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子珍的婚姻

贺子珍在长征中受过重伤，因为史沫特莱的事情和毛怄气，伤病体弱的她到西安养病，又辗转随共产国际的代表从新疆去了苏联。

这俩人是比较新青年的知识青年自由女性，跟贺子珍这类农村女性思想格格不入，脾气太爆，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喜欢跟史沫特莱以及她的翻译吴莉莉谈笑风生，贺子珍很吃醋还因为这些打过毛泽东和吴莉莉，矛盾激化到不可调和就走了

伟人作为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当家人，他身上的担子非常重. 不仅要快速的发展国家经济将经济发展到世界前列，还要处理国家政事，可以说伟人把自己毕生的时间都献给了国家，相比较国家来说，他留给自己家庭的时间就太少了。 伟人的子女在他身边长大的并不多，他也自知作为一个父亲是不合格的，尤其是对于李敏来说他没有很好的尽到一个当父亲的责任，很小的时候李敏和妈妈一起前往苏联。 直到1947年贺子珍回国之后，才像组织提出了一个想见伟人的要求，12年后才完成这个愿望。 贺子珍在当时是一个非常独立的女青年，她十八岁的时候就来到了井冈山成为了一名女战士. 当时的井冈山还不是革命根据地，山上有一群土匪，伟人为了和他们谈判不得不上山，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两个人相识，没想到伟人上山之后看见了一个英姿飒爽的女战士。 伟人之后才知道贺子珍就是大名鼎鼎的永新一枝花，贺子珍年轻的时候长得很漂亮，伟人可能对她算是一见钟情， 而贺子珍对于伟人的第一印象大概就是瘦瘦黑黑高高的一个红军干部 ，那个时候贺子珍对于伟人并没有什么别的想法。 后来伟人来到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一来二去就和贺子珍认识了，本来贺子珍心中有一个心上人，但是不巧她的心上人已经去世了。在和伟人的相处中， 她逐渐体会到了伟人身上的个人魅力，在伟人的追求下，两个人也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贺子珍不是一个典型的农村妇女，她不仅有胆识还有文化，这一点非常吸引伟人， 不仅如此贺子珍的觉悟非常高，她是那种为了革命为了组织为了队伍能够牺牲自己的那种人 ，这和伟人的主张不谋而合，这样相似的两个人最终也一定会走到一起。 没过多久两个人就在井冈山结婚了，在很多人的祝福之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但是那个时候井冈山的环境很苦，还要坚持做革命工作，所以两个人结婚之后也很难经常在一起，也是聚少离多，为了革命事业，两个人也都奉献出自己的青春时间以及家庭。 一段时间后，两个人的关系逐渐冷却下来，革命根据地就是很多年轻人向往的地方，在他们组建根据地的时候，有很多新一批的年轻人都陆陆续续的来到井冈山。 贺子珍作为一个进步青年，她逐渐发现自己的思想跟不上队伍，开始出现下滑的趋势，这是她不能允许的。 两个人虽然很在一对方，但是也经常会出现一些小摩擦小碰撞，贺子珍此时是非常不自信的，双方多次争吵之后，贺子珍也心灰意冷决定踏上前往苏联的道路。 当时贺子珍还怀有身孕就孤身前往了苏联，在苏联生下了一个男孩，但是因为感染疾病，六个月的时候就去世了。 孩子死后，贺子珍的精神压力很大，很难从这个阴影中走出来。 伟人的政务也非常繁忙，没有很多的时间来关心贺子珍，贺子珍也更加的伤心欲绝。没过多久，贺子珍收到了一封伟人提出离婚的信件，这对于贺子珍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伟人怕贺子珍在苏联想不开，所以就决定把他们的女儿李敏送往苏联， 一方面女儿能在母亲的身边长大，另一方面女儿也能治愈一下贺子珍。 但是贺子珍的精神状况没有好转，李敏在来到苏联之后经常被妈妈打，在精神出问题后贺子珍也不知道自己为何动手打人。 那个时候李敏还小，离开井冈山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爸爸是主席，道苏联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她才意识到自己的父亲是伟人，但是她记忆中却没有关于父亲的片段。 直到建国后，李敏才和妈妈又再一次的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贺子珍心中一直都有伟人，在回国后贺子珍经常会对着电视不自觉的就哭出声来，就是因为在电视上看到了伟人 。所以她一直心中就有一个愿望，希望能够在见一次伟人，所以他也多次向组织提出想要和伟人见面的愿望，但是她也一直没有得到回应。 回国后李敏就回到了父亲身边生活，伟人也在李敏这里了解到了贺子珍在苏联的生活。伟人对于贺子珍在苏联的遭遇也非常心疼和同情，后来在其他人的劝说下 ，伟人决定见一见贺子珍。 庐山会议期间，贺子珍也在庐山，在开会间隙伟人抽空见了贺子珍，当时贺子珍非常激动。 见到伟人之后就泣不成声，她想要表达一下自己的想法，但是却无语凝噎，她什么都没说出来，但是伟人一切都懂。贺子珍在平静情绪之后和伟人聊了一些关于李敏的事情。 两个人的见面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只是聊了一些家常，但是对于贺子珍来说却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算了让她完成了自己的心愿，但是让人没想到的是，这次见面也成为了两个人最后一次见面。 贺子珍对于伟人的感情非常深，年轻的时候因为意气用事毅然决然离开祖国前往苏联 ，但是在苏联的这些年贺子珍过的并不好，甚至精神上还出现了一些问题。回国后和伟人见的这一面算是对她自己的一个救赎，可以真正的和自己和解了。 伟人去世的时候，贺子珍还到达了现场，送伟人最后一程，在现场时她真的悲痛欲绝。 她对于伟人的爱深刻又克制，导致困扰了她大半个人生。

　　1937年10月，贺子珍离延安远赴西安。当贺子珍抵达西安，上海被日军占领，她打算去上海市的计划破产，11月份，王明、康生、陈云从苏联莫斯科坐飞机经新疆、兰州、西安去延安，贺子珍受到启发，于是坐汽车从西安到了兰州，中共驻兰州办事处主任谢觉哉曾劝说其返回延安，但贺子珍还是执意去了莫斯科。　　1938年，贺子珍去苏联治伤，但经苏联医生证实，弹片已无法取出。后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毕业后留在国际儿童院东方部工作，因女儿病重和领导发生争执，时任第三国际东方部长的王明指示强制将其送入精神病院拘押。　　1947年经王稼祥和罗荣桓向第三国际交涉，被释放回国，但毛泽东已经和江青同居。贺子珍留在东北任东北财经委员会党支部书记。

贺子珍，毛主席的第二任妻子，是一位非常勇敢的女红军。在长征途中她为了掩护战友，身中17块弹片，致死都没有从身上取下来。 1950年，贺子珍被评定为三级甲等残疾，但是，她一生也没有领取属于自己的残疾军人抚恤金。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1934年10月，贺子珍参加中央红军长征。 长征中，贺子珍跟着干部休养连出发。临行前，她把儿子小毛托付给了毛泽覃和贺怡，他们留在中央苏区打游击，让他们照顾孩子。小毛哭着喊着要跟着爸爸妈妈，可行军打仗孩子是没法带的。 贺子珍给毛泽覃和贺怡说：“爸爸妈妈和小毛我都带不动了，就委托你们了，我走后你们照顾好二老一小，日后我们胜利了再见面。”贺子珍说着哽咽了，眼泪止不住地流。 毛泽覃说：“嫂子放心，您到于都见到哥哥时告诉他，家中一切大小事，我作为弟弟一定尽力照顾，请他放心。” 毛泽覃当时不到三十岁，身材高大，气宇轩昂，是一位有勇有谋的高级指战员，办事一向稳重、老练。当时贺怡也怀有身孕，中央苏区办事处负责人陈毅决定派贺怡到赣县当县委副书记。 赣县是个半红半白的区域，容易长期隐蔽下来。革命形势好就开展革命活动，形势紧张就隐蔽起来。 贺子珍听了毛泽覃的话很放心，她对毛泽覃说：“就这么办吧，小毛交给你们了，后会有期。”临走时，她又亲了亲小毛，叮嘱小毛听叔叔婶婶的话。 小毛紧紧地抱着妈妈不肯让离开，还说：“我就要找爸爸，我要跟你们一起去。”贺子珍忍着眼泪和毛泽覃告别了。想着将来革命胜利了再把娃娃接到自己身边。 毛泽覃、贺怡还要上前线，瑞金还要坚守一段时间，他们和贺子珍商量，先把小毛托付给刘赐福看一段时间。 瑞金被敌人占领后，刘赐福带着小毛和自己的三个孩子，化装成农村妇女，在乡下逃难。 毛泽覃曾经来探望小毛，小毛哭着要找爸爸妈妈，毛泽覃抱着小毛说：“毛毛乖，爸爸妈妈打白狗子去了，等消灭了白狗子，爸爸妈妈一定来接你。” 毛毛问：“那爸爸妈妈什么时候能回来呢？”毛泽覃说：“快了，你跟着刘阿姨要听话。”毛毛很懂事地点了点头。 毛毛扑到刘阿姨的怀里说，“我是刘阿姨的小五，对吗？”刘赐福此时也是泪水涟涟。她说：“对，对，毛毛是阿姨的心头肉”。 就这样，刘赐福带着几个孩子在大山里逃难，常常东躲西藏，有时为了弄吃的，不得不下山，有几次差点被敌人抓走。 毛泽覃后来又找到了刘赐福，告诉她已经给毛毛联系好了一户人家，好让老乡照顾毛毛。 当时为了保密，毛泽覃没有告诉刘赐福。不幸的是，1935年毛泽覃牺牲了，毛毛从此杳无音信。 毛泽东贺子珍为了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的牺牲，这个孩子后来再也没有找到。这个孩子也成了贺子珍心中永远的痛。 1950年，贺子珍的妹妹贺怡任吉安组织部长，她前往赣南寻找贺子珍与毛泽东的孩子毛毛，结果在路上出车祸了。 这个孩子再也没有下落。毛主席说，就让他回到人民群众中去吧。 受王明左倾错误影响，毛主席被解除了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总政治委员、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职务，只留任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那是主席最彷徨无助的时期，而毛毛则给了他最大的动力。 小毛是在战火中出生的，1932年的春夏，傅连暲接生的。毛主席非常喜爱这个孩子，教他写字，讲故事，做 游戏 ，这个小孩给毛主席带来了欢乐。 贺子珍瑞金托子实属无奈，但必须这样，想着毛主席喜爱小毛的往事一幕幕呈现，贺子珍肝肠寸断。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贺子珍夫妇为革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更应该懂得感恩。 贺子珍跟着毛主席出发了，踏上了长征的艰难征程。此时的贺子珍也怀有身孕，身体瘦弱，脸色苍白，组织为了照顾她，给她分了一匹骡子，但是她很少骑，经常让给伤员骑。 长征途中，有一次她生病了，医生给她开了药，她拒绝了，因为药品奇缺，她要节省下来给伤病员使用。 在粮食紧张的时候，她饿着肚子，宁愿自己吃草根树皮，也要让大家先吃。她心里总是想着老同志，照顾她给她分一点肉吃，她舍不得吃，给了老同志。解放后，谢觉哉多次提起贺子珍让肉的事，表扬她的为人和风格。 1935年3月的一天傍晚，在贵州盘县猪场五里排，敌机轰炸，贺子珍招呼大家分散隐蔽，不幸负重伤了，贺子珍被炸遍体鳞伤，献血顺着头顶往下流，昏迷不醒。 敌人飞机溜走后，战士们找来了担架，鲜血已经染红了她的衣服，吴吉清请来了医生李芝给她治疗，贺子珍17处中了弹片，血流不止。 当时没有麻醉药，医生给她服了几粒止痛片，战士们按着她，用夹子把弹片一块一块地取出来。 有的弹片嵌入地非常深，取不出来，后来就一直留在她的身体内。每天到了宿营地，李医生就去给她换纱布，没有热水，只好用冷水洗干净伤口，再换上新的纱布。 1950年贺子珍被定为三级甲等残疾，但她终生没有领取残疾军人抚恤金。 贺子珍醒来后，部队要出发了。她的伤势很重，很长一段时间不能行走，需要担架抬着，为了不连累大家，贺子珍向组织提出把她寄放在老乡家里。 钱希均认为留下来也不安全，国民党反动派反复搜查地很紧，怕是留下来凶多吉少。他告诉毛泽民，让毛泽民再转告毛泽东贺子珍的情况。 毛泽民当时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银行行长，他得知情况后立即去看望贺子珍。贺子珍坚毅地说：“泽民弟、希均妹，我大概不能和你们一道北上抗日了。” “我负伤的事情先别告诉润之，他在前线指挥作战很忙，我不想连累他，你们还是把我寄放在老乡家里，将来革命胜利了，咱们再相见。” 毛泽民安慰她说：“大嫂，我已经电告大哥了，部队出发，我们一定把你带上，请放心。” 毛泽东知道情况后，赶了十几里路，来看望伤员。他一个一个地看望伤员，之后提着马灯来到贺子珍的担架前，轻声地问道：“子珍，怎么样了？” 贺子珍被熟悉的声音唤醒，她温柔地看了毛泽东一眼，用微弱地声音说：“润之，把我留下吧，你们前进吧！” 毛泽东很感动，只说了一句话：“我和同志们都不会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贺子珍说完话又昏迷了，毛泽东让医生全力抢救，他坚定地对毛泽民说：“就是抬，也要抬到目的地。” 回到宿营地，毛泽东给担架班长丁良祥写了个便条：“老丁同志，我派你明天去抬贺子珍同志，昨天傍晚敌机轰炸，她受了伤，带了十几处花，不能走路。毛泽东即日” 第二天，警卫员吴吉清把便条儿给了丁良祥。丁良祥看了便条以后，犹豫了起来，他是负责抬毛泽东那副担架的。 因为毛泽东身体瘦弱，经常晚上工作，早上起来骑马行军，容易打瞌睡掉下马，所以给他配了一个担架。现在要他带着担架去抬贺子珍，那么毛泽东怎么办呢？ 他拿着便条儿去找毛主席。并给主席说：“主席，我把担架抬走了，你怎么走？”毛主席拍着他的肩膀说：“我自己走，休养连的担架少，你就去抬贺子珍吧。也请你转告余达木同志，把那匹小黄马也牵过去。等她好一点儿的，你们太累了，就让他骑马。” 丁良祥带着毛泽东的嘱托就去照顾贺子珍了。贺子珍的担架来到以后，就由吴吉清把她放到担架上，丁良祥等四个人轮换着抬着贺子珍。 贺子珍躺在担架上，伤口依然疼痛得非常厉害，吴吉清不时地用毛巾给他擦去头上的汗珠，贺子珍用顽强的毅力和疼痛做着斗争，从来没有大声叫过。 吴吉清和丁良祥都劝她，如果疼，就喊出来，这样会减轻疼痛的，但是贺子珍从来没有哼过一声。也就是在这段时间，他了解到毛泽潭同志被反动派杀害了，妹妹贺怡、小毛也不知下落如何。 她几次要求把她寄放在老百姓的家里，不要抬着走了，革命的胜利了再见面。他告诉警卫员吴吉清：“如果我为革命牺牲了，有一件事，我托付给你。” “主席特别喜欢小毛，如果将来小毛找到了，你要告诉他，他的妈妈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在长征道路上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要小毛继承妈妈的遗愿，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 但是战友们还是抬着贺子珍往前走，毛主席也经常来去探望她，贺子珍深受感动。贺子珍躺在担架上有两三个月的时间，毛主席不知道多少次挑着夜灯同警卫员赶了很远的路来探望贺子珍。 毛主席询问她的身体情况，并给她带来了一些自己节省下来的食品。战友们的深切关怀减轻了她的伤痛，也温暖了她的心灵。 贺子珍的伤稍微好了一些的时候，他就不肯让战友去抬她了，她走下担架用双脚走完了最后也是最艰难的路程。贺子珍靠着顽强的毅力走完了长征，长征结束后，贺子珍又开始了新的征程。 毛泽东指挥完直罗镇战役后，来到了瓦窑堡，在马圈改造的银行里，撰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而贺子珍就在毛主席身边负责誊写稿子。 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组织考虑贺子珍负伤较重，没有给她安排工作，但是她不甘心。 1936年的冬天，贺子珍生下了娇娇。钟月林来探望她，她劝贺大姐好好休息。她告诉钟月林，“让钟月林帮忙找个老乡，越快越好，替她照料孩子。她要腾出时间学习和工作。” 贺子珍因为严重负伤，奶水几乎没有。钟月林找到了参加了长征的女战士张秀英。当时张秀英刚刚生了孩子，没有照顾好，孩子夭折了，但是她有奶水，就这样娇娇托付给了张秀英。毛主席有空也来看娇娇，非常喜欢。 在生下娇娇三个月后，贺子珍就进了红军大学第一期高级班学习。但是头部、背部的伤痕和嵌入体内的弹片时时折磨着她。 有一次，她竟然晕倒在厕所里昏迷不醒。大家很难过，有的女同志哭了，把她送到了医院。她还想继续学习，但组织上不同意让她休息。倔强好强的贺子珍含泪离开了红军大学。 孩子再大点，贺子珍向党中央提出要去治病，在她体内的弹片，时时折磨着她，每到风雪天气，她的身体就像扎针一样疼痛难忍。 要继续为革命事业工作，就得把体内的隐患排除掉，延安的医疗条件太差了，她决定到外地医治一下创伤。毛主席、张闻天批准了她的请求，她决定去上海取出身上的弹片。 离开前，她来到合作社，看了看娇娇，向张秀英告别。她抱着娇娇说：“妈妈要去很远的地方去，要乖乖地听张妈妈的话。”说完她就转身走了，孩子大声哭着，贺子珍泪流满面…… 贺子珍1937年10月离开延安去治病。当时邓颖超要去重庆做统战工作，她跟着邓大姐乘车从延安出发到了西安。她本来计划去上海治病，当时上海被日本侵略者占领了，贺子珍去上海看病的愿望落空了。 毛主席给她写了一封亲笔信，情词恳切，热切盼望她回延安，并且告她将来有机会可以再去治病。贺子珍很固执，执意要去治病，拒绝了毛泽东和其他同志的一再挽留。 此时，刘英同志得了肺病，蔡树藩同志在战争中失去了一只胳膊，钟赤兵同志断了一条腿，都要去苏联治病。贺子珍给延安写了一封信，也要求去苏联治病。 毛泽东跟张闻天商量后，同意了贺子珍的请求。其实，在毛泽东心里十分不情愿，让贺子珍远行苏联治病，当时贺子珍怀着身孕，主席也十分担心她。 毛主席给西安、兰州、新疆办事处写信，希望办事处的同志劝劝贺子珍，林伯渠、谢觉哉、王定国等同志也是费尽口舌相劝，还是没有劝住贺子珍这一次苏联苦难“长征”。 1937年11月，贺子珍从西安出发，经过两个月的艰难跋涉，1938年1月终于到达莫斯科。而这一去，就是整整十年。贺子珍到了苏联，被分配到了东方大学军事班，后来到了政治班。 她认真学习各项课程，常常学习到深夜，有时到了天快亮时才睡觉，加之怀有身孕，所以常常误了第一节课。她的班长叫方志纯，很关心她，就帮助她补上第一节课的内容。 在莫斯科的生活很艰苦，她每天除了学习还要织袜子，支援前线作战的苏联红军女战士。每到五一节和十月革命节，她被邀请出席红场的庆祝活动，还亲自聆听过斯大林的报告。 毛主席也十分关心她的生活与学习，多次写信慰问，还给她寄去不少哲学书籍，让她刻苦读书。她也给主席写信，表示一定努力学习，制定了“五年学习计划”，用知识武装自己，将来回国为党工作。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正当贺子珍沐浴在莫斯科暖洋洋的阳光下时，令人伤心的日子开始了。 1938年5月，贺子珍在异国他乡生下第六个孩子，这是一个又白又胖的男孩，本来是非常欢喜的事情，可以说孩子的出生排遣了贺子珍的孤独。听着孩子的哭声，别提有多高兴。 不巧的是小孩得了一场重病，本应该早早送医院去治疗，可贺子珍对莫斯科的医院不信任，就带着自己从国内带的药让孩子喝，结果是越治疗效果越差。 孩子的营养也跟不上，贺子珍常年作战紧张生活致使自己没有奶水，她抱着孩子轻轻地拍着，哄娃娃睡觉，结果这一睡就再也没有醒来。 贺子珍不敢相信孩子就这样没了，这个小小的生命，曾经给她带来了多少欢乐，她不能原谅自己的过失，她擦干眼泪把孩子掩埋在学校的一个公园里。 当贺子珍悲痛欲绝地告诉岸英岸青哥俩时，他们也禁不住泪如泉涌，同时抱着贺子珍劝道：贺妈妈，您别难过了，您要保重身体！小弟弟不在了，还有我们呐！我们也是您的儿子呀！贺妈妈，贺妈妈…… 这时，本来还是痛哭失声的贺子珍突然一把搂住岸英、岸青。“妈妈、妈妈”，“儿呀，儿呀”，三人哭作一团。几年来，这还是哥俩第一次向贺子珍喊出“妈妈”，这样的亲情悲情，怎不让人潸然泪下！ 无数个夜晚，她走到这个小土堆上，静静地发呆，她忘记自己在莫斯科的夜空下哭过了多少次。 王美兰和贺子珍住在一个屋，看着贺大姐十分伤心难过，就主动帮她打早饭。贺子珍盖着的被子上，有一块碗口大的泪痕，她指着给泪痕给王美兰说：“孩子死了，这是我的眼泪水！” 一块包裹过孩子的小毯子，上面也是印满了尿渍，贺子珍一直保存着，也舍不得洗掉毯子上的尿渍。孩子的失去对她打击太大了。 王美兰后来回国见了毛主席，她专门说了贺子珍一直保存着有尿渍的毯子，主席认真地听着沉默不语，难过地眼圈也红了。为了安慰孤独的贺子珍，主席托人把娇娇带到了莫斯科。 母子重逢，在异国他乡，贺子珍才找到了一丝久违的快乐，慢慢地从悲伤中走了出来。娇娇成为贺子珍和毛泽东唯一在世的孩子。 不久，苏德战争爆发了，贺子珍带着娇娇撤退到了伊万诺夫城。这个城市远离莫斯科，天气寒冷，物资匮乏。 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里，没有可口的食物，每天只发几两黑面包。为了照顾女儿，她把面包给了娇娇吃，女儿也只能吃个半饱，自己饿着肚子。 为了维持生活，她给别人织毛衣，挣一点点微薄的工资来养活女儿，同时她还要挤出钱照顾毛岸英、毛岸青兄弟。 她把娇娇和毛岸青送到了保育院读书，兄妹二人相处很融洽。贺子珍每天忙着织袜子挣钱，织好后再送到厂里换卢布。毛岸青把娇娇当成亲妹妹，经常来看望娇娇，和妹妹一起去食堂吃饭。 贺子珍和娇娇每天定量只有三十克朗，毛岸青要是来吃饭，贺子珍就只能选择饿上一顿。娇娇叫妈妈一起去吃饭，她说，妈妈不饿，你和哥哥去吃吧。 贺子珍对生活的苦已经习惯了，她宁愿自己饿着，也不让孩子受一点委屈。但是，在苏联生活还是很苦，娇娇后来在五岁时也得了肺炎。 无情的保育院把奄奄一息的娇娇送到了太平间旁边的房子，贺子珍知道后五雷轰顶，她踉踉跄跄跑到太平间，把病重的娇娇抱了回来。 她想尽一切办法救治孩子，变卖了所有的家当，给孩子买了冰糖和牛奶，融化在一起送到娇娇嘴里，让娇娇慢慢吞咽。在贺子珍的悉心照料下，娇娇起死回生，捡回了一条命。 女儿救过来后，她再也不信任保育院了，她把女儿白天送过去，晚上再接回来。保育院长不同意，二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在王明的指使下，保育院长诬陷贺子珍是“疯子”，后来贺子珍就被送到了“疯人院”，就是精神病医院，从此贺子珍与世隔绝，被当成“疯子”关了起来。 1946年秋天，贺子珍被疯人院放了出来，她带上娇娇走在大街上，她又黑又瘦，眼神呆滞，一看就是受到了严重的刺激。 王稼祥和妻子朱仲丽来到苏联看望她。王稼祥说：“贺子珍同志，你这几年受苦了，我代表国内的同志来问候您。” 朱仲丽也说：“贺大姐，您身体还好吗？”贺子珍呆滞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你们是从国内来的吗？”她问道。 朱仲丽说：“是的。刚来”她还给娇娇拿了巧克力，此时的娇娇一口地道的俄语，几乎听不懂中国话了。 王稼祥夫妇必行的目的就是把贺子珍从“疯人院”接出来，第一次交涉没有答应，说贺子珍是“疯子”，王稼祥第二次又提出要接走贺子珍，仍然没有答应。 朱仲丽说：“你们说她是疯子，我是医生，我来看看。”疯人院不好拒绝，这才把贺子珍带了出来。 交谈中，朱仲丽观察贺子珍明显不是“疯子”，除了明显的沉默寡言和闷闷不乐，没有任何精神问题。因为孩子失去的问题多少有些悲伤，苏联的联络员也看到没有什么大问题。 就这样，在王稼祥夫妇的努力下，贺子珍才被带了出来。王稼祥给毛主席发电报汇报了贺子珍的情况，建议把她带回来。毛主席即刻回电，表示同意。 贺子珍非常高兴，有说有笑，恢复了正常人的身份，娇娇也很快乐，因为她们终于可以回国了。 贺子珍从王稼祥口中了解国内的形势和变化，又想想这十年在苏联的遭遇，感觉生活如炼狱一般，比“长征”还要辛苦。 她本来希望来苏联治伤，把身上的子弹片给去掉，哪想到受如此折磨。爱情上，她失去了自己的丈夫。当时她执意离开延安到苏联，毛泽东苦苦相劝，林伯渠、谢觉哉、刘英等同志都曾相劝，劝她回延安。 但是贺子珍特别固执，倔强的她没有接受，她后悔自己的任性与固执，但是已经不可能再回头。这些年她太不容易了，一个女人拉扯孩子，还被关在疯人院，简直是无法想象。 她吃了别人不能吃的苦，还要忍受心灵的磨难与打击。自己心爱的儿子，又在异国他乡死了，想想真是苦不堪言。 1948年深秋，辽沈战役的结束，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沈阳。困苏十年贺子珍带着岸青、娇娇回归故国迁到了沈阳。 回忆这段十年的生活，她说了一句话：“哎，真是做了一场噩梦啊！”再苦再难，也要坚强。她还对知己说：“我又经历了一次长征，它比二万五千里长征还要苦哇！” 1959年夏，贺子珍应邀到庐山休养，她不知是毛泽东要接见她。当水静将贺子珍领进客厅时，贺子珍抬头一看，不觉一惊，里面坐着的那个人竟是毛泽东！ 斗转星移，物是人非，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这是最后一次相见。贺子珍做梦也没想到在这个时刻能够见到毛泽东。她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痛哭失声，竟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毛泽东温和地说：“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光哭，以后见不到了，又想说。”他问贺子珍：“你这几年生活得怎样？身体都好吧？” 贺子珍的情绪终于平静下来，她仔仔细细地打量着主席，说：“我好多了，你的身体倒大不如前了。” 毛泽东说：“66岁啦，老了！忙呀，比过去打仗还忙！”来人交谈了贺子珍在苏联的情况。 毛主席说：“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走呢？你到了兰州，我打电报给谢觉哉同志，请他劝你回头，可你就是不回头。” 贺子珍哭红了眼睛，哽咽地说：“都是我不好，我那时太不懂事了。”然后就是二人许久的沉默。 毛主席告诉贺子珍：“娇娇（李敏，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女儿）有对象了，你见过没有？同意不同意？” “我见过了。我满意。他们结婚，你同意，我也同意。”贺子珍回答道。 毛泽东说：“等这次会议结束，回北京就为他们举办婚礼。”贺子珍说：“好的，由主席定。” 毛泽东站起来说：“时间不早了，我们明天再见面，再谈谈。”贺子珍退了出来。 贺子珍听毛泽东说，第二天还要见她，所以第二天起床后便在自己房间里等待着。后来一个工作人员进屋对她说：“毛主席有事已经下山，请你也马上下山！” 22年离别，22年等待，庐山这次匆匆一别，竟成了他们的永别。 1979年的9月8日，贺子珍秘密参观毛主席纪念堂。去参观毛主席纪念堂前一天晚上，贺子珍一夜没有休息好。出发前，她要护士给她准备两块手帕。 护士疏忽了，忙碌中给了她一块粉红色的手帕，她从兜里拿出来，严肃地说：“这块不好，这块不能用！”最后换了一块色调庄重的，她才满意。 在毛泽东坐像旁边，贺子珍凝重地坐在轮椅上，目光望着前方的天安门。尤其是看到《长征》的诗句，贺子珍思绪万千。 离开毛主席纪念堂之际，贺子珍和女儿李敏不约而同地侧头望去，二人的眼神都落在同一个方向：毛主席安息的地方。 一周后，贺子珍参观了人民大会堂，她走进毛主席曾经的休息室，看到一张床，不禁感慨万千，伤心大恸。 此时，贺子珍眼眶里含着泪水，嘴唇颤动着，似乎想说什么。吕相友及时按动了手中的快门，虽然在拍摄那一刻，他也同样被泪水模糊了眼睛。 1984年4月15日，孔令华接到中办的电话：贺子珍病重，已经准备好去上海的飞机票，请李敏全家马上到上海去。 李敏去了上海见了母亲最后一面。李敏俯身靠近母亲，轻轻地说：“妈妈，你好吗？我们看您来了。”贺子珍微微地点了点头。 李敏问：“妈妈，您哪里不舒服？”贺子珍轻声说：“我肚子痛。”18日晚上，贺子珍的病情突然加重，体温两次升高，人又陷入昏迷的状态。1984年4月19日17时17分，贺子珍心脏停止跳动，享年75岁。 贺子珍逝世后，中共上海市委请示中办，以办好她的后事，中办又请示了邓小平。邓小平说：“我们中央的领导人都要送花圈，贺子珍的骨灰放一室。”一室是八宝山革命公墓存放中央领导同志骨灰的地方。 4月25日，向贺子珍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上海市龙华革命公墓的大厅举行。胡耀邦、邓小平、陈云、邓颖超等中央领导送来花圈。 贺子珍的骨灰被运到八宝山后，很多认识的不认识的人向这位女红军战士表示了最后的敬意。 4月26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贺子珍逝世的消息。当天，各大媒体刊载了新华社向全国播发的贺子珍逝世的电讯，并刊登了她的照片，介绍了她的革命简历，最后做了 历史 公正的评价。

