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的故事~~~~~~~~~~~~~~~~~~~~~~

第五章 《史记》与《汉书》

第一节 司马迁的生平与《史记》

1、司马迁的生平与《史记》写作

司马迁（前145—前87），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在他手里完成这样一部划时代的历史著作，与当时时代和个人的经历等主客观的因素是分不开的。

首先，得益于家庭影响。他父亲司马谈向当时天文、易学、道论的专家学习过，曾写过《论六家要旨》的论文。司马迁深受这个学术空气浓厚家庭的熏陶，幼年时除参加部分劳动外，即开始学习当时的通行文字——隶书；武帝即位后，司马谈被任为太史令，举家迁居长安，他又学习“古文”（即秦以前的文字），向当时经学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向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这些知识准备对于写作《史记》十分重要。

其次，司马迁进行了大量的录访搜集阅读考订史料的工作，对社会政治事件有亲身的体会和实感。二十岁时有过一段漫游大江南北的壮举，在漫游中已开始注意寻访历史遗迹，搜集人物的传闻。例如到淮阴，搜集有关韩信的传说；到沛县、丰县一带，搜集了刘邦及曹参、萧何等人的史料；到河南开封考察了夷门监侯赢供职的地方，弄清所谓夷门即大梁（今开封）的东门等等。

漫游后仕为郎中，侍从武帝巡狩、封禅，使他接触了更多的祖国山川，目睹封建王朝的礼仪典礼，还曾参加武帝亲自带头的堵黄河决口的壮举，获得写河渠书的第一手资料。他又曾奉使西南夷，接触了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生活，对于写作《西南夷列传》无疑起了很好的作用。

当司马谈病逝后，司马迁继任太史令，此后有条件接触“金匮石室之书”，即皇家所藏的书史及档案。

第三，时代思潮的影响。武帝的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儒家重视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孔子个人就在鲁史的基础上编修了《春秋》，寓议论于史事之中。这对司马迁颇有影响，司马迁将写作《史记》与孔子作《春秋》相比。

同时，这与司马迁的要求也不无关系。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马谈随武帝封泰山，因病滞留洛阳，司马迁出使西南夷归来要向武帝述职。赶到洛阳时，见到垂危父亲，父亲谆谆嘱托要他完成自己著述史书而未能完成的事业，司马迁在父亲面前作了保证。司马迁从此把著述历史作为个人的最高理想，蒙挫受折坚持不懈。

大概在太初元年（前104）司马迁主持了改历工作以后就开始写作《史记》，这年他四十二岁。至天汉二年（前99年），他为兵败投降匈奴的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触怒汉武帝，竟被处以宫刑。此后他隐忍苟活，发愤著述，为了完成《史记》的创作而顽强奋斗，大约到太始四年（前93年）基本成书。再后的情况无史料可考，据推测可能卒于武帝末年。

2、《史记》体例

史记》是一部通史，上起黄帝下至武帝，记述了三千年的历史发展情况。它开创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体裁，全书包括十二本纪、八书、十表、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

“本纪”记帝王之事，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的政迹，一般采用编年的写法；“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人物的传记，其中还记述了国外和国内少数发展的发展历史。

3、《史记》的人民性

司马迁在写人物传记时饱蘸了感情，表现出鲜明的倾向。对于最高统治者的残忍、欺诈、虚伪等丑恶的本质，总是通过一定方式加以揭露。如刘邦是汉代的开国君主，司马迁在肯定他推翻暴秦结束楚汉战争的战乱，统一国家的业绩外，也在有关人物的传记中将刘邦身上不光彩的阴暗东西暴露无遗。如在《项羽本纪》中通过两人在斗争中的各自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刘邦与项羽的作战，没有不失败的，他显得是那样的怯懦、猥琐和无能。在《留侯世家》等传记中写了他的贪财好色，在《萧相国世家》《淮阴侯列传》里写了他的猜忌杀害功臣的残忍本性。即使本朝的皇帝他也没有讳忌，如揭露武帝信用酷吏残害人民、愚蠢地迷信神仙言士等。

对官僚集团、贵族阶级的尔虞我诈，以势相倾的种种实情，描写得入木三分。如《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写窦婴与田蚡的种种矛盾明争暗斗，揭露了这一阶级的世态炎凉和他们的阴暗心理。由于司马迁的《史记》敢于面对现实，无情地暴露统治阶级的本质，赢得了“实录”的称誉。

司马迁将人民聚众反抗放在酷吏残酷压迫的背景上来表现，承认其合理性、正义性，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阶级局限。对于我国第一次农民起义——陈涉起义，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和热情的赞颂，对于陈涉的失败，司马迁也作了较全面的总结。对于项羽为推翻暴秦作出的巨大贡献，司马迁加以讴歌，对他的暴虐和杀戮无辜则给予了批判。

司马迁肯定英雄在历史上的巨大作用的同时，也隐约认识到各行各业的优秀分子对于推动历史的促进作用。《史记》中为工商业者、医生、侠客、儒生、辩士都立了传，承认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司马迁对触犯封建阶级法律的游侠是肯定的，因为象朱家、郭解那样的游侠“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在当时成为抑制豪强拯民危难的一种社会力量。记叙统治集团中的人物，司马迁也以他们对民众的态度去衡量，李广将军获得了司马迁的赞颂，赞颂的基点就是放在他的爱兵如子上。

