥是穆时英（1912—1940）。穆时英与刘呐鸥、施蛰存同为上世纪三十年代著名的新感觉派作家。1935年4月，戴望舒（1905—1950）从法国返回上海，与刘呐鸥、穆时英两家同住在一所公寓里。此时，戴望舒相恋八年的未婚妻施绛年（施蛰存之妹）已经另有所爱，大家都很同情他。于是，穆时英把自己的妹妹穆丽娟介绍给戴望舒。 两人于1936年6月在上海新亚饭店了婚礼。19岁的穆丽娟嫁给了比自己大12岁的戴望舒，婚后育有一女戴咏素，小名朵朵。1939年，戴望舒带着妻女来到。由于年龄阅历差距和性格差异，两人的感情出现危机。1940年6月，时任汪伪《国民新闻》社社长的穆时英在上海被特工人员，戴望舒不许穆丽娟回沪奔丧。同年冬，穆丽娟之母在上海病逝。穆丽娟不顾戴望舒的阻拦回沪奔丧。1943年1月，两人离婚。 穆丽娟回到上海后，早已相识的周黎庵作为穆时英的朋友经常来看她，陪她聊天。周黎庵比穆丽娟大一岁，尚是单身，在当时的上海春风得意。他爱上了穆丽娟。1943年3月15日，两人在上海金门饭店婚礼。在婚礼中充当司仪的柳雨生在同年四月号的《》上写有《文化人结婚记》记录两人婚礼的情景，蔡登山 中已有节引，兹不赘述。有年青同事开玩笑地指责周劭不该夺人所爱，他笑着说：“这是珠还合浦。我与穆丽娟在乡下住处原只隔一条河，是前后村。”他的老家镇海与慈溪紧邻，可以算是同乡。上世纪九十年代，已定居澳大利亚成为著名学者的柳存仁（柳雨生）每次来沪时总要告知我们，有机会时就让我们安排他与周劭见面叙谈。 穆丽娟与周劭婚后育有三女一子。1949年后，穆丽娟走出家门参加工作，在古典文学出版社做校对。周劭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工作后，穆丽娟也不时来社，有时与周劭一起参加促进会上海古籍出版社支部的旅游考察活动，金性尧曾担任过支部主任。 周劭最后的日子是在老屋度过的。他与穆丽娟的老屋在上海江阴路一个老式的石库门里弄房子，我去过，记得是二楼，窗对着西路。周劭去世后，我和同事代表上海古籍出版社去吊唁，穆丽娟告诉我们，周劭得病后，不愿住医院，就躺在家里，让穆丽娟陪着到最后。 2022 年8月，穆丽娟去世，享年103岁。 高克勤 以上就是与同年属龙男女结婚好吗相关内容，是关于上海表的分享。看完男女婚配属相相克表后，希望这对大家有所帮助！

八七会议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在关系党和革命事业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 为了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党在新时期的斗争方针和任务，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现为鄱阳街139号）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因出席的中央委员不到半数，既不是中央全会，也不是中央政治局会议，故称为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由于时局紧张，交通不便，只有在武汉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共青团中央委员和湖南、湖北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有：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候补中央委员有：李震瀛、陆沉、毛泽东，中央监察委员有：杨匏安、王荷波，共青团代表有：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湖南省委代表彭公达，湖北省委代表郑超麟，中央军委代表王一飞，中央秘书邓小平等22人。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及另外两位俄国同志也参加了会议。 由于白色恐怖，形势紧迫，会议仅开了一天。会议共有3项议程：1．共产国际代表作报告；2．中央常委代表瞿秋白作报告；3．改选临时中央政治局。 首先，由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作了关于《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和结论。然后，他就《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草案的主要内容作了发言。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等先后发言，尖锐地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毛泽东在发言中批评了陈独秀在农民、军事等问题上的错误，强调军事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明确指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第一次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接着，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就党的任务和工作方向问题作了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等。 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坚决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撤销了他的总书记职务。会议确定以土地革命和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为党在新时期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党在当时的最主要任务。 会议选举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委员为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候补委员为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会后，临时中央政治局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政治局常委。由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南方局和长江局，决定王荷波任北方局书记，蔡和森为秘书；张太雷赴南方局，任广东省委书记；罗亦农赴长江局工作；毛泽东去湖南领导秋收起义。 总之，八七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是一个转折点。它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但是，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没有注意防止“左”的思想的出现，使“左”倾情绪在党内滋长起来，给后来的中国革命造成很大的危害。八七会议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在关系党和革命事业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给正处于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省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着重大转折意义的“八七会议”。　　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今后革命斗争的方针。出席会议的有部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中央机关、共青团中央、地方代表共22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明纳兹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由于当时环境极其险恶，会议只开了一天。　　八七会议是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召开的，会议正式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把领导农民进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最主要任务，从而使全党没有在白色恐怖面前惊慌失措，指明了今后革命斗争的正确方向，特别是毛泽东在会上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八七会议在我党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给正处于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没有注意防止正在滋长的“左”倾情绪，导致后来发展成危害极大的“左”倾错误。编辑本段会议背景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中国革命处在一个十分紧急的关头，　　 [八七会议]八七会议八七会议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在关系党和革命事业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八七会议在我党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给正处于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由于没有注意防止正在滋长的“左”倾情绪，导致后来发展成危害极大的“左”倾错误。　　八七会议是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召开的，会议正式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把领导农民进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最主要任务。从而使全党没有在白色恐怖面前惊慌失措，指明了今后革命斗争的正确方向，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编辑本段会议目的　　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今后革命斗争的方针。出席会议的有部分中央委　　 [会址]会址员、候补中央委员及中央机关、共青团中央、地方代表共22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明纳兹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由于当时环境极其险恶，会议只开了一天。会上，罗明纳兹作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和结论，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会作将来工作方针的报告。在会议讨论中，许多同志批评中央在处理国民党问题、农民土地问题、武装斗争问题等方面的右倾错误。有的同志还批评了苏联顾问、共产国际代表的一些错误。毛泽东在发言中，从国共合作时不坚持政治上独立性、党中央不倾听下级和群众意见、抑制农民革命、放弃军事领导权等四个方面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关于军事工作，毛泽东尖锐地指出：“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他着重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是一个对中国革命有着极其重要意义的论断。这个论断是从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中取得的，它指出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实际上提出了以军事斗争作为党的工作重心的问题。他建议“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　　会议讨论通过了 《告全党党员书》 、《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的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等决议，要求坚决纠正党在过去的错误，明确提出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主要的社会经济内容。党的现实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地、有计划地、尽可能地在广大区域内准备农民的总暴动。会议决定调派最积极的、坚强的、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到各主要省区发动和领导农民暴动，组织工农革命军队，建立工农革命政权，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会议撤销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等组成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八七会议开完后，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向毛泽东征求意见，准备让他到上海中央机关去工作。毛泽东回答：我不愿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随即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湖南，于1927年9月9日发动和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毛泽东过去做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却从来没有做过军事工作。根据实际需要，他勇敢地挑起了这副全新的担子。后来他说：“像我这样一个人，从前并不会打仗，甚至连想也没想到过要打仗，可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强迫我拿起武器。”这时，全党都拿起了武器，到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之前，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领导了近百次武装起义，标志着我党进入了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红军的新时期。编辑本段参加人员　　 [八七会议(参议人员)]八七会议(参议人员)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有：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　　年、蔡和森，候补中央委员有：李震瀛、陆沉、毛泽东，中央监察委员有：杨匏安、王荷波，共青团代表有：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湖南省委代表彭公达，湖北省委代表郑超麟，中央军委代表王一飞，中央秘书邓小平等22人。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及另外两位俄国同志也参加了会议。编辑本段会议议程　　由于时局紧张，交通不便，只有在武汉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共青团中央委员和湖南、湖北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由于白色恐怖，形势紧迫，会议仅开了一天。会议共有3项议程：　　1．共产国际代表作报告；　　2．中央常委代表瞿秋白作报告；　　3．改选临时中央政治局。　　会议由李维汉主持。他首先介绍了会议的筹备经过，说明到会的中央委员不到半数，只能开一次中央紧急会议。然后宣布了会议的三项议程：1．共产国际代表作报告；2．中央常委代表作报告；3．改选中央政治局。由于白色恐怖，形势紧迫，会议只开了一天就胜利结束。　　会议的第一项议程是，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作关于党过去的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了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以及这次会议所要解决的问题。然后，他就《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草案的主要内容作了发言。首先，他分析了中国各阶级的情况，说明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中国革命。中国农民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求得自身解放。如果过去党对农民有正确的领导，不在农民问题上对国民党让步，不阻止农民运动，坚持党的独立性，就不会使革命失败。直到八一南昌起义，中国的革命才开始有了一个坚决的转机。他还批评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联合战线中放弃党的领导权的错误。同时又认为现在还不应退出国民党。　　国际代表报告之后，李维汉说，常委已经接受了这个报告，现在请大家讨论。接着，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彭公达、罗亦农、任弼时、李子芬、瞿秋白都作了发言。大家的发言，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关于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路线问题。毛泽东、蔡和森、任弼时认为，过去党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只重视上层几个领袖人物，而忽视了广大工农群众，这就使党失掉了群众基础。邓中夏说：过去有许多同志都感觉到中央的指导不好，现在再拿事实更看得明确，机会主义发生不是自今日始，而是早有由来，现在由于阶级斗争加剧，就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罗亦农认为，五大以前，党对大资产阶级估量太高。五大时又对小资产阶级估量太高，所以对国民党看得太高。邓中夏说，以前甚至将谭延闿、唐生智、孙科等地主买办军阀都看成小资产阶级了。总之，由于阶级估量和阶级分析上的错误，这就必然造成过去中央在指导路线上的错误。蔡和森、邓中夏和任弼时等，还批评了陈独秀的封建家长作风，要求撤换陈独秀的领导职务。　　二、关于农民和土地问题。毛泽东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批评了过去中央反对农民运动的错误。他说：农民要革命，接近农民的党也要革命，但上层的党部则不同了。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作了一个报告，同时向中央也作了一个报告，但此报告在湖南发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广大党内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者却不革命。蔡和森说：五大的中心集中到土地革命，制定了很好的决议，但大会后的中央并不实行，而采取压制农民运动的态度。任弼时说：党无土地革命的决心，并造出一个理论，说土地革命是一个很长远的过程，不知道这是目前的行动纲领。　　三、关于军事工作和武装斗争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批评了陈独秀不做军事工作的错误，第一次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他说：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已被注意，但仍没有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起义，非要依靠军队不可，这次会议应重视这个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定起来注意这个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完全由于主观上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枪杆子中取得的”。罗亦农说：过去党不注意夺取政权的武装，上海、湖南都是半途而废，这是非常错误的。　　就以上几个问题讨论以后，国际代表作了总结发言，讲了革命形势和革命性质。接着进行了表决，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告全党党员书》强调指出：“工人阶级的革命党，要纠正自己的错误，只有公开的批评这些错误，而且要使全党党员都参加这种批评。无产阶级政党不怕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如果共产主义者不能无所畏惧无所忌讳的批评党的错误、疏忽和缺点，那么，共产主义者也就完了。我们的党公开承认并纠正错误，不含混不隐瞒，这并不是示弱，而正是证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我们是最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之先锋队能够在自己错误经验里学习出来，绝无畏惧的披露自己的错误并且有力量来坚决的纠正。”　　会议的第二项议程是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作报告。报告指出：现在主要的是要从土地革命中造出新的力量来，我们的军队则完全是帮助土地革命的。农民要求暴动，各地还有许多的武装，有这样好的机会，这样多的力量，我们必然要点燃这爆发的火线，造成土地革命。报告提出了今后工作的三条策略原则：第一，要注意与资产阶级争领导权，要注意揭露汪精卫派民权主义的假面具；第二，要注意群众，团结真正的左派；第三，在革命中组织临时的革命政府。报告在最后还提出要注意作好团结国民党革命左派的工作，以及注意加强军队和士兵中的工作。　　瞿秋白报告后，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并追认批准了1927年7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书》等文件。　　会议通过的《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指出：“共产党现时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尽可能的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利用今年秋收时期农村中阶级斗争剧烈的关键”，来发动和组织农民举行秋收暴动。会议要求中央党、团机关“应当在极短期间调最积极的、坚强的、革命性稳定的、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尽量分配到各主要的省份做农民暴动的组织者。”　　会议通过的《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指出：要“注意于武装工人及其暴动巷战等军事训练，即刻准备能响应乡村农民的暴动，而推翻反革命的政权”。“工人阶级应时刻的准备能领导并参加武装暴动。以乡村农民之胜利为依据，推翻反革命政权，而建立革命平民的民权的城市政府”。　　会议的第三项议程是选举临时中央政治局。经过热烈讨论，选举临时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员9人：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候补委员7人：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　　8月9日，临时中央政治局举行了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了政治局的分工，决定由李维汉任中央组织部长兼管中央秘书厅；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长、农委主任兼党报总编辑；苏兆征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周恩来任中央军事部长，由秘书王一飞代理部务；杨之华任中央妇女部长；顾顺章任中央交通局长；郑超麟暂时负责中央出版局。　　会议还决定王荷波任北方局书记，蔡和森为秘书；张太雷任广东省委书记；毛泽东去湖南领导秋收起义。[1]编辑本段会议历程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在关系党和革命事业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　　 [会址内会场实景]会址内会场实景为了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党在新时期的斗争方针和任务，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现为鄱阳街139号）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因出席的中央委员不到半数，既不是中央全会，也不是中央政治局会议，故称为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由于时局紧张，交通不便，只有在武汉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共青团中央委员和湖南、湖北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有：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候补中央委员有：李震瀛、陆沉、毛泽东，中央监察委员有：杨匏安、王荷波，共青团代表有：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湖南省委代表彭公达，湖北省委代表郑超麟，中央军委代表王一飞，中央秘书邓小平等22人。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及另外两位俄国同志也参加了会议。　　由于白色恐怖，形势紧迫，会议仅开了一天；编辑本段会议内容　　首先，由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作了关于《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和结论。然后，他就《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草案的主要内容作了发言。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等先后发言，尖锐地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毛泽东在发言中批评了陈独秀在农民、军事等问题上的错误，强调军事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说：“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明确指出枪杆子取政权，第一次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接着，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就党的任务和工作方向问题作了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等。　　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坚决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撤销了他的总书记职务。会议确定以土地革命和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为党在新时期的总方针，就国共两党关系、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党在当时的最主要任务。　　会议选举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委员为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候补委员为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会后，临时中央政治局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政治局常委。由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南方局和长江局，决定王荷波任北方局书记，蔡和森为秘书；张太雷赴南方局，任广东省委书记；罗亦农赴长江局工作；毛泽东去湖南在湘赣边区领导秋收起义。编辑本段主要意义　　 [会议会址纪念馆馆名(邓小平题写)]会议会址纪念馆馆名(邓小平题写)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它在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后，总结了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定了党在农村领导武装暴动、开展土地革命的斗争方针。这次会议对于挽救大革命失败所造成的危局，实现党的战略转变起了重要作用。　　但由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左”倾错误观点和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情绪相结合，使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同时，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主要表现在对当时的革命形势缺乏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不是组织正确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借以保存和聚集革命力量，而是容许和助长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倾向（特别是强迫工人罢工）。在组织上则开始了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过分或不适当地片面强调领导干部的纯工人成分的意义等。　　总之， 八七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是一个转折点。它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　　但是，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没有注意防止“左”的思想的出现，使“左”倾情绪在党内滋长起来，给后来的中国革命造成很大的危害。主要影响　　八七会议会址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伟大的转折。1927年春夏，暴风骤雨般的反帝反封建群众运动席卷全国，遭到沉重打击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内一切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共同镇压革命运动，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先后在上海和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破裂，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在这危急时刻，中共中央于8月7日在汉口三教街41号召开紧急秘密会议，研究解决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这次会议纠正和结束了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总结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选举产生了新的党中央领导机构。这次会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是中国革命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的标志。　　八七会议在我党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给正处于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没有注意防止正在滋长的“左”倾情绪，导致后来发展成危害极大的“左”倾错误。

