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itcloud
-
努尔哈赤去世时,多尔衮当时十四岁,虽然子因母贵,位居天命年间的八大贝勒,但毕竟是个少年,而当时八大贝勒中的四大贝勒都已是身经百战位高权重在后金政权中有着重要影响的政坛和军界巨人。 在多尔衮和皇太极之间,一直有着许多传闻,如多尔衮生母即努尔哈赤的大妃是被皇太极假传遗嘱害死的,皇太极的爱妃庄妃与多尔衮有染啊等等等等。所以一些人便认为皇太极和多尔衮之间的关系一定是不可调和的。有关遗嘱一事,本书在前面已有论述,这里不再重复,至于多尔衮和庄妃有染,纯粹是空穴来风,无史实为凭,无需论述。我们在这里仅就多尔衮与皇太极的关系作如下分析。 85 皇太极具有至高无尚的权威 皇太极是在众贝勒的拥戴下登上汗位的,在大金国的政治舞台上,他上演了一幕幕十分精彩的历史大戏。继位之初,果断发兵攻打朝鲜,解除了后顾之忧,并靠着从朝鲜夺得的战利品,缓解了国内经济危机。天聪三年第一次出奇兵千里征明的巨大成功,令皇太极在国中威望飙升。而后一系列的安民政策,将大金国从四面危机彻底解脱出来,并逐渐实现了南面独尊。皇太极在当时已经是一位一言九鼎至高无尚的君王。 我们看到,皇太极对待侵犯自己尊严的人从不手软,他圈禁了阿敏,削了莽古尔泰的大贝勒称号,对自己的亲生儿子豪格处治起来也是十分严厉,革去了对他有拥戴之功战功赫赫的岳讬的亲王爵位。就连代善有错时,他也毫不客气,严厉批评。别说是个小小的多尔衮了。在皇太极眼中,多尔衮不过是个颇为可爱的小弟弟而已,他哪里敢在皇上哥哥皇太极的面前胡来。 85 多尔衮是在皇太极一手培养下成长起来的 也许是因为多尔衮的确聪明,也许是多尔衮长得可人,皇太极对这个同父异母弟格外关爱。在执政的十七年中,皇太极对多尔衮十分信赖,并委以重任。天聪二年,多尔衮十六岁,他随皇太极征蒙古林丹汗的察哈尔部,表现十分英勇,皇太极在庆功宴会上特意表奖之,赐号墨尔根代青。 天聪五年,大金国始设六部,皇太极任命他掌管六部之首的吏部; 天聪九年,他奉命率岳讬、萨哈廉、豪格等人赴蒙古找寻林丹汗之子,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携玉玺归金,立下大功。再次受到皇太极的嘉奖; 天聪十年改元称帝,他被封为睿亲王; 崇德三年,他被任命为奉命大将军,率军征明,比他大十二岁的阿巴泰为副将。大军深入明朝中原腹地,纵横于河北、山西、山东,攻克城池四十余座,俘获户口二十五万,拿下了号称中原第一大镇的济南,活捉了明朝的一个亲王。清军第一次深入明朝腹地,便取得了重大胜利,动摇了明朝的统治根基,意义十分重大。多尔衮再次受到嘉奖。 皇太极对多尔衮的错误毫不留情。崇德五年,皇太极在关外战场拉开了与明军决战的序幕,将攻克锦州作为整个战略的重点。多尔衮奉命围困锦州,因围困时间太久,将士皆有思家情绪,他竟私自将大军后撤三十里,下令让各旗牛录回沈阳轮流休息。结果,锦州城中的祖大寿垂死中得以喘息,至使清军延误了破城时间。皇太极得知后勃然大怒,立即将他撤回,责其在盛京外的喇嘛寺反省,不许进城。多尔衮认识到了错误的严重,认罪道:“臣以敌兵在锦州,松山,杏山,三城皆就他处牧马。若来犯,可列番抵御。是以遣人归牧,治甲械。旧驻地草尽,臣倡议移营就牧,罪实在臣。” 皇太极痛斥道:“朕爱尔过于群子弟,赐予独厚。今违命如此,其自议之。” 多尔衮自己提出按军法当死,皇太极免其死罪,罚银一万两,夺其二牛录,革去亲王爵位,降为郡王。 皇太极见多尔衮对自己的错误有了认识,方允许他进城。但进城后不让他去衙门办公,想当面谢罪皇,皇太极也不给机会。在范文程的说情下,皇太极才勉强原谅了他。后来,多尔衮在松山大战中立了功,皇太极才又恢复了其亲王称号。 说到多尔衮,人们很自然地就会联想到庄妃,《孝庄秘史》上说他和庄妃青梅竹马。青梅竹马,应是幼年生活在一起耳鬓丝磨的光屁股娃,而事实上,他和庄妃一个在今天辽宁的抚顺新宾,一个在今天的内蒙古科尔沁,两地相距好几百里,根本搭不上边。那么庄妃和多尔衮在皇太极活着的时候,到底如没有非正常关系,答案是否定的,没有。如果真有的话,皇太极眼线众多,众目睽睽之下,还能不被发现吗?