《史记》中写了一系列的爱国英雄，如蔺相如“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高风亮节，廉颇为了赵国利益勇于改过，都获得了司马迁的热情讴歌。这些形象到今天都还是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好教材。

4、《史记》人物描写的艺术手法

1）人物置于矛盾冲突的旋涡之中，通过他们各自的行动显示性格特征。如《项羽本纪》中“鸿门宴”一节，是消灭秦帝国后起义军中两个集团的内部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后的第一次面对面的较量。在刀光剑影中纠集着项羽集团和刘邦集团的矛盾，项羽集团内部主战、主和派的斗争，项羽是这些矛盾的结集点。从项羽对种种矛盾的处置，显示出他的幼稚、仁慈、坦率种种心理因素，而刘邦在这一场面中也显示了他的灵活、狡诈的性格特点。《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庭辩”一节，田蚡、窦婴双方的矛盾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朝中的大臣在这一矛盾冲突中每人作了表演：韩安国世故圆滑，既说窦婴对，又肯定田蚡，将矛盾上交，“唯明主裁之”；郑当时开始说窦婴有理，后又不敢坚持。笔墨不多，却勾划出官僚们的面貌。

2）司马迁也善于选取富有表现力的生活细节，揭示人物的性格及内心世界。如写石庆“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通过这一小事，石庆的谨小慎微的性格以及伴君如伴虎的心情，跃然纸上。

3）多角度地烘托突出主要人物的性格。如对信陵君的刻画，作者重点写了他亲迎侯生的面，通过侯生毫不谦让直上公子上座，侯生故意久立市中以微察公子，写市人皆观公子执辔，写公子从骑者窃骂侯生，写宾客们的惊讶，就是通过这些不同人物的不同态度，突出信陵君谦恭下士的性格特点。

4）通过人物的对话、独白，成功地显示了人物的性格和声音笑貌。如写刘邦和项羽都见过秦始皇的出行，项羽在观秦始皇渡浙江时，脱口而出说：“彼可取而代也”，显示出他的雄心勃勃，又看出他的无所顾忌、心口如一的坦率性格；而当刘邦在咸阳见到秦始皇出行场面时却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说得委婉曲折，垂涎于至尊之位的心思也揭示无遗。在《张丞相列传》中以“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将周昌口吃的样子写得惟妙惟肖。

司马迁在写人物传记时，为避免重复，经常使用“互见法”。同样一件事涉及好几个人物时，在一处详叙，在别处就略而不叙，有时以“语在某某事中”标出。这种“互见法”不仅避免了重复，对于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也有作用。如在《项羽本纪》中主要突出项羽的喑呜叱咤、气盖一世的性格特征；而与这一主要特征相矛盾的其他方面，则放在别人传记中补充叙述，既突出主导的性格特征，又免得顾此失彼，达到了性格的完整化。

史记的文学成就

《史记》是一部史学名著，又是一部文学名著。前面介绍先秦历史著作时，我们说这些历史著作中包涵着或多或少的文学因素、文学成分；而对于《史记》，这样说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史记》的写作，具有文学方面的动机，所以这一部史书本身，就兼有文学的性质。

司马迁本人，是有着浪漫的诗人气质的。从《报任安书》和《史记》中，处处可以看到他富于同情心、感情强烈而容易冲动的性格特点。他由李陵事件而遇祸，也是一场性格的悲剧。因为无论从私交还是从官职来说，他都不负有为李陵辩护的义务。西汉末的扬雄说：“子长多爱，爱奇也。”（《法言》）也是看到了司马迁浪漫的诗人气质。

《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写作的目标，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这不仅意味着总结历史、记载史实，而且也意味着通过大量历史人物（其中有许多是作者同时代的人物）的活动，形象地反映和推究人类的生存方式，人类在世界中的地位，人类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困境。这些也正是文学的根本目的。只不过《史记》作为历史著作，在虚构方面受到较多的限制。

《史记》还具有抒发情怀的目的。《报任安书》中，把《周易》、《诗经》、《离骚》等等，归结为“大抵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由此提出了“发愤著书”之说。这种说法不一定完全符合于他所列举的古人著述的实情，但完全符合于《史记》的实情。《史记》在叙述历史人物事迹的同时，处处渗透了作者自身的人生感受，内心的痛苦和郁闷，这就是我们千年之下读《史记》仍不能不为之感动的关键。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后者也正是从这一点着眼的。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史记》使用了大量的文学手段，达到了很高的文学成就。以下，我们从它的叙事艺术、人物形象塑造艺术和语言艺术三方面加以介绍。应该说明，《史记》的核心部分——本纪、世家、列传，基本上由人物传记构成，它既有很强的故事性、戏剧性，又通过这些故事来塑造人物形象。所以，所谓叙事艺术和人物形象塑造的艺术，本来是无法一分为二的。只是为了表述的方便，我们先从总体上分析《史记》叙事的方式和艺术特点，然后再分析它如何塑造人物。

在《史记》以前，中国的叙事文学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先秦历史著作中已有颇为庞大的战争场面的描写和较为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叙述，其中也包含不少生动有趣的故事，这为《史记》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先秦史家的主要兴趣，还在于首尾完整地记述历史事件，并通过这些事件来表达政治和伦理评判，其叙事态度主要是史学性的。司马迁则除了记述历史事件以外，具有更强烈的要努力再现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场景和人物活动的意识；除了政治和伦理评判以外，具有更强烈的从多方面反映人类生活的意识。所以他的叙事态度，有很明显的文学性。