陈独秀逝世以后，国内外对他的一生作出了各种各样的评价。 毛泽东在1945年中国共产党“七大”预备会议上，在指出陈独秀在大革命后期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以及后来搞托陈取消派“反对我们”之后说：“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份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做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陈独秀则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普列汉诺夫以后变成了孟什维克，陈独秀是中国的孟什维克。……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①这个评价应该说是比较客观的，公道的。 ① 《人民日报》1981年7月16日。 在其他许多人的评价中，多数的舆论都认为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伟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在这些评价中，值得提出来的是他最亲近的三位托派理论家的说法： 郑超麟在《悼陈独秀同志》一文中说：“陈独秀同志能够从卢骚主义，进于雅各宾主义，进于马克思主义，进于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这个繁复而急剧的过程，完成于一个人的一生中，而且每个阶段的转变时候，这个人又居于主动的领导地位”。又说“从卢骚到罗伯斯庇尔和巴贝夫相隔半个世纪；从罗、巴诸人经过傅立叶到马克思也相隔半个世纪；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托洛茨基又相隔半个世纪。但欧洲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国于半个世纪之间就可以过尽了……但中国这个发展缩在一个人之身，而且相隔不到几年……。”因此，陈独秀“不愧为法兰西十八世纪末叶的伟大思想家和伟大人物的同志”，“不愧为俄罗斯二十世纪初叶的伟大思想家和伟大人物的同志，不愧为列宁托洛茨基的同志，不愧为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托洛茨基党的领袖……第四国际中国支部曾以中国这样一个伟大思想家和伟大人物为领袖，是足可自豪的！”① 33年以后，即1975年12月，王文元在英国某大学历史系演讲时重复并进一步发挥了这些观点。他说：“先进国从启蒙运动的年代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年代一般要经过几百年(如英法)，不够先进的国家(如俄国)也经过了八、九十年，但是在落后的中国却仅是二十年，而且是反映在、甚至实现在一个人的身上。”“现代中国思想的跃进清晰地反映在陈独秀的身上。陈独秀一身结合了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给陈独秀做一个总的评价。照我看来，陈独秀这个人，虽然政治上是失败的，理论上有局限，但是他不仅是现代中国最勇敢的思想家，而且是历史上伟大的革命家之一。”② 1979年陈独秀百岁诞辰时，另一个原托派“少数派”四大金刚之一、被海外誉为“研究陈独秀问题专家”的楼子春说：在中国近代史上要找到一个人，“以其一生遍历从卢骚到马克思的全部思想的变迁，那只有陈独秀。我们可以说，他是这个过程的一个最完整的代表人物。”③ ①《国际主义者》第3期。 ②双山讲述，方丈译：《陈独秀的生平和思想》，香港《新观察》第6期。 ③一丁(即楼子春)：《陈独秀先生百年祭》，香港 《观察家》第26、27期。 如何来看托派的这种评价呢？陈独秀有敏锐的政治观察力，一种思想形成后好走极端，而且固执己见，不为人所动。他甚至故意放纵自己这种思想方法，说：“我不懂得什么理论，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①结果，他有时确能发现常人不能发现的新问题，发表惊世骇俗的见解，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那样。但不少情况下，他荒谬绝伦，迷途而不知返，造成可悲的后果。正确与错误、伟大与渺小、喜剧与悲剧这样奇特地结合在一个人身上，是罕见的，这是造成人们对他的评价众说纷纭、争论不休的重要原因之一。郑超麟等人对陈独秀一生的评价明显反映出托派的偏见，如此拔高陈独秀，目的在于抬高他们托派自己，挟独秀以自重，历来如此。

八七会议是1927年8月7日在武汉召集的中央紧急会议。当时，武汉政府坍台了。鲍罗庭取道西北到俄国去了，在党的命令下，朱其华调到了中共的中央书记局工作，因此目睹了八七会议的全过程。八七会议是由瞿秋白一手策划召集的。在中央，瞿秋白最厌恶彭述之，因为彭述之被人尊称为理论家，（瞿仅被称“文章家”）而且彭述之精通俄文，是莫斯科东方大学第一批中国留学生，学的是道地的俄文。(瞿是在国内学的俄文) 瞿秋白第二个讨厌的是陈独秀，。因为陈独秀不十分尊重瞿，陈独秀的压力，使瞿秋白不能取得他想要的地位，在五大前，瞿秋白就预备在五大会议上推翻陈独秀。五大闭幕两个月以后，武汉政府也清党了。中共大部分要员跟着贺龙、叶挺的军队到了江西，参加7月31日晚上的南昌暴动。在武汉的中共，被唐生智、汪精卫的清党，陷于极度的混乱状态中，陈独秀狼狈地由汉口迁到武昌，后又迁回汉口。瞿秋白就在这个混乱状态中，勾结向忠发、李维汉，趁陈独秀那天率领中央书记局的人员到汉口乡下躲避时，在汉口日租界内召集了一个中央紧急会议，那天是8月7日，所以被称为八七会议。会议是在极度匆忙中举行的，一方面怕日本巡捕来捉，另一方面又怕被陈独秀发觉。这次会议是瞿秋白瞒了中央政治局而私自召集的，会议时间一共不到两小时。出席的中央委员只有瞿秋白、向忠发、李维汉三人。出席的人员一共13人，其中4个是到了将散会时才来的。朱其华因在汉口办理中央撤退工作，故也被拉去参加。会议是在一个普通弄堂房子的楼上，用两个方桌子联起来，主席瞿秋白宣布开会，他宣读了“八七紧急会议告全党同志书”，这篇“告全党同志书” 宣读了80分钟。八月初汉口天气热得使人发昏，十几个人挤在一个小房间内，密不通风，因为怕被日本警察发现，所以把八面窗子都关紧，中央党报编辑委员会一位同志当场昏过去，幸亏不久又苏醒了，大家都希望这个“紧急会议”快点结束。。八七会议结束后，瞿秋白用紧急会议的名义写了一封信给陈独秀，（这封信交朱其华带给陈独秀）宣告旧中央已推翻，新中央已成立。瞿秋白、向忠发等私自成立的中央，取消了总书记制度，改为常委制。（瞿与向都感觉自己还不配当总书记）当时武汉形势极度恐慌与动摇，武汉当局清党来得突然，尤其是贺龙、叶挺在南昌暴动后，武汉对共产党的压迫更严厉，当时在武汉的中央委员只有三四个人，其他中共要员都在外地，分布在江西的有：李立三、张国焘、彭湃、恽代英、高语罕、谭平山、林祖涵、韩麟符、吴玉章、周恩来、徐特立、方维夏、叶挺、刘伯承、朱德等；在上海的有：苏兆徵、郑超麟、尹宽、项英、许白昊、郑福泰等；在广州的有：张太雷、黄平、穆蜀山、杨殷等；在湖南的有：毛泽东、刘少奇、郭亮、夏曦等，在北方的有：陈乔年、罗章龙等。瞿秋白就是利用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达到了他推翻陈独秀的目的。

是的。中国大陆的托派 中国的著名托派人物，包括有中国共产党的首任总书记陈独秀，以及彭述之、郑超麟、朱其华、严灵峰、王凡西等人。在中国于1952年开始大肆的搜捕托洛茨基主义者，从此后，托洛茨基主义者在大陆断绝了将近二十余年的时间，但是由于托洛茨基的著作一直以各种形式隐秘的传送，尤其是最近网络的普及，使得更多的青年人和工人们开始接触托洛茨基主义。他们零零散散的在讨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未来，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以及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等等。他们的名字鲜有所闻，但是一直致力于宣传被他们视为正统的托派共产主义思想，以及试图将中国的无产阶级组织起来。详细参考：http://baike.baidu.com/view/249497.html?wtp=tt

八七会议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在关系党和革命事业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 为了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党在新时期的斗争方针和任务，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现为鄱阳街139号）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因出席的中央委员不到半数，既不是中央全会，也不是中央政治局会议，故称为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由于时局紧张，交通不便，只有在武汉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共青团中央委员和湖南、湖北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有：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候补中央委员有：李震瀛、陆沉、毛泽东，中央监察委员有：杨匏安、王荷波，共青团代表有：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湖南省委代表彭公达，湖北省委代表郑超麟，中央军委代表王一飞，中央秘书邓小平等22人。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及另外两位俄国同志也参加了会议。 由于白色恐怖，形势紧迫，会议仅开了一天。会议共有3项议程：1．共产国际代表作报告；2．中央常委代表瞿秋白作报告；3．改选临时中央政治局。 首先，由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作了关于《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和结论。然后，他就《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草案的主要内容作了发言。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等先后发言，尖锐地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毛泽东在发言中批评了陈独秀在农民、军事等问题上的错误，强调军事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明确指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第一次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接着，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就党的任务和工作方向问题作了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等。 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坚决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撤销了他的总书记职务。会议确定以土地革命和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为党在新时期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党在当时的最主要任务。 会议选举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委员为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候补委员为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会后，临时中央政治局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政治局常委。由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南方局和长江局，决定王荷波任北方局书记，蔡和森为秘书；张太雷赴南方局，任广东省委书记；罗亦农赴长江局工作；毛泽东去湖南领导秋收起义。 总之，八七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是一个转折点。它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但是，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没有注意防止“左”的思想的出现，使“左”倾情绪在党内滋长起来，给后来的中国革命造成很大的危害。

http://baike.m.sogou.com/baike/lemmaInfo.jsp?sid=AUmmdEFlIQcMTqhUuhV_nuXj&lid=218850&icfa=1309103&g_ut=3&adapted=1 这里有解释