人这一生要做无数个大大小小的选择，这些选择看似微不足道，却悄无声息地改变着一个人的人生轨迹。有些选择会让一个人从低谷走向人生巅峰，有些选择却会让一个人抱憾终身，从此活在后悔和遗憾中。 1937年7月中旬，贺子珍作出了一个选择：离开延安，离开毛主席，到苏联治病、求学。这个选择，断送了她和毛主席长达10年的夫妻情分，让她在漫长的岁月长河中，只能和孤单作伴。 1947年贺子珍回国，提起当年的决定，她不止一次地说： “我好悔！” ，只可惜，时光不会倒流。 朱旦华是毛主席的弟弟毛泽民的遗孀，早在延安时期就和贺子珍相识。贺子珍回国后，两个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贺敏学是贺子珍的哥哥。 贺子珍心里的那份懊悔，对毛主席的那份深情，贺敏学和朱旦华可能是最了解实情的人...... 1958年，贺子珍到南昌疗养，向江西省委提出想在南昌常住。因为这里是她的故乡，她对这里的一切是那么热爱，那么熟悉。而且朱旦华和现任丈夫方志纯也生活在这里，这一切使贺子珍感到非常亲切。 方志纯时任江西省委书记，得知贺子珍的请求后，立刻组织相关领导开会讨论。 会上，大家一致认为，要尽一切可能保障革命老同志的生活。 于是，江西方面同意了贺子珍的请求。 方志纯为贺子珍安排了一栋二层楼房的小院，地址在南昌三纬路20号。这里环境清幽，住户少，院子中有几棵梧桐树，郁郁葱葱，既赏心悦目，又能把庭院包裹得严严实实，避免人打扰。贺子珍一眼就看中了这座院子，在三纬路20号安顿了下来。 为方便贺子珍静养，江西省委还配备了 服务员、炊事员、秘书等工作人员。她的行踪和身份一律对外保密，身边的人称呼她为“姨妈”，这个称呼一直延续到贺子珍去世。 贺子珍的小院离朱旦华家只有10分钟的路程，两家人常常相互串门。贺子珍经常到朱旦华家做客，两个人谈论革命时期的往事，不亦乐乎。 有趣的是，警卫员给贺子珍倒的茶，她从来不喝。到吃饭的时间，朱旦华和方志纯邀请她留下来一起吃。贺子珍也总是摇摇头，表示她吃过了。 贺子珍的这份拘谨，朱旦华看在眼里，却完全由着她的性子。作为朋友，她亲眼目睹了贺子珍这些年，由哈尔滨辗转到天津，再由天津辗转到上海，又由上海辗转到江西，像漂泊无依的浮萍，过着寂寞孤单的生活。朱旦华心里只有心疼，只想给她更多的理解和关心。 有一次，两个人聊起 “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 ，贺子珍神情忧伤，仿佛一下子被拽回到几十年前。她望着窗外的梧桐树，动情地说道： 聊着聊着，贺子珍想起了30多年前的种种......尤其是1937年夏天发生的一切。 那是1937年，贺子珍跟随毛主席到达延安，到了延安她发现自己的文化水平跟不上，这让她有很深的思想包袱。 毛主席和贺子珍都是性子急的人。但毛主席风趣幽默，能和广大年轻人、知识分子打成一片，受到延安年轻人们空前的尊敬和爱戴。 男青年、男知识分子喜欢和毛主席侃侃而谈，贺子珍是欢迎的；女青年、女知识分子和毛主席交流的时间一长，贺子珍就会“闹”。哪怕中央领导们的夫人出面劝阻，告诉贺子珍这是工作，再正常不过，她也听不进去，和毛主席的隔阂越来越深。 毛主席给足了贺子珍面子，没有当场发火，回到家，苦口婆心地提醒贺子珍，她的行为已经违反了组织纪律，需要做出深刻的检讨。 可是贺子珍接受不了，一心认为毛主席嫌弃自己没有文化，说什么都不肯承认错误，还撂下狠话：要离开延安，到苏联治病、学习，绝对不让毛主席小瞧了自己。 和朱旦华聊到这里，贺子珍脸上浮现出一丝酸涩的笑容，又自责地说： “我是乡下人，没有见过世面。”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贺子珍内心的不平衡，让她和毛主席产生隔阂，一气之下远走苏联，从此她的悲剧人生拉开了帷幕。 在那次谈话中，贺子珍还对朱旦华提起毛主席的“三次挽留”，哪怕已经过去了20年，她的语气中还是满满的自责。 要到苏联，需要先到延安，从西安坐车到兰州，再坐车到迪化，在新疆办出境签证到苏联。贺子珍到达延安后，毛主席托人带去口信，让她不要一意孤行，取消去苏联的计划。 毛主席的每一字、每一句都是希望夫妻之间能够互相谅解，消除嫌隙，重新来过。可惜，贺子珍还是固执己见，坚持要到苏联。 1937年11月25日，贺子珍到达兰州，毛主席又发来电报，请她不要去苏联，返回延安。贺子珍心意已决，没有理会。 1937年12月25日，贺子珍乘坐苏联飞机从兰州到达迪化，当天下午又继续飞往莫斯科，到达苏联已经是12月底。 贺子珍到达苏联后，毛主席亲自写了一封信，信写在毛主席用过的手帕上，信中说 ：“我们难道就此分手了？” 贺子珍让人捎回一封诀别信： “就此分手。” 贺子珍的决绝，彻底断送了她和毛主席长达十年的夫妻情分。从此夫妻二人桥归桥，路归路。可谁能想到，到达苏联没多久，贺子珍就后悔了，可惜这时候，已经没有回头路可以走...... 贺子珍在苏联待了整整十年，其中的辛酸和艰难只有她自己知道。后来每次提起在苏联的时光，她就忍不住泪流满面，难过地说： “我不想再回忆这些。” 1947年贺子珍回国，她想要开始新生活，可一直忘不掉毛主席，还曾对战友说： “我想见一见毛主席，说句话，握个手就行。” 可是她的愿望一直没能实现。 朱旦华明白贺子珍心里的懊悔，以及她对毛主席的深情厚谊。可是作为旁观者，她只能尽可能地安慰她，不让她陷入悲伤的情绪中。 有一天，江西省有关部门筹办了一场工业展览，朱旦华邀请贺子珍一同参观。二人乘车来到展览地点，进大门时，看到门口摆着一座毛主席立像。 看到立像的那一刻，贺子珍便愣住了，脚似有千斤重，再也不肯向前走，只顾静静地看着，没过一会儿就泪流满面。 朱旦华看着这一幕，心里由衷地难过，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劝说，只能在心里责怪自己： “应该先来看一下，就不会让她触景伤情了。” 眼看展览就快开始了，朱旦华不得不说：“子珍，我们进去看展览。”贺子珍还是不肯进去，说：“不。我就在这里看。”说完，还是呆呆地看着立像，过了好半天，才自言自语地说： “我好悔！” 朱旦华也忍不住流下眼泪，只好陪着贺子珍呆在原地。那天回去的路上，两个人什么话都没有说，心里却好像有千斤重...... 毛主席曾说： “贺子珍跟了我这么多年，受了很多苦，但她是对我最好的一个女人。” 贺子珍当年的诀别信，毛主席一直保留在他的铁箱子里。 毛主席每次南巡路过南昌，都会住在省委招待所1号楼，与贺子珍的家三纬路22号只有几百米的距离，可是，两个人没有机会见面。 1949年，阎长林带着李敏去看望贺子珍，交谈中，贺子珍聊起和毛主席的往事，感慨万千。回京后，阎长林把贺子珍说的话一五一十地告诉毛主席，毛主席说：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 1953年，毛主席和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长谈，让贺敏学劝贺子珍再婚，贺敏学为难地说： “子珍妹妹曾经讲过，她一生只爱一个人，不会再婚了。你是知道的她的性格的，她决定了的事情不容易改变。” 毛主席听完后，重重地叹了口气。毛主席一直记挂着贺子珍，虽然不再是夫妻，但作为昔日的同志、战友，他希望贺子珍能够迎接新生活。 1959年夏天的一天，贺子珍接到省委通知，由朱旦华和杨尚奎的夫人水静陪她上庐山度假。贺子珍没有意料之中的那么高兴，她过惯了勤俭节约的日子，不喜欢铺张浪费，更不愿意花公家的钱，第一时间拒绝了组织上的安排。 后来，在水静和朱旦华的极力劝说下，贺子珍同意和她们一起上庐山。 在庐山的第一个夜晚，是朱旦华陪着贺子珍度过的。 第二天，朱旦华和水静陪贺子珍游览庐山的各个景点。看着眼前的高峰、瀑布、幽谷、溪流，贺子珍神清气爽。那一天，贺子珍的心情格外轻松，高兴了一整天。 到了晚上，朱旦华对贺子珍说： “我们去会见一个人。” 贺子珍满脸疑惑，问道：“谁？”朱旦华卖了个关子，说：“见了你就知道了。”贺子珍没想到晚上还有安排，心里直打鼓，又充满期待。 没过多久，轿车便来接贺子珍等人。车辆在庐山上缓缓行驶，最后在一处别墅的庭院停了下来，朱旦华扶着贺子珍下车。而此时，一位警卫员早早就在门口等候，看见贺子珍后，立刻迎过来搀扶着。 警卫员和水静一左一右扶着贺子珍迈上宽大厚实的木楼梯，缓缓登上二楼，走到一间大厅里，只见毛主席坐在大厅的沙发上。 毛主席见到贺子珍，立刻站起身，笑着和她打招呼，请她坐下。然后对水静说：“谢谢你，你可以走了。” 这时候，卫士封耀松端来两杯水，放在毛主席和贺子珍面前。毛主席对他说：“这里没你的事了，你也走吧。”就这样，屋子里只剩下毛主席和贺子珍。 他们面对面坐在两把藤椅上，中间只隔着一张茶几。 这短短的距离，两个人整整走了22年。 那一刻，贺子珍仿佛在做一场梦。她怎么都想不到，有一天还能见到毛主席，还能和他说说话、聊聊天。贺子珍心里抑制不住的激动，只顾着流眼泪，一句话都说不出口。 毛主席见状，温和地说：“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光哭，以后见不到了，又想说。”他很关心贺子珍的生活，问道： “你这几年生活得怎么样？身体都好吧？” 听到毛主席体贴的问候，贺子珍的情绪平静了许多，她上上下下打量着毛主席，关切地说： “我好多了，你的身体倒大不如前了。” 毛主席说：“66岁啦，老了，忙呀，比过去打仗还忙！” 接着，毛主席询问贺子珍在苏联的情况，贺子珍一五一十的作出回答。毛主席不住地叹了口气，说： “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走呢？你到了兰州，我打电报给谢觉哉，请他劝你回头，可你就是不回头。” 说这句话时，毛主席表情哀伤。贺子珍的眼泪又忍不住留下来，哽咽得说： “都是我不好，我那时太不懂事了。” 说完，两个人沉默了好久。 一个多小时后，毛主席站起来说： “时间不早了，我们明天再见面，再谈谈。” 可是第二天，毛主席忙于公事，很早就下山了。贺子珍只好跟着朱旦华返回南昌。 贺子珍和毛主席只交谈了一个多小时，即便是相对无语，那也是他们十年间，一同南征北战，出生入死的默契呀。 贺子珍年轻时性格强硬、倔强，有自己的主意，一旦作出决定，四头牛都拉不回来。而几十年后，她卸下了往日的锋芒，对毛主席说：“都是我不好。”这五个字，字字恳切，道尽了她内心的懊悔。可惜一切都不可能从头来过...... 自那次庐山之行后，贺子珍就喜欢上了庐山，1960、1962、1966年她都曾上庐山静养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是因为在这里，她感觉离毛主席近了一步。 可谁能知道，这一次匆匆一见，竟是永诀...... 在外孙孔继宁的印象中，外婆贺子珍常常坐在院子里，抽着烟，望着远处。贺子珍回国后，毛主席的每一次问候，甚至每一次物品的馈赠，都让她没办法平静下来，心头无法平静的思绪，让她常常陷入哀伤之中。 后来，贺子珍自己承认，她每次对着毛主席的肖像，一坐就是半天、一天，很久都不愿意说一句话。 1976年毛主席逝世，贺子珍想见毛主席最后一面，去北京参加追悼会，却没能成行。从那以后，贺子珍最大的愿望就是能瞻仰毛主席遗容，看一看曾经与她生死相依、风雨同舟的人。 1979年6月，中央同意贺子珍的请求，允许她参观毛主席纪念堂。9月3日，中央派专机把贺子珍接到北京，住在解放军总医院。 出发去纪念堂之前，大家都纷纷叮嘱贺子珍： “姨妈，到了毛主席纪念堂，不能发出任何响动，更不能大声哭，这是纪律！姨妈，你一定要答应哦，不能哭，要听组织上的安排！我们就在您的身边。” 贺子珍点点头，作为党的老同志，她是最遵守纪律、最听话的人。 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贺子珍一行人从解放军总医院出发。一路上，她紧紧地握着早就准备好的手绢。 到了人民大会堂，贺子珍坐着轮椅，从纪念堂北门进入。女儿李敏和女婿孔令华代替她献上一个心形花圈，缎带上写着： 永远继承您的革命遗志，战友贺子珍率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敬献。 花圈的形状、缎带上的字，都是一家人共同参谋，贺子珍做最后决定的。心的形状，代表贺子珍和女儿一家对毛主席深深的思念和眷恋。 照相完毕，众人来到瞻仰厅。这时候，升降机缓缓升起，贺子珍终于见到了毛主席的遗容。 距离上一次庐山相见，过去了整整20年。 出发前，贺子珍在心里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看看毛主席的遗容，不能哭。可是，曾经的革命伴侣，曾经的战友、同志静静地躺在这里，看不到她的身影，听不出她心底的哀悼。贺子珍的泪水不听使唤，还是不由自主地流下来。她只能一边细看，一边用手帕擦拭眼泪。 整个瞻仰过程只有10分钟，期间，贺子珍没有说一句话。离开纪念堂后，贺子珍坐上轿车，她的目光还一直朝毛主席纪念堂的方向深深凝望，她是不是想说： “我走了，润之。” 回家后，贺子珍对外孙女孔东梅说： “外公只是睡着了。他不是神，他是人，他也需要睡觉。” 也许在贺子珍心里，毛主席一直没有离开过，他的音容笑貌一直被她永远铭记...... 后来，外孙女孔东梅回忆说： “外婆当时70多岁，人世间少有的 情感 ，在那一刻迸发出来，她没有嚎啕大哭，但她的心里，我相信是非常复杂的。” 1984年，贺子珍病逝于上海，享年75岁。她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也有着刻骨的孤单与寂寞。在人生的后半程中，贺子珍一直生活在遗憾和悔恨当中。 她是一位坚强的女性，也是一位勇敢的母亲，更是值得尊敬的革命老前辈。如果没有那次毅然决然地“出走”，她的人生是不是会有另一番景象......

文|晨夕 1959年，贺子珍收到了一份去庐山休养的邀请，当时她并不知道，其实这背后是毛泽东安排的。 那日，当贺子珍走进庐山别墅的会客厅时，才发现里面坐的那个人竟然是毛泽东。等候多时的毛泽东看到她进来，先是微笑着打了招呼，随后让工作人员先离开。 贺子珍做梦也没有想到，竟然能见到毛泽东，当客厅只剩下两个人的时候，她的眼泪刷地一下就流出来，因为情绪激动，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毛泽东见她哭得那么难受，不停地安慰：“ 我们好不容易见面了，你又哭，以后见不到了，想说话都没机会喽！” 贺子珍听后，努力地平复了一下自己的情绪。随后两个人简短地寒暄了一下，言语间都是对彼此的关心。 这次谈话时间前后不过一个多小时，但他们掏心窝地说了很多话，期间毛泽东说：“当年不让你走，你为什么非要走呢。” 贺子珍低声回道：“当年太年轻了，是我不懂事。 此次见面，距离延安一别整整22年。22年的等待，只换来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更遗憾的是，庐山一别，竟然成了他们的永别。 此后，虽然生活在同一个国度，但贺子珍再也没有机会和毛泽东重逢，而他们的缘分，最早开始于1927年…. 1927年盛夏，贺子珍来到了井冈山。时年十月，毛泽东也率领部队来到了井冈山。第一次见面，毛泽东就愣住了，心想：“没想到井冈山竟然还有这么漂亮的姑娘。” 当时的贺子珍，刚满18岁，不但年轻年轻、漂亮，还非常能干，是一个雷厉风行的女子。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后，毛泽东和贺子珍之间产生了爱慕之情，毛泽东很大胆地表白了自己想法，他直言：“ 你是个好姑娘，好同志，我很喜欢您” 除此外，贺子珍的义兄袁文才也极力促成他们的婚事。郎有情，女有意，又有同志们的撮合，贺子珍和毛泽东很自然地走到一起了。 1928年5月，贺子珍和毛泽东结为夫妻，她也是毛泽东的第三任妻子。当时生活条件艰苦，也没有举办什么婚礼仪式，就几个熟人坐一起吃了顿饭，热闹一下，就算喝喜酒了。 其实，毛泽东和贺子珍结婚的时候，杨开慧还没有牺牲。在此之前，毛泽东多次给杨开慧写信，但都没有回音，他又派人去打听，结果得到的消息是杨开慧被敌人杀害了，所以他才会另娶。 毛泽东后来得知，杨开慧是在1930年的时候牺牲的，内心十分愧疚和痛苦。革命年代，战火纷飞，有时候得到的消息并不准确，确实很无奈。 婚后，贺子珍和毛泽东从井冈山和江西苏区患难与共，贺子珍悉心地照料着毛泽东的饮食起居，对丈夫的工作帮助很大。 当时两个人是部队里有名的“模范夫妻”，在生活中相依相偎，在政治风雨中荣誉与共，又一起走过了艰难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按理说，两个人志同道合，一起经历了许多磨难，应该情比金坚，可谁也没想到，到达延安后，他们开始渐行渐远。 到达延安后，因为形势和局势的变化，毛泽东的生活变得非常忙碌，整个人都扑在了革命事业上。 此时的贺子珍，因为在长征路上为了保护战友而受伤，身上留下了十多处弹片，到了延安后身体不适，只能赋闲在家。 她原本性格火辣，也是事业心很重的人，一旦闲下来整个人的状态都不是很好，外加没有丈夫的陪伴，她越发觉得孤单和寂寞。 此时，毛泽东并没有注意到，贺子珍的内心会有那么多的渴望和憧憬，她想学习、想工作，想治愈自己的身体。 也因为毛泽东的疏忽，贺子珍内心的渴望正在悄然地拉开彼此的距离。 贺子珍生性刚强，从井冈山起就饱受十年的艰难之旅，作为女子，她和男人并肩作战，作为亲人，她与父母生离死别，作为母亲，她和骨肉天各一方，作为妻子，她和丈夫生死相依。 这一切，让贺子珍承受了太多的伤痛和委屈，尤其是婚后不停地生产，更是给她的内心和身体造成了极大地伤害。 也正因为如此，贺子珍的性格非常直率，有时候和毛泽东吵架也是口无遮拦，有时候毛泽东也会反唇相讥。 革命的压力，生活的琐碎渐渐让夫妻二人出现了隔阂。终于有一天，贺子珍的情绪彻底爆发了。 贺子珍有委屈、有生气，于是当即提出离开延安，去上海做弹片手术。 对于贺子珍的出走，毛泽东是不同意的，但无论他怎么劝说，贺子珍都去意已决。她离开那天，毛泽东并没有去送行，他派人去挽留贺子 多年后，贺子珍提及这段往事，她说：“ 当年毛泽东劝我不要离开，他说，我这人平时不爱落泪，只有三次例外，一是听不得穷苦百姓的哭声，二是跟我的通讯员牺牲了，三是在贵州听说你负伤，快要不行了。” 从这段话可以感觉到，毛泽东十分在乎贺子珍，但如此令人感动的一段话，依然没有让贺子珍回头。 1937年7月，贺子珍穿着蓝色大衣，流着眼泪，坐在一辆大卡车上，离开了延安，踏上了通往上海的路途。 贺子珍先是来到古城西安，到了这里才知道上海已经沦陷了，此时毛泽东再次捎来口信，希望她返回延安。 不过在西安贺子珍得知，可以去苏联学习看病，其实在这之前,贺子珍也有去苏联的想法,恰巧有这样的机会,她随即想到远赴苏联一边学习，一边取出身上的弹片。 于是，贺子珍没有和毛泽东商量，就向上级提出去苏联的请求，很快得到了批准。期间，毛泽东得到消息后，多次劝阻，但贺子珍始终没有响应。 其实，自从贺子珍离开后，毛泽东就一直很担心，他写信说： “延安的医疗条件会好起来的，你可以在延安治病。” 除此外，毛泽东还派人将贺子珍的洗漱用小木箱装好托人带到了西安。足见毛泽东内心是多么不希望贺子珍离开，而且那会贺子珍又怀有身孕，毛泽东也担心她一个人去国外会有风险。 甚至到了新疆，毛泽东还发电报，再次尝试劝阻她不要离开，直言： “怀孕坐飞机对身体不好。” 可是，脾气倔强的贺子珍，还是坚持走了。当飞机飞上云霄那一刻，贺子珍感觉自己像飞向蓝天的鸟儿，只可惜她还不知道，这个远走苏联的决定，会影响自己的后半生。 到达莫斯科后，贺子珍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1938年，贺子珍生下了她和毛泽东的第六个孩子，只可惜这个男孩在十个月大的时候因病夭折了。 试想一下，如果贺子珍不远走苏联，也许这个孩子不会去世，那毛泽东就又多了一个儿子，多了一个希望和期待。 那会，贺子珍和毛岸英、毛岸青的感情已经十分要好了，她哭着对两个孩子说：“ 弟弟不在了。” 说完这句话，贺子珍泪如泉涌，懂事的岸英和岸青紧紧地抱住贺子珍，一边哭，一边劝慰：“ 贺妈妈，您别难过了，小弟弟不在了，还有我们呢，我们也是您的儿子 !” 随后母子三人拥抱在一起，哭成一团，这样的场面让人潸然泪下。 如果说痛失爱子，是贺子珍在苏联遭遇的第一个磨难，那接下来的遭遇更加苦不堪言。 1939年，当毛泽东得知儿子去世的消息里，心里非常不是滋味，也更加担心贺子珍的身体和精神状态，思前想后他决定将四岁的女儿娇娇（李敏）送到苏联陪伴母亲。 后来因为生活条件恶劣，娇娇不幸患上了肺炎，几乎到了生命垂危的地步。贺子珍已经失去了一个儿子，不能再失去女儿了。 为了照顾生病的娇娇，贺子珍与苏联国际儿童医院负责人发生了争吵，结果被当做精神病，关进了“疯人院”，这段时间贺子珍到底经历了什么，无人知晓，她也几乎没有提起过，那时一段充满悲伤和屈辱的岁月。 一直到1947年，在王稼祥和罗荣桓的帮助下，贺子珍才被解决出来。 原本贺子珍是一个热情似火的人，可这些年的经历，让她失去了曾经的活力，眉眼间透着一股忧愁。 当时，有人问贺子珍：“ 有什么打算？” 贺子珍坚定地说：“ 回国”。 就这样，贺子珍带着娇娇和岸青回到了阔别十年之久的祖国，当时她思绪万千，还亲吻了脚下的土地。 当年贺子珍负气远走苏联，只是想学习、养病。没想到命运会安排了那么的磨难和痛苦， 最重要的当她回国后，已经物是人非，毛泽东也已经再婚。 从1928年结婚，贺子珍和毛泽东风雨相伴走过了10年岁月，期间他们有过六个孩子，但因为战乱，只有女儿李敏活了下来，这也是战争带给他们的悲剧。 回国后，贺子珍和毛泽东一直没有机会见面，不过他们心里还是有彼此的。那会娇娇被接到北京读书，但到了寒暑假，毛泽东都会让她回到贺子珍身边，以慰藉贺子珍的孤独情怀。 每次娇娇回到母亲身边时候，毛泽东都会让女儿给贺子珍带一些礼物，而贺子珍也会“回赠”一些毛主席喜欢的食物和小礼物。这些简单的“礼物”， 也成为他们对彼此关怀的见证物。 毛主席和贺子珍，原本是让人羡慕、共同经历无数风雨的革命夫妻，只可惜他们没有走到最后。 贺子珍晚年时，提及和毛泽东的婚姻，总是自责地说：“ 都怪我，我太倔强了，没有听组织的话 。” 如果贺子珍没有那么倔强，如果她没有远走苏联，或许她和毛主席会白头到老， 历史 上的很多事情可能会重新书写，只可惜 “人生只有结果，没有如果 ”。 最终，这段婚姻留给当事人和后人的，都是“遗憾”！