《史记》的叙事方式，基本上是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司马迁作为叙述者，几乎完全站在事件之外，只是在最后的“论赞”部分，才作为评论者直接登场，表示自己的看法。这种方式，为自如地展开叙述和设置场景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但是，所谓客观叙述，并不是不包含作者的立场和倾向，只是不显露出来而已。通过历史事件的展开，通过不同人物在其历史活动中的对比，实际也体现了叙述者的感情倾向。这就是前人所说的“寓褒贬于叙事之中”。这种含而不露的褒贬，是经由文学的感染来传达的。

为了再现历史上的场景和人物活动，《史记》很多传记，是用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故事构成的。如信陵君的传是由亲迎侯生、窃符救赵、从博徒卖浆者流游等故事构成的；廉颇和蔺相如的传是由完璧归赵、渑池会、负荆请罪等故事构成的；孙武的传主体是吴宫教战的故事；孙膑的传包含教田忌赌马、马陵道破杀庞涓等故事……。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不胜枚举。众多大大小小的故事，构成了《史记》文学性的基础。虽然先秦历史著作中也包含有故事成分，但同《史记》相比，不但数量少得多，而且除了《战国策》中少数几个故事，也显得简陋得多。以后的历史著作，也不再有《史记》那样的情况①，这是《史记》在中国众多的史籍中特别具有文学魅力的原因之一。

①这里也有史学和文学逐渐分离的必然因素。

《史记》的故事，又有不少是富于戏剧性的。司马迁似乎很喜欢在逼真的场景、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展开他的故事，由书中人物自己直接行动以表现自己，使读者几乎忘记了叙述者的存在。如《李将军列传》中的一个场景：

（李广）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

这像是一个很好的戏剧小品。另外，像著名的“鸿门宴”故事，简直是一场高潮迭起、扣人心弦的独幕剧。人物的出场、退场，神情、动作、对话，乃至坐位的朝向，都交代得一清二楚。这段故事不需要花多少力气，就可以改写成真正的戏剧作品在舞台上演出。这一类戏剧性的故事，具有很多优点：一则具有逼真的文学表现效果；二则避免了冗长松缓的叙述，具有紧张性，由此产生文学所需要的激活力；三则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最容易展示人物的性格。

《史记》以“实录”著称，这是指司马迁具有严肃的史学态度，不虚饰、不隐讳。但他的笔下那些栩栩如生的故事，不可能完全是真实的。为了追求生动逼真的艺术效果，追求对于读者的感染力，他运用了很多传说性的材料，也必然在细节方面进行虚构。这是典型的文学叙述方法。

另外，《史记》所创造的“互见法”，也同时具有史学与文学两方面的意义。所谓“互见法”，即是将一个人的事迹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其本传为主；或将同一件事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一个地方的叙述为主。司马迁运用此法、不仅是为了避免重复。为了使每一篇传记都有审美意味上的统一性，使传主的形象具有艺术上的完整性，就必须在每一篇传记中只写人物的主要特征和主要经历，而为了使整部《史记》又具有史学意义上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就必须在其他地方补写出人物的次要特征和次要经历。这是人物互见法的意义。因为《史记》是以人物为本位的，往往需要在许多人的传记中涉及同一件事，为了避免重复而又能把事件叙述清楚，司马迁就在不同的传记中从不同的角度叙述同一件事，这样就既突出了每个人在这事件中的作用，又不致给人以重复之感。这是事件互见法的意义。通过人物和事件的互见法，司马迁使《史记》既有了史学的可信性，又有了文学的可读性。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过去的著作也已有所积累。在《左传》中，可以看到若干有一定个性的人物形象；到了《战国策》，人物的描写更为细致，性格也更为鲜明。但由于它们以历史事件为本位，人物的描写只是片断地散见于叙事之中，缺乏完整性。另外，像《晏子春秋》专写一人之事，也很值得注意。不过，它也只是把晏子的许多故事结集在一起，相互之间没有内在的联系。总之，在汉代以前，还没有出现完整的人物传记，人物形象的刻画，总的说来也还比较简略。《史记》在这样的基础上，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把中国文学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提高到一个划时代的新高度。

从总体上说，《史记》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具有数量众多、类型丰富、个性较鲜明三大特点。它以大量的个人传记组合成一部宏伟的历史，其中写得比较成功、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如项羽、刘邦、张良、韩信、李斯、屈原、孙武、荆轲等等，就有近百个。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这些人物来自社会的各种阶层，从事各不相同的活动，经历了不同的人生命运。从帝王到平民，有成功者有失败者，有刚烈的英雄，有无耻的小人，共同组成了一条丰富多采的人物画廊。这些人物又各有较鲜明的个性。不同身份、不同经历的人物固然是相互区别的，身份和经历相似的人物，也并不相互混淆。张良、陈平同为刘邦手下的智谋之士，一则洁身自好，一则不修细节；武帝任用的酷吏，有贪污的也有清廉的……。凡此种种，在给予我们历史知识的同时，又给予我们丰富的人生体验。