1929年3月11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领红四军主力3000余人从瑞金出发，沿着武夷山南端的闽沟，经木杉岭、牛犊坪、庵子前、黄鳝口首次挺进闽西，抵达长汀（汀州）县境的楼子坝。12日进驻长汀县四都镇。 3月13日清晨，红四军主动向盘踞在长汀城内的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出击，敌人全线败退，旅长郭凤鸣在狼狈逃命中被红军战士击毙。此役共歼敌2000多人，缴枪500余支，机枪数挺，弹药无数，迫击炮3门，炮弹百余发。长岭寨大捷，是红军下井冈山以来的最大一次胜利，也是红军首次入闽的重大胜利。 红四军攻占长汀后，在汀短短的17天中，在毛泽东、朱德、陈毅的领导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广泛宣传群众 3月15日上午，红四军前委在城郊的南寨广场，召开了万人群众大会。会议由朱德军长主持，毛泽东党代表在会上作了鼓舞人心的讲话。会上，朱德宣布了郭凤鸣欺压人民的十条罪状。大会结束后，红军把郭凤鸣及10余家主要地主豪绅的家产、财物挑到会场上分发给到会的劳苦大众。红军宣传队及时上街，通过张贴《红四军司令部布告》，刷写墙头标语、作政治报告等方式宣传群众。毛泽东亲自起草《告商人及知识分子书》，阐明共产党的各种政策，并大量印发，广泛宣传，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 开展调查研究 汀州，历代以来都是州、郡、路、府所在地，是红四军创建以来解放的最大一座城市。为摸清当地的政治经济情况，必须开展调查研究。毛泽东在进驻汀州的当晚，就查阅了《汀州府志》和《长汀县志》，并通过社会调查，摸清了长汀的经济、政治和民情风俗，并据此制定了各项城市政策，狠狠地打击了反动分子，团结了广大人民。 红四军政治部恢复 红四军政治部原于1928年5月在井冈山设立，主任陈毅。1929年1月红四军从井冈山突围赣南游击时，政治部停止工作，陈毅改任军士兵委员会主任。3月14日进占长汀城后，由于斗争形势的发展，前委决定重新恢复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毛泽东兼，同年5月改由陈毅担任。 建立长汀县各级组织 红四军在汀期间，和群众一起打土豪、筹款，组织扩大工会、农会，为建立红色政权提供了条件。长汀地方党组织在红四军前委的指导帮助下，于临时县委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中共长汀县委。接着，又迅速组成了20个秘密农协，5个秘密工会，总工会也成立了。党的组织比前发展两倍。县的政权机关开始是由军政治部任命的临时革命委员会，后召集工人、农民各组织代表会议，正式选举产生了长汀县革命委员会。 长汀县革委会成立后，即布告废除一切厘捐，没收地主豪绅土地及财产，坚决肃清反革命分子。长汀县革委会的成立，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它是有史以来闽西土地上第一个在共产党领导下由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县级红色政权。 由于红四军深得民心，长汀的广大青年纷纷要求参军。半月当中入伍者达300余人。红四军还帮助地方建立了一支60余人的县赤卫队，并拨给20多支枪，以保卫地方政权和土地革命的胜利进行。 解决了红军的给养 在汀期间，红四军还抓紧筹集军饷，解决给养。红四军不失时机地展开筹款、罚款、打土豪、没收财物等工作，不到10天便没收了10余家反动豪绅的财产，罚得款项2万余元，并向资本千元以上的商人筹借军饷3万元。由于经济好转，红四军给每人发了4元零用钱，官长、士兵、俘虏兵一律平等待遇。同时用缴获的缝纫机厂赶造军衣4000套，每个红军领到了一套缀有红领章的灰色军装、一顶缀有红五星的军帽、一副绑腿布。这是红四军自创建以来第一次统一了服装。 红四军汀州整编 3月中旬红四军在汀期间，根据前委罗福峰会议的决定，对全军进行整编。将团的建制改为纵队建制共编为3个纵队，每纵队下辖两个支队（相当于营），每支队下辖3个大队（相当于连）。朱德仍为军长，前委书记毛泽东兼任党代表、军政治部主任。 召开前委扩大会 红四军前委第一次长汀扩大会议，于1929年3月20日在长汀县城“辛耕别墅”召开。会议由毛泽东主持。会议详细地分析了福建、浙江、江西三省的政治、军事、经济状况和自然条件，特别是分析了赣南、闽西一带党的组织、群众运动、革命武装情况和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状况，作出了利用蒋桂两派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在赣南、闽西20余县建立分开的武装割据区域的重大决策，为今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开辟规划了蓝图。 1929年3月中旬，游击赣南的红五军在彭德怀率领下奔袭安远县城，获悉红四军已攻占长汀。于是红五军决定离开安远向瑞金出发，并派代表给红四军前委送信联络。红四军得知红五军已到瑞金，遂于4月1日从长汀回师赣南，在瑞金城郊与先期到达的红五军会师。 1929年4月11日，红四军前委与中共赣南特委及中央军事部派来的罗寿南等在于都召开前委联席会议，进一步决定以一年时间争取建立江西全省革命政权，并作出了具体实施计划：决定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返回井冈山，恢复和发展湘赣边苏区；红四军主力和江西红二军团在于都、兴国、宁都、瑞金、赣县等县发动群众，建立红色政权。同年5月18日，红四军前委在瑞金叶坪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会上讨论了时局和红四军的行动计划，批评了林彪的右倾悲观思想和流寇主义错误，根据闽西地方党组织的请求，决定红四军第二次入闽并制定了行动计划。会后第二天，红四军离开瑞金，再度入闽，“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 红四军首次入闽，对当时闽西以至福建省的革命斗争具有重大意义。当时的中共中央对于红四军首次入闽的军事行动极为关注，并作了充分肯定。红四军首次入闽重新唤醒了闽西工农斗争意识，从而使闽西的斗争与湘、粤、赣边界农村的斗争相呼应；掩护和援助了赣南的革命斗争，为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以及中央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从而在中国革命史上谱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人”这句话，既不是蒋介石说的，也不是国民党的政策。长期以来，很多人都以讹传讹地认为，蒋介石下令实行了“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人”的屠杀方针。团结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陈立夫大传》便如此记述: “蒋介石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对于逮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采取""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人""的残暴政策，大肆屠杀。”解放军出版社 1997年出版的纪实文学《穿过硝烟的握手》视乎也证实了这一说法，文中在关于蒋介石与苏联大使商谈第二次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问题时这样写到，蒋介石表示可以让中国共产党合法存在，“语气那么大度与肯定，仿佛对共产党举起屠刀，咬牙切齿喊出""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人""口号的不是他而是别人。” 其实，“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人”这句话，并不是蒋委员长说的，而是出自于桂系军阀陶屠户之嘴。 这位陶屠户，名叫陶钧，与他的上级胡宗铎一样都是湖北人，因打仗卖力，得以在地域观念十分强烈的广西军事集团中崭露头角。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开始“清共”， 3个月之后，汪精卫在武汉“和平分共”，是谓“宁汉合流”。没过几天，宁汉又分流--南京军事集团中的李宗仁与武汉军事集团中的唐生智闹翻了，桂系西征，第19军在军长胡宗铎、副军长陶钧的指挥下于当年11月一鼓作气杀回老家。陶屠户的草菅人命，可见一斑。 震寰工潮刚一平定，避难在日租界的国民党左派、国共合作时期原湖北省政府教育厅长李汉俊、财政厅长詹大悲又被军警带走，并于当晚（1927年12月17日）惨遭枪决。 -九二八年元月，由于武汉当局大开杀戒，引起一片非议，陶钧便在“总理纪念周”上拍案嗥叫:“有人说我陶钧乱杀人，我姓陶的，宁可错杀三千，不可错放一人！”① 而胡陶两人的政治部主任、督办公署秘书主任卢蔚乾，则能加以旁证。他在一篇文史资料中回忆:抗战期间，陶钧在重庆，曾去拜访李济深，谈话之间，满口进步名词。当时有人问他:“你在武汉时说，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漏网一人，那是怎么回事呢？”陶钧回答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可见，说这句话的，是陶钧，白纸黑字，铁证如山，而史料上却找不到蒋介石说这句话的确凿依据。相反，蒋介石于4月15日发布的清党布告，也只是说将首要各人“分别看管监视，免予活动，致酿成不及阻止之叛乱行为，仍须和平待遇”。对于“如有借端扰动，有碍治安者”，才“定当执法以绳其后也”。 1927年 5月，国民党成立中央清党委员会，确定清党六大原则，主要内容为清党时期停止入党；所有党员经审查再发党证；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投机分子、反动分子及一切腐化、恶化分子一律清除；3个月不向党部报告工作者，取销党员资格等，全篇同样无一个“杀”字，这与肃反扩大化中各级下达镇压指标的文件是大相径庭的。又例如:后来以反共著称的国军悍将张灵甫，当初也曾因敢言而得罪人，被指控为“赤党”，囚禁数月，直到狱方检查他的书籍时，发现邓演达（一说为毛泽东）照片上有“余必诛之”的题字，又阅其日记，对共党阴谋疾笔走书，才真相大白，昭雪冤屈。 但也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到，这种清党扩大化与肃反扩大化在广度、深度上都有明显不同。首先，以继承三民主义自居的国民党，多多少少要走一走民主与法制的过场，既不可能、也没想过要实行法西斯专政；其次，国民党内的一些元老、文官、武将都是曾经一腔热血的的辛亥义士、“五四青年”和高歌“打倒列强驱军阀”而投身北伐的革命将领，并非嗜杀成性；第三，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具有人情味，不怕麻烦，不怕受牵连，某人出问题，可以出面担保，这几个因素加起来便形成一道防火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清党扩大化的进一步蔓延。 比如，白崇禧就是一例。 作为东路军总指挥的他，在与蒋介石、何应钦、吴稚晖、陈果夫、陈立夫、李宗仁、李济深、黄绍竑等人的密谋中，发言就最多，力主清共。然而，清共毕竟不能等同于屠杀。按中共早期革命家郑超麟的说法:四一二那天，“主持缴械的是周凤岐属下的第二十六军，他们要的是枪械，不一定要杀人。所以缴械时我们的同志被捕去的，都没有死。王一飞指挥南市纠察队，缴了械后被捕了。一个军官问了他几句话，就放他走。他冒充上海大学学生。”因此，尽管白崇禧作为实施“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大将，但对于专权擅杀还是有看法的，他致电蒋介石，批评上海的清党运动“机关复杂，事权不清，处处干涉行政，任意逮捕杀人”。8月22日，白崇禧又在“纪念周上”再次进行严厉指责:“此次清党后，即发生许多以党营私之假革命党http://jeepy.cn/qita/ ，尤在上海一隅，更加其甚。藉清党为名，奸人妻子，掳人财物，敲榨剥削，随便杀人，以致人民怨声载道。” 面对种种非议，南京当局很快成立各级清党审判委员会，试图通过司法程序规范清党活动。6月15日，南京清党审判委员会开庭受审11人，3人“实无共产证据可寻”，宣告无罪；5人“均系无知愚民”，交保释放；另3人“系过路受累，无证可指”，即予开释。虽然，历史学家杨天石以此来证明“当年捕人的轻率”，但这一事例同样也可以说明审判者的慎重:没有轻易动刀子③。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对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对国民党的方针表现消极和不满，对革命更加悲观、失望。正当陈独秀在苦闷中探求大革命失败的“真实教训”和寻找“新的出路”之际，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传到了中国。在1929年5月间，托洛茨基的著作，又通过中国托派小组织的某些成员，传给了陈独秀。从陈独秀称赞“托洛茨基同志所指出过去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是百分之百的正确”，宣称只是由于得到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问题的文件，“从此以后我们才彻底的系统的了解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机会主义之真实根源所在”。同时，在中国革命的性质与任务、党的方针策略这两个关系中国革命方向、道路和前途的极为现实的问题上，陈独秀赞成托洛茨基观点，宣称：中国的民主革命已由资产阶级的胜利而终结，那尚未完成的民主革命任务，只能等待“将来的”所谓“第三次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去一并完成；党和无产阶级应当放弃毫无出路的“盲动”，即放弃武装斗争，转入以“召集国民会议”为主的合法运动。陈独秀从1929年5月开始，接触到当时国内唯一的托派小组织——“我们的话派”散发的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文件。他在8月5日信中，即以此为蓝本“开始向党发表意见”，要求中央“公诸全党讨论”，以它“改正”党的六大路线。不仅如此，他还同时（8月份）与尹宽一起，作为本派代表，和“我们的话派”谈判加入托派组织事宜。9月，陈独秀拒绝“我们的话派”所提加入该派组织的“三个条件”，决定与彭述之、尹宽、郑超麟等人自行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选举了常务委员会，陈自任总书记，并请刘仁静帮助起草纲领。刘根据托洛茨基写的中国托派政纲写出的草稿经陈独秀本人修改后，于12月15日以“八十一人”签名发表，即被称为“托陈取消派纲领”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中共中央一开始就对陈独秀等人这种非组织的派别活动提出了警告。8月28日，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代表约陈独秀谈话，指出陈不应该发表和中央不同的意见，因“中央政治路线没有原则错误，加之时局紧张”，中央不能在党报公布他8月5日的信件。于是，他在9月采取了上述“升级”的行动——自行组织托派小组织（后来因出版机关刊物《无产者》，而被称为“无产者派”）。10月6日，党中央向他发出“书面警告”，指出：“在党的组织原则上不容许有两个路线同时存在，尤其不容许有少数同志与党对立，破坏党的组织系统。”“你以及和你意见相同的人，在上海党的下层组织中有超越组织的活动”，“必须站在党的利益上立即停止这种活动”。可是，陈独秀在10月10日复信中央时，却向中央作“最后的警告”，并表示他决心“结合下层的革命群众和上层领导机关奋斗，而不计其他！”党中央显然注意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马上在10月15日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并通过了《关于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决议》指出：“现在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不只是故意的煽起党的讨论，而且实行他们的小组织的行动”，因此，中央在组织上有下面的决定：（1）“小组织必须马上解散，对于参加的同志必须予以组织上的制裁。”（2）其成员如“仍然固执他的取消主义的思想，不执行党的策略，不服从决议的，应毫不犹疑的开除出党”。（3）“独秀同志必须立即服从中央的决议，接受中央的警告，在党的路线之下工作，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与活动。”很清楚，这是对陈独秀的最后警告了。陈独秀理应悬崖勒马。但是，他显然觉得自己有了国内外托派势力的背景而有恃无恐，竟然在10月26日与彭述之联名致中央的信中，公开打出“反对派”的旗帜，向党示威。就这样，党中央政治局在11月15日通过了《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

首先，由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作了关于《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和结论。然后，他就《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草案的主要内容作了发言。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等先后发言，尖锐地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毛泽东在发言中批评了陈独秀在农民、军事等问题上的错误，强调军事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说：“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明确指出枪杆子取政权，第一次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接着，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就党的任务和工作方向问题作了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等。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坚决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撤销了他的总书记职务。会议确定以土地革命和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为党在新时期的总方针，就国共两党关系、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党在当时的最主要任务。会议选举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委员为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候补委员为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会后，临时中央政治局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政治局常委。由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南方局和长江局，决定王荷波任北方局书记，蔡和森为秘书。张太雷赴南方局，任广东省委书记；罗亦农赴长江局工作；毛泽东去湖南在湘赣边区领导秋收起义。扩展资料：会址展馆八七会议会址为一栋三层的西式楼房，建于1920年，原是英国人建造的公寓，名为怡和新房，一楼是外商开办的商店，砖木结构，占地面积197.2平方米，建筑面积532.3平方米，二、 三楼为住房。国民革命军北伐占领武汉并建立武汉国民政府后，二楼是苏联援华农业顾问洛卓莫夫的住处，“八七”会议就在洛卓莫夫的住房内召开。会址保存完好，会议会场已经复原，一楼陈列有“八七”会议的史料和文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湖北省和武汉市文物管理部门通过大量的调查工作，确认了会议旧址。1976年和1982年依原貌两次进行修缮。1977年建立八七会址纪念馆。1980年，邓小平为纪念馆题写了“八七会议会址”的门匾。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八七会议

在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口号是“共产党十大政纲”“共产党为穷人打土豪分田地”“红军是工人农民的军队”“红军是为穷人找饭吃找衣穿的军队”“红军公买公卖”“红军不拉夫”“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等。加上群众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党和红军严明的纪律及实际行动，迅速赢得周围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国民党的诬蔑自然不攻自破。历史事实证明，红色标语的运用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团结教育群众的重要渠道和有效平台，其简易便捷性、直观生动性等优势，开辟出党的宣传工作星火燎原、如火如荼的新局面。扩展资料伴随着土地革命战争的进程，毛泽东不断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革命斗争的实践中，通过组织不同形式的宣传活动，指引广大红军官兵从伟大理论中吸取营养，战胜艰难险阻，激励斗志。为了增强党和红军的凝聚力战斗力，毛泽东非常重视对广大红军将士的马克思主义教育。长征途中，红军除了行军打仗和同党内错误路线作斗争外，还要对长征队伍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向沿途群众传播革命火种，把科学理论的种子撒播在中国落后的西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组织指导红军克服各种困难创造性地开展理论传播工作，印制出版了《前进报》《战士报》《干部必读》等报刊。长征中，红军还印制了《马克思主义浅说》《出路在哪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民众书》《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对苗瑶的标语口号》等，这些报纸书刊，渗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及时传达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红军中还成立了专门的石刻或木雕宣传队伍，负责沿途刻画宣传。由于这些刻画方便醒目，内容言简意赅，通俗易懂，取得了很好的传播效应。长征途经的一些民族地区，群众关系非常复杂，既有汉族，又有少数民族。我党根据各地群众的实际情况，把马克思主义宣传与群众的利益紧密结合，1934年11月的《红星报》特意撰文强调：“必须首先从群众切身利益开始，然后逐步进入到苏维埃基本主张的宣传，必须以最通俗的语言、极大的耐心，同群众接近，来启发他们的斗争。不然我们的宣传鼓动就引不起群众的兴趣与注意。”红军维护群众的利益，赢得了群众称赞和拥护，红军走到哪里，马克思主义思想就传播到哪里。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标语宣传及其历史作用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土地革命时期的理论宣传

1925年，当时彭述之以中共的“四大”中央委员的身份接替多病的蔡和森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蔡和森则专职主编《向导》周报。为方便工作，中央决定蔡和森夫妇、彭述之夫妇和秘书郑超麟一起住在宣传部的寓所。 彭述之才华很高，深深地吸引了向警予。 1925年6月，蔡和森因为领导上海“五卅”运动等工作，过度劳累，哮喘病和胃病复发，不得不离沪到北京疗养。 彭述之在担任中央宣传部长之外，还自告奋勇地兼管中央妇女委员会的工作。而负责妇委工作的正好是向警予，两人很快坠入情网，三个月后，两人最终分道扬镳。

八七会议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在关系党和革命事业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这次会议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思想。给正处于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有: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候补中央委员有:李震瀛、陆沉、毛泽东，中央监察委员有:杨匏安、王荷波，共青团代表有: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湖南省委代表彭公达，湖北省委代表郑超麟，中央军委代表王一飞，中央秘书邓小平等22人。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及另外两位俄国同志也参加了会议。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坚决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撤销了他的总书记职务。会议确定以土地革命和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为党在新时期的总方针，就国共两党关系、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党在当时的最主要任务。 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它在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后，总结了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定了党在农村领导武装暴动、开展土地革命的斗争方针。这次会议对于挽救大革命失败所造成的危局，实现党的战略转变起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左"倾错误观点和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情绪相结合，使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同时，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主要表现在对当时的革命形势缺乏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不是组织正确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借以保存和聚集革命力量，而是容许和助长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倾向(特别是强迫工人罢工)。在组织上则开始了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过分或不适当地片面强调领导干部的纯工人成分的意义等。