1、贺子珍（原名贺桂圆，又名自珍，1910年9月30日－1984年4月19日）。 2、生于江西永新，客家人。1926年毕业于永新女子学校，同年加入中共，是井冈山首位女党员。次年在参加组织永新农民武装暴动后随其兄敏学上井冈山。1928年任中共湘赣边特委机关秘书、毛主席秘书。同年与毛主席结婚。1931年起任中央苏区政府机要科科长。长征途中因战事负伤。1937年起去苏联治伤病和学习。1947年回国后任东北任东北财经委员会党支部书记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浙江省妇联主席、全国政协委员等。

毛泽东一生中有三任妻子，三任妻子一共为他生下过十个孩子。其中，杨开慧为毛泽东生下过三个男孩，但只有毛岸青和毛岸英活了下来，毛岸龙下落不明。 贺子珍和毛泽东的爱情，开始于战争时期，因为战争的颠沛流离，贺子珍为毛泽东生过六个孩子，但是有些孩子下落不明，有些孩子迫不得已被寄养在普通百姓家， 毛泽东的最后一任妻子，为毛泽东生过一个女儿，是毛泽东的小女儿，名叫李讷 ； 在这些子女中，李敏最为大家所熟知 。 然而， 李敏 作为伟大领袖的孩子，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美满，从小到大，毛泽东的家风十分严格，他对待孩子们也都是严格要求，并且时常告诫孩子们自力更生，自己的事业和成就自己去闯，而不能因为自己是毛泽东的儿子、女儿，就和别人不一样。 在毛泽东的苦心教育下，他的孩子们的作风和思想都十分正统，做人也都非常正直。而在毛泽东的两个女儿中，有这么一个女儿，她虽然是领袖的孩子，但是在十年动荡期间，她也遭受到了批斗，甚至还被下放到农场。 她就是李敏，小名娇娇，是毛泽东的大女儿，本篇文章，我们来了解一个李敏的陈年往事。 1936 年7月11日，一个女婴出生在一个破旧的窑洞里， 这个女孩就是毛泽东的大女儿李敏，小名娇娇。 这个孩子出生时十分娇小瘦弱，邓颖超抱起襁褓中的婴儿，用充满怜爱的口吻说：“ 真是个可怜的小娇娇啊。” 大家一看可真是啊，于是“小娇娇”地叫个不停。 站在旁边的毛泽东一听，“娇娇”还真是一个不错的名字，这让他想起《西京杂记》中 “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净如芙蓉” 一句，于是便给女儿取名“姣姣”，后来，大家又习惯叫“娇娇”。 然而，出生才4个月的娇娇，只能被寄养在陕北老乡家里，后来，又被送进延安的洛杉矶幼儿园。在保育院中，娇娇一直过着没有“家”没有 “爸爸”，也没有“妈妈”的生活。 李敏的母亲是毛泽东的第二任妻子贺子珍， 当年贺子珍因为自己的倔强任性，一气之下离开延安前往苏联。 因此，毛泽东和贺子珍之间的婚姻也走到末路 。其实，贺子珍远走他乡时，还怀着身孕，在莫斯科她还为毛泽东生下了一个男孩，虽然她一边学习一边照顾儿子很是辛苦，但是，这个孩子是她远在异国他乡的一种慰藉。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这个男孩，十个月大时，突然感冒，而此时的贺子珍，对于苏联的医院不是很信任，所以，她并没有听大家的建议，将孩子及时送到医院救治；最 终，男孩由于感冒引发了肺炎，不幸夭折。 这样的结果，使贺子珍每天以泪洗面，时常一个人抱着还残留孩子尿迹的被子哭泣，精神恍惚，让人很是担心。毛泽东对于贺子珍的生活很是关心，于是，在他的安排下， 他和贺子珍的女儿李敏 被送到了苏联同她生活， 而那时候的李敏仅仅才4岁 。 当时，李敏是被一个回国的苏联人带回来的，他只是把李敏带到贺子珍的住处，并没有和这里的人交代什么，就离开了，留下李敏一个人焦急地等待着母亲。 众人看着这个可爱的中国小娃娃，问她， 你的母亲是谁啊？ 小娃娃无辜地说： “我的妈妈是贺子珍” 。当大家把这个消息告诉给贺子珍时， 她飞奔过来，看了女儿一眼，便紧紧将她抱在怀里，多年未见的女儿终于出现在眼前。 对于李敏来说，早早地离开父亲的怀抱来到异国他乡，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苏联毕竟不是中国，不管是从饮食还是生活习惯，这里都和中国相差甚远，李敏不止一次地希望母亲能够带她回国生活，她觉得苏联虽好，但是在这里没有任何归属感。 在这期间，母女俩生活过得异常艰辛，生活拮据，很多喜欢的东西都舍不得买。 但是，贺子珍还是会攒钱给李敏买一些喜欢的娃娃，这使李敏感受到了浓浓的母爱。 然而，因为生活习惯的巨大差异，年幼的李敏还是病倒了；因为病情急剧恶化，她被冷酷的保育院院长，送到了太平间隔壁的一个小屋子里，在那里死亡好像和她只有一墙之隔。这个可怜的小女孩静静地躺在那里，静候死亡。 当贺子珍听到这个消息时，犹如晴天霹雳 ，她恍恍惚惚地跑到保育院，恳求院长将女儿还给她，然而，保育院院长残忍的拒绝了她。最后，贺子珍不顾阻拦，把奄奄一息的女儿抱回了家。她用仅剩的一点点零钱，买来牛奶和吃的，一口一口地喂给女儿，泪水打湿了女儿的衣襟， 也许是这种精神感动了上苍，李敏硬是被母亲从死亡边缘拽了回来。 后来，保育院院长又强求贺子珍把女儿送回来，不让母女俩相见，这一要求遭到贺子珍的强烈反对。谁知道保育院院长，竟然认定贺子珍精神有问题，将她关进了精神病院，这使得母女两人同在异国，却不能相见。 直至中央这边派出的医生过去 ，经过与苏方多次交涉，多次要求，才见到贺子珍本人，然而，这距离她被关精神病院已经好几年了，可 怜的小娇娇，远在异国他乡感受不到父爱，母亲又被关了起来，孤苦伶仃。 终于，在我们有关人员的帮助下，时隔7年后，李敏11岁时，母亲终于能带她回到祖国生活了。母女俩回到了中国哈尔滨，那时候的哈尔滨，解放没多久，这座冰城早期因为日本炮火的摧残，现在还残留着许多战争的遗迹，很是破败。 不过，来到哈尔滨，看到这里的群众都和自己一样黄皮肤黑头发 ，李敏一颗心也终于安定下来，哈尔滨虽然不比延安，但是，这里也是自己的祖国，能够生活在祖国，这是7年以来，李敏梦寐以求的梦想，她一直认为， 自己的童年就是在颠沛流离中生活，在异国他乡除了自己的母亲，没有任何的温 情感 。 在哈尔滨生活了2年，李敏被接到了北京生活， 而这一次她将和自己的伟大领袖父亲毛泽东一同生活。对于父亲，李敏只有模糊的记忆，她只记得父亲抱过她，父亲牵着她的手走路，其他的都忘记了。 但是，对于父爱的渴望，李敏对父亲还是有着特别的依赖。 毛泽东看着多年不见的闺女，也是十分开心，经常牵着她的手在园子里游玩，给她讲一些 历史 知识，李敏曾经回忆录中讲述， 自己和父亲北京生活的过往 ，她认为， 父亲不仅是领袖，他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父亲，他总是细心地告诉自己许多道理，也教会自己很多原来不知道的知识。 对李敏而言，虽然没能和母亲生活在一起，但是留在父亲身边，也是十分幸福。在上学之前，父亲给娇娇起了一个学名： 李敏 。 娇娇听着父亲的解释，感受到了父亲对自己的期望和祝福。父亲又接着说： 你的名字就叫毛敏，但不一定叫毛敏，也可以叫李敏。 但无论怎样，“李敏”这个名字，已经与比她小4岁、取名却早于她4年的同父异母的妹妹李讷的名字要晚了许多， 正是由于这个名字 ，她们之间增加了更加融洽和亲密的成分，或许，这也正是父亲毛泽东，对她们姐妹俩寄托的一种共同的希望。 虽然，她俩不是同一个妈妈，但两人要像亲姐妹一样团结和睦。由于各种原因，娇娇不是和母亲生活在异国他乡、就是和父亲生活在首都北京，几乎没有过和父母共同生活的经历。但是，正是这种生活方式， 使娇娇不仅继承了父亲的优秀品质，更是继承了母亲贺子珍的坚强。 毛泽东对孩子的家庭教育，一直都是以“严格”而著称，他严厉地禁止孩子们挂着他的名头生活。所以，对外，李敏父亲的身份也是变来变去； 有时候是父亲身边的警卫员，有时候是父亲身边的工作人员。反正，李敏在填写父亲一栏里，绝对不可以出现毛泽东三个字。 这并不是毛泽东狠心，而是他苦心孤诣地希望孩子们依靠自己生活，干部的子女就是一场灾难，这也是毛泽东经常挂在嘴边的，而他也落实到生活中。 李敏有时候做错一件事，父亲知道后就直截了当的指出错误 ，却很少容忍李敏的小情绪和小任性。因此，李敏有时候觉得父亲这种做法太过了，她没办法去理解， 父亲为什么要这样做，就算是干部的子女，顶多就是生活比别人好一点，其他的也没有比普通人强多少。 李敏曾几次提出自己的疑问，但是，毛泽东每当听到孩子的疑问，只能够叹口气回答： “时间会告诉你，为什么我要这么做！” 虽然，主席对待孩子们的教育十分严格，但同时主席也是非常关心孩子们。 李敏最初上学时候有些不适应，成绩也不太理想时，她就十分沮丧。不过对于女儿的情况，毛泽东也是十分清楚，他也多次想要走近孩子，安慰孩子。 但是，迈出第一步，主席就停住了，困难挫折是人生必经的大考，如果从小不磨砺他们解决挫折的能力，那么，如果自己未来不在了， 难道还要让孩子们挂着“毛泽东的孩子”的名义，而逃避一生吗？基于这些考虑，毛泽东只能够远远的看着李敏自己伤心落泪 。 不过，毛泽东的苦心教诲，也让李敏从小就学会的独立能力，学会了独自去面对困难和解决困难， 这也让李敏在面对后面的困难，却始终有一种顽强不屈的意志力 。 当领袖父亲去世后多年，李敏回想当初父亲对孩子们的教育方式，她也不禁感慨： 父亲是真的耗费苦心，只为让他们能够更好的成人成才 。父亲虽然要求严格，但他真的是为自己的儿女好。他希望儿女成长成为拥有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的中国人，可以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 想当年，李敏刚和母亲贺子珍从苏联回来时 ，对国内生活有很大的不适应 ，宛如一个“洋娃娃” 一样，说着一口流利的俄语，但是，“中国话”说得却不那么流利了。幼年时和母亲漂泊异乡，对她的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为了便于和父亲交流，母亲贺子珍鼓励李敏给她的爸爸毛泽东写信 。其实，当时的李敏，哪知道这一封封信不仅是和父亲在沟通父女情，更多的是母亲想要通过她和父亲的对话，了解一下毛泽东的近况。 母亲贺子珍过于倔强，她不愿意低下头和毛泽东和解，她只能借助这一方式了解关心着毛泽东。 当毛泽东收到来自女儿娇娇的书信时，别提有多激动了；虽然小娃娃的字写的歪来歪去，因为从小就学习俄语的她，对于中文并不是很熟悉，所以，写起书信来对她来说也十分不容易；但是作为父亲，能收到离开自己多年的女儿写的亲笔信，这也是最幸福的时刻。 毛泽东赶紧找了一位精通俄语的翻译，帮助他一起翻译这封书信 。起初，贺子珍还有些不满意，为什么毛泽东不给自己写信，却和女儿来信这么频繁，后来，她也想清楚了，毛泽东在关心女儿的同时，也在关心着她。 这一封封书信的作用，意义可太重大了 ；这封信中不仅寄托了女儿对于父亲的想念，父亲对于女儿的思念，更有阔别多年夫妻二人的情谊在里面。 多么重要的书信，宛如一座桥梁沟通这一个家庭。 多年的战乱，导致毛泽东与自己的子女分离，他不得不通过书信也就是家书教 育儿 女。通过统计，毛 泽东前前后后给他的家人，写过大约28封家书，这28封家书里面包含了毛泽东太多的期望，一位父亲的所有期望都包含在这一封封的家书里面。 毛泽东与自己的子女经常通过书信沟通感情，即使工作繁忙，毛泽东也会抽出时间与子女家人们聚一聚，了解一下子女们的情况， 听一听，子女们关于自己工作和学习的近况，了解孩子们的生活情况。 毛泽东在这一封封家书中，传递着家庭的亲情和温暖，也培养了孩子们爱家的情怀，使他的孩子们对家有着浓厚的感情。感谢这一封封书信，培养出一个又一个坚强的中华儿女； 父爱包含在其中，尤显珍贵。 在1964年 ，李敏跟随丈夫从中南海搬出，搬到了兵马司胡同的一个普通四合院里；来到了新家，等待李敏的不仅仅是新生活，也是新困难。从小就没有做过饭炒过菜的李敏， 第一次下厨就做了夹生不熟的米饭，而炒的菜也难以下咽，但是尽管这样，丈夫孔令华还是吃了进去。 对于丈夫，李敏充满了感激和爱，不管是有多么困难，丈夫始终都是站在自己身边 ，两人相隔两地，但是丈夫也一直牵挂着自己，李敏在回忆录中曾提到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男人，一个是自己的父亲毛泽东，他是领袖，也是慈祥的父亲，虽然父亲更多时候比较严厉，但是毛泽东对待孩子们始终都是从长远考虑。 另一个男人就是自己的丈夫孔令华 ，孔令华是李敏的中学同学，两人互相陪伴了几十年，彼此扶持，互相了解，而且还深爱着对方。李敏一直觉得， 自己能够得到孔令华这样的丈夫非常幸运，也十分幸福，夫妻俩也一直相互扶持走过余生。 一直到1999年，丈夫因参加活动出车祸，两人才天各一方，但是，李敏从未忘记过自己的丈夫，也一直怀念着丈夫。 那时候，李敏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几乎每年寒暑假，李敏都按照毛泽东的吩咐去上海看望母亲。毛泽东从女儿那里了解贺子珍的生活情况，贺子珍也从女儿这里知悉毛泽东的状态。 她宛如父母之间沟通的桥梁，一头连着父亲毛泽东，一头连着母亲贺子珍。 然而在当时的特殊年代里，李敏不能经常看见父亲，父亲毛泽东就好像一个孩子一样，怪罪李敏为什么不来看他。 然而身不由己，李敏和父亲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了 ； 父亲在弥留之际，还惦念着李敏，甚至还清晰地记得李敏的年龄。 李敏从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毕业后 ，先后在国防科委、解放军总政部工作直至退休。 几年前直至李敏写了这本书 《我的爸爸毛泽东》，很多人才知道她的父亲是毛泽东 。 这本书，除了李敏对于父亲深深的怀念，还表达了对父亲深切的思念。 毛泽东去世后，李敏没有再继承毛泽东那里的一份遗产， 无论在毛泽东在世时，还是在毛泽东去世后， 她都没有享受到一点特权，过着平凡而朴素的生活，凭借一点点工资过着简单但精神充实的日子。 李敏的一生是幸运的，她是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大女儿；但是同时她也是不幸的，从小到大，一直处于一种单亲状态，童年身边只有母亲，少年之后，身边只有父亲， 虽然说，李敏也可以定期看自己的母亲，但是彼此见面的时间却被限制着。 不过，李敏的一生也是十分精彩的，她的事业、她的婚姻、她的 情感 都包含着不平凡的传奇 。晚年的她，回忆起自己的一生，也是感慨万千；作为一代伟人毛泽东的大女儿，却未享受到一点点的特权或者特殊待遇，更多的却是吃尽了各种苦头。 从小颠沛流离，不是在异乡陪伴母亲与父亲分别，就是留在父亲身边又不能与母亲相见； 父亲的特殊地位和身份，并没有为她铺一条平坦的路，相反需要她付出更多的艰辛和努力去获得自己想要的成绩。 但是，也要很感谢父亲毛泽东对她的严格教导，使李敏在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等方方面面都是同龄人的榜样。虽然生活拮据，但是，顽强的毅力使她尽自己所能取得一定的成绩，相信父亲毛泽东在天之灵，对于李敏的发展也是非常满意的。 其实，毛泽东不求自己的儿女能多么的出色 ， 他内心只是希望他们平平安安、普普通通的过完自己的一生，不求大富大贵，只求尽自己所能为人民做实事。 而毛泽东也以身作则，希望儿女能继承他勤俭节约、踏实肯干的朴素精神，同时也希望儿女们能拥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坚定自己的革命信仰和立场，坚决不给自己抹黑。 毛泽东的子女们，也尽自己所能去活的如同普通人一样，尽量不去麻烦自己的父亲 ，给他添麻烦，他们很是理解自己的父亲， 因为父亲毛泽东不仅是他们的父亲，更是一个国家的领袖。舍小家顾大家，是他们自觉奉行的优秀品德。 其实，女儿李敏也希望父亲是一个国家领袖的同时，也是一个合格的父亲 。事实证明，毛泽东做到了，他不仅将国家治理的很好，同时也为孩子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家风代代传承，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对于李敏有很大程度上的影响。 感谢毛泽东的辛勤付出，不仅自己为国家的发展贡献了一生，更是率领自己的子女为国家的建设发展做贡献；一个人伟大就可以带动一个家族的成长，拥有这样一位伟大的父亲，李敏是多么的幸福啊。

贺子珍于1937年（28岁）年冬去苏联治病，但经苏联医生证实，弹片已无法取出。后入东方大学学习毕业后，留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东方部工作，因女儿病重和儿童院领导发生争执，由时任第三国际东方部长的王明指使，被强制送入精神病院拘押。1947年（38岁）经王稼祥和罗荣桓向第三国际交涉，被放回国。1948年（39岁）回国，曾在沈阳财政厅任处长。在哈尔滨参加全国劳动大会(由百度百科提供)。

貌似是“贺子珍”毛泽东和贺子珍是怎样分手的？请看他们女儿李敏的新作——《我的父亲毛泽东》 我的爸爸（毛泽东）和妈妈（贺子珍）的后半生是在极度的孤独中度过的，他们从未停止对对方的思念，这种思念随着年龄增长而变得强烈起来。 在爸爸、妈妈和江青的关系上，社会上一直传说很多，说法也很多，有些说法从延安时期开始一直持续了那么多年。 我理解爸爸，也理解妈妈。他们之间的情感上的悲剧其实只是因为性格，尤其是妈妈的性格所致。她失去爸爸就是从她出走延安开始的，随后，她为此付出了一生。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国的政治形势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妈妈和爸爸结婚多年，她一直担任爸爸的生活秘书和机要秘书，她把自己全部的精力放在了爸爸的工作和生活上。这时，她不愿意再当家属，也不满足于在爸爸身边做点秘书工作。 妈妈迫切需要独立工作。 延安随着形势的发展，需要干部，妈妈这时强烈地感觉到她需要工作，独立的工作。 妈妈生下我以后，虽然高兴，但也有自己的忧伤。因为对她而言工作比享受做母亲的快乐更重要。她觉得我生得不是时候，于是她把我送到了老乡家，去抗大学习去了。 抗大的学习生活十分紧张，要学马列、政治、军事，每天早晨还要出操。妈妈同大家一样，参加了全部的学习活动和晚上的政治活动。抗大的学员是集体食宿。那时爸爸已经搬到凤凰山下一个老乡家的窑洞里，离抗大只有一两里路。可是除星期六外，她很少回家。 需要指出的是，这时爸爸妈妈间出现了一些裂痕，但是这不是因为江青。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延安成了中国革命的圣地和中心。它像一颗闪闪发亮的红星，吸引着大批爱国的知识分子、青年男女。他们冲破重重封锁，奔赴延安，给延安带来了生机。爸爸博学多才，对许多问题都感兴趣，他很喜欢同这些知识分子交往，并从中了解情况，获得知识、信息。这样自然与妈妈的交流就少了。妈妈这时感到了孤独。本来她的文化程度就不如爸爸，思想交流就很困难，而现在这种交流就更少了。 本来他们间的一些误会，只要冷静下来，都可以解释清楚。但是妈妈太倔强了，她不表露这些，但心里却起了狂波巨浪。 妈妈决定离开延安，爸爸极力挽留。 那时，她想了很多，她想到了自己的身体，身上的弹片太多了，使她常常处于极度的痛苦之中，她想到了动手术，把弹片取出，这样早日恢复健康，才能多做些工作。 然而，这个手术在延安做不了，条件太差了。她决定到西安然后转赴上海，在那儿取出弹片。就在这时，她发现自己又怀孕了，此时她要走的决心更加坚定了。 爸爸看到妈妈要走，就极力地挽留她。爸爸自己心里十分清楚，这时妈妈要走，肯定与自己有关。 他对妈妈真诚地说：“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掉泪；二是跟过我的通信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信员牺牲了，我难过得掉泪；三是我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 爸爸的这番话，充满了情感。接着，他又说：“我现在情况不同了，有发言权了。以后不会再让你像过去那样，跟着我受那么多苦了。” 这些都是肺腑之言。 然而，这并没有打消妈妈要走的念头。妈妈就是这样一个人，她外表温柔却极富个性。长期的战争生涯，也磨炼了她坚强的性格。那年在中央苏区爸爸和妈妈大吵一架，事后爸爸诙谐地说：“我们两个人一个是铁，一个是钢，谁都不让谁，钢铁相撞响个叮当。”妈妈又拿出了当年不顾一切的劲头，坚持要走。她把我托付给人，收拾起简单的行李，终于一个人走了。 她走的时候，江青刚到延安两个月，正等待分配工作呢。 妈妈到了西安后，抗战形势已发生了变化，上海沦陷了，妈妈便住在了西安。 爸爸很着急，他托人捎口信，请妈妈回到延安去。他还给妈妈捎来一个装满日用品的小木箱，也捎来了和解的愿望。但是妈妈只是用自己的津贴，给爸爸买了一床新被，可她仍留在西安。 妈妈决定在苏联学习两年。 她在西安一住就是几个月。当时共产国际代表从苏联经新疆、西安去延安。妈妈从中受到启发：上海不能去了，我可以去苏联，到那里，不但可以取出弹片，养好身体，还有学习的机会。她从西安乘汽车到了兰州，又到了新疆，住在中共驻新疆办事处。 正在她等待飞机去苏联时，爸爸又捎来口信，请她不要去苏联，一定要回到延安来。 但是，妈妈仍然没理会这个召唤。不久，驻新疆办事处收到中央一个电报，要求所有在新疆候机去苏联的同志，全部返回延安。这又是让她回延安的好机会，可是妈妈还是没有回去，不久，她终于搭上了去苏联的飞机，走了。 到达莫斯科以后，已经是1938年10月了，妈妈怀着乐观而热烈的情绪，给爸爸写了信，不久，爸爸发来了一封电报，内容仍然是让她回延安去。 从国内陆续到苏联的同志，也多次给妈妈捎来口信，让她回延安。 这时的妈妈和爸爸怄气的情绪都没有了，她想，自己既然来了，学习也开始了，怎能半途而废呢？说什么也要把这学期的课程全学完了才能回去。 妈妈提笔给爸爸写了一封信，在信上她重诉了这些想法。她在信中说：她要等两年后再回来，那时学业已成。 信的基调是和解的，心平气和的。 然而不久，爸爸和江青结婚的消息就传到了苏联，妈妈极度震惊。 她反复想了这件事的前前后后。她万分痛心。自己这么草率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后果。 她永远失去了爸爸。 从此，她开始了自己特殊的生活。 从苏联到哈尔滨到沈阳到上海，妈妈永远地与爸爸隔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只有思念可以穿过时空。 这是一段不可修复的历史，悲剧不仅在于两位老人一生的痛苦，还在于江青不仅一直迫害着妈妈，还并未给爸爸以幸福，更重要的是江青的野心，她的凶恶为国家带来了那么久的灾难。 摘自2003年12月23日广州日报 [《我的父亲毛泽东》李敏著/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是贺子珍。大概是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后，那时江青从中插一杠子，贺子珍离开延安去了苏联。时间是1936-----1937年之间。