一旦露馅,多尔衮的下场肯定不会比阿敏和莽古尔泰好。庄妃也许就是第二个阿巴亥。至于皇太极死后,多尔衮和庄妃的关系有哪些变化,且存而不论,那是一段真正的历史疑案,想说也说不清楚。 应当说,多尔衮的每一步成长都是皇太极影响、培养、教育的结果,没有皇太极的真情呵护,多尔衮不可能成为大清国的栋梁。如果他敢像电视中所演的和皇太极公开对抗的话,等着他的将是高墙圈禁或更加严厉的处罚。 也许是因为多年的征战和过度的劳累,多尔衮常常患病,豪格在争位中失败后,曾私下对亲信何洛会和议政大臣扬善说:“睿亲王不是有福之人,而且一向有病,能摄政多久?你们受我之恩应为我效力,替我观察多尔衮的动静。”他还曾背地大骂多尔衮是个病夫。 多尔衮摄政其间,继承了皇太极的内外政策,在范文程、洪承畴、宁完我等几位汉臣的辅佐下,推出了一系列安民举措,很快稳定了局势,在北京开创出了崭新的局面。然而,在皇室内部,他的所作所为,实在令人难以称道,他过分专权和打击异己,为自己埋下了祸根。 有两件事,他做得实在是太过份了。 一是排挤打击济尔哈朗。在皇太极活着时,济尔哈朗是清王朝的第二号人物,顺治元年十月,他因护驾福临进京有获罪,被赐封为信义辅政叔王。然而,多尔衮很快就对他下了黑手,说他在营建府邸面积越制,擅立铜狮、龟、鹤等,竟然将与自己平起平坐的辅政王交刑部议处,罚银两千两。不久,又免去了济尔哈朗辅政王职务,不许干预朝政,辅政王的位置转到了多尔衮的弟弟多铎头上。顺治五年,多尔衮再次对济尔哈朗进行打击,他暗中操纵,济尔哈朗的几个侄子状告济尔哈朗。多尔衮借机再兴大狱,罢免了济尔哈朗亲王之职,降为一般郡王,济尔哈朗被彻底排挤出政权核心。 再一个件事情是他丧失理智地打击豪格。豪格是皇太极的长子,在皇太极驾崩后,有资格问鼎帝位,多尔衮如果是位成熟的政治家的话,就不应在执掌大权后,公开而近乎丧失理智地迫害豪格。有一次,他利用有人告发豪格的机会要处死豪格。皇帝弟弟福临急了,以绝食相威胁,豪格这才捡了一条命。后来豪格在平定张献忠战役立下大功,将横行近二十年的义军首领张献忠射杀,但班师后,多尔衮却找了个借口将豪格逮捕入狱。豪格气死在狱中后,他又将豪格的福晋霸为己有。济尔哈朗和豪格都是皇太极时期的重臣,都是旗主亲王,在朝中都相当有势力,虽然多尔衮凭借一时的权力将两个打压了下去,但是这二位和他的部众们不会甘心失败的,其他一些老臣对多尔衮的倒行逆施也都是看在眼里,怨在心中,一旦时机来了,便会联起手来将其搬倒,这一机会终于来了。 顺治七年十一月,他在围猎中因病发作,从马上摔下来,膝盖受伤,由于用药不当,导致病情恶化,一个月后死于喀喇城,年仅三十九岁。 顺治为他举办了隆重的丧礼,追封他为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可两个月后,济尔哈朗出手了,他以谋篡大位罪告发多尔衮,顺治派人审断核实,定多尔衮谋逆罪,平坟扬灰,将其兄阿济格囚禁,其亲信大多受到牵连。 多尔衮没有后人,传说他有一子一女,但都没有明确记载。他的弟弟多铎将一个男孩过继给了他,多尔衮的后人都是这个过继来的儿子留下的。多尔衮一案一直到了乾隆时才得以平反昭雪,乾隆评价他秉公持正,深明君臣大义,为史册所罕见。并提出一个观点,如果多尔衮想谋逆的话,当时他兵权在握,什么事做不成?所谓谋逆,是小人陷害。多尔衮这才得以恢复亲王称号,王位世袭,成为清代八大铁帽子王之一。 多尔衮是个有争议的人物,死后受到了严惩,开棺鞭尸,据说还将脑袋割了下来示众。但是到了乾隆这却给平了反。乾隆的平反不会毫无根据,起码向世人们传递了个信息:顺治对多尔衮的惩处过份了。那些横加在多尔衮身上的诸多罪状大都是站不住脚的。如罪状之一:多尔衮说太宗文皇帝之位原系夺立。这一条罪状份量很重。如果多尔衮真的这么说了,乾隆是绝对不会为其平反的。因为倘若皇太极是夺位,那么作为皇太极玄孙的乾隆,其帝位便失去了的合法性。以此推论,这一罪状大概是多尔衮的政敌们强加给他的。 如何评价多尔衮 多尔衮是清史上非常重要要的人物,谈到他不得不多几句。清王朝进军中原定鼎北京,发生在多尔衮执政时期,于是,许多人认为多尔衮在统一中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上功不可没,是推动历史进步的风云人物。