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余的话

瞿秋白：多余“知者，谓心忧；不知者，谓何求。” 何必说。――代序话既然是多余的，又何必说。已经是走到了生命的尽期，余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份来算，甚至不能按星期来算了。就是有话，也是可说可不说的了。但是，不幸卷入了“历史的纠葛”――直到现在，外间好些人还以为是怎样怎样的。不怕人家责备、归罪，倒怕人家“钦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样子，不要以为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主义的。所以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而且，因为“历史的误会”，十五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正因为勉强，所以也永远做不好，手里做着这个，心里想着那个。在当时是形格势禁，没有余暇和可能说一说自己的心思，而且时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现在已经完全被解除了武装，被拉出了队伍，只剩得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已的冲动和需要。说一说内心，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布尔什维克所讨厌的小资产阶级知识者的自分析的脾气，不能够不发作了。虽然明知道这里所写的，未必能够到得读者手里，也未必有出版的价值，但是，还是写一写罢。人往往喜欢谈天，有时候不管听的人是谁，能够乱谈几句，心上也就痛快了。何况是在绝灭的前夜，这是最后“谈天”的机会。（一九三五。五。一七于汀州狱中）《多余》一书没有一句批评主义和组织，但其强烈的“自谴责”却渲染出内部斗争失败者的悲沉意绪。他没有一句否定革命和斗争，但坚决不作烈士状，对自己是否为叛徒不无犹豫的语气，确实暗示了对斗争哲学的深刻厌倦。瞿秋白（1899-1935），号熊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散文作家，文学评论家。生于江苏常州，1917年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1919年加入了李大钊、张嵩年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35年就义于福建长汀中山公园。临就义之时，他独坐八角亭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酒喝到一半，瞿秋白说：“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酒喝完，他缓步走出中山公园，手执香烟，神色自若，自己找了块空地面北盘足坐下，回头看了看行刑者说：“此地甚好。”从容就义。瞿秋白的杂文锐利而有才气。俄语水平更是当时数一数二的。他翻译了许多俄语文学、政治著作，是第一个把《国际歌》翻译成中文的人。瞿秋白与鲁迅有着很深的交往。瞿秋自被捕后鲁迅曾想方设法委托人营救。瞿就义后，鲁迅叹息良久，说过“瞿若不死，译这种书（指《死魂灵》）是极相宜的，即此一端，即是判杀人者为罪大恶极”，并带病编校了瞿的遗著《海上述林》。另著有《赤都心史》、《饿乡纪程》等。

瞿秋白（1899-1935），号熊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散文作家，文学评论家。生于江苏常州，1917年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1919年加入了李大钊、张嵩年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35年就义于福建长汀中山公园。临就义之时，他独坐八角亭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酒喝到一半，瞿秋白说：“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酒喝完，他缓步走出中山公园，手执香烟，神色自若，自己找了块空地面北盘足坐下，回头看了看行刑者说：“此地甚好。”从容就义。瞿秋白的杂文锐利而有才气．俄语水平更是当时数一数二的。