对各种历史人物，司马迁亦有偏爱。那就是“好奇”，就是喜爱非凡的、具有旺盛生命力与出众才华的人物。那些奋起草莽而王天下的起义者，那些看上去怯懦无能而胸怀大志的英雄，那些不居权位而声震人主的侠士，那些胆识过人、无往不胜的将帅，那些血溅五步的刺客，那些运筹帷幄、智谋百出的文弱书生，乃至富可敌国的寡妇，敢于同情人私奔的漂亮女子……，这些非凡的人物，构成《史记》中最精彩最重要的部分。因此《史记》洋溢着浪漫的情调，充满传奇色彩。尤其将秦汉历史剧变之际人物的传记合起来作为一个单独的部分来读，真是像一部英雄史诗。

在描写人物一生的过程中，司马迁特别注重表现人物命运的巨大变化，如写那些建功立业的大人物，常写他们在卑贱时如何受人轻视的情形；而写那些不得善终的大人物，又常写他们在得志时是如何地不可一世的情形。前者如刘邦、韩信、苏秦，后者如项羽、李斯、田横。又在这变化过程中，充分暴露出当时人的诸如势利、报复心之类普遍的弱点。如刘邦微贱时嫂子不给他饭吃，父亲也不喜欢他，成功之后刘邦不肯忘记把他们嘲弄一番；李广免职时受到霸陵尉的轻蔑，复职后他就借故杀了霸陵尉；韩安国得罪下狱，小小狱卒对他作威作福，他东山再起后，特地把狱卒召来，旧事重提……。这些命运变化和恩怨相报的故事，最能够表现人与环境、地位的关系，揭示出人性的复杂性。

司马迁非常清楚地知道：迎合社会、迎合世俗的人，往往得到幸福；反之，则容易遭遇不幸。他常常用比较的方法，表现他的这种看法。如《苏秦列传》写才能杰出的苏秦被人刺死，他的平庸的弟弟苏代、苏厉却得享天年；《平津侯主父偃列传》写主父偃锋芒毕露而遭到灭族，公孙弘深衷厚貌却安享富贵尊荣……。但司马迁绝不赞美平庸、苟且、委琐的人生。《史记》中写得最为壮丽动人的，是英雄人物的悲剧命运。《项羽本纪》写项羽最后失败自杀，竟用了一二千字，作为历史记载，可以说毫无必要；作为文学作品，却有一种淋漓酣畅的效果。项羽在可以逃脱的机会中，因无颜见江东父老，拔剑向颈；李广并无必死之罪，只因不愿以久经征战的余生受辱于刀笔吏，横刀自刎；屈原为了崇高的理想抱石沉江……。在这种反复出现的悲剧场面中，司马迁表现了崇高的人对命运的强烈的抗争。他告诉人们：即使命运是不可战胜的，人的意志也同样是不可屈服的。我们从中看到汉武帝时代的文化中那种壮烈的人生精神，为之感叹再三。

对于《史记》所描写的人物，人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们面目活现，神情毕露，如日本近代学者斋滕正谦所说：“读一部《史记》，如直接当时人，亲睹其事，亲闻其语，使人乍喜乍愕，乍惧乍泣，不能自止。”（《史记会注考证》引《拙堂文话》）这种艺术效果是如何形成的呢？

首先，《史记》注意并善于描写人物的外貌和神情，使得人物形象具有可视性。如写张良“状貌如妇人好女”，李广“为人长，猿臂”，蔡泽“易鼻、巨肩、魋颜、蹙齃、膝挛”等等，虽然比较简单，却各有特征。而且司马迁很少单纯地描写人物外貌，而总是同人物的性格有某种或隐或显的联系，所以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譬如读过张良的传，我们很难忘记他的“如妇人好女”的相貌。神情的描写则比比皆是。《廉颇蔺相如列传》写蔺相如使秦，秦王欲强夺和氏璧，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击柱”，“张目叱之，左右皆靡”，“怒发上冲冠”，好像可以亲眼看到一样。

生活细节的描写，是文学作品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性格、展现其内心世界的基本手段。这在一般历史著作中出现很少，在《史记》中却相当多。《李斯列传》一开始就是这样一段：

（李斯）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臂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

单纯从史学角度来看，这种细琐小事是毫无价值的。但从文学角度来看，却是非常具体而深刻地揭示了李斯的性格特征、人生追求。又如张汤儿时劾鼠如老吏，刘邦微时的豪放无赖，陈平为乡人分割祭肉想到宰割天下等等，都是由细琐的事件呈现人物的性格，避免抽象的人物评述。自然，在这种描写中，难免有传说和虚构的成分。

对话往往最能活生生地体现人物的生活经历、文化修养、社会地位，也为《史记》所注重，有许多优秀的例子。刘邦、项羽微时见秦始皇巡游的威仪，各说了一句不甘于自己地位的表白。刘邦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是也！”多有羡慕；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则更多仇恨与野心，可以看出他们当时不同的处境。韩安国下狱为狱卒所辱，他以“死灰岂不复然”威胁狱卒，狱卒大言不惭地说：“然即溺（尿）之！”活现出小人物在可以欺凌大人物时不顾一切的粗野和痛快。《陈涉世家》写陈胜称王后，旧日种田时的伙伴见了他的宫殿，惊叹说“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用了乡间的土语，表现说话人的质朴鲁莽，也是非常生动逼真的。