然而仔细看这段历史会现,多尔衮的历史作用被夸大了。他的这些历史功绩际上是皇太极留下的清王朝的原班人马集体书写的,用现在的话说,叫集体智慧的结晶。多尔衮则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蠢货。 皇太极驾崩后的第九个月,明王朝土崩瓦解,多尔衮恰好处在这个历史转变的重大关头,用老百姓的话说,他捡了一个便宜,用现在话说,他赶上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在进军中原平定中原这一历史巨变中,看不到他有什么雄韬伟略,相反,两位汉臣却堪称中流砥柱,一个是范文程,一个是洪承畴。二者相比,范文程的作用更为明显。 范文程最先提出进军中原,夺取天下。崇祯上吊,李自成攻进北京,崇祯自缢的消息于四月初传到关外,当时范文程正因病在外地疗养,闻听巨变立即上书多尔衮:“今当申严纪律,秋毫勿犯,宣谕进取中原之意: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贤能,恤无告。大河以北,可传檄定也。”多尔衮采纳了他的意见。并立即召范文程回盛京,商议军机。 范文程带病出征,途中,以汉官的身份向中原百姓发出布告:“:“义师为尔复君父仇,非杀尔百姓,今所诛者惟闯贼。吏来归,复其位;民来归,复其业。师行以律,必不汝害。” 这实际上是一篇政治宣言,它向中官民表示,官来归,复其位;民来归,复其业。我们不是来杀害百姓来了,是替你们报君父之仇来了。 进入北京后,他建言多尔衮,为崇祯发丧,并废除明朝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亲自拟文严禁抢掠和滥杀。正是这些政策,渐渐得到了明朝官员和百姓的认可,十几万清军才得以在偌大的中原安定下来。 洪承畴则利用他在明军中的影响,大肆招降纳叛,分化瓦解,将大批明朝将领和士兵拉到了清政权中。 范文程和洪承畴在重大历史关头杰出表现的确可圈或点,没有这些正确的决策,清军不可在北京城扎下根,因为明朝人毕竟将他们看成是夷狄,反抗他们的态度要比反抗李自成坚定得多。 当多尔衮能够理智地接受皇极老臣们的建议时,以他为代表的清王朝统治者们则表现得相当出色。当他拒绝老臣们的建议一意孤行时,便成为一个豪无理性的民贼、屠夫。如在薙发一事上,多尔衮是个十足的混蛋。他不顾中华亿万同胞的民族情感,悍然下了剃发令。 “向来剃发之制,不即令画一,姑听其自便者,欲俟城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若不画一,终属二心,不凡为异国之人乎?此事无俟言,想天下臣民亦必自知也。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令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辨,决不轻贷。该地方文武各官,皆当严行查验,若有复为此事渎进奏章,欲将朕已定地方人民仍存明制,不随本朝制度者,杀无赦!其衣帽装束,许从容更易,悉从本朝制度,不得违异。该部行传谕京城内外,并直隶各省州县卫所城堡等处,俾文武衙门官吏师生一应军民等,一体遵行。” 这篇剃发令措词十分严厉: 1、全国各地方,一律限定一旬,即十天完成剃发; 2、不随本朝制度者,杀无赦! 3、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 4、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辨,决不轻贷。 多尔衮刚刚进入北京时,面对诺大的中华,难免有畏惧之心。在关外,只要是清军占领区,百姓必须剃发,进入北京之后,照理说应按过去的规矩办,但是他还不敢过于放肆。范文程等汉臣们看到了这一点,便上言请求剃发缓行,这正好给了多尔衮一个行善政的机会。