国际托派在其兴起（30年代初期）以后的十余年里伴随着世界革命高涨而一度壮大，例如在比利时、法国、美国等发达国家都有一定力量，在智利、古巴甚至有好几年争取到了左翼力量的多数（智利托派甚至参与了总统大选，提出十分激进的纲领）。但总的来说，窃取十月革命旗号、坐拥工人阶级国家强大物质力量的苏联及第三国际官僚仍支配着整个共运，并部分地由此导致世界革命的节节败退（从中国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及导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到西班牙革命在1937年的巨大失败等等）。30年代后半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冷战时期其力量有较大发展，但直到90年代“苏东剧变”事件之前，国际托派一直是一个规模不大但十分活跃的派别，有着人数虽少但思想力量很大、仅仅在局部地区拥有显著优势的特点（例如二战后的岛国斯里兰卡）。据托洛茨基日记，在30年代中期，第四国际分子约有3000多人。在希特勒上台前，德国的托派约有750人。在遥远的中国，1931年聚集起500多人的托派政党（包括前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和一批中等干部）。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托派兴起时的大致规模。二次大战极大地损伤了第四国际的多数支部，因为托派也积极参与了各种反压迫斗争因而被迫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许多中国托派投入了抗日战争和后来的解放战争，他们在山东省等地也组织过农村游击战，并有许多战士为之献身）。二战后，第四国际党员在所有的工人官僚国家（苏联、东欧、中国、越南、古巴等）最终都遭到大肆污蔑、诋毁，以及残酷迫害（中国的第四国际分子郑超麟、周仁生等几百名无产阶级革命者，只是因为政见不同就在“革命政府”下坐了20多年牢，并长期被认为是“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走狗”，部分托派如王凡西、楼国华、向青、彭述之等则流亡海外或港澳地区）。在欧美和拉丁美洲，托派思想和活动却渐渐复苏。第四国际1953年的大分裂后却不断陷于各种小的分裂，尽管有60年代初所谓的“重新统一”，但到70年代，仍有7、8个托派国际在活动。尽管如此，托派思想仍对欧洲政治思想界产生了很大影响，1968年的法国五月风暴即深受托派思想及其活动的影响。70年代托派的传统核心据点第四国际法国支部开始派出人员投入法国总统大选，尽管得票率很小，但造成很大轰动和社会影响。出于欧洲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评估，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派”（这是长期以来最正统也最大的一个国际托派）的主要负责人、社会活动家和理论家曼德尔曾说，七、八十年代的资本主义欧洲已具备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客观条件。但为何事实上并未出现新的欧洲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这是值得第四国际分子乃至所有左翼社会主义分子反思的。

选A 民国17年8月26日至27日，在中共中央巡视员郑超麟的帮助下,中共福建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厦门召开。会上正式成立中共福建省委，刘乾初当选为书记，谢汉秋为组织部长

陈独秀逝世以后，国内外对他的一生作出了各种各样的评价。 毛泽东在1945年中国共产党“七大”预备会议上，在指出陈独秀在大革命后期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以及后来搞托陈取消派“反对我们”之后说：“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份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做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陈独秀则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普列汉诺夫以后变成了孟什维克，陈独秀是中国的孟什维克。……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①这个评价应该说是比较客观的，公道的。 ① 《人民日报》1981年7月16日。 在其他许多人的评价中，多数的舆论都认为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伟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在这些评价中，值得提出来的是他最亲近的三位托派理论家的说法： 郑超麟在《悼陈独秀同志》一文中说：“陈独秀同志能够从卢骚主义，进于雅各宾主义，进于马克思主义，进于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这个繁复而急剧的过程，完成于一个人的一生中，而且每个阶段的转变时候，这个人又居于主动的领导地位”。又说“从卢骚到罗伯斯庇尔和巴贝夫相隔半个世纪；从罗、巴诸人经过傅立叶到马克思也相隔半个世纪；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托洛茨基又相隔半个世纪。但欧洲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国于半个世纪之间就可以过尽了……但中国这个发展缩在一个人之身，而且相隔不到几年……。”因此，陈独秀“不愧为法兰西十八世纪末叶的伟大思想家和伟大人物的同志”，“不愧为俄罗斯二十世纪初叶的伟大思想家和伟大人物的同志，不愧为列宁托洛茨基的同志，不愧为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托洛茨基党的领袖……第四国际中国支部曾以中国这样一个伟大思想家和伟大人物为领袖，是足可自豪的！”① 33年以后，即1975年12月，王文元在英国某大学历史系演讲时重复并进一步发挥了这些观点。他说：“先进国从启蒙运动的年代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年代一般要经过几百年(如英法)，不够先进的国家(如俄国)也经过了八、九十年，但是在落后的中国却仅是二十年，而且是反映在、甚至实现在一个人的身上。”“现代中国思想的跃进清晰地反映在陈独秀的身上。陈独秀一身结合了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给陈独秀做一个总的评价。照我看来，陈独秀这个人，虽然政治上是失败的，理论上有局限，但是他不仅是现代中国最勇敢的思想家，而且是历史上伟大的革命家之一。”② 1979年陈独秀百岁诞辰时，另一个原托派“少数派”四大金刚之一、被海外誉为“研究陈独秀问题专家”的楼子春说：在中国近代史上要找到一个人，“以其一生遍历从卢骚到马克思的全部思想的变迁，那只有陈独秀。我们可以说，他是这个过程的一个最完整的代表人物。”③ ①《国际主义者》第3期。 ②双山讲述，方丈译：《陈独秀的生平和思想》，香港《新观察》第6期。 ③一丁(即楼子春)：《陈独秀先生百年祭》，香港 《观察家》第26、27期。 如何来看托派的这种评价呢？陈独秀有敏锐的政治观察力，一种思想形成后好走极端，而且固执己见，不为人所动。他甚至故意放纵自己这种思想方法，说：“我不懂得什么理论，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①结果，他有时确能发现常人不能发现的新问题，发表惊世骇俗的见解，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那样。但不少情况下，他荒谬绝伦，迷途而不知返，造成可悲的后果。正确与错误、伟大与渺小、喜剧与悲剧这样奇特地结合在一个人身上，是罕见的，这是造成人们对他的评价众说纷纭、争论不休的重要原因之一。郑超麟等人对陈独秀一生的评价明显反映出托派的偏见，如此拔高陈独秀，目的在于抬高他们托派自己，挟独秀以自重，历来如此。 ①《给陈其昌等的信》，《独独 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第23页。 细察陈独秀的一生，从6岁跟祖父读四书五经开始，他经历了封建主义的儒说和“选学妖孽”——改良主义的“康梁派”——反清辛亥革命的“乱党”——资产阶级革命的民主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与共产党领袖——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超阶级民主主义者的道路。他的思想的确充满着一个又一个的转折，一个又一个的否定。但是具体分析起来，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的转折是飞跃，是进步，之后的转折则相当复杂，前进中有倒退，倒退中又有新的飞跃。然而，他的每次转变都是不彻底的，一个时期中，一种思想占主导地位，又有旧思想的残余和“新思想”的萌芽，往往是：继承，未吸取精髓；创造，没建立独立体系；抛弃，还藕断丝连。这就使他的思想呈现出一种特殊的复杂性，任何简单笼统的评论都是不确切的。 陈独秀把法兰西民主主义思想引进中国，掀起了以反孔教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确有不朽的历史功勋，不愧为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但是从理论上说，他只是借用了西欧文明中的“科学”和“民主”两件武器，既未发展这个理论，也未在中国实践中建立自己独立的完整的民主主义的思想理论体系。后来，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与李大钊等一批革命知识分子一起共同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并作为中共领袖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参与领导伟大的“五卅”反帝运动和第一次大革命。他直接参与组织指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暴动的胜利，使他的革命历史达到了光辉的顶点。这是应该肯定的。但是，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与普列汉诺夫是不能比拟的，更不要说列宁了。他是一个“不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大革命时期就有人称他是“中国的列宁”，后来托派又沿用了这个说法，显然是不妥当的。 在革命实践和理论探索中，陈独秀都有成败两个方面。从革命实践来考察陈独秀的历史功绩，主要表现在大革命失败以前的历史时期，包括辛亥革命前后、“五四”时期、大革命的前期和中期。如果把一个人与时代联系起来的话，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起，到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可称为“辛亥革命时期”，代表人物是孙中山。从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起，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可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时期，代表人物是陈独秀。从1927年井冈山斗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发展时期，代表人物是毛泽东。虽然辛亥革命和第一次大革命都失败了，但历史是不能割裂的，没有辛亥革命和大革命，就没有1949年的胜利。同时，历史也是不以成败论英雄的，主要看其对历史是否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三个时期还有不少英雄人物，但谁也没有比这三个人的历史功绩大。 就陈独秀本人说，1927年以后的错误，与此前他的历史功绩比较起来是次要的，因为那已经是“毛泽东时代”了，陈独秀已经失去了对历史的影响力。所以，从他那个时代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来讲，说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政治家和革命家是可以的。 然而，他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基本上是失败的。陈独秀一生中的确吸收过不少外来的主义和理论，从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到托洛茨基主义，他也不像懒惰的教条主义者那样只知照搬别人的理论，有时还努力根据自己的理解和中国的情况，对这些外来的理论和主义进行筛选和改造。但是悲剧在于他的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的局限性，他的筛选和改造有的成功了，如对西欧民主主义，有的把正确的理论用歪了，如对马克思主义，有的本来是错误的东西，不可能改造成正确的东西，如托洛茨基主义等。因此他虽有把外来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愿望，可结果却是成少败多。所以，他曾哀叹道“我半生所做的事业，似乎大半失败了”；“我奔走社会运动，奔走革命运动，三十余年，竟未能给贪官污吏的政治以致命的打击，说起来实在惭愧而又忿怒。”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理论对于革命的重要。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而没有正确的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就没有真正的革命家。 有人说，陈独秀也有始终坚持如一的信仰，即科学—民主—社会主义；他也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的思想也是一种社会主义。这倒不假，即使他说“法西斯蒂的帝国主义专政会普遍发展而形成历史上一整个时期”时，也认为未来世界是“无产阶级民主制以至全民民主制”的“社会主义”。可是，现在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呢？是“民主社会主义”。而他的民主是超阶级的绝对民主；他的社会主义是抛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即通过民主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实践已经证明，在中国如果抛弃了“无产阶级专政”，在国内外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面前，这样的社会主义连一天也存在不了。陈独秀的“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只不过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 在客观考察陈独秀“民主观”、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有一点积极因素须给予应有的评价，即他最早从苏联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中提出分清敌我界线、防止专政到人民头上、以避免发生大量冤假错案的问题。根据中国的经验，这是一个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极端重要的问题

毛泽东毛泽东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在1927年8月7日在湖北汉口党的最高会议—“八七”会议上结合中国当时国情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即中国内部没有民主，只能以革命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这是由中国国情特点决定的。本文从“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背景出发，分析了这个著名论断在古今的意义，讲述了在这个时代，强调全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扩展资料意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可以说对中国有着深远的意义。这一著名论断是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根据当时中国的国情提出的。他清楚地意识到，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没有救世主可以将幸福送给中国人，也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可治中国的病。不顾中国国情，照搬西方的公式，只能将中国越弄越乱，越搞越坏，结果只有死路一条。确定了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兴起了土地革命战争。

托陈取消派 即“中国共产党——列宁主义者左翼反对派”，又称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是从中国共产党中分化出的中国托洛茨基派别组织。托洛茨基主义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合流的产物。1929年春，从苏联归国的托派分子梁干乔等人在上海建立了第一个托派组织“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因出版《我们的话》周刊，被称为《我们的话》派。1929年5月，陈独秀、彭述之等人逐步形成一个拥护托洛茨基的反党小集团，同年9月成立了所谓“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后因出版刊物《无产者》，被称为《无产者》派。1930年初，刘仁静、王凡西等人成立所谓“中国左派共产主义者同盟”；因出版刊物《十月》，被称为《十月》派。1930年秋，赵济等人又成立了另一个托派组织，出版刊物《战斗》，被称为《战斗社》派。这几个托派组织，虽然人数都不多，但都争当托派正统，相互斗争不已。后在托洛茨基直接干预下，由陈独秀主持，1931年5月在上海召开“统一大会”，成立了“统一”的托派组织“中国共产党——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选出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陈亦谋、王凡西等九人中央委员会，以陈独秀为总书记，出版机关刊物为《火花》。中国托派的纲领，实际是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问题观点的翻版。他们否定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认为1927年中国大革命的失败是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占优势的社会，封建势力已经成为残余；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矛盾，而是无产阶级同整个资产阶级（包括富农）的矛盾。他们认为中国革命形势是一直“向下落”，反对建立红军，开展农村武装斗争和建立苏维埃政权；认为离开城市工运这个中心到农村去搞农民运动，会导致党的蜕化。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只能进行以“国民会议”为中心的合法运动，等待将来再去进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次革命的这种主张，实际上是取消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中国托派统一大会召开后不久，中委成员大部分被国民党当局逮捕。陈独秀又拼凑了一个“临委”。1932年10月，“临委”又全部被捕，托派陷入瘫痪。以后，刘仁静、彭述之、王凡西等托派分子和小组织虽有活动，但已影响不大。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以后，中国托派基本上瓦解，少数托派分子逃往港澳与国外。