前已提及，戏剧性的场景，也是展示人物性格的绝好手段。因为在尖锐的矛盾冲突的焦点上，各种人物都依据自己的利益立场、处世习惯、智慧和能力、与他人的关系，紧张地活动着，既各显本色，又彼此对照，个性能够表现得格外鲜明。如在“鸿门宴”一节，我们可以那样清楚地看到刘邦的圆滑柔韧，张良的机智沉着，项羽的坦直粗率，樊哙的忠诚勇猛，项伯的老实迂腐，范增的果断急躁。同样的例子，还有荆轲刺秦、钜鹿之战、窦婴宴田豳等等。司马迁是喜欢把人物放在这样的场景中来表现的。

总的说来，司马迁描绘人物形象，主要是在具体的行动中，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在人物的命运变化中，在不同人物之间的对比中完成的；由于司马迁对各种人物都有深刻的观察，对人的天性及其在不同环境、地位上的变化有深刻的体验，这些人物形象才能如此活跃而富有生气地浮现在我们面前。

《史记》的语言艺术，也历来受到人们的推崇，被尊为典范，代表了骈文出现以前所谓“古文”的最高成就。

从战国诸子的文章、纵横家的游说之辞，到汉代一些代表性作家如邹阳、枚乘、贾谊等人的散文，可以看到铺张排比被作为一种普遍的手段。司马迁在吸取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抛弃了铺张排比，形成淳朴简洁、疏宕从容、变化多端、通俗流畅的散文风格。《史记》中极少用骈俪句法，文句看起来似乎是不太经意的，偶尔甚至有些语病，却很有韵致、很有生气。因为司马迁在叙述中始终是倾注情感的，根据不同的场面，出于不同的心情，语调有时短截急促，有时疏缓从容，有时沉重，有时轻快，有时幽默，有时庄肃，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司马迁对古代语言和现实生活中的语言都有很高的修养，并且善于把两者融合成统一的整体。他引用古代史料，都经过适当处理。对最古老的、同当时语言已经差距很大的《尚书》，是彻底的译写；对《左传》、《国语》，有很多的改动；对同当时语言最接近的《战国策》，则主要是作剪裁功夫，有时也大段抄录。《史记》基本上属于书面语，但同当时的口语距离并不很远。书中还广泛引用了许多民谚民谣，如《李将军列传》中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形容李广不善言辞而深得他人敬重，既富于概括性，又富于生活气息。此外，前面说到《史记》写人物对话，常使用日常生活中的口语，也增加了语言的生气。后人把《史记》的文章作为一种典范来学习，但不少人忽略了《史记》语言的主要特色，就在于它充满情感、富于生气

荆柯刺杀秦王

百发百中

一次，魏文侯召见外臣李克讨论治国安邦之道，文侯对李克道：“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魏国尚不够强大，想要设置国相帮我治理国家，用魏成子或翟璜，此二人你看如何？”李克答：“只要考察一下他们过去的举止表现就可以确定了。看其平时喜欢亲近哪些人；富裕时能给予别人什么；显贵时能举荐什么人；处于逆境时干什么事；贫困时不要什么。从这五个方面进行审察，心中就有数了。”魏文侯听后高兴地说：“听了你的话，选谁为国相之事，可以确定了。” 李克告别文侯后，来到翟璜家里，翟璜问：“听说国君召见先生去选荐国相，最后选定谁做国相？”李克答：“魏成子。”翟璜愤然变色说：“我有哪一点不如魏成子？西河太守，为我所推荐；君王为邺城之事忧愁，我又荐举了西门豹前往治理；国君要讨伐中山国，是我举荐了乐羊子而取胜；攻克中山之后，无人守卫，是我举荐了先生您去任职；世子缺少老师，也是我推荐了屈侯鲋。你说，哪一点我不如魏成子？”李克听后义正辞严地反问：“当初把我推荐给国君，你难道不是为结党营私以求做大官吗？你怎能与魏成子相比呢？魏成子虽享有俸禄千种，但9/10用于为国招贤，1/10用于个人生活。他从东方招来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皆属天下奇才，君尊为师，向他们学习治国之道；而你所推荐的五个人，君王只是当臣来用。由此可见，你怎能与魏成子相比呢？”翟璜听了李克一席话，猛然醒悟，他恭敬地向李克行了两个跪拜大礼说：“翟璜实在是无知，刚才说了不少错话，愿向您学习。”

破釜沉舟

秦朝末年，秦军大将章邯攻打赵国。赵军退守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并被秦军重重包围。楚怀王于是封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副将率军救援赵国。 宋义引兵至安阳(今山东曹县东南)后，接连46天按兵不动，对此项羽十分不満，于是要求进军决战，解困赵国。但宋义却希望秦赵两军交战后待秦军力竭之后才进攻。 但此时军中粮草缺乏士卒困顿，而宋义仍旧饮酒自顾，项羽见此忍无可忍，进营帐杀了宋义，并声称他叛国反楚。于是将士们则拥项羽为上将军。项羽杀宋义的事，威震楚国，名闻诸侯。 随后，他率所有军队悉数渡黄河前去营救赵国以解巨鹿之围。项羽在全军渡黄河之后他下令把所有的船只凿沉，打破烧饭用的锅，烧掉自己的营房，只带三天干粮，以此表决一死战，没有一点后退的打算。 正是这样已无退路的大军到了巨鹿外围，并包围了秦军和截断秦军外联的通道。楚军战士以一当十，杀伐声惊天动地。经过九次的激战，楚军最终大破秦军。而前来增援的其他各路诸侯却都因胆怯，不敢近前。楚军的骁勇善战大大提高了项羽的声威。以至战胜后，项羽于辕门接见各路诸侯时，各诸侯皆不敢正眼眼看项羽。 后来，“皆沉船，破釜甑”演化为成语“破釜沉舟”，以比喻拚死一战，决心很大。