5月24日,他摆出一副开明的架式,说:“今闻甚拂民愿”“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明令废除剃发成命。这一决定,曾令归顺的汉人们感激不已。 多铎率军平定了弘光政权,进入南京,立即宣布:“不杀人,不剃头,照常乐业”。城中百姓各自在家门上大书“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大清国皇帝万万岁”。 五月二十八,豫王多铎到南京报恩寺拈香,南京人民“观者如堵”,为了一睹清军统帅的风采甚至挤死了人。江南的汉族民众苦明久矣,他们对这次的异族占领并没有持排斥态度,当然也谈不上仇恨,相反却寄于无限希望。他们盼望着废掉三饷和多如牛毛的加派,渴望着安居乐业的祥和。 南京迎降,各地闻风响应。六月初清军入苏州,城内外民众推举代表执黄旗、线香到清军大营纳款,表示归顺。 嘉定民众对清庭委派来的接收官员“结彩于路,出城迎之”。 太仓民月亦“香花迎之”。 薙发令一下,形势立刻发生了逆转。一石击水,在江南各地掀起轩然大波,激起江南人民的强烈反抗,一场留发还是留头的血淋淋的较量在江南各地悲壮地上演。社会经济、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破坏,成千上万的无辜民众,倒在了血泊中,多尔衮是是酿成这些惨祸的罪魁祸首。 其实,他完全可以采取温和一些的手段达到剃发目的,根本不用杀人。手握生杀大权 的朝廷对百姓来说永远是强势,可通过政策上的高压、诱导、倾斜等方法缓缓行之,如政治上优待:不剃发便不许参加科举,不许当官;经济上奖励:凡剃发者可在税赋上予以优待;舆论上褒奖:对在剃发中表现积极者可适当旌表,或立牌坊,或钦赐匾额等。对极个别带头反对剃发的人施之以威,或杀或关,惩一儆百.在强大的政治势力的影响和威压下,绝大多数人们最终会选择服从,这一过程也许三年也许五年,但肯定不会持续太久。 在中国历史上也曾有异族统治过中原,但他们都没有像清王朝这样强令汉人改变风俗。相反,为了更好地实行对汉人的统治,他们学汉话,穿汉装,改汉姓,与汉人通婚,最终融入了汉民族中。比较典型的是北魏孝文帝,就是残暴的元政权也没有强迫汉人穿蒙古衣裳。而多尔衮竟这样干了,而且是在疯狂屠杀的情况下干的。现在有些满族同胞对此讳莫如深,千方百计为多尔衮辨解,其实这大可不必。多尔衮在统一中原,结束战乱,建立大一统的大清帝国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不论是对李自成,还是对南明的征讨,尽管这个过程中充满血腥,但都具备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剃发则不然了,它毫无进步意义可言,这是由于一个文化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对文化发达的汉民族的歧视和妒嫉而导至的一次野蛮行为的喧泄,是无视生命的暴君屠夫行径。它造成了生产力的空前破坏,生产力中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人,遭到了残酷的屠杀,激化了本不应激化的矛盾,社会经济再次受到了一次无端的摧残。这是多尔衮欠下历史和人民的一笔血债。不论从哪个角度审视,其滔天罪行都不可饶恕。他的这一罪行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不能解脱,千秋万代受人唾骂。 结论: 多尔衮与皇太极之间的关系在当时还是非常融洽的,在他当摄政其间,对皇太极也是十分尊重的,根不存在一些电视剧和小说中描写的那么箭拔弩张。而在平定天下方面,多尔衮只是在军事上起了一定的作用,在政治上他却是个蠢伯,险些将时局弄得不可收拾,若不是皇太极时期的政治班底及时推出了一些正确的决策,清王朝极有可能成为李自成,被明朝遗民们赶出北京,在处理内部矛盾方面,也几乎没有什么值得称道之处,他大权独揽,任人惟亲,排斥打击异己,搞得天怒人怨,身后遭到严惩是报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