贺子珍，原名桂圆，又名子珍；她生于1909年9月28日，江西永新乡绅贺焕文长女。大革命前后入党并投身游击战争，是井冈山第一位女党员；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毕业于永新女子学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永新县委书记、中共吉安县委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1927年在参加组织永新农民武装暴动后后随其哥哥贺敏学上井冈山，在袁文才王佐的山寨躲避国民党追捕。毛泽东上井冈山后，被袁文才派到毛泽东身边工作。1928年在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前委机关做机要和宣传工作，同年与毛泽东结婚，任中共湘赣边特委机关秘书、毛泽东的秘书，是毛泽东第三任妻子。1929年1月随同红四军主力下山，后任机要科科长。1935年，参加长征，并在长征途中负伤，1950年被定为三级甲等残疾，但终生没有领取残疾军人抚恤金。1937年冬去苏联治病，后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48年回国，曾在沈阳财政厅任处长，1948 年在哈尔滨参加全国劳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浙江省妇联主席，10月调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工作；1959年夏，贺子珍与毛泽东在庐山最后一次相见。1979年6月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二次会议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贺子珍与毛泽东生三子三女，李敏是贺子珍和毛泽东惟一在世的孩子，1936年冬生于陕北保安，深受毛泽东的喜爱，取名为娇娇，现工作属总政系统，先夫孔令华。因身体不好，一直在上海医治。1984年4月19日17时17分，贺子珍在上海逝世。

贺子珍一九一0年出生在永新县黄竹岭，是毛泽东患难妻子，被称作“一位富于传奇色彩的伟大而平凡的女性”。一九二八年五月，贺子珍与毛泽东在永新县城结婚，此后她伴随着毛泽东过着转战游击的生活。在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遭遇敌机轰炸时，她曾为保护伤员，头部、背部炸伤了十七处，其中胸部有一块弹片直到一九八四年她病逝后才取出。

延安时的毛泽东与贺子珍（资料图） 本文摘自《贺子珍》，陈冠任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一天，国际儿童院的院长来了，找贺子珍谈话。 他是国际儿童院的绝对权威，整天板着脸，走路腆着肚子，俨然一副大官大员的派头，一年难见他有一个笑容，说话就是千篇一律的命令口气。他一见贺子珍，没有寒暄，也没问娇娇的病况，就说道： “娇娇的病已经好了，可以回到集体中生活了。” 贺子珍一听急了，连忙解释说： “不，娇娇的病还没有完全好，现在还不能回到儿童院去。” “不行，你应该马上去干活，你的毛线活好久没交了。”院长冷冷地说。 “院长，我要照顾女儿，有些活暂时没法去做。” 院长听了贺子珍的话后，轻蔑地说： “你不劳动，不干活，难道让我们来养活你们这些懒家伙吗？” 贺子珍一听，立即反驳说： “我从来不偷懒，没少干事情。我的口粮都是自己用劳动挣来的，没有白吃饭。” 这时，为证明自己的话是对的，她向院长伸出她那双粗糙皲裂的手。 这时，院长无话可说，反过来质问她：“谁给你权利带走孩子？” “一个母亲的权利！你们太残忍了！”贺子珍据理力争。 “你是想呆在家里带孩子，不干活！你这个懒虫……当心我把你送到疯人院……”院长气势汹汹地威胁。 “你胡说，我靠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贺子珍理直气壮地大声回答他，“我从来没懒过！” 在这位院长看来，贺子珍再也不是苏共兄弟党的领袖的夫人，而是一个被遗弃的女人！贺子珍的反抗更让他怒不可遏，歇斯底里了。 贺子珍的回答更是惹恼了暴怒的院长。 “你是不是发疯了，当心我把你送进疯人院。” 院长无话可说，只是恶狠狠地盯着贺子珍：“走着瞧吧！”说完，就撒手气呼呼地走了。 虽然双方说了一些难听的话，但是，事情过去了，贺子珍生了几天闷气，也就把它丢下了。 然而，她却万万没有想到，这场争吵竟然导致了最严重的后果！ 一天，贺子珍正在拼命赶织毛衣，突然响起了敲门声。她来到门口一听，来人边敲门边小声叫她的名字：“子珍，子珍，是我！”贺子珍听出来人是一位与她要好的中国女人。这个女人之所以要留下来，也是因为她遇到了个人的感情问题，因此，同贺子珍一样，不愿意回国去，并且最后也随同国际儿童院迁到伊万诺夫城来。平时她跟贺子珍常有来往，而且关系相当好，应该说，她是贺子珍在苏联时最好的朋友。当贺子珍听出是好朋友的声音时，她很高兴，一边开门一边嗔怪地说：“是你啊！这么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呀？”然而，当她把门一拉开，那个叫门的女子一闪身竟然躲了出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群穿白大褂的彪形大汉。他们冲了进来，见到贺子珍，一句话不说，就抓住她的手臂往外拖。贺子珍被这一幕惊呆了，她出于自我防卫，本能地挣扎着往屋里逃，嘴里一面说：“你们是干什么的，凭什么来抓人？”“精神病院的，让你去住院。”其中的一个大声说道。贺子珍一听这话，大吃一惊，她马上想起前次与她争吵的国际儿童院院长的话！她拼命地反抗，大声说：“我不是疯子！我不是疯子！”“疯子会说自己是疯子吗？”穿白大褂的人呵呵大笑，野蛮地拖着贺子珍往外走。“我不是疯子！你们为什么要把一个正常人送到精神病院？我的女儿病还没好，我不能离开生病的女儿啊！” 她的手被粗暴地掰开。她硬是被拖出了房门，塞进了汽车。 娇娇被从梦中吓醒，惊惶失措地看着这场妈妈与精神病院工作人员惊心动魄的搏斗，她吓得大哭起来，喊着：“妈妈！妈妈！”从床上爬起来，想扑过去救妈妈。但是，她被这些穿白大褂的人一把推开了。接着，贺子珍被人架走，娇娇趁着混乱没有人理会她时，爬上了窗口，跳到了屋外。 她家住在楼的底层。然后，她越过了沟，躲进了小森林里，藏了起来。 但是，很快她就被人找到了，并被重新送回了国际儿童院。

1927年，秋收起义队伍在毛主席带领下来到了井冈山，能够让王佐、袁文才真正从内心接受这支党的队伍，贺敏学从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而这位功臣正是贺子珍的大哥。 当时在袁文才的盛情邀请下，毛主席的住所就在茅坪，这样可以方便大家一起商讨事宜，而这也给毛主席与贺子珍的结合提供了一个契机。此时贺子珍因为患病就住在茅坪，闲来无事就去袁文才家串门，因为袁夫人关系不错，两个女人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题。 已经入党近一年的贺子珍，有时也参与到几人的谈话中，毛主席对当下时局以及革命前景的分析，让贺子珍大开眼界。随着认识的加深，两人对各自的了解更进一步，甚至对对方有了爱慕之心，最终在袁文才、王佐两人的撮合下，两人在1928年在众人的祝福下，举行了一场简单而又热闹的婚礼，这样一来，毛主席也就成了井冈山的女婿。 从1928年到1937年，是我党、我军发展最艰苦困难的时期，也是毛主席人生历程上下起伏，最为艰难的时期，在这近十年的时间里，是贺子珍一直守护在毛主席身边，陪伴他一起度过风风雨雨，以及那些惊心动魄的时刻。为此贺子珍也做出很大的付出。 长征中的一次敌机空袭中，贺子珍为了救护钟赤兵，身中十七块弹片，钟赤兵活了下来，她却倒在血泊中，好不容易才养好伤体。再者，贺子珍这几年，先后生下几个孩子，但不是夭折，就是送给别人寄养，让她心有很大的遗憾，直到娇娇的出生。 1937年，一间窑洞传来几声婴儿的啼哭，屋里离开奔出一人对等候在门口的毛主席说：“生了，是个女娃娃”。 得知母女平安的消息，毛主席非常高兴，听闻这个消息，不少人也送来红枣、红糖等营养品。由于贺子珍身体刚恢复不久，加上根据地物资紧缺，缺少营养品，这个可怜的女娃娃长得很娇小瘦弱。 当邓颖超看见孩子时，怜惜地说道：“这可真是个小娇娇”。于是女娃娃就有了小名“娇娇”。 身体还没有恢复元气，如今又生下孩子，贺子珍的身体一直不太好，这导致奶水不足，也就是说娇娇是吃着奶娘的奶长大的。再加上贺子珍当时与毛主席闹了点小矛盾，一时想不开，就以取出身上残留弹片为名，要求去苏联治疗，最终毛主席同意了她的请求，此时娇娇出生还不到十个月。 母亲离开，父亲工作繁忙，娇娇的生活起居一直由延安保育院负责。娇娇虽然年龄小，但也明白亲情的存在，一到周末，同在保育院的伙伴们都被他们的爸爸妈妈接走，好像也只有她自己没有爸爸妈妈关心，每一个周末都是保育院的阿姨们陪她度过的。 对于这一段的童年经历，长大后的李敏是这样形容的：“在那个时候，我就是个不是孤儿的‘孤儿"”。 此时，娇娇远在莫斯科的妈妈日子也不好过，贺子珍刚来莫斯科没多久，就发现自己怀孕了，后来诞下一个男婴。这让她在遥远的国外有了 情感 的寄托，只是很不幸，在孩子十个月的时候患上了肺炎，如今这个病可以说很好治，但在当时根本没有特效药，她也只能看着孩子病情一点点加重却无能为力，最终孩子离她而去。 孩子的夭折对贺子珍打击很大，就在此时，她在报纸中意外得知毛主席另娶妻子的消息。让她连连遭受两次打击，一度让她对生活陷入渺茫，好在女儿娇娇的到来，终于让贺子珍重新燃起对生活的希望。 看着这个已经四岁的女娃娃，贺子珍心里异常的欣喜，这时的女儿就是她的精神支柱，她在弥补女儿缺失的母爱的同时，也能让她受到沉重打击的心灵予以慰藉。为了让女儿成为心目中最完美的公主，贺子珍买来漂亮的小裙子，五颜六色的头绳，给她扎起好看的小辫子，将娇娇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每天晚睡前，贺子珍还会给女儿讲起好听的故事，她要让女儿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感受到母爱的存在，此时的娇娇也觉得自己是世界最幸福的那个孩子，但这种幸福安逸的平静生活，很快因为苏德战争的爆发被打乱了。 因为战争初期，苏军的大溃败，遭受巨大的损失，苏联很多重要的工业区也被德军占领，这导致苏联国内的物资供应逐渐紧缺匮乏，这些直接影响到贺子珍一家人的生活。 因为支援前线的需要，贺子珍被安排参加劳动，生产军用物资，女儿娇娇则进入国际儿童院。因为天寒地冻，年龄小的娇娇生病了，后因病情加重住进了医院，因为战时医疗条件有限，娇娇身体娇弱，病情越来越重，甚至连医生也放弃了救治。 听到这个消息，贺子珍害怕极了，她已经失去了儿子，再也不能失去女儿了。她强行将女儿接回家，变卖值钱物品购买了一些白糖和奶粉，每天守护在娇娇身边，耐心地照料她。或许是母爱的力量，娇娇终于缓和过来，脱离了危险。 但娇娇还没有痊愈，母亲就因为与苏方发生激烈的争吵被关进了精神病院，这一待就是两年多，直到1946年王稼祥来到苏联，才在他的周旋下，将贺子珍放了出来。 当王稼祥询问刚恢复自由的贺子珍接下来有什么想法时，她毫不犹豫地说“回国”。当时王稼祥是来苏联接受治疗的，待他结束治疗后，贺子珍受到伤害的身心也恢复了不少，于是在王稼祥的安排下，贺子珍带着女儿坐上回国的列车。 至于回国的打算，贺子珍只是说“过去与毛泽东的关系已经结束了，以后是各走各的路”。 刚回国时，贺子珍一直待在哈尔滨工作和生活，身边的同事和朋友非常关心他们母女，一到周末就会有人带着她去参加友谊舞会，那时的娇娇也会跟着妈妈来到舞厅，这时她就会发现妈妈突然变成一只翩翩起舞的蝴蝶，向大家展现最美丽的舞姿。 这样的生活让贺子珍忘却曾经的不堪经历，让她感觉到了轻松和快乐，曾经充溢在眼中忧郁的神色也消失不见了。有一天，妈妈将娇娇叫到身边，询问她： “娇娇，妈妈想和你商量个事，我给你找个新爸爸好不好？”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新爸爸”在贺子珍面前一直非常听话的女儿，听完妈妈的话，一反常态大喊起来。 看到女儿这个反应，贺子珍的神情一下子黯淡下来，蹲下来安慰娇娇，好不容易才把情绪激动的女儿哄过来，不过在那以后，贺子珍再也没有提过组建新家庭的事。有好心人劝慰，她也都是拒绝的。 后来娇娇被接到父亲身边，并且改名为李敏，她终于有了父亲的疼爱，但母亲一直孑然一身，渐渐懂事的她为当初所说的那句话感到内疚和悔恨，正因为这句话，改变了妈妈的初衷，让母亲孤寂的度过了自己的后半生。

贺子珍于1937年11月和刘英等人一起动身北上，于1938年1月抵达苏联，住进了共产国际附属党校在莫斯科郊区昆采沃的宿舍(称“八部”)。希望能帮到你！

在延安，贺子珍看到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深深感到自己知识不够，于是，便向毛泽东提出进“抗大”学习的要求。 毛泽东考虑到，“抗大”纪律很严，每天要“三操两课”过军事化集体生活，而贺子珍在长征中受过重伤，加上生孩子失血过多，身体尚未康复，所以不同意贺子珍进抗大学习。 贺子珍对毛泽东说，经过长征，生活那样艰苦，死里逃生，都过来了，难道在“抗大”学习还坚持不下来吗﹖在贺子珍的强烈要求下，毛泽东便同意了。 贺子珍在“抗大”学习，生活很紧张。除星期六外，很少回家。由于营养严重不良，便得了严重的贫血症。有一天，她病情恶化，晕倒在“抗大”厕所里，不得不停学回家。 贺子珍在家休养期间，又接连遇到不愉快的事：一是看到毛泽东经常与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以及女翻译吴莉莉跳舞、聊天。因此产生了许多误会，夫妻感情出现裂痕，关系紧张。 二是贺子珍又一次怀孕。她生孩子生怕了，想同毛泽东分开一段时间，减轻一下身体负担。除此，贺子珍身上还有弹片没有取出，经常疼痛，于是，便想动手术取出弹片，而延安动不了手术，因此，她决定去西安，从那里转赴上海治病，同时做人工流产。 毛泽东起初不同意，贺子珍再三坚持，毛泽东只好同意了。 就这样，贺子珍于1937年10月离延安到西安。 贺子珍到西安后，上海被日本占领，她只得暂住西安。毛泽东得知，托人捎去一封信，苦苦相劝，希望她回延安，等以后有机会再出去治病。 而贺子珍没有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回延安，仍住在西安。11月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康生、陈云等从莫斯科坐飞机经新疆、西安去延安，贺子珍受到启发。她想：上海去不成，为什么不去苏联呢？到苏联，既可治病，又可获得出国学习的机会。于是，便从西安坐汽车到兰州。贺子珍到兰州后，中共驻兰州办事处主任谢觉哉曾劝说贺子珍回延安。但贺子珍不听，坚持要走。贺子珍在兰州期间，毛泽东也曾托人带口信给贺子珍，还发去电报，劝她回延安。贺子珍个性倔强，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这样，从兰州乘飞机飞往莫斯科。

1954年，水静的丈夫杨尚奎因为身体的缘故，便前往上海接受治疗。 杨尚奎作为革命老同志，在上海有不少的老战友和同事，当他们得知杨尚奎住院后，便纷纷前往医院看望。除去江西的干部外，前来看望的大多数同志，水静都是认识的。 然而在某天下午，有一位中年女同志走进病房，并轻声问道： “请问，杨尚奎同志是在这里养病吗？” 水静闻言抬起头来，看到来人时，她的眼睛顿时一亮。用水静自己的话来说： 在经过丈夫杨尚奎的介绍后，水静才得知眼前这位女同志是贺子珍。 贺子珍和杨尚奎是老战友，两人在交谈中聊起了苏区的一些往事，以及她家乡永新县的一些情况。因为这些话题，水静并不了解，为此并没有发言，而是静静地听着。毫不夸张的说，第一次见贺子珍时，她便给水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她外貌不凡，谈吐文雅，既有分寸，又有条理！ 贺子珍来病房看望了下杨尚奎便离开了，送走她之后，水静便感慨道： “真是一位令人敬佩的女性。” 这一次分别后，等到水静再次见到贺子珍时，已经是1958年夏天了。当时上海市委派人和江西省委联系，说贺子珍同志想回江西住一段时间。当时江西省有不少的领导都是贺子珍的老战友，他们在得知贺子珍的想法后，纷纷表态： 江西欢迎她的回来，不管住多长时间就可以，我们是热情欢迎她的！ 就这样，没过多久贺子珍便从上海搬来江西居住，被安排在三纬路一栋经过修缮的二层小楼里。可能这个房子面积不大，但却非常的实用，还配有一个幽静的大院子。 当贺子珍搬入自己的新住所后，她的那些老战友纷纷前来看望她，杨尚奎自然也不例外。当时贺子珍的心情不错，在见到杨尚奎等老战友后，说了很多话，并表示自己很满意省委对自己的安排。 江西省委考虑到贺子珍是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为此决定让她享受省委副书记待遇，并给她配了一名炊事员、一名司机、一名护士。 在和贺子珍的聊天过程中，杨尚奎表示：“希望你这次回江西能好好养病，好好放松下，争取早日康复。”在他们寒暄过程中，水静静静地打量贺子珍，在短短的四年时间里，水静发现贺子珍变化很大，头上出现不少的白发，整个人显得非常的疲倦。 在之后的日子里，只有一有时间水静和自己的丈夫杨尚奎就会前去看望她。每当有人前来作客时，贺子珍都会很开心，并热情地进行招待。可能是去的次数多了，贺子珍和水静愈发的熟悉，有时贺子珍也会主动上门拜访，她们两人聊聊孩子、聊聊生活，日子也不会那么枯燥冷清。 贺子珍因为身体的缘故，之前便在上海接受治疗，可在来到江西之后，她的病情复发频率越来越高。有一次，贺子珍的病情发作后，竟几天不吃不喝，身边的人不知该如何是好，连医生也束手无策。杨尚奎在得知这件事后，内心非常着急，便让水静去贺子珍家照顾她，并劝其吃点东西。 水静得知后立即赶往贺子珍家中，在看到贺子珍后，水静的眼泪忍不住地流了下来。因为眼前的贺子珍大姐，实在太憔悴了，令水静心疼不已。水静坐在她身边，讲了几句话，她只是点点头，什么话也不说。眼看自己劝说无效，水静内心很是着急，可始终想不出一个办法。 没办法，水静只好将贺子珍大姐的护士给叫到屋外，并对她说道： “你想办法带贺子珍大姐出门散散步，然后‘无意"走到我家来，我看能不能劝贺子珍大姐吃点东西。” 护士听后点了点头，便按照水静叮嘱她的方法去做。 贺子珍在护士的陪同下来到水静家中做客，水静像往日一样热情地招待她，并在无意间说道： “哎呀，大姐我还没有吃饭，你陪我吃点好不好？” 贺子珍没有说话，水静便让厨师将饭菜摆上来，并让贺子珍坐在自己的对面。不得不说，水静的这个办法很好，贺子珍在看到她吃得很香时，自己也慢慢地吃了一碗饭，喝了一碗粥。 贺子珍在江西疗养的这段时间，令水静印象最为深刻的便是她的女儿娇娇，多次前来看望她。根据水静地回忆： 某次娇娇前来看望自己的母亲时，还带着一个年轻小伙子，根据水静的猜测那可能是娇娇的男朋友，毕竟当时娇娇已经二十多岁了，到了谈恋爱的年纪。 每次娇娇前来时，贺子珍内心都非常的高兴。这次水静前往看望贺子珍时，她便兴奋地对水静说道： “娇娇这次前来带的那个男孩子叫孔令华，是她的同学。她们在一起很长时间了，准备谈婚论嫁了，主席写信来，让他们征求我的意见。” 水静听后，则笑着说：“女儿出嫁，怎么可能不征求当母亲的意见呢？” “只要她们是真心相爱的，我又能有什么意见呢？”贺子珍开心地笑着说。不一会，贺子珍继续说道：“孔令华这孩子，什么都好，就是有点胃病。” 水静听后安慰道：“那个不要紧，只要在饮食上注意点，很快就能够治好的。” “我也是这样想的，主席考虑问题向来周到，这样的问题他不会想不到的” 贺子珍点了点头说道。 对于毛主席，贺子珍有着很深的感情，可自从她从延安离开开始算起，她已经有22年没有和毛主席见面了。不过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期间，贺子珍便有幸和毛主席见了一面，而水静正是贺子珍和毛主席庐山重逢的见证人之一。 1959年7月7日中午，杨尚奎便对水静说道：“ 你赶快收拾一下，回南昌一趟，有急事需要你办理。” 在听到丈夫的话后，水静便询问道：“什么事情？这么着急？” 在得知是将贺子珍同志接到庐山来时，水静有些激动地说：“啊，这可真是太好了。”在看到妻子激动的样子，杨尚奎便叮嘱道： “这个任务是需要保密的， 汽车 上山后不要来这边别墅区，要直接开到我们提前固定的地方去。” 杨尚奎向水静作了许多具体的交代，然后便让水静乘车下山了。 水静当时和朱旦华同志一起去邀请贺子珍上庐山，不过有一个难题将她俩给难倒了：该以怎样的名义，邀请贺子珍上庐山呢？ 因为在下山之前，杨尚奎就曾叮嘱道： 水静和朱旦华在抵达南昌后，便乘车向贺子珍居住的地方驶去。在敲门进去后，贺子珍热情地招待了她们，在闲聊的过程中，水静便提议道： “贺子珍大姐，今年南昌的天气比往常热多了，省委请你去庐山休息几天，我们两人也是刚从庐山下来的，特地过来接你的。” 贺子珍在听到是省委的关心时，便说了些感谢省委的关心之类的话。水静在看到贺子珍大姐答应前往庐山时，她内心悬着的那块石头便落了下来，在离开时水静还特意说道：“大姐你准备一下东西，明天下午我们来接你。” 第二天下午，水静和朱旦华准时乘车来到贺子珍的住所，将她接上车后，便一路向庐山的方向驶去。在前往庐山的过程中，水静明显能够感觉到贺子珍大姐的心情很开心，与此同时，在聊天的过程中，她们也是聊得一些轻松欢快的话题。 正是在聊天的喜悦中，水静她们一行人感觉时间过得很快，还没有怎么聊天便来到了庐山。水静按照杨尚奎之前的计划，并没有将贺子珍带到别墅区，而是带到特地为贺子珍准备的住处，此地很平常，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在上庐山之后，朱旦华便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只剩下水静陪着贺子珍。对于这段 历史 ，水静在晚年时，曾这样说道：我们当时住的房间，摆了两张床，电话、卫生间一应俱全。 水静在和贺子珍吃过晚饭后，便联系了自己的丈夫杨尚奎，说明了贺子珍眼下情况如何。杨尚奎在得知后，便叮嘱水静，一定要好好照顾好贺子珍大姐。水静在挂了电话后，便又和毛主席联系上，主席在听到水静的声音后，便问道：“客人的情况如何？” “一切都好。”水静回答说。 “那就好，你静心等着我的安排。” 主席说。 第二天中午，水静趁着贺子珍午睡的时间，便乘坐杨尚奎的车来到毛主席的住处。见到主席后，水静便将自己接贺子珍上庐山的情况进行了汇报，毛主席听后点了点头： “这件事你办得不错，今天晚上九点钟，你坐杨尚奎同志的车，将她送到我这里来。这里我已经全都安排好了，门哨认识杨尚奎同志的车号，是不会过问的……” 水静听后点了点头，接着询问道：“要不要找朱旦华同志一起陪同贺子珍大姐来？” 毛主席想了想说道：“不用再麻烦她了，你陪着来就好了。” 水静回到住所时，贺子珍还未午睡起来，她便一直在床边坐着。等到晚上的时候，水静便按照上文所言，陪着贺子珍一起前往毛主席的住所。在抵达目的地后，警卫员便搀扶着贺子珍走向毛主席的房间，而水静则是在外面的值班室等待着。 “铃、铃、铃……”一阵清脆的铃声引起水静的注意，她知道这是毛主席在召唤警卫员。水静低头看了看手表，时间已经过去一个多小时了。不一会，警卫员便将贺子珍搀扶进值班室，然后对水静说：“主席请你去一下。” 水静听后急忙起身，走进毛主席的房间，在看到水静后，毛主席便说道： “她很激动，你要注意一下她的情绪。明天你就送她下山去，下山以前你一步也不要离开她……” “主席，请放心，我保证不会离开她一步。” “还有一件事，你回去之后就立刻办了，她拿走了我三瓶安眠药，很厉害的，吃多容易出事。” “好的，主席，这件事我会办妥的。” 正当水静准备离开时，毛主席突然询问道：“贺子珍现在是什么待遇？” 水静回答道： “贺子珍大姐一直都是副省级待遇。” 听到水静的回答后，毛主席欣慰地说：“可以了。” 水静从毛主席房间出来后，便陪同贺子珍大姐一起返回住处，水静明显能够感觉到贺子珍大姐的兴奋。当贺子珍再一次提起毛主席的生活时，水静便询问道：“贺子珍大姐，你觉得毛主席和以往相比变化大吗？” “别的都和以前一样，就是老多了。”贺子珍回答道。 随后贺子珍便向水静讲述了，她和毛主席在井冈山结婚到后来的种种事情。听完贺子珍和毛主席的感情故事后，水静内心深受感动，但却有些不解地问道： “大姐，你们之间感情那么好，那你为什么要离开主席去苏联呢？” 贺子珍听后叹了一口气说道：“那时我不太懂事……” 在聊天中时间过得很快，天亮后水静按照毛主席的叮嘱，将贺子珍送往山下。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他们这次庐山的相见，即是他们延安之后的第一见面，同样是他们此生的永别。 这天下午，贺子珍便乘车回到了南昌。 庐山一别后17年，毛主席因病逝世。贺子珍在得知这个消息后，眼泪顿时止不住地流了下来，脑海中浮现出她和毛主席相处的一幕幕…… 1979年9月，贺子珍在李敏和孔令华的陪伴下前往北京毛主席纪念馆瞻仰毛主席遗容，当她看到毛主席的遗容时，情绪便再也控制不住了，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后来李敏的女儿孔冬梅曾这样描述外婆贺子珍： 1984年4月19日，贺子珍在上海病逝，享年75岁。 当水静在得知贺子珍病逝的消息后，她内心是悲伤，为失去这样一位好大姐而感到难受。在贺子珍病逝后，水静在谈起毛主席晚年和贺子珍相处时，曾吐露一个细节： 毛主席晚年写给贺子珍的亲笔信，信的开头都是用“桂妹”两个字！ 毛主席之所以将贺子珍称为“桂妹”，则是因为贺子珍是在1909年桂花飘香的日子出生的。从“桂妹”这个称呼声中，我们不难看出毛主席和贺子珍之间的深切感情。 水静在谈起贺子珍对毛主席的感情时，她是这样评价的： 贺子珍对毛主席的感情，更是一往情深、至死不渝。