“卧薪尝胆”是我国家喻户晓的典故。说的是春秋时期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打败后，力图雪耻，激励自己，在屋内悬一苦胆出人、坐卧都要尝尝，使不忘受辱之苦。睡觉时不用床铺和被褥，睡在木柴上面，使不忘亡国之痛。经过这样多年的磨砺，终于使越国强盛起来，打败了吴国。 但是，卧薪尝胆的典故始于何时？据有关吴越史料的书籍，战国时期的《左传》中“定公”和“哀公”篇中，有越王勾践和昊王夫差的详细记载，而没有勾践卧薪尝胆之记录。另一战国时的著作《国语》中，也无勾践卧薪尝胆之说。 至东汉期间，《越绝书》和《吴越春秋》著作中，只有在“勾践归国外传”中，有勾践“悬胆于户，出人尝之，不绝于口”之句，而无“卧薪”之说。 “卧薪尝胆”作为成语，最早见于北宋大文豪苏轼所著的《拟孙权答曹操书》游戏性的书信体裁文中，设想孙权在三国鼎立之时，曾经“卧薪尝胆”，但这与勾践毫无关系。到了南宋，吕祖谦在《左氏传记》书中，曾有吴王夫差“坐薪尝胆”，但只是“坐薪”，不是“卧薪”，只是“夫差”，不是“勾践”。到了明代，张博在《春秋列国论》书中，也是“夫差即位，卧薪尝胆”，虽有“卧薪尝胆”，但亦是指夫差。后来，在真德秀的《戊辰四月上殿奏扎》，和黄震的《古今记要》、《黄氏日抄》两书中，才开始有勾践“卧薪尝胆”之说。明末，梁辰鱼所著《浣沙记》剧本中，将勾践“卧薪尝胆”作为传奇，加以渲染。冯梦龙也在《东周列国志》中多次讲到勾践“卧薪尝胆”之事。清初，吴乘权编的《纲鉴易知录》，亦有“勾践反国，乃苦身焦思，卧薪尝胆”之句。从此，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之故事，就愈传愈广，成为我国的成语典故了。

回答者：赛博翰林 - 举人 四级 4-7 14:11

荆柯刺杀秦王

百发百中

一次，魏文侯召见外臣李克讨论治国安邦之道，文侯对李克道：“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魏国尚不够强大，想要设置国相帮我治理国家，用魏成子或翟璜，此二人你看如何？”李克答：“只要考察一下他们过去的举止表现就可以确定了。看其平时喜欢亲近哪些人；富裕时能给予别人什么；显贵时能举荐什么人；处于逆境时干什么事；贫困时不要什么。从这五个方面进行审察，心中就有数了。”魏文侯听后高兴地说：“听了你的话，选谁为国相之事，可以确定了。” 李克告别文侯后，来到翟璜家里，翟璜问：“听说国君召见先生去选荐国相，最后选定谁做国相？”李克答：“魏成子。”翟璜愤然变色说：“我有哪一点不如魏成子？西河太守，为我所推荐；君王为邺城之事忧愁，我又荐举了西门豹前往治理；国君要讨伐中山国，是我举荐了乐羊子而取胜；攻克中山之后，无人守卫，是我举荐了先生您去任职；世子缺少老师，也是我推荐了屈侯鲋。你说，哪一点我不如魏成子？”李克听后义正辞严地反问：“当初把我推荐给国君，你难道不是为结党营私以求做大官吗？你怎能与魏成子相比呢？魏成子虽享有俸禄千种，但9/10用于为国招贤，1/10用于个人生活。他从东方招来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皆属天下奇才，君尊为师，向他们学习治国之道；而你所推荐的五个人，君王只是当臣来用。由此可见，你怎能与魏成子相比呢？”翟璜听了李克一席话，猛然醒悟，他恭敬地向李克行了两个跪拜大礼说：“翟璜实在是无知，刚才说了不少错话，愿向您学习。”

破釜沉舟

秦朝末年，秦军大将章邯攻打赵国。赵军退守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并被秦军重重包围。楚怀王于是封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副将率军救援赵国。 宋义引兵至安阳(今山东曹县东南)后，接连46天按兵不动，对此项羽十分不満，于是要求进军决战，解困赵国。但宋义却希望秦赵两军交战后待秦军力竭之后才进攻。 但此时军中粮草缺乏士卒困顿，而宋义仍旧饮酒自顾，项羽见此忍无可忍，进营帐杀了宋义，并声称他叛国反楚。于是将士们则拥项羽为上将军。项羽杀宋义的事，威震楚国，名闻诸侯。 随后，他率所有军队悉数渡黄河前去营救赵国以解巨鹿之围。项羽在全军渡黄河之后他下令把所有的船只凿沉，打破烧饭用的锅，烧掉自己的营房，只带三天干粮，以此表决一死战，没有一点后退的打算。 正是这样已无退路的大军到了巨鹿外围，并包围了秦军和截断秦军外联的通道。楚军战士以一当十，杀伐声惊天动地。经过九次的激战，楚军最终大破秦军。而前来增援的其他各路诸侯却都因胆怯，不敢近前。楚军的骁勇善战大大提高了项羽的声威。以至战胜后，项羽于辕门接见各路诸侯时，各诸侯皆不敢正眼眼看项羽。 后来，“皆沉船，破釜甑”演化为成语“破釜沉舟”，以比喻拚死一战，决心很大。