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在吸取前两次武装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后，继续发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并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首先成立了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特别委员会（特委），委员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尹宽、彭述之、周恩来、萧子璋等组成。特委下设军事委员会和宣传委员会，周恩来、赵世炎等负责军事委员会的工作，尹宽、郑超麟等负责宣传委员会的工作。其次，拟定行动计划，起义的整个行动由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负责，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担任起义总指挥。3月19日，中共上海区委发布了这次武装起义的行动大纲，精心策划了《各部作战计划》。再次，做好起义前的组织动员工作。在周恩来的秘密组织和周密部署下，一方面在市民中开展广泛的宣传动员，另一方面，建立一支数千人的工人武装纠察队，在全市设立多处秘密训练点加强培训，并借培训维护治安保卫团的合法名义加强工人纠察队的军事训练，不仅为起义培养了一批军事骨干力量，增强了工人纠察队的战斗力，而且还给工人武装补充了一些枪支、弹药。 1927年3月20日晚，北伐军东路军进入龙华，上海处于北伐军的包围中，发动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3月21日清晨，中共上海区委根据中央的决定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3月21日中午12时，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轮船和全市的工厂同时汽笛长鸣，巨大的声响在黄浦江上空不停地回荡。顿时，电车停驶，工厂停工，轮船抛锚，商店关门，学校罢课，人们从四面八方拥向街头、车站、码头和广场，在预定的地点会合，上海80万市民总同盟罢工开始了！ 下午1时半左右，南市区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工人纠察队以小南门救火会钟声为号，兵分三路进攻，包围淞沪警察厅，攻打第二区警察署和沉香阁路警察二区一分署，围困第一警察署，攻占南区街分署和铁路南站等。下午3时，各路工人纠察队、自卫团、海军起义人员在江南造船厂及高昌庙兵工厂前会师，包围驻厂的直鲁军海防卫队士兵，迫使敌军全部缴械投降，第三次武装起义首战告捷。 接着，虹口各厂工人纠察队，攻占虹口中心警察署，打退了敌人的猖狂反扑。沪西工人分两路进攻曹家渡第六警察署，占领潭子口警察局，在攻占第四警察署时，遇到直鲁联军的顽抗，纠察队员用麻袋装上泥土后，堆叠在推车上作掩护向敌人发起进攻，迫使敌人缴械投降。沪东、浦东和吴淞的工人纠察队也各自完成了预定的起义任务。 闸北工人纠察队同时向五区警察总署、广东街警察署、商中华新路警察分署等据点发起攻击，通过三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攻克后，又在天通庵火车站伏击从吴淞溃败下来的500多名直鲁联军，击毙和俘虏300多名，缴获了大量武器。龟缩在最后一个据点北火车站的敌军，妄图伺机反扑，敌军司令毕庶澄坐镇指挥。由于北火车站守敌集中、工事坚固，工人纠察队同敌军相持不下。上海总工会派人前往龙华的北伐军东路军指挥部，请白崇禧出兵助战，但白崇禧按兵不动。周恩来马上调整力量，将闸北工人纠察队和前来支援的沪东、沪西工人纠察队会合在一起，集中轻重型武器，以北火车站的东南面为主攻方向，各支工人纠察队同时向敌人的据点发起总攻。毕庶澄在死守无望的情况下逃走，北火车站的敌军失去了指挥、乱成一团。3月22日傍晚6时多，敌军全部投降，北火车站结束战斗，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获得了全胜。 这次武装起义，经过30个小时的英勇战斗，一共歼敌5000余人，缴获5000多支枪、若干门大炮和大量弹药、装备。在激烈的战斗中，有300余名工人和群众英勇牺牲、1000余人负伤。3月22日，上海工商学各界举行市民代表会议，选举19人组成上海市民政府，罗亦农等10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参加了市民政府。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工人运动的一次伟大壮举。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领导人是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尹宽、彭述之、周恩来、萧子璋等

　　Bu"ershiweike 布尔什维克 Bolshevik 　　俄文большевик　　俄文Большевик的音译，意为多数派。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形成的拥护列宁的多数派政党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于1898年成立后，尚未制订出党章和党纲，党的组织也不够成熟。列宁在“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和在国外出版《火星报》的活动为进一步建党作了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准备。1903年7月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会上就党纲、党章问题展开争论。由于列宁的坚持，党纲中写入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条文。讨论党章时，在入党条件问题上出现尖锐分歧。列宁主张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参加党内某一组织者，皆可成为党员。以马尔托夫为首的一些人反对把参加党的一个组织作为入党条件。结果大会通过了马尔托夫的条文。但在选举党中央委员会和党机关报《火星报》编辑部时，拥护列宁的占多数，被称为布尔什维克。马尔托夫派占少数，被称为孟什维克。因而从1903年以来，布尔什维克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和策略被称为布尔什维克主义。从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出现两个对立的政治派别。布尔什维克在列宁的领导下，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进行争取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1912年1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拉格代表会议（第六次全俄代表会议）上把坚持机会主义立场的孟什维克取消派开除出党。布尔什维克成为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1918年3月该党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根据列宁建议决定改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1925年12月该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决定易名为“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1952年10月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决定取消双重名称，改称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　　布尔什维克在中国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向导》周刊被迫停刊。同年十月，中共中央常委决定在上海出版中央机关报《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创刊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四日。该刊设有"中国革命问题"、"农民运动"等16个栏目。曾采用新时代国语教授书、经济月刊、中国文化史等封面作掩护秘密发行。该报刊登了中共中央的许多重要文件转载了共产国际的一些重要决议和指示，对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最后一期是一九三二年七月一日出版的。一九三三年初，中央机关迁往中央革命根据地，《布尔什维克》也就正式停刊了。《布尔什维克》前后共出版了五十二期。 　　《布尔什维克》创刊时，中央常委决定由瞿秋白、罗亦农、邓中夏、王若飞、郑超麟五人组成编委会，瞿秋白为主任。经常在《布尔什维克》上发表文章的，有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谢觉哉等。 　　《布尔什维克》为十六开本约三万字左右，内容比较广泛，有国内政治、国际状况、职工运动、农民暴动、中国革命问题、地方通讯等，还辟有寸铁、读者之声等专栏。《布尔什维克》转载了共产国际的许多重要决议与批示，刊登了党中央的许多重要文件，宣传了土地革命和工农武装暴动的总方针，发表了许多研究和探讨中国革命的理论性文章，批判了取消派等。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反映了党内三次“左”倾的错误理论与政策，而且它的基本倾向是“左”倾的，但它仍然是一份有重要参考价值的革命刊物。

福建省漳平县，自幼接受中国的传统教育。中学毕业后，于1919年离乡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6月，当中国旅欧的年轻马克思主义者在巴黎开会，成立少年共产党，郑超麟是十八名代表之一，其中有周恩来、赵世炎与尹宽等人。

“托派”曾经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很有“敌意”的概念。受当时大背景的影响，“中国托派”也是在凄风苦雨中挣扎生存的。1952年12月22日大陆的“托派分子”一夜之间销声匿迹，直到1979年后随着郑超麟这一名字在媒体上的出现，“中国托派”才又一次引起人们的关注。1931年5月1日，在陈独秀的号召下4个托派组织在上海召开了统一大会，成立了统一后的托派中央，陈独秀为总书记。实际上，根据郑超麟的回忆，在是否接受托氏主义的时候，“抵抗最长久的”是陈独秀。扩展资料：“中国托派”分子走上托洛茨基主义的道路，可以分为这样几种：第一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坚定追随者。这些人绝大部分是从莫斯科被遣送回国的，以及看了托洛茨基的著作后受影响者。其中著名者如彭述之、王文元、尹宽、郑超麟等则至死不渝，终生信仰托洛茨基主义。第二种是投机者，如梁干乔、刘仁静等。梁干乔参与了“我们的话派”的创建工作，由于他是托派留学生中唯一受到托洛茨基接见的人，因此处处以“领袖”自居，由于托派统一后的中央没有给予他“领袖”的地位，就投靠到戴笠手下，做起了军统特务。第三种是受“老头子”陈独秀的影响，不满当时中共中央“左”倾错误的指导，懵懵懂懂地参加了托派组织。比如中共一些基层支部的负责人，不满于自己的处境，于是就带着投机心理参加了托派队伍。参考资料：百度百科----中国托派

“托派”即“托洛茨基主义”派，意思就是“一个把过去的意见分歧和新的争论搅在一起的花招，即托洛茨基主义”。“托派”曾经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很有“敌意”的概念。受当时大背景的影响，“中国托派”也是在凄风苦雨中挣扎生存的。1952年12月22日大陆的“托派分子”一夜之间销声匿迹，直到1979年后随着郑超麟这一名字在媒体上的出现，“中国托派”才又一次引起人们的关注。扩展资料：“中国托派”分子走上托洛茨基主义的道路，可以分为这样几种：第一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坚定追随者。这些人绝大部分是从莫斯科被遣送回国的，以及看了托洛茨基的著作后受影响者。其中著名者如彭述之、王文元、尹宽、郑超麟等则至死不渝，终生信仰托洛茨基主义。第二种是投机者，如梁干乔、刘仁静等。刘仁静参与了“我们的话派”的创建工作，由于他是托派留学生中唯一受到托洛茨基接见的人，因此处处以“领袖”自居，由于托派统一后的中央没有给予他“领袖”的地位，就投靠到戴笠手下，做起了军统特务。第三种是受“老头子”陈独秀的影响，不满当时中共中央“左”倾错误的指导，懵懵懂懂地参加了托派组织。比如中共一些基层支部的负责人，由于受到当时“左”倾错误的某种不公正对待，又不满于自己的处境，于是就带着投机心理参加了托派队伍。

八七会议（中共重要会议）八七会议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在关系党和革命事业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这次会议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思想。给正处于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中文名 八七会议时 间 1927年8月7日地 点 湖北省汉口出席人数 共21人相关人物 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八七会议会址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省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着重大转折意义的“八七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今后革命斗争的方针。出席会议的有部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中央机关、共青团中央、地方代表共21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明纳兹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由于当时环境极其险恶，会议只开了一天。八七会议是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召开的，会议正式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把领导农民进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最主要任务，从而使全党没有在白色恐怖面前惊慌失措，指明了今后革命斗争的正确方向，特别是毛泽东在会上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八七会议在我党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给正处于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没有注意防止正在滋长的“左”倾情绪，导致后来发展成危害极大的“左”倾错误。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中国革命处在一个十分紧急的关头，八七会议八七会议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在关系党和革命事业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八七会议在我党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给正处于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由于没有注意防止正在滋长的“左”倾情绪，导致后来发展成危害极大的“左”倾错误。八七会议是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召开的，会议正式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把领导农民进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最主要任务。从而使全党没有在白色恐怖面前惊慌失措，指明了今后革命斗争的正确方向，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2参加人员编辑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有：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候补中央委员有：李震瀛、陆沉、毛泽东，中央监察委员有：杨匏安、王荷波，共青团代表有：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湖南省委代表彭公达，湖北省委代表郑超麟，中央军委代表王一飞，中央秘书邓小平等22人。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及另外两位俄国同志也参加了会议。3会议内容编辑八七会议(参议人员)首先，由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作了关于《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和结论。然后，他就《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草案的主要内容作了发言。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等先后发言，尖锐地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毛泽东在发言中批评了陈独秀在农民、军事等问题上的错误，强调军事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说：“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明确指出枪杆子取政权，第一次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接着，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就党的任务和工作方向问题作了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等。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坚决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撤销了他的总书记职务。会议确定以土地革命和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为党在新时期的总方针，就国共两党关系、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党在当时的最主要任务。会议选举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委员为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候补委员为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会后，临时中央政治局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政治局常委。由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南方局和长江局，决定王荷波任北方局书记，蔡和森为秘书；张太雷赴南方局，任广东省委书记；罗亦农赴长江局工作；毛泽东去湖南在湘赣边区领导秋收起义。4会议目的编辑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今后革命斗争的方针。出席会议的有部分中央委会址员、候补中央委员及中央机关、共青团中央、地方代表共22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明纳兹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由于当时环境极其险恶，会议只开了一天。会上，罗明纳兹作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和结论，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会作将来工作方针的报告。在会议讨论中，许多同志批评中央在处理国民党问题、农民土地问题、武装斗争问题等方面的右倾错误。有的同志还批评了苏联顾问、共产国际代表的一些错误。毛泽东在发言中，从国共合作时不坚持政治上独立性、党中央不倾听下级和群众意见、抑制农民革命、放弃军事领导权等四个方面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关于军事工作，毛泽东尖锐地指出：“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他着重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是一个对中国革命有着极其重要意义的论断。这个论断是从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中取得的，它指出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实际上提出了以军事斗争作为党的工作重心的问题。他建议“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会议讨论通过了 《告全党党员书》 、《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的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等决议，要求坚决纠正党在过去的错误，明确提出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主要的社会经济内容。党的现实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地、有计划地、尽可能地在广大区域内准备农民的总暴动。会议决定调派最积极的、坚强的、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到各主要省区发动和领导农民暴动，组织工农革命军队，建立工农革命政权，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会议撤销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等组成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八七会议开完后，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向毛泽东征求意见，准备让他到上海中央机关去工作。毛泽东回答：我不愿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随即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湖南，于1927年9月9日发动和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毛泽东过去做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却从来没有做过军事工作。根据实际需要，他勇敢地挑起了这副全新的担子。后来他说：“像我这样一个人，从前并不会打仗，甚至连想也没想到过要打仗，可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强迫我拿起武器。”这时，全党都拿起了武器，到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之前，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领导了近百次武装起义，标志着我党进入了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红军的新时期。5会议议程编辑由于时局紧张，交通不便，只有在武汉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共青团中央委员和湖南、湖北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由于白色恐怖，形势紧迫，会议仅开了一天。会议共有3项议程：1．共产国际代表作报告；2．中央常委代表瞿秋白作报告；3．改选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由李维汉主持。他首先介绍了会议的筹备经过，说明到会的中央委员不到半数，只能开一次中央紧急会议。然后宣布了会议的三项议程：1．共产国际代表作报告；2．中央常委代表作报告；3．改选中央政治局。由于白色恐怖，形势紧迫，会议只开了一天就胜利结束。会议的第一项议程是，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作关于党过去的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了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以及这次会议所要解决的问题。然后，他就《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草案的主要内容作了发言。首先，他分析了中国各阶级的情况，说明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中国革命。中国农民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求得自身解放。如果过去党对农民有正确的领导，不在农民问题上对国民党让步，不阻止农民运动，坚持党的独立性，就不会使革命失败。直到八一南昌起义，中国的革命才开始有了一个坚决的转机。他还批评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联合战线中放弃党的领导权的错误。同时又认为现在还不应退出国民党。国际代表报告之后，李维汉说，常委已经接受了这个报告，现在请大家讨论。接着，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彭公达、罗亦农、任弼时、李子芬、瞿秋白都作了发言。大家的发言，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关于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路线问题。毛泽东、蔡和森、任弼时认为，过去党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只重视上层几个领袖人物，而忽视了广大工农群众，这就使党失掉了群众基础。邓中夏说：过去有许多同志都感觉到中央的指导不好，现在再拿事实更看得明确，机会主义发生不是自今日始，而是早有由来，现在由于阶级斗争加剧，就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罗亦农认为，五大以前，党对大资产阶级估量太高。五大时又对小资产阶级估量太高，所以对国民党看得太高。邓中夏说，以前甚至将谭延闿、唐生智、孙科等地主买办军阀都看成小资产阶级了。总之，由于阶级估量和阶级分析上的错误，这就必然造成过去中央在指导路线上的错误。蔡和森、邓中夏和任弼时等，还批评了陈独秀的封建家长作风，要求撤换陈独秀的领导职务。二、关于农民和土地问题。毛泽东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批评了过去中央反对农民运动的错误。他说：农民要革命，接近农民的党也要革命，但上层的党部则不同了。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作了一个报告，同时向中央也作了一个报告，但此报告在湖南发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广大党内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者却不革命。蔡和森说：五大的中心集中到土地革命，制定了很好的决议，但大会后的中央并不实行，而采取压制农民运动的态度。任弼时说：党无土地革命的决心，并造出一个理论，说土地革命是一个很长远的过程，不知道这是目前的行动纲领。三、关于军事工作和武装斗争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批评了陈独秀不做军事工作的错误，第一次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他说：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已被注意，但仍没有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起义，非要依靠军队不可，这次会议应重视这个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定起来注意这个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完全由于主观上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枪杆子中取得的”。罗亦农说：过去党不注意夺取政权的武装，上海、湖南都是半途而废，这是非常错误的。就以上几个问题讨论以后，国际代表作了总结发言，讲了革命形势和革命性质。接着进行了表决，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告全党党员书》强调指出：“工人阶级的革命党，要纠正自己的错误，只有公开的批评这些错误，而且要使全党党员都参加这种批评。无产阶级政党不怕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如果共产主义者不能无所畏惧无所忌讳的批评党的错误、疏忽和缺点，那么，共产主义者也就完了。我们的党公开承认并纠正错误，不含混不隐瞒，这并不是示弱，而正是证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我们是最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之先锋队能够在自己错误经验里学习出来，绝无畏惧的披露自己的错误并且有力量来坚决的纠正。”会议的第二项议程是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作报告。报告指出：现在主要的是要从土地革命中造出新的力量来，我们的军队则完全是帮助土地革命的。农民要求暴动，各地还有许多的武装，有这样好的机会，这样多的力量，我们必然要点燃这爆发的火线，造成土地革命。报告提出了今后工作的三条策略原则：第一，要注意与资产阶级争领导权，要注意揭露汪精卫派民权主义的假面具；第二，要注意群众，团结真正的左派；第三，在革命中组织临时的革命政府。报告在最后还提出要注意作好团结国民党革命左派的工作，以及注意加强军队和士兵中的工作。瞿秋白报告后，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并追认批准了1927年7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书》等文件。会议通过的《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指出：“共产党现时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尽可能的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利用今年秋收时期农村中阶级斗争剧烈的关键”，来发动和组织农民举行秋收暴动。会议要求中央党、团机关“应当在极短期间调最积极的、坚强的、革命性稳定的、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尽量分配到各主要的省份做农民暴动的组织者。”会议通过的《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指出：要“注意于武装工人及其暴动巷战等军事训练，即刻准备能响应乡村农民的暴动，而推翻反革命的政权”。“工人阶级应时刻的准备能领导并参加武装暴动。以乡村农民之胜利为依据，推翻反革命政权，而建立革命平民的民权的城市政府”。会议的第三项议程是选举临时中央政治局。经过热烈讨论，选举临时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员9人：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候补委员7人：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8月9日，临时中央政治局举行了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了政治局的分工，决定由李维汉任中央组织部长兼管中央秘书厅；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长、农委主任兼党报总编辑；苏兆征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周恩来任中央军事部长，由秘书王一飞代理部务；杨之华任中央妇女部长；顾顺章任中央交通局长；郑超麟暂时负责中央出版局。会议还决定王荷波任北方局书记，蔡和森为秘书；张太雷任广东省委书记；毛泽东去湖南领导秋收起义。[1] 6会议历程编辑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在关系党和革命事业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会址内会场实景为了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党在新时期的斗争方针和任务，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现为鄱阳街139号）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因出席的中央委员不到半数，既不是中央全会，也不是中央政治局会议，故称为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由于时局紧张，交通不便，只有在武汉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共青团中央委员和湖南、湖北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有：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候补中央委员有：李震瀛、陆沉、毛泽东，中央监察委员有：杨匏安、王荷波，共青团代表有：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湖南省委代表彭公达，湖北省委代表郑超麟，中央军委代表王一飞，中央秘书邓小平等22人。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及另外两位俄国同志也参加了会议。由于白色恐怖，形势紧迫，会议仅开了一天；7主要意义编辑会议会址纪念馆馆名(邓小平题写)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它在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后，总结了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定了党在农村领导武装暴动、开展土地革命的斗争方针。这次会议对于挽救大革命失败所造成的危局，实现党的战略转变起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左”倾错误观点和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情绪相结合，使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同时，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主要表现在对当时的革命形势缺乏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不是组织正确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借以保存和聚集革命力量，而是容许和助长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倾向（特别是强迫工人罢工）。在组织上则开始了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过分或不适当地片面强调领导干部的纯工人成分的意义等。总之， 八七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是一个转折点。它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但是，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没有注意防止“左”的思想的出现，使“左”倾情绪在党内滋长起来，给后来的中国革命造成很大的危害。历史转折[2] 八七会议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在关系党和革命事业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八七会议旧址[3]为了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党在新时期的斗争方针和任务，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现为鄱阳街139号）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因出席的中央委员不到半数，既不是中央全会，也不是中央政治局会议，故称为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由于时局紧张，交通不便，只有在武汉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共青团中央委员和湖南、湖北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由于白色恐怖，形势紧迫，会议仅开了一天。会议共有3项议程：1．共产国际代表作报告；2．中央常委代表瞿秋白作报告；3．改选临时中央政治局。 首先，由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作了关于《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和结论。然后，他就《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草案的主要内容作了发言。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等先后发言，尖锐地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毛泽东在发言中批评了陈独秀在农民、军事等问题上的错误，强调军事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明确指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第一次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接着，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就党的任务和工作方向问题作了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等。 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坚决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撤销了他的总书记职务。会议确定以土地革命和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为党在新时期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党在当时的最主要任务。 会议选举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委员为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候补委员为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会后，临时中央政治局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政治局常委。由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南方局和长江局，决定王荷波任北方局书记，蔡和森为秘书；张太雷赴南方局，任广东省委书记；罗亦农赴长江局工作；毛泽东去湖南领导秋收起义。 总之，八七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是一个转折点。它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八七会议会址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伟大的转折。1927年春夏，暴风骤雨般的反帝反封建群众运动席卷全国，遭到沉重打击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内一切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共同镇压革命运动，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先后在上海和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破裂，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在这危急时刻，中共中央于8月7日在汉口三教街41号召开紧急秘密会议，研究解决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这次会议纠正和结束了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总结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选举产生了新的党中央领导机构。这次会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是中国革命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的标志。八七会议在我党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给正处于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没有注意防止正在滋长的“左”倾情绪，导致后来发展成危害极大的“左”倾错误。8会议遗址编辑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汉口鄱阳街139号，依托旧址而建，于1978年8月7日正式对外开放。纪念馆占地面积1600平方米，现举办有复原陈列和辅助陈列，用大量文物、图片和资料再现八七会议的历史。纪念馆自建馆以来坚持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邓小平、李维汉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分别来馆视察，邓小平同志还亲笔为纪念馆题写馆名。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中国革命处在一个十分紧急的关头，8月7日，中共中央举行了紧急会议，亦即“八七”会议，瞿秋白、李维汉、毛泽东、苏兆征、罗亦农、张太雷、邓中夏、陆定一、邓小平等人参加了会议。会议批判和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撤消了他的总书记职务，选出了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决定发动湘、鄂、赣、粤等省秋收起义。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并在会议上发言，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思想。纪念馆现已成为武汉市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窗口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1982年，国务院公布会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中宣部命名纪念馆为全国百家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请采纳~