　　1、因身体不好，一直在上海医治。1984年4月19　　2、简介　　贺子珍（1909年--1984年），女，原名桂圆，又名子珍，江西省永新县烟阁乡黄竹岭村人，毛主席第三任妻子；曾任共青团永新县委书记，中共永新县委、吉安县委妇委书记。建国后，任杭州市妇联主任，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杰出的妇女先驱，1984年4月19日17时17分逝世，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日17时17分，贺子珍在上海逝世。　　3、人物年表　　1925年（16岁）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6年（17岁）年毕业于永新女子学校。　　1927年（18岁）年在参加组织永新农民武装暴动后，随袁文才部上井冈山。　　1928年（19岁）在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前委机关做机要和宣传工作，同年与毛泽东结婚，任中共湘赣边特委机关秘书、毛主席的秘书。　　1929年（20岁）年1月随同红四军主力下山，后任机要科科长。　　1931年（22岁）年担任中央苏区政府机要科科长。参加红军长征。在长征路上，为掩护伤员，头、背、肺部被炸入弹片，终生没有取出。1950年被定为三级甲等残疾，但终生没有领取残疾军人抚恤金。　　1937年（28岁）年冬去苏联治病，但经苏联医生证实，弹片已无法取出。后入东方大学学习毕业后留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东方部工作，因女儿病重和儿童院领导发生争执，由时任第三国际东方部长的王明指使，被强制送入精神病院拘押。

毛泽东用手抚着的头说：我父亲姓毛，这很好，但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我父亲用了、子人、德令哈等十多个名字，我父亲特别喜欢德令哈这个名字“你应该经常来看我”——毛泽东和李玟。李玟出生了，是毛泽东的长女。1936年冬，毛泽东率领红军到达陕北保安县。宝安是个小县城，不到400人，房子也不多。那时，毛泽东和贺子珍住在保安县小石山的一个山洞里。山洞很破旧，不时滴水，地面很湿，里面没有床，只好搭起一个土炕。没灶没灶，洞外三块砖搭个水壶烧水。贺子珍生下了一个身体受伤的孩子。邓、康克清、钟等长征时随贺子珍一起行军的红军女战士来到洞外庆祝。毛泽东笑眯眯地招呼他们到屋里坐。他们问：“子珍生了吗？”毛泽东幽默地说：“对，对，一个大鸡蛋。”当红军姑娘们走进山洞时，看到孩子依偎在贺子珍的怀里哭泣。邓走上前，轻轻抱起孩子。当她看到孩子又瘦又小的时候，突然觉得特别可惜。她幽默地说：“真是个小娇娇！”其他红军女同志也跟着叫起了小娇娇。站在一旁的毛泽东听到了邓说的话，想起了《西京杂志》中的一句话，“文君美如远山，容颜常如莲花。”因娇与娇约定，她取其意，取名毛。后来，人们习惯称之为“娇娇”。1959年9月，毛泽东参加了李玟和孔令华的婚礼。毛泽东和娇娇都很喜欢对方，但贺子珍很悲伤，无法引起任何兴奋。这个时候，她想要的不是享受做母亲的快乐，而是工作。她觉得孩子来得不是时候，阻碍了自己愿望的实现。因此，在娇娇出生后仅仅四个月，她就把孩子送到了她家乡的家中，并且去了国立抗战大学。1937年10月，贺子珍离开毛泽东，从延安到Xi去苏联治病和学习。在苏联贺子珍生了一个儿子。1939年，这个天真可爱的小男孩因病去世，得不到及时救治。贺子珍一度处于孤独和后悔的状态。1941年4月，毛泽东同意把他4岁的女儿送到莫斯科去安慰贺子珍。娇娇径直去认她的母亲，并与她团聚，从而开始了李玟在莫斯科的艰难童年。生活的艰辛给她带来了很多苦难，也带来了快乐和喜悦。女儿的到来，就像给刚刚受到打击的贺子珍干涸的内心浇了一股清流。贺子珍宠爱女儿。她为女儿努力，为女儿担忧，也为女儿的聪明，一天天长大，感到高兴和自豪。“我是你真正的父亲”在苏联生活的那些年里，娇娇心里只有母亲，没有父亲。离开延安去苏联的时候，她还太年轻，对父亲的印象很淡。在国际儿童研究所的礼堂里，挂着各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巨幅照片，包括、季米特洛夫、加里宁、毛泽东。儿童教师经常对孩子进行国际主义教育，讲述共产党国家领导人带领本国人民作战的故事。老师们也谈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娇娇怀着崇敬的心情听着这一切。她做梦也没想到中国的这位伟人是她的父亲。贺子珍很少跟她说父亲的事。有一次，毛岸青从莫斯科去伊万诺夫国际儿童医院看望妹妹。她给妹妹买了一小捆长棒棒糖。两兄弟坐在空荡荡的礼堂里聊天。突然，安清指着高高挂在主席台上的毛泽东的照片问娇娇：“你知道他是谁吗？”"这是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我们的父亲。”“你在胡说八道。我没有父亲。”“我没有胡说八道。他是我们的父亲。他送我们去苏联学习。”看着岸青说得如此肯定，娇娇有点相信了。然而，爸爸仍然太遥远了，娇娇仍然无法想象她和爸爸有什么关系。她对父亲的感情在母亲的叙述中逐渐加深。如果贺子珍想让娇娇给他父亲写信，娇娇应该不认识他父亲。但贺子珍的叙述非常简短笼统。她把娇娇当小孩看待，不想和她深入交谈。娇娇突然长大了，懂得了很多。她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妈妈这么长时间以来都那么难过，抑郁，担心，她很同情妈妈。1947年夏，贺子珍、娇娇和妻子朱仲丽从莫斯科回到哈尔滨，当时莫斯科对11岁的李玟来说是一片完全陌生的土地。转眼间，毛泽东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胜利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搬进了北平。这时，他想起了还在东北的女儿和贺子珍，想念多年未见的女儿娇娇。他想带她回北平读书。1949年春夏，贺子珍的妹妹贺怡带着毛泽东的重托来到哈尔滨。她告诉姐姐，毛泽东叫她带娇娇回北平，贺子珍留在哈尔滨，等候通知。这时，娇娇已经12岁多了。她天真、活泼、聪明，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由于血缘关系，她继承了母亲的自然美，身材娇嫩，皮肤白皙，浑身上下都充满了少女的魅力，五官、眉毛、面部轮廓都很像父亲，所以看起来十分可爱。月经贺怡跟我说要带她去北平看爸爸，她很开心。不过她还是有点不放心，因为离开父亲太久了，童年的印象已经忘记了。于是她想出了一个主意，马上用俄语给父亲写了一条短信。毛主席：大家都说你是我的亲生父亲，我是你的亲生女儿，但是我在苏联没有见过你，不知道这件事。你是我亲爱的爸爸还是我是你的亲生女儿？请尽快给我写信，以便我能回到你身边。当我收到毛泽东从东北寄来的信时，信封上的汉字无疑是贺子珍写的。在井冈山、瑞金、长汀、遵义和延安期间，贺子珍为他抄写了许多文稿。他的字迹清秀，刚健有力，一眼就能认出来。毛泽东打开信封，发现信头上写的都是俄文，歪歪扭扭的，一个字都认不出来。毛泽东请人翻译，在弄清信的意思后，他笑了，然后写了一封回信。

贺子珍是生病去世的。1984年4月15日，贺子珍病重。18日晚上，贺子珍的病情突然加重，体温两次升高，人又陷入昏迷的状态。医生们进行紧急抢救，李敏、孔令华等人通宵守候在外间。到19日下午，贺子珍的心脏跳动越来越微弱，心电图再也没有显示了。1984年4月19日17时17分，贺子珍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去了，享年75岁。1984年4月25日，向贺子珍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上海市龙华革命公墓的大厅举行。

贺子珍一家都是井冈山时期的红军。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后来任福建省副省长、省政协主席。贺子珍的妹妹贺怡曾任中共吉安地委组织部长，因为去寻找贺子珍留在苏区的儿子未果，在赣南因车祸身亡，其子女被贺子珍抚养长大。贺子珍的表妹是贺珠玑。贺子珍和毛泽东共怀有10胎，生了6个孩子，但只存活4个。其中3个孩子因红军转移被留在苏区不知音信。只有李敏一人在苏联陪同贺子珍。李敏是贺子珍和毛泽东唯一在世的孩子，丈夫孔令华曾在国防科工委工作。扩展资料：贺子珍家人介绍：1、贺敏学贺敏学(1904—1988)， 江西永新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永新县农民自卫军副总指挥，中共永新县委书记。大革命失败后，与胞妹贺子珍等随袁文才农民自卫军上井冈山，任自卫军中共支部书记。参加湘粤赣边区游击战争。卢沟桥抗战爆发后，先后在新四军第1支队第2团和挺进纵队工作，后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参谋处长，联抗司令部参谋长，新四军第1师团长，苏浙军区第3纵队7支队支队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野战军第1纵队参谋长，华东野战军第4纵队第12师师长，第3野战军27军副军长，指挥27军的渡江战役。1988年4月26日在福建逝世。2、贺怡贺怡（1911年—1949年），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人，毛泽东三弟毛泽覃之妻、贺子珍胞妹。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县妇女协会委员。与有文化的姑娘组成“十姐妹”演讲队，深入城乡，宣传革命道理，号召妇女解放。1948年冬，赴东北。次年，南下回到江西工作。9月，任中共吉安地委组织部副部长。1949年11月21日贺怡乘车从赣南返回吉安，在距泰和县城七八里路、一个叫“丰塘桥”的地方突发车祸，不幸遇难，时年38岁。3、毛岸红毛岸红，男，汉族，是毛泽东和贺子珍的第二个孩子。1932年11月，贺子珍在福建长汀生下第五个孩子，小名毛毛。长征开始后，毛泽东夫妇把孩子交给毛泽覃和贺怡抚养，后毛泽覃牺牲，毛岸红下落不明。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贺子珍

贺子珍，女，原名桂圆，又名自珍，江西省永新县黄竹岭人，毛泽东的第二任妻子。曾任共青团永新县委书记，中共永新县委、吉安县委妇委书记。建国后，任杭州市妇联主任，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1984年4月19日17时17分逝世，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贺子珍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6年毕业于永新女子学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永新县委书记、中共吉安县委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1927年在参加组织永新农民武装暴动后，随袁文才部上井冈山。1928年在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前委机关做机要和宣传工作，同年与毛泽东结婚，任中共湘赣边特委机关秘书、毛泽东的秘书。1929年1月随同红四军主力下山，后任机要科科长。1937年冬去苏联治病,后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48年回国，曾在沈阳财政厅任处长。1948 年在哈尔滨参加全国劳动大会。1949年秋任浙江省妇联主席，10月调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工作。与毛泽东生三子三女 ，李敏是贺子珍和毛泽东惟一在世的孩子，1936年冬生于陕北保安，深受毛泽东的喜爱，取名为娇娇，现工作属总政系统，丈夫孔令华现在国防科工委工作。 ================================================================================ 永新一枝花---贺子珍 贺子珍，16岁担任永新县第一任妇女部长、团县委副书记。 贺子珍，原名桂圆，又名自珍。生于1909年中秋，江西永新乡绅贺焕文长女。大革命前后入党并投身游击战争，是井冈山第一位女党员。1928年与毛泽东结合，共同度过共产党人最困难的10年岁月，是中央红军长征中“三十女杰”之一。1937年赴苏联疗伤、学习，1947年回国。1959年曾与分别22年的毛泽东会面。1984年在上海逝世。共生三子三女，除女儿李敏外均早夭或失散。 1947年经王稼祥和罗荣桓向第三国际交涉，贺子珍被放回国，但毛泽东已经和江青结婚。贺子珍留在东北任东北财经委员会党支部书记、沈阳财政厅处长，1948 年在哈尔滨参加全国劳动大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江青阻挠，不允许回北京，南下任浙江省杭州市妇联主任，10月调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工作。贺子珍名义上担任领导职务，实际上她主要是在上海延安路一座别墅疗养，没有具体工作。有时贺子珍也到哥哥贺敏学家去住一住，贺敏学刚解放时在驻守上海部队，后转业到福建任副省长。 贺子珍是一个严于律己的人，从来不搞特殊。她刚到上海时，只住一间小房子，同侄女们挤在一起，她没有提出任何要求，是女儿娇娇看不过，报告了中办，才搬到湖南路招待所去。贺子珍解放后没有具体工作，则是江青一手造成的。贺子珍定居上海后，多次去市委要求分配具体工作，市委都不肯安排。以后贺子珍才知道，这是江青通过她在上海的心腹，有意不让贺子珍出来工作，怕贺子珍的露面对她产生不利的影响。 1976年，毛泽东去世的那些日子，贺子珍异常悲痛。她在上海的家为毛泽东设了灵堂，带上了黑纱，在毛泽东的遗像前深深地鞠躬，表达了她对毛泽东深切的哀悼。 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1979年6月贺子珍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二次会议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 1982年，贺子珍首次也是最后一次进入北京。 1984年在上海去世。 贺子珍（1909年8月-1984年4月19日），江西永新人，毛泽东的第二位妻子。 簡歷 * 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并担任永新县委委员、妇女部长兼青年团委书记。 * 1928年在井冈山和毛泽东结婚。此时，杨开慧在长沙。 * 1931年担任中央苏区政府机要科科长。参加红军长征。 在长征路上，为掩护伤员，头、背、肺部被炸入弹片，终生没有被取出，1950年被定为三级甲等残疾，但终生没有领取残疾军人抚恤金。 * 1938年去苏联治伤，但经苏联医生证实，弹片已无法取出。入东方大学学习，毕业后留在国际儿童院东方部工作，因女儿病重和儿童院领导发生争执，由时任第三国际东方部长的王明指使，被强制送入精神病院拘押。 * 1947年经王稼祥和罗荣桓向第三国际交涉，被放回国，但毛泽东已经和江青结婚。贺子珍留在东北任东北财经委员会党支部书记。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江青阻挠，不允许回北京，南下任浙江省杭州市妇联主任，后赴上海养病。 * 1979年6月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二次会议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 * 1984年在上海去世。 [编辑] 家庭 贺子珍和毛泽东共怀有10胎，生了6个孩子，但只存活4个，其中三个孩子因红军转移被留在苏区不知音信，只有李敏一人在苏联陪同贺子珍，李敏以后在北京工作。她的其他子女分別如下： * 毛金花/楊月花(1929年3月)，長女，失散至1973年才被找到。 * 毛岸紅(1932年11月)，於福建生，長征開始後由毛澤覃撫養，毛澤覃死後下落不明。 * 王秀珍1935年2月，長征時於貴州生下一女，下落不明。 * 毛姣姣/李敏(1936年)，生於陝北。 * 廖瓦（俄文名）1938年10月，被送到莫斯科後產下一子，不久夭折。 贺子珍一家都是井冈山时期的红军，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后来任福建省副省长，省政协主席；贺子珍的妹妹曾任中共吉安地委组织部长，因为去寻找贺子珍留在苏区的儿子未果，在赣南因车祸身亡，其子女被贺子珍抚养长大。 http://baike.baidu.com/view/43504.htm?fr=ala0_1_1希望采纳

秋收起义失败以后，毛泽东放弃攻打长沙，带兵走上了井冈山，由此引出了一段充满传奇色彩的“井冈之恋”。当贺子珍等人在指挥永新暴动的时候，毛泽东正在湘赣边界发动秋收起义。塘边村遇险后，贺子珍与毛泽东的感情迅速升华。毛泽东温存地对贺子珍说：“你是个好同志，好姑娘，我很喜欢你。”就这样，“湖南佬”和“江西妹”他们俩终于结合在一起了。没有举行什么仪式，只是热心的“红色土匪”袁文才做了几个好菜，大家热闹一下，就算喝了喜酒。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率红军成功地四渡赤水，又挥师南渡乌江，威逼贵阳，日夜兼程，很快来到滇黔交界的盘县境内，将进入云南省境。只要北渡金沙，红军就可以突破敌军的重重包围、扭转被动局面了。就在这时，一场意想不到的灾祸降临到他的妻子贺子珍头上。1935年4月23日，红军总卫生部休养连来到盘县一个普通的小山村。中午时分，天空响起了嗡嗡的飞机声，警卫员吴吉清急忙让贺子珍隐蔽，但她不顾个人安危，组织伤员隐蔽。就在这时，敌机投下了炸弹。贺子珍头上、胸脯上、臂膀上，到处鲜血涔涔，倒在血泊中。经医生检查，发现她身上17处负伤。贺子珍苏醒后，对大家说：“我负伤的事请你们暂时不要告诉主席。他在前线指挥作战很忙，不要再分他的心。你们把我寄放在附近老百姓家里，将来革命胜利了再见面……”说完，又昏迷过去。 从大革命年代的“井冈之恋”，到成为红色根据地的“模范夫妇”，贺子珍和毛泽东二人在政治风雨中荣辱与共，在长征路上艰苦相依，却没想到会突然发生婚变，贺子珍在延安窑洞“神秘失踪”。从此，一对患难中的革命夫妻由于性格上的原因彼此分离。毛泽东撤离了瓦窑堡来到保安后没几天，贺子珍就分娩了，她生了个女孩。在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队伍里，有贺子珍、邓颖超、康克清、蔡畅等等32位女性。她们从江西瑞金出发，一路摸爬滚打、风餐露宿。她们有男儿一样钢铁般的意志，也有共产党人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共同走过漫长的长征路的女战友们知道贺子珍快要生产了，都来看望。她们刚走到窑洞门口，就问笑眯眯的毛泽东：“生了没有？”“生了，生了，生了个大鸡蛋。”毛泽东一副高兴的表情回答说。战友们走进窑洞，看到贺子珍身边放着一个又瘦又小的婴儿。邓颖超对孩子有一种特殊的怜爱之情，她轻轻地把婴儿抱起来，仔细地端详着，说：“真是个小娇。”娇娇的名字就这样叫开了。1947年娇娇从苏联回国，毛泽东给她取了个学名：李敏。姓李，是因为毛泽东当时用李得胜的化名，单名敏，是取自《论语》中的一句话：“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从长征时期，贺子珍就担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并照顾主席的起居生活。1937年在延安，她和毛主席住着一幢一溜三孔相通的砖窑，这种一明两暗的住室布局，有卧室和会客室，毛主席也有办公的地方。贺子珍这人性子很急，她说话快，走路也快，那个刚直、爽快劲，在女同志中是很少有的。她常跟毛主席吵架，有时吵得很凶，她生气时也常把负责警卫的同志找去诉说不平，为她评理。有一天，贺子珍和毛主席又吵起来了，主席很生气地指着她说：“我们不能再吵了……这三间窑洞，咱个人住个人的，你走你那边，我走我这边，谁也不见谁，这样总可以不吵了吧！”又说，你嫌这里不好，你想学习，可以到红大（即抗大前身），也可到公大（即陕北公学），也可到苏联去……陶铸夫人曾志的回忆录，内中有一段曾志与毛泽东的对话，可印证史沫特莱和斯诺所叙述的故事。当曾志在延安问毛泽东为什么贺子珍要离开他时，毛说：“不是我要离开她，而是她要离开我。她脾气不好，疑心大，常为一些小事吵架。有次一位外国女记者采访我，美国女人开放、无拘无束，我也爱开玩笑，我们又说又笑，这就激怒了贺子珍，她不仅骂了人家，两人还动手打了起来。我批评她不懂事，不顾影响，她不服，为此我们两人吵得很厉害……”1937年，贺子珍同毛泽东怄气，伤病体弱的她到西安养病，又辗转随共产国际的代表从新疆去了苏联，没有理会毛泽东的召唤和中央的指示……母女俩和杨开慧所生的两个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真情相处，享受着异国的一份亲情欢乐。然而，不幸的遭遇却一桩接一桩地降临到她的头上。1938年，贺子珍在莫斯科生的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那个男孩，只有俄文名字廖瓦，在十个月时染上肺炎夭折。当贺子珍悲痛欲绝地告诉岸英岸青哥俩时，他们也禁不住泪如泉涌，同时抱着贺子珍劝道：贺妈妈，您别难过了，您要保重身体！小弟弟不在了，还有我们呐！我们也是您的儿子呀！贺妈妈，贺妈妈…… 这时，本来还是痛哭失声的贺子珍突然一把搂住岸英、岸青。“妈妈、妈妈”，“儿呀，儿呀”，三人哭作一团。几年来，这还是哥俩第一次向贺子珍喊出“妈妈”，这样的亲情悲情，怎不让人潸然泪下！ 贺子珍正沉浸在相继失去了五个儿女的哀痛中，一个更让她痛苦的消息传来，毛泽东同江青结婚了。这个消息无异于一个晴天霹雳，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失去了儿子，失去了丈夫，还有比这更大的打击吗？她为自己的行动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为此饮恨终生！得知婚变的情况非常偶然：1939年的一天晚上，八部的学员们在俱乐部大厅听翻译读塔斯社记者在延安采访毛主席的报道：“夜深了，我们告辞，毛泽东和她的妻子送出来，在月光照耀的山坡上，我们边走边谈……”全场包括贺子珍在内，都没有料到，大家久久沉默着，贺也不作声。她非常镇定，直到读完报，大家散去，她也没有眼泪和悲诉。一段时间后，她才向其他红军中的女同志略略说了一些她的家庭生活——贺子珍就是这样默默咽下了苦水，去忍辱负重，保持自己苦涩的尊严。后来，到苏联来的周恩来同志给她带来了一箱书、一封信。1940年初冬，毛泽东送女儿娇娇（李敏）去苏联看望母亲，同去苏联的孩子还有朱德的女儿朱敏以及罗亦农和王一飞烈士的儿子罗西北、王继飞。1948年深秋，随着辽沈战役的结束，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沈阳。困苏十年贺子珍带着岸青、娇娇回归故国迁到了沈阳。在这里，贺子珍与分别了十三年之久到东北来疗养的妹妹贺怡重逢了。

贺子珍在苏联度过了孤独而痛苦的十年。首先她想去取出弹片，到医院治疗，医生诊断后遗憾地告诉她，弹片已经长进肉里了，取不出来，只能伴她终生。不久，新出生的儿子也不幸病死。后来，毛泽东把身边的娇娇送到贺子珍身边，但苏德战争爆发后，五岁的娇娇，在严寒和饥饿的袭击下，得了让贺子珍听后不寒而栗的肺炎。正值战争时间，药品奇缺，不久也死亡了。

贺子珍是谁?贺子珍（1909年9月28日－1984年4月19日），原名桂圆，又名自珍，江西永新乡绅贺焕文长女，贺子珍与毛泽东生三子三女，李敏是贺子珍和毛泽东唯一在世的孩子。大革命前后入党并投身游击战争，是井冈山第一位女党员。贺子珍，原名桂圆，又名自珍；生于1909年9月28日，江西永新乡绅贺焕文长女。大革命前后入党并投身游击战争，是井冈山第一位女党员；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毕业于永新女子学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贺子珍简介：贺子珍，原名桂圆，又名自珍，江西永新乡绅贺焕文长女，贺子珍与毛泽东生三子三女。大革命前后入党并投身游击战争，是井冈山第一位女党员。贺子珍最后逝世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1984年4月19日17时17分，贺子珍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去了，享年75岁。贺子珍的个人生活当贺子珍等人在指挥永新暴动的时候，毛泽东正在湘赣边界发动秋收起义。塘边村遇险后，贺子珍与毛泽东的感情迅速升华。毛泽东温存地对贺子珍说：“你是个好同志，好姑娘，我很喜欢你。年7月，贺子珍穿着蓝色大衣，流着眼泪，坐在一辆大卡车上，离开了延安，踏上了通往上海的路途。贺子珍先是来到古城西安，到了这里才知道上海已经沦陷了，此时毛泽东再次捎来口信，希望她返回延安。贺子珍（1909年9月28日-1984年4月19日），原名桂圆，又名自珍，江西永新县黄竹岭人，江西永新士绅贺焕文长女，毛主席第二任老婆。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加入我党并投身于游击战争，是江西井冈山第一位女党员。毛泽东把自己的担架腾出来给贺子珍用，自己骑马。后来贺子珍说，要不是毛泽东，她早死了。年，贺子珍到南昌疗养，向江西省委提出想在南昌常住。因为这里是她的故乡，她对这里的一切是那么热爱，那么熟悉。而且朱旦华和现任丈夫方志纯也生活在这里，这一切使贺子珍感到非常亲切。贺子珍（1909年9月28日－1984年4月19日），原名桂圆，又名自珍，江西永新乡绅贺焕文长女，贺子珍与毛泽东生三子三女，李敏是贺子珍和毛泽东唯一在世的孩子。大革命前后入党并投身游击战争，是井冈山第一位女党员。贺子珍第几任妻子?贺子珍作为毛主席的第三任妻子，陪伴毛主席走过了十年的时间。但是当长征胜利结束不久后，贺子珍却突然离开延安奔赴苏联，这次出走除了为后人留下了不少未解之谜以外，更对几十年之后的大动乱埋下了导火索。年5月，贺子珍和毛泽东结为夫妻，她也是毛泽东的第三任妻子。当时生活条件艰苦，也没有举办什么婚礼仪式，就几个熟人坐一起吃了顿饭，热闹一下，就算喝喜酒了。其实，毛泽东和贺子珍结婚的时候，杨开慧还没有牺牲。毛泽东和他的第二任妻子贺子珍之间的感情纠葛是毛一生中少有人提到的，但同时也是不少人好奇的，究竟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他们最后分手，在这里，我们发表这篇专门文章，相信读者会从中找到答案。贺子珍是毛泽东的第二任妻子，1909年出生于江西永新，从小受到家庭的影响，明辨是非，爱憎分明，树立了远大的革命理想，17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贺子珍，毛主席的第二任妻子，是一位非常勇敢的女红军。在长征途中她为了掩护战友，身中17块弹片，致死都没有从身上取下来。1950年，贺子珍被评定为三级甲等残疾，但是，她一生也没有领取属于自己的残疾军人抚恤金。贺子珍最后的丈夫是毛泽东，她是毛泽东的第三任妻子。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字润之（原作咏芝，后改润芝），笔名子任。湖南湘潭人。