“卧薪尝胆”是我国家喻户晓的典故。说的是春秋时期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打败后，力图雪耻，激励自己，在屋内悬一苦胆出人、坐卧都要尝尝，使不忘受辱之苦。睡觉时不用床铺和被褥，睡在木柴上面，使不忘亡国之痛。经过这样多年的磨砺，终于使越国强盛起来，打败了吴国。 但是，卧薪尝胆的典故始于何时？据有关吴越史料的书籍，战国时期的《左传》中“定公”和“哀公”篇中，有越王勾践和昊王夫差的详细记载，而没有勾践卧薪尝胆之记录。另一战国时的著作《国语》中，也无勾践卧薪尝胆之说。 至东汉期间，《越绝书》和《吴越春秋》著作中，只有在“勾践归国外传”中，有勾践“悬胆于户，出人尝之，不绝于口”之句，而无“卧薪”之说。 “卧薪尝胆”作为成语，最早见于北宋大文豪苏轼所著的《拟孙权答曹操书》游戏性的书信体裁文中，设想孙权在三国鼎立之时，曾经“卧薪尝胆”，但这与勾践毫无关系。到了南宋，吕祖谦在《左氏传记》书中，曾有吴王夫差“坐薪尝胆”，但只是“坐薪”，不是“卧薪”，只是“夫差”，不是“勾践”。到了明代，张博在《春秋列国论》书中，也是“夫差即位，卧薪尝胆”，虽有“卧薪尝胆”，但亦是指夫差。后来，在真德秀的《戊辰四月上殿奏扎》，和黄震的《古今记要》、《黄氏日抄》两书中，才开始有勾践“卧薪尝胆”之说。明末，梁辰鱼所著《浣沙记》剧本中，将勾践“卧薪尝胆”作为传奇，加以渲染。冯梦龙也在《东周列国志》中多次讲到勾践“卧薪尝胆”之事。清初，吴乘权编的《纲鉴易知录》，亦有“勾践反国，乃苦身焦思，卧薪尝胆”之句。从此，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之故事，就愈传愈广，成为我国的成语典故了。

坐井观天

一只青蛙坐在井里，一只小鸟飞来，落在井沿上。

青蛙问小鸟：“你从哪儿飞来呀？”

小鸟回答说：“我从远处飞来。我在天空中飞了一百多里，口渴了，下来找点水喝。”

青蛙说：“朋友，别说大话了！天不过井口那么大，还用飞那么远吗？”

小鸟说：“你弄错了，天无边无际，大得很哪！”

青蛙笑了，说：“朋友，我天天坐在井里，一抬头就看见天。我不会弄错的。”

小鸟也笑了，说：“朋友，你是弄错了。不相信，你跳出井口来看一看吧。”

这个“坐井观天”的成语故事家喻户晓，通常用来比喻某人的见识有限，眼光短浅；但是我认为这则故事在强调现在人们应该开阔思维、眼界放开的同时，却忽视了其他值得关注的因素和信息，当我们再对这则成语故事分析后，会有更深刻和实际的启示。

破釜沉舟

秦朝末年，秦军大将章邯攻打赵国。赵军退守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并被秦军重重包围。楚怀王于是封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副将率军救援赵国。 宋义引兵至安阳(今山东曹县东南)后，接连46天按兵不动，对此项羽十分不満，于是要求进军决战，解困赵国。但宋义却希望秦赵两军交战后待秦军力竭之后才进攻。 但此时军中粮草缺乏士卒困顿，而宋义仍旧饮酒自顾，项羽见此忍无可忍，进营帐杀了宋义，并声称他叛国反楚。于是将士们则拥项羽为上将军。项羽杀宋义的事，威震楚国，名闻诸侯。 随后，他率所有军队悉数渡黄河前去营救赵国以解巨鹿之围。项羽在全军渡黄河之后他下令把所有的船只凿沉，打破烧饭用的锅，烧掉自己的营房，只带三天干粮，以此表决一死战，没有一点后退的打算。 正是这样已无退路的大军到了巨鹿外围，并包围了秦军和截断秦军外联的通道。楚军战士以一当十，杀伐声惊天动地。经过九次的激战，楚军最终大破秦军。而前来增援的其他各路诸侯却都因胆怯，不敢近前。楚军的骁勇善战大大提高了项羽的声威。以至战胜后，项羽于辕门接见各路诸侯时，各诸侯皆不敢正眼眼看项羽。 后来，“皆沉船，破釜甑”演化为成语“破釜沉舟”，以比喻拚死一战，决心很大。