拼音：wǔ sà yùn dòng注音： ㄨˇ ㄙㄚˋ ㄩㄣˋ ㄉㄨㄥˋ五卅运动造句：1、与上海五卅运动中短暂的“劳资同盟”相比，省港罢工中的“工商联合”却呈现出稳固、持久的特点。2、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这在五卅运动及其以后的大革命运动已经得了充分的证明。3、在读书的这几年中，袁殊接触了各种思潮，参加了五卅运动，还改掉了自己的原名“袁学易”。4、这是五卅运动爆发时上海总工会的游行队伍。5、自五卅运动起就认识顾顺章的郑超麟对顾的印象是服从上级指挥，工作周到，处事果断。

八七会议会址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省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着重大转折意义的“八七会议”。 　　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今后革命斗争的方针。出席会议的有部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中央机关、共青团中央、地方代表共22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明纳兹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由于当时环境极其险恶，会议只开了一天。 　　八七会议是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召开的，会议正式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把领导农民进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最主要任务，从而使全党没有在白色恐怖面前惊慌失措，指明了今后革命斗争的正确方向，特别是毛泽东在会上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八七会议在我党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给正处于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没有注意防止正在滋长的“左”倾情绪，导致后来发展成危害极大的“左”倾错误。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省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着重大转折意义的“八七会议”。 　　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今后革命斗争的方针。出席会议的有部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中央机关、共青团中央、地方代表共22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明纳兹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由于当时环境极其险恶，会议只开了一天。 　　八七会议是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召开的，会议正式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把领导农民进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最主要任务，从而使全党没有在白色恐怖面前惊慌失措，指明了今后革命斗争的正确方向，特别是毛泽东在会上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八七会议在我党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给正处于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没有注意防止正在滋长的“左”倾情绪，导致后来发展成危害极大的“左”倾错误。编辑本段会议背景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中国革命处在一个十分紧急的关头， 　　 八七会议八七会议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在关系党和革命事业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八七会议在我党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给正处于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由于没有注意防止正在滋长的“左”倾情绪，导致后来发展成危害极大的“左”倾错误。 　　八七会议是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召开的，会议正式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把领导农民进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最主要任务。从而使全党没有在白色恐怖面前惊慌失措，指明了今后革命斗争的正确方向，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编辑本段会议目的　　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今后革命斗争的方针。出席会议的有部分中央委 　　 会址员、候补中央委员及中央机关、共青团中央、地方代表共22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明纳兹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由于当时环境极其险恶，会议只开了一天。会上，罗明纳兹作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和结论，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会作将来工作方针的报告。在会议讨论中，许多同志批评中央在处理国民党问题、农民土地问题、武装斗争问题等方面的右倾错误。有的同志还批评了苏联顾问、共产国际代表的一些错误。毛泽东在发言中，从国共合作时不坚持政治上独立性、党中央不倾听下级和群众意见、抑制农民革命、放弃军事领导权等四个方面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关于军事工作，毛泽东尖锐地指出：“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他着重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是一个对中国革命有着极其重要意义的论断。这个论断是从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中取得的，它指出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实际上提出了以军事斗争作为党的工作重心的问题。他建议“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 　　会议讨论通过了 《告全党党员书》 、《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的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等决议，要求坚决纠正党在过去的错误，明确提出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主要的社会经济内容。党的现实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地、有计划地、尽可能地在广大区域内准备农民的总暴动。会议决定调派最积极的、坚强的、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到各主要省区发动和领导农民暴动，组织工农革命军队，建立工农革命政权，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会议撤销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等组成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八七会议开完后，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向毛泽东征求意见，准备让他到上海中央机关去工作。毛泽东回答：我不愿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随即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湖南，于1927年9月9日发动和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毛泽东过去做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却从来没有做过军事工作。根据实际需要，他勇敢地挑起了这副全新的担子。后来他说：“像我这样一个人，从前并不会打仗，甚至连想也没想到过要打仗，可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强迫我拿起武器。”这时，全党都拿起了武器，到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之前，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领导了近百次武装起义，标志着我党进入了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红军的新时期。编辑本段参加人员　　 八七会议(参议人员)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有：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 　　年、蔡和森，候补中央委员有：李震瀛、陆沉、毛泽东，中央监察委员有：杨匏安、王荷波，共青团代表有：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湖南省委代表彭公达，湖北省委代表郑超麟，中央军委代表王一飞，中央秘书邓小平等22人。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及另外两位俄国同志也参加了会议。编辑本段会议议程　　由于时局紧张，交通不便，只有在武汉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共青团中央委员和湖南、湖北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由于白色恐怖，形势紧迫，会议仅开了一天。会议共有3项议程： 　　1．共产国际代表作报告； 　　2．中央常委代表瞿秋白作报告； 　　3．改选临时中央政治局。 　　会议由李维汉主持。他首先介绍了会议的筹备经过，说明到会的中央委员不到半数，只能开一次中央紧急会议。然后宣布了会议的三项议程：1．共产国际代表作报告；2．中央常委代表作报告；3．改选中央政治局。由于白色恐怖，形势紧迫，会议只开了一天就胜利结束。 　　会议的第一项议程是，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作关于党过去的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了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以及这次会议所要解决的问题。然后，他就《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草案的主要内容作了发言。首先，他分析了中国各阶级的情况，说明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中国革命。中国农民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求得自身解放。如果过去党对农民有正确的领导，不在农民问题上对国民党让步，不阻止农民运动，坚持党的独立性，就不会使革命失败。直到八一南昌起义，中国的革命才开始有了一个坚决的转机。他还批评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联合战线中放弃党的领导权的错误。同时又认为现在还不应退出国民党。 　　国际代表报告之后，李维汉说，常委已经接受了这个报告，现在请大家讨论。接着，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彭公达、罗亦农、任弼时、李子芬、瞿秋白都作了发言。大家的发言，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关于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路线问题。毛泽东、蔡和森、任弼时认为，过去党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只重视上层几个领袖人物，而忽视了广大工农群众，这就使党失掉了群众基础。邓中夏说：过去有许多同志都感觉到中央的指导不好，现在再拿事实更看得明确，机会主义发生不是自今日始，而是早有由来，现在由于阶级斗争加剧，就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罗亦农认为，五大以前，党对大资产阶级估量太高。五大时又对小资产阶级估量太高，所以对国民党看得太高。邓中夏说，以前甚至将谭延闿、唐生智、孙科等地主买办军阀都看成小资产阶级了。总之，由于阶级估量和阶级分析上的错误，这就必然造成过去中央在指导路线上的错误。蔡和森、邓中夏和任弼时等，还批评了陈独秀的封建家长作风，要求撤换陈独秀的领导职务。 　　二、关于农民和土地问题。毛泽东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批评了过去中央反对农民运动的错误。他说：农民要革命，接近农民的党也要革命，但上层的党部则不同了。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作了一个报告，同时向中央也作了一个报告，但此报告在湖南发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广大党内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者却不革命。蔡和森说：五大的中心集中到土地革命，制定了很好的决议，但大会后的中央并不实行，而采取压制农民运动的态度。任弼时说：党无土地革命的决心，并造出一个理论，说土地革命是一个很长远的过程，不知道这是目前的行动纲领。 　　三、关于军事工作和武装斗争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批评了陈独秀不做军事工作的错误，第一次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他说：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已被注意，但仍没有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起义，非要依靠军队不可，这次会议应重视这个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定起来注意这个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完全由于主观上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枪杆子中取得的”。罗亦农说：过去党不注意夺取政权的武装，上海、湖南都是半途而废，这是非常错误的。 　　就以上几个问题讨论以后，国际代表作了总结发言，讲了革命形势和革命性质。接着进行了表决，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告全党党员书》强调指出：“工人阶级的革命党，要纠正自己的错误，只有公开的批评这些错误，而且要使全党党员都参加这种批评。无产阶级政党不怕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如果共产主义者不能无所畏惧无所忌讳的批评党的错误、疏忽和缺点，那么，共产主义者也就完了。我们的党公开承认并纠正错误，不含混不隐瞒，这并不是示弱，而正是证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我们是最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之先锋队能够在自己错误经验里学习出来，绝无畏惧的披露自己的错误并且有力量来坚决的纠正。” 　　会议的第二项议程是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作报告。报告指出：现在主要的是要从土地革命中造出新的力量来，我们的军队则完全是帮助土地革命的。农民要求暴动，各地还有许多的武装，有这样好的机会，这样多的力量，我们必然要点燃这爆发的火线，造成土地革命。报告提出了今后工作的三条策略原则：第一，要注意与资产阶级争领导权，要注意揭露汪精卫派民权主义的假面具；第二，要注意群众，团结真正的左派；第三，在革命中组织临时的革命政府。报告在最后还提出要注意作好团结国民党革命左派的工作，以及注意加强军队和士兵中的工作。 　　瞿秋白报告后，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并追认批准了1927年7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书》等文件。 　　会议通过的《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指出：“共产党现时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尽可能的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利用今年秋收时期农村中阶级斗争剧烈的关键”，来发动和组织农民举行秋收暴动。会议要求中央党、团机关“应当在极短期间调最积极的、坚强的、革命性稳定的、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尽量分配到各主要的省份做农民暴动的组织者。” 　　会议通过的《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指出：要“注意于武装工人及其暴动巷战等军事训练，即刻准备能响应乡村农民的暴动，而推翻反革命的政权”。“工人阶级应时刻的准备能领导并参加武装暴动。以乡村农民之胜利为依据，推翻反革命政权，而建立革命平民的民权的城市政府”。 　　会议的第三项议程是选举临时中央政治局。经过热烈讨论，选举临时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员9人：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候补委员7人：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 　　8月9日，临时中央政治局举行了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了政治局的分工，决定由李维汉任中央组织部长兼管中央秘书厅；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长、农委主任兼党报总编辑；苏兆征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周恩来任中央军事部长，由秘书王一飞代理部务；杨之华任中央妇女部长；顾顺章任中央交通局长；郑超麟暂时负责中央出版局。 　　会议还决定王荷波任北方局书记，蔡和森为秘书；张太雷任广东省委书记；毛泽东去湖南领导秋收起义。[1]编辑本段会议历程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在关系党和革命事业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 　　 会址内会场实景为了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党在新时期的斗争方针和任务，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现为鄱阳街139号）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因出席的中央委员不到半数，既不是中央全会，也不是中央政治局会议，故称为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由于时局紧张，交通不便，只有在武汉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共青团中央委员和湖南、湖北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有：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候补中央委员有：李震瀛、陆沉、毛泽东，中央监察委员有：杨匏安、王荷波，共青团代表有：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湖南省委代表彭公达，湖北省委代表郑超麟，中央军委代表王一飞，中央秘书邓小平等22人。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及另外两位俄国同志也参加了会议。 　　由于白色恐怖，形势紧迫，会议仅开了一天；编辑本段会议内容　　首先，由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作了关于《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和结论。然后，他就《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草案的主要内容作了发言。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等先后发言，尖锐地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毛泽东在发言中批评了陈独秀在农民、军事等问题上的错误，强调军事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说：“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明确指出枪杆子取政权，第一次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接着，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就党的任务和工作方向问题作了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等。 　　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坚决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撤销了他的总书记职务。会议确定以土地革命和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为党在新时期的总方针，就国共两党关系、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党在当时的最主要任务。 　　会议选举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委员为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候补委员为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会后，临时中央政治局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政治局常委。由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南方局和长江局，决定王荷波任北方局书记，蔡和森为秘书；张太雷赴南方局，任广东省委书记；罗亦农赴长江局工作；毛泽东去湖南在湘赣边区领导秋收起义。编辑本段主要意义　　 会议会址纪念馆馆名(邓小平题写)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它在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后，总结了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定了党在农村领导武装暴动、开展土地革命的斗争方针。这次会议对于挽救大革命失败所造成的危局，实现党的战略转变起了重要作用。 　　但由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左”倾错误观点和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情绪相结合，使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同时，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主要表现在对当时的革命形势缺乏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不是组织正确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借以保存和聚集革命力量，而是容许和助长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倾向（特别是强迫工人罢工）。在组织上则开始了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过分或不适当地片面强调领导干部的纯工人成分的意义等。 　　总之， 八七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是一个转折点。它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 　　但是，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没有注意防止“左”的思想的出现，使“左”倾情绪在党内滋长起来，给后来的中国革命造成很大的危害。编辑本段会议遗址　　 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汉口鄱阳街139号，依托旧址而建，于1978年8月7日正式对外开放。 　　纪念馆占地面积1600平方米，现举办有复原陈列和辅助陈列，用大量文物、图片和资料再现八七会议的历史。纪念馆自建馆以来坚持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邓小平、李维汉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分别来馆视察，邓小平同志还亲笔为纪念馆题写馆名。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中国革命处在一个十分紧急的关头，8月7日，中共中央举行了紧急会议，亦即“八七”会议，瞿秋白、李 邓小平同志题写馆名维汉、毛泽东、苏兆征、罗亦农、张太雷、邓中夏、陆定一、邓小平等人参加了会议。会议批判和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撤消了他的总书记职务，选出了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决定发动湘、鄂、赣、粤等省秋收起义。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并在会议上发言，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思想。 　　纪念馆现已成为武汉市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窗口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1982年，国务院公布会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中宣部命名纪念馆为全国百家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编辑本段主要影响　　八七会议会址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伟大的转折。