他翻译了许多俄语文学、政治著作，是第一个把《国际歌》翻译成中文的人。瞿秋白与鲁迅有着很深的交往。瞿秋自被捕后鲁迅曾想方设法委托人营救。瞿就义后，鲁迅叹息良久，说过“瞿若不死，译这种书（指《死魂灵》）是极相宜的，即此一端，即是判杀人者为罪大恶极”，并带病编校了瞿的遗著《海上述林》。另著有《赤都心史》、《饿乡纪程》等。《多余的话》肯定是革命进行曲的不和谐音。但消极的自责包含着积极的主张：软弱的绅士和脱离实际的文人要参加政治斗争，非得来一番脱胎换骨不可，“软心肠”的人是从事不了血流如水、积尸为山的革命斗争的。一书没有一句批评主义和组织，但其强烈的“自我谴责”却渲染出内部斗争失败者的悲沉意绪。他没有一句否定革命和斗争，但坚决不作烈士状，对自己是否为叛徒不无犹豫的语气，确实暗示了对斗争哲学的深刻厌倦。

5月9日 “多余的话”读后 导师看瞿秋白“多余的话”很有感触，让我们每人写一篇读后感交上去，看完写完后，我自己也很有感触，把交给导师的稿子随便发了上来，也没有修改。 ：：：：：：：：：：：：：：：：：：：：：：：：：：：：：：：：：：：：：：：：：：：：：： 因为对中国近代史不是特别了解，所以不太清楚瞿秋白的生平，看这篇文章的时候一直都以为这只是一篇写得过早的遗书，没想到看完后上网一查，居然他真的在十几天之后就被处死了，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心情瞬间就沉重起来。 虽然知道瞿秋白是中共早期的重要人物，但对于这个人，除了约莫在鲁迅的文章中看到过名字，居然可以算是无知的，他隐没在了中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风云变幻之中，不过是大背景上一个模糊的影子而已，看到这篇文章才了解到空洞的名字之后丰富真实的灵魂。 首先觉得这种文章，对人生有过一些思考的人死前都可能有写的冲动。对于他的不少挣扎和惶惑，都心有戚戚焉。当然，这不是说我现在就有他那个年龄和阅历才能具有的对人生的体悟，我相信再过十年读此文，我会有不同或者是更深的认识。但仍然不能否认现在的我虽然生活经历很平淡，见识也少，却也会有那样摇摆不定的思绪，和被别人划定形象后的心有不甘和无奈。看到瞿秋白的自述，真像是有一支笔贴切地写出了自己心中所想，讨厌争论却又常常陷入争论，追求平凡却有时被误认为不凡，但是绝不是说如果有成绩，都是漫不经心地做出来的，绝不是说平顺的人生都是老天爷的格外恩宠，当然也和所有人一样在努力奋斗——“因为青年精力比较旺盛的时候，一点游戏和做事的兴总会有的。即时不是你自己的事，当你把他做好的时候，你也感觉到一时的愉快。譬如你有点小聪明，你会摆好几幅‘七巧版图"或者‘益智图"，你当时一定觉得痛快，正象在中学校的时候，你算出几个代数难题似的，虽然你并不预备做数学家。”做得好的事情并不是自己的兴趣，可能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烦恼。 但是历史实际造就的瞿秋白的形象，生活实际造就的我们每个人的形象，真的是周围人对自己的误读吗？抑或，瞿秋白和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设定，才是对自己的误读？有时候和别人说自己在读历史，听者总是说自己对历史很感兴趣，于是开玩笑说不学历史的人都喜欢历史。对于文艺啊诗歌啊那些东西，可能也是不学的人都喜欢，毕竟一个人灵魂稍微完整一点，总是需要一些超越性的精神生活的。可是兴趣真的变成职业，灵魂自由飞翔的场所变成出卖自己换得生活所需的必然要求，恐怕带来的依然是痛苦和分裂。而像瞿秋白，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讨厌的真的是自己讨厌的那个东西，比如政治，比如工作，比如环境，还是讨厌要为生活所束缚、灵魂不自由这件事本身？我们所讨厌的是否正是充实生活的必要部分，我们所追求的是否注定因为追求不到才具有永恒的美感？ 以上所说的这些矛盾思想和彷徨，正如瞿秋白所说，还是和生活境遇有关。当然像瞿秋白那样母亲穷到自杀仍要长衫仆妇的境界，一般人难以达到，但绅士阶层较为宽松的生活条件下养成了对“体面”的要求，和仍为生存所苦的人所追求的丰衣足食是有矛盾的，这矛盾到今天都存在。姑且放下人与人之间生活条件的差别有没有一种社会制度能弥合这一点不说，在已经产生差别的情况下，瞿秋白那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幻想经过共同革命经历和学习之后，这个差别就能消失，绅士阶层就能一心革命没有犹疑，小资生活习惯就能抛却脑后踏实生活，似乎显然是不可能的，瞿秋白对体内二元人格相互斗争所感到的痛苦，尤其是感到了不革命不上进的那部分绅士人格的强大力量后，对自己所做的反省，可能除了自苦自扰也是无济于事的。 