“卧薪尝胆”是我国家喻户晓的典故。说的是春秋时期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打败后，力图雪耻，激励自己，在屋内悬一苦胆出人、坐卧都要尝尝，使不忘受辱之苦。睡觉时不用床铺和被褥，睡在木柴上面，使不忘亡国之痛。经过这样多年的磨砺，终于使越国强盛起来，打败了吴国。 但是，卧薪尝胆的典故始于何时？据有关吴越史料的书籍，战国时期的《左传》中“定公”和“哀公”篇中，有越王勾践和昊王夫差的详细记载，而没有勾践卧薪尝胆之记录。另一战国时的著作《国语》中，也无勾践卧薪尝胆之说。 至东汉期间，《越绝书》和《吴越春秋》著作中，只有在“勾践归国外传”中，有勾践“悬胆于户，出人尝之，不绝于口”之句，而无“卧薪”之说。 “卧薪尝胆”作为成语，最早见于北宋大文豪苏轼所著的《拟孙权答曹操书》游戏性的书信体裁文中，设想孙权在三国鼎立之时，曾经“卧薪尝胆”，但这与勾践毫无关系。到了南宋，吕祖谦在《左氏传记》书中，曾有吴王夫差“坐薪尝胆”，但只是“坐薪”，不是“卧薪”，只是“夫差”，不是“勾践”。到了明代，张博在《春秋列国论》书中，也是“夫差即位，卧薪尝胆”，虽有“卧薪尝胆”，但亦是指夫差。后来，在真德秀的《戊辰四月上殿奏扎》，和黄震的《古今记要》、《黄氏日抄》两书中，才开始有勾践“卧薪尝胆”之说。明末，梁辰鱼所著《浣沙记》剧本中，将勾践“卧薪尝胆”作为传奇，加以渲染。冯梦龙也在《东周列国志》中多次讲到勾践“卧薪尝胆”之事。清初，吴乘权编的《纲鉴易知录》，亦有“勾践反国，乃苦身焦思，卧薪尝胆”之句。从此，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之故事，就愈传愈广，成为我国的成语典故了。

负荆请罪

“负荆请罪”这则成语的荆是落叶丛生灌木，高四五尺，茎坚硬，可作杖。背着荆杖，表示服罪，向当事人请罪。形容主动向人认错、道歉，自请严厉责罚。

这个成语来源于《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廉颇闻之，肉袒负荆，因宾客至蔺相如门谢罪，曰：“鄙贱之人，不知将军宽之至此也！”卒相与欢，为刎颈之交。

战国时代，赵惠文王因蔺相如办外交有功，拜蔺相如为上卿，官位在廉颇大将之上。廉颇因此心中不快，觉得自己功劳卓著，很不服气，扬言要当面侮辱蔺相如。相如知道后，不愿意和廉颇争位次先后，便处处留意，避让廉颇，上朝时假称有病，以便回避。 有一次，蔺相如乘车外出，远远望见廉颇的车子迎面而来，急忙叫手下人把车赶到小巷里避开。相如手下的人便以为相如害怕廉颇，非常气愤。蔺相如对他们解释说；“秦国这样强大，我都不怕，廉将军又有什么可怕呢？所以我想，强横的秦国今天之所以不敢对我们赵国轻易用兵，只是因为赵国有我和廉将军两人。如果我和廉将军两人不能和睦相处，互相攻击，像老虎一样相斗，结果必定有一虎受伤，秦国就会趁机侵略赵国。我所以对廉将军避让，是因为我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头，不计较私人的怨恨。”

蔺相如这番话，使他手下的人极为感动。相如手下的人也学习蔺相如的样子，对廉颇手下的人处处谦让。 此事传到了廉颇的耳中，廉颇为相如如此宽大的胸怀深深感动，更觉得自已十分惭愧。于是脱掉上衣，在背上绑了一根荆杖，请人领到相如家请罪，并沉痛地说；“我是个粗陋浅薄之人，真想不到将军对我如此宽容。”

蔺相如见廉颇态度真诚，便亲自解下他背上的荆杖，请他坐下，两人坦诚畅叙，从此誓同生死，成为至交。

鸿门宴

秦末，刘邦与项羽各自攻打秦王朝的部队，刘邦先破咸阳（秦始皇的都城），但刘邦兵力不及项羽，项羽大怒，派当阳君击关，项羽入咸阳后，到达戏西，而刘邦则在霸上驻军。刘邦的左司马曹无伤派人在项羽面前说刘邦打算在关中称王，项羽听后更加愤怒，下令次日一早让兵士饱餐一顿，击败刘邦的军队。一场恶战在即。刘邦从项羽的季父项伯口中得知此事后，大吃一惊，刘邦两手恭恭敬敬地给项伯捧上一杯酒，祝项伯身体健康长寿，并约为亲家，刘邦的感情拉拢，说服了项伯，项伯答应为之在项羽面前说情，并让刘邦次日前来谢项羽。

鸿门宴上，虽不乏美酒佳肴，但却暗藏杀机，项羽的亚父范增，一直主张杀掉刘邦，在酒宴上，一再示意项羽发令，但项羽却犹豫不决，默然不应。范增召项庄舞剑为酒宴助兴，趁机杀掉刘邦，项伯为保护刘邦，也拨剑起舞，掩护了刘邦，在危急关头，刘邦部下樊哙带剑拥盾闯入军门，怒目直视项羽，项羽见此人气度不凡，只好问来者为何人，当得知为刘邦的参乘时，即命赐酒，樊哙立而饮之，项羽命赐猪腿后，又问能再饮酒吗，樊哙说，臣死且不避，一杯酒还有什么值得推辞的。樊哙还乘机说了一通刘邦的好话，项羽无言以对，刘邦乘机一走了之。刘邦部下张良入门为刘邦推脱，说刘邦不胜饮酒，无法前来道别，现向大王献上白壁一双，并向大将军（亚父范增）献上玉斗一双，请收下。不知深浅的项羽收下了白壁，气得范增却拨剑将玉斗撞碎。

后人将鸿门宴喻指暗藏杀机。

太长了

西汉的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