1927年春夏，暴风骤雨般的反帝反封建群众运动席卷全国，遭到沉重打击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内一切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共同镇压革命运动，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先后在上海和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破裂，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在这危急时刻，中共中央于8月7日在汉口三教街41号召开紧急秘密会议，研究解决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这次会议纠正和结束了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总结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选举产生了新的党中央领导机构。这次会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是中国革命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的标志。 　　八七会议在我党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给正处于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没有注意防止正在滋长的“左”倾情绪，导致后来发展成危害极大的“左”倾错误。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省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着重大转折意义的“八七会议”。 　　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今后革命斗争的方针。出席会议的有部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中央机关、共青团中央、地方代表共22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明纳兹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由于当时环境极其险恶，会议只开了一天。 　　八七会议是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召开的，会议正式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把领导农民进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最主要任务，从而使全党没有在白色恐怖面前惊慌失措，指明了今后革命斗争的正确方向，特别是毛泽东在会上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八七会议在我党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给正处于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没有注意防止正在滋长的“左”倾情绪，导致后来发展成危害极大的“左”倾错误。编辑本段会议背景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中国革命处在一个十分紧急的关头， 　　 八七会议八七会议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在关系党和革命事业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八七会议在我党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给正处于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由于没有注意防止正在滋长的“左”倾情绪，导致后来发展成危害极大的“左”倾错误。 　　八七会议是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召开的，会议正式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把领导农民进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最主要任务。从而使全党没有在白色恐怖面前惊慌失措，指明了今后革命斗争的正确方向，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编辑本段会议目的　　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今后革命斗争的方针。出席会议的有部分中央委 　　 会址员、候补中央委员及中央机关、共青团中央、地方代表共22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明纳兹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由于当时环境极其险恶，会议只开了一天。会上，罗明纳兹作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和结论，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会作将来工作方针的报告。在会议讨论中，许多同志批评中央在处理国民党问题、农民土地问题、武装斗争问题等方面的右倾错误。有的同志还批评了苏联顾问、共产国际代表的一些错误。毛泽东在发言中，从国共合作时不坚持政治上独立性、党中央不倾听下级和群众意见、抑制农民革命、放弃军事领导权等四个方面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关于军事工作，毛泽东尖锐地指出：“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他着重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是一个对中国革命有着极其重要意义的论断。这个论断是从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中取得的，它指出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实际上提出了以军事斗争作为党的工作重心的问题。他建议“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 　　会议讨论通过了 《告全党党员书》 、《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的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等决议，要求坚决纠正党在过去的错误，明确提出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主要的社会经济内容。党的现实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地、有计划地、尽可能地在广大区域内准备农民的总暴动。会议决定调派最积极的、坚强的、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到各主要省区发动和领导农民暴动，组织工农革命军队，建立工农革命政权，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会议撤销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等组成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八七会议开完后，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向毛泽东征求意见，准备让他到上海中央机关去工作。毛泽东回答：我不愿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随即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湖南，于1927年9月9日发动和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毛泽东过去做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却从来没有做过军事工作。根据实际需要，他勇敢地挑起了这副全新的担子。后来他说：“像我这样一个人，从前并不会打仗，甚至连想也没想到过要打仗，可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强迫我拿起武器。”这时，全党都拿起了武器，到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之前，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领导了近百次武装起义，标志着我党进入了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红军的新时期。编辑本段参加人员　　 八七会议(参议人员)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有：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 　　年、蔡和森，候补中央委员有：李震瀛、陆沉、毛泽东，中央监察委员有：杨匏安、王荷波，共青团代表有：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湖南省委代表彭公达，湖北省委代表郑超麟，中央军委代表王一飞，中央秘书邓小平等22人。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及另外两位俄国同志也参加了会议。编辑本段会议议程　　由于时局紧张，交通不便，只有在武汉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共青团中央委员和湖南、湖北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由于白色恐怖，形势紧迫，会议仅开了一天。会议共有3项议程： 　　1．共产国际代表作报告； 　　2．中央常委代表瞿秋白作报告； 　　3．改选临时中央政治局。 　　会议由李维汉主持。他首先介绍了会议的筹备经过，说明到会的中央委员不到半数，只能开一次中央紧急会议。然后宣布了会议的三项议程：1．共产国际代表作报告；2．中央常委代表作报告；3．改选中央政治局。由于白色恐怖，形势紧迫，会议只开了一天就胜利结束。 　　会议的第一项议程是，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作关于党过去的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了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以及这次会议所要解决的问题。然后，他就《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草案的主要内容作了发言。首先，他分析了中国各阶级的情况，说明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中国革命。中国农民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求得自身解放。如果过去党对农民有正确的领导，不在农民问题上对国民党让步，不阻止农民运动，坚持党的独立性，就不会使革命失败。直到八一南昌起义，中国的革命才开始有了一个坚决的转机。他还批评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联合战线中放弃党的领导权的错误。同时又认为现在还不应退出国民党。 　　国际代表报告之后，李维汉说，常委已经接受了这个报告，现在请大家讨论。接着，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彭公达、罗亦农、任弼时、李子芬、瞿秋白都作了发言。大家的发言，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关于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路线问题。毛泽东、蔡和森、任弼时认为，过去党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只重视上层几个领袖人物，而忽视了广大工农群众，这就使党失掉了群众基础。邓中夏说：过去有许多同志都感觉到中央的指导不好，现在再拿事实更看得明确，机会主义发生不是自今日始，而是早有由来，现在由于阶级斗争加剧，就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罗亦农认为，五大以前，党对大资产阶级估量太高。五大时又对小资产阶级估量太高，所以对国民党看得太高。邓中夏说，以前甚至将谭延闿、唐生智、孙科等地主买办军阀都看成小资产阶级了。总之，由于阶级估量和阶级分析上的错误，这就必然造成过去中央在指导路线上的错误。蔡和森、邓中夏和任弼时等，还批评了陈独秀的封建家长作风，要求撤换陈独秀的领导职务。 　　二、关于农民和土地问题。毛泽东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批评了过去中央反对农民运动的错误。他说：农民要革命，接近农民的党也要革命，但上层的党部则不同了。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作了一个报告，同时向中央也作了一个报告，但此报告在湖南发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广大党内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者却不革命。蔡和森说：五大的中心集中到土地革命，制定了很好的决议，但大会后的中央并不实行，而采取压制农民运动的态度。任弼时说：党无土地革命的决心，并造出一个理论，说土地革命是一个很长远的过程，不知道这是目前的行动纲领。 　　三、关于军事工作和武装斗争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批评了陈独秀不做军事工作的错误，第一次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他说：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已被注意，但仍没有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起义，非要依靠军队不可，这次会议应重视这个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定起来注意这个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完全由于主观上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枪杆子中取得的”。罗亦农说：过去党不注意夺取政权的武装，上海、湖南都是半途而废，这是非常错误的。 　　就以上几个问题讨论以后，国际代表作了总结发言，讲了革命形势和革命性质。接着进行了表决，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告全党党员书》强调指出：“工人阶级的革命党，要纠正自己的错误，只有公开的批评这些错误，而且要使全党党员都参加这种批评。无产阶级政党不怕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如果共产主义者不能无所畏惧无所忌讳的批评党的错误、疏忽和缺点，那么，共产主义者也就完了。我们的党公开承认并纠正错误，不含混不隐瞒，这并不是示弱，而正是证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我们是最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之先锋队能够在自己错误经验里学习出来，绝无畏惧的披露自己的错误并且有力量来坚决的纠正。” 　　会议的第二项议程是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作报告。报告指出：现在主要的是要从土地革命中造出新的力量来，我们的军队则完全是帮助土地革命的。农民要求暴动，各地还有许多的武装，有这样好的机会，这样多的力量，我们必然要点燃这爆发的火线，造成土地革命。报告提出了今后工作的三条策略原则：第一，要注意与资产阶级争领导权，要注意揭露汪精卫派民权主义的假面具；第二，要注意群众，团结真正的左派；第三，在革命中组织临时的革命政府。报告在最后还提出要注意作好团结国民党革命左派的工作，以及注意加强军队和士兵中的工作。 　　瞿秋白报告后，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并追认批准了1927年7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书》等文件。 　　会议通过的《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指出：“共产党现时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尽可能的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利用今年秋收时期农村中阶级斗争剧烈的关键”，来发动和组织农民举行秋收暴动。会议要求中央党、团机关“应当在极短期间调最积极的、坚强的、革命性稳定的、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尽量分配到各主要的省份做农民暴动的组织者。” 　　会议通过的《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指出：要“注意于武装工人及其暴动巷战等军事训练，即刻准备能响应乡村农民的暴动，而推翻反革命的政权”。“工人阶级应时刻的准备能领导并参加武装暴动。以乡村农民之胜利为依据，推翻反革命政权，而建立革命平民的民权的城市政府”。 　　会议的第三项议程是选举临时中央政治局。经过热烈讨论，选举临时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员9人：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候补委员7人：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 　　8月9日，临时中央政治局举行了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了政治局的分工，决定由李维汉任中央组织部长兼管中央秘书厅；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长、农委主任兼党报总编辑；苏兆征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周恩来任中央军事部长，由秘书王一飞代理部务；杨之华任中央妇女部长；顾顺章任中央交通局长；郑超麟暂时负责中央出版局。 　　会议还决定王荷波任北方局书记，蔡和森为秘书；张太雷任广东省委书记；毛泽东去湖南领导秋收起义。[1]编辑本段会议历程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在关系党和革命事业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 　　 会址内会场实景为了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党在新时期的斗争方针和任务，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现为鄱阳街139号）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因出席的中央委员不到半数，既不是中央全会，也不是中央政治局会议，故称为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由于时局紧张，交通不便，只有在武汉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共青团中央委员和湖南、湖北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有：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候补中央委员有：李震瀛、陆沉、毛泽东，中央监察委员有：杨匏安、王荷波，共青团代表有：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湖南省委代表彭公达，湖北省委代表郑超麟，中央军委代表王一飞，中央秘书邓小平等22人。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及另外两位俄国同志也参加了会议。 　　由于白色恐怖，形势紧迫，会议仅开了一天；编辑本段会议内容　　首先，由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作了关于《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和结论。然后，他就《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草案的主要内容作了发言。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等先后发言，尖锐地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毛泽东在发言中批评了陈独秀在农民、军事等问题上的错误，强调军事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说：“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明确指出枪杆子取政权，第一次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接着，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就党的任务和工作方向问题作了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等。 　　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坚决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撤销了他的总书记职务。会议确定以土地革命和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为党在新时期的总方针，就国共两党关系、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党在当时的最主要任务。 　　会议选举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委员为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候补委员为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会后，临时中央政治局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政治局常委。由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南方局和长江局，决定王荷波任北方局书记，蔡和森为秘书；张太雷赴南方局，任广东省委书记；罗亦农赴长江局工作；毛泽东去湖南在湘赣边区领导秋收起义。编辑本段主要意义　　 会议会址纪念馆馆名(邓小平题写)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它在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后，总结了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定了党在农村领导武装暴动、开展土地革命的斗争方针。这次会议对于挽救大革命失败所造成的危局，实现党的战略转变起了重要作用。 　　但由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左”倾错误观点和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情绪相结合，使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同时，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主要表现在对当时的革命形势缺乏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不是组织正确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借以保存和聚集革命力量，而是容许和助长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倾向（特别是强迫工人罢工）。在组织上则开始了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过分或不适当地片面强调领导干部的纯工人成分的意义等。 　　总之， 八七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是一个转折点。它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 　　但是，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没有注意防止“左”的思想的出现，使“左”倾情绪在党内滋长起来，给后来的中国革命造成很大的危害。编辑本段会议遗址　　 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汉口鄱阳街139号，依托旧址而建，于1978年8月7日正式对外开放。 　　纪念馆占地面积1600平方米，现举办有复原陈列和辅助陈列，用大量文物、图片和资料再现八七会议的历史。纪念馆自建馆以来坚持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邓小平、李维汉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分别来馆视察，邓小平同志还亲笔为纪念馆题写馆名。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中国革命处在一个十分紧急的关头，8月7日，中共中央举行了紧急会议，亦即“八七”会议，瞿秋白、李 邓小平同志题写馆名维汉、毛泽东、苏兆征、罗亦农、张太雷、邓中夏、陆定一、邓小平等人参加了会议。会议批判和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撤消了他的总书记职务，选出了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决定发动湘、鄂、赣、粤等省秋收起义。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并在会议上发言，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思想。 　　纪念馆现已成为武汉市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窗口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1982年，国务院公布会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中宣部命名纪念馆为全国百家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编辑本段主要影响　　八七会议会址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伟大的转折。1927年春夏，暴风骤雨般的反帝反封建群众运动席卷全国，遭到沉重打击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内一切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共同镇压革命运动，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先后在上海和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破裂，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在这危急时刻，中共中央于8月7日在汉口三教街41号召开紧急秘密会议，研究解决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这次会议纠正和结束了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总结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选举产生了新的党中央领导机构。这次会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是中国革命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的标志。 　　八七会议在我党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给正处于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没有注意防止正在滋长的“左”倾情绪，导致后来发展成危害极大的“左”倾错误。