　　贺子珍作为毛主席的第三任妻子，陪伴毛主席走过了十年的时间。　　　　但是当长征胜利结束不久后，贺子珍却突然离开延安奔赴苏联，这次出走除了为后人留下了不少未解之谜以外，更对几十年之后的大动乱埋下了导火索。　　同年10月，贺子珍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当时，毛主席来到井冈山，部队进入茅坪时，袁文才领着包括贺子珍在内的农民自卫军一班头领前来迎接。　　因为疟疾造成的病痛,不久后，贺子珍在袁文才的安排下在茅坪村休养。此时恰好毛主席也同样在茅坪袁家附近的谢氏慎公祠后面的八角楼工作生活。　　11月初，贺子珍被调任前委秘书，到前委书记毛主席身边工作。两人在工作中，逐渐产生了爱慕之情。　　贺子珍在和毛主席的十年婚姻里，没有享受过人们常常想象的革命领导人夫人的待遇或权力。几乎都过着颠沛流离、风餐露宿的生活，还时刻可能有性命之虞。　　新婚之后不久，难以享受正常人所拥有的燕尔生活不说，贺子珍肩上的工作担子虽然变得更重了，但却不是她所期待的那样的工作。

贺子珍，毛主席的第二位夫人。井冈山最早农民武装的领导人之一。李敏丽娜的母亲。生性豪爽，有男儿风范，四十年代赴苏联。后来与毛分手。八十年代离世。

前言 贺子珍和毛泽东相识于井冈山，他们风雨同舟十年的夫妻感情打动了许多人，而由于一些原因，他们之间的遗憾也令人们感到惋惜。 一、这对革命夫妻的相识具有戏剧性 1927年10月，34岁的毛泽东率领部队向井冈山转移，开启了中国革命事业的新篇章。 由于长时间的行军，路途遥远，毛泽东没有很好地休息，达到井冈山时，草鞋早已将脚磨破。他的脚不仅有伤，而且还化了脓，脚背更是肿胀的紫里透亮。 战士们想要用担架抬毛泽东上山，但被他拒绝了。 就这样，毛泽东穿着一身包括袖口、胳膊肘在内都被磨破的灰布中山装，脖子上系着红绸，一瘸一拐地走上了井冈山。 同样他也是这样一副模样见到了传说中的“永新一枝花”贺子珍。这样的场合说起来有一些戏剧性，但毛泽东虽然表面看起来“落魄”， 实则在他黝黑和消瘦的面容下，隐藏着的是对革命事业的信心和坚定。 才上山时，有人曾小声议论过：“毛泽东是个跛子吧！”但贺子珍见到这个“跛子”时，却心痛得不得了。 她几乎是以命令的口吻让毛泽东把脚伸到自己的手里，然后小心翼翼揭下脚上的药膏，接着又去煎药汤，给他洗脚，敷药。 “疼吗？”贺子珍看着毛泽东肿胀的脚背，心疼地问。 怎么会不疼呢，毛泽东强忍着脚背上不时传来的剧痛，笑着回答：“世界上的万物都是物极必反，这脚痛过了也就不痛了。” “都这样了，还开玩笑呢！”贺子珍说道。 两人初次相见的情景毛泽东到了晚年依然记忆犹新，他时常会跟女儿娇娇谈起这些往事，每次说起时，眼里都闪着泪花。 初次见面的场景也注定了毛泽东和贺子珍的爱情和革命有着紧密的联系。 1928年5月底，他们在象山庵成婚了，两天之后，毛泽东便告别了贺子珍去到永新，帮助农民分田。 婚后，贺子珍所肩负的使命更大了，她既要做好革命工作，又要想办法照顾毛泽东的身体。 在井冈山时，新的革命征程刚刚起步，毛泽东需要处理的事情很多，他白天要去爬山、看地形，晚上又要开会、听汇报。常常没有休息的时间。 当时生活条件差，整日劳累的毛泽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便日渐消瘦。贺子珍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她和警卫、勤务人员商量为毛泽东改善生活。 想要吃到有营养的食物只有花钱去买，但是他们的条件并不富裕，于是大家只好去田地里捉田鸡，到河里捕鱼、捉虾。毛泽东也因此可以品尝到一点鲜味。 一天，贺子珍从后山捡回半篮小松菇，她把这些新鲜的松菇洗净，煮了一大碗给毛泽东吃。毛泽东大口大口地吃起来，额头上直冒汗。贺子珍问道：“田里的泥鳅你吃吗？” 毛泽东开玩笑道：“我这个人，四脚的不吃板凳，长毛的不吃蓑衣。” 令毛泽东没想到的是，他的一句玩笑话，贺子珍竟当了真。第二天贺子珍真的跑到田地里去捉了半娄活泥鳅。当她裤腿卷得很高，满身是泥的出现在毛泽东面前时，毛泽东惊讶地说道：“你呀！我随口说了声，你就去抓泥鳅……” 可见贺子珍对毛泽东的感情有多么的深刻，即使是日子过得再艰难，只要毛泽东一句话，她也要为他做到。他冲在前方努力工作，她守在身后照料一切。 这是传统夫妻的相处模式，但是毛泽东和贺子珍这对夫妻不是一般的夫妻，他们是经过革命圣火熏陶的夫妻，贺子珍会和丈夫一起奔赴到前线，去为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二、在战火中相濡以沫、守望相助的爱情 1929年的春天，在战火中，毛泽东和贺子珍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当时正值国民党围捕之时，毛泽东匆忙之中将襁褓里的孩子寄养到了老乡家里。 1932年11月，贺子珍在福建长汀生下了第二个孩子，毛泽东给他取名毛岸红，随着长征的开始，毛泽东又只能将两岁多的孩子交给弟弟毛泽覃抚养。 1933年，贺子珍生了第三个孩子，这一次孩子才出生就夭折了。而前两个孩子也在战火纷飞中失去了音讯。 要革命就要付出代价，这是他们走上这条道路时必然考虑到的。但要忍受骨肉离别，又是何等的痛苦。 而贺子珍除了心灵遭受了巨大的创伤，身体也逐渐衰弱。但在艰苦的作战环境中，她从未休息过一天，从未放弃过战斗。 在第三次反“围剿”中，一颗炸弹落在了贺子珍和一位女战士身旁。所幸有惊无险，她们没有受伤，只是被震得失去了知觉。第二天清晨，她们才苏醒过来，于是急忙追赶队伍。 毛泽东见到妻子和另一位战士平安归来，惊喜之情溢于言表，便幽默地说道：“通讯员向我报告说，亲眼看到炸弹在你们身边开花，以为你们被炸死了。我打算等战斗结束后，为你们开个追悼会。现在，你们是人回来了，还是鬼回来了？” 毛泽东的一番话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在如此危急的关头，毛泽东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来缓解部队中的紧张气氛，可见他是一个多么有魄力的人。 “我们不光人回来了，文件箱也带回来了。”贺子珍说道。 她不光保住了自己不让毛泽东担心，也保住了重要的文件，不辜负所有的战士和革命事业。 后来毛泽东还和贺子珍开玩笑说：“我原以为这回恐怕连你的尸体也找不回来了。敌人要认出这是我的老婆，还不拿你的头回去领赏哟！”贺子珍也笑着说：“我的头长得牢，可不是那么容易掉的呀！” 夫妻之间这几句看起来轻松的对话，实际饱含他们的无限深情。子弹是不长眼的，每天生活在枪林弹雨中，难免不会发生意外。在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心中，都在担心着彼此的安危，只是他们无法说出口，也不能说出口。 1934年4月，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败，为了躲避敌军的追击，开始了战略转移。至此，浩浩荡荡的长征开始了。 贺子珍被编在了中央红军休养连，因为在开始这段征程之前，她第四次怀孕了。 作为孕妇，此时的贺子珍最需要休息，但是革命的路上容不得休息。尽管此刻的她行走已经很艰难，但她坚决不需要部队的特殊照顾。她不愿拖队伍的后腿，并且还和其他同志一样兼管着三四副担架。 到了宿营地以后，她顾不上管已经十分虚弱的身体，又忙着和战友们安排食宿问题，帮助医护人员给伤病员换药。 身旁的战友们不忍看到贺子珍这样劳累，便劝阻道：“贺大姐，你都这样了，别做了，去歇会儿吧。” 贺子珍却笑着说：“不累，我做得还没你多。” 在长征道路上行军异常艰苦，而毛泽东在这样的环境中也遇到了自己人生中的低谷。他的指挥权被剥夺了。 这样的打击使他本就劳累的身体更加严重了，于是便病倒了。他变得消瘦了许多，常常一个人沉默，或是仰天长叹。 毛泽东的忧愁并不是因为自己失去领导权这么肤浅，而是因为部队可能会面临更多伤亡、革命不能走正确的道路而感到忧心忡忡。 这时的贺子珍就陪在他的身旁。贺子珍的心里又何尝不苦呢。她常常陪着毛泽东到河边散步，替他排忧解愁，或是静静地坐在他身边。 她担心毛泽东的身体会越来越虚弱，便想尽一切办法为他补身体，甚至还去求助别人，寻一些新鲜有营养的食物给毛泽东吃。 经过多次作战的经验总结，一些人开始认识到毛泽东正确的战略主张。1935年1月9日，红军进入了遵义，在随后召开的遵义会议中，中国的革命事业迎来了一次大的转折，毛泽东重新拿回了发言权。 在开会期间，毛泽东总是很晚回家，在一切未作出最后决定之前，毛泽东是不能透露会议内容的。 守在家里的贺子珍万分焦急。一天晚上，毛泽东迈着轻松的脚步回去，贺子珍问道：“会开完啦？你，你怎么样？” 毛泽东笑着回答：“不错，今后有发言权了。”他在房间里踱着步子，悠悠地继续说道：“这个会议，大家都觉得我这个菩萨有用了，把我抬出来，承蒙大家捧场，选我进中央政治局常委。大家看得起我老毛。认为我还是有一点本事。惭愧！惭愧。” 贺子珍睁着大眼睛望着毛泽东，认真地听着。她的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贺子珍和毛泽东既是夫妻又是战友、同志，当得知革命终于迎来了转折，她自然也是高兴得不得了。 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之下，红军取得了节节胜利。捷报不断传来，贺子珍和毛泽东也传出了喜讯，他们的第四个孩子出生了。这一次孩子出生在一个窝棚里。 而当时正逢敌人追击，贺子珍匆匆生下孩子还未能多看一眼，那孩子就被抱走了。贺子珍掏出4块银元，交给战友，艰难地说道：“她是人民的孩子，把她交给人民抚养吧！”于是孩子被送到了老乡家中。 生产之后贺子珍的身体更加虚弱了，毛泽东拿出9块银元交给了警卫员陈昌奉，让他给贺子珍买一些吃的，补身体。 贺子珍得知此事后坚决不同意这样做，她认为毛泽东更需要补身体。毛泽东了解妻子的倔强个性，于是就和她说：“那就买条鲤鱼吧！咱们可以一块吃！”无奈，贺子珍只好答应。 之后毛泽东总能收到贺子珍用那9块银元买来的营养品，但细算起来，那9块银元应该早就用完了。于是他当着贺子珍的面把帐算了一遍，贺子珍只好道出了真相：“我把我娘给我的那副金手镯给当了。” 毛泽东听了十分感动，他平静了一下心情，以一贯幽默的口气说道：“那也不要紧，我们要还给她一个新中国！” 就这样，毛泽东和贺子珍怀着共同的革命理想互相扶持着走完了这一段艰难的岁月。 三、分别之后，毛泽东和贺子珍还互相惦念对方 1935年红军终于结束了两万五千里的长征。1936年，贺子珍和毛泽东的第五个孩子毛娇娇（后取名李敏）出生了。而随着这个孩子的出生，他们之间的夫妻生活也走到了尽头。 贺子珍的出走是多重原因造成的，性格因素、一位革命女战士的女性主体意识、出国看病等等。 当她幡然醒悟时，才发觉一切都为时已晚。 但在她的心里始终都有毛泽东，毛泽东是她最爱的人。毛泽东也会时常惦念这位曾与他出生共死的战友、同志。 贺子珍从苏联回国后住在哈尔滨。哈尔滨市总工会为了提高工人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举办了工人学校。贺子珍就在这里工作。在这里贺子珍工作十分认真，她将工人学员的情况都做了全面、仔细的了解，此外她也给予了对年轻人极大的关怀，大家都称她为文云大姐。 有时贺子珍会把十二三岁的女儿娇娇带在身边，娇娇一张嘴便是一口流利的苏联话。后来她就将娇娇送到了毛泽东的身边，因为作为父亲，毛泽东已经许多年没有见过女儿，他对女儿也很挂念。 之后娇娇便常住在父亲身边，放假时会去陪母亲。 如此一来，娇娇便成为了毛泽东和贺子珍 情感 沟通的桥梁。 毛泽东从女儿那里了解贺子珍的生活情况，贺子珍也从女儿那里得到关于毛泽东的消息。每次娇娇去母亲那里，毛泽东都会亲自为她整理行装，还会让她带上北京的土特产，每次娇娇回来，也会带来母亲为父亲准备的南方蔬菜。 女儿的存在，使贺子珍的下半生有了 情感 的寄托，至少她和毛泽东之间还有着些许的联系。 1954年的一天，收音机里正在播放毛泽东的重要讲话录音，贺子珍听到了，她呆呆地坐在那里，听着熟悉又陌生的声音，和家人说道：“他的声音很洪亮，跟过去一样。” 电台里一遍遍地播着毛泽东的这段讲话，贺子珍就一遍遍重复听着，忘乎所以，最后，病倒了。 贺子珍在回国之后，最大的愿望就是见毛泽东一面，哪怕只是见上一面，她也很知足了。但是这个心愿迟迟没有实现。 由于思念太过强烈，当听到毛泽东的声音时，她不禁回忆起了过去的点点滴滴。 内心的苦楚无处诉说，才把自己的身体搞垮了。 当时的李敏已经在读初中了，父母之间的事她多少有些了解。在得知母亲生病后，她拿着信找到父亲。 毛泽东接过信，反复看了好几遍，没有说话。半响，他流下了眼泪，嘱咐女儿前去照顾母亲。毛泽东给贺子珍写了一封信，信中他劝贺子珍要注意身体，要去看医生，好好治病…… 之后他还送去了一些食物和用品。 贺子珍有着倔强的性格，尤其生病以后常常不吃药，但只要是毛泽东的劝阻，她就一定会听。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贺子珍的身体逐渐康复，娇娇又回到了父亲身边。 “你妈妈现在怎么样了？”毛泽东关切地问道。 “我妈妈现在这么胖了……”娇娇一边比划一边说，她不想让父亲担忧，说了谎话。 哪知毛泽东一语道破：“不会，她过去身体就很瘦弱，现在有病，怎么可能胖呢！” 娇娇见此情形，便如实说道：“妈妈很瘦，很弱，很……” 毛泽东听了之后，陷入了沉默，转过身抽了一支烟……此刻，毛泽东的心情是复杂的，他又何尝不怀念贺子珍呢？ “我知道你妈妈生病都是为了我。都是因我而起。只有我能治好她的病。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毛泽东对女儿说道，言辞中充满了无奈。 闲暇时他常常会和女儿说起他们当年的故事，言语中带着温柔。 1959年7月1日，贺子珍和毛泽东终于得以在庐山相见。时隔十多年，在两人都热切盼望的这场会面中，贺子珍一直在哭，她说道：“都是我不好，我那时太不懂事了。”隐忍了许多年的情绪在这一刻爆发。 之后他们交谈了一个多小时，便结束了这次见面。这一面也成为了永别。 庐山一别之后，贺子珍生了一场大病。毛泽东将娇娇叫到身边，告诉了她这个消息：“你妈妈病了，此次病得很重。你看该怎么办？” 娇娇一听母亲病了，也急得没了主意，她反问道：“妈妈病得不轻，这该怎么办？” “怎么办？该怎么办？”毛泽东好像是在和女儿商量，又好像是在自言自语。他点起一支烟，对女儿说：“你先莫急，让我来想想该怎么办。” 毛泽东在思考事情的最习惯做的事情就是吸烟，尤其是遇到棘手的事情，他的烟一吸起来便停不下来。 几天之后，他做出了让女儿去照顾贺子珍的决定。并嘱咐女儿：“你到南昌去，好好照顾你妈妈。告诉她要看病，要吃药，要喝水，要吃饭。” 同时他还托女儿带去了水果：“这两筐水果你带去，给你妈妈吃。她不喝水，吃点水果也能解解渴，增加点营养。” 毛泽东果然是了解贺子珍的，娇娇到南昌后，发现母亲茶饭不思、滴水未进，只是一个劲地发呆，也不同别人交流。 为此娇娇想尽办法让母亲吃饭，治疗。当她一边削着苹果皮一边和母亲说这是爸爸让带来的时，她看到贺子珍的无光的眼里有了一些反应。 之后，贺子珍慢慢开始吃东西，也和女儿有了言语交流。一个月之后，她的身体状况恢复了许多。 娇娇又回到了父亲的身边。 1976年，贺子珍坐在电视机旁看着天安门前群众吊唁毛主席的场景，悲痛欲绝。 三年之后，她在女儿和女婿的陪同下，去到了毛主席纪念堂，瞻仰了毛泽东的遗容。在遗体旁，她久久矗立着，泪水止不住地流……

贺子珍，生于1909年9月28日，1984年4月19日17时17分逝世，享年75岁。1937年冬去苏联治病，后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48年回国，曾任沈阳财政厅处长，1948年在哈尔滨参加全国劳动大会。

　　贺子珍是病逝的！　　贺子珍（1909年9月28日--1984年4月19日），女，原名桂圆，又名子珍，江西省永新县烟阁乡黄竹岭村人，毛泽东同志第三任妻子；曾任共青团永新县委书记，中共永新县委、吉安县委妇委书记。建国后，任杭州市妇联主任，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杰出的妇女先驱，1984年4月19日17时17分逝世，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贺子珍病重病逝：　　1984年4月15日，孔令华接到中办的电话：贺子珍病重，已经准备好去上海的飞机票，请李敏全家马上到上海去。　　李敏听到这消息，知道母亲的病情已是十分严重了，马上对丈夫说：“母亲病重了，我们马上去上海！”　　孔令华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行李，这时接他们去机场的汽车已经来了。孔令华搀扶着李敏上了汽车。　　李敏早几年就患了心脏病和淋巴结肿大，此时也正在病中，听到妈妈病重的消息更是紧张，上了飞机，心仍咚咚咚地跳着，脸色苍白，她为了减轻心中的痛苦，用手捂住胸口，竭力使自己镇定下来。孔令华马上给她服了治心脏病的药，安慰她不要过于担心，女儿东梅懂事地说：“我姥姥会好起来的。”　　飞机到达上海后，一部小汽车已经等候在机场，他们被直接送到了华东医院。　　李敏来不及听医生介绍母亲的病情，直奔病床前。这时，贺子珍呼吸急促，两颊通红，消瘦憔悴，非常虚弱，眼睛微微闭着。　　李敏俯下身子，刚想叫声“妈妈”时，贺子珍睁开了眼睛。当她看到女儿和孩子们都来了时，脸上的肌肉动了一下，似乎在微笑。她的嘴唇动了一下，似乎在说：“你们来了。”　　李敏俯身靠近母亲，轻轻地说：“妈妈，你好吗？我们看您来了。”　　贺子珍好像听到了女儿的声音，她看着女儿深深地点了点头。她嘴唇动了几下，还用眼睛示意：站在李敏身旁的医生，就是为她看病的医生。贺子珍自从偏瘫后，说话就不太清楚，正在高烧中，没有力气，说话更轻。李敏听不清楚妈妈说什么，但她明白她的意思，这是母亲在向她介绍给自己治病的医生，告诉她：自己生病住院了，医生们在照顾。李敏向医生说了声“谢谢”后，问母亲：　　“妈妈，您哪里不舒服？”　　“我肚子痛。”贺子珍的神智非常清楚，只是衰弱得很。　　这时，贺敏学一家也从福建赶到了。他们接到居住在上海的女儿贺小平打来的电话，知道贺子珍病重，怕有什么不测，也马上赶来。贺敏学一来，听说贺子珍高烧不退，立即建议服用安宫牛黄丸，这是危重病人退烧的良药。贺子珍服了药后，体温降下来了，并沉沉地睡着了。李敏这才放下心来，离开病房让母亲休息。　　在以后两天，贺敏学一家和李敏一家天天去看望贺子珍。　　贺子珍退烧后，神智清楚了，她看着身边的亲人说：“你们是不是怕我不行了，都来了。”她还让护士给外孙女儿东梅弄点好吃的。大家一颗心放了下来，以为病情好转了，谁知这是回光返照。18日晚上，贺子珍的病情突然加重，体温两次升高，人又陷入昏迷的状态。医生们进行紧急抢救，李敏、孔令华等人通宵守候在外间。到19日下午，贺子珍的心脏跳动越来越微弱，心电图再也没有显示了。贺子珍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终于去了，享年75岁。　　不同寻常的遗体告别仪式　　贺子珍逝世后，对于她的后事怎样办、骨灰安葬在哪里，中共上海市委不敢自作主张，请示中办，中办也有些为难，又请示了邓小平。　　邓小平说：“我们中央的领导人都要送花圈，贺子珍的骨灰放一室。”　　一室是八宝山革命公墓存放中央领导同志骨灰的地方。邓小平的话给贺子珍葬礼的规格定了调子。　　1984年4月25日，向贺子珍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上海市龙华革命公墓的大厅举行。　　贺子珍的遗体安放在大厅中央，遗体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四周簇拥着常青树和鲜花，遗体前摆着她的亲属贺敏学、李立英、李敏、孔令华献的花圈。　　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郝建秀，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国栋，第二书记胡立教，书记杨堤、汪道涵、阮崇武，以及贺子珍的亲属生前好友数百人，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人们怀着敬仰的心情，在贺子珍的遗体前默哀，鞠躬，缓缓地绕遗体一周，向这位长征老干部告别。　　1984年4月25日下午，贺子珍的遗体火化。随后，中央派了一架专机，把她的骨灰运到北京。贺敏学，李敏、孔令华，以及他们的子女，护送骨灰回到北京，安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贺子珍的骨灰被运到八宝山后，一些未能去上海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的老大姐，都自动去八宝山革命公墓参加贺子珍的骨灰安放仪式。一些当年曾经在苏联国际儿童院学习过的革命子弟，以及认识贺子珍的一些人，和不少不认识的人也来了，向这位女红军战士表示了最后的敬意。　　安放仪式非常简单。李敏把捧着的骨灰盒放在院子里的桌子上，大家围着鞠躬，致敬，然后由李敏把它送进了一室。　　第二天，也就是4月26日早上的新闻节目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贺子珍逝世的消息。当天，北京及全国各大报纸都刊载了新华社向全国播发的贺子珍逝世的电讯，并刊登了她的照片，介绍了她的革命简历，最后做了历史公正的评价：　　贺子珍同志是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她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艰苦奋斗的一生。　　贺子珍，这位平凡而伟大的女性，这位最早上井冈山的女共产党员终于走完了她坎坷不平的人生之路，含着微笑离开了人世。她的一生中有慷慨激昂、英勇悲壮的战斗岁月，有遭受磨难与不幸的艰难时光，更多的是心里流着血、眼里流着泪的沉默的悲苦日子。但是，人们不会忘记她，因为她为中国革命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她——一位平凡的女性，为中国革命几乎流尽了身上最后一滴血……是她，伴随毛泽东一起度过了中国革命历史上最艰难的阶段，也是她，在革命胜利之后，为了大局默默忍受个人的悲苦，过着孤寂的生活。然而，中国革命的历史丰碑上却镌刻着一个不朽的名字：她就是——贺子珍!参考：贺子珍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subview/43504/8519108.htm

贺子珍第一胎是个女孩，后夭折了，第二胎是个男孩，取名毛岸红，红军长征后留给留在苏区坚持敌后斗争的毛泽覃和贺怡夫妻照顾，后毛泽覃牺牲后下落不明，第三胎是女孩，长征路上送给了当地的老乡，取名双凤。第四胎就是李敏，在延安出生，也是贺子珍和毛主席唯一留在身边的孩子。后贺子珍在苏联早产了一个男孩，取名廖瓦，可惜又夭折了。毛主席一家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真的付出了太多，牺牲了许多亲人才换来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永远怀念中国人民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贺子珍（1909年9月28日－1984年4月19日），原名桂圆，又名自珍，江西永新乡绅贺焕文长女，贺子珍与毛泽东生三子三女，李敏是贺子珍和毛泽东唯一在世的孩子。大革命前后入党并投身游击战争，是井冈山第一位女党员。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毕业于永新女子学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永新县委书记、中共吉安县委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建国后，任杭州市妇联主任，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杰出的妇女先驱。1984年4月19日17时17分，贺子珍同志逝世，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扩展资料人物评价贺子珍同志是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她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艰苦奋斗的一生。贺子珍，这位平凡而伟大的女性，这位最早上井冈山的女共产党员终于走完了她坎坷不平的人生之路，含着微笑离开了人世。她的一生中有慷慨激昂、英勇悲壮的战斗岁月，有遭受磨难与不幸的艰难时光，更多的是心里流着血、眼里流着泪的沉默的悲苦日子。但是，人们不会忘记她，因为她为中国革命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她——一位平凡的女性，为中国革命几乎流尽了身上最后一滴血……是她，伴随毛泽东一起度过了中国革命历史上最艰难的阶段，也是她，在革命胜利之后，为了大局默默忍受个人的悲苦，过着孤寂的生活。然而，中国革命的历史丰碑上却镌刻着一个不朽的名字：她就是——贺子珍！参考资料：百度百科-贺子珍