瞿秋白笔下“文人”的形象，正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舒适生活条件的基础之上吧，做什么都只是为了做什么本身，而不是为了别的目的，因此才会说：“‘文人"和书生大致没有任何一种具体的知识。他样样都懂得一点，其实样样都是外行。要他开口议论一些‘国家大事"，在不太复杂和具体的时侯，他也许会。但是，叫他修理一辆汽车，或者配一剂药方，办一个合作社，买一批货物，或者清理一本帐目，再不然，叫他办好一个学校……总之，无论哪一件具体而切实的事情 ，他都会觉得没有把握的。”——他只愿意知道雅典自由人会的哪些东西，自觉地拒绝奴隶们所应具备的职业知识。或许有学识的人不愿意为了生存而委屈自己是一种跨越时代的通识，Liberal Education呼应了“君子不器”，我们也理解了瞿秋白。但是可能君子中也有两种人，一种可以为终极目标、伟大理想之器，首先他们相信终极目标、伟大理想，其次他们愿意为之受“磨练”；但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他所说的文人，“他往往连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做的是什么”——不器是因为生活没有任何一种目的，只追求为着生活本身的生活——“我愿意到随便一个小市镇去当一个教员，并不是为着发展什麽教育，只不过求得一口饱饭罢了。在余的时候，读读自己所爱读的书、文艺、小说、诗词、歌曲之类，这不是很逍遥的吗？” 这样看来，瞿秋白的痛苦也超越了那个时代，是一个完整而丰富的人所永远要有的痛苦，他在那个时代的信条中挣扎着、怀疑着、逃避着，难道只是因为恰恰生活在那个时代流行着那种信条吗？难道不是在叩问生活终极目标的路上终无所获因而产生的惶惑吗？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我也常常想，一辈子相信一个错误的东西但却获得了心灵的平静，和在大脑中扫清了所有错误的信仰却漂泊无依，除了知道没有真理这条真理以外什么都不能相信什么都必须怀疑，因而总是在寻找，总是寻不到，这两种生活状态究竟哪种更好呢？或许卓越的人之所以卓越，普通人之所以普通，正是因为卓越的人宁愿痛苦也不愿屈服于平静但错误的观念而要永远孤独地寻觅，而普通的人宁愿抱着有裂缝的碎梦不愿醒过来。就这点而言，我怀疑瞿秋白真的到一个小乡镇教书过他想过的生活，他是否会快乐。 最后，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阴暗面吧，不是因为人心虚伪故而隐忍不言，而是自己都没有勇气去面对和审视，换成我，也或许临死前才有勇气去剖白自己。但是，如果瞿秋白当日不在十几天之后真的获得了永远的伟大的休息，这些文字还会留下来吗？

　话既然是多余的，又何必说呢？已经是走到了生命的尽期，余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份来算，甚至不能按星期来算了。就是有话，也是可说可 不说的了。 　　但是，不幸我卷入了“历史的纠葛”——直到现在，外间好些人还以为我是怎样怎样的。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主义的。所以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 　　而且，因为“历史的误会”，我十五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正因为勉强，所以也永远做不好，手里做着这个，心里想着那个。在当时是形格势禁，没有余暇和可能说一说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时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现在我已经完全被解除了武装，被拉出了队伍，只剩得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已的冲动和需要。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布尔什维克所讨厌的小资产阶级知识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气，不能够不发作了。 　　虽然我明知道这里所写的，未必能够到得读者手里，也未必有出版的价值，但是，我还是写一写罢。人往往喜欢谈天，有时候不管听的人是谁，能够乱谈几句，心上也就痛快了。何况我是在绝灭的前夜，这是我最后“谈天”的机会呢！ 　　（一九三五·五·一七于汀州狱中）