陈独秀逝世以后，国内外对他的一生作出了各种各样的评价。 毛泽东在1945年中国共产党“七大”预备会议上，在指出陈独秀在大革命后期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以及后来搞托陈取消派“反对我们”之后说：“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份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做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陈独秀则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普列汉诺夫以后变成了孟什维克，陈独秀是中国的孟什维克。……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①这个评价应该说是比较客观的，公道的。 ① 《人民日报》1981年7月16日。 在其他许多人的评价中，多数的舆论都认为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伟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在这些评价中，值得提出来的是他最亲近的三位托派理论家的说法： 郑超麟在《悼陈独秀同志》一文中说：“陈独秀同志能够从卢骚主义，进于雅各宾主义，进于马克思主义，进于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这个繁复而急剧的过程，完成于一个人的一生中，而且每个阶段的转变时候，这个人又居于主动的领导地位”。又说“从卢骚到罗伯斯庇尔和巴贝夫相隔半个世纪；从罗、巴诸人经过傅立叶到马克思也相隔半个世纪；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托洛茨基又相隔半个世纪。但欧洲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国于半个世纪之间就可以过尽了……但中国这个发展缩在一个人之身，而且相隔不到几年……。”因此，陈独秀“不愧为法兰西十八世纪末叶的伟大思想家和伟大人物的同志”，“不愧为俄罗斯二十世纪初叶的伟大思想家和伟大人物的同志，不愧为列宁托洛茨基的同志，不愧为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托洛茨基党的领袖……第四国际中国支部曾以中国这样一个伟大思想家和伟大人物为领袖，是足可自豪的！”① 33年以后，即1975年12月，王文元在英国某大学历史系演讲时重复并进一步发挥了这些观点。他说：“先进国从启蒙运动的年代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年代一般要经过几百年(如英法)，不够先进的国家(如俄国)也经过了八、九十年，但是在落后的中国却仅是二十年，而且是反映在、甚至实现在一个人的身上。”“现代中国思想的跃进清晰地反映在陈独秀的身上。陈独秀一身结合了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给陈独秀做一个总的评价。照我看来，陈独秀这个人，虽然政治上是失败的，理论上有局限，但是他不仅是现代中国最勇敢的思想家，而且是历史上伟大的革命家之一。”② 1979年陈独秀百岁诞辰时，另一个原托派“少数派”四大金刚之一、被海外誉为“研究陈独秀问题专家”的楼子春说：在中国近代史上要找到一个人，“以其一生遍历从卢骚到马克思的全部思想的变迁，那只有陈独秀。我们可以说，他是这个过程的一个最完整的代表人物。”③ ①《国际主义者》第3期。 ②双山讲述，方丈译：《陈独秀的生平和思想》，香港《新观察》第6期。 ③一丁(即楼子春)：《陈独秀先生百年祭》，香港 《观察家》第26、27期。 如何来看托派的这种评价呢？陈独秀有敏锐的政治观察力，一种思想形成后好走极端，而且固执己见，不为人所动。他甚至故意放纵自己这种思想方法，说：“我不懂得什么理论，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①结果，他有时确能发现常人不能发现的新问题，发表惊世骇俗的见解，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那样。但不少情况下，他荒谬绝伦，迷途而不知返，造成可悲的后果。正确与错误、伟大与渺小、喜剧与悲剧这样奇特地结合在一个人身上，是罕见的，这是造成人们对他的评价众说纷纭、争论不休的重要原因之一。郑超麟等人对陈独秀一生的评价明显反映出托派的偏见，如此拔高陈独秀，目的在于抬高他们托派自己，挟独秀以自重，历来如此。

南昌起义后，中共中央在湖北武汉召开“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为了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党在新时期的斗争方针和任务，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今鄱阳街139号)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八七会议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在关系党和革命事业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会议正式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把领导农民进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最主要任务。从而使全党没有在白色恐怖面前惊慌失措，指明了今后革命斗争的正确方向，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八七会议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在关系党和革命事业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 为了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党在新时期的斗争方针和任务，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现为鄱阳街139号）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因出席的中央委员不到半数，既不是中央全会，也不是中央政治局会议，故称为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由于时局紧张，交通不便，只有在武汉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共青团中央委员和湖南、湖北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有：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候补中央委员有：李震瀛、陆沉、毛泽东，中央监察委员有：杨匏安、王荷波，共青团代表有：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湖南省委代表彭公达，湖北省委代表郑超麟，中央军委代表王一飞，中央秘书邓小平等22人。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及另外两位俄国同志也参加了会议。 由于白色恐怖，形势紧迫，会议仅开了一天。会议共有3项议程：1．共产国际代表作报告；2．中央常委代表瞿秋白作报告；3．改选临时中央政治局。 首先，由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作了关于《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和结论。然后，他就《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草案的主要内容作了发言。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等先后发言，尖锐地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毛泽东在发言中批评了陈独秀在农民、军事等问题上的错误，强调军事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明确指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第一次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接着，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就党的任务和工作方向问题作了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等。 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坚决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撤销了他的总书记职务。会议确定以土地革命和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为党在新时期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党在当时的最主要任务。 会议选举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委员为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候补委员为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会后，临时中央政治局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政治局常委。由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南方局和长江局，决定王荷波任北方局书记，蔡和森为秘书；张太雷赴南方局，任广东省委书记；罗亦农赴长江局工作；毛泽东去湖南领导秋收起义。 总之，八七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是一个转折点。它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但是，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没有注意防止“左”的思想的出现，使“左”倾情绪在党内滋长起来，给后来的中国革命造成很大的危害。

　　革命事业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　　为了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党在新时期的斗争方针和任务，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现为鄱阳街139号）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因出席的中央委员不到半数，既不是中央全会，也不是中央政治局会议，故称为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由于时局紧张，交通不便，只有在武汉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共青团中央委员和湖南、湖北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有：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候补中央委员有：李震瀛、陆沉、毛泽东，中央监察委员有：杨匏安、王荷波，共青团代表有：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湖南省委代表彭公达，湖北省委代表郑超麟，中央军委代表王一飞，中央秘书邓小平等22人。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及另外两位俄国同志也参加了会议。　　由于白色恐怖，形势紧迫，会议仅开了一天。会议共有3项议程：1．共产国际代表作报告；2．中央常委代表瞿秋白作报告；3．改选临时中央政治局。　　首先，由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作了关于《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和结论。然后，他就《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草案的主要内容作了发言。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等先后发言，尖锐地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毛泽东在发言中批评了陈独秀在农民、军事等问题上的错误，强调军事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说：“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明确指出枪杆子取政权，第一次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接着，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就党的任务和工作方向问题作了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等。　　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坚决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撤销了他的总书记职务。会议确定以土地革命和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为党在新时期的总方针，就国共两党关系、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党在当时的最主要任务。　　会议选举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委员为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候补委员为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会后，临时中央政治局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政治局常委。由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南方局和长江局，决定王荷波任北方局书记，蔡和森为秘书；张太雷赴南方局，任广东省委书记；罗亦农赴长江局工作；毛泽东去湖南在湘赣边区领导秋收起义。　　总之，八七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是一个转折点。它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　　但是，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没有注意防止“左”的思想的出现，使“左”倾情绪在党内滋长起来，给后来的中国革命造成很大的危害。

陈独秀逝世以后，国内外对他的一生作出了各种各样的评价。毛泽东在 年中国共产党“七大”预备会议上，在指出陈独秀在大革命后期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以及后来搞托陈取消派“反对我们”之后说：“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份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做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陈独秀则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普列汉诺夫以后变成了孟什维克，陈独秀是中国的孟什维克。……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①这个评价应该说是比较客观的，公道的。①《人民日报》 年 月 日。在其他许多人的评价中，多数的舆论都认为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伟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在这些评价中，值得提出来的是他最亲近的三位托派理论家的说法：郑超麟在《悼陈独秀同志》一文中说：“陈独秀同志能够从卢骚主义，进于雅各宾主义，进于马克思主义，进于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这个繁复而急剧的过程，完成于一个人的一生中，而且每个阶段的转变时候，这个人又居于主动的领导地位”。又说“从卢骚到罗伯斯庇尔和巴贝夫相隔半个世纪；从罗、巴诸人经过傅立叶到马克思也相隔半个世纪；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托洛茨基又相隔半个世纪。但欧洲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国于半个世纪之间就可以过尽了……但中国这个发展缩在一个人之身，而且相隔不到几年……。”因此，陈独秀“不愧为法兰西十八世纪末叶的伟大思想家和伟大人物的同志”，“不愧为俄罗斯二十世纪初叶的伟大思想家和伟大人物的同志，不愧为列宁托洛茨基的同志，不愧为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托洛茨基党的领袖……第四国际中国支部曾以中国这样一个伟大思想家和伟大人物为领袖，是足可自豪的！”① 年以后，即 年 月，王文元在英国某大学历史系演讲时重复并进一步发挥了这些观点。他说：“先进国从启蒙运动的年代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年代一般要经过几百年(如英法)，不够先进的国家(如俄国)也经过了八、九十年，但是在落后的中国却仅是二十年，而且是反映在、甚至实现在一个人的身上。”“现代中国思想的跃进清晰地反映在陈独秀的身上。陈独秀一身结合了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给陈独秀做一个总的评价。照我看来，陈独秀这个人，虽然政治上是失败的，理论上有局限，但是他不仅是现代中国最勇敢的思想家，而且是历史上伟大的革命家之一。”② 年陈独秀百岁诞辰时，另一个原托派“少数派”四大金刚之一、被海外誉为“研究陈独秀问题专家”的楼子春说：在中国近代史上要找到一个人，“以其一生遍历从卢骚到马克思的全部思想的变迁，那只有陈独秀。我们可以说，他是这个过程的一个最完整的代表人物。”③①《国际主义者》第 期。②双山讲述，方丈译：《陈独秀的生平和思想》，香港《新观察》第 期。③一丁(即楼子春)：《陈独秀先生百年祭》，香港《观察家》第 、 期。如何来看托派的这种评价呢？陈独秀有敏锐的政治观察力，一种思想形成后好走极端，而且固执己见，不为人所动。他甚至故意放纵自己这种思想方法，说：“我不懂得什么理论，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①结果，他有时确能发现常人不能发现的新问题，发表惊世骇俗的见解，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那样。但不少情况下，他荒谬绝伦，迷途而不知返，造成可悲的后果。正确与错误、伟大与渺小、喜剧与悲剧这样奇特地结合在一个人身上，是罕见的，这是造成人们对他的评价众说纷纭、争论不休的重要原因之一。郑超麟等人对陈独秀一生的评价明显反映出托派的偏见，如此拔高陈独秀，目的在于抬高他们托派自己，挟独秀以自重，历来如此。

八七会议 八七会议是指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大革命失败后，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在汉口举行的一次紧急会议。会议目的是为了总结党的经验教训，清算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党在新时期的战略任务。出席会议的限于在武汉的中央委员和中央机关以及邻近省份的负责同志，共22人。其中有中央委员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候补中央委员李震瀛、陆沉、毛泽东；中央监察委员杨匏安、王荷波；共青团代表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湖南代表彭公达；湖北代表郑超麟；军委代表王一飞；中央秘书邓小平。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以及协助他工作的纽曼和洛蜀莫娃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由李维汉主持，罗明纳兹首先就会议的意义和《告全党党员书》草案的主要内容作了发言；接着，瞿秋白代表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就党的任务和工作方针问题作了报告，强调指出：在国共分裂以后，共产党要以革命的方法争取民权，要用军队发展土地革命。会议通过了《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最近职工运动决议案》、《最近农民斗争决议案》和《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等文件。会议系统地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工会运动、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党和国民党的关系等方面的错误，指出中国革命尚处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阶段，其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及封建主义的一切社会经济政治的遗毒。中国革命的根本内容是土地革命，必须用“平民式”的手段来解决土地问题。会议进一步肯定了中央临时政治局关于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并决定在湘、鄂、赣、粤几个革命基础较好的省份，发动群众，举行秋收起义。会上，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等先后发言，深刻地批评了陈独秀在大革命中所犯的一系列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意见和主张。毛泽东在发言中，强调了军事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论断。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苏兆征、向忠发、翟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粥时等为政治局委员，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8月9日，在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三人被选为政治局常委，确定由翟秋白主持中央领导工作。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它在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后，总结了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定了党在农村领导武装暴动、开展土地革命的斗争方针。这次会议对于挽救大革命失败所造成的危局，实现党的战略转变起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左”倾错误观点和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情绪相结合，使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同时，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主要表现在对当时的革命形势缺乏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不是组织正确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借以保存和聚集革命力量，而是容许和助长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倾向(特别是强迫工人罢工)。在组织上则开始了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过分或不适当地片面强调领导干部的纯工人成分的意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