在延安的时候毛 泽 东喜欢跟史沫特莱以及她的翻译吴莉莉谈笑风生，这俩人又是比较新青年的知识青年自由女性，跟贺子珍这类农村女性思想格格不入，贺子珍很吃醋还因为这些打过毛 泽 东和吴莉莉，矛盾激化到不可调和就走了。

1938年，贺子珍去苏联治伤，但经苏联医生证实，弹片已无法取出。后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毕业后留在国际儿童院东方部工作，因女儿病重和领导发生争执，时任第三国际东方部长的王明指示强制将其送入精神病院拘押。

贺子珍（原名贺桂圆，又名自珍，1910年9月30日－1984年4月19日）。生于江西永新，客家人。1926年毕业于永新女子学校，同年加入中共，是井冈山首位女党员。次年在参加组织永新农民武装暴动后随其兄敏学上井冈山。1928年任中共湘赣边特委机关秘书、毛泽东秘书。同年与毛结婚。1931年起任中央苏区政府机要科科长。长征途中因战事负伤。1937年起去苏联治伤病和学习。1947年回国后任东北任东北财经委员会党支部书记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浙江省妇联主席、全国政协委员等。

长征为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间。1931年担任中央苏区政府机要科科长。1934年参加红军长征。在路上，为掩护宋任穷的夫人，头、背、肺部被炸入弹片。补充资料：人物经历早期经历1909年，贺子珍出生在江西永新县，同兄贺敏学、妹贺怡一起被称作“永新三贺”。贺子珍年轻时就读于芬兰内地会女传教士所办的永新女子学校。1927年5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并担任永新县委委员、妇女部长兼青年团委书记。“四·一二事件”之后随其哥哥贺敏学上井冈山，在袁文才与王佐的山寨躲避国民党追捕。毛泽东上井冈山后，被袁文才派到毛身边工作。结婚生子1928年5月与毛结婚；此时毛并未与在长沙的杨开慧离婚且杨到两年后才被捕。1931年担任中央苏区政府机要科科长。1934年参加红军长征。在路上，为掩护宋任穷的夫人，头、背、肺部被炸入弹片。1937年初，中国共产党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迁到延安，贺子珍跟随毛泽东抵达延安，随后贺子珍加入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成为一名学生，由于生活紧张、营养不良、气候不适和贫血症，一日，贺子珍晕倒在学校的厕所中，旋即停学养病。贺子珍养病期间，毛泽东毛经常与美国女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以及女翻译吴莉莉跳舞、聊天，引发贺子珍的误会，两人感情出现裂缝，不久之后，贺子珍怀孕了，由于她生孩子过多不想再生，打算去上海做人工流产。远赴苏联1937年10月李敏(左)与贺子珍(中)和孔东梅 孔东梅供图，贺子珍离延安远赴西安。当贺子珍抵达西安，上海被日军占领，她打算去上海市的计划破产，11月份，王明、康生、陈云从苏联莫斯科坐飞机经新疆、兰州、西安去延安，贺子珍受到启发，于是坐汽车从西安到了兰州，中共驻兰州办事处主任谢觉哉曾劝说其返回延安，但贺子珍还是执意去了莫斯科。1938年，贺子珍去苏联治伤，但经苏联医生证实，弹片已无法取出。后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毕业后留在国际儿童院东方部工作，因女儿病重和领导发生争执，时任第三国际东方部长的王明指示强制将其送入精神病院拘押。1947年经王稼祥和罗荣桓向第三国际交涉，被释放回国，但毛泽东已经和江青同居。贺子珍留在东北任东北财经委员会党支部书记。1950年被定为三级甲等残疾，但终生没有领取残疾军人抚恤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江青阻挠，无法回北京，于是南下任浙江省杭州市妇联主任，后赴上海养病。1959年7月或8月，在庐山会见毛泽东。1979年6月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二次会议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回京念故贺子老年贺子珍珍秘密参观毛主席纪念堂被安排在1979年的9月8日，毛主席逝世三周年的前一天。对贺子珍来说，这次的北京之行，她足足等待了30年。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她想来北京，未能如愿;1966年，她想来北京，依然未能如愿;这一次，她终于实现了多年的愿望。贺子珍的北京之行是非常不易的。1977年，毛主席纪念堂建成，9月9日对外开放。1978年，中央开始安排各地老红军、老干部专程到北京瞻仰毛主席的遗容，而贺子珍则在上海足足等候了一年多。1979年9月3日，在女儿李敏和女婿孔令华的多方奔走之下，中央派专机将贺子珍接到了北京。一到北京，她就急迫地要求前往纪念堂，经过周密准备，这次瞻仰被安排在了9月8日。1984年贺子珍与世长辞。

毛泽东用手抚着的头说：我父亲姓毛，这很好，但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我父亲用了、子人、德令哈等十多个名字，我父亲特别喜欢德令哈这个名字“你应该经常来看我”——毛泽东和李玟。李玟出生了，是毛泽东的长女。1936年冬，毛泽东率领红军到达陕北保安县。宝安是个小县城，不到400人，房子也不多。那时，毛泽东和贺子珍住在保安县小石山的一个山洞里。山洞很破旧，不时滴水，地面很湿，里面没有床，只好搭起一个土炕。没灶没灶，洞外三块砖搭个水壶烧水。贺子珍生下了一个身体受伤的孩子。邓、康克清、钟等长征时随贺子珍一起行军的红军女战士来到洞外庆祝。毛泽东笑眯眯地招呼他们到屋里坐。他们问：“子珍生了吗？”毛泽东幽默地说：“对，对，一个大鸡蛋。”当红军姑娘们走进山洞时，看到孩子依偎在贺子珍的怀里哭泣。邓走上前，轻轻抱起孩子。当她看到孩子又瘦又小的时候，突然觉得特别可惜。她幽默地说：“真是个小娇娇！”其他红军女同志也跟着叫起了小娇娇。站在一旁的毛泽东听到了邓说的话，想起了《西京杂志》中的一句话，“文君美如远山，容颜常如莲花。”因娇与娇约定，她取其意，取名毛。后来，人们习惯称之为“娇娇”。1959年9月，毛泽东参加了李玟和孔令华的婚礼。毛泽东和娇娇都很喜欢对方，但贺子珍很悲伤，无法引起任何兴奋。这个时候，她想要的不是享受做母亲的快乐，而是工作。她觉得孩子来得不是时候，阻碍了自己愿望的实现。因此，在娇娇出生后仅仅四个月，她就把孩子送到了她家乡的家中，并且去了国立抗战大学。1937年10月，贺子珍离开毛泽东，从延安到Xi去苏联治病和学习。在苏联贺子珍生了一个儿子。1939年，这个天真可爱的小男孩因病去世，得不到及时救治。贺子珍一度处于孤独和后悔的状态。1941年4月，毛泽东同意把他4岁的女儿送到莫斯科去安慰贺子珍。娇娇径直去认她的母亲，并与她团聚，从而开始了李玟在莫斯科的艰难童年。生活的艰辛给她带来了很多苦难，也带来了快乐和喜悦。女儿的到来，就像给刚刚受到打击的贺子珍干涸的内心浇了一股清流。贺子珍宠爱女儿。她为女儿努力，为女儿担忧，也为女儿的聪明，一天天长大，感到高兴和自豪。“我是你真正的父亲”在苏联生活的那些年里，娇娇心里只有母亲，没有父亲。离开延安去苏联的时候，她还太年轻，对父亲的印象很淡。在国际儿童研究所的礼堂里，挂着各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巨幅照片，包括、季米特洛夫、加里宁、毛泽东。儿童教师经常对孩子进行国际主义教育，讲述共产党国家领导人带领本国人民作战的故事。老师们也谈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娇娇怀着崇敬的心情听着这一切。她做梦也没想到中国的这位伟人是她的父亲。贺子珍很少跟她说父亲的事。有一次，毛岸青从莫斯科去伊万诺夫国际儿童医院看望妹妹。她给妹妹买了一小捆长棒棒糖。两兄弟坐在空荡荡的礼堂里聊天。突然，安清指着高高挂在主席台上的毛泽东的照片问娇娇：“你知道他是谁吗？”"这是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我们的父亲。”“你在胡说八道。我没有父亲。”“我没有胡说八道。他是我们的父亲。他送我们去苏联学习。”看着岸青说得如此肯定，娇娇有点相信了。然而，爸爸仍然太遥远了，娇娇仍然无法想象她和爸爸有什么关系。她对父亲的感情在母亲的叙述中逐渐加深。如果贺子珍想让娇娇给他父亲写信，娇娇应该不认识他父亲。但贺子珍的叙述非常简短笼统。她把娇娇当小孩看待，不想和她深入交谈。娇娇突然长大了，懂得了很多。她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妈妈这么长时间以来都那么难过，抑郁，担心，她很同情妈妈。1947年夏，贺子珍、娇娇和妻子朱仲丽从莫斯科回到哈尔滨，当时莫斯科对11岁的李玟来说是一片完全陌生的土地。转眼间，毛泽东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胜利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搬进了北平。这时，他想起了还在东北的女儿和贺子珍，想念多年未见的女儿娇娇。他想带她回北平读书。1949年春夏，贺子珍的妹妹贺怡带着毛泽东的重托来到哈尔滨。她告诉姐姐，毛泽东叫她带娇娇回北平，贺子珍留在哈尔滨，等候通知。这时，娇娇已经12岁多了。她天真、活泼、聪明，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由于血缘关系，她继承了母亲的自然美，身材娇嫩，皮肤白皙，浑身上下都充满了少女的魅力，五官、眉毛、面部轮廓都很像父亲，所以看起来十分可爱。月经贺怡跟我说要带她去北平看爸爸，她很开心。不过她还是有点不放心，因为离开父亲太久了，童年的印象已经忘记了。于是她想出了一个主意，马上用俄语给父亲写了一条短信。毛主席：大家都说你是我的亲生父亲，我是你的亲生女儿，但是我在苏联没有见过你，不知道这件事。你是我亲爱的爸爸还是我是你的亲生女儿？请尽快给我写信，以便我能回到你身边。当我收到毛泽东从东北寄来的信时，信封上的汉字无疑是贺子珍写的。在井冈山、瑞金、长汀、遵义和延安期间，贺子珍为他抄写了许多文稿。他的字迹清秀，刚健有力，一眼就能认出来。毛泽东打开信封，发现信头上写的都是俄文，歪歪扭扭的，一个字都认不出来。毛泽东请人翻译，在弄清信的意思后，他笑了，然后写了一封回信。

贺子珍，原名桂圆，又名自珍,江西省永新县云山人，1909年9月生，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毕业于永新女子学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永新县委书记、中共吉安县委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1927年在参加组织永新农民武装暴动后，随袁文才部上井冈山。1928年在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前委机关做机要和宣传工作，同年与毛泽东结婚，任中共湘赣边特委机关秘书、毛泽东的秘书。1929年1月随同红四军主力下山，后任机要科科长。1937年冬去苏联治病,后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48年回国，曾在沈阳财政厅任处长。1948 年在哈尔滨参加全国劳动大会。1949年秋任浙江省妇联主席，10月调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工作。1979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84年4月19日17时17分逝世，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与毛泽东生三子三女 ，李敏是贺子珍和毛泽东惟一在世的孩子，1936年冬生于陕北保安，深受毛泽东的喜爱，取名为娇娇，现工作属总政系统，丈夫孔令华现在国防科工委工作。她是叱咤风云的巾帼。她是敦厚善良的贤妻良母。她是璀璨夺目的星星。她是湮没太久而不为人知的明珠。1935年3月里的一天傍晚，贺子珍所在的卫生部干部休养连的队伍，到达了贵州盘县的某地。正在战士们席地而坐、说说笑笑的时候，忽然传来一阵阵嗡嗡的响声，只见一架小型飞机钻过山谷。连长、指导员忙着转移几个老战士和伤员；贺子珍也当机立断，吩咐大家分散隐蔽。 1936年，毛泽东与贺子珍在陕北飞机的隆隆声越来越响，它从云缝里钻出乌鸦似的翅膀向着红军休养连隐蔽的地方俯冲下来。一阵疯狂的机关枪扫射，紧接着投下了一枚炸弹。炸弹把高坎炸得土崩泥溅，弥漫开来的烟尘火光把贺子珍吞没了。贺子珍没有被炸伤。她从烟尘中爬了出来，发现一个担架暴露在梯田中央，一个担架员已炸死，躺在担架上的伤病员正在呻吟着，挣扎着想从担架上爬起来。这个伤员是一位红军的师政委。这师政委是一方面军的一员猛将。在攻打娄山关时，他身先士卒，立了功勋。在后来攻打遵义城时，他断了一条腿。贺子珍目睹这位战斗英雄生命岌岌可危，奋不顾身地朝担架冲去。她用手巾利索地包扎好他的伤口，然后把他扶在担架上躺好。就在这时，炸红了眼的敌机又一次俯冲下来……贺子珍一下子扑到伤员身上，用自己的躯体替战友做了一道掩蔽体。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过后，战士们看见贺子珍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蹒跚着跨了几步，又跌倒在地。她遍休鳞伤，鲜血从豁口里往外涌，染红了衣裳……贺子珍的肉体中镶嵌了十七块弹片。每到寒风凛烈的冬天，或是阴霾沉沉的晚秋，总要受到常人所没有的痛苦。为了工作，为了学习，她必须先要剜去自己身上的隐患。1937年10月，贺子珍与邓颖超结伴去西安，准备然后再去上海治疗。贺子珍匆忙间向还在"呀呀"学语的娇娇（也就是李敏）告别，眼角挂上了盈盈的泪水。上海早已在日寇的铁蹄下蹂躏得不象样了，其它各地形势也颇紧张。要是不碰上刘英同志，贺子珍准会一筹莫展。刘英染上了肺病，要到苏联去治疗。同行的还有在战争中丢了一只胳膊的蔡树藩、断了一条腿的钟赤兵。贺子珍瞅准机会，给延安写了一封信，要求偕他们同往。在延安的毛泽东接到子珍的信时，心怀忐忑。异国的民情，异国的语言，异国的饮食，异国的气候，她这个怀孕的弱女子能抗得住吗？在作了深思熟虑后，毛泽东作了两手准备：一方面给西安办事处拍了电报，同意在第一批赴苏联治病的行列里，添上贺子珍的名字；另方面，他又接连给有关同志通了电报，希望他们能好言劝慰贺子珍，使她放弃这次出国的打算。林伯渠、谢觉哉、王定国等同志苦口婆心，费尽心机，最终辜负了毛泽东的嘱托--没能拉住贺子珍的后腿。1937年11月从西安动身，辗转北上，直到1938年1月，贺子珍才抵达莫斯科。1925年（16岁）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17岁）年毕业于永新女子学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永新县委书记、中共吉安县委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1927（18岁）年在参加组织永新农民武装暴动后，随袁文才部上井冈山。1928年（19岁）在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前委机关做机要和宣传工作，同年与毛泽东结婚，任中共湘赣边特委机关秘书、毛泽东的秘书。此时，杨开慧在长沙。1929（20岁）年1月随同红四军主力下山，后任机要科科长。1931（22岁）年担任中央苏区政府机要科科长。参加红军长征。在长征路上，为掩护伤员，头、背、肺部被炸入弹片，终生没有取出。1950年被定为三级甲等残疾，但终生没有领取残疾军人抚恤金1937（28岁）年冬去苏联治病，但经苏联医生证实，弹片已无取出。后入东方大学学习毕业后留在国际儿童院东方部工作，因女儿病重和儿童医院领导发生争执，由时任第三国际东方部长的王明指使，被强制送入精神病院拘押1947年（38岁）经王稼祥和罗荣桓向第三国际交涉，被放回国。但毛泽东已和江青结婚。贺子珍留在东北任东北财经委员会党支部书记。1948年（39岁）曾在沈阳财政厅任处长。在哈尔滨参加全国劳动大会。1949年（40岁）秋任浙江省妇联主席，10月调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工作。1979年6月（70岁）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二次会议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1984年4月19日17时17分（75岁）在上海逝世，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贺子珍（1909年9月28日－1984年4月19日），原名贺桂圆，江西省永新县黄竹岭人，毛泽东第三任妻子（前两任为罗氏、杨开慧）。曾任共青团永新县委书记，中共永新县委、吉安县委妇委书记；建国后，任杭州市妇联主任，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杰出的妇女先驱，1984年4月19日17时17分逝世，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贺子珍个人年表：　　1925年（16岁）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6年（17岁）年毕业于永新女子学校。　　1927年（18岁）年在参加组织永新农民武装暴动后，随袁文才部上井冈山。　　1928年（19岁）在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前委机关做机要和宣传工作，同年与毛泽东结婚，任中共湘赣边特委机关秘书、毛泽东的秘书。　　1929年（20岁）年1月随同红四军主力下山，后任机要科科长。　　1931年（22岁）年担任中央苏区政府机要科科长。参加红军长征。在长征路上，为掩护伤员，头、背、肺部被炸入弹片，终生没有取出。1950年被定为三级甲等残疾，但终生没有领取残疾军人抚恤金　　1937年（28岁）年冬去苏联治病，但经苏联医生证实，弹片已无法取出。后入东方大学学习毕业后留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东方部工作，因女儿病重和儿童院领导发生争执，由时任第三国际东方部长的王明指使，被强制送入精神病院拘押。　　1947年（38岁）经王稼祥和罗荣桓向第三国际交涉，被放回国。但毛泽东已和江青结婚。贺子珍留在东北任东北财经委员会党支部书记。　　1948年（39岁）曾在沈阳财政厅任处长。在哈尔滨参加全国劳动大会。　　1949年（40岁）秋任浙江省妇联主席，10月调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工作。　　1979年6月（70岁）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二次会议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　　1984年4月19日17时17分与世长辞享年75岁在上海逝世，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贺子珍（1909—1984），女，原名桂圆，又名自珍，江西省永新县黄竹岭人，毛泽东的第二任妻子；曾任共青团永新县委书记，中共永新县委、吉安县委妇委书记；建国后，任杭州市妇联主任，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杰出的妇女先驱，1984年4月19日17时17分逝世，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贺子珍，原名桂圆，又名自珍；生于1909年9月28日，江西永新乡绅贺焕文长女。大革命前后入党并投身游击战争，是井冈山第一位女党员；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毕业于永新女子学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永新县委书记、中共吉安县委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1927年在参加组织永新农民武装暴动后后随其哥哥贺敏学上井冈山，在袁文才王佐的山寨躲避国民党追捕。毛泽东上井冈山后，被袁文才派到毛身边工作。1928年在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前委机关做机要和宣传工作，同年与毛泽东结婚，任中共湘赣边特委机关秘书、毛泽东的秘书。1929年1月随同红四军主力下山，后任机要科科长。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并在长征途中负伤，1950年被定为三级甲等残疾，但终生没有领取残疾军人抚恤金。1937年冬去苏联治病，后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48年回国，曾在沈阳财政厅任处长，1948 年在哈尔滨参加全国劳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浙江省妇联主席，10月调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工作；1959年夏，贺子珍与毛泽东在庐山最后一次相见。1979年6月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二次会议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贺子珍与毛泽东生三子三女 ，李敏是贺子珍和毛泽东惟一在世的孩子，1936年冬生于陕北保安，深受毛泽东的喜爱，取名为娇娇，现工作属总政系统，先夫孔令华。因身体不好，一直在上海医治。1984年4月19日17时17分，贺子珍在上海逝世。

贺子珍，原名桂圆，又名自珍,江西省永新县云山人，1909年9月生，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毕业于永新女子学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永新县委书记、中共吉安县委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1927年在参加组织永新农民武装暴动后，随袁文才部上井冈山。1928年在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前委机关做机要和宣传工作，同年与毛泽东结婚，任中共湘赣边特委机关秘书、毛泽东的秘书。1929年1月随同红四军主力下山，后任机要科科长。1937年冬去苏联治病,后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48年回国，曾在沈阳财政厅任处长。1948 年在哈尔滨参加全国劳动大会。1949年秋任浙江省妇联主席，10月调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工作。1979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84年4月19日17时17分逝世，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与毛泽东生三子三女 ，李敏是贺子珍和毛泽东惟一在世的孩子，1936年冬生于陕北保安，深受毛泽东的喜爱，取名为娇娇，现工作属总政系统，丈夫孔令华现在国防科工委工作。 她是叱咤风云的巾帼。她是敦厚善良的贤妻良母。她是璀璨夺目的星星。她是湮没太久而不为人知的明珠。 1935年3月里的一天傍晚，贺子珍所在的卫生部干部休养连的队伍，到达了贵州盘县的某地。正在战士们席地而坐、说说笑笑的时候，忽然传来一阵阵嗡嗡的响声，只见一架小型飞机钻过山谷。连长、指导员忙着转移几个老战士和伤员；贺子珍也当机立断，吩咐大家分散隐蔽。 1936年，毛泽东与贺子珍在陕北 飞机的隆隆声越来越响，它从云缝里钻出乌鸦似的翅膀向着红军休养连隐蔽的地方俯冲下来。一阵疯狂的机关枪扫射，紧接着投下了一枚炸弹。炸弹把高坎炸得土崩泥溅，弥漫开来的烟尘火光把贺子珍吞没了。 贺子珍没有被炸伤。她从烟尘中爬了出来，发现一个担架暴露在梯田中央，一个担架员已炸死，躺在担架上的伤病员正在呻吟着，挣扎着想从担架上爬起来。这个伤员是一位红军的师政委。 这师政委是一方面军的一员猛将。在攻打娄山关时，他身先士卒，立了功勋。在后来攻打遵义城时，他断了一条腿。贺子珍目睹这位战斗英雄生命岌岌可危，奋不顾身地朝担架冲去。她用手巾利索地包扎好他的伤口，然后把他扶在担架上躺好。就在这时，炸红了眼的敌机又一次俯冲下来……贺子珍一下子扑到伤员身上，用自己的躯体替战友做了一道掩蔽体。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过后，战士们看见贺子珍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蹒跚着跨了几步，又跌倒在地。她遍休鳞伤，鲜血从豁口里往外涌，染红了衣裳…… 贺子珍的肉体中镶嵌了十七块弹片。每到寒风凛烈的冬天，或是阴霾沉沉的晚秋，总要受到常人所没有的痛苦。为了工作，为了学习，她必须先要剜去自己身上的隐患。1937年10月，贺子珍与邓颖超结伴去西安，准备然后再去上海治疗。贺子珍匆忙间向还在"呀呀"学语的娇娇（也就是李敏）告别，眼角挂上了盈盈的泪水。 上海早已在日寇的铁蹄下蹂躏得不象样了，其它各地形势也颇紧张。要是不碰上刘英同志，贺子珍准会一筹莫展。刘英染上了肺病，要到苏联去治疗。同行的还有在战争中丢了一只胳膊的蔡树藩、断了一条腿的钟赤兵。贺子珍瞅准机会，给延安写了一封信，要求偕他们同往。 在延安的毛泽东接到子珍的信时，心怀忐忑。异国的民情，异国的语言，异国的饮食，异国的气候，她这个怀孕的弱女子能抗得住吗？在作了深思熟虑后，毛泽东作了两手准备：一方面给西安办事处拍了电报，同意在第一批赴苏联治病的行列里，添上贺子珍的名字；另方面，他又接连给有关同志通了电报，希望他们能好言劝慰贺子珍，使她放弃这次出国的打算。林伯渠、谢觉哉、王定国等同志苦口婆心，费尽心机，最终辜负了毛泽东的嘱托--没能拉住贺子珍的后腿。 1937年11月从西安动身，辗转北上，直到1938年1月，贺子珍才抵达莫斯科。个人年表 1925年（16岁）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6（17岁）年毕业于永新女子学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永新县委书记、中共吉安县委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 1927（18岁）年在参加组织永新农民武装暴动后，随袁文才部上井冈山。 1928年（19岁）在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前委机关做机要和宣传工作，同年与毛泽东结婚，任中共湘赣边特委机关秘书、毛泽东的秘书。此时，杨开慧在长沙。 1929（20岁）年1月随同红四军主力下山，后任机要科科长。 1931（22岁）年担任中央苏区政府机要科科长。参加红军长征。在长征路上，为掩护伤员，头、背、肺部被炸入弹片，终生没有取出。1950年被定为三级甲等残疾，但终生没有领取残疾军人抚恤金 1937（28岁）年冬去苏联治病，但经苏联医生证实，弹片已无取出。后入东方大学学习毕业后留在国际儿童院东方部工作，因女儿病重和儿童医院领导发生争执，由时任第三国际东方部长的王明指使，被强制送入精神病院拘押 1947年（38岁）经王稼祥和罗荣桓向第三国际交涉，被放回国。但毛泽东已和江青结婚。贺子珍留在东北任东北财经委员会党支部书记。 1948年（39岁）曾在沈阳财政厅任处长。在哈尔滨参加全国劳动大会。 1949年（40岁）秋任浙江省妇联主席，10月调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工作。 1979年6月（70岁）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二次会议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 1984年4月19日17时17分（75岁）在上海逝世，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编辑本段]子女情况 长征到达陕北后的贺子珍贺子珍和毛泽东共怀有10胎，生了6个孩子，但只存活4个。其中3个孩子因红军转移被留在苏区不知音信。只有李敏一人在苏联陪同贺子珍。李敏是贺子珍和毛泽东唯一在世的孩子，1936年冬生于陕北保安，深受毛泽东的喜爱，取名为娇娇，现工作属总政系统，丈夫孔令华现在国防科工委工作。 子女分别如下： 毛金花/杨月花（1929年3月） ，长女，失散至1973年才被找到。 1930年生一男孩，夭折。 毛岸红（1932年11月）于福建生，长征开始后，由毛泽覃抚养，毛泽覃死后下落不明。 王秀珍（1935年2月）长征时于贵州生下一女，下落不明。 毛娇娇/李敏（1936年）生于陕北。 廖瓦（俄文名）（1938年10月）被送到莫斯科后产下一子，不久夭折。[编辑本段]家族情况 贺子珍一家都是井冈山时期的红军。 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后来任福建省副省长、省政协主席 贺子珍的妹妹贺怡曾任中共吉安地委组织部长，因为去寻找贺子珍留在苏区的儿子未果，在赣南因车祸身亡，其子女被贺子珍抚养长大。

后来离婚后去苏联治病了。后面的事如下表： 1937（28岁）年冬去苏联治病，但经苏联医生证实，弹片已无法取出。后入东方大学学习毕业后留在国际儿童院东方部工作，因女儿病重和儿童医院领导发生争执，由时任第三国际东方部长的王明指使，被强制送入精神病院拘押 1947年（38岁）经王稼祥和罗荣桓向第三国际交涉，被放回国。但毛泽东已和江青结婚。贺子珍留在东北任东北财经委员会党支部书记。 1948年（39岁）曾在沈阳财政厅任处长。在哈尔滨参加全国劳动大会。 1949年（40岁）秋任浙江省妇联主席，10月调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工作。 1979年6月（70岁）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二次会议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 1984年4月19日17时17分（75岁）在上海逝世，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唉，还算是死的安详吧。

1938年春，贺子珍来到莫尼诺国际儿童学院看望毛主席的孩子毛岸英、毛岸青，在贺子珍的关心下，毛岸英、毛岸青也渐渐接受了贺妈妈，常常回去看望她，那段日子虽然很艰苦，但对他们来说却也是人生中难得快乐的日子...... 1927年，大革命失败，毛主席决定前往安源部署秋收起义，为了不让自己的妻儿遭遇不测，毛主席让妻子杨开慧和毛岸英三兄弟返回故乡板仓。 当时，毛岸英不到5岁，毛岸青不到4岁，毛岸龙也才只有4个月大，这一次，毛主席与往常一样同杨开慧匆匆分别，甚至还没来得及告别，只是把这一次分别当做一次普通的出门， 可让他们始料未及的是，这一次离别竟成为了毛主席与杨开慧、毛岸龙的最后一面。 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之后，毛主席又把队伍拉上了井冈山，来到井冈山后，毛主席开始了他真正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伟大革命实践，而毛主席也始终没有忘记在长沙板仓家中苦苦为他守候、抚育幼儿的妻子，他用暗语给杨开慧写去了一封信： 然而这封信一直到1928年初才辗转到了杨开慧的手中，杨开慧收到这封信的时候，十分开心，她从家中翻箱倒柜地找到了一张地图，终于找到了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井冈山，知道了丈夫还活着，还在牵挂着她和孩子，她激动的落下了眼泪。 那时，杨开慧虽然在家乡抚养三个孩子，但是她始终没有忘记为革命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她曾多次团结家乡群众展开地下武装斗争。 1930年8月，湖南军阀何健因打不过红军，便将对红军的怨恨迁怒到了红军领导人毛主席的妻子杨开慧的身上，下令悬赏大洋千元，缉拿“毛泽东妻子杨氏”。 在这个夏天，红军曾两次攻入长沙，然而时间却十分短暂， 历史 并没有给他们夫妻团聚的机会，当时地下党组织还曾劝说杨开慧去找“毛委员”，可杨开慧却说： “润之没有让我走，我不能离开自己的岗位。” 虽然那时有群众们的帮助，但在10月14日，杨开慧回家看望母亲和三个孩子的时候，还是被军阀逮捕了。 那时，毛岸英仅有8岁，小小年纪的他看到妈妈被人拉扯着带走，直接冲到妈妈前面试图隔开这些军阀密探和杨开慧的距离，他大喊道： “你们放开我妈妈，我妈妈是好人......” 军阀密探面对毛岸英的大喊没有半点反应，而是直接把杨开慧和毛岸英一起带走了。 在狱中，何健最开始并没有对杨开慧实施暴刑，只是威逼利诱她投降，并在报纸上刊登出“与毛泽东脱离婚姻关系”的消息。 可何健终究是低估了一个共产党人不屈不挠的气节，她始终只有一句： “死不足惜，惟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 最后，何健知道自己没办法说服杨开慧，便起了杀心，决定杀了杨开慧，以此来激怒毛主席。 11月14日，杨开慧在长沙城浏阳门外的识字岭英勇就义。行刑前，法官宣布死刑的时候，让杨开慧选择“枪毙或砍头”，她选择了前者因为杨开慧并不想自己的头颅被挂在公共场合示众，这一年，杨开慧仅有29岁。 杨开慧曾说： 母亲的牺牲，给刚满8岁的小岸英心里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为此，他还在狱中大病一场。 在杨开慧去世18天后，毛岸英才被舅舅杨开智保释出来，回到了板仓，自此，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三兄弟失去了母亲杨开慧，也不知道父亲毛主席的下落，便在板仓同外婆一起生活。 外婆带着三个孩子在板仓生活也是十分困难的，家里经济并不富裕，再加上长沙白色恐怖相当严重，敌人到处抓捕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时刻威胁着毛岸英三兄弟的安全。 当时在上海地下党中央机关工作的毛主席的弟弟毛泽民得知三个孩子境况后十分不放心，他经请示党组织同意，由他亲自写信给板仓，要板仓的亲属把毛岸英三兄弟送到上海来。 就这样，外婆和舅舅杨开智悄悄将三个孩子送到了上海，为了安全起见，他们给孩子改了真实姓名，分别是：杨永福、杨永寿、杨永泰。 来到上海后，毛泽民将三个孩子送到了地下党组织主办的戈登路大同幼稚园抚养，大同幼稚园的创办人是当时在上海地下党中央机关特科工作的董健吾，他的公开身份是上海圣彼得教堂主持牧师，幼稚园主要是解决失散流落在上海的革命子弟的抚养问题。 可就在来到幼稚园没多长时间后，三弟毛岸龙就因病去世了。 1931年，不幸的事情再次发生，上海地下党组织因顾顺章的叛变遭到了严重迫害，大同幼稚园的真实身份也被暴露，无奈之下，地下党组织只得将幼稚园遣散，这导致很多革命子弟的孩子在上海开始了漂泊的生活，这让本就孤苦无依的毛岸英和毛岸青成为了孤儿。 党组织为了保证毛岸英兄弟的安全，便将他们二人安排在了董健吾的家中，并每月支付30元的生活费用。 可就在毛岸英和毛岸青过了两年相对安稳的日子后，党中央因迁往江西瑞金导致对毛岸英两兄弟的资助中断，而这时，董健吾也已经辞去了牧师的工作，没有了经济来源，更没有办法帮助毛岸英兄弟，而他的妻子也渐渐开始嫌弃两个孩子。 最后，迫于无奈，兄弟二人选择离开董健吾家中，来到上海街头漂泊，为了能够生存下来，毛岸英和毛岸青捡过垃圾、卖过报纸、推过板车，也当过小时工，可挣来的钱依旧寥寥无几，有时甚至还要被老板打骂。 可就是这样的日子，毛岸英和毛岸青一直过了5年之久，1936年在上海地下党组织和董健吾的努力寻找下，终于找到了兄弟二人，为了保证他们二人不受到敌人的迫害，在党组织的周密安排下，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二人从上海转到法国前往了苏联。 1937年，毛岸英和毛岸青正式进入莫尼诺国际儿童学院学习，他们十分珍惜既能好好学习，又不用提心吊胆生活的日子。 1938年春天的一个上午，在莫尼诺国际儿童学员宿舍里，一位老师领着一个身材高高的、30岁左右的女干部来到毛岸英、毛岸青的住处。 老师介绍道：“谢廖沙（毛岸英俄语名）、戈勒（毛岸青俄语名），你们瞧她是谁？她是专门来看你们的。” 这让毛岸英和毛岸青也觉得十分好奇，他们并没有亲人在莫斯科，怎么会有人特意来看他们呢？ 他们没有吭声，只是用审视的目光偷偷地打量着她，这位女干部看着毛岸英和毛岸青的样子，笑了笑，回头问老师： “他们就是岸英、岸青吧？！” 老师笑着指了指毛岸英，又指了指毛岸青说：“是的，他是哥哥岸英，他是弟弟岸青。” 接着，老师又同毛岸英和毛岸青说：“她是你们的贺妈妈——贺子珍，刚从中国来，到莫斯科东方大学来学习的。” 毛岸英、毛岸青自母亲杨开慧牺牲之后就失去了母爱，又有10多年没有见过父亲毛主席，更没有听过贺子珍的名字，仍是冷冰冰地打量着她。 贺子珍看了看两个孩子，又看了看他们的床铺，便把带来的水果放在了桌子上，又把他们又脏又乱的床铺给他们整理好，然后又弯下身子把床上的“杂货摊”清理好，把脏衣服卷起来，准备带回去给他们洗一下，毛岸英、毛岸青看见后，觉得很是不好意思，便跟着她清理了自己床上的杂物。 房间清理干净后，贺子珍又将拿来的水果给削好，用一种充满真诚的母爱的眼神递给了毛岸英、毛岸青。 毛岸英、毛岸青见状便主动去给贺子珍倒了一杯热茶递给她。 1937年，贺子珍因与毛主席怄气离开延安，那时的她怀有身孕，却还是只身一人前往苏联治病，在长征时，她为救受伤同志遭到了敌机轰炸，身上共留下17处伤口，还有一些弹片没有取出，而她此次前来莫斯科的主要目的，便是想把这些弹片取出来。 可在医生仔细检查过后，发现藏在贺子珍身体里的弹片，已经同她头骨、肌肉和肺叶长在了一起，已经不可能取出了，就这样，贺子珍放弃了取出弹片的想法。 来到莫斯科不久后，贺子珍就得知毛主席和杨开慧的孩子毛岸英、毛岸青也在苏联，她便主动来到莫尼诺国际儿童学院看望两个孩子。 渐渐地，毛岸英和毛岸青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他们也常常会在课余时间去贺子珍的住处看望她。 在来到莫斯科四个多月后，贺子珍生下了一个男孩子，毛岸英、毛岸青看着小弟弟，十分开心，争相抱着、亲吻着。 “贺妈妈，你看，小弟弟长得多像我爸爸呀！” 毛岸英的脑海中再次浮现出11年前爸爸的形象。 “是呀，他和你们长得也很像啊，因为他和你们是同一个爸爸呀！” 贺子珍看着三个孩子，笑着说。 自此以后，贺子珍的小房间也成了毛岸英、毛岸青的家，他们常常会来逗小弟弟玩。 贺子珍也常常会给他们讲父亲毛主席的故事、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也会讲到自己的经历。 就这样，在异国他乡，毛岸英、毛岸青又体会了母爱的温暖，也多了一份依靠。 可祸从天降，贺子珍出生不久的小宝宝突患肺炎夭折了，贺子珍悲痛欲绝，久久抱着自己的孩子不愿松手，也不让战友们把他埋葬。 同贺子珍在一起学习的贺诚等人，无论怎么劝贺子珍都无济于事，只得把孩子强行抱走，埋在了东方大学的校园里。 孩子离开后，贺子珍的情绪一度崩溃，泪流满面，两只眼睛也变得呆呆，没有了往日的神采。 毛岸英、毛岸青看着贺妈妈这个样子，十分心疼，安慰道： “贺妈妈，贺妈妈，您别难过了，您要保重身体，小弟弟不在了，还有我们呢，我们也是你的儿子呀！” 听着毛岸英、毛岸青的话，痛苦不堪的贺子珍突然停止了哭泣，将毛岸英、毛岸青一把搂进怀中，不停地叫着：“儿呀，儿呀！” 毛岸英、毛岸青也在贺子珍的怀中，轻声地喊着“妈妈，妈妈！” 在孩子夭折后没多久，毛主席再婚的消息传到了贺子珍的耳中，失去儿子的创伤还没愈合，又失去了丈夫，很快，她的精神失去了支柱，彻底崩溃了。 贺子珍常常会嘴里会念叨着：“......千错万错，错在离开他......” 毛岸英、毛岸青看着贺妈妈难过的样子，心里也十分难过，便主动为她解除精神痛苦，有时会讲故事，有时会说笑话，有时谈新闻，有时拉扯儿童院的趣事.....谈天说地，就是不谈毛主席，以防刺痛她的心。 贺子珍失去孩子的消息很快传回了国内，毛主席为解除贺子珍的痛苦，便将女儿娇娇送到了贺子珍身边。 而娇娇的到来也确实成为贺子珍生活中的一束光，可在娇娇来到苏联不久后，苏德战争爆发了，战争导致食品供应极度短缺。 当时伊万诺沃市的食物供应大量压缩，每天成人供应主食300g，少年500g，幼儿700g，每天早晨人均只有半片面包，一碗玉米粥，午餐和晚餐也只有一片面包和一盘土豆。 可这些食物连5岁的娇娇都不够吃，更何况是十八九岁的毛岸英和毛岸青的。 当时，贺子珍每天承担着织一件毛衣、三双袜子的任务，已经很是紧张了，但是 她看着每天食不果腹的毛岸英和毛岸青，还是挤出时间开荒、种胡萝卜、土豆、蔬菜，甚至还会从自己和娇娇的口粮中节省一部分，留到周末，等毛岸英、毛岸青从学校回来后食用。 每当毛岸英和毛岸青从学校回来的时候，贺子珍都会把土豆切片，煮成一锅汤，把节省下来的面片糊也煮进去。 虽然这些并不是好食品，但一家四口围坐在一起，喝着热乎乎的土豆汤，有说有笑，也甚是开心。 可惜，这个甜蜜的家庭也没有维系多久，很快就解体了。 1942年，苏德战争进入了最残酷的阶段，毛岸英主动上书斯大林要求上前线，很快就得到了斯大林的同意，就这样，在贺子珍照顾毛岸英4年后，毛岸英离开了贺妈妈，奔赴了战场。 1946年，毛岸英未来得及去和贺子珍告别，便回到了中国，回到了阔别18年之久的爸爸毛主席的身边。 而远在苏联的贺子珍身边也只剩下娇娇一人，那时毛岸青也顺利在七年制的学校毕业，考入了莫斯科东方文化大学，离开了他们的家。 毛岸英在回到毛主席身边后，仅在家里住了两天，毛主席便让他去和战士们一起吃大灶，对此，毛主席曾笑着和毛岸英解释道： “我可不想让别人说我毛泽东的孩子搞特殊啊！” 在1946年春节刚过后，毛主席又做出了一个让人觉得出乎意料的决定：让毛岸英去当农民，师从劳动英雄吴满有。 毛主席在征得毛岸英的同意后，特意嘱咐道：“你去的时候要自带行李、口粮和种子，要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除此之外，毛主席还要求毛岸英在回来时，皮肤要像农民一样黑，手上要有农民手上一样的老茧，如果学不成，就不让他回延安。 毛岸英在来到吴家枣园后，吴满有还不让他同自己的儿子上山去劳动，毛岸英却说： “我不劳动，不向你们学习，我爸是不会同意我回去的啊。” 周恩来总理在得知毛主席让毛岸英当农民的事后，对毛主席说： “主席，你是不是对岸英过于严厉了些，这孩子从小吃了太多苦了。” 毛主席笑了笑说： “谁让他是我毛泽东的儿子呢？” 毛主席自然也知道毛岸英自小吃了太多苦，又不在自己的身边，可也正是毛主席对毛岸英的严厉，也可以看出毛主席对这个儿子是寄予厚望的。 就这样，毛岸英在做到父亲毛主席提出的要求后，才离开吴家枣园，返回延安。 回到延安后，毛主席抚摸着儿子毛岸英长满老茧的手，满意的夸奖道：“这就是你‘劳动大学"的毕业证啊！” 1947年，贺子珍结束了留苏9年的生活，带着毛岸青和娇娇一同回到了中国。 回到中国后，贺子珍就再也没有见到过毛岸英，但是她也总是向身边的人询问着毛岸英的近况，在了解到毛岸英一切都好后，总是安心地笑笑。 可幸福的日子总是稍纵即逝的，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面对着即将烧到鸭绿江的战火，毛主席下令派志愿军出兵朝鲜抗美援朝，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 当毛岸英得知父亲决定派兵出征朝鲜的时候，他也主动向父亲提出要成为志愿军中的一员，毛主席在深思熟虑之后，同意了毛岸英的这一要求。 可让毛主席和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毛岸英这一次离开祖国，再也未能回来...... 在入朝一个月后，志愿军作战室就遭到了敌机轰炸，而当时毛岸英和高瑞欣刚好在作战室内，未能跑出来。 当彭德怀得知此事后，久久没能说出话来，良久后，他才哽咽着说： 1950年11月25日，毛岸英在朝鲜牺牲，为此，彭德怀亲自起草了一份不到30字的电报，这份电报花费了彭德怀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电报写道： 当这份电报被传回国内后，电报员不知道这份电报该如何处理，便交给了周总理，周总理看着这份电报良久，才缓缓说出： “先不要给主席看了，他现在身体不大好，等好些了再交给他吧。” 一直到1951年1月2日，毛主席才得知儿子毛岸英牺牲的消息，据叶子龙回忆： 毛主席的心在流血，但是他还得为中国、为人民谋生存发展之路，就这样，他依旧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当时中央考虑到毛岸英的去世，必然让毛主席备受打击，便让他前往北京附近休息一段时间。 这一休息就是两个月，那时，毛主席的作息与往常并没有什么不同，早上8点左右睡下，下午三四点起床，然后工作，偶尔他会在外面散散步，也会同工作人员闲聊、热闹一会儿，心情也要比在得知毛岸英去世的时候，好上许多。 其实， 在20世纪50年代时，毛岸英曾给贺子珍写过一封信，信是用毛笔写的，字迹与毛主席的也十分相似，在信的开头，毛岸英亲切的称贺子珍为“贺妈妈”，这就足以见得毛岸英对贺子珍的感情是极深的。 据贺子珍侄女回忆： 1990年，在毛主席去世14年后，相关部门在整理毛主席遗物的时候，发现了一些不属于毛主席本人的遗物，在经过仔细辨认后，才得知这些物件是毛岸英的，而这些东西一直也没有被任何人发现过。 可谁又知道，在毛岸英去世后，毛主席曾几次在夜晚的时候，悄悄拿出儿子的遗物，睹物思人呢？

贺子珍，原名桂圆，又名自珍；生于1909年9月28日，江西永新乡绅贺焕文长女。大革命前后入党并投身游击战争，是井冈山第一位女党员；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毕业于永新女子学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永新县委书记、中共吉安县委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1927年在参加组织永新农民武装暴动后后随其哥哥贺敏学上井冈山，在袁文才王佐的山寨躲避国民党追捕。毛泽东上井冈山后，被袁文才派到毛身边工作。1928年在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前委机关做机要和宣传工作，同年与毛泽东结婚，任中共湘赣边特委机关秘书、毛泽东的秘书，是毛泽东的第二任妻子。1929年1月随同红四军主力下山，后任机要科科长。1935年，参加长征，并在长征途中负伤，1950年被定为三级甲等残疾，但终生没有领取残疾军人抚恤金。1937年冬去苏联治病，后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48年回国，曾在沈阳财政厅任处长，1948 年在哈尔滨参加全国劳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浙江省妇联主席，10月调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工作；1959年夏，贺子珍与毛泽东在庐山最后一次相见。1979年6月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二次会议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贺子珍与毛泽东生三子三女 ，李敏是贺子珍和毛泽东惟一在世的孩子，1936年冬生于陕北保安，深受毛泽东的喜爱，取名为娇娇，现工作属总政系统，先夫孔令华。[1]因身体不好，一直在上海医治。1984年4月19日17时17分，贺子珍在上海逝世

贺子珍，原名桂圆，又名自珍,江西省永新县云山人，1909年9月生，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最可爱的妻子！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毕业于永新女子学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永新县委书记、中共吉安县委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1927年在参加组织永新农民武装暴动后，随袁文才部上井冈山。1928年在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前委机关做机要和宣传工作，同年与毛泽东结婚，任中共湘赣边特委机关秘书、毛泽东的秘书。1929年1月随同红四军主力下山，后任机要科科长。1937年冬去苏联治病,后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48年回国，曾在沈阳财政厅任处长。 1948 年在哈尔滨参加全国劳动大会。1949年秋任浙江省妇联主席，10月调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工作。1979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84年4月19 日17时17分逝世，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与毛泽东生三子三女，李敏是贺子珍和毛泽东惟一在世的孩子，1936年冬生于陕北保安，深受毛泽东的喜爱，取名为娇娇，现工作属总政系统，丈夫孔令华现在国防科工委工作。 她是叱咤风云的巾帼。她是敦厚善良的贤妻良母。她是璀璨夺目的星星。她是湮没太久而不为人知的明珠。 1935年3月里的一天傍晚，贺子珍所在的卫生部干部休养连的队伍，到达了贵州盘县的某地。正在战士们席地而坐、说说笑笑的时候，忽然传来一阵阵嗡嗡的响声，只见一架小型飞机钻过山谷。连长、指导员忙着转移几个老战士和伤员；贺子珍也当机立断，吩咐大家分散隐蔽。 飞机的隆隆声越来越响，它从云缝里钻出乌鸦似的翅膀向着红军休养连隐蔽的地方俯冲下来。一阵疯狂的机关枪扫射，紧接着投下了一枚炸弹。炸弹把高坎炸得土崩泥溅，弥漫开来的烟尘火光把贺子珍吞没了。 贺子珍没有被炸伤。她从烟尘中爬了出来，发现一个担架暴露在梯田中央，一个担架员已炸死，躺在担架上的伤病员正在呻吟着，挣扎着想从担架上爬起来。这个伤员是一位红军的师政委。 这师政委是一方面军的一员猛将。在攻打娄山关时，他身先士卒，立了功勋。在后来攻打遵义城时，他断了一条腿。贺子珍目睹这位战斗英雄生命岌岌可危，奋不顾身地朝担架冲去。她用手巾利索地包扎好他的伤口，然后把他扶在担架上躺好。就在这时，炸红了眼的敌机又一次俯冲下来……贺子珍一下子扑到伤员身上，用自己的躯体替战友做了一道掩蔽体。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过后，战士们看见贺子珍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蹒跚着跨了几步，又跌倒在地。她遍休鳞伤，鲜血从豁口里往外涌，染红了衣裳…… 贺子珍的肉体中镶嵌了十七块弹片。每到寒风凛烈的冬天，或是阴霾沉沉的晚秋，总要受到常人所没有的痛苦。为了工作，为了学习，她必须先要剜去自己身上的隐患。1937年10月，贺子珍与邓颖超结伴去西安，准备然后再去上海治疗。贺子珍匆忙间向还在"呀呀"学语的娇娇（也就是李敏）告别，眼角挂上了盈盈的泪水。 上海早已在日寇的铁蹄下蹂躏得不象样了，其它各地形势也颇紧张。要是不碰上刘英同志，贺子珍准会一筹莫展。刘英染上了肺病，要到苏联去治疗。同行的还有在战争中丢了一只胳膊的蔡树藩、断了一条腿的钟赤兵。贺子珍瞅准机会，给延安写了一封信，要求偕他们同往。 在延安的毛泽东接到子珍的信时，心怀忐忑。异国的民情，异国的语言，异国的饮食，异国的气候，她这个怀孕的弱女子能抗得住吗？在作了深思熟虑后，毛泽东作了两手准备：一方面给西安办事处拍了电报，同意在第一批赴苏联治病的行列里，添上贺子珍的名字；另方面，他又接连给有关同志通了电报，希望他们能好言劝慰贺子珍，使她放弃这次出国的打算。林伯渠、谢觉哉、王定国等同志苦口婆心，费尽心机，最终辜负了毛泽东的嘱托--没能拉住贺子珍的后腿。 1937年11月从西安动身，辗转北上，直到1938年1月，贺子珍才抵达莫斯科。

贺子珍作为毛主席的第三任妻子，陪伴毛主席走过了十年的时间。但是当长征胜利结束不久后，贺子珍却突然离开延安奔赴苏联，这次出走除了为后人留下了不少未解之谜以外，更对几十年之后的大动乱埋下了导火索。同年10月，贺子珍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当时，毛主席来到井冈山，部队进入茅坪时，袁文才领着包括贺子珍在内的农民自卫军一班头领前来迎接。因为疟疾造成的病痛，不久后，贺子珍在袁文才的安排下在茅坪村休养。此时恰好毛主席也同样在茅坪袁家附近的谢氏慎公祠后面的八角楼工作生活。11月初，贺子珍被调任前委秘书，到前委书记毛主席身边工作。两人在工作中，逐渐产生了爱慕之情。贺子珍在和毛主席的十年婚姻里，没有享受过人们常常想象的革命领导人夫人的待遇或权力。几乎都过着颠沛流离、风餐露宿的生活，还时刻可能有性命之虞。新婚之后不久，难以享受正常人所拥有的燕尔生活不说，贺子珍肩上的工作担子虽然变得更重了，但却不是她所期待的那样的工作。

4个老婆　　第一个，是在农村包办的婚姻，有名无实的。 　　第二个，是杨开慧，你知道死在监狱里了。 　　第三个，是贺子珍，离婚了 　　第四个，是江青。 有九个孩子 岸英和岸青 毛岸龙是毛泽东与杨开慧所生的三个儿子 1929年3月（长女）杨月花（原名毛金花），贺子珍在红军第二次打下龙岩时所生，后寄养在老百姓家里。1973年被找到，并确定身份。 1932年11月，贺子珍在福建长汀生下第五个孩子，取名毛岸红，小名毛毛。长征开始后，毛泽东夫妇把孩子交给毛泽覃和贺怡抚养，后毛泽覃牺牲，毛岸红下落不明。 1933年，贺子珍由于生育过密，加上当时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六子先天不足夭折了。 1935年2月下旬，贺子珍在贵州又生下一个女孩，这是毛泽东的第七个孩子，婴儿被送给当地的老乡，后下落不明。 1936年冬，毛泽东的第八个孩子在陕北保安出世，他亲自为孩子起名毛姣姣。1947年姣姣从苏联回国，在毛泽东身边上学，毛泽东给她起名为李敏。姓李，是因为毛泽东当时用李得胜的化名，单名敏，取自《论语》中的而敏于行”。 1938年10月贺子珍到达苏联莫斯科不久，又生下一个男孩。这是毛泽东的第九个孩子，这个孩子在十个月时，由于患肺炎不幸夭折。

在上海 病死的，从苏联回来后由中央安排到上海居住。1984年4月19日17时17分(75岁)在上海逝世，葬